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介入的必要性（精选5篇）
刑法的介入的必要性 篇1
资金问题是阻碍中小企业发展最大障碍, 由于我国传统金融管制体制的弊端和不足, 私营企业很难得到正规融资渠道的支持, 迫使它们寻求非正规渠道, 因而民间融资活动在我国具有庞大的市场。[1]民间融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众多民营企业的资金压力, 但是这种融资渠道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弊端, 极易干扰和破坏正常的金融秩序和市场环境。刑法作为社会保障的最强有力的规范, 对于民间融资的态度一直以来是不明确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民营经济的不断壮大, 民间融资的需求越来越大, 到底刑法应以何种方式介入这一敏感的经济活动, 规制的程度是怎样的。本文从基本概念出发, 全面客观的分析民间融资行为和刑事法律的角色定位。
一、民间融资的基本概念与发展现状
在经济活动中, 融资活动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以金融机构为载体的融资, 称为金融融资, 这类融资方法有着严格的要求和程序, 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管;第二种即民间融资, 它不经过金融机构或者其他政府机构的组织, 由自然人或法人自发的进行, 这种融资方法没有明确的规范进行管理, 限制少且比较灵活。中国人民银行认为, 民间融资是相对于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的资金往来而言的, 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以及其他经济主体 (财政除外) 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2]
如金融融资具有多种方式一样, 民间融资也有许多种行为方式。最为常见的是民间直接借贷, 这种拥有悠久历史的借贷方式从古至今都是经济发展、筹集资本的重要途径, 灵活、简便和规模小等特性使其在今天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此外还包括企业内部集资、合会 (标会、台会) 融资、权益性融资、票据证券性融资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民间资金累积形成巨大的财富, 成为民间融资的前提条件。尽管民间融资尚未取得明确的合法地位, 但其依然大量存在,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2005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与产业发展高层论坛”表示, 目前我国民间融资规模为9500亿元, 占GDP的6.96%左右。中央财经大学2005年12月29日发布的《中国地下金融调查》显示, 中国地下金融规模高达8000亿元, 相当于正规融资规模的28.07%。[3]近年来民间融资的规模增长空前迅速, 融资活动趋于公开化和半公开化, 江浙地区的民间融资早已处于政府默许状态。全国范围来看, 民间融资也逐渐被社会公众所接受, 相关监管开始松动。另外, 由于正规融资渠道的各种限制和不便, 中小企业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民间融资来融通资金。
二、民间融资的利弊分析
(一) 民间融资的优势和存在的必要性
民间融资已经成为民营企业的生命线这是不争的事实, 浙江省全省的民间金融规模约在一万至两万亿之间。尽管民间融资常常与刑法上的金融犯罪相联系, 它仍然被公众和企业广泛接受, 并在近年来迅速发展, 这都归因于民间融资自身的优点。
首先, 相对于正规的金融融资, 民间融资最大的特点是快捷、及时, 能够有效的帮助中小企业走出融资困境。实践中, 企业申请一笔贷款需要经过相当多的环节, 而中小企业对于资金的需求往往是短时间、紧急的, 这种矛盾直接导致部分企业为不贻误商机而趋于民间借贷。其次, 民间融资自身的高效性, 其操作简便、手续简单、运转效率高, 对参与者的各方面要求不高。再次, 民间融资拓宽了公众的投资渠道, 在居民收入迅速增长、存款收益偏低、股市下滑、国家债券数量有限的情况下, 民间融资成为部分地区公众的重要投资渠道。现实情况看, 2012年我国整存整取三个月的月利率为0.258333%, 而就笔者了解, 在浙江湖州地区一般的民间借贷月利率高达5%。而在收益保证上, 也有正规的担保抵押以及合同文本, 这也正是其区别于非法融资的重要一点。
民间融资对社会经济的积极作用便是其存在必要性的体现。一是有力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促进市场经济的完善;二是缓解了金融融资的压力, 弥补了正规融资的不足, 丰富了融通资本的方式;三是民间融资带来的冲击和压力, 有利于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二) 民间融资的弊端和消极影响
民间融资作为一种非正规渠道的、自发的融通资本的手段有其必然的不规范性, 也存在合法性与否的模糊性。
具体而言, 首先, 民间融资的隐蔽性较强, 其资金流向情况难以监管, 借贷双方信息缺失, 一旦发生问题, 法律很难提前预防和控制。其次, 民间融资过高的利息, 加重企业负担, 容易导致亏损甚至破产。由于民间融资的便捷和及时, 它的利息和回报往往很高, 面对商机, 部分企业也不得不接受高利息的民间资本。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调查报告, 2008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陷于债务困境被起诉到法院的若干大型集团企业, 皆有高息民间融资的原因, 中小企业就更不用说, 经营中资金链断裂, 多是高利融资导致。[4]再次, 民间融资中间环节较为复杂, 资金利用程度不高而且容易导致违法犯罪。实践中, 除了出资人和实际用资人, 在融资过程还有各种资金掮客和中介机构, 如各种合会、互助会、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等等, 这其中步骤复杂, 往往阻碍资金的有效利用, 影响正常经济活动, 造成一定范围的社会不安定。
