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文化(精选12篇)
物质文化 篇1
近年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专注的议题。作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较多的国家, 我国近年来也不断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2011年2月25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 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 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河南省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近几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2010年被省文化厅表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先进集体, 这一荣誉的取得, 笔者认为,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因素:
一、政府支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撑。
近年来, 项城市人民政府对“非遗”工作十分重视, 成立了“非遗”工作领导组, 在项城市文化馆挂牌成立了“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使“非遗”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主要措施有:1、多次召开全市“非遗”工作会议, 学习文件, 提高认识, 布置任务。2、抽调专人对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摸底调查, 搜集整理。3、拨出专款。由于政府重视, 措施得力, 项城市“非遗”工作无论从质量上数量上都取得很大的成果。截止目前, 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1个 (《官会响锣》) ;列入省级“非遗”名录4个 (《回民秧歌》、《汝阳刘毛笔》、《余家杂技》、《项城肘阁》) ;列入周口市级“非遗”名录8个;列入项城市级“非遗”名录41个。事实证明, 近几年来, 项城市人民政府在政策、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都给予很大的支持, 使得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以扎实有序, 科学地展开。
二、注重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老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 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 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我们这一代人, 都有责任把先辈创造的文化精华保护好交给下一辈人, 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精神的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而且国家的发展和强盛, 民族的独立和振兴, 人民的尊严和幸福, 都离不开文化的强大支持。江泽民同志指出:“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剧烈竞争, 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 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 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历史的原因, 大多数处于濒危态势, 若不重视保护传承, 势必消亡。比如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遗”名录的《官会响锣》, 其传承人李文模先生今年已87岁了, 他身怀打锣多种套路, 若再不抢时记录, 其打锣技术就要失传。面对这一状况, 项城市“非遗”保护中心在2010年派专业人员赶赴李文模先生的家乡座谈、录音、录像。现已搜集整理传承人李文模打锣套路45套, 且都有详细文字描述及动作照片。又如, 被列入省级“非遗”名录的《项城肘阁》, 其传承人郭宝玉先生, 他每年都带领《项城肘阁》表演队到全国各地表演, 深受观众青睐, 他把外出表演挣来的收入大部分都用在传承肘阁技艺上。再如被列入省级“非遗”名录的《余家杂技》传承人余帅同志, 他带领的余家杂技团可是国内赫赫有名的杂技团, 每年不仅在国内各地演出, 而且远赴泰国、新加坡、香港、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演出。他把演出挣来的收入拿出一千多万元, 投资建设了一所项城市国际杂技艺术学校, 不收学费, 为传授杂技艺术培养了新人。
三、创新利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途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有许多规矩, 许多民族民间的艺术属独门绝技, 往往是因人而存, 人亡艺绝。再一个就是许多传统技艺由于缺乏市场需求, 没有经济价值而濒临灭绝, 加之现在的年轻人对民族民间艺术没有多少兴趣, “非遗”传承青黄不接。面对目前“非遗”的状况, 笔者认为, 创新利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途径。所谓创新利用, 就是把一些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过挖掘整理, 再结合当代人的审美走向, 赋予新的文化内涵, 以一种既有传统性, 又有现代性的文化产品推向市场, 走市场化之路。中国古代哲人墨子曾经说过:“食必常饱, 然后求美;衣必常暖, 然后求丽;居必常安, 然后求乐”。物质基础是第一位的, 只有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精神文明,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如此。只有将保护与创新利用结合起来, 从而产生经济效应, 才能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现状。比如《官会响锣》, 传统表演形式和传统打法很有特点, 但如果把这些传统的东西完完全全的展示给当代观众就很难接受, 其原因就是与当代人的审美心理有差距, 怎么办?那就只有在传统《官会响锣》的基础上, 在打法、表演形式、服装、道具等方面进行创新。事实证明, 近年来, 创新后的《官会响锣》不仅多次参加国家、省级举办的民间文艺大赛屡获高奖, 而且又多次参加全国各地旅游性演出, 不仅取得了社会效益, 而且也取得了经济效益, 从而使《官会响锣》有了市场价值。这样以来, 使过去对《官会响锣》不喜爱的人有了新的认识, 特别是年轻人逐渐深入地了解并喜欢上《官会响锣》了, 目前, 在项城能打《官会响锣》的表演队就有六、七个, 且都是年轻人, 很有活力和生机。究其原因, 就是创新利用起到了作用。当然, 目前在项城市还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未有得到创新利用, 比如贾岭的麦草画, 王明口的蛋雕等, 这些民间美术类文化遗产, 仍处于举步维艰之状, 其原因就是未能在传统基础上创新利用。根据外地经验, 这些“非遗”项目, 最好能与当地旅游开发结合起来, 比如在每年二月二至三月三的南顿故城庙会上进行展示, 使其成为当地旅游商品, 走市场化之路。这样既可以丰富庙会活动的内涵, 又可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双赢。
总之, 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这些成果的取得与上级文化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分不开。我相信, 在今后的“非遗”保护工作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古老而又神奇的项城大地上一定会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物质文化 篇2
搭建平台,营造氛围,构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石。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散落于民间,民众的热情与参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至关重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举办文化艺术展演是湖口县的传统文化活动。每次举办文化艺术活动,各基层单位都会组织精彩的文艺节目,开展竞赛活动,这充分调动了基层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好戏连台,“绝活”频出,一些散落在民间的老曲艺、老工艺、老制作等因此得以重登舞台。湖口县还对青阳腔、草龙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广泛的宣传,举办一系列知识讲座,发放相关知识手册,让广大基层群众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同时,对保护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做出突出贡献者给予适当物质奖励,筑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石。
推陈出新,增添活力,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的时代气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千百年文化传承和累积的结果,与现代文化有较大反差,这种文化反差正是文化互补和魅力所在。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不能适当加入新时代的文化元素,便无法融入人们的生活中,其文化底蕴就得不到生动展示。为此,湖口县积极探索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新时代文化元素的有效途径。,湖口县和九江学院签订了研究青阳腔戏曲文化的合作协议,成立了青阳腔戏曲艺术中心,在资料发掘、唱腔抢救、戏曲开发利用等方面展开密切合作。同时,创建青阳腔艺术研究实验基地,九江学院定期派学生到基地学习,向艺人学习技艺,与老艺人同台演出,让一批批朝气蓬勃的学生投身到青阳腔戏曲的学习、表演和研究中去,鼓励他们结合时代特点创作新的作品。
非物质文化遗产 篇3
关键词:莲湘;继承发扬;价值;风格
如皋如歌,常来长寿,如皋坐落于长江以北,属于苏北一带。其文化渊源,孕育的名人雅士数不胜数,如安定先生胡老先生,名满九州的词赋大家王观,家喻户晓的戏剧大师李渔,一代名将吕岱,清节自励的封疆大使戴连奎。途经此地的墨客文人也留下了不少佳话。
在这以长寿闻名中外的城市,各类文化相互交融,相互生长,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种类繁多,且都具有非凡的意义。风格最独异的就属如皋“莲湘”了。“莲湘”是如皋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舞,起源于清朝。据说是起源于古时一个名叫“莲湘”的女子。虽只是个传说,无从考证,但其内容却令人不禁唏嘘。美貌的农家女莲湘因为贫穷被卖给了富人家为奴为婢。富人见色起意,强纳莲湘为妾。莲湘受尽了委屈终还是为富人生下一子,但终究还是逃脱不了其悲惨的命运,被赶出府门。若干年后,莲湘的孩子科举及第,却不知其生母流落街头。隆冬季节,莲湘衣衫褴褛,手持一根嵌着铜钱的竹竿,边敲边唱,其声如泣如诉,呼失子之痛,号饥寒之苦,闻者无不泪沾衣襟。后人同情莲湘,便创下这独树一帜的莲湘舞。
