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法律教育问题

2024-10-06

大学生法律教育问题（共12篇）

大学生法律教育问题篇1

摘要：本文针对新疆高职院校法律素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单分析,建设法治中国要将法律教学从隶属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现状中解放出来,突出法律教学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提高高职生法律素质教育的对策。

关键词：高职生,法律素质教育,问题,对策

近几年来,新疆高等职业教育蓬勃发展,为新疆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宝贵人才资源。高职生尤其是少数民族高职生已成为新疆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其法律观念和法律信仰如何将直接反映和影响到稳疆兴疆、富民固边的重大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因此高职生的法律素质教育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有着重要意义。

一、新疆高职院校法律素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制教育目标有偏向。通过调查了解,相当多的学生认为当前高职院校法制教育注重理论知识,而轻视法制理念和实践教育,强调国家和社会需要而忽视了学生所学专业、就业岗位和个体需要的相关法律知识。

(二)法律教育内容脱离高职院校学生的实际。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对高职生法律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目前的高职生法律教育内容在时代性、现实性和实现性方面结合不够,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现实和教育对象的实际需要相脱节。具体表现在,一是法制教育内容与学生所学专业,职业发展与就业岗位的培训结合不够深入。二是法制教育与新疆特殊区情教育结合不够突出。

(三)在法律素质教育中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不够。由于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和教师对现代化信息技术作用认识不够充分,在法律素质教育中主要采取灌输模式,强调法律知识的学习,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法律教育的信息量不够和教师自身法律素养不高,忽视对法律信仰的培养和国际化培养理念,导致了高职生现代公民意识的缺失。

(四)法律教育师资力量严重短缺。当前新疆高职院校法律课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承担法律素质教育教学任务,较大部分教师毕业于非法学专业,教师自身专业水平和法律素养。很难深入和展开法律精神和法律理念层面的教育,直接影响了教学质量。

(五)法律素质教育评价方法过于依赖定量评价方法。从目前新疆高职院校现状来看,高职生法律素质教育评价方法附属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评价方法,不少学校不仅考察平时成绩(包括学生课堂表现、作业和考勤等),而且考察考试成绩和实践成绩。在评价方法上还采取定量评价的方法,评价过程中学生自我评价方法存在缺陷,这势必影响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提高。

二、提高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对策

(一)转变教师教学理念,明确法制教育目标。在法制教育过程中,教师必须转变教学观念,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现代化教学理念,深刻领会现代的法律理论和法律精神实质,通过法律理论学习和实践体验,让学生明白法律至上理念、人民主权思想、公平正义观点、权力制约理念和权利本位意识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法治观,培养学生法律法律意识,明确法律权利和义务,逐步树立社会主义法律理念,提高学生法律素质,培养法律信仰。

(二)根据高职院校以就业为导向和行业需要,采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丰富教学内容。法制教育不仅要深入课堂,也要深入学生日常生活和管理之中,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和就业岗位培训等,这将有力地促进学生法制教育。建设法治中国要将法律教学从隶属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现状中解放出来,突出法律教学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注重法律基础的教学,结合高职院校职业特点和职业发展的要求,合理调整教学内容,不断与时俱进,增强学生法律素质教育工作国际化和信息化水平。其次,要将社会需要和学生个体需求相结合选择教学内容,增强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意识。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选择的教学内容要考虑到学生个人需要,同时还应将新疆特殊区情教育需要结合起来,注重《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刑法》《国家安全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反恐怖主义法》《国防教育法》和《诉讼法》的教育,培养学生权利义务观、宪政理念、人民主权思想、正确的法律程序理念。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增强学生学习和应用法律知识的意识。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师资薄弱是影响高职院校法律素质教育的重要原因。学校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培训,增强教师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理论水平和法律应用能力以及法律教学能力。同时,积极引进法学专家、职业律师、法官、检察官进校园,为学生授课,讲专题,通过丰富学生法律实践经验和能力,能够拓展学生的法律知识和法律观念,提高高职生法律素质教育的时效性。

(四)突破课堂教学空间的局限性,改进教学方法,丰富实践教学环节,提高教学效果。高职院校的法律素质教育首先要实现教学领域的创新,突破传统的以学校为中心和课堂中心的模式,走进现实生活、社区、企业生产活动和学生定岗实习等环节中了解社会和企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改进教学方法,加大实践教学力度,

(五)进一步完善法律素质教育评价方法。在教学中,通过考查学生掌握法律理论知识的笔试成绩以外,还要检测和评价学生学习过程和行为,把平时表现、作业、组织纪律、学生课堂参与和社会实践等定量评价结合起来进行评价,让学生参与评价过程,打破传统的评价方法,采取民意测验、学生自评、互评和教师评价相结合的定性评价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有利于高职生全面、客观和准确认识自我,这将对促进高职生积极参与教学以及提高学生的各种能力和素质有很大帮助。

参考文献

[1]冶刚,刘珉曳.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03.

[2]曲麟.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黑龙江史志,2014,02,08.

大学生法律教育问题篇2

一、关于三方协议的法律问题

1,三方协议的概念:是由学校作为见证，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的一份意向性协议，它具有法律效力，但它不能替代劳动合同。

2,三方协议的特点：第一，唯一性。即毕业生不得持有多份三方协议，如果学生签订多份三方协议，则一旦出现冲突以第一份协议为准。第二，法律效力有时限。三方协议的法律效力在毕业生到用人单位报到之后即告终止。第三，违约金的数额符合规定。三方协议中的违约金必须经由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协商之后约定，并且违约金的数额必须符合用人单位所在地的相关规定。第四，备注栏不是空白。毕业生应该尽量将单位的承诺，如休假、住房补贴、解决户口、保险等各项承诺明确写入备注栏，现实的情况是90%以上的三方协议中备注栏全是空白。在三方协议涉及的三方中，真正履行责任和权利的双方是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学校只是作为一个见证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3,三方协议与劳动合同的区别:三方协议是大学生和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前，双方确定就业意向和权益的依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而劳动合同则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开始受《劳动法》约束，签订劳动合同后，学生的身份变成了劳动者。《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学生到用人单位报到后，双方应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就业协议约定条款，及时订立劳动合同(聘用合同)并办理有关录用手续。劳动合同(聘用合同)订立后，就业协议就自动终止了。当然，也不是说原来的协议条款都无效了。就业协议中的有关条款，包括合同期、服务期、试用期、福利待遇、工资、违约金等符合劳动法的内容，应当作为签订劳动合同的依据。

二、签订协议时需要注意事项:

1、对签约的单位进行较全面的了解;

2、认真审查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的内容: 协议书的内容是整个协议书的关键部分，毕业生一定要认真审查。首先审查协议内容是否合法，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法律和政策；其次审查和仔细推敲双方权利和义务是否合理；由于现在使用的格式协议书内容简单，毕业生可以和用人单位协商，就原协议书中未能体现的具体权利和义务用补充协议形式表达出来，必须指出，补充协议书和主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果遇到单位在《协议书》或者补充协议中只规定毕业生定期服务的义务和违反约定时的赔偿，而不提单位提供的工资标准、工作岗位和工作条件等在《劳动合同》中必备的约束用人单位的条款，用人单位的用意就非常明显，此时毕业生就需要进一步谨慎考虑。

3、审查单位主体资格是否合格：协议双方的资格是否合格是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前提。用人单位，不管是机关、事业单位还是企业（不包括私营企业），必须要有进人的权力。如果其本身不具备进人的权力，则必须经其具有进人权力的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同意。因此，毕业生签约前，一定要先审查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

4、违约责任是否明确：违约责任是指协议当事人因过错而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它是保证协议履行的有效手段。鉴于实践中毕业生及用人单位违约率有所增加的状况，协议书中违约责任条款就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在协议内容中，应详细表述当事人双方的违约情形及违约后应负的责任，同时还应写明当事人违约后通过何种方式、途径来承担责任。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当事人双方履行协议，也有利于以后违约纠纷的解决。

5、协议的形式是否合法：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对协议各项条款经协商一致，签约时要注意完整地履行手续。首先，毕业生要签名并写清签字时间；其次，用人单位以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必须加盖单位公章并注明时间，不能用个人签字代替单位公章；第三，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签字后需将协议书交给学校就业主管部门履行相关手续。第四，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各保留一份协议，并将第三份交学校保管。

三、审查劳动合同必须包含的内容：《劳动法》第十九条规定，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并应

具备七个方面的条款。劳动合同除包括此七个方面的必备条款外，当事人还可以协商约定其他内容，即约定条款。法定条款与约定条款不同，某些条款受到法律法规的严格限制，甚至对条款的内容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这些法律规定从劳资间强弱失衡的现实出发，最大限度地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具体而言这七个方面的内容如下：

1、劳动合同的期限：我国的劳动合同可以分为有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以及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期限，实际生活中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比较普遍。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明确劳动合同的开始期限和终止期限。

2、工作内容：即所从事的工作和工作岗位。应当尽量明确工作岗位，因为岗位的设定直接关系到劳动者是否能够胜任工作、是否负有保密责任以及以后续订合同时是否可以约定试用期等一系列问题。

3、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很多人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容易忽

略这部分，这部分恰是劳动合同的最大板块，其内容几乎涵盖了半部《劳动法》，第四章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第六章劳动安全卫生、第七章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第八章职业培训、第九章社会保险和福利等规定都具体反映在这一部分。

4、劳动报酬：这部分比较重要，应写明劳动报酬的具体数额或计算方法及支付日期，并明确该劳动报酬是税前还是税后，以及社会保险金的缴纳情况。

5、劳动纪律：劳动法中没有过多的规定，劳动合同一般也只做原则性规定，主要反映在企业内部规章制度中，劳动者对此也应做详细了解，因为这涉及日后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是否成立等。

6、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订立，对不符合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发生终止劳动合同的效力。有的用人单位将劳动法律法规规定的解除条件约定为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从而规避应承担的解约的补偿责任，这种约定是违法的，即使约定了也是无效条款。

7、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根据《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的规定，劳动合同中对劳动者违约金的约定只能包含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和违反保守商业秘密约定的两类。其他约定均属无效约定。（注意：就业协议不是劳动合同，不适用此规定）。以上七个条款是劳动合同生效的法定要件，但是劳动合同的无效不等同于劳动关系的无效。即使劳动合同在形式上存在缺陷，或者应当签订但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只要有事实的劳动关系存在，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仍然受保护。所以提醒各位毕业生注意保留与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如：工作证、报销单、工资单、考勤记录等。

四、关于试用期的约定：试用期，顾名思义就是劳动关系的试验阶段，但绝非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单方”试用。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后为相互了解、选择而约定的不超过6个月的考察期。在这段期间内，用人单位考察员工的工作能力，员工也考察用人单位的情况，是双方互相试用的过程试用期作为劳动关系的特殊阶段，也是劳动纠纷的高发时段。根据《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现定：”劳动者被用人单位录用后，双方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试用期，试用期应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内。这就是说，试用期不是劳动合同中的法定条款，可以约定也可以不约定。《劳动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在试用期内单位和劳动者又分别有哪些特殊的权利呢？单位享有“有理由退工权”：依照《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在试用期内，用人单位必须有证据证明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时，方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也就是说，用人单位承担的是完全的举证责任，无权随意的辞退劳动者。劳动者“无理由走人权”：依照《劳动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内只要“通知”单位就可以解除劳动台同，无须提供任何理由，不用支付违约金，并且有权得到相应的工资。但是，笔者在此还是建议各位，要本着诚信的原则就业，不要在试用期内频频跳槽。两个试用期是否合法？有些用人单位还会在第一个试用期过后与劳动者约定第二个试用期，这种情况不合法。《劳动合同法》规定: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禁止只签试用期合同不签劳动合同：劳动者被用人单位录用后，双方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试用期，试用期应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是试用期存在的前提条件。不允许只签订试用期合同，而不签订劳动合同。这样签订的试用期合同是无效的，但“试用期”合同的无效，并不导致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保护失效。

五、违约责任的相关规定：如果因毕业生个人原因，工作后违约该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最好能在签约阶段就将双方的责任予以明确。但是如果实在没有约定，可以参考以下规定处理：首先，根据《劳动法》3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内的；

