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任务（共3篇）
刑法的任务 篇1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
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是:什么事犯罪, 有哪些犯罪, 各种犯罪的构成条件是什么, 有哪些刑种, 各个刑种如何适用, 以及各种具体犯罪的具体量刑幅度如何等, 均由刑法加以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其含义是只有法律才能规定犯罪与刑罚。现代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和通常表述是:行为之定罪处罚, 以行为时法律有明文规定为限。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模式和内容
罪刑法定原则从其萌芽、产生, 经确立到发展, 现已成为各国刑法中最普遍最重要的刑法基本原则。在几百年的历史演变中, 罪刑法定原则形成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大陆法系的罪刑法定原则经历了绝对罪刑法定和相对罪刑法定两个不同时期, 其具体内容上也有所差别, 反映了刑事立法由较为严格到灵活发展的趋势。
(1) 绝对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内容。绝对罪刑法定原则是一种较为严格的、不容选择或变通的原则, 它要求犯罪的刑罚的法律规定是绝对确定的, 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只能被动地执行法律, 而没有任何自由裁量的余地。其基本内容为:1、排斥习惯法;2、排斥绝对确定的不定期刑;3、禁止有罪类推;4、禁止重法溯及既往。
(2) 相对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内容。相对罪刑法定原则是一种较为灵活的原则, 是对传统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修正。其基本内容是:1、在刑法的渊源上, 允许习惯法成为刑法的间接渊源, 但以却有必要或不得已为前提;2、在定罪根据上, 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和严格限制的扩大解释;3、刑罚的适用上, 允许采取相对不定期, 但禁止绝对不定期刑;4、在刑罚的溯及力上, 原则上禁止事后法的适用, 但有利于被告人的例外。
三、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体现
1997年《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处罚。这一原则的价值内涵和基本要求, 在1997年刑法中得到了全面、系统的体现:
修订的《刑法》实现了犯罪的法定化和刑罚的法定化。犯罪的法定化具体表现为:明确规定了犯罪的概念;明确规定了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明确规定了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刑罚的法定化具体表现为:明确规定了刑罚的种类;明确规定了量刑的原则和各种刑罚的制度, 明确规定了具体犯罪的法定刑。
取消了1979年《刑法》第79条规定的类推制度, 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得以真正贯彻的前提。
重申了1979年《刑法》第9条关于刑法溯及力从旧兼从轻原则。
消除了1979年刑法中一些易生歧义的模糊用语, 限定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所负责任的范围。
在分则罪名规定方面也较为详备。条文由1979年刑法的103条增至1997年刑法的452条, 罪名也从1979年刑法的129个增至1997年刑法的413个。
在具体犯罪上的罪状以及各种犯罪法定刑设置方面, 1997年刑法也增强了课操作性, 如对于大量具体犯罪, 尽可能采用叙明罪状的方式;在犯罪的处罚规定上, 注重量刑情节的具体化, 如第236条关于强奸的五种情节和第263条关于抢劫罪的八种情节的具体规定。
四、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适用
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付诸实现, 有赖于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 切实贯彻执行罪刑法定原则, 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 正确认定犯罪和判处刑罚
