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教育法律

香港的教育法律（通用5篇）

香港的教育法律 篇1

价格体制是指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价格形成、运行和调控管理的制度。香港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就是奉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最大限度的市场调节和最小限度的政府干预相结合, 自主经营、自由竞争。这也是香港当局制定各项经济立法和行政管理的主要政策依据。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 香港实行的是由政府、法定团体和行业公会互相衔接、互相补充的价格监管模式。香港的价格体制已形成与现代化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调控的、与国际市场相连接的、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价格体制。对不宜竞争的、带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商品和服务价格, 实行多种形式的直接调控管理;而对属于竞争性的产品和服务价格, 全面实行市场形成、政府间接调控的制度。无论价格的形成、运行和调控管理办法都与现代市场经济密切相关。

一、香港的价格法律体系

高度法制化是香港价格管理的一大特点, 也是香港价格管理机制高效运转的制度原因。香港是普通法适用地区, 属于典型的判例法体系。香港回归后, 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为其法律制度的宪制性文件, 并保持原有的法律制度特性, 使得法律制度更加完备, 更加适应回归后的香港社会各方面的需要。

价格法规有两种模式, 即独立型价格法规和混合型价格法规。所谓独立型价格法规, 即国家立法部门专门制定的价格法规, 如, 奥地利、挪威等国的《价格法》, 日本的《物价统制令》, 韩国的《物价安定法》, 瑞士的《联邦价格监督法》等;混合型价格法规, 即没有制定专门的价格法规, 对价格的法律规范体现在其他各项专门立法中, 如美国的三大反垄断法案:1890年颁布的谢尔曼法案、1940年颁布的克莱顿法案、1914年通过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香港的价格法律属于混合型价格法律。

香港并没有系统综合性以成文法形式出现的价格法, 对于各类价格行为的规范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之中。不仅繁多, 而且齐全。任何价格和收费行为, 都可以找到法律的依据, 并受到法律的监督。香港虽然没有专门的价格基本法律, 但它价格法规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商业、电讯广播、医疗卫生、公共财政、公众安全、环境自然、行业规管、地政房屋、渔农矿务、船务港口、知识产权、刑事、民事、政府行政、交通运输、司法等等各个方面的立法中对价格规管都有涉及, 对各种价格与收费行为都有细致而且明确的规定。与价格和收费相关的法律条例散见于经济生活各方面的立法中, 使得几乎任何价格和收费行为, 都可以找到法律的依据, 并受到法律的监督。诸多法律成龙配套, 构成香港严密的价格监管法律体系。

香港的价格法律体系除了具有价格法规的一般特征, 如保护消费者权益, 促进国民生活及国民经济稳定与发展, 明确价格违法行为并进行经济处罚和法律惩罚等以外, 还具有以下特点:

1.香港没有专门的价格法律, 但法律制度比较完备, 涉及价格方面的立法, 比较全面、系统, 能适应现代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其价格法规表现形式为“制定法”和“判例法”, 而“制定法”使用极为广泛, 已形成“制定法”为主体, 与“判例法”并存, 形成互为补充的法律架构。

2.对不宜竞争的、带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商品和服务价格规管, 体现了较强的政府干预色彩。虽然香港奉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自主经营、自由竞争。但对不宜竞争的、带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商品和服务价格, 则实行多种形式的直接调控管理。如《储备商品条例》第3条规定,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就“规管或管制任何储备商品的最高价格”、“费用及收费”等等事宜订立规例, 凡违反任何上述规例, 即属犯罪。

3.对价格的规管非常细致。香港虽然没有专门的价格法律, 但在金融机构、行业规管、公民权利、雇佣劳工、政府行政、工程工务、公共财政、地政房屋、涉外事务、渔农矿务、人事登记/入境、环境自然、公众安全/保安、交通运输、司法、船务港口、执法、电讯广播、诉讼仲裁、文康娱乐、刑事法律、教育、民事法律、医疗卫生、家事法律、宗教、商业法律、公益慈善、各类法团、财经事务、各类基金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中, 对涉及价格与收费等事宜都有细致而且明确的规定条款。

4.对价格违法行为处罚重。香港的价格法律强调价格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 对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罚特别严厉, 其处罚方式主要是经济处罚与监禁。在有关价格违法处罚的法律条款中, 对违法者进行罚款或者监禁处罚的条款很多, 如《简易程序治罪条例》第6B条规定, 对于在公众地方以高于批准价格出售或游说他人购买载运商或其代表发出的客票的行为, “即属犯罪, 第一次定罪可处罚款一千, 第二次或其后定罪可处罚款两千及监禁6个月”;《石油 (保存及管制) 条例》第6条规定, 获授权人员可就石油供应商或经销商贮存、供应、使用或处置石油事, 向任何石油供应商或经销商作出其认为适当的规管石油的供应价格或出售价格指示, 任何供应商或经销商“违反或没有遵守根据第 (1) 款向他作出的任何指示, 即属犯罪, 可处罚款十万及监禁2年”等等。

二、香港对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罚

(一) 对价格违法行为的认定

正确处理价格违法案件的基础与前提条件是对价格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价格违法行为, 是指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违反价格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 给社会造成某种危害的有过错的行为, 包括不履行价格法规、行政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义务和实施了的价格法规、行政法规或者规章中明文禁止的行为。认定价格违法行为, 一般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违法的主体, 即法律法规中规定承担法律义务的人, 包括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二是侵害的客体, 即该行为侵害了价格法律规范所保护的客体, 包括社会、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等;三是危害后果。

在香港, 固定价格, 即各竞争者间明示或默契地协议, 将其产品的售价固定在一个统一的水平上;维持零售价格, 即同买方达成协议, 规定买方必须按固定的价格零售其商品;搭售, 即在合同中规定, 买方在购买某种商品时, 必须同时购买另一种产品等等价格行为都属违法行为。另外, 价格垄断、低价倾销、哄抬价格、价格欺诈、价格歧视等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价格行为也是被禁止的。

香港法律体系对价格与收费行为的规管制定了诸多细致的规例和条例, 对违法行为的特征、构成及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做了细化和明确的阐述。任何违反这些价格规例和条例的行为都属违法行为。这些规定, 为惩处价格违法行为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

(二) 香港价格监管执法体系

香港没有专门的价格监管执法部门, 香港价格监管体系主要由消费者委员会、竞争政策咨询委员会、各行业公会和政府部门的相关管理机构组成。它的价格监管执法体系主要是按行业归属于政府部门的相关管理机构以及法院。如, 香港的资源环境价格主要由香港政府环境运输及工务局规管, 该局负责的规管事宜包括环境保护及自然护理、发展运输基础设施、提供运输服务、交通管理事宜、公共工程、供水事务、斜坡安全及防洪措施等;负责监督属下八个部门的运作, 包括建筑署、土木工程拓展署、渠务署、机电工程署、环境保护署、路政署、运输署和水务署。

