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

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共12篇）

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 篇1

摘要：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太极文化,是中国武术文化的重要部分,是人类社会的重要财富,是我国历史的见证,吸取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人类的智慧、文化传统。对太极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研究对提高国人的传统文化意识、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意识、促进民族团结和增进国际间友谊、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文献法,叙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太极文化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包涵的内容,指出了在当前环境中太极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保护的紧迫性,并对太极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措施。

关键词：太极文化,太极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当我们不断地为太极拳是否存在技击喋喋不休时,当我们为太极拳的创始人之争而东奔西走时,和我们同分享一个地球的西方国家,在享受工业文明近二百多年的发展所带来的便利之余,已经开始注意到这种文明为人们日常生活所带来的一些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人类所依存的生活环境,其受破坏及保护的程度开始成为一些学者关注的课题。一些我们曾经引以为荣其本身价值被我们忽视的文化,正在我们的视野中逐渐黯淡,这些文化成果虽然在当前社会中很难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但是保护这种成果的完整性,却是当代人为子孙后代了解这些成果、享受这些成果所必须履行的义务。

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于2003年9月29日至10月17日在巴黎举行的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从定义中我们可以明白,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我们所熟知的、被世人称为第一健身品牌的太极拳,表现于人类的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技击术,一种让人习练的健身术,太极拳更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蕴含着中国古人智慧的结晶,也蕴含了中国古典哲学文化的精粹。它自身不仅是人类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为人类开发了更为广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太极拳分布在第六类“杂技与竞技”之中。

更确切地说,作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太极文化,其文化遗产的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太极拳本身,同时应该包括以太极拳为载体,在其漫长的发展中形成了外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民间,流传着很多,甚至我们还没有进行文字整理的以太极拳为载体的民间传说,这些传说如果我们不进行很好的保护,随着熟悉这些传说的人的离去,这些传说我们将永远难以获悉。太极拳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吸收了中国哲学文化,在其传播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哲学思想。由这种思想,太极拳在中国古代的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播方式、礼仪、风俗、节庆,我们可以清醒的认识到,这些礼仪、风俗、节庆在当今社会同样是值得我们寻觅和保护发展的。

2 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太极文化保护的紧迫性

随着中西文化的融合、太极拳生长的客观环境的改变、太极拳竞技化的运作、太极拳产业化发展等一系列发展模式的出现,太极拳在现在社会的发展中逐渐失去了固有的特色。当然,如果我们仅仅从民俗学的观点来看待太极拳的发展模式,或许对太极拳未来的发展并不会有太多的益处。太极拳在历史的发展中也是在不断的创新、演变,才形成了当今的各种流派。当前,我们所走的太极拳发展思路是为太极拳发展而制定的适合当代文化氛围的思路,我们也不能仅仅因为担心会改变它的面貌而使太极拳的发展停滞不前,我们也无力对太极拳的改变做出人为的选择。

一种事物要想很好的生存,它必须适应它所处的生活环境,只有这样它才能够不会被“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界生存规律所淘汰。因此,当代的很多人,为了更好的传承太极拳,不遗余力地为太极拳的发展出谋划策,但是我们发现,太极拳的产业发展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完善,太极拳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却在一点一点的流失。犹如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在接受了西方思想之后,虽然具备了很强的适应生活环境的能力,却少了中国人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太极拳本身内涵的流失,主要是我们对太极拳认识不深,对其作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价值没有充分的认识所致。我们应该发现,太极拳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经济价值等,比仅仅追求比赛的可比性、可操作性要高很多。

作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太极拳,在其成长过程中一直是人类关注的焦点,太极拳对于人们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看到,在现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太极文化伴随着这种转型自身也在进行着蜕变。我们说,太极文化的良性转变对太极拳的发展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但是太极拳在转变的过程中,一些不受我们关注的、我们没有认识到其价值的文化内涵却在这种转变中、在我们的视线中不经意地流失。

目前,还有一些让我们敬仰的民间拳师在默默无闻地对太极拳的传承进行着努力,或许他们的名字我们很难逐一获悉,或许他们的名字不会注入史册,但是他们对太极拳的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拳师已经进入高龄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很多拳师离我们而去。对于这样的拳师,需要我们尽快进一步的挖掘、尊敬、善待,对其所蕴含的太极文化进行很好的保护。

虽然太极拳在当今社会中流传比较广泛,习练人群最多,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对太极拳的技击精华熟知的并不是太多。我们不得不承认,关于太极拳的技击原理,其中的奥妙,有些用现代的科学技术都很难解释清楚。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搞科学的人士对太极拳的真正内涵并不清楚,而真正懂得太极拳技击内涵的人士也不愿把这种内涵轻易公布于众。这种以技击原理存在的文化遗产,不仅给我们进行保护提出了难题,也是我们在面对太极文化遗产所必须放在首位的环节。

3 作为人类非物质遗产的太极文化保护的阐释

对太极拳文化进行非物质文化保护,是我们国人的共同心声,能够申请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国人的共同追求。但是在申遗的过程中,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为申遗孜孜不倦的努力和等待申遗的结果,在此期间,对于太极文化来说,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来进行保护。

在对太极文化进行保护时,首先我们必须明白,对太极拳进行保护不是限制太极拳的传承,而是为了更好地对太极拳进行传承。太极拳的传承及其内涵的展现,需要人这个重要的载体来实现,当一位伟大的拳师离我们而去,他本身所具有的对太极拳文化的资深研究,除了其为我们留下的资料外,其它的便不复存在,我们只能够通过静态的媒介来了解他的存在,这对太极拳文化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损失。作为后人没有达到他所研究境界的武者,要想达到他的境界,只能够从另一个起点来对太极拳的含义进行揣摩。

在当前全球都在提倡文化遗产的保护之际,有很多方式可以对太极文化进行保护,在这里,笔者借用白庚胜先生曾经提到过的保护方式,简单的概括为静态的保护和动态的保护。

所谓静态的保护,就是通过现代科技的手段,如:录像、电影、光盘、书籍等能够记录的工具,对这些拳师进行记载,以便于我们子子孙孙在以后的时代能够明白我们现在太极拳的样子。静态的保护不是短暂的保护,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应该记载了太极拳在当代及将来的传承、发展、习练及状态,就像一个人从始至终的录像集。

太极拳的静态保护是我们能够在记忆中追随太极拳原貌的最好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只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视觉的享受,但这种方式却是我们在今后研究太极拳的重要资料。太极拳是由人来展现,不同的人习练同一种拳术由于个性的差异会有不同的表现,但是这种表现不是随随便便的人就能够欣赏到它的内涵,就好像对艺术的鉴赏价值比较浮浅的我们,无法分辨出一些大家的画笔和普通的画有什么区别一样。太极拳也一样,对它进行静态的保护,使后人能够在这种静态的展现中发现太极拳的内涵美,只有这样,才会使我们的后人明白什么是太极拳,才能够为秉承、发展太极拳的内涵打下基础。

对太极拳进行保护的另一种方式,是动态的保护,也就是关于太极拳随着环境改变的传承问题。在其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太极拳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我们倡导文化多元化的当代社会,我们发现太极拳已经不再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模板,在很多情况下它接受了当代的东西,并且融合了这些东西,在融合了这些东西之后其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长在文化多元化时代的当代年轻人,已经习惯于追赶新兴潮流社会之风,淡化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的重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对太极文化所具有的传统文化内涵的保留,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太极拳在动态的保护过程中,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其自身肯定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这些变化或许是我们不情愿看到的,但是我们却顺从了这种变化的发展思路,因为这种转变并不是我们武术界的一两个人所能够左右的,它是受我们生存的文化氛围影响而致。我们在对太极拳动态发展的保护过程中,应该尽可能的挖掘太极拳的当代价值,并且不断地对其进行静态的保护,这样我们才能够让后人知道太极拳成长的历史和太极拳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模样。

或许会有更多的人迷惑,既然太极拳的动态保护对太极拳造的改变在所难免,我们最好的办法是不对其进行动态的保护,而仅仅进行静态的保护。这样做法的直接后果是太极拳会在我们这一代失真,太极拳也就只能够在后世的“博物馆”中见到。太极拳动态的保护,是太极拳得以传承和延续的最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太极拳也不会流传到现在;而太极拳的静态保护,则为后人了解太极拳历史储备了资料,有了这些资料,后人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太极拳的真正样子。太极拳的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都是为了太极拳能够更好的发展,二者为太极拳的发展、延续、充实都能够起到不可估量的贡献。

应该说,对太极拳申请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太极拳发展的唯一出路,也不是最终出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两年给中国一个名额来进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而在中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并非太极拳,在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就有518项。如果仅仅停留在申遗的思路上,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取得对太极文化保护的权利,即使申请成功了,要想完美地对太极文化进行保护,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当然,即使面临这样的困难,我们申遗的脚步并不能放慢。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寻找更多的发展渠道来对太极拳文化进行保护。

4 结语

太极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当前以竞争为主导、文化多元化的社会发展中,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护这份文化遗产的明智之举,但并不是发展太极文化的唯一出路。我们在看待太极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时,要站在不同的视角来探索太极文化的发展。对于太极拳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说,我们仅仅是以民俗的视角来看待其保护的重要性;对于太极文化的良性发展来说,我们更应该站在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哲学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太极文化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这样才能对太极文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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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选惠.民族传统体育概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

[4]周伟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概论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10.17.