（二）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

（三）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的。”如果在上述情况之一出现的情况下，劳动者个人不需承担任何责任。其次，《劳动法》31条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同时规定，“因劳动者违反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解除合同，对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根据劳动部（1995）233号文件的规定，这里的损失包括：

（一）用人单位招录其所支付的费用；

（二）用人单位为其支付的培训费用，双方有约定的按约定办理；

（三）劳动合同约定的其它费用。

六、关于违约金的问题：

1、违约金只赔偿实际损失。实践中，因劳动法没有规定违约金和赔偿金的最限额，故双方可能约定了很高的违约金，这是否有拘束力呢？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情况下，为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过高的赔偿金一般不予支持。多数都是从考虑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收入出发，以实际赔偿为原则，即违约金和单位实际损失相符。单位实际损失主要是用人单位招录其所支付的费用以及为其支付的培训费用等。所以，即使劳动合同规定了过高的赔偿金，毕业生们也大可不必有太多担心。为了保障劳动

者择业自由，《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承担违约金的情形进行了较多的限制。一般情况下，企业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只有两种例外情况：一是企业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向企业支付违约金，但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企业提供的培训费用，且企业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就是说，企业所支付的专项培训费用是违约金的最高限。二是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2、哪些“搭车”可以拒绝：北京市有些单位在《毕业生服务期协议书》中约定，毕业生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需要赔偿外地生源进京安置费有的甚至约定用人单位有权将毕业生的户籍转回毕业生原籍或学校所在地。毕业生签协议时应注意不应有“外地生进京安置费”的条款。首先北京市政府早就停止征收城市增容费，用人单位接收外地生源时无需向地方政府缴费。其次户籍管理是公安部门职责，户口转出、转入不应由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约定。

七、劳动争议的解决方式

1、双方协商。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就争议事项进行商量，使双方消除矛盾，找出解决争议的方法。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有权申请调解或仲裁。

2、单位调解。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单位调解达成协议的，制作调解书，双方当事人应自觉履行（此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如果从当事人申请之日起30内未达成协议，则视为调解不成。当事人可以在规定的期限60天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另外，当事人不愿调解或调解达成协议后反悔的，也可直接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3、劳动仲裁。劳动争议一般由所在行政区域内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如果当事人任何一方对裁决不服，则应在收到裁决书15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和裁决书应当依照规定的期限履行。

4、法院判决。当事人任何不服裁定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法院将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程序进行。首先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民事调解，如果双方当事人就劳动争议达成协议，法院将制定民事调解书，调解书一经送达当事人立即生效，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果调解不成，法院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出书面判决。原被告任何一方对判决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自收到判决书起15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法律问题不能简单化为教育问题篇3

校园里师生发生冲突甚至造成人身伤害是时有发生的事情，但是此类事件不能都简单定义为师生冲突，有些已经属于恶性群殴事件，严重影响教学秩序和社会治安。目前来看，教师、学校在面对此类事件时，并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像大多数校园暴力事件一样，教育部门的处理方式过于简单，事发之后，当地公安部门介入，对学校负责人进行停职处理，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并没有采取其他惩戒措施。

这类事件折射出的首先是相关法律及法治教育的缺位。在此事件中，对于学生的暴力行为决不能姑息。若违法事实成立，应当通过法律手段来量刑处理，而不能避重就轻，仅仅以批评教育了事。如果没有诉诸法律法规，对当事人进行惩罚，此类事件还会继续发生。司法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应当重视法治教育，完善教育法律法规，保障师生的合法权益。而且，教育自身有着严密的逻辑，教育惩戒本就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常教育中，惩戒不能缺席。学校应该明确教育权利的边界，规定不同年龄阶段违规违纪的惩戒力度、界限、法律责任等。针对学生违法违纪行为，教师应主动行使法律规定的教育惩戒权，不回避教育职责，不做“平庸之恶”的推动者。

当然，完善法律、明确惩戒权是必不可少的威慑和约束，但要真正解决此类问题，还要从道德教育着手。从视频中学生疯狂的举动可以窥见，学生道德品质极其匮乏，对教育、教师毫无尊敬之心。这与学校教育管理不善和家庭教育的缺失或失职有很大关系。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正逐渐深入人心，但却不得不警惕一个倾向，即作为教育主体的学生被赋权过度，远远超出了其身份范围。在学校的某些情境中就算是合法合理的教育权利，教师也不敢正常使用。如果学生的违法违纪行为未受到相应的惩罚，教师的合法权利未有效使用，将会使教育无序，师生关系扭曲。

此外，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需要家庭给予足够的支持，儿童早期的道德情感教育对于人格养成有很大影响。如果儿童在童年时期缺少必要的教导和关怀，那么，他们在进入青春期后，常常会成长为不稳定因素，轻则殴打教师，重则暴力犯罪。家庭教育要给学生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念，要尊重他人、尊重教育，这才是养成合格守法公民的基本前提。

大学生法律教育问题篇4

众所周知, 考试一直作为高校在检测学生的学习成果和学校教学成果时的重要手段, 故而被广泛采用。考试结果有利于学生发现自身的不足, 促使老师改进教学方式。同时也是学生评定奖学金、各类奖项的考核依据。然而由此产生的大学生考试作弊现象却屡见不鲜。有的同学考前“临时抱佛脚”, 通过和监考老师搞好关系, 从而在考试时可以将作弊工具带进考场;有的找他人充当考试“枪手”, 替代考试;有的甚至贩卖考试试题……诸如此类的丑陋现象不仅破坏了考试秩序, 助长了作弊考生的投机心理, 还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诚信状况和学校的学风建设, 甚至对当今环境下的高素质、高水平人才选拔产生了不利影响。而对此, 更重要的是高校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并对学生做出合理的惩罚, 在维护学生受教育权的同时, 实现考试制度公平正义的目标。

二、大学生考试作弊处罚措施现状

在《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作了详细、全面的规定的条件下, 考试作弊行为依旧屡见不鲜。对此, 在刑法当中, 就把考试作弊当作泄露国家秘密处理。根据教育部、国家保密局《教育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 (教密 (2001﹞2号文件) , “国家教育全国统一考试在启用之前的试题 (包括副题) 、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为绝密级事项。”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 国家教育全国统一考试指普通和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全国硕士生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据此, 在当前司法实践中, 主要以侵犯国家秘密类犯罪来规制上述考试作弊行为。根据犯罪客观方面的不同, 行为人可能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或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1]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 高校往往会行使自主处分权, 对作弊考生进行处理。

高校对学生的处分权是高等学校自主权的组成部分, 是高等学校依据法律、法规或其他内部管理制度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纪律的学生实施惩戒的权力。实际上高校处分权, 应当是指学校根据法定事由和法定程序损害受教育权, 或者使学生丧失受教育的权力, 是学校对学生受教育权的一种强制性处分。其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制定校规、校纪对学生进行管理。另一方面是针对具体人或行为所做出的决定、通报。而对于大学生考试作弊这一行为, 高校往往采取前一类处分, 在制定了明确的管理规则后, 对作弊学生统一处理。

即使是存在明确的规定, 但是我们不难发现, 规定本身就存在着缺陷。在高校对作弊学生的处罚规定当中, 不外乎取消学位证书、开除学籍、勒令退学等, 让学生因为一次考试作弊而将自己之前的学习成果付诸东流, 甚至无法继续深造学习。显然, 在这个过程中, 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害。这些规定与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在不同情况学生实际问题的处理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

三、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内涵

对于受教育权的含义, 有学者认为受教育权是多层次的:宪法层次的受教育权、行政法层次的受教育权和民法层次的受教育权。当不同层次的受教育权受到侵犯时, 应当采取不同的保护形式。[2]同样也有学者提出, 公民受教育权内涵的划分为受义务教育权、平等受教育权、终生受教育权和恰当受教育权。[3]但我们可以分析发现, 这种划分方式是在其原有标准之外, 对一个人一生的各个时间段的受教育权进行划分, 并无实质性的意义。因此, 对于受教育权, 其实无需进行太多层次上的划分, 显然在当下的法律之中, 以横向视角去看受教育权并无多大意义, 因为宪法之中已经对其做了明确的定义。

而对于受教育权的内容, 同样有学者提出以下的看法, 公民受教育权的内容主要有:公民接受义务教育权, 获得公正评价权, 取得学籍、学位权, 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权, 择优录取权, 获得平等考试权等。[4]也有学者认为, 根据《教育法》第42条的规定, 受教育权包括受教育机会获得权、受教育条件获得权和评价结果获得权。[5]从两种看法中我们可以看出, 前者的观点过于碎片化, 将受教育权分解得太过零碎而导致出现不全面的情况;而后者基本上已经涵盖了受教育全的内容, 但语言还是不够精简。由此, 我们可以对受教育权提出这样的解释, 其应当包括受教育机会权、受教育条件权和公平评价权, [6]即使其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正在不断发展, 但这三项大体内容是不会改变的。

四、考试作弊处罚措施与受教育权的冲突

高校的工作理念就是教育和培养人才, 而对在校学生适当性的处罚只是为了教育学生, 而且是建立在符合其教育目的的前提下。而大学生其实是一群“特殊群体”。在校园里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时, 他是一个“社会人”, 享有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 同时, 其受教育权也是不容侵犯与剥夺的基本权利;在社会中, 他又是一个“学校人”, 享有与其他普通公民不同的高等教育法律所确认的权利。

如上文中提到, 受教育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要求国家积极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条件和机会, 通过学习来获取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基本权利, 是一种兼具自由权利和社会权利属性的宪法基本权利, 受教育权得到积极有效的保护对大学生人格的健全、品质的提升、素养的加强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 在高校对大学生的处分中, 受教育权却是在受到侵犯后对学生影响最为深远、最为严重, 纠纷与复杂权利关系最多的权利。但是, 另一方面, 对于作弊学生的处分, 也是对其他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的学生的一种保护, 避免了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因此, 高校对考试作弊学生作开除处理, 在保证相对的公平公正的同时不免会侵犯到该生的受教育机会权。

受教育机会权, 是我们《宪法》规定的社会权利中的一项基本权。基本权须保护的是关于个人现实的法益, 即保护法益。保护领域确定了基本权保护、防止国家侵害的范围。而在基本权构成要件过于简略的情况下, 必须经由基本权的功能, 去构建、塑造基本权的保护法益。其一是防御功能, 指当公民受到来自国家的侵害时, 可以请求国家停止侵害。防御功能又称为侵害停止请求权功能, 国家负有停止侵害的不作为义务。其二是受益功能。受教育机会权, 在是否遵从普遍、强迫、免费的标准下, 又可以分为给付请求权和给付分享请求权。所以受益功能又称为给付请求权功能, 是指公民可以直接根据基本权的规定, 请求国家提供特定的经济或社会给付, 国家也负有提供给付的义务。[7]也正因为此, 大学教育难以成为教育基本权保障的范围。所以, 不难理解在高校对大学生考试作弊的行为的处理过程中会侵犯其受教育权, 而此现象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整治。

五、对大学生考试作弊行为的正确处理

(一) 明确上下位法的地位

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一个鲜明的分级的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 各类法律规范, 有不同的法律效力等级, 所以产生了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区别。《教育法》等法律、行政法规是上位法, 相对应的, 作为高校对学生实施管理的基本法律依据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就是下位法。由此我们不难看出, 高校在制订详细的实施细则的时候, 必须要与各类各级上位法保持一致, 从而在对考试作弊学生作出处罚时, 能够有可靠的法律依据而不至于与学生产生法律关系上不必要的纠纷。

(二) 掌握充足的证据, 遵循正当的程序

不难发现, 在对作弊行为的认定上, 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分歧与纠纷。不同的人对考试作弊有着不同的判定标准。所以在无法确定统一标准的前提下, 证据的掌握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对学生考试过程的全程监控、对考场外部环境的监视等等, 让学生无处可以作弊或是一旦有此行为就会被抓住证据。

在确认了考生作弊后, 也需要有合理的程序。首先是通知学生处分的程序, 通过学生所在院系通报至校教务处, 由教务处确认后递交至校长处签字, 再由教务处出具处分通知书, 发至学生确认签字。其次是对于处分轻重的决定, 应当尤为注意对相关校规的制定以及准确实施, 以防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与纠纷。最后是面对学生的申诉, 学校同样需要成立相关组织及时答复学生的申诉, 保证相应的公平公正。无疑高校要对此引起重视, 在维护校风校气的同时, 也不能侵犯了作弊学生的合法权益。

