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因果关系的界定（共4篇）
刑法因果关系的界定 篇1
一、刑法因果关系的概念
要想深入地研究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 首先需要明晰其概念。哲学上的因果关系是事物之前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同于哲学, 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 刑法因果关系是指实行行为与对论罪量刑有价值的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合乎规律的关系。有的认为刑法因果关系, 是刑法规定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的特定联系。
之所以会有上述相异的见解, 是因为学者们研究的角度不同。有的学者是从认定的角度研究因果关系的范围, 有的学者则是从结局上探讨因果关系的研究对象。笔者认为, 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的不同界定都有其道理, 不能简单地评价其优劣。其实, 对于刑法因果关系的概念无须做太过精确而复杂的定义, 只要在基本事实层面就刑法因果关系的概念达成共识, 然后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更好地构建新的体系, 这才是当务之急。
二、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对象
( 一) 学说介绍
第一种观点“行为说”认为, 因果关系是行为人实施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种观点“违法行为说”认为, 因果关系是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第三种观点“危害行为说”认为, 因果关系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关系。第四种观点“犯罪行为说”认为, 刑法因果关系是研究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 二) 分析比较
第一种观点认为刑法因果关系的原因是人的行为, 但是“人的行为”的外延太过广泛, 既包括基本的生命行为, 也包括违法或者犯罪行为。外延太广, 难以认定, 显然这一观点显然存在很大的缺陷。第二种观点认为刑法因果关系的原因是违法行为, 限定了人的行为的范围。但这一观点也有不足, 且不论我国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的区分带来的困扰和麻烦, 单是违法行为就有非常广泛的外延。所以, 如果不对违法行为的界限加以限制, 就有可能混淆其研究对象。第四种观点认为刑法因果关系的原因是犯罪行为, 但是犯罪行为的内涵过窄, 容易导致一些危害社会而不构成犯罪的行为逃脱法律的制裁, 因而这种观点是不合适的。通过以上的论述,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三种观点的优劣之处。相较之下, 作者认同第三种学说。作者认为, 能够作为刑法因果关系原因的行为必然是在法律上有意义的行为, 危害行为避免了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划分的僵硬, 从实际上界定了原因。只要是危害社会的行为, 必然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 就需要刑法来评价, 这些客观危害行为与刑法因果关系具有一致性。“危害行为”的内涵既不像“人的行为”、“违法行为”的内涵那么广泛, 又不像“犯罪行为”的内涵过窄, 因此, 危害行为说是比较恰当的。
三、刑法因果关系的特点
( 一) 刑法因果关系具有客观性
因果关系是两种客观现象之间的联系, 是实在的存在。关于因果关系的客观性, 有些学者存在不同的观点, 有人认为刑法因果关系必须包含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因素。这种观点有失偏颇,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实际上是把因果关系的客观性与原因行为的主客观一致性混为一谈。因果关系的客观性意味着, 在因果关系的判定过程中, 需要排除行为人的主观认识, 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准确。例如, 甲女因为乙男的猥亵而羞愤自杀, 不管乙男主观上是否认识到自己的猥亵行为导致了甲女的死亡结果, 都不能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 二) 刑法因果关系具有相对性
衡量事物之间的关系需要一个标准, 而这个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相对的。在纷繁多杂的社会生活中, 事物之间普遍联系, 相互影响。在具体的刑事案件中, 案件事实和情节粗综复杂, 彼此交织, 要想找到对破案有用的线索需要细心筛选。因此, 我们在认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时, 必须承认其具有相对性, 着重考察和研究与犯罪事实和刑事责任相关的因果关系环节。
( 三) 刑法因果关系具有时间顺序性
原因和结果在时间上存在着先后顺序, 原因在前, 结果在后。任何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都不可能违背这样一种顺序,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也是如此。刑法上的危害行为应当发生在危害结果之前, 发生在其之后的, 不能认定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 在具体的案件中, 要查明引起危害结果的原因, 应当在危害结果发生之前存在的危害行为中查找。当然, 因果关系不仅是时间顺序之间的关系, 还需要综合考察其他方面的因素。例如, 甲欲伤害乙, 潜入乙的房间, 向躺在床上的乙开了一枪, 打死了乙。后来, 经过法医鉴定, 乙在中枪之前已经死亡, 甲实际上射杀的只是一具尸体。在这个案件中, 甲的危害行为发生在乙死亡结果发生之后, 所以不能认定具有因果关系, 因而就不能追究甲的故意杀人责任。
综上所述, 因果关系在认定犯罪中占据重要地位, 界定因果关系是研究因果关系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陆凌.刑法因果关系认定模式研究[D].吉林大学, 2011.