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 篇2

重阳节源自天象崇拜，起始于上古，普及于西汉，鼎盛于唐代以后。据现存史料及考证，上古时代有在季秋举行丰收祭天、祭祖的活动;《吕氏春秋·季秋纪》中收录，古人在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祭天帝、祭祖，以谢天帝、祖先恩德的活动。这是重阳节作为秋季丰收祭祀活动而存在的原始形式。唐代是传统节日习俗揉合定型的重要时期，其主体部分传承至今。重阳祭祖民俗相沿数千年，是具有深刻意义的`一个古老民俗。

重阳之名称由来，得名于古籍《易经》中的阳爻为九。在《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又为极数，指天之高为九重。九为老阳，是阳极数，两个阳极数重在一起，九九归一，一元肇始，万象更新。因此古人认为重阳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吉祥日子。在古代有饮宴祈寿之俗。九月初九，日与月皆逢九，是谓两九相重，故曰重九，同时又是两个阳数合在一起，故谓之重阳。

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 篇3

关键词：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申遗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320-01

一、引言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作为整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重要环节和关键领域，它与社会风俗，工艺美术，民间舞蹈，制瓷绘画等体系共同建构了我国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标本和蓝图。同时，在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的实然影响和现代化进程速率加快的背景下，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打击。一方面，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使大量外国的强势文化涌入我国，客观上造成了我国民众音乐文化心理上的“下潜”，致使传统音乐继承人和欣赏人的数量急剧下降；另一方面，伴随着现代化进程步伐的快速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从静态到相对静态再到动态协调发展的路径转型，挤占了传统音乐的生存空间。鉴于此种缘起，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迫在眉睫。

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动因诠释

（一）“申遗”领域商业利润驱动

当前，人类口头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似乎演化成热议话题主轴，备受关注。“申遗”引领时代风潮，然而，在各式各样的的“申遗”动机空间内，保护态度的持有者甚少，而是把申请成功后所带来的经济利和知名度的渲染当成准则和职责，误入歧途。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隐匿无形性及口传心授型的遗产类型，在商业利润的牵制下，改造前后的模式及机制是否吻合值得商榷。

在目前已有的“申遗”范畴内，在商业利润的大力驱使下，“申遗”者的良性运行机制发生质变，由原来的保护性心态饰演成利润激励或者是知名度的浮夸，这种“祝音”的背后隐藏着无数的阴暗和隐患，导致“申遗”人士的动机不纯。同时鉴于物质文化遗产的实存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隐形性，非物质文化遺产更需要给予关照。如：四川地区的川剧，北京地区的京剧、北京琴书、京韵大鼓，上海地区的沪剧、越剧、评弹，河南地区的豫剧、祥符调、锣戏、怀梆、道情等等。这些现实认知都成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动因。

（二）教育视域内的意识或缺

回顾历史和审视现实，我国传统音乐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应运而生，继而形成错误的教育指导理念：重西轻东、重洋轻中，在高等院校的音乐教育中表现尤为突出，致使中国传统的音乐和西方音乐发展未实现同步性。同时由于不能全面兼收并蓄人类各种艺术文化成果，固步自封，严重影响了我国高等艺术教育的发展，长期以来，使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存在偏狭。众多学生对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耳熟能详，对其作品全尽掌握，而对祖先留下的大量珍贵而又继承价值的中国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却不知一二。

（三）形式的继承并非内容

当前中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未实现本体风格的维系和继承，形式和实质内容脱节，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保护的动因。

三、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策略引申

当前，在中国已有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存在各式的模式和动机，如何采取应对策略给予应对成为其循迹引申。

（一）端正“申遗”动机

在目前“申遗”过程中，大多数人士都是基于商业利润空间的驱动力，而不能把如何保护、继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做首要命题。鉴于此种缘由，在“申遗”过程中要端正“申遗”动机，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性保护为己任，兴利除弊维度下制定改革措施，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再度良机。

（二）强化教育领域的非物质遗产学习及保护意识

教育领域内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意识的或缺致使在教学过程中重西轻东思想严重，如鲁西南鼓吹乐、博山八角鼓、胶东道教音乐、郯马五大调等中国传统音乐淡化，相对形成强烈的重外轻内的模式，所以要扭转这种意识，珍惜和关注本民族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渗透到教学中，强化强化教育领域的非物质遗产学习及保护意识，传承中国音乐类非物质遗产文化。

（三）注重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体风格保护继承

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需要保护和继承的不是外表形式的一个曲目或乐种，而是注重对于不同人类群体所具有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体风格的保护和继承。[1]从乐音的高低、乐音的长短及乐音的色彩等步骤观瞻来具体领悟本体风格的音乐审美观及中国本土特质的音乐非物质文化。

（四）保护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传承人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固有的隐匿无形性决定了其载体与物质文化的差异性，在基于传承人而存在的前提下，口传心授的模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镜鉴。所以在保护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空领域内，要发挥传承人的载体优势，传承文化。

（五）实现文化遗产与地方经济发展耦合

文化遗产和经济发展在互为支撑的体系内，要实现二者的耦合协调，不但是经济落后地区改变面貌的一个无可厚非的举措，也是对现实的具体认知。[2]所以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要寻求与地方经济的最佳结合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作者简介：张洪，女，汉族，四川资阳人，西华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09级2班本科生。

参考文献：

[1]周吉.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我见[J].中国音乐.2008,03:15-17.

[2]蓝雪霏.关于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保护的学术探讨[J].音乐研究.2008,03:5-15.

论茶文化非物质遗产的法律保护 篇4

1 茶文化非物质遗产的价值

1.1 历史价值

茶文化的非物质遗产其实质是我国民族创造出来的并世代流传下来的历史文化, 反映了对于整个民族发展的一种期望, 代表着我国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例如, 在我国的茶文化依据地域性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 特定的民族在特定的时间中所创造出了具有特定地域性的茶文化, 这种茶文化反映出了该地区的人民的日常生活习俗、心理特征等多种内容的文化表现。因此茶文化的非物质遗产具有其他文化所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有助于探究人们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内的历史文明的研究。

1.2 审美价值

在我国的茶文化非物质遗产中含有很多艺术创作技巧以及艺术形式的创作, 在盛行茶文化的地区一般都会存在着茶歌、有关茶的传说等等, 无论是艺术表现形式还是其中的内容都是我国文化的凝聚, 都会让大家感受到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感受到生活与劳动的热情。因此茶文化非物质文化更多的并不是形式上的技巧, 而是深藏其中的真善美。通过我国茶文化非物质遗产中所蕴含的艺术表现来看, 在我国生产茶叶的地区的茶农等专业技能的劳动人民其生活以及工作中所激发出的创作灵感, 展现出了特定的文化底蕴中的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在我国茶文化的非物质遗产中无论是其创造的方式还是其创作的特点等都为我们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审美价值。同时, 我国茶文化非物质遗产作为我国现阶段艺术创作中丰富的资源已经用于了很多艺术创作中。例如现阶段我国热播的电视剧《陆羽》就是在借鉴我国茶文化非物质的审美价值的过程中, 很好地进行了艺术的再创作, 从而有效地弘扬了我国茶文化非物质遗产中的审美价值, 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助力。

1.3 社会价值

茶文化中蕴含着淡泊、宁静、精行俭德的茶精神, 影响着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例如, 我们耳熟能详的神农尝百草的故事, 日遇七十二毒, 得茶而解之的传说, 所传递给我们的就是无私奉献与积极进取的精神。再如大红袍的传说则反映出了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由此可见, 在传承茶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本身就是在传承我国传统的文化美德, 具有扬正气, 促和谐的作用, 不仅展现出了我国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还展现出我国民族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殷切希望。

2 保护茶文化非物质遗产的迫切性与困境

2.1 保护茶文化非物质遗产的迫切性

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发展, 现代技术的不断进步, 我国的生态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茶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的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例如“斗茶”其本身最早流传在我国福建一带, 盛行于北宋时期, 但现在已经无处可寻。除此之外, 我国企业在进行茶叶的加工与生产中并没有针对于茶文化的非物质进行形影的保护, 使得大量的技术资料流失, 很多历史文献没有保存下来, 甚至是一些珍贵的, 记载着我国茶文化的档案被倒卖到其他的国家, 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 很多茶厂将加工留样进行出售, 失去了原本的面貌。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的进行茶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若干年后我国茶文化将消失殆尽, 甚至会有被其他国家取而代之的危险。

现阶段我国茶文化的发展中正面临着茶树栽培与加工技艺的专业人员较少的现状, 掌握传统的茶艺的传承人少之又少, 有些茶文化非物质遗产已经濒临灭绝。法律作为最为直接有效的保护手段, 运用在对茶文化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中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在法律实践中我们发现由于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立法与执法较为落后, 导致了很多茶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于无法律保护状态, 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发展问题。

2.2 茶文化非物质遗产法律保护困境

2.2.1 传承人认定的困境

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对于茶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前提和关键就在于传承人的认定。只有有效的保护了茶文化的传承人, 才能更好的保护茶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茶文化非物质遗产一般都是以口口相传的形式传承而来, 因此进行传承人的认定就会显得尤为的困难。在茶文化非物质遗产的传承人认定中有些情况是较为简单的, 很多茶文化传承人带有地方茶文化的特点。而大部分的茶文化非物质遗产的传承人都具有着群体的特征, 因此在认定中就会出现困难, 特别是我国现存法律中并没有相应的传承人的法定标准, 因此在认定的时候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 使得茶文化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工作难以开展。

