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道遗产

廊道遗产（共5篇）

廊道遗产 篇1

唐诗,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诗之路,指对唐诗形成起着重要载体作用的具有代表性的道路[1]。有人提出浙东唐诗之路[1]、浙西唐诗之路[2]、运河唐诗之路[3]等多条含有唐诗之路概念的线路,其中浙东唐诗之路是最早提出并确定唐诗之路概念的线路,其研究的范围和深度远超其他线路。本文从遗产廊道的视角探讨唐诗之路的形成背景及历史遗产价值, 并以核心路段新昌段为例提出规划保护建议。

1.唐诗之路的历史背景

与丝绸之路一样,唐诗之路是由后人经过对历史文化的提炼总结而提出的文化概念。最早发现并提出唐诗之路概念的是新昌县旅游界的竺岳兵先生。 经过多年研究,竺岳兵先生于1991年在“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正式提出“浙东唐诗之路”概念,引起国内外学者和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 竺岳兵认为,在浦阳江、括苍山和东海圈成的地区内,由古剡溪串连起镜湖盆地、剡中盆地及会稽山、 四明山、天台山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有机整体为唐诗之路[1](图1)。近年来,学术界一般简洁地归纳为以杭州萧山为起点,经绍兴镜湖向南到曹娥江,沿江而行入剡溪,再溯江而上,经新昌的沃洲、天姥两山, 最后到达天台山石梁飞瀑(图2)。

唐诗之路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悠久历史岁月的沉淀而形成的。早在汉代,就有剡民刘晨、 阮肇入天台山采药的故事流传。魏晋南北朝时期, 山水文学蓬勃发展,魏晋风流褒扬下的浙东山水人文荟萃,王羲之、孙绰、顾恺之、僧人帛道猷等人都成为唐代诗人们的导夫先路[4]。尤其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伐木开径留下谢公道和无数山水佳句,形成踏山涉水、引景入诗的魏晋遗风,直接引致后来李白、孟浩然、王维、杜甫等一大批唐代顶级诗人的追随,可以说谢公道是唐诗之路最早的雏形。浙东的天台山既是佛教天台宗的创立地,也是道教南宗的祖庭,诗人本身的僧侣或道士身份自然为唐诗之路染上了宗教的意味。到了唐代,浙东地区经济富足、政治宽松、人文昌盛,天时地利人和之下迎来唐诗创造的极高峰。据《唐诗之路唐代诗人行迹考》 统计,共有451位唐代诗人游止于浙东[5]。

2.唐诗之路的遗产价值及保护现状

2.1遗产价值

唐诗之路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记述了缘起魏晋南北朝在唐代达到高峰的,涉及大半个浙江省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罕见的集体性山水文学创作。虽然经历时代变迁,但后人仍可根据唐诗所载,以山水诗歌和诗人行踪为线索追根溯源。以唐诗之路核心路段新昌段为例,其独特的文化遗产具有以下特色:

(1)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与文学价值的统一载体

唐诗之路将以往的文学研究从书本上落到可以实地调研的文化线路内,将唐诗与六朝遗风、山水胜景、社会民俗、佛道玄理、园林建筑及书画音乐等其他亲缘学科进行交叉探索 [1],使中国传统文化上升为可知、可看、可感与可游的四维体系。如天姥山,晋代谢灵运筑谢公道,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追慕前贤足迹流连于此,留下《梦游天姥吟留别》《壮游》等佳作诗篇。

(2)物质文化遗产保存数量较多

尽管古剡溪、剡县等地名已经消失或改变,但相对其他遗产线路,唐诗之路沿线的物质保存数量可观且相对完善。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浙东山水不单单受到唐诗文学的浸润,在各种地方风情民俗、 佛道文学、山水营建的滋养下不断发展,多种形式的物质文化遗产得以留存。如新昌大佛寺始建于东晋,为百尺大像弥勒石窟与千尊小像千佛石窟的合称,其中石雕弥勒佛被称为“江南第一大佛”。如今已建立新昌大佛寺风景名胜区,囊括超过160个人文与自然景观。

(3)历史文献资源丰富

1 | 古代唐诗之路范围图 ( 竺岳兵《唐诗之路综论》P18)

3 | 唐诗之路新昌段路线图 ( 作者自绘 )

2 | 唐诗之路路线图 ( 作者自绘 )

最初根据《全唐诗》与《全唐文》考证出312人曾游历于唐诗之路之上,随着研究的深入,最新数字定在451人[5]。初唐四杰的卢照邻、骆宾王,“饮中八仙”中贺知章、李白,中唐“三俊”元稹、李绅、 李德裕,晚唐“三罗”罗邺、罗隐、罗虬,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李白、杜甫均到过此地。 《全唐诗》《全唐文》《浙江通志》《全唐诗补编》 《宋高僧传》《旧唐书》《唐刺史考》《郡斋读书志》 等大量文献中都有唐诗之路的相关内容,涵盖人物志、方志、地名志、正史、诗歌总集等多种文献类型。 如此翔实的史料佐证在国内也是少有的,对唐诗之路的文化建设起到基础性的文献支持。

2.2遗产保护现状

目前,作为一项重要的申遗项目,唐诗之路的保护与开发却处于无序的状态。造成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上的缺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的相关规定,唐诗之路不属于政府保护对象的架构体系之中。另外,保护开发工作的跨市跨区行动也具有一定难度。各个县市出于旅游开发的目的,对境内个别路段进行修整建设,这对唐诗之路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是事倍功半的。只有引入遗产廊道的线性保护建设体系, 将唐诗之路作为一个区域性整体来看待,才有可能实现对多赢的局面。

3.唐诗之路遗产景观的规划建议

唐诗之路新昌段是整条遗产廊道的核心地段之一(图3),从2007年起新昌已经开始进行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以新昌段为例,从遗产廊道的视角[6],对唐诗之路的遗产景观提出规划建议,不仅能使唐诗之路的保护开发从理论层面落到实处, 并且能对沿线的遗产景观起到良好的示范标准作用。

3.1基于绿色基础设施理论的绿道规划

新昌段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生态环境较为复杂,过度频繁的城乡建设活动和不恰当的开发利用对遗产保护将带来威胁。将遗产廊道中的绿道规划建立在绿色基础设施理论之上,能同时满足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三者需求,统筹规划出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绿道网络体系,满足不同人群的使用需求。结合新昌当地的文化特色与现代人休闲旅游的习惯,设置唐诗文化道、森林探险道、休闲观光道、自然养生道多样化的主题游道, 因地制宜开展古道沿线景观风貌建设,吸引更多人来关注、使用和保护绿道,进一步提高其功能效益, 支撑起绿道网络的可持续发展。