(三) 加强法治建设, 保障学生受教育权

当前我国通过司法保障学生受教育权主要仍体现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尽管经过多年经验的积累, 人民法院对受教育权纠纷的案件处理得更加从容, 在我国也渐渐形成了成熟的司法保障体系。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的是在这一司法保障机制的不足, 尤其是对宪法的重视以及应用。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 法院在判决中只能遵守性援引宪法, 而不能以适应性的方式进行援引。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于受教育权的保护, 除了法律诉讼之外, 宪法适用在当今的法律框架内远远未提上日程。

六、结语

所以, 国家要首先认识到其对受教育权所负有的给付义务, 提高对宪法的重视程度, 从根本上解决法律制度的保障问题。补全司法的缺位问题, 是当下的首要任务。而除了针对考试问题出台专门的考试法规或相关法律解释明确规定具体的事项, 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教育法和考试法, 也可以逐渐在高校开展诚信管理体制的实施, 而并非一定要将掺杂了道德成分的事项完全纳入到行政许可的学籍保留的规范之中。同时, 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到的是, 大学生的受教育权与未成年人有监护人监护, 也有《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保障的受教育权相比, 缺少了更多的保障政策与机制, 所以高校在对此类问题的解决过程中, 应当更清楚地明确每一项处罚措施的法律依据以及法律上的处罚措施只是为了使学生改正错误, 真正地实现法律存在的价值。

摘要：近年来, 大学生考试作弊现象屡见不鲜, 而高校往往给予学生由警告直至开除的处分。由此也导致了受教育权纠纷不断产生。受教育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要求国家积极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条件和机会, 是一种兼具自由权利和社会权利属性的宪法基本权利。如何在法律层面解决解决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在切实要求学生考试诚信的同时保障其受教育权的合法实现, 是我国法律当下所需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大学生,考试作弊,开除,受教育权

参考文献

[1]何一挥.浅析考试作弊行为的刑法规制——以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泄露国家秘密案件为视角[J].犯罪研究, 2014 (5) :82.

[2]陈运华.论私法视阈中的受教育权[J].教育评论, 2010 (2) .

[3]徐继敏.公民受教育权研究[J].河北法学, 2004 (4) .

[4]赵利.论公民受教育权及其法律保障[J].江苏大学学报 (高教研究版) , 2004 (4) .

[5]蒋少荣.公民受教育权及其现实中的法律关系[A].中国教育法制评论 (第1辑) [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6]袁文峰.受教育权的宪法援引、内涵及救济路径——基于齐玉苓案与罗彩霞案的分析[J]政治与法律, 2015 (4) :70.

大学生法律教育问题篇5

司法会计学是法学中研究司法会计活动的规律、机制、方法和对策的一门边缘学科。司法会计学教育是法学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主要就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情况、现状及如何发展这一教育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对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活动能有所促进。

一、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的研究及教育的回顾

“司法会计” （Judicial accounting）一词是外来词，来源于大陆法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传入我国。在英美法系中，司法会计一般称之为法庭会计（Forensic Accounting，有译为“法务会计”）。

我国的司法会计理论最先是从前苏联引进的。1954年引进的前苏联法学理论中，有一法学分支学科《会计核算与司法会计鉴定原理》。后由政法学院主管部门（高等教育部）于1956年将其列为法律专业的选修课。从此，我国开始了司法会计学的教育活动。但是，由于当时我国的经济形式较为单一，法律事务很少涉及财务会计问题，因而除少量会计人员的贪污案件外，司法会计在我国法律诉讼中很少应用。受司法实践发展的制约，至70年代末，我国几乎没有人对该学科进行专门研究。

1981年7月，司法部在制定法学专业的教学方案时，将《司法会计》列为选修课。基于开设课程的需要，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的何联升、许兆铭同志开始涉足司法会计学研究，并于80年代中期在法学专业开设了《司法会计鉴定学》或《司法会计》课程。之后，又有一批政法院系的法学教学人员、财经院校的会计教学人员和检察机关的干部介入司法会计理论研究。90年至92年期间，司法会计专业出版物的发表达到一个鼎盛时期。除一些政法学院、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自编教材外，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组织编写了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司法会计学概要》、司法学校教材《司法会计基础教程》。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我国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首先是基于司法会计学教育的需要而开展的。这不免对司法会计学的研究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我国进行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路线，大都是直接借用前苏联的理论体系和总结诉讼中的一些做法。这种研究路线导致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出现两大失误：一是受前苏联理论的影响，认为司法会计即指司法会计鉴定，将司法会计鉴定归纳为查帐、查物和写鉴定书，这一观念严重制约了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的发展。二是，受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做法所限，一则是将司法会计活动仅限于某些个别案件，例如：84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将司法会计鉴定解释为“即运用会计学专业知识，对国家或集体企业、事业单位中怀疑有贪污行为的财务人员经管的财务帐目进行的一种鉴定。主要解决对财物收支出纳是否平衡，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在财物流转中是否舞弊以及如何舞弊等”；二则，将财务会计错误行为的法律定性问题列入司法会计鉴定的范围。有些司法会计学或司法鉴定学教科书中，甚至直接将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贪污、挪用、偷税、抗税等列为司法会计鉴定的范围。这些理论研究的成果，被长期运用于司法会计学教学和职业教育，对我国的立法、司法实践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例如：由于理论上将司法会计检查与鉴定混为一谈，我国诉讼法中至今没有关于查账的具体规定。再如：因受这类观点的影响，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超出财务会计问题的范围出具司法会计鉴定结论、本应出具有罪证据但实际出具了无罪证据（但法官仍作为有罪证据采信）等混乱局面。

笔者从1984年开始研究司法会计的学科体系。通过研究认为，司法会计学科体系的建立应当符合科学性、合法性和适用性的要求。因此，在司法会计理论研究中，以诉讼立法精神和刑事侦查学原理为指导，借鉴法医学等学科的体例，采用了先进行基本原理研究后建立实务操作理论系统的研究路线。通过十多年的业余研究，完成了“司法会计理论体系研究”课题。提出了将司法会计从理论上和实务中均分为司法会计检查和司法会计鉴定两大分支的“二元”立科思想。在理论体系方面，提出并建立了以司法会计学概论、司法会计检查学和司法会计鉴定学为基本结构的“二元”理论模式；在研究成果方面，从学科原理、操作程序、操作方法和实务理论等方面解决了将司法会计检查与司法会计鉴定进行分科的所需的一些理论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主张逐步推行司法会计检查和司法会计鉴定由案件承办部门和技术部门分别主持，以及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只回答财务会计问题的做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已于1995年起将“二元”司法会计理论运用于司法会计专业的职业教育。

从司法会计活动看，在笔者接触到的文献中，尚未发现建国前有关司法会计活动的具体记载。但我国唐朝将管理百官俸料、赃赎的比部司置于刑部管辖，宋朝有过延续。这一做法与刑部处理官吏职务犯罪案件需要比部司协助查帐是否有关尚不得所知。五十年代开始，随着公有制经济的建立，财务会计技术的应用得到普及，诉讼机关在查处贪污、投机倒把、偷税等案件中开始出现会计检查和会计鉴定等司法会计活动。受政法院校开展司法会计学教学活动的启发，1985年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技术部门提议，基层检察机关开始配备专职司法会计技术人员，逐步建立了司法会计专业技术门类。全国检察机关已配备司法会计技术人员逾千人，每年检案万余件，在协助侦查部门查账、提供司法会计检验鉴定结论，保障了诉讼的依法进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已开始进入总结提高阶段。与此同时，检察机关还加强了司法会计学的职业教育工作，全国举办了18期司法会计专业人员上岗培训和两期侦查人员培训。80年代后期以来，法院在审理一些民事、行政案件时，也开始委托注册会计师进行相关问题的司法会计鉴定。近年来，审判机关、公安机关也开始酝酿配备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开展司法会计技术工作，并采取不同形式进行司法会计学职业培训。

二、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现状

学历教育方面，目前我国在法学本科专业中进行司法会计学选修课教育主要集中于少数政法院校和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综合性大学的法学院系至今几乎没有开课（或以会计学课替代）。我国目前已有几所学校开设了司法会计专业或司法会计方向的本科教育体系，西南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有几位司法会计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亦有博士研究生涉猎该专业研究。为了开拓教育领域及适应司法会计专业人才的需求，有的财经院校曾试办过司法会计学专业证书班，有些财经院校的会计专业则开设了司法会计鉴定课。

职业教育方面，我国检察机关比较重视对司法会计学的职业教育，除司法会计专业人员上岗需要进行为期半年的培训外，对侦查、起诉等业务人员也进行一些司法会计学教育活动；公安机关已从开始对经济犯罪侦查人员进行司法会计业务培训；法院系统虽尚未将司法会计学单列为职业教育的内容，但在

司法鉴定业务培训中已涉及了司法会计鉴定的内容；作为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的司法部目前正考虑编写司法会计学职业教育教材，以并酝酿在律师及司法会计学鉴定人中进行司法会计学职业教育。

应当说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已近40年，但到目前为止的教育内容、教育的普及性与司法实践的需要差距较大。影响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主、客观因素主要有：

（一）从主观方面讲，对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是制约司法会计学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目前，由于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不足，导致司法实践及司法会计学研究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是，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取证难或不会应用司法会计技术查处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业务事实。由于大多数刑事警官、检察官、法官和律师都缺乏必要的司法会计学知识，多数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尚不掌握通过司法会计检查来收集书证的基本工作技能，也不清楚通过司法会计鉴定应当和可以解决那些财务会计问题，所以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出现这样一些情形：（1）遇有需要收集财会资料证据问题时，不会收集或不能正确收集，导致许多涉及财务会计业务的刑事案件无法侦破；（2）涉及利用财会资料证据证明问题时，不能正确利用这类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有的不能正确判断证据的含义进而将有罪证据作为无罪证据使用或反之，有的则不能正确判断证据的真实性进而以假当真，这是造成一些案件错诉错判的原因之一；（3）对需要进行司法会计鉴定的情形不送检或提出不适当的鉴定要求；（4）不会收集司法会计鉴定所需的检材至使一些鉴定无法进行，等等。如何使大多数刑事警官、检察官、法官和律师掌握必要的司法会计学知识，这是法学教育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二是，司法会计专业技术人才缺乏。我国目前几乎没有专门从事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人员，只有为数不多同志在兼职进行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从诉讼业务的需要讲，全国至少需配备两万人左右司法会计专业技术人员，而全国现有在岗的司法会计技术人员仅千余人。人才缺乏所造成的后果是：首先，已造成司法会计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被动；其次，在司法实践中，一些诉讼机关的证据收集活动受到司法会计技术方面的限制；第三，即使已配备司法会计技术人员的一些诉讼机关，也出现了因技术力量不足而不便进行司法会计检案或草率检案的情形。

三是，现有司法会计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亟待提高。我国目前从事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人员，以经济法学专业人士为主，大多缺乏研究司法会计学的必要理论基础；诉讼机关已配备的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则主要是从会计、审计等工作岗位选调来的，其专业技术水平大多还处在应付诉讼的阶段。由于司法会计专业人员的知识结构不合理，给专业理论研究及实践中带来一些问题：一则，我国研究司法会计学的历史虽不长，但已经走了许多弯路，一些研究成果的运用已给司法实践造成了不少危害，究其原因，司法会计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不合理当属主要因素之一；二则，许多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尚缺乏开展司法会计业务所需的法学、司法会计学专业的理论和技能，因而导致司法会计实践中经常出现违法检案和技术性错检的情形。

（二）从客观方面看，理论研究成果中的偏颇、司法实践中对证据要求不高、教育机制方面的欠缺以及缺乏必要的客观环境等，也对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开展形成了障碍。

