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水资源的刑法保护研究

我国水资源的刑法保护研究（共9篇）

我国水资源的刑法保护研究 篇1

我国水资源的刑法保护研究

杨素兰 伍文彬（贵州民族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6-0000-01 摘 要：近年来，水资源的问题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基于水资源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以及水资源民事、行政手段保护的局限性，为避免水资源的污染和破坏活动，依靠刑法手段保护水资源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论述水资源的刑法保护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水资源保护刑事立法和司法的若干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水资源 刑法保护 无过错责任

一、水资源刑法保护的必要性

1．水资源的自身价值要求

自然资源的价值是指其本身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客观属性，水资源作为自然资源的一种，同样也符合这一特征，其价值维度具体来讲可以从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加以考量。

第一，水资源的经济价值。水资源的经济价值在于其有用性，有用性是水资源本身所具有的某种能满足人类需求的功能，无有用性即无价值存在。水为生命之源，正为人所必需，因此，水资源首先具有价值属性。作为水资源有用性的一个必然延伸，由于水资源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有限性以及人类活动对于水资源的破坏，水资源存在稀缺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必然也存在经济价值。以贵阳市“两湖一库”为例，其水资源的丰富程度、水质的好坏等，直接影响着生产和几百万人民群众的生活，并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

第二，水资源的社会价值。水资源的社会价值在于其社会性，水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离不开水，同时，水资源对于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有重要影响，能够给人们提供满足精神享受的游泳、划船等活动，如贵阳市“两湖一库”[贵阳市“两湖一库”是指贵阳市辖区内的红枫湖、百花湖和阿哈水库，他们每天向贵阳市供水55万吨，占贵阳市城区城市用水量的60％，保障着120多万贵阳市民的饮水。]中的红枫湖在为贵阳市区提供生产和生活用水的同时，政府还着力对其进行了旅游开发，对人们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放松心情、愉悦生活在一定时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水资源的生态价值。水资源的生态价值在于其是生态环境的必然要素，水资源环境是自然环境的要素之一，是生物生存的必要场所，水资源遭受破坏将直接影响到环境，出现物种灭绝、土地荒漠化等严重后果，人类的生存环境将受到严重的挑战。

2．水资源民事、行政手段保护的局限性

在现今保护水资源的措施中主要是通过民事、行政、刑法三种手段来实现的。民事手段是运用最为广泛的措施，同行政手段一道在保护水资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两种手段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表现在，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和财产利益关系，其主要功能在于使利益被侵害一方的损失得到弥补，责任承担方式主要包括赔偿损失、排除危害、赔礼道歉等，对于利益侵害行为本身缺乏必要的惩罚和管制；行政手段保护水资源是通过行政责任来实现的，行政责任的功能在于维护公共管理秩序，打击危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但其惩罚力度和强制力不够，并且行政执法权的实行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较为严重，大大削减了其执行力。

3．水资源刑法保护的不可替代性

水资源刑法保护是对水资源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是由刑法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违反刑法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相对于违反民法、行政法所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来说惩罚性更强，刑法保护的规范性和强制性是其他手段无法替代的，刑法的惩罚、教育、指引、预测等独特功能决定了唯有刑事制裁，既具有对水资源违法行为的惩罚性，同时又有相当的管制性，对某些严重违反水资源保护的行为具有较大的威慑作用，能够显示出国家、社会对严重污染和破坏水资源的行为高度重视和严厉打击的强硬态度，更能够体现出保护水资源的坚强决心。刑法规定水资源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是打击水资源犯罪的有力武器。[ 邓禾,黄锡生,峥嵘.关于我国水资源刑法保护的完善[J].重庆建筑大学学报, 2004(6).]特别是在现阶段我国水资源遭受严重污染和破坏的背景下，水资源的刑法保护成了必然选择。

二、我国水资源刑法保护之现状分析

1．我国水资源遭受污染、破坏的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水资源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污染和破坏，污染源主要来自于自然污染、工业污染、农药、化肥、激素使用过程中及其它化工生产过程中散失所造成的污染、现代高科技污染、水处理过程及水在被输送过程中的污染等几个方面。根据《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地表水总体水质属中度污染,松花江、黄河、淮河中度污染，辽河、海河重度污染，全国有近三分之一的监测断面依然为劣五类水质,失去了生态功能。中国水体污染的形势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在水资源供应方面,不仅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和许多城市缺水,而且在南方部分地区、沿海地区以及河网地区也已经开始发生供水不足的问题。目前中国存在的水域污染、水资源缺乏和水资源浪费等现象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汪劲.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461-462.]以贵阳市“两湖一库”为蓝本，通过调研了解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受工业、城镇生活、农业农村面源等方面污染的影响，水质逐年恶化。2007年湖库局部曾一度爆发蓝藻，严重危及贵阳市民的饮水安全。

2．有关水资源保护的刑法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对水资源的保护规定见之于刑法分则第六章和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相关条款,同时还包括环境保护法及其它相关法规中一些原则性规定，具体内容为：

我国1997年刑法第383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水体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水法》第72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是侵占、毁坏水工程及堤防、护岸等有关设施,毁坏防汛、水文监测、水文地质监测设施的；二是在水工程保护范围内,从事影响水工程运行和危害水工程安全的爆破、打井、采石、取土等活动的。第73条规定：侵占、盗窃或者抢夺防汛物资,防洪排涝、农田水利、水文监测和测量以及其他水工程设备和器材,贪污或者挪用国家救灾、抢险、防汛、移民安置和补偿及其他水利建设款物的行为分别符合《刑法》中有关盗窃罪、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规定。

《水法》第74条规定：在水事纠纷发生及其处理过程中煽动闹事、结伙斗殴、抢夺或者损坏公私财物、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分别符合《刑法》中有关阻碍国家有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罪、煽动群众暴力抗拒国家法律实施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抢夺罪、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非法拘禁罪的规定。《水法》第64条规定：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以及水工程管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取他人财物、其他好处或者玩忽职守，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核发许可证、签署审查同意意见，不按照水量分配方案分配水量，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水资源费，不履行监督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水污染防治法》第90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水资源刑法保护之不足

第一，水资源的刑法保护范围不够全面。

首先，目前我国刑法还没有明确规定水环境污染罪,对于严重污染水体的犯罪,只能用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或渎职中的具体罪名来处理,没有规定以惩治生态环境为主要特征的水环境污染犯罪。[乐小芳.中国水资源刑法保护的立法研究[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9（3）.] 其次，破坏和危害水工程、堤防、水文监测设施、水文地质监测设施的行为在《刑法》中并无明确规定，这些设施关系到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同时也关系到公共安全。最后，我国刑法没有将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纳入保护范围。对于取得许可证却采取破坏性手段的行为目前仅适用行政法调整，刑法没有起到最后保障法的作用。

第二，水资源的刑法保护力度有待加强。

首先，我国刑法针对水资源犯罪的认定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即作为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是故意或过失。由于对水资源犯罪存在着行为与结果不同时产生的特点，这样就容易将许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和已经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性而缺乏故意或过失的行为排除出刑法应干预的范围。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放纵了犯罪。

其次，水资源刑法保护实践中存在立案难、取证难、鉴定难等问题。根据现行刑法，对于小范围的、可以追查到污染源的水污染行为，一般是可以立案的；但对于大范围的水污染，比如„两湖‟水质出现轻度富营养化导致的水污染，因难以确定具体行为人而难以立案。还有就是由于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旅游业、水产养殖、农业废水等污染实施的主体在进行污染行为时其未在一定的时期内造成“严重后果”，没有具体量化的标准，也造成立案难。由水资源的本质属性决定水污染刑事犯罪的发生与取证不在同步性，因而造成取证难、鉴定难等问题。

