基于风险视角的信任

基于风险视角的信任（精选9篇）

基于风险视角的信任 篇1

1 信任的概念:不确定性

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指向未来, 人类寻求的目标的结果在时间上总是要晚于所采用的方法。在行为和结果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时间间隔。世界在行动之初与结果之时已然发生了变化。

个体不仅可以设法预测外部世界的某些因素将独立于个体的行动而发生, 而且可以预测作为对个体所做的事情的反应, 将作为个体行动的结果而发生。这种预测有各种不同的把握程度。当个体实际上可以确信未来时, 很显然不需要信任。但在很多其它场合, 个体只能预测某种程度的可能性——即概率。根据定义, 概率允许某种不确定的结果产生, 有可能个体的预测不被证实。

概率使信任探讨变得有意义。总而言之, 学者们一致认为信任与可能性密不可分, 对信任的理解需要建立在可能性的基础上 (Deutsch, 1960a;Kee&Knox, 1970) 。因为信任某人并不意味着绝对相信, 而需要判断 (信任接受者的) “未来表现”与 (信任发出者) “预期一致”这种可能性的大小。当个体说信任某人或某人值得信任时, 隐含的意思是对方将采取的行动对个体是有益的 (或至少是无害的) , 个体很有可能会和他合作。

2 风险

风险可广泛地用来指称各种威胁、意外或危险。但它也应用于某种限定的威胁。在具体的意义上, 风险在很多方面与信任类似。首先, 它是指向未来的。风险是未来世界不受欢迎的、危险的状态。第二, 风险意味着未来世界发生有害情况的某种不确定性。最后, 风险包含主动的承诺。

在经济学和心理学领域, 风险是指一种可能性, 即可预测的不确定性 (Fischhoff, 1985;Luhmann, 1993) 。可预测的不确定性作为风险的核心概念, 暗含于大多数的信任定义, 如恐惧、可预测、信心、未来的期望等 (Das&Teng, 2004) 。

3 基于风险视角的信任

Das&Teng (2004) 在分析已有定义的基础上, 对各种信任定义以三种结构解释进行分组:作为一种感知的信任 (主观信任) ;作为主观信任的前因 (信任倾向) ;源自主观信任的行动 (行为信任) 。

3.1 主观信任与风险感知

信任某人并不意味着 (在任何环境做任何任务都) 百分百相信那个人。主观信任涉及 (对方表现与预期) 概率的评估。例如, 当一个人认为她信任一个 (即将要给她做手术) 医生, 通常会有成功的几率。高水平的主观信任只是说明关于对方满足期望的表现主观知觉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在经济学和心理学领域, 风险历来被称为是的概率。另外, 风险知觉通常定义为不利结果的概率, 因为共同的用法通常是指有下降趋势的差异。简言之, 主观信任评价委托者是否表现出预期的行动的概率。风险知觉评估没有预期结果概率。因而, 主观信任和风险知觉类似互相的镜像。

信任可以看做风险的一个子集, 因为信任也是概率。Williamson认为因为信任在经济交易中是可以计算的。将这种逻辑延伸到个体信任, 主观信任和风险知觉代表事实上基本构造相同的概率计算。在本质上, 两者都是处理人对想要得到的东西的概率评估, 但是却有非常不同的心理取向, 如:积极和消极的精神状态。因而, 低信任的感知可能暗示了一种高风险的感知, 反之亦然。

3.2 行为信任和冒险

行为的信任是主观信任的具体化, 即主观信任某人的行为结果, 换句话说, 行为信任是打算去信任某人, 并且采取一定形式让受托人去做有把握的任务, 去信任就是在信托人没有监控时, 信托人信赖受托人能够按照预期行动。

例如:对同一个人来说, 借给别人一元还是一万元代表了种种不同水平的弱点。在定义中, 弱点是指不利结果或潜在损失的严重。因而, 主观信任一个人的程度和行为信任一个人的程度是差异显著的。正如前文提到的, 不确定性和不利结果是风险概念的关键特征。因而, 行为的信任也是和风险紧密相关的, Mayer等人也宣称“行为信任是风险的伪装”。

4 讨论和结论

本文从全面综合的视角来探究基于风险的信任。已有关于信任的文献中, 风险的观点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但是却是不系统且模糊的。本文发展了且整合了各个观点到信任与风险的框架中。

文献回顾表明, 信任实际上涉及三种不同概念——预期, 预期导致的行为结果, 人格及情景特征导致的预期。为了避免混淆, 本文用三个明确的名称代表这些有三种概念化组成的信任——主观信任、行为信任和信任前因。同时指出了信任和风险各种关系的本质区别。

第一, 在主观信任水平上辨析。主观信任和风险感知代表了对同一事件可能的结果的评价。显著的差异在于, 主观信任用正面积极地眼光描述评价, 即想要的结果出现的可能性;风险感知描述情境带有不安的色彩, 即害怕的结果出现的可能性。事实上, 他们是彼此的镜像, 显然是从两种不同的 (对希望和利害关系的) 角度, 来评价相同的情境。

第二, 提出了关于信任和行为信任之间关系的解释。一些早期研究倾向于假设主观信任引起了行为信任, 但是都没有给出对于过程的解释。本文基于风险的角度给出了全面的解释。因为行为信任是冒险行为, 主观信任与行为信任本身是和风险感知及冒险同等价值的, 是可以被替代的。

为了将此和信任连接起来, 就可以解释为:信任表示了低水平的风险感知, 这就让其主观上更加愿意去冒险, 然后授予信任。另外, 这些命题能够有效地连接主观信任、风险感知和冒险行为。我们论证了信任可以更好的用风险镜像来理解, 对于以后信任研究是非常有益的。

摘要：在当今充满偶然性、不确定性及全球化条件下, 信任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急迫的核心问题。本文对已有的信任的概念进行归纳和分类, 并对其运行机制从风险的视角加以澄清和说明。

关键词：信任,风险,主观信任,信任行为

参考文献

[1]李劲松, 王重鸣.风险偏好类型与风险判断模式的实验分析[J].人类工效学, 1998, 3.

[2]王重鸣, 邓靖松.信任形成过程的映像理论观点[J].应用心理学, 2005, 1.

[3]乐国安, 韩振华.信任的心理学研究与展望[J].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35, 1～5.

[4]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研究, 2005, 2, 1～12.

[5]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 2005, 2, 113～115.

[6]王重鸣, 邓靖松.信任形成过程的映像理论观点[J].应用心理学, 2005, 11, 3～7.

[7]谢晓非, 郑蕊, 蔡鹏.风险情境对大学生冒险倾向的影响[J].科学技术与工程, 2002, 2, 68～71.

[8]张维迎, 柯荣住.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经济研究, 2002, 10, 59～70.

基于风险视角的信任 篇2

关键词：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会计控制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推进， 已经逐渐打开了各个行业的贸易壁垒和地方保护，我国的企业与全球的各行业企业在竞争在同一个平台上，“企业的风险和危机治理”等一系列企业管理概念已近在眼前。企业调整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应对策略是许多个方面的，但其中要做的第一条就是建立健全风险内部会计控制管理体系。

一、 以风险管理为视角的会计控制含义及研究现状

对于企业而言，其面对的风险来自自身的经营运作、经济市场的环境、信用贷款的管制与政府法律的制定等等。 [1] 企业风险管理架构包括了内部运作的环境，制定的战略发展目标采取控制的业务活动，针对风险的评价与估计，面临风险所作出的反应，监督控制，内外部信息交流。

内部会计控制这个概念来源于“牵制”的思想，以前是牵制的账目核对与岗位分离，现在发展成包含机构设置、岗位分工、人员条件、业务标准、职务分离、处理程序与内部审计等等各个要素的内部会计控制周全的体系。企业的会计控制，不但要涉及预防会计舞弊，而且要防止出现另外的管理方面的漏洞。它的具体方法是设计机构、业务分开、分工人员、责任与权利相匹配等实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互相协调，它的因素除开会计系统，另有控制活动。企业会计控制即为经营管理者架构的管理体系，设立在管理的基础之上。

自2004年以来，COSO委员会把内部控制框架当作基础，在《企业风险管理： 整合框架》之后，又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显示了风险管理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就是内部控制，留下了这样的问题： 基于风险管理视角——企业内部的会计控制框架应该如何来完善，现阶段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以风险管理为视角的企业会计控制系统的研究可以归纳为这样两个种类，其中一是站在宏观视角来构造风险相关的控制体系，把风险管理控制体系划分为几个小的方面，包括风险评析，风险的管理控制以及风险的认识和辨别。另外还有便是具体情况必须具体解决，对于典型的机构、典型的领域实施风险严控。企业会计控制的理论事实上与现实社会内部控制的发展息息相关， 自“内部会计牵制”论发展到“内部会计控制系统论”。再发展成“会计管理与控制”论，然后进而到“内部会计控制框架论”，终就扩展成为“内部控制因素论”， 到如今的21世纪已经达到了最顶峰——即“内部会计控制的风险管理论”。

二、 以风险管理为视角的会计控制的问题

（一）风险管理意识薄弱

现在来看，国内许多企业仍旧对于风险的全面管理的认识不足。企业高层管理者的不拥有足够强的风险意识并且缺乏应该有的风险管理理念，但是企业的普通员工却以为风险管理仅仅只是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责任，同时与自己也是无关的。所以当今的企业大都面临风险管理十分薄弱，且缺乏行之有效的风险识别、计划、应对机制，另外还有企业抗风险能力比较低下。当然，究其根源其实还是企业文化中风险管理意识不足造成的经营环境的不合理。还有其他重要因素，例如：市场竞争与政策的制定，这些作为企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同时影响着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实行

（二）缺乏有效的基于风险管理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首先，许多企业至今为止仍旧在日常财务工作中使用财务制度取代会计控制制度，仅仅限制它的开支范围与标准，虽然它只能规定财政资金使用的流向，并不能实际解决企业资金安全的问题。其次，企业的会计控制制度不够合理。有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够规范；有的只把执行了业务规章就看成是巩固了会计控制，会计控制制度的制定不完备；甚者只有出现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才开始行动力求挽救，并没有建立完备的自我防范约束制度。侧重于事后控制却忽略了对于实体物资的实时监控，不看重员工的个人的素质的培养。[2]

（三）对内部会计控制施行不够力度

我国企业普遍存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执行不力的问题，一方面，企业的财务人员认识会计控制制度的程度普遍存在偏差，忽视了会计的职能与作用，单纯地把会计控制仅仅归纳进入各项制度规章。同时，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这个属性就决定了它的组织行为都是围绕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进行的，每当经济利益追求和会计控制制度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很可能避开制度办事。一方面，会计控制制度的考核体系不完善。有部分企业甚者尚没有完备的控制绩效的考核体系，即便有的企业已经建立了的相应的考核体系，而大多数都缺乏广度与深度，但没有把内部会计控制的考核结论归纳到企业员工的业绩考平行之中。其次，企业审计的不够权威，且带有主观色彩。

三、如何使以风险管理为视角的会计控制产生作用

（一）先行会计控制再逐步开展风险管理

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属于内部控制中的一项，它包含了业务的控制，对于风险的分析及经营环境。这些内部会计控制要素纵贯经营活动的始终。前提是以企业已经存在的经营环境为基石，针对企业管理活动有可能存在的潜在危险。例如对企业整体的业务流程风险方面实施评估，用来确定相对应的风险控制措施与应对策略，展开适当的会计控制活动。还要增加应有的交流信息渠道与流程，有针对性的收集经营业务关联的会计与外部信息，并进行加工和整理。不延误而且准确地通知给企业内部会计控制有关系的所有部门和人员，进行专门的监控来提升控制措施实现的效率，以便实现以风险管理为视角的控制的目标。

（二）释放风险管理对于内部会计控制的积极作用

风险管理构成有：风险辨认，衡量，评析及监控等，且经由执行规划，实施，调控，采用多项合理的管理方式作为业务活动的成功的保障。首先合理地建立会计控制与合理地建立风险管理战略应是并驾齐驱的。先全面地对有关信息实行收集、整理以及加工，然后架设完备的风险管理系统。经过科学的定量和定性综合方式的运用，解析找出或许会致使业务营运每个步骤中产生风险的源头健全风险管理系统并关注风险。将有关风险管理的方法与理论认真钻研，发挥其对优化配置有限资源的积极指引作用，以达到成功实现经营的目标。

（三）执行内部会计控制从而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

第一，建立富有风险管理理念的文化氛围，创建企业发展需要的健康环境。管理控制的过程里，使各个员工都应该树立随处可在风险的意识，懂得自身的责任肩负着企业发展的意义深远。第二，企业应有很强的会计控制风险责任意识。对于风险的辨别是起点，各种潜在的或者正在面临的风险都需要人负责任地辨认出来。找到风险的根源，才能对症下药，免除后患。第三，应促使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得到不断地优化并足够充分地利用它。内部会计控制的规章实际上就是遵循企业的操作流程与管理机制建立起来，相对应的职能的责任是遵守会计控制的章程。有关人员有义务严于律己，按章办事，确保企业的经营能够达到预想的效果。正因如此保证了企业战略发展的计划严格执行，提高了业务运行的效率。（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吕向阳.企业风险管理与内部审计[J].中国石化，2006，（06）