首先，从已发表并投入法学学历教育的司法会计学研究成果看，过于偏重对会计学的介绍和审计理论的移植，缺乏对司法会计学的许多基本理论的揭示，是我国多数司法会计学书籍的共性。这些研究成果给人们以多方面的误导：一是，认为司法会计学教育必须会计学教育为前提，似乎法学教育中无法进行司法会计学教育，这是导致法学教育中忽视对司法会计学的教育的原因之一；二是，认为司法会计仅指司法会计鉴定，因而司法会计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司法会计专业人员，非专业人员不需要学习和掌握司法会计学知识，在法学教育中进行司法会计学教育“无用”；三是，认为司法会计与审计无技术上的差异，大量地引用审计学的内容，给人以司法会计学完全可以由审计学取而代之的印象。这些偏颇理论的误导，致使人们对在法学教育中是否需要进行司法会计学教育产生疑问，而这一疑问如果不加以解决，也就难以讨论司法会计学教育问题。

其次，从法律诉讼实践看，我国历史上一直采用以言词证据作为主要证据的诉讼模式，法官对口供、当事人陈述及证言比较重视，对其他证据都显得不太重视；在通过技术活动取得的证据中对法医活动所形成的证据比较认同，对司法会计活动所形成的财会资料证据、司法会计检查笔录和司法会计鉴定结论等证据常常显得不太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司法会计活动在诉讼中的重要性势必会受到影响。例如：目前许多案件在缺乏必要的书证情况下，案子却照常进行审理和判决；一些刑事案件都是在犯罪嫌疑人不供认犯罪的情况下才想到要进行司法会计鉴定，但常常因事过境迁无法获取检材，司法会计鉴定也无法进行。由于司法实践中对司法会计活动的重视程度不高，因而对法学教育中的司法会计学教育也必然产生不良影响。举个例子：目前法医活动在各类诉讼中的应用量不足司法会计活动应用量的`一半，但由于法医活动在诉讼中被重视的程度远远高于司法会计活动，所以，几乎所有法学院系的法学学历教育中都有法医学选修课，但绝大多数综合性大学的法律院系都没有开设司法会计学课程。

第三、教育机制方面的缺陷，主要是计划教育机制对司法会计学教育产生一些不利影响。司法会计学教育有跨学科教育的特点，而目前我国实行的主要是专科教育机制，根据人才市场的需求进行人才培养、跨学科进行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机制尚未普遍建立。司法会计学教育包括普及教育和专业教育两类，其中，普及教育的对象主要是从事立法、法学研究和司法实际工作的人员，而专业教育的对象的主要是从事司法会计学研究、教学和司法会计鉴定技术人员。根据现有教育机制，司法会计学的普及教育应当由法学教育部门承担，而司法会计学的专业教育需要会计学教育部门承担。但实际上，由于法学教育部门对司法会计学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师资、课程设置方面都不愿意做适当的投入；而大部分会计学教育部门因目前尚未受到学生就业困难的困扰，所以也不愿意进行司法会计学教育的投入。

第四、司法会计学教学人才的匮乏，也是制约司法会计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需要复合型教学人才，教学人员既要熟悉法学又要熟悉会计学。这种复合型教学人才理应由大学负责培养，但按现行的教育体制也很难完成这类教育人才的培养。

另外，由于缺乏专业人才，我国于1992年便筹备成立的司法会计标准化委员会至今尚未果，致使司法会计专业活动缺乏必需的专用技术标准。

通过上述问题的展示，已足以说明在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上述问题的解决，固然涉及到立法、司法等各方面的改进，但从法学教育的角度看，如果能够加强司法会计学的教育工作则可以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打下基础。例如，通过

司法会计学历教育的改进和职业教育的加强，可以提高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立法及从事实际诉讼人员的素质。人的素质的提高，则可以带动整个法律诉讼、法学研究和司法会计活动质量的提高。

三、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意义

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对于适应我国司法实践发展的需求，提高我国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水平，促进我国立法及法学教育以及与国际接轨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是我国司法实践发展的要求

在目前及未来的诉讼活动中，司法会计活动将成为大量案件诉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1）从刑事诉讼要求看，强调以证据定罪、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益的保护，是修正后刑事诉讼法律的一大特色。这在客观上为司法会计活动的广泛开展提供了依据和动力。例如，获取有罪证据已被规定为预审的前提条件，在涉及财务会计业务案件的侦查中，那种先录口供后取财会资料证据的做法已被否定，取而代之的将是先进行司法会计检查收集线索和财会资料证据并对相关财务会计问题进行司法会计鉴定，查明有犯罪事实后方可进行预审。（2）随着经济刑法的不断补充，涉及财务会计业务案件类型已成倍增长。这一新的形势给以经济犯罪侦查技术对策为研究对象的司法会计检查学的研究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领域。例如，根据79年刑法，案件本身包含财务会计事实的案件仅有二十余种，而实施的新刑法，此类案件已有一百多种。由于不同类型犯罪在手段、涉及财会业务的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就需要理论上不断地提供新的司法会计检查方法和对策。（3）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和全新的财务会计事项。因此，未来涉及经济的各类诉讼案件中也会出现更多的财务会计问题需要通过司法会计鉴定解决。例如，证券、期货问题的鉴定是在90年代初才被提出的；而目前的企业产权重组中所出现的财务会计事项便是以往经济案件所不可能涉及的。司法会计活动的日益发展，必然需要更多的掌握司法会计学知识和技能的诉讼人才，而造就这类人才的主要途径就是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试想，在未来的诉讼中，不懂得或不了解司法会计学的诉讼人员，如何能全面地收集证据？如何能真正地公正执法？也可以这样说，司法会计学教育是严格执法和公正执法的需要。

（二）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是提高我国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水平的需要

我国对司法会计学进行系统性研究不到，虽然介入这一研究的同志不足20人，但已经初步建立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司法会计学理论体系框架。与国外现有同类理论研究成果相比，我国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在基础理论方面已有明显的优势，但实务性理论的研究相对滞后。而实务性理论的研究涉及各类不同的诉讼和各种经济方式、经济核算内容，决非少数理论研究者所能够承担。为了提高我国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水平，高等院校有责任担当起高层次司法会计专业人才教育培养工作，这将为进行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提供大量的优秀人才；同时，随着司法会计学教育在法学教育中地位的提高，也可以促使一批通晓法学和会计学人才转向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领域。

（三）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有利于促进我国的立法水平

司法会计活动，是诉讼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我国目前的诉讼法律中，仅有关于司法鉴定的一般性规定，缺乏各类具体的司法鉴定规范，也没有关于司法会计检查的具体规范。后者使得我们现实中诉讼人员进行查帐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使司法会计检查处于无法可以的尴尬地步，更谈不上强制进行司法会计检查。这些立法缺陷，与立法者缺乏司法会计学教育不无关系。当前，我国正在酝酿制定证据法，而财会资料证据、司法会计检查笔录、司法会计鉴定结论以及司法会计检验结论等通过司法会计活动所取得的证据，都应当是证据法所需要研究的立法问题。另外，司法会计活动属于技术活动，除了一般法律的规范外，还需要有与法律相联系的技术标准做依据，其中，专用技术标准的制定是离不开相关立法指导的。所以，司法会计学教育不仅只是培养司法会计实践所需的人才，即使从事立法工作的人员也需要通过司法会计学教育提高素质。

（四）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有力于完善我国的法学教育体系

司法会计学是司法实践中应用面极大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它是法学教育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司法会计学的基础理论看，它所研究的司法会计活动类型、司法会计活动机制、财会错误原理等内容，都是涉及到诉讼活动的分类、诉讼原理及社会行为的法律性质等重要法学理论；从司法会计检查学内容看，它所提供的司法会计检查程序、嫌疑账项的发现及查证方法，是法学理论所要研究的重要诉讼原理；从司法会计鉴定学内容讲，司法会计鉴定范围、司法会计鉴定的提请与组织、司法会计鉴定结论的表达要求等内容，也是法学理论中应当揭示的一些原理。因此，司法会计学是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司法会计学教育理应成为法学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说，司法会计学教育的开展，则必然对法学教育体系的完善起到促进作用。

（五）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有利于我国与国际接轨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及市场经济的法制化的发展，会计与法律的结合将越来越紧密，法律事务中也将会越来越多的涉及到财务会计问题。司法会计专业人才的需求也逐步升温。据《参考消息》报道，早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就发表了对未来热门职业的跟踪调查结果：在美国20大热门行业挑选出的20种热门工作中，排在首位的是会计领域中的“法庭会计”。我国近年来会计学界也有人士发表文章探讨国际法务会计的需求与供给问题，一些文章还认为，法务会计是适应21世纪的会计人才。这些都表明培养司法会计学专业人才，既符合国际上未来人才需求的趋势，也是发展国内、国际经济所必需的。

四、我国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的展望

（一）司法会计学教育的层次及目标

司法会计活动的内容包括财务及账务的检查、帐务验证、鉴别判定和证据审查等。因此，在法学及相关专业的教学部门进行司法会计教育的层次和目标是不同的。

首先，在办理涉及财务会计业务案件中都会不同程度的应用到司法会计技术，因而所有的刑事警官、检察官、法官和律师都需要掌握一定的司法会计技术，但对司法会计学掌握的层次要求会有所不同；其次，所有涉及经济法学（含经济刑法学）、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研究的人员也需要掌握一定的司法会计学原理知识；第三，专职从事司法会计活动的人员（主要是指司法会计学技术人员）则需要全面掌握司法会计学的原理及各种司法会计技术。

根据对不同职业和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的需求，笔者认为，司法会计学教育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进行：

第一层次是普及级教育。普及级教育的对象是主管及办理一般诉讼业务的诉讼人员和法学专业的在校生。其目标是培养能够掌握司法会计学的一般原理、司法会计取证手段、组

织司法会计鉴定以及审查司法会计鉴定结论能力的法律（法学）人才。

第二层次是业务级教育。业务级教育的对象是主管、办理涉及经济业务案件的诉讼人员和经济侦查专业的在校生。其目标是培养能够掌握司法会计学的一般原理、各种司法会计检查的手段、组织司法会计鉴定以及审查司法会计鉴定结论能力的法律（法学）人才。

第三层次是专业级教育。专业级教育的对象是司法会计技术人员（含注册会计师）和司法会计专业的在校生（含本科生和研究生）。其教育目标是培养能够全面掌握司法会计学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

从司法会计学教育的内容看：第一层次教育，主要是有选择的开设《司法会计学概论》，首次教育约需20至70课时；第二层次教育，需增加司法会计检查学，首次教育约需140课时；第三层次教育，则还需要增加司法会计鉴定学和鉴定实务，首次教育约需260课时。

（二）司法会计专业的设置

20世纪80年代后期，笔者曾呼吁在综合性大学开设司法会计学专业，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想借大学教育的开展来推动司法会计学的研究，但未能引起共鸣。90年代，一些财经类院校普遍设置了法学专业，笔者也多次与此类院校的会计学专家探讨开设司法会计专业或方向问题，结果也是常常碰壁。会计学界人士对开展司法会计学教育不太感兴趣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会计学专业的学生就业形势较好-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二是，师资难寻-会计学专业的老师们因看不到司法会计学的前景都不愿转行搞司法会计学教学；三是，不承认司法会计学的专业性-认为会计学专业的学生可以到司法实践中再进行学习。

笔者一直坚持认为大学（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应当开设司法会计专业（或方向），该专业将于前形成竞争趋势。一则，司法会计学专门人才的市场较大，且作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应当是未来大学培养学生的主要方向；二则，与目前会计学专业注册会计师方向相比较，司法会计专业的学生需要开设的专业课程还要多，既然注册会计师可以设置专业方向，司法会计更应当开设专业方向；三则，司法会计学虽然属于应用学科，但由于其所依托的学科-财务会计学比较抽象，其学科内容较法医学、物证学更为抽象，而学历教育中应当集中解决比较抽象的内容，在司法实践中边干边学的应当以较为直观的学习内容为主。

目前，有些会计学界人士提出，可以通过法学和会计学的双学历或双学位教育来解决司法会计专业人才的培养，笔者认为有可取之处。但应当指出的是，在双学历或双学位教育中应当处理好司法会计学的专业教学问题，司法会计学科是有其独立性的，并非是会计学与法学的简单相加。

（三）司法会计学教育的急需解决的几个现实问题

一是，应当提高重视程度。无论法学的学历教育部门还是职业教育部门，都应当把司法会计学教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采取一些切实措施，把司法会计学教育开展起来。