2.2.2 政府干预与民间自然传承的矛盾关系

在茶文化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中迫切的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与保护, 但是在处理政府干预与民间自然传承之间的关系上依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关系。一方面有些茶文化非物质遗产已经处于频临灭绝的处境, 丧失了自然传承的能力但是却没有获得政府的及时帮助。另一方面, 在政府进行干预保护的过程中, 掌握不好力度, 会造成过度干预的现象, 即导致茶文化非物质遗产自然传承受到阻碍, 严重时会影响茶文化的本来面目。

2.2.3 民众意识淡薄

目前我国对于茶文化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已经提上了日程, 在某些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我国民众对于茶文化非物质遗产的保护意识仍然较为淡薄, 因此面对一些需要进行认定的传承人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知之甚少, 这也就造成了我国茶文化传承人认定的困难以及民间自然传承的难以进行。

3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对策

3.1 明确传承人认定的法律标准

茶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本身是一种无形的财产, 从本质上讲是一定人群所产生的成果, 是文化圈内居民的特定生活方式。必须要明确茶文化非物质遗产的传承人, 加强对其的保护才能实现茶文化的非物质遗产的传承。在传承人的确定中, 应注意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针对于现实中的问题结合我国相关的法律标准进行认定。对于具有较强茶文化非物质遗产的工艺与技能的人员, 可以指定一定的入选传承人的法律标准, 从而进行传承人的认定。而对于群体性较强的茶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可以运用寻找其代表人物的方式进行传承人的认定, 即寻找在这一群体中具有较高权威性的人物或者是代表最为茶文化非物质遗产的传承人。

3.2 确立政府干预与民间自然传承相适宜的法律保护机制

为了更好地规范我国茶文化非物质遗产保护中政府干预与民间自然传承之间的关系, 解决其中的矛盾, 可以确立相适宜的法律保护机制。督促政府运用适宜的, 理智的行为进行茶文化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干预。其中要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要划定政府行为的限度以及干预原则, 确保在进行政府干预的过程中自然传承的正常进行。同时明确政府在进行茶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其主要职责是运用法律的手段对其进行保护与传承, 这种方式是具有一定引导性的, 是对自然传承进行调节的, 而不是直接进行强硬的法律干预, 因此在制定法律保护机制的过程中必须合理调试政府干预与民间自然传承的关系。

3.3 增强民众对茶文化非物质遗产的法律保护意识

我国的茶文化是我国华夏五千年文化底蕴中的渊源流传的一支重要的支流, 因此在保护中国民族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对于茶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极其重要的。首先我国需要树立正确的为物质遗产立法指导思想, 依据我国特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完善我国现有的保护茶文化非物质遗产的法律法规, 加大法律的可实施性。从教育机构的角度来看高校应该设立相关的茶文化非物质遗产的赏析课程以及保护立法的研究课程, 从而承担起对我国茶文化非物质遗产专业人员的培养工作。从普通的人民群众的角度来看, 应该积极的认识到我国茶文化非物质遗产的重要性以及对我国民族的深刻意义, 从而增强民众对茶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意识。

结论

综上所述, 我国茶文化非物质遗产正在面临着传承问题, 因此进行法律保护是迫在眉睫的, 在进行法律保护过程中由于受到传承人难以认定, 政府干预难以实施以及民众意识淡薄等问题, 导致了我国茶文化非物质遗产的法律保护困境, 因此针对上述内容本文探究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旨在有效完善我国茶文化非物质遗产的法律保护。

摘要：茶文化非物质遗产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也是我国文明的结晶, 其不仅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对社会价值以及审美观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但就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而言, 对于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力度还不够, 特别是茶文化非物质遗产的法律保护更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基于此, 本文主要分析了茶文化非物质遗产的价值以及保护的迫切性, 并以法律的角度总结归纳出了现阶段茶文化非物质遗产法律保护的困境和相应对策, 旨在完善茶文化非物质遗产的法律保护。

关键词：茶文化,非物质遗产,法律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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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 篇5

保定在我心里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在中国的历史上，尤其在清代以来，特别是近代史，在中国历史进程上，它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直隶总督署大院里，知道这个院子曾经有过很多主人，这些人很多都是大人物，这些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每个人物后边都是一大笔非常重要的遗产，所以说，保定在我心里是沉甸甸的。但是过去多少年变化，特别是半个世纪以来，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以来，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在这种大的冲击下，在这种大的冲击下，这个城市还剩下多少，这是我是关心的。我每到一个地方，都想知道还剩下多少。那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应该把它保护好了，用什么办法保护，怎么保护，这是我要思考的问题。从全国各地来看，它有一些共同的问题，我们把共同性的问题，上升到一个形而上的层次上，来进行思考，一些比较大的，比如导向啊，战略啊，在这些问题上，要想一想。

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应该先想到文化问题。一个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个性，我们应该请各方面的专家，对城市进行研究，找到这个城市的核心，究竟那些是城市的文化个性，这些东西绝对不能动。比如说重要历史街区，历史板块，标志性的建筑物，等等，这个必须是要保住的。这样，这个城市怎么变，它的骨格，它的文化个性都不会变。但是我们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就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为什么？因为那时我们太穷，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太差，急于改变功能性的设施，想搞得好一点，大一点，舒服一点，可是我们是顾此失彼，可我们现在再想挽救，就来不及了，因为历史是一次性的，不可复制，也不能仿制。

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 篇6

【关键词】西北音乐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 困境 对策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西部项目《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与研究——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2012.01…2015.06课题批准号：12ED1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00年7月，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兰州参加“第六届人类学、社会学高级研讨班”时提出：“在西部大开发的事业中，我们不应当忘记对人文遗产的保护，尤其是对民俗文化内涵丰富但又极其容易遗失的传统音乐作品的保护、传承、发展和利用。”①这一见解充分指出西北地区传统音乐作品的重要价值及其保护的难度。

西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据统计，2010年西北地区（含陕、甘、宁、青、新）有28项传统音乐进入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扩展项目名录，其中包括甘肃、青海一带的“花儿会”、满族民歌、兰州鼓子、陕西信天游、西安鼓乐、眉户、陇剧、敦煌曲子戏等。政府不仅通过行政手段为民间音乐创造适宜的生存环境，而且也通过资金扶持，实现民间音乐的自我造血。除此之外，不少专家和学者也积极加入到了传统音乐的保护与传承的队伍中来，一方面组建起众多民俗学会、民间音乐学会、民歌协会、传统曲艺协会等，进行传统音乐作品的研究、保护与传承活动。

当前西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十分系统而复杂的工程，结合西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其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西北地区传统音乐在传承方面呈现出后继乏人的现象。一方面包括眉户、陇剧、敦煌曲子戏、满族民歌在内的传统音乐样式，都是通过方言进行演唱的，对演唱者的方言习惯、嗓音条件、演唱技巧有着较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很多年轻人不愿学或者根本学不会传统音乐艺术。

其次，当前西北地区在传统音乐保护与传承方面还存在一定的“轻保护、重开发”思想，甚至出现把音乐非遗项目作为“摇钱树”的现象，比如为了增强传统音乐的视听效果，吸引观众的注意，很多传统音乐表演从演出服饰到舞蹈、配乐，甚至是词曲内容都进行了“现代化、时尚化、流行化”的“包装”，流失了其应有的文化观念、思想内涵与情感意蕴。

再次，由于生存环境的改变，很多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能被各种唱片、电影等现代技术记录下来，成为“博物馆里的艺术”。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一些音乐作品连最基本的纸质版的曲式旋律、歌词内容都没有，比如陇东丧俗仪式中的鼓吹乐等。

最后，从整体上来看，西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严重滞后的现象，即当特定的音乐艺术濒临消亡的时候，才会引起政府部门和保护组织的关注，从而采取紧急的措施。

西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保护措施

针对当前西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加大保护力度：

第一，政府部门要加大对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投入，一方面为民间老艺人提供传统音乐表演的舞台，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另一方面大力鼓励年轻人积极投入到传统音乐的学习与传承中来。

第二，诸多专家、学者要对传统音乐进行深入研究，挖掘其蕴含的民俗文化价值，同时还可通过电子媒介、纸质文本的方式，对传统音乐的歌词内容与曲式旋律进行记录和保存，从而为后世的传统音乐研究、欣赏、学习活动提供充足的资料。

第三，我们在注重实现传统音乐经济价值的过程中，更要明确“继承与创新”、“保护与开发”、“原生态文化与次生态文化”以及“旅游经济与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谨防过度“开发”导致“遗产”变色变味现象的出现，尤其要避免低俗的、劣质的传统音乐作品的出现。

第四，当前社会中的诸多音乐院校作为音乐专业高等人才的培养地，有能力而且也有责任承担起西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传承与创新工作。

第五，广播、电视媒体也应当加大对西北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力度，通过经典的音乐作品调动观众欣赏、了解、学习，甚至深入研究传统音乐等。

西北地区特殊的历史、地理与人文环境成就了诸多演唱技巧独特、风格鲜明、文化内涵深厚的传统音乐艺术。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我们既要提升对传统音乐重要性的认识，更加要采取合适的手段和发展理念，加大保护与传承的力度，由此实现西北传统音乐文化丰富多彩与兴旺发达的局面。

注释：

①费孝通接受本报独家专访[N].兰州晨报，2001-08-01（1）.