3.2以游步道组织串连的乡村旅游

游步道是绿道体系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可有机串起联具有较高文化和自然价值的节点。新昌段除唐诗之路外,还有谢公古道、徐霞客古道等诸多名人古道,在登山健行蔚为成风的今天, 乡村成为游步道体系中功能最综合的节点,提供 “衣、食、住、行、娱、购”一条龙服务。如杭徽古道,这条由登山爱好者自行组织发起的徒步线路,其沿线周边村落从零基础逐步发展成为集客栈、宿营地、酒店和餐饮俱全的乡村旅游示范点, 可见市场需求的旺盛。新昌当地有关部门应重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发展乡村旅游,利用好遗产廊道带来的旅游业契机,使得唐诗之路的文化遗产变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3.3与遗产内容相匹配的解说系统

根据新昌段唐诗之路文化遗产的共性和当地特有的文化特性确定主题,围绕不同路段的主题完善标识系统和解说系统,传递丰富多彩的遗产文化信息。如神仙传说文化、天姥山寺庙文化、徐霞客游记文化等,可复合在相应点位的遗产节点设计之中。 以参与体验、博物馆展览、多媒体展示、自导式解说等多种组合形式,构建完善的步道系统、服务设施系统、标识系统、环境解说系统等。为唐诗之路文化遗产的展示与宣传提供服务保障。

4.结语

历史上的唐诗文学已经一去不复返,唐诗之路水陆游线也因为缺乏使用而隐没在荒烟蔓草之中, 这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唐诗之路作为研究唐诗文学与当地山水演变的重要参考资料,引入新型的遗产廊道理念来有效弥补现有保护开发模式的不足,构建起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统一整体, 使唐诗之路重新焕发昔日的风采,让国内外更多的人领受和欣赏唐诗的文化魅力。

摘要：唐诗之路是浙东山水与唐代诗歌的美妙结合。目前有关于唐诗之路的文献多是涉及景区介绍、诗歌研究、旅游开发等,而探讨唐诗之路作为文化景观遗产的文献尚未出现。借鉴美国遗产廊道的相关理论与经验,将唐诗之路作为浙东地区文化遗产和景观遗产的统一线性载体。在阐述和分析唐诗之路形成的历史背景与遗产价值的基础上,以唐诗之路段新昌段为例,提出对唐诗之路遗产保护的具体内容及保护利用建议。

关键词：遗产廊道,唐诗之路,遗产保护,规划

汉江遗产廊道系统的构建 篇2

汉江流域不仅是贯通北南的航运工程体系,同时也是色彩斑斓的文化遗产廊道,它见证着汉江流域农业和商业的辉煌历史,囊括了不同时期智慧先民的人文创造,是中华文化因子和自然力的结合。基于此,本文旨在从遗产廊道的视角,探讨汉江遗产数量分布特征、功能演变和形成模式,以及汉江遗产廊道系统的构建。

一、汉江遗产廊道的调查范围和分布

1. 调查范围。

本调查范围是从发源地陕西省宁强县的嶓冢山开始至汉江终点汉口龙王庙的汉江水系及其主要支流(褒河、任河、旬河、夹河、堵河、丹江、南河和唐白河等),全长1577km。围绕“汉江航运”这一主题,按照与主题的功能相关、历史相关、空间相关的原则框架下,以不同时期的与汉江航运相关的设施纳入廊道遗产调查范围。廊道遗产登录和判别标准是根据汉江沿线县市文物部门公布的与军事通道、漕运通道、移民通道和商贸通道主题相关的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截至2016年发布的文物保护数据,其中,汉江流域沿岸的主要城市中,汉中市国家文物保护单位1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7处,安康市国家文物保护单位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5处,十堰市国家文物保护单位1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2处,襄阳国家文物保护单位15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06处,武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07处)。本次登录的文化遗产点计185处。

2. 遗产分布。

从汉江内河航运使用功能和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上看,汉江最具社会影响力和历史推动力的主要是六条古道:“陕甘茶马古道”、“秦巴盐道”、“蜀道”、“南襄隘道”、“荆襄古道”和“武关道”。这六条古道不仅是运输通道,更是国家政治经济的纽带,它促进了川陕鄂以及北方民族的统一和团结,推动了持续的互补互利的经济关系的形成。这六条“古道”与汉江存在着唇齿相依的关联,是了解汉江遗产廊道上遗产分布的重要线索。

从分布上看,汉江遗产廊道运河遗产形成了以陕甘茶马古道、秦巴盐道和蜀道三地为中心,南襄隘道、荆襄古道、武关道以及汉口为次中心,串联沿运各中小城镇节点的整体空间格局。其中汉江上游地区的陕甘茶马古道、秦巴盐道和蜀道,各类运河遗产保存状况相对完整,遗产总体数量较多,历史时段覆盖完全,遗产类型丰富,具有较强的典型性,是汉江航运繁荣发展的见证。

二、汉江遗产廊道遗产族群功能演变和形成模式

汉江流域沿岸文化景观要素与运河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功能关系。汉江运河运输是沿运河地区廊道遗产形成和发展的主导因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明的发展,汉江功能呈现不断演变的动态变化。国家政治中心在西安与洛阳时期,汉江上游地扼秦陇蜀鄂四地交通咽喉,是沟通南北的一条重要孔道道。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汉江上游与褒斜道、金牛道等七条栈道构成通联关中平原和巴蜀地区的水陆联运交通网,“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唯褒斜绾毂其口”[1]。此时的汉江主要担负是宫廷王命下达、粮草运送、军事控制的政治和军事功能。

国家政治中心东移的唐宋时期,汉江上游的国家政治交通要道的地位丧失,而汉江中游水运交通枢纽的南阳和襄阳等漕运功能逐步凸显,“流经汉中,始可通舟。自汉中至安康,屯集山货,全恃舟运,大者可载十余万斤,小者二三万斤,再经洵白及鄂属之郧阳襄阳各县镇,水程二千余里,直达汉口”[2]129,“舟船辐凑,车马云集”[3]。

