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信仰培养（共12篇）
法律信仰培养 篇1
如果一个社会没在对民众提高法律的信仰和敬重, 虽然可以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 虽然所制定的法律出很好, 也不能内化为一种民族传统与民族精神, 所以很难完成并建立一个法治国家。为培养我国公民的法律信仰, 还要提高法治的理念, 使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有所增强, 做到公正执法, 对执法、司法人员的法律观念做进一步的强化。
一、法律信仰的含义
法律信仰的意义指的是对实证法的信任与信赖。伯尔曼提出, 法律信仰不单纯指一套规则, 而实际中的法律主要由法律制度、诉讼程序、法律的价值、法律概念、思想方式及法律规范几部分组成。通过法律活动对权利进行分配, 并由此解决各种冲突, 对合作渠道这一生活过程进行创造。法律是人的一种理性与意志, 同时还包括一种感情、直觉和献身精神, 同时也包括了自身的信仰。伯尔曼指出, 人们对法律所产生信仰主要是对深层社会结构与人类有规律的生活过程的信仰, 并不单纯地表现对现实法律规则的信仰。通过西方语境可以看出, 法、权利及正义具有相通性。因此, 对法的信仰是对正义、对权利的某种信仰, 它不是信仰某种实证法。
我们在对伯尔曼所做的分析得出, 在尊崇实证法与抽象的、正义的信仰之间实现一种逻辑回路。通过对西方的法律意识、法律信念与宗教关系推出“法”的深层次的神圣化路径。但是在我国却行不通。
二、培育国民法律信仰的基本途径
法制教育的目的不是因为教育本身, 是对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追求, 它会推动社会前进, 也就是对人类自身的完善化。法制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素质, 也可以推动全民族法律意识的提高。
当要生成和培养某种信仰时, 还要注重强制与内在的自觉这两条途径, 可以通过模仿、感知、传授及自我总结这种基本方式完成。除此之外还包括社会舆论、规范、公共道德, 借助于暗示、流行、时尚等方式对主体发生作用, 不知不觉中形成并强化某种法律信念。基于此, 可以树立起公民的理性法律意识, 当然, 法制教育也是一种相对来说直接而有效的途径与措施。民众是所有社会法治建设中值得深思的社会基础。只有全社会民众的参与, 法治才能成为社会管理者的理想, 才会提高社会先进分子的期望, 但是这些很难成为某种社会现实。
三、培养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措施
1. 对公民的依赖感着重培养, 在公民中树立法律信仰
在对公民培养法律信仰时, 要让公民对法律产生依赖感。这需要将法律和公民的社会生活相结合, 通过立法的宗旨与目的使他们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与终极幸福的追求得以体现, 在此过程中, 对立法与司法的过程进行参与及关注, 体现法律信仰的亲历性。有些信仰不是在某种权力下自发形成, 是从公民个人的亲身法律实践中借助于理性认识产生的一种法律态度。公民在法律实践活动中, 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 因为个别经验和亲身感受所产生的法律崇敬, 并可以总结为对法律价值的某种认可, 因此产生出一种对法律的信仰。
2. 减少法律的实用主义、利益主义论, 在法律信仰中积极营造理论氛围
法治理论中由于法律工具思想的存在, 冷却了社会公众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法律工具主义论者认为法律只是统治者手中对社会进行有效而强力的控制的工具。然而, 工具是一种没任何思维和良知的东西而已, 它是一种静的没有活力的物品。如果说法律是一种工具的话, 法律将失去其内在的价值和活力, 失去其灵魂和良知, 成为伦理价值缺失的残疾之物。
3. 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重塑, 借助道德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
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来讲, 法律与道德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儒家伦理道德所提倡的某种观点在得到统治阶级的允许后, 可以维护民众生活与社会生活的秩序, 从而可以上升为国家的法律, 儒家的思想与观点发挥了显著的道德作用, 道德信仰的存在范围具有一定的广泛性。目前情况下, 我们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提出的要求有经济方面的, 也有社会道德方面的, 在提出并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型道德体系以后, 对我国传统道德精神起到了继承与吸收的作用, 并不断对其发扬, 这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科学的道德建设目标的确定, 它主要是构造了一种公民的正义感, 让人感受到美好、善良这一氛围, 它对公民的守法意识具有推动作用, 从而可以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通过自身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对我国未来法制发展的成绩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全民族还要树立民族法律信仰意识, 让我们的法制理想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王明亮: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年第5期。[1]王明亮: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年第5期。
[2]王亮, 彭中礼: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与西方法律信仰的形成,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年12月第4期。[2]王亮, 彭中礼: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与西方法律信仰的形成,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年12月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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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5] (美)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法律信仰培养 篇2
但是，现在的中国社会对法律却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冷漠、不尊重，甚至是蔑视！中国出现了法律信仰危机！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在专制集权社会中，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是因为法律是少数统治者为其利益而制定的统治工具，在那样的社会中向强力屈服，只是一种必要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意志的行为，因此对法律的服从是出于一种畏惧而非自愿。并且至少在强力之下，法律的运行相对而言还是较有效率的。但是，现在所出现的情况与以往不同——人们不仅不相信法律，甚至连对法律最起码的尊重与畏惧都没有了，所有的只是冷漠与蔑视。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重的。有转形时期社会变革的原因，也有对外开放制度变革的因素，但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法律的形式价值（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的缺失。作为法的一种形式价值，权威性指的是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法律的支配，法律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普遍性指的是不因人设法，用一般性规则来调控所有人的同类行为；统一性指的是保持法律制度本身的和谐一致，消除矛盾和混乱；完备性指的是实现有法可依，在应由法律加以调整的行为领域消除法律空白和漏洞。
在中国计划经济的影子尚未消除，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备；经济体制改革迅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落后的社会环境下，法律的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所剩无几。
一、法律权威性的缺失
1、宪法的软弱无力
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是有至高无尚的神圣地位的。如果把法律体系比作一个王国，那么宪法就是一国之君，其神圣的地位是无可争辩的，其权威性不可被否认。但是在我国宪法的形式意义多于实质意义，政治意义多于法律意义。宪法就象是一个被夺了权的君主，有其名而无其实。而追根究底就是因为我们的宪法缺乏可诉性，且没有一套完备的违宪审查制度。法律制定出来就是要被触犯的，是要被实施、被执行的。没有国家强制力保障而不能被实施、执行的法是毫无意义的。这是基本的法律规则，也是常识。但是在中国，其他法律都可以进入诉讼程序，惟独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和效力最高的宪法却不可以，从1954年宪法至今都是如此。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也正因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仅成了一种摆设，在平常人心中宪法不过是个空架子摆了，而在权力阶层之中它更是一纸空文而已。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谈，宪法之无可诉性也正是源于其形式性和浓厚的政治性。因为其形式性，宪法的实质内容就被忽视了；因为其政治性，宪法成了一只烫手的山芋、棘手的刺猬没人敢碰，即便有人敢诉，也没人敢受诉，即便有人敢受诉，多数情况下也会被上层否定，且会惹得一身骚。如此宪法的权威性何从谈起？！
2、立法机关的作用被弱化
我国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但同时也是最高权力机构，监督国家生活的运行。立法本是件十分复杂的工作，具有高度的技术性。但是，作为我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会时间一年极其之短不说，其代表的组成人员的素质也并不高：甚至曾有不识字的劳动妇女连续担任几届全国人大代表，我们竟以此为骄傲而用为表现我国民主的典型加以大力宣扬。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法制建设队伍的重要生力军的律师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销声匿迹多年。也正因如此，我国立法机关的立法及其对法律的监督审查作用被大大地削弱了。
3、法律的非大众化（诉讼成本高，执行不力）
法律的非大众化是造成法律权威性缺失的又一原因。由于法律的非大众化，法律无法在平民阶层中扎根，以至无法在社会中形成一种法律文化。法律在百姓中的权威也就无从谈起。
法律非大众化的原因有二：诉讼成本高，执行不力；法律服务资源的稀缺
就我国阶段而言，诉讼成本由三部分组成：正常成本、非正常成本和额外成本
a、正常成本：诉讼费用、律师费、车马费、误工费
这些成本是普通诉讼中一般所需付出的。
① 诉讼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收费办法》的规定，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和其他诉讼费用三种。受理费用又分为财产案件受理费和非财产案件受理费。其中有关财产的案件是根据财产的价额或金额按规定比例征收诉讼费用，非财产案件则按件收费。若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法律规定的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或是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等还要交纳一定的申请费。此之外，在实际财产案件的诉讼中当事人还要负担勘验费、鉴定费、公告费、翻译费；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出庭时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补助费以有其它在执行过程中实际支出的费用。
② 律师费：当前，中国的律师收费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限定，而是各地区根据当地的情况自行定价的。拿浙江杭州某律师事务所为例，一般案件的代理费用是1800元起，劳动争议案件50元／件。
③ 车马费、误工费：这是当事人因处理与案件相关事宜的需要所必然要付出的成本。
b、非正常成本：这种成本不是法制建全的国渡所存在的，但却是我国不少地区当事人在打官司时必然要付出的成本，主要表现在司法机关、执法机关及与案件有关的权力人员的吃拿卡要行为。当事人为此所付出的成本可能远远大于打官司所需的正当成本。
论大学生法律信仰的缺失与培养 篇3
培育大学生法律信仰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素质教育的应有之举。本文通过对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深层原因的分析，提出了培育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基本路径，旨在帮助大学生增强法治观念，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