[2]张倩，基于风险管理的企业内部控制研究.经济师2010年第9期

[3]赵晓萌，基于风险管理会计系统的研究，经济师2010第七期

[4]财务主管的角色—战略、领导、价值和风险/[英] 特瑞.卡洛尔著；张明、杜鹃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12

[5][美]卡伦.A.霍契 著，孙庆红 译.财务风险管理最佳实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11

基于风险视角的信任 篇3

关键词：风险认知,农产品品牌,品牌信任,购买意愿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1.农产品风险认知

Slovic (1987) 认为,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对风险的直觉判断, 是一种主观的认知评估。[1]当人们面临各种可能遭遇的食品安全风险时, 会通过一种主观的认知评估, 采取不同的问题认知来解释风险并做出各种决策。风险, 是现实与发生的可能性之间的差异, 是人类活动或事件导致威胁人类价值的后果的可能性。[2]它暗含的威胁严重性, 取决于人类活动或事件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 风险是一个分析的概念。

Slovic等学者利用因子分析方法, 对食品安全风险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 提炼出决定风险认知的三个主要因子, 即风险的恐惧感、熟悉性和风险威胁范围。[3]恐惧感与人们的控制感、害怕、致命后果和对后代的高威胁有关。有些风险虽然发生的概率较低, 但是由于其致命后果导致人们的恐惧感极大;熟悉性可能与无法用感官侦测、个体风险知识有关, 也可能与新的风险有关;风险威胁范围是风险可能影响到的范围, 或者暴露风险的程度。

2.品牌信任

Dick与Basu认为, 品牌信任是消费者品牌认知的结果。[4]Delgado-Ballester等学者则把品牌信任明确地定义为, 消费者在面临风险的情况下, 对品牌可靠性和倾向性有信心的期望。[5]从这些定义中可以发现, 只有在风险条件下, 才存在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或不信任。因此, 如何管理消费者的风险认知, 对于提高消费者的农产品品牌信任水平起着关键作用。一般而言, 消费者对产品风险的熟悉度会影响消费者的品牌信任, 产品风险越熟悉, 消费者的品牌信任度就越高。于是提出:假设1:消费者对农产品品牌的风险认知水平越高, 对农产品品牌的信任度就越低。

3.风险认知下的农产品购买行为

Frewer和Sparks (1994) 的实证研究发现, 人们感知到的风险越高, 采取购买健康食品的购买行为就越强。[6]国内的一项研究认为, 风险认知对消费者的决策有重要的影响, 将会使消费者推迟、更改决策。[7]另一方面, 品牌信任会影响消费者的品牌选择。一项研究表明, 品牌信任会通过影响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风险认知, 来影响对农产品品牌的购买意愿。[8]由于知名品牌具有抵抗外来风险的能力, 因此, 知名品牌即使出现了危机, 消费者对其信任度仍然较高。因此提出:

假设2:农产品风险认知水平越高, 消费者对农产品品牌的购买意愿就越低。

假设3:品牌信任在风险认知与农产品品牌购买意愿中起调节作用。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择与调查对象密切相关的赣南脐橙品牌作为农产品品牌的研究对象。虚拟出该脐橙品牌由于农药残留超标而引发食品安全风险, 进而影响消费者的品牌信任与购买行为。在变量测量上, 根据Sparks等学者的研究量表, 风险认知变量有熟悉感、严重感、不可控制感三个构面。品牌信任测量采用袁登华等学者的研究量表, [9]购买行为意愿变量采用夏晓平等学者的研究量表;[10]在数据采集上, 以问卷调查搜集资料, 采取便利抽样, 在江西赣州进行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400份, 回收有效问卷为281份, 有效回收率为70.25%。量表的信度统计结果表明, 风险认知变量的信度为0.821, 品牌信任变量的信度为0.875, 购买行为变量的信度为0.742, 满足统计要求。

数据分析

针对农产品风险认知与因变量农产品品牌信任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数据显示 (见下表) , 决定系数R2为0.216 (F=80.524, p=0.000<0.01) 。说明风险认知与品牌信任之间具有非常明显的线性关系, 风险认知与品牌信任呈极显著的负相关 (β=-0.448, p=0.000<0.01) 。这说明农产品安全风险认知水平越高, 消费者对该农产品品牌的信任度就越低。因此, 研究假设1得到证实。

对农产品风险认知与因变量购买意愿进行线性回归, 结果表明 (见上表) , 回归方程具有极显著的线性关系 (R2=0.615, F=120.613, p=0.000<0.01) 。标准化的系数为-0.762 (p=0.000<0.01) , 说明风险认知与购买意愿呈负相关。消费者对农产品安全风险认知水平越高, 越不会购买该农产品品牌。因此, 研究假设2成立。

为了检视农产品品牌信任在风险认知与购买意愿中是否起调节作用, 通过4个回归方程来检验 (见下图) 。在第一个回归方程中, 把风险认知作为自变量, 品牌信任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发现回归方程显著 (β=-0.448, p<0.01) ;在第二个回归方程中, 把风险认知作为自变量, 购买意愿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发现回归方差显著 (β=-0.762, p<0.01) ;第三个回归方程中, 把品牌信任作为自变量, 购买意愿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发现回归方差显著 (β=0.529, p<0.01) ;最后, 把风险认知、品牌信任一起作为自变量, 购买意愿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 回归方程中, 风险认知变量不再显著 (β=-0.107, p=0.073>0.05) 。这说明品牌信任在风险认知与农产品品牌购买意愿中起着完全调节效应。假设3成立。

结论与启示

1.结论

农产品风险认知与农产品品牌信任呈负相关。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风险认知水平越高, 对该农产品品牌的信任就越低。农产品风险认知与农产品品牌购买意愿也呈负相关。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风险认知水平越高, 对该农产品品牌的购买意愿就越低。品牌信任在风险认知与购买意愿之间起着调节作用。说明品牌信任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消费者的风险认知水平而购买农产品品牌, 可明显降低消费者对农产品品牌安全的担忧。

2.启示

由于消费者的农产品安全风险认知对品牌信任和购买意愿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因此农产品品牌经营者与管理者应在品牌管理体系中, 建立产品质量控制系统与风险管理机制, 引导和管理消费者的农产品风险认知与评价, 避免农产品安全风险事件。同时, 还应加强品牌信任的建设与提升工作, 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品牌的信任度, 塑造农产品品牌在消费者中的良好形象。

参考文献

[1]Slovic.P.Perceptions of risk[J].Science, 1987, 236 (17) :280-285.

[2]And reas Klinke and Ortwin Renn.A new approac h to risk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risk-based, precaution-based, and discourse-based strategies[J].Risk Analysis, 2002, 22 (6) :1071-1094.

[3]Slovic.P., Fisehhoff, &Liehtenstein, S.Rating the risks[J].Environment, 1979, 21 (3) :14-20.

[4]Dick, A.S.&Basu, K.Customer loyalty:toward an integrated conceptual framework[J].Journal of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1994, 22 (2) :99-113.

[5]Elena Delgado-Ballester, Jose Luis.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brand trust scal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ket Research, 2003, 45 (1) :35-54.

[6]Sparks, P., &Shepherd.R.Public perceptions of the potential hazards associated with food production and food consumption:an empirical study.risk analysis, 1994, 14 (5) :8-799.

[7]钟一舰, 张菱珊, 李潇楠.知觉风险与消费决策关系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J].社会心理科学, 2012 (27) :274-279.

[8]Kim, Seok Eun and Kim, Kon Joong:A Study on Livestock Products Brand Loyal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J].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2009, 51 (5) :433-440,

[9]袁登华, 罗嗣明, 李游.品牌信任结构及其测量研究[J].心理学探新, 2007 (1) :81-86.

基于风险视角的信任 篇4

摘要：近年来，我国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出年增长率远超卫生总费用和GDP的增长速度。增长一方面是由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医疗技术进步等客观原因造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道德风险。道德风险导致的社会医疗保险费用上涨是在一定的市场基础和制度环境下，医疗服务供需双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必然结果。道德风险导致的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出增加，加重了政府和民众的经济负担、降低了保障水平，不利于社会医疗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需要针对需方和供方的道德风险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进行控制，并加强政府投入，使医疗服务事业向公益性回归。

关键词：道德风险；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控制

一、 问题提出

随着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医疗技术进步等原因，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出的增加在所难免。这种增加是合理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已有的研究证明，在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下，由于医疗服务市场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医疗服务有被过度供给和过度消费的内在动力。Arrow（1963）提出，在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存在的前提下，人们有过度消费医疗服务的动机。Evans（l974）指出，在医疗服务市场具有信息优势的医生（医疗服务供给方），为了个人利益会对患者（医疗服务需求方）进行诱导需求。这些由于道德风险带来的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出的增加是对医保资源的浪费。据李玲（2014）测算，在“十二五”期间，道德风险将额外耗费我国医疗系统约2 000亿人民币。因此，控制因道德风险导致的我国社会医疗保险费用增长，对促进社会医疗保险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 我国医疗服务市场道德风险的发生机制

在本文看来，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是基于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和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特定的制度环境产生的。

1. 道德风险发生的市场基础。社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市场基础具体包括医疗服务的特殊性、信息不对称、需求缺乏弹性等。医疗服务市场的特点决定了医疗服务市场与传统意义上的竞争性市场有很大区别。

第一，医疗服务本身的特殊性。医疗服务是医疗机构提供的、满足人们医疗保健需要的、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同一般商品一样，医疗服务具有稀缺性特点，因而可以成为具有价格机制的私人产品。但是医疗服务又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其和一般商品、服务区别开来。特殊性具体包括：第一，外部性。良好的医疗服务有助于提高社会整体的健康水平，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第二，不可选择性。消费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完全出于自身的生理原因，医疗服务也只能在消费者患病时给其带来效用。第三，不可逆转性。医疗服务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同时进行，消费者在进行医疗服务消费时不能选择退换货。第四，不确定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治疗方案与结果的不确定性，二是医疗服务的预期与满意度具有主观不确定性。

第二，信息不对称。本文所指的医疗服务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医生、患者、保险机构三方的信息不对称。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医疗服务市场中，医生具有信息优势，患者对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治疗数量等均存在信息盲区，因此只能被动接受。医生、患者、保险机构三方的信息不对称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保险机构与医生信息不对称。医疗服务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对保险机构来说就如同一个黑箱，输入的是患者数量，输出的是医疗费用，保险机构无法对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另一方面，保险机构与患者信息不对称。对于每一个患者（被保险人）来说，保险机构对其健康状况的了解只能凭借历史指标和数据进行推算，如果患者故意隐藏或篡改私人信息，保险机构难以判断。除此之外，如果医生和患者出于共同的利益进行合谋，如多开药、开贵药、做不必要的检查，甚至骗保，保险机构难以进行有效监督。

第三，医疗服务的需求缺乏弹性。首先，缺乏价格弹性。国外许多学者经过实证测算得到的医疗服务需求价格弹性大多数在-1.0～0.0之间，说明消费者虽然对价格有反应，但其反应的敏感度并不高。国内学者一般认为我国基本医疗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在-0.5～-0.1之间。总体来说，医疗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很低，价格的上涨不会带来需求量显著减少。其次，缺乏收入弹性。国外学者认为医疗服务需求收入弹性在0.2～0.5之间，收入敏感度相对较低。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由此也可以看出，医疗服务属于必需品。

2. 道德风险发生的制度环境基础。制度环境基础包括两个方面：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和医生的绩效机制。这两方面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是医生绩效机制形成的基础，医生的绩效机制则是财政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在医疗服务市场上的表现形式，是对补偿机制的反应。

第一，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我国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偏低。从1978年～1986年，政府卫生支出的比重不断升高，从32.2%上升到38.7%。自1987以后，政府投入比例不断降低，到本世纪初，这个比例降至为16%左右。近年来由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转而上升，但是仍然过低。另一方面，政府财政补贴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偏低。2005年～2013年，财政对综合医院的补助始终处于较低水平，不足10%。综合医院的绝大部分收入来源于业务收入和药品收入。政府财政对医院的补助不足导致医院对公益性的偏离。医院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在检查、药品等方面对患者进行诱导需求。

第二，医生的绩效机制。医生绩效机制是医院补偿机制在医疗服务市场上的表现形式。医生绩效机制的发展与变化反应了医院补偿机制的发展与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立医院市场化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公立医院收入只有6%来自于财政补贴。与此相适应，政府在医疗服务价格和药品价格上给予了医院在一定范围内的自主定价权。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复合的补偿模式：经营收入为主，财政补助为辅。这种模式一般被称作“以药养医”。该制度的目的是减轻财政负担，但它忽略了医院激励机制的变化，使医院越来越偏离公益性。这种激励机制通过医院的内部传导，使医生的个人收入与其为医院创造的经济收入直接相关，从而使医生产生了诱导患者消费更多医疗服务的激励。