莲湘舞属于花鼓舞,其发展前期打为辅,唱为主,可以有戏子“旦”“末”角进行演绎,表演形式多样,也可以在花鼓中演绎,后期发展方向多元,吸收了腰鼓,秧歌,京剧等技巧动作,形成自己的风格,成为了一个风格独特的民族舞,且适应于群体,流传甚广。
莲湘舞的演奏形式是朴素的,不需华服的烘衬,也不需名贵的乐器,它运用的器材是将竹竿去除两头,中间系上铜钱,以彩色丝绸作为舞具,舞者挥动竹签打击地面进行节奏敲击,通过眼、手和脚的节奏配合进行演绎。舞者多以爽棍结合,声势浩大,唱曲声音越大,舞姿越加酣畅,到达一定境界时,闻者见者无不被这气氛感染,更有甚者不由自主地参与其中,虽手中无舞具仍跟紧节奏,进行哼唱。这就是莲湘舞的独特之处,它身为民族舞,不需要过于精湛的舞蹈技巧,也不分男女老少,它亲民却又不落俗套。跟如皋的另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跳马夫相比,它适用广泛,不局限,它大气,不挑人。身为一个吉庆的民族舞,“莲湘”充分体现了如皋和谐的民间风情,活泼却不失大气,亲民却不沾俗粉,简易却内涵深远。身为如皋的子女,无不为此自豪。
岁月悠悠,如皋的子女是不忘历史的。他们继承并发扬了这个优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此同时,古老质朴的莲湘舞也带现代的皋人融入了源远的历史。皋人从中学会释放自己的情感,他们庆祝时随性跳莲湘,跳的是一种乐观豁然的民风民情,不仅娱乐了自己,放松了心情,同时也将对莲湘的继承有了新的认识。这一点上,皋人是积极的,他们在岁月中进步,也在岁月的流淌中见证着莲湘的发展。据记载,如皋县城二次解放后,如皋师范学校的音乐老师杨冰等人在原有莲湘舞的基础上加入了新兴的快板、对打、朗诵、快板等形式,对双棒动作进行了一定的改编,在全校组织了近百人的莲湘队伍,这对当时的如皋城是有撼动的。在这个古老的县城里,对文化的渴求,对艺术的崇拜是不可替代的。每一个皋人都希望看见自己本土的文化得以发展,让世人得以铭记。铭记下这片滋养皋人的乡土。可想而知,当时的莲湘发展是一个飞跃,打莲者手捧双棒,载歌载舞,莲湘在如皋,成为了一个必不可缺的吉庆文化风俗,饮誉大江南北。
如皋莲湘舞名扬四方,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于2007年11月被列入如皋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传名录。它既具有北方的粗狂,又有南方的柔美;既具有丰富的舞蹈语言,又蕴含丰富的民族风俗。表演灵活,易教易学,便于传播。根据80年代的记载,莲湘舞在各类庆祝、游行活动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莲湘舞蹈形式。当时有著名的“土改大莲湘”、“抗美援朝大莲湖”等,莲湘舞,被恰当得融入到时政的宣传,影响可想而知。何谓价值,价值是事物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莲湘舞的价值已不仅仅存在于其深刻的舞蹈内涵及其独树一帜的舞蹈品格,更存在于其承載了皋城的涓涓历史长流,它对当时皋城的时政有了文艺方面的积极推动。推动了当时时政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莲湘舞本身的发展,它的舞蹈语言开始多元化,内涵也更为深远,更具有历史价值。不光承载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素养,又融入了新兴时代的新兴元素。打莲湘的存在是必要的,也是皋城急切需求的,同时也是值得皋城全体人民所铭记的。
历史悠久,文化如涓涓细流,或实为物,或虚及气,都是值得后人用一生去铭记的。不谈承载发扬,起码多了一份对悠远文化的尊敬之意。莲湘,打莲湘,唱莲湘,莲湘的传说,莲湘的诞生,莲湘的发展无不见证着皋城的历史的推进。爱莲湘,敬莲湘,敬这个未被家乡遗忘的文化遗产,敬这个随时代发展与时俱进的独特民族舞。它引领了皋城的文化传扬,诠释了皋城人对非物质文化的重视以及对其别样的情怀。值得深思,同时也值得铭刻于心。
参考文献:
[1]如皋资讯网之百科如皋.
[2]如皋县志.
[3]如皋文化志.
[4]中国民族舞舞蹈集成【江苏卷】.
物质文化 篇4
一、借鉴国外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保护的经验
在国外, 非物质文化保护与开发的两大重要主体是政府及民间组织。其中, 政府是主体, 政府在此项工作中的主要职能是发挥导向、扶持作用, 主要表现为资金和政策两方面的扶持;民间组织主要是负责保护工作的具体实施。例如, 韩国于1962年颁布《文化财保护法》, 1976年通过了《民俗保护法案》, 为本国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人设立专项补贴, 并将其衍生出的活动和产品加以推广, 提高本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在法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由法国的文化部承担, 其下属的历史纪念物基金会、文化艺术遗产委员会等民间组织具体负责实施这项工作。英国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高机构是文化、媒体与运动部, 但英格兰遗产和英格兰皇家历史遗迹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工作。日本政府曾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 每年投入巨资用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英国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 其基本活动方式是招收会员和志愿者、筹募资金、宣传协会宗旨和思想、定期组织会员活动等, 较大的组织还会设立奖金进行相关培训和鼓励个人保护行为, 提供相应咨询服务, 出版自己的书籍和电子期刊等。
二、依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探讨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式
民间组织是传统文化延续所依赖的主体之一, 在开发保护传统文化中作用不可磨灭。与国外的此项保护工作相比, 我国在规模、数量和职能发挥等方面都处于不足的态势, 仅仅在某些特定地域内, 拥有规模小、职能单一的开发与保护协会, 对整个保护工作来说, 可谓杯水车薪。而且我国的民间组织在参与此项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也与国外无法比及, 水平居下。尤其是在当前,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方面, 我国主要强调以行政力量来推动其实施。例如在文章开头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规定, 突出政府部门的保护职能, 并将传统文化保护的主体确定为各级政府及文化行政主管部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规定政府部门的保护职能是: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组织、开展调查, 确定传统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及传承人。
对于传统文化保护的其它形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指出, 鼓励、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传承场所, 用以展示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鼓励、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 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并且开发出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从这个法律的规定可以看出, 与一些国家相比,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模式, 以政府为主, 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自发参与, 政府给予适当的扶持。而这种扶持以何种方式出现, 法规没有明确表述, 这就使得具体落实时, 出现了一定的不确定性。
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 非物质文化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带来较大的经济利益。因此, 我国应采取将非物质文化产业化的政策, 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定位和发展。例如, 可以以旅游开发为背景, 将开发商或经营户纳入到非物质文化保护系统中, 并将其作为保护开发的主体, 与政府、民间组织同等地位。而当前, 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的主体主要是商业组织, 商业组织主要利用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旅游资源开发。具体开发的形式有:展示、传承民族文化资源;游客参与体验民族文化;开发民族文化产品等等。旅游项目的运营模式多采用“公司+农户”的模式, 公司对旅游项目进行整体规划和管理, 接待任务分散给农户执行, 旅游公司和农户按照协议约定分享经营收入。这种形式, 容易出现两种效果:对于有较好市场效益的传统文化遗产, 主体会竭尽全力挤入保护行列;而那些市场效益不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 则不闻不问。这种简单化、利益化的开发, 不仅不利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 反而会使开发主体为追求短期效益而过度开发, 可谓得不偿失。
综上, 保护开发中国的传统非物质文化, 政府、组织及个人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使这项工作开展的更好, 笔者建议应建立以政府与民间组织协作为基础的多重保护主体的联合机制:政府为主体, 商业组织、社区为协作组织, 多渠道、多途径并举。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国外, 非物质文化保护与开发的两大重要主体是政府及民间组织。与国外的此项保护工作相比, 我国在规模、数量和职能发挥等方面都处于不足的态势。因此, 借鉴国外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保护的经验, 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大有裨益。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合作是成功保护与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证。本文通过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指出中国应建立以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为基础的多重主体合作机制, 并将其衍生出的活动和产品加以推广, 提高本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能更好地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和保护。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开发,保护,主体
参考文献
[1]吴育标.陈方正.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辩证关系及保护主体的选择[J].贵族民族研究, 2009 (6) .