(三) 香港对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罚方式

由于价格违法行为往往会对竞争对手、顾客或消费者和公共利益造成损害, 因而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目前香港价格法规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价格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1. 价格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

香港《释义及通则条例》第3条规定, 犯罪是触犯或违反法律而有刑罚之规定者。价格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 也就是指价格行为触犯或违反价格法律而有刑罚之规定者。香港价格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处罚金与监禁, 并且这两种处罚方式常并举。

如价格欺诈的刑事责任, 《盗窃罪条例》第17条“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规定, “任何人以欺骗手段 (不论该欺骗手段是否惟一或主要诱因) 而不诚实地取得属于另一人的财产, 意图永久地剥夺该另一人的财产, 即属犯罪, 循公诉程序定罪后, 可处监禁10年”, 第18条“以欺骗手段取得金钱利益”也规定, “任何人以欺骗手段 (不论该欺骗手段是否惟一或主要诱因) 而不诚实地为自己或另一人取得任何金钱利益, 即属犯罪, 循公诉程序定罪后, 可处监禁10年”。

对干扰正常价格也要承担刑事责任, 《防止贿赂条例》第6条“为促致他人撤回投标而作的贿赂”规定, “任何人无合法权限或合理辩解, 向他人提供任何利益, 作为撤回为了与公共机构订立有关执行工作、提供服务、办理事情或供应物品、物料或物质的合约而作的投标, 或不参与该项投标的诱因或报酬, 或由于撤回该项投标或不参与该项投标而向他提供任何利益, 即属犯罪”, “任何人无合法权限或合理辩解, 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 作为撤回为了订立第 (1) 款所指合约而作的投标或不参与该项投标的诱因或报酬, 或由于他撤回该项投标或不参与该项投标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 即属犯罪”, 《防止贿赂条例》第12条“罪行的罚则”第1款规定, 对违犯第6条所订罪行者, 一经循公诉程序裁定, “罚款五十万及监禁10年”;一经循简易程序裁定, “罚款十万及监禁3年”, 此外, “法庭须命令该人按法庭指示的方式将所收取的利益款额或价值, 或该款额或价值中由法庭指明的部分付予法庭所指示的人或公共机构”。

《汽车 (首次登记税) 条例》第4I条规定, 在取得署长同意之前, “将任何新汽车 (本地装配汽车除外) 以高于根据第4A (5) 条所准许的款额的价格出售”、“将任何新的本地装配汽车以高于第4A (6) 条所准许的款额的价格出售”、“将并非新汽车或本地装配汽车的任何汽车以高于根据第4A (7) 条所准许的款额的价格出售”或“将本地装配汽车 (并非新汽车者) 以高于根据第4A (8) 条所准许的款额的价格出售”, 以及如果本身为注册分销商, “没有按根据第4A (1) 条所作规定以书面公布零售价目表”、“没有按根据第4A (2) 条所作规定以书面公布零售价”、“没有按根据第4A (4) 条所作规定在其拟公布的零售价目表公布前至少7天或之前将该价目表的副本递交署长”或“没有按根据第4A (4) 条所作规定在拟更改某型号的零售价时给予署长不少于5个工作天的通知”, 即属犯罪, 一经定罪, “可处罚款五十万及监禁12个月”。

对其他价格违法行为的刑事处罚, 如《简易程序治罪条例》第6B条规定, “任何人均不得在公众地方以高于批准价格出售或游说他人购买载运商或其代表发出的客票”, 任何人违反此规定, “即属犯罪, 第一次定罪可处罚款一千, 第二次或其后定罪可处罚款两千及监禁6个月”。

2. 价格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

价格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 是指民事主体因价格违法行为对社会财产、他人财产或权利造成侵害所要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价格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的承担, 主要是对已经造成的权利损害和财产损失给予恢复和补救。

如《商品说明条例》第35条“货品根据第15 (1) (f) 条被检取的损失补偿”规定, “凡任何货品被获授权人员根据第15条检取或扣留, 政府在符合本条的规定下, 有法律责任补偿货品的拥有人因货品被检取或扣留或因货品在扣留期间失掉、损坏或变坏而蒙受的损失”。

《邮政署条例》第18条“船长须接受邮包或邮袋予以运送”规定, “即将从香港开出前往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船舶 (军用船舰或具有军用船舰地位的船舶除外) 的船长, 须将任何邮政署人员交付给他运送的任何邮包或邮袋接收上船, 并须为此而发出符合署长订明格式的收据”, 而第19条“无法派递包或邮袋的损害赔偿”规定, “根据第18条获交付任何邮包的船长, 须当作与署长订有下述规定的合约:该船长以该等邮包而获支付的酬金为代价, 会在其抵达任何港口后立即将该等邮包妥为交付予邮包所致予的邮政当局, 且不会有故意或可避免的延误, 以及如其在任何方面没有履行该合约, 则他会向署长缴付一万的款项, 作为违约的算定损害赔偿。”

3. 价格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

价格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 是指违反价格法规定的行为人所要承担的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给予的行政制裁。香港对价格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的处罚方式主要有:处罚金、责令停止、颁布禁令以及起诉。

如在参照货品的价值以评定和计算税款时, 《应课税品条例》第26A条规定, “为参照任何货品的价值以评定和计算税款, 该价值须为该货品于有关时间在公开市场上由独立于对方的买卖双方在售卖中所能取得的正常价格”, 同时规定任何进口的应课税货品和香港制造的应课税货品的正常价格, 须根据“价格不包括根据本条例须缴付的任何税额”等五项假设厘定, 其第46条“罪行与罚则”规定, “任何人违反根据本条例合法地施加、作出或发出的任何条件、限制、规定或指示, 即属犯罪”, “裁判官如认为任何人意图逃避缴税而犯罪, 则除可判处就该罪行所规定的罚款或监禁外, 并可另处罚款, 款额不超逾该人所就之而犯罪的应课税货品的须缴税额的10倍”。

责令停止, 如对住宅物业的广告宣传的管理, 《地产代理常规 (一般责任及香港住宅物业) 规例》第9条规定, “持牌地产代理不得安排或准许发出任何全部或部分与其地产代理业务有关并载有在要项上属虚假或具误导性陈述或详情的广告”;“持牌地产代理不得就其以持牌地产代理身分代理的住宅物业, 安排或准许以有别于有关的客户所指示的价格或租金或条款宣传该住宅物业”;“如关于拟分租的住宅物业的广告没有明文述明该物业是拟分租的, 则持牌地产代理不得安排或准许发出该广告”。而在有关的住宅物业不再可供出售或购买或租赁或有关的地产代理协议终止后, “持牌地产代理须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将所有由他发出或安排发出的广告移去”。