二是，师资的培养问题。应当通过研究生教育来培养一批司法会计学的教师人才。研究生教育中出现的教学困难问题，可以借鉴国外大学教授与相关部门科研人员联合带研究生的做法解决。

三是，相关教材、教学参考材料及案例集、习题集的编写事项。我国现有的一些司法会计学教材普遍存在系统性不强的问题。只有认真地加以解决，才能发展好司法会计学教育。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可以采取大学与实际工作部门合作研究开发的路子。

随着我国诉讼科学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未来的法律诉讼中，司法会计理论和技术的应用将会在诉讼中普及，司法会计活动也将会置于相关技术标准下统一实施，司法会计学教育的发展也会受到应有的重视。可以相信，司法会计学教育的发展具有广阔前景。

注：本文原发表于“现代法学教育论坛”会议，略有修改。

大学生就业法律问题初探篇6

关键词:大学毕业生;就业;法律问题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上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不利影响还没有消除,2010年可能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最复杂的一年,该年高校毕业生人数630万,就业形势异常严峻。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很多大学毕业生在求职的过程中失去了目标和方向。再者,由于法律知识匮乏、维权意识淡薄,使他们在求职就业过程中经常会发生权益被侵犯事件。因此,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如何提高法律意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大学生就业应注意的法律问题

(一)用人单位规避劳动合同签订,侵害大学生合法权益

劳动合同的订立是劳动合同制度的核心,事关劳动合同者权益保护,因此《劳动合同法》第16条、第19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但用人单位受降低用工成本的驱动,为逃避缴纳社会保险和解雇成本的法律责任,规避劳动合同的签订。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平均60%左右的用人单位都不与员工签定合同,其中建筑、餐饮等非技术行业的劳动合同签约率最低,在40%上下。由于缺少书面劳动合同,在争议处理时,劳动者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

(二)以招聘的名义非法收取费用

有些公司在招聘时对应聘者的条件不做任何的要求,以录用作为诱饵骗取费用,要求求职者支付报名费、登记费资料费、注册费等,当被用人单位录用进去之后,公司还会找出各种理由收取其他费用,如培训费、保证金等,理由是应聘者的专业知识不足,公司需要对其进行专业培训,但需要交纳一定金额的培训费,许多求职心切的毕业生,往往会掉入此类陷阱。其实,这都是黑心单位最常用的欺骗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劳动者收取定金、保证金(物)或抵押金(物)。所以,在求职过程中,用人单位任何形式的收费都是不合法的。

(三)试用期滥用,损害大学毕业生合法权益

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对新录用的劳动者是否合格进行考核,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是否适合自己进行详细了解的期限。劳动合同试用期作为劳动合同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对于帮助用人单位以最低的成本风险争取优秀人才加入,促进劳动者的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立法者之初衷却遭用人单位扭曲。鉴于大学毕业生在就业中的弱势地位,加之缺乏工作经验,据此,试用期为用人单位滥用:一方面,试用期的长短及试用期内的报酬由用人单位单方决定;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以实习期、见习期为由规避试用期规定,或者利用试用期随意解除劳动合同。试用期的应有作用并未发挥,相反,却成为用人单位侵害大学生就业者的工具。

(四)合同短期化现象严重,大学毕业生职业稳定感缺乏保障

根据有关调查显示,目前劳动合同期限以短期合同为主,签订3年以下的占60%左右;签订无固定期限的仅占20%,辽宁、天津、山西、山东、江西等五省都在10%以下。这一状况,已经影响了职工的职业稳定感和对企业的归属感。此种影响对大学毕业生尤为严重,原因在于大学生毕业之际,除了激烈的就业竞争之外,同时面临住房、结婚生子等人生中的重要问题。如果其职业稳定感缺乏在物质与精神双重压力下,势必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劳动权是公民生存的基础,是重要的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第23条规定:“每个人都享有工作、自由选择职业、公正和满意的工作条件,以及得到保护免遭失业的权利。”职业稳定权作为劳动权的内涵之一,在社会文明进步的今天,理应获得应有的保护。

(五)格式条款包含诸多“霸王条款”,大学生就业者意志遭剥夺

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的订立中居于主导地位,在劳动合同订立时多使用的是预先拟定好的合同文本。大学生就业者只有签与不签的选择,很少也很难与用人单位讨价还价,使劳动合同事实上成为格式条款。虽然式条款具有节省成本、提高效率的作用,但其广泛运用导致了诸多问题的产生。在劳动合同中,格式条款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第一,用人单位回避提醒义务,使劳动者难以注意限制自身权利的条款;第二,用人单位免除自身责任;第三,用人单位注明劳动合同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归自己拥有,一旦发生争议,劳动者往往由于已经承认格式条款而处于不利地位。鉴于格式条款存在的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格式条款是对合同自由的破坏,甚至有学者将其称为“合同的死亡”。

(六)滥用违约金条款,限制职业流动

违约金条款是大学生签订劳动就业合同时的另外一个畏之如蛇蝎的内容,很多学生正是畏于用人单位合同中提出的很多苛刻而又高额的违约金条款而放弃了就业机会。如有的合同中规定大学生几年内不得申请调换工作岗位、不得结婚、不得怀孕等等条款,否则向单位缴纳高昂的违约金,限制了正常的职业流动,降低了大学生的就业机会。

二、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法律意识的对策

(一)提高对大学生的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教育

据调查表明,我国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水平不高,大学生大都重视专业课,而对法律基础课不予以重视,只是临考应付,缺乏扎实的法律基础知识,高校应在这个时间段对大学生进行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教育。可以组织大学生看一些著名案例的录像,请有关办案人员或著名法学专家来校开讲座;组织学生旁听法院庭审,亲身体验法院审理各类案件的程序,了解我国的审判制度;组织学生到监狱考察参观,通过服刑人员现身说法,使学生受到生动且深刻的法制教育;开展模拟法庭活动,通过大学生自己模拟法官律师检察官被告等角色,掌握诉讼程序,震撼心灵,提高守法意识;组织一些有关法学方面的知识竞赛等等。

(二)在大学生中开展《劳动合同法》专项讲座

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同年9月3日《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施行,这些法律法规为劳动者权益提供了很好的法律保护,也对大学生就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高校应安排适当时间,在大学生中开展劳动合同法专项讲座,邀请专家学者讲解法律知识,教会大家如何避免就业陷阱,保护自己权益。

(三)规范企业招聘加大对用人单位的监督

劳动部门和教育部门应当联合规范大学生就业市场,针对实习期尚无法律明文规定,可制定强制性的行政规章和规范来规定学校及学生与企业签订实习保障协议,签订实习保障协议是避免出现纠纷无人问津而导致大学生权益受损的根本途径。鉴于面前就业难的实际情况,相关职能部门应该通过培训或签订责任书等方式,督促部分单位遵守劳动合同法的相关内容,切实加强政府在该方面的调控与监管力度,为大学生的实习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对于单位的招聘情况可建立声誉评价制度,单位招聘过程中大学生与企业还不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只是一种民事关系,根据民法上要求的诚实信用原则,声誉评价制度是对单位招聘过程中的信用的反映,对于声誉好的单位,可给予学校宣讲的资格以及就业招聘上的优先待遇,而对于声誉较差的单位可拒绝其宣讲要求。声誉评价标准具有综合性,既要考察单位与大学生实习协议和劳动合同的签订状况,也要看其是否在实际履行中承担了协议的义务。

(四)认真做好就业指导,为大学毕业生就业指明方向

学校应重视对学生即将毕业前的就业指导,通过开设就业指导课程,培养学生正确的职业观、灵活的择业观和良好的应聘技巧;在就业指导课程教学中,应强调对求职合同陷阱的分析。让毕业生清醒的认识到求职过程存在的合同陷阱,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結束语

大学毕业生之供给与劳动力市场之需求间的矛盾将会长期存在,而劳动合同规范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大学生就业者的法律保护探讨,也必须在鲜活的现实生活中不断创新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琴.论大学生实习期间合法权益的保障和法律维护[J].中国大学生就业,2007,(11).

[2]梁平,陈奎.大学生就业困境及法律保障问题研究[J].河北法学,2007,(8).

[3]田野.当前大学生就业权益法律保护的有效途径探析[J].法制与经济,2009,(4).

教育教学活动安全问题的法律思考篇7

教育教学活动是学校所组织的基本活动, 也是主要活动, 教育教学活动的安全不容忽视。教育教学活动的范围广泛, 有校内活动, 也有校外活动;有基本的授课活动, 也有体育类、实验类等特殊的授课活动;有一般规模的活动, 也有大型集体活动。不同类型的教育教学活动的安全风险程度不同, 需根据不同类型的教育教学活动作不同的制度安排, 采取不同的预防措施和处理程序。目前, 学校安全事故发生率极高, 其中不乏教育教学活动中发生的安全事故, 教育教学活动安全问题已受到政府、家庭乃至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这无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为了构建和谐校园, 促进重庆市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安全, 保障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 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二、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缺乏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安全的系统的、明确的规定

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教育教学事故纷繁复杂, 如果没有专门的教育教学活动安全的规定, 发生的事故不容易得到有效、妥善的解决。我国现行教育法律体系是由以《教育法》为核心的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构成, 有关学校安全的规定散见其中, 但目前尚无针对学校安全的系统规定, 尤其是在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安全方面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近几年来我市有关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安全事故、纠纷日益增多, 有关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对这类纠纷的处理结果不一, 反映了当前有关法律在这方面的缺失和不足。

(二) 学校对教育教学活动的管理混乱, 落后

教育部发布的2006年全国中小学安全事故总体形势报告显示18%的事故因学校管理问题而发生。[1]学校对教育教学活动的管理存在诸多问题, 一些学校的安全防范意识不强, 对安全隐患的危险性估计不够, 缺乏相应的保障措施, 应对突发事件能力薄弱, 最终导致事故发生率很高, 发生后处理效率低, 对受害主体的影响深远。

(三) 学校对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管理不够严谨

学生和教职员工都是教育教学活动中的重要主体, 但很多学校的管理比较松散, 力度不够, 学生和教职员工自身存在的一些间接的、隐性的安全隐患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如学校对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关心不够, 一些学校教师的教育行为不规范, 存在着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的现象, 既严重影响了人民教师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也构成了安全隐患。

三、教育教学活动安全问题的法律对策

(一) 完善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安全的法律规定

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是学校运行过程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安全显得至关重要, 必须通过法律明确系统地规定政府、学校和家庭应当承担的学校安全职责与义务, 共同构建安全健康的教育教学环境。学校安全法应当设立专章规定教育教学活动安全问题, 规定教育教学活动安全的指导原则, 明确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保障学生安全是学校的主要职责。另外, 具体规定教育教学活动的时间, 教职员工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应负哪些安全管理职责, 以及在相关的具体特殊课内活动中所需要注意的事项。

(二) 明确学校在教育教学活动管理中的义务和责任范围

学校负有管理义务, 但是如果没有明确规定其具体义务, 落实其责任范围, 很容易导致学校管理力度不够, 很混乱。完善学校的管理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 学校应加强对师生的安全教育。师生是校园安全防范的主体, 在安全防范中起着最直接、最根本的作用。[2]师生的安全意识淡薄导致了教育教学活动中安全事故发生率高, 后果严重。校园安全教育不是孤立的, 它存在于课堂之中, 必须以教学为抓手, 依托合理的学校规范制度, 并将制度内化于学生的行为之中。[3]第二, 学校应加强安全保障措施, 并对危险程度不同的教育教学活动采取不同程度的防护力度。应树立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 围绕保障学生生命安全的目的, 在学校各项管理制度的建设和管理运行等方面主动有所作为。[4]如对体育类或实验类的特殊教学应配备足够数量、具有专业救护能力的人员看护现场, 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再如由于大型集体活动参加人员甚多, 容易造成重大伤亡事故, 所以学校组织的大型集体活动应当依法实行安全责任制, 成立专门性临时安全管理组织机构, 明确校长为第一责任人。第三, 学校应严格控制教育教学活动的危险度, 不得组织学生参加扑救各类火灾、防汛、防洪等危险度极高的活动。第四, 学校应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安全应急预案, 这对预防学校突发性安全事件, 有效地控制和避免师生伤亡事故,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

