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资金保障型

农村资金保障型（共12篇）

农村资金保障型 篇1

充足的资金是农村社会保障能够建立起来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先决条件。传统的养老保障制度和合作医疗制度之所以未能在农村建立起来, 几经起落, 最关键的是与资金不足有关。要建立起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必须深入研究支撑起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问题。

一、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政府资金来源的主导地位分析

社会保障是国家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手段, 是一个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目前, 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待遇不同, 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 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社会不公发展到一定程度, 易于引发社会风险, 使社会产生种种积怨和矛盾。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也是风险高发期, 维护稳定至关重要。因此, 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 必须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支持。这样, 不仅可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也有利于消除和减少社会不公, 保持和促进社会和谐。当前, 国家经济更进一步发展了, 但原有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城乡居民之间社会保障的不公平状况依然存在。因此, 在未来的法律制度设计中, 对农村社会保障资金需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应通过实施“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反哺农村”战略, 政府拿出相应的资金, 弥补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

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建设政府资金来源的现实状况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中, 最重要的一块是政府财政的支持。现实地看, 财政投入不足, 导致农村社会保障面临资金严重不足的现实困境。

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支出, 一直以来力度是不够的。各级政府将可用的资金多集中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对于农村的投入较少, 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只有城市的1/8, 农民人均占有国家社会保障投资的份额仅为城镇居民的1/305, 而且国家有限的资金投入主要体现为农村扶贫资金和民政救济金。2006年我国财政实际支出为41543.65亿元, 而农村社会保障支出仅占财政总支出的0.735%左右, 仅为当年财政社会保障总支出的零头。再拿养老保险的情况来看, 据统计:2006年末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5489亿元, 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仅有354亿元。

农村社会保障的资金统筹层次也比较低, 大部分由县、乡、村统筹, 这样一来, 要保证充足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是相当困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情况相对好些, 但也有部分县、乡、村社保基金存在不足的情况, 中西部的落后地区形势就更不容乐观了。贫困地区各级政府财政实力本身较弱, 而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资金需求是大笔的、持续的支出, 如果在现有财力的基础上再增加这样大笔的支出, 是难以承受的。因此从目前看, 中央及省级政府财政补贴少、地方财政支付能力不足是问题的核心。

三、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政府资金来源的法制保障

1、在《预算法》等法律中增加财政支持农保的相关规定

为了维护农民应享有的社会保障权利, 需要打破传统以来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保障体系, 将国家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 按照一定的比例在城乡居民间进行合理分析。从公共财政的角度来看, 中央政府集中较大部分财政收入的关键目的在于实现地区间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以2008年为例, 全国财政收入61330.35亿元, 假定财政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即不考虑多年来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因素, 财政收入等于财政支出。在这种情况下, 若以财政支出的20% (发达国家平均为35%) 用于社会保障, 可筹集社会保障资金12166.07亿元。再按城乡人口比例进行分配, 即使农村人口分配30%的比例, 亦可筹集到3649.821亿元。

从立法的角度, 建立适时修改《预算法》时, 在第三章第十九条第三款的“预算支出”中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的规定。各级财政要调整预算支出结构, 把农村社会保障的支出作为一项常设支出科目。另外, 建议适时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 对转移支付予以规范。对于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转移支付问题, 亦应在该法中作出规定。如对转移支付的条件、标准等作出明确规定。在转移支付时, 涉及到农村社会保障的资金, 建议通过立法规定, 将钱直接打入到受益人的个人账户, 避免中间环节, 以防被某些基层政府控制后截留或挪作他用。另外, 当前现实中存在较为突出地一大问题是, 对挪用、挤占、截留社会保障资金的行为得不到及时的惩治, 我国《刑法》未将社会保障资金列入特定款项的保护范围, 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农村社会保障的实施机制。因此, 建议《刑法》修改时, 将社会保障资金列入特定款项的保护范围之内, 对挪用、挤占、截留社会保障资金的行为进行惩治, 使社保资金运营处于安全范围之内。

2、在《土地管理法》中明确政府可从土地收益中提取农保资金

建议适时通过立法开征农村土地交易税, 专款专用, 保证国家有足够资金充实社会统筹账户。通过强制开征农村土地交易税, 国家可以筹集大量资金。在土地的初次买卖时, 国家可以按照土地成交的金额, 征收一定比例的土地交易税在土地再次买卖时, 国家还可以依据与前一次交易相比的增值额征收土地增值税。税率的高低, 可依据政府的宏观调控需要和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进行调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 土地出让金已占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在我国现行财政体制下, 中西部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靠卖土地来支撑, 建设用地面积和土地出让面积不断攀升, 据《中国国土资源公报》的数据, 土地出让金由2001年的492亿元已经增至2006年的7676.89亿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对全国超过半数的城市土地出让收入进行调研, 得出的结论是:2006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保守估计超过1万亿元。如果提取其中3%作为农地征用调节基金, 仅此一项就可以筹集到300亿元。

建议未来修改《土地管理法》时, 适当提高土地出让的收入。依宪法规定,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在对城郊土地开发前, 都必须先要经过政府征收这一道关, 将原来属于集体的土地收归国有, 方能进行开发。政府依法获得土地出让的收入和提取土地增值的收益, 既符合法理, 亦具有可操作性。相关的做法应以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的形式确定下来。

3、将投向“三农”的资金纳入《农民权益保护法》转化为农保资金

目前, 每年中央扶贫资金总量超过300亿元。如果这笔资金用于建立低保, 那么可将“低保”标准提高到目前的绝对贫困线之上。目前, 扶贫资金既有国家扶贫办掌握一部分, 又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民委掌握一部分, 各部门间缺乏有效的协调, 导致财政扶贫资金管理较为混乱。一些真正需要扶贫的困难户得不到应有的帮助。鉴于此, 有必要整合现有各项国家财政扶贫资金, 从国家扶贫开发资金中切出一块, 用于农村“低保”的资金来源。

建议将财政对农业的补贴逐步转化为农村社会保障的资金。2008年, 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达到5955亿元。各级地方财政也在逐步增加对“三农”的投资。当前, 我国已经进入WTO后过渡期, 我们宜遵循WTO的规则, 把以往这些对农业的补贴逐步转化为对农民直接进行补贴。这样, 农村社会保障资金将可增加一块较大的来源。以2008年为例, 如果将对“三农”的财政支持资金的1/3用作农村社会保障的资金, 将有约2000亿元。

建议适时制定《农民权益保护法》, 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农民的权益进行保障。如果能通过《农民权益保护法》进行规制, 将部分支农资金拿出来, 直接让农民受益, 将对农民权益的保障更有裨益。

4、适时制定《社会保障税法》开征社会保障税

长远地看, 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是一种重要的筹资方式。建议适时制定《社会保障税法》。目前世界范围内已有约70%的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 一些西方国家社会保障税收已经成为收入最多的税种之一。税收是一种法定规范化的形式, 农村费改税也是大势所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社会法制进步, 可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开征此税种。制定《社会保障税法》, 开征此税种后, 社会保障税通过税收的方式, 不仅明确了保障的项目, 而且税金的缴纳、管理和支付都有严密的法规条文规定, 具有较强的权威性, 这就要求所有被纳入社会保障税应税对象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按时足额地缴纳税金从而可有效保证资金的来源。

5、立法规范国有股转持充实社保资金账户

2009年6月19日, 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联合宣布, 在境内证券市场上实行国有股转持政策, 转持国有股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持有。可以看出, 这一政策旨在从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 为应对未来老龄化社会做准备。但其中的资金究竟如何操作, 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能从中分得多大比例的资金, 尚需通过立法来予以规范。

国有企业的部分利润可用于农村社会保障。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所有的财产, 不是城里人独有的资产, 更不是国有企业职工独有的财产。统计显示, 中央企业实现利润2007年为9968.5亿元, 2008年为6961.8亿元。但自1994年以来, 无论是垄断性高利润的国有企业, 还是竞争性的国有企业, 从没有向政府上缴税后利润。可考虑要求国有企业上交部分利润, 用于充实农村社会保障的基金。以2008年为例, 如果将其利润的10%用于充实农村社会保障资金, 亦有近700亿元。

建议未来制定《农村社会保障法》时, 对国有企业的部分利润用于农村社会保障作出明确的规定。国有企业的规模大, 影响广, 并且由于国家赋予其相应的垄断经营权因而在市场上取得相对的支配地位, 因此, 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也是理所应当的。在法律未制定出来之前, 建议可由国务院出台相应的政策, 对之进行规定。在尝试一段时间, 也有了一些经验后, 再逐步制定层级更高的规章、行政法规直至制定法律。

农村资金保障型 篇2

安全生产资金保障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管理，确保企业对安全技术措施经费使用及时、到位，依据本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和《资金运用制度》的规定对安全技术措施经费的提取及使用做如下规定：

1、安全技术措施经费按不低于建筑施工单位产值的6‰的比例提取。企业安全费用由企业自行提取，专户储存，专项用于安全生产。

其中：安全教育专项培训的保障资金为30%

安全劳动防护品的保障资金为30%

安全生产技术措施的保障资金为40%

2、公司对施工经营项目需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由施工经营项目的决策机构或主要负责人确保资金的及时到位，正确使用，并对由于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后果承担责任。

3、安全教育专项培训的保障资金用于购置或编印安全技术、劳动保护、安全知识的参考书刊物、宣传画、标语、幻灯及教育光盘等；建立与贯彻有关安全生产规程制度的措施。

4、安全劳动防护用品的保障资金主要用于购买、管理劳动保护用品，物品采购时要严格按照公司制定的采购程序进行，劳动产品必须严格控制使用年限和使用范围，对安全性能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时要及时向主管部门提出报废或降裁处理。对违反采购原则的行为，除按奖罚条例处罚外，必须退货，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的由行为人和批准人承担责任。

5、加强对施工现场上使用的安全防护用具及机械设备的监督管理，要对安全劳保用品、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进行定期的维护和保养或对其定期不定期的检查和抽查，发现不合格的用具或技术指标、安全性能不能满足施工安全需要的设备等应立即停止使用。

保障房资金从何而来? 篇3

为了遏制当前过高的房价，解决国内居民的基本居住条件，政府在未来5年里，计划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覆盖率将达到20%。然而，建造3600万套保障房，仅静态估计，至少需要融集资金7万亿元。

中国内地人口多，区域广，区域经济差别大，不少地方政府的财力有限。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以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如果不是靠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这些地区不太有能力解决当地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即使这个住房保障体系是合理的，政府的实际财力也难以支撑这个巨大的住房保障体系。

面对如此庞大的资金投入，需要多种渠道进行筹资。仅依靠财政，是不现实的。“国家早已规定地方将土地出让金的10%用于保障房建设，但落实不理想。”有政府官员如此感叹。

保障房融资的“重庆模式”