明清时期发达的农耕经济推动了私营手工业的繁荣,打破了以农为主的一元经济结构,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南方的手工制品、高效农业与丝棉制品与汉江流域的竹木制品和山货所形成的互补性刺激了汉江流域南北商业贸易快速发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现了没有行政级别和官员治所,以贸易为主的繁华商业市镇,如龙驹寨、蜀河;二是出现以贸易为生的区域性商人群体。在清代重农抑商的自然经济环境下,汉江流域是中国少有的几个局部繁华地区,出现了被称之为明清四大商业城镇的汉口(四大商业城镇是景德、佛山、朱仙、汉口)。汉江作为南北物流的商道,沿途商贾云集、会馆林立。南方的瓷器、布匹及日用工业品洋货和陕鄂的山货、桐油、木材、竹器等土特产在沿江各个码头集散流通,往来舟楫如过江之鲫。内外贸易的发展,贸易货运量的迅猛增加,刺激了汉江航运的发展,形成了一条以陕西为起点,途经汉中、襄阳、汉口,横跨大半个中国的商业廊道。

汉江航运始于西周时代[4],经历了秦汉时期的奠基,隋唐时期的发展,明清时期的船马转换、近代衰落跌宕起伏的发展轨迹。作为文化线路,汉江遗产廊道形态特征是基于军事、漕运、商贸而形成的通道形态特征,且这通道伴随中国的历史进程而发展,产生了功能上的演变,成为与长江、黄河和淮河齐名的文化线路。汉江流域沿线遗产数量多,分布广,主要由贸易市镇、军事设施、古建筑和石刻等类型构成。汉江遗产廊道的遗产族群是不同形成时期和形成模式的遗产叠加,形成复合型廊道文化,是一种多元化的“遗产网络”。

三、汉江遗产廊道构建策略

现代交通技术尚未深入中国腹地以前,汉江的交通运输是影响沿运河经济发展和人口聚集形态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汉江水系骨架在遗产廊道的构成与形态的塑造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近代以来,汉江航运逐步由公路和铁路交通工具取代,因河而生的廊道遗产日渐式微,普遍面临着改造、迁建和房地产冲击的命运。建立汉江遗产廊道是对汉江运河遗产进行系统的保护与利用的重要途径。

1. 汉江遗产廊道体系构建的基础。

汉江作为稀缺性的“大遗址”(该提法参阅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类运河遗产,其潜在的价值并未被世人充分认识。将汉江作为一种遗产类型,从遗产的高度对汉江进行综合研究的也不多见,遗产廊道构建的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几乎为零。所以,完善汉江遗产廊道的理论体系是构建遗产廊道首要解决的问题,包括:遗产廊道的系统筛选和认定、范围、分类标准、价值评价、遗产类型与构成特征、遗产价值构成与评价分级等[5]28-31,54。这些工作是进行廊道遗产要素历史空间关系的重建基础。

2. 构建汉江遗产廊道合作体系。

汉江廊道文化遗产不是个别文物的简单堆积,而是具有同一主题,共同见证汉江发展历程的有机整体,它是跨地区的文化线路,承载着丰富的运河文化信息的线性廊道。以此,对于汉江这种长达上千公里且价值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采用以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方式显然是不适宜的。应站在大尺度而非局部的高度,从整体空间组织入手,构建遗产廊道体系,这是汉江遗产廊道系统构建的前提条件和关键点。

具体包括:(1)构建跨行政区的廊道构建合作机制。汉江廊道遗产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地区,廊道体系构建必然会牵涉到多方的利益,必须建立一个统一协调管理的机制,共同解决绿色廊道、综合解说系统、交通组织中出现的问题,促进廊道系统内文化遗产的有效利用,促进规模经济效益的形成;(2)构建大交通体系。在尽可能利用现有交通线路的基础上,根据各段情况补充潜在的交通线路。构建包括铁路、运河水上交通、自行车道、游步道、景观道等跨区域的交通方式和运输网络系统,以提高廊道系统区域间的通达程度和快捷运输。(3)构建遗产廊道合作机构。构建合作机构是打破省际界限来制定开发与保护资源的措施,增强跨行政区划协作效率的有效方法。从职能层面、组织层面的协同一体化组织管理机制等方面组建管理委员会,作好廊道系统构建的财政安排、协作内容、实施步骤、协调方式等具体部署。提供政策环境,扫清协同障碍。

3. 遗产廊道的构建方法体系。

在汉江遗产廊道系统中,文化遗产及其周边环境形成了诸多文化生长点。围绕汉江“航运”这个共同功能性主题,又形成了诸多与关键性资源最为密切的子主题,即“陕甘茶马古道”、“秦巴盐道”、“蜀道”、“南襄隘道”、“荆襄古道”和“武关道”六大遗产子主题。不同的遗产主题具有风格迥异的遗产构成要素和核心特征,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特质及遗产的综合价值。因此,在汉江遗产廊道内,应将六大主题为珠,以汉江和沿岸的绿色连接带为线,形成连珠成串的“点———轴”型空间组织方式。该空间组织方式可将汉江遗产廊道体系的各个部分共同形成一种复合型的文化体系。

摘要：汉江水系沿线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多样并具有线性分布的特征。在对遗产资源初步调查的基础上,梳理相关数据与信息,分析汉江遗产数量分布特征、功能演变和形成模式,以及汉江遗产廊道系统的构建。为汉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基础性研究框架。

关键词：汉江,形成模式,遗产廊道,构建策略

参考文献

[1]《史记·货殖列传》.

[2]张博锋.延续与裂变:近代汉江水运的演变及其特点[J].学习与实践,2013(10).

[3]王象之.舆地记胜[M].

[4]《史记·周本纪》记载: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

廊道遗产 篇3

遗产廊道是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 通常具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 表现为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遗产廊道作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结合的产物, 反映了人类生产生活的轨迹, 体现了地域文化的发展历程。

遗产廊道是一种线性的区域, 从自然、经济和历史文化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和看待历史遗产问题, 以某一介质 (如河道、驿道等) 作为联系单个遗产点的工具, 并通过恰当的生态恢复措施和旅游开发等手段, 恢复和保护域内的生态环境, 并使得区内点状遗产重新焕发活力。对于那些经济发展落后、人地关系紧张的地区 (往往也是历史遗存较丰富的地方) , 其不仅保护了区域内的历史文化景观, 也为当代城乡居民游憩、休闲、教育等活动提供了场所, 实现了一种多目标的保护与开发。

1.1 区域性

遗产廊道是一种线性的遗产区域, 它对遗产的保护采用区域、整体的概念, 其可以包括多种不同类型的遗产, 如自然景观遗产、文化景观遗产;尺度亦可大可小。如美国South Carolina National Heritage Corridor (南卡罗来纳州国家遗产廊道) 包括17个州立公园、3个不同的生态系统、11个博物馆、1处国家海滨公园以及许多具历史或建筑重要性的构筑物。