[2]党红星.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经营模式探析[J].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2) .
佛教的物质文化之佛塔 篇5
中国古代宗教建筑,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景教、摩尼教等建筑。佛教相传由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五世纪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王子悉达多所创立,西汉后期经由西域传入我国。从此,我国出现了新的建筑类型——佛教寺院、塔和石窟寺。印度的建筑艺术开始为中国建筑所吸取,使中国建筑文化同外来建筑文化得到了交流和融合。中国最早的佛寺建筑是在官府建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在魏晋时期,有许多佛寺是由皇亲和官员们以官府宅第改建的。所以,中国古代的寺庙建筑艺术与统治阶级的官府、宅第、宫殿建筑艺术,在形式上并无多大的区别。
古塔,作为宗教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佛教建筑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现在全国各地保存下来的古塔有三千余座,其中绝大多数是佛教建筑,如河南登封少林寺塔林,是少林寺历代主持僧圆寂后,僧徒们根据他们的佛学造诣和佛门地位而建的墓塔。塔作为宗教见者,随佛教传入中国,早期的塔都是木塔,如中国的第一座塔洛阳白马寺塔,如有中国古代摩天楼称的洛阳永宁寺塔,还有在山西应县,以挺拔的身躯、端庄的造型和悠久的历史被国内外建筑学界称之为建筑瑰宝,又被人们称之为“天下第一塔”的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俗称应县木塔。我国的塔,早期受印度犍陀罗的影响较大,后来在长期的实践中发展了自己的姓氏,在类型上大致可分为楼阁式塔,密檐式塔,单层塔,喇嘛塔和金刚宝塔几种。
一、佛塔的起源
佛塔产生和发展与古印度佛教和佛塔有着密切的联系,古印度的佛教传承是佛塔的发展和演变的基础。在2500年前的古印度西北部,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迦毗罗城,佛祖释迦摩尼在此诞生。相传他降生在一棵葱茏茂盛的大娑罗树下。由于对于奴隶制的深思,他毅然离开皇室,进行了长达六年的苦行,最终经过总结修行的经验,重新调整思维方法,深究宇宙间一切现象的规律和人生解脱之道,终于在印度菩提迦耶城一棵菩提树下悟道成佛。由此,佛教诞生。
公元前485年,佛祖释迦摩尼在拘尸那迦城附近希拉尼耶伐底河边的娑罗树林中的两棵娑罗树中间圆寂升入涅槃境界。佛陀死后,以火葬为主,已火焚之,取舍利子。舍利被看做是佛教徒修行正果的象征,在佛教徒看来,佛陀的遗骨是神圣的,是佛陀身体精华留在人间的象征。在释迦摩尼死后,其遗体火化后变成各色晶莹的珠子,击之不碎,八国国王分取舍利,建塔供养。八国国王分别取得其舍利后,在佛祖释迦摩尼一生中有纪念意义的八个地方:诞生、悟道成佛、初转法轮、降幅外道、从忉利天宫返回人间、平息佛教徒内部争论、测算寿数、涅槃等处建造八大灵塔,这就是最早建成具有纪念意义的佛塔。还有一种说法是释迦摩尼以肉身喂饿虎,使母虎复活而哺育7只出生的虎崽,小王子自己则留下一推白骨,即舍利。
舍利是构建佛塔的前提和核心,也是佛塔意义之所在。但是随着佛塔建造的普遍,舍利的稀缺性使得建塔很难找到佛陀真身舍利,于是佛教徒就用佛陀遗物或象征物来建塔,从而出现了“箭塔”“发塔”“牙塔”“齿塔”“骨塔”“衣塔”“钵塔”“瓶塔”“爪塔”等等,品种十分丰富,凡是能引起对佛陀思念的物品,均可用来建塔。在佛教思想中,拜见佛陀舍利就如同拜见了佛陀真身,可见佛陀舍利在佛教徒心目中是何等的珍贵。这无比珍贵的佛陀舍利只有佛塔这种庄严神圣的佛教建筑才有资格来珍藏。为此佛教有见塔如见佛,拜塔如拜佛的信仰理念。这也是信仰佛教的国家和地区建造成千上万座佛塔的思想基础。
古印度佛塔的原型适合半球形的坟墓建筑,顶上正中立一根串有许多圆盘的“刹”,以示装饰,后此建筑形式逐渐发展,成为由基台、覆钵、平台、柱杆和华盖五部分组成的佛塔。基台象征着大地,半球形的覆钵表示苍天,竖立的柱杆表示世界无形的轴线,天地万物围绕着中心轴被组织了起来,华盖是各种世界和统治着上天的诸神的象征,平台中的遗物是佛陀的现世显观,整个佛塔又是印度佛教一种宇宙观的象征。这种墓型塔呈现为死到新生的辩证关系。它不是承接着死亡,而是承接着佛的象征、宇宙的象征。
在阿育王时期,印度佛塔大规模进行建设,形式也更加丰富,此时,印度佛塔传入我国。
二、中国佛塔的发展
约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佛塔也在中国大地上安家,不管是佛教还是佛塔都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两汉时期,印度佛屠就直接嫁接到中国的佛塔上,而成楼阁式塔。到南北朝时期,佛塔开始全面走向中国化。中国佛塔,种类繁多,姿态万千,从建筑形式看,平面分类有:四方塔、六角塔、八角塔、十二角塔等;从层级上分:单层塔、三层塔、五层塔、七层塔、九层塔等;从建筑材料看,有木塔、石塔、金塔、银塔、铜塔、象牙塔、琉璃塔等等;从建筑形态看,有楼阁式塔、亭格式塔、密檐式塔等等。后来,连塔的功能也进行了分化,不仅仅在佛教意义上存在,在世俗功能上也进行了大量的发展,如瞭望塔、灯塔、风水塔等。但不管怎么样,塔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不变的,包括地宫、塔基、塔身、塔刹四个部分。
地宫,是汉塔独有的创造,这与中国人的墓葬传统有关。汉文化对此世肉身的死亡讲究入土墓葬,佛塔本身就涉及一个肉身死亡的问题,因此,汉地佛塔就多了一个地下结构,用以安葬舍利。在中国佛塔中,舍利只能安放在墓葬类似的地宫中。
塔基必不可少,是一个佛塔的根基。它上承托塔身,下覆盖地宫,一般低矮而稳固,唐以后,逐渐升高分出基台和基座两个部分。
塔身为佛塔的主体,也是佛塔传入中原后汉化最多的地方。它表现在楼阁式的建筑形式上,同时塔身层数在中国必须为奇数,即一、三、五、七、九。但是在平面构建中,多采用偶数,如六面塔、八面塔等,这与中国地理条件相关。古代的建筑工匠认为这种形式可以更有效的防止地震的损害。
塔刹是佛教移植中国后保留最完整的地方,因而也是最具有佛教象征意义的部分,故人们常把塔刹的“刹”做寺庙的别称,古寺也称古刹。汉塔的塔刹分成三个部分,即刹座、刹身、刹顶。刹座即印度的弥须座或仰莲座。刹身的相轮汉化为奇数,且多为十一轮。刹顶装饰华美,由圆光、仰月、华盖、宝珠构成,皆象征着佛。
在中国佛教文化中,藏传佛教不得不提。随着汉塔由寺庙的中心走向边缘最终消失在禅宗的寺庙里,藏传佛教中佛塔一直是佛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灵魂和肉体的调和,体现着藏族人民的世界观。藏传佛塔以北京白塔为例,其位于北海琼华岛南麓永安寺,顺治帝根据西藏喇嘛诺门汗建议而建,为藏传佛塔,塔身白色,宝瓶形状,最大直径14米,上面承托伞盖宝顶。
三、佛塔的建筑艺术成就 我国的佛塔建造历史悠久,建筑形制独特,分布全国各地,有的高耸挺拔,有的精丽玲珑。从最初佛教徒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到后来逐渐成为纪念性和装饰性为目的的建筑类型。
在现存佛塔中,年代最古老的是公元五世纪的作品,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佛塔是1969年甘肃酒泉出土的高善穆塔。在南北朝时期,建立的大量佛塔均以木楼阁为主,楼阁式塔是仿我国传统的多层木构架建筑的,它出现较早,历代沿用之数量最多,是我国佛塔的主流。但因其保存较为困难,我国现保存的最完整的木楼阁式塔仅有一个——辽代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为了在有限的空间高度内,增加佛塔的层级,出现了各层塔身高度减少,塔檐相互紧连的趋势,即“密檐式塔”。并由于木结构建筑长期保存的困难,本着就地取材的原则,砖石结构的佛塔逐渐增加。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佛塔,是河南登封的嵩岳寺塔,建于公元523年。
佛塔的建造活动,反映了我国古代建筑结构和材料的不断进步。我国现存檐数最多、塔身最高的佛塔是宋代在河北正定建造的开元寺塔,高度竟达84米。另外,除砖石外,琉璃、玻璃等材料也被用来建塔。
佛塔的平面也是多样的,有正方形、八角形等;在组合上也有不同形式,有单塔、双塔、三塔、五塔和群塔等;目的也更多样化,有为供奉佛舍利而建,有为珍藏佛经而建,也有为敬八尊佛而建。
我国的佛塔,不仅以其造型的英姿雄貌吸引着人们,而且还以源远流长、技艺精湛的传统装饰,向人们展示着我国建筑艺术的魅力。在全国各地,现存着大量佛塔成为人们游览膜拜之地,其中尤以北京留存下来的塔众多,有清代的万松老人塔、明海淀区慈寿寺塔、金门头沟区潭柘寺奇功长老塔、颐和园多宝琉璃塔、姚广孝塔、大正觉寺金刚宝座塔、潭柘寺广慧通理禅师塔,唐朝的云居寺开元石塔、北朝通州区燃灯塔、石经山雷音洞金仙公主塔,明朝的周吉祥和尚塔、白塔庵塔、戒台寺太古化阳洞石塔、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元朝的妙应寺塔等等。
参考文献
拯救非物质文化遗产 篇6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
a.口头传统和表述;
b.表演艺术;
c.社会风俗、礼仪、节庆;
d.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e.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它曾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
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类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这个科技不断更新的社会里,古老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逐渐消退,以戏曲为例,60年间,传统剧种损失了1/3;消失的舞蹈类遗产20多年来超过当时统计总量的1/3,其中河北、山西两省已有近2/3的传统舞蹈失传。
物质文化 篇7
现阶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主要有行政保护模式和民事保护模式。行政保护模式也称公法保护模式, 是指政府机构等公权力主体通过建立遗产名录、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门基金、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自上而下的保护模式。它的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主体方面, 保护的主体是政府机构等公权力主体;从保护方式来看, 行政保护模式强调的是对现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民事保护模式又称私法保护模式, 它是指通过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者、传承人、使用者等相关民事主体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 并规范其流传、利益分享等机制的保护模式。它的特点在于调整的对象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所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转关系。