参考文献：

[1]王文澜.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发展[J].兰州大学学报，2005（3），14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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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彦荣.西部传统音乐的保护及其历史意义[J].中国音乐，2010（2），38-39.

[4]王晓平.西北地区传统音乐的文化生态及发展趋势[J].甘肃社会科学，2006（5），57-60.

作者单位：张晓霞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音乐系 陕西西安

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 篇7

1云南世居少数民族国家级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现状

1.1传统手工艺类传承与保护现状

云南世居少数民族国家级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中的传统手工艺主要有傣族的剪纸、傣族手工造纸技艺、傣族慢轮制陶技艺、傣族织锦技艺和傣族贝叶经制作技艺,以及纳西族东巴造纸技艺、阿昌族户撒刀锻制技艺、白族扎染技艺、白族黑茶制作技艺九种。在这九种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保护中,不同的手工艺会依据自己的特点有所不同,但是传承模式却大致相同。

在此以曼飞龙村傣族制陶模式为例将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保护模式按照传承主体、传承内容、传承方式、传承目的与传承效果进行表述。

1.1.1传承主体。2008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施后,州文化馆在玉南恩家建立了一个传习所。玉南恩,省级传承人,1969年出生在曼飞龙旁的曼景列村,1989年嫁到曼飞龙,丈夫岩硬家是一个有十多代制陶历史的家庭,丈夫的奶奶咪玉旺、婆婆玉叫都是本村的制陶能手。在婆婆悉心指导和自己的勤学苦练下,一年以后,即1993年就开始自己烧制陶器了。州文化馆同时在玉南罕、玉问、玉拉三家建立了三个传习户,以传承人玉南恩为核心,加强对曼飞龙艺人的保护和培训。在制陶中,男子也会做些拌泥、拉土的体力活。

1.1.2传承内容。在传承内容方面除了傣族慢轮制陶的一些基本工序,即取土—取砂—舂土—筛土—掺砂和泥—塑坯—晾晒—打胎成形—拍花纹—干燥—烧陶—出陶的工序,采用木质转轮、木拍、竹刮、石球等工具外,还包括慢轮制陶技艺里包含的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且,随着时间的不断发展,工序流程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改进、更新,以便更好的适应时代与社会的需求。

1.1.3传承方式。一般来讲,我国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和群体传承、最初,曼飞龙村制陶技艺的传承多是发生在家庭或者是村寨这样的小单位中,后来随着时代不断进步,传承方式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朋友之间互相学习,长辈教给晚辈等等,传承的方式不再像以前那样严格。另外,还有一些生活在村寨的制陶艺人,在技艺的氛围里长大,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就学会了,这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传承方式。

1.1.4传承目的。在制陶技艺的传承过程中,传承目的也随着技艺的改进而不断变化。在2008年以前,制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物物交换的方式填补家用,但是近两年来,随着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不断得到重视与保护,陶器的价格也跟着不断上升,原来卖20元的陶罐,现在已经能卖到70元,原来的季节性生产,变成现在的常年性副业生产,产量翻倍,收入由原来每人一年两三千元变为每人一年一万五到两万元,由此可见,制陶业已经成为家庭中的主要收入之一。

1.1.5传承效果。“传统傣族慢轮制陶技艺传承范围不再局限于家庭内,而是通过传授、培训和宣传,以传承人为核心的师徒传承使传承范围更加广泛,再加上现代媒体的宣传和介绍使傣族慢轮制陶技艺更广为人知。与此同时,艺人们也体会到了传承这一传统技艺的价值和作为傣族慢轮制陶传承人的责任。”从初步的传承效果中可以看出,傣族慢轮制陶的传承范围逐渐广泛,由原来的家庭内部转为培训,传承的方式也借助现代媒体的力量来增加慢轮制陶技艺的知名度。随着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断受到国家的重视,因此而兴起的保护方式更是逐渐增多,以生产性方式进行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种流行的方式之一。“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传统技艺生产性方式保护是在力求不违背手工生产内在规律和自身运作方式,不扭曲其自然衍变趋势的前提下,将传统手工艺导入当代社会生活及产业体系使其参与当代生产实践,在实际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中进行保护和延续的一种积极的保护方式。”从上述的定义中可以看出,生产性方式保护主要是在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前提下的一种积极保护方式。

1.2美术类传承与保护现状

云南省国家级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中的美术类只有白族的建筑彩绘,以此为例,对其传承与保护的现状进行表述。

1.2.1白族建筑彩绘的传承现状。“早期的白族建筑彩绘主要以家族传承的方式传承。清末民初时期,白族建筑彩绘随着喜洲商帮的兴起而繁荣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方针促进下,白族建筑彩绘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时期,但是在经历了“文革”后,白族建筑彩绘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不仅许多彩绘作品遭到了破坏,甚至在传承中都出现了断代的情况,许多画师在“文革”中都放弃了白族建筑彩绘这门手艺,选择其他方式谋生,白族建筑彩绘流失了大量人才。”由此可见,白族的建筑彩绘的发展程度与国家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国家政策支持建筑彩绘的时候,建筑彩绘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反之则发展的缓慢。

“改革开放后,我国重新重视民间文化,搜集民间歌谣、民间故事、民间戏剧等,1987年我国文化部开展‘民间艺术之乡’等命名评选活动,鼓励各地挖掘本土艺术,白族建筑彩绘就在这时得以复苏,一些家族传承的画师开始重新拾笔,维系着白族建筑彩绘的传承。时至今日,随着谋生渠道的增多,白族建筑彩绘家族传承的画师也不再具有绝对的谋生优势,其技艺就被广泛的流传开来,不仅有被政府认定的传承人对其进行传承和保护,也有不少的民间艺人从事着相关的彩绘工作,也在促进着白族建筑彩绘的传承和保护。”从改革开放直到今天,我国的建筑彩绘也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从改革开放十分重视民间技艺的发展到现在技艺广泛流传,建筑彩绘不断得到人们的重视。

1.2.2白族建筑彩绘的保护现状。白族建筑彩绘的保护情况离不开白族的居住环境,大理是白族群众主要的居住、活动地区,其建设现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其一位于上关,是大理古城旧址;另一部分位于下关,是大理市的新城区,两个城区的发展方向不同,也使得其在白族文化的表现和保护上有着明显的不同。白族建筑彩绘的生存状态与传统白族民居密不可分,在大理古镇的旧址上关,依旧保留着大量的传统民居及彩绘,如:玉溪村、月溪村内都保留有大量的传统形式的白族建筑彩绘,而且即便是现代的建筑技术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白族民居结构,颇具现代风味的三层楼院慢慢地代替了“三坊一照壁、四坊五天井”的传统白族民居,但是当地的白族群众依旧愿意将白族建筑彩绘绘制在自己的新家中。而脱离了这一特定场域的大理新城下关,很难再找到大量的传统白族建筑彩绘的形式。下关在靠近市中心地带,修建有大理市博物馆,馆内存放着大理地区各时期的文物古迹,涉及生活、宗教、建筑、服饰、艺术等多方面,而且在馆内的装饰中也大量采用了白族建筑彩绘。总而言之,白族建筑彩绘保护的现状总结为上关古城保存良好但不均衡,下关新城的保护状况则不容乐观。因为在上关古城你会发现各种白族建筑的彩绘尤其是以喜洲最为常见;而下关古城的保护主要是以静态博物馆展览的方式进行保护。

2云南世居少数民族国家级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2.1公众观念滞后

虽然自2004年我国开始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在这十几年的历程中,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曲折中不断的前进,最近几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出现了高潮期,政府不断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与保护工作,立法工作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从政府主导开始的,在这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也一直处于政府主导的状态,我国初步构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体系,但是其中的许多细枝末节以及其中出现的问题却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政府主导是目前文化保护的趋势,大众观念的滞后是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很多公众根本不理解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的概念,也不知道保护这些遗产的意义何在。

2.2资金缺乏

任何一种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要想得到更好的传承与保护,除了政府的重视外,更离不开政府以及各个下属单位的资金支持,但是现在却出现了资金缺乏的状况虽然政府很重视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但是我国的保护历史毕竟很短,许多的体系刚刚构建,保护的经验也不足,所以,政府在这块的支持力度上还是缺少,尤其是针对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补助方面,每年只有几千元的资金支持,这对传承人来维持传承技艺与传承人的生活来说有些困难,没有积极的动力支撑,不利于传承人更好的传承。

2.3宣传力度不够

在对白族扎染技艺传承与保护的过程中,对于白族的扎染认知程度做了相关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28%的外国人听说过扎染,62%的省内游客知道扎染,而外省人只有13%的人听过扎染。这充分表明,对扎染技艺的宣传力度远远不够。这就充分显示了政府在对国家级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的宣传力度上不够,国家级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不仅是国家重要的精神财富,赋予着民族的文化内涵,这些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更是我们了解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因此,使这些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宣传显得更加的重要。

2.4缺乏文化自觉与公众参与程度

通过对云南世居少数民族国家级的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传统手工艺和美术类进行研究发现,公众在传承与保护的过程中缺乏一定的文化自觉思想,公众参与程度很低,所谓“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它既包括文化持有者如何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增强文化认同感;也包括如何更新自己的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拿户撒刀的传承与保护来说,人们只能够认识到随着户撒刀的出名而给本村带来的经济效益,但是对其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却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况且在户撒刀的传承与保护的过程中,人们只认为这是传承人的责任,与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公众参与的程度很低。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出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不仅是我国重要的精神财富,更是我们认识、了解本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因此,对于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就显得更加的重要。在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保护刚起步的时候,任何一个民族与国家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保护,同时也应当重视传承人以及社会公众的作用,明晰我们在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不仅有利于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传承与保护,同时也为其他民族的传承与保护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只有这样,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的保护才能走的更加的长远。

摘要：以云南世居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以国家级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为切入点,对这些世居少数民族中的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现状进行描述,提出在传承与保护的过程中存在公众观念滞后、资金缺乏、宣传力度不够、缺乏文化自觉与公众参与程度等问题,以期对国家级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世居少数民族,非物质科技文化遗产,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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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左文君,邹建琴.大理白族扎染技艺的旅游开发分析[J].城市旅游规划,2015(04):20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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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钟义娜.探析大理白族扎染技艺[D].云南:云南艺术学院,2010.