重庆率先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成为中国房产改革的实验田。舆论称之为“重庆模式”。郎咸平甚至说，只有重庆模式才能救中国。

“重庆模式”主要是加大保障房的建设，而放宽商品房的管制。只要民众居者有其屋，商品房价格可以随行就市，涨跌自便。保障房在分配上实行宽进严出，住满五年后，才可以购买下来，而且出售也只能用经适房价格卖给政府。

重庆未来3年建成300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住房，约需成本1500亿元。由于公租房用地以划拨方式供应，减免土地出让金，加上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免征城市建设配套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可直接减少一半资金投入，实际投资在700多亿元。

对这700多亿元资金，大概200亿元由政府投入，主要有几个来源，一是土地全部划拨，土地成本作为国有资产注入；二是把每年土地出让收益的5%用于公租房建设，每年有10多亿元；三是中央下拨的专项资金和市里每年安排的财政预算资金。

还有500多亿的资金缺口，需要面向社会融资，而社会资本愿意进入保障房建设的理由无非有二：

理由一：保障房具有源源不断的租金收入。如果存入银行，每年只有3%左右的利息，而投入公共租赁住房后，可实现4%以上的收益。从全部750亿元投资看，其中500亿元通过社会融资方式解决，如果支付4%~5%的年利息，每年大约需要20多亿元。按照重庆公共租赁住房每年每平方米120元左右的租金标准计算，3000万平方米每年可收租金36亿元，除了用于还款付息外，近一半的资金还能用于房屋的维护和管理，完全可以实现当期资金的平衡。

理由二：3000万平方米的保障社区，配套的商铺是香饽饽。依照国际社区商业面积与住宅面积的比例，大约修建60万平米商业，以均价10000元/平方米计算，商业可获得60亿的销售资金。

“只要运作得当，政府建设公共租赁住房不会成为一种经济负担，反而会成为一笔优质资产。”重庆市长黄奇帆如此总结。

保障房对保险资金颇富吸引力

在新加坡和香港，金融、保险资金进入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领域并得到可靠收益，已有先例。“保障房通过收取房租，可以形成地方政府的良性资产，因此资本市场会感兴趣。”

两会期间，中国人寿总裁杨超呼吁，应尽快出台险资参与保障性住房投资及管理的相关细则，从而在促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发展的同时，实现保险业又好又快发展。中国人寿已与北京、福建等多个地方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其中包括险资投资保障房建设。

无独有偶，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也建议，利用保险资金支持国家保障性住房建设，发挥保险资金改善民生的作用。他表示利用保险资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不仅有利于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的发展，而且有助于提高保险资金的长期投资收益。“国家5年新建3600万套保障房的目标，无疑让敏感的险资看到获利空间。”

太平洋保险集团最近宣布，旗下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发起设立的“太平洋—上海公共租赁房项目债权投资计划”已正式通过保监部门备案。该计划将募集40亿元人民币资金，主要用于上海地产集团在上海市区建设的约5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有政府背景的保险资金和企业年金进入公共租赁房领域。“这些资金存在银行里的利率回报非常低，如果用这些资金去购买政府建的、有优惠政策的房屋，再交给政府作为公租房，租金回报肯定比银行利息高得多，而且政府可以承诺担保。”

REITs，保障房融资新途径

广州则提出正在研究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提高用于保障房建设的土地出让金净收益比例等手段解决融资难题。

REITs是以发行收益凭证的方式汇集特定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由专门投资机构进行房地产投资经营管理，并将投资综合收益按比例分配给投资者的一种信托基金。REITs不仅资金来源广泛，而且是以专业的人员进行房地产项目的投资选择及运作管理，因此在可运作的资金规范上、管理上及投资策略的制定上都具有先天的优势。对于投资者而言，REITs风险低，回报稳定。

对于保障房项目而言，与债务融资相比，REITs是以股权形式的投资，不会增加企业的债务负担。如果从银行贷款，房地产企业要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财务压力大，而且房地产企业也难以就那些短期内回报低的项目向银行申请贷款。

开发商建保障房被寄厚望

对于保障房的建设，因为利润太低，开发商参与动力不足。万科首度打破沉默，总裁郁亮表示，万科愿意参与保障房建设，但前提是符合股东利益。如果将来的制度可以让保障房持续运营，万科会加大参与力度。

万科目前参与保障房建设主要是尽到行业领跑者的责任。据郁亮称，“我们向地方政府说，建保障房只要给我1块钱利润就够了。为什么给1块钱利润？这样就可以对股东说，我们做这个项目没有亏钱。”

万科参与的保障房建设，都需要自身投入资金，政府提出的回报率是3%，平均算下来回报率在3%~5%左右。

新建的保障房将改变住宅的供应结构，也会改变整个行业的未来走向。万科非常看好保障房的供应，因为保障房供给是未来房地产行业获得比较好的发展环境的必要条件。只有保障房大量落实到位，房地产业才有发展的基础。

尽管保障性住房在外界看来，其利润很低，但在调控之下也不失为一个安全的经营模式。保障性住房的利润率大约为3%，但是安全系数非常高。因为成本很好控制，甚至是固定成本。建好能很快交付使用，对于房企而言，能够加速资金周转非常重要。

农村资金保障型 篇4

一、基金筹集及管理模式

一是推行目标。根据全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会议的统一部署,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与安排下, 该县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征收试点工作于2010年元月8日启动, 11镇 (区) 财经所协同工作队有序展开、分工合作、强力推进, 遵循“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基本原则, 按照“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农保目标, 个人缴费越多, 缴费年限越长, 将来领取的养老金越高。如果按最低标准缴费, 达到15年以上, 将来每年最低可领取790元以上的养老金。

二是基金筹集。主要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 (1) 个人缴费。以农户家庭为参保单位, 缴费标准现设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 参保人自主选择参保档次缴费, 多缴多得, 一年一次性缴纳。 (2) 集体补助。有条件的村集体要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 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民主确定。 (3) 政府补贴。政府对参保人缴费每人每年给予30元补贴 (省政府补贴20元, 县政府补贴10元) , 但不作为个人应缴保险费标准计算;县政府对农村重度残疾人且缴费困难的群体代缴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

三是管理及征缴。由县劳动保障部门主管, 镇 (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具体经办, 农村财政局及镇 (区) 财经所负责征缴归集。

二、主要做法及试点成果

南漳县被纳入全国首批新农保试点县, 为了把这项惠民政策落实好, 首先, 坚持在政策宣传的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通过发放新农保政策问答手册、《致全县农民朋友一封信》、制作政策问答展板、电视台开办专题节目、刷写宣传标语等多种形式及措施, 认真细致地工作, 苦口婆心地宣传, 确保镇不漏村, 村不漏户, 户不漏人, 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其次, 严格按照《试点实施方案》的规定执行操作。每个工作组做到“四包四不”, 即包政策宣传, 不漏户漏人;包登记参保, 不缺表缺项;包收缴保费, 不少收少交;包按时完成, 不降低质量。参保的方法上实行“三先三后”, 即:先60周岁以上的家庭, 后其他家庭;先认识好的家庭, 后有顾虑的家庭;先富裕的家庭, 后困难的家庭。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推行, 工作方法得当, 效果显著:一是密切了党群关系。农民能和城里人一样拿养老金了, 这和农民不交税一样, 是开天辟地的事情, 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无疑又得到一次提升。二是拉动了经济。虽然这部分养老金不多, 但从一个家庭来考虑, 多了一份收入, 就会对市场消费和经济的回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三是实现了农民增收。南漳县不仅是一个山区县, 又是农业大县, 农民增收困难, 新型农保惠及全县60岁以上老人达5万多人, 年基础养老金达3 300万元, 并且每年还有人届满60岁而进入“养老保险”管理。如果把这3 300万元平摊到4万个家庭中, 每户均5人, 计20万人来算, 每户人年均增加纯收入165元。四是促进了社会稳定。实施开展了新农保后, 农村60岁以上的老人不再为“生活无着落、养老无保障”而忧心忡忡。

三、基金征管机制的规范管理

由于新农保工作刚刚实施不久, 各项政策、制度与管理等还处于试点摸索与探讨之中, 并没有形成正式的条例与政策。目前, 初步看来, 在政策操作, 人员业务水平, 规章程序的执行等方面, 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需要进一步做好规范与管理工作, 确保基金征管有“量”也有“质”, “质”“量”同步。

一是着力“自我规范”。“打铁还需自身硬”, 要从自我抓起, 对县、镇 (区) 各级部门、财经所经办人员及新成立的农保中心财经人员, 加强新农保知识普及和软件运用与操作等学习培训工作, 确保做到人人懂政策、懂程序、懂方法。

二是着力“政策规范”。重点在资金征收、资金管理、票据管理、业务经办、政策调整等一系列工作流程上抓规范, 严禁以农民缴纳的社保金抵扣干部往欠款;严禁出现票款不符现象;严禁超标准收取证卡手册费;严禁资金不入国库, 不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严禁搭车收费;加强票据管理, 坚持一人一票, 严禁一人多票;加强基金报解, 实行票款同步, 按时报解制度等。同时, 和民政部门合作, 及时掌握人员生存状况的第一手资料, 防止死亡后冒领待遇情况的发生。

三是着力“督办检查”。新型农保工作是健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大改革。在鼓励农村户口多交、积极参与的基本要求上, 实现“全员参保、人人享受”的目标, 不仅60岁以上的老人100%享受到养老待遇, 而且还要使所有农民“参保率”达到100%, 基金的“征收率”也达到100%。为了达到上述目标, 对县、镇 (区) 财经部门、经办人员和资金的征收与管理上, 实施按季度或月份定期或不定期地督办检查工作, 明确职责任务、规范操作规程, 完善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 将新农保基金征缴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人, 实行包片包村的奖惩制度, 年底按征收率及参保率来考核兑现, 确保财经部门以一流的工作状态创造出一流的工作业绩。

农村资金保障型 篇5

2011-2012年间，常州聚丰房产代理公司法人索中林利用其房屋中介经纪人身份，通过诱骗20名卖房人签订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委托合同等方式，仅支付了首付，就将客户的房屋“买”下，再抵押套现，所得房款用于偿还其个人债务，造成20名卖房人的财产损失共计人民币1200万元。法院于2013年7月以合同诈骗罪等罪名判处索中林20年有期徒刑。

