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学院培养的路径设计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学院培养的路径设计（精选6篇）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学院培养的路径设计 篇1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学院培养的路径设计——兼论地方高等艺术教育的存在价值及发展选择

时间:2010年11月25日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admin 点击:38次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大学的责任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第三十二届会议（2003年9月29日至10月17日·巴黎）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保护”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

第三十三届会议又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公约》“确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性”，认识到“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对其加以珍爱和维护”，意识到“文化多样性创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它使人类有了更多的选择，得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形成价值观，并因此成为各社区、各民族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一股主要推动力”，强调文化对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性。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种良莠不齐的文化思潮、流派此起彼伏，这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生活形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历史悠久的民间音乐、舞蹈、戏剧、神话、礼仪、工艺及建筑正逐渐消失，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传统的文化生态产生了急剧变化，对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的存续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传承人的生存能力，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存续的基础，而传承人对传统技艺的持守能力，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存续的决定因素。

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积极的努力，并取得了显著成绩。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支持文化公益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2003年初，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共同实施“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设立了保护工程专项资金，一批有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2004年8月，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又公布了第三批推荐项目名单，国家级非遗项目即将达到1400项。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已初步建立。与之相关的代表性传承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设立和博物馆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实物资料征集工作等成效显著。

事实表明，地方法规制订、政府保护举措实施、给传承人发生活补贴解决生活保障等系列措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支持。但在这个过程中，保护的僵化、挂一漏万不可避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性破坏更是比比皆是。保护和促进文化发展要坚持经济和文化发展互补原则，文化是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同样重要，且所有个人和民族都有权参与两者的发展并从中获益；要强调可持续发展原则，文化多样性是个人和社会的一种财富，保护、促进和维护文化多样性是当代和后代的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要求。因此，要坚持和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原则，要进一步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主体责任，提高他们的责任意识和传承保护能力——这是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引入以人才培养为任务的“大学”，让大学担当其应负的责任甚为必要。

传统的高等教育更多地强调“培养人的理性、理智和心灵”，现代大学逐步明确以人才培养为核心，通过人才培养及人才功能的发挥为社会发展服务，通过围绕人才培养开展的科研、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影响社会的发展。大学成为文化传承、创新中心，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职能和责任日益为社会认同。因此，学校教育走出象牙塔、关注现实生活是教育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学校办学特色形成、强化的必由之路。云南民族众多，具有异彩纷呈的多样性文化资源，堪称是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向来有“歌舞的海洋”的美誉，各民族的民间工艺、美术也特色互异，各有渊源。作为身处这样环境条件下的一所省属综合性本科艺术院校，云南艺术学院自觉地将自身的发展与地方的繁荣稳定、社会文化发展联系在一起，明确了“继承传统，学习民间，兼容中外，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形成了“立足地方，服务社会”的办学传统，通过50年的努力，立足云南，面向全国和东南亚地区，强化了“立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沉下去，浮起来，为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服务”的形象。与之具有相同区位特点的广西艺术学院，也在办学过程中明确了“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和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资源，突出人才培养的地方特点，更好地服务广西经济文化建设”的办学特色。西南民族大学打出了“举民族旗、走西部路、唱西南戏，融汇中西，贯通古今”旗帜。这些区域高校，都在立足地方、民族资源中得到发展，在发展中承担了传承文化、服务社会的责任，成为了传承文化、推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较高人才培养平台。

大学作为教育、文化资源集中的人类文化传承、传播中心，能够利用自身优势，参与对传承人的培养工作，扩大传承队伍，提升传承人的素质和能力，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因而，探索和实践传承人的学院培养机制，就有了积极的意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学院培养路径设计

如何让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文化产业、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提供资源支持，又能在发展利用中得到保护和传承？必须在法制建设、政府能力建设、企业责任意识培养及传承人培养等各个方面进行系统努力。但我们必须要清醒地看到，民族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文化，承载文化信息的主要是人，传承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仅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和承接者，而且是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播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目的是传承，其核心是传承文化的人。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 14 条，强调“保护”中“教育、宣传和能力培养”，应竭力采取种种必要的手段，以便：

(a)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中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主要通过：

(i)向公众，尤其是向青年进行宣传和传播信息的教育计划；

(ii)有关群体和团体的具体的教育和培训计划；

(iii)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管理和科研方面的能力培养活动；

(iv)非正规的知识传播手段。

(b)不断向公众宣传对这种遗产造成的威胁以及根据本公约所开展的活动；

(c)促进保护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自然场所和纪念地点的教育。

针对传承人的培养，高等院校特别是艺术院校应主动担当，发挥引领社会文化发展、服务社会的责任，探索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养机制，实践高校传承文化的使命。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学院培养，要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坚持政府主导，加强和完善文化管理部门与教育主管部门的协同机制。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原则：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政府作为社会发展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必须承担文化传承的主导责任。

1.加强立法保障。只有健全的立法保护，才能使行政保护、财政支持、知识产权保护等得到保证。

2.项目引导，用好用足高校的教育资源，依托院校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中心）的建设力度。根据各类高校的发展优势和地方文化资源，积极引导，合理布点，加大项目扶持力度。

3.文化、教育主管部门要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面加强引导，根据各高校学科优势和办学条件，调动各高校参与传承人培养教育的积极性，分层次、分类别明晰特色人才培养质量标准，提高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建议在对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有浓厚兴趣并具备一定传承水平的少数民族青年中，选拔优秀分子进入高校接受本、专科学习，重点开展文化管理、营销知识、创新技能培训提高方面的学习，使他们成为具有文化自觉的新一代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的传承者、把握者。提高他们充分利用自身文化资源开发文化、旅游产业的能力，提高本民族、本区域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利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在经济文化生活常态里保持发展活力，传承发展。

4.建议参照大学生村官选拔模式，选拔有志于从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的优秀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开展文化遗产调研、保护、研究工作。可在开设有文化管理、艺术类专业的学校大三学生中由学生申请，学校及相关部门参与选拔，在大四阶段根据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需要强化培养，毕业后作为专职文化遗产资源管理工作人员签订用工合同，充实文化遗产传承保护队伍建设，加强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一线力量。

（二）高等院校要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和开放的教育机制。

构建社会化的终身教育体系，是21世纪我国教育结构体系的主要内容。在保证学历教育质量的同时，因材施教，完善开展非学历教育的机制和能力，打破学院教育、社会教育、民间传承的壁垒。

1.在文化、教育管理部门的支持下，主动承担对在名录项目内传承人、未定为传承人但对文化遗产技艺掌握水平相当或跟随传承人从事遗产保护传承的年轻人的培养工作。根据他们的知识水平，采取音像、观摩等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介绍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保护经验；以座谈、相互考察形式，促进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间保护传承的交流学习，交互的影响和借鉴利于更好地延续和发展；以讲座、课堂讲授形式，丰富其文化价值判断、文化管理知识，提高他们保护传承的意识、能力和责任感。

2.在文化、教育管理部门的支持下，针对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需要，对文化管理从业人员开展学历教育和非学历专项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完善知识结构，提高执行力。