对于刑法明文规定的各种犯罪, 司法机关必须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 认真把握犯罪的本质特征和犯罪构成的具体要件, 严格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做到定性准确, 不枉不纵, 于法有据, 名副其实。对各种犯罪的量刑亦严格以法定刑及法定情节为依据。
(二) 正确进行司法解释
对于刑法规定不够具体的犯罪, 最高司法机关通过进行司法解释, 指导具体的定罪量刑活动, 这对于弥补立法的不足, 统一规范和指导司法实务, 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 进行司法解释不能超越其应有的权限, 无论是扩张解释, 还是限制解释, 都不能违反法律规定的真实意图, 更不能以司法解释代替刑事立法, 反之, 就会背离罪刑法定原则。
摘要：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刑法第3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无疑是从刑法典的高度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 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关键词：罪刑法定,刑法,量刑幅度
参考文献
[1]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 (犯罪论基础) [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
[2]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赵秉志, 吴振兴.刑法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4]贾宇.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9
辨析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的冲突 篇2
一、罪刑法定和刑法解释矛盾
(一) 现实性冲突
根据罪刑法定规定, 刑法条例的所有词汇以及由这类词汇组成语句的意思一定要是精准无疑的, 不然其就会因不能操作而丢失意义。由于我国语言博大精深, 不同的读者, 对于同一句子和词语理解的含义都会存在较大的差别。根据黎克尔的解说, 创建话语的文本富有远化这一特征, 即一系列让文本走出说话时环境的特征。从立法者角度来讲, 对认识的统一让法律文本含义富有了准确性。可就别人来看, 我们并不能在认识上同立法人获得统一。抛去立法人在立法上对有些原则性的争议持有揣着明白装模糊态度, 即便他想要对某个判断做出精确表态, 但他还是不能保障法官与公民对其认识会持有相同的看法, 因此, 要想确保法律具有实效性, 就应使法官与公民的认识保持一致。大家不要盼望一部不被我们理解的法律可以有效的实行。基于立法人认为法定的事情对法官或公民来讲并不是全面肯定, 因此, 我们可以看出, 罪刑法也具有自身的不确定性, 所以, 罪刑法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即确定和非确定。前者通常指没有分歧的法律条例, 后者与之相反。若能从量上对其做出对比, 如果立法的水平相对较高, 就能使各个主体之间的理念保持一致, 并且还会加大立法人的权威, 否则, 立法人将不会获得较高的权威。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是所有公民在法概念上的统一是立法人同公民交流的基础, 若是二者在众多层面上都不能统一, 那公民也许会将法律看作异物, 因为他们不知道立法人的目的。当代法治的观念规定:立法人不可单方地定义罪刑法定, 若要实施罪刑法定, 一定要让公民对法律进行全面的认识且树起对法律真诚的相信。依据我国法律发展的实际情况, 对于法律的理解程度, 由于法官与立法人社会角色的不同, 对法律的理解也会存在较大的差别, 然而, 对于公民, 由于生活的社会背景以及个人经理的不同, 对法律的理解也会存在较大差别。因此, 对于此种状况, 不仅让法官在凭借个人的积累经验做出裁判时在一些层面上就与立法人背离;另外, 又让公民对法律好坏的断定只能参考法官对法律的具体应用来体会。这样一来, 立法人、法官与公民间就有了这样的形势:法官自身的行为, 不仅会影响公民对法律的理解程度, 还会影响公民对立法人的看法, 因此, 我们可以看出, 法官行为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公民对法律的看法, 其行为的职业性牵制了个人性, 并且这种职业性应受到三种层次的观念的制约:法官共同体的理念、法官与立法人的共同意思、所有公民的法观念。这三者就普遍性上来讲是递进关系。若法官的行为让所有公民在理念上达成共识时, 就完全达到了正当性。罪刑法定的获取是同以上三种理念的形成是并存的。然而, 在实际生活的过程中, 我们还在为获得法理念第一阶层上的统一而奋进, 所以, 罪刑法定在理念上的影响十分关键。