大学生法律信仰，即大学生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对现行法律制度的服从感和敬畏感以及对法律运行过程的认同感和信赖感。它蕴含了大学生对法律的最高期望，是对正义、民主、平等、自由、人权、效率、秩序等法律价值的追求，包含了实现法治社会的理想。当前我国高校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总体上呈现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但由于受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些消极社会现象的影响，部分大学生在法律信仰方面也出现了迷惘和空虚的现象。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大学生的法律教育工作，健全并完善高校法律教育体制，增强大学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使他们自觉做到知法、懂法、用法、守法。
一、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礼俗社会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中国是个典型的人情社会。在人情社会里，人们信仰的不是法，而是关系和人情。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调整人们行为的主要不是国家法律，而是一种称之为“礼”的规定。即所谓三纲五常。法只是礼的附庸和补充，法本身没有自身的独立价值。礼俗社会讲求的是一种仁义、宽让、相安和睦的秩序。遇到纠纷，人们首先是选择忍让，其次是通过各种私下途径来解决，最后才迫不得已的选择诉讼的途径。中国古籍《幼学琼林》载：“世人惟不平则鸣，圣人以无讼为贵。”《增广贤文》也载：“好讼之子，多数终凶。”可见，中国古代有“无讼以求”、“息讼止争”的法律传统。尽管大学校园是现代文明的轴心，也是现代文明的主要传播阵地。然而，传统法律文化的民族性和传递性使得校园文明承载着一定的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很少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毕竟几千年形成的厌讼文化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被现代文明所同化的，而礼俗规范在大学生心目中早已根深蒂固，因此，大学生基于此原因所形成的独特的社会关系也就决定了法律手段很难在校园立足，在大学生传统的思想观念中，礼俗规范是最具权威的，礼俗规范讲究“和为贵”，用法律手段解决校园纠纷也就不合时宜了。
（二）法治现状的影响
一个国家法治化的程度直接影响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深度。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必然受到法治现状的影响。
1、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大学生适用度不高。高校是文明、进步、公平的象征，在校大学生既是中国公民，又是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学习者。我们教育大学生：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与义务，具有最高法的效力。然而，在“保护人权”已明确写进宪法的今天，大学生的宪法权利被漠视，甚至被无端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高校扩招，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高校后勤制度改革的深人，管理上暴露出很多问题，高校频频被自己的学生告上法庭。司法的阳光能否照亮圣洁的象牙塔，如何平衡高校管理权和大学生宪法权利问题，高校退学权是否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一直是法学界和教育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2、立法速度过快，数量繁杂，大学生信息不足。法律制度是社会主体法律信仰的对象。对信仰的主体来说，良法的存在是内心法律信仰的基础。良法从其价值上分析应该具有公正、可操作性的规范体系，能够使社会秩序走向和谐。无从通晓，无从掌握运用，必然导致公众对法律的陌生，法律信仰便无从产生。虽然大学生在掌握法律知识水平、理解法律能力上优于普通公众，然而，“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因此，对于非法学专业大学生而言，其法律知识体系必然缺乏系统性、全面性、专业性。
3、执政不严，使得大学生对法律敬而远之。“执行法律的人如果变为扼杀法律的人，正如医生扼杀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乃是天下第一等罪恶。”执法者的公正与否以及他们本身的法律信仰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执法环境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在执法活动中乱立章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干扰执法，越权执法，滥施处罚，以罚代法，以罚代刑，徇私枉法，贪赃枉法，不履行法律职责等执法违法现象仍然存在，其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立法成就，削弱了公众对国家法律的信任，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影响了人们法制观念的养成。
4、司法体制存在弊病。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腐败可以通过司法来监督和遏制，这正是司法的价值之所在。在我国司法体制中，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司法审判受各方面干扰现象比较严重，完整的独立审判权仍难形成，执法不严、徇私枉法、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等现象依然大量地存在，导致大学生对司法机关不信任，产生厌法、避法的情绪。
（三）法治教育方式的影响
校园的普法教育从总体上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有效地推进了校园法治化的进程。但是从实际效果看，并未达到理想的目标，大学生依然缺乏对法律的崇敬和热爱之情。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普法的内容以实体法(具体规定)为主，缺乏切实可行的操作程序，局限性较大。实体法的宣传可以强化大学生的守法意识，但同时又失却了大学生对实体法价值指向是否正确的评判能力，弱化了大学生对法律及其文化价值的理性思考，容易割断法律与大学生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而且更容易造成大学生“法律工具论”的思想，无形之中影响了大学生对法律的深切体验和内心信仰。二是普法的成效不大。普法教育主要以一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完成简单的法制宣传，且一些教师授课还存在罗列、堆积知识点现象，师生间缺乏交流。其结果是学生的法律知识只是记在笔记里，划在书上，即形成“知而不信”。
（四）大学生自身因素的影响
大学生自身法律素质不高也是其法律信仰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学生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但是普遍的法制观念不强、自我保护意识淡薄、缺乏权利义务观念，当其权益遭受侵害之后，不知如何救济。当大学生作为教育法律关系中的一方与学校、教师、学生之间发生维权关系时。考虑到自身与学校、教师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大多数大学生会愿意放弃一些权利，去赢得一些情理，以改善同周围的社会关系。这是中国大学生传统的价值观念在作祟，这种落后的权利意识主要根源于大学生的势单力薄，大学生“厌诉”、“耻诉”观念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怕失去已经营造的很好的利益群体，这其实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或行为习惯。因为潜在的利益倾向在驱使着大学生有时候必须“息诉”或“无诉”，这是一个物质成本和精神信仰的博弈过程。“打官司”并非明智之举，现实中胜诉之后的学业受阻问题，大学生是不会不考虑的。
二、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育路径
（一）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力度，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法治社会的法律权威
首先，我们要确立宪法的根本大法地位，并且使其具有可诉性，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统一全国的法制，建立起以宪法为中心的宪政法律体系，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宪法的实施。其次，建立一个廉洁勤政的执法队伍。执法人员要把手中的权力行使好，把职责履行好，杜绝乱作为、防止不作为；增强公仆意识、服务意识，决不能以管人者自居搞特权、耍威风。只有通过他们廉洁、高效、公正的执法活动，才能使大学生体会到法律的真正作用，享受法治带来的实际利益，从而尊重和信仰法律。最后，让大学生充分了解司法的神圣、权威、尊严、公正。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正是司法的生命，而权威则是公正的基础，对权威和公正的倚重是司法制度的根本特征。《魏书·卫觊传》：“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改善司法环境，确保司法独立是我们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尊重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权，规范司法运作程序，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树立司法为民的法治理念。
（二）正确定位高校法律教育目标，改进教学手段，帮助大学生增强法律感情，最终形成法律信仰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应实行以法律信仰教育为中心的教学改革，在制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上要做到系统化、规范化、具体化、制度化，改变陈旧的、落后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构建并完善合理的法治教育体系，以丰富教学内容，增强教学的说服力和吸引力，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从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同时，根据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深化的需要，丰富高校法律教育形式，积极开辟并充分利用法制教育的“第二课堂”，让大学生多参与一些生动活泼、主题鲜明、形象直观的司法实践活动，如旁听有关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审判大会，亲身体验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请法官、检察官、律师和立法工作者来高等院校开设法制讲座、剖析典型案例等，利用发生在身边的典型案例对大学生进行生动直观的法治教育，使学生学以致用，提高守法的自觉性。
（三）自觉培养法律意识、加强法律修养，积极参加法律实践活动
法律信仰归根结底为人自身的问题，并进而归结为人的神圣体验的问题。法律信仰意味着人们关于法律的充满激情的神圣体验，是把法律奉为神圣之物后主体自身所获得的一种心理满足感、亲切感和归属感。这是对法律所内在的理想价值和功能的深切的期待和渴望，是一种来自人性深处的人的自然需求。大学生应养成依法办事的思想观念和遵纪守法的习惯，并能够监督社会主义法律的遵守和执行，坚决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大学生应当认识到自己在国家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无条件地服从和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正确对待权利义务关系，既要依法行使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也要履行法律赋予公民的义务；形成正确的公民意识，以社会主义法律为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在享有个人所拥有的权利时，不忘记尊重和承认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忘履行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的义务。同时，大学生应主动走出校园，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服务实践活动，例如开展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民工维权、妇女维权、青少年权益维权、环境保护维权、消费者权益维权”等维权活动，深入基层社区为老百姓宣讲法律知识、发放法律传单、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等。
三、结语
构建和谐校园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构建和谐校园的重点在于：让大学生热切地走进法律、学习法律、崇敬法律，进而信仰法律。法律要尊重大学生，要尊重和保护大学生的合法权利。大学生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一部分，更应当受到法律的强势关怀，这是我们社会对其人权保障的要求，同时也是法治现代化在和谐校园建设中的起码基点。
[1]王素.简议社会转型期大学生法律信仰危机及对策[J].教育理论，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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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信仰培养 篇4
面对这种社会现状, 伯尔曼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话仿佛法律本身一样, 被无数人信仰。然而, 法律为何被信仰?到底是因其正义性, 还是因其有用性?换言之, 到底是该持有“对神法或为神圣信念所唤起的自然法之信仰”, 还是该相信“法律的世俗主义”?