（三）高等院校要建立将地方文化资源内化为教育优势资源的机制。

高等院校特别是地方院校肩负着构建区域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创造型人才的重任，承担着打造区域知识创新的策源地、引领知识、科技创新的重任，必须不断提升自身社会服务的能力。坚持立足地方，使高校的发展与地方的发展相互促进。学习民间、反哺大众应该是高校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1.把培养新一代传承人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与传承离不开传承人，既重视对现存传承人的保护，又加强后继传承人的培养，才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教育培养是传承机制的重要手段，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关键所在。

通过对掌握基础学科知识、具备传统技艺和分析、评价、操作能力的新一代传承人的培养，有利于梳理和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有利于新的种类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有利于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在发展中保护，在发展中有所创新，使文化遗产适应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变化。

2.坚持完善“沉下去”“浮起来”的机制。“沉下去”学习民间，收集、把握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浮起来”对文化资源开展研究、提炼，引入人才培养过程。

3.完善课程体系，加强教学内容建设。根据人才培养目标，构建“基点”“热点”“特点”课程体系，注重本土、校本“特点”课程建设，把特色文化内容纳入课程教学。

4.积极建设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中心）。一方面是依据学科专业建设、课程建设需要，在校园内建立基地（中心），坚持将各类技艺传承人请入基地（中心），展示非遗全貌，增进学生对非遗保护精神内核的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是在特色文化资源聚集地、特色工艺生产厂设立校外研究、教学实践基地。

随着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越来越向社会开放，社会也越来越多地参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过程。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日益紧密，将是新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在这种大趋势下，解决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保护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携手并进的问题，对高等教育特别是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保护传承意义重大。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充分发挥学校教育规范性、规律性、恒常性强的特点，加强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研究，并引入、运用到课堂教学，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成为教育资源，为创新人才培养服务。以人才的培养反哺民间，培养新一代的传承人，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举，是专业教育与社会文化共同发展的双赢，也是地方高等艺术教育实现科学发展，社会文化事业、产业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作者单位：张勇，云南艺术学院

胡烨，郑州供电公司

（作者：张勇 胡烨

责任编辑：曹宁）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学院培养的路径设计 篇2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过程中, 高校教育扮演了重要角色。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殿堂, 与其它类型的教育机构相比在文化、知识的普及上有着绝对的优势, 它不但能为年轻一代创造全面、良好的学习氛围, 同时, 科学、系统的学科结构也能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进行深入的探究, 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有很大的帮助。但随着近年来高等教育的普及,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弊端。高校教育体制中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使得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普遍存在眼高手低、缺乏实践经验、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此外, 传统意义上的文理分科, 也使得学生所学知识片面化, 不能很好地达到各学科知识间的融会贯通, 特别从对我国文化本质的传承上讲, 这大大阻碍了传统文化的延伸与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非固态表现, 无论它以怎样的形式出现, 都是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地区人民群众对社会、文化、艺术、宗教、习俗的综合诠释, 所以,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何种方式保护与传承, 都不能背离其本源, 不能忽略其生发的土壤。高校教育体制因看到自身的优势, 重视实践对理论学习的积极意义, 打破学科间的知识壁垒,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发挥着良好作用。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中, 手工艺类有着一定的特殊性, 它通过民间手工艺术的形式创造出各类工艺制品, 目的是配合民俗活动, 同时也是为了美化生活。故而,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手工艺类型既有文化性, 又有艺术性, 同时也因以传统的手工技艺为表现方式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这与当前高校体制中的艺术教育有着一定的联系,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类型的保护与传承, 高校艺术教育的作用不容忽视。以南阳师范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为例, 在近年来的学科建设和课程设置上, 就体现出对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视与推广, 以及对传统工艺美术人才的培养, 在一定意义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类型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开设全校艺术选修课———重塑传统文化语境, 扩大群众基础, 培养潜在人才。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以鲜活的个人生命为载体, 以农耕文化为源头, 世代传承的非固态的文化形式表现, 它出现并存在于传统民俗文化深厚的土壤之中, 既脱胎于民俗, 又成为民俗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故而, 无论古今,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或发展终归要以民俗为依托。但是就今天的社会文化形势来看, 农耕文化逐渐被城市文化、工业文化所吞噬, 民俗信仰遭遇了近百年来主流文化及多元文化的冲击, 在这样一个无神论的时代, 显然被烙印上了老旧的、过时的标签, 人们逐渐淡忘了民俗, 背离了信仰, 以往一切依托于传统的文化形式变得惨淡而无力了。因此, 对民俗语境的重塑、传统文化的普及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首要前提。

南阳师范学院近年来在全校的艺术选修课中开设了一门名为《民间剪纸艺术欣赏与创作》的课程, 吸引了全校各学科学生的积极参与。剪纸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 诞生于民间, 群众基础广泛, 表现形式丰富多彩, 是我国民间传统艺术的典型类别。2006年5月20日, 剪纸艺术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剪纸艺术欣赏与创作》课程在介绍中国民间传统剪纸的同时, 也涉及对与剪纸艺术有关的传统文化知识, 如历史文化、传统民俗、宗教信仰和各地人文特色等的讲授, 使学生能够全方位地认识、理解民间传统剪纸艺术, 同时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艺术的兴趣。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 该课程对传统文化起到了宣传与普及的作用, 相应的, 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认识与接受的年轻群体, 对于保护与传承具有实际的推动意义。此外, 此课程还注重对学生创作能力的激发, 积极引导学生进行动手创作, 一些非艺术专业的学生通过学习, 培养了对传统剪纸艺术的极大兴趣, 并有了相对全面的认识, 初步掌握了民间剪纸手工艺的表现方法, 经过自身的艺术创作发挥, 也能创造出一定水准的艺术作品来, 从艺术实践的角度上看, 此课程极大地提升了学生对民间手工艺术的兴趣, 也客观上提高了他们的艺术欣赏及创作水平, 这既配合了国家素质教育对于美育的要求, 又对培养、发掘民间手工艺术的潜在人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艺术类专业学科建设———延续民间手工艺术的生命活力, 推动产业化优质发展。

相对于固态的物质文化而言, 非物质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拥有鲜活的生命载体, 它以个人或群体的行为方式为存在基础, 以愉悦民众为存在目的, 无论所有者或接受方都是有着主体思想和审美情趣的“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始终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为主要形式的, 通过口传身授来进行知识、经验的传递。然而, 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今时今日的传承过程中遭受了“人亡艺绝”的尴尬境遇。一些遗产类型的所有者年事已高, 年轻人又因为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缺少认识, 或认为学习继承它们无法为自己带来实际的经济价值而不愿意去学习、去继承, 造成了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的后继无人。教育机构的相关支持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高校艺术教育尤其对民间手工艺人才的培养有着直接作用。

高校艺术教育能够有效地将民间手工艺术引入课堂, 使学生在系统的学习过程中, 科学、理性地看待传统艺术形式, 并能够借助不断训练的艺术造型能力、审美能力, 发挥自身的艺术特性对传统艺术形式进行个性化诠释。我们应看到, 一方面学校教育对传统手工艺术相关理论知识的传授是系统的、理性的, 能够在艺术研究的过程中把握其变化规律, 尊重其原真性。另一方面学校教育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 肯定学生的个体能动意识, 鼓励学生对传统手工艺术在内容与语言形式上的创新发展, 为传统艺术形式注入新鲜血液。高校艺术教育相关学科的设立, 直接解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传承人的问题, 同时也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术的产业化道路提供专门的高层次人才。