(二) 观念性冲突
刑法解释在价值选择上罪刑法定主要倾向于刑法的安全性, 且经此来获得刑法的社会保障功能。从司法方面分析, 对于法官做出的判决, 不仅应当得到立法人的认同, 还应得到所有公民的认同, 由于法律并不只是属于法人自身, 是属于全体公民, 在我国法制建设的过程中, 尤其是刑法, 刑法应是正义的代表, 而不是实施暴力的主要工具, 并且所有公民都希望刑法能够实现法律的公正性, 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于刑法, 主要包括两种属性, 即安全性与公平性, 因此, 这就要求在立法的过程中, 立法人应当正确对待这两种属性。如果在解决公民个人案件的过程中, 作为一名负责任的法官, 应当选择刑法具有的公平性, 以使公民能够认同法律的正义性。由于正义性是法律存在根本。法只可在正义中找到其适宜的且详细的内容。就某些意义来讲, 安全价值与公平价值并不会达到完全的一致。简单地说, 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在价值选取上是不能协调的。但从刑法自身发展的规律看, 我们对于刑法价值的选择具有历史性的特点。在中世纪, 思想家对于欧洲的罪刑裁判写下了罪刑法定标准, 符合那时的社会状况, 他们看重刑法的安全价值。当时, 公民对法没有深入的认识, 并不知道法的真正寓意, 仅是一味地顺从。为防止其受到不应受的惩戒, 只能从牵制刑罚权的发起上找突破。罪刑法定变成了获得此目的的最好选择。随着公民对法的认识的持续深入, 他们不再一味地顺从法律, 而是追问为什么这样定义法律。这种追问主要由于正义导致, 因此, 产生了新的社会形态, 即法治社会, 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 经历了很多历程, 因此, 刑法应与罪行法定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在实现法治的最高阶段以前, 基于上述因素, 刑法解释应顺应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然而, 并不是完全服从, 而是有条件的, 是在通过法官的严谨选取后可有条件的退让。当进入法制社会的最高形态以后, 法律已经被大部分公民认同, 然而, 对于公民认同的法律, 已经是拟定完成的法律, 刑法的公正价值覆盖安全价值。由于正义是法律的本质体现。此时, 我们就跨越法治和人治这一历史界线, 应使法治与人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因为此时的人是法律的人, 是对法有着真诚认同, 对法的精神全面认识的人。
二、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解释各自划清
虽然罪刑法定原则通同刑法解释有很多不能排除的冲突, 但若要获得形式上的罪刑法定原则和达到实质上的刑法解释的调整还是攒在相同点的。
作者觉得, 若想取得二者的协调或是一致还是要在他们的终极含义中找到着手处。贝卡利亚的社会契约原理写道, 公民舍去一些自由才创建了政府, 期望政府把个人自由牺牲积聚在一起让持续的战争与混乱得以停止。可众所周知, 人民也会害怕, 这样的政府会把其权力无穷的扩增, 再夺取公民所剩的那些自由, 因此一定要拟定法规条例。在十七、十八世纪, 权力乱用, 法官昏庸, 法学家们忍无可忍就拟定了罪刑法定原, 用此来结束权力当道的黑暗社会, 可知, 罪刑法定原则最初的保障是人权, 限定权力乱用的意义与目标是不可更改的。即使在前文的叙述中, 罪刑法定的价值理念是倾向与安全价值的, 但其最终都是为了所有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获得。而刑法解释在此意义上的认识是一样的。若是没有公正的法律上, 如何谈自由, 更加不用说权利的实现。因此大家不要单纯的因为罪刑法定和刑法解释两者间带有的天生冲突, 就将二者带有的价值孤立分开。事实上, 两者间唯有彼此牵制与补充才可在本质上填补罪刑法定在立法上的缺陷, 同时也可推动刑法解释在司法运用中更精准的使用。