这是一件涉及存量房交易欺诈的典型案例。之前，类似案件在其他城市也有报道，加强存量房资金监管工作引起各方关注。为此，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于2006年12月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房地产经纪管理、规范交易结算账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建住房〔2006〕321号），要求建立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管理制度，规范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账户开设和资金划转，加强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账户管理。通过几年的实践，随着二手房市场的快速发展，常州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市区房地产开发项目管理的通知》（常政办发〔2013〕144号），决定加强房地产市场的交易行为管理，实施存量房交易资金第三方监管制度，由房产行政主管部门设立专门的交易保证机构，或委托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作为交易保证机构，对存量房交易资金实施第三方监管。存量房交易的买方将交易资金委托交易保证机构进行支付，待卖方房产过户至买方名下后，交易保证机构再向卖方划转全部交易款项。

在前期调研中，存量房交易所涉各方反应不一。存量房买卖双方表示欢迎，但担心会增加交易手续和监管费用；房屋中介经纪公司或支持，或观望，或质疑；银行等金融部门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表示支持并将配合参与。

在系统开发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南京、苏州、徐州等兄弟城市的实践经验，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于群众，服务于市场，以建成“房屋交易中的支付宝”为目标，由政府提供第三方资金监管平台，实现买卖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房”，保障双方利益。以安全、便捷、免费、高效为原则，由当时的房产登记中心提供资金监管账户，专项对存量房交易资金实行封闭管理，确保资金安全；在办理权属登记的同一地点开设资金监管窗口，确保当事人办理相关手续的方便便捷；监管平台对买卖双方当事人不收取任何费用，同时被监管的交易资金在监管专户存放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活期存款利率结算利息给当事人；房屋转移登记与抵押登记合并受理同时出证，对需要办理银行和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审批放款时间缩短，效率更高。

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工作得到了银行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2014年5月，常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常州市中心支行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市区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工作的通知》（常房发?z2014?{28号），进一步明确市区范围内城镇国有土地上存量房交易全面实行交易资金监管，其交易资金是指存量房买卖备案合同中约定的购房价款，不包含房屋过户所涉及的各项税费、定金、尾款。明确对属于房屋产权交换、房屋拍卖等5种转让不实行监管，对直系亲属间的房产转让等4种情况可以申请免除资金监管，对买方自愿用部分购房款先行替卖方还贷解押的，可以申请部分交易资金监管，同时对终止交易和资金监管的解除也作出了明确表述。

常州市存量房资金监管工作于2015年6月30日全面展开，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11家银行参与监管业务。与以往存量房交易流程相比，实施资金监管后，所增加的环节是交易双方共同在监管窗口签订监管（或免监管）协议，买方将交易资金存入监管账户，由监管窗口出具监管（或免监管）凭证，交易双方持凭证和其他所需材料办理过户。买卖双方可以协商在当时开通业务的11家银行中任选一家银行，但必须持有同一家银行的银行卡办理交易资金存放业务，以提高资金划转效率。

常州市存量房资金监管工作正式上线已超过一年，获得了多方共赢的良好效果。一方面，存量房买卖双方越来越接受资金监管，从一开始担心流程长、手续多而尽量申请免监管、少监管，到现在主动要求多监管、全监管，户均监管金额从30万元增至目前的50万元，监管平台对交易资金的安全保障作用得到普遍认可，申请监管率逐月提高，目前已经稳定在80%以上。另一方面，由于存量房交易资金量大，各银行都非常重视，参与的银行已经增至15个，并且纷纷从提高服务质量下手，争取更多业务，最终使买卖双方受益。从市场监管部门的角度，由于交易资金安全得到保障，买卖纠纷减少，市场秩序更好。

开展存量房资金监管工作，我们的体会是：一是要统一认识。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把好事干好干实。存量房交易面广量大，交易过程中不可控因素多，由政府部门提供平台，既保障交易双方合法权益，又不影响存量房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二是要充分沟通。开展存量房资金监管，离不开金融、财政、住房公积金等相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系统对接、流程再造、账户开设、数据发送等，都是在反复沟通、不断测试中最终确定运行方式。三是要因地制宜。我们分析了存量房交易中的各种情况，充分考虑了商业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组合贷款等多种资金筹集渠道以及定金、尾款等交易中的常见办法，让交易双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全部资金监管、部分资金监管、免监管等监管模式，不搞一刀切。除此之外，还在系统中设置了交易终止、撤销资金监管等环节，保障交易资金安全。四是要加强培训。存量房资金监管系统正式上线前，分层分批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多次业务培训和问题解答。除本单位职工、银行职员、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员工外，重点对所有开展存量房交易的中介机构从业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模拟实务操作，设置了试运行阶段，配强技术骨干力量，随时解决试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五是要广泛宣传。正式运营前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交易大厅设置宣传牌、服务手册，开通咨询电话和网络回复，及时答疑解惑，取得共识和支持。

当然，运行一年多来，存量房资金监管带来的思考也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监管成效虽然好，但监管本身是需要成本的，就目前的情况看，一些因监管工作产生的费用，尚缺乏合适的支出渠道。要做到既能保障存量房交易?p方的资金财产安全，又能让承担监管责任的部门有合理的工作经费来源，有以下两条建议：一是在监管平台运行一段时间后，在市民广泛接受的情况下，经物价部门同意，启动监管收费，向交易双方收取一定费用。二是借鉴支付宝运作模式，利用时间差和资金规模获益。交易资金从存入监管帐户到支付给卖方是有一定时间的，并且有一定规模的累积沉淀（常驻）资金。据统计，我市开展存量房资金监管中，正常情况下资金存入和划转周期为5个工作日，常驻资金已经超过亿元。监管方可以和相关银行协商协议计息，用息差来支付监管成本，维护监管系统的正常运行。当然，前提必须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认可。在目前情况下，第二种办法更具有可操作性。

社会保障资金转移支付效应研究 篇6

一、社会救助体系的理论沿革

社会救助亦称社会救济，是国家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对因自然灾害或其他经济原因、社会原因而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社会成员给予救助，以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的制度。

社会救济的对象大体包括三类：(1)无依无靠，完全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主要是孤儿、孤寡老人、领社会保险津贴但仍不能维持最低生活的人。(2)有劳动能力，也有收入，但意外灾害降临，遭受沉重的财产甚至人身损失，一时生活困难的人。(3)有收入来源，但生活水平低于或仅相当于国家法定最低标准的国民和家庭。

追溯我国分配体制的历史渊源，孔子之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均而患不安”的思想深入统治者的治国之道。早期的分配思想对各代君王影响重大，如建立施粥所、济贫院，实施救灾济困的活动等，这就成了较早期的转移支付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社会福利中一直担任传统“父爱主义”角色，建立了以工作身份为基础的“单位制”职业福利，社会成员对单位存在显著的生存依附关系，我国至改革开放前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奉行平均主义的理念，以及实施的以“低收入”为前提的城镇劳动人口普遍就业政策，城市贫困问题并不突出，当时的转移支付面向全体国民，支付水平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

80年代以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城镇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国社会救助改革的重点主要在农村，在各级民政部门的统一组织和管理下，对农村救灾、救济、五保和扶贫等四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探索。

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社会救助制度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的时期，其标志就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市场经济打破了城镇职工的终身铁饭碗，城市贫困现象加剧。1997年9月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中央正式有力地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国的实施。1999年9月28日，国务院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使这一制度上升到行政法规规范的层次。

进入本世纪后，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的同时，最大的事件是在农村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推进其他转项救助制度建设。2007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向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了在全国农村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任务，同年7月1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对农村低保制度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具体标准；全国各地随之积极推进农村低保工作，建立完善相关制度，农村低保制度自此正式在全国农村全面推进。此外，各地普遍开展了城乡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与住房救助等专项救助制度建设，在低保制度的实践中还采取了分类救助的办法，以使有特殊困难的低保户家庭能够获得更多的援助。

面对生活困难特殊群体的特殊需要，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手段调节并缩小这种差距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方法，同时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效应的研究也逐渐得到关注。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有几方面(1)对影响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因素的分析(2)对社会保障预算的研究(3)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研究(4)对我国社会保障支出适度水平的研究(5)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地区差异分析。

国外，早在1920年，英国剑桥学派代表人物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指出，可以通过向穷人直接转移支付如举办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设施，缩小贫困差距；凯恩斯主张政府实行普遍福利，减小收入分配的不公平；马斯格雷夫关注低收入阶层，强调设置最低收入。

社会救济强调的是一个相对的结果公平，是作为一个处于非常境遇的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相对的结果公平是社会救助追求的目标，实现它需要从多个内容来完成，据民政部2009年1季度统计数据显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达6650.6万人，享受五保待遇的人数达550.9万人，传统和农村临时救济的人数达173.1万人，庞大的数据给社会救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对社会救助转移支付分配现状分析

(一)整个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例太小，投入太少

在肯定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体的社会救助体系发挥越来越重要保障作用的同时，必须承认，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由于投入偏低，保障水平都不高。从世界范围看，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0％以上。欧盟国家在2003年、2004年、2005年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7.4％、27.3％和27.2％，福利国家这一指标甚至超过30％。在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在2006年约为1.1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5.2％，明显低于欧盟国家。

虽然政府对担负社会救助责任已成为共识，资金投入的来源由财政拨款已无可厚非，可以说在制度层面上已确立了以政府为核心的这一“兜底”保障线。但是，实践中却出现资金投入不足的尴尬场面，每年投向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内的各项社会救助财政资金不到财政支出的1％，而需要救助的对象却是以千万甚至上亿人数计，这就使得现实的社会救助制度，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二)最低生活保障的城乡差距

2009年第一季度，据民政统计季报数据显示城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2340.5万人，农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4310.1万人，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支出总计为126.1亿元，月人均支出水平为180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总计为9l，9亿元，月人均支出水平为71元，而城市医疗救助支出总计为5.3亿元，农村医疗救助支出总计9.4亿元。统计数据说明，社会救助体制不仅存在资金投入不足，而且城乡差距显著。另外，对农村医疗救助投入虽然从绝对数上超过了城市，但是相对于绝对人口的数量平均数来看，却是甚微的。

另外，从政策层面上分析。制度的分割，严重影响了社会救助整体效能的提高。城乡分割、分治时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显著特征，也同样成了社会救助制度的特征。建国初期，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实行二元分治，进而形成二元分割的社会救助体系，并各自独立发展，到二十世纪80年代，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走上了一条先发展城市后发展农村的道路，初步从经济上拉开了城乡差距。1999年9月28日，国务院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2001年11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工作通知》，这些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有效地保障了城市失业、下岗职工等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使救助人数稳定在2200万人左

右。而在农村，虽然于1994年1月23日国务院颁布了《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毕竟范围狭窄，受益人数太少，直到2007年7月1 1日，国务院才发布《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度的通知》，所以城乡分割的社会救助制度导致了救助资源的分配不公，进一步强化甚至扩大了城乡差距。