从短期效应来看, 行政保护模式有利于提升公权力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政策的重视程度。但从长远来看, 却可能会挫伤个人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此外, 由于行政保护主要依赖于国家的财政拨款,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政府往往只能投入有限的资源, 无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全面、及时、有效的保护。而且, 由于公权力容易被滥用的特征, 使得它本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如果公权力失控,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侵害往往比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更深、涉及面更广。再者, 由于行政保护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 其权利主体是国家, 主管部门代表国家运用公权力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 但不能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人或持有人的利益。因而, 在发生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盗用、滥用或扭曲等侵权的情况下, 公权力进行法律救济存在一定的法理障碍。因此,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事保护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事利用实践探索
从我国2011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以下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的内容来看, 我国目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是采取单一的行政保护模式。但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缺乏法律规定而使得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滥用、盗用而无法实施有效地权利救济的情况屡见不鲜。如近年来《西游记》《水浒传》《三国志》等中国名著多次被日本、韩国的公司改编为电子游戏、漫画等。这些名著在中国由于已经超出了著作权的保护期限, 因而属于公共领域产品, 得不到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 但外国开发商基于这些名著所创作的产品却能得到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不仅如此, 中国企业以后若要开发此类游戏, 反而需要向外国的开发商支付巨额的使用费。另一方面, 我国藏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事开发在基层已经有了初步的自发探索。如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土陶制艺是甘孜县昔热乡藏族村民的一项传统技艺, 据中国西藏网的新闻报道,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土陶匠人在农闲季节制作这些陶器, 不仅销售到当地市场成为藏族百姓家的佛事礼用陶器, 还打开了旅游品市场。他们中的许多人, 土陶副业销售所得已超过农田主业, 走上了“非遗”致富路。又如, 在青海成立的海南藏族自治州布绣嘎玛民族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立足当地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资源, 对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南藏绣”为代表的海南州地方优秀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生产性保护, 逐步走向产业化, 基本形成了“布绣嘎玛”和“贵南藏绣”两个商标品牌。该公司建立了12个藏绣生产基地, 就业覆盖面遍及全州5县近40个村, 参与藏绣的农牧民达1200人, 藏绣已成为海南州农牧民、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增收的一个重要产业。同时, 公司藏绣产品已远销美国、法国、日本、贝宁等国, 填补了中国藏绣产品出口的空白。然而, 由于我国法律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事利用规定的空白, 此类商业开发活动也极可能引发法律纠纷。比如, 土陶、藏绣此类民间传统工艺的权利归属问题, 公司对此类技艺进行商业开发是否需要征得传统工艺传承人的许可等。因此, 为了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活力, 我国应加快立法,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合理的民事开发建立法律保障机制。
三建立民事保护机制目的分析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目的和宗旨来看,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收藏家锁在柜子里的收藏品, 也不是艺术家孤芳自赏的艺术品, 而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因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并不是仅仅让其成为博物馆或图书馆里所陈列的历史遗迹, 而是让他们融入现代生活, 在保持其本身特色的前提下在现代焕发生机, 保持文化的多样性, 从而进一步激发人类的创造力。显然, 单一的行政保护模式无法达成这个目标。对于这个问题, 有些学者给出的药方就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市场化。如王松华博士提出“市场是推广某种东西的最有力的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护和发展, 市场化是最好的手段”。与此同时, 也有很多学者担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民事保护模式、进行经济开发容易造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或扭曲。如马知遥博士在《非遗保护的困惑与探索》一文中提出:“所有的文化一旦进入市场, 只是被浅薄地利用, 那些表面的形式能够获得市场的青睐, 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却常常遭到遗弃。这是文化市场化的结果, 也是媒体参与文化制造的结果。”这些担心并非毫无道理。如今在某些地方出于发展旅游的目的, 不惜创造民俗, 将本地没有的民俗活动经过加工改造后成为当地观光的内容进行展演。如在传统文学中的“大淫贼、大恶霸、大奸商”的西门庆在上东阳谷县、临清县和安徽黄山市三地摇身一变成为了当地政府追捧的文化产业英雄, 引发了三地的“西门庆故里之争”的丑闻。这类事件之所以层出不穷, 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利益的驱使。此类所谓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早已脱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本意。与此类现象类似的是,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民事保护还可能引发另一个问题, 即使得本来属于人类创作源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某个群体或个人的私有物, 成为其谋利的工具, 这反而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传。
因此我们在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时要时刻警惕三个倾向, 第一个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做脱离群众的文物进行收藏;第二个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过度的商业化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或扭曲了其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虚有其表;第三个是反对作为人类宝贵精神财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某个群体或个人的私有财产, 成为其谋求私利的工具。故在笔者看来,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要目的在于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开发只能是作为保护其活力的一种手段与途径, 不能让作为人们创作源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个人或某个群体谋取私利的工具。因此, 如何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中找准契合点, 实现保护与开发的良性互动, 使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是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笔者以为, 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特征出发, 现阶段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当以行政保护手段为主, 民事保护手段为辅, 二者各有侧重。具体说来, 行政保护手段侧重于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 通过财政扶持等手段使那些缺乏经济开发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留存下来。而民事保护手段作为行政保护手段的补充, 其主要目的并非为了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经济利益, 它一方面是以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所具有的经济价值为手段来刺激非政府层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 而更为重要的是, 民事保护手段是为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盗用、滥用或歪曲使用的情况提供法律依据, 以及为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开发行为提供法律保障。