颁布禁令, 指对价格违法者颁布停止违法行为的禁令, 包括命令价格违法者刊登限期改正的广告、废除及变更经济合同、修补经济合同条款及做社会服务等。如《海鱼 (统营和输出) 规例》第4D条“输出许可证的发出、格式及取消”规定, 在申请输出许可证时, 如果处长认为“申请所关乎的指明鱼类的输出本身, 或此项输出在顾及其他鱼类的输出后, 可能对该指明鱼类在本地市场的供应或价格造成不利影响”或“批准该项申请会因任何理由而违背公众利益”, 处长可拒绝发出输出许可证, 并以书面通知申请人他拒绝发出输出许可证。

对价格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承担方式除行政处罚以外, 对特别严重或复杂的违法行为还进行起诉。香港实行的是由政府、法定团体和行业公会互相衔接、互相补充的价格监管模式, 但是像消费者委员会等价格监管部门本身不具备行政处罚权, 一旦它们认定某企业或个人行为违反法律规定需要给予处罚的, 可根据价格行为调查结果, 向法院进行起诉。

三、香港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理程序

任何行政执法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 它是实体规范得以正确实施的基本保障。价格处罚程序是行政程序的一种, 它是价格执法机关查处价格违法行为时所必须遵循的法定过程、方式与步骤的总和。香港对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理程序分为两种, 即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

对于一些情节严重、事实庞杂、违法事实和应用法律有争议的价格违法行为, 香港相关部门以普通程序进行处理, 依法将之上诉于法庭, 案件审理包括立案、调查、定案处理、执行、结案、备案程序。

香港价格执法部门在对一些事实清楚、情节轻微的价格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时, 常采用简易程序。简易程序是为了达到易于执行的目的, 对普通程序的简化。它是一种即时处罚程序, 适用于对一些事实清楚, 情节轻微, 社会危害不大, 适用法律明确的一般价格违法行为的即时处罚。《简易程序治罪条例》第3条“权力的转授”规定, “凡任何公职人员根据本条例的条文, 获得权力以准许或同意进行任何事情, 或获得权力以发出进行任何事情的牌照, 则该人员所属机关的任何公职人员, 如获该人员书面授权代其行使上述权力, 均可行使上述权力”。

利用简易程序对价格违法行为进行即时处罚一般遵循的程序是:首先, 表明身份;然后进行取证与记录违法事实, 说明定性依据, 计算非法所得, 并由检查相对人签名或盖章, 以作为实施处罚的证据;第三步, 说明定性依据和处罚依据, 告知违法, 并允许当事人辩解;第四步, 实行处罚。经检查人员 (两人以上) 合议, 填写预定格式, 编有号码的一般价格违法行为处罚决定书。处罚决定书当场制作并送达被处罚者, 由被处罚者在处罚决定书存根联上签收;第五步, 执行。可立即执行或限期执行。当场执行即由被罚者当场缴交罚没款;限期执行是指被处罚者当场缴款有困难的, 可在处罚决定书规定的期限内到执罚机关缴交罚没款, 或者通过银行执行。根据《简易程序治罪条例》第36条“罚款的追讨”规定, “任何违反本条例条文或根据本条例而订立的任何规例的罪行, 循简易程序定罪后, 可予处罚;而根据本条例或根据本条例而订立的任何规例施加的罚款, 则须按照任何规管裁判官的简易裁判权的条例条文予以追讨。”逾期仍未执行的, 价格执法部门可依法强制执行。价格执法部门在收到罚款后即向对方开具收据。至此, 价格处罚简易程序执行完毕。

同时, 《简易程序治罪条例》第34条“保留犯罪者接受公诉或负上诉讼的法律责任”规定, “本条例的任何规定, 均不得解释为可免除任何人在犯了根据本条例循简易程序定罪后可予处罚的罪行时接受公诉, 或免除任何人犯了上述罪行时循公诉程序或以告发形式被起诉, 亦不得解释为可免除任何人因其导致的损伤或损坏而被起诉:但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被处罚两次, 而有关的损伤或损坏亦必须是未经补偿的”。

摘要：高度法制化是香港价格管理的一大特点。香港并没有系统综合性以成文法形式出现的价格法, 对于各类价格行为的规范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之中, 不仅繁多, 而且齐全。任何价格和收费行为, 都可以找到法律的依据, 并受到法律的监督。本文研究了香港价格法规的特点, 对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罚及其程序。

关键词：香港,价格,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

[1]蒋善利, 文武汉, 龚培连.内地与香港经贸价格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8.03.[1]蒋善利, 文武汉, 龚培连.内地与香港经贸价格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8.03.

[2]国外价格法制简况.企业管理, 1998年5期.[2]国外价格法制简况.企业管理, 1998年5期.

香港的教育法律 篇2

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于1999年6月21日在深圳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2000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根据《安排》的规定，在执行香港仲裁裁决上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拒绝执行的理由。除了一些细小的变动外，《安排》第7条实际上是把《纽约公约》第5条的规定翻译过来。《安排》第7条例举了双方法院可以不予执行来自对方仲裁裁决的理由：(1)仲裁协议当事人依对其适用的法律属于某种无行为能力的情形;或者该项仲裁协议依约定的准据法无效;或者未指明以何种法律为准时，依仲裁裁决地的法律是无效的;(2)被申请人未接到指派仲裁员的适当通知，或者因他故未能陈述意见的;(3)裁决所处理的争议不是交付仲裁的标的或者不在仲裁协议的条款之内，或者裁决有关于交付仲裁范围之外事项的决定的;但交付仲裁事项的决定可与未交付仲裁的事项划分时，裁决中关于交付仲裁事项的决定部分应当予以执行;(4)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庭程序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符，或者在有关当事人没有这种协议时与仲裁地的法律不符的：(5)裁决对当事人尚无约束力，或者业经仲裁地的法院或者按仲裁地的法律撤销或者停止执行的。有关法院认为依执行地法律，争议事项不能以仲裁解决的，则可以不予执行该仲裁。香港仲裁适用《纽约公约》未作商事保留声明，某些香港仲裁裁决可能在内地不能被执行。内地法院认为在内地执行该仲裁裁决违反内地社会公

共利益，或者香港特区法院决定在香港特区执行该仲裁裁决违反香港特区的公共政策，则可不予执行该裁决。

第二，管辖。管辖法院是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在内地不同的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的，申请人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裁决，不得分别向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管辖排除被申请人的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既在内地又在香港特区的申请人不得同时分别向两地有关法院提出申请。只有一地法院执行不足以偿还其债务时，才可以就不足部分向另一地法院申请执行。