(三)东、西、中部地区最低生活保障的差距

基于区域分析的需要，在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分别各抽取四个省份进行研究，在进行三大区域划分时，既考虑了传统的三大区域划分办法，也考虑了各省实际的GDP水平，由于近年来广西GDP的水平比较低，列入东部地区分析实有偏颇，基于这样的原因将广西列入西部地区作为分析对象。

从图表数据显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在最低生活保障的享有人数，资金的支出上差距是明显的。这种差距较大的现实，会直接影响到社会救助制度转移支付的总效用，即各地区存在较大的差距会削弱社会救助制度的效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等水平地区、欠发达地区，这三个区域尤其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这种对比的悬殊在降低总效用，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效用成为整个转移支付效用的瓶颈，在认识到这一瓶颈的同时，就为提高这个社会救助制度的转移支付效用找到了核心。

(四)返贫困现象对社会救助转移支付制度的冲击

如右图显示，从纵向来看，贫困人口是呈递减趋势，但是返贫困率高的让人反思。1998年，返贫困率占贫困人口的33.1％，1999年，返贫困人口占到51.5％，2000年返贫困人口占45.4％，从返贫困人口的庞大比例来分析，社会救助制度的转移支付效应不是令人满意的，如此高的返贫困率也佐证了社会救助转移支付作用受到了折损。从侧面说明了社会救助在帮助贫困人口脱贫的手段方式途径内容等方面，是有待改进的，对深入探讨彻底脱贫的研究成为社会救助制度研究的一个重点。

三、计会救助转移支付分配现状的原因分析

(一)在一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长期坚持的效率优先原则

自改革开放之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旗帜屹立在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行业，无论在生产还是在分配领域都鲜明地采取了效率优先的原则，使得今天缩小收入差距演变为“解百日之寒冰”的艰难工作，“效率优先给我们国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绝对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但是，人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鸿沟已成事实，相对贫困人口呈直线上升趋势，在这里仅以改革开放后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为例。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绝对数为343.4元；农村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绝对数为133.6元。1998年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绝对数为5425.1元；农村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绝对数为2162元；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绝对数为13785.8元；农村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绝对数为4140.4元。

(二)政府不同时期的任务侧重点不同

1978年以后，“三个有利于”作为标尺来衡量经济、社会、政治，其核心是发展经济，积累财富，对于社会的弱势群体关注度相当不够，所以，对社会救助转移支付的资金投入明显不足，缺口较大。

这一点可以从有关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看出，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1994年1月23日国务院颁布《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1999年9月28日国务院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颁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2003年3月17日孙志刚案件后，1982年5月12日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2006年1月21日国务院颁布《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1994年1月23日国务院颁布《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同时废止。

还有规范性文件：1997年9月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2001年11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2007年7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

(三)经济发展差异是社会救助支出差异的主要根源

从前文的研究可以看出，东部发达地区如广东、浙江、福建等省份在社会救助投资上远大于西部地区省份如云南、甘肃、宁夏、广西等省。但是，进一步进行分析可以明确，产业结构的作用至关重要，在此以各地区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为佐证，论证产业结构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进而对转移支付的影响。如右图所示，单位：％

(四)社会救助制度自身发展的缺陷

现行社会救济制度主要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使其它隐藏功能得不到发挥，主要表现在社会救助的实践中，管理机构由于处于简单行事的考虑。往往将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补贴等其它专项救助简单地累加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上，各种专项补助和优惠政策均以申请者享受低保待遇为必备条件，从而形成这些专项救助制度忽略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同时也增加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含金量，这就形成今天的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社会救助体系。另外，这种捆绑式的救助，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困陷阱。

所谓贫困陷阱。是指当低保对象通过各种努力增加收入时，可获得的与其个人收入水平相关的补助却不断下降，其实质就是再次征收了税收，从而导致低保户通过自己的努力得以增加收入的结果却是实际收入的下降，最终使得处于保障线以下的贫困人员不能自拔，贫困陷阱会造成不同程度上出现“动力真空”和管理的易进难出等问题。

四、对社会救助制度转移支付公平性的对策方案

(一)“民生问题”刻不容缓，应加大对社会救助的资金投入和人才培养

社会救助制是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后一道安全网而存在的，它的对象是低收入阶层尤其是生活困难的社会阶层，肩负着免除国民生存危机的重大责任。所以，把社会救助看作保民生的重要体制是合情合理的，作为民生问题来研究这一高度就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得到更大的投入。

用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分析，这一指标是衡量政府对民生的关注与重视及财政公共性强弱的核心之本。在国际上，福利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40％甚至50％，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指标控制在20％—30％，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2007年时为11％，属于偏低型。对此，有关专家指出，从发展可能和需要出发，到2012年、2020年、2049年，这一指标应分别不低于15％、20％、30％，从我国政府近年的关注度来看，这一指标是可以实现的，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的安排情况如下：教育支出1560.76亿元，增长45.1％；科学技术支出1133.98亿元，增长2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761.61亿元，增长24.2％。

另外，社会救助乃至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组织和人力资源支持。要加快专业人才的培养，形成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的社会保障专业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志愿工作者队伍。

从功利主义的眼光出发，中央政府对社会救助的投资是高回报的、有效的。如1999年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有效地保障了下岗、失业工人的基本生活，对稳定社会、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地方政府的责任分担不仅是分税制下的财政体制决定的地方政府应当承担的保民生责任，也是地方政府保一方平安的一项基本再责任。

(二)在转移支付分配中，倾向性分配是必要的

从上文的研究中不难得出，经济欠发达地区如西部地区，对社会救助的需求量更大，通过倾向性的转移支付来缩小区域内以及区域间的社会救助差异，作为一个还不是非常健全的制度在初期应对的难题、重点也应该有核心，有侧重点地倾向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制度完善的必要。

(三)社会救助体系的城乡一体化

随着城乡经济发展的逐步缩小，应当消除社会救助的户籍差异，推动城乡统一的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浙江一些地区已经实现了社会救助制度的城乡一体化，说明这一目标并非超时代的。当然，必须承认城乡差距与城乡分割及其造成的制度分割非短期内能够完全消除，推动社会救助城乡一体化也非一步可及，当务之急是建立城乡之间的制度公平和制度协调，更加合理地分配城乡之间社会救助的责任和资源，以便保障底线公平。

(四)从以低保为核心向综合救助转变

从前文阐述中我们得知，由于含金量太高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导致了贫困陷阱的出现，所以从现实角度出发，要求救助项目应当丰富，将与公民息息相关的生活必需品、医疗、教育、住房等救助项目的空壳充实起来，形成综合的、统一规范的救助制度，使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补贴从名义的角色转变到有实际意义。

另外，综合救助的建立能有效地消除非制度化、非规范化的临时救济、特困补助、送温暖等临时性救济措施，使政府的救济行为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五)建立中央与地方政府责任分担机制

中央政府承担社会救助的责任基于两大理由：一是基于政权合法性的缘由；一是政府对公共资源在全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分配，是一大责任。中央政府有能力承担这项责任。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总额的比重有较大提高，1993年比重仅为22％，而1994年之后，每年都超过50％，2005年为52.13％，所以，中央政府有能力承担在分配的职能。

五、结语

保障房资金有“保障”吗 篇7

2011年6月9日, 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利用债券融资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指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发行企业债券应优先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和其他企业, 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进行保障性住房项目融资;企业债券募集资金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 优先办理核准手续;强化中介机构服务, 加强信息披露和募集资金用途监管, 切实防范风险。

从发改委文件不难发现, 此次直接融资的载体还是地方融资平台。对于地方融资平台, 中央对其态度确实比较复杂。2011年6月路透社报道, 中国准备清理2-3万亿可能违约的地方政府债务。而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到底有多少?2011年6月1日央行发布《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显示, 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万余家, 同时央行称平台贷款在人民币各项贷款中占比不超过30%, 而央行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0年底人民币各项贷款47.92亿元, 由此可以粗略推出一个上限值, 平台贷款占比不超过30%意味着平台贷款规模的上限约为14.4万亿元。而两年前的今天又是什么情况呢?2009年5月底央行公布信息显示:全国共有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3800家左右, 总资产规模约9万亿元, 总负债规模升至5.26万亿元, 平均负债率为60%。5.26万亿元的负债相当于2009年全国GDP的15.7%、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76.8%、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161.35%。短短两年时间, 地方政府债务竟然膨胀得如此之快。

正是在地方融资平台日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定时炸弹”时, 中央相继在2010年6月10日发布《关于加强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发[2010]19号) ;在2010年11月20日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发现债券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 以此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监控。

然而, 在清理地方政府债务的号角刚刚吹响时, 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围猎便放开了一个大口子。

究其原因:一方面, 年初李克强副总理就曾直言“千万套保障房是硬任务”。今年的保障房建设有两个重要的任务:其一, 从根本上陆续调整中国的住房供应结构, 由当下的“商品房”单轨制向“商品房+保障房”的双轨制转变, 只有真正使住宅市场去投资化, 回归消费属性, 才能实实在在地解决民生问题;其二, 当前的保障房建设项目是我国今年最确定而且最可控的拉动经济增长的项目, 1.4万亿的保障房项目为维持中国GDP的高增长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 地方财政的财力又捉襟见肘, 许多保障房项目需要地方政府配备大量的建设资金, 而地方又拿不出钱。缺钱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 中央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以“GDP为纲”,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地方政府把本来有限的财力花费在不必要的“新兴园区建设”、“形象工程”等方面, 过度投资透支了大量的地方财力;其二, 随着中央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 土地市场趋冷, 各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锐减。

保障房资金来源

当前保障房建设的现状截至2011年5月底, 我国保障房建设整体开工率较低。具体而言, 东部省份的广东、江苏、浙江保障房开工率均在30%左右, 河北和辽宁相对较高, 分别为70%和84%。

数据来源:中国指数研究院

开工率较低的主要原因是资金不足。资金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保障房利润率较低, 很难有效吸引社会民间资本参与其中;第二、保障房建设资金需求量大, 地方政府财力有限, 而且对于建设用地地方政府本可以出让, 这也变相减少了土地出让收入, 缩减了土地财政;第三、从今年年初开始, 中央对楼市的调控力度明显加强, 楼市的趋冷使得开发商对拿地更加谨慎和犹豫, 进而使得土地出让的溢价率大幅下降。诸多因素使得保障房建设资金缺乏“保障”。

当前的保障房建设是大跃进吗简单回顾我国的保障房建设历程:1998年房改之前, 以单位福利分房为主流, 称之为集资合作建房、安居房、统建房等;1998年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标志着住房实物分配的彻底停止, 逐步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作为房改的核心文件, 也是历史上第一次从制度层面提出“高端有市场、中端有调控、低端有保障”的楼市调控格局思想。