针对当前艺术类学生的就业压力大的社会现实问题, 以对传统民间工艺美术的保护与继承为契机, 南阳师范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大胆拓展专业学科, 成功开设了玉雕专业, 利用镇平玉雕的地区传统文化资源优势与南阳独山玉的地域材质资源优势, 积极培养玉雕专业人才。镇平玉雕以雕刻细腻、造型新颖而著称, 于2008年入选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995年镇平被国家命名为“中国玉雕之乡”。以产业带动传统手工艺术发展的模式在镇平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镇平县玉雕加工企业近万个, 从业人员12万人, 个体加工产值10亿元, 以镇平石佛寺玉雕湾、镇平玉雕大世界为代表的专业市场已成规模, 产品畅销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手工艺的产业化不但很好地保留了传统的艺术形式, 商业环境也为其融入了新兴的时代多元文化元素, 增强了生命活力, 产业化带动产生的经济效益也使传承人的队伍不断壮大, 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活态传承。然而, 在稳定的产业基础上如何实现进一步提升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高层次人才培养是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方面, 南阳师范学院玉雕专业的建立使得培养高层次玉雕人才成为可能, 作为高校教育体系中的一支新兴力量, 玉雕专业人才培养的目的绝不局限于手工艺技能的传授, 而是在于培养创新型人才, 通过相关传统艺术理论知识和玉雕理论知识的讲授, 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专业文化素养, 同时, 学校还配备了玉雕工作室, 聘请经验丰富的玉雕技师对学生传授经验知识和实际技能, 使学生在实践中对专业理论进行创造、发挥, 培养出既具有艺术理论基础和审美修养又具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手工艺术人才, 这与现在行业中普遍存在的初级技术人才有着本质的区别, 也对镇平玉雕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质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三、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类型传承的部分可行性方式在高校艺术教育体制中看到了基本雏形, 南阳师范学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类型传承的推动做出了积极的尝试, 并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校内产生了良好的传统文化艺术学习氛围,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文化环境, 在实际意义上也为传统手工艺术培养了后继人才,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类型保护与传承的有力推手。我们应触类旁通, 发挥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作用, 培养人才、塑造人才, 有针对性地对这种传承方式进行推广与应用。

参考文献

[1]屈华, 夏雪飞.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述评.文学界 (理论版) , 2010.04.

[2]罗靖, 张牧.保护还是破坏: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0.04.

[3]吕品田.丰满的生产力——高度认识和发挥传统手工艺的生产力.美术观察, 2010.04.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学院培养的路径设计 篇3

一、多方参与的历史使命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我们不仅经常发现一些盲区，而且还经常进入一些误区。而那些错误的概念往往让我们好心办坏事。比如在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过程中的政府、民间、学界的定位和功能问题上，就常常出现错位。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之前，我们必须弄清两个概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主体：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前者就是我们所说的传承人，如表演艺术的传承、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等等，主要靠他们来进行；而后者，主要指处于外围状态的那些社会群体，如各级政府、学术界、新闻媒体、社会团体以及商界人士。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即便在历史上也不曾参与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但以其所具有的强大的行政资源、经济实力、话语权和相当专业的保护技术，他们完全有可能为身处风雨飘摇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搭建起一道牢固的足以抵御外来文化冲击的防护大堤。国外数十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告诉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他们的贡献不容低估。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政府的权利再大，商界的资金再多，学界的水平再高，新闻媒体的影响再大，也不可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而政府、学界、商界、新闻媒体的责任不是传承，而是利用自己的行政优势、学术优势、资金优势以及舆论优势，在政策、法律、学术以及资金等各个层面对本辖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给予积极扶持、热情鼓励和真心推动。如果政府、学界、商界、新闻媒体反客为主，甚至以政府取代了民间艺人的传承，则其结果必然会因外行领导内行而造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破坏，后果相当严重。

我们首先必须旗帜鲜明地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传承主体不是政府、商界、学界以及各类新闻媒体，而是那些深深根植于民间社会的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如果我们无视这一点，并以自己的强势地位取代民间文化传承人的地位，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很可能会因外行的过度介入而变色、走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日子也就走到了尽头。是不是在中国的这样一个特殊境地里，只能通过传承人来进行，而政府、学界、商界、新闻媒体以及众多的社团组织就无权干预了呢？显然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不是体制层面的问题，而是自身角色定位不准确造成的。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用功能学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政府、学界、商界、新闻界以及社团组织肩负着如下历史使命。

（1）传承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角色认定：在二十世纪50年代以前，人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是通过保护“物”的方式来进行的。对于“物”的保护固然重要，因为只要有了“物”，你就会知道历史上的人类创造是个什么样子；但仅仅保护“物”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它只能让我们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或是不容易知其所以然。“物”只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许多制作工艺、技术、过程，仅仅通过“物”是无法安全复原的。但是，如果我们以活态的方式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会使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优秀文化是个什么样子，同时在传统社会中，民间艺人、匠人及巫师等在传统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由于各种文化遗产制作、表演难易程度不同，各项文化遗产制作或表演时所需要的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数量也会有所区别。有些遗产的传承只需一个人，而有些遗产的传承则需要许多人的配合。因此，在申报国家级非遗名录时，既可以以个体名义申报，也可以以团体名义申报。但即使以团体名义申报，也必须指定出一名具体责任人。

（2）学界的角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学界的作用不是自己亲自参与传承，而是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从理论的高度，告诉每一位非物质文化遗产守望者们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怎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告诫我们的学术同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这个问题上，学术界所做的工作并不是以士大夫的心态与审美观对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改造，而是尽可能按其固有的样子将他们有效地保护起来。

（3）政府的角色认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政府的职能主要集中在建立健全完善的政策体系、完善的法律体系、完善的基金运作体系、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这四大体系的建立，是中央政府有效组织、规划、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政策基础、法律基础、经费基础与组织基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局外人，各级政府部门最忌讳的就是借助自己的权势，以行政领导取代传统艺人，用行政体制取代传统管理模式和组织模式。这种不当介入不但会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环境，也会影响到民间文化的自主传承，不但会严重挫伤民间艺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同时也会因不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有的传承规律而将活生生的“民俗”变成千篇一律的“官俗”。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已经证明，各级政府的过度干预常常会造成大保护大破坏、小保护小破坏、不保护不破坏的尴尬局面。例如，有些地方一旦意识到了遗产的重要性，便马上将遗产收归政府，从而使原本极其鲜活的民俗，变成了死气沉沉的官俗，变成了官府旅游开发、振兴地方产业的御用工具。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前，政府也好，学术界也罢，至多只能说是个“管家”，而永远不会成为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