1.2 历史性

廊道内具有塑造和体现地域特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要素, 并且留有具体实物能充分展示当地的景观和社会、宗教、民族特征及当地的住居模式或社会结构。

1.3 重要性

廊道内无论是自然要素还是人文要素都应具有人类遗产的重要性, 同时应体现区域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

1.4 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遗产廊道将历史文化内涵提到首位, 同时强调经济价值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能力, 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内涵和动力。

2 沅水中上游集镇历史发展脉络

沅水中上游主要为湖南怀化市中西部和贵州黔东南州中北部区域, 主要为可常年通航的潕阳河和清水江流域。该区域属于“五溪” (1) 地域, 清水江为沅水上游, 潕阳河是五溪中最大的支流, 也是通航能力最强的支流。这一区域在地理上基本上为武陵、雪峰两大山系所夹, 而形成一个线性的相对独立的自然带, 该区域具有相同的经济基础和历史文化背景, 也是苗、侗、瑶、土家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2.1 史前时期

流域内早期人类活动可追溯到5~10万年前, 从历史学和民族学来看, 生活在该流域的最早先民是濮僚和百越;苗蛮集团是蚩尤战败后, 其后裔由江淮地区经洞庭溯沅江, 进入该地后, 逐渐与当地先民融合, 随后巴蜀先民也在北方部族的挤压下迁入该地域。我国历史上“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高辛氏以女配神犬盘瓠入五溪”和“巴五子居五溪而长”等记载都说明该流域史前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生息的地方。从族源学上看, 濮僚是侗壮民族的先民, 巴人是土家族的先民, 苗蛮是苗瑶民族的先民。他们在繁衍生息中, 使该流域具备了人类最初的社会物质基础, 并萌发了原始的商品生产和社会交换, 形成了“日中为市, 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的原始墟市。

2.2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 楚武王三十七年 (公元前704年) 命庄蹻入滇, “开濮地而有之”对沅水流域进行征服和开辟。后秦、楚对峙, “秦必起两军, 一军出武关, 一军下黔中, 则鄢郢动矣”。黔中失而楚危, 可见“黔中” (黔中郡) 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其西沿酉水经里耶可入巴蜀, 南朔沅水可达滇黔, 北下临沅 (今常德) 出洞庭可抵郢都, 东入湖湘达至江淮, 因此秦、楚双方为争夺这一军事要地展开了长期的战争。这一时期, 伴随着军事屯守出现了一批城镇, 如保靖迁陵的四方古城、沅陵的窑头古城等。

2.3 秦汉至两宋

秦汉至两宋, 中国的统治中心一直在中原地带摇摆, 沅水流域区位优势明显减弱。尤其是灵渠凿通后, 湘江流域凭借着通达岭南和开阔平坦的自然条件, 使湖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移向湘江流域。另一方面, 北方中原至滇黔的联系, 多经巴蜀, 而不再是溯沅水而抵滇黔。从而使沅水流域的交通区位降至微不足道的地位, 甚至“五溪郡县弃而不问”。期间虽形成了沅水中上游与下游分治, 在沅水中上游出现了一批新的城镇, 如辰溪、溆浦、芷江、黔阳、永平、会同、镇远、锦屏等, 但较我国其他区域却是落后了许多。

这一时期除了各级州县治所外, 在水陆交通要冲, 出现了因贸易、货物流转而形成的集镇。它们的出现, 标志着沅水流域集镇体系的初步形成, 并走出了单纯以政治和军事为目的的营建活动, 进入工商贸易立市的时代。

2.4 元明清时期

1 3世纪, 蒙古军在对南宋正面进攻失败后, 实施“斡腹之举”, 从西南夹攻南宋王朝, 灭宋后于1290年沿常德线修建了一条通向昆明的驿道, 客观上大大改善了沅水中上游的交通状况。其后, “明定鼎金陵, 用事滇、黔”, 明王朝对西南滇、黔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开边, 大力推行移民屯垦政策, 大量的军屯户来此屯田殖垦, 沅水流域迎来了开发的高峰。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后, 政治中心转移至北京, 以运河连接江南的经济中心, 这种南北的交通取向使得滇黔地区与江南和北京的联系采取东入沅水, 出洞庭, 达江淮的走向, 强化了沅水流域作为滇、黔东出的门户作用, 带动了该流域的商贸发展, 商贸集镇也如雨后春笋般繁茂起来。现在保留下来的传统集镇大多是这一时期的繁荣商镇。

2.5 近代至民国时期

鸦片战争后, 鸦片种植传入我国。由于沅水中上游山间小盆地星罗棋布, 河流密布, 气候温和湿润, 为鸦片的种植提供了地形和气候上的优越条件, 再加上地处湘、渝、黔、桂交通孔道, 为其贩运提供了地缘的便利。因此, 自1840年后, 区域大量种植鸦片。“匪赖烟以存、烟赖匪以生”, 由于统治者鞭长莫及, 加之军阀割据、“千年匪患”, 使之成为“三不管”的地方, 一时间, 鸦片的种植和贩运走私为该区域带来了畸形的经济繁荣。另外, 该流域崇山峻岭, 盛产“苗杉”, 贵州的王寨 (今锦屏) 、茅坪、卦治, 湖南的洪江、托口成为为苗杉交易的中心市场;此时期, 当地另一贸易物资——洪油 (该地产的桐油) 产量和交易量居全国第二, 占全国出产总量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在明清时代就己畅销江浙一带, 甚至出口到东南亚, 澳大利亚、西欧等地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僻居西南, 具有天险的沅水流域, 成为抗日战争大后方。一时间大批难民涌入, 许多机关、工厂和学校也随之迁入, 由此迎来了该地区短暂的繁荣和发展。

总之, 上述时期, 沅水流域由于水系发达, 溪河众多, 境内山脉错列, 山间盆地星罗棋布, 水路对交通起着主导作用, 所以, 区域内大小城镇多位于沅水各大小干支流的交汇处, 其通航条件对城镇的发展规模具有决定性作用。位于沅水干流与几大支流交汇处的沅陵、泸溪、辰溪、洪江、黔城、托口, 以及沿岸的浦市、安江、镇远、茅坪等几乎都是当时这一流域内最繁华的城镇 (见图1) 。