第三，申请执行应当提交的文书。申请执行时应当提交下列文书：(1)执行申请书;(2)仲裁裁决书;(3)政策协议书。执行申请书应当以中文文本提出，如裁决书、仲裁协议为非中文文本的，申请人应当提交正式证明的中文译本。执行申请书经公正和转递。立案审查一般为形式审查。执行申请书的内容应当载明：(1)申请人、被申请人的姓名、名称和地址，法人或其它组织的法定代表人姓名;(2)申请人为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应当提交企业注册登记的副本。申请人是外国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应当提交相应的公证和认证材料;(3)申请执行的理由与请求的内容，被申请人的财产所在地及财产状况。

香港的教育法律 篇3

摘要：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强，许多英语法律术语被汉译。在汉译的过程中，同一个英语法律术语，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可能会存在不同的翻译形式。针对这种译差现象，试图从造词理据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分类研究，进而在“术语价”基础上对其进行统一和规范化。

关键词：法律术语，译差，术语价，规范化

中图分类号：C04；H059；D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8578.2016.04.005

Abstract：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many English legal terms a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he same English legal term may exist in different forms i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In view of this phenomenon， we attempt to classify these different fo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d processing， and then unify and standardize them based on “term price”.

Keywords： legal terms， translation differences， term price， standardization

引言

克罗地亚学者苏珊·沙尔切维奇认为：“法律翻译并不是用目的语中的概念和制度来替换原来的法律体系中的概念和制度的简单过程。法律翻译工作者必须认识到，法律翻译是一种法律转换（1egal transfer）和语言转换（1anguage transfer）同时进行的双重工作（double operation）。”[1]可见，法律术语的翻译不同于一般的翻译，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

中国内地的法律和香港地区的法律法系不同，制度、文化、习俗等各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必然会导致两地法律术语翻译的不同。例如， statutory sexual offences这一术语，在内地被翻译成“奸淫幼女罪”，在香港被翻译成“法定的性罪行”。

内地和香港法律术语的译差，严重阻碍了两地的文化交流。为此，我们选取两地常见的译差法律术语，从造词理据对其差异进行分析，然后结合具体的实例用“术语价”理论进行译差的规范化操作。

一“术语价”理论

“术语价”[2]理论是王东海演绎“词价”理论而首先提出的，这是一种量化术语价值的新理论。术语价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本术语价，包括命名价群（又可以细分为五个子价）、系统价、异形价、频率价；二是受限术语价，主要指同音同形术语、多义术语、同义术语中的受限情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法律色彩价、语义透明价、模因结构价、语形价和地域价等五个术语价，用来做内地和香港法律术语译差的规范化研究 [3] 。

法律色彩价是指法律术语反映法律专业特点的能力。如果一个法律术语能够很容易从字面上看出具有法律色彩，则法律色彩价高，赋值为10；反之，法律色彩价低，赋值为0。

语义透明价体现法律术语意义透明度的高低。语义透明度高，则语义透明价高，赋值为10；语义透明度低，则语义透明价低，赋值为0。

模因结构价主要是看法律术语的结构是否能够进入某种模因结构，这里的模因结构特指由类词缀、同语素等构成的词族模因结构。一个法律术语如果能够进入词族模因结构，那么它的模因结构价就高，赋值为10；如果不能进入这种词族模因结构，那么它就不具有模因结构价，赋值为0。

语形价考察的是法律术语音节的多少、语形的长短。根据汉语的特点和人的认知规律，三至四音节的术语最容易被认知，既能够较好地反映法律术语的意义，又能够体现一定的语言经济性。双音节的术语符合语言的经济性，但是在反映术语的内涵方面稍微差一些。五音节及以上的术语能够全面反映术语的内涵和外延，但是太过复杂，不容易被认知。由于我们选取的译差法律术语没有单音节的，所以这里暂时不考虑单音节的情况。在一般情况下，把三至四音节法律术语的语形价赋值为10，双音节的法律术语语形价赋值为5，五音节及以上的法律术语语形价赋值为0。

地域价主要体现了内地和港澳台翻译的共性和差异。有三地翻译形式相同的术语，则地域价高，赋值为10；两地相同则地域价低，赋值为5；否则，不具有地域价，赋值为0。

二内地和香港法律术语的译差

由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习俗等各方面的差异，英语法律术语翻译到汉语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地域差异。例如，上面提到的 statutory sexual offences这一术语，在内地、台湾、香港和澳门分别对应“奸淫幼女罪”“加重强制性交罪”“法定的性罪行”和“对儿童之性侵犯罪”四种不同的翻译形式。本文试以内地和香港为例来说明法律术语的译差问题。

具体而言，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来看内地和香港法律术语的译差问题，分别是翻译方式不同、缩略与原形不同、同（近）义语素（词）不同和关注点不同 [4] 。

1. 翻译方式不同

采用的翻译方式不同，会导致不同的翻译结果。这里所说的翻译方式不同主要是指采用直译还是意译。例如，对于英语法律术语addition of a new party，内地将其翻译成“第三方参加诉讼”，采用的是意译的翻译方式；而香港将其翻译成“新的一方加入”，采用的是直译的翻译方式。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具体如表1所示。

2. 缩略与原形不同

对于有些英语法律术语而言，内地和香港的两种翻译形式之间是缩略与原形的关系。当然，这里的缩略与原形是两种翻译形式相比较而存在的。例如，英语法律术语testator，在内地的翻译形式是“遗嘱人”，在香港的翻译形式是“立遗嘱人”。“遗嘱人”是“立遗嘱人”的缩略形式，相应的，“立遗嘱人”就是“遗嘱人”的原形。其他的例子如表2所示。

3.同（近）义语素（词）不同

有些英语法律术语，内地和香港采用不同的同（近）义语素（词）来构词。例如，对于英语法律术语law of contract，内地将其翻译成“合同法”，而香港将其翻译成“合约法”。再如，内地将avoid a contract翻译成“撤销合同”，而香港将其翻译成“废止合约”。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同（近）义语素（词）是针对这两个翻译异形的时候，在平时使用的时候不一定是同义、近义关系。总之，因选择不同的同（近）义语素（词）来构词而形成翻译差异的现象非常普遍，毋庸赘述。另外一些例子可参见表3。

4.关注点不同

同一个事物，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就像苏轼诗中所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关注点不同，法律术语翻译的结果也会不同。例如，英语法律术语corporation，内地将其翻译成“法人”，而香港将其翻译成“法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律辞典编委会主编的《法律辞典》对“法人”的释义是“指具有民事权利主体资格的社会组织”[5]。内地的翻译关注点在“人”，而香港的翻译关注点在“组织、团体”。