二、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传承需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进行合理有效的保护，形成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对列入各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可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鼓励代表作传承人进行传习活动。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建立传承人数据库，在社会地位、经济保障、专业技术资格等方面给予传承人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如今湟中县8名民间工艺美术艺人被评为民间工艺师就是对代表作传承人的鼓励。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公共领域中不断被边缘化，对其传承保护多只局限于案头书斋，只注重文本体系的编写。因此，要培植和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性文化空间，让民众通过各种实践、表演、技能表现等形式，共同寻找一种认同感、历史感和归属感的地方。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看不见”、“摸不着 ”，保护起来常常叫人不知如何下手。其实，如果我们明白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存在于传承人的头脑中，我们马上就会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只要保护好传承人，也就等于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看来，保护传承人正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所在。那么，怎样才能保护好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呢？谈起这个问题，人们一想到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发工资。发工资可能确是个可以参考的办法。据我们了解，在民间社会中确实有很多民间艺人存在着巨大的经济问题。有些甚至连起码的生活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让他们专心传承，无异于痴人说梦。从这个角度来说，通过发工资这个经济杠杆来调动起民间艺人的积极性，对于那些身怀绝技但身体确实不好、生活又很窘迫的民间文化传承人来说，确实必要。我认为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通过给著名艺人办理重大疾病医疗保险等办法，让他们彻底解除后顾之忧。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为国家、为民族传承着一国的优秀文化。只要他们健在一天，我们就可以多得到一天的收获。我们的子孙就能多分享到一份祖先留给他们的文明。国家应该为传承国家遗产的艺人们买单。但由此而引发出的一系列问题我们也不能不加以深入思考。譬如，在利益驱动下，在传承人的遴选过程中选出假传承人怎么办？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以群体传承的方式在民间传承，如果只给其中的一个人发工资，其他传承人闹情绪，破坏了传统的人际关系怎么办？这些都是问题。对此，我们又应做出怎样的判断？所有这一切，似乎都需要我们进行彻底地反思，并在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制度层面的建设，否则，一个制度一旦制定下来就很难改变。

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性”集中表现在“传承危机”，而解决传承危机的关键是“传承人”的保护。 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形成一条永不断流、奔腾向前的河，“人”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一旦老艺人离世，他身上承载的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会随之消亡，所以，解决传承主体即传承人的问题，乃是当务之急且重中之重的大事。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学院培养的路径设计 篇4

工作报告

2008年6月7日，我市淮海戏、楚州十番锣鼓分别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今年5月26日，我市淮海戏表演艺术家杨秀英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现将我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工作汇报如下：

一、国家级名录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现状（一)淮海戏保护现状

一是制定了五年保护计划。第一个五年保护计划从2007年起，分步实施资料收集整理，建立较完整的淮海戏资料库、设立淮海戏历史陈列室、以优惠政策招收学员，培养淮海戏传承人、录制优秀剧目音像资料、举办淮海戏艺术节等工作，以加强保护，推动传承。

二是建设了淮海戏博物馆。2008年9月，江苏省淮海戏博物馆在我市中洲岛竣工开放，作为展示和宣传淮海戏历史和成果的重要阵地，排演、交流淮海戏的活动场所，传播和学习淮海戏知识的课堂。淮海戏博物馆通过实物、图片、模型、书画、音像资料，以及现代多媒体技术等，来呈现淮海戏在淮安地区的发生和发展的概貌，为保护传承淮海戏作出了一定贡献。

三是建设了淮海戏专题网。由我市文广局的组织领导及江苏省淮海剧团的支持下，筹建了中国淮海戏专题网站，网站设立剧团介绍、剧目介绍、人物简介、专题资料、视听下载、淮海戏图库、淮海戏动态、演出信息、遗产保护等栏目，对淮海戏的历史渊源及沿革、基本内容及特征、重要价值、传承现状等方面作了详尽介绍，并提供大量的传统及现代剧目以供下载，进一步扩大影响，推动了淮海戏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四是申报了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2008年底，我们按照国家文化部及省文化厅相关要求，组织申报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工作。6月11日，国家文化部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我市淮海戏表演艺术家杨秀英入选，为淮海戏的传承提供了基本保障。

五是建设了传承机构。在淮安文化艺术学校开设淮海戏班，由我市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淮海戏表演艺术家杨秀英、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魏佳宁等淮海戏主要传承人授课，为淮海戏的传承发展培养传承人。

（二）楚州十番锣鼓保护现状

一是制定了保护计划。第一个五年保护计划包括翻译已搜集的古书工尺谱为简谱，购置有关服装、道具，出版以楚州“十番锣鼓”为题材的图书册，建设传承基地，加强对外交流等各个方面。我市楚州区文化馆，组织人员对楚州“十番锣鼓”的盛兴年代、演出道具、演出场景及风俗等作了进一步调研。掌握了许多历史资料和实物资料；搜集整理了楚州“十番锣鼓”的演奏方式、演奏乐器、乐队编制、乐器定弦法等相关材料，为出版相关书目奠定了基础；完成了“十番锣鼓”的十首乐曲以及几十首锣鼓曲牌的工尺谱译谱工作。

二是投入了一定资金。2008年6月7日，十番锣鼓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为了更好地予以保护传承，楚州区政府克服财政困难，投入一定资金，用来添置乐器、服装等必备物品，调动了相关人员的积极性与参与度。

三是挖掘了一批曲目。为了更好地挖掘整理楚州十番锣鼓曲目，我市楚州区文化部门给楚州十番锣鼓声及代表性传承人周宝洪同志提供非常宽松的环境以及相应的资金，先后整理出了《金盆捞月》、《咏花》、《咏蝶》、《到春来》、《前探营》、《后探营》、《归依》、《红楼撇子》、《朝天子》、《阳告》等十首曲目。

四是开展了传承活动。培养传承人员是更好地传承十番锣鼓的重要举措。楚州十番锣鼓刚刚被挖掘整理出来的时候，演奏人员仅仅限于专业文艺人员，如文化馆专业演奏员和剧团乐队成员。2008年以来，我市楚州区积极组织举办十番锣鼓演奏人员培训班，由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宝洪亲自授课，动员文化馆及社会上器乐演奏培训班中的学员参加学习，尤其注意培养年轻演奏人员，以推动项目传承。办班初始，大多数人对十番锣鼓的了解不够深入，兴趣不大。楚州区文化馆组织人员分别有针对性的做相关人员工作，耐心细致解释，通过培训，学员们一改对十番锣鼓演奏认识不足的状况，学习投入，演奏认真，显现了一定的效果。现在，已形成了以专业演奏人员和社会各界演奏者共同组成的十番锣鼓演奏队伍，促进了十番锣鼓的普及传承。

五是加强了对外交流。2008年11月，福建省福州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茶亭十番”的传承人员来我市进行艺术交流，与我市楚州十番锣鼓传承人共同探讨十番音乐中演奏方式、乐器种类、乐队编制、乐器定弦法等各方面专业知识。今年4月11日，我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楚州“十番锣鼓”应邀参加“连云港之春——苏北鲁南民俗文艺精英赛”。这是“十番锣鼓”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首次代表淮安赴外参加大型演出。我市楚州区文化馆针对广场演出的特点，在乐曲的旋律节奏、演奏技法等方面作了相应调整，使舞台效果和观赏性得到了进一步增强，获得观众一致好评。

六是扩大了社会影响。近几年来，我市一直非常重视对十番锣鼓的宣传报道，以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新华日报》、《淮安日报》、《淮海晚报》、《淮海商报》、《新楚州报》、楚州电视台以及多家网站和相关出版社共同参与，利用文字、图片、录像、专题片等方式，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报道，今年6月份，全国多家电视台慕名而来，分别在楚州勺湖公园及吴鞠通中医馆等地，拍摄了楚州十番锣鼓专题片。

