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精选10篇）
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篇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手工艺技能类,1因为其具体呈现形式是通过传承人之手将传统手工艺技能附着于具态化的物品之上,所以更适合于产品化而且该类产品的生产具有偏重于依靠技艺, 能源消耗低,所生产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高,不会污染环境等特点, 所以非常适合今天及以后的产业发展结构和方向, 适合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需求, 适合产业化。但是目前,我国大多数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处于刚刚起步的摸索阶段, 还存在很多问题。 怎样才能推动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入产业化和健康发展,无论从保护传承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推动新型文化产业发展来讲,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本文即以温州市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现状为例, 逐一分析其在目前产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及对于今后如何发展进行探讨。
一、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目前产业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所生产产品的同质化现象严重,同类企业处于相互模仿的初级产业化阶段
伴随着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日渐重视和政策的大力扶持,文化创意企业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进行的创意性生产呈迅速增长之势但目前在市场上销售、流通的带有传统手工艺技能类元素的产品存在着严重同质化的问题。 所生产的产品无论从外观、创意、对于相关非遗技艺的把握水平、体现层次上都存在类似、雷同的现象。 比如瓯窑烧制技艺,始于东汉,终于宋,因沿温州瓯江两岸分布而得名为瓯窑,是浙江境内仅次于越窑的制瓷业基地。 晋杜毓《荈赋》:“器择陶拣,出自东瓯”,就是古人描写瓯窑的诗句。 但今天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瓯窑烧制技艺,能够在温州文化创意产品市场见到的,大多是器形雷同、做工粗糙、缺乏创意的产品。 而文化创意产品的特点,正是在于创意的与众不同,在于产品的独特性和所体现出的深厚的文化内涵。 所以目前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情况,距离深入开展、推广还相差甚远。
2、所生产产品处于形似的简单传承阶段,缺乏神似的本真性传承产品
现在虽然有一些企业意识到, 并已经开始运用传统手工艺技能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进行商品生产,但在对于传统手工艺技能的把握上,只做到了外在视觉效果上的简单形似, 做到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在文化表现形式的传承。 对于我们更应该注重传承、 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本质,还未能抓住、体现。 甚至有一些产品似是而非,对于不懂这项传统手工艺技能的一般消费者来说还可以蒙混过关,但如果被内行人仔细品鉴,就会发现漏洞百出,不堪一击。这样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不但向消费者传达了错误的文化信息,也影响了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比如由温州瑞安东源村传承人作为代表向联合国申报成功的活字印刷术,属于世界级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温州, 仅有包括活字印刷术在内的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入选。 而瑞安东源村传承的木活字印刷术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她以繁体的老宋体字为特征,整套工艺全部手工完成, 而且带有明显的温州区域文化特性,有别于福建等其他地域的木活字印刷术。现在很多创意公司、 企业抓住活字印刷术作为世界级急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商机, 打着生产木活字创意产品的招牌, 在产业化时根本没有忠诚于木活字印刷技艺的精髓,生产了一些四不像的产品。 如果再这样继续开发、产业化下去,不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意义不大,甚至还会歪曲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
3、产品多以简单的小件作品为主,缺少大件的、精品类的非遗创意产品
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关键在于传承人对整套手工艺技能的掌握程度。 而现在能够掌握并熟练运用这些技艺的传承人越来越少,导致一些文创企业在从事相关产品开发时只能生产工艺简单的、小件的产品。 很难,或者说根本没有能力生产出能够体现该项技艺成熟的、甚至达到精湛水平层次的产品。 比如瓯塑这项温州特有的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市面上能够见到的都是小幅的简单的山水、花卉、鸟兽等作品,很难再见到瓯塑兴盛时期的构图严密、技法精湛、层次丰富、 立体展示效果强的大幅精品。
4、从业人员不但整体数量逐渐较少,而且能够精湛掌握全套手工艺技能的人才日渐匮乏
上面已经提及,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典型特点就是要依靠传承人进行“活态传承”。 但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面临的共性的致命的问题,就是现在能够了解、并熟练掌握整套手工艺技能的传承人越来越少, 且大多年事已高如果我们不能采取有力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总有一天,这些宝贵的非遗财富,会陷入“人亡艺绝”的不可挽回的境地。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出现的产品很多处于简单模仿的形似阶段的原因之一。 因为那些企业实在是难以找到足够数量的传承人来从事这些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开发和生产。 而现在的年轻人,从业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非遗这种耗时费力,而又收入不高的技艺,不愿去学习。 温州洞头贝雕萎缩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贝雕的雕刻技艺难度大,不易掌握,从艺人员的工资待遇低,不要说年轻一代很少有人愿意学习这门技艺,就是原来的从艺者也因为各种原因转做他行。 所以洞头的贝雕艺人以前有几百人目前还剩十几人。 贝雕技艺人才的断层,成为深入产业化生产迫在眉睫的难题。
5、未能进入常态化的生产性保护阶段
国内外很多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专家学者纷纷提出,要想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性保护,必须走生产性保护的道路。 尤其是传统手工艺技能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广泛存在,就因为它们曾经是那个时代人民大众的常态化的生产方式、生活需求。 反观我们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还基本处于被动地、被人为有意识地、刻意保护、传承的阶段。 使得它们就如同温室中的花朵,襁褓中的婴孩,不具备自己茁壮成长的能力。 温州这几年对于各项各种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出台了一些政策,从经济上进行扶持。 但很多传统手工艺技能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处于政府或一些企业设立的创意园、文化产业园的工作室里面,处于保护性、展示性创意生产阶段, 并未能大批量地真正投入生产领域,进入一个常态化的、健康的生产性状态。
6、消费市场不成型,社会大众对这类产品的熟悉度、认可度不高
对于传统手工艺技能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就是要有消费市场。 要想做到有效传承,就必须使他们重新回到大众的消费视野,重新将这类商品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消费范畴,这样才有一个稳定地、成型的消费市场。 此外,销售渠道单一,很多创意类产品只陈列在大师的工作室里,大众消费者根本没有渠道可以接触到它们。 宣传力度不够,宣传辐射面有限,也是影响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形成的一个因素。
7、产品的时尚感、时代感不够,不能适应今天日益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今天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传统手工艺技能,在历史上曾经是人们赖以生存、谋生的手段, 具有自己相应的生产性、生活性市场需求。 但在今天,我们的时代已经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人们在生产、生活中需要的商品,无论从外观,还是从功能方面都和之前大不相同。 如果今天再以原来的生产方式进行制作、生产,那生产出来的产品必然落伍于今天的时代需求,也就谈不上继续深入发展的可能。 比如温州洞头县的贝雕生产有上百年的历史,在20世纪70年代,所生产出的系列贝雕产品, 因为造型别致、色泽自然、海洋韵味浓郁不但深受国内消费者的喜爱,还远销东南亚和西欧,成为洞头县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 当时洞头流传的一句顺口溜足以说明这一点,“洞头三件宝:貂皮、贝雕和玛瑙”。 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逐渐陷入低谷,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生产产品的时尚感不强, 不再被消费者喜爱。
8、大多数企业,处于浅尝辄止的尝试性生产阶段,未进行深入的产业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世界很多国家已经做得很成熟了,比如欧洲的法国、意大利,亚洲的日本、韩国等,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步伐刚刚迈动不久,无论是政府的相关政策、法令、支持力度,还是人们的认识、普及程度等都处于起步阶段。 从产业化的角度来看,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生产环境和消费市场,所以目前能够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化开发,能够正常运营并赢利的企业,实在是为数甚少。 大多数即使已经借助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意生产的企业,也只是处于简单地、尝试性的生产阶段, 在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上都远远低于传统行业性的生产,也就谈不上产业化的深入发展了。
二、关于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深入产业化的思考
1、培养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特征和传承关键就是要有一定数量的熟练掌握该项技艺的人才,这也是目前为什么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陷入传承困境的原因所在。 基本情况如前所述,原有的传承人要么年事已高,要么改作他行,年轻一代因为各种原因又不愿意学习这些技艺,所以传承人数量不足是制约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和深入产业化的关键。 过去非遗技艺的传承是以人际传播为主, 依赖于师徒制的人与人之间的口传心授现在,很多非遗项目除了继续沿用这种师徒制方式外, 还通过在社会上办培训班的方式来招收学员培养传承人,也有的在一些中小学、甚至大学开班传授技艺,都已经收到了一些效果。 要把这些工作继续坚持下去,并争取创造出更多方式来培养非遗项目传承人,确保非遗技艺的传承。
2、培育传统手工艺技能类的消费市场
今天,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得到温饱层次的满足,现在已经步入追求生活质量、讲求生活审美的精神生活追求阶段,而传统手工艺技能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好契合了这个市场需求。 以温州来说在行政建制上,虽然是一个地级城市,但因为地处东南沿海,在区域文化上兼具内陆、海洋两种特质温州有悠久的华侨出国历史,有数量众多、实力雄厚的侨商资源,加之温州人以善于谋利行天下的商业文化传统,可以说温州消费群体的视野是国家化的,是易于接受新鲜创意类产品的,也是拥有消费实力的。 如果将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运用到创意产品的产业化方面,是拥有潜在的消费市场和消费实力的。
3、抓住传统手工艺技能类本真性传承
非遗的魅力,就在于她的原汁原味,在于她的古朴自然,在于她身上体现出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因此, 要紧紧抓住其中体现的文化符号和内涵进行产业化。 这是依靠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产业化的企业,能够赢利的根本,也是对于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 而不是如上文所分析的,打着将“传统手工艺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牌子,去生产、经营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
4、在保持所生产产品非遗本真性的前提下,结合时代需求,设计时尚的具有时代感的创意产品
非遗技艺的发展和传承,是一个历史的积累的过程。 在一项传统非遗技艺身上,可以找到她所经历的历史时期、地域文化等因素留给她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和符号。 所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一个在保持其本真性不变的前提下,不断融合社会发展、时代变迁、地域特性等不同的变动元素在内的发展过程。 今天的非遗传承也是一样,要想做到有效性,就必须在保持其非遗元素本真性不变的情况下,主动去结合时代元素,生产具有时代美感的创意产品。 同时,要加强创新。 在具体产业化的过程中,不要唯利益至上,夸大其中的经济价值比重。 应该将非遗技艺体现的传统历史文化与现代商业价值相结合,找到二者之间适合的那个结合点,进行产业化开发并进行适度创新。
5、政府要发挥好方向引领、政策扶持、平台搭建的作用