三、完善我国水资源刑法保护的建议

1.增设专门保护水资源的破坏水资源罪。

破坏水资源罪是指自然人或法人违反有关水资源保护的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水资源破坏的行为,使水资源受到严重损害,危害人身健康及财产安全。其犯罪构成包括: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一切单位和个人；犯罪主观方面包括故意和过失；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国家对水资源的管理制度,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社会公共秩序；犯罪客观方面是行为人实施的向水体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或者是破坏和危害水工程、堤防、水文监测设施、水文地质监测设施，使水资源受到严重损害,危害人身健康及财产安全以及危害公共安全。这一罪的明确确立，能够使对水资源作为环境要素的水环境污染犯罪和水资源保护相关设施的破坏、危害犯罪进行惩治有直接的法律依据，也能够进一步完善水资源保护的刑事立法，有效实施对水资源破坏犯罪的预防和惩治。

2.有选择性的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是指不管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只要其行为造成了危害后果,行为人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对于水资源犯罪行为与结果没有同时显现、对公众生活或身体造成了严重损害的情况应该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这有利于加大对水资源犯罪的惩治力度，同时无过错责任不考虑主观意识,因而对行为人提出了更高要求，可以促使行为人在开发利用水资源过程中主动规范自己的行为,起到预防水资源犯罪的作用，也可以在减少司法机关在认定、审理该类案件时的难度，有效节省司法资源，实现司法正义。

3.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应设立专门的环保审判庭和环保法庭。

这一举措在贵阳市“两湖一库”所处的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清镇市人民法院的实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对于加大案件的审判和执行力度，公正高效地审理好、执行好每一起水资源犯罪案件，保护水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周珂：《环境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汪劲：《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3]乐小芳：《中国水资源刑法保护的立法研究》，载《环境科学与管理》，2009年第3期。

[4]。邓禾、黄锡生、峥嵘：《关于我国水资源刑法保护的完善》，载《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5]蒋兰香：《我国水资源刑法保护机制研究》，载《文史博览》，2005年第14期。

[6]万本太：《中国水资源的问题与对策》，载《环境保护》1999年第7期。作者简介：

杨素兰（1986—），女，湖南益阳人，2008级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伍文彬（1984—），男，湖南新化人，2008级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我国水资源的刑法保护研究 篇2

(一) 网络产业正常发展的需要

目前网络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 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也越来越大, 成为国家的支柱型产业。但是, 由于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犯罪案件的增多, 严重地影响了网络产业的发展。常此下去, 必将给网络的发展带来重大的打击。因此, 我国必须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来保护网络虚拟财产的安全。

(二) 刑法自身发展的需要

刑法设立本身的意义就是保卫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维护社会的治安。而虚拟网络财产是现代科技发展的新兴产物, 因此刑法保护网民的网络虚拟财产是非常必要的。在网络这个产业中, 加入刑法的保护, 可以保障网民的虚拟财产安全, 对发生的网络虚拟财产盗窃案件进行立法处理, 加大打击力度, 可以保障公民的各种权利, 维护国家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对社会安定有序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三) 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目前, 网络虚拟财产的犯罪案件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其负面影响也越来越严重, 所以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必须加大刑法立法程度, 对网络财产的犯罪行为给予打击, 以避免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现在对侵犯网络虚拟财产案件没有成文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手段来加以制约, 因此, 应该建立健全刑法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来保护公民的利益, 维护社会治安。

二、虚拟财产刑法保护的可行性

(一) 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的支持

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为虚拟网络财产的保护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一项法律法规的出台需要好的社会环境做基础, 如果法律制度和社会现实环境不符, 那么法律法规的推行也会受到阻挠, 难以顺利实施。而刑法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与我国的法律环境相一致。而且网民也认为网络虚拟财产是个人财产的一部分, 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二) 网络技术的发展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 为社会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提供了经济保障。法律保护成本是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的重要因素, 由于目前技术的进步, 法律保护虚拟财产的成本也逐步降低, 对犯罪案件的财产归属问题以及取证的成本越来越少, 这也会加强网络案件的破获, 所以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的意义重大。

(三) 传统的产权理论

我国传统的产权理论从人的劳动方面说明了产权的归属问题, 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网络虚拟财产和人的实物资产是一致的, 也是网民劳动的成果。因此, 在法律上网络用户的虚拟财产也应纳入财产法的法定权利中, 受到刑法的保护。但是由于法律出台的滞后性, 目前为止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网络用户的虚拟财产。

三、虚拟财产刑法保护的措施

(一) 确立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

在现实生活中, 发生的许多侵犯虚拟财产的案件没有进行立案审查, 并不是由于受害人愚昧无知, 而是因为无法立案侦查, 这是由于网络虚拟财产没有明确的法律属性。在全国的侵犯虚拟财产的案件中, 有的根本无法立案, 有的则以盗窃财产罪进行处理, 存在很多不合法的地方。因此, 要想保护网络虚拟财产, 就要在司法上对虚拟财产的属性进行法律定位, 规定虚拟财产的性质, 这样在遇到此类问题时才能做到有法可依, 对此类案件做出正确的判断, 进而使网络虚拟财产受到刑法的保护。还应该在刑法中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进行相关的立法, 这样有利于保护网络虚拟财产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很好的实施。

(二) 明确网络运营商的责任

目前的网络运营商在向客户服务时会签订协议来确保双方的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 但是由于协议是由运营商拟定的, 在条款中会有许多对运营商有利的条文, 并且会推掉一切运营商不想承担的责任, 用户会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而且, 在侵犯网络虚拟财产案件发生的时候黑客会在服务器上留下的作案证据就是他的IP地址, 因此在侦破案件时就需要网络的运营商提供其IP地址,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运营商经常由于各种原因不和警方配合, 使案件的侦破工作更加困难。所以, 应该通过立法来督促运营商建立良好的网络环境, 积极配合警方的取证工作, 来保证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

(三) 建立标准来确立虚拟财产的价值

要用刑法来保护网络虚拟财产, 就应该先确立虚拟财产的价值, 因此应该建立一个合理的虚拟财产的价值认定标准。有些虚拟财产的价值可以有游戏开发商来确定;而有些网络财产是通过花费时间和精力获得的, 不同的人对相同的网络财产有不同的价格, 网络用户之间可以自行商定。只有建立一个合理的价值标准, 才能正确地认定虚拟财产价值, 其交易才能顺利合法的进行。

(四) 借鉴他国经验

由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较慢, 网络虚拟财产是近些年才出现的产物, 但是其他一些先进的国家早已经制定出了合理的法律法规来约束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 因此, 我们可以在一些科技先进的国家进行借鉴, 学习他国的经验进行取长补短。韩国的网络游戏发展比较快, 有许多的虚拟财产在现实中进行交易, 韩国的司法机构也加强了对网络虚拟财产交易的保护, 在某些方面法律对传统财产和虚拟财产的处理时一样的, 这也使虚拟财产在法律上得到了肯定, 维护了虚拟财产交易的稳定。美国在保护网络虚拟财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已经相当完善, 其刑法以保护个人财产, 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为基础, 对网络虚拟财产制定了独立性的规定, 因此美国刑法对虚拟财产的保护制度很完善。

四、总结

网络虚拟财产作为财产的一种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我国应该尽快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虚拟财产进行保护, 网络虚拟财产只有得到法律的保护才能够被有效合理的使用, 互联网产业也能更快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叶慧娟.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定位[J].东方法学, 2009 (3) .