（三）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现状

我市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1名，即淮海戏表演艺术家杨秀英，于今年5月26日入选第三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现有正式徒弟3人，分别为许亚玲、吴玲和苗爱华，均为国家一级演员，经其指点过的演员数以百计，现仍在我市文化艺术学校淮海戏班授课，所教学员卢蓓蓓曾于2005年5月荣获全省小梅花金花状元第一名。目前，我市正在起草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工作机制，明确扶持和资助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办法，监督、指导、考核传承工作等各项制度，以加强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

二、采取的保护措施与经验

（一）采取的保护措施

一是成立组织机构。为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尤其是加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工作，我市在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基础上，2008年9月，我市原文化局与广电局合并成立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并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处，负责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挖掘、保护、传承等方面的具体实施工作。2009年3月9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淮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淮政办发〔2009〕26号），组织我局及我市财政局、发改委、国土局、建设局、规划局、教育局、旅游局、民族宗教事务局等相关部门成立了淮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指导项目保护单位、协调处理保护工作，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等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强。

二是修订保护规划。结合江苏省淮海剧团改制的实际情况，在2007年已经制定的淮海戏五年保护计划的基础上，指导江苏省淮海剧团对原有五年计划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使对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更加符合剧团改制市场化运作后的实际情况。对于楚州十番锣鼓，指导楚州区文化局认真制定了楚州十番锣鼓保护工作方案，明确工作目标，明确工作步骤，明确工作机制，明确责任人，确保经过五年的挖掘、整理、保护和传承，使之脱离后继乏人、处境艰难的尴尬境地，并重现昔日风采。

三是提供经费支持。尽管我市属经济欠发达地区，但市财政克服困难，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纳入预算，每年20万元，并明确要求要向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及濒危项目倾斜。楚州区为进一步加强十番锣鼓的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克服财政困难，一期投入10余万元，建设“楚州十番锣鼓传承基地”，利用楚州区文化馆现有100余平方米的活动室，重新改造装修，配以与十番锣鼓相关的文字、图片、录音、录像、实物等资料，添置陈列演奏乐器、多媒体设备。并利用基地这一平台，培养人才，研讨技艺，组织演奏。目前，该项工程已经完成项目规划、立项及设计工作，将于今年年底前竣工挂牌。

四是健全工作机制。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及《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文件法规，起草了《淮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意见（讨论稿）》，制定保护传承工作机制，重点加强各级名录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尤其是重点加强了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目前，该意见正在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五是加强展示传承。一是举办活动，推动传承。利用庆祝“文化遗产日”的活动契机，组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淮海戏和楚州十番锣鼓参加展演。二是建设场馆，加强保护。建设了淮海戏专题博物馆，为加强宣传展示，构建保护载体，提供了平台。三挖掘创作，延续保护。江苏省淮海剧团创作排练现代淮海戏《续弦记》（又名《老县长的第二春》），并对传统剧目《皮秀英》进行重新加工排练，为淮海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续弦记》于2008年10月22日在南京参加了第三十一届世界戏剧节的展演，受到省委宣传部和中国剧协的领导专家的一致肯定。重排传统剧目《皮秀英》晋京参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系列活动，受到一致好评。楚州十番锣鼓注重挖掘整理古曲谱，完成了对《咏花》、《咏蝶》、《到春来》等十首古曲的译谱和整理工作。

六是加强对外交流。一是2008年6月17日—19日，我们组织淮海戏晋京参加文化部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系列活动，受到首都领导和观众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二是今年4月11日，我们组织楚州十番锣鼓赴港城参加“连云港之春——苏北鲁南民俗文艺精英赛”，获“优秀表演奖”，载誉而归。

（二）保护工作经验 一是组织保障是基础。由政府牵头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保护机构，为组织、协调、督查、指导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保障。

二是经费保障是关键。加强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资料的搜集、整理、保存、研究等保护工作，以及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提供经费保障是关键。

三是制度保障是重点。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全市保护工作实际，制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工作的指导、督查及考核等制度，为推动保护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健康、有序、稳步推进提供了保障。

四是普及传承是方向。传承和发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目标和方向。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等宣传展示活动，建设淮海戏博物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及淮海戏班等传习机构，制定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机制，为加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推动项目传承发展提供了保障，三、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措施

（一）存在问题

目前，我市对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采取了一些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保护经费投入尚嫌不足。淮安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尽管市财政在财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克服困难，自2006年起，每年安排20万元用于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专项经费，但是与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势和任务的需求相比尚嫌不足，尤其是尚未将2008年及今年新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经费纳入专项财政预算，二是保护传承机制尚待完善。目前，我市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保护及代表性传承人的资助办法和传承工作的监督检查、考核评估等机制尚待进一步完善。

三是传承研究工作尚嫌不够。虽然目前我市开展了一系列展示传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工作，但是，传承的广度和研究的深度尚嫌不够。

（二）对策措施

一是健全组织机构网络，加强组织领导。要在已经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的基础上，健全由政府牵头，文化、财政、发展改革、国土、建设、规划、旅游、教育、民族宗教等部门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召开部门联席会议，拟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规划，协调解决保护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二是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加大投入力度。不仅要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经费纳入财政专项预算，确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经费来源的稳定，还要积极探索并构建社会资金投入机制，以拓宽保护经费的来源渠道。

三是完善保护传承机制，规范保护工作。进一步健全并完善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承机制，突出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并加强对项目保护单位及传承单位保护工作的监督、检查、考核和评估工作。江苏省淮海剧团适逢机制改革，拟将国家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机制建设纳入机制改革工作，将淮海戏的保护和传承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为淮海戏的传承发展注入活力。

四是建设项目传承基地，搭建传承平台。加快楚州十番锣鼓传承基地建设进程，配备与楚州十番锣鼓相关的文字、图片、录音、录像、实物等资料，添置陈列演奏乐器、多媒体设备，并利用基地这一平台，培养专业人才，研讨传承技艺。另在古镇河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条街”建立十番锣鼓展览陈列兼演奏室，方便十番锣鼓民间爱好者参加十番锣鼓各类展示、培训、传承活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学院培养的路径设计 篇5

徐 杰

一、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是建设文化昆明的重要内容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各种传统文化，包涵了各种民间传说、表演艺术、传统体育与竞技、手工技艺、生产商贸习俗、人生礼俗等及其表现过程和表现空间。作为对昆明历史、人文、社会、民族发展特定角度的反映，各族人民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是维系各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形式，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也是体现昆明多民族边疆城市特色的生动见证。作为历经千百年时间洗炼流传至今的人类文明成果，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相应的精神愿望，真实地反映当时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及感情诉求，生动表达特定地域、特定民族的性格气质，多种多样的民族文化信仰，不同地域人民的风俗习惯，正是通过这些特殊的文化标记得以体现。这些产生于民间，繁荣于民间，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无论其价值观念还是表现形态都与人民大众有着密切的联系，蕴涵着深刻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理念以及爱国为民、重诺守信、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因素，是我们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资源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基础，对文化昆明、品质昆明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是继承和宏扬昆明多民族文明，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在建设新昆明过程中，重视对各民族几千年文化深厚底蕴、深刻智慧的继承和宏扬，唤起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不仅能推动文化记忆和活态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也是提高市民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