要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事保护的法律机制,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性质进行梳理, 权利主体、权利内容的界定以及权利救济的规范是首先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四结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精神财富的结晶, 也是人类创新的源泉, 具有十分明显的公权性。因此, 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事保护机制应兼顾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权性和私权性, 一方面为防止非物质文化的滥用、歪曲使用提供法律依据, 为合理地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提供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也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的私权设置一定的限制, 以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某些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造就一批吃“祖宗饭的懒汉”, 反而阻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我国现行的合同法、知识产权法等民法机制由于其在权利主体、保护要求及保护期限上的特征, 并不足以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充分的保护。因此构建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事保护机制是十分必要的。而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事保护机制必须要厘清几个问题, 如权利性质、权利主体、权利内容及权利救济等。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兼具公权和私权的特征及实践操作方便的角度来看, 将其定义为“文化权利”“传统资源”或“知识产权”都难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民事保护机制提供法律依据, 因此我们可以跳出现有的理论框架,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 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权”。而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 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权利主体也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所有权主体可能是个人, 也可能是某个群体甚至是国家。且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权主体中还存在一类特殊的主体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权中的一员,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享有同其他所有权人不同的权利。前者所享有的所有权并非是完全的所有权, 其权利更多体现在精神权利方面, 比如注明来源权。而后者除此之外, 还可以在许可他人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的经济利益等方面发挥作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救济方面,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 代表诉讼制度毫无法理障碍, 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却容易产生很大问题, 比如诉讼主体的确定、诉讼行为的效力确定等。因此, 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益诉讼制度是比较现实的做法。从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 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都可以成为公益诉讼主体。而诉讼成本的分担及诉讼利益的分享都可以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委员会所管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相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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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知遥.非遗保护的困惑与探索[J].民俗研究, 2010 (4) :44-52
如何创建幼儿园物质文化 篇8
一、幼儿园物质文化的创建
物质文化是幼儿园文化建设的基础, 幼儿园物质文化要从环境文化的营造、墙面文化的设计、区角文化的展现来实现。
(一) 环境文化的营造
幼儿园环境是幼儿园的重要隐形教育者, 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幼儿。完备的教学设施, 优美的育人环境, 都是育人的良好文化, 在校园环境的规划布局上, 在校园环境上追求文化品位, 努力营造优美的育人环境, 使教师和幼儿的身心得到愉悦, 获得美的情感体验。
幼儿园的室外环境文化有花坛、长青树、草坪、走廊、亭台、假山、雕塑、室外玩具、动植物园、迷你游戏屋、水池、沙滩等。这些文化元素要合理布局, 必须保证可靠的安全性。还要精心设计, 美观大方, 符合幼儿的个性特征。花草树木要有致分布, 形成春开花、夏成荫、秋结果、冬有青的校园绿化景观。亭台走廊要有迷宫的感觉, 沙滩水池能有亲临大海的感觉, 大型玩具要有仿生物造型。
幼儿园的室内环境文化有教学设施设备, 如桌椅、乐器、幼儿作品展示区、幼儿学具放置平台、视频展示台、桌面玩具存放柜等。这些设施设备要充分利用, 要不断更新, 不能成为摆设。这些设备为幼儿提供了学习、游戏、锻炼的良好场所。幼儿园的室内环境文化还有生活设施, 如餐具用品、寝室、洗手间、卫生间、消毒间等, 这些生活设施为幼儿的一日生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在积极完善设施设备的同时, 要利用每一个空间和角落创设富有教育意义的环境。在走廊里、过道上布置一些幼儿的手工美术等作品, 让幼儿尽最大可能参与到环境中来, 让他们有小主人的感觉。在墙面上装饰一些幼儿很熟悉的卡通图案, 这些彩色图案有给幼儿以无限遐想空间的感觉, 还要体现小朋友爱祖国、爱科学、爱家乡、讲卫生的画面, 还要反映小朋友开动脑筋、团结友爱、热爱劳动的画面等。
在幼儿园环境文化创设时不能一成不变, 要随季节变化而变化, 如楼梯、走廊、室内的装饰物, 要符合当前所在的季节特征;活动室内的环境创设要与活动主题相呼应, 创设相应的活动区, 并在区域内围绕主题投放相应的材料;环境创设要为教育目标服务, 要与教育目标相符合。如主体环境要考虑发展幼儿的美感, 要考虑幼儿身心的和谐发展, 环境创设要从幼儿的需要和兴趣出发, 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幼儿创造性为目的, 环境创设要尽量使用乡土资源和废旧材料, 要有环保理念。
幼儿园的环境文化要从大处着手, 小处着眼, 要有润物细无声的文化育人理念, 整个环境文化要做到和谐、高雅、细致、精巧。幼儿园的环境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必须处处洋溢浓厚的育人氛围, 优美的环境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以它的感染力召唤起教师和幼儿对美的追求, 陶冶教师和幼儿的情操, 使教师和幼儿思维敏捷、心旷神怡, 从而激发教师和幼儿的上进心和求知欲。
(二) 墙面文化的设计
幼儿园主题墙饰设计内容包括:我爱科学、保护地球、幼儿园像我家、童趣、手拉手、春游等。主题墙的设计和布置最好能让教师和幼儿动脑动手, 让他们在墙面上创作设计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 这样做既展示了幼儿的劳动成果, 又使幼儿在内心体验劳动成功的喜悦感。
在主题墙的设计布置上要注意颜色的搭配。如明亮度、对比色搭配运用, 能够使色彩在相互的衬托中达到完美的画面效果。主题墙饰的版面主要由背景和前景构成, 背景主要是指由过渡色、单色构成的背景画面, 前景则是指标题、文字、图画或图片, 协调好背景色和前景色的颜色搭配, 是确保版面完美感的关键。
(三) 区角文化的展现
在幼儿园的教室、寝室和活动室设置的生活角、阅读角、科学角、音乐角、体育角、卫生角、气象角等都是幼儿园区角文化的展现。浓厚的区角文化氛围能让幼儿的日常活动变得丰富多彩。比如游戏区内, 许多废旧材料的运用更为幼儿提供了创作、表现、展示才华、模仿生活的机会。在这些小空间中, 幼儿无拘无束, 他们在学中玩、玩中学, 充分感受发现的乐趣, 提高了想象力、观察力, 激发了幼儿的求知欲望, 为幼儿创新思维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区角文化首先要能吸引幼儿, 要体现趣味性, 要能打动幼儿。其次要体现独创性, 要立足于班级特色, 要立足于生活实践, 要能便于操作。
总之, 幼儿园要加强物质文化的建设, 不断提升环境文化、墙面文化和区角文化的品位, 实施环境育人的价值功能, 才能实现幼儿园可持续发展。
二、幼儿园物质文化创建要注意的事项
(一) 在注重文化氛围营造的同时不能忽视深层文化的打造
从建筑物、墙壁、道路到花坛、草坪、亭台、长廊, 以及运动场、活动场、楼道、教室、幼儿寝室、活动室、办公室等, 凡是能承载文化的地方, 都应该打上文化的烙印, 散发出文化的芳香, 让人为之一新、为之一动, 精神和心灵都受到震撼。也就是说, 在幼儿园物质文化建设上要以精神文化为引领, 打造价值文化, 形成良好的伦理道德、团队精神, 这些才是幼儿园文化的核心和力量。
(二) 物质文化建设要有个性特色
盲目照搬制造文化“拼盘”, 内容丰富而斑斓, 追求形式多样化新, 追求感官的刺激敏感, 却没有核心的文化价值, 没有自己的特色, 没有自己的个性, 这种物质文化貌合神离, 到头来只具有观赏性, 难以积淀为幼儿园独具个性的特色文化。
(三) 在致力于物质文化粉饰的时候还要注重文化的积淀和创新
幼儿园文化突出在新上, 新的校舍、新的装饰、新的设施。新的装备、新的形式、新的花样、即使是旧的东西经过翻新装饰也焕然一新, 在古籍里寻章摘句, 以显示文化的厚重。在用今人的名言警句来表现现代的文化意识, 校园里的表象文化可谓是五彩缤纷、斑斓壮阔, 给人一种文化氛围的感觉, 然而却少了一种文化厚重感。