三、 道德风险与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出的增加

道德风险导致的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出的增加是在社会医疗保险存在的前提下，在一定的市场基础和制度环境下，医患双方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必然结果。医方（医疗服务提供方）、患者（医疗服务需求方）、保险机构（医疗服务支付方）之间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道德风险形成的基础。道德风险在医疗服务市场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医疗服务供给方的诱导需求、医疗服务需求方的过度消费和医患合谋。道德风险正是通过这三种具体的形式，使社会医疗保险费用的支出增加，形成了对资源的浪费。

第一，医疗服务供给方的道德风险引起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出增加。所谓医疗服务提供给方的道德风险，是指医疗服务提供给方利用其所具有的信息优势，使需求方接受超过合理数量的医疗服务而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由于客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医疗服务的需求方应该使用哪些、使用多少医疗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供给方的选择，所以供给方完全可以利用这种绝对的信息优势，向需求方提供过多的、不必须进行的医疗服务，来获取自己的利益。在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存在的条件下，这种供给方的道德风险引起的医疗费用支出增加的很大一部分便转化成了社会医疗保险费用的支出，进而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和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出的增加。

第二，医疗服务需求方的道德风险引起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出增加。社会医疗保险存在的条件下，医疗服务的需求方所消费的医疗服务与其所需支付的费用之间不存在对等关系，也就是说，所消费的远远大于所支付的。由于医疗服务的预期与满意度具有主观不确定性，保险机构难以进行有效监督，这就极容易导致需求方对医疗服务的过度消费。这种过度消费就是需求方道德风险的表现。持续近10年、耗资巨大的兰德健康保险试验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在医疗保险存在的条件下，与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相比，人们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增加；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越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量就越大。

第三，医疗服务供给方与需求方合谋引起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出增加。通过对医疗服务的供需双方进行的分析可以发现，医疗服务的供给方有动力进行诱导需求，而需求方由于第三方支付制度的存在和对于自身健康状况的独有信息优势，也有动力去获得更多的医疗服务。这也就形成了医疗服务需求方和供给方进行合谋的基础，即所谓的医患合谋。这是一种医疗服务供给方和需求方达成合作而一同制造的道德风险。而作为医疗保险费用的支付方，医疗保险机构处于绝对信息劣势，难以判断治疗过程是否合理，从而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而这也为医疗服务供给方和需求方进行合谋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

四、 政策建议

1. 针对医疗服务需求方道德风险进行控制。

第一，通过设置合理的共保率进行控制。共保率的思想最早是由Pauly（1968）提出。他指出，由于医疗保险中存在需求方道德风险，因此必须让需求方参与医疗费用支付，即费用共担，这样可以有效降低需求方对医疗服务的过度消费。一般来说，共保率越高，被保险人支付的医疗费用越多，由于受到总收入的限制，对其道德风险的约束就越高。Zweifel和Breyer（1997）提出，最优共保率应随医疗费用的增加而降低，因此不应该设置固定的共保率，而应该设置随着医疗费用上升而阶梯降低的共保率。我国在设置最优社会医疗保险共保率时可以参考世界各国经验，通过对不同病种、发病率、患者价格弹性、医疗费用区间、各地区经济水平等因素进行综合衡量，设置合理的共保率，达到约束被保险人道德风险和控制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出的目的。

第二，通过设置合理的起付线和封顶线进行控制。在我国，起付线是社会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区间的最低金额限制。起付线如果设置得过低，对被保险人几乎不构成经济压力，起不到有效控制医疗保险费用的目的；起付线如果设置得过高，会对被保险人形成过大的经济压力，可能会抑制被保险人对医疗服务的正常需求，造成有病不敢治，小病变大病的现象。从长期来看，设置过高的起付线不仅缩减了受益范围，降低了保障水平，而且会造成医疗保险费用支出的整体上升。封顶线与起付线相对应，是社会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区间的最高金额限制。社会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是有限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给一个患者带来的效用要小于将这部分资金用于其他人数多的、治疗效果好的、费用低的患者身上带来的效用之和。因此，设置合理的封顶线是必要的。

2. 针对医疗服务供给方道德风险进行控制。本文认为，针对供给方道德风险的控制措施应当通过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付方式的改革进行，由后付制逐步向预付制转化，转变当前的激励机制。我国传统的支付方式是按服务项目支付，是一种后付制，即按照被保险人实际消费的医疗服务项目进行结算，由社会医疗保险机构支付总费用给医疗机构。总费用取决于被保险人对医疗服务的消费数量。这种传统的按服务项目支付的方式优点在于结算方式简单，适用范围广。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容易产生医生诱导需求、医患合谋等道德风险，造成社会医疗保险费用的浪费。

与后付制支付方式相对应的是预付制。预付制在世界上被广泛使用，一般包括三种形式：总额预付、按病种预付、按人头预付。第一，总额预付制是以单个医疗机构为单位，医疗保险机构制定支付医疗费用的年度总预算金额。总预算金额一旦制定，医疗机构的收入就不能随着提供医疗服务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可以随着提供医疗服务数量的减少得到预算内的盈余。第二，按病种预付方式（DRGs）最早出现在1983年美国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中，是如今国外比较流行的一种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按病种支付方式的具体方法是：医疗保险机构首先按照分类法把患者的疾病分为若干组，然后按照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是否有并发症等特点再一次细分成若干组，对每一个细分后的组进行定价，最后按照各小组定价汇总费用支付给医疗机构。第三，按人头预付方式是指医疗保险机构在一个合同时期内（一般为一年）对医疗机构按照服务的被保险人的数量和个人支付标准预先支付一笔固定的医疗费用。医疗机构的收入与服务的被保险人的数量成正比。

总体来说，预付制使得医疗服务提供给方有动力控制医疗服务的过度供给，可以很好的控制医生诱导需求，提高医疗卫生资源的使用效率，进而达到控制医疗保险费用不合理上升的目的，同时便于医疗保险机构的管理，降低管理成本。但是这种支付方式又会带来服务质量降低、歧视重症患者等情况。所以，在对支付方式进行改革的时候，需要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定详细的管理措施。

3. 加强政府投入、转变激励机制，使医疗服务事业向公益性回归。当前，我国公立医院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医院的财政补贴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过小，医院为了生存不得不转向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偏离了公益性。为了让医院回归公益性，有必要对政府的卫生投入进行相应的改革。

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也在医疗卫生行业中引入了市场化改革，公立医院也开始了市场化竞争。当前我国公立医院的总收入中政府的财政补助不到10%，远远不足以对医院医疗服务成本进行补偿。为了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医院不得不走上“诱导需求”的道路，这不仅对患者也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带来了负担，造成了社会医疗保险费用的浪费。事实上，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医疗卫生行业必须走公益化道路。国外经验已经证明，一味地引入市场化，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使医疗服务变成奢侈品。因此，为了保障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减少诱导需求的发生，政府必须对公立医院增加财政补助，缓解公立医院的经济压力，确保公立医院向公益性回归。

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中的道德风险进行控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医疗服务供给方的道德风险、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以及医患合谋的道德风险，彼此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基于共同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产生，彼此相互影响又互为前提。所以不能仅仅考虑其中的一个方面，而要将其视为一个有机体综合考虑，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实施具体的政策措施。

参考文献：

[1] Arrow，Kenneth J.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3，53（5）：941-973.

[2] 李玲，李影，袁嘉.我国医疗卫生改革中道德风险的探究及其影响[J].中国卫生经济，2014，（1）：5-10.

[3] Zweifel P，Breyer F.Health Economics[M].呀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4] 张忠平，虞涛.上海市部分三甲医院实施医疗保险费用控制政策的抽样调查[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2007，（8）：1014-1017.

[5] 陈文玲，易利华.2011年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报告[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1.

[6] 郭有德.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经济学分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16-123.

[7] 卢洪友，连玉君，卢胜峰.中国医疗服务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测算[J].经济研究，2011，（4）：94-106.

[8] 孟庆跃.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对费用控制的影响分析[J].卫生经济研究，2002，（9）：18-21.

[9] 郑秉文.信息不对称与医疗保险[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6）：29-3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13BJL004）。

作者简介：侯建森（1984-），男，汉族，山东省日照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市场经济理论；张羽（1985-），女，汉族，山东省临沂市人，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卫生经济学。

基于风险视角的信任 篇5

1 声誉模型的构建

1.1 模型假设

声誉效应是指产生声誉企业对其自身以及与企业相关的利益方的决策、相互的关系、市场上的表现等行为而产生的影响作用 (Dow ling, 2004;Gary, 2003) 。

假设1:集群联保贷款成员包含两家企业A、B, 且具有完全理性。

假设2:集群联保贷款成员只有两个策略:违约D, 不违约ND。

假设3:成员企业贷款数量为, 市场投资成功的概率是, 投资成功的收益为, 银行贷款利率为i。

假设4:银行贷款机制为: (1) 在联保小组中若有企业违约或者只有部分企业不还款时, 其他联保小组成员不承担连带责任还贷, 银行会把联保小组划为低信用的小组, 则联保小组将遭受银行制裁; (2) 若银行发现无企业违约或者有企业违约时但联保小组其他成员企业承担责任, 则联保小组不损害其信誉成本, 从而顺利进行下一次贷款过程; (3) 若联保贷款企业违约, 则被认定为低信用水平企业, 丧失在联保小组的交易资格, 遭受小组内部的信用制裁成本为R;帮忙还贷联保成员企业被认为属于信用良好企业, 信用收益为N, 并可重新组成联保体申请贷款。

假设5:银行的监督强度为, 若企业违约, 则银行获得企业收益的部分。

假设6:假设集群联保贷款成员初始效用收益为。。

假设7:企业声誉是企业发展过程中众多方面所共同努力形成的, 在本文中, 假定企业选择采取合作的行为可以在联保小组中迅速传递以致提高和积累企业的声誉度, 反之, 违约则意味着企业声誉的下降。

1.2 单期博弈分析

(1) 当时, 即当集群联保贷款成员小组B分析发现短期违约获得的效用收益小于其为企业A承担连带责任获得的效用收益时, 集群联保贷款成员小组B的最优选择是不违约, 而企业A的选择策略在于的大小, 即违约获得的短期收益与违约时遭受小组内部的信用制裁成本, 当时, 此时, 企业A的最优策略是违约, 双方的博弈纳什均衡是 (违约, 不违约) 。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很难出现, 因为一旦违约, 将遭受十分严厉的小组内部惩罚, 甚至被排除在小组之后的交易之外。当时, 这时, 双方博弈的纳什均衡为 (不违约, 不违约) 。这个均衡属于社会理想的结果。

(2) 当时, 即当集群联保贷款成员小组B分析发现短期违约获得的效用收益大于其为企业A承担连带责任时获得的效用收益时, 集群联保贷款成员小组B的最优选择是违约, 而企业A的选择策略在于的大小, 即不违约获得的效用收益与违约时获得的效用收益的大小。当, 此时, 企业A的最优选择是违约, 双方的博弈纳什均衡是 (违约, 违约) 。这种情况在现实中经常出现, 这是一个集体非理性的结果, 2012年发生的温州联保危机就属于此类情形。当时, 这时, 双方博弈的纳什均衡为 (不违约, 违约) , 该均衡无意义。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 单期博弈中, 企业更重视短期利益, 当短期利益具有诱惑时, 企业会选择违约策略, 因此无法获得社会理想的结果。下面通过研究长期的双方博弈的行为特征, 来分析信誉效应对企业的选择行为的影响。

1.3 多期博弈分析

上文分析的 (违约, 违约) 的博弈均衡结果是一个囚徒困境, 是个体理性和集体收益最大化的矛盾, 如果双方都仅以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选择短期行为的话, 那么集体的利益最大化就无法达到。

现实生活中, 对大部分企业而言, 企业的发展需要不断的资金的支持, 所以联保小组和银行之间的融资行为是很多次的, 即是一个多期的重复博弈过程。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认为, 联保小组中成员企业所考虑的不是短期收益而是未来收益之和了。同时为了研究联保小组中的多次的融资行为, 本文建立多期重复博弈。假设重复博弈期限相同, 且联保小组中企业的惩罚机制是:若企业选择违约时, 则退出联保小组。所以, 企业A进行决策的依据是:根据将来的长期收益贴现之和的大小来选择去其博弈策略是违约还是不违约。

本文设定银行贷款利率i为市场平均利率, 收益的贴现因子为:

由上面的双方博弈支付矩阵 (表1) 可知, 企业A在第一期选择不违约和违约的收益分别是。所以根据上述分析, 如果企业A在一次融资行为中选择违约策略, 欺骗了联保小组成员B, 那么联保小组成员B将惩罚企业A的违约行为, 不会为其未来提供担保。在多期重复的双方博弈中, 即企业A选择不违约违约的长期收益 (意味着) 分别是:

根据企业A的选择策略, 可知满足时, 重复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解为 (不违约, 不违约) 。下面分析其需要条件:

(1) 当贴现因子时, 企业A在n期整个融资过程中取得的总收益为:可以发现, 当总预期收益之和不小于A的选择违约行为所获得的收益, 一个理性的企业A就没有类似进行违约的激励行为。

要使, 在贴现因子的情况下, 这主要取决于合作期限 (即博弈的次数) 。所以在声誉效应发挥作用时, 只要博弈的次数:

企业A就会为了自身的长期利益约束自己行为, 从而获得与其他企业的合作。从联保小组的融资行为实际情况来看, 这个条件是很容易满足的, 因此, 企业违约的短期利益永远是远远大于其不违约的收益的, 即, 不然就不会存在企业违约的情况。

(2) 当贴现因子为时, 企业A在n期的融资过程中获得的总收益为:

此时, 如果, 即, 同样可以防止企业A违约行为。因此, 考虑声誉效应, 只要贴现因子:

即提高

由上述的博弈分析可知, 在声誉效应发挥作用时, 企业A会主动制约自身的机会主义行为, 从而使得联保小组能正常运行。当联保贷款正常运行时, 这一效应通过内部的潜在惩罚机制——联保小组成员B停止为企业A继续担保而实现的。为满足这一机制, 必须配套培育相应良好的声誉发布传递市场, 这样, 将声誉对企业A约束作用的行为影响扩展到联保小组或整个的市场中, 那么效果会更明显。

博弈分析表明联保小组具有显著的优势: (1) 双方博弈的纳什均衡解 (不违约, 不违约) 是基于双方对长期利益的追求基础上的, 这种内在均衡是依靠联保小组内部的制约力, 执行成本要比外部制约的成本小很多。同时这种外力的影响力度需要借助于第三方的执行, 因此会产生企业的经济问题 (如寻租行为) , 它所形成的均衡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明显比不上声誉机制所达到的均衡。 (2) 节约成本。由于信息不对称, 需要使用“契约”等方式制约信息的表现, 不但需要大量的谈判时间, 更需要一定的成本, 有时甚至需要第三方强制执行。而重复博弈中的惩罚机制实施成本较小, 且设计简单。多数情况下企业不还款时, 联保小组对企业的惩罚就是将坏的声誉信号记录下来并传播, 并且其惩罚机制不需要第三方的介入, 更不需要大量的谈判时间。

2 信任模型的构建

为了简化模型, 假设联保小组成员的信任, 是在相互担保的动态接触中, 通过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不违约 (概率) , 下面的博弈分析, 是对信任模型的动态解释, 认为小组成员信任和控制信任在联保小组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2.1 两阶段博弈分析

在声誉模型的基础上, 增加一些控制条件:

(1) 企业的投资项目分为两种:成功 (H) 和不成功 (L) , 投资项目成功企业会如期归还贷款, 而投资项目失败的企业以X的概率偿还银行贷款。

(2) 联保小组对贷款企业的信任程度 (用隶属于函数值表示) 是对贷款企业不违约的判断。

当时, 联保小组B对企业A的信任隶属函数值 (先验概率) 为, 此时联保小组对企业A偿还贷款的期望为:

当时, 商家端的还款情况已成为共同的知识, 联保小组B根据其修正对企业A的信任。如果企业A在时选择的是不违约, 修正后的信任函数为:

反之, 若企业A在时选择的是违约, 修正后其对企业A的信任为:

表明联保小组B在此阶段会中止为企业A提供担保、即, 因此, 在第二阶段, 联保小组B对企业A选择不违约的期望为:

由于只考虑两阶段的博弈, 在时, 企业A无需再考虑联保小组的信任评价对其收益的影响, 企业A将最大化其当期收益, 即选择违约。

而这时, 根据第二阶段企业A所做的选择不同, 在两个阶段所获得的效用分别是:

所以, 在时, 企业A选择不违约还是违约的策略取决于的比较, 当, 企业A将选择不违约, 否则, 将选择违约。

当时, 可得:

从上式可以看出, 它的结果受到等诸多变量的影响, 这说明了企业A是否选择不违约受到联保小组B的信任估计、信任成本、短期利益的影响。

2.2 无期限重复博弈分析

联保小组之间都希望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担保关系, 因此有必要将模型扩展到无限重复博弈模型的情况。企业在时期选择何种策略, 依赖于保持长期信任的收益和违约的短期利益的权衡。

设企业A一直选择不违约, 联保小组B修正其对企业A的信任隶属函数值, 并取值, 则可知, 这样企业A的总收益为:

如果企业A在时期选择了违约, 此时在之后, 企业A的信任隶属函数值降为0, 联保小组贷款中止, 此时企业A的总收益为:

同理可知, 当时, 企业A才选择不违约。在无限期重复博弈条件下, 需要尽可能增大, 即需要联保小组的惩罚机制来注重工作程序和控制信任机制的建设和投入, 防范企业A的机会主义行为。

上述分析可知, 尽管信任在担保中起到了降低了企业A实施机会主义行为, 激励企业A选择不违约的作用, 但无论是在两阶段博弈还是长期合作, 信任时的成本与联保小组的惩罚机制都是保证信任能起到关键作用的主要要素。联保小组应该从合作开始就要建立惩罚控制以确保其能保证还款的概率。

因此, 在组建联保小组时就有必要考虑成员企业的信任因素, 从而在接下来的融资担保中能加强成员企业间的信任关系, 并采用适当的第三方保障机制来保障信任的作用能正常发挥出来。

3 基于声誉的信任机制分析

在联保贷款模式中, 成员企业的声誉是从其融资行为中所形成的, 是联保小组中共有的信息, 其作用是为以后的联保贷款顺利进行提供了可能性, 正是基于此, 集群企业的信任机制才能发挥作用, 此时的信任基于企业的声誉, 即对企业有关方面的信息和观察, 一个成员企业观察到另一成员企业的历史融资行为表现是可信的, 则联保小组信任其成员。这种信任机制不仅取决于联保小组内部顺利的历史融资行为, 而且还得益于相关中介机构对联保小组成员融资行为的记录, 或者通过集群企业内部对该成员企业其他交易信息的声誉传播, 从而得到该成员有关信任的情况。这时的信任是基于对成员信息的依赖。信任历史经验来源于联保小组内部的不断重复的融资行为, 为联保小组的顺利运行奠定了基础;信任信息来源于中介机构的信息记录与传播, 为联保小组的融资关系开拓新的信任空间, 并且信任信息保证了集群企业中的活力, 避免了各种机会主义行为风险。

声誉机制发挥作用的另一个条件是集群企业的不断地重复的交易, 这也是联保小组中信任机制结构的重要组成内容。这种信任是基于在企业不断地重复交易时形成的对企业的行为后果的理性预期。由于声誉机制的作用同时也引发了信任的作用, 联保小组中的成员企业会以理性的自利原则来选择策略。这时, 联保小组的其他成员就可以预期他的行为, 而这个博弈参与人知道自己的各种行为的后果。因此该参与人就不会偏离其他成员所预期的结果, 反之就会造成很高的违约成本。由于声誉机制的作用, 保证了这时的信任作用条件, 一旦联保小组承运企业出现违约行为时, 就会触犯联保小组约定好的规制制度, 同时联保小组将实施某种形式的制约和惩罚措施, 或者让违约企业选择机会主义行为所获得的收益得不偿失——这就在联保小组中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信任机制。

联保小组在融资行为中看重声誉和长远利益时才会承担责任, 帮助违约企业还款, 并且在与联保小组其他成员的担保合作中遵守诚信。在联保贷款模式的运行过程中, 若联保小组成员都能始终坚持诚实守信、互利互惠, 则其融资过程就会是长期稳定的过程。如果在融资担保中一家企业看重声誉而另一家实施违约行为, 则联保贷款的违约一定会出现, 联保小组成员间的相互担保融资合作将会破裂, 信任关系也将逐渐消失。

4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 下面从声誉和信任的角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4.1 保证集群联保企业的交易次数, 发挥声誉机制的作用

通过对声誉机制起作用的分析可知, 声誉效应要发挥作用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基于联保企业的不断重复博弈。这样成员企业的策略信息才会逐渐传递给联保小组, 而联保小组也才会对成员企业的信誉形成认识, 才会对其声誉进行评价, 进而通过声誉机制获得长期利益。

4.2 建立有效的防范机会主义行为机制

提高参与企业违约时的成本, 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主要有两方面措施:一是加大退出联保小组的成本, 即企业因为在融资过程中出现了机会主义行为而退出联保小组, 那么企业的声誉和以后的合作机会、保证金都将受到很大的损失。二是提高其违约成本。通过构建相关第三方中介机构, 如行业自律协会、信用中介机构等, 执行仲裁惩处职能, 及时通报违约行为的惩处结果, 完善惩罚机制的建设, 以此提高违约成本。

4.3 培育声誉市场, 注重建设信息传递与信用评价机制

良好的声誉能改进企业财务绩效, 进而改变企业的市场价值, 正式基于此, 声誉效应才能约束联保小组成员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为此政府应做出表率, 率先维护好政府信誉和法律的公平, 保障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发展。政府或引入第三方设立声誉市场专门信息发布部门, 形成平台作用, 引导促进声誉信息的快速传递。同时, 建立公平透明的信用评价体系, 定期及时发布评价结果, 结合信息发布部门, 使联保小组内部成员无后顾之忧, 促成中小企业和银行间的稳固合作纽带。

参考文献

[1]赵岩青, 王玮, 何广文.信用激励机制在小额信贷中的有效性研究[J].金融与经济, 2007 (12) .

基于风险视角的信任 篇6

虽然人们经常听到并艳羡有关企业家个人奋斗的传奇,但家族企业的成功尤其是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断吸纳和集成新的管理资源、实施团队努力以及团队成员间分享并融合技能、知识及经验的结果,是高层管理团队(Top Management Team,TMT)成员间内聚力、信任度与家族企业主价值观之间的一种均衡博弈。西方学界最早有关高管团队的研究始于Hambrick和Mason的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s)[1],而与此同时,团体对成员的吸引力在组织心理学中被称为内聚力(Cohesion)。研究者(Bettenhusem;Ensley;王重鸣、刘学方;汤学俊)等认为内聚力是团队行为的极强预测变量[2,3];Harrison认为,内聚力反映团体成员之间以任务为导向的共同合作意愿、交往程度和社会支持;Ensley 等认为[4],那些在不确定和模糊的环境里表现成功的团队都是高协调和高弹性的团队,富有内聚力的团队“就像有效的氏族部落那样运行,不需要花费额外的精力和资源来维持团队的运行”;Karau进而认为,内聚力使TMT成员以充满弹性的互动方式增强信任,并最终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资源观(RBV)亦指出,高管团队(TMT)内聚力拥有战略资产的特征,稀有、模仿很难同时成本较高。然而,综合国内外对内聚力的相关研究我们可发现,有关团队内聚力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运动和军事团队,如沈晓敏等提出具有内聚力综合课程的五大特征,陈瑛指出APEC成员之间内聚力是以强劲的集团内贸易为主要内涵等,但企业组织中的团队研究相对较少,而对家族企业高管团队内聚力及其影响机制的研究几乎没有(Malinen等),这一理论空隙无疑为本研究提供一定理论和实践研究空间。

2 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缺失研究

众所周知,中国式特定信任文化造就了家族企业,而信任衍生机制如同一把双刃剑,同时也考验着家族企业。马克斯·韦伯区分了两种信任方式(特殊主义信任及普遍主义信任),他认为,特殊主义信任以家族伦理规则及泛家族规则为核心内容,并以道义信用为规则而构建;而普遍主义信任以信仰共同体为架构基准。对转型经济背景下的我国社会而言,由于超出血缘亲情关系以外的社会关系(Social Capital)网络联接出现结构缺损,造成家族企业特有的家族主义信任(Familism Trust)迥异于西方以法制及道德维系的普遍信任,而更多依赖家族主义价值观(储小平;李新春)[3]。一直以来,不少家族企业主对职业化管理及经理人的引入缺乏足够认识,对推进职业化管理过程中所出现的“委托-代理”各方冲突及信任缺失考虑及应对失当,造成TMT成员不能真正融入到家族企业,具体表现如下:首先,家族企业固有的对高管团队成员尤其是非家族成员的不信任、信息不对称等局限,使得绝大多数家族企业首选方案还是力求从家族内部培养接班人;其次,无论是融资也好、人才引入也好,整个社会对家族企业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而家族企业产权的高度集中、治理结构的不甚健全等,更是使得经理人尤其是作为企业核心决策层的优秀高管团队不敢轻易流向家族企业。这对于供需双方而言,都是一种“双输”的内耗和无奈的博弈。

(1) 家族企业的不同类型的信任机制。

任何企业都多少存在着两种性质的信任关系及机制,但到底是以前一种(道德约束)为主,还是以后一种(制度约束)为主,则情况各不相同。而在家族企业中,此种状况尤为明显(见图1)。