(三) 完善学校对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管理

教职员工的身份比较特殊, 可以说是双重身份, 一方面要辅佐学校管理学生, 如学校教职员工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发现学生生理或心理异常的, 应当给予帮助, 立即报告学校并及时通知学生的监护人;另一方面要服从学校的管理和监督, 某种程度上讲, 教职员工的行为对教学秩序和学生的影响最为直接, 学校应当重视对教职员工的管理, 如严格规定教职员工应当遵守学校安全管理制度, 按照规定履行职责, 学校如果发现教职员工有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等危害学生身心健康的行为时, 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处理或报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另外, 对学生的管理也不应是千篇一律的, 对于有特定疾病、特异体质或其他异常生理、心理情况的特殊学生, 学校应当区别对待, 制作记录并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并尊重其个人隐私权。

参考文献

[1]中小学安全事故总体形势分析报告.http://www.gov.cn/gzdt/2007-03/26/content_561883.htm

[2]李瑞华.浅谈高校校园安全防范与学校安全教育[J].中国轻工教育.2007 (1)

[3]高顺伟.学校安全管理中的隐患及其控制[J].上海教育科研.2007 (2)

[4]夏娟.学校安全保障的若干新规定[J].人民教育.2006 (22)

大学生法律教育问题篇8

一、校园创业的表现形式

本文讨论的校园创业特指在校大学生以校园为依托, 以大学生或其他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 将自身拥有的资源进行优化组合, 从而创造出更大经济价值或社会价值的一系列过程, 可以说校园创业是在校大学生从学校向社会过渡的有效方式。校园创业的表现形式比较多样化, 以其具体存在形式进行划分, 大概可以分为实体店面式和虚拟网络式两种。

1.实体店面式。实体店面式的校园创业模式主要存在于一些财经类院校公办院校、新建民办本科院校以及高职高专类院校。财经类院校从学校属性、开设课程以及学生特质上均有较强的创业意愿, 学校对学生的创业活动持鼓励态度, 学生能够灵活运用学校的一些闲置场所进行创业活动的尝试, 山西财经大学的“楼梯间”就属于非常典型的一种模式。新建民办本科院校目前普遍面临的一项改革为通过应用型课程改革将学校转变为能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在这项改革中, 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已经走在前列, 学校通过开办企业服务教学的模式鼓励在校大学生积极进行校园创业, 毕业的时候能够实现带着企业出校园。而其他大部分新建民办本科高校和高职高专院校的改革还处于起步摸索阶段, 大部分学校通过设立创业园区、创业街的方式来扶持学生创业。学生通过和学校签订协议就可以入住创业园区进行实体创业, 比如开设针对学生群体的咖啡屋、书店、打印店、旅行社等等。

2.虚拟网络式。校园创业的另外一种模式是依托于网络的没有实体形式的虚拟网络式创业。这种模式较为灵活, 也更为常见。随着4G网络的全面铺设以及数据资费的降低, 再加上智能手机的普及, 特别是微信这种沟通平台的搭建使得校园创业模式不再拘泥于实体形式。比如山西工商学院“笑傲江湖”平台, 学生通过开发APP, 组建微信群的方式整合学校周边的餐饮、快递等服务, 为全校师生提供订餐外卖以及代为收发快递服务。还有更多的学生加入微商大军, 为在校学生提供各种商品以及服务。

尽管本文中对校园创业方式进行了划分,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校园创业的方式正朝着实体结合互联网模式的方向发展, 也就像马云曾经说过的那样, 现在单纯的电子商务已经基本消失, 以后的商业模式基本都是整合互联网以及实体资源的新型方式, 校园创业也凸显了这一特征。

二、校园创业法律教育中突出的问题

为了推动和鼓励校园创业,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都为在校有创业意愿的学生提供创业教育。目前各高校校园创业教育体系逐步建立, 但在创业教育体系里创业法律教育却显得势单力薄。目前校园创业法律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创业教育中创业法律理念缺失。早在20世纪90年代, 美国大学创业教育发展就已步入成熟阶段, 不管是哈佛法学商学院传统的“聚集模式”创业教育, 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磁铁模式”创业教育, 还是康奈尔大学“辐射模式”创业教育, 在创业教育里创业法律教育都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当然这也和美国整体法治理念比较先进有很大关系。而纵观目前我国不同层次的高校, 虽已开展多种形式的创业教育, 但不管是国家政策层面, 还是学校、学生个人层面都没有树立创业法律教育在创业教育体系里至关重要的意识, 没有意识到如今市场经济已然是法治经济, 要想在创业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必须在创业法律教育中汲取到充分的能量。

2.校园创业法律课程体系不健全。目前为止, 我国各高校开展的创业教育里并没有独立的创业法律课程体系, 创业法律教育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在创业教育课程里开设《经济法》课程, 但在实际创业过程中, 粗略学习《经济法》掌握到的法律知识远远满足不了创业实践中的需求。比如, 在创业初期, 学生要选择创业方式, 就必须详细了解我国的《公司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对企业公司类市场主体的相关规定, 这部分法律知识甚至会贯穿创业的整个过程。在运营过程中, 还可能会涉及到《合同法》《产品质量法》《商标法》《专利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税法》《劳动法》等等相关法律知识, 这些课程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融合在校园创业法律课程体系里。

3.校园创业法律教育教材不全面。由于大部分高校创业法律教育只以开设《经济法》课程的方式体现, 使用的《经济法》教材一般为财经管理类专业 (非法学) 的专业基础课教材, 并非为服务校园创业而编写, 所以校园创业法律教育教材和创业需求存在不对口的问题。

4.校园创业法律教师资源缺口大。目前, 较大一部分高校校园创业法律教师一般由负责教授校园创业的其他非法学课程教师兼任, 或由法学专业教师承担此部分授课任务, 前者懂创业但法律知识欠缺, 后者懂法律但没有和校园创业有效结合, 专业的校园创业法律教师还极其缺乏。

三、校园创业法律教育问题解决对策

针对文章中提出的校园创业法律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根据自身辅导学生参与参加创业活动的经验, 提出如下建议。

1.加强全民法治理念, 树立创业法制意识。我国目前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关键时期, 在提升全民知法、懂法、守法、用法能力的同时, 也要结合当下“双创”的实际需求, 开展创业法律教育。比如, 在中小学教育阶段课程里应适当增加法律类课程, 让每一个公民从小就具有法制意识, 不仅知法、懂法, 更能主动守法, 最关键的还能具有用法的实际能力, 为以后创业奠定扎实基础。在高等教育阶段, 要在高校法制教育里融入创业法律教育, 有针对性地帮助大学生树立创业法制意识。

2.完善校园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培养校园创业法律能力。当下, 我国众多高校正在进行应用型课程改革, 而创业就是衔接传统课程与实践应用的一个很好的中间桥梁, 很多原有课程的知识体系能够在创业中得到实践的检验。在对创业教育课程进行应用型改革时, 也应考虑将创业法律教育贯穿其中, 在创业的每个环节, 都要以法律为衡量标准。在进行创业法律教育时也要打破原有课程的知识体系, 按照创业具体阶段进行创业法律教育课程知识体系的重构。比如, 在创业初期, 要有针对性地介绍《公司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等相关课程, 有助于学生有效选择创业模式。在创业运营过程中, 要介绍《合同法》《税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知识, 确保创业合法有序进行。在创业终止时, 还要掌握《破产法》《劳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 能做到有序退出市场。

3.创新编写校园创业法律教材,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目前, 创业教育教材体系已经基本完善, 但校园创业法律教材大部分只是以《经济法》的形式体现, 割裂了创业和法律之间的有效联系。故在编写创业法律教材时要和校园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相呼应, 将创业法律教育有机融合到创业教育中。比如, 在介绍创业创意、专利申请、商标设计等内容时, 向学生介绍我国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规定, 在教材编写时就可以将此部分内容融入其中。另外, 在讲授创业教育课程时, 创业法律教育课程或者由非法学专业教师教授, 或者由对创业了解甚少的法学专业教师教授, 创业法律教育效果差强人意。建议从法学专业教师队伍体系中选拔一部分教师进行专业的创业法律教育, 提升创业法律教育教师的教学能力。

参考文献

[1]汤艳春, 马福云, 李萍.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发展的难题与策略[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4 (1) :138-141.

[2]朱丽.新常态下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问题探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15 (11) :164-165.

大学生法律教育问题篇9

一、《基础》课重点在于法治观教育和法律思维的培养, 而非法律知识教育

《基础》课是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 而非法律专业课。因此, 教师在授课中, 切记过多的讲授专业的部门法知识, 把《基础》课的法律部分当成一门法律专业课讲授。在目前各高校的思政课教师中, 特别是从事《基础》课教学的教师, 很多都具有法律专业背景, 任课老师会不自觉的从自身专业出发, 考虑在教学中加入较多的法律知识讲授, 这违背了《基础》课主要是培养学生法治观和法律思维的教学目的。从2013年的新版教材中也可以看出来, 具体的法律知识将不是该课程的教学重点。之前的教材中较多的存在一部分部门法知识, 例如老版教材的第八章, 几乎全部是具体的法律知识讲授, 本次教材修改, 第八章大部分内容被删除, 只保留了宪法相关知识, 挪到了新版教材的第五章。新版教材中, 涉及到法律教育的章节主要有第五、六、七章。第五章标题为“领会法律精神, 理解法律体系”, 第六章为“树立法治理念, 维护法律权威”, 第七章为“遵守行为规范, 锤炼高尚品格”, 从这三章的标题和教材的具体内容也可以看出, 《基础》课教学的重点应该在于法治观教育和法律思维的培养, 而非法律知识教育。当然, 偏重于法治观教育, 也不是说一点法律知识都不传授, 毕竟法治观念是必须通过具体的法律来传达和培养树立的。

二、大力加强法治观教育, 积极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能否顺利推进, 在一定程度上要看社会主义法治思维能否深入人心。我国法律教育的任务不仅包括宣传和普及法律知识, 而且包括努力培养公民的法治思维方法。高校作为一种较高层次的教育组织形式, 愈益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大学生应当通过学习法律知识、掌握法律方法、参与法律实践等途径, 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思考、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法律思维方式。

就法律教育而言, 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不能离开高校对法律教育的重视及其传播, 更离不开《基础》课的主渠道作用。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精英型人才, 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对大学生加强法律教育, 是推进依法治国, 实现法治中国的一个重要措施。各高校应通过《基础》课平台, 加强法律教育, 增强学生遵法守法意识, 积极培养法律思维, 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楷模。

三、《基础》课应改革传统单一的课堂理论教学模式, 加强法治实践性教育

当前, 高校法治教育多局限于传统课堂理论说教, 缺少用事实说法和以案例说法的实践性直观性教学手段。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1、坚持课堂理论教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 加强实践性法治教育

改变法治教育偏重于法律知识性教育, 并不是说就不能对学生进行任何的法律知识教育。法治观念和法律行为, 是普遍和一般的关系。没有法律行为的支持, 法治观念也就无从谈起。因此, 在对大学生积极开展法治教育的同时, 也可以适当开展一些法律的知识教育, 更应该在大学生中开展法治社会实践活动和实践性法律教育, 坚持法律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如利用“12·4”法制宣传日, 让大学生感知到法律在身边, 引导大学生自觉学法、懂法和守法, 增强法律教育效果。

2、鼓励学生从身边做起, 注重法律教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

在思政课的教学方法中, 自我修养法能很好的巩固教学成果。在《基础》课的法律教育中, 也可以采用此法。自我修养法是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 主动的进行自觉学习、自我反思、自我锻炼、自我监控等来提升自己修养的一种教育方法。《学记》中说, “是故学然后知不足, 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 然后能自强。”因此, 有必要在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法律知识和案例的讲解和学习。针对课堂讲授单一教学的弊端, 可在日常教学中, 结合大学生身边某些相关的法律, 做到法律教学与大学校纪校规、日常行为规范相结合, 实现了既自然又便于学生理解的教学效果。学法, 然后知法;知法, 然后懂法;懂法, 然后守法。

四、法律教育应与道德教育相互相成, 互相促进

《基础》课中, 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是两个最重要的教学内容。虽然法律教育与道德教育在目的和功能上均有所不同, 如:法律教育是让大家守法, 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 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 而不是让大家追求理想人格。但是, 法律教育与道德教育又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法”可以说是最低的道德底线。法律教育让公民知法守法, 借助于法律的强力机制来推行人类所必需的基本道德规范, 使大家在学法、守法的同时提升道德素养。

参考文献

[1]靳玉乐:《现代教育学》[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

[2]崔长珍:《关于加强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思考》.[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2006. (3) .