伯尔曼无疑支持前者的观点, 认为“法律不只是世俗政策的工具, 它也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他指出, “法律与超理性价值联系和沟通的主要方式有四:这四种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存在于所有法律体系, 一如它们存在于所有宗教里面。它们提供了一种语境, 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律规则都是在这一语境中被宣示, 并且从中获得其合法性。”因此, 尽管即使从尽可能宽泛的含义上来看, 宗教和法律仍然分别被视为人类对神圣的意识和对公正的观念不可能合一, 然而, 伯尔曼仍然相信, 法律与宗教的综合, 以及对法律的信仰, 将构架理想中的新世界。换言之,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可以说伯尔曼把法律等同于宗教, 至少是把二者看成一个整体, 甚至可以说他希望创建一种“法律宗教”, 同时具备宗教的神圣性和法律的正义性, 类似于中古的西方社会, 对社会有着强大控制力的教会“试图使道德法律化, 同时使法律道德化”, 法律因道德而被套上了神圣光环, 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正义性。在伯尔曼看来, 法律本身因其正义而神圣, 因其神圣而被信仰。
然而, 谈及所谓法律应该像宗教一样被信仰, 在现在, 尤其是现在的中国看起来似乎有些滑稽。因为在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上, 中国是缺少宗教这一基本的规则体系的。虽然有西方学者称儒学为“儒教”, 儒学本身仍然不能被称之为宗教。总之, 在中国不信仰宗教的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对于这一点, 也许可以用古朴的实用倾向来解释。可以肯定的是, 中华文明有区别于西方文明的重大不同, 中国的宗教因素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小到几乎可以忽略,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决定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 宗教在我们的社会规则体系之下, 影响依旧甚微。一个对宗教缺乏信仰的国家, 谈何“如信仰宗教一般信仰法律”呢?
由此, 基于法律有用性的法律信仰认为, 西方人相信法律不只是因为法律有信仰基础, 而是法律能给人世间带来秩序, 能够恢复社会的平稳运作。西方宗教改革后, 教会失去了法律效能, 新教的怀疑主义使法律实证主义的出现成为可能。19世纪七十年代后, 随着实用主义的盛行, 法律与宗教的二元对立被人们普遍接受。也就是说, 如果强求一个法律根本不能起任何作用的地方的人民去信仰法律, 无非是愚人或愚己。指望人民相信没用的东西如同缘木求鱼一般可笑。只有让人民看到法律的作用, 法律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个稳定的秩序、可预期的未来时, 人们才会去相信法律。
然而, 我个人认为, 这种基于功能派的观点有失偏颇。这种观点把法律视为一个纯粹的工具, 而工具的价值就在于有用。换言之, 如果出现一个比法律更有用的工具, 法律将被抛弃。事实上, 如果有好的集权者, 专政的有用性并不逊于法律, 例如中国中央集权专政的“人治”历史源远流长。这是否意味着, 只要选择好的集权者进行专政, 就可以抛弃法律了呢?显然是不可能的。除了法律的稳定性因素以外, 对法律所代表的正义本身的信仰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对法律完全没有敬畏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就如同信仰基督教一样, 一个人要想形成对于基督教的信仰, 必须信仰上帝, 必须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为什么那些信仰宗教的人可以对一个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存在的上帝信之仰之?
这其中的原因也许在于基督教教义中本身存在的正当性源泉。即基督教教义是符合基本的人性要求, 是为大多数人所赞同, 也是符合基本的人基本的道德观念。基督教教义中存在着诸多“爱你的敌人”“宽容”“十诫”之类的教令。这无论在哪个社会都是为人所尊崇的善品。而我们今天的法律同样如此, 法律必须有正当性基础。法律中所弘扬的必须是善的, 抑制的内容必然是恶的。而且必须符合社会公众心目中一般的善恶标准。所谓的对法律的信仰也是指对正义的法律的信仰, 对法律体系和法制过程的信仰。
“只有当我们承认法律不仅是社会功利问题, 而且也是、且主要是生活目的和终极意义的一部分, 承认法律关系到人的全部生命, 即不仅关系到他的理想和一只。而且还关系到他的情感和他的信念, 我们正在经历的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法律信任危机才可能得到应对和解决。”确实, 法律的作用有规范作用, 法律的价值有工具性价值, 但它位于法律价值位阶的最下面, 人们正是通过法律的秩工具性价值:秩序, 来实现平等和自由的最终价值, 这才是目的性价值。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 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如果没有对法律的信仰, 那么法律的施行将会受到极大的阻碍, 法律施行的效果大打折扣。但前提是, 制定的法律是正义的法律。即, 法律本身所代表的是正义。
波尔曼理想的新世界是对同时具备“神圣性”和“正义性”的法律完全信仰的世界, 我们现如今的世界显然相去甚远。然而, 该如何创建, 或者说改造成理想中的新世界呢?个人认为, 对于正义性的追求是人类的天性, 对于神圣性的崇拜与信仰亦然。正因如此, 法律必将因其正义性而被信仰。
法律信仰的名言 篇5
2) 在这个物欲横行的时代，作为一名学法律的将来从事法律的人，我们要有自己的信仰，这种信仰当然不是芸芸众生所能理解和达到的，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国。这种信仰应是对法律的信仰， 是对法律的坚持，是对法律的追求……这就是法律信仰。
3) 那么我们该有怎么样的法律信仰呢?怎样才能不迷失自己?
4) 这就是追求公平、正义、良法之治的自然法精神。
5) 一个法律人只有有了和这种信仰，才会不断的去追求法的价值、法的良知，才会更好的为弱者服务进而为自己的信仰仰奋斗。 让他人了解自己的信仰进而使这种信仰成为他人的信仰，实现法律人的价值。
6) 一个法律人为了追求这种信仰，要敢于牺牲自己，让民众了解这种信仰，从而使民众尊重法律、相信法律、依靠法律，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是依靠政治，因为让被民众依靠政治维护自己的利益是我们法律人的悲哀)，从而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只有这样才能为法治打下良好的基础，才是我们法律人的价值体现。
7) 法律界有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8) 美国大法官卡多佐曾说过：“为了某种直觉认为是最高尚伟大的东西，沉浸于理想的追求之中，准备完全奉献自己，慷慨地，不需要任何理由。他们在遭受迫害与傲慢无礼的对待时，仍然苦苦守候，或许一百年，或许一千年，虽然这些价值的成果他们可能无法得到。然而，他们仍然选择这些价值，毫不犹豫，毫无怨言，充满了欢乐与喜悦。一句话，要成为永恒价值的布道士。”
9) 美国这个法律氛围浓厚的国家亦如此，那么在我们这个历史丰富、哲学贫困、法律意识薄弱的中国来说，法律信仰这条道路的实现会是何尝的曲折和艰难?
10) 法律人，你准备好了没有?为中国法治信仰而献身?