如图1所示,在家族企业中存在着四种类型的信任机制。在家族企业成立伊始,家长(家庭或家族中灵魂人物)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集中代表者。在这个时候,产权主体是重叠的,在家庭或家族内部主要运行“人伦准则”即道德约束,此时企业处于典型的Ⅰ状态;当家族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利用道德约束逐渐失效时,为更好维系企业运作,制度因素不可或缺,此时逐渐演化到Ⅱ类型,即产权主体重叠条件下的制度约束型信任机制;而如果企业产权发生进一步变化,即企业经营权从所有权中逐渐分离出来,就可能进而转变为Ⅲ型或Ⅳ型企业。本研究发现,家族企业之所以表现出多种信任机制类型,主要取决于其实际需要,但随着企业发展规模扩大、分工协作细化,约束边界必然会扩大,信任机制随之演进,亦即从Ⅰ型演化至Ⅳ型,既是两种极端型信任机制(Ⅰ型代表家族初创期信任机制,Ⅳ型代表扩展化社会化的信任机制),更是企业发展进化的必然[4]。

(2)家族企业高管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缺损。

1)家族企业主普遍具有“集权情结”导致信任理念缺失。

福山(Fukuyama)等学者认为,我国家族企业以血缘、亲情和社会关系等为纽带,家族是其特有的实体存在形态,其利益备受关注,因此,在集体主义文化浓厚的中国,确保TMT成员的内聚力及权力的平稳过渡对家族企业成功传承尤为关键和重要,而当前,我国家族企业高管团队信任理念的缺失正是内聚力严重不足的最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中国私营经济年鉴》(2009)的数据表明,虽然随着家族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由家族企业主本人单独作出决策的比重明显下降,而由高管团队成员共同作出决策的比重显著上升,但综合来看,由企业主和高管团队成员共同决策的比重并没有显著提高,且从整体上看,非家族成员的经理进入管理高层的比例仍然较低,企业主对经理人让渡部分经营管理权的比重远远大于让渡部分控制权和股权,亦即,企业主对高管团队的信任不够,甚至依据个人喜好厚此薄彼,直接导致了团队经理人之间各自为阵,内聚力严重下滑。

2)人力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引发信任环境缺失。

全世界范围来看,家族企业的比例高达65%～80%,但近三分之二的家族企业二代即消亡,只有10%～15%的家族企业能够传至第三代。追本溯源,作为社会网络(Social Capital)资本核心的信任资源居功至伟,因此研究家族企业主与TMT成员间的信任兼具理论和现实双重意义。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当前的相关法律并不健全,这就造成在家族企业引入高管团队时,即便双方签订有了关合同并在合同中对离职等突发状况进行明确的奖惩约定,但由于法律制约相对欠缺,TMT成员的失信成本显著低下[5]。此外,人力资本市场表现出远超金融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① 契约前交易双方能力信息的显著不对称。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力资本能力极难直接观测到,人力资本所有者既可以选择诚实披露信息,亦可以蓄意包装甚而扭曲相关信息,从而使得企业蒙受原本可以避免的“道德风险”。②契约履行中双方能力信息的显著不对称。由于信息不确定性的存在,人力资本的市场交易不可能签订完备的契约,正式契约约束受限。③人力资本产出弹性极大,激励者、激励诱因、被激励者的千差万别及其组合所产生的激励效果各不相同。

3)权力矛盾的衍生造成信任机制缺失。

李新春等对广东中山250家家族式民营企业调查发现,家族企业主对于引入职业经理人有两大疑虑,首当其冲的是TMT管理能力是否不足(23%),其次便是TMT成员的信用问题(16%);王重鸣对江浙地区家族企业的相关调研也发现,部分私营企业主为了掌控客户状况、原料采购、价格等非规范信息,不肯授信、不愿或不能与TMT成员分享企业机密。由此可见,首先,由于家族企业与高管团队之间是缺乏一种可信赖的“委托-代理”关系,造成委托-代理成本过高、信息不对称以及激励不当,家族制企业难以向现代企业过渡[6];其次,由于经营需要和利益刺激,家族企业和经理人在交易的时候会受到诸多因素尤其是人格化因素的强烈影响,从而出现双方的目标或是意图冲突;再次,由于绝对集权制是传统家族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而高管团队管理是企业从绝对集权制向分权制转化过程中的必然,其职务性消费乃至职务性侵占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家族企业所有者与高管团队二者之间的权力博弈将贯穿始终;最后,学界大多在强调团队经理人的职业道德十分重要时,却似乎忽略了另一方面,即企业主的信用道德水平(陈传明)[7],家族企业主相对来说是占优势一方,所有家族企业所固有的限制和困境都或多或少与其有关,包括抑制高管团队内聚力、限制其信任扩展,并进而影响家族企业的成长。

3 高管团队信任扩展、内聚力提升及家族企业成长的融合

信任在组织和团队层面的横向与纵向扩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重复交易过程中逐渐产生并进而发展起来的。家族企业中的信任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表征,更多的应表现为非个人化的规章制度的信任模式,由此可见,信任扩展就某种意义而言是一种控制与治理机制的深化;而另一方面,家族企业高管团队(TMT)内聚力是一种向心力,有内聚力的TMT趋向于把满足个人需要和团队联系起来,且内聚力很强的TMT能分享共同价值观,促进合作与交流,从而在团队规范和运作上达成更深层次的信任及共识[8]。由此,本研究认为,随着企业外部社会制度安排的不断完善,家族企业内部“特殊主义”用人规则会发生蜕变,并与“能力至上”的“普遍主义”规则融合,使信任由基于特征和社会相似性的模式向非个人化的规章制度模式扩展;与此同时,高管团队内聚力与信任扩展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均是家族企业研究热点,如:Redding认为,在TMT形成初期,诸成员间的背景各异、风格不同、内聚力不强,如何维持和扩展团队信任乃至组织信任存在极大障碍;Borrill、席酉民等 [9]更明确指出,TMT内聚力是信任得以扩展的最核心内容之一,能使信任有效实现团队层面的横向拓展以及组织层面的纵向延伸,实现家族企业的社会化。

(1)提升内聚力,优化高管团队权杖效用。

从早期的兰州黄河集团哗变,到爱多的迅速崛起又迅速覆灭,再到刚刚尘埃落定的国美事件,无不验证了一点:真正制约家族企业成长的唯有信任资源。由于信任度不够,家族企业主难以从经理人市场吸纳优质的管理资源,企业家在向外来TMT成员授让控制权时往往心存疑虑,对授权之后有可能导致的风险、成本敏感度较高,因此,“授权一失控一收权”便成为我国家族企业发展进程中司空见惯的一种现象。张维迎指出,在家族企业TMT成员欺骗家族企业家甚至携款潜逃抑或篡位频现的背景下,基于内聚力来研究如何增进信任机制与家族企业成长的契合显得十分紧迫。首先,我们应当看到,由于高管团队的战略决策受到团队领导风格、决策顾问参与、冲突解决好坏、团队成员决策权大小及战略决策情境等多重影响,一旦过于轻信,则很容易导致风险和共同利益损失,因此,团队成员会因保护自身利益而谨慎处事并进而妨碍信任发展(林亿明)[10]。有谚语云,“为发现王子,你必须与无数个青蛙接吻”。信任模式的构建和维系须历经TMT成员间漫长的磨合及锤炼,情感性、个人化的信任相对低端,契约、凝聚力以及制度化基础上形成的延展性信任才是长效。其次,应建立完善的TMT信息收集、整合、公布制度,将团队经理的流动、筛选市场化。我们并不反对职业经理人在企业间的流动,但这种流动必须规范且有法可依,一旦发生道德风险,则TMT成员“公平动机”的声誉将大大受损。由此,应加快经理人评估市场化,在其学历、实践经验等指标的基础上,由市场做出客观、公正的定量评价(Lipsky)[11]。

(2)引入信任媒介和TMT多重竞争机制。

信任媒介(Trust of Media)是新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其对家族企业研究的作用一直被严重低估。由媒介系统依赖理论可知,其在信任机制中用过去经验沉淀去预见未来的特性,将进一步促进信任产生并演化。众所周知,除了因血缘而产生的天然信任外,绝大多数信任关系并非天然就有,而必须历经长期的培养、投入及发展。组织行为学相关研究显示,有效的信任媒介及其所衍生的交流机制对TMT内聚力意义重大。市场经济背景下,职业经理人机制是一种双重竞争机制(实质性竞争机制及程序性竞争机制),对于外部经理人来说以实质性竞争为主,对于家族企业内部来说则更多以程序性竞争为主。家族企业引入TMT管理机制过程中,按竞争强弱可分三类[12]:1)强竞争机制,如进入机制、培训机制等,其目的主要是设置进入门槛,实行准入制度;2)弱竞争机制,如淘汰机制、委托代理机制等,虽然实质性淘汰与制约难度颇大,但仍可借助团队经理机制,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实行监督和制衡;3)介于强弱之间的中等程度的竞争机制,如激励机制等。

(3)以泛家族规则提升内聚力并扩展信任。

家族企业的信任机制富有弹性。众所周知,“差序结构”认为,“家”并无界限,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与适应市场需要而建立的各种商业性质的利益关系并非不能耦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即泛家族主义,它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用人,导致公司股权结构、治理结构的突破,打破了家族的垄断。与此同时,在内聚力相关研究中,Karabel发现,拥有高信任度和亲和力的TMT成员往往拥有更高社会地位和声誉(Lin);Gersick [13]则敏锐注意到传统高管团队理论对团队成员间的吸引力及由此可能产生的绩效作用研究的稀缺。因此,随着家族企业的不断成长,必须实现从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转化,让高管团队参与家族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增强内聚力。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如今高层管理团队中的信任研究越来越关注信任在高管团队运作过程中从家族信任向社会信任的扩展及其作用。Elron发现信任在高层管理团队层面的横向扩展和组织层面自上而下的纵向延伸均对促进战略决策及实施等方面有着不小贡献。Simons等人研究发现[14],高信任度的团队会更加呈现出包容多样性,能够将多元化个体整合成高内聚力的团队,并涵盖如下方面:1) 将高管团队变为“准家族式”成员。以“泛家族”规则吸纳人力资本尤其是TMT资源,以便TMT成员能够信守互助、互惠、互信的泛家族价值观,将亲情、信任和能力融合联结起来增强内聚力。当然,对此还需做进一步实证研究。2)对股权实施适当稀释。在发展初期,由于家族企业资本总量不大,往往拒受社会资金以防企业控制权旁落;但当家族企业发展壮大时,在保证股权控制的前提下,为扩展信任、提升内聚力,应逐步考虑对股权进行稀释化融资。3) 引入高管团队参与重大经营决策的机制。高管团队往往拥有比家族企业主更为全面的企业经营信息,如果其道德水平较高及获给予足够信任空间,会大大提高经营决策的正确性(Sharma)。4)建立高效公平的授信机制及激励约束机制(孙海法)[15]。

(4)构建与TMT内聚力相耦合的社会信任文化。

当前,我国家族企业的成长历程仍体现对家族内部信任治理较强的一种路径依赖,家族信任治理模式很大程度上源于企业内生的对制度的理性选择。郑伯埙指出,中国传统的“家文化”中的社会信任理念是有利于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因此,我们必须推动整个社会树立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的理念,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包容性和聚合性;与此同时,政府应从更高战略层面引导、培育并进一步扩展信任资本,抵减家族文化的负面影响,推动差序信任向普遍的正式信任转化,创造出良好的信任文化环境。因此,要充分发挥我国传统文化对家族企业的有效指引效用,实现TMT内聚力、社会信任的有效耦合,最终实现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成长[16]。

摘要：家族企业的成功特别是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不断吸纳和集成新的管理资源,实施团队努力以及团队成员之间分享不同知识、技能和经验的结果。家族企业以其信任机制的独有特征,在引入高管团队管理过程中存在着内聚力、信任机制及理念等各方面的缺失。通过已有文献的研究,分析家族企业高管团队内聚力,探讨高管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缺失,并整合家族企业高管团队信任扩展、内聚力与企业成长之间多维度有效融合的建议框架。

基于风险视角的信任 篇7

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他们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后,却没能和城市市民共同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生活在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农民工更是如此,阜新市是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示范市,现有进城劳动力大约3 万人。由于处于支柱地位的资源逐渐枯竭,相应产业逐渐衰落,经济发展水平增长缓慢。尽管政府一直在努力创新农民工社会管理、提高农民工公共福利,但是政府本身财政收入有限,用于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就更是少之又少,同时政策滞后性的存在和社会性因素的阻碍,使得农民工无法公平地享受城市市民的相关待遇和社会进步的成果,这就导致了农民工对于城市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农民工对于政府信任度的改变会影响到其留城意愿,进而影响到城市发展必需的人力资源的数量,特别是在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今天,如何留住宝贵的人力资源成为重要的议题。因此,本文通过博弈来探讨不同策略选择下农民工和政府的收益,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为完善阜新城市政府治理模式,促进社会管理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一、农民工政府信任的概念界定