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 篇8

一、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我国自2002年正式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后, 国务院办公厅先后颁发了一系列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文件, 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指导方针。2005年3月26日, 由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特别指出:“要组织各类文化单位、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专家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这份文件的出台, 为高等院校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 也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高师音教课堂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音乐学家赵塔里木先生说:“不同形态的文化遗产应有其相应的保护手段。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特征决定其特殊的保护方法——活态传承。” (赵塔里木, 2007, 2) 所谓活态传承, 就是在民间自然传承的基础上,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学校, 通过学校教育, 让学生了解和学习这些文化遗产, 培养学生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 进而让一代一代的青年学生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中来, 形成一种活态的延续, 这样才能保持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永久的青春和活力。

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在高校开设的意义和现状

1.《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在高校开设的意义

许多专家和学者都已认识到了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课堂的重要性和重大意义。赵塔里木先生在他的文章《学校艺术教育传承——中国维吾尔木卡姆当代保存的重要手段》一文中指出:“当代, 学校教育已经是民众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木卡姆的传承不可完全游离于这个文化传承的主流。如何不失时机地将木卡姆的传承纳入学校教育轨道, 使其成为活态传承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是新疆学校艺术教育必须直面的问题。” (赵塔里木, 2007, 2) 1996年, 新疆艺术学院在普通本科音乐表演专业开办了木卡姆表演方向, 毕业生大都在专业木卡姆表演团体和基层教育岗位工作, 新型的木卡姆传承群体开始形成。通过学校教育参与文化遗产的具体行动, 将木卡姆蕴含的文化内容和精神内涵播撒在青少年的心田上, 镶嵌在他们的脑海中, 形成代代传承、永不消逝的文化记忆。

学校教育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国的高等院校汇聚了大量的人才, 具备了师资优势, 形成了一定的教育规模。这无疑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高校音教课堂的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可以借助高等音乐教育这一现有的平台, 将二者合理地结合起来,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进而在广泛传播的基础上使其得到更好的保护。通过学校教育来传承和保护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充分发挥大学生文化桥梁的作用, 不仅能使这些文化遗产得到保护, 还能使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得到弘扬, 让青年学生树立起自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实现活态传承。另外, 把音乐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引入课堂, 还可以实现教学方式的转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就是在教室里老师孜孜不倦的讲解, 学生无精打采的听课。而该课程却可以采用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 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比如请艺人表演, 到民间采风等。所以,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课堂, 从而实现了课程开发、教学方式转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共赢的局面。

2.《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在高校开设的现状

然而, 令人忧虑的是, 在全国众多的院校中, 只有新疆艺术学院等少数院校付诸了行动, 新疆艺术学院不仅长期开设了新疆木卡姆课程, 还设立了木卡姆表演本科专业, 使新疆木卡姆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活态的传承。其他很多学校还处于理论探讨阶段, 没有实施。本研究在问卷调查中, 对河南五所高校开设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的情况进行了了解:你学校开设《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了吗?A.开了B.没开;所调查学生的选项都是B, 这五所高校都没有开设该课程。只是讲授《中国传统音乐》和《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课程的老师会在课堂上偶尔提及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

三、在高等院校开设《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的具体措施

有了政府的政策支持, 有了强大的师资保障, 又有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在高校艺术院系开设《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可谓是万事俱备。但具体如何去做, 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该课程的设置还处于理论探讨阶段, 没有成功的范例可供我们参考。没有完善的教学大纲, 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 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这也是诸多院校没有开设该课程的重要原因。

1. 教学大纲的编写和教材的选用

我国疆域辽阔, 民族众多。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音乐形式。所以, 各个地方的学校不应搞一刀切, 编写统一的教学大纲, 选用统一的教材。而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 突出本地区和本民族的特色, 制定较为个性化的教学大纲和选用地方性实用性的教材。因为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不可能覆盖所有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样会使一部分文化遗产被遗漏而得不到保护和传承;另外, 学生一般都对本地区的音乐形式更加熟悉和喜爱, 也更愿意去保护和传承。如果教材中很多都是学生不熟悉和不感兴趣的东西, 就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也不利于具体教学环节的操作。如果各地区高校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选用与本地区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教材, 突出地方特色, 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 还可以改善该音乐形式的生存环境, 使其在本地区得以保护和传承。比如河南通许县赫庄村的罗戏, 如果让广西的学生来学, 那就非常困难。学生们都不了解罗戏为何物, 更没听过唱过, 而且不同地域的人, 语言方面也是一大学习障碍, 学生们不一定会感兴趣, 更不会去学习和传承。但如果让河南的学生来学, 就会容易接受一些。因为他们可能听过甚至唱过, 乡音乡情会使他们更愿意去学习和传承。再如陕西的秦腔也不一定会受到江浙学生的欢迎, 而苏州评弹则会激起他们的兴趣。所以, 制定教学大纲和选用教材, 要“百花齐放”, 而不能“一枝独秀”, 因为“一枝独秀”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这样才能迎来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春天。

2. 课程教学方式

课程教学是该课程的具体操作环节。虽然是教学,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的教学也不能像其他课程一样, 只采取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对于课程教学的方式, 调查问卷对商丘师院、洛阳理工学院、南阳师院、河南理工大学和焦作大学五所高校的学生进行了调查。题干是:你希望《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的上课方式是: (可多选) A.老师课堂讲课B.请老艺人表演C.开展专题研讨D.到民间采风;调查结果如下表:

该题的统计结果显示, 学生更喜欢请老艺人表演和到各地采风这两种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采用这两种方式。同时课堂授课和专题研讨这两种方法也不能完全抛弃。因为这四种方法各有侧重, 都有其功能和意义。在教学过程中, 要合理利用这四种教学方法, 使其相互依存, 相互补充, 相得益彰。

(1) 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传统的教学方法。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许多知识需要老师在课堂上传授。比如: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情况;本地区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哪些;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保护和传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等等。当然所占学时分量也不能太重, 建议课堂教学的学时数占到总学时数的三分之一。

(2) 请老艺人表演、讲学

老艺人们对其所从事的音乐形式的知识掌握的更全面。他们对该音乐形式的历史、音乐的特色、曲目或剧目的内容等非常了解, 请他们给学生讲课, 能让学生了解到该音乐形式更全面的知识。他们还可以边讲课边表演, 使课堂生动有趣, 学生对该音乐形式的了解也更直观, 更形象。本人所在学校曾请一些怀梆老艺人到学校表演、讲学, 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 教学效果非常好。所以建议请老艺人表演、讲学的学时数也应占到总学时数的三分之一。

(3) 开展专题研讨

专题研讨也是很重要的一种学习方法。一个人的智慧毕竟是有限的, 有时候一个人的看法、观点也会充满片面性和局限性。而开展专题研讨, 能集众人智慧于一体, 能让学生思路更加开阔, 观点更加全面。这也是一个相互学习的好机会。鉴于学生对这种教学方式不是特别喜欢, 建议专题研讨的时间应占总学时数的四分之一。

(4) 到民间采风

这种走出去的学习方法, 是学生们都很喜欢的一种教学方法。虽然学生们对这种教学方法的青睐难掩其青春驿动之心, 但带学生到文化遗产的生存地, 能让他们更全面的了解该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生存现状、运作形式、音乐特色和传承情况等, 他们也能更直接的向艺人们学习。精心策划和组织的采风教学, 不但能很有效地解决音乐专业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它还是培养学生的民族音乐文化兴趣、锻炼学生的民间音乐采集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在带学生出去采风之前, 要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比如在课堂教学中给学生做一些理论和技术上的铺垫。在采风过程中要全面但有重点的搜集资料, 回校后要抓紧时间进行资料整理。资料整理很重要, 如果不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 前面的工作就等于白做了。资料整理之后, 要写出采风报告。切忌把采风变成“变相旅游”。但考虑到这种方式耗资较大, 以及学生们的安全不好保障, 建议这种教学方式的学时数也应占到总学时数的四分之一以内。

结语

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式极其严峻的情况下,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高校, 在音乐院校开设这门课程, 让青年学生了解并加入到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行列中来, 这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现活态传承的重要措施。丰富多彩的课程内容和多样化的授课方式, 能让该课程永葆青春和活力。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兴衰的历史过程与“人”的因素密切相关。保证一个稳定的爱好者群体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生存与发展的前提。而学校教育, 则恰恰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一个数量最为庞大而且极为稳定的潜在爱好者群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高校音乐教学内容, 使民间传承与高校传承结合起来, 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效。