11) 法律信仰、信仰法律。公平、正义、自由、良法之治……
12) 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 ——康德
13) 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马克思
14) 当你做代理时，你必须是忠诚地为其服务，当你为你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时，你不是自由派，也不是保守派，也无所谓你是黑人还是白人，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__徒，你只是为你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合法权益。——德肖微茨
15) 即使判决并没有准确地判定过去发生的事实真相，争端各方只要确信他们受到了公正的对待，他们也会自愿接受法院的裁判结果。——迈克尔·贝勒斯
16) 不管一个国家的政体如何，如果在它的管辖范围内有一个人可以不遵守法律，所有其他的人就必然会受到这个人的任意支配。——卢梭
17) 如果政府不认真对待权利，那么它也就不能认真地对待法律。——罗纳德·徳沃金
18) 正义从来都不会缺席，只会迟到。——休尼特
19) 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孟德斯鸠
浅谈法律信仰问题 篇6
关键词：法律信仰；法制建设；法治国家；农地确权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力量，国家有希望。”这句话是我在街道间无意发现的。以前谈及信仰，人们往往将之与宗教挂钩，并将其视为文明社会的历史倒退，却从未想过有一天“信仰”能与“法律”结合，并为社会所推崇。尤其是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当农民的命根子“农地”权属问题必须依赖国家法律解决时，农民拥有法律信仰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我国之所以如此大肆宣扬法律信仰问题，正是因为我国是一个极其缺乏法律信仰的国家，并且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法律信仰问题的重要性。
一、 信仰及法律信仰的一般问题
（一）信仰的内涵及渊源
所谓的信仰，就是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某人极其相信或尊重，并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或榜样。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精神寄托。宗教不过是发展最完备的信仰。根据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宗教的起源要追溯到原始人的原始信仰。由自然的威严和恩赐所导致的恐怖和感恩戴德的心理感受，慢慢就发展成为对神秘而又威力无比的自然的依赖感。为了使这种依赖感有所寄托，原始人的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等原始信仰因之形成。在远古时期，这种依赖感更多地表现为对自然的依赖，但随着社会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影响的增加，依赖感中的社会成分便突出来。那种所谓的神圣感便是恐惧与崇敬感的混合与升华。
（二）法律信仰的内涵、渊源
法律信仰发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历经千年时间流沙的磨砺和一系列先进的法学家进行的维系法律权威和积极要求增强社会公众法律意识等运动才最终被定型成为正统的“信仰”。当下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法律信仰是人们的行为活动多以法律为准，对法律本身价值予以肯定和对其内在秩序中体现的伦理精神表示尊崇。
人们信仰法律，并非法律文本词藻华丽，而是其所代表的公平正义。一旦权利受到侵害，我们能够诉求于法律，并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当下，大多数人民在心里已经有了法律这根弦，但还未达到信仰的高度。
二、 当代我国法律信仰缺失的根源
早在1991年，梁治平就在《法律与宗教》这本书当中提到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虚设”。但法律信仰发展进程极其缓慢，很多农民还处于法盲阶段，因此我国至今仍把“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作为努力奋斗的目标之一。为何中国法律缺乏信仰呢，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我国自古以来就实行“人治”，而非“法治”。并且我国的“人治”与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下的统治不同，大多时期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嫡长子继承制度，皇帝的话即“圣旨”高于一切，甚至是当下实行的法律条文，朝令夕改是常有之事，所以即便我国很早就出现了法律，却不是最高权威，人们自然不会以之为信仰。
第二，法律并非我国土生土长的事物，是依靠“法律继承”或“法律移植”得来的。这种说辞想必大家肯定不陌生，但绝非随便抄抄了事。由我国的人情大国决定，我国不可能自然而然的出现法律，只不过是当年我国被迫打开国门后，外国入侵者为了在交易过程中保护他国公民特将中国的法律制定权强行握在手中，从而操纵着中国的法律世界。
第三，我国是人情社会，在某些领域，即使是法律也无能为力。由我国传统文化所导致，公民一般不会选择对簿公堂，不仅仅是因为成本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自己的公道主持者，早期是家族族长，现在有基层调解组织，还有村里“管事”的人，并且我国能调节的一般肯定不判决，所以即使是法律也有办不到的事情，自然而然人们根本不可能想到法律这层，更不会建立对其之信仰。
第四，我国长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以及高额的诉讼成本，动摇了法律的权威性。我国存在的违法乱纪现象大家有目共睹，自古人人宣扬“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可是又有几个执法者能真正做到如此大公无私而秉公执法呢，当下不仅有“我爸是李刚”的妄言，更有蹲监入狱者一减再减的刑罚，甚至冤假错案的悲痛事件屡屡发生，让人们如何信赖法律，如何依靠法律带来的安全感呢。并且打官司是需要成本的，一般普通老百姓负担不起，只能另谋他路。
三、 法律具备何种要素才能被信仰
信仰是人类思想的组成部分，是抽象的、难以把握的。正如宗教信仰神灵却以宗教经典为依托一样，我们可以效之仿之，以“法律”为载体充分发扬法律信仰的价值与意义。那么法律具备了什么样的要素才会使人民发自内心地信仰呢？
（一）人权性
所谓的法律人权性，是指法应时刻以尊重和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贯穿立法、司法及执法的各个环节最终实现自由与平等。人权是人须臾不可离之的东西，是人的价值的最终体现，而肯定人的价值的最可靠、最有力的方法就是人权价值的法律化。而对人权或肯定或抹煞的态度，决定了法之善恶品格的分水岭。虽然苏格拉底极力宣扬“恶法亦法”的思想并不惜献身于此，我们肯定其推崇法律的精神，但不认可这种不分善恶之法的混沌态度。而“一社会中，人们有无抵抗恶法的意识，是衡量其法治观念强弱的标准之一”②。“法治”鼻祖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公式”中就包含了良法即善法是法治形成的要素之一。由此，我们不免感慨，人权已经突破时代、阶级的局限性而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标准，从而为法律的信仰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
（二）效益性
就法律而言，其制定与运作要想达到这种效益性，必须具有满足主体某种利益和需要的现实物质性，而物质利益能否现实化获得是主体最为关注的问题。如果某一社会领域中，由于法律资源的配置与利用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抑或损害多于益处，那么这些法律资源将逐渐被人们所摒弃，何谈去依赖、去信仰它呢。中国古代社会“严刑峻法”的法文化理论与实践即为我们所讲的这一原理提供了充分的足够的实证分析。况且，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协商解决矛盾纠纷，无论是民商事案件甚至于刑事案件，即使存在合理正当的法律途径，人们也不愿启动。最典型的就是我国的“强奸”案子，当事人的“私了”行为，就是基于成本比较而做出的理性的效益性选择。可知，社会主体一般只有在选择法律所带来的利益大于或等于成本时才会择其从之，所以法律运作的效益性是建立法律信仰直接的、现实的物质基础。
（三）救济性
何为法律的救济性，想必大家都清楚，不再赘述，问题的关键在于救济的程度。立法的区别对待与司法的公正裁判，都是法治秩序有效维护和法律信仰最终确立必不可少的因素，若一部法律能在人们的基本权利处于不完整状态时挺身而出，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保障人权的现实价值，那么这就是一部良法，值得大家为之信仰。但是，在和谐社会下法律的救济功能始终是第二位的。提及法律，我们最应当想到的是其对人们权利的保障功能，人类是理性生物，一般人都具备“趋利避害”的心理，所以我们要始终秉承“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态度，使社会上千千万万人民能够依法办事，在充分行使自身权利时，也尊重他人权利。
四、结语
从事法律工作者务必要记住罗马的十二铜表的结语：“人民的幸福即是最高的法律”。当一部法律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时，其对人民权利的保障和救济作用才能有效发挥，尤其是面对当下农民的一大难题——农地确权，若能有效解决，那法律信仰建设前景甚好。（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注解：
① [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8页。
② 徐显明《论“法治”的构成要件》，载《法学研究》 1996年第3期，第38页。
参考文献：
[1]贺然.法治“困惑”呼唤法律信仰[J].法制与社会，2011.
[2]夏泽样.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涵义、对象、载体与表征[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1.