住房分配货币化的结果是楼价的不断高企, 高楼价必然推高地价, 而最为关键的是土地出让收入又是地方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从制度设计的层面, 就注定了中央与地方的楼市博弈格局, 土地财政使得地方政府划拨土地建设保障房的积极性逐年降低。从图一不难发现, 经济适用房开发投资占比从1999年的17%左右, 下降到2009托、银行信贷等方式也可以解决一部分。年的4%左右;经济适用房竣工面积占比从2000年的26%左右下降到6%, 两个指标占比一路下行。

当下许多媒体都在讨论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是新时期的大跃进, 其实这样的言论“对也不对”。说其对, 是因为2010年580万套的保障房安居工程, 到2011年一下子就飙升至1000万套, 环比增长72.4%。这种爆发式的增长往往需要政府通过非市场化的手段调配大量资源, 无论从数量上或是方式上难免有些许大跃进的味道。说其不对, 主要是从历史的中长期看待这个问题:住房结构调整现在之所以急转弯, 是因为过去该转弯的时候没有转弯, 历史欠账太多。结合图一, 从1998年的房改以后保障房的发展速度和商品房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

从可行性角度分析, 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现在来看依然是可行的。第一、1000万套保障房中有近700万套是卖向市场的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由于较低的土地成本,

开发商的销售价格与其2000多元的建筑成本相比, 还是有较大的利润空间。这使得大型房企参与的积极性较强, 而地方政府表面上损失一部分土地出让收入, 然而不仅得到了政绩, 而且也并非无利可图。其余300万套的保障房资金是真正的难点, 一方面中央政府提供的专项资金可以解决一部分;另一方面地方融资平台直接融资、信托、银行信贷等方式也可以解决一部分。

保障房的资金来源及资金缺口到底有多大粗线条的划分1.3-1.4万亿的保障房建设资金, 其中8000多亿是通过社会机构的投入和保障对象以及所在的企业筹集, 中央财政预算拟安排补助资金1210亿元, 地方政府筹集4000多亿元。

从支出和收入项目来看:经济适用房只需政府划拨土地, 建设资金可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 政府并不需要投入太多的资金。真正需要政府投入的费用主要是小区外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而且廉租房和公租房也将为政策提供稳定的租金收益。保障性住房一定程度上是地方政府所持有的不动产, 并具有保值与增值功能。稳定的资产收益不仅可能帮助地方政府部分对冲掉建设资金所需要支付的银行利息, 还可将剩余部分用作维护等费用。

地方政府承担的4000多亿元, 现实的来源主要还是土地出让收入。从图二、三可知, 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从绝对值而言, 近几年基本保障上行态势。但进入2011年, 在房地产打压的大背景下, 土地市场也趋冷。正是由于趋冷的土地财政“巧遇”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 才会把地方政府直接融资的闭门打开。

风险分析

从政策风险角度分析, 主要有两个风险:一方面诚如李克强副总理指出, 公平分配是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生命线”。严格防范某些部门和地方政府打着保障性住房的幌子, 以各种名义为公务员分房, 严防“福利分房”卷土重来。4月28日福建龙岩经过摇号产生了初始入围申请经济适用房的951户名单, 名单包括龙岩市检察院、教育局、财政局、公路局、市医院、中小学校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100多人, 15%申购者系公职人员, 有“团购”嫌疑。这一事件也再次给我们敲响了是否公平的警钟。

另一方面, 地方融资平台涉水直接融资。如果管理不善, 可能使地方债务危机进一步膨胀。当前急需从严把控批准发行企业债券的地方融资平台的准入门槛, 同时充分发挥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 增加信息的透明度, 保证地方融资平台真正在阳光下发行企业债券。

趋势预判

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从当前的政治氛围分析, 中央如此高调地表示“1000万套保障房是硬任务”, 到年底从表面的保障房建设数量而言, 完成该“硬任务”的可能性非常大, 但实际的保障房投资可能会打折扣。打折扣的环节可能是保障房建设资金不能有效供应, 而资金链最可能出问题的环节或是地方政府承担的部分;

第二、当前全国保障房建设整体开工率较低, 但从第三季度开始, 保障房建设将迎来高潮。只要资金有渠道, 开工率问题相对容易解决;

第三、“土地财政”与“保障房大规模建设”可能对地方财政形成恶性循环的怪圈。二三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仍是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动机。保障房建设规模越大, 完善基础设计建设的资金缺口越大, 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也越高。而保障房投放市场的数量越大, 对住宅市场的冲击也越大, 这使得土地出让的溢价率越来越低。

农村资金保障型 篇8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是指政府将所有财政性资金都纳入国库单一帐户体系管理, 收入直接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 支出通过国库单一帐户体系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国库单一帐户体系为基础, 资金缴拔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 是整个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主要内容。

国库集中支付程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财政直接支付程序;另一类是财政授权支付程序。

财政直接支付的基本程序是:各预算单位根据用款需求, 提前上报用款计划。当需要支付时, 由预算单位根据用款需要提出直接支付申请 (直接支付上报有财政部规定的格式和办理时需要提供的支付凭证) , 报经财政部驻当地财政专员办审批后逐级上报财政部, 财政部对照预算部门最初上报的资金使用计划, 审核无误后把支付令开到某家代理银行, 由代理银行付款, 每天营业终了, 代理银行及时向财政支付机构传递单据, 核对拨款金额。

财政授权支付的基本程序是:各预算单位根据预算年度预算和相应工作的时间安排上报用款计划, 财政部审核预算单位上报的用款计划, 并授权代理银行下达给预算单位相应的额度, 预算单位用款时开出支付令交给授权银行, 由授权银行直接完成相应支付, 每天营业终了, 及时向财政支付机构传递单据, 核对拨款金额。

二、国库集中支付为解决传统财政性资金拨付遇到的资金沉淀难题而产生

长期以来, 我国实行的国库分散支付制度是将预算确定的各部门年度支出总额按期 (中央部门按季、地方部门按月) 拨付到各部门在商业银行开立的账户内由其使用。这种分散支付制度有很多弊端。

1. 各部门多头开列银行账户。

各商业银行为了承揽储蓄往往置有关规定于不顾, 推动多头重复开列账户, 致使政府财政资金分散, 脱离了预算统一管理, 从而使预算执行中的监督得不到落实, 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2. 预算信息管理落后。

由于大量资金分散于各商业银行, 政府的预算管理部门无法及时了解资金使用效率和运转情况, 不利于政府对客观形势做出正确判断。

3. 大量资金沉淀。

因为各单位资金使用时间规模不一, 有一个逐渐使用的过程, 而政府预算部门又是按期拨付的, 势必造成一方面政府财政为如期拨付资金而不得不发行公债或向银行借款, 另一方面又有大量政府财政资金沉淀于各商业银行的而没有使用。

4. 逐级拨付费时费力。

自财政部逐级下拨资金, 级次多的时候可能有十几级, 这样下来要浪费很多的时间, 而且也加大了各级财务人员的负担, 甚至出现个别单位截留下级部门资金或者不及时为下级部门拨付资金的现象。

这样就造成一方面国库紧张, 另一方面大量的资金沉淀在各级部门的银行账户上, 一般预算支出进度落后于时间进度的问题:往往到年底, 甚至是年底最后几天, 预算单位的资金花不出去或者乱花, 造成财政资金的严重浪费。这就形成了上半年“等项目”, 下半年“突击花钱”的状况, 严重影响了社会事业的发展。

鉴于传统支付方式的弊端, 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更好的资金支付管理方式来改变以往的传统支付模式, 国库集中支付适时推出, 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我国于2001年在一些地区进行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改革试点, 现在已经开展了10个年头, 大部分的财政资金都实行了国库集中支付, 从根本上解决了资金沉淀和逐级拨付资金的问题。

三、通过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减少了资金沉淀, 提高了资金利用率

1. 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实现了财政资金“0”沉淀, 克服了国家对沉淀资金无能为力的难题。

建立在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基础上的国库集中收付运行机制, 收入收缴的资金及时进入国库单一账户或财政专户, 取消了层层汇缴的中间环节;资金支付按照用款计划和规范程序, 直接支付到供货商或最终用款单位, 取消了层层支付的中间环节, 使财政资金在未支付到收款人之前一直保存在国库。即使预算单位年终时当年和以前年度预算有结余, 也只是停留在预算单位的账面上, 实际的资金仍旧在国库中, 不影响国家统筹使用资金。克服了以往在决算报表中显示国家有很多未动资金, 而实际上国家无法调配的局面。

各预算单位暂时不用的资金仍旧留在“国家的账户上”, 仍可由国家直接调配。实际上实行国库集中支付以来, 财政性资金基本上实现了“0”沉淀, 国家完全掌握了财政性资金的支付情况, 并可根据需要适当调配资金, 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 各级财政部门也制定了与国库集中支付相呼应的配套措施, 保障了国库支付工作的健康发展, 提高了资金利用效率。举例如下:

(1) 直接支付申请更加快捷。直接支付申请单位和专员办可以通过直接支付审核系统通过网络提交和审核直接支付申请和项目的立项、预算批复、合同文件、工程进度、监理报告等所有项目信息。审核完成后, 基层单位直接携带纸质申请书到专员办盖章便能一次完成专员办的审核环节。这样既无需申请单位来回奔波, 节省人力物力, 又可以提高专员办的审核效率, 缩短审核时间。

(2) 水利部门用款计划申报更加便利。水利部为了国库集中支付又好又快的发展开发了“水利财政资金国库集中支付信息管理系统”, 各水利预算单位在每年的11月10日前上报下年度上半年基本支出用款计划;每年4月10日前上报本年度下半年基本支出用款计划;每年2月10日前, 5月10日前, 8月10日前和11月10日前上报下季度项目支出用款计划, 同时如果遇到突发事件, 可以随时上报用款计划。这样网络化、程序化和灵活的操作相结合, 既保障了国库集中支付用款计划及时高效上报, 提高了工作效率, 又保证了突发事件应急资金的及时到位, 不但保障了正常工作开展所需要的资金, 而且为及时处理突发事件解决了资金难题。

通过国库集中支付减少了资金沉淀, 提高了资金利用率, 使国家财政资金能够用在最需要用的地方, 从而改变了以往国家一旦将资金下拨就无法使用的局面。

四、利用国库集中支付平台, 可以全面监督财政资金的使用过程, 保障了资金的安全

1. 通过财政信息系统监控平台的有效监控, 违规行为大大减少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实施后, 财政部门可以通过信息系统实时监控资金支付全过程, 及时发现违规问题和异常情况, 对违法违纪问题形成有效威慑, 预算单位规范使用资金的意识明显增强, 违规行为大大减少。