[2]王喜.浅谈刑法因果关系的界定[J].法制与社会, 2009 (15) .
刑法因果关系的界定 篇2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的劳动关系是受法律调整的劳动关系，按照《劳动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订立劳动合同是产生劳动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既然建立劳动关系是一种法律行为，那么，终止劳动关系也必须依法办理。
各家媒体对北京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总务经理兼工会主席唐小东解职一案做了很多的报道。但笔者认为，从法律专业的角度看，北京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对其总务经理兼工会主席唐小东所做的处理究竟是解除职务，还是解除劳动合同，或是予以开除?各家记者用词不尽相同，说法不一。笔者这里用了“解职”一词，其实也是似是而非的。解职可以理解成解除了唐小东的总务经理的职务，也可以理解成是解除了唐小东的“工职”即解除了职业关系。其实，从法律意义上说，开除、除名，辞职、离职，解除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合同，所有这些在我们一般的理解中，似乎都是一回事。但是，这些用语的法律意义有所不同，尤其是在仲裁或诉讼的程序中，这些不同对于争取当事人的权益至关重要。笔者认为在法律上澄清这些术语，特别是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界定，是极其必要的。
第一，解除职务，是企业管理的权限。依照《劳动法》第四条的规定，企业有责任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职工奖惩制度、经理人员管理制度、公司守则等等都是企业的最基本的管理制度。对于那些担任一定管理职务的领导人员，根据其业绩及过失情况给予奖励和处理。关于对担任一定职务的领导人员予以行政处理，完全是企业自主权的范围;当然被处理的人员依照有关的管理制度应当具有申辩的权利。凡属于这样的企业自主权范围内的行为，法院一般是不受理的。如果北京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仅仅是对唐小东作出了“解除总务经理职务”的处理，依法唐小东不应当通过劳动争议仲裁或诉讼程序处理，如果一定要走仲裁或诉讼程序，诉讼请求应当集中在违法或违约“变更”劳动合同关于岗位的规定提出主张。2003年北京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解除其总务经理职务、责令唐小东居家思过的决定，是明确的“解职”。海淀区工会及劳动行政部门与公司协商交涉，公司决定撤销处理决定。这是最佳的解决方式，但这不是司法程序。
第二，开除、除名也是企业对职工的一种具有行政性质的处分或处理。但是，这两种情况要受到法律控制，即必须依法处理，引起争议则纳入劳动争议处理的程序处理。开除和除名不能仅仅依据企业自有的规章制度，还必须依照国务院颁布的《职工奖惩条例》规定的实体条款和程序条款，作出处理决定方为有效。开除和除名的性质也是不同的。开除是企业对职工的一种行政性的处分，是《职工奖惩条例规定》的八项处分之最严重的一种。开除就意味着终止了劳动关系，这也是一种剥夺职工劳动权益的行为;因此，如果由此而发生纠纷，视为劳动争议，需通过劳动仲裁或诉讼程序解决。除名也是一种剥夺职工劳动权益的行为，但是，除名不是对职工的行政处分而是一种专门性的处理。开除的实体要件一定是职工有错误的行为且情节严重;除名则只是针对那些连续旷工15天或年累计旷工30天者作出的专门性的处理;旷工的理由不是免除处理的充分必要条件。辞职和离职与开除、除名又不同，虽然这两种情况也是在《职工奖惩条例》中作出的规定，但是，这两种行为都是以职工方为主动，企业只能根据这样的事实依法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
第三，解除劳动合同则是指劳动关系依法提前终止的行为。解除劳动合同是一种严肃的法律行为，必须依法作出决定而不能任由企业自主裁量。《劳动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就是对解除劳动合同要件的具体规定。概括起来包括三个层次：职工与企业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企业单方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合同;职工单方解除与企业的劳动合同。企业单方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合同又分为三个层次：即职工
有过错而被企业解除劳动合同;职工有原因而被解除劳动合同;企业履行法定程序裁减人员。职工单方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分为两个层次：即职工履行法定程序解除与企业的劳动合同和职工无过错而单方解除与企业的劳动合同。无论是企业单方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合同，还是职工单方解除与企业的劳动合同，都必须严格遵守《劳动法》规定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企业无论因为什么原因或依据《劳动法》的哪条规定单方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合同，都必须依法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这也是单方面解除与职工劳动合同的无条件程序规定;其根据就是修改后的工会法。《工会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企业单方面解除职工劳动合同时，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工会认为企业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劳动合同，要求重新处理时，企业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