另外一些例子可参见表4。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之外，还有一个语序颠倒的问题。例如，英语法律术语privacy在内地翻译成“隐私”，而在香港被翻译成“私隐”。“隐私”和“私隐”用字完全相同，只是颠倒了一下语序。这种情况我们发现的例子不是太多，但是也应该引起注意。

综上所述，以内地和香港为例，主要从翻译方式不同、缩略与原形不同、同（近）义语素（词）不同、关注点不同这四个方面对法律术语的译差问题进行了对比分析。由此发现，法律术语的译差问题异常复杂，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译差问题的复杂性恰恰体现了译名统一和规范化的迫切性。

三内地和香港法律术语的译差的规范

内地和香港法律术语的译差问题严重阻碍了两地文化的进一步交流，限制了法律语言学的发展。如果能在这些不同的翻译形式之间确立一个主形，对其进行统一和规范化，就有利于增进两地法律文化的交流，促进法律语言研究的共同繁荣。因此，在这里我们从法律色彩价、语义透明价、模因结构价、语形价、地域价这五个维度来对译差的规范进行探讨 [6] 。

例1.annul a marriage撤销婚姻（内地）废止婚姻（香港）

从法律色彩价来看，“撤销婚姻”和“废止婚姻”都能反映出法律的专业特点，从字面上都能看出具有法律色彩，所以二者的法律色彩价都可以赋值为10。

从语义透明价来看，“撤销婚姻”和“废止婚姻”的语义透明度都很高，所以二者的语义透明价都赋值为10。

从模因结构价来看，“撤销婚姻”和“废止婚姻”都不能进入我们所说的某种模因结构，所以二者的模因结构价都赋值为0。

从语形价来看，“撤销婚姻”和“废止婚姻”都是四音节的，二者的语形价都很高，都赋值为10。

从地域价来看， annul a marriage除了在内地被翻译成“撤销婚姻”外，在台湾和澳门也被翻译成“撤销婚姻”，所以“撤销婚姻”的地域价赋值为10；而annul a marriage只在香港被翻译成“废止婚姻”，不具备地域价，所以赋值为0。

通过表5可以清楚地看到，“撤销婚姻”的综合

术语价为40，“废止婚姻”的综合术语价为30，前者的术语价值更高。所以，如果要在二者之间选出一个作为主形的话，我们建议选择“撤销婚姻”。

例2.insolvent缺乏清偿能力（内地）无力偿债（香港）

从法律色彩价来看，“缺乏清偿能力”和“无力偿债”都能反映出法律学科的专业特点，都能从字面看出具有法律色彩，所以二者的法律色彩价都可以赋值为10。

从语义透明价来看，“缺乏清偿能力”和“无力偿债”二者的语义透明度都很高，所以二者的语义透明价都赋值为10。

从模因结构价来看，“缺乏清偿能力”和“无力偿债”都不能进入我们所说的某种模因结构，所以二者均不具备模因结构价，都赋值为0。

从语形价来看，“缺乏清偿能力”是六音节的，“无力偿债”是四音节的。后者语形价高，赋值为10；前者语形价低，赋值为0。

从地域价来看， insolvent在台湾被翻译成“不能清偿”，在澳门被翻译成“无偿还能力”。可见， insolvent在内地和港澳台翻译各不相同。所以，“缺乏清偿能力”和“无力偿还”都不具备地域价，二者的地域价均赋值为0。

通过表6可以清楚地看到，“缺乏清偿能力”的综合术语价为20，“无力偿债”的综合术语价为30，后者的术语价值更高。所以，如果要在二者之间选择一个作为主形的话，建议选择“无力偿债”。

在上面两个实例中，分别从法律色彩价、语义透明价、模因结构价、语形价和地域价等五个维度考察了内地和香港两个不同翻译形式的术语价，并最终得出它们各自的综合术语价。根据综合术语价，可以确定哪一种翻译形式作为主形更为合适。

四结语

法律术语翻译中的译差现象是正常的客观存在，翻译差异不可避免但又必须进行规范和统一。本文从法律术语造词理据的角度出发，主要考察了内地和香港译差法律术语翻译方式的不同、缩略与原形的不同、同（近）义语素（词）的不同和关注点的不同，同时简单探讨了语序颠倒的问题。然后结合了两个具体的例子进行了内地和香港法律术语译差的统一和规范化操作。

内地和香港法律术语译差的统一和规范问题非常复杂，需要两地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也需要两地有关部门的共同协商。法律术语译差的统一及其规范化工作，有利于促进中国法律语言的规范化，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我们提出的基于“术语价”的操作方法虽然避免了一定的主观化因素，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那就是适用的术语价还不够丰富。如果能够多开发几个适用的术语价，那么上述方法将会更具说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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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律辞典编委会.法律辞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18.

香港的教育法律 篇4

法律冲突是法律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 这是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法律上的差异性造成的。一般来说, 当调整同一社会关系或解决同一事实的不同法律之间发生效力的抵触时, 法律冲突就不可避免。按照冲突法理论, 一国内不同区域间各自独特的法律制度发生冲突的现象, 称为区际冲突 (interregional conflict) 。学者们对区际法律冲突已有多种不同的分类, 例如以法系为标准, 可分为相同法系不同法域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和不同法系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而从社会制度标准来看, 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港澳地区法律与大陆法律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应该认识到, 这种区际法律冲突比社会制度相同的法域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更为复杂。

二、香港与大陆法律冲突的特点

1、不同性质社会制度背景下的区际法律冲突

我国多法域间体现的法律冲突区别于有些联邦制国家基于同一性质的社会制度背景下的区际法律冲突。“一国两制”政策的实施使香港和大陆实行的两种社会制度分别建立于不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 因此在相异的意识形态下, 两地在法律制度上反映不同社会集团的意志和利益, 体现不同的法律价值观念, 其法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2、不同法律传统之间的法律冲突

从香港法制发展史看, 大英帝国的殖民者把英美普通法的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念引入香港。香港在汹涌澎湃的西化潮流中仍保持着浓厚的中国特色, 体现着中国法律传统的丰富内涵。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法制在香港呈现“固定化、程序化、权力化”的趋势, 显示了具有鲜明香港特色的抽象内涵。但总的来说, 香港法是以判例法为特色的英国普通法, 承袭了普通法的传统, 在法律结构上有普通法和衡平法之分, 在司法制度上实行抗辩式诉讼及司法解释制等。大陆的法律则更具民法法系的传统, 其法律形式体现为以法典法为主的制定体系, 实行职权式的诉讼制, 建立以立法机关解释法为主的法律解释制度等。这些来自法律传统方面的差异使两法域的法制不仅在法律理念和法律思想上有区别, 而且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3、因适用不同国际协议导致法律冲突