[2]张蕾.浅议网络虚拟财产的民事法律保护[J].法制与社会, 2013.

我国商标权刑法保护的思考 篇3

关键词 商标权；刑法；保护

21世纪知识产权战略已成为许多国家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与此同时，知识产权犯罪也变得日渐猖獗，尤其作为知识产权犯罪最主要表现形式的制假销假现象已成为仅次于贩毒的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

商标，指商品的生产者或经营者为使生产经营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区别于市场上其他生产者、经营者生产、经营的同一种或相类似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而采用的与商品或服务紧密相连的可视性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它是企业在商战立于不败之地的利器，是开拓市场的先锋，是企业的灵魂。

商标权是商标专用权的简称，是指商标主管机关依法授予商标所有人对其注册商标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专有权。商标权的保护在各国都受到高度重视，尤其是拥有大量知名跨国品牌的国家，对商标的保护更是不遗余力，不仅在本国建立了完善的保护制度，更极力促进其他国家建立相关保护制度。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起步较晚，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给假冒、侵犯商标权的“山寨”产品横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此，对我国商标权刑法保护进行深入思考尤为必要。

1 我国商标权刑法保护的具体规定

我国《刑法》涉及商标犯罪的罪名主要体现在第213条到215条。

1.1 假冒注册商标罪。

本罪是指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行为。其构成要件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主体。一般主体，即自然人和单位。②客体。侵犯商标权的行为，主要是侵犯商标权人对商标使用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商标只能是在我国注册的，并不包括在外国注册的。③主观罪过认定。我国《商标法》第40条明确规定商标注册人可以通过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因此，是否经商标注册人许可是区分合法使用与非法使用他人注册商标行为的界限。

1.2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本罪是指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非法销售，销售金额较大的行为。该罪的主体、主观方面构成与假冒注册商标罪相同。

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并且要求销售金额较大。销售可以是批发，也可以是零售；可以是由自己销售，也可以是帮他人代销。另外，这种销售是指单方面的销售行为，具有以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

1.3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本罪是指违反商标管理法规，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是个选择性罪名，根据犯罪行为来区分，该罪的犯罪主体、主观方面都与前两罪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本罪与前面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区别在于，本罪所侵犯的是注册商标的商标标识，而不是注册商标本身。商标标识是商标的载体，指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等可视性标志。多数商标标识是可以与商品分离的。

2 目前《刑法》关于商标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我国在1979年刑法才开始对于商标权给予刑法保护，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虽然关于商标侵权的司法解释范围不断扩大，但仍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犯罪情况，以下指出我国商标权刑法保护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2.1保护对象范围狭窄。

目前我国刑法仅对严重侵犯商品注册商标权的假冒商标行为予以制裁，而没有规定对注册服务商标进行保护，这不得不说是我国立法上的一个漏洞。侵犯注册服务商标权的案件极为，但多是以行政处罚或民事赔偿的形式结案。

2.2犯罪行为方式集中。

根据上海检察机关的统计，在2005年到2009年之间，关于商标犯罪，批捕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人数为312 人，占批捕总人数的53.8%，其余是假冒注册商标罪67人，罪名相对集中。

2.3刑罚配置不合理。

上述统计案件中有将近95%的比例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大多数案件罚金与非法经营数额相比起来，仍是相当低的比例。目前我国仍是采取以自由刑为基础以罚金为辅的刑罚种类，低罚金和短期自由刑使得犯罪分子的犯罪成本极低，并不利于长期抑制这类犯罪。而且，三个商标犯罪都适用同样的法定刑，但实践中，这三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是同等的。这样的规定明显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不利于不同犯罪之间罪刑的平衡和协调。

3 上述问题的反思

从上述可看出我国刑法在商标保护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立法上的问题。

首先，我国1997年《刑法》之所以将服务商标排除在刑法的保护范围之外，主要是受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当时服务行业还不发达，侵犯服务商标不十分严重，没有予以刑事打击的必要。时至今日，服务行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服务商标的价值日益凸现，但现行刑法却没有对其有行至有效的保护。

又如，作为中国迄今为止应用驰名商标反淡化理论判决第一案的“伊利Yili”商标行政纠纷案。直到2009年才尘埃落定，和成经营部被撤销注册。从这个案例可看出，我国也有反淡化的案例出现，日后淡化问题必定也会成为我国商标侵权的一个立法缺陷。这个缺陷主要是因为我国现有刑法立法模式受到传统的影响，保护只是单轨制，亦即是指罪与刑的法律规范只存在于刑法典和单行刑法。这样的缺陷在日后，尤其是国内市场更进一步开放时，还会受到猛烈的冲击。

4 总结

我国加入WTO后，经济上不断在世界舞台上大展辉煌，国民生产总值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经济领域内的刑法保护也不断完善。但应注意到，我国目前刑法与WTO规则要求还有一段不小距离，尤其是在商标领域内的刑法保护。刑事立法保护毕竟是一种事后制裁，更重要的还是做好犯罪预防工作，这主要得靠加强宣传教育，提高人们道德意识，改变人们对知识产权轻视的传统观念，让百姓充分了解到商标犯罪所带来的长远危害。

参考文献

[1] 高铭暄，张 杰.国际法视角下商标犯罪刑法适用若干疑难问题探析[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8（5）.

[2] 胡志坚.论我国加入WTO后商标权刑法保护的完善[J].人民检察，2002（11）.

我国水资源的刑法保护研究 篇4

就目前而言，我国刑法中对公民个人信息还没有一个明确定义，从理论上来看，公民的个人信息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更新，并包括公民的社会信息和识别信息以及财产信息等等信息内容，并具有一定的专属性和广泛性以及价值性，因此，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对公民个人利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就目前而言，公民个人信息泄漏的现象愈发严重，不仅严重影响了公民的个人利益，还在一定程度内破坏了社会的公共秩序，引发各种犯罪行为的现象。因此，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探究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具有非常现实的价值和意义。

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表现

(一)非法收集与出售公民个人信息

公民个人信息的泄漏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在公民自身，公民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不强，很容易会将个人信息透漏。还有一部分就是目前非法收集和出售个人信息的渠道很多，在一定的程度上给个人信息的保护增加了一些困难。例如，某软件的营销手段，“扫一扫注册软件给奖品”，张先生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并进行注册，打开微信注册软件不仅需要电话号码还需要银行卡卡号等个人信息。之后没多久，张先生的银行卡就被盗刷了，给张先生的个人财产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实际生活中这样的案例还存在很多，因此，公民要强化自身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1]。

(二)通过网络媒体泄露个人信息

近几年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媒体也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实际生活，在为人们提供生活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的个人信息带来很大的隐患。由于网络媒体巨大的关注量，很容易导致公民个人信息的泄漏，并且其影响范围非常广泛，利用网络媒体来曝光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例也在逐渐增加，对公民的个人利益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三)侵害行为隐秘

由于现代网络科技的不断进步，提高了公民个人信息的侵害手段和水平，降低了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犯罪成本，并具有很强的隐秘性与技术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公民的个人信息一般都是公民毫不知情中泄漏的，侵害过程很难留下证据，甚至都没有侵害现场，这就给案件的调查取证带来很大的困难。