3 驿道线路走向

据《西南通史》考证:至元一十八年, 元朝开通中庆 (今云南昆明) 经贵州、湖广至大都 (北京) 一线, 并设置了驿站, 称之为“通京大道”。此线路在贵州境内称普安道, 在镇远和铜仁地区进入沅水流域, 到内地“比走入川诸道捷近两千余里, 且新道路径平直, 行人至镇远还可水陆分道, 因此具有较大的客流容量, 沿途平坦又出健马, 开通后迅速成为云贵各省联系内地的主要交通线”, 明人亦言“黔者滇之门户, 黔有梗, 则入滇者无途之从矣”。《滇志》指出此路是“黔之腹心, 滇之咽喉”。可见, 此路线为元后西南丝绸之路在内陆的重要延伸, 也成为联系中南亚的“贡象之路”。其走向为自中庆 (今云南昆明) 经杨林、马龙、曲靖、塔刺迷 (在今贵州盘县以南, 方国瑜以“乐民”与“剌迷”之音相近, 疑“或明时易名”为乐民) 、普安 (今贵州盘县) 、罗殿 (今贵州安顺) 、贵州 (今贵阳) 、新添 (今贵州贵定) 、平越 (今贵州福泉) 、清平 (今贵州凯里清平) 、兴隆 (今贵州黄平) 、偏桥 (今贵州施秉) 达镇远, 经晃州 (今新晃) 、芷江、黔阳、洪江、安江、辰阳 (今辰溪) , 遂接通辰州 (今湖南沅陵) , 沿水可至常德、岳阳而通全国 (见图2) 。

虽然山口、浅滩、渡口和桥梁等地理和客观环境因素决定了道路必然经过一些固定的点, 但还有许多互相交叉的支路。如可沿潕阳河到镇远, 从清水江到黎平, 其间因支流交错, 亦可换陆路而变换线路。可见“道”虽一条, 线路却是多样。但总体看来基本是从沅陵沿沅水干、支流至凯里, 再往西行。故本文所指的线路也非单一的点对点的线, 而是地理区域范围内总体的趋向, 即具有区域特征。

4 沅水中上游区域的历史价值

该区域上述道路开通以后, 交通繁忙, “明清两代, 数百万内地人口沿此路蜂拥入滇”。元在镇远至岳州 (今湖南岳阳) 的沅江水道上设立24处水站, 置125艘, 水夫803人, 赴京进贡的少数民族和赴内地的官员多由镇远乘船北上“实为便当”。由于明清政府在此的大举“开边”, 交通便利的城镇得到快速的发展, “省地”与“生地”犬牙交错, 许多历史事件在此上演。如开边过程中的筑城活动, 商贸过程中的争江事件, 改土归流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冲突等。这些无疑是当时该区域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等活动的集中反映, 而当时各处的集镇作为其物质载体至今仍保留了许多痕迹, 有的还较为完整。在已公布的前五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中, 属于本研究范围的有黄平旧州、镇远、浦市镇、西江镇;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有黔城芷江、新晃、茶峒镇、郎德镇、茅坪镇;另外还有如浦市、洪江、托口等以商贸为主的传统集镇 (见图3—8) 。这些城镇保留了大量的历史建筑及街区, 具有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地域性特征, 成为该区域宝贵的人文景观资源。

5 文化价值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

就文化而言, 这一流域是楚巫文化、巴蜀文化、苗侗文化以及中原文化和江浙文化交融互动的区域, 具有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这种文化的多元性易于文化“流空间” (2) 的产生, 而呈现一种网络式的, 有一定趋向和节点的区域廊道, 而这一廊道的形成无疑对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带来无以比拟的价值优势。

沅水中上游的传统集镇从其历史性、重要性来看, 无疑具有极强的区域文化价值, 主要体现在相近或相同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生活习俗以及宗教信仰等等, 成为该区域传统集镇主体群体化的文化表征。这些凸显出来的文化表征有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 构成独特的文化差异性, 成为一种文化资源。澳大利亚麦克里大学经济学教授戴维·思罗斯比认为, “有形的文化资本的积累存在于被赋予了文化意义 (通常被称为文化遗产) 的建筑、遗址、艺术品”, 并指出文化资源具有无形性、无限使用性、地域差异性、消费精神性和易变性的特征。1989年, 英国艺术委员会在《城市复兴艺术在内城再生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文化艺术是巩固经济增长与推动社会环境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 它能够激发旅游业, 创造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 它是区域全面复兴的主要促进因素。它是社会群体的自豪感和社会认同的焦点。”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城镇和区域往往因为载有历史记忆的空间表征和传统的价值观, 而形成以旅游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

由此可见, 沅水中上游的传统集镇的文化价值对该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发展内涵和发展动力, 而以地方文化拉动城镇经济发展是当今全球化背景下, 提高城镇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这些城镇重要的历史人文区域除了能够带来眼前的经济利益之外, 它更是城镇历史的见证和人文精神的继承, 是城镇未来发展的永恒动力。

6 结语

遗产廊道不仅强调了遗产保护的文化意义, 而且强调了其生态价值和经济性。在当前快速城市化和现代交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 站在区域的角度看待历史文化物质及景观既是建设具有高效、前瞻性生态文明的需要, 更是进一步发展地域经济的需要。

廊道遗产 篇4

1 理论基础: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 (heritage corridor) 是指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 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1], 是一种追求遗产保护、区域经济和文化振兴、居民休闲、文化旅游及教育等多赢的保护规划方法。

遗产廊道具有以下特点:线性景观, 可以是具有文化意义的运河、峡谷、道路、铁路线以及废弃的工业区或矿区等, 也可以指通过适当的景观整理措施, 联系单个的遗产点而形成具有一定文化意义的绿色通道;尺度可大可小, 既可指某一城市中一条水系, 也可大到跨几个城市的一条水系的部分流域或某条道路或铁路;综合保护, 自然、经济、历史文化三者并举。遗产道将历史文化内涵提到首位, 同时强调经济价值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能力。

2 哈大齐旅游遗产廊道概念分析

2.1 资源分析。

走廊总长不足1000公里, 蕴含着草原、森林、湿地、火山、江河、湖泊、温泉、冷泉、珍禽 (丹顶鹤) 、异兽 (东北虎) 等自然旅游资源, 分布在以哈尔滨的“洋”、大庆的“奇”、杜尔伯特的“绿”、齐齐哈尔的“贵”、五大连池的“特”、黑河的“疆”为特色的城市沿线, 形成了多条个性鲜明的线性旅游专线。