世界上其他多法域国家, 无论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的国家, 均以主权国家的名义行使对外交往权以及缔结国际条约, 联邦国家的各成员邦及单一国家的各行政区域大多没有对外交往的权力。而中国由于情况特殊, 在香港回归以后, 适用国际协议时存在三种情况。第一, 对于中国缔结的国际协议, 非自动适用于香港, 而是由中央人民政府根据特区的情况和需要, 在征询特区意见后决定。第二, 对于中国尚未参加但香港已适用的国际协定, 仍可在香港继续适用;中央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协助香港特区政府作出安排, 可使其他有关国际协定适用于香港特区。第三, 香港可以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签订有关经贸文化等领域内的国际协议。因此可见, 香港与大陆在适用国际协议上是有区别的, 两法域都有各自适用国际协议的范围, 而因为适用不同的国际协议引发法律冲突也在所难免。

4、中国区际冲突是在其各有独立的司法权、终审权和最高法院的条件下产生的

在“一国两制”的政策下, 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权。许多复合法域国家为了协调各法域之间的立法司法、消除不合理障碍, 都会通过各种途径对各法域保有一定的控制力。例如美国各州虽有自己的立法权、司法权和宪法, 但是美国宪法及依其制定的合众国法律的效力仍高于各州宪法和法律。而按照香港基本法规定, 中国的特别行政区设有自己的终审法院, 大陆的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的终审法院之间没有隶属关系, 香港法院审理的案件不能上诉到大陆的最高人民法院。由此可以看到, 香港与大陆的区际法律冲突虽然是属于同一主权的各法域之间的冲突, 但与其他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差别较大。

三、调整香港与大陆法律冲突的现实困难

根据冲突解决的一般原则, 对冲突所涉及的多个法域的法律应平等地进行选择, 或内域法或外域法。中国区际冲突也应该遵循这一原则, 在实践中大陆有适用港澳台法律的可能, 港澳台也有适用大陆法律的可能, 但由于长期的历史隔离, 大陆与香港之间对对方的法律都不甚了解。

1、了解和理解他法域法律及实践状况的困难

其一, 大陆和香港的法律交流渠道不甚畅通, 相互对对方法律的了解还不全面, 速度也十分缓慢;其二, 香港和大陆之间法律交流的最大现实障碍就是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在一本关于香港法制的著作中说到:“在立法和司法方面, 中英文地位并不平等。立法局制定和颁布的条例是英文的。在法学教育方面, 英语是唯一的教学媒介, 根本没有中文的教材。”大陆人民想要直接了解香港法律是不可能的, 而想要把香港法律全部翻译成中文, 又更非朝夕之谈。同样, 由于香港的法官久不使用中文, 中文水平低下, 直接了解大陆法律也有困难。因此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 语言文字仍将是两地互相了解对方法律的最大障碍。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国两制”的情况下, 各法域对他法域不了解, 也就不能对他法域法律原则、思想及所体现的不同社会政治制度有不同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在解决中国区际冲突上是十分必要的。没有这种理解就不能消除政治、法统、经济制度等多方面的对立和抵触, 不能改变相互间陌生的心态, 不能达成冲突解决中的协调。另外, 同样基于人员往来的限制和语言的障碍, 香港和大陆对对方的司法实践状况也不甚了解。

对冲突法的解决而言, 法律的完善无疑是最重要的, 但实践对于法律的操作也同样重要。要了解一个法域冲突解决的全部状况, 不仅要了解其立法, 而且要了解其在实践中运用冲突法解决冲突的全部过程及变通的全部情况。

2、适用他法域法律的困难

当一法域的法院需要适用其他法域的法律时, 必须对应适用的法律有充分的了解。关于域外法内容的查明, 以下几种方法在中国区际冲突特殊的情况下很难起到实际作用。

其一, 法院依职权查明外域法的内容。由于语言的障碍和交流的限制, 使得法院难以查明和适用外域法。其二, 当事人提供外域法, 这是香港主要采取的方法。但由于香港的法律是英文的, 而多数当事人又不能精通英文, 因此有很多人不了解法律, 不懂得如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其三, 法律专家提供外域法。目前香港和大陆有一些了解本法域外其他法域法律的专家, 由他们提供应适用的外域法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办法, 但由于区际冲突案件的数量之大, 这些专家的数量是远远不够的。如果都需要专家解决, 必定会辗转拖延, 影响案件的判决效率。其四, 根据协议或者互惠原则请求应适用法律所属法域的司法机关提供法律内容, 但目前这种协议和互惠比较少。

由此可见, 在两法域之间不够了解的情况下, 在需要适用域外法时很难确知具体内容。当域外法无法查明、无法适用时, 各法域一般会以内域法替代域外法, 使得内域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另外, 除了上述困难外, 还由于政治经济法律等多方面的差异和对立, 个别法域的立法和司法机关在立法和实践中表现较为强烈的排斥域外法的情绪, 采取直接适用内域法甚至不受理区际冲突案件的方式。这一后果无疑是严重的, 既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权利, 也不利于改善各法域间的紧张关系。各法域审理区际冲突案件时只适用内域法, 也必然会使法律冲突的后果被强化, 不利于互相的协调, 有损两地的发展和交流。

3、调整冲突立法的不完善

中国没有全面系统的调整区际冲突的立法, 无论是实体法、法律选择规则或是诉讼法, 都只有一些零散的中央或地方的法律文件, 以及几部不具法律效力、只可作为学术研究的区际冲突法草案。

香港回归祖国之后, 虽然可将调整国际冲突的冲突法同样用来调整区际冲突, 但对极其复杂和特殊的中国区际冲突来说, 这种冲突法必然会因为缺乏针对性而显得不适应。立法的不完善使司法机关无法可依, 只好各显其能、自寻途径, 导致调整区际冲突的原则杂乱无章、方法五花八门, 类似的案件结果因人因事而异。

四、结论

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必然日益增多, 这种既复杂又特殊的新区际法律冲突只靠《民法通则》中的若干零散规定和几条司法解释很难加以调整, 完善立法迫在眉睫。对于上面所论述的法律交流和语言的障碍可以靠互派学生或学者学习外域法法律, 让他们成为两地法律知识的解释者和传播者, 逐渐扩大相互了解法律的程度和范围。也可以互派律师, 在各地区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的互助渠道不畅通时, 各地区的律师还承担了送达和取证的任务。互派司法人员会带来很多直接的便利, 过去多产生于司法环节的困难都不攻而克了。对香港和大陆的区际法律冲突的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应该引起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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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洪钧:国际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3]陈弘毅:香港法制与基本法[M].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6.