二、优化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具体措施

(一)明确公民个人信息

从个人对信息的主观态度方面来看，信息有隐私和商业秘密以及个人信息之分，个人信息在特定的范围内可以利用合理合法的方式进行获取，但未经当事人的许可不可以向他人透漏或者是广泛的进行传播。就本质上看，个人信息的含义和延伸相对于商业秘密和隐私来说更具广泛性和独特性。因此，我国刑法要完善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和含义，个人信息可以界定为个人信息主体所有的与自身有关的或不愿被特定人群以外的人知悉的、且该信息一旦被他人泄露会对公民个人的利益产生损害的信息或数据[2]。

(二)完善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标准

在使用刑法来保护个人信息的过程中，窃取或者是利用非法手段来获得公民的个人信息，情节严重要追究窃取者的刑事责任，而这个严重标准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明确和界定，面对数量较大的个人信息侵犯案件，司法工作者在实际的工作中没有具体的书面文件来作为案件裁判的依据和标准，这给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带来给大的困难。因此，在犯罪程度的严重程度方面，要给予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3]。例如，第一，看获取信息数量和次数，获取公民信息的数量较大或者是进行多次获取，这样则视为严重情节。第二，看获利情况。若是通过获取公民信息来获利，并且获利金额很大就要视为严重情节，要根据数额的大小和当事人利益损害程度来追究刑事责任。第三，看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后用于的犯罪活动，根据犯罪活动的具体情况进行判定。第四，看当事人的个人利益的损害情况。若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给当事人带来较大的利益损害，则视为严重情节，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加强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监管力度

加强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监管力度是防止公民信息泄漏的重要途径，其中要大力监管合法持有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和机构，若监管不到位很容易成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切入点，进而严重损害公民的个人利益，形成大范围的严重后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关部门要实行责任制，明确责任划分和责任人，定期进行公民个人信息工作的检查，对泄漏行为要依法进行处理。

(四)维护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在公民个人信息的侵权案件中，案件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因此为了保证每个案件的相对平衡性，司法机关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公民个人信息泄漏所造成的损失法律上不能进行衡量，因此，在追究刑事责任的过程中要考虑当事人的态度，并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利，使得司法人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案件的审判，从有效保证案件判决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为公民个人信息提供重要的刑法保护。

三、结束语

我国水资源的刑法保护研究 篇5

浅谈我国在水资源保护与管理上的措施

（1）水污染综合防治是流域、区域总体开发规划的组成部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要按照“合理开发、综合利用、积极保护、科学管理”的原则，对地表水、地下水和污水再生回用统筹考虑，合理分配和长期有效地利用水资源。

（2）制订可操作性强的流域、区域的水质管理规划，并将其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制订水质管理规划时，对水量和水质必须统筹考虑，应根据流域、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工业布局、人口增长、水体级别、污染物排放量，污染源治理。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水体自净能力等因素，采用系统分析方法，确定出优化方案。

在流域、区域水资源规划中，应充分考虑自然生态条件，除保证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水外，还应保证在枯水期为改善水质所需要的环境用水。特别是在江河上建造水库时，除应满足防洪、发电、城市供水、灌溉、水产等特定要求外，还应考虑水环境的要求，保证坝下最小流量，维持一定的流态，以改善水质，协调生态和美化环境。

（3）重点保护饮用水水源，严防污染。对作为城市饮用水水源的地下水及输永河道，应分级划定水源保护区。在一级保护区内，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的工矿企业、设置污水排放口、开辟旅游点以及进行任何有污染的活动。在二级保护区内，所有污水排放都要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水体环境质量标准，以保证保护区内的水体不受污染。

（4）厉行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的方针。加强农业灌溉用水的管理，完善工程配套，采用渠道渗或管道输水等科学的灌溉制度与灌溉技术，提高农业用水的利用率。重视发展不用水或少用水的工业生产工艺，发展循环用水、一水多用和污水再生回用等技术，提高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在缺水地区，应限制发展耗水量大的工业和农作物种植面积，积极发展节水型的工、农业。

（5）流域、区域水污染的综合防治，应逐步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对流域内的城市或地区，应根据污染源构成特点，结合水体功能和水质等级，确定污染物的允许负荷和主要污染物的总量控制目标，并将需要削减的污染物总量分配到各个城市和地区进行控制。

我国水资源的刑法保护研究 篇6

我国土地资源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本文将对当前我国土地资源利用和保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及解决办法.作 者：李德源 傅珂 袁美训 作者单位：山东省即墨市国土资源局,山东・即墨,266200期 刊：科协论坛(下半月) Journal：SCIENCE & TECHNOLOGY ASSOCIATION FORUM年，卷(期)：,“”(11)分类号：X22关键词：土地资源 保护 问题对策

浅议我国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 篇7

一、食品安全犯罪的特征

食品安全犯罪与传统的犯罪不同之处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食品安全犯罪受害人众多, 地理位置分散, 并且对于某些食品安全犯罪受害人在短期内是不能确定的。基于损害的事实相同, 受害者形成了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对外, 群内个体可能团结整合, 联动串通从而与其他相对群体对抗;对内, 群内个体间也存在攀比、冲突、矛盾。这个特征决定了我们要重视此类问题。

其次, 食品安全犯罪一旦发生, 就会带来巨大的损害结果。此类犯罪不一定立即就发生人员伤亡后果, 尤其是食源性疾患对人体的危害有一定的潜伏期, 可能会在未来某一时期致使受害者伤残或者死亡。如果不能很好的处理, 可能导致社会秩序危机甚至政府紧急事件。这个特征决定了此类案件的重要性, 对这类犯罪行为, 应当以预防为主。

最后, 食品安全犯罪侵害了多重法益, 既侵害了不特定人的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的权利, 又侵害了国家对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制度。从刑法条文所安排的位置可以看出, 国家对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制度是该类犯罪侵害的主要法益。

二、《刑法修正案 (八) 》对食品安全罪的修改

(一) 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

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是指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行为。在客观行为上, 根据我国的《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来加以确定构成本罪的具体行为需要, 由于食品安全不同于食品卫生, 食品安全包括食用产品的种植养殖环节的安全和食品的营养安全, 而这些都是无法被食品卫生所涵盖的。

刑法应与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相衔接, 并且还应根据近年来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方面出现的新情况, 进行修改完善, 以适应打击犯罪的需要。针对这些情况, 《刑法修正案 (八) 》对此罪的相关条文作了四处修改:第一, 根据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 将“食源性疾患”改为“食源性疾病”, 将“卫生标准”修改为“食品安全标准”。第二, 为了适应打击犯罪的需要, 在第二档刑罚中, 增加了“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条件。第三, 通过取消单处罚金刑, 加强了对犯罪的打击力度。第四, 为了解决实际执行中有些犯罪销售金额难以认定的问题, 不再具体规定罚金数额。

(二)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是指违反我国食品卫生管理法规, 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仅靠一部《食品安全法》不能确保食品的安全, 而是形成完整的确保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 需要更多的法律规范或是部门法的相互协调和衔接。面对着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 《刑法修正案 (八) 》对此罪的相关条文作了三处修改:首先, 对单处罚金刑和拘役刑的取消, 加强了对犯罪的打击力度。其次, 为应对犯罪的各种情况, 根据打击罪的需要, 将第二档刑处刑情节“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 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修改为“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将第三档刑处刑情节“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修改为“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最后, 不再具体规定罚金数额来解决销售金额难以认定的问题。