第四，终止劳动合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劳动合同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依据约定劳动合同失效，劳动关系不复存在;另一种是劳动合同约定的终止期限届满，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关系不复存在。一般而言，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是最普遍常见的，也有约定条件终止的情况。综上所述，终止劳动关系的具体情况有很多，依照法律之规定其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也都不尽相同。当事人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的实体和程序要件具体要求，提出自己的仲裁或诉讼请求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北京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对唐小东终止劳动关系的情况分析，如果仅仅属于解除总务经理职务的问题，最好的办法还是要通过上级工会或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予以解决。如果属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企业必须在解除其劳动合同前将理由通知工会，因为此案涉及的正是工会主席本人，所以，可以由工会委员会组织的名义提出不同的意见。很显然，北京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没有将解除唐小东劳动合同的理由通知本企业工会。依据程序法优先适应于实体法的法律原则，此案提请劳动争议仲裁或诉讼，企业都将败诉。
试析危险驾驶犯罪行为的刑法界定 篇3
关键词：危险驾驶罪,界定,行为,主观过错,交通肇事罪
一、危险驾驶罪的入法过程
施杰作为“孙伟铭案”二审辩护律师在为孙伟铭辩护时就曾提到, 孙伟铭的行为在当时现有的刑法规定下仅构成交通肇事罪, 并不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 虽造成严重后果, 但在裁判时我们仍要坚守罪刑法定原则, 以维护刑法权威保障当事人权利。而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孙伟铭的行为以“交通肇事罪”定罪有违公平, 处罚过轻, 这就说明我国关于刑事立法还应该进一步完善。正是此事件促进了危险驾驶罪的确定。在2010年的“两会”期间, 施杰向大会递交《关于增加危险驾驶罪的建议》的提案, 在此提案中他提出应增设规制危险驾驶行为的具体条款。同年8月, 《刑法修正案 (八) 》的起草工作启动。根据现阶段我国的法治发展状况以及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典型案例, 对刑法进行修改, 使之更好地调节社会关系适应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要求。此次对刑法的修改是继1997年后又一次有着重要意义的修改, 醉酒驾车等相关内容作为刑法修正草案的重要工作部分, 此草案于2010年8月下旬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1]
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 《刑法修正案 (八) 》经表决后通过, 也就意味着危险驾驶行为正式受法律的明确条款规制。
二、危险驾驶罪与非罪的界定
(一) 危险驾驶罪主观方面认定标准
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在域外立法例中也有所不同。例如德国立法中规定故意和过失都可构成此罪。而日本与法国的立法例中构成此罪的主观方面只能为故意。对此, 我国争议也较大, 认为其主观方面兼有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两方面内容。笔者认为只有间接故意才可成为危险驾驶罪的罪过形式, 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刑法》对于故意犯罪在第十四条中有明确规定, 要求故意中分为两方面内容———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 以此两项内容判断行为人主观恶性大小。按照现有刑法理论, 判定行为人主观方面的时候, 违法性认识起着重要作用。行为人对于危险驾驶行为可造成的严重后果, 可能是因为过于自信认为可以避免, 但是行为人对于危险驾驶行为可能引发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认识应是常识, 不可能无法认知, 而且危险驾驶行为已经过社会公众的充分讨论并由《刑法》确定为刑事犯罪, 危险驾驶的行为人更应该对自己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有确定性的认知。对于认定危险驾驶罪主观罪过形式为过失即过于自信的过失的学说, 事实上是对于放任的心理态度和自信能够避免两种主观方面表现形式的混淆, 未能区分两种罪过形式。