香港的教育法律 篇5

[摘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是新的经济发展目标，与主权市场相比，二板市场是高科技企业融资的优良出口。香港创业极的创立为内地的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优良的渠道。但在此上市仍然要受到证监会审批、信息披露、改革企业机制以及保荐人等诸多因素的规制。

现代社会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而作为知识经济支柱产业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美国在90年代重现生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实现了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产业转型。我国政府也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特别是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使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发展目标。但高新技术产业毕竟是一种新兴行业，在很多方面要受到法律的规制，尤其是涉及融资渠道上更是如此，本文试对高科技企业在香港创业板市场上市融资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一、二板市场――高科技企业融资的优良出口

(一)现行法律对高科技企业融资的限制。

虽然国家已经将发展高科技企业作为经济的发展方向，但是高科技企业在创立时一般资产较小，同时由于是将科学技术发明第一次商品化、企业化的创新投资，也存在高风险，因此，采用一般的融资渠道比如财政拨款、银行贷款或者单纯依靠企业自筹是无法满足其需要的。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最主要的融资渠道之一的上市，虽然证券法中规定了：“公开发行股票，必须按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核准。”但是这并不表明我国的证券上市已经改为核准制，同时我国政府将现阶段证券市场的首要任务确定为：“为国企改革和发展服务。”因此，政府必然将手中的发行额度向国有企业倾斜。

同时公司法对于上市有诸多条件的严格限制，比如公司法第152条规定的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上市需要符合六个条件，其中包括公司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5000万元，开业时间在三年以上，最近三年连续盈利等。高新技术企业是以转化科技成果为主的，开业时间和股本规模都难以达到相应的要求，如果完全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处于创业阶段的高新技术企业就难以通过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进入证券市场融资，“自1993年首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区内企业――青岛海尔，1996年首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张江高科上市以来，至1998年6月，在股票市场上融资的高科技术开发区达到8家，区内的高科技企业达到3O家，而且作为1993年复华实业发行上市以来，到1999年共有10家科研院校在股票市场上融资以扶助和支持其校办产业。这同证券市场中800多家的上市公司的数量相比显然是九牛一毛。这种现象也使高科技企业只能是“望之兴叹”或者采用别种途径间接上市，在1998年所发生的借壳和买壳上市风潮中，高科技公司成为主角就不足为怪了。比如四川托普买壳川长征，北大青鸟协议受让天桥百货等都是通过“壳”资源上市融资的例子。

(二)二板市场之优势。

在国外，与高科技企业融资紧密相连的是风险资本，风险投资是对技术专家发起的、缺乏资金的、不大成熟的技术密集企业所做的小规模投资。风险投资公司为了获得高额回报，将资金投入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同时通过对企业的管理，为其带来丰厚的利润。风险投资者在持有创业股权的同时，就要考虑退出风险企业，收回数倍的收益，然后再次进行新的投资。风险投资的渠道一般主要有三条：回购、个别转让和上市交易。回购是风险投资机构与科技创业家按照事先签定的协议，由科技创业家购买风险投资机构的份额。个别转让则是风险投资机构根据风险企业的运营情况，通过个别的交换的方式转让产权。但是这两种方式所占的比例较小。而作为风险资本的最优良的出口方式就是公开发行股票，一方面会使风险资本家获得高额的回报，同时也使科技创业人员获得巨额的财富，这方面成功的企业包括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雅虎公司等。

但是，在主板市场，对公司股份上市有严格的要求，一般要达到相当的规模，要有较长的经营历史，要有较高的盈利水平等，高科技企业则由于其投资的高风险不符合或者难以吸引投资者。二板市场的出现正好适应了这一要求。美国的NASDAQ市场、英国另项投资市场等都是因为适应这一趋势而产生的。

这主要是因为二板市场一般上市机制宽松，比如在业务记录上，一般没有要求，没有净资产或者最低市值的要求，没有盈利的要求等，是相当适应高科技企业的融资需要的。尤其是为了适应内地、香港等地区高科技企业的需要，在1998年12月1日，香港联交所通过设立香港创业权即“第二板市场”的方案，而在1999年9月14日，香港联交所正式公布了首批获得创业板市场保荐人的名单，并且宣布，创业板的第一只股票将在11月挂牌交易。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也在1999年10月14日与香港证券及期货监察委员会就内地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的监管合作事宜签署了换文。1999年10月13日中国证监会也颁布了《境内企业申请到香港创业板上市审批与监管指引》。创业板市场看重的是“增长潜力”，这就为高科技企业在二板市场的融资提供了新的渠道。

二、创业板市场上市的法律规制

虽然在创业权市场上市相对在主板市场要求较低，但是由于高科技企业的高风险，因此也要采用相当的规范措施，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更加强调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

由于创业板针对的主要是具有增长潜力的公司，因此在信息技*的问题上，创业板采用了不同的规制角度。主板市场一般规定上市公司的资本状况、业务记录、盈利的预测等等，主要是要投资者通过这些信息来判断公司的盈利能力。而对于创业权市场，则主要是让投资者尤其是专业的投资者通过信息判断公司的增长潜力，也可以说，对创业板市场挂牌的公司而言，信息披露的要求比在主板上市的公司的要求可能还要高。“从监管的理念上，一般资本市场既强调充分的信息披露，也强调发行人的经营业绩，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风险资本市场则主要强周信息披露基础上的充分的投资者自我保护，即重点在于上市公司信息的充分披露，而不在于公司的经营状况。因此，公司主要应当披露下列内容：

1.首次发行的上市要求。香港创业板市场的规则要求披露：

(1)两年活跃业务的记录声明，这项声明必须载明在上市前24个月以前，发行人的发行进展和取得成绩的资料，并证明“活跃业务记录”是发生于上述期间。为了符合这一要求，发行人需要披露其在业务活动中作出的重大努力和努力的后果。这也是为了防止设有形成实质资产的发行人包装上市的行为。在陈述活跃业务活动时，可能要对销售和市场推广、生产、产品发展过程、管理层及主要技术员工的人数、专长、业务、景仰和变动的情况等进行声明，这种规定对于我国的高科技企业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对于技术员工的作用的描述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2)业务目标的说明，即须清楚地说明公司在上市时的财政年度余下的时间及上市后至少两个财政年度内各项业务活动的发展目标。这主要是为了列出公司的整体目标及市场潜力，包括其主要的依据和面临的风险因素。