[3]卢泽铭.法律信仰一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J].学术论坛，2010
[4]〔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M〕.顾培东，禄正平.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5][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浅谈我国法律信仰现状 篇7
( 一) 法律信仰的概念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说过: “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信仰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 古希腊罗马时期即出现了此概念的雏形, 指人们把法律作为行为的最高准则和根本出发点。其即民众内心相信法律是公平正义的, 愿意把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另外他们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当权益受到侵害时第一个想到的是寻求司法的救济。法律是行为价值评判的唯一标准, 不可越过法律做出非法律的评价。法律是一种信仰, 信仰的前提是相信。无论遭受多大侵害和屈辱, 仍应坚持相信法律, 以法律程序为平台, 正视、捍卫自己的权利, 进而培育起对法律的信仰和情感。
信仰指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某人极度相信和尊敬, 且奉它为行为准则; 信仰带有情感体验色彩, 尤其体现在宗教信仰上。古希腊时信仰已成为一个议题, 苏格拉底云: " 未经审视的生命不值得活。" 信仰始于宗教领域, 在宗教政治国家中, 宗教信仰是统治阶级强行加于社会的思想钳制乃至于行为枷锁, 愚弄教化民众相信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异化塑造的神。人最大的自由即是思想, 总有一些人在思考着为什么, 为什么的我们的社会地位、权利义务是这样的?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 人们开始思考权利义务的来源, 大规模的反宗教君主残暴统治的运动兴起。此过程中法律及法律信仰开始被频繁地提及, 基于社会契约理论, 民众开始作为社会大合同的签订者站在统治阶级的对立面与其较量, 争取自己的权利义务。
( 二) 苏格拉底的法律信仰
谈及法律信仰必然涉及到法律人的法律信仰及社会大众的法律信仰。在西方古代史中, 苏格拉底在死亡面前他的自信和坦然自若都让人深信他是正义的乃至正义的化身。苏格拉底之所以被处死是因为雅典法庭的陪审团认为他犯了谩神和破坏青年的罪名。他不肯向法庭作丝毫的妥协, 他坚持自己是清白无罪的, 他并没有恳求法庭开恩, 而是说服法官①。最终陪审团被他的自信激怒了, 进而被死刑。弟子和朋友策划助其越狱, 苏格拉底却不肯接受, 于他看来法律一旦裁决就生效了, 任何人都要遵守, 而非逃避法律的制裁。纵使这项制度指引下的裁判是错误的, 亦不可逃避法律的制裁。
二、恶法遵守的问题
( 一) 恶法的概念
法的目的在于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 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一种重要工具。社会契约论认为民众转让一些权利建立国家, 法规范国家的行为也规范个体的行为, 总之法是我们更好地生活的保障。在笔者看来法律的目的无非是从众多混乱的行为中抽象出一种规律, 作为行为者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继而才创造出一种社会秩序。但法律的制定毕竟是基于社会契约的权力建构由民众让渡给一部分人的, 这部分人往往更多地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思考法律的制定, 而民众由于财富的分配不均匀奔于生计或教育资源的不公平配置, 他们并没有也不能发现制定出来的法律在侵害甚至蚕食他们的权益。即此法是恶法。
( 二) 恶法的性质及遵守
恶法到底应不应该被遵守呢? 这便引申出了自然法学派与分析法学派一直所争议的古老话题—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 法律中的正义, 即道德成分是作为公民自觉遵守国家法律的重要依据, 法律的道德内涵是公民自觉守法前提。与道德意愿相悖的法律, 定会丧失存在的意义, 没人愿遵守不良的法律②。分析法学派则认为, 道德与法律不存在实质的关系, 两种规范都有各自的评价标准, 因此, 不能让道德来评价法律的好坏。法律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具有其自身严谨的程序及逻辑紧密的内容, 公民都应自觉遵守法律。其代表学者奥斯丁更是认为, 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其程序是否正当③。
法律信仰中的法律到底包不包括恶法? 众所周知, 恶法所引起的“孙志刚事件”, 因为荒唐的三证 ( 身份证、暂住证、用工证明) 而被带到收容三日, 而后丧失宝贵的生命, 就是因为一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在这21 世纪竟然存在着这样一部法律, 虽终被废止, 但仍值得深思: 年轻生命的陨落到底是谁的错? 从大街上把他带走的警察, 收容站的工作人员, 还是救助站的医护人员? 答案显而易见—这部不合时宜的法律。
我们遵守法律, 究其原因是我们愿意遵守, 至少是愿意忍受, 这就是“被统治者的同意”理论。《美国独立宣言》指出: “政府的正当权力, 系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依该理论而言, 当代社会的各机关都由社会民众所选举, 这就要求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能与人民的意志相左, 人民享有言论和结社的自由, 从而得以撤销侵犯民众利益的恶法。对该类法律的反抗, 既可以是直接的不遵守也可以游行罢工等积极和平的间接反抗。不仅可以批评脱离社会实际的不科学的法, 也可以批评良法下的恶法之治。批评是个人 ( 包括执法者) 固有的权利, 禁止或限制对法律的批评是政治黑暗和整个法律制度邪恶的证据。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掐断了以平和手段修改或者撤销不良执法的路径。在我看来所谓恶法本身并非恶意侵害民众利益, 而仅是在社会治理或是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考虑不全面或是对法益的权衡生出现偏差而出现的不合理不科学的法律。
其实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这种恶法并不是很多, 却较多地存在着恶人执良法的现象。2012 年6 月陕西安康市镇坪县的工作人员强行引产了村民冯建梅7 个月大的女儿, 该行为引起社会各界一片哗然, 但最终处理结果却只是赔礼道歉、给予经济补偿、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员。近年爆出的冤假错案, 浙江省张氏叔侄被刑讯逼供入狱十年才得以平反, 出狱时已然与社会脱节, 最终只是得到了国家的道歉和赔偿, 相关人员只是予以行政处分。张高平说他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现在的没有答复, 最终会有结果的。但是倘若他没能申诉成功, 出狱后会如何呢, 会不会报复社会? 每一个犯罪行为都好比往法律这条神圣的河里倒入垃圾, 一次不公正的误判就从源头上弄脏了水源。后面曝出来的内蒙呼伦格勒、聂树斌的案子, 足以反映我国司法的不严谨, 缺少对法律的敬畏对人权的尊重。呼伦格勒因为这莫须有的罪名丧失了生命, 正名平反不能挽回他的生命, 经济赔偿也换不回父母失去儿子的痛楚, 也不能掩盖部分司法人员的丑恶嘴脸。此类事件引人深思: 倘若被法律或执法者冤枉时、被法律剥夺生命时, 我们该如何。如果选择逃避法律的制裁, 那就触犯了其他罪名 ( 如脱逃罪) 。但如果我们选择接受良法下的恶意判决, 可能就要丧失生命。这无疑是对民众的拷问, 同时也是对立法司法者的警示, 倘若良法下的恶意伤人泛滥必然会造成社会倒退混乱, 回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的时代, 精心建构的社会形态轰然倒塌。
正如欧内斯特·比埃里所说: “实现政治自由的最大障碍不是宪法或者法律的缺陷, 而在于公民的漠不关心。”当前社会我们国家缺少的并不是法律, 而是对于法律的信仰, 一个国家民族若对出台的法律漠不关心, 那么这个国家的法制往往是不够完备的, 社会民众的法律意识是不够的。当“我相信法律”成为一个社会格言时, 法律的权威才可以说建构起来, 法律的信仰才可以说形成了。
法律信仰是人类对历史与传统反思之后产生的一种理性追求, 是把法律作为第一信念, 而取代权力信仰, 金钱信仰④。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及皇权大于法、宗法等级、人治大于法治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价值体系, 潜移默化地渗进人们的思想并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皇权至上的权利本位的价值体系和更倾向伦理亲情的观念, 导致对企图通过法律去协调人际关系的做法避而远之, 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 人们总会出现权力、伦理高于法律等的认识, 如王亚南先生所释: “在中国, 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律来维持, 而是由人治与礼治替代法治。”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 自然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 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所以, 现代中国更需要法律被信仰这一理念。
三、法律信仰的培养机制
( 一) 民众参与立法有利于培养法意识
立法的主体是民众, 立法时的民众参与是立法正义价值的崇高体现和有效保障。不同的社会群体有其不同的利益需求、价值取向、意志主张, 只有寻求社会大众需求意志的最大公约数才能制定出科学的法律。提高民众参与立法的积极性, 建立通畅的表达渠道和有效的参与机制, 在民主法治的框架下, 将那些不同的诉求、取向和主张, 利用科学的立法方法与技术协调、凝聚、提升为法律规范和国家意志。我们需认识到, 立法权是人民的权利扩展, 动员广大民众参与立法既是法治国家的要求, 同时也是法治宣传与教育的良好。立法机关应采取各种手段广开言路, 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 从而在民众的参与中制定出符合保障社会大众的科学的法律。
( 二) 增强执法者的法律信仰
执法者是法律信仰的培育的中间环节, 倘若执法者不能正确地理解法律, 而是错误地认为领导大于天或认为对于法律的小小变通, 那么对于法治社会的构建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如此, 即便是一部良法也将变成良法恶治, 最终导致民众对政府丧失信任。第一, 要提高执法者自身的素质, 严格执法人才的引进机制, 进行岗前的执法技能、法治理念、人权观念等相关法律知识的培训。定期进行执业水平考核, 辞退民众不满意的执法者。第二, 加大违法执法的成本, 建立责任终身制。完善内外部的监督管理机制, 对于执法不严或者违法执法者坚决一查到底, 营造一个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法治环境。
( 三) 法律信仰源自司法公正的彰显
司法救济是社会救济的最后一个手段,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失守, 社会难免回复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野蛮丛林治理状态。这也就是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的: “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其恶果甚于十次犯罪, 因为犯罪只是弄脏了水流, 而不公正的判决却是弄脏了水源。⑤”毋庸置疑, 民众对现在中国的司法状况有诸多不满。部分法官对法律缺乏起码的敬畏, 丧失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批条子、打招呼、跑关系, 在他们眼里权大于法, 钱重于法, 情过于法, 甚至甘心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 导致同案不同判, 出现一起起的冤假错案。原本, 那些走进法庭弱势无助的受害者, 都把法律作为维护尊严和合法权益的最后一根稻草, 都把法官想象为公正无私、惩恶扬善的“包拯”形象。但是司法腐败, 不仅严重地动摇威胁着法律的平等性、权威性, 也极大地扭曲消解着人们的公平观念、法治意识。
四、结语
一个人没有信仰无异于没有灵魂的驱壳, 而一个国家没有法律信仰便不能真正地具有民主和法治。法律权威源自人民的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与我们而言, 想要建设成法治中国, 就必须激发起公民对法律的热情, 培育公民对法律的信仰, 进而以公民内心的信仰作为“地基”支撑起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 然心向往之。”, 就让我们怀着这种期盼与决心培养起公众的法律信仰, 建设成愈加完善的法治国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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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柏拉图著, 余灵灵译.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柏拉图对话.上海三联书店, 1988.
[3]伯尔蔓著, 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北京三联书店, 1991.