考虑到食品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切身利益, 《刑法修正案 (八) 》增加了一条关于食品安全监管失职犯罪及其形式处罚的规定。

三、完善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思考

虽然《刑法修正案 (八) 》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修改加大了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 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与《食品安全法》的协调与衔接, 但考虑到食品安全犯罪受害人众多、损害结果严重特征。笔者提出以下几个方面建议, 以加大刑法对食品安全的保护功能。

(一) 加大对生命健康权的保护力度

行为人实施的食品犯罪有致人死亡的危险性, 尤其是具体危险性的 (间接) 故意侵犯人身权的行为, 如果坚持刑法保护生命健康权的价值取向, 应按以保护生命健康为己任的侵犯人身权利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我国《刑法》明确一些经济犯罪包括 (间接) 故意侵犯人身权的行为, 比如在销售有毒食品罪等各罪中以重伤、死亡作为适用重刑的条件。但是如果所有的销售有毒食品行为都按照侵犯人身权利罪论处的话, 会导致对伤亡结果有过失的情形可能适用死刑, 违背了刑法罪刑相统一的原则, 兼考虑到我国立法现状, 所以不宜把所有的 (间接) 故意侵犯人身权的行为都按侵犯人身权利罪论处。笔者认为对一些伤亡后果有间接故意的行为的销售有毒食品罪, 只能包括那些行为认识对致人重伤、死亡的抽象危险性, 不能包括对致人重伤、死亡具体危险性的认识。所以销售有毒食品一旦对致人重伤、死亡有具体危险性的认识, 就应当按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侵犯人身权利罪论处, 这样通过加大对生命健康权的保护力度, 来实现刑法重在保护生命健康权的价值取向。

随着毒奶粉事件的出现, 在食品安全犯罪中, 我们要对婴幼儿这类特殊群体的法益予以特殊的保护。根据一般人群的身体抗菌能力确定了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宗旨, 因食用了含有有害性污染物或有害病菌而足以给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而入罪的, 如维持其生命和健康成长的主、辅食品质量不符合标准而导致的营养不良, 对于婴幼儿这一特殊弱势群体, 同样会给他们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造成严重的危害, 从社会危害性的视角出发, 二者的客观危害结果是相同的, 甚至后者的危害性比前者更为严重。笔者建议我国刑法应以发生婴幼儿死亡或重伤的结果作为食品安全犯罪从重处罚的加重结果。

(二) 建立与缺陷食品召回制度相应的刑事规制

发达国家保护食品安全的一项较为成熟的法律制度是将缺陷食品召回。虽然我国对于缺陷食品的召回制度没有明确的立法予以确认, 但相关规定中对这一制度是采取肯定态度的,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是我国首次确认了缺陷产品的召回制度, 必将很快予以确立缺陷食品的召回制度。这必然涉及违背缺陷食品召回义务的生产者、经营者如构成犯罪的, 应如何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 曾作为刑罚裁量时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是食品生产者、经营者将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 及时销毁、停止销售和召回可疑食品的积极行为, 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积极的控制对防止危害结果进一步扩大的作用。笔者认为一些行为应该认定为一种投毒行为, 投放危险物质罪没有限定具体的方式, 危害公共安全的“投放”的认定是只要能使危险物质蔓延、扩散、传播的行为, 所以销售是一种积极的投放。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均规定, 明知食品有毒而销售就是危害公共安全罪。如《西班牙刑法典》第364条规定的“在食品饮料中掺杂对健康有害物质, 以供销售……”也是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意大利刑法典》将“在水或事物中投毒罪”与“销售有毒食品罪”都规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鉴于我国食品标准和卫生意识比较落后, 我们可以只将一些销售有毒食品行为解释为投放危险物质罪。对于某些行为, 在作为义务的来源上, 生产者、经营者具有无条件召回所有产品的法定义务, 不召回产品是不作为的投放。

笔者认为, 当食品生产经营者发现不安全食品、食品安全事故隐患时, 未采取措施召回不安全食品, 未立即停止生产销售, 由此造成人员伤亡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应以相关的罪名定罪处罚, 这样既加大了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 也坚持了罪刑相统一的原则。可以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或以结果加重犯处罚, 对于其他因未采取相应措施召回不安全食品或因未及时召回而使危害结果进一步扩大的, 这样既强化了生产经营者召回义务, 也有利于对食品安全的保护。

(三) 加大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律制裁

我国刑法目的之一是有效预防犯罪, 食品安全犯罪社会危害性很大, 更应以预防为主。如果犯罪法律后果能破除犯罪人的犯罪心理结构, 威慑犯罪, 使得已受过刑罚的人因对刑罚带来的痛苦有切身感受而不敢再次进行食品安全犯罪, 就起到了个别预防作用。同时也能给具有犯罪心理倾向的社会人群以警示, 使其增加约束自己的自制力, 消除侥幸心理, 抑止犯罪动机和犯意的形成, 起到消极的一般预防作用。

对食品安全监管类犯罪除了食品安全监管失职犯罪, 还可能构成以下罪名:《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刑法》第四百一十二条规定的商检拘私舞弊罪、商检失职罪;《刑法》第四百一十一条规定的放纵走私罪等。在这些失职罪中, 我国《刑法》并没有作出特别规定。从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来看, 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难以人入罪, 对于诸如为销售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而大量采购此类食品的行为, 或为生产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而购入具有质量问题的原料的行为, 不作为犯罪处理, 一般只能作行政处罚。所以我国我国《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法定刑偏轻, 处罚力度还不够, 处罚范围也过窄。完善食品安全立法的重要方面之一是应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制裁。

参考文献

[1]杨秀英.完善食品安全刑事责任立法的思考[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 (5) .

[2]韩轶.刑罚目的的建构与实现[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

[3]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 》

浅析我国隐私权刑法保护 篇8

【关键词】隐私权；刑法保护；立法现状；立法完善

一、隐私权刑法保护概述

1.隐私权。（1）隐私权的界定。关于隐私权的定义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就个人私事、个人信息等个人生活领域内的事情不为他人知悉、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有学者指出，“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法律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国外有学者主张，“所谓隐私权，是指个人、团体或组织，拥有决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将自己的信息传达给他人的权利。”笔者将隐私权理解为：自然人为了维护人格尊严，依法享有的对其私人生活进行支配的一项独立的人格权，是保持其人性尊严与人性自由，从事社会活动所不可缺少的条件。（2）隐私权的构成。精神自主性而生的各种利益要求，而法人和其他组织不能成为隐私权主体。隐私权的范围是私人生活领域，同时隐私权的保护范围要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任何人享有隐私权都不得损害第三人，特别是社会公共利益。隐私权的客体即隐私，其大致包括三种形态：一是私人信息资讯性隐私，为无形隐私；二是私人事务活动自决性隐私，为动态隐私；三是私人空间领域安宁性隐私，为有形隐私。