2.上市后

的资料披露，除了要披露主板市场中规定的信息外，创业板市场上市的公司还应当披露;(1)季度及半年业绩报告;(2)在上市时的`财政年度余下的时间，及上市后首两个财政年度外，发行人每半年要把其在上市文件中列明的业务目标和其后的发展进度仅一比较，该比较报告须与中期业绩报告及年报中刊出。可见，对于增长潜力的描述是在创业板上市进行信息披露的关键文件。创业板市场之所以强调信息的充分披露，是因为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建议设立新兴公司新市场之咨询文件)的表述：“第二权市场应当以增长潜力作为定位主题，对象是各行各业中一些需要额外资金来进行明确扩张或者发展计划的新兴公司。由于新兴公司基础较为薄弱，因此失败的风险很大，同时，由于上市时要求需要照顾较小型公司而有所降低，第二板市场或会成为那些过分急进的公司发起人或者发行人为一些成功机会不大甚或欠奉的企业筹集资金的地方。这两项因素将令投资者投资于第二板市场公司所需承担的风险大增。”自香港创业板设立以来，创业板股价的一个特色是波动幅度比较大，部分公司还出现了跌破发行价的现象。可见，与主板市场相比，在创业板市场的风险是十分大的。

因此，第二板市场吸引的应当是专业投资者和具有市场知识的散户投资者，这些投资者需要通过披露的信息了解公司的发展情况，作出正确的投资决定。可以说，创业板市场遵循的是以“披露为主”的监管理念。作为高科技企业，如果想在创业板上市，必须对披露信息的义务认真履行，否则将受到监管。

(二)企业体制的完善的法律规制。

我国的许多高科技企业大多是在80年代成立的，由于国家宏观环境的影响，很多企业存在产权不清的现象，虽然在90年代中大多数企业已经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造，但是现代企业制度显然还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这在许多大型的高科技企业中也可见一斑。1999年在中关村的很多高科技企业都进行了产权的变革，都说明建立明晰的产权关系对于高科技企业发展之重要。较有影响的是四通的产权改革，四通集团从最初的借贷起家，技术人员的技术人股，定性为集体所有制企业，直至一段时间内发生的家庭化倾向，都使四通在发展中遇到了许多障碍。直至在1999年5月所产生的四通投资公司职工持股会的成立，使四通的产权归问才最终得以确定。应当说，在许事的高科技企业中都存在着相关的问题。

因此，拟在香港上市的公司首先要依法理清企业的原有投资关系，将公司的股权在性质和数量上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界定，必须进行产权明晰，建立真正的企业管理机制，无论是公司还是有限合伙，都必须建立起完善的企业运营机制。创业板市场要求该市场上市的公司须由上市当日起即具备并可推行强有力的公司管制措施，以降低出现不当行为的风险，并可以提高公司恪守本身上市责任的能力。这一点对于内地的高科技企业是相当值得注意的。

创业板市场要求上市的公司必须采取并保持下列的措施：

1.公司要设立足够和有效的内部监控系统，确保公司还守财务和监管的规定，其中包括指派一名高级管理人员为监察主任、编制适当的核对治单，遵守第二版市场上市规则的规定等。

2.公司的会计事务由一名全职的资格人士直接管理。

3.公司至少要有两名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可以保证与公司和公司的主要股东之间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受委任出任独立董事的人士必须具备有关的专业、商业或者专门经验。另外，如果独立董事终止任职，独立董事和公司必须公布原由。

国外的很多公司中都已经实行了这一制度。独立董事是指与公司的经理班子无直接和重要联系的董事。美国投资公司法规定：“投资公司的董事会60%以上应当是无利害关系的董事。”纽约证券交易所要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至少包括三名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可以较为客观地协助指导企业的发展，消除投资者的疑虑。这一点值得内地的高科技公司借鉴，因为现今上市公司或者高科技公司的董事会中拥有独立董事寥寥无几，尤其是许多民营高科技企业中家族化倾向十分严重，难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而要在创业板上市就必须使查事舍的构成符合法律的规定。

4.公司必须设立审核和监察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担任主席，具有适当的权力和清晰的职权范围。

(三)保荐人的特别责任。

根据规定，高科技企业如果想在创业板上市，必须委任一名保荐人，协助他的上市申请及负责对有关文件作出仔细审核和技*，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另外，发行人在上市时的财政年度余下的时间及上市后的两个完整财政年度内，仍继续聘用保荐人。在作为保荐人期间，保荐人必须以顾问的身份协助发行人遵守创业板上市规则。这一点也是为了能够保征信息披露义务的顺利实施。

(四)在国内监管措施的规范。

对于高科技企业的融资问题，我国已经在采取很多积极的措施，比如我国公司法新增加的第229条第2款规定：“属于高新技术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股、申请股票上市的条件，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同时规定：“上市交易的股票在现有的证券交易所内单独组织证券交易系统，进行交易。”正是适应了高科技企业上市的要求。

而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也表明：“证监会将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的要求，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推进国有企业的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主要措施是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高新技术板块，初步考虑是放宽上市条件，对高新技术企业发行上市，适当放宽连续盈利年限，连续经营记录及公司股本的规定。”而深交所正研究设立科技板，实行扶持政策，支持高科技产业上市集资，加快高科技产业发展。高科技企业发展迅速已成为深交所的一个重要特色。目前在深交所上市公司中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高科技企业的约50家，加上得到地方认定的约有70家，占上市公司的15%左右。这些企业经济效益良好，内部管理状况良好，在市场上形成了“高秤技板块效应”。但是据相关人士的透露，“中国内地有意成立与香港创业板相似的科技板，但是需要具备一年3000万元人民币的盈利和两年营运历史，公司必须每季度公布业绩。”

虽然有相关政策，但是内地的科技板块市场还是没有建立，规范也没有出台，因此，许多高科技企业开始寻求到创业板上市。但是根据证券法第29条规定：“境内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到境外发行证券或者将其证券在境外上市交易，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中国证监会曾经在1999年10月发布了《境内企业到香港创业板上市审批和监管指引》，规定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应当经过审批，其中境内企业到香港创业板上市的条件是：(1)经省级人民政府或者国家经贸委审批，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2)公司及其主要的发起人在最近二年内没有重大的违法违规行为;(3)国家科技部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优先批准。但是，据了解，由于证监会的指引出台的时间过迟，为了能够成为香港创业板的首批上市企业，部分大陆企业已经以在开曼群岛等境外注册公司等方式，逃避中国证监会的审查。

由于证监会的指引中没有规定什么是境内企业，因此在审批中产生了许多不规范的行

为。比如，“早先曾被中国证监会否决到香港创业板上市的中国花兴公司，在筹备上市前两个月在百慕大当地注册了一家公司作为控股公司，以百慕大格兴的名义申请在香港创业板上市，而中国证监会认为裕兴在百慕大的公司的控股母体是北京裕兴公司，属于中资，按照审批条例，仍属于境内企业，格兴仍需要资格认定后才能境外上市。后来放行只是避免对新兴的创业板市场造成障碍。而为北京金格兴电子技术有限公司间接在创业板上市提供法律意见的律师则受到通报批评的处分。到底什么范围内的企业应当经过批准?证监会应当就境内企业在香港或者国外在第二板市场上市的问题尽早作出法律的规定，解决相关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