因为我国的非遗保护和文化产业发展都正处于逐步起步,还未步入正轨的阶段。 很多企业有从事非遗产品产业化的美好意愿,但在具体行动上却并不知道如何去做。 这就需要政府去为企业的具体发展指明一个方向,在这类企业具体产业化过程中给以政策扶植, 为他们的深入发展搭建一个平台例如温州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和《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由温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于2012年颁发了 《温州市2012年十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守望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对非遗的促进和保护起到了指导性作用。
6、非遗技艺传承人要打破技艺为个人所有,私自传承的观念局限,积极合作,共同传承
因为之前的非遗技艺大多掌握在为数不多的个体传承人手中,是他们个人或家族掌握的一项技艺。 现在,国家、社会、企业对于非遗技艺越来越重视,这些传承人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被聘请去参加各种展览、活动,也在不同渠道上得到了经济上的扶持。 所以很多传承人现在将自己掌握的这项非遗技艺看做是自己个人或家族的私有财富,存有保密意识;或者几个传承人之间变成一种竞争关系,这都是狭隘的,是不利于非遗技艺传承、保护的。 因为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社会、国家世界范围内的事情,仅靠一己之力是根本无法做到非遗技艺的传承、保护工作的。 所以传承人要打破自己的狭隘的观念和认识,积极合作、开诚布公地依靠大家、社会的合力进行非遗技艺的传承。
7、引入民间社会资本参与非遗技艺的产业化
我国的非遗项目数量庞大, 比如素有 “百工之乡”美誉的温州,截止2014年共有非遗项目十大类120余个品种37000多条,品种数量居全省第一。 要想对这些非遗项目做到有效的传承、保护,仅仅依靠政府层面的财政支持是难以实现的。 所以, 正确引导、大量引入社会民间资本是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比如温州一直以民营经济桥头堡著称于世, 拥有雄厚的民间资本。这些钱把他引到什么地方去,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而且,温州目前传统行业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转型升级的瓶颈时期, 民间资本也在积极寻求一个新的出路, 如果能够将这些资本合理地引入到非遗技艺产业化的市场里来, 是一件对于非遗技艺传承、民间资本合理利用都有益的大好事。
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篇2
关键词：淮海地区 曲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
淮海地区是一个跨行政区划的地理概念，大致以徐州为中心，辐射方圆200公里左右的鲁西南、蘇北、皖北与豫东地区。淮海地区区域内的音乐、文学、民俗、方言大体以齐鲁文化与中原文化为背景，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求同的文化现象。正是因为这种因素，淮海地区内的百姓自然具有一种认同感与归属感。文化与艺术的相近进一步拉近了地区内文化的凝聚力，使得各种文化现象彼此产生一定交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与艺术类型。
淮海地区基本包含苏北（徐淮连盐宿）、鲁西南（济宁、临沂、泰安、微山）、皖北（淮北）以及豫东（郯城、仪封、永城、商丘）四个省份的部分地区。
一、淮海地区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概况
本文所指的淮海地区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淮海地区内被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曲种，淮海地区内曲艺品种丰富，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5年底，地区内被列入各级（主要是指国家级、省级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曲种有32种。
其中说书类大致有：苏北连云港的肘鼓子、渔鼓、连云港苏北大鼓、工鼓锣，徐州有徐州琴书，沛县荷叶落子、丰县坠子，宿迁有苏北琴书、苏北大鼓；鲁西南济宁有山东花鼓、山东渔鼓、山东八角鼓、谷山调，临沂有三弦平调、十不闲，泰安有祝阳渔鼓，微山有端公腔，还有流布于全省的莺歌柳书、山东大鼓与山东落子；皖北淮北有淮北大鼓、淮北琴书、渔鼓道情以及大鼓书；豫东有郸城大鼓、画锅、仪封三弦书、永城大铙、渔鼓道情与豫东琴书。唱曲类有苏北连云港的海州五大宫调。杂类有苏北的打莲厢、豫东的画锅、鲁西南的十不闲。
目前地区内的曲种除江苏海州五大宫调属于唱曲类的二级分类牌子曲类，其他基本可划入说书类的二级分类的鼓书、渔鼓、琴书类，至于豫东的画锅、鲁西南的十不闲由于表演形式多样，以及连云港的打连厢，由于不拘一格，大致属于杂类，以上32种曲种以击节乐器作为主要伴奏乐器进行说唱的几近占90%。
二、淮海地区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问题
笔者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淮海地区的诸多曲种在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生存没有起色，处境依旧艰难，被列入非遗保护项目后，只有极少数曲种在保护与发展方面略有起色，大部分曲种保护与发展工作仍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非遗政策所给予的各方面资助如同泥牛入海，无力挽救如此大范围的衰败局面。
被吸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圈后，曲种的生存依旧艰难，原因何在？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地区内的曲种都起源于农业社会，符合农业社会的基层民众的审美观念，而近几十年来社会转型、外来文化涌入、百姓文化水平日益提高，许多观念都发生了改变，特别是文化领域新思潮不断涌现，把循规守矩的曲种逐渐边缘化。通过对调查资料的汇总与分析，笔者认为除却文化背景的原因，问题主要指向以下三点。
（一）同类项目重复申报，造成保护资源浪费
本文所指的同类项目是指地区内的相同类型的曲种，这类曲种只不过因所处行政区不同，就被冠以地名加曲种名，实质上其起源相同，曲目相同，伴奏类型相同，表演形式相同，唯一不同的就是方言略有不同，但是却作为地方曲种被各地区不断重复申报。如琴书类曲种就有徐州琴书、苏北琴书、淮北琴书、豫东琴书；大鼓类有连云港苏北大鼓、宿迁苏北大鼓、山东大鼓、淮北大鼓；渔鼓类有连云港渔鼓、山东渔鼓、祝阳渔鼓、淮北渔鼓道情、豫东渔鼓道情。
如徐州琴书，由于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受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其他曲种，在扶持政策与经费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历经8年的发展，传承人依旧没有增加，目前传承人已衰减到不足20位；本是琴书源头的苏北琴书情况更为糟糕，尚能演唱的艺人都已年过六旬，而且不过区区两三位；淮北的琴书只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艺人，豫东倒有七位艺人，但也是年过古稀。
可以理解各地区人民或是文化部门对本地文化的热爱，但是如此重复申报的确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再加之部分申报部门是想从中获得一些既得利益，把曲种费尽心力拉入到非遗保护的名册，实质上却没有任何形式的保护思路与保护举措，仍任由曲种自生自灭，并不是真心把曲种的保护落到实处，这也许给个别官员带来政绩，但是却伤害了曲种、伤害了艺人、伤害了人民的感情，伤害了国家利益，此举实在难以认同。
（二）缺乏专业人员指导，导致保护方向不明
课题组提出的专家实际上应该是曲种所在地的持续型研究者，只有他们才能真正懂得此曲种，才知道曲种当下的症结所在，才能近距离地长久性地对曲种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工作，与曲种的演员协同保护与发展工作。
曲种的艺人一般只谙熟曲种的音乐和表演，由于专业的局限，以及圈内圈外的观察视角不同，很难对自身的发展有正确的判断，所以，只单纯依靠艺人去对曲种进行改革、发展，是片面的、不负责任的做法，这会导致曲种的保护力度削弱，保护极难见效，拖延了处于濒危状态曲种的保护时间。
如徐州琴书申遗后，一直缺乏专业人士的指导，琴书队的演员自己琢磨着改进，但是成效不显著。琴书音乐反而被改回最初的联曲体，当下琴书音乐必须加入一些现代元素，才有可能吸引一些关注，回归到更为古老的音乐曲牌，实际上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倒退。在曲本方面，由于缺乏专业创作人员，琴书队演员自创曲本，由于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曲本故事转折突兀，不合常理，而且故事老套，与当下社会的发展严重脱节，自然不招人待见。而沛县荷叶落子与丰县坠子，本身就属于影响范围较小的地方曲种，经过千辛万苦才申遗成功，但是保护缺乏指导，眼睁睁地看着艺人老去，而又没有调动新生力量加入传承队伍，不久就会人去艺亡。
nlc202309082330
所以，申遗后缺乏专业人员继续对曲种发展的指导，导致保护方向混乱，所有的保护沦为一纸空谈。
（三）个别曲种已经消亡，保护工作如何进行
淮海地区内曲种的起源、发展有一定的相似性。一是大部分起源于民间小调、歌谣，经过曲牌体，向板腔体转变；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逐渐成熟的音乐与曲目的推动下，各曲种开始向戏曲形式转化，从小曲子到说唱曲种，再发展到戏曲，是淮海地区内曲种较为普遍的发展历程。
还有一种相似性，则是地区内曲种的悲哀，这就是地区内曲种纷纷走向衰败，大部分曲种已经被挤压至最小化。这些古老的承载着农业社会文明的艺术形式，由于社会的变革、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城鎮化的进程、娱乐形式的多元化选择等因素，逐渐被抛离，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大致从21世纪初开始进行，有些曲种在此之前已经消亡，如豫东的画锅，原是穷苦人民为了谋求生存，自划一圈，站在里面表演自己所擅长的技艺求得赏钱，1949年后此曲种随着生活条件改善而逐渐消失，21世纪初被作为地方特色曲种申请非遗。而有些曲种，则伴随申遗成功的脚步逐渐走向消亡。如皖北的渔鼓道情、鲁西南的三弦平调、十不闲。
在申遗前自行衰亡的曲种，是否有必要被列入非遗；已经被列入非遗保护的项目，却在保护的口号中依旧走向了死亡，是否需要探讨一下原因。这些已经进入坟墓的曲种是只要纳入非遗的名录就万事大吉，或是仍需要进行数据资料的收集，或是寻找合适的人选进行表演的传承，好像目前选择的是数据的整理，进行博物馆式的收藏。如果仅是进行博物馆式的收藏，本地文化部门完全可以自行完成，何苦千辛万苦去申请非遗，占用宝贵的名额。致力于尚有一丝气息的曲种传承会具有更大的价值。
三、淮海地区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思考
（一）整合曲种，集中保护
就目前来看，苏北地区申报了两项琴书类曲种——徐州琴书与宿迁的苏北琴书，徐州与宿迁仅百里之遥，就申报了两个相同类型的非遗项目，苏北琴书的现状远远不如徐州琴书，与其再耗费大周折去把苏北琴书重建，倒不如集中优势兵力把徐州琴书发展起来。再如豫东琴书，从源头上来看，是从宿迁发源的苏北琴书流入，理清源头，就可以不必重复申报，方圆两三百里的同一曲种，完全可以整合到一个发展现状较佳的地区去集中保护。
因为苏鲁豫皖的琴书类曲种本就从宿迁的苏北琴书发展而来，同源异流而已，再加上方圆两三百里的方言在语音、语调方面差别不大，区域内的琴书艺人，如徐州琴书艺人走安徽、奔山东、唱河南，没有任何语言上的障碍，所以，地区内的琴书类曲种，包括不在区域内的山东琴书，完全可以整合成一个项目。当下在琴书保护工作方面做的比较好的是徐州地区，鲁西南没有申请到山东琴书的非遗项目，豫东与淮北琴书的保护工作滞后，所以，在非遗项目申报时可以以源头地，或是现在发展良好的地区进行申报，以便集中进行各项扶持工作。
此项工作需要非遗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熟悉曲种的发展历史与现状，通过调查筛选出曲种发展与保护相对比较好的地区，对曲种的保护思路与政策进行评判，找出最适宜曲种生存与发展的地区，然后集中优势力量进行曲种的保护。在非遗申报与审批过程中，从实际出发，从现状出发，从公正出发，力争每个项目的保护落到实处。
（二）吸纳观众，从小抓起
曲种的观众达到一定数量，方可以保持曲种的正常发展。吸纳观众主要是指从幼儿时期就培养其成为曲种热爱的小观众。因为人的味觉、听觉偏好一般在幼儿时期基本形成。目前曲种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培养地方曲种的潜在观众。潜在的观众在本文中指尚处于幼教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观众对娱乐项目的选择取决于童年时期形成的审美喜好，如果童年时期没有机会接触到地方曲种，不熟悉曲种的音乐与唱腔，那么自然会产生陌生感，难以主动去选择做此曲种的观众，如果在童年时期给予一定数量的接触，在记忆深处会有一定的亲切感，长大后自然会有一部分去亲近地方曲种。如果在政府的扶持下，各地方都选择一些曲种列入幼儿教育以及中小学教育的音乐课堂，将会为地方曲种赢得一定数量的未来的观众。
（三）发挥优势，物竞天择
前文谈到各曲种形成于农业文化背景，它们并没有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做到与时俱进，因此遭到社会的离弃。曲种若是当下求得生存空间，务必做到寻求立足点，激发自身的生命力，使其符合当下社会的需要、审美等条件。
如连云港的打连厢，起初是叫花子乞讨的一种谋生方式，灾民将一根竹竿（平时用来打狗的）充当表演道具，在竹竿两端刻上槽，装上铜钱，击打时就发出悦耳动听的响声，后演变成民间曲种。进入21世纪，在群众文化活动中，人们发现打连厢在击打身体各个部位和穴道时，可以达到舒筋活血的功效，于是参与的群众也越来越多。
这是淮海地区唯一还受到较大基数的群众欢迎的曲种，并且追捧的人数与日俱增。究其原因，是因为打连厢这种曲艺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正好迎合了全民健身的需求。在健身的过程中不仅发扬了本地区的悠久历史文化，同时得到身体的放松，是一举两得的好案例。
另外，微山地区的端公腔因其被列入地方民俗活动，成为仪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发展势态良好。这两个案例充分说明，民间曲艺必须符合当下社会的需要才能有集聚发展的空间。
从文化人类学观点来看，文化并无优劣之分。我们并不鄙视我们经历的数千年的农业文化，但是数千年中，被淘汰的文化种类不是个案，因此，不必纠结于被边缘化的部分文化种类，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文化的发展，总有新的形式出现，旧的形式被逐渐拉入到历史长河的沙砾中。作为文化的传承者，我们应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新事物的出现，同时，也给曾经的文化留下一些印迹。
作为具有如此众多曲种的中国来说，政府不可能在保护方面做到面面俱到。特别是地方的小曲种，要明白自己在文化界与娱乐界所处的位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力保持发展态势，努力寻求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立足点，做到与时俱进，争取赢得生存的一席之地。作为曲艺文化，同样要明白“天时地利人和”的大环境对发展的作用，力争在社会发展的大潮中，做到不卑不亢，安然面对，宠辱不惊。
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篇3