2.《刑法》对于主观方面为过失的过失犯罪, 都规定了法定的危害结果, 即若危害结果不出现, 即使出现了与过失犯罪相同的行为也不认为是犯罪, 如交通肇事罪。而危险驾驶罪是危险犯, 即危险驾驶的行为一旦发生便构成犯罪。从这一点来看, 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便不可能为过于自信的过失的。因此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2]
3.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基于公众的一般认知, 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不可能为直接故意, 若危险驾驶人以危险驾驶行为积极追求交通事故, 产生对社会安全的威胁, 那应根据不同的客观行为及危害程度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或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其他罪名。所以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只能为间接故意, 即行为人的心理态度为放任危险结果的发生, 即使在对结果认识充足的情况下也并未积极采取措施避免结果发生。
(二) 危险驾驶罪的行为认定
我国在制定危险驾驶罪时, 只有两个行为为法定的危险驾驶行为, 即醉酒驾驶和追逐竞驶。而对于吸毒后驾驶等在国外立法例中出现的危险驾驶行为我国立法中未给予体现。
1.醉酒驾驶的入罪标准
醉酒驾驶在公众上认知为饮酒后而达到的思维逻辑不清晰或无法正常控制自己行为的状态。但由于具体情况不同, 很难仅仅通过对驾驶者的感知而确定其是否为醉酒驾驶。为了便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 我国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了醉酒的具体标准, 虽此做法未考虑到个体差异, 但相对于一般人也是较为公平的判断标准。即当驾驶员血液中酒精的含量≥80mg/100ml时, 此驾驶员可认定为醉酒驾驶。醉酒驾驶并未有情节恶劣的字样, 体现法律对醉酒驾驶的零容忍, 减少因醉酒而导致的交通事故的决心。公安部表示, 在醉驾入刑两年来收效显著, 酒驾减少近四成。[3]
2.追逐竞驶的入罪标准
追逐竞驶需达到情节恶劣才有刑罚规制。首先, 追逐竞驶行为已经切实威胁到了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也就是所谓的追逐竞驶行为具有了现实危险性。若此行为发生在绝对不会有人出现和无任何建筑物的空地上, 即无发生危险后果的任何可能性, 此行为便不构成犯罪。其次, 情节恶劣, 还应对行为人主观心态进行判断。具体表现为行为人为了追求感官刺激、炫耀车技或以赌博为目的追逐竞驶, 威胁公共安全, 主观恶性较大, 应认定为情节恶劣。若仅仅为高速驾驶机动车, 无追逐其他车辆的意思表示, 则不构成此罪。再次, 对于情节恶劣的判断和认定应结合追逐竞驶行为发生的时间, 发生时的路面状况, 驾驶车辆的速度, 驾驶人的驾驶方式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4]
三、危险驾驶罪此罪与他罪的界定
(一) 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
交通肇事罪的入罪要件有三方面:其一, 行为人要违反交通运输管理的法律法规。其二,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其三, 因重大交通事故而产生法律规定的严重后果。其中严重后果包括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关于此罪的构成需要有以下几点需要明确:1.交通肇事的行为人为结果犯, 即必须有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 如无法律规定的结果, 则不构成此罪。2.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犯罪, 主观罪过方面只能是过失。也就是说交通肇事罪的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已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可能有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结果, 却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导致法定结果的发生。对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可能为故意也可能为过失, 但是对其重大危害结果的发生一定为过失, 否则就构成其他罪名。
相对于危险驾驶罪则不具有以上两点特征。1.危险驾驶罪的行为人为危险犯, 危险驾驶犯罪的构成并不需要有结果发生, 一旦行为人实施该行为, 并且该行为能够有使实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 而这种可能性又迫在眉睫, 那么该危险行为就构成犯罪。醉酒驾车、飙车、吸毒驾车等驾驶行为, 严重扰乱了公共交通秩序, 危害道路上不特定主体生命、财产的安全, 并且这样的危险不定时发生, 因而单纯地以结果犯理论作为刑事处罚的依据并不能十分有效地防范此类危险行为发生, 反而是对醉酒驾车、飙车、吸毒驾车等行为的放纵。2.危险驾驶罪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与交通肇事罪不同。交通肇事罪的行为人对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所造成的交通肇事行为, 主观方面上只可能是过失, 然而危险驾驶罪的行为人对自己所实施的可威胁到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危险驾驶行为主观方面是间接故意。