爱国主义专线:东北烈士纪念馆 (哈尔滨) ——铁人纪念馆 (大庆) ——寿山将军墓 (杜尔伯特) ——寿山祠、江桥抗战纪念馆 (齐齐哈尔) ——胜山要塞 (孙吴) ——瑷珲古城 (黑河) 。

生态旅游专线:松花江、嫩江、黑龙江;东北虎、丹顶鹤;冰雪;草原、湿地、湖泊;火山;温泉、冷泉。

民族民俗旅游专线:满族 (哈尔滨?阿城) ——蒙古族 (杜尔伯特) ——达斡尔族 (齐齐哈尔) ——鄂伦春族 (黑河) 。

工业旅游专线:老工业基地, 装备工业 (哈尔滨) ——石油工业 (大庆) ——乳品工业 (杜尔伯特) ——军事工业 (齐齐哈尔) , 以及哈尔滨近代工业史、哈大齐工业走廊其它新兴工业企业等等[2]。

2.2 概念分析

根据遗产廊道的特点, 无论形态特征还是组成要素, 哈大齐旅游遗产廊道都完全符合条件:滨州铁路、齐黑铁路和正在建设中的哈齐城际铁路, 哈大、大齐等高速公路形成了一条L型的交通线路, 完全符合遗产廊道的形式特点;走廊沿线城市各具特色, 哈尔滨的“洋”、大庆的“奇”、杜尔伯特的“绿”、齐齐哈尔的“贵”、五大连池的“特”、黑河的“疆”, 以城市为节点, 连接了漠河北极村、五大连池风景区、白城向海湿地、呼伦贝尔大草原、扎龙自然保护区等国家级和世界级的资源景观, 形成了“串”式的景观组合;哈大齐工业走廊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组成部分, 新兴产业都集约分布在这一线, 聚集了黑龙江省经济总量的60%力量。黑龙江省一大半的高等院校也分布在沿线, 这些都具备了作为经济发展龙头的特点。所以构建哈大齐旅游遗产廊道在概念上是完全成立的。

3 哈大齐旅游遗产廊道保护和开发策略

3.1 解说系统。

[3]在整个遗产廊道里贯穿解说系统, 由于遗产区域本身是一个由共同主题统一起来的整体, 因此建立独立于单个遗产点和行政边界以外的整体解说策略给公众提供了快捷直观的了解方式。这个策略的关键是通过将历史现象与可见的景象结合从而强化遗产区域的地理特性, 同时, 利用大量沿线分布的核心历史和自然资源, 建立多解说节点或多中心的模式。

整体解说策略主要包括以下4个部分:

3.1.1 主题框架——分段定义主题, 以故事为导向, 反映遗产区域的大主题, 反映历史变迁。哈大齐旅游遗产廊道主题, 以工业旅游带动自然旅游。

3.1.2 解说区段和廊道旅行——如同文章的主题一样, 是一个组织工具, 将所有的资源和解说项目串起来。每个主要旅游城市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五大连池、黑河构建自己独立的解说区段, 凸显自身的主要特点, 又要顾及临近及相关的景观资源。

3.1.3 解说集合——在关键位置设解说集合, 并根据所在位置、资源的可达性与邻近性提供不同级别的解说, 既包括整体故事或廊道的概貌介绍, 也包括个别焦点的详细解说。可将齐齐哈尔作为一个关键的解说集合, 这是由齐齐哈尔的地理和交通位置决定的。齐齐哈尔东接哈尔滨, 北达黑河, 是哈大齐旅游遗产廊道的交通节点。

3.1.4 解说项目——具体的单个的解说实施项目。具体落实到每个景区 (点) 。通过这个解说系统, 将分散的旅游吸引物集合成一项可在市场上推广的旅游产品, 进行联合营销, 从而节约营销成本。同时, 又可将每个景区 (点) 分层次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形成一个层次有序、特点突出明晰、伸缩有度的旅游遗产廊道系统。交通系统

3.2 交通系统

规划的交通系统应该让游客在不同情况下, 尽可能利用各种游览方式来体验遗产区域的特色。而且, 游线与交通规划应该让游客能够自由选择任意一段、一个闭合环、或整个遗产区域进行体验。在规划中, 应充分利用现有铁路系统和即将建成通车的城际铁路串联各个城市, 利用公路 (高速、国道、省道、县道等) 系统串联沟通城市和自然资源点 (区) , 利用公交系统和建立步道系统联系城市内部的旅游资源节点和构建自然旅游点 (区) 的内部交通。

4 结论

在“遗产廊道”的理论指导下, 依托哈大齐工业走廊的建设, 在同一个体系和同一个机构的管理中构建哈大齐旅游遗产廊道, 切实做到对各个旅游点 (区) 的开发能够做到从整体开发出发, 不各自为政的开发策略。从美国遗产保护的历程来看, 其遗产保护运动具有明显的草根性质, 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保护模式。就我国的实情而言, 当前在遗产保护领域民间作用并不十分显著, 因此更应当加强政府在此类遗产保护中的作用。同时需要老百姓给予必要的支持和理解, 更需要国内的学者专家们集思广益、出谋划策, 共同完成这一事业。

参考文献

[1]王志芳, 孙鹏.遗产廊道—一种较新的遗产保护方法[J].中国园林, 2001, (5) :85-88.

[2]韩卫忠.“西部线”龙江旅游崭新亮点[N].黑龙江日报, 2007, 2, 9.

廊道遗产 篇5

遗产廊道型旅游资源是一类极为特殊的旅游资源复合体,遗产廊道型资源的旅游开发与区域旅游合作息息相关[12,13,14]。“丝绸之路”即是典型的遗产廊道型旅游资源:呈带状的旅游资源分布状况,跨国界、跨行政边界的先天属性,在历史时期曾经制约了“丝绸之路”的旅游资源开发与旅游产品升级。新时期,“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工作的开展为“丝绸之路”的深度旅游开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 遗产廊道的概念与特性

1.1 遗产廊道的概念

遗产廊道是近二三十年首先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在较大范围内保护历史文化的新措施。遗产廊道是一种线性的文化景观类型,既可以指具有文化意义的运河、道路、铁路线等,也可以指通过适当的景观整理措施,联系单个的遗产点而形成的具有一定文化意义的绿色通道[15]。遗产廊道与文化线路最大的区别在于它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的多赢。