一、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我国自2002年正式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后, 国务院办公厅先后颁发了一系列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文件, 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指导方针。2005年3月26日, 由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特别指出:“要组织各类文化单位、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专家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这份文件的出台, 为高等院校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 也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高师音教课堂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音乐学家赵塔里木先生说:“不同形态的文化遗产应有其相应的保护手段。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特征决定其特殊的保护方法——活态传承。” (赵塔里木, 2007, 2) 所谓活态传承, 就是在民间自然传承的基础上,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学校, 通过学校教育, 让学生了解和学习这些文化遗产, 培养学生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 进而让一代一代的青年学生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中来, 形成一种活态的延续, 这样才能保持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永久的青春和活力。
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在高校开设的意义和现状
1.《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在高校开设的意义
许多专家和学者都已认识到了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课堂的重要性和重大意义。赵塔里木先生在他的文章《学校艺术教育传承——中国维吾尔木卡姆当代保存的重要手段》一文中指出:“当代, 学校教育已经是民众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木卡姆的传承不可完全游离于这个文化传承的主流。如何不失时机地将木卡姆的传承纳入学校教育轨道, 使其成为活态传承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是新疆学校艺术教育必须直面的问题。” (赵塔里木, 2007, 2) 1996年, 新疆艺术学院在普通本科音乐表演专业开办了木卡姆表演方向, 毕业生大都在专业木卡姆表演团体和基层教育岗位工作, 新型的木卡姆传承群体开始形成。通过学校教育参与文化遗产的具体行动, 将木卡姆蕴含的文化内容和精神内涵播撒在青少年的心田上, 镶嵌在他们的脑海中, 形成代代传承、永不消逝的文化记忆。
学校教育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国的高等院校汇聚了大量的人才, 具备了师资优势, 形成了一定的教育规模。这无疑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高校音教课堂的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可以借助高等音乐教育这一现有的平台, 将二者合理地结合起来,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进而在广泛传播的基础上使其得到更好的保护。通过学校教育来传承和保护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充分发挥大学生文化桥梁的作用, 不仅能使这些文化遗产得到保护, 还能使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得到弘扬, 让青年学生树立起自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实现活态传承。另外, 把音乐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引入课堂, 还可以实现教学方式的转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就是在教室里老师孜孜不倦的讲解, 学生无精打采的听课。而该课程却可以采用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 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比如请艺人表演, 到民间采风等。所以,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课堂, 从而实现了课程开发、教学方式转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共赢的局面。
2.《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在高校开设的现状
然而, 令人忧虑的是, 在全国众多的院校中, 只有新疆艺术学院等少数院校付诸了行动, 新疆艺术学院不仅长期开设了新疆木卡姆课程, 还设立了木卡姆表演本科专业, 使新疆木卡姆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活态的传承。其他很多学校还处于理论探讨阶段, 没有实施。本研究在问卷调查中, 对河南五所高校开设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的情况进行了了解:你学校开设《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了吗?A.开了B.没开;所调查学生的选项都是B, 这五所高校都没有开设该课程。只是讲授《中国传统音乐》和《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课程的老师会在课堂上偶尔提及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
三、在高等院校开设《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的具体措施
有了政府的政策支持, 有了强大的师资保障, 又有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在高校艺术院系开设《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可谓是万事俱备。但具体如何去做, 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该课程的设置还处于理论探讨阶段, 没有成功的范例可供我们参考。没有完善的教学大纲, 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 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这也是诸多院校没有开设该课程的重要原因。
1. 教学大纲的编写和教材的选用
我国疆域辽阔, 民族众多。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音乐形式。所以, 各个地方的学校不应搞一刀切, 编写统一的教学大纲, 选用统一的教材。而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 突出本地区和本民族的特色, 制定较为个性化的教学大纲和选用地方性实用性的教材。因为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不可能覆盖所有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样会使一部分文化遗产被遗漏而得不到保护和传承;另外, 学生一般都对本地区的音乐形式更加熟悉和喜爱, 也更愿意去保护和传承。如果教材中很多都是学生不熟悉和不感兴趣的东西, 就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也不利于具体教学环节的操作。如果各地区高校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选用与本地区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教材, 突出地方特色, 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 还可以改善该音乐形式的生存环境, 使其在本地区得以保护和传承。比如河南通许县赫庄村的罗戏, 如果让广西的学生来学, 那就非常困难。学生们都不了解罗戏为何物, 更没听过唱过, 而且不同地域的人, 语言方面也是一大学习障碍, 学生们不一定会感兴趣, 更不会去学习和传承。但如果让河南的学生来学, 就会容易接受一些。因为他们可能听过甚至唱过, 乡音乡情会使他们更愿意去学习和传承。再如陕西的秦腔也不一定会受到江浙学生的欢迎, 而苏州评弹则会激起他们的兴趣。所以, 制定教学大纲和选用教材, 要“百花齐放”, 而不能“一枝独秀”, 因为“一枝独秀”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这样才能迎来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春天。
2. 课程教学方式
课程教学是该课程的具体操作环节。虽然是教学,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的教学也不能像其他课程一样, 只采取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对于课程教学的方式, 调查问卷对商丘师院、洛阳理工学院、南阳师院、河南理工大学和焦作大学五所高校的学生进行了调查。题干是:你希望《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的上课方式是: (可多选) A.老师课堂讲课B.请老艺人表演C.开展专题研讨D.到民间采风;调查结果如下表:
该题的统计结果显示, 学生更喜欢请老艺人表演和到各地采风这两种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采用这两种方式。同时课堂授课和专题研讨这两种方法也不能完全抛弃。因为这四种方法各有侧重, 都有其功能和意义。在教学过程中, 要合理利用这四种教学方法, 使其相互依存, 相互补充, 相得益彰。
(1) 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传统的教学方法。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许多知识需要老师在课堂上传授。比如: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情况;本地区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哪些;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保护和传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等等。当然所占学时分量也不能太重, 建议课堂教学的学时数占到总学时数的三分之一。
(2) 请老艺人表演、讲学
老艺人们对其所从事的音乐形式的知识掌握的更全面。他们对该音乐形式的历史、音乐的特色、曲目或剧目的内容等非常了解, 请他们给学生讲课, 能让学生了解到该音乐形式更全面的知识。他们还可以边讲课边表演, 使课堂生动有趣, 学生对该音乐形式的了解也更直观, 更形象。本人所在学校曾请一些怀梆老艺人到学校表演、讲学, 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 教学效果非常好。所以建议请老艺人表演、讲学的学时数也应占到总学时数的三分之一。
(3) 开展专题研讨
专题研讨也是很重要的一种学习方法。一个人的智慧毕竟是有限的, 有时候一个人的看法、观点也会充满片面性和局限性。而开展专题研讨, 能集众人智慧于一体, 能让学生思路更加开阔, 观点更加全面。这也是一个相互学习的好机会。鉴于学生对这种教学方式不是特别喜欢, 建议专题研讨的时间应占总学时数的四分之一。
(4) 到民间采风
这种走出去的学习方法, 是学生们都很喜欢的一种教学方法。虽然学生们对这种教学方法的青睐难掩其青春驿动之心, 但带学生到文化遗产的生存地, 能让他们更全面的了解该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生存现状、运作形式、音乐特色和传承情况等, 他们也能更直接的向艺人们学习。精心策划和组织的采风教学, 不但能很有效地解决音乐专业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它还是培养学生的民族音乐文化兴趣、锻炼学生的民间音乐采集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在带学生出去采风之前, 要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比如在课堂教学中给学生做一些理论和技术上的铺垫。在采风过程中要全面但有重点的搜集资料, 回校后要抓紧时间进行资料整理。资料整理很重要, 如果不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 前面的工作就等于白做了。资料整理之后, 要写出采风报告。切忌把采风变成“变相旅游”。但考虑到这种方式耗资较大, 以及学生们的安全不好保障, 建议这种教学方式的学时数也应占到总学时数的四分之一以内。
结语
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式极其严峻的情况下,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高校, 在音乐院校开设这门课程, 让青年学生了解并加入到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行列中来, 这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现活态传承的重要措施。丰富多彩的课程内容和多样化的授课方式, 能让该课程永葆青春和活力。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兴衰的历史过程与“人”的因素密切相关。保证一个稳定的爱好者群体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生存与发展的前提。而学校教育, 则恰恰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一个数量最为庞大而且极为稳定的潜在爱好者群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高校音乐教学内容, 使民间传承与高校传承结合起来, 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效。
摘要：把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高校课堂是实现其“活态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基于对高校音乐系学生的访谈和问卷调查等实地调研资料的分析, 重点研究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堂教学的具体措施, 从而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高校课堂成为可能。
关键词：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高校教学
参考文献
[1]项阳.保护:在认知和深层次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理念的前提下[J].音乐研究, 2006, (1) .