民间融资对社会经济也有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第一, 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民间融资具有高回报的特点容易诱使出资人和中间环节违背法律规定, 采用极端手段获取收益, 如非法吸收存款甚至洗钱, 这会对金融秩序造成严重危害。另外, 正常的民间融资客观上也减少了金融机构的存款, 影响金融机构的正常运作。第二, 干扰国家政策的执行, 政府往往通过利率和信贷政策进行宏观调控, 改变资源配置, 调整产业结构。民间融资的存在, 使得一部分政策限制或者禁止的产业得以发展, 削弱了调控效果。第三, 损害财政税收, 大量民间融资隐蔽性强, 工商、税务管理部门难以掌控, 出资者和融资者获利后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和利息税的情况非常普遍, 影响国家财政收入, 后果严重。
三、当前刑法的规制情况
(一) 当前法律规制的现状和困境
虽然民间融资在中小企业的发展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对于民间融资, 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明确承认其合法地位, 而且相关法律问题重重。
对民间融资的具体范围, 法律仍然界定不清。根据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 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 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而且,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若干意见》约定有息借贷但不超越一定范围的“高利借贷”并不违法, 可以得出一个企业向多个公民借贷也属于合法的民间借贷。但是, 根据1998年国务院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的规定, 这样的融资行为就可能变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法律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
行政法律规制严重缺失, 民商法律调整难度增加。在没有行政法律进行初步管制的情况下, 民间融资一直朝着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自发前行, 出现许多问题和纠纷, 这些问题大多以“民间借贷关系”的名义诉诸法庭。
(二) 当前刑法的规制情况
民间融资达到一定规模和范围, 就很容易与非法集资相联系, 现行刑法涉及非法集资的主要罪名共有三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和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就刑法适用情况来看, 随着民间融资的发展, 破坏金融秩序的集资案件不断增长, 涉案金额也不断增加。2008年, 浙江省共立案查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案近200起, 集资诈骗刑案20多起, 其中1亿元以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17起, 涉案金额近百亿。[4]
刑法对于民间融资行为的规制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 过于严格。民间融资行为在法律不明确的情况下, 一旦达到某种特定程度就直接由最严厉的刑法进行调整和惩罚, 缺少必要法律法规的过渡, 相比与其他经济犯罪, 显得格外严厉。比如, 偷税漏税, 行为人要构成犯罪, 必须有违反税收征管规定一定次数和数额作为前提。第二, 取证难度大。正如上述分析, 民间融资一方面具有隐蔽性, 其融资活动的相关信息和过程很难被掌握, 导致后期证据收集和认定难度非常大。此外, 民间融资涉及面很广, 往往一个数额较大的融资行为会关联到当地绝大部分的居民, 在取证时容易得不到有效的配合。第三, 罪与非罪, 界限不清。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 是指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 或者以诈骗的手段, 向社会公众募集财产。由此可见, 民间融资构成犯罪与否主要是看是否采用特定手段, 是否面向不特定公众。而实践中的民间融资大多向出资者许以高于银行的利息, 同时募集范围多为所在区域的居民, 这样严格一点评价, 基本都可以入罪, 然而这也是民间融资的一般形式。笔者并非否认确实的非法民间融资。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 市场经济初期, 为保护金融秩序和公民的合法财产权益, 刑法对民间融资行为进行较为严格的性质是可以理解的。然而, 时至今日, 市场经济初步完善, 部分地区的经济生活已经十分依靠民间融资, 刑法仍然对其进行笼统的、严格的限制, 确有不妥。一方面限制一些地方的自由经济发展, 一方面也容易引起基层群众的不满。
四、结合最新政策探讨刑法介入
(一) 相关政策
2007年10月“优化资本市场结构, 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为中国资本市场今后发展指明的方向。
200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关于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的指导意见》, 小额贷款公司陆续在各省、市、自治区建立起来。
2008年11月由央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草案已经提交国务院法制办, 民间借贷有望通过国家立法形式获得规范。