总之, 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差别是刑法原理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 他们的界限十分不清楚。虽然学者给定了较多的分辨办法, 可是, 还是很难找到一种较清晰的区分准则, 对同一解释还是有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两种说法。在此, 作者觉得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一项客观重点区分便是“是否在法条字义的规定内”, 若不在此规定中, 即使对被告有利、可实现法益保护的这点、或是说刑法条例间也富有协调性, 都被看为类推解释。
摘要：公正——刑法内容中心。从观念上解析, 在价值选择上罪刑法定主要倾向于刑法的安全性, 公正仅是形式化;刑法解释被认为是一项司法实践活动, 其最高价值体现是怎样打破罪刑法定的约束, 在达到实体公正。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就产生了两种冲突:在现实中, 刑法的安稳性同社会持续发展的冲突, 这便阻止不了让刑法解释在一些层面与罪刑法定背离;根据法治规定, 怎样才可以用最小的实体公正来取得形式公正被作为法治国家刑事司法理念的最高峰。
关键词：罪刑法定,刑法解释,公正,价值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刑法的任务 篇3
因此, 在刑法学的入门课上, 当然要注重刑法概念的教学, 要帮助学生深刻认识作为刑法学研究对象的刑法究竟是什么, 从而为以后的刑法学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实际上, 从刑法概念入手, 深入挖掘刑法学的基本范畴, 是使学生初步形成刑法学知识体系的捷径, 也有利于学生从宏观上把握刑法学教材的知识结构、树立起学好用好刑法的信心。
一 从日常概念入手, 帮助学生确立刑法的科学概念
刑法的概念是统摄刑法学知识体系的总纲, 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刑法学这一门学科的总概念。因此, 在刑法第一课上帮助学生科学地认识刑法非常重要, 科学地确立刑法的概念也因此而成为刑法学课程的重要教学目的。认知心理学认为, 学习是学习者心理建构的结果, 这种建构是对环境中信息与刺激的应答, 而不是复制或映照。这意味着, 教学需要将学习者置于他们能够构建结构化知识的情境中, 而不是采取灌输的方式将知识装到学生的头脑中。作为大学生, 他们对于刑法的概念已有了一些零散的感性认识, 如果不注重对这些概念进行清理和引导, 就不可能形成对刑法概念的理性认识。通过直接灌输的方式, 最多只能让学生记住刑法是什么, 而不能让学生明白刑法究竟是什么, 只能知其然, 不能知其所以然。未受到系统而科学的刑法学专业教学之前,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感性认识而获得的零散概念, 可称之为刑法的日常概念;在教学过程中, 通过对日常概念的超越和升华, 系统揭示刑法概念的内涵、外延而形成的概念, 才能称之为刑法的科学概念。因此, 正视学生的感性认识, 从刑法的日常概念入手, 通过启发和探究的方式帮助学生形成刑法的科学概念应是刑法概念教学的基本思路。
在正式进入刑法概念的讲解时, 首先通过提问和讨论的方式, 激发学生的思维, 能够让任课教师全面了解学生脑海中对刑法的日常概念。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 笔者发现, 学生对刑法的感性认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犯罪;二是刑罚。这些日常概念与刑法的科学概念具有相似性。按照刑法学教材的通说, 刑法是规定犯罪及其刑事责任 (主要是刑罚) 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而国外则有刑法 (penal law) 、犯罪法 (criminal law) 的称谓。一般认为, penal law侧重于刑罚规范的一面, criminal law侧重于犯罪事实的一面, 二者称谓不同, 但所指法律相同。实际上, 这凸显出了刑法学的两大基本范畴:犯罪论与刑罚论。而“刑随罪至, 罪因刑显”, 初步揭示出了刑法中犯罪与刑罚的关系。由此引申出罪刑关系这一贯穿刑法学知识体系的红线, 让学生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刑法学教材 (上、下册) 由罪刑本体论、犯罪论、刑事责任论 (刑罚论) 、罪刑各论四大部分构成。