[2]赵塔里木.学校艺术教育传承——中国维吾尔木卡姆当代保存的重要手段[J].中国音乐, 2007.2.
[3]吴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高师音教课堂的思考[J].中国音乐, 2009, (2) .
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篇4
关键词：传统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
重庆又称山城，山林众多，各色植被繁茂。例如永川区的茶山竹海，以秀芽茶与竹林闻名，景观秀美，当年张艺谋导演的古装大片《十面埋伏》便取景于此。竹子作为巴渝地区的自然特产，影响了百姓的生产生活，由竹子衍生的民间事务良多，例如竹筒饭，竹筒酒等饮食方面的产物，特别在手工技艺方面，更是层出不穷，梁平竹编和竹雕，武隆县纸竹工艺，垫江县大石竹编，北碚区静观镇竹麻编扎技艺，大足区铁山竹编，璧山县竹雕加工工艺，万州区和大足区的渝州竹雕，沙坪坝区的汉艺斋木竹雕刻技艺等都是重庆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梁平竹帘很早便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可以看出，重庆地区以“竹”为元素的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众多，可开发利用的资源丰富。现阶段大部分该类项目以传统的制作为主，因此普遍价格平平，收益不丰，且传承人多为年老长者，难寻年轻传承人。如果可以提升该类制品的艺术价值，加入现代化的审美需求，便能带动其经济价值的提升，获得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更强的购买需求。
以竹编和竹雕技艺为核心的竹制品，在中国民间传统工艺美术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大量表现中国风的元素中，“竹”有特殊的美感和表现形式。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仪式到世界博览会的应用，再到爱马仕这样的顶级国际奢侈品牌的合作，竹能代表传统也能具备时代的创新。
传统技艺制品从民间制作工艺上升为工艺美术研究，从物质生活需求到精神层面对美的享受和追求，竹编制品从手工器物到工艺美术品，是其是由物质功能到精神审美升华的蜕变。因此，优秀的竹编艺术品在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经济价值等方面都能得以大幅度的提升。欲提高竹编产品的附加值必须将其定位由产品升级为文化艺术品。当然，民间日常器物发展蜕变为工艺美术品并非易事，其需要具备多种条件。
通过结合当代艺术、文化创意等相关理论研究，笔者对于试论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提升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第一，必须追求完美的工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工匠精神”的相关重要讲话，其指的也是如此。以竹编技艺为例，从事竹编工艺制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艺术工作者等，必须在该行业中某一工艺方面具备超群的手工技艺。试想，如果连所谓的传统技艺也无法完美的呈现，那还谈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更不用谈什么艺术、创意的提升了。因此，精美的工艺是基础，是首要的核心与关键。
第二，对材料的特性需要十分精准和深入的了解，并具备熟练运用材料造型及将该材料特性发挥到极致的能力。对于竹制品而言，制作一个竹编艺术品，流程繁复，包括选材、劈竹、分篾、抽丝、编、织、烤、压等等多道工序。完成一件竹编艺术品，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工、时间、成本等。如果多材料没有深入的了解，是难以利用材料的特性去表达更好的创意性和艺术性。
第三，竹编艺术品必须体现其审美的价值，达到文化觉醒的高度。从方法论角度来说，要在实现功能基础上加大为审美所付出比例，清晰地定位产品的特色属性，让风格更为突出，增加器物的审美附加值，例如：儒雅、朴实、精微、粗犷等等特色。在这基础上，继续深入挖掘民族风情和地域文化等，逐步增加器物的文化附加值。文化能够带来不同人群的认同感和亲切感，脱离文化底蕴的天马行空式的创意是难以与受众产生共鸣，自然也无法带来精神享受和购买欲望。
第四，通过符号形象的转移扩大竹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并由此带来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例如，重庆梁平的“非遗”申报工作卓有成效，已有5项获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木板年画、竹帘、灯戏、抬儿调、癞子锣鼓，如何将文化遗产通过设计转化，使其为当地文化经济发展服务，这是值得当地各级政府和当地能工巧匠的思考和尝试的问题。值得推崇的是，四川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曾以梁平非遗项目为文化元素，针对不同的使用目的创意出了一批梁平“非遗”周边延伸产品，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就在去年，四川美术学院又将重庆乃至中国的传统工艺品进行艺术创意，推向了米兰的世博会，让全世界为中国创意、中国传统感到震撼。
第五，需要因材施艺、因艺造物。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材料繁多，各自有不同的材料属性及使用规律。竹在人类生活中的使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竹作为天然生长的材料具有再生能力强、韧性好、可塑性强的特点。近年来，竹纤维板材的工业化生产上市，进一步推动了竹制品的发展。相同的材料可创意打造出不一般的世界，而不同材料的结合使用，可以增加不同材质的肌理对比，从而改变视觉新意。只要创意到位，竹制品与不同材料的艺术结合，能产生千变万化的可能性，在艺术性甚至功能性方面都有机会创造奇迹。
第六，不断进行社会创新。手工艺造物源自生活的需求，而对生活品味的追求，是技艺向极致努力的动力。得到所需物品可得到生活上的满足，而追求极致是一种精神的信念和理想。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艺术与生活本来就息息相关，以生活需求为角度出发进行美化和优化，这样的艺术创新对社会生产生活发展的推动意义非凡。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我见 篇5
一、简述加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一)艺术表达的整体功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种独立的音乐表演形式,在整个价值的表现中,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结合舞蹈、曲艺、依戏剧等多种因素的过程中,突出在地方性、时序性、时令性等特点,在融入音乐礼仪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独具特色的的音乐表现形式,在这些音乐艺术中,融入了更多的情感元素,并在多种乐器的基础上,对于整个音乐的艺术魅力有很大的作用,
(二)继承发扬的重要载体。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尤其是对于其中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在挖掘民族特色音乐,并通过对于不同音乐文化中的传统节会、礼仪等文化方面的人文内涵,并在唤起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阶段的音乐文化自觉表现,形成本民族、本地区的特有音乐类非文化物质遗产的保护氛围,对于其中涉及到的生产方式、人文习俗等多种音乐表达形式的继承与发展,并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相关的音像、曲谱、乐器、服饰等形成文化背景的研究资料,将更有利于对整个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发展。
二、分析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
(一)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生态环境塑造。 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构成生态环境的整体氛围,尤其是在音乐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群体的生活环境与特定生产方式的表达,在孕育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过程中, 这些各民族、各地区独有的生产模式与音乐的发展史分不开的,有些地区在文化活动中,呈现出宗教祭祀有关的音乐文化,譬如傩戏等,也可以在江南民族音乐的发展中,呈现出同宗民歌的演绎方式,这些都是与地域文化分不开的,尤其是其中涉及到的生态化音乐环境,对于整个保护将很大的要求,尤其是在资料整理、现有音乐表现形式的创新继承,这些都要更好呈现出与时代发展相吻合的环境。
(二)外来文化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要求。随着现代化音乐文化鹅丰富性与多样性,在多中音乐文化的冲击中,形成改革的力度与发展方向,对于整个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更高要求。因此,在整个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要最大程度的继承传统的音乐艺术形式,抛弃一些洋化、商业化的炒作形式,并深入的挖掘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返璞归真。
三、多角度的加强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一)音乐本体风格的文化气质保护。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本体风格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具有群体文化的基础上,这些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尤其是具备有地理、宗教、生产生活、习俗等相关的艺术形式,这些独有的群体音乐文化,形成独特的音乐审美观念,这些审美艺术同时还能与整个乐音的高低、长短、色彩、格调等形成完整的统一。因此,在整个艺术表达过程中, 对于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不同乐器的取材、制作、演奏技巧等都能形成有很大艺术魅力的形式,并且在地域性的表达中,形成音乐的不同旋律、曲调、节拍、节奏等, 对于音乐的表达速度、主题展现等都有很强的艺术性。
(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进行保护。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人具有很强的个性代表, 尤其是这类继承人不单是技术上的继承,更多的是讲文化表达形式融入其中,这些痴迷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整个音乐的研究中,既能与以往的音乐表达方式相融合, 也能与现代化的表现技术进行创新突破突破。
(三)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充分认识不同人类群体音乐文化之间存在“各美”的必然性,善于待已, 更善于待人,充分发挥音乐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过程中所能够起到的独特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结语
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篇6
1. 泥人张
“泥人张”是清道光年间天津泥塑大家张明山先生的艺号。如今,以“泥人张”为称号在市场上出售泥塑的单位有三家:泥人张世家、泥人张彩塑工作室、塑古斋。其中,泥人张世家是天津“泥人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单位。通过调研对比泥人张世家的泥塑与天津泥塑市场可知,泥人张世家现阶段不具备走产业化道路的最严重的制约条件就是人员问题。无论是泥人张彩塑工作室还是塑古斋,因为有较多的工艺美术师进行泥塑产品的创作,使得其产业化发展程度较高;而泥人张世家因为销售的产品主要来自于泥人张传承人,人力的局限使得其不能进行产业化生产。现阶段,泥人张不具备走产业化道路的制约条件是创作人员短缺。泥人张世家传人必须为张明山先生的后代,必须在幼时进入作坊学习,经长辈认定,再经10多年科班培养,作品经行家认可后,由上辈授予“第几代泥人张”之名,属于典型的家族传承模式。在张氏家族中,严格的家族传承方式,逐步放宽地招收外姓徒弟的做法,使泥人张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有稳定的传承人。所以,泥人张的传承状况良好。
2.衡水内画
衡水内画一直坚持产业化的发展道路,衡水内画国家级传承人王习三于1995年注册成立衡水习三内画艺术有限公司,有一大批河北省工艺美术大师从事创作,产品定位于中高端。公司下设内画部和磨制车间,注重产品定向开发,有较为完善的产业链,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所需的产业化发展条件在现阶段都已具备。王习三是冀派内画的创始人,早年从师于“叶派”传人叶晓峰和叶奉棋。[1]从上世纪70—90年代,王习三共收徒42人,其弟子也是其长子的王自勇的传承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王自勇创立习三工艺美术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2000多名毕业生,授课老师以习三内画公司的省级工艺美术大师为主。衡水内画传承方式从原来的以师徒传承为主向家族传承和学院式培训传承过渡。综合看,衡水内画在逐步建立起人才认定评价机制,现阶段衡水内画传承现状良好。