信任是人的一种个性特质,是人际合作的前提。在不同的社会类型中,信任的逻辑和类型是不同的。例如传统社会的信任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信任,现代社会是基于契约关系的制度化信任。农民工政府信任,是农民工在与政府交往过程中的一种心理预期,主要包括对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公务员)的信任和对于政府制度系统的信任。前者可以通过政府的工作方式来进行考虑,而后者可以通过政府对于农民工群体的帮助程度(政策制度、公共物品等)来反映。政府信任是产生于现代城市社会背景下的信任,即社会成员遵循制度化、法制化的社会行动逻辑,市民之间的关系更多为一种契约关系,因而这种信任是一种较为抽象的制度化信任。但是信任主体是农民工,农民工来自于农村社会,其社会格局是费老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因而农民的信任结构呈现出以“家”为核心往外推及的差序信任[1]。关系越近,接触越频繁,越靠近信任的中心区域;反之关系越远,接触越稀少,越远离信任的中心区域。而且农民的信任是非常具体的、“实惠的”,往往是指向具体的人和物[2],比如亲戚、朋友等。

农民工从农村走向城市,两种不同的社会信任逻辑交织在一起,导致农民在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难以适应,甚至发生信任结构断裂。此时,作为社会正义维护者的各级政府应该充当农民工最后的保护伞。但是在现实中,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许多地方政府却在不断遭受着“信任危机”,而且有学者研究显示,农民工的政府信任呈现出“逆差序格局”的特征,与之几乎没有直接交往的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要远高于其打工城市地方政府的信任度[1]。

二、阜新市农民工与政府间信任关系的博弈

1.博弈参与者。博弈参与者亦即“局中人”,是在博弈过程中遵循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来进行独立决策并承担全部后果的个体。博弈参与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或组织,本文里既是农民工群体和政府。

2.博弈信息。博弈信息,即博弈者在决策之前所掌握的博弈双方的相关信息。在博弈中,由于博弈双方都是理性人,所以博弈主体要尽可能多地掌握博弈信息,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这里博弈信息主要是指政府和农民工之间的相互了解,包括农民工群体的态度、基本情况等和政府对待农民工的相关政策和态度等。

3.博弈策略。博弈策略是可供博弈主体进行选择的所有策略集合。本文中政府和农民工均可以做出信任另一方或不信任另一方的策略选择。

4.博弈收益。博弈收益是指博弈双方在进行策略博弈后的得失情况。在分析政府和农民工博弈收益之前,首先假设如果农民工信任政府,那么他们在流动意愿上比较倾向于留在城市;如果农民工不信任政府,那么从长远考虑,他们会选择回流到农村。同时假设如果政府信任农民工,那么政府会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农民工市民化,反之如果政府不信任农民工,那么政府便不会支持农民工留在城市。其次,假设在分析收益时,政府的收益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即劳动力收益、社会政策收益和公共服务收益。农民工的收益主要考虑经济收入、公共服务收益、社会流动(向上流动)机会、精神收益(社会认同)。

由上图可以看出,当政府选择不信任农民工而农民工也恰巧做出不信任政府返乡决策时,政府的政策收益和公共服务收益均为0,因为没有出台相应的措施;劳动力收益为-1,劳动力发生流出,因此,政府此时的总收益为-1;进城劳动力的收益没有变化。同理,当政府信任农民工而农民工对政府不信任时,政府的总收益为-3;当政府选择不信任农民工决策而农民却选择信任政府时,政府总收益为1,农民工收益为-1;当政府选择支持农村劳动力进城决策而农民也恰巧选择留城时,政府收益为3,农民工的收益也为3。此时双方利益都达到最大化,即达到纳什均衡。

目前,农民工对政府不信任导致的收益无论怎样都不是最优的选择,而且这个博弈是存在纳什均衡的,即右下角的格子,双方利益都达到极大值。所以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改进当前的状况,促使纳什均衡的实现。

三、提高农民工政府信任的对策

农民工虽然实现了职业的农工转换,工作地点的乡城迁移,但身份和社会认同并未实现市民化。而农民工的非市民化是由政府长期实施的城市偏向政策导致二元经济转换滞后、造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反差过大的结果[3]。长此以往,阜新的进城农村富余劳动力也必然会“用脚投票”,即出现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回流,这对于城市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城都是不利的。2014 年阜新城市化水平为58.05%,而且按“十二五”规划目标2015 年将达到65%,说明阜新城市化亟须进一步推进。因此,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促成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提高农民工对于政府的信任度。

1.转变政府态度,提高农民工群体社会认同。农民工在城市“经济接纳、社会拒入”的社会认同体系之下,信任结构开始内卷化,一方面信任模式保留在原有差序格局,无法实现向制度信任的跨越;另一方面在差序格局中政府以及城市市民所处的位置远离信任中心。同时政府对于农民工的态度也存在偏差。受计划经济时期的影响,认为流动人口越多,管理任务就越繁重。要改变这种局面,政府部门需要转变对农民工群体的态度,不再将其视为城市的负担和社会管理的难点。其次,政府要通过宣传改变城市市民对于农民工群体的态度,是城市市民愿意接受农民工群体。最后,政府要通过培训活动提高农民工群体的素质,增强农民工的自信心。这样,农民工群体就愿意融入城市社会,拉近政府、城市市民与自己的距离,提高政府信任度并逐渐实现由差序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过渡。

2.优化政府制度供给过程,提高政府工作能力。社会制度是现代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保障。因此,政府要保证制度供给体系的规范性、科学性和有效性。首先,制度的形成应该拥有一整套严密的论证和修正体系;其次,制度供给主体———政府工作人员应该是具有较高素质的社会成员,有助于把握制度供给过程的价值判断;最后,制度供给过程应该是一个公开透明的过程。政府要构建监管体制,提高工作的透明性。改变政府既是物品供给者又是效用评估者的状况,通过对政府行为的问责和制约机制来构建政府内监管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提升政府的工作能力,提高社会成员对于政府的信任度。对于农民工群体,如果政府构建包含就业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子女教育等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来支持农民工留城,积极引导和促进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就会提高迁移农民对于城市政府的信任度和城市归属感,这样在进行策略选择时,就会实现最优情况的均衡。

3.转变政府制度运行模式,改善政府工作绩效。罗尔斯指出:“一个社会中当制度公正时,那些参与这些社会安排的人们就获得了一种相应的正义感和努力维护这种制度的欲望。”[4]因此,公正性是政府获得社会成员信任的一个前提。政府制度运行公平、公正可以提升农民工对于政府的信任。在渐进式社会改革过程中,公共资源配置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倾向于反映中位民众的需求,导致了公共物品对部分民众的过度供给,同时对另外一部分民众(农民工)供给不足[5],农民工政府信任度降低。此时,可以考虑让非公共部门参与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市场为基础和顾客导向形成准市场,这样地方政府与其他非公共部门之间进行竞争,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改善政府绩效,提高社会成员对于政府的信任度。

摘要：农民工在乡城迁移的过程中,根深蒂固的差序信任结构与城市的制度信任结构发生冲突,同时随着资源枯竭型城市支柱产业的逐渐衰落,城市经济发展缓慢,公共事件频发,政府针对农民工的公共福利缺失,导致了农民工政府信任度降低。农民工的政府信任降低不仅仅表现为对于政府的一种心理预期降低,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农民工的乡城迁移决策,进而影响到城镇化进程。通过分析农民工与政府之间不同博弈决策下的收益,指出农民工的政府信任是存在帕累托改进空间的,进而提出转变政府态度、优化供给结构等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农民工,政府信任,博弈

参考文献

[1]符平.中国农民工的信任结构:基本现状与影响因素[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

[2]张建新.指向具体人物对象的人际信任:跨文化比较及其认知模型[J].心理学报,1993,(2).

[3]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精编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基于风险视角的信任 篇8

一、公益慈善组织信任危机成因:会计作为信任机制的缺失

(一) 会计是一种构建社会信任的机制

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是经济人的合作组织。古典经济学将社会主体行为特征定义为理性, 经济学家通过大量实验发现:对人类而言, 理性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会在选择消费品的实验中表现出理性行为, 即对必需品无价格弹性, 奢侈品需求有价格弹性。所以现实中行为主体虽然存在非理性行为, 但行为逻辑的主体是理性行为。简森和麦克林 (1994) 将经济人的概念进一步具体化为三个要素:聪明狡诘、权衡比较、最大化, 并认为, 聪明狡诘指个人具有非凡的创造力, 能够洞察环境的变化, 预见可能的后果和可能的行动机会, 并作出选择和反应。权衡比较是指理性人会在各种偏好和追求中进行权衡, 并愿作出选择和替代。最大化是指个体总在各种限制和约束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公司是经济人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合作组织, 会计是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合作的基础。资本市场投资者、银行敢于将自己资金投入到一个公司, 股东能够委托经理人进行经营管理, 其中重要前提是会计的存在。会计在会计准则的约束下, 通过对公司经营过程和结果的连续核算与定期报告生成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审计监督确保会计信息可靠性, 会计信息披露减少了契约各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有利于抑制受托人的道德风险, 避免市场出现逆向选择现象, 从而为各方合作提供了一个沟通的信息基础, 营造了公司组织的信任机制。所以, 会计促成各有追求的契约参与人 (经济人) 在特定组织下相互合作, 形成一种扩展的人类秩序, 体现了会计是具有社会价值的专业技术活动, 会计是建构利益相关者社会信任的机制。

公益慈善组织也是经济人委托代理的社会组织。首先, 捐赠人是经济人, 捐赠行为是通过利他行为间接实现利己目的的理性选择。捐赠从形式上看似乎不是经济人的自利行为, 但这确是理性人的社会性特征的体现。一方面捐赠支出可以在税前扣除, 并为捐赠人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增强捐赠人精神满足;另一方面捐赠行为可以改善弱势、困难团体的境况, 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为企业和个人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有利于个体利益目标的实现。因此, 捐赠行为恰好体现理性经济人的精明和权衡能力。其次, 捐赠组织是一个受托代理组织。虽然捐赠人可以亲自寻找受益对象, 完成捐赠过程, 但从成本收益上是不经济的。公益慈善组织的出现恰好通过专业化服务实现捐助活动过程的成本收益最大化。公益慈善组织是受托完成捐赠活动, 实现捐赠社会公益救助目的的组织, 其存在的基础是公众信任。但公益慈善组织也是经济人, 因此有可能侵吞、挪用社会捐助款项。如果出现这种行为, 必然会伤害经济人对公益事业的信心, 因为经济人的利他心相对于直接自利心是脆弱的, 当前我国发生的系列捐赠门丑闻带来的后果给这一理论分析提供了最好的证据。

公益慈善组织作为一个政府批准成立的社会组织, 捐赠人、受益人与公益组织之间存在隐性契约, 他们必须履行各自的职责, 才能实现社会公益的目的。健全的会计系统是建立捐赠人、受益人信任, 抑制公益组织和工作人员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基础。会计机制作用途径是:通过会计确认计量捐赠额来明确捐赠与受赠两方的权利与义务金额;通过健全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来明晰捐赠资金的来龙去脉, 使中间方慈善机构的组织运行更加公开透明, 更全面地接受外界监督;同时在公益组织内部建立严格的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监督制度, 不仅保障合理清晰地管理捐赠款物, 而且确保慈善组织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有利于抑制公益组织及内部人员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

(二) 公益慈善组织会计机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 基金会应该执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 依法进行会计核算, 建立健全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同年财政部发布《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该制度规定非营利组织会计核算所提供的信息应当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 (如捐赠人、会员、监管者等) 需要。该制度采取与企业会计制度基本一致的原则和方法, 缺乏慈善组织业务核算特色, 而且信息披露缺乏标准。公益慈善事件暴露出的问题证明了慈善组织会计制度和会计行为存在的问题:

(1) 受赠资产确认与记录制度不完善。在“尚德门”事件中, 中华慈善总会没有审核受赠物资到账证明和价值, 仅依据捐赠者的认捐书、受捐单位收到货物的收据, 开具了减免税发票1500万元。事后发现捐赠物还放在无锡仓库, 捐赠书指定的受赠方——中国版权协会教育委员会的秘书长罗凡华称是“诈捐”。此前媒体也传出许多明星的“诈捐”, 所谓“诈捐”实际上是捐赠人声明确认的捐赠与受赠组织或受益人实际收到不一致, 这不仅缘于捐赠合同的特殊性, 也与慈善组织受赠物确认会计规则不完善有关。

在现行会计制度下, 慈善捐赠中所涉及资产的会计确认遵循权责发生制。然而与企业经营活动收付责任的形成时点不同, 捐赠责任的形成并不以承诺和认捐来确认, 而应以实际收到相应款物为基础。因此, 会计制度上的确认规则与实质责任的形成存在偏差, 当前的权责发生制并不适合捐赠资产的会计确认。