2.隐私权刑法保护的意义。（1）隐私权刑法保护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基本权利是指“那些对于任何公民不可或缺的、不可取代的、不可转让的、稳定的、具有母体性的共同权利。法律意义上的人权指的就是宪法制度保障的基本权利”。现如今伴随着社会进步和人权发展，隐私权已经或者正在成为诸多国家和地区广泛认可与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众多国际人权文件也都明确了隐私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刑法具有人权保障机能（或自由保障机能），即刑法具有保障公民个人的人权不受国家刑罚权侵害的机能。公民的隐私权是基本人权的必要组成部分，那些严重侵害隐私权的行为被纳入刑法保护的范围，是由刑法的机能自身决定的。如果刑法及时规制侵犯隐私权的犯罪行为，那么刑法又向“以人为本”的目标迈进了一步，人性化的刑法必将得到更好地实施。（2）隐私权刑法保护是社会现实之需要。“电子网络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高效、便捷、畅通的信息平台让人陶醉，丰富的现代文明成果让人尽享。然而，随着高科技带给的运输工具的愈加高速化、通訊手段的愈加现代化，人们没有预料到的各种现实危险接踵而至。人们的私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被广泛、深入、快速、严重地侵犯，这使得本来就易碎的隐私权更加岌岌可危了。”在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高度全球化的今日，网络犯罪等新型高科技犯罪已跨越国界，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的难题。我们的刑法也需要接受这种新的挑战，并及时迅速地做出回应，坚决严厉打击侵犯隐私权的违法犯罪分子，使人民更安心地工作，更有尊严地生活。

二、我国隐私权刑法保护的现状与不足

（1）现行刑法中的隐私权刑法保护。我国《刑法》中涉及隐私权刑法保护的罪名：第238第1款的非法拘禁罪，第245条的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第246条的侮辱罪、诽谤罪，第252条的侵犯通信自由罪及第253条的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在《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规定了以上条款。另外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规定了非法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刑法修正案（五）中规定了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罪，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2）我国隐私权刑法保护之不足。一是刑法未确定独立的隐私权。众所周知，《侵权责任法》已经颁布实施，其中明确了隐私权是受该法保护的一项民事权益。但是现行刑法典及其修正案对于隐私权的含义、内容、构成始终持有一种含糊不清、欲说害羞的保留态度。二是隐私权刑法保护体系分散。我国刑法中隐私权保护总共涉及9个罪名，它们分别设置在刑法分则第4章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及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条文设置比较分散。三是刑法对个人秘密重视不够。我国刑法似乎更看重国家秘密、军事秘密和商业秘密，而在公民个人隐私性信息秘密的刑法保护方面却不尽如人意。当隐私在表现为个人秘密性信息时，也当然是一种秘密，同为秘密，私人隐私秘密却未受到如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军事秘密同等的保护，足以见得对个人秘密重视不够。四是刑罚措施及刑种设置不灵活。惩罚犯罪的刑罚手段有多种，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均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而我国刑法对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犯罪所采取的处罚措施，除了刑法修正案（七）首次引入罚金刑以外，一直采用自由刑这种单一的刑罚方式，这会导致因刑罚措施过于呆板而致惩罚隐私权犯罪不力的后果。五是缺少亲告罪起诉模式。前述我国刑法规定的侵犯隐私权犯罪中，只有一个附带性隐私犯罪——侮辱罪属于“告诉才处理”案件范畴，其它各罪均纳入公诉模式之中，这很有可能给本已受伤的心灵带来更大程度的伤害。同时隐私权受到伤害的程度会因主体而异，过多地采用公诉模式，势必会影响到人们处置自己隐私的合法权利的行使。

三、我国隐私权刑法保护的完善

（1）隐私权独立化。目前，在现有的隐私权刑法保护规范之间尚未形成新型概念将其紧密联系起来，如果在刑法中确认独立的隐私权利，就可以此为基础，在整合现有立法成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补充完善对公民隐私权的刑法保护。（2）构建隐私权刑法保护体系。首先，将传统的侵犯隐私权犯罪集中起来，组成单独一节，置于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之中。其次，将目前社会上出现的那些侵犯隐私权的新型犯罪依附于各类民事、行政、社会经济法律的附属刑法中，设置合理罪状并规定刑罚措施。最后，充分发挥单行刑法针对性强的特点，具体针对重点隐私保护领域进一步强化它的规范功能，这样就能够极大改善目前隐私权刑法保护力量单薄的尴尬。（3）加强对个人秘密的保护。在今后立法工作中有必要改变这一尴尬局面，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地对公民个人秘密进行刑法保护。可以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现有刑法条文进行适当扩张解释，逐步扩大保护范围，坚决遏制严厉打击侵犯公民个人秘密的犯罪行为。（4）完善刑罚手段。在立法中适度扩大罚金刑适用比例，对侵犯隐私权的被告处以适当罚金，逐渐完善罚金在侵犯隐私权犯罪规制中的使用；同时建议设置合理适当的保安处分措施，如规定“禁止接触计算机”、“禁止浏览网页”等形式的禁止令。（5）适度扩大告诉才处理起诉模式的范围。《刑法》应当扩大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范围，建议把非法搜查罪和侵犯通信自由罪规定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明确规定上述犯罪告诉的才处理，从而将诉权完全移转至受害人手中，由受害人自主决定是否向法院起诉。这样能够避免受侵犯的隐私权益受到再次侵犯，更有效地保护公民隐私权。

参 考 文 献

[1]王利明.人格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47

[2]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12

[3]刘迪.现代西方新闻法制概述[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

119

[4]徐显明.法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397

[5]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5～26

[6]张莉.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

[7]李步云.人权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8]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9]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10]张寅.构建刑法中自动恢复行为理论的设想[J].企业导报.2009（10）

浅议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刑法保护 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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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刑法保护

摘要：财产权利是个人权利的基础，私有财产权已成为现代人权的重要内容，物权作为财产权的两大基石之一，应加强其刑法保护力度，从而切实地保护好公民的私有财产。本文从物权上的所有权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现行刑法对私有财产所有权保护的现状，指出其缺陷所在，在借鉴国外立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点完善的建议，以期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财产权是以财产为对象的，能带来社会生活利益的全部权利即通常所说的产权，包括物权、债权和其他财产权(如知识产权等)。财产权中的物权主要是为大陆法系的民法所采纳的概念，它是指公民、法人依法享有的直接支配特定的有体物的财产权利，和债权一起构成财产权的两大基石。所谓直接支配是指权利人无须借助于他人的帮助，就能够依自己的意志依法直接占有、使用其物，或采取其它的支配方式，所有人和使用权人在依法行使其权利时，一般不需要取得义务人的同意，也不需要义务人的辅助。物权一般分为三类，即财产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其财产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是物权中最完整最充分的权利，相对于权利内容受到限制的其它物权而言(如土地使用权等)，所有权是“完全物权”，而其它物权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所有权的权能，没有法律的依据和所有人的授权，其他物权人不能行使处分权。

从这三个概念中可以看出，所有权是财产权的核心，新宪法修正后，要想将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落到实处，加强对所有权的刑法保护无疑对整个私有财产的全面、充分的保护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在整个财产权的保护面前竖立起一道最坚实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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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法保护私有财产所有权的正当性理由