2009年8月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20条”草案 (《关于进一步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 上报国务院, 内容包括扩大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范围、削减行政许可事项、改进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减轻民企税费负担等若干方面。
2012年2月15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会议提出, 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强化国有控股大型金融机构内部治理和风险管理, 积极培育面向小型微型企业和“三农”的小型金融机构, 合理引导民间融资。
(二) 刑法介入探讨
正是因为民间融资的优势和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法律应当认可其合法地位。但同时也需要法律进行合理的规制。从近几年的相关政策中, 不难看出政府在逐步认同并鼓励民间融资的态度, 刑法并不是制定之后就一成不变, 更应当遵循社会进步的步伐。
对于刑法的介入问题, 笔者有以下几点意见。
首先, 刑法介入的前提, 明确罪与非罪的界限, 这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明确区分一般正常民间融资行为与非法的犯罪行为, 实务中不能以融资的数额或者参与人数就认定为非法集资。
其次, 从全国范围看, 刑法介入应当平衡与统一。所谓平衡即惩罚力度的平衡, 打击强度的平衡。所谓统一, 是方针上和管理的统一。民间融资沿海与内地打击强度之差非常明显, 不用多说。据了解, “合会”等民间融资组织在江浙地区是广泛存在而被接受的。然而在内陆地区, 安徽一带, 这类融资组织是被当地以非法组织而禁止的。这种多方面的差异性, 无形中对经济协调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最后, 目前国家政策是鼓励有途径、合程序的民间融资行为, 由此刑法更应当倾听民意, 适当减少对合理的民间融资的限制, 而由行政法、民法等相关法律进行管理。
参考文献
[1]李怀胜.民间融资的刑法制裁体系及其完善[J].法学论坛, 2011 (3) :112.
[2]黄孟复.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状况调查[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276.
[3]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中国地下金融调查[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4][5]牛太升.从吴英案看民间融资法律困局[J].社会观察, 2011 (10) :57.
[6]曲新久.金融与金融犯罪[M].中信出版社, 2003.
刑法的介入的必要性 篇2
P2P网络融资作为一种金融行业兴起的崭新的融资模式，在我国发展的时间相对短暂，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中国化的发展现象，而该平台在发展中，缺乏监督管理措施的构建，导致P2P网络环境下的集资行为有待完善。文章将P2P网络集资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刑法规制中的相关问题，旨在通过刑法规制的确立，为P2P网络集资平台的构建提供良好依据。
在社会运行及发展的过程中，P2P网络集资形成呈现出全新性的发展方向，各界人士在不同领域、不同视角下对P2P网络集资项目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全面丰富了社会大众的投资渠道，同时也对金融市场的运行及创新发展开辟了全新途径。而在P2P网络集资不断发展的环境下，出现了无准入门槛以及无监管机构的危机性发展局面，2014年上半年，相关的监督管理部门针对P2P网络集资提出了多种规范性的处理意见，刑事司法机关也在此基础上提高了对P2P集资行为的打击力度，例如在中宝投资的法定代表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之后，衢州市人民检察院对其进行调查，之后，多家P2P网络集资平台被警方立案侦查。文章在研究的过程中，对我国P2P公司的运行现状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同时也对其法律规范进行了科学性的分析，旨在通过刑法规制环境的营造，规范P2P网络集资行为，从而为我国金融行业的运行及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一、P2P网络集资行为引入刑法规制的必要性
(一)P2P平台存在跑路频发现象
我国的P2P行业，从其发展之日起就受到金融市场的广泛关注。我国的P2P平台，由于其跑路、倒闭现象频发，使我国P2P平台的确立与国外纯线上的经营模式以及借贷模式存在差异，在国内，平台的构建只是P2P借贷的一种宣传形式，而且其借贷率明显高于银行利率，这种借贷平台的设计缺乏系统性的监督及管理，一些P2P网络集资存在着忽视企业经营风险、盲目追求企业利益等现象，使很多P2P企业在运行中受到公安部门的调查。在这种环境下，应该积极引入刑法规制内容，对P2P网络集资行为进行系统性的分析，为金融行业的创新及发展提供稳定性的.运营空间。
(二) 刑法介入是P2P网络集资中的法理基础
在市场经济运行及发展过程中，其市场经济注意力是将社会的经济准则作为基础，通过行为规范及调整进行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状态的调整。P2P网络融资作为一种全新性的融资模式，其项目的运作会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经济利益，而在社会运行中，只有健康、稳定的经济利益才可以充分满足人民的利益，因此异化的P2P网络融资行为就存在着非法集资的风险，这种环境会为市场经济的稳定运行造成影响，更为严重的会互相损害他人利益的关系，只有通过刑法规制的有效介入，才可以在真正意义上实现P2P网络融资平台的稳定性发展。