(2) 捐赠款物保管和发放缺乏会计控制。这次捐赠地震被大家认为最大、最多的问题是捐赠资产管理混乱问题。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炫富, 铺张浪费首先引起大众反感。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一张数额为9859元的餐饮发票在微博上被曝光, 郭美美说不清楚的炫富, 公益慈善事业的信任开始受到严重冲击。“尚德门”价值1700多万元的捐赠品指定受益人项目中国青少年创意大赛参赛学校的带队教师告诉记者从没有收到过任何捐款, 因为在比赛开始前就已经被折价变卖成了592万元现金。而河南宋庆龄基金会采取“宋基放贷, 捐款付息”商业模式, 十余年中, 数十亿“善款”掌控在骨干员工控制的公司手中, 大量用于商业性目的。2009年, 河南宋基会募得6亿元, 2010年末河南宋基会资产已近30亿元, 在全国两千多家慈善基金会中名列第一,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 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 2010年公益开支必须达到4.2亿元, 而实际情况却仅有1.4亿元。这进一步说明捐款去向的混乱, 媒体开始质疑一笔又一笔捐款。2011年9月, 人民网等媒体多次报道上海静安大火社会4000多万捐款使用问题。2012年4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专项公益基金“仁爱基金”违规使用慈善基金曝光。该基金会2010年8月将本应该用于助学和弱势团体的资金用于向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国企老干部发放2000辆自行车, 后因质量低劣而被退回并曝光。这些案件暴露出受捐款项使用混乱, 内控缺失, 会计没有发挥应有的控制和监督作用。审计署2011年6月在其官方网站通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010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 通过审计红十字总会和所属机关服务中心等5个单位, 查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预算执行中不符合财经制度规定的问题金额219.71万元, 其中2010年194.39万元;其他财政收支方面不符合财经制度规定的问题金额420.33万元。这进一步说明媒体披露的是一个严重的普遍性问题。

(3) 慈善组织对管理费的提留、支出缺乏合理性和公开透明性。红十字会的巨额餐饮发票, 各类慈善机构人员的高调炫富, 这些公益慈善机构内部的各种高消费行为受到外界一片质疑。慈善组织回应外界质疑基金会工作人员高额消费时常强调:本组织没有挪用捐赠款项, 员工工资福利和行政费用提留没有超过《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的比例, 该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但他们无法直接披露管理费用提取和使用报表, 行政管理费用具体如何提取、金额多少、相关用途等信息均没有相应的披露制度, 对外界来说这一方面仍是暗箱。同时, 条例中所指定的提取标准亦过于单一, 缺乏一定的合理性和适用性。

(4) 慈善事业缺乏公开的监督和完善的审计制度。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明确捐助人有权查询捐赠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并提出建议。同时规定, 基金会登记机构履行对基金会的监督管理职责, 基金会每年3月31日之前向基金登记机构报送年度工作报告, 接受年检。年度工作报告包括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和提供捐助活动情况, 以及人员和机构变动情况等。此外, 基金会应该依法接受会计和税务监督。慈善捐赠款物从来源到投放所涉及的部门众多, 基金登记管理机构和会计主管部门因为监督对象多, 无法实施全面、有效监督;我国没有专门针对慈善业务的、统一的审计规范;由于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 审计数据收集困难, 相关职能部门对慈善资金的审计方面还缺乏必要的配合等;捐助人缺乏监督的渠道和积极意识, 现在多数个人捐赠, 如单位统一收取的捐赠款, 没有发票和收据, 更不可能去查询捐赠信息;我国也没有保护捐赠人信心的制度措施, 数额较大的捐助, 以及单位组织集体的捐助, 都无法监督慈善捐款, 导致大量捐赠后期呈现“黑箱”运行。这些问题都亟需通过健全完善相关审计监督制度来解决。

(5) 公益慈善捐赠信息没有实现及时公开披露。我国基金管理条例没有公益捐赠信息的公开披露制度, 因此, 公众从网络上也不能获得及时、完整的信息。由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全国慈善信息披露现状抽样调查》, 仅有不到三成的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较高, 近九成受访者表示从未接受过慈善机构的信息反馈, 超过九成公众对慈善信息公开程度不够满意, 54%的受访者表示很关注慈善信息披露, 分别有79%和73%的公众希望了解慈善组织的业务活动信息和财务信息。这次慈善门事件反映较大的问题是慈善捐助信息披露不全面, 披露滞后, 不能满足捐赠方及公众对于信息的合理诉求, 慈善公益组织对诸多问题解释不清、推诿或避而不谈, 缺乏受托责任履行报告的观念, 一贯缺乏公众监督。

从慈善组织事件暴露出的问题看, 会计信息没有担当起慈善组织与社会公众、捐赠人等之间的沟通角色, 这是当前公益组织出现诸多丑闻的重要制度性原因之一。因此, 针对慈善组织会计管理存在的问题, 健全会计制度, 重塑社会信任非常必要。

二、公益组织社会信任重塑对策:健全会计机制

(一) 引入收付实现制,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规定会计核算遵从权责发生制, 没有具体规定资产确认标准。按照会计准则的资产确认原则, 与资产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资产价值能够计量才能确认资产入账。企业经济业务是在本主体控制下, 只要凭证审核无误就可以入账。但这一做法不适用慈善会计。由于捐赠合同与一般买卖合同不同, 捐赠责任不以合同签订时间成立, 接受捐赠款项和物资应该在实际收到时确认。因此, 应该引入收付实现制原则, 不能单独强调权责发生制。另外, 公益慈善组织确认的捐赠有可能是捐赠人指定受赠管理人, 公益慈善组织并不直接接手捐赠财物, 因此在发票开具、统计入账时需要稽核程序。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对受赠非现金资产的计量原则是:捐赠方附有捐赠物票据的, 以捐赠票据标明的价值入账;票据上标明的金额与受赠资产公允价值相差较大或没有附相关票据的, 按照公允价值入账, 并规定按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公允价值确定方法。另外, 我国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在年度利润总额的12%的部分, 准许在计算应缴纳所得税时扣除”。因此, 受赠方对受赠款项和物资确认直接关系到双方利益, 为了防止捐赠方以积压待处理品捐赠, 谋求名利双收, 捐赠非现金资产应该按公允价值计量。基于“尚德门”事件教训, 要求慈善组织在减税发票开具时, 应由专业评估人员核定捐赠物价值并出具证明, 并对评估人员与稽核人员采用经济责任追究制度。

(二) 建立捐赠资产保管与发放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是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制度基础。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是由内部牵制制度发展而来。内部牵制制度通过公司内部职责的分工、业务流程程序化及记录上的交叉检查来防止错误和舞弊, 保护财产安全、会计记录真实和组织运转效率。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可以针对具体业务内容和流程, 评估业务风险, 设计风险控制点, 通过业务合理分工、相互牵制、明晰权责、信息沟通和监控, 以保证资产安全、会计信息可靠。慈善组织在发起慈善募捐活动、接受捐赠资产、发放救济物资、会计记录、内部监控、审核和信息披露不同环节应该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 对受赠资产进行分类核算和管理。对于指定受赠人的捐赠资产, 慈善组织应该稽核捐赠款物到账和保管、监督受赠管理人及时按需发放受赠物品, 确保受赠人收益最大化, 避免因为受赠物没有及时发放而耽误受益。对于未指定受益人的捐赠, 慈善组织应该按受赠款项编制使用计划或预算, 建立内部控制制度, 接受外部审计。通过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合理设计和有效运行, 保护受赠资产安全, 杜绝擅自挪用善款和改变善款用途的行为。

(三) 实行分级管理费提留与预算制度

《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但没有要求慈善组织提供管理费明细报表。慈善款物管理需要经费, 工作人员不是义务劳动, 但应该将人员编制、人均费用纳入人事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为了尽可能多将捐赠用于受益人和资助项目, 限制非公益性行政支出, 规定提留比例是应该的, 但我国按当年支出10%的提留是不恰当的。一是与其他地区比偏高。按照香港红十字会规定, 在赈灾捐款中可拨出不多于5%作为行政费用。二是按最高限额提取也不合理。应该按核定预算标准, 确定经费需求, 建立分级提留制度, 如1000元以下, 可以免提;1000-50000元按10%比率提留, 50000-100000元按8%提留, 依次累减, 其理由是随着支出规模的增加, 单位支出需要的固定性管理费用会减少。同时, 为了控制已经提留的管理费被合理、经济使用, 应该实行预算管理制度, 根据预算项目, 编制分项预算, 年终接受专项审计, 对外提供管理费用报表。

(四) 完善公开监督制度

公益性捐助与接受投资不同, 没有确定的委托人, 捐赠人对受赠组织没有权利要求。但捐赠人与公益组织应该是公众信任委托关系, 公众具有知情和监督权力。我国《基金会管理体条例》虽然规定捐助人有权查询捐赠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并提出建议, 同时明确规定基金会登记机构履行对基金会的监督管理职责, 基金会应该依法接受会计和税务监督。但捐助人查询通道是什么, 以及强制审计属于政府审计还是民间审计、审计准则和审计责任等都无章可循。在慈善发达的地区, 一般都建立规范公益捐助运作社会监督和审计制度。如香港红十字会有如下规定:对捐赠者报告制度, 香港红十字会对个人捐款、慈善者捐款用途都有披露制度, 而且会给数额较大的捐赠者做文字图片和财务运用的报告。公开查询制度, 香港红十字会对任何数额的捐赠者均提供探访团去察看项目实际运作情况, 通过香港红会网页或以电话了解善款使用流向。审计报告制度, 红十字会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审计结果会在年报中呈现。

借鉴成功的经验, 我国慈善组织应该树立受托管理捐助的理念, 建立捐助信息定向报告制度、接受查询制度和强制审计制度, 以接受公众监督。

(五) 完善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

在慈善地震的震动下, 2011年8月财政部发布《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 (征求意见稿) 》 (下文称指引) , 该指引比较全面地提出了公益机构信息披露的内容、时限、对象和方式, 对公益信息公开透明具有重要意义, 但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考虑。

(1) 信息披露对象和主体。明确了信息披露对象是社会公众和主管机关、监督机关, 信息披露主体是公益慈善类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由于慈善事业具有社会影响, 因此捐赠人和潜在捐赠人都是信息服务对象, 公开信息披露已经明确这一点。但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信息使用者区分。信息披露对象了解信息的目的不同, 捐赠人和社会公众关心慈善事业发展, 是慈善资金来源, 他们既是监督者, 更是持续性公益资金供给者。公益慈善组织登记机关等其他信息披露对象是慈善活动和组织的法定监管人。指引没有具体说明公开信息披露向捐赠人披露信息与向公益慈善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公益慈善组织业务主管单位、财政、税务等部门提供报告的区别。为了保护捐赠人信息知情权, 对捐赠人可以附加专项邮寄、组织参观、接受查询等提供专项信息服务。二是信息披露主体的责任声明。信息披露具有社会后果, 一旦发生错误和失实会误导公众。指引只提出“信息披露要及时、准确、完整, 确保披露信息真实”原则, 没有明确责任主体, 没有要求责任主体声明, 一旦出现问题, 很容易以工作人员失误为借口推诿。在网站对外公开披露的信息和报送监督机关的财务报告上, 信息披露主体应补充信息可靠性的保证和声明, 以强化信息披露主体的责任意识。

(2) 信息内容和分类。指引确定了信息披露的五项内容:捐赠机构信息、募捐信息、接受捐赠信息、捐赠使用信息, 机构财务信息, 而且将公益慈善信息披露分为重大事件和日常性信息披露。指引解释发生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重大治安灾害事故和举办重大社会活动, 以及由政府部门或公益慈善组织开展的重大社会捐赠活动的信息按重大事件专项信息披露;一般性公益慈善项目及其活动按日常性捐助信息披露。问题是:指引明确了这两类披露的时间差异, 但没有明确这两类信息披露渠道和内容区别是什么, 审计要求有什么不同;年度公益慈善组织信息披露应该专项披露管理费预算执行和审计结果;对外公开信息披露应该明确信息披露格式和要件。公益慈善组织财务报告不同于盈利性单位, 应该专门设计, 明确核算原则、信息披露内容和项目, 应该补充专项信息披露内容。

(3) 信息披露渠道。指引规定信息披露主体可采取多种方式披露信息:机构出版物 (如年报、通讯等) 及其官方网站、大众媒体 (电视、报纸、电台、杂志等) 、现场披露 (如披露周、新闻发布会等) 、定期以邮寄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公益慈善项目报告、专项基金的年度报告, 以及其他可行方式披露。但这些渠道可容信息量和范式不同, 没有指定专项信息和日常信息披露主渠道, 会增加公众搜寻成本, 缺乏信息披露监督标准。所以, 有必需确定不同信息披露的主渠道。

参考文献

基于风险视角的信任 篇9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业界，近几年来对于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这一命题都是非常关注的，特别是2009年3月国务院下达了《物流业调整与振兴规划》，使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成为重点。在实际运作中，制造业与物流业之间能够保持长期稳定联动关系的确实不多，究其根源，制造业与物流业之间缺乏信任是原因之一。本文从博弈分析视角研究制造业与物流业动态联动中双方的信任合作，以期对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联动发展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