二、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牵涉到文化、民族、宗教等很多方面，很多政府机构和社会各界的工作，也是一项开展时间不久的工作。应该说，在这项工作上，昆明、云南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国务院办公厅2005年3月下发的国办发 [2005] 18号文件《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是在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全国开展的第一个重要文件。但是，在昆明，早在此之前二十年的1985年，由原中央乐团的作曲家田丰在昆明安宁市创办的少数民族文化传习馆，试图以“传习”的方式保护传承濒临消亡的少数民族歌舞艺术，就已经开创了昆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先河，虽然当时人们还没有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这个概念。尽管田丰梦想的“云南民族文化保护区”在艰难中拼搏四年之后破产了，但田丰首倡的这条值得探索的道路，却使昆明成为了以传习方式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工作的先行者。

2004年，著名音乐人陈哲在我省兰坪县建立的普米族文化传承小组——“兰花1号”成为国家“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唯一试点单位，也是云南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政府视野，引起社会关注的标志。

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下发后，在国务院2006年8月《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的文件中，又专章强调了“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显示了国家对这项工作的日益重视。在各级政府的积极推动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在全国各地相继开展。

按照国办[2005] 18号文件“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的要求，昆明市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认定和登记工作入手，全面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2004至2005年，全市１４个县（市）区内共开展调查项目７３２个，调查村寨２１４８个，被调查人数３８４３人（次），同时在抓紧征集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和资料，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2005年，昆明市在完成县级普查的基础上形成各县（市）区级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名录11类790项，经过专家审核，市政府以《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昆明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名录项目的批复》批准了11类共318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项目列为昆明市第一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名录。

2006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昆明市以阿诗玛、洞经音乐、昆明调、滇剧、花灯、乌铜走银等为代表的12个名录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昆明市政协多次对昆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专题调研视察，听取各界人士的建议意见，政协文史委和有关单位合作，就“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建设等若干问题”进行多次研究讨论，并形成提案。

2007年6月7日，在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前，《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市文化馆正式挂牌，标志着昆明市拥有了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权威机构。尔后，全市各县（市）区也相继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2008年6月14日，在纪念第三个文化遗产日的同时，昆明对全市122名民间艺人授予了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称号。2008年7月16日，在“2008’中国（昆明）国际民族民间工艺品暨旅游文化商品博览会”上，全国唯一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验示范基地暨原生态文化传承体验基地正式签约落户昆明安宁市太平镇。这是对上世纪90年代著名作曲家田丰创办“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悲剧式失败的最好延续与继承。“非遗基地”由恢复“田丰云南文化传习馆”、“田丰纪念馆”两个部分组成，包括云南原生态文化一条街、原生态文化艺术创作基地、原生态文化艺术休闲基地以及茶马古道遗址，预计2010年建成后，将邀请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坐镇“非遗基地”，形成一个对内传承，对外交流的基地。这是目前我国唯一的一个由国家文化部投资建设的“非遗基地”，标志着昆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继续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2008年10月9日，昆明市政协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建议案》，从做好保护规划、建立保护机制、制定地方法规、保护资金纳入财政预算、适时全面普查、培养专门人才、保护好传承人和文化生态区等8个方面提出建议。2008年12月30日，昆明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昆明市人大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要充分认识到，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和传播方式正受到严重冲击，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刻不容缓。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保护意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使我市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得以传承和发展。《决议》要求，市及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统一联动和协调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要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不断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支持力度，建立和完善与现代新昆明地位、作用相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保护制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2 会发展规划以及城乡建设规划，纳入地方文化发展纲要，制定近、中、远期规划，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任务和目标，制定保护规定，采取有力措施，突出保护重点，通过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对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2009年，宜良县率先成立了我市第一个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

2009年2月13日，昆明市人民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昆政发 [2009] 7号文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位、保护、管理、利用、研究、传承等提出了明确要求，拨出专项保护经费７０万元，并提出在有条件的市、县(区)应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馆，组织传承人开展教、帮、带、传等形式的文化传承活动，将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教学内容，对其进行传播、传承和弘扬。

2009年8月，云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公布，我市晋宁县的晋城圣贤画、官渡区云子（围棋）制作技艺、禄劝县羊毛花毡印染技艺、嵩明县汉族刺绣技艺等6项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截至２００９年底，我市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４项、国家级传承人２名，省级保护名录１９项，市级保护名录３４３项（含传承人），并完成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工作，上报国家级名录４项。目前，我市已编辑完成了《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建立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库，收藏、收集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数百件。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过程中的困惑与问题

如上所述，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在政府的提倡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认定、登记和申报等工作，仅仅是这项工作的开始。如何结合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努力发掘、弘扬昆明在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优势，促进文化昆明建设，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长期课题。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昆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尤其是其核心元素——传承人，在现代社会城乡文化生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受到越来越大的来自各方面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亟待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由于现代社会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发生巨大变化，青年一代崇尚现代文明，对民族传统和文学艺术逐渐失去兴趣等原因，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以自然人为载体的传承活动在今天受到巨大挑战，其生存状态日益艰难，传承环境不断萎缩，传承活动日益衰退，一些民间艺术不再被人欣赏，有的传统习俗在慢慢消失，一些传统工艺生产规模缩小，市场萎缩，处境堪忧，一些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后继乏人，传承活动缺乏足够的社会环境，主要是经济、技术、法律等方面的支撑。

一部分民族民间文化能以更新鲜的面目走入现代人的视野，在与现代社会的结合中实现开发式保护吗？以我省目前一些成功的文化产业案例来看，回答是肯定的。杨丽萍的《云南映象》、宜科领衔的纳西古乐、李怀秀李怀福姐弟的海菜腔通过恰当的市场运作，激发了蓬勃的生机，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当然也产生了大批后继者。对这一类型的文化遗产来说，保护与传承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另外，一些民族手工技艺可以通过一种文化的陌生感对年青一代所产生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年青人投人其中，这对于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对于传承好、利用好传统文化，推动和发展文化产业，都是积极的现象。

然而并非所有民族民间文化都可以走向市场。即便是某些可以进行开发的项目，也应该以文化的保护传承为第一目标，进行全面的考虑和认真的策划。一些地方倡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传统手工艺实施“生产性保护”，但应该强调的是，不能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 3 性保护简单地理解为生产，也不应将传承与产业化、商业化的概念来兑换。目前的现实是，面对现代化和整个社会的快速转型，一方面，一些历史文化内涵丰富，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商品化的侵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滥用和过度的开发又使一部分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体会流于肤浅和产生异化。例如，我市一些已经列入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中的民族民间传统技艺，因为缺乏相关的扶持或无明显的市场效益而后继无人，一些传统技艺濒临消亡；而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观念主导下，某些地方以“发展文化产业”为旗号，热衷于把一年一度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开发演绎成“天天是节日”的“文化品牌”；旅游景点日复一日地为游客表演少数民族的婚礼仪式、生活习俗则已经成为几乎遍布全国的通例，以这种方式来开发遗产的结果和对现实利益的过度追求，只能使文化丧失其原有的品味。