(二) 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使用决水、爆炸、放火、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方式对公共安全产生危害的行为。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用安全罪过为宽泛, 使得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失去了本应有的罪名特点。其中“危险驾驶行为”与决水、爆炸、放火、投放危险物质的行为从行为本身的性质到所可能造成的后果上是否具有相通的本质, 这一点尤为需要思考。在《刑法修正案 (八) 》中将危险驾驶行为具体化, 我们就要对新罪名和以往罪名进行区分, 以达到罪与刑相适应, 达到司法审判的公正。[5]
首先, 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所具有的危险性和加害性的比重不同。危险驾驶危害公共安全是因为其驾驶行为而导致的, 较之于决水、爆炸、防火以及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不仅具有危险性, 还兼具加害性, 而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本质主要在“加害性”上体现, 即行为人本身是对危害结果包含希望的因素多一些, 放任的状态少一些。从刑法的法条来看, 危险驾驶罪法律主要把规制其行为的危险性放在首位, 对于是否出现加害结果法律并不关心, 也反映了在危险驾驶罪中行为人主观上的加害性不是立法所考虑的主要问题。
其次, 在行为的危险程度上,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比危险驾驶的程度深。在《刑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一章中, 所规定的行为通常都是有巨大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如放火罪、决水罪、投放危险物质罪等, 对于与此有同样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刑法并未一一列举, 而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概括之。
再次, 危险驾驶罪属于《刑法》中较轻的罪名, 对其处罚方法仅为拘役或处罚金。这是从源头上杜绝醉酒驾驶及追逐竞驶的一种法律手段。若因危险驾驶而造成重大伤亡或巨大财产损失, 严重威胁到公共安全, 则也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接受与其行为相适应的刑罚, 而不是危险驾驶这一轻罪的处罚。
四、结语
在危险驾驶罪成为法定罪的两年来, 醉酒驾驶减少40%, 收效显著。体现的是我国在立法的考虑上紧随社会发展的脚步, 及时填补法律上的漏洞, 使之更好地调节社会关系, 适应社会发展方向, 满足社会对立法的要求, 体现了公民对法治社会的立法要求。
参考文献
[1]肖中华.危险驾驶犯罪行为的刑法界定[J].法学论坛, 2009, 3 (6) :15-17.
[2]张明楷.危险驾驶的刑事责任[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 6 (6) :29-31.
[3]赵秉志, 张磊.“酒驾”危害行为的刑法立法对策[J].法学杂志, 2009, (12) :11-13.
[4]孟君.危险驾驶行为的刑法规制[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10, (02) :39-41.
投资信托与借贷关系的法律界定 篇4
【核心观点】
在投资活动中，应当准确认定投资信托、隐名投资等法律关系；除法律、行政法规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外，应当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和诚实信用原则，正确处理类似纠纷，以保护真实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精品案例】
A公司系某省农科院研究所所出资设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公司除拥有200余亩房地产开发用地资源外，没有其他经营资产。研究所经其上级主管机构批准，拟定以对外出让公司股权的形式对其建设用地资源予以处置。
2006年8月，刘某在得知A公司股权出让的商业信息后，即邀约B公司共同出资参与A公司的股权收购。刘某与B公司口头协商约定：刘某以200万元现金作为出资，与B公司合作参与收购。之后，B公司又邀约唐某出资500万元、胡某出资800万元，自筹资金1000万元，合计2500万元。刘某、唐某、胡某按其约定将投资款划转至B公司名下后，便成为B公司参与A公司股权收购项目的隐名出资人。
2006年12月，B公司联合C公司以8500万元的价格收购A公司并取得100%的股权。并购成功后，B公司和C公司双方协商：（1）以C公司股东李某名义与出让方签订出让协议，且作为A公司唯一股东；（2）以 A公司名义将200余亩建设用地开发“阳光水岸房地产项目（下称阳光水岸项目）；（3）B公司享有该项目49%的股份，C公司享有51%的股份。2008年8月，B公司在阳光水岸项目一期工程竣工并实现利润后，不仅全额收回了投资，还获取了6000余万元利润。在2009年9月第二期开发实施中，B公司又以净收取5000万元利润的形式，将其在该项目上49%的股份以及第二期开发的收益权转让给了C公司。B公司在收回投资款和实现巨额利润回报后，与刘某就退还投资款和利润分配事宜进行了结算，并出具了“欠到阳光水岸项目投资款及分红款800万元”的欠条；与唐某、胡某尚未结算。之后，因B公司以隐名参与人的出资是“名为投资”实为借款为由，除愿意退还出资本金和法定利息外，拒绝按各方的出资约定和结算确认额度履行利润分配义务，酿成纠纷。