摘要:幼儿园物质文化的创建, 要突出特色, 因地制宜。要从环境文化的营造、墙面文化的设计、区角文化的展现来实现。在注重文化氛围营造的同时不能忽视深层文化的打造;要突出物质文化建设的个性特色;要致力于物质文化粉饰, 还要注重文化的积淀和创新。
物质文化 篇9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
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现在引用最多的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非物质性。从形式上看非物质性是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特性,是它与物质文,化遗产质的区别之所在"由于它的非物质性,可称为无形遗产,这是它存在的基本,特征之一,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无论是不可移动的,还是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财产,都是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建造!创造!制作的,离开了物质材料,它们也就不复存在。由于其所具有的物质性,它们又是以一定的形态和形式存在于一定环境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物质载体,它的存在形态与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形态完全,不同,是非物质的、无形的,不是以一定的物质形态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第二,活态性。从本质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性是活态传承,主要依靠传承人的口传心授和言传身教。传承人掌握并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和精湛技艺,他们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代表性人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与发展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就显得尤为重要。
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北京不仅拥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还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在已经有法可依,主要体现为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该法已经于法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
二、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为使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规范化,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制定国家、省、市、县4级保护体系,要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实施“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
北京市于2006年12月21日公布了首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9大类48项;2007年6月20日公布了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10大类105项;2009年8月25日北京市公布了第三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共9大类64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10大类217项。
三、北京市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遵循的原则
1、可持续发展原则。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称为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原则只要针对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领域。它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识到对自然、社会和子孙后代的应负的责任,并有与之相应的道德水准。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同样遵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是最基本的原则。
2、文化原生态原则。
遵循文化原生态原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要以维护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原型为准则,依托文化母体,注重文化生态,主张在原文化生态环境中进行开发保护。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产生于特定的环境中,如果没有原定的文化氛围,民族性!地方性的特色文化将不存在。
3、以人为本原则。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和拥有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人类自身又是最为基本的载体和传承者,因此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是最根本的和最重要的。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这重物轻人的问题,许多掌握传统技术的人及他们的创造物或赖以显示其技艺的物质载体都在迅速的消失,很多精湛的传统技艺没有留下传承者,对社会是一种损失。
4、分类开发保护原则。
在国家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非物质文化分为五大类: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传统节庆日、民间传统工艺技能以及传统知识和有关自然界的知识等五大类。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分为10大类。各类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侧重点和方法不同。必须将有价值的原始状态、不可再生、不能复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可以复制并能够规模经营的非物质文化准确区分开来。对于前者要严格保护,确保其历史文化价值的完整和生存环境的优化;而对于后者,则可以在正确指导和科学规划与管理下,进行适度开发与利用。应根据实际情况,对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行为,采取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政策,严格规范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标准界线。
5、地城性原则。
文化和文化产业都是有区域性的,不遵循区域特性兴办文化产业是不可行的。许多民族性和地方性的节日是地方特有的,文化是深深根植于当地的水土中的,不能随便的移植。一旦移植它也就失去了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没有生命力会逐渐的枯萎。发展北京的文化产业就要遵循区域性的原则,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文化产业,也要依托当地的物质遗产。
四、北京市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业的措施
1、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多样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刻不容缓。
2、建立起符合实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
物质文化 篇10
襄垣县通过在全县普查中共发现了2200余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收集老剧本、曲谱89本,实物登记817件, 拍摄图片近万幅,收集整理文字资料39册百万余字。[1]在调查、收集、整理各项非遗项目之后,襄垣县政府和县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于2013年3月动工建立襄垣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馆(下称非遗馆),于2013年11月19日正式开馆[2],成为山西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博物馆,较全省其他县区在非遗保护方面先迈出了一步。非遗馆内分为两个展示区域,非遗专题陈列体验区和历史民俗展示区,共展出襄垣非遗项目近30余项。现就襄垣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馆既有模式的具体实施方法进行探究:
一、主题博物馆
主题博物馆,是指具有特定的主题,在特定的场馆范围之内,将文化遗产进行原生态的保存与保护。襄垣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馆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内容的公共文化展示体验馆,馆内现保存和展示了襄垣多项非遗项目,其中国家级非遗项目3项:包括襄垣鼓书、襄垣秧歌、襄垣炕围画;省级非遗项目12项:有襄子老粗布制作技艺、襄垣手工挂面制作技艺、民居脊饰制作技艺及图片展览等;市级非遗项目13项:有襄垣县仙堂山传说、襄垣吹鼓乐等。这些展示形式是在文化的原生地上将非遗文化的空间性、整体性做生活化的展现,把文化的含义和传承价值与人文景观和实物景象紧密联系起来,加深人们对自己家乡和身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提高文化自信,增强后人热爱文化和传承文明的信心和决心。襄垣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馆作为当地传统文化的主题博物馆,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寓教于乐,是集展示、展演、现场听说、亲身体验和感受为一体的多功能体验馆。