摘要：把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高校课堂是实现其“活态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基于对高校音乐系学生的访谈和问卷调查等实地调研资料的分析, 重点研究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堂教学的具体措施, 从而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高校课堂成为可能。

关键词：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高校教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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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我见 篇9

一、简述加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一)艺术表达的整体功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种独立的音乐表演形式,在整个价值的表现中,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结合舞蹈、曲艺、依戏剧等多种因素的过程中,突出在地方性、时序性、时令性等特点,在融入音乐礼仪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独具特色的的音乐表现形式,在这些音乐艺术中,融入了更多的情感元素,并在多种乐器的基础上,对于整个音乐的艺术魅力有很大的作用,

(二)继承发扬的重要载体。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尤其是对于其中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在挖掘民族特色音乐,并通过对于不同音乐文化中的传统节会、礼仪等文化方面的人文内涵,并在唤起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阶段的音乐文化自觉表现,形成本民族、本地区的特有音乐类非文化物质遗产的保护氛围,对于其中涉及到的生产方式、人文习俗等多种音乐表达形式的继承与发展,并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相关的音像、曲谱、乐器、服饰等形成文化背景的研究资料,将更有利于对整个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发展。

二、分析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

(一)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生态环境塑造。 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构成生态环境的整体氛围,尤其是在音乐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群体的生活环境与特定生产方式的表达,在孕育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过程中, 这些各民族、各地区独有的生产模式与音乐的发展史分不开的,有些地区在文化活动中,呈现出宗教祭祀有关的音乐文化,譬如傩戏等,也可以在江南民族音乐的发展中,呈现出同宗民歌的演绎方式,这些都是与地域文化分不开的,尤其是其中涉及到的生态化音乐环境,对于整个保护将很大的要求,尤其是在资料整理、现有音乐表现形式的创新继承,这些都要更好呈现出与时代发展相吻合的环境。

(二)外来文化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要求。随着现代化音乐文化鹅丰富性与多样性,在多中音乐文化的冲击中,形成改革的力度与发展方向,对于整个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更高要求。因此,在整个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要最大程度的继承传统的音乐艺术形式,抛弃一些洋化、商业化的炒作形式,并深入的挖掘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返璞归真。

三、多角度的加强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一)音乐本体风格的文化气质保护。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本体风格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具有群体文化的基础上,这些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尤其是具备有地理、宗教、生产生活、习俗等相关的艺术形式,这些独有的群体音乐文化,形成独特的音乐审美观念,这些审美艺术同时还能与整个乐音的高低、长短、色彩、格调等形成完整的统一。因此,在整个艺术表达过程中, 对于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不同乐器的取材、制作、演奏技巧等都能形成有很大艺术魅力的形式,并且在地域性的表达中,形成音乐的不同旋律、曲调、节拍、节奏等, 对于音乐的表达速度、主题展现等都有很强的艺术性。

(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进行保护。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人具有很强的个性代表, 尤其是这类继承人不单是技术上的继承,更多的是讲文化表达形式融入其中,这些痴迷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整个音乐的研究中,既能与以往的音乐表达方式相融合, 也能与现代化的表现技术进行创新突破突破。

(三)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充分认识不同人类群体音乐文化之间存在“各美”的必然性,善于待已, 更善于待人,充分发挥音乐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过程中所能够起到的独特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结语

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 篇10

上海世界非遗城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 (上海园) 位于上海“西南门户”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枫泾。园区原为中发集团属下的枫泾奥特莱斯, 现转型为上海世界非遗文化旅游城, 商用占地面积613亩, 已建独体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 1500个停车位, 总投资累计30亿元人民币, 定于2016年6月7日正式开业。开业后, 年接待能力可达600万人次, 可安排就业3000人。

上海世界非遗城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收录的项目和全国各地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基础, 汇聚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立足非遗保护、 传承和发扬, 建立非遗数据库和线上线下互联网互动平台, 着力打造一个以非遗文化体验旅游为形式、 以互联网+ 为手段的新型文化项目。 园区内规划布局多个核心功能区:中国56个民族文化演艺商品馆、海外非遗馆、非遗艺术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品传承人工艺及艺术品小企业 (作坊) 、民间书画名家工作室、西塘式特色美食店和宾馆、中型民族文艺演出馆等特色板块, 致力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展示与交易平台, 同时大力对接2016年春季正式开园的上海迪士尼乐园。

博物馆与非物质遗产的保护 篇11

中国是一个文化遗产异常丰富的国度，而目前的国力已经足以承担全面保护的责任。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又呈现出强烈的区域不平衡特点，在非物质遗产分布相对丰富的西部地区却正是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当前面临的困境是：本来在客观上为民族文化资源保存提供有利条件的相对封闭环境正在改变；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不可阻挡的加速，外来文化的冲击亦异常激烈，口述遗产(如少数民族语言)、文献遗产(如少数民族文字的经书、手稿等)、手工工艺制作(如建筑技术、传统服饰制作、手工工艺)、风俗礼仪与节庆，甚至饮食等，都在发生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改变，以近乎崩溃的速度面临着消亡的严重危机。

保护非物质遗产：中国和世界同步

“非物质遗产”在中国语境中也被称作“无形遗产”。“无形遗产”是从日文的“无形文化财”翻译过来的，而“非物质遗产”则是直接翻译自英文的“intangible heritage”。随着国家在官方文件和报道中坚持使用“非物质遗产”，“无形遗产”一词逐渐“淡出”。无论来自日语的“无形”还是翻译自英语的“非物质”，这都不是中国语言和文化中固有的内容。

有不少中国学者主张，无论使用何种名称，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国在这个方面的工作实有比较久远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代对于民风的采集和文献的整理。如果承认这样的观点，那么至少在“诗经时代”，围绕“非物质遗产”采集整理活动就开始了。到了史家班固撰写《汉书》的时候，专门把朱赣写的“风俗”放在了书中。和班固同时代的语言学家扬雄完成了汉语《方言》的撰写。这些关乎“民俗”的学术以及政治活动，当然有利于民间文化的整理和发扬，但是与今天意义上的非物质遗产保护，则实在相去甚远。

当前世界范围内盛行的非物质遗产保护，主要还是基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遗产概念的扩大与丰富。

联合国“保护原住居民传统的原则和方针”，对非物质文化作了如下定义：“其本质或使用方法代代相传的知识”，“未来可能会创作出来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和“音乐、舞蹈、歌曲、仪式、标志和图案、口头叙述和诗歌；所有的科学、农业、技术和生态知识，包括分类学、医学和对植物志和动物志的理性利用”(UNESCO, 2002)。但是学术界对此概念的争议一直持续不断。为了给非物质遗产的保护提供更有力的法律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通过《非物质遗产公约》时，将原来使用的“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统一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是保护“非物质遗产”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2001年由文化部主持召开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国际论坛”，邀请了德国、埃及、日本、巴西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学界精英共同商讨民间文化的保护。《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的立法工作同时进行。同年，“中国昆曲”列入第一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极大促进了中国国内关于非物质遗产的调查、规划和保护研究。不久，就成立了多个部门参与、由中央财政支持的“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启动了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评估筛选工作。同时，民间团体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也开始了“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北京、南京、广州、昆明等地的大学相继在选修课程中设置了“民间文化遗产”或“非物质遗产”相关课程。云南大学还结合人类学博物馆建设，提出了“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的概念。从以上内容看，这些工作似乎主要是由文化、教育单位而非博物馆承担的。

2002年10月，国际博物馆协会第七次亚太地区大会在上海举行，签订了《上海宪章》，强调文化遗产已经“从物质遗产扩展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明确提出博物馆是“保护人类非物质遗产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推动者”的身份。1按照《上海宪章》，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确认民族地域和社区创造性、适应性与独特性的重要意义”，“声音、价值、传统、语言、口述历史和民间生活等应在所有博物馆与遗产保护活动中得到认可和促进”。应该说，上海会议使得亚太地区的博物馆在保护非物质遗产上取得了基本共识。2004年10月在汉城召开的国际博协大会的主题就是“博物馆与非物质遗产”，说明亚太地区博物馆界的意见与国际博物馆界是一致的，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国际博物馆》杂志当年的“非物质遗产”专题中没有能够得到体现，因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情况了解甚少。目前，中国被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共有四项，除了前述“中国昆曲”外，另有古琴、新疆维吾尔族木卡姆和蒙古族传统长调民歌。

中国自1985年签署加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公约》，1987年开始有六处名胜古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的遗产事业基本和世界同步。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世界遗产”比较丰富的国家，有文化遗产二十三项、自然遗产五项、文化与自然遗产五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四项，总计为三十七项。另外，在“备选名单”中，共有三十五项遗产项目，等待陆续进入“世界遗产”之列。

中国非物质遗产知多少？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除了主体民族汉族外，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而民族内部的支系也非常复杂，如苗族按照语言和文化习惯进行分类可以有一百多个支系。即便是主体民族汉族，其汉语方言也多达七种。由于各民族所处地理环境、生计方式以及历史传统的差别，因此在物质特别是非物质的文化方面表现出五彩斑斓的格局，用中国的一句俗语概括就是“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