但是, 作为课堂的组织者, 任课教师应当趁机因势利导, 进一步理清其中的知识脉络。应当简要介绍刑事古典学派的“行为中心论”, 以及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 (新派) 的“行为人中心论”, 引导学生思考古典学派所主张的传统罪刑相适应和新派所主张的刑罚个别化的得失。在此基础上, 启发学生寻求协调二者关系的解决之道。于是, 刑事责任的概念呼之欲出。作为犯罪的法律责任, 刑事责任这一概念不仅预示着刑罚仅仅是承担责任的方式之一 (尽管到目前为止, 刑罚仍然是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 , 更为重要的是, 它能够将二者的优缺点巧妙地协调起来, 具有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结合而成的“犯罪——刑事责任——刑罚”刑法体系就更加科学合理。经过这种理性认识过程, 学生对于刑法概念通说观点的理解就不会仅仅停留在表面, 有利于帮助学生实现从刑法的日常概念向科学概念的转化和飞跃。
二 从刑法的调整对象入手, 明确刑法学的知识体系
需进一步追问的是:我国现行刑法的定义如何与古代所称的“刑”区别开来?其科学性究竟何在?《说文解字》中对“刑”的解读是:“井刂, 罚罪也, 从井, 从刀。刑罪也, 国之刑罚也。从井刀, 刀守井, 饮之人入井陷于川, 守之割其情也。”《晋书·刑法志》中认为:“夫刑者, 致生死之命, 祥善恶之源, 剪乱除暴, 禁人为非者也。”中国古代的“刑”侧重于运用惩治的威慑力来禁非除暴, 从一个侧面凸显了中华法系“诸法合体, 以刑为主”的特点, 而近代刑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出现, 具备了刑法文明、法制文明乃至法治昌明的必要条件。因此, 教师要趁机追问:“刑法为何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刑法究竟是什么?”
这时, 有必要以提问的方式让学生回忆在之前的法理学课程中所学到的区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法理学认为, 区别不同的法律部门有两个标准, 一是调整对象, 二是调整方法, 从这两个方面最容易管窥部门法的性质与功能。在这个问题上, 法理学课程的知识给学生带来了认识上的误区, 有必要予以澄清。虽然法理学的基本立场是“任何法律都有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否则就不成其为法律。法律部门就是以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作为依据来划分一部法律属于何一部门的”, 即部门法区分的标准是不同的调整对象, 一个法律部门之所以能够独立存在, 根据就在于其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但在论及刑法的调整对象时, 却出现了矛盾和分歧, 足以让学生陷入思维的困境之中。例如, 法理学家张文显教授主编的教材认为:“划分法律部门, (除了调整对象外) 还需将法律规范的调整方法作为标准。可将凡属以刑罚制裁方法为特征的法律规范划分为刑法部门。”刑法学家赵秉志教授主编的教材认为:“刑法不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 而是以特定的调整方法使它与其他部门法律区别开来。”再如, 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主编的教材认为:“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部门的区别表现在:对犯罪这类违法行为, 根据法律所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不同, 而不在于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也就是说, 一旦具体地落实到刑法的调整对象上, 无论是法理学界还是刑法学界都自悖其理、异口同声地认为, 刑法没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 不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为自己的调整范围, 刑法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是因为具有刑罚这种独有的调整方法。于是, 在同一法律体系之内, 区分部门法就同时具有了两种标准——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 而由于标准本身的不统一性, 法制的统一性就难免受损, 而且导致刑法学知识大厦的根基不牢。只要追问一下学生“为何相同的法律关系要用不同的调整方法”就足以让学生觉得刑法学的独立存在似乎是个难题。难道刑法真是对第一次规范 (如民法规范、行政法规范等) 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进行再次调整的第二次规范?难道刑法只具有补充第一次规范的附属性, 因而只能附属于民法和行政法等部门法?