3.丰宁满族剪纸
丰宁满族剪纸是典型的极富少数民族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集中体现了满汉、南北文化的交融。丰宁满族剪纸多以阳刻为主、阴刻为辅,构图丰满,富于变化。[2]在丰宁当地,制作销售剪纸的主要是秀莲剪纸公司、东阁艺术馆,以王志林、王建峰为代表的家庭作坊。由于丰宁当地的满族风俗习惯,剪纸作为必需品被大家接受。如今丰宁当地剪纸市场饱和,加之外部市场尚未开发,供大于求,使丰宁满族剪纸的发展停滞不前。虽然1956年实行农村合作化后,妇女普遍参加了生产,无论冬夏已少闲暇剪窗花了。[3]但改革开放后产业化发展再次起步,生产性企业、艺术馆和家庭作坊使其从研发、生产、营销到售后的产业链都有较好的基础。但农村剪纸艺人逐年较少,目前凤山镇技艺高超的剪纸艺人只有两人,且老龄化严重,视力衰退状况明显。且农村民间艺人却得不到相应的补贴,高超的剪纸艺人,也没有获得国家职称的认定。目前来看,丰宁满族剪纸的传承问题亟待解决。
4.大名草编
2008年,大名草编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大名县的农村都还保留着草编的技艺,其中以河东地区(卫河以东)最为突出。村民编织的草编由厂商来收购,如王群英工作室,德兴帽业。德兴帽业公司是大名现如今唯一一家草编厂。大名草编的非遗传承的主要单位是王群英工作室。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当地居民开始种植产量高的低杆小麦,而低杆小麦秆不适合编织草编制品,导致草编产品的原材料迅速减少,同时,农民的草编被草帽厂收购。寻找替代材料所需时间长、地域限制明显,在现阶段大名草编不具备走产业化道路的制约条件主要是原材料的短缺。王群英是大名目前唯一进行纯手工草编制品创作的人,目前工作室里没有能进行精品创作的人,且每年会奔赴全国各地参加大量的展会,需要自费往返及住宿,工作室入不敷出。政策扶持不够使王群英工作室这种以创作、传承为主的机构失去了外源拉动力。在大名县乡村也有和王群英一样,草编技艺高超并不为人所知的技艺人,他们的技艺面临着人去艺绝的窘境。
四分图与对应的发展模式
1.四分图概述
由于适用对象的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模式会带来不同的效果,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否进行产业化,其保护和传承始终是第一位的。
以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具备产业化的条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现状为两个衡量标准,可将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四类,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说明。如下图所示:
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2.四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分析
(1)拯救型。以大名草编为代表,突出特点是:现阶段和将来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客观条件(原材料、技术等硬件条件)的束缚,因此暂时不具备走产业化道路的条件;且传承和保护措施不到位,传承人数量极度匮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前提也是根本,唯有此,进一步开发才有基础。[4]
(2)发展型。以天津泥人张为代表,突出特点是:现阶段和将来的一段时间内,由于主观条件(人的因素)的束缚,因此暂时不具备走产业化道路的条件;但有较为完善的传承体系,后继有人。
(3)腾飞型。以衡水内画为代表,突出特点是:现阶段具有走产业化道路的条件,且传承和保护状况良好。在完整的产业链条中,上游的原创开发、中游的生产制造、下游的销售发行,三处要共同发力,要形成合力。[5]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正处于腾飞阶段,产业化发展程度较高,且传承状况较好。
(4)单翼型。以丰宁满族剪纸为代表,突出特点是:现阶段具备产业化发展的条件,并已进行了产业化,但传承状况不好,民间艺人老龄化和后继无人的现象严重。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同缺翼的飞机,传承问题亟待解决。
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模式
1.菱形发展模式
菱形发展模式,是指水平方向上,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坊或工作室进行合作,进行集约化生产;竖直方向,政府自上而下进行支持引导,通过科普等形式鼓励民众参与非遗的保护工作。菱形发展模式适用于拯救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倒三角发展模式
倒三角发展模式,是指政府处于三角形的下顶点处,减少干预,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非遗主体本省应积极寻求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此模式适用于发展型。发展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但不能一味追求商品化的发展模式,产品层次应合理分布。
3. 星月型发展模式
星月型发展模式,是指以龙头企业为中心,大中小型企业共同发展,并建立自己的品牌,形成众星拱月、各自闪光的局面。这种模式适用于腾飞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星月型模式中,首先,需要政府或行业龙头企业发挥主导作用,加强整合资源,明确定位发展;其次,需要完善行业秩序,使每个企业都可发挥出自己的特色。
4.扩展型发展模式
扩展型模式,是指以非遗保护为中心,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衍生品的发展,结合地域特色,完善发展体系,此类模式适用于单翼型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阶段具备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条件,但传承状况不好,这从侧面反映的是产业本身不具备强大的吸引力,正处于瓶颈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地域性较强的文化遗产,依托地缘优势,探索衍生品市场,如旅游、服饰、建筑等产业是必要且迫切的。所以,在扩展型模式中必须以非遗自身为发展核心,在深入挖掘非遗内涵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衍生行业的发展。
对各类发展模式的建议
1.菱形发展模式建议:推动集约化发展,优化传承人认定机制
拯救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突出的特点是:客观条件束缚使其不具备产业化发展的条件,且传承情况不好,说明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未形成集约化发展。
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存在专业化不足、粗放式经营等问题,导致市场发展的空间日益萎缩。[6]
以大名草编为例。农村的草编不能及时供给草编制作厂,工作室或作坊没有专门的原料采购人员,“单打独斗”成为制约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要想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就要走规模化、集约式的发展道路。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中可看出,“非遗”的认定以“申请”为主,需要掌握非遗技艺的人申请,这对拯救型非遗项目来说非常困难,因为非遗技艺的拥有者,民间艺人居多,其法规意识淡薄,所以应赋予地方文化主管机构“主动发掘”之职责,让掌握非遗技艺的人能在更好的平台上传播优秀文化。
2.倒三角发展模式建议:政策适度放宽,优化产业结构
倒三角发展模型针对发展型企业,发展型企业的突出特点就是现阶段不具备产业化发展条件,但传承情况良好。在这种情况下,一味要求其进行产业化反而会适得其反。
政府应放宽政策,给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鼓励企业探索产品定位和市场;还应适当调整资金结构,将资金活用,鼓励企业自身探索有效的发展途径,并对好的发展途径给予支持和奖励。
一个成熟的产业,应有完善成熟的产业链结构,从研发、生产、营销、售后都有成熟的产业运作。发展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但不能一味追求商品化的发展模式,市场上的高端收藏品、中高端商务礼品、中低端旅游纪念品应该有合理的比例。
3.星月型发展模式建议:加强行业管理,完善产业链条
对当前有产业化基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产业化是走向更好的传承与保护的方式。在产业化道路中必须面对竞争,而良性竞争有利于发展。经调研发现,行业内模仿、抄袭、以次充好、假冒非遗产品、低价恶性竞争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行业秩序混乱。
解决行业秩序混乱,必须成立行业协会,制定明确的行业准则,建立奖惩制度;同时,协会的性质必须明确,避免权责不清的问题。
星月型发展模式针对腾飞型的非遗产业,腾飞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值企业生命周期的壮年期和稳定期,在此阶段,技术创新显得至关重要。
内画艺术产业化运作,让艺术品也成为一种商品,但是如果仅仅将其当作商品,那么其艺术性就难以保障。坚持不懈的内画理论创新,也成为习三内画艺术品公司成为行业领头羊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要保障腾飞型非物质文化遗产长足发展,就要根据地域文化的发展不断推进理念、技术、形式的创新,使得非遗成为地域文化进步的象征。
4. 扩展型发展模式建议:依托地域资源,打造“非遗”产业集群
单翼型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处于“瓶颈”期。例如,丰宁满族剪纸有较为久远的历史,如今不再是生活必需品,而外部市场又难以进入。所以,应依托当地的地域特色,形成封闭式的销售环境,建立一个完整的闭环生态链,打造特色旅游示范区。
从品牌营销角度讲,借助新媒体、与旅游资源相结合的方式,将有助于品牌影响力的提高。例如,冀派内画传承人王自勇提出的建立衡水内画主题公园对扩展型模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是值得借鉴的。
当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会形成相关的产业集群和区域品牌。现阶段,丰宁满族剪纸并未形成这种产业集群。在此过程中,政府应主动协调各方的利益,加强引导和托底支撑。所以,应大力推进衍生品市场开发,如服装、建筑、文化旅游、休闲娱乐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结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关乎我国传统文化的兴亡,应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既要摆脱因循守旧、不懂创新的保守思想,又要摆脱急功近利、利润至上的激进思想。
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的地域特色,要求政府全面落实扶植政策,同时积极完成角色转变,由领导者向支持者转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当放宽政策约束。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应承担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完善传承体系,主动吸纳更多的优秀人才。
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应判断自身属于哪种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模式。
参考文献
[1]马莹.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保护——以衡水冀派内画产业为例[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2]门泽琪.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剪纸艺术传承与保护[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3]李飞.丰宁民间剪纸中的满族文化和艺术形态[D].苏州: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4]王会战.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模式创新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4(5):59-64.
[5]佟玉权,赵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产业化途径及评价体系[J].学术交流,2011(11):187-191.