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需要抢救和保护的非物质遗产呢？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了摸清“家底”，掌握情况，国务院于2005年3月制定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了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的方向、目标、原则和措施，由文化部制定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县级共四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2006年，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五百一十八项。资源普查以及档案资料建设也在进行当中，相信在2008年年底，中国比较翔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以完成。

第一批公布的五百一十八项国家非物质遗产名录，共分为十个类别，即民间文学三十一项，民间音乐七十二项，民间舞蹈四十一项，传统戏剧九十二项，曲艺四十六项，杂技与竞技十七项，民间美术五十一项，传统手工技艺八十九项，传统医药九项，民俗(节庆活动)七十项。其中，与少数民族相关的共计一百四十六项。

国家级非物质遗产名录公布之后，为了达到宣传和教育之目的，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这个展览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由于国家级非物质遗产按照以省为单位进行申报，而各省之间没有协调，所以也出现了所谓“遗产被抢注的现象”。

最后的国家级非物质遗产名录中，不少是由多个子目“合并”而成，如民间音乐中“花儿”之下就有莲花山花儿会、松鸣岩花儿会、二郎山花儿会、老爷山花儿会、丹麻土族花儿会、七里寺花儿会、瞿昙寺花儿会、宁夏回族山花儿会等八个子目。如果将这些子目分别加以统计，那么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项目实有六百四十项而非五百一十八项。

从这些项目的具体内容分析，其内涵、形式以及分布相互之间千差万别。相当多的非物质遗产具有比较广泛的地域性，如格萨尔就流行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内蒙古、新疆等七个省区，地域范围超过中国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而春节、二十四节气、端午节等等是覆盖全国的节庆，甚至影响到整个东亚地区，具有超地域的特点。因此，如何对它们进行有效的保护，还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课题。

非物质遗产的流失

1984年中国迈出改革开放的最坚实的一大步，一方面将深圳等沿海城市设立为“经济特区”，打开了“国门”，另一方面中国开始全面“走向世界”。一位出版家因为出版了“走向世界丛书”而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英雄”。

一些新的理念传播进来，一些新的文化设施开始在中国各地兴建。围绕旅游和休闲，深圳建立了两个主题公园：世界之窗和“中华民俗文化村”。后来，“民族村”模式在全国各地被广泛复制，先后有云南昆明的“云南民族村”、北京“中华民族园”、海南兴隆的“华侨民族村”、成都的“日月城”、沈阳的“夏宫”等等。

由于几个主要的民族村都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不久蔓延为对民族民间文化的“市场开发”。于是，各地兴起了各种各样的“旧货市场”、“古董市场”，文物贩子开始走街串巷，甚至出现“要致富去挖墓”这样的奇谈怪论。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趋势才有所减弱。许多博物馆工作者惊叹：在十多年的时间之内，非物质遗产流失严重，如少数民族服饰代表作品早已经成为商人手中待价而沽的商品。

传统上，博物馆是一个以物质遗产为中心工作的机构，对非物质遗产不很重视，也难以重视。一些经营“非物质遗产”的场所，以取悦观众为手段，以赚取丰厚利润为目的，违背了文化遗产与原生地关系的规律，违背了文化传统不离本土的传承原则。比如，那些号称保护弘扬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村、民俗村基本上按照观众的需求安排“节日或礼仪活动”，有的在4—9月的节目单上每天安排四次“泼水节”表演、四次“成丁礼”表演，仪式成了“嬉戏”，“泼水节”成了“打水仗”。这是另外一种文化流失。它不仅将“文化”错误地再现给观众，更对“文化拥有者”造成了深层的心灵伤害。

博物馆如何保护非物质遗产？

中国目前已有约两千四百座各类博物馆，其中主要以坐落在中小城市的中小博物馆为主，占到总数的70%。有不少博物馆实际上是“一套人员两块牌子”(另一个牌子就是“文物管理所”、“文化保管所/站”，或者负责非物质遗产工作的文化馆)。

2004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与非物质遗产)的主题活动中，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李文儒在回答《科技日报》的访谈时说出了这样的声音。应该说，非物质遗产这个概念一经进入我国，就在博物馆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我们为什么要保护非物质遗产？就是为了较为完整地收藏人类发展的辉煌印记、博大精深的文化和优秀的国粹。博物馆作为文化遗产保护、收藏、研究、展示服务的专业性机构，保护非物质遗产当然责无旁贷。但是，如何让非物质遗产活在博物馆中，中国的同仁的确做出了不少探索和努力。

有不少博物馆专家主张“让非物质遗产活在博物馆中”。这一理念必须在不同的领域中得到讨论和实行。例如，让中小博物馆具体参与当地非物质遗产资源的调查，并采用图像以及文字的形式加以记录，建立完备的档案；博物馆配合本地的文化节、春节等，举办展览，以博物馆展览(包括移动展览)宣传非物质遗产；利用“虚拟博物馆”手段，把本地各类非物质遗产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将这些资源免费提供给观众；某些民族博物馆可以将广场、室外空间提供给民间艺人，将他们纳入到博物馆的活动节目当中；以及建立将物质和非物质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的生态博物馆等。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贵州建立起第一个生态博物馆。今天，中国已经拥有二十二座生态博物馆，大多数的舆论对生态博物馆持肯定意见，认为生态博物馆在整体保护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方面起到的重要示范作用，是博物馆的新希望。

围绕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中国和挪威等学者一道，提出了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六枝原则》。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在六枝诞生，这个原则也在这里诞生，其核心内容是：

(1) 村民是其文化的主人，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

(2) 文化的含义与价值必须与人联系起来，并应予以加强；

(3) 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管理；

(4) 旅游与保护发生冲突时，保护优先，不应出售文物但鼓励以传统工艺制造纪念品出售；

(5) 避免短期经济行为损害长期利益；

(6) 对文化遗产进行整体保护，其中传统技术和物质文化资料是核心；

(7) 观众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

(8) 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的模式，因文化及社会的不同条件而千差万别；

(9) 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

这些原则的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为了更好地在文化原生地保护文化，更好地尊重村民的主人地位。这就实现了世界遗产概念从文化遗产扩大到非物质遗产背后所涵盖的核心理念。

参考书目

1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useums (2006) ‘Collected Articles from the 2005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Eco-Museums of Guizhou’, Zijin City Press.

2 Clifford, J. (1988)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 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 Davis, P. (1999) Ecomuseums: a sense of place, Newcastle: Newcastle University Press.

4 Donghai, S. (ed.) (2005) China’s Eco-Museums, Zijin City Press.Hoara, K. (1998) ‘The Image of the Ecomuseum in Japan’, Pacific Friends 25/12.

5 Karp, I and Lavine, S.D. (eds) (1991) Exhib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Washington DC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6 Karp, I, Kreamer, C.M. and Lavine, S.D. (eds) (1992) Museums and Communities: the Politics of Public Culture, Washington DC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7 Macdonald, S. (1997) ‘The Museum as Mirror: Ethnographic Reflections’, in A. James, J. Hockey and A. Dawson (eds) After Writing Culture: Epistemology and Praxis i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8 Maggi, M. (2002) Ecomusei. Guida europea, Torino-Londra-Venezia: Umberto Allemandi & C.

9 UNESCO (2002) ‘Defining the concept of “intangible heritage”: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World Culture Report: Cultural Diversity, Conflict and Pluralism, UNESCO Publishing, pp. 156—157.

注释

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 篇12

与其他学科相比, 由于音乐的学科性质、学科特点比较特殊, 因此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也比较特殊, 即包括有形的乐器、乐谱等, 也包括无形的表演形式、表演技艺等内容, 正因如此, 决定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其他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障措施、保障手段上即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同时, 也应该具有自己独特的保护手段和保护措施。

为行文方便, 笔者用常规保护措施和非常规保护措施两个概念进行区分。

一、常规保护措施

常规保护措施是针对目前我国各种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现状而提出的保护措施, 这些保护措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适应于对各种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1、出台政策和措施, 制定法律法规, 建立严格的保护制度

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措施,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行之有效的保护, 这是所有发达国家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首要的成功经验。我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由于起步较晚、发展较慢, 尚无太多成功的经验可循。然而, 在国外, 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比如欧洲的法国、亚洲的日本和韩国,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工作都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以日本为例, 自19世纪中叶江户幕府时代以来的传统文化遗产至今几乎保护得完整无缺, 这主要得益于二战后日本政府广泛采纳了社会开明人士和学术界的强烈呼吁, 实施了复兴日本民族文化的战略方针, 并于1950年颁布了《文化财产保护法》, 明令规定不仅由国家保护有形的文化遗产, 还着重强调由国家保护无形的文化艺术遗产。

在中国, 自建国以来, 虽然政府部门十分重视对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 投入大量资金、采取措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保护工作。然而, 由于新兴的共和国百废待兴, 国家把主要精力用在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 文革期间, 许多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被当作“四旧”遭到铲除, 导致中国广大民众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缺少清醒的认识。