《宪法》赋予了公民在政治、社会、个人生活等方面的基本权利，而与生命权、自由权一起并称为公民三大基本权利的财产权作为公民社会生活方面的主要权利越来越受关注和重视。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对现行宪法有关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定作出了重要修改，进一步明确规定：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此举在笔者看来至少具有以下二点意义：第一，肯定了私有财产应有的法律地位。以前的宪法仅仅停留在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的层面，而比合法收入含义更为广泛的私有财产被忽略了，从而使得大量而普遍的私有财产在宪法和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这次宪法修正案使得这种尴尬的状况有所改观。第二，将使我国经济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并因此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私有财产已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加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将使我国经济获得更长久的发展。我们必须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权的科学内涵，充分地保护好公民的私有财产。但私有财产并非一个空泛的概念，物权就是它最主要的法律内涵。物权正式付诸于成文法典是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第307条：“物权，是属于个人财产上的权利，可以对抗任何人。”可见，它一出现就进一步明确了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而所有权作为物权的核心权力更应受到保护。然而与欧陆国家在私有财产所有权保护方面走过的道路不同，新中国成立前经历了几千年的奴隶制统治，在这种封建统治中对公权益相当重视，而对私权利、对公民个人的私有财产则缺乏严格的制度予以调整和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个人权益受到空前的重视，但由于受封建传统的影响，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的走了不少弯路。公民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完善的保护，生活中公民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屡屡遭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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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侵犯更凸显出法律对其保护的苍白无力，甚至经常出现以社会公共利益需求为理由，借政府公权力之手为商业利益群体违法征用农民土地和滥拆居民住房事件，将公民财产所有权遭受侵害的一幕幕演绎到了极致。在第一次规范(民法、行政法、经济法)不能进行强有力的保障的情况下，刑法这作为其它部门法的补充法和保障法的第二次规范应挺身而出，为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所有权贡献出自己应有的力量。

《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所说的“恒产”是指稳定的私有财产，假如没有稳定的私产，一般人就会心神动摇，社会就不会稳定。可如果有私产却得不到国家法律充分地予以保护，社会也不会稳定。作为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刑法为社会的稳定、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保驾护航责无旁贷。所以，在当前私有财产还得不到充分保护的情形下，修改完善刑法，加强对其刑法保护乃当务之急。

二、我国刑法对私有财产所有权保护的状况

犯罪是侵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刑法对犯罪行为进行处罚就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保护。从我国历代的立法来看，都注重于用刑法来维护社会的统治。由于古代民法极不发达，而且对侵犯财产的形态也比较单一，在立法者和人民大众的眼里，财产权就等同于所有权。古代统治阶级通过刑法来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也就是对其所有权的保护，来维护其阶级统治，促进社会的进步。

(一)刑法对财产所有权保护的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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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私有制的确立，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保护也就有了相关的规定，我国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当时的《夏书》说：“昏墨贼条，皋陶之刑也。”这里的“昏”指“恶而掠美为昏”可见夏代已有强盗罪的规定。到了西周，奴录制社会的统治阶级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更为重视。《品刑》和《尚书·大传》都对侵犯财产罪有相关规定。

春秋战国时期，李悝认为：“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在他制定的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中，以《盗》为首篇，体现了当时统治阶级对惩治私有财产犯罪的重视，这也对后世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汉代，刘邦著名的《约法三章》就有“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规定来对私有财产加以保护。

三国二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规定对侵犯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处以严刑，并且株连九族。如北周明确规定：“持杖群盗，一匹以上，不持杖群盗五匹以上，皆死”。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法律发展得相当完备。《唐律疏议》不仅为后世立法的楷模，更远达日、朝等国为其立法所借鉴。在侵犯财产罪方面，《唐律疏议》专设《贼盗律》一篇，依《贼盗律》规定，侵犯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主要方式是“盗”，即“公取、窃取皆为盗”。《唐律疏议》规定：“公取，谓行盗之人，公然而取;窃取，谓方便私窃其财，皆名为盗。”除盗罪外，唐律还规定有其它的侵犯财产罪，如《唐律》规定了对执持人质求赎财物、恐吓取人财物的惩处，前者重于强盗罪，后者重于窃盗罪;对以诈骗、隐瞒等手段侵犯私有财产的，对私自挪用受寄财物、免费法律咨询3分钟10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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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物等侵占他人财物的，《唐律》也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条款。可见，《唐律》的立法技术已达很高的水准。

宋朝也承袭了唐朝的制度，贼盗罪也分为强盗和窃盗两种。《宋刑统·贼盗律》规定：“擒获强盗，不论有赃无赃，并集众决杀。”“对窃盗，赃满五贯，处死。”并且，对贼盗共同犯罪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处罚原则。《贼盗律》规定“诸共盗者，并赃论。”

元代对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的采取重刑原则，但到明代立法，则对侵犯财产罪注意根据情节(包括数额)等轻重来进行处罚。如《大明律·刑律》规定：“凡强盗已行而不得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对于窃盗，一般依得财多少惩治，监守自盗以及盗制书、印信、内府财物等情节严重者可以处死，盗亲属财物和本家同居之人财物可减轻处罚;毁坏财物根据毁坏程度决定刑罚，诈欺官私财物者，“计赃准窃盗论，免剌”，侵占财物的，依侵占财物数量多少确定刑罚。

清代的侵犯财产罪的立法更具有现代意义，制定了强盗罪、窃盗罪、诈欺官私取财罪、白昼抢夺罪、恐吓取财罪一系列罪名来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对新中国的刑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以上可以看出历朝以来的立法表明统治阶级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保护甚为重视，统治阶级通过严刑峻罚来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从而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

(二)现行刑法对私有财产所有权保护的立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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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法为了加强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在分则的第5章侵犯财产罪整章都做了规定，对种种侵犯私有财产所有权的行为进行惩罚。侵犯财产罪，是指故意非法占有、挪用、毁坏公私财物的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就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所有权是一种支配权，其4项权能即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一起构成财产所有权的全部内容。侵犯财产罪多数情况下是对财产所有权全部权能的侵犯，但由于所有权能与所有权整体之间存在着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对所有权任一权能的侵犯同样是对所有权的侵犯。

在侵犯财产罪这章里，规定了12种侵犯财产罪，对抢劫、盗窃、诈骗、抢夺、聚众哄抢、侵占、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挪用特定款物、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破坏生产经营等侵犯公民财产所有权的行为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可以适用除剥夺政治权利之外的其它所有主刑和附加刑，这些都体现出刑法对所有权的保护。

三、外国刑法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保护

与我国现行刑法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规定不同，外国刑法在保护财产所有权的规定当中，对其犯罪对象作了动产与不动产的明确的规定，既对其作了概括性区分，还对不动产犯罪对象不同的表现形式作了具体的指明，表述主要有建筑物、房屋、住宅等。在有的国家的刑法典里虽然没有“不动产”的概念表述，却规定了具体的不动产形式。各国刑法对不动产犯罪对象的规定散见于其刑法典分则，对财产所有权的侵害都涉及到不动产所有权的占有、处分、使用、收益四个权能。具体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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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刑法典对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犯罪对象明确区分为动产与不动产。第137条盗窃罪，和138条轻微盗窃罪，第140条侵占罪，第141条侵占自己取得或发现之物罪，第143物之夺取罪中，都明文规定犯罪对象只能是动产，而在第147条侵占或夺取质物留置中，其规定的犯罪对象既有动产也有不动产。

西班牙刑法典在侵犯财产之罪序列中使用了动产概念。如第500条抢劫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动产，没有使用不动产概念，但从有关罪名的具体表述中可以清楚地加以辨别。如在篡夺罪中，第517条规定“对别人使用暴力或恐吓占据其动产、或篡夺所有权属于别人房地产的行为，房地产明显为不动产。第547-556条规定的纵火罪中，在犯罪对象中明列了如造船厂、军火库、博物馆、村庄、戏院、教堂、公共建筑物、住宅等不动产的具体形式。