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篇7
1. 1 日本
法律保护方面。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1950 年,日本政府就颁布了 《文化财保护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地位。以这部法律为核心,日本各县、市、町、村也相继建立了 “指定无形文化财的技艺保持者及保持团体的认定基准”法案［1］,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完善不仅对日本国内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还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样板。
传承人保护。1954 年之后,日本制定了 “人间国宝”制度,政府每年在全国不定期地选拔认定 “人间国宝”,被认定的 “人间国宝” 不但每年可以得到政府的经济资助,用于磨炼技艺和培养传承人,还可获得相当高的社会地位。
展示和利用。表现在: 一方面,政府充分利用各地的博物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展示与保存。比如日本对本国绞染工艺的保护,既有国立和地方政府的博物馆还有民间博物馆,对传统的绞染技艺、绞染织物、绞缝工具等各方面进行展示与保存,另外,各地还在民间开办一些绞染工艺体验教室和学习课程,邀请大师亲自授课和展示。另一方面,日本文省部有明确规定,日本的政府官员要以能剧、歌舞伎、狂言等传统艺术招待外宾［2］,为日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世界搭建舞台。
1. 2 韩国
法律保护方面。韩国自20 世纪60 年代起就着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受日本影响,韩国于1962 年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并且沿用至今,对文化财的划分、认定和保护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机制保障。韩国政府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高责任人是国家总统,并设置文化观光部具体负责文化财的认定、保护和管理等工作,见下表。
展示和利用。韩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采用商业化的模式,利用传统的民俗村、民俗节和祭祀活动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使 “非遗”转化为巨大的文化产业,促进旅游业进而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反过来,观光旅游的发展又能通过市场的力量有效地推动 “非遗”的保护与创新,同时唤起民众自觉保护 “非遗”的意识［4］。
1. 3 法国
机制保障。法国文化部下设文化遗产局,专门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和管理。法国在非遗保护中非常值得借鉴的一点是政府下放权力,法国政府通过签署国家与协会契约宪章,给予非政府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中适当的参与权［5］。
资金投入。在经费保障方面,政府可谓 “面面俱到”,对文化遗产保护投资的数额逐年递增。一方面,采取国家财政拨款的方式,如设立文化信贷,政府提供贷款资助,还鼓励银行和财政机构投资。另一方面,采取个人和企业的赞助方式,如设立全国性的文化资助委员会,成立文化遗产基金会等,从社会筹集资金,得到广泛支持。
设立文化遗产日。法国将每年九月的第三个周末定为“文化遗产日”,所有公立博物馆免门票,私立博物馆门票半价,鼓励民众更加关注国家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
2 对我国政府纺织类 “非遗” 保护的启示
2. 1 建立政府主导的管理机制,并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
各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由政府主导,建立健全行政管理机构和保护体制,政府承担大部分责任,同时,地方政府予以积极配合,形成自上而下的完善体制。另外,法国的成功经验还表明,应当在政府的引导下,将一部分权力交给民间组织,鼓励和引导它们积极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经营和监督中。
2. 2 构建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
完善的法律法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坚实的保障,也是各项保护工作得以贯彻落实的基础,因此,无论是日本、韩国、法国、意大利还是英国、德国、芬兰等国家,都具备非常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都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和指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2. 3 重视对 “传承人” 的认定和保护
对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制定和完善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制度。尽管各国的具体措施不同,但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制定严格的传承人认定制度; 二是对传承人提供一定的经费补贴; 三是赋予传承人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利。
2. 4 对非遗进行充分的展示和合理的利用
主要通过三种途径: 一是设立 “文化遗产日”或 “文化遗产周”; 二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公演、体验创造条件,如定期免费开放博物馆,举办民俗活动,创办免费的体验课堂等; 三是采用商业化模式,利用非遗大力推进旅游业发展,反过来通过观光旅游又促使非遗得到很好地保护和发扬。
2. 5 加大资金投入
各个国家都在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资金投入,通过各种途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给予资金支持或补贴。主要的资金投入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国家财政拨款,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直接提供经济资助、贷款、投资; 另一类是社会资助,包括公司、基金会和个人的商业性赞助和公益性捐助。
3 我国政府提高纺织类非遗保护的对策建议
3. 1 明确各级政府职能,健全组织结构
将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落到实处,首先必须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各级地方政府之间都需要明确责任划分,才能避免产生权力相争或互相推诿的情况。健全组织结构,就是在明确各组织机构职能的情况下,建立自上而下的体制机构,充分发挥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管理、决策、执行的作用。
3. 2 建立公平有效的监督机制
政策实施的好坏离不开公平有效的监督,建立合理的监督机制,就是建立独立于相关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不受行政力量干预的监督机构,对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认定、管理、解除等各项工作进行有效地监督,确保各项政策得到贯彻、各项资金得到落实。
3. 3 完善法律法规
法律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坚实的保障,完善法律法规,一方面,要求国家从整体层面对法律体系进行完善和修正,细化相关法律条文,做到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另一方面,由于各省各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因此要求地方政府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保护条例,推动地方保护工作扎实有效地进行。
3. 4 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
主要从三方面着手: 一是充分发挥民间保护组织的积极作用,比如组织文化艺术活动,对传统技艺进行展示和公演等,但前提是政府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以规范民间组织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二是调动个人、企业和基金会的力量,为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筹集社会资金; 三是通过举办 “文化遗产日”等各种活动、制作专题片、设立专门网站等宣传方式,在普通大众中形成保护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民共识,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
3. 5 加强对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
一是要完善对国家级名录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 二是对给予认定的传承人要提供必要的经济资助,既包括固定金额的生活补贴,还应包括传承人用于磨炼技艺、展示、公演的费用。同时,政府专门的机构应对资金的使用情况做好记录和监督,确保每一笔资金都得到规范使用; 三是制定相关政策,对传承人的责任和义务予以明确规定,传承人有义务将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并承担一定的展示、公演的社会责任。
3. 6 融入学校教育,培养专门人才
传承是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环节,应当打破父传子、师传徒的单一方式,将民族文化、传统技艺融入学校教育,开辟纺织非遗传承的新途径。如在中小学开设文化传统课,从小培养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责任感,在高职院校开设相关专业课程,着重培养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传承的专门型人才,使纺织非遗的保护具有科学性和可持续性。
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对我国的借鉴和启示还有很多,但是,在借鉴他国的保护经验过程中,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从我国国情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参考文献
[1]林和生.日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06-01.
[2]周志勇.论政府主导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D].湖南: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7.
[3]于嘉.借风行驶自家船——从日本、韩国保护“非遗”谈起[J].中外文化交流,2009(3).
[4]汪鹏.韩国:商业与旅游结合[J].报林,2009(4):56-57.
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篇8
撒拉族是青海世居的少数民族之一, 是我国人口较少的一个民族, 现有人口约11万人 (2005年) 。集中分布在黄河谷地, 主要居住在青海省的东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作为民族文化中典型的地域性民族音乐, 撒拉族民间音乐同世界上任何一种民族音乐一样充满着魅力, 具有青藏高原上独特而又多彩的民族风格和厚重的地域文化特色, 是多民族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共生共荣的结晶, 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深深地植根于撒拉族人民的劳动生活之中, 是撒拉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依托。撒拉族有自己的语言, 但没自己的文字。正因为如此历代的典籍中缺少对该民族早期的历史记载, 因此灿烂的撒拉族历史和文化没有相关的记载, 只有通过代代口传的民间音乐来了解这个民族及他们的信仰。又由于撒拉族是个迁徙民族这一特殊性, 加之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 足以说明撒拉族地区音乐的特殊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贵性。尤其是撒拉族特有的婚俗便是撒拉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并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的文化形态, 它包含了历史、社会、宗教、道德、民俗、文学、音乐等各类非物质文化形态, 保存着先民的宗教仪式, 成为该民族的“活化石”, 折射出一个民族的迁徙的历史演变、文化传承、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结构等, 是青海撒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宝库。大家都知道从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都记录着人类的移民行为, 这些行为的导致是由于饥荒、战争、天灾等因素制成, 使得不同的族群混聚居在一起, 或者是不同群体的接触更为频繁, 族群与其他各种组织和群体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复杂的、多元的文化。在这种复杂而多元的格局下, 有些弱势群体族类的文化也日将被“同化”。撒拉族民间传统音乐是撒拉族人民生活生产劳动中创造的, 但更重要的是它从属于民俗, 是群体意愿的民俗凝聚中再度浓缩而成的。作为撒拉族独特的民间音乐文化, 它承载着撒拉族这一民族的历史文化符号和一个民族集体记忆。文化是维持族群边界的基础, 原文化的因素对边界维持的符号作用是重要的, 符号的维持也导致集体的活动以及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增加。这种群体认同的符号之所以受到重视, 是因为其代表了集体的认同。因此长期保存表现文化的结构和形式对群体的成员的认同极为重要, 也成为族群区分的因素。一个民族若失去了自身的传统文化就失去了与其他族群区别的特征, 这个民族也就名存实亡了。在研究中发现, 撒拉族民族音乐的发展与演变, 与族群所处的独特的生存环境以及人口迁移、经济开发、民族融合等历史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 撒拉族民族音乐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现今国内对青海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是随着我国政府启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活动之后, 才开始有许多的国内学者从历史、文学等角度进行研究并发表和出版了较多的有关撒拉族的历史、社会、自然、科学、宗教、道德、风俗、文化的论着,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美学价值和欣赏价值,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促进撒拉族的文化历史研究, 功不可没。从国内研究对撒拉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情况看, 大多学者研究主要偏重于语言、文学、意识观念和民间风俗习惯等, 而本文将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理清思路并提出音乐类遗产的保护措施。
二、青海撒拉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
文明成果的遗失其原因是在人类不了解文明是会不断变革、进步的情况下, 在人类尚未建立起文化遗产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的。又因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 原有的自身民族音乐文化传统在迅速的消解, 它的生命在这场博弈中显得战战兢兢, 脆弱无力, 奄奄一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 使得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环境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一些传统习俗发生改变, 许多文化记忆渐趋淡化, 一些文化艺术种类在人们的漠视中面临消亡的危险。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主任田青说:“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 它在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进程进行一场艰巨的抗争。在中国, 每分钟都可能有一位老艺人、一门手艺或一首民歌消失, 每秒钟都可能会有一幢老房子被拆掉。因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与时间赛跑”。各国遗产的保护已不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全世界性的问题。尤其是国内外的民族音乐学家们长年致力于此, 希望从中找出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的音乐规律性以寻求其文化价值, 是民族民间音乐、民俗、历史、民族、宗教等多学科研究的珍贵无形文化遗产。随着信息化与电子现代化时代的到来, 优势文化迅速蔓延, 侵蚀了边缘文化, 使得原有的民族音乐文化传统在迅速的消解。年青的撒拉族民众乐于接受现代化的产品, 例如服饰绝大多数年轻人喜欢的是现代服饰, 很少着撒拉族服饰了, 甚至在撒拉族地区很难找到完整的成套撒拉族服饰, 就连撒拉族建筑也大多改为修建砖石二三层小楼。改革开放后, 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而文化体制的改革却迟迟迈不开步子, 原有的意识形态未能与经济改革相同步, 出现了发展不平衡。全国上上下下一门心思的向“钱”看。一些地方的公共文化服务为所谓的经济建设让路, 出现了图书馆、文化馆、群艺馆及一些文艺单位被该做他用。一些掌握绝活的艺人年龄趋于老化, 而年轻人追求时尚, 纷纷涌入城市导致了传统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后继乏人, 一些依靠口传心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通俗音乐在乡村流行成为一种时尚的标志, 成为年轻人互比时髦的条件。这些古老的民间艺术已很难吸引年轻人来学习, 所以, 如果这些老艺人相继辞世, 他们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面临人亡歌息的命运。如撒拉族《哭嫁歌》现在能用古老的撒拉语把《哭嫁歌》完正唱完的已无法寻找。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实体性文化形态, 因它没有固定的物质寄生体, 所以在传承方面格外困难, 即使凝结在物体上的遗产, 但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口传心授地传中, 不仅仅是技艺的传承而是从艺术的构思和民族内在的审美角度来传承, 是人们难以看到并难以触摸到的, 是局内人的共有的一种文化习惯和审美观, 这便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的保护的难点。撒拉族传统音乐, 便是没有实体性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却是凝结在人的身上。所以传承人的缺乏造成了“活态”保护的困难。近年来循化县大规模开发当地旅游产业, 在民族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中过程中, 起到了一些积极地推进作用。但由于片面强调市场效益与经济利润, 许多地方为了迎合旅游者的口味, 也出现“伪民俗”的现象。在保护与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和概念的误区, 缺乏科学管理, 并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向外流失的现象。许多撒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进行科学地考证与统计, 缺乏规划、片面注重市场运作、任意包装、掠夺性开发、干涉性开发等[1]。再由于循化处于青海东部, 地偏人穷, 生产力落后, 使得撒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面临着资金与经济上的压力。尽管政府已设立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 各地也开始启动专项资金的申请工作。但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工程, 根本说上,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是保护掌握着这种文化技术的艺人, 培养传承人显然是一个文化持续的过程。施拉姆说:“传播一词和社区一词有共同的词根, 这并非偶然。没有传播, 就不会有社区;没有社区, 也不会有传播。”[2]当我们将传播理解成一定社区内部或各社区之间人的行为时, 传播活动的主体就是人, 传播行为是人的一种社会行为。传播方式的本质即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因此为不使撒拉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人亡歌息的命运, 我们认为在保护的重要方面是利用高等院校的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 大力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三、青海撒拉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策