另一部分无法进行开发式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传承更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因为从实际情况来看，相当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今天的经济社会中无法体现其原有的价值，但却是民族文化链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对这部分文化遗产怎样先做好静态的保护工作，再考虑其传承问题，使之适应今天社会的需求，成为文化昆明建设中最鲜活的内容,这些都需要政府的介入，尤其是经费的投入。

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中另一方面严峻的现实情况也必须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各级政府的重视。据昆明日报记者2008年对我市国家和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情况的调查，被政府授予了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称号的民间艺人中，绝大部分因生活无着而贫病交加，面临无法将技艺传承下去的危险；加之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活在边远农村，很多都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每年都有身怀绝技的传承人离世，如果不对他们实行抢救性保护，其技艺将面临失传。

令我们欣喜的是，2009年12月3日，昆明市文化局就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情况进行通报，其中最具实质性的内容是，在市政府的支持下，昆明已争取到财政对部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承人的生活补助，54名传承人，从2009年起每人每年有2500元传承人生活补助。另外，投入20万元，利用市文化馆桂香楼建立的“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已基本完成布展，预计2010年1月开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一项需要大力宣传、大力扶持的工作。课题调研中所了解到的情况，目前昆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所面临的复杂情况使我们深深感到，对我市目前已经进入保护目录的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尽快落实市政府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若干意见的精神，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建立长效机制，首先是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传承人的抢救与保护的工作力度，同时，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宣传，让老百姓对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有自觉的保护意识，让全社会都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做好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根本之举。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学院培养的路径设计 篇6

一、非遗传承人保护机制的现状

(一) 保护机制的定义

“保护”一词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不同领域对保护的认识也不相同。在文化遗产领域, “‘保护’是‘遗产’价值体系和对象体系的核心与根源, 也是‘遗产’研究的特征之一”。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 (ICCROM) 的专家格尚 (Gael De Guichen) 指出:保护是任何旨在提高那些完好如初的或遭受损害的藏品的预期寿命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人类活动。谢凝高提出“遗产保护的含义就是保持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多样性, 保证其价值免遭突发的或者累进的破坏因素威胁, 使其能够可持续发展并传留后世永续利用。”

虽然以上的学者对于保护的定义和认识有所差异, 但就本质上而言, 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延续文化遗产的生命, 更好地、可持续地利用。

机制是应用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内部组织和运行变化的规律。在任何一个系统中, 机制都起着基础性的、根本的作用。对一切文化遗产而言, “保护机制”是首先能将其保存下来, 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使其寿命得以延长。然而, 非物质文化遗产亦自有其特性, 作为一种“活态文化”, 需要一定的载体, 诸如个人、群体、特定空间。因此,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 “保护机制”不仅是一种物质形态“保存机制”, 它更要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对其的相应载体进行保护, 从而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在当今社会延续。

基于以上对保护和机制的认识, 本研究认为:保护机制是一种将延长非遗生命作为最终目的的持续、稳定、系统的运作模式。

(二) 保护机制的现状

1. 传承人申报与认定制度

文化部在2008年发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称《暂行办法》) , 并已公布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国家、省 (自治区、直辖市) 、地级市、县共四级传承人申报和认定制度, 也使传承人保护工作重点。各级传承的申报和认定工作的开展, 充分调动了传承人的积极性, 有效遏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快速消亡的态势, 其意义重大。除此之外, 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申报和认定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 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 尽可能全面了解项目传承人的状况, 从而为整个非遗项目的良好传承奠定坚实基础。

2. 传承人的保护方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自身掌握着精湛技艺, 对传承非遗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相关保护工作, 《非遗法》第二十九条至第三十一条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标准、权利、义务及管理做出了具体规定, 但并未体现针对于不同项目传承人特殊性的法律待遇。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非遗传承人的管理, 对那些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传承义务的传承人, 经省级文化行政部门核实后, 报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批准, 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 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对于非遗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保护, 《非遗法》也只是在附则第四十四条中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保护留下了空间, 但并不具体。对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权利内容、利益划分等问题均无涉及, 这一问题也备受争论。

仙居花灯传承人李湘满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代表着民间美术的高超技艺, 但在其自身与非遗共同前进的道路上也遇到了很多障碍, 只有解决了传承人发展道路上的种种问题, 才能使非遗项目更好的完成接力任务。

二、仙居花灯传承人概况及困境

仙居针刺无骨花灯, 其起源于唐朝, 因工艺独特、造型精美而深受人们喜爱, 2006年被列入国务院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李湘满作为仙居花灯的代表性传承人, 也被认定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其对仙居花灯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 传承人李湘满概况

李湘满, 浙江仙居人, 69岁, 原皤滩乡文化站站长, 现仙居花灯研究所所长。自从1983年起挖掘、抢救失传五十多年的“唐灯”——仙居针刺无骨花灯, 至今已有30个年头。在1983年元宵节第一次了解到仙居花灯的存在并下定决心进行抢救工作, 自此开始一一走访村里保有该技艺的十二位老人, 与十二位老人一起进行仙居花灯的复原抢救。目前, 已经有27个品种 (又分52个分支品种) 的花灯被挖掘和恢复。

(二) 传承人面临的问题

仙居花灯虽然得到有效的抢救和保护, 国家针对非遗传承人也制定了相关政策予以支持和保障, 但传承人李湘满仍然面临着诸多困境亟待解决。

1. 潜力后辈难寻得

根据实地调查了解到, 目前李湘满共有徒弟六人, 大徒弟从师十七年, 最小的徒弟从师一年有余。但目前所有的徒弟均只通习针刺技术, 对仙居花灯的构图、画工难以掌握, 因此便不能够进行独立完整的花灯制作。

徒弟六人均为女性, 据李湘满口述, 选择女性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仙居花灯技艺的习得所需时间较为长久, 少则几年, 多则数十年, 很多学习者抱着一腔热忱最终也是半途而废。女性相较于男性更为细心、耐心, 在学习花灯制作的过程中更为稳定。二是在传统观念中男性作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 承担家庭开销, 而学习仙居花灯收入微薄, 当自身及家庭面临着食不果腹的危机时, 学习者也不得不选择放弃。而普通的家庭妇女除平日打理家事外, 可以将其作为爱好。当学习花灯有一定的经济收入时, 此项“爱好”也就随之变成了“职业”。

仙居花灯除针刺技术外, 还需具有几何构图、美术等相关技能, 这就对传承人的学习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李湘满为本科学历, 在构图、美术方面有着独特的天赋。徒弟六人最高学历为高中, 低至小学, 很多知识技能对她们来说十分晦涩难懂。李湘满曾经在仙居当地小学开展过花灯培训班, 收效甚微。也在北京、香港、浙江的数所大学开展过主题讲座, 招致学生无数, 但能够坚持学习的寥寥无几。

根据调查了解到, 李湘满经常去全国多处进行花灯展览及开展主题讲座, 在国内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 在国外也远负盛名。但当笔者走访仙居当地时, 却很少有人知道李湘满其人, 可见传承人李湘满名声在外而不在内。笔者认为, 要完整的保护和传承一项非遗, 当地民众的文化自觉性是不可或缺的, 毕竟远赴千里拜师学艺的少之又少。目前, 李湘满面临的最大困境便是传承人接手的问题, 这一问题也是诸多非遗传承人需要共同攻克的难题。