例如:水利部充分利用财政部外围平台和建设银行重客系统, 建立在线监控的日常工作机制, 明确了监控责任, 落实监控人员, 按照在线监控职责规范化要求, 实施在线监控, 并定期进行专题监控。如2007年2月份集中对水利部以现金形式发放工资和津补贴的情况进行了重点监控, 有力地加强了预算执行的监督力度, 减少了违纪违规行为, 有效地保障了财政资金支付安全。

2. 利用国库支付系统提供的监控平台, 可以随时发现财政资金使用工程中的违规行为, 并给予及时纠正

国库集中支付的实施加强了财政资金管理、控制和监督。由于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执行和各项制度、办法的约束, 使得资金申请、支用全过程都处在不同部门、单位的监控之下, 中间各个环节见不到钱, 减少了直接接触资金的机会, 从客观上减少了出现违规的条件。另外, 在资金预算执行控制等环节, 各个监控主体通过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时段的监控, 形成了对财政资金的有效监控网络, 从而使预算执行过程中的偏差能够及时被发现和纠正, 防止了截留、挤占和挪用资金现象的发生。

3. 国库集中支付的实施, 可以保障资金安全, 同时从源头上治理腐败

在传统的财政资金运行机制下, 部分单位的银行账户沉淀了大量的资金, 国家无法及时控制, 支出得不到监管, 这样就为一些违法乱纪行为提供了“温床”, 当发现国家资金被挪用、被贪污时为时以晚, 往往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损失。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后, 预算单位收钱不见钱、花钱也不见钱, 资金由“中转”变为“直达”, 而且资金运行过程可通过电子化监控系统实时监控, 有效提高了预算执行透明度, 有效防止财政资金使用过程中的“跑、冒、滴、漏”, 在预防腐败方面发挥了很强的防范作用, 。

中国保障房建设资金来源探讨 篇9

一、国内保障房建设资金来源现状及分析

1. 资金来源现状。

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 未来五年, 我国将新建保障性住房3600万套。2011年将建设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目标背后, 建设资金的来源及运作模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据有关专家分析, 建设保障房所需的1.3万亿元～1.4万亿元的资金, 按照初步规划, 5000多亿元的资金将由中央政府、省级人民政府以及市县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来筹集, 剩余的8000多亿元通过社会机构投入以及保障对象和所在企业筹集。而目前, 政策基本明确的保障性住房资金来源主要有: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净收益的10%和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的10%。这部分资金与保障房建设的庞大需求来说, 只能是杯水车薪。

我国保障性住房的资金主要来自这几个渠道:财政、住房公积金、银行贷款、土地出让净收益。这里面, 社会投资资金的影子是比较少的。由于公租房 (保障房一种) 的定位为“只租不售”, 且租金水平比市场价格要低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 通常需要20到30年时间才能收回成本。因此, 开发商较少涉及该领域, 银行放贷亦十分谨慎。除去银行贷款, 其他市场化融资渠道, 还有保险资金、信托、企业债等方式可供选择, 但都存在融资规模较小的问题。

2. 限制原因分析。

(1) 现金流覆盖风险能力较弱。保障房建设的出发点是针对社会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保障, 它的性质和定位决定了保障房的现金流较小, 现金流覆盖风险的能力较弱。首先, 保障房的销售价格或租金受到严格控制。普通商品房的销售价格一般是根据比价效应来确定, 开发商会根据所开发楼盘周边已开盘楼宇的售价确定自己开发楼盘的价格, 而不会严格按照成本法进行定价。保障房的售价则通常被要求严格按照在成本的基础上增加微利的方式来确定销售价格, 这就造成保障房开发利润水平偏低。其次, 保障房的购买或承租主体还款能力偏低。低收入群体的恩格尔系数很高, 收入主要用于日常生活支出, 甚至部分家庭的主要收入为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尽管保障房的售价或租金不高, 但对于有资格购买保障房的群体来说还是占其家庭收入的很大比重。在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前提下, 其还款能力受到较大制约。 (2) 抵押担保困难。首先, 保障房的公益属性和低价安排决定了保障房的建设用地多为政府划拨用地。而划拨土地的使用权多为地方政府所有, 导致保障房开发商无法利用土地进行抵押获得建设资金。其次, 部分如经济适用房、两限房 (限面积、限价格) 等项目开发, 虽然开发商可以获得土地使用权, 但由于地方政府多考虑土地财政等问题较多将保障房项目安排在偏远、环境较差的地方, 使得这类土地的价值不高。同时, 不少地方还对保障房土地设定了诸如存续时间、交易对手等交易限制, 增加了金融机构接受此类担保的顾虑。再次, 地方政府出面担保或出具财政承诺已被明确禁止。保障房建设作为地方政府的一项民生工程, 其主导作用是明确的, 但《担保法》第八条明确规定, 国家机关不得作为保证人进行担保。财政部也发文, 禁止地方政府或人大出具《担保函》, 且明确此类《担保函》无效。 (3) 信贷资产收益率偏低。一是地方政府开发保障性住房项目一般采取设立地方融资平台公司, 由平台公司统一向商业银行申请建设贷款的模式。地方政府对平台公司的融资成本通常要求不得高于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利率, 商业银行很难通过利率上浮提高信贷资产收益率。二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对商业银行的经济资本占用较高, 降低了商业银行资本收益率。为控制平台公司可能带来的风险, 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平台贷款规定了较高的风险权重, 按照项目现金流的覆盖情况, 将平台贷款划分为全覆盖、基本覆盖、部分覆盖和未覆盖四类, 分别赋予100%、140%、250%和300%的权重, 这将大大增加单位贷款的经济资本占用, 从而降低了资本的收益水平。 (4) 融资渠道单一。随着金融业的不断深化发展, 金融机构不断丰富, 金融产品大量涌现。但调查显示, 在保障房建设的融资方面, 地方政府还主要停留在向银行体系获取间接融资的方式, 债券、保险、银行间市场等多元融资渠道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二、保障房融资的国际经验

鉴于保障房项目自身的公共产品性质, 发达国家在保障房的建设、配租和配售上基本都采用政府主导的方式, 私人机构的参与大多有限。由于政府主导, 大多数国家保障房建设的资金主要依靠财政拨款。

美国对保障房建设实行的是“多管齐下”的政策。20世纪60年代以前, 美国政府一手包办廉租房建设, 资金由联邦政府拨付。此后, 政府开始鼓励私营机构即“开发商”进入廉租房建设领域, 对其给出多项补偿计划, 具体是:第一, 对联邦住房局 (FHA) 对私营机构参与保障房建设的贷款进行担保。第二, 私营机构将所建住房按市场价格水平租给低收入家庭, 低收入家庭只支付30% (80年代后调整为25%) , 差额由政府补齐。第三, 实行税收优惠。通过这些措施, 美国私营机构建设并持有的公共租屋占比不断提高, 约为保障房总量的1/3。

作为世界上租住率最高的国家, 德国有近60%的人口租房居住。对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房建设和消费, 德国采取“政府+合作”的模式。二战后, 东德和西德均将住房定性为“福利”、“公益”。政府作用比较明显, 此外, 互助合作性质的“住房合作社”和住房储蓄银行在参与低收入家庭保障房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约有30%的资金来源于住房储蓄银行。两德统一后, 德国住房政策逐步沿着私有化路径发展, 同时“合作”色彩也更为明显。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 政府和社会投资人 (开发商、建筑企业或个人) 合作。政府划出特定区域用于建设低收入人群住房, 参与建设的社会投资人须与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在一定期限内按成本价将房屋出租给低收入群体, 租金与市价的差额由政府补贴给投资人。联邦政府和各州按照一定比例通过住房政策性银行向投资者提供无息住房建设贷款, 偿还期可达30～35年。偿还期结束后, 合作协议约束解除, 房屋所有人可以按市场价格出租、出售房屋;第二, 继续鼓励低收入者加入合作社。合作社成员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比如获得合理价格的土地, 少缴纳税款, 以及享受补贴租金等;第三, 继续激励低收入家庭参加住房储蓄, 比如, 对低收入者的住房储蓄给予相当于储蓄额10%的奖励, 或者设立“雇员资金积累款”, 这笔资金每年最多可达936马克。

相比于西方国家保障房政策的多样性, 新加坡政府采取的却是富有个性的“一招鲜”。新加坡保障房的覆盖率居世界首位, 高达85%, 但新加坡破解保障房融资难题的方法只有一个, 即公积金制度。中央公积金局将约80%的公积金通过购买政府债券的方式转移给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再以拨款和贷款的形式转移给专门负责保障房建设、配租、配售的政府机构—建屋发展局。拨款资金用于租房津贴, 贷款则分为建房和购房两大用途。可以看出, 建屋发展局既是“开发商”、又像一家“金融机构”, 向符合购买保障房条件的住户发放住房抵押贷款。

从以上几个富有代表性国家的保障房融资经验来看, 我们可以得知, 一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保障房建设资金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的财政拨款和公共资产管理收入, 二是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消费补贴主要来自政府财政。三是由于保障房使用主体的信用存在一定缺陷, 政府需要对开发商参与的保障房建设贷款以及发放给低收入群体的购房贷款提供信用支持等。最后, 互助合作方式是保障房建设和消费的重要载体。

三、保障房建设融资途径的建议

1. 政策优惠, 引导商业银行主动增加融资支持。

人民银行、银监会和地方政府应从各自职责出发, 对保障性住房建设融资给予政策优惠。一是人民银行在指导商业银行按照宏观审慎要求编制信贷规划时, 明确要求保障性住房贷款应占房地产贷款一定比例。二是人民银行在执行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政策时, 给予支持保障房建设融资支持的商业银行一定的容忍度。三是银监会将商业银行支持保障性住房贷款的情况纳入监管评级, 并与商业银行创新业务审批和机构增设挂钩。四是地方政府对在保障房建设中融资支持较好的商业银行, 按照新增融资规模的一定比例进行奖励。

2. 风险控制, 打消商业银行的风险顾虑。

风险控制是商业银行信贷投放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要尽量降低保障房建设融资过程中可能产生风险的概率, 需要多措并举。一是地方政府建立风险基金。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财政撬动的杠杆效应, 相应建立保障房建设风险补偿基金, 当保障房建设企业出现还款风险时对商业银行的损失补偿。二是对保障性住房购买人群进行贴息, 一方面可以降低困难群体的还贷压力, 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商业银行按揭贷款有相对稳定的现金流。三是制定专项核销政策。当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或个人按揭贷款出现不良时, 只要商业银行追偿一年未果的, 即允许商业银行予以核销, 而不是必须取得破产等法院裁决。四是推动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合作。地方政府应引入保险公司对保障房建设的融资事项进行商业保险, 保险费用由地方财政承担。五是完善征信系统。人民银行应不断完善征信系统建设, 继续丰富非银行信用信息, 提高信用信息数据的时效性、完整性和全面性, 为商业银行及时掌握和判断客户信用风险提供便捷的途径。