遗产廊道对遗产的保护采取的是区域而非局部的概念,其尺度可大可小,内部可包括多种不同的遗产、多种生态系统[16]。遗产廊道包括了多种不同的遗产、多种生态系统,它将动植物的栖息地、湿地、河流与文化遗产和乡土文化景观一起通过连续的廊道连接方法,进行整体性的解说和展示,实现游憩、生态和文化保护,是一种在较大范围内保护历史文化的新措施[17]。

1.2 遗产廊道的特性

遗产廊道将其历史文化的内涵提到首位,它选择拥有特殊文化资源结合的线性景观,同时强调经济价值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能力[18]。其特性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历史重要性——廊道内应具有塑造地方、州县或国家历史的事件和要素;②建筑或工程上的重要性——廊道内的建筑应具有形式、结构、演化上的独特性,或是特殊的工程运用措施;③自然对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廊道内的自然要素应是人类居住地形成的基础,同时也影响整个廊道;④经济重要性——保护廊道是否能增加地方的税收,促进旅游业和经济的发展。我们把以上述四项指标作为选择标准,相对于点状分散的遗产保护,它属于长线的范畴。显然,对于大尺度景观的建构应以遗产廊道的方式进行研究。

2 遗产廊道型资源旅游合作开发模式的战略思考

2.1 以文化铸造遗产廊道型资源的灵魂

文化是遗产廊道的精髓,也是遗产廊道型资源旅游开发的灵魂[19]。遗产廊道型资源的旅游开发,必须始终强调历史文脉的延续,使它能够反映遗产廊道的个性和魅力。在开发过程中,应以文化遗产研究为依据,同时对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创造加以表现,使遗产廊道型资源的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焕发出新的光彩。

2.2 以文化遗产丰富遗产廊道型资源的内涵

遗产廊道型资源的旅游开发要力求将“古”和“今”能够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文化遗产是一定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的文化积淀,他不但具有起源的古老性、遗存的多元性,而且还具有很强的观赏性[20]。因此,重点应考虑如何深入地挖掘这些文化遗产,并将这些文化遗产优势转化为遗产廊道型资源的核心竞争力。

2.3 建立制度化的合作协调机制

着力开展遗产廊道型资源沿线各行政区域之间的横向联系与合作,减少经济活动的摩擦,降低交易成本,形成高效、良好的协调机制。既对遗产廊道型资源的旅游规划与开发、旅游景区的建设和管理进行科学有效地协调,同时又积极鼓励各旅游企业冲破地域、部门的界限,发展跨区域旅游经济实体,开展资源、资金、人员等多种形式的横向联合,以形成规模优势,开发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拳头产品。

2.4 建立合作开发利益共享机制

区域旅游合作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地区之间、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解决这个难题的根本途径是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利益共享,说到底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建立利益共享机制,能够克服原有利益分配机制中忽视资源所在地政府和居民利益的弊病,形成各方利益主体在合作发展中“共赢”的分配模式。

3 遗产廊道型资源旅游合作开发体系的构建

遗产廊道型资源旅游合作开发必须以空间结构为基础,以政府协作、产业合作为两翼,以利益共享为龙头,从而实现“多赢”的合作目标。我们在此提出一个轮廓性的遗产廊道型资源旅游合作开发体系大纲,其体系主要包括5大部分:①分析遗产廊道型资源的空间结构(包括空间格局、景观建设、设施配置、开发评价4个方面);②在空间格局分析的基础之上,明确政府协作的重要性(包括组织协调机构、成立发展基金、开展资源保护、消除贸易壁垒4大目标);③产业合作是遗产廊道型资源旅游合作开发的核心内容(包括市场环境、行业协会、产品开发、形象塑造、联合促销以及互相监督等一系列相关内容);④利益共享是遗产廊道型资源旅游合作开发的利益保障机制(包括发展咨询、利益补偿、当地参与等三个方面);⑤开发定位。以上5个部分共同构成了遗产廊道型资源旅游合作开发体系,见图1。

空间结构:作为遗产廊道型资源旅游合作开发的基础性工作,空间机构分析对遗产廊道型资源的资源保护现状、遗产价值、开发条件以及旅游开发影响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其目的是确定其文化遗产价值,为下一步遗产廊道型资源的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

政府协作:在区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下,以各方自愿参加为基础,共同制定区域旅游合作各方认可的合作章程,构建一个跨国界、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紧密型、实体型组织,对遗产廊道型旅游资源进行开发与管理。

产业合作:归根结底他涉及两个方面:①实现战略联盟,构建产业合作伙伴关系,打破合作壁垒,在产品开发、市场营销、市场开发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合作;②采取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多元化的扩张型发展战略,通过直接投资、合资、兼并、收购、重组等资本合作方式,整合区域内旅游企业资源,实现生产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最终实现产业链的对接,弱化各国、各地区的企业地域性特征,增强企业的开放性。

利益共享: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为旅游合作开发的各参与方营造公开平等的市场环境,完善区域旅游合作的政策法规,使博弈结果趋于“共赢”。

开发定位:遗产廊道型资源的开发定位要兼顾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为遗产廊道的保护与可持续开发提供保障机制;二是为遗产廊道型资源塑造良好的旅游形象,这样能优势互补,达到“双赢”或“多赢”的目的。

4 实证研究——丝绸之路旅游合作开发模式设计

4.1 丝绸之路的历史背景与开发利用现状

丝绸之路从公元前500年被逐步开通起用,到公元16世纪渐渐衰落,前后有两千多年的辉煌历史。“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古代东西方最长的国际交通路线,它是丝路沿线多民族的共同创造。“丝绸之路”曾经在历史上大大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宗教、语言的交流和融汇,对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文化传播、物种引进,各民族的思想、感情和政治交流以及创造人类新文明均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其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今天,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注意。

可以说“丝绸之路”是一个举世闻名的老品牌。就“丝绸之路”全线而言,当前其跨国旅游正处在起步发展阶段。自改革开放以来,“丝绸之路”中国段旅游业更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好势头,丝绸之路沿线的陕西、甘肃、河南、宁夏、青海、新疆等各省(自治区)在旅游开发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业绩。但当前“丝绸之路”开发过程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各自为营的问题:“丝绸之路”沿线的各个国家在开发方面各自为营,相互之间的协作非常少;“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各个省(自治区)多以行政区域范围为界,竞争大于合作,结果导致这一优势资源的潜力很难充分发挥出来。

4.2 新时期“丝绸之路”旅游开发的总体思路

鉴于“丝绸之路”这一遗产廊道型资源的历史背景与其跨国延续的特点,我们可从旅游合作开发的视角,开展“丝绸之路”沿线多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尝试,以此带动“丝绸之路”沿线旅游业的共同繁荣。