二、P2P网络集资行为刑法规制的若干研究
(一)合理取消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对直接融资的规制
现阶段我国司法实践过程中，对民间借贷以及非法集资的界限确定相对模糊，一些民间融资现象会受到司法部门的严格打击，很多企业借贷以及民间的直接集资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类型，在这种治理环境下，一些企业在运行中会将直接性融资由非法吸收转移到擅自公开证券的行为之中，因此在刑法规制介入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法律的方式为企业的直接融资营造良好空间，例如一些中小型企业在运行中，可以通过这一环节进行贷款，将集资行为重新还原成民间的权利机制。而在P2P网络融资平台设计中，由于P2P网络融资本身就是民间借贷的互联网环境，很多P2P借贷人所指的对象不再局限于自然人，更多情况下将其认定为P2P借款人一方。当刑法对企业民间直接借贷产生限制时，会使P2P发展空间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时也会对社会经济的运行造成影响。
(二) P2P网络集资行为中非法集资的行为认定
在P2P网络集资平台未经相关部门批准的状态下，会向社会中不特定的群体进行资金吸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基本条件，因此在非法吸收公众资金中应该遵守以下原则：第一，在P2P网络集资平台中，未经相关部门依法批准的状况下，可以将借贷人的贷款需求设计成为相应的理财产品，并将其出售给出资人;第二，实现资金的归集处理，然后再寻找借款对象;第三，构建期限错配的资金管理方式，将长期性的资金标准拆成短期标准，从而为资金的科学管理提供有效依据;第四，可以开展自融业务形式，将吸收的资金运用在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中。通过这些融资方式的确立，可以使P2P网络集资平台改变原有的发展方向，使该平台成为借款人以及出资人的资金中转站，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种集资行为，实现合规性、合法性网络集资平台的构建。在刑法规制确立中，应该认清上述现状，从而实现非法集资行为的准确认定。
(三) 构建刑法规制中P2P网络融资监管技术
在P2P金融行业运行及发展的过程中，我国P2P网络融资仍然存在着无监管、无牌照以及无门槛的发展现状。在调查中发现，我国于2015上半年，P2P跑路平台的数量逐渐增加，很多平台也在发展中凭借创新性的发展理念得到转型。在实践的过程中，很多融资平台需要特许资格才可以进行金融项目的经营，但是P2P中无牌照、无门槛现象使P2P在运行中险象环生，因此在现阶段刑法规制中，应该尽快完善网络融资的监管机制，为P2P行业的发展指引方向，使其现有的融资无序现象得到有效改善。在刑法规制监督管理措施构建的过程中，应该限定P2P平台从事金融信息服务行业，明确投资人以及借贷人的对应借贷关系，其所接受的资金应该由第三方进行监督管理。P2P平台不能直接参与到借贷活动之中，如果P2P平台在运行中，通过风险储存的方式进行了贷款信用风险的承担，也应该遵循银行资金损失准备金以及资本相当的监督管理原则，保证资金风险的成本，实现P2P平台风险的有力吸收，并为网络平台的构建及经营提供系统依据。⑤
结束语
刑法的介入的必要性 篇3
近几年，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呈快速上升趋势。从某一基层法院2007年以来审理的案件情况来看，就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来：2007年审理此类案件67件，占整个刑事犯罪案件12.6％；2008年审理此类案件93件，占整个刑事犯罪案件17.2％。2009年上半年审理此类案件57件，占整个刑事犯罪案件21％。从2007年到2009年上半年，此类案件上升了8.4个百分点。
造成交通肇事犯罪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刑法第133条作为打击和遏制此类犯罪的重要武器，长期以来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刑法第133条已不能较好地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且有些地方还不够完善、具体，使之操作难度很大，使刑法第133条在打击交通肇事犯罪中打了折扣。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刑法第133条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一个农业县作为统计单位来看，每年新增各种机动车辆平均达到35-40％左右，车辆增多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成正比的。如果刑法在对交通肇事犯罪的处理上不作相应的调整，怎么能有效遏制交通肇事犯罪呢?其二，交通肇事犯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犯罪相比较，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性。刑法第233第一款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第133条第一款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从“交通肇事犯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犯罪”两个犯罪构成要件来看，对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都是按过失认定。同是过失犯罪，同是致人死亡的后果，而在量刑上却出现较大差异。其三，在对交通肇事犯罪逃逸的情节认定上存在问题。对交通肇事逃逸者的行为应该分二步认识，第一步发生事故时应该是一种过失。