3. 政企合作, 发挥民间资本的积极作用。

地方政府可采取开放的姿态, 以特定的保障房项目为标的, 进行商业招标。对建成后可出售的保障性住房, 通过BT (Build Transfer) 方式或PP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等方式, 由民间资本单独投资建设或由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共同出资建设可出售的保障性住房, 建成之后按照约定的价格 (以建设成本+适度利润确定) 转移给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销售保障房后归还民间资本的先期投资。对建成后不可出售的公共租赁房和廉租房, 通过BOT (Build Operate Transfer) 方式或PPP方式进行投资建设。对不可出售的租赁房实现政企合建的关键是地方政府要保证民间资本在经营期间或约定的投资回报期内能够获得事先约定的稳定现金流。

4. 拓展渠道, 借助融资创新工具。

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化, 创新性金融工具不断涌现, 其中不乏可用于保障房建设中的融资支持。主要有, 一是通过发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REITs) 筹集资金。二是通过发行企业债劵筹集资金。三是通过发行中期票据筹集资金。四是通过保险资金投资计划获得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1].纪崴.保障房建设:资金破解之道[J].中国金融, 2011 (6)

[2].李杰.解决保障房资金任重而道远[J].城市开发, 2011 (7)

[3].唐志新.保障性住房建设融资困境与实现途径[J].金融纵横, 2011 (6)

[4].高广春, 侯菊萍.保障房融资的国际经验[J].银行家, 2011 (2)

加强社会保障资金审计的思考 篇10

社会保障审计是指审计机关依据有关方针、政策、法规和制度, 对政府部门管理和社会团体受政府部门委托管理的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使用、结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查和评价的一种经济监督活动。社保资金审计的主体是国家审计机关, 同时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 可以借用社会审计力量。审计的客体和内容是社保资金筹集、管理和使用的全过程。审计的范围包括医疗、养老、失业、工伤、农村养老、生育等社会保险基金, 住房保障以及各项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捐赠资金等。社会保障审计的第一要义是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对社会保障资金的审计监督是世界各国审计机关审计的重要职责之一。社保资金审计对促进健全制度, 完善管理, 确保资金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 主要表现为:

(1) 社保资金审计有利于促进我国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目前,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组成由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共同承担。因此, 制度制定和执行必然涉及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责任分担问题。社会保障基金审计不但起到监督管理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对执行中存在的重点、难点、焦点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并针对我国社会保障实施的实际情况, 提出更加切实可行的审计意见。这有利于促进我国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促使社会保障工作遵章有序的运行。

(2) 社保资金审计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社会保障主要通过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 进而调节社会利益关系和缓和社会矛盾来维持社会的公平和稳定, 是解除社会公众后顾之忧、增强国民信心与安全感的重要措施。作为重要的综合经济监督部门, 审计机关将社会保障基金筹集、使用和管理全过程置于经常的审计监督之下, 可以起到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 缓解由收入差距与生活水平差异引起的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作用。

2 社保资金审计现状分析

(1) 社保资金审计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更多的还是依靠行政机关的命令。相对来说,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体系依然不够完善, 且尚在不断修正过程中, 相关的政策制度在不断建立、修订、调整, 相应的法律法规变动很大。到目前为止, 我国还没有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体系。由于地区特点不一, 经济发展不同, 在制定和适用地方性制度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政策的多变性和随意性使得社会保障制度失去了应有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靠性, 难以发挥社会保障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在管理过程中, 政策之间互相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 容易造成社保资金审计缺乏法律依据, 给审计工作的开展、审计目标的实现和审计工作的监督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2) 审计内容与对象复杂。社会保障基金审计内容和对象的复杂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基金覆盖面广、数额巨大、审计户数多, 涉及所有干部职工和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基金的种类繁多, 包括社会保险基金、社会救济基金、社会福利基金、住房公积金、廉租住房资金、优抚安置资金等;社会保障基金收支渠道复杂, 基金来源有各级财政的拨款、单位及个人的缴纳、社会的捐助及基金存在银行的利息收入和基金投资的收益等, 基金支出有养老、失业、医疗、低保、扶贫、救灾等项目;管理部门和经办机构多, 涉及部门多, 主要涉及社会保障部门、各级财政部门、卫生部门、民政部门、税务部门、人民银行等主管部门。审计内容复杂和对象众多致使审计力量显得严重不足, 无法对审计对象进行全方位的审计覆盖, 在时间和空间范围上不能全面地覆盖, 极大地影响了审计的广度和深度。

3 加强社会保障基金审计的思考

上述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审计存在的种种问题, 为我国社保基金审计带来了很多困难。从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角度, 有关部门应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1) 通过审计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制建设。目前, 我国的社会保障仍然是以政策为主导, 基本上还是靠行政法规、文件、决定、命令等方式规范, 没有统一的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制度自身建设的需要和市场经济对法制环境的要求, 必然决定了法制性取代政策性。要做好对社保基金的审计监督, 就必须以法律法规做保证, 坚持有法可依、依法审计, 使社会保障工作规范化、法制化。当前我国进行社会保障立法的主客观条件基本成熟, 通过对社保基金的审计, 揭露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进而提出预警性意见及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 以便尽快制定出台《社会保障法》及其他配套法律法规, 逐步建立以《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为基础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体系, 真正使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走上法治道路。为加强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 第一, 要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规定有关部门的职权与责任;第二, 明确享受社会保障的范围, 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害;第三, 要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建设, 促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此外,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劳动保障监察制度、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和审查备案制度等, 为社保审计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进而全面提高审计效益, 充分扩大审计效果。

(1) 规范管理体制确保社保基金安全运行。①进一步规范各部门分工协作、各司其职的社保基金管理体制。税务部门负责社会保险费税的征收管理;财政部门进入各级财政的社会保障预算,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负责监督社会保险金的支付和使用;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充分运用这种管理体制实现社会保障基金收、支、管、用运行过程的规范化、有序化。

②实行社会保险基金专项审计制度。审计部门应定期或不定期地对社保基金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项审计, 以纠正和查处违法违规问题。以完善基金管理监督政策, 规范基础管理, 健全监督机制为重点, 及时发现基金征收、缴纳、运营、支付、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以便更好地规范社保基金的管理使用行为, 防范基金风险, 确保基金安全。

③不断改进社保资金审计方式方法, 提高审计威慑力。从效益的角度、风险的层面来分析和研究社保资金审计。具体应做到全面审计与专项审计相结合;社保资金审计与延伸审计相结合;常规审计与审计调查相结合;事后监督与预警监督相结合等。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审计监督的权威性, 减少地域差异造成的监督管理漏洞, 还可以解决审计力量不足、审计覆盖面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蕊爱, 辛旭.审计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J].审计研究, 2008 (1) .

加强社会保障资金审计监督的思考 篇11

随着《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发布，社会保障问题再度引起社会关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刘永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养老金改革的原则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最终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依法参加，享受社会保障”。从我国养老保险的现实状况和人口老龄化趋势来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开始触及到一些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敏感话题，一种长效机制正在一步步地构建起来。因此，如何适应这一新形势的要求，加强对社会保障资金的审计监督，是摆在各级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社会保障资金征缴、管理、使用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虽然已初具规模，但在运营和

管理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一）挤占挪用养老保险基金的问题。1992年、1993年挤占挪用养老保险基金可以说挪用层次高、挪用的金额大，1994年和1995年有所收敛但仍很严重，1999年实行收支两条线之后，大量挤占挪用问题基本得到遏制，但过去被挤占挪用的基金很难收回，部分形成损失，2001年某省对基本养老基金审计反映1999年以前被挤占挪用的基金，仅追回1261万元，占应收回基金的6.9%，仍有16911万元的基金被占用。

（二）违反“收支两条线”的规定，基金未纳入财政专户、以拨抵收、差额缴拨问题。目前这类问题在地市级已基本不存在，但在不少县一级这类问题还没有得到纠正，因为一些地方主要领导的认识还存有问题，加之地方财政困难，不愿给经办机构提供经费，不实行收支两条线，经办机构仍靠用基金来维持经费开支。

（三）地方财政投入少，甚至一点也不投入。往往是只列预算不兑现或列多支少，也有将上级对社保的补助款滞留、挪作他用。

（四）违规在非国有商业银行存储问题。地方政府出于对地方金融机构的考虑，下文件强制要求社保基金存入地方信用社等非国有商业银行，因部分非国有商业银行经营不景气，支付困难，甚至影响基金的使用，有可能造成基金的损失。

（五）企业欠缴养老保险费呈上升趋势，收入的弹性和支出的刚性的矛盾愈来愈突出。如截止2000年底，某市市直参加养老金统筹的单位143户，其中有98户欠缴养老保险费，欠缴面达68%，欠缴金额2088万元。由于企业欠费情况严重，造成基金收支缺口越来越大，基金结余逐年减少，造成一些地方基金支付已非常困难。企业欠费问题严重的原因，从客观上讲，企业经营状况不佳，经济效益差，个别企业濒临破产，无力缴纳，但缺乏强制约束机制，是一个重要原因。也存在个别社保部门和企业达成某种交易，难以采取强硬措施催交欠费。

（六）港澳台商与外商所投资的企业、私营企业参保率低，瞒报应参保人数和缴费基数问题突出。某市2001年调查港澳台商与外商投资的企业、私营企业92户，2000年应参保职工人数为30460人，实际参保人数16504人，参保率为54%，2000年应缴养老保险费总额为6548万元，实际缴纳1667万元，欠缴4881万元。

（七）社保部门基础工作薄弱，内控制度不健全。审计发现有的社保部门对参保企业的职工人数、缴费基数等基础数据，不能做到心中有数，影响了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征缴工作。有的单位内控制度不健全，造成多付养老保险金、个人私自挪用等严重问题。有的会计基础工作薄弱，核算不规范，存在银行开户多、各项基金未按规定分开核算、往来账款长期不清理等问题。

二、强化社会保障资金审计监督的几点思考

社会保障资金审计是一项比较新的工作，没有现成的经

验、做法可供借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探索和发展中充实、完善社保审计体系，提高审计质量，提升审计结果，强化对社保资金的审计监督。

一是社会保障资金审计与财政预算执行审计相结合。在本级财政预算执行中，应组织专人对社会保障资金收支情况进行审计，从总体上了解和掌握各项社会保障资金的收支情况，掌握本级预算执行中对社保资金的投入力度、增减变化情况，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以及资金的支撑能力、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为深入开展各项社会保障资金审计奠定基础。