2 文献回顾

2.1 制造业与物流业之间关系的文献简要回顾

对制造业与物流业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从两业联动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两个方面展开的。在理论研究中，王佐(2009)、王珍珍和陈功玉(2009)、王晓艳(2009)主要研究了两业联动机理，王珍珍和陈功玉(2009)、彭本红(2010)主要研究了两业联动的发展模型。实证研究中，Joseph W.K.Chan(2003)以香港制造业为例，利用因果分析法研究了制造业可采取的有竞争力的第三方物流策略。Ole Mortensen and Olg W.Lemoine(2007)研究了包括商品、电子行业、机械制造行业等七个制造业与第三方物流服务商之间的合作关系，徐学军(2008)研究了制造业与物流业之间的关系，为认非对称性互惠共生是其主要模式，韩晓丽(2009)、王珍珍和陈功玉(2009)利用灰色关联理论对区域性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协调程度进行了测算。王珍珍和陈功玉(2012)还对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的演化博弈进行了研究。

2.2 信任文献简要回顾

起源于心理学研究的“信任”，在管理科学领域越来越得到重视，Cullen等学者(2000)认为信任是指相信合作伙伴愿意并能够完成应尽的义务和作出的承诺，与此同时合作伙伴所作出的其他行为都是出于好意。Francis Fukuyama(2001)认为信任一个诚实、合作的行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中产生的一种期待。高杲和徐飞(2009)主要从战略联盟内部分析联盟的信任机制，研究结果发两脚信任机制的缺失是导致联盟高失败率的主要原因。李煜华等(2010)针对联盟稳定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模型假设，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得到了在联盟发展初期及发展中期，信任机制与联盟稳定性之间具有同向促进作用的结果。李煜华等(2010)研究发现信任机制是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动力。

从以上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尽管现在对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联动、信任都有了比较多的研究，但是针对“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信任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文就从这方面入手，以帮助两业走出联而不动的困境。

3 基于博弈视角的制造业与物流业动态联动信任分析

亚当斯密认为所有经济组织都是自私的“经济人”，任何行为都是从利已的角度出发的，在与其他经济组织合作交往中，最佳平衡点就是在让对方获得更大利益的同时自己也能得到相应的好处。这也是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信任发展的基础。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的出发点就是制造企业为了更好的优化配置内部资源将物流环节外包或部分外包给物流企业，从而实现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双赢。

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过程中，信任至关重要。因为制造业与物流业进行联动时，制造业有制造业的目标追求，物流业有物流业的目标追求，有时想取得一致的目标比较困难，与此同时特别是不同工作背景的人在一起合作难度更大，涉及到信息交流、专用资产投资、特定工作人员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最终的联动失败。

作为公共管理部门的政府，在推动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中并不涉及到自己本身的经济利益，因此可以客观从容地帮助解决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过程中可能碰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是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的重要推进力。

3.1 一次信任博弈

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过程中，从博弈视角出发，通常情况下都是只考虑自己的最优化策略的，不会考虑对方或整体利益，策略选择结果对自己来说有可能有效，也可能是无效。

(1)假设。制造业与物流业可能的策略是(信任，不信任)。两业在联动过程中对外部环境而言处于完全信息状态之中。一次联动的博弈，当制造业选择信任策略时，物流业可以选择信任或不信任中的一个策略。

(2)博弈过程。用M与L分别代表制造业与物流业，用Mn(=n=1,2,3,4)和Ln(n=1,2,3,4)代表在各自博弈决策结果下的收益，在联动过程中的一次信任博弈决策结果及收益如表1所示。

根据表1，现以表2所示的实际情况为例进行分析。

(3)博弈结果分析。

由博弈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出，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信任之间博弈的结果是纳什均衡(不信任，不信任)，但是这个结果却是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获益都是0，联动信任失败。

如果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是有限的，哪么他们之间的信任博弈也是有限次数的，如果次博弈只有一个纳什均衡，不管重复多少次都不会改变均衡结果，只是一次博弈均衡的重复。如果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开始时，知道博弈的是有限次数的，那么制造业与物流业的最终策略仍然是(不信任，不信任)。

由此可见，有限次数的联动信任博弈时，制造业与物流业都只从自己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不信任是各自最优的策略，联动随时会宣告失败。因此，在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过程中，如果有了信任，就会提升联动效率，推进联运向更深层次发展，两业应该坚持长久联动，突破个体“经济人”的困境。

3.2 无限次信任重复博弈

在无限次信任重复博弈中，如果制造业或物流业中的某一方采取了机会主义行为，那么得到另一方报复的概率大大增加，着眼于长远利益，联动双方都会自律，为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信任合作从主观与客观上都提供了可能。

(1)假设

a、制造业与物流业都选择信任策略，联动保持;b、制造业与物流业直到某一方选择了不信任策略，另一方也将选择不信任策略，联动失败。设一个贴现因子λ，该贴现因子表示参与博弈人的耐心程度，取值范围在[0,1]，越趋向于1，说明博弈人耐心越好;越趋向于0，说明博弈人耐性越差。

(2)博弈过程

情形1:假设制造业与物流业在信任博弈过程中一直选择信任策略，两业获得的收益为都为P1，任何一方一次博弈获得的收益为E1，可以得到:P1=E1+λE1+λ[1]E1+λ[2]E1+…+λnE1=E1/(1-λ)。

情形2:假设最初博弈时，制造业与物流业都采取信任策略，后来制造业采取信任策略，物流业采取不信任策略。这时制造业获得的收益为P2，物流业获得的收益为P3，制造业一次博弈获得的收益为E2，物流业一次博弈获得的收益为E3，“一报还一报”是这时两业必然的选择策略，在此后的博弈过程中两业都会采取不信任的策略以报复对方，此时的收益只能为零或亏损，现假设两业的收益都为零。可以得到:P2=E2+0+λ+0×λ[1]+0×λ[2]+…+0×λn,P3=E3+0×λ+0×λ[1]+0×λ[2]+…+0×λn。根据博弈的对称性可知，当物流业选择信任而制造业选择不信任时的意义相同。

情形3:假设制造业与物流业在信任博弈过程中一直选择不信任策略，两业获得的收益分别为P4，任何一方在一次博弈中的收益为E4，可以得到:P4=E4+λE4+λ[1]E4+λ[2]E4+…+λnE4=E4/(1-λ)。

(3)博弈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博弈过程并结合表2，对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信任进行实际分析。

在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过程中，如果两业都采取信任策略，那么制造业获得的收益是:P1=100+100λ+100λ[1]+100λ[2]=100/(1-λ)，物流业获得的收益也是P1。

制造业与物流联运过程中，两业最初都采取信任策略，一旦其中一方采取了不信任的策略，另外一方立即采取不信任策略以报复对方，博弈结果显然是(不信任，信任)，如果制造业先采取不信任采取，虽然可以获得200的收益，但是在下一轮博弈中，物流业采取不信任策略进行报复这是必然的结果，而且这种选择会一直持续下去，制造业将不会再有任何收益。无限次博弈后，制造业的收益为:P2=200+0×λ+0×λ[1]++0×λ2+…+0×λn=200。

分析1:设P1>P2,100/(1-λ)，此时λ>0.5，即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过程中，如果双方都具备足够的耐心，这种耐心越趋向于1，两业之间越是信任，博弈次数都多，而且选择的策略都是(信任，信任)，合作越长久，不会为了眼前的短期利益采取不信任策略。

分析2:以制造业为例，当λ=1时，制造业采取不信任策略也不是最佳选择。其原因在于无限次的博弈中，采取“一报还一报”的机会太多了，制造业不会轻率地打破平衡，如果一旦物流业发现制造业采取了不信任采取，即使与该制造企业联动的物流企业没有机会进行报复，但是其他物流企业会由于制造企业败德名声，也会放弃与该制造企业继续联动。长期以往的结果就是，采取不信任策略对联动双方都没有好处，保持足够信任才是上上策。

由上述分析可知，尽管无限次博弈是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信任的基础，但是由于两业之间信息不对称、专用资产投入等方面的问题，长期联动存在着困难。此时，需要政府的介入以推动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长期发展。

4 基于博弈视角的政府介入下制造业与物流业动态信任分析

政府作为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的推动者，可以采取奖励手段和惩罚措施规范和约束两业的联动行为。

假设制造业采取信任策略的概论是α，物流业采取信任策略的概念是β，制造业与物流同时采取信任策略获得的收益都是R1;制造业采取信任策略，物流业采取不信任策略，制造业的损失为W，物流业获得的收益为R2，此时R2>R1。政府对选择信任策略的企业奖励为E，对选择不信任策略的企业惩罚为C，政府介入下的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信任博弈模型如表3所示。

如果物流业采取信任策略的概率为α，则制造业采取不信任策略的期望收益是:R1=(R2-C)β-C(1-α)=R2β-C。制造业采取信任策略的期望收益是:R2=(R1+E)β-(E-W)(1-β)=E+(R1+W)β-W。当R1<R2，制造业采取信任策略的期望收益高于采取不信任的期望收益，因此制造业会采取信任策略;当R1>R2，制造业采取信任策略的期望收益低于采取不信任的期望收益高，因此制造业会采取不信任策略;当R1=R2，此时β=(E+C-W)/(R2-R1-W)，当β≥1时，物流业采取不信任策略的收益大于正常收益，其会采取不信任策略;当β≤0时，物流业采取不信任策略的收益低于正常收益，其会采取信任策略;当时0<β<1，则有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如果物流业采取信任策略概率大于(E+C)/(R2-R1)，制造业采取信任策略，如果物流业采取信任策略概率小于(E+C)/(R2-R1)，制造业采取不信任策略。根据博弈对称性，这个博弈过程也适用于物流业。

由上述博弈分析可知，制造业与物流业采取信任策略的概率与政府的奖惩力度的关系很大，政府的奖惩力度越高，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时采取不信任策略的支付成本越高，两业越有可能采取信任策略。当其中一方认为对方采取信任策略的概率越大时，自身就会有更大的概率采取信任策略，从而使得整个联动越趋于采取信任策略，在良性互动中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的动态信任机制就会形成了。

5 结论与建议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见，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信任的基础是无限次博弈，但是这种博弈长期维持的可能性非常小，此时政府的介入可以改变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信任博弈均衡，并影响着两业的博弈策略，提升两业信任指数，对于两业联动有着明显的约束。所以制造业、物流业以及政府需要进一步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在制造业与物流业联(下转第12页)动发展过程中，信任对于两业联动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是否成功起着重要的作用，两业需要恪守行业道德，诚实守信，在信息共享、专用资产投资、人力资源互动等方面共同努力，竭力推进相互之间的信任;第二、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联动信任需要政府做好监督作用，对两业联动信任加强约束，大力奖励诚信企业，严厉制裁败德企业，给两业联动信任提供适宜的外部环境，也为信任机制的建立创造坚实基础;第三、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联动信任需要政府做协调的作用，通过相关信用评级机构对制造业与物流业相关成员给予信用等级评价，培养他们的信用观念，对于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信任机制的推动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摘要：基于博弈分析视角对制造业与物流业动态联动中双方的信任合作进行研究。首先从一次性博弈进行分析,发现制造业与物流业的选择结果是“不信任”的帕累托低效均衡解;其次从无限次重复博弈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制造业与物流业双方都摆脱了一次性博弈困境,选择结果是“信任”的帕累托最优均衡解;最后引入政府的介入,发现会显著影响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信任的策略选择结果。研究认为应该从制造业与物流业加大行业自律、政府加大介入程度等方面完善两业动态联动信任机制。

关键词：制造业与物流业,动态联动,信任机制,博弈

参考文献

[1]Joseph W.K.Chan.Competitive Strategies and Manufacturing Logistics:an Empirical Study of Hong Kong Manufacturer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ysical Distribution&Logistics Management,2005,35(1):20-43.

[2]Ole Mortensen&Olga W.Lemoine.Integration Between Manufacturers and Third Party Logistics Provider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Production Management,2008,28(4):331-359.

[3]Cullen John B Johnson,Jean L Sakano Tomoaki.Success through commitment and trust the soft side of strategic alliance management[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00,35(3):223-240.

[4]王佐.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的本源与创新[J].中国流通经济南市,2009,(2):16-19.

[5]王珍珍,陈功玉.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的竞合模型研究[J].经济与管理,2009,(7):28-34.

[6]彭本红,冯良清.现代物流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共生机理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0,(1):18-25.

[7]李煜华,柳朝,胡瑶瑛.基于博弈论的复杂产品系统技术创新联盟信任机制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11):25-27.

[8]王珍珍,陈功玉.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的演化博弈分析[J].中国经济问题,2012,(3):86-97.

[9]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J].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73-76.

[10]李煜华,陈文霞,胡瑶瑛.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复杂产品系统技术创新联盟稳定性影响因素分析[J].科技与管理,2010,(11):25-27.

[11]高杲,徐飞.战略联盟高失败率的研究现状与展望[J].现代管理科学,2009,(1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