在学生的思考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又陷入思维困惑之中时, 教师要立即回到正面回答问题的教学思路上。要告知学生, 实际上, 刑法在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两个方面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 刑法学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也是以此为基础构建和发展起来的。在调整方法上, 刑罚是刑法所独有的调整手段, 也是刑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最显著标志, 具有“不得已”的严厉性。之所以说刑罚具有严厉性, 是因为刑罚的内容是剥夺犯罪人的基本人权, 其他任何法律的强制力都不能与之相比, 刑罚权可以说是和平时期一个国家最具有强制性和暴力性的国家权力。而且可以进一步将刑罚权分解为立法机关的制刑权、公安检察机关的求刑权、审判机关的量刑权、监狱等刑事执行机关的行刑权, 并通过图表让学生一目了然地看清楚刑罚权的运行流程, 从而认识到刑罚权的运行过程是“麻子打哈欠, 全面总动员”, 即几乎动用了全部国家机关。这样, 关于刑罚论的“知识树”就清晰地勾勒在学生的脑海中了。
但是, 仅仅认识到刑法调整方法的特殊性是不够的, 因为这仍不能回答前面抛出的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同样的社会关系要用不同的法律手段来调整?换言之, 它不能提供国家判断社会危害性大小的理性标准, 也就不能回答国家发动刑罚权的正当根据, 因而也就不能有效地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滥用。要回答刑法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关键还得看其有无调整对象, 要深入理解“刑法”这一刑法学的总概念, 也要看刑法的调整对象究竟是什么。
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陈忠林教授在其主编的教材中针对国内外刑法学界普遍认为刑法不具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因而无法有力地说明刑法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一基本事实的理论困境, 曾经创见性地提出, 刑法具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 即是一种特别的社会关系——公民个人的基本人权与保护, 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的国家的法律秩序之间的关系。在介绍这一学术观点的来龙去脉之后, 为帮助学生理解, 最好能够举出形象、简单而生动的例证。例如:同样是10万元的经济损失, 为什么盗窃10万元应当动用刑罚, 而不能偿还10万元到期债务就不能动用刑罚呢?因为, 不能偿还到期债务, 仍然只是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 侵犯的是债权人的所有权;而盗窃10万元就不仅仅是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 侵犯的就不仅是被害人的所有权, 而是国家规定的相应的所有权法律制度。倘若国家不用刑罚来打击盗窃, 而是通过民事赔偿的方法来解决, 即使双倍赔偿, 但由于犯罪黑数的必然存在, 盗窃者可能还有得赚, 这样的法律实质上是鼓励盗窃!就是恶法。申言之, 对犯罪行为如果不动用刑罚权, 那么国家相应法律制度所保护的全体公民的相应基本人权就要从根本上受到威胁, 其他部门法的权威就会从根本上失去保障。这就为发动刑罚权的正当理由给以了回答, 同时也对刑罚权的范围予以了限制。由此, 帮助学生深刻体悟刑法的独立存在价值, 并可进一步引申出犯罪与刑事责任、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系, 从而为犯罪论和刑事责任论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 结束语
刑法学是一门富于哲学思辨的法学, 杰出的刑法学家往往也是杰出的法哲学家, 虽然刑法学教学不奢求培养法哲学家, 但是注重培养学生的刑法思辨能力则非常必要。在刑法学入门课上清理学生对刑法的感性认识, 并追问“刑法究竟是什么”这样一个刑法哲学的问题, 并不断地创设教学情境, 启发学生的思维, 不仅能帮助学生层层深入地理解刑法概念的科学内涵, 也有利于引导学生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经常性地对犯罪与刑事责任和刑罚的问题进行哲学层面的思考, 帮助他们逐步理解立法上罪名设置、犯罪构成要件设置、法定刑配置的正当根据, 以及司法上定罪处刑活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从而切实帮助他们掌握好刑法学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
摘要：刑法的概念是统摄刑法学知识体系的总纲, 是刑法学学科的总概念。从刑法的日常概念入手, 层层深入地挖掘犯罪、刑事责任、刑罚、罪刑关系、刑法的调整对象等刑法学的基本范畴, 帮助学生确立刑法的科学概念, 是让学生在刑法学的入门课上从宏观上把握刑法学教材的知识结构、初步形成刑法学知识体系的捷径。
关键词：刑法,总概念,教学,刑法学,知识体系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101
[2]赵秉志.刑法新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3]陈兴良.刑法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6
[4]陈忠林.刑法学 (上)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