民间音乐是弱势文化, 必须依靠政府的扶持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随着中国法制化建设的不断深入, 我国民间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应逐步走上法制化的道路。不但国家要尽快出台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 地方也应当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和法规, 为濒危的音乐类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法律保障和法制依据。所幸的是, 近年来, 我国的民间文化保护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从1 9 7 9年开始,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出版工作开始启动, 经过全国1 0余万文艺工作者2 5年的努力, 298部省卷, 450册约5亿字的编撰工作已全部完成, 并于2006年全部出版。这部集成志书内容涵盖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戏曲、曲艺和民间文学等诸多学科, 是一套有中华民族深厚文化传统和独特民族风格的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宏篇巨帙。它的最大的意义在于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散落在民间的无形精神遗产变成有形文化财富, 结合现存典籍、文物、遗址, 进行分析整理, 加以科学阐述, 为研究中国的民族民间文化, 中国的社会、历史、宗教、民族, 中国的民情、风俗, 提供了系统、丰富、可靠的资料。

2、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和保护力度

自近代西洋音乐传入中国以来, 随着西洋音乐在中国社会影响的不断增强, 西洋音乐逐渐在中国获得主导地位。虽然早在2003年中国的古琴艺术就已经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然而, 对于众多的年轻人来说, 竟不知“非遗”为何物。如果说对新疆维吾尔族的“木卡姆”不甚了解, 尚可谅解, 毕竟“木卡姆”属于边远少数民族的音乐乐种, 但如果对古琴、昆曲等音乐文化遗产屡屡摇头, 充分说明当代青少年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知识的贫乏已经达到何等惊人的程度。因此, 在青少年分布比较集中的地方, 如大中专院校、中小学、幼儿园进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的宣传和保护工作已经迫在眉睫。有关部门应制定政策, 定期组织开展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周”或“宣传月”活动, 让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其他各种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走进校园, 丰富学生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令人欣喜的是, 根据国家教委的部署, 从明年开始, 京剧将作为中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率先进入学校的音乐课堂, 这一政策的出台对中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来说, 无疑是巨大的支持。在学校宣传和推广音乐类非为文化遗产一定要注意时间和方式, 要注重实效, 不要只走过场。可以通过课堂教学、制作版面、学校广播以及学校课外活动等方式进行宣传。

当然, 宣传和保护“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和途径可以灵活多样, 除了学校, 机关、部队、工矿企业乃至大街小巷都可以充分利用起来。要充分发挥报纸、电视、电台以及网络的资源优势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宣传和保护。各级各部门所属的电台、电视台、报刊栏目要开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专栏或专版, 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进行长期的宣传。地方新闻媒体要加强与中央以及海外新闻媒体的合作, 努力宣传各地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进一步提高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的知名度, 扩大影响力。

3、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良好的生存和传承空间

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和保护空间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我国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农业社会的产物, 大多来自农村, 其后才逐渐进入城市, 其迅速消亡的原因就是西方文化和西方工业文明的严厉冲击。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进步, 中国传统城市文化的根基已经严重动摇, 被西方现代都市文化所取代, 伴随着这个过程,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都市难以立足。各级政府部门要在资金和政策上加大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扶持力度, 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农村的发展敞开大门, 促成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农村的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和传承空间。

4、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实现网络化信息共享

当今时代,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人类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 各种新型传播媒体纷纷出现, 正日益影响着传统的信息接收方式, 因此, 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除了运用书籍、报刊、杂志、广播、影视等传统手段外, 还要充分发挥网络资源优势进行网络化管理。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片、还是音响、图像都可以借助网络进行网络化保护, 这是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目前, 我国很多音乐类非为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的网络化管理状况不容乐观, 有待进一步提高。百度、搜狐等大型网站西方音乐、现代音乐、流行音乐的文字信息、图片信息以及音响、音像信息拥有量十分丰富, 但中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信息资料无论是储备率还是点击率都十分有限。

5、加大力度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接班人、继承人

我们知道, 中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特点是口口相传、口传心授, 再就是它本身是靠人来演示的, 不演示就看不见, 我们从文字上很难去理解它, 因此,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跟人的生存状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种靠人与人之间的口传心授进行的传承形式是比较脆弱的, 人如果病了、死了, 他的艺术也就随之消失, 因此, 许多传统民间艺术由于后继乏人, 都面临着这一问题, 已经到了青黄不接、后继乏人、面临失传的境地。

二、非常规保护措施

非常规措施保护措施是根据音乐学科的自身特点而提出来的, 具有较强的音乐类保护针对性。

1、优化和整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更多的演出机会

建立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业人员档案资料库, 加强管理, 并对分散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资源进行优化整合, 调动官方和民间多种手段为艺人们提供演出机会。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建立专门从事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出的剧院, 常年从事具有地方特色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演出活动。剧院每天都有演出, 根据观众的需要, 演出形式可以灵活多样, 可以是戏剧专场, 也可以是歌舞专场、曲艺专场、民歌专场、器乐专场等等。不仅专业剧团可以到剧院演出, 而且优秀的民间职业剧团也可到剧院演出。坚持好的剧目和较高的演出水平才能进入剧院演出, 营造能进这个剧院演出是高质量和高水平的体现、是一种荣誉的氛围。目前新落成的国家大剧院已经率先做出了表率。2007新春之际, 国家大剧院成功举办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示演出, 将民间艺术引入大剧院, 这一举措, 对于宣传和保护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也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今后, 各级政府部门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 为本地区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演出机会。

2、引入商业运作机制, 宣传媒体、演艺团体和商家、企业联姻, 打造名牌

计划体制下, 由于演出团体隶属于国家, 所以演出资金也由国家拨款。市场经济机制下, 各演出团体自负盈亏, 演出费用大多依靠自筹和演出收益, 演出团体常常面临资金不足的困境, 直接影响到演出的内容和演出质量。因此, 演出团体和商家、企业联姻, 由商家为演出团体提供资金帮助, 演出收益双方共享就不失为一种好办法。浙江横店演出集团的成功经营为我们探索了一条成功的途径, 横店集团组建的影视文化传播公司、影视咨询公司、演出放映公司、艺术团、时装表演队等各种艺术团体, 不仅得到了社会好评, 而且产生了直接经济效益。自1993年起, 横店集团每年资助浙江婺剧团20万元, 以保护地方剧种, 繁荣地方文化。《梨园春》是近年来红遍全国的一个地方戏曲栏目, 《梨园春》栏目参赛人员、嘉宾演员演唱剧目所涉及的剧种不仅有流传于本省的豫剧、曲剧、宛梆、怀梆、二夹弦、大平调、大弦戏, 还有周边省份的秦腔、山西梆子、黄梅戏以及其他边远省份的稀有剧种, 如滇剧、龙江剧等, 可以说, 《梨园春》栏目目前已经成为河南乃至全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传播场所, 而《梨园春》这一名牌栏目的成功是与其成功的商业运作机制分不开的。

3、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品位和科技含量

中国传统音乐特别是一部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形成和发展阶段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自身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特别是我们目前所要保护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中很大一部分主要是一些民间音乐、文人音乐以及宗教音乐等。由于历史的原因, 这些音乐形式在历史上主要是以个体的行为存在, 要么是修身养性、要么是为了宗教信仰, 要们是为了养家糊口, 由于没有政府的资金帮助和扶持, 大多数处于自生自灭的生存状态, 在资金、装备、音响效果以及演出视觉效果等方面与西方的音乐形式相比, 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在不断发展, 所以, 我们要尽可能的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包装, 要尽可能利用当代人类创造的科技文明提升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品位和科技含量, 提高他们的竞争实力, 以适应现代人正在不断提高的视觉需求和听觉需求。

4、紧跟时代脚步, 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时代精神和现代生活气息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具有较长的历史, 有些已流传千年, 如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古琴艺术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传承历史。虽然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 古琴艺术都曾经是社会上知识分子阶层最擅长的一门技艺, 但经历了“五四”运动洗礼后而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分子, 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娱乐层面上与旧式的知识分子相比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古琴艺术传统与现代人的精神追求相差越来越远, 这就要求对古老的古琴艺术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 为其注入时代精神和现代生活气息, 使其能够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因此, 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有创新的保护, 如果只是一味的保持原来的传统, 只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限于僵化、加速其消亡的步伐。

5、保护与利用相结合, 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良性循环发展的轨道

目前, 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社会各界已经达成共识。但在具体保护过程中对于如何保护的问题, 特别是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利用, 保护与发展的问题, 一些专家和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如“发展保护”、“开发保护”、“改革保护”、“原样保护” (也称作“原生态保护”) 等等。2 0 0 6年6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日保护·余杭论坛”在杭州召开, 会上, 专家学者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中国民俗学学会理事长孙勤建说主张:保护应注重“软件” (“软件”指的是大众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兴趣与参与) 开发, 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孩子从小就开始接触和了解丰富的民族民间艺术, 改变年轻一代对它们的“审美冷淡”;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提出了无形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应该秉承的十条基本原则, 并强调保护与利用并举的原则;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秦序教授则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质就是要“为保护而保护”。并强调:任何以开发、发展、利用、旅游、娱乐等为借口的活动, 只要有可能造成文化遗产的损害, 则无论其理由如何充分, 如何冠冕堂皇, 保护第一的思想决不可轻易妥协和动摇, 否则, 其他功利性目的便很容易乘虚而入, 将其湮灭。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精华之所在, 无论从数量上, 还是从种类上, 都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 因此, 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 需要我们持之不懈的努力。同时, 由于这项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决定了我们在制定保护措施时要有一定的机动性、灵活性, 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的探索和实践, 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 因此, 本文所提出的保障措施也仅仅是冰山一角, 有待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并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乌丙安.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光明日报, 2007-02-16.

[3]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