传承与保护撒拉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有五方面措施:一是从政府方面的扶持与保护。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提出在保护工作上需要政府行政手段来实施并且给予正确的引导和宣传。目前, 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通过领会国际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 在循化县也开展了相应的保护工作。体现了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 当然, 要有效保护撒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仅仅依靠政府的主导作用是不够的, 还需要社会民众共同的参与。二是民间方面的传承与保护。首先对公民进行有关方面的教育, 从思想上树立理性的保护与传承观念, 提高社会民众对本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参与度, 提高当地撒拉族青年人对本土文化的传承意识和保护意识。此外, 非物质文化遗的保护还是应当以政府力量为主导, 以社会民间力量为重要补充力量大力宣传,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一项公共性的工程来对待[3]。民间力量与政府行为相比, 更具有自觉性与主动性, 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极其有力的。三是学术方面的传承与发展。任何一种艺术都有它存在着的合理性、强有力的背景支持, 以及深厚的文化意蕴。撒拉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撒拉族在历史的创造发展中延续下来的文明成果, 要了解这个民族及其民族文化, 只有通过代代口传的传统音乐来了解, 所以撒拉族音乐便成为了撒拉族的一种隐形文字, 记录着这个民族的历史演变、文化传承和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结构等, 因此从学术上研究撒拉族传统音乐就是在传承和保护撒拉族传统的民族文化。作为民族文化中典型的区域性民族, 撒拉族的音乐文化同世界上任何一种民族音乐文化一样充满着魅力, 并具有青藏高原上独特而又多彩的民族风格和厚重的地域文化特色, 是撒拉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音乐文化遗产。运用现代学理技术, 把撒拉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态的文化形式完全记载下来, 并用艺术人类学的方法诠释这些文化形态, 来进行有效的保护。四是为撒拉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立有效的法律保障。由于扩大城市经济的发展, 曾经的县级地区因拓展纳入市级规划, 过去的农村土地被大面积占用和改造, 使得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也使各民族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环境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一些传统习俗发生改变, 许多文化记忆渐趋淡化, 一些文化艺术种类在人们的漠视中面临消亡的危险。因此对于撒拉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及保护法律机制急需完善, 要建立一套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来确保这场巨大的颠覆中奄奄一息文化遗产。五是地方高校开设介绍本地民族民间音乐的课程。前面提到撒拉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凝结在人的身上。所以第五项措施是重中之重。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积极发挥高等院校的作用, 依托高等教育的科研和培养人才方面的优势, 大力培养专门人才。地方性髙校是区域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平台, 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播具有很大的优势。因此将区域特色音乐文化艺术引入到高校艺术教育的学科体制, 建立一套相对完善规范的区域特色文化艺术的学科体系, 完整的民族特色课程系统, 优化民族地区地方性音乐专业的课程体系结构, 充分突出民族地区地方性高校音乐专业特色, 也是当下教育部门应当继续考虑的问题[4]。培养大批能从事区域文化艺术工作和实践的高素质人才, 为当地社会文化、教育、经济等事业服务, 同时又使我国各区域宝贵的文化资源和遗产得以抢救和保护, 进而发扬光大, 使其真正成为一种特色文化艺术, 是地方高校责无旁贷的使命。同时也有利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播和发掘, 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和音乐文化建设服务。
四、结语
传承和保护是为了进一步发展, 发展必将带来传承的繁荣和保护的巩固, 发展必须以保护和传承为基础。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和发展创新思路在于“活态”传承;同时展开对音乐以“博物馆”式的收集整理。撒拉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撒拉族人民集体智慧创作的结晶, 是极具民族特色的一种文学样式, 寓含了撒拉族人民厚重的传统文化, 这种文化在今天依然散发出令人诱人的魅力, 对撒拉族之全面剖析为研究其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也有利于更进一步认识撒拉族的内涵性特征。同时也是为进一步研究青海撒拉族传统音乐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学理依据。
参考文献
[1]李真《湘西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与对策》[J]凯里学院学报2008.5
[2]陈亮译.施拉姆《传播学概论》[M]新华出版社.1984
[3]乔晓光《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公共性》[J]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2007.2
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篇9
关键词：江西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 困境 对策
2007年以来，江西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体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多数传承人年龄偏大，个别非遗项目面临“人逝艺亡”的困境。其中，尤以音乐类非遗项目和傳承人为甚。深入研究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认清产生问题的原因，推动各部门齐心协力，提高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工作的成效，是文化界、教育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工作面临的困境
据笔者调查，截至2014年12月，江西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70项（含扩展项目），其中音乐类（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非遗项目34项;省级非遗项目488项，其中音乐类非遗项目192项。另外，江西还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性传承人34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性传承人314名。从表面上看，江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数量可观，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容乐观，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表现在：
1.传承人年龄较大，后继者青黄不接
非遗项目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传承方式，这就注定其传承不能顺利进行。据了解，江西原有36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如今只剩下34名，流失的两位是婺源傩舞传承人胡振坤和瑞昌竹编传承人宋增礼。在现有的34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中，22名传承人已年过六旬。其中，号称“歌师”的兴国山歌传承人徐盛久已年近九旬，仍然活跃在表演一线。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在314名省级非遗传承人中，已故17名。尽管在世传承人年龄偏大，但后继者却是青黄不接。如莲花茶灯舞是省级非遗项目，传承人漆石生已经63岁，而该项目的下一代传承人仍无着落。如果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在培养后继人才方面进展缓慢，将会产生断代现象。
2.传承方式单调陈旧，多数学徒有名无实
音乐类非遗项目的传承，不管是学歌、学舞、学戏，还是学乐器，都要通过长期的训练和舞台表演的检验。这就要求师徒们在传与学上花费相当大的精力，且学徒们要具备扎实的文艺功底。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国家级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掌握并承续某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在一定区域或领域内被公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第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按照规定，传承人要采取收徒、办学等方式，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国家级，还是省级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通过办学方式的传承几乎无实例。一些艺术造诣深、名气大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采取古老的师徒传承方式，能够带到真心学艺且文艺底子扎实的学徒。但是，有些传承人，特别是省级音乐类非遗项目的传承人，没有资金补助和市场效益，时间和精力都不能保证，师徒关系大多仅流于形式、有名无实，更无法保证学徒质量。
3.年轻人无心学艺，非遗传承前景堪忧
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江西经济结构、城乡结构、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在文化方面，受现代文化多元化冲击，传统文化逐渐失去了对年轻人的吸引力，音乐类非遗项目濒临传承无人、技艺失传的危机。据了解，赣南采茶戏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由于观众少、市场不景气，许多县剧团撤销或改为歌舞团。同样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婺源徽剧团，好不容易培养出一批年轻演员，但面对收入低的现实，很多演员都转行了。国家级非遗项目尚且如此，省级非遗项目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据笔者了解，莲花茶灯舞动作轻盈多姿，茶歌优美动听，茶灯制作精良，服装色彩鲜艳，富有浓厚的赣西特色。但是，很多年轻人对此并不感兴趣，也没有人主动学舞。缺少年轻人参与的音乐类非遗项目，最终将消失在文化历史舞台上。
二、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工作问题产生的原因
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工作出现种种问题，有政府投入不足的原因，也有相关部门履职缺位的原因。据笔者调查分析，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经费投入不足
江西是中部经济欠发达省份，底子薄、财力紧，对音乐类非遗项目的传承和保护，普遍存在重申报、轻保护，重使用、轻投入，重短期效益、轻机制建设等问题。如有的地方把申报音乐类非遗项目当成可有可无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有的地方甚至把非遗项目当成向上级部门讨要经费的“摇钱树”，导致申报工作与传承保护工作形成较大反差。据了解，省财政每年拿出400万元用于非遗项目的保护，但市、县一级财政几乎没有配套资金。
在传承人传承活动及生活补助方面，2012年，江西有21人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财政补助，每人获得财政补助1万元。这些经费对于数量众多的音乐类非遗项目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特别是对于省级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来说，获得财政补助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2.传承方式争论不休
对非遗项目的传承方式，各方争论不休，至今仍无定论。有人认为音乐类非遗项目必须坚守身口相传的传承方式，也有人认为可以在传承的基础上适当发展。笔者以为，国家规定采取收徒、办学方式培养非遗项目传承人，其实就为“继承派”和“发展派”提供了不同的传承思路。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一味强调固守传统的传承方式，把包括高校等在内的社会资源排除在保护传承工作之外，试问非遗保护工作能够走多远？回顾中国音乐发展史，如果不是刘天华把二胡引进高校课堂，二胡能有今天的地位吗？如果不是创办了一批黄梅戏校和剧团，黄梅戏能有今天的发展吗？类似的例子不可胜数，所以“继承派”和“发展派”的争论可以休矣。诚如樊祖荫教授所言：“学校应在传承民族语言、传承民间艺术和培养专业人才三个方面发挥不可或缺和替代的重要作用。”只要有益于音乐类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各地高师院校就应大胆尝试。
3.有关部门履职缺位
按照规定，国家级和省级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必须制定项目传承计划、具体目标任务，报文化行政部门备案，定期提交项目传承情况报告。文化行政部门要监督、指导传承人的传承工作，对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传承义务，或者传承人丧失传承能力的，经核实后报上级文化行政部门批准，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可实际上，这些规定并没有落到实处。
这些年来，除了传承人自然死亡外，各地并没有取消国家级和省级传承人资格的例子。据笔者调查，除了九江学院、省职业艺术学院、井冈山大学等少数高师院校在保护、传承非遗项目方面做了有益尝试之外，江西绝大多数高师院校都忽视了这一方面的工作，更不用说培养下一代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了。
三、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工作的对策
音乐类非遗项目涵盖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四个门类，数量多，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做好音乐类非遗项目的传承工作，对于引领、发展江西非遗项目保护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坚持依法传承
把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工作纳入法制轨道，是依法治国方略在非遗保护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据笔者了解，《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正在研议、制定中，该条例出台后，各地、各部门应对照相应的法规落实职责，严格依法申报、依法保护、依法传承。特别是在拟定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保护规划，以及经费分配等方面，应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力求公开公正，依法透明。
2.加强经费保障
省、市财政应加大经费投入力度，按照《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逐年增加国家级、省级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经费支出。当务之急，首先是把国家级、省级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保护经费纳入省、市财政专项预算，积极为传承人提供养老和生活补贴，保持传承人传承、保护经费来源穩定;其次，积极建立社会资金投入机制，通过旅游收费分成、社会资金赞助等，拓宽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保护经费的来源渠道;再次，邀请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参加大型活动表演、走进高校开设讲座等，以提高传承人的劳动报酬，增强他们表演和传承的积极性。
3.完善保护机制
首先，完善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建立、落实非遗保护情况会商机制，对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保护工作中的重大事项，职能部门应密切沟通、协调解决;其次，建立落实国家级、省级音乐类非遗项目保护和传承人资助办法，完善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工作监督、考核制度，强化日常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估工作;最后，对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濒危音乐类非遗代表作灭失的，应当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4.创新传承模式
积极总结推广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项目传承基地等行之有效的经验，对国家级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工作，按照“一项一策”“一事一案”的原则，逐一制定落实传承人培养方案。如对传统戏剧类（赣局、赣南采茶戏等），应依托省、市业务剧团进行规范化训练和定位性培养，使青年演员真正成为传承者;对传统音乐类（兴国山歌、九江山歌等）、民间曲艺类（南丰跳傩、婺源傩舞等），以及萍乡春锣、武宁打鼓歌等的传承人进行培养，可以考虑采取高师院校定向招生、地方政府定向分配的“订单”培养模式，尽快提高传承人的整体文化素养。此外，可以参照呼伦贝尔学院音乐系聘请宝音德力格尔进课堂传授蒙古族长调的做法，把一些艺术成就卓越的国家级音乐类非遗项目传承人，作为“活性”资源引进江西高师课堂，以身口相传的方式进行授课，把他们的唱、奏、舞的专长传授给学生，使音乐类非遗项目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参考文献：
[1]樊祖荫.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若干问题的思考[J].音乐研究，2006，（1）.