【法义精研】
针对此案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B公司与刘某等人是名为投资实为借款关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刘某等人在出资后由B公司出面参与收购，应当主张他们与B公司之间建立了投资信托关系。在此，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并就借贷关系与投资信托法律关系做如下分析：
一、借贷与投资的界定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参与人依据自愿公平等合法性规定订立的合同，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根据民商事活动中奉行“无禁止便可行”的原则，如何区分个人给付公司的资金是属于借贷还是投资，对于保证同类案件中双方的合法利益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两者资金投入形式不同。借贷一般是通过签订借贷协议或者出具借贷单据的形式入公司的应收帐款项；投资一般是通过制定投资协议或者内部约定等形式入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第二，两者产生的主体地位不同。出借人只能成为公司的债权人，行使的是债权，不能控制公司的经营等日常事务；投资人则成为公司的股东，行使的是股权，可以间接或直接参与公司事务，影响并控制公司的经营。第三，两者收益的表现不同。借贷的收益通常表现为利息的给付――财务费用；投资的收益则表现为利润的分配――未分配利润。最后，两者资金投入的后果不同。借贷人在借款到期后可以要求公司返还借款，不论公司是否盈利亏损，都有权取得借款的本息；投资人资金一经投入则成为公司的法人财产，且在公司的盈利或亏损后，都只能根据公司的状况取得利益分红或者承担亏损的风险。
综上所述，区分借贷与投资的重要标准在于提供资金方是否向接受资金方收取固定收益，行使何种权利。具体到本案中，虽然刘某等人未与B公司签署投资协议，但是，他们均以阳光水岸项目为投资目标履行了约定的出资事务，且通过B公司对其出资进行信托管理，完成了该特定投资项目的投资和利润回报，B公司为刘某出具的财务结算（欠条），应当是在双方履行出资口头协议后的书面补充协议。另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借贷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之规定，B公司若欲证明刘某等人向其提供的资金，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的事实，必须对上述证据进行证伪（对欠条的真实性提出抗辩，或者证明欠条系在被欺诈、胁迫情况下形成），并提供真实、合法的关于借款关系存在的证据。
二、如何解析投资信托法律关系
由于商业活动和投资心理的复杂性，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股东直接持有股份的单一模式，出现了隐名股东间接持股、投资信托支配财产等多种出资模式。由于形式要件的缺乏和我国相关法律的缺失，如何界定投资人在资本运作中的事实法律关系，是实务中的难点。《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实务中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解释合同，要求以善意为出发点，以公平为结果，推定它的应有之意，以正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根据《合同法》的此项精神，笔者认为：本案中刘某等人向B公司的出资行为，应当属于投资信托。
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本案中，刘某等人通过B公司对阳光水岸项目的投资是自上形成了一种投资信托关系。现根据我国2001年颁布的《信托法》的精神，从以下几个方面解析本案双方的投资信托法律关系：
（1）信托财产及财产权的转移是成立信托的基础。委托人与受托人存在着的投资协定，是委托人证明其交付受托人实际财产的有力证据。本案中，刘某等和B公司首先就出资事宜存在口头协议，在刘某等划拨款项至B公司名下时已形成了信托财产的转移；而后，B公司出具欠条的行为足以证明其实际出资者的身份与出资事实，双方形成了实质上的信托关系。就此，应当确认刘某等出资者的主体资格。
（2）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在信托关系中，委托人提出信托行为，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代为管理信托财产，并以自己的名义按委托人所提出的要求将信托财产利益转移给受益人；在按照事先约定的信托财产的运作范围进行运作后，受益人享受信托财产利益，同时受托人亦不承担由此发生的信托财产亏损。本案中，需要指出的是，刘某等人将投资款划转至B公司名下，是为了通过B公司完成对A公司的股权收购，与B公司形成对外投资的信托关系。B公司将刘某等人的投资款参与阳光水岸项目的开发，实质上是一种对受托财产进行处分的行为。
（3）受益人享有对信托财产的收益权，受托人必须将信托财产与固有财产区别管理，分别记账。即使受托人与委托人有着相关联的投资载体，但就信托财产部分与固有财产部分应该区别记账，以保护受益人的权利。本案中，B公司和刘某等人分别出资以B公司的名义进行了投资行为，根据此笔资金的支配方式及B公司出具的欠条来看，B公司是承认刘某等人对投资的收益权的，根据我国《信托法》第二十九条关于分别记账的规定，B公司理应将信托财产取得的收益交付刘某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