第二步发生事故后，无论肇事者处于什么原因而逃离事故现场，不对被害人积极实施救治，这种行为事实上是对被害人的死亡采取的是一种放任态度，带有间接故意的性质，其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也很大，同时对受害人或受害人的亲属会造成二次伤害。因此可以认为：肇事者逃逸，不顾受害人的死活，是一种极坏的道德行为。一些交通肇事逃逸案件难于调解，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其四，对于交通肇事犯罪在刑事处罚上过于宽泛。从大部分基层法院对交通肇事犯罪的量刑来看，凡是民事已得到赔偿的，96％左右都给判了缓刑，而只有4％左右的民事没有赔偿或赔偿不到位而被判了实刑。缓刑适用过多，刑法对肇事者起不到较强的威慑作用。因此，在交通肇事犯罪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险不避，禁而不止所造成的。如醉酒驾驶、赌气驾驶、故障驾驶、超速超载驾驶等等。违章驾驶越多，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越高，这是众所周知的。另外，交通肇事逃逸，后又投案自首，且民事进行赔偿的，在量刑上也基本都被判处缓刑。因此，交通肇事逃逸后投案的多，约占整个交通肇事案件的40％左右，对交通肇事逃逸后又投案自首的犯罪分子处罚畸轻，是逃逸案件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确实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机动车辆(摩托车、电动车除外)大都投有“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肇事者大都能从保险公司得到理赔，自己经济负担很少。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特权现象的依然存在，有钱、有权的人多，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后赔偿几个钱对这些人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如果把经济赔偿与否作为对交通肇事犯罪分子从宽处理条件，只要赔偿后就可以判处缓刑。试想刑法第133条能够对那些有钱、有权的交通肇事者起到多大的震慑作用呢?其五，刑法第133条第三款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过于笼统，且缺乏专业技术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很难界定“交通肇事逃逸”与“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也就是说当肇事者撞伤人后，伤到什么程度得到及时救助而不至于死亡，什么程度下即使得到救助也不能使被害人挽回生命，还有被害人的年龄大小、身体状况与受伤死亡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因果关系等等，这些在法律规定、司法解释以及相关的医学专业上都缺乏具体的规定和标准。因此，认定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几乎是个空白，此条规定如同虚设。
浅议刑法增设恶意欠薪罪的必要性 篇4
一、对恶意欠薪行为的法律调节, 行政民事法律方面存在缺陷
对于恶意欠薪的行为, 以前主要由行政民事方面的法律调节。如《劳动法》第50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第91条规定: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 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劳动合同法》第30条第2款规定: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劳动合同法》第85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预期不支付的, 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3条规定:企业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 劳动监察部门应根据《劳动法》第九十一条、劳动部《违反和解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三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行政处罚办法》第六条予以处理。
从以上条文可以看出, 恶意欠薪的行为通过民法以及行政法进行调节有其缺陷性, 具体表现如下:
1. 有关民工基本权益的工资方面立法的法律地位过低, 仅仅在有些部门的规章中的临时规定。宪法保护的公民的劳动权包括合法取得报酬的权利, 而配套法律不协调, 法律地位过低使得这些规章在施行过程中的效力低, 劳动行政机关在执行过程中的力度也就很难达到理想效果。
2. 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政处罚与违法行为给违法者带来的“收益”不协调。根据作为劳动行政执法机关的处罚主要依据的《劳动行政处罚若干规定》第5条“劳动行政处罚的种类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劳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通报批评, 应根据《行政处罚法》第8条第七项的规定视为独立的行政处罚种类。从这些规定中不难发现, 当恶意欠薪行为发生时, 行为人的责任与该行为对社会的危害远远不能协调, 难以起到有效的预防作用, 而且, 实践中行政机关大多“一罚了之”。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恶意欠薪事件频频发生。
3. 民法、劳动法对被欠薪者保护不力情况的出现并不是缺少了刑法的最后一道保护而是民法和劳动法本身对此规定的过于抽象, 缺乏可操作性, 缺乏对劳动者的倾向性的保护。