大学生法律教育问题篇10

关键词：法律诊所,高职法律专业,人才培养,个案项目

诊所式法律教育进入中国法学教育领域至今, 为培养应用型的法律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高职院校引进法律诊所这一教学模式虽然从时间上要晚于本科院校, 但是高职教育就业导向的特点, 使这一教学模式在高职法律专业人才培养中开出了的新的花朵。在教学实践中, 从理念贯彻、课程编排到教学资源安排等等也存在本土化的问题。因此如何借鉴国外以及本科教育的成功经验, 应对当下高职院校法律诊所发展中的问题, 取得高职法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新突破, 将会是本文主要要探讨的问题。

一高职院校法律诊所教育概况

法律诊所教育 (或有称为诊所式法律教育, 临床法律教育) , 在我国起步的时间较晚。2000年,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7所国内著名本科院校首先引进了法律诊所课程。法律诊所注重实践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成果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认同, 其后在短短的两三年内, 基本所有国内著名大学的法学院和政法学院都设立了相同或类似的法律诊所课程。历经15年, 在中国诊所式法律教育网注册的会员学校已经发展到将近150所。 (1)

与绝大部分本科院校接受基金会资助建立法律诊所的模式不同, 高职院校法律诊所教育的起步时间更晚。且诊所创办的资金多来自于校级项目或者专业建设经费。多数高职院校的法律诊所是由接受过本科院校法律诊所教育的青年教师为主体创建的。学生在个案办理与仿真实训中培养了法律工作者的执业能力, 这一点与高职教育的就业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不谋而合。

我国的高职法律人才培养正处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2) 的背景之中, 《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强调高职教育应当“改革教育方法和手段, 融‘教、学、做’为一体, 强化学生能力的培养”。在高职院校法律专业设立之初, 其高职教育的特性并没有得到突现。很多课程都是照搬原来的本科课程体系, 再加以简化。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法律事务专业自2006年开始招生, 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法律辅助型人才为目标。在9年专业建设中, 本专业发展出了“一个中心, 两个结合” (3) 的人才培养模式。而2009年设立的法律诊所就是我校法律事务专业对于高职法律类人才培养模式的一种探索。经过5年的发展, 法律诊所成为了法律事务专业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重要一环。在诊所内部, 通过“导师带徒弟”的方式进行教学;而在诊所学员对外“接诊”时, 导师始终隐于幕后, 通过案件策略会、总结会和个别指导实现对学员办案质量的控制。同时, 法律诊所的教学方法也逐步辐射到单项部门法的课程中, 教师也乐于在部门法教学中适用这一“以学生为主”的探究性学习方法。

二高职院校法律诊所面临之问题

法律诊所作为新兴的法学职业教育模式, 在从国外移植到中国国内时, 即已面临着很多问题。而高职院校法律专业借助法律诊所来进行人才培养的时候, 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从法律诊所的教学理念和教学目标来说, 传统法律诊所的律师本位教学体系与高职院校法律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存在一定的冲突。国外以及本科院校的法律诊所均是以培养律师为目标, 但是高职院校法律专业学生受限于学历层次, 在毕业后无法直接考取律师资格, 因此, 在确定专业核心就业岗位时, 高职院校法律专业一般都会将岗位定位为辅助类岗位, 如律师助理、企业法务助理等等。这些岗位的职业能力要求与传统法律诊所的律师本位的职业能力要求显然是不同的。因此, 如何对传统的法律诊所的教学理念和教学目标进行改革, 使之适应我国高院院校法律专业的实际, 已成为高职院校法律诊所发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从法律诊所的实体运营模式来说, 资金短缺是高职院校法律诊所发展的重要制肘之一。大部分本科院校的法律诊所主要是依赖美国福特基金会以及中国法学会诊所教育所提供的资金赞助, 但高职院校的法律诊所的运营几乎完全是依靠本地、本校的项目基金和专业建设经费。法律诊所是一项成本极为高昂的教学活动。与高职院校的理工类专业的成本主要是体现在基础设施如实训室建设不同, 法律专业实施法律诊所的成本体现在其活动开展过程中。法律诊所开展只能是按照单次活动逐次申请小额资金, 很多时候一些机动经费如办案所需的交通费、通信费、活动费用往往不能得到覆盖。高职院校的学生中, 很多家庭经济条件有限, 因而这些机动经费往往是由导师来贴补。但如此并不是法律诊所正常运营的长久之策。

从法律诊所的案源来说, 高职院校的法律诊所知名度较低, 难以吸引当事人上门咨询。在实际运营中, 为了确保学生有足够的实际案件经办, 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实案操作与仿真实训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在学校以及社区开展法律咨询吸引当事人, 另一方面由具有律师资格的导师向学生转介自己经办的案件, 以保证学生参与实务操作的可能性。但是法律援助是双向选择的过程, 案件当事人必须对经办学生的个人素质和法律诊所的管理制度有一定的信任。但在实践中, 咨询者往往对高职院校的学生的办案能力抱有疑问, 甚或有个别咨询者要求跳过经办学员, 点名要求某位导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只能依靠法律诊所的导师、学员持续多年积累下来的良好口碑, 以及对咨询者的正确引导才能打开局面。

从教师资源的安排来说, 导师对学生工作的课外指导和追踪无法转化为工作量, 制约了教师对法律诊所的投入。以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法律诊所为例, 法律诊所的4名常任导师均具有双师资格, 其中两位为正在执业的兼职律师, 一位有10余年法院、司法局工作经验。每个学期还会聘请行业专家以及校内的其他老师对法律诊所的学员进行指导。本校的法律诊所实施的是小班制加导师制。每个导师面向5至8名不等人数的学员。这种独特的授课方式, 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课堂控制能力, 以及把握实务工作进程的能力。这种教学模式人力成本是极为高昂的。导师在自己的常规教学工作之外, 还需要在课外时间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追踪和辅导学生的工作。但是在高职院校现有的工作量和业绩评价体系中, 这些工作却无法转化为业绩。

三高职院校法律诊所发展策略

法律诊所教育在其发源地——美国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 被认为是美国法律教育的最重大变革。然而在其完善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很多高职院校的法律诊所运营时间都没有超过5年, 因而通过学习借鉴外国以及国内本科院校法律诊所教育的经验和教训, 才能使高职院校法律诊所藉着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春风”快速发展。

首先做好专本衔接工作是拓宽高职院校法律专业学生发展道路的根本所在, 也是调和法律诊所培养目标和高职法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之间的矛盾的方法。在我校法律诊所课程中, 导师是通过针对案件召开策略会, 指导学生扮演不同职业岗位进行仿真实训, 来实现法律诊所课程目标和人才培养目标的统一的。如在劳动合同纠纷的策略会中, 经办学员会提出己方的法律方案, 其他非经办学员则扮演企业的法务人员、人民调解员等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核心职业岗位参与到案件的模拟中, 并通过模拟为经办学员提供修正策略的建议。但我们也要正视独立从事法律执业的门槛考试——司法考试要求参加者具备本科学历这一现实, 把握住当下打通专本升学途径的机会, 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但是, 做好专本衔接工作, 并不是放弃以就业到导向, 而是关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关注学生在毕业后3到5年中职业晋升的可能路径。

其次, 进一步完善法律诊所课程教学标准是高职院校法律诊所课程建设的必然需求。法律诊所课程一般是作为教学做一体化课程开设的, 采取灵活排课的方式的进行。为了避免“放羊式”教学以及不同导师指导的学员之间工作量差别过大的问题, 我校法律诊所采取了“小班合组教学”和“个案分组指导”相结合的形式来实现案件资源的统一调配和学生的个性发展之间平衡。但法律诊所课程形式的灵活性决定了其是难以重复使用的。这样并不有利于教学规模的扩大以及对学生的课程表现进行客观评价。因此, 有必要通过自编教材、修订课程标准来进一步规范法律诊所教学过程。

再次, 将法律诊所活动与“送法下乡”、“送法进社区”等社区建设活动相结合, 形成规模效应是增加法律诊所课程资源的有效措施。为了解决高职院校法律诊所案源有限的问题, 我校法律诊所采取了扎根于学校所在社区, 鼓励导师和法律诊所学员走出去, 为社区提供义务法律服务的方式;其后实现对周边地区的法律援助的辐射。这样一方面可以促进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的多样化, 法律诊所案件来源多元化;另一方面也可以申请地方政府的社区法律援助专项资金资助的, 以解决法律诊所的资金来源问题。

最后, 建立对法律诊所导师科学、客观的业绩考量体系是鼓励以及维持导师参加法律诊所教育的重要手段。如前文所说的那样, 相较于传统法学教育, 法律诊所的老师除却课堂教学时间之外, 还要在课外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辅导学生的工作, 但在现有的工作量或业绩评价体系中, 却无法转化为业绩。但这种评价不能依靠专业实现, 而是要靠学校的顶层设计来实现。

在加快现代职业教育的号召之下, 全国已有150多所地方院校报名参加教育部向应用技术型、职业教育型转型的改革之中。改变高校同质化现象, 将会成为高校质量建设与特色发展的重中之重。 (4) 虽然高职院校法律诊所面临了多重问题, 但法律诊所教育为高职院校法律专业的内涵建设提供了重要思路, 也能促进人才培养和社会两大职能的实现, 因而有针对性制订高职院校法律诊所发展策略才能加快培育专业办学特色。

注释

11数据来源:http://www.cliniclaw.cn/hylm.asp。统计时间:2015年2月1日。

22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

33“一条主线, 两个结合”指的是以注重实践教学为主线, 单项实训模块与综合实训模块相结合, 校内实训与校外实习相结合的法律事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大学生法律教育问题篇11

关键词:高等教育;多元化投资;立法构想

一、高等教育投资的概念与性质

1.高等教育投资的概念。投资是国民经济领域中一个独立的范畴,它通常是指投资主体为获得预期收益而投入经济要素以形成资产的经济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者为获得预期收益所投入的各种经济要素,都可以表示为一定量的资本或资金额度。因此,投资的这一定义也可以表述为“投资主体为获得预期收益而投入成本或资金以形成资产的经济活动”。高等教育领域在研究和探讨教育投资的过程中,借用经济学的“投资”概念,是为了进一步表述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高等教育投资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加深对高等教育投资的经济意义的理解,提高人们对高等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特殊战略地位的认识。从广义上讲,高等教育投资是投入到高等教育活动中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总和,我们又通常将这种人、财、物的投入称为高等教育资源。从狭义上讲,高等教育投资就是能够以货币形式表现的所投入的人、财、物的总和,这种投入往往以高等教育经费的形式来体现。一般来说,我国高等教育投资分为两部分:高等教育事业费和高等教育基本建设费。前者用于日常教育教学的费用和人员的工资、福利等,后者用于高等教育的基本建设。

2.高等教育投资的性质。关于高等教育投资的性质,目前学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1)高等教育投资是一种消费性投资。这种观点在我国曾经十分盛行。(2)高等教育投资是一种生产性投资。这种观点在西方国家十分盛行,尤其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论”的倡导者们更是坚持这一观点。(3)高等教育投资是“双重性”投资,即教育既是消费行为,又是投资行为。客观来讲,教育投资是既具备生产性又具有消费性的双重性投资,更能确切地反映我国现阶段教育投资的实际状况,即教育投资是直接的消费性投资、间接的生产性投资。

二、我国高等教育投资的现状分析及主要对策

我国高等教育投资的现状,从总体上来看是比较好的,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1.企业从高等教育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企业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间的竞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技术和人才的竞争,企业所拥有的劳动力和技术人才的数量、质量关系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的优秀人才来自于高等教育,但目前只有极少数企业向高等教育投入。2.我国高等教育投资的来源比较单一,单一的办学主体与多元化经济结构和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多样性不相适应。3.以助学贷款为主的高等教育资助体系尚不完备。根据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高校贫困生贷款原则上不超过在校生总人数的20%。但从目前情况来看,高校贫困生的人数在不断增加,有的高校贫困生人数占到了在校生总人数的40%,这样就致使一部分贫困生得不到银行贷款。4.与世界公共教育投资的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所占比例偏低。