2. 项目开销难保障

2008年, 仙居县皤滩乡为仙居花灯传承人李湘满成立了仙居花灯研究所, 便于李湘满挖掘、研究工作的开展。研究所成立开始, 师从李湘满的弟子便实行工资制, 每月700元的收入, 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 更不用说补贴家用。至今, 这一状况并未得到改善, 这也是李湘满弟子很少的原因之一。

国务院规定, 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每年有30000元的经费支持, 国家级传承人每人每年8000元。李湘满表示自从仙居花灯申请国家级非遗项目成功之时至今, 从未见过当地政府下发过该项非遗的项目资金, 也未见过对项目资金有任何相关用处, 曾经对媒体的坦率直言也招致最后的息事宁人。

据实地调查走访得知, 目前仙居花灯的制作开销主要由李湘满负责, 最小徒弟余敏的居住场所也由李湘满提供。不得不说, 当政府扮演的角色为规则的制定者, 但在实施过程中又产生破坏规则的行为, 实属不当。

3. 时代习俗均变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 乡村农民开始外出寻找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 许多人也开始更加注重经济利益。李湘满表示, 曾经很多人师从其学习仙居花灯, 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和传承这项遗产, 而是在短暂时间内学得皮毛后进行批量生产、市场营销, 这一度败坏了仙居花灯的名声, 但他也无法解决。物质生活方式的冲击使很多传统观念都渐渐化为泡影。“灯会”“庙会”等民间习俗的延续受到了价值观念的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李湘满抢救仙居花灯的行为一直遭到普通民众质疑和费解。

灯会一直是仙居花灯延续的强有力支撑, 但由于许多农村人外出打工, 能够组织起来的灯会也越来越少了。即使组织起来, 参与者也以老年人为主, 青年人参与度极低。民间习俗的延续受到强烈冲击。但非遗项目和传承人二者都要依靠民间习俗的延续得以生存、发展, 远离于此、束之高阁, 只可能面临更大的生存危机。

4. 花灯局限难克服

仙居花灯以纸张为原料, 通身无一根骨架, 虽然技艺精巧, 深受人们喜爱, 但因为材质原因又有着容易受潮、褪色、易损坏等局限。此外, 仙居花灯的用途较为狭隘, 仙居花灯典雅、古朴的造型难以与现代装潢想融合, 而且由于其材质原因难以用于外部装饰, 这也是其一大遗憾之处。

仙居花灯作为工艺品之一, 定价少则几百, 多至几千甚至上万, 普通民众难以承受如此高价格的商品。据李湘满口述:在自己这一代争取将仙居花灯打造成高端工艺品。高价格定位与低实用价值、花灯自身的脆弱性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 也是李湘满无法将仙居花灯进行市场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针对非遗传承人保护机制的建议

目前我国虽有一套完整的传承人保护机制, 但其中不乏缺漏之处。可喜的是我国的传承人认定机制较为完善。但在其他方面还存在着诸多待改进之处。想要更好的促进传承人的传承事业, 完善传承人保护机制是首要问题。

(一) 资金投入机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资金投入机制是非遗传承人保护的重要前提。因此, 需要由国务院联合文化行政部门建立起稳定可靠、相互补充的资金投入机制。首先, 国务院主导作用, 建立起明确的、量化的从国家到地方经费投入配套机制, 形成比较稳定的经费来源, 这是解决非遗传承人保护投入问题最有效的方式。其次, 文化部门可以建立非遗传承人保护基金, 争取更大范围、更多资金投入传承人的保护工作;第三, 引入市场机制, 推进非遗传承人保护。比如:仙居花灯的“市场”不仅仅局限于庙会、灯会、节庆活动等民俗文化活动, 可尝试突破区域局限, 在商品形态的交换中实现其应有的物质形态价值。

(二) 激励机制

对于非遗传承人, 我们应该从传承民族文化的高度认识他们的文化贡献, 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保障, 并且通过各种形式关注传承人的日常生活, 尤其是一些年事已高的非遗传承人的身体状况更要关注。此外, 对于那些传承情况良好, 为非遗传承做出重大贡献的传承人要做好奖励, 以激励他们更好地参与非遗传承。

对于传承人的弟子, 也要给予适当的社会保障, 鼓励学习非遗项目, 对拜师多年且掌握技能的授予荣誉称号的同时进行适当的物质奖励, 允许徒弟再收学徒, 完成项目的代代相传。比如李湘满的弟子从师五年以上可适当提高工资待遇, 对花灯制作有独创性的弟子给予物质奖励, 以激励其继续研究创新。

(三) 培养机制

在非遗传承人保护中, 要注重对新一代的传承的的培养, 这也是解决非遗项目后继乏人的重要举措之一。《教育法》第7条规定:“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 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文化部门应与相关高校合作, 建立教育培养制度, 由各高校实施培养制度, 提升大学生对非遗的兴趣。充分利用高校的资源优势, 带动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在大学生中开展, 使大学生能够充分意识到保护和传承非遗项目的重要性并勇于肩负传承任务, 解决传承人在传承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可利用民间协会、研究会等社团组织进行社会传承, 在民众自发传习的过程中对非遗项目进行了无形的宣传, 两方面培养接班人, 实行高校与民间培养模式的双轨制, 争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传承断代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 监督机制

1. 对政府部门的监督

在传承人的保护过程中, 政府部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仅是保护行为的引领者, 更是保护政策的实施者, 所以对政府实行一定的监督工作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可以通过非遗保护相关工作定期公开的形式增加民众对其的信任度。尤其是传承经费使用的透明化, 以此来保证经费的合理利用。同时, 政府对非遗传承人保护工作的持续性也需要进行监督, 可以通过定期 (每年至少两次) 上报各县市非遗保护计划与实施情况的方式, 定期 (每年至少两次) 针对保护内容进行抽样调查, 以鉴定政府汇报内容的真实性, 以此来谨防政府部门受到重申报轻保护观念的腐蚀。

2. 对传承人的监督

对传承人的监督, 包括传承人的收徒授徒情况、社会活动情况、项目传承情况等, 通过定期的检查, 强化传承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避免传承人以非遗项目为资本进行不正当的市场竞争, 坚持“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 传承发展”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传承人自身的自主性和创新性, 使濒危的非遗项目能够开辟出一条适应当下文化环境的生存之路。

现行的非遗传承人制度实际上是“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制度, 是针对所有非遗项目制定的一套共同的制度, 但由于每项非遗都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因此, 该制度还难以从根本上阻止非遗传承人断层的趋势。仙居花灯传承人在“求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很多非遗项目中所共有的,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对现有的非遗传承人保护机制进行完善。但进行机制的改善并非朝夕之事, 相信随着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不断完善, 民众自觉意识的不断提高, 非遗传承人保护机制的规范化、制度化也将指日可待。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活态文化, 其传承人作为技艺的承载者和传递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速度的加快, 民间文化的地位愈显衰弱, 这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愈加重要。本文以仙居花灯传承人李湘满为例, 探究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机制的状况、存在的问题;并从多个角度提出建议。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机制,李湘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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