4. 民法、劳动法的以上规定, 虽然明确了用人单位在侵害劳动者劳动工资关系时要承担的责任, 但对劳动者劳动工资关系受到侵害时的权利救济规定得过于笼统, 赋予劳动行政部门的监督职权仅为责令其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赔偿金三种措施。总的说来, 处理手段单一、薄弱, 缺乏刚性。
5. 不论欠薪时间长短, 欠薪者所承担的经济补偿金只是一个静态的定数。对短期欠薪和长期欠薪未加以区别对待, 故而对长期持续欠薪的行为不能给以更大的威慑和压力。
6. 民事法律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中国现行的民事法律强调形式上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平等, 但在某些方面却忽视了实质上的平等, 民工作为劳动关系中的被雇佣者, 在占有社会资源上同作为雇主的企业主不管怎样比较都处于一种绝对的弱势。这种实质上占有资源的不对等, 在以严格形式平等主义为特征的民事法律关系中, 导致民工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民工在诉讼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 不能完全依靠民事法律实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工资被恶意拖欠后, 很多情况下只能忍气吞声, 自认倒霉。
二、增设恶意欠薪罪符合刑法学原理
1. 增设恶意欠薪罪符合刑法学有关犯罪的本质特征的要求。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 法律特征是刑事违法性。犯罪的本质特征首先是社会危害性, 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 而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 刑法之所以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 就是因为在立法者看来, 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恶意欠薪行为中, 恶意拖欠者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数额较大, 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 其已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2. 增设恶意欠薪罪符合刑事政策学的基本原理, 不会与刑罚轻缓化趋势相矛盾。
(1) 采用刑法规制恶意拖欠工资行为并不是赞同刑罚向重刑化方向发展, 而是刑法必须适用的选择。目前恶意欠薪行为已经不是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 需要刑法予以调整。 (2) 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理。刑法的谦抑性, 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达到最佳的有效预防和控制犯罪。尽管应该减少刑罚的适用, 但面对恶意欠薪而发生的突发性、恶性事件, 刑法不能坐视不理。 (3) 利用了刑罚的功能, 符合刑罚的目的。刑罚具有保护和保障的功能, 由于刑法使用的严厉性, 就必须考虑刑罚权使用的正当性, 才能达到刑罚所具有的预防犯罪的目的。
3. 增设恶意欠薪罪是其他法律制度得以顺利实施的最终保障。
刑法的特殊性使其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 刑法与其他法律都是处于宪法之下的子法, 但刑法又是保障宪法与其他部门法实施的法律, 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保障法的地位。众所周知, 刑法的制裁方法最为严厉, 其他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和保护的合法权益都要借助刑法的调整和保护。“刑法是其他部门法的保护法, 没有刑法作后盾、作保证, 其他部门法往往难以得到彻底贯彻实施。”而刑法保护的介入是在其他部门法的保护难以实现的情况下的兜底保护。恶意欠薪老板在欠薪后不是积极想办法筹措资金支付所欠民工工资, 而是逃遁他处, 致使国家行政主管机关无法行使职权, 民工无法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 符合刑法的相关规定, 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被严重侵犯, 刑法的介入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
三、增设恶意欠薪罪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1.《韩国刑法典规定》:
“恶意欠薪可判处3年以下监禁或2000万韩元以下罚款。”,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雇佣条例》规定, 雇主迟于工资期届满7天不支付雇员工资即属“违法”, 可处罚款20万港元及监禁一年;即使雇主的刑事罪名不成立, 法官还是可以直接判决雇主支付工资, 不需要雇员另行起诉。
2.《泰国刑法典》第344条规定:
“意图不支付工资或报酬, 或者付低于约定的工资或报酬, 而以欺诈方法非法诱使10人以上为自己或第三人工作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或单处六千铢以下罚金。”第348条规定:“犯本节罪, 除343条外, 告诉才处理。”
3.《加拿大劳工标准法》规定:
“如果雇主对向检察员反映本单位工资支付问题的雇员予以解雇或加以歧视, 即构成犯罪, 立即予以处罚, 其处罚为1000加元以上或处一年以下监禁, 或罚金与监禁一并执行。”
4.《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45.