近年来,我国在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很多珍贵的自然、人文遗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受到了全世界的共同关注与保护。但迄今为止,我国的申报工作都是局限在本国范围内申报,尚未开展多国联合申报的尝试,模式和方法都比较单一。如果将“丝绸之路”整体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可让“丝绸之路”这一古代沟通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大动脉为当今国际间的交流、合作做出新的贡献,还将极大地促进沿线各国、各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水平,提高地方的知名度,扩大相互之间的对外开放,促进旅游业共同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4.3 “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合作开发模式的设计

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由各国政府牵头,成立由各国旅游局和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各国旅游行业协会、旅游企业等有关部门参加的“矩阵型”组织结构——“丝绸之路旅游合作开发联盟”,在日常工作中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各国各地区旅游开发中遇到的问题,实现共同保护、统一宣传、信息共享、合作开发、联合申遗 、协调共赢、利益共享。旅游合作开发联盟合作机制框架见图2。

以科学的发展规划指导旅游合作开发:在协商一致、政府协作、专家献计、部门合作、市场运作的原则下,组织沿线各国专家共同编制科学合理的“丝绸之路跨国旅游区发展规划”。有关规划的编制应秉承“以历史为背景、以文化为本源、以产品为节点、以城市为依托”的发展理念,规划的制定应打破国界和行政区域界限,突破行政管理障碍,结束目前“丝绸之路”沿线各利益方浅层次的产品竞争,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力求打造创新型、共赢型的旅游线路,切实促进“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合作开发的实质性进展,打造一流的世界级遗产廊道型旅游精品。

建立“丝绸之路”旅游业共同发展基金:建立丝绸之路旅游业共同发展基金,使“丝绸之路”旅游合作开发联盟具有相当的经济调控能力和投资管理能力,发展基金要依据各国经济规模来筹资。该基金应主要用于关系“丝绸之路”跨国旅游区整体发展的重要项目,如“丝绸之路”跨国旅游区发展规划、“丝绸之路”跨国旅游区景点(区)建设与管理、“丝绸之路”跨国旅游区环境保护等、并用于各方利益补偿,以及其它重大旅游发展项目。为保证基金的合理使用,成立基金管理委员会,由参与旅游合作的各国政府、专家、企业界代表和丝路沿线农牧民代表共同组成,具体负责资金的监督管理工作。

加快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交通是“丝绸之路”跨国旅游区开展旅游合作开发的重要制约因素,要构建“丝绸之路”沿线遗产廊道型旅游精品,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各国、各地区之间交通连接的通畅,尽快实现“丝绸之路”沿线全方位的交通对接;并以交通为突破口,努力使自身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档次,实现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接轨,提升住宿、餐饮、娱乐、购物、基础保障等设施的硬件质量。

充分发挥旅游行业协会的作用:行业协会的工作方式应主要采取市场化手段,对市场的变化反应比较灵敏。在“丝绸之路”沿线各方复杂的行政关系下,丝路沿线旅游资源整合虽然优势很多,但由于受地方利益的制约难以顺利实施。因此,成立跨区域旅游行业组织来进行协调沟通就变得异常重要。跨区域旅游行业组织的主要职责是发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维护本行业利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制定行业自律文件,达到规范经营的目的。

完善旅游发展咨询环境:咨询制度包括形成旅游发展与规划重大事宜的通报制度、协商制度;设立旅游发展意见箱,使企业和居民能了解地方旅游发展的目标、途径等,并能表达自己的意愿,积极参与到包括旅游策划、规划在内的各种管理活动之中。

营造公开平等的市场竞争机制:建立统一、协调、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在“丝绸之路”跨国旅游区大市场范围内协调各国、各地政府的行为,从而使区域内的市场主体进行充分、有效、公平的市场竞争;建立公开平等的市场竞争机制,可防止市场竞争被行政权力和垄断势力扭曲,这样才能促进市场内资源的有效配置。

共同推动旅游形象宣传和产品促销:利用现有的旅游资源和产品,共同打造“千年丝绸之路”精品旅游线路,共同进行旅游形象宣传,培育区域旅游品牌,不断增强跨国跨区域旅游产品的品牌影响力,推动“千年丝绸之路”精品旅游线路在更高层次参与市场竞争[21]。树立“丝绸之路”跨国旅游区的整体旅游形象,以“千年丝绸之路”的整体形象引导市场需求,以特色赢得市场竞争力。

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丝绸之路”跨国旅游区旅游合作开发步伐的加快,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丝绸之路”沿线的资源与环境和当地居民的利益紧密相关,只有保证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当地居民才会积极参与旅游开发中[22]。利益补偿的具体方式可灵活多样,如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鼓励当地居民入股旅游开发并从中获利,开展生态修复项目等。

5 结论与启示

遗产廊道型资源的旅游开发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并且正受到学术界和政府部门越来越多的关注。遗产廊道型资源的旅游开发走向跨区域的合作开发阶段是资源开发的客观需要,也是合作各方在利益驱动下的必然之选。旅游合作开发的终极目标应该是追求合作各方的“共赢”,追求合作各方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从世界遗产申报的发展历程来看,国与国之间,国家内部各省、区之间的联合申报越来越频繁,联合申报正在成为一种趋势。既然是世界遗产,就应把遗产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进行考证。当一个遗产廊道型资源进行多国联合申报较之一国独立申报更为合适和有利时,应当勇于打破传统思维中的国家界限,开展跨国联合申报,进行联合开发。

“丝绸之路”是一个世界级的遗产廊道型资源,其旅游开发有一定的基础和规模。目前“丝绸之路”沿线的旅游资源深度开发将使原有的开发模式面临挑战,开展旅游合作开发将使丝绸之路这条千年古道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如何切实推动各利益方把更深层次的合作开发落到实处,是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经营西域、开拓“丝绸之路”的行为多富有浓厚的“怀柔远国”的政治理想色彩,但其本身也反映出强大的国力水平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国际贸易的动因。中国历史上的“大汉盛唐”气象也就是指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和丝路贸易的繁荣而带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飞速发展时期的社会面貌和精神风貌。当前,各个国家和民族都试图从“丝绸之路”文明中发掘其独特的价值和现代启示,在享受“丝绸之路”文明荣耀的同时,思索着当代文明的对话交流和相互吸纳,探索着沿途各国、各地区经济的互补与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