二、活态展演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注定非遗资源的保护不能像物质文化一样静静的保存和陈列,而是要在一定得空间范围内不断地“演绎”,只有将这种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和表现形式整体地保存下来,才能有效地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和传播都是靠个体之间的“口传身授”完成的,所以,保护这类非遗资源的关键在于保护他们的传承主体,也就是传承人。襄垣非遗馆中的专题陈列展示体验区,由襄垣鼓书传承人王俊川及演员轮班进行表演,表演鼓书所用的乐器和唱本也陈列于馆内。这种由传承人表演的方式,是以人为载体,既是对传承人本身进行的扶持和帮助,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传习。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扎根在广大民众的生活当中,他们既是创造者又是传播者。人们在欣赏非遗表演的过程中,可以融入自身的感受和意见,客观意义上促进了非遗的传播和传承。表演之外,游客还可以在馆内亲自体验织机织布、民间游戏和民间手工艺制作等。这些游客与艺人之间的活态互动,是对非遗资源进行整体性的呈现,同时,对大众了解非遗传播传承的过程和赖以生存的环境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三、实物陈列方式
非遗虽然是一种无形的“活的”文化遗产,但它往往有其自身的物质承载物。比如:有些广为人知的民间故事被人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有了有形的写本;传统的刺绣技艺,各种复杂的针法、缝制的过程在传承中主要靠“口传身授”, 大部分都是无形的,但是刺绣作品却是有形的,我们想要有效的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必然也要把它们的实物载体保存下来,展示出去,而收藏实物这种保护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记录方式的直观性、客观性、真实性和不可代替性。它的另一个长处是便于展示,而展示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最为有效的手段。[3]
襄垣非遗馆中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历史民俗展示区,分为“映像 · 年代图志”“风尚乡俗时光”、农耕之路、民生掠影,游艺娱乐几个板块,通过照片、图片、老物件和场景搭建等方式,形象生动地展示了襄垣多项非遗资源,比如襄垣国家级非遗项目炕围画,非遗馆将旧时民居中的火炕按照1 : 1的比例重新搭建,在火炕周围的墙上绘制炕围画,人们亲眼看到这些精美的炕围画时,最直观的感受是它的精美和传承人绘画技艺的精湛。馆内还搜集和展示了当地民居大门建造的各种形式和屋脊上的石雕,这些石雕作为民间家宅的镇物,在人们最重要的生活空间中出现,体现了人们趋吉避凶,期盼家畜平安、人兴财旺的求吉心理。这些在人们民俗生活随处可见的物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收藏和保护实物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条重要途径。
四、数字存档方式
如果说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致力于如何完好长久的保存实物,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讲述和制作过程等就要借助文字,录音,录像,建立资料库数据库来保存,然后通过多媒体的方式传播出去。比如挑高秧歌的表演、炕围画的制作过程、手工挂面的制作技艺以及仙堂山传说的讲述等, 这些非遗资源真正的精华之处并不在于道具、行头及实物的展示,而在于制作和表演的整个过程。这种在一定空间内持续性的活态“演绎”,没有全程不间断的录音录像是无法完整的记录和保存下来的。在襄垣非遗馆中,有一个独立的房间是用来制作非遗资源的资料库和数据库的。尽管目前还在建设当中,但已经意识到数字技术对于非遗保护的重要性, 逐步利用多媒体制作和影像展示等新媒体的方式保存、保护非遗资源将是信息时代必然的趋势以及最佳的出路和选择。
从2003年10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至今,人们对于非遗的关注已有十多年之久。非遗由过去的乡土文化产物变成了当代人寻求文化认同和情感归属的象征。政府、学界、商界以及人民大众都以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到非遗保护工作中去。襄垣县政府和襄垣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作为政府机构,对本县非遗资源进行普查,搜集,确认,立档,研究, 保护,并建立襄垣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馆,对传承和振兴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了推动作用。作为当地非遗项目保护的典型和先例,其传承和保护形式值得各地学习和借鉴,也希望当地政府、文化部门和各界人士更加重视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播,将民间文化和民间技艺更好地保存和发扬光大,其传承模式和保护方式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摘要:山西省襄垣县作为我省唯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试点示范县,在调查、收集、整理本县各项非遗资源之后,建立了襄垣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馆,成为山西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博物馆。作者运用民俗学田野调查方法,对该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进行探究,为其他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
物质文化 篇11
关键词:临夏砖雕;文化产业
一、临夏砖雕及其面临的问题
临夏历史悠久,是黄河早期文化发祥地和传播地之一,境内有汉族、回族、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藏族等多个民族,民族文化繁荣,民间艺术丰富多彩,人文荟萃。临夏砖雕作为这一地区民间传统美术代表作,其历史可追朔至秦汉时期,宋金时期得到发展,明清时期逐步兴盛,在长期传承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境内各民族文化内涵,至现代更臻完美,逐渐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著名文化产品,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临夏砖雕作为一种传统的建筑装饰材料,主要用来装饰寺、庙、观、庵等宗教建筑,仿古楼、堂、馆等公共建筑和传统民居建筑。一般用于天井、山墙、影壁、廊心壁、丹墀、台阶、下槛、墀头、须弥座、屋脊等处。其工艺主要分为捏雕和刻雕两种。捏雕先捏塑各种造型,后入窑焙烧,制作脊兽、套兽、宝瓶等多用此法;刻雕在土窑绵砖上用刀雕刻,建筑物中的墙饰、台阶等多用此法。刻雕的工艺包括打磨、构图、雕刻、细磨、过水、编号、拼接安装、修饰等八道程序,制作工具有折尺、锯子、刨子、铲、錾、刻刀等,其中铲、錾和刻刀又随工艺要求分轻重、大小、长短、刃口宽窄薄厚数种。其雕刻技法主要有阴线刻、凹面线刻、凸面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镂空式透雕等种类。雕刻题材可分自然景物、社会生活及富有民族特色的装饰纹样等几类。在发展过程中,临夏砖雕吸收了木雕、石雕、玉雕等雕刻艺术的手法,同时注意将传统国画、书法、印章、诗文的艺术表达形式与砖雕手法融会贯通起来,形成多元性的艺术特征,既保留着特有材料所呈现的质朴和简约,又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特征。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建筑材料不断革新,近年来,由于砖雕艺人缺乏传统的砖雕技术和基本的艺术素养,普通砖雕装饰市场逐步萎缩,砖雕艺人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较低,年轻一代不愿学习这一传统技艺,砖雕技艺濒临失传的险境,出现严重的“断代”现象。因此,采取有效的措施,全面挖掘和保护临夏砖雕传统技艺对于弘扬我国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民间手工技艺有着重要的意义。
为了保护和弘扬临夏砖雕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自2003年国家启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以来,当地的文化部门组织人员专门对临夏砖雕做了详细的普查,了解其存在的问题,摸清了一批具有较高造诣的雕刻艺人,这一工作为全面保护临夏砖雕打下了基础。之后,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的加大,当地政府确立扶持几家文化龙头企业,以培育砖雕产业模式全面保护和弘扬临夏砖雕。通过几年的发展,在龙头文化企业的带动下临夏砖雕对外的知名度有了很大提高,年产量达到3万平方米,总产值4亿元多,产品销往新疆、青海、四川、宁夏、山东等省区,部分产品远销国外,临夏砖雕已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一个新亮点。砖雕产业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较大成绩,然而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临夏砖雕技艺延续问题,传统临夏砖雕技艺仍面临失传的险境。
二、产业开发式保护过程中凸显的问题及其原因
(一)技艺传承中断现象越加凸显
临夏砖雕作为一种传统民间美术, 其创作过程、技法,与其它民间手工技艺一样也面临着艺人断代问题。长期以来民间艺人收入少,社会地位较低,年青一代不愿从事,逐步凸显后继乏人现象。随着临夏砖雕产业式开发,对外营销力度不断加大,砖雕市场有了一定的扩展,伴随而来的却是传统雕刻技艺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为了迎合市场需求,砖雕公司及部分作坊进行分段流水雕刻,即每个雕刻工匠只负责一部分,期间略去题材创作、制图等过程,一幅砖雕作品最终由多位工匠合作完成,并且在雕刻技法上做了很多改动,使其与传统雕刻有一定的差异,通过此种方法提高了劳动效率,但其砖雕作品缺乏整体上的统一性和连贯性,缺失艺术气韵和文化内涵,很难出现巧夺天工珍宝之作。在这一雕刻过程中,雕刻工匠无法习得全部雕刻创作过程,逐渐导致行业内部题材创作、制图、雕刻、修飾加工等环节相互脱节,雕刻工匠创新能力无法提高,所培育的仅是熟练工而已,技艺传承中断现象愈加突出。
(二)砖雕作品凸显缺失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