1条规定:“拒绝支付工资、退休金、助学金、补助金和其他款项应付款项:1.任何所有制形式的企业、机关或者组织的领导, 出于自私贪婪或者其他私人利益, 拒绝支付工资、退休金、助学金、补助金和其他法律规定的应付款项超过两个月, 判处被判刑人数额为八万卢布以下, 或者六个月以下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 或者五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某种活动的权利, 或者两年以下剥夺自由。2.实施上述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 判处被判刑人数额为十万卢布以上三十万卢布以下, 或者一年以上两年以下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者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剥夺自由, 并处或不并处三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某种活动的权利。”
四、增设恶意欠薪罪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据不完全统计, 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 广州市公安机关110指挥中心共接到类别为“劳资纠纷”的警情约1.9万宗。欠薪行为发生后, 工人拿不到工资而聚集, 情绪激动, 向政府部门非正常上访要求解决或者采取非法手段扰乱企 (事) 业单位秩序, 甚至聚集交通要道堵路或者跳桥, 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稳定。而增设恶意欠薪罪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要求, 有利于加快推进民主法治建设, 利用刑法的威慑作用, 实现对恶意欠薪行为的有效调节, 有利于维护社会正常秩序, 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 达到社会和谐安定有序的目的。
五、结语
增设恶意欠薪罪符合相关的刑法学原理, 有坚实的民意基础, 是立法积极反映民意的体现。增设恶意欠薪罪对打击恶意欠薪, 震慑无良老板, 向劳动者提供公权救济有积极的作用, 也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 有着当然正当性和民意基础。
摘要：长久以来, 很多学者认为欠薪本质是民事纠纷, 不应作为犯罪来处理, 否则就是刑法的“触须”延伸过长, 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 且如此立法也缺乏可执行性。一批民法专家建议从民事立法的角度, 加强对劳动者工资的“债权”的保护, 也有法学家强调应加强劳动部门的行政作为。但要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工人工资的“老大难”问题, 保护社会最底层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需要刑法的强力介入。
关键词：恶意欠薪,必要性
参考文献
[1]杨安峰, 张仁传.刑法介入是解决恶意欠薪问题的基本保证[J].科教文汇, 2007-4 (上旬刊) .
[2]马丽娜.恶意欠薪入罪与否的探讨[J].法制与社会, 2010-1 (下) .
刑法的介入的必要性 篇5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事物之间客观存在的联系，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因果关系是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引起是因，被引起是果。因此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必须要严格依据客观事实的联系进行判断，不能随意主观臆测。我国刑法中的传统因果关系学说主要是“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但无论是哪一种学说都需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都必须以人类已经掌握的科学实验来证明其合理性。而在现实中很多公害犯罪是无法寻找到确定的客观事实证据。因此，为了能够更好的惩罚犯罪和保障每个人的合法权益，疫学因果关系引入刑法之中是必须的。
一、疫学因果关系之内涵和外延
疫学一词最初来源于日本，也就是“流行病学”，疫学因果关系即所谓的流行病学因果关系，疫学是“关于决定人的群体的疾病的频度和分布的诸因素的研究”。此理论最初应用于刑法是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九州的水俣地区发生的水俣病事件。水俣病事件当年造成了水俣、新泻地区很多人因汞中毒而出现四肢麻痹、运动功能障碍。病情严重的有痉挛、神经错乱以致最后死亡的。至今为止依然没有能够有效治疗此病的疗法，因此水俣病被称为日本第一大公害病。在当年的法院审判过程中并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当地居民汞中毒与工厂排放的污水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当时的法院引入了疫学的理论，认定被告方的工厂为了企业利润而随意向水俣弯中排放含有大量汞的工业废水导致被害人因食用鱼虾而得了不同程度的水俣病，二者构成疫学上的因果关系。因此排污行为与居民患病的损害结果构成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从而对此作出了判决。这也是世界上第一起将疫学因果关系应用于司法审判的案件。
通俗地讲：疫学因果关系就是没有甲因子，就一般不会发生乙疾病;当甲因子出现之时，乙疾病也开始随之出现，根据人类能掌握的病理学知识无法确认两者有必然联系。但是通过病例的研究和样本的分析可以表明是甲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乙病发生概率，也就是原因和结果之间具有高度盖然性。