二是审计与审计调查相结合。审计作为审计监督的重要方式，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审计调查也是非常重要的方式。审计调查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宏观性，不被固定的审计程序所拘束，简便易行，尤其是对涉及单位较多、范围较广、政策性较强的社保审计项目，更应采取审计与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视具体情况，以资金审计为主，辅之以审计调查，或者相反，以提高工作效率和效果。

三是“同级审”与“上审下”相结合。“同级审”的工作对象是本级劳动、民政、卫生等有关部门单位；“上审下”的对象是下级人民政府。这两种审计方式的同步进行，有利于掌握社会保障资金的整体运行情况，全方位反映和揭示问题，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效的审计制约机制。在具体审计工作中，切实把摸清社保资金底子与揭露一般性问题及查处大要案结合起来。在违纪问题上，要把处理违纪与追究责任结合起来，通过依法审计，加大审计监督力度，确保社会保障资金的安全有效，发挥审计的威慑作用。

四是微观审计与宏观管理相结合。通过微观审计，着重了解和掌握党和政府制定的社保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与效果，注意发现社会保障资金在管理使用中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和宏观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及大要案线索，通过向上级审计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报告、编发审计信息、审计通报及移交案件等方式反映社会保障资金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建议。同时将审计监督工作与服务于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安定紧密联系在一起，找准最佳结合点。把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是否符合改革开放和宏观调控的总体要求；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原则，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判断是非、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标准，发挥审计在促进经济建设和维护社会安定方面的应有作用。

三、社会保障资金审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社保审计应突出四个环节

一是在资金征收环节。重点审查社会保障管理部门及征

收机构是否按法定的项目和标准及时、足额征收社保资金，有无擅自提高或降低征收比例、擅自對企业减免基金；有无转移或隐瞒、截留资金收入或资金增值收入，私设“小金库”；有无隐瞒企业以实物抵缴的社会保障资金，造成挪用和私分等问题。同时要重点核实企业工资基数和缴费人数，核对缴费金额，注意发现上下差额等疑点，对欠缴数额较大的企业进行重点审计，检查职工工资发放情况和企业资产负债损益情况，以鉴别企业是否有缴费能力而故意不缴，建议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手段进行缴费。尤其是对破产重组企业，重点检查下岗待安置职工的养老保险金是否足额计提，是否有破产财产在清偿债务前进行抵扣，保证职工的合法权益。同时根据企业近年来的经营情况，分析企业欠缴基金的原因。

二是在资金支出环节。重点检查社会保障管理部门和经办机构是否依法及时足额支付社会保障资金，实现中央提出的两个确保。重点检查离退休职工人数和养老金发放标准，如拒绝支付应由社会保障资金支付的项目或承担不属于社会保障资金开支的项目。跟踪检查企业代表和社会化发放的银行，有无拖欠截留的问题，并对下岗职工失业保险基金和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医疗保险基金进行经济性的检查监督。对社会保障资金支出的真实、合法性进行重点审核，检查有无虚报冒领、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及挤占挪用、私分等违纪问题。侧重检查当年特殊工种、病退人员提前退休的审批是否符合规定条件，程序是否合法。

三是在资金管理环节。重点检查社会保障资金管理部门和经办机构的内控制度是否安全有效，收到的财产物资的验收、领用、保管、调拨、登记等手续制度是否完备。同时重点核实资金的存放和运营情况。首先是检查社保经办机构是否按国家规定的渠道安全存放基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做到保值增值；其次是检查社会保障资金的运营及管理情况，重点是检查暂存款、暂付款等往来账户，有无以各种形式将社会资金用于对外投资、经商办企业、自行或委托金融机构放贷、参与房地产交易、弥补行政经费和平衡财政预算或为企业贷款担保抵押等问题。

四是在执行国家及地方政策法规环节。重点检查有关政策法规的落实情况、适用实效、范围与效果，分析有无政策不到位，制约机制不强，影响基金征收、管理、发放的情况，有针对性地从宏观管理方面提出审计建议，促进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实现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

（二）探索计算机审计在社保领域的应用

社保部门数据量大、涉及面广，为了进一步提升审计的

深度、广度、将传统的审计手段和计算机审计方法相结合，不断借鉴其他专业计算机审计经验，在社保领域开展计算机审计。针对目前社保部门大量使用计算机进行业务管理和财务核算的特点，审计组在审前调查时应对社保部门计算机使用情况予以重点关注，在制订审计实施方案中，要强调计算机审计的重要性和要达到的目标，针对社保部门计算机使用的特点，熟悉使用被审计单位软件，明确应对哪些内容采用计算机审计，以及计算机审计的重点逐步消化，深入分析，发现线索，进行核实。针对社保部门征收、发放数据库的特点，可以在收集大量案例的基础上，建立经验数据库，汇总计算机运用的好经验，形成一套社保计算机审计指南，有步骤地进行社保审计软件开发工作。

（三）增强社保审计风险意识，加强防范措施

一是加强审计队伍建设，强化审计人员思想政治教育、

职业道德教育、廉政教育、提高审计人员素质和审计风险意识。二是社保审计涉及面广、政策性较强、要充分考虑被审计单位的基本情况，审计任务繁简程度，合理配置审计人员。三是审计过程要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办理，依法开展对社保基金的审计监督，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审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加强和提高审计监督力度。四是运用正确的审计方法，严格取证，确保审计结论正确；规范审计工作底稿，严格实行审计工作底稿的三级复核制度；撰写审计报告必须严格、规范、依法操作。

（四）逐步推進社保审计信息公开化

社保资金是老百姓的“保命钱”，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

简析中国社会保障的资金总量问题 篇12

中国的社会保障资金构成非常复杂, 主要包括以下六个部分:

第一, 社会保险资金。中国的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五项内容, 相应的社会保险资金也包括五种资金。其中养老和医疗保险资金又分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社会统筹资金由用人单位缴纳, 人账户缴费由劳动者个人负担。目前, 在中国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缴费是混在一起征收的, 或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 或由地税部门征收, 最终进入财政专户, 再由财政部门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用款报告, 将所需资金拨给经办机构, 再由其分拨给各发放银行向参保者发放。2008年全年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合计13696亿元, 比2007年增长2884亿元, 增长率为26.7%。基金支出合计9925亿元, 比2007年增长2037亿元, 增长率为25.8%。

第二, 财政性社会保障资金。财政性社会保障资金是指财政用一般预算内税收收入和预算外各种收入安排的属于社会保障支出性质的资金, 包括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卫生经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以及劳动保障、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民政部门的办公经费。财政性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税收, 由财政部按预算将资金分配给民政、卫生、社会保障等部门, 用于有关的社会保障事业支出。由财政部2008年全国财政收支决算情况知, 2008年财政性社会保障资金支出总量是6804.29亿元。

第三, 企业年金。企业年金即非完全的商业保险, 也非纯粹的社会保险, 应该是一种具有企业福利性质的企业自主行为。目前中国所采取的管理办法是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企业年金予以免征企业所得税。企业年金的管理目前是三分天下, 社会保险、商业保险、企业行业协会共同参与管理。截至2008年末, 企业年金基金累计结存1911亿元。

第四, 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带有单位福利性质, 体现单位资助同社会劳动者内部现实需要者与暂时不需要者之间的交错互助。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个人对半负担的规定比例内的住房公积金, 来源于税前抵扣, 由用人单位代为缴纳, 建设银行代为管理, 在缴费者购买房屋时支取, 或资助其购房贷款。截至2008年末, 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总额为20699.78亿元;提取总额为8583.54亿元, 缴存余额为12116.24亿元。

第五, 福利彩票资金。福利彩票资金是社会成员的一种“微笑纳税”, 完全自愿, 用于社会贫困与弱势群体的救助。由社会成员自愿购买, 由民政部门发行, 扣除奖金和发行费用, 所余资金划归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用于养老保险基金储备。2008年福利彩票销售额604亿元, 筹集公益金211.4亿元。2008年民政系统彩票公益金共支出119.5亿元。

第六,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来源于财政拨款和国有资产的划拨转让等, 带有一定的政府偿还社会保障历史责任的性质, 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管理, 由理事会挑选委托专业投资公司进行投资经营。截至2008年, 基金权益总额为5130.89亿元, 其中全国社保基金权益4803.81亿元, 个人账户基金权益327.08亿元。

这六种资金分别由八条系统收集和七大部门支付。六种资金同时由中央、省、市、区 (县) 多级政府分管, 上下层之间资金独自所有。这种彼此隔断又毫无统一规范的资金管理状态, 造成了中国社会保障资金总量信息的缺失。

二、中国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的现实

首先, 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构过于分散。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机构分散, 管理层次过多, 造成统筹范围小、层次低, 各地区和部门都参与社保基金的管理, 直接造成地区和部门间难以协调运营, 从而无法发挥出规模效应。其次, 投资渠道单一, 难以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中国的社会保障资金投资模式单一, 除正常开支外, 其余部分仅限于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考虑到近几年银行利率的下调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 资金的保值都成问题, 增值就更无从谈起。再次, 法制不健全, 监管不力。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管理和运营等环节出现的问题缺乏相应的法律解决机制, 社会保障基金被挪用和贪污的现象屡见不鲜。最后, 社保资金的管理不公开、不透明。按照国务院的要求, 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补贴、失业保险金领取以及养老金发放等社保资金管理项目应该公开化、透明化。但从实际情况来看, 公众对社会保障资金的了解非常有限。

三、中国社会保障资金的总量问题及破解对策

通过查阅历年的统计年鉴, 可以看出, 在资金收入方面, 统计年鉴中只有社会保险资金收入数量, 其他资金的收入数量都没有。而资金存量方面的数据也只有社会保险资金结存数量, 并没有其他资金的结存数量。在缺少数据的同时, 统计年鉴中的社会保障资金总量还有很多重复。因此, 中国的社会保障资金总量统计在现实中仍然十分困难。而一切的根源都在于社保资金管理权限的分散和无序, 既没有社会保障资金的完整预算, 也没有明确的管理主体架构体系, 这对于日益增加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监管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资金总量统计已成当务之急。当前应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确定社会保障资金收支管理主体;建立社会保障资金统计网络;健全社会保障资金公告制度;抓紧研究建立社会保障资金预算。

摘要：文章通过对中国社会保障资金的基本构成的分析入手, 明确了中国社会保障资金的六个种类, 并通过分析当前中国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的现实问题, 提出了目前中国所面临的社会保障资金总量问题及破解对策。

关键词：社会保障,资金总量,对策

参考文献

[1]、袁国敏, 林治芬.中国社会保障资金总量认识[J].社会科学辑刊, 2007 (3) .

[2]、林治芬, 高文敏.社会保障预算管理[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