文化是文化产品的存在和发展的生命线,文化产业发展要更加重视对文化内涵的挖掘和开发。临夏砖雕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艺术作品,对雕刻艺人具有较高要求,从事这一行业须具有绘画、书法、古典诗赋和雕刻技艺等方面基本素养。然而,通过产业开发式保护,一些企业和作坊为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对雕刻艺人要求不高,据统计,临夏从事砖雕的人员有2000多人,其中没有一个具有高中以上学历。临夏砖雕理论和学术研究处于空白,致使砖雕产业长期处于一个较低层次,加之分段制作“流水线”式的雕刻,作品缺乏创新,缺乏应有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凸显文化产品缺文化的尴尬境地。
三、如何做好非遗项目产业开发式保护
非遗项目保护与产业式开发二者并非是一对不可调合的矛盾,只要处理好经济效益与艺术延续和弘扬之间的关系,二者就能达到相辅相成的作用,通过非遗保护达到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通过文化产业开发进一步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二者之间关系协调处理关键在于政府的引导,政府、文化管理部门就要充当好这个角色,在扶持和培育文化企业,开发文化产业的同时,引导和鼓励企业对非遗项目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的挖掘,引导企业加大艺术创新,挖掘文化内涵,增加艺术价值,进而增强其文化产品竞争力。另外,政府、文化部门要大力扶持民间艺人,加强民间艺人培训工作,引导企业重视艺术人才培养,在龙头文化企业内设立非遗项目传习所,通过传习所培养艺术新人,使非遗项目传承不断延续。
只有深度挖掘文化产品文化内涵,不以艺术为幌子开发伪文化产品,而是挖掘和开发具有文化艺术价值的文化产品,产业式开发才能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否则,在某种程度则是一种破坏。
参考文献:
[1]乌丙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M].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物质文化 篇12
近年来, 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不断努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与传承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但这些都难掩其保护堪忧的现状与窘境。在一些地方, 往往项目成功申报更多的是作为政绩的体现, 是形象工程。同时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过度开发、随意滥用, 失去了它的原生态性, 变得不伦不类。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展, 很多人只是出于好奇去看看热闹, 过后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认识和印象。展览展示之后的东西, 常常是被束之高阁, 成为“文物”。这些都充分暴露出人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识的淡薄, 究其原因, 在于我们一直以来对传统文化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存在着一些误区。
首先是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感情比较淡漠。“五四”以来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的半个多世纪里, 几次的“文化革命”使我们对传统文化一直比较疏离, 文化情感日趋淡漠, 很多人越来越难以体认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特别是近二、三十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人们的居住方式、文化环境也在发生着急剧变化, 进一步导致许多传统文化、技艺失去了生存环境。即使是仍存留于民间的一些民俗事象也存在着简单化甚至扭曲化的现象。比如, 很多地方的庙会、赛戏规模日益缩小, 甚至消失。就连我们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中秋节也几乎只剩下了吃粽子、吃月饼, 其他丰富多彩的节庆形式已被人们逐渐淡忘。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忽视还与我们一直以来所遵循的狭窄的文化理念有关。我们通常认为传统文化只保留在典籍、文物和建筑这些有形物质中, 对无形的传统文化, 特别是口传心授、没有文字记载的下层民间文化往往不很重视。再加上有些民俗事象在流程过程中, 往往附加上了一些神秘的或者迷信的内容和色彩, 也使得我们把这部分传统文化看作是腐朽、落后的东西, 遮蔽了对其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的认识, 而疏于对它们的保护。这几年“韩国风水申遗”备受国人关注。消息传来, 很多人义愤填膺。但事实上, 风水学说在我国很少有学者专门研究, 而且备受争议, 在大多数人眼里, 谈论风水还是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表现。而在韩、日、美等国风水学则被视为和建筑学密切相关的一门科学, 很多大学都开设有关风水学的课程。虽然“韩国风水申遗”目前还没有象“江陵端午祭”那样成为联合国申遗事实, 但足以让我们警醒, 我们的确需要对许多民间传统的文化事象持一种理性、宽容的态度重新审视, 注重文化丰富性、多样性的保护。
对商业价值的过分注重也使我们忽视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本质的理解和保护。对很多地方政府而言, 成功申遗往往被看作大规模旅游开发或生产性开发的前奏, 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 即我们常说的“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对于产生不了经济效益的项目, 却疏于管理与保护。同时在对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中, 为了迎合游客的欣赏趣味或市场需求, 也存在对传统的表演形式或技艺随意改动, 进行过度商业包装的现象。一些旅游景点的祭祀仪式或民间舞蹈, 服装古今杂陈, 表演呆板, 流于形式, 缺乏特色。有的为了迎合游客趣味, 还加入了不健康的内容。这样一来不仅没能保护传统艺术, 反而使其珍贵的文化元素消失殆尽。
导致这些情况出现的原因在于我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价值, 以及它对构建我们今天的生活的重要作用。因此,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问题是唤起全社会的文化自觉, 重建民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情感联系。
唤起文化自觉首先需要树立正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观。目前我国各地的保护工作普遍存在上热下冷现象。国家及各省政府主管部门往往十分重视, 而到了下级保护单位和老百姓那里态度常常比较淡漠。由于我国自古一直是以农耕为主, 大量的传统文化是在农村萌芽、壮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根植于广大农村地区。而近二三十年,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 人们热衷于所谓“现代的”、“时兴的”生活方式, 对本土的传统习俗或技艺越来越缺乏文化自觉与信心, 很多前人的生活习俗被逐渐淡忘或遗弃。翻开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人们往往是知之甚少甚至非常陌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 重建人们维护传统文化的信心和情感, 需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各自的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进行还原与梳理, 追本溯源, 明确蕴含其中的文化因素及其对建构现代人生活的意义和启示。比如以前各地都有的庙会、花会、赛戏等民间文化活动, 不仅是互通有无, 热闹娱乐, 也是百姓日常生活中习得的各种技艺的展示与交流, 是繁忙劳作之余的放松与狂欢, 是彼此之间文化的认同、凝聚与再创造。这些富有沟通、创造、欣赏、健康、娱乐等价值理念的活动方式恰是节奏紧张、身心俱疲、精神无依的现代人所缺乏的。一些传统技艺、文化空间、岁时节令蕴含着丰富的有关生活、生命、宇宙自然的知识, 是先人应对困境与挑战的智慧的结晶, 可以给今人面临的生存状态和困境以多方面的启示, 也是构建当代民众精神生活需求的文化资源与要素。当这些活动的价值与意义被人们理解或认同时, 很多传统文化技艺都可以逐渐重新融入人们的生活。
唤起文化自觉还需加强文化设施建设, 使更多的人有机会体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 随着人们的生活日益富裕, 闲暇越来越多, 文娱活动却普遍单调贫乏, 形式单一, 缺少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是前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是人们劳作之余对生活与生命的调节。加强文化设施建设, 免费开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多在社区开展传统文化遗产的展览演示活动, 可以有意识地提倡和引导民众参与到保护、传承正在消失的传统文化遗产中来。这样既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使人们充分体认蕴涵其中的文化品质和人文元素, 也可以提高整体的国民素质, 同时也给青少年了解、学习传统文化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总之,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离不开人, 离不开一定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只有唤起全社会的文化自觉意识,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关注, 理解和尊重蕴涵其中的文化内涵, 才能形成全体民众共同参与的保护体系, 真正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摘要: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工作的不断推进, 重申报轻保护、过度开发、民众缺乏参与热情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与人们对传统优秀文化缺乏体认和自信有着很大关系。因此, 唤起并提高全社会的“文化自觉”意识应是进一步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发展工作的关键。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自觉
参考文献
[1]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