对中国“法律信仰”命题的批判 篇8
关键词：宗教,法律信仰,批判
一、引言
当前, 中国的法制建设面临着许多困难。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这些困难都是由于缺乏“法律信仰”造成的, 只有建立起“法律信仰”, 才能真正实现法制现代化。许多学者纷纷以“法律信仰”为立论根基, 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培养法律信仰的建议, 试图通过培养“法律信仰”来解决困难, 促进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
尽管“法律信仰”已成为当前学界的主流观点, 但仍有学者对“法律信仰”持批判态度, 代表人物有张永和教授和范愉教授等。
张永和教授在《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一文中强烈反对“法律信仰”的命题, 他认为“法律信仰”“这个命题在西方可能是一个假问题而在中国却根本不能提倡”, 并且认为“将一个在中国根本没有任何可操作性, 哪怕就是在西方实际上都不可能存在操作性的理念引进中国并希望在中国得以生根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冲动和不理智的表现。”他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法律与宗教勾连的判断不适宜中国; (二) 法律不具被信仰的超然品质; (三) 法律至上不等于“法律信仰”; (四) “法律信仰”会导致误区并造成严重危害, 会转移了社会价值危机的视线, 混淆了信仰与权威的界限[1]。
范愉教授支持张永和教授的观点, 她认为“中国法学家创造的‘法律信仰’命题实际上是对伯尔曼思想的误读, 已经远离了其原来的语境和本义。”[2]
王启梁教授也认为“法律不会成为人们的信仰。更为重要的是, 法律不能妄图成为一种信仰, 因为法律如果要成为一种信仰, 意味着他要改变和重塑人们的内心信念和对生活意义的认同。”[3]
其他还有少数一些学者发表文章质疑“法律信仰”的命题, 如黄微的《法治实现的关键条件是“法律必须被全体社会公众普遍信仰”》和郑杰的《法律可以成为信仰吗?》等, 但总体来说, 批判“法律信仰”命题的学者依然占少数, “法律信仰”依然是学界的主流观点。
笔者亦不赞同“法律信仰”的命题, 但笔者与张永和教授和范愉教授等的理由不同。张永和教授和范愉教授等都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从根本上论证法律是不能被信仰的。笔者则无意从理论上探讨法律能否被信仰的问题, 而是希望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来证明即便法律是可以被信仰的, 但在我国国情下, 提倡法律信仰的观点也是不妥当、不合适的。
二、申论
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日渐“祛魅”的社会, 是个不断世俗化和理性化的社会。伯尔曼承袭了马克思·韦伯的观点, 认为在这个日渐“祛魅”的社会, 法律的宗教色彩被逐渐祛除, 法律与宗教之间的联系逐渐稀疏以至断绝, 而正是法律与宗教的分离导致了二十世纪中后期西方整体性危机。于是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提出了“法律信仰”的观点, 认为“法律赋予宗教以其社会性, 宗教则给予法律以其精神、方向和法律获得尊敬所需要的神圣性。在法律与宗教彼此分离的地方, 法律很容易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 宗教则易于变成狂信。”[4]由此, 他得出结论:“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被形同虚设。”[5]这个结论传到中国后, 很快得到了一大批困惑于中国法制建设困境的学者们的认同, 于是很多学者发表文章支持伯尔曼的观点, 认为当前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存在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法律信仰”, 应大力提倡“法律信仰”, 并提出了很多培养“法律信仰”的建议。
但是, 马克思·韦伯和伯尔曼的观点都是基于西方历史发展的事实状况而得出的结论。因此, 对于“法律信仰”的观点是否适合中国国情是值得怀疑的。
从历史上看, 我国是个缺乏信仰的国度, 这是由于中华民族的实用主义传统导致的。在我国几千年的发展史中, 从未有过真正被信仰的宗教, 无论是本土的道教, 还是传入中国曾经盛极一时的佛教, 这与西方的历史大相径庭。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被信仰的事物的话, 笔者认为那就只有政治权力。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史的国家, 只有权力才真正地曾经而且直到现在也一直被信仰着。对权力的信仰和崇拜正是我们当前法制建设的一大障碍。基于法律工具主义的传统认识, 人们始终把法律当成是政治权力的“婢女”, 看成是政治权力得以实现的“工具”。
在现实生活中, 司法的懦弱与权力的强势形成鲜明对比, 司法常常受到政治权力的干预, 这些现象更使人们漠视法律, 转而崇拜、信仰权力和狂热地追求权力, 也导致我国的“官本位”思想始终占据着强势地位。正如杨涛所说“没有地位何来法律信仰?”[6]在我国这样一个法制建设尚不完善、法治观念还远未普遍深入人心的现状下, 提倡法律信仰首先不具有可行性;其次, 即便可行, 提倡人们信仰一个自己尚不熟悉的法律, 只会导致对法律盲目地信仰, 使人们不能以理性的视角来看待法律, 不能正确地看待法律与权力的辩证关系, 极易导致“信仰法律即信仰权力”的错误观念, 往往会使人们更加信仰法律背后的“权力的幽灵”, 反而严重阻碍我国民主法治的建设。“信仰法律即信仰权力”这种错误的观念在西方那种世俗权力与神权二元对立的分权传统中是不存在的, 《圣经》中就早有“上帝的归上帝, 恺撒的归恺撒”的记载[7]。这正说明了由于中西方法律传统的巨大差异, “法律信仰”的观点是不适宜中国的。
三、结语
笔者不赞同在中国提倡“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的命题是不适宜中国的, 提倡对法律的信仰也有可能产生促使人们信仰、崇拜权力的严重后果, 导致专制主义的再次兴起。笔者认为, 法制观念的普及需要时间, 人们认同法律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这就需要不断地加强普法教育, 加强法与人们的沟通, 切不可急功近利。诚如范愉教授所言, “我国建立法治的途径不能依赖法律信仰, 而应是加强法与社会的沟通, 增加法的现实性、可行性、合理性与正当性。”[8]
参考文献
[1]张永和.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载.政法论坛.2006, (3) .
[2]范愉.法律信仰批判.载.现代法学, 200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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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12.
[5][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1.28.
[6]杨涛.没有地位何来法律信仰.载.检察风云, 2008, (10) .
[7]圣经.转引自张永和.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载.政法论坛, 2006, (3) .
法律应该成为道德信仰的工具 篇9
一、“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将形同虚设”
伯尔曼在《宗教与法律》一书中, 试图传达的这样一个理念: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 而没有法律的信仰也易于变为狂信。
宗教是西方社会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对自然崇拜的产物, 它渗透到政治、法律、社会治理、文化、市井生活的每一个缝隙之中, 真实的生活里早早就酝酿着法律的信仰。在宗教改革以前, 天主教会的松懈制度为基督教欧洲的大多数居民提供了安慰和安全。在把“工作做好”作为苦行方法以及圣徒和圣母居间求祷的制度下, 基督教的普通众生能够比较平静的通过这个苦难的世界, 并沉湎于来生得救的希望。很多被人民接受的宗教思想首先是存在于普通人的生活之中, 然后才被移植入国家的法治里, 由此形成了法律信仰的基础。
而对于我们来说, 法律不仅仅没有被普遍认同, 反而成为社会公众嘲弄的对象, 甚至走向对立。例如, 关于“小司考”, 近期媒体有不少报道, 网络上更是议论纷纷。遗憾的是, 司法部一直不予回应。不回应的原因也许很简单, 那就是这种明火执仗地违反法律的做法无从解释。
二、中国古代礼法关系结合的历史传统
(一) 夏商周时期的礼法分立
中国古代行为规则体系的核心是礼, 其主要内容是规定了在登记秩序中人们的义务性规范, 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 禁止做什么。违礼的行为要受到制裁, 包括道德上的谴责和国家强制力的惩罚, 后者则主要是刑、法、律的调整范畴。
随着社火的发展, 人们将在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中得行为规范和习惯都纳入礼的范畴, 使礼成为人们行为规则的总称。周承夏、商之礼, 对宗法传统进行整理, 使礼更加系统化, 形成了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和相应的典章制度、仪式, 全部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都纳入了礼调整范畴。
(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礼、法对立
法家先驱管仲率先将国君所力度的“法”作为一种新的行为规范从礼中分离出来, 树立了“生法者君也, 守法者臣也, 法于法者民也,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管子·任法》) 的法治理想。旧的礼治秩序宣告瓦解, 新的一种违者必罚的法律开始形成, 夏商周时期礼法下的宗法制也被摧毁了, 维护宗法血缘等级秩序的礼, 自然被排斥在法之外了。
(三) 汉魏以后的礼、法结合
儒家坚持礼, 并主张以德治、人治的方式来推行礼, 但并不反对以刑的力量来维护礼。孟子有言:“徒善不足以为政” (《孟子·离娄上》) , 法家在理论上也并不完全排斥伦理化的礼, 商鞅认为“为人臣忠, 为人子孝, 少长有礼, 男女有别”是“法之常” (《商君书·画策》) 。
三、法律是道德信仰的工具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法律的社会工具性, 其目的就是促进个体的自我完善, 以及社会的文明发展。社会不断在进步中, 人拥有更多的智慧、经验和改变, 已经逐渐脱离了野蛮的状态, 形成了丈量社会的自我道德尺。而法律权利义务范围之外的道德标准, 给予人们的自律范围要大得多, 它虽然源自于人自发和自愿行为, 但是比起法律, 由于礼治和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 因此伦理道德的社会基础其实有着比法治更久远的历史, 更深刻的影响。
现在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司法机关作为社会公正最后一道防线, 其公正性接连不断地受到了质疑, 人们普遍认可的伦理道德在法律面前丧失了评判性。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些可喜的变化, 国家在法治过程中, 越来越多地加入了伦理道德的丈量标准。2011年刑法修正案 (八) 中也有体现, 对七十五周岁以上老人的从轻、减轻甚至不适用死刑等条款的规定, 承载了当下社会基本的集体道德情感, 刑法文明人道的变革趋向, 突出了对民生问题的保护。
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礼治文化, 带来的经验是确实可见的: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 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 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重视道德对社会成员的规范作用, 应该说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中的精华。一切道德都源自于信仰, 一切道德的沦丧都归于信仰的淡漠。法治道德的匮乏, 等待民族信仰的觉醒, 权利和法律才不至于沦为人们为各自利益角斗的工具, 而终将服务于国家并得到真挚的维护。
摘要：我国有着悠久的礼治文化, 而这些给我们带来的经验是确实可见的: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 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 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重视道德对社会成员的规范作用, 应该说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中的精华。
关键词：法律信仰,宗教,礼制,道德
参考文献
[1][3]谢作.中国古代礼法关系的演进.燕山大学学报2003-5第4卷第2期.