二、疫学因果关系之特征
一般疫学因果关系具备下列四项特征：
1.某因子在疾病发生前的一段时期起着一定作用;
2.某因子作用越显著，该病患者的比率就越高;
3.某因子在一定程度上被消除获减少时，该病患者的比率降低或减轻，与疫学所观察的流行特征并不矛盾;
4.某因子作为该疾病发生的原因，其机制发生和生物学并无矛盾。
这种理论就将传统刑法因果关系所认定的固定思维给打破了，这样惩治公害犯罪就有了理论上的基础。疫学因果关系理论是具有正当性的。疫学因果关系理论以统计学为基础的，从大量随机的现象中排除合理怀疑，寻找出引发结果的原因。我们可以认为通过统计学原理所推测出的高概率事件在去除一些偶然因素后，已经与科学法则得出的必然性结论相差无几，这是一种科学的、合理的理论。因此，疫学因果关系是以统计科学为基础的高概率量化条件关系判断，“高概率是一种事实，而非社会观念的认识”。排除合理怀疑是其中的关键，因此首先要充分考虑种种可能因素，对于各类可能因素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找出可能性最大的那个因素。在找到这个最可能因素之后，通过与其他不存在这种因素的地区进行对比，以及和没有这种因素时本地区的情况进行对比，从空间和时间上排除合理怀疑，确定此因素是否为相关因素。如果事实证明此因素和某病的出现为高概率事件，即使难以确切的知道其内在联系，那么也能推定存在疫学上的因果关系。
三、疫学因果关系引入我国刑法的必要性
(一)引入疫学因果关系是现今形势之需要
自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的生产力飞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可是在这背后是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危机的频发。正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于重视速度忽视自然环境而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果。毫无疑问，我国日益严重的公害犯罪正给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威胁并且会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有关数据显示，每年我国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超过2000亿元，而全国其他刑事犯罪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及这些公害犯罪的冰山一角。我国在 97刑法之前并没有对公害犯罪的有关规定，即使后来刑法中规定了有关条目但也未引起各方的注意。直到近年来各种公害犯罪井喷式的出现，社会各界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可是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以及司法实践中缺乏经验，公害犯罪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如“癌症村”等现象的存在都直接反映了这些问题。因此，通过引入新的理论用来解决公害犯罪问题是迫在眉睫的。
(二)传统因果关系理论不足以应对现状
我国的传统因果关系理论是一种个体主义方法论，也就是通过某人的个人危害行为与其造成的危害结果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来断定是否有罪。对于个体问题个体分析普通刑事犯罪来说，其危害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比较明了，通过科学实验容易证明。而公害犯罪则不然，公害犯罪相比一般的刑事犯罪具有不特定性和高度复杂性，我们很难获取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并且危害后果也不易判定。这一方面是因为公害犯罪的产生是基于多种因素且危害结果也有潜伏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水平还相当有限，难以证明一些复杂多变的因素间的联系。于是在面对一些无法从医学和药理学上确切证明的流行病时，运用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即认为某个因素与基于它的疾病之间的关系，即使从医学、药理学等观点不能符合法则的证明，但是，根据统计的大量观察方法，肯定其间存在高度的盖然性时，就可以肯定因果关系。疫学因果关系理论与中国的刑法基本原则不相冲突，与中国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之间更加没有冲突。疫学因果关系的判断是依据对大量事实进行统计的基础上所得出的客观结论，而不是主观上的臆断。在传统理论中，刑事案件就是应当清楚的描绘出事实的因果经过，即危害行为是如何具体的导致危害结果的。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定罪量刑的关键所在，当我们无法确切的证明行为和结果之间是如何“引起”与“被引起”时，通过一种排除合理怀疑的方式找到其“因”，继而推测出其“果”，就能解决一些以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无法证明存在因果关系的公害犯罪。这无疑是我们惩治公害犯罪，保障公民权益的需要。
疫学因果关系理论是建立在现代概率论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它是以高概率为核心，采用流行病学原理判断作为整体的公害结果和公害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科学理论。在我国公害犯罪日益严重的今天，如果再墨守成规，大多数公害犯罪案件就会因为不具备因果关系而得不到有效惩治，公害犯罪就会越来越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