针对我国高等教育投资的现状,笔者认为应当采取以下对策。1.鉴于高等教育的属性和政府有限的实际财政支付能力,不能把对高等教育投资的砝码更多地押到政府的投资活动上;2.制定切实可行的高等教育投资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筹资方式的多元化;3.加大家庭投资高等教育的力度;4.加快制定我国高等教育投资法,规范高等教育多元化投资行为。

三、我国高等教育多元化投资中的立法构想

当前,办学经费是令各高校较为头疼的大事,财政拨付给高校的经费,只能维持高校的日常运转需要,远远满足不了学校扩大办学规模的需要。笔者认为制定我国高等教育投资法已迫在眉睫。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六十条规定:“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使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同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照教育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保证国家兴办的高等教育的经费逐步增长,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向高等教育投入。”据此规定,可以得出我国高等教育投资多元化是有法律依据的,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对高等教育投资多元化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执行,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究其原因,是对高等教育投资多元化没有相关的立法来规范高等教育投资多元化行为。

制定我国高等教育投资法的目的在于规范高等教育投资行为,使高等教育多元化的投资行为规范化、法制化。针对我国高等教育投资的实际情况,笔者构想了我国高等教育投资法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我国高等教育投资法的立法依据和立法目的,主要内容有:为了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宪法和高等教育法,制定本法。国家鼓励和支持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包括国外的企业或个人向高等教育投资。国家鼓励和支持高校通过多种渠道筹措高等教育资金,不断创新方法和手段,使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相适应。

2.高等教育投资的主体、投资方式和筹资方式,主要内容有:国家鼓励和支持采取公办、公私合办、民办等多种方式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国家鼓励和支持国内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特别是港、澳、台同胞投资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国家鼓励和支持国外的企业、组织和个人来国内投资兴办高校。投资的方式可以是现金、实物、专利技术等,高校可以通过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和债券、教育项目融资、教育投资基金、教育捐资和募捐、发行教育彩票、科学技术服务等方式向社会筹措资金,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

3.高校资金的管理,主要内容有:高校应当依法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合理使用并严格管理教育经费,提高高等教育投资效益。比如,让具有会计资格的人员从事学校的财务管理工作。高校应由主要负责人主管学校的财务工作,采取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方式,建立严格的审计制度,确保学校筹集的资金用在基础建设、仪器设备改善等方面,做到专款专用。高校应当拟定和执行年度经费预算方案,保护和管理好学校资产,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高校应当节约、合理、合法使用资金,不能浪费,也不得将筹措来的资金挪为他用。高校对投资者提供的资金、财产、国家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等,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高校不得将用于教学和科研活动的财产挪为他用。高校的投资者应当保证稳定的办学经费来源,不得擅自抽回投入的办学资金。

4.高校投资的利益分配,主要内容有:高校应当严格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的约定将所筹措资金及所得的收益及时地按照合同或协议的约定回报给投资者,确保投资者应得的利益不受损害,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高校财务管理部门应当按期向投资者报告资产的使用、收益情况,编制财务会计报表和资产负债表,让投资者了解所投资产的收益及使用情况,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的财产利益。高校可以将培养出来的高精尖人才输送到投资单位或直接为投资单位培训就业人员、培养所需人才,以此作为回报;也可以为投资单位搞科技开发提供技术服务,以技术转让的方式作为回报,满足投资单位生产、经营、管理发展的需要。

5.法律责任,主要内容包括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严重后果、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并赔偿投资者因此造成的投资损失及应得利益:用非法的方式向社会集资;挥霍、贪污筹措的资金;挪用用于高校建设发展的投资资金;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二是高校投资者不履行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投资义务、停止投资或擅自抽回投资给高校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1]刘志民主编.教育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杨克瑞,谢作诗.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大学生法律教育问题篇12

(一) 含义及源起

法律诊所教育模式是一种借鉴医学院临床教学法来培养法科学生的教育模式。在该模式中, 学生将在有司法实践经验的教师指导下对真实案件进行主导处理, 对当事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问题进行“诊断”, 并开出法律“处方”。

在法律诊所教育模式产生之前, 案例教学法为美国各法学院的主导教育模式, 它虽然有效弥补了经院式教育模式下师生间缺乏互动的不足, 但由于案例真实与社会真实脱节, 所以仍为有识之士诟病。美国法学家杰罗姆·弗兰克曾尖锐地指出:“用这样的教育模式培养律师就好像一个学打高尔夫球的人从不去球场, 而只是在家看‘如何打高尔夫球’的教材, 研究报纸上别人怎样玩高尔夫。”[1]在杰罗姆·弗兰克等人的呼吁及推动下, 自20世纪20年代始, 耶鲁大学、杜克大学等高校陆续建立法律诊所。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在尝试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自1958年起, 私人基金会开始向法律诊所捐资, 1964年后, 法律诊所更是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拨款支持, 自此该种教育模式迅速在全美普及。

(二) 优势

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在几十年内就在全美各高校普及, 可见其魅力之大。该模式的优势主要包括:

首先, 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为了修得诊所课程学分, 学生不但要独立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来“诊断”并解决当事人的法律问题, 而且要不断摸索总结与各类人员的交往、沟通技巧, 甚至还要掌握取证、辩论、文书写作等知识, 而这些通过理论课程很难学到的东西均是其未来职业技能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 它有助于锻造学生的职业道德。在诊所教学中, 学生将通过为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而检验自己初步构建的职业道德观念, 这些观念经过实践的洗礼后将升华为信念。同时, 那些需要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对象, 大多为社会弱势群体, 学生以法律为武器帮他们解决困难后, 会真切地体会到法律的重大意义, 从而激发学生运用法律来捍卫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使命感。

最后, 它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在诊所里, 学生在传统教学模式下被动接受知识的情形将被扭转, 他们将会走到第一线, 直接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或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参加诉讼。为了不辜负当事人的信任, 学生会对法律知识产生强烈的求知欲, 会主动围绕案件自立地去掌握相关知识, 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被空前提升。

二、法律诊所教育模式移植后的“水土不服”

由于法律诊所教育模式的巨大优势, 其很快被其他国家所借鉴。自20世纪70年代起, 挪威、南非、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高校纷纷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2]2000年, 我国清华大学等7所高校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在国内首批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据中国法学会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统计, “截止到2012年10月底, 已有149所法律院校成为其会员单位, 其中有83所会员院校正式开设了诊所课程, 共计开设了不同主题的专门性法律诊所130个”。[3]然而, 由于中美两国在法律传统、教育理念、办学模式等方面存在众多差异, 因此该模式在移植入我国后也产生了一些“水土不服”的现象, 这主要包括:

(一) 案源不足

美国民众比较注重个人权益, 而他们又普遍认为, 维护自身权益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诉诸法律, 但因律师费高昂, 加之可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法律诊所拥有较高社会美誉度, 因此很多民众便常常委托诊所学生代表自己争取权益, 这曾一度使得“法律诊所代理的个案总数远远超过了政府部门”。[4]而在我国, 国人有着“和为贵”的传统, 对于争议不大的案件当事人常常放弃权益或在他人的调解下解决争议;对于争议较大的案件当事人则往往委托律师代理案件, 很少有人能想到向社会知名度较低的法律诊所求助, 这就使得我国高校法律诊所案源不充分。

(二) 经费缺少保障

法律诊所教育模式需要较高的运行成本, 这不仅是因为它义务服务, 还在于它在办公场地、设备、教师薪酬等方面还有较多开支。在美国, 法学属学费最贵的专业之一, 同时, 民间广泛存在慈善家向高校捐资的传统, 而法律诊所在全美拥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 因此常能获得各界的资助。例如, 在1968年, 仅福特基金会就一次性资助了其1200万美元。[5]而在我国, 法学专业学费较低, 加之正处于起步阶段的慈善基金也尚未开始关注社会影响力较低的法律诊所教育, 因此, 该种教育模式在我国的长久运行尚缺大量保障资金。

(三) 师资很难达标

法律诊所教师的最佳人选莫过于律师、法官或检察官, 而“美国的法学教师多数从执业律师中选拔。他们既是教师, 又通常是律师业的一员”, [6]因此, 法学院的自有教师本身就可以胜任诊所教师之职。在我国, 高校法学院招聘教师一般不会有司法实务经验要求, 而新进教师一旦入校工作后, 在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的重压下, 很大一部分人已无暇担任兼职律师, 而那些担任者, 则大多又因时间、课酬等因素影响不愿意担任诊所教师。这就导致我国高校法律诊所中, 很多教师本身并不具有司法实务经验。

(四) 学生出庭存在障碍

美国于20世纪60-70年代, 在法律诊所教育模式迅猛发展及国内贫困人口迫切需求免费法律服务的背景下, 很多州都通过了赋予学生出庭资格的学生执业规则。“到1976年时, 美国50个州中有47个州都通过了学生执业规则”。[7]尽管各州学生执业规则标准不一, 但大部分州都允许学生代理所有刑事、民事案件, 给予学生以“准律师”身份。然而, 在我国, 尽管从现有立法上看, 理论上学生可以通过申请或被推荐而成为案件的代理人、辩护人, 但实际上学生在代理民事、行政案件时常会遭到部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非议, 而对于刑事案件司法机关则一般不会批准学生成为辩护人。

三、法律诊所教育模式“水土不服”的克服之道

法律诊所教育模式被誉为“世界上最成功也最成熟的法律实践教学模式”, [8]可见其属合乎历史前进方向、具有远大前途的新事物。当然, 作为一种新事物, 由于它与传统相背离, 因而其发展道路注定不平坦 (这已被它在本国及其他国家的发展史所证实) 。因此, 我们不应为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引进我国后产生的“水土不服”现象而彷徨、怀疑, 而应多措并举克服这些“水土不服”的现象, 以充分、全面发挥法律诊所教育模式的优势。

(一) 加强宣传, 保证质量, 确保充分案源

充分的案源是法律诊所教育模式优势充分发挥的重要保障。针对现状, 可选用的措施包括:第一, 积极利用不同媒介向民众宣传诊所能提供的各种法律服务;第二, 积极从法律援助中心、司法机关、社会团体处争取案源或取得案源信息;第三, 开通网上法律服务平台为民众提供法律服务;第四, 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增加对当事人的亲和力和吸引力。

(二) 加强沟通交流, 多渠道争取资金, 保障经费供给

充足的资金是法律诊所教育模式持久运行的重要保障。对改善现状的建议措施有:第一, 积极游说学校管理层, 争取校内物资和经费的支持;第二, 主动出击, 向私人慈善基金会申请经费资助;第三, 加强与校友及地方政府的沟通和联系, 尽力向他们争取资金支持。

(三) 内挖外引, 专兼结合, 保证优质师资

优质的师资是法律诊所教育模实现良好教学效果的首要保障。为此, 我们可采取的办法包括:其一, 鼓励教师通过在司法机关挂职、借调等形式取得司法实务经验;其二, 对计划新引进的教师提出司法实务工作经验要求;其三, 聘请校外律师、法官、检察官兼职担任诊所教师。

(四) 适时修法, 允许学生以“准律师”身份出庭, 打破体制障碍

打破学生出庭的障碍是确保法律诊所教育模式长远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各种社会矛盾多发, 法律诊所应潜下心来, 多为民众服务, 不断提升对社会的贡献。然后, 待到条件成熟时, 再通过多种途径请求国家立法赋予诊所学生“准律师”身份, 彻底打破学生出庭的体制障碍。

参考文献

[1]柯岚, 肖楠.在真实的环境中学习法律[N].法制日报, 2010-9-15.

[2]刘东华.西方诊所法律教育的形成与发展[J].国外社会科学, 2007 (6) .

[3]林中梁.中国法学会秘书长林中梁在2012亚太诊所法律教育论坛暨中国诊所法律教育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EB/OL].http://www.cliniclaw.cn, 2012年12月28日更新.

[4]毛清芳.基础与条件:美国法律诊所教育探析[J].人大研究, 2008 (6) .

[5]Robert MacCrate, Educating a Changing Profession:From Clinic to Continuum, 64 Tenn[D].L.Rev.1099 (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