浅析中国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 篇10
一、法律信仰的内涵
要培育法律信仰, 首先便要去了解它。一般来说, 法律信仰是指人们的一切行为都以法律为根本出发点和最高准则的一种状态, 法律信仰意味着人们在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的一切行为中, 都自觉或是不自觉的从法律出发, 以符合法律要求的方式或者方法来为或者是不为一定的行为, 当遇到纠纷时都会自动地想到需要有法律的介入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规避法律或者采用其他违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法律信仰注定人们都要以法律为最高的和最终的评价标准, 一切行为的价值评判都应该在法律尺度之内, 不可越过法律而做出非法律的评价。即是说当人们遇到任何事情时, 头脑里首先反应出来的便是法律, 是对这一事情是合法还是非法而做出的评判, 而不是其他的什么评价。
法律信仰应当是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人们对国家颁布和推行的法律从心底里自觉的遵守, 公民信奉法律可以实现公平正义, 可以还世人以公道, 这些选择的种种状态就可以称之为法律的信仰。
法律信仰是可知的, 是理性与信仰的统一, 它是主体在不断的接受法律的治理与保障的过程中, 感受到的法律的科学性、正义性、人道性以及与自己本质利益的一致性, 通过公民与法律的相互作用, 是公民体会到法律是自己权利的维护者, 是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者, 以及在个人利益受到损害时的救济者, 正是由于上述信念的不断强化与积累, 从而形成为公民的法律信仰。
二、培育公民法律信仰的意义
一个国家公民法律信仰程度的高低, 对该国的法治建设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笔者看来, 培育好公民的法律信仰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意义:
(一) 公民的法律信仰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必要条件
一个国家公民的法律信仰的树立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树立一国公民的法律信仰能很好地促成一个法治精神的形成。并且这种法治精神能更好的确保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 “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这个早已是公论的名言, 较为清晰地说明法治的地位。法治社会已经成为了现代国家的发展模式, 建设法治国家社会是与公民法律信仰紧紧相连的。实现法治社会的必要条件便包括该国要有良法的存在以及该国的公民要有法律信仰, 而其中的公众对法律的忠诚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 如果光有法, 但公众并没有自觉自愿的去遵循, 那么法治社会的建设便会大打折扣。
(二) 公民的法律信仰是法律的目的所在
我们应该从更深层次上来思考法律的目的, 每一部法的制定的目的都是为了贯彻实施和被应用于实践解决具体问题, 而法律的贯彻和实施, 不能仅仅只是法律对象对法律的被动接受, 更多的应当是法律对象的主动接受。只有这样, 才能在法律实施的实践中形成公民的法律信仰。就像伯尔曼在他的《法律与宗教》中所说的“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形同虚设”。所以, 笔者认为应当把公民的法律信仰的建立作为法律本身的目的和内在的一种要求。
三、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现状
虽然党和国家早就认识到了公民法律信仰的建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并且采取了多种政策和措施用以提高和树立我国公民的法律信仰, 比如加大普法教育, 举行法制宣传日等活动, 并且从当前的实际状况来看, 这些举措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如使得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律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促成了公民法律信仰在一定程度上的建立和形成, 但从整体上来看, 民众对法律的认识局限于知道法律的规定, 知道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 违法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而没有从感情上认同法律, 没有从思想上和观念上形成法律至上的信念, “权大于法”, “关系比法有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在当前中国, 随着普法的深入, 经济的发展,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拿起诉讼这一法律的武器, 然而“案件一上门, 两头都找人”的这种现象依然存在, 当事人对法官、对法院、甚至对法律都存在不信任, 甚至说更相信“权力”、“关系”。总的来说, 我国当前公民的法律信仰状况并不是很好, 或者说法律信仰缺乏广泛性和深层次性。
四、当前公民法律信仰不深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当前公民法律信仰程度不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笔者认为, 主要存在以下几点原因:
(一) 从整个社会范围来看广大的基层缺乏法律信仰
从我国当前的总体状况来看, 在不少大城市, 法律的推行和宣传都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但在广大的农村基层, 公民法律信仰不深, 法律信仰缺失的情况并不少见, 要想真正的树立公民的法律信仰, 便不能忽视了广大的农村和基层, 虽然国家有采取法制下乡教育等活动, 但从总体来看, 成效并不是很明显。不少地方在发生纠纷时是用自己的习俗来解决或者是由于纠纷双方对立程度升级而引起流血械斗事件, 遇到纠纷首先想到法律或者主动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的情况比较少。
(二) 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司法人员自身守法依法执法意识不严
要树立起公民的法律信仰, 首先便要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身要有良好的法律信仰, 能严格遵法守法和执法, 一方面这样能够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也能激励公民法律信仰的更好形成和发展, 但实际情况是, 不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身都没有认真的去遵循法律和严格去依法执法, 从而打击了公民法律信仰更好的发展。比如在当前的土地开发利用中, 如果严格按法定步骤走, 应该是先审批再建设, 然而在实际社会中, 很多情况下步骤却是颠倒的, 走的是先建设之后再补审批的路子;再比如前几年的城管的暴力执法导致伤人事件等等, 这些国家的代表者甚至是法律的执行者都没有好好的守法或者执法, 在一定程度上都严重干扰了法律的威信和严肃性, 也打击了公民的法律信仰的进一步发展升华。
(三) 法律的理论规定与现实存在一定的脱节
不少法律的规定比较详尽, 但是在实践推行中, 却偏重于民事纠纷的解决和对罪犯的刑事处罚等司法活动上, 对其他方面关注程度不够。从建国以来, 我国不少法律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完善, 不少新的法律法规也不断被制定出来, 但就整个知识理论体系来看, 在法律的制定和完善方面, 主要偏重于司法活动, 比如民事审判、刑事审判方面的规定较为完善, 但对于其他方面, 比如说行政程序中的听证等制度缺乏具体细致的规定。从实践活动来看, 有些事项虽然在法律中有一定的规定, 但在实践中却无法很好的推行, 比如说选举, 虽然法律上有较为具体明确的内容和程序步骤规定, 但在实际中很多公民都没有实际行使选举权, 甚至从来没有参加过选举活动, 对于选举也仅限于知道有这么一件事, 而这有时是因为成本问题有时是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对于法律的理论规定在一定程序上与实践脱节这一问题, 也削弱了人们对相关法律的关注, 导致公民对法律的整体信仰缺乏力度。
(四) 关系本位, 权本位, 人情意识依然较重
我国从古至今一直都是人情浓厚的熟人社会, 人际交往以关系为上。家族亲情往来、朋友熟人交际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这种交往的结果导致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熟人圈、关系网, “官中有人好办事”, “关系就是生产力”, 成了一些人的生活信条。雷·贝卡利亚说:“对法律的畏惧是健康的, 然而人对人的畏惧则是有害的, 是滋生犯罪的。”在实际生活中, 当情与法发生碰撞时, 情往往依然能够占据不少优势。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意识依然深深萦绕在公民的心间, 这些都不利于公民的法律信仰的培育和发展。
(五) 法律信仰的历史底蕴不足
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事件的历程, 法律信仰的建立尤其如此。西方国家法律信仰程度之所以如此之高, 很大一方面是因为其经历了多年的法律渲染, 从文艺复兴开始, 不少西方国家的民众便为了自身的权利同国王、教会、贵族、甚至国家做了种种斗争, 尤其是通过法律的途径把其斗争的成果明确规定了下来, 并且加以不断的完善、改进, 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才有了今天较高法律信仰、法律层次的局面的出现。从我国来看, 法律真正意义上得以持续、较好的贯彻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之前虽然也有法律, 但或者是仅限于纸上的规定, 在实际社会中比未按此推行, 这一点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体现较为明显。新中国建立后, 虽然法律较之前有了不少实际成效, 但法的进程一度被打断, 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法律才慢慢的恢复和再次发展起来, 由此算来, 到目前为止, 也仅仅有50年左右的历史, 时间的沉淀缺乏适度, 加之我国经历封建专制统治的时期很长。几千年来的文化传承及思想沉淀在一定程度上都阻碍了法律信仰更好的发展。
五、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途径
造成当前我国公民法律信仰薄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因此, 要真正的培养好公民的法律信仰, 并使之能根植在公民内心, 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 多管齐下, 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综合上述的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当面考虑去培育公民的法律信仰:
(一) 全方位的展开与深化法制教育