[2]张天彤.高师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传承——关于高师民族音乐教学的现状调查与对策[J].中国音乐学，2004，（1）.
※本文系江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YG2013019。
技能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篇1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类,旅游开发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的被社会重视和关注起来。2003年10月联合国科教遗产公约第32届大会通过《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颁布实施这些文件则标志着全世界掀起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在此之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 而如何更有效的保护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新的研究课题。
1 旅游开发现状
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国务院于2006年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共有518项, 其中包含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共计89项, 占总数的16.7%, 数量比较丰富。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已经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和重视。烟台市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 通过统计调研, 烟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包含10大类74项, 其中传统手工艺类19项, 占26.0%, 远远高于其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
烟台地区众多的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蓬莱小面的制作、灰豆腐制作, 黄先大糖、烟台抽纱等制作技艺的传承和发展都比较不错, 由此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但是莱州草编、毛笔制作、长岛木帆船等几项手工技艺发展的不尽人意。由于整体意识的提升, 烟台当地的组织以及政府充分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类旅游开发的经济文化战略性以及重要性, 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人们的视线中从模糊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但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制约其发展。
2 旅游开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烟台的许多旅游资源都已经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 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流失或者是变质。相当一部分的消费者保护意识欠缺, 而且还有利益这只巨手在后面推动, 数量庞大的代表当地特色的手工艺品并没有经过严格细心的设计就被匆匆完成, 被当成普通的旅游品售出;另一方面也与当地主管部门的监管开发不科学有关, 各景区如果纷纷效仿, 导致常态性的旅游文化纪念品的制造质量低劣。
2.1 开发力度不够, 缺乏资金投入
一种旅游产品从发现到被开发成熟的过程中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是必须的,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如此。烟台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发掘深度不够, 当地政府在该项工作上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宣传和引导, 但是掌握主要资金流的投资商在该领域涉足未深。由于缺少资金的投入, 致使从基础设施到接待水准都停留在较低的水准上, 使开发进程不理想。
2.2 旅游开发形式单一, 缺乏资源整合
相对于烟台丰富的本土文化, 目前烟台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形式和展示内容过于单一, 对自身拥有的独特优势理解不到位, 使得烟台地区的旅游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比如龙口粉丝传统手工生产技艺, 只是对外宣传了一个产品, 旅游者到当地无法亲身体验到制作粉丝的手艺, 况且龙口粉丝在各地区的超市当中随处可见, 人们不会因为想看看粉丝的生产而出来游玩。因此在这方面还要加大研究力度, 找到可以增加旅游产品吸引力的方法。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周边传统旅游景点缺乏有效整合, 缺乏对客源市场的吸引力, 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2.3 传承机制不健全, 人才匮乏
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较长时间的演化过程并被当地民众赋予了极具地方特点的精神色彩, 它依赖于人类, 与人类的生活是紧密相连的, 在其创作的过程中需要精湛的技术, 这对于继承人是否能够很好的继承提出了很严酷的考验。可是现在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出现了问题, 我国传统观念男重女轻, 所以家族的一些手艺必须传男不传女, 传内不传外;当然也有当代人们生活习惯的因素, 人们只重视能为自己带来经济利益的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忽视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 当老手艺人在陆续的作古后, 很多优秀的手艺就面临着无法继续流传的危险。目前烟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趋于老龄化、且学历、工资偏低, 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基本上处于艰难维持状态, 手艺传承人匮乏, 队伍萎缩、老化。
2.4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对于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 需要我们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但是目前人类的整体素质无法达到理想的高度, 所以制定出明确严格的法律法规是必要的。烟台地区对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不够健全, 到现在出台的法律法规都偏向于保护, 对旅游开发方面不够明确, 这样不利于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2.5 旅游纪念品开发缺乏特色
旅游商品做为景区内一种文化符号, 是消费者日后美好回忆的寄托, 所以在特色商品上的开发销售工作是很重要的。目前, 前来烟台市旅游的消费者在旅游商品方面的消费主要集中在海产品上, 如海鲜、干海产品、珍珠等等, 但是诸如此类的旅游商店在任何一个普通的沿海城市都可以买到, 这样的话就很难突出烟台与其他沿海城市的不同之处。烟台地区的莱州毛笔和草编等手工艺品, 都是极具收藏价值和纪念价值的, 但目前开发较少, 很多旅游者甚至都不知道这些旅游纪念品的存在, 这是烟台旅游商品开发的一项损失。
3 发展策略
3.1 做好开发规划, 创立区域优势品牌
烟台优越的地理位置,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以及丰富的旅游资源, 使烟台市拥有巨大的开发潜力, 重点应与旅游开发模式相结合, 将博物馆、民俗节会、主题公园等有机的整合在一起, 互相依托, 形成强大的旅游生态网, 并在其中找到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亮点, 在景区内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上不能松懈, 同时不断的创新, 建立起该区域完整且生命力顽强的旅游产业链。还应加强与各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利用多项积极有效的方式宣传烟台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证政策上的支持和资金以及人力的注入, 为当地旅游资源开发以及发展提供一个广阔而稳健的平台。
3.2 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 培育专业人才
手工艺类文化遗产其特殊性在于强调传承, 师傅教徒弟, 一代传一代, 所以对于该种遗产的保护不仅是对于遗产本身的保护, 其传承也要保护, 也就是对于手艺的继承人也要进行必要的保护, 并且这是该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应该创造一个经济、环境等条件, 以传承人为核心主体, 打破传统观念, 积极寻找愿意学、有灵气的年轻人学艺, 与各地区的中小学校达成共识, 规定在某一时间举办某项活动, 使学生较早的接触到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培养兴趣, 并且可以在烟台市设立一些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负责把那些手工艺继承人的信息统一登记造册, 建立完整的信息化管理体系, 并且拍摄影像, 之后将影像资料集中管理, 并且组织专人对遗产继承人所取得的成果以及传承方式进行系统科学的总结分析, 加大宣传, 提高声誉度, 同时把对于继承人的保护工作做到位。
3.3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加强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通过科学、公平的评审和认定, 建立烟台市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保护工作提供可靠的、科学的依据。之后应该抓紧评定申报的项目, 对合格的项目传承人做出有效的保护措施。我们要提出明确的、有力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监护方法, 以及尽快完成该方面的立法, 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我市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强有力的保护。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多的种类以及内容, 由于该种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特点 (独特性、地域性、多样性、脆弱性等) , 所以也就决定我们在采取保护措施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多种不同的情况, 因地制宜, 保持其最原始的状态, 不能因其比较脆弱就导致他的消亡。
3.4 充分挖掘特色旅游纪念品
烟台市作为沿海城市, 同其他沿海城市相比并无太多特殊的地方, 所以开发具有自身独特特点的纪念品势在必行。旅游纪念品应该侧重其纪念意义, 所以在确定方案时应该着重考虑旅游经历、体验、信仰;可以使当地的美好记忆在消费者的头脑里依托某件物品得以一直保存。在旅游纪念品的开发的过程中, 一定要对旅游者的消费心理研究透彻, 首先要携带方便, 其次是具有当地的特点, 还要凸显在记忆的独特价值, 最后要饱含文化意蕴。烟台地区有许多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这些因素, 莱州草编和毛笔是有代表性的, 是开发的重中之重。开发出优秀的旅游商品, 不仅可以单纯恰当地创造收入, 对于旅游区的名声远扬的间接价值也是巨大的。
4 结语
通过论文的探究, 发现了烟台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尝试提出了相关的解决对策, 以期促进烟台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但是由于自身能力有限、现实条件的限制等原因, 论文对于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探究还不够深入, 提出的对策也不完全能与实践进行完美的结合, 论文对课题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何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复杂、浩大的理论和实践工程。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因素使传承机制观念落后, 法律机制不健全, 对旅游开发方面不明确, 因此还需要我们世代人的共同努力, 找出有效的保护措施。
参考文献
[1]刘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0.
[2]綦国瑞.烟台历史文化丛书—历史卷?沧海千年[M].济南:泰山出版社, 2007.
[3]牟延林, 谭红, 刘壮.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4]肖增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2006 (05) .
[5]代凌枝.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 2011.
[6]高栓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体验质量研究—以甘南藏戏为例[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 2011.
[7]蔡朝双.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 2010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