巴西刑法典在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犯罪中使用了动产、不动产和财产三个概念。偷盗罪、抢劫罪和非法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动产，篡夺罪则明确规定有不动产的犯罪对象，损坏罪的犯罪对象为财产，财产可以理解包括动产和产。

德国刑法典也对动产与不动产作了明确区分。如第242条盗窃罪只能盗窃他人动产，第246条侵占罪既可以侵占他人动产，也可以侵占他人不动产。

意大利刑法典在第13章“侵犯财产罪”中将犯罪对象明确区分为动产与不动产。盗窃和抢劫都只能针对动产，而专门针对不动产犯罪有第631条侵占罪，第 632条改变水道和和改变地点状态罪，第633条侵入土地或建筑物罪，第634条以暴力干扰对不动产的占有罪，第636条在他人土地上引入或遗弃动物和随意放牧罪，第637条擅自进入他人土地罪等。既可以针对动产也可以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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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的有第635条损坏罪，即“毁坏，损耗，破坏他人的动产或不动产的或者使之完全或部分不可使用的行为”。

国外刑法典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是既充分又全面的，使得日常生活中种种侵犯动产所有权和不动产所有权的犯罪行为都有机应的罪名予以惩治，值得我国立法很好地借签。随着犯罪现象的愈演愈烈，犯罪对象的多样化，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应随之加大。所以现行刑法应相应地随着社会的发展完善自身才能很好地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所有权不受侵犯。

四、现行刑法对私有财产所有权保护方面的缺陷

(一)与公共财产相比，私有财产所有权没有受到刑法的平等保护

我国现行《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虽然与《宪法》第十二条的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相比，只是少了神圣两个字，但在立法上则明显地表现出对二者的保护有所侧重，笔者就以《刑法》第271条、第272条为例，加以阐述说明。

根据《刑法》第271条规定：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除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财产的构成职务侵占罪，法定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和并处没收财产。而同一部刑法中对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共财物的，按贪污罪定罪处罚，法定最高刑却为死刑。根据有权的司法解释规定，涉嫌职务侵占，数额在5000至10000元之间的，应予追诉，在沿海经济发在地位，涉嫌职务侵占罪的，追究诉起点是8000到 10000元;而贪污罪的追究起点是5000元，如果情节严重(如多次贪污不思悔改等)不足5000元也可以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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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如果是职务侵占私有财产的，数额为7000元也有可能不被追诉，如果是贪污公共财产，数额为4000元的话也有可能受到刑法的制裁。

同样，根据《刑法》第272条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构成挪用资金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挪用公款罪的最高期限为无期徒刑。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公私财产保护的不平等性程度可见一斑了。

(二)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没有明确区分地产和不动产，从而导致对不动产所有权的保护远远不够

动产与不动产作为物权法中对“物”的一种分类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罗马法学家彼得罗·彭梵得在《罗马法教科书》中说“在每一种法中都有一个对物的最基本的划分„„这种基本的划分在现代法中表现为动产和不动产之分”。法国物权法继承了罗马法关于物权的这种划分方法，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动产与不动产是法国民法上对财产最为重要的基本分类，这一分类是《法国民法典》编撰时期法国统治者有关物权的立法思想的重要反映。即使在法国现代物权法，其仍然不失为财产的主要分类之一。动产和不动产的划分对整个《德国民法典》，尤其是对德国民法物权体系也有着根本性的意义。

动产成为侵犯财产罪的对象一般不存在疑问，但不动产能否成为侵犯财产罪对象而受到刑法保护呢?各国刑法理论和立法规定不尽一致。自罗马法以来的传统观念认为盗罪(盗取罪)的客体只限于动产，联邦德国、瑞士、西班牙、奥地利等国的学说，立法均如此认为或规定，但现在赞同盗窃不动产具有可罚性的人越来越多。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陈朴生认为：“夺取罪(包括盗窃、抢夺、免费法律咨询3分钟10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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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盗、恐吓等罪)，重在排除他人对于其物的支配，而移置于其自己或第三人支配之下，其行为之本质，在于移转其物之支配，并不以移转其物或变动其物之处所为必需，称物，本包括动产与不动产，虽其犯罪动机并不相同，而其客体之财物则无二致”。我国有的学者认为，盗窃、抢劫罪的犯罪对象一般说来不能包括房屋等不动产，而诈骗罪、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则包括不动产。笔者认为，不动产可以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受刑法保护是不可置疑的，但是，受侵犯财产罪行为的性质、特点的限制，抢劫、抢夺、挪用资金、聚众哄抢、挪用特定款物等的对象只能是动产，不包括不动产，即不动产不能成为所有侵犯财产罪的对象。

我国的民法通则中并没有动产与不动产的概念，从而使得刑法对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也没有明确区分动产与不动产。在侵犯财产罪一章的12个罪名中有9个罪名将犯罪对象明文规定为财物，各有1个罪名将犯罪对象规定为“资金”、“财物”、“机器设备及耕畜”。在这些犯罪对象中“资金”、“耕畜”是典型的动产，“款物”是资金和财物的结合，具有动产色彩，也可以勉强把房屋和设施等不动产包含进去，但恐怕不能包含全部。至于“机器设备”包括在工具，农(副)业、渔(养殖)业、林业、牧业及手工业生产经营中使用的各种机器、仪器、仪表、交通工具等，也很难理解不动产。可见，使用“财物”概念没有很好地全面反映侵犯财产所有权的实际情况。

由于犯罪对象没有明确规定动产和不动产，从而出现了类似于抢劫罪对象是否包括不动产的争议，也使得对不动产所有权的保护甚为不力。实践中，已经出现种种严重侵犯公民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如公然强占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的房屋甚至采用暴力、胁迫、勒索手段逼其交出产权证书，盗窃、抢劫、抢夺和毁灭他人房产证书，故意毁灭、损坏或污损他人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房屋等。即使在2004年3月15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后，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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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拆迁为主要方式侵犯公民不动产所有权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从湖南嘉禾的野蛮拆迁到沈阳公民董国明被拆迁公司困在自己家中27个日夜，从广州小谷围艺术村拿到合法房产证的业主被强制拆迁到浙江滥岭市松门镇的非法拆迁，一个个悲剧在世人面前上演，而刑法却缺乏相应的规定加以保护，使得不动产所有权的保护成为了当前刑法的软肋。

(三)现行刑法对所有权内容的保护面过于狭窄

即使侵犯财产罪的一些犯罪对象可以被理解成包括不动产，有关的罪名也表现出重处分权轻其他权能、对不动产所有权内容的保护面狭窄的缺陷。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职务侵占罪和敲诈勒索罪都是以“非法占有当为目的”，这里的占有有双重意义：一是作为财产所有权能之一的“占有”，即对财产的实际控制;二是作为财产所有权核心权能的处分，即使得所有权人实际丧失对财产的处分权。行为人并不是为了占有而占有，而是为了使用、收益或为了取得处分权，或单纯为了使所有权人丧失处分权。无论哪一种情况，行为人都在客观上使所有权人实际丧失了处分财产的权能。所以，上述犯罪直接侵犯的实际是所有权中的占有和处分两项权能，使得现行刑法对这些罪名的设置而加以保护的不动产所有权权能自然也仅限于这两项权能，对那些强住他人房屋、强行将他人房屋出租获利等只是非法使用或非法收益而不“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情况不能通过刑法的相关规定加以惩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