要使崇尚法律的理念深入人心、要将法律信仰融于骨血, 那么就有必要从启蒙教育阶段就关注法制教育。要在家庭、学校、单位、社会形成教育梯次, 国家应充分有效地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资源大开展法治宣传, 进而在全社会营造知法、守法、用法、护法的氛围, 并且要长期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法制教育不仅仅是法律知识的普及与传播, 更重要的是崇尚法律的精神升华和法律至上的信仰的树立。所以敬畏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应当成为我国当前教育的一个关键之处, 经过长期的熏陶必然对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能起极大地促进作用。
(二) 完善法律规制和监督制约体制, 坚持公正司法
当前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缺失的很大的一个原因便是当前实际中存在的腐败现象, 现实的与理想的差异会极大地打击公民的对法律的信心, 加大公民对法律的不信任感。所以, 我们要加大公共权力领域的法律监督与权力规制建设,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大力遏制腐败, 减少公众对法律的不信任感。另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从制度建设和法律规定上保证司法的独立地位, 确保司法真正的起到监督和制约作用, 严惩那些妨碍司法的行为, 构建益于提高司法效率的程序规则, 树立起司法公正的形象, 保证司法的权威, 加大公民对法律的信心, 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法律信仰的培育。
(三) 强化司法人员队伍建设, 全面提高执法水平
司法队伍以及执法人员作为与公民接触较多的人员, 他们的言行举止无形的折射出法律的形象。我们应该有其注重司法队伍的建设, 首先在人员选拔要上实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管理机制, 在业务建设上不断加大培训、考核力度, 不适合执法要求的人员要坚决清除和调整出执法队伍, 保障执法队伍人员的高素质、高质量。执法人员作为法律的践行者, 其更应当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准和文明素养, 对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要熟练掌握, 在执法过程中要善于将法治思想传递给民众, 要保证执法过程公开、公正、公平, 并符合程序要求。所以执法人员不仅要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还要起到表率作用, 以身作则, 做守法的模范, 把信仰法律作为职业操守。
(四) 拉近立法与民众的距离, 增强民众对法律的认同感
人们信仰法律,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人们需要法律, 亲近法律, 是实际感知了法所具有的神圣性、公正性和权威性。而要保证这点, 在立法时必须民主, 充分考虑、吸收民众的意见, 加强立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同时关注法律的现实实施结果, 减小乃至消除理论与现实的脱节现象。如果法律本身就是不公正的, 制定的法律本身就违反了民意或者法律本身毛病重重, 那么要求人们服从法律, 信仰法律, 也只能是天真的幻想, “恶法非法”, 不公正的法律是不可能有法律权威的。只有使我们制定的每一部法律得到了民众的深层认同和积极共识, 成为人们强烈的情感要求和理性趋向, 这样的法律才能深入人心, 才能唤起人们的崇敬和信仰。此外也要关注和重视宪法的作用。宪法作为根本大法有其神圣的地位, 其权威性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我国宪法的形式意义多于实质意义, 政治意义多于法律意义。而追根究底就是因为我们的宪法缺乏可诉性, 且没有一套完备的违宪审查制度。不断增强公民遵守宪法的自觉性、保卫宪法的主动性、参与宪法运行过程的积极性;逐步赋予宪法可诉性, 在司法实践中将宪法至上的心理认同感和信仰理念注入民众心中。
法律信仰是法律存在的意义, 也是法律获得永久生命力的基础, 公民法律信仰的真正形成, 有赖于我们立法的完善和司法的良好运行, 更由于公民主体意识的提高。在法律实践中, 只有建立其法律信仰才能真正的实现法律本身的价值和目标, 也只有把建立公民的法律信仰作为法律本身至上的追求, 才能使法律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当然, 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公民的法律信仰,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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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调查 篇11
为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制教育已经被纳入到当今高校教育系统之中。但是，学校法制教育的实效不是很理想。近年来大学生违法违纪事件在各地屡有发生，有的甚至轰动一时。纵观各种大小事件，会发现当事学生并非完全不懂法，而往往是知法犯法，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可见一斑。比如：有的随意毁约或者违约，有的剽窃他人论文，有的甚至走上严重的犯罪道路。曾经轰动一时的云南大学马加爵锤杀同室无辜生命案、中国政法大学付成励弑师案等，就是大学生实施的典型案件。
为有效了解大学生法律信仰现状，笔者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为贵州凯里学院、湖南师范大学等六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调查问卷为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47份，有效回收率为94.7％。调查发现，导致大学生知法犯法、法律信仰缺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大学生道德缺失、法制教育目标不明确以及法制教育环境不理想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的三大原因
大学生道德缺失。在大学生个人价值取向的调查中，有39.46％的大学生认为个人价值的实现就是生活的舒适，14.62％和9.35％的学生则分别选择了财富和权利。一些大学生在不良价值观的影响下，为了贪图享乐进行偷盗、抢劫、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很多大学生违法犯罪，并不是基于法律知识的匮乏，而是知法犯法。因为随着学校一系列法制教育活动的开展，大学生一般都能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但是，由于缺乏内心道德的认同和支撑，造成一些大学生法律信仰缺失，不能自觉守法，走上了违法道路。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光荣与耻辱等观点和规范的总和。只有道德上的知耻才能产生守法上的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大学生道德的缺失，是导致大学生法律信仰缺乏非常重要的原因。
法制教育目标不明确，教学方式方法滞后。许多高校对法制教育课的教育目标领会不够，只强调法律和道德知识的传授与考核，不注重对大学生平时遵纪守法行为和道德表现的监督、检查与考核，教书与育人分开、学法与守法隔离。学生往往是死记硬背，应付过关考试就成。这种法制教育实践过多地停留在法律知识层面，忽视了对大学生进行法治情感的陶冶和法律信仰的培养。学生学习到的法律知识并没有内化成为法律意识以及法律信仰，更谈不上在实践中指导行动。在问及大学生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法制教育课程的作用时，选择非常有用的占20.51％，大部分有用的占33.35％，只有很少部分有用的占41.02％，没用，纯属虚设的占5.12％。由于对法制教育课的教育目标领会不够，在教学方式方法上，教师教学方式呆板，多采用的是口授加板书的传统教学方式。这种以灌输形式为主的教学方法导致目前大学生法制教育课的教学效果不甚理想，许多大学生对法制教育课的兴趣并不是十分浓厚，影响了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育。
法制教育环境不理想。从大学生的学校环境来看，当前我国高校中普遍缺乏有利于大学生法律信仰培养的法制环境。在调查中对问题：你认为学校是否做到了“依法办学”“依法治校”的回答，认为完全做到的仅有17.94％，认为没有完全做到的有53.85％，认为还很差的有28.21％。可见，学校在遵纪守法方面并没有为学生树立很好的形象。另外，极少数教师自身法制观念淡薄，存在贪污腐败或者剽窃他人科研成果等行为，也进一步恶化了高校的法制教育环境，给大学生法制教育带来了极坏的影响，不利于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形成。
从社会环境来看，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形成与整个社会的法律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关联。当前，权力腐败没有得到完全有效的遏制，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现象时有发生，抢劫、盗窃等犯罪防不胜防。社会现实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无形中削弱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这也从客观上制约了大学生对法律的认同，使部分学生对法律产生了不信任感，从而影响了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育实效，导致部分学生法律信仰缺失。
培养途径
“徒法不足以自行”，为了防止大学生知法犯法案件的发生，培养大学生的法律信仰，必须从多方面努力。
加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道德是法律的基础，任何外在的硬性的社会规范只有直接诉求于人的心理情感，并获得内心的支持，才会真正扎下根来。因此，要提高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实效性，要培养大学生的法律信仰，不仅要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而且要重视内在道德的教育。为此，可以充分发挥高校辅导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近年来，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各高校都按照一定比例配备了许多专、兼职辅导员。但是，由于辅导员工作辛苦繁杂、报酬底，许多辅导员缺乏工作的积极性。其结果是辅导员工作流于形式，学生得不到应有的关心。指导和帮助，不能很好地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各级政府和高校应该建立、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职队伍的激励和保障机制，通过给予优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在工资、晋级、评职称方面以优惠等措施，大力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使其乐于钻研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学生具备了良好的道德素质，才能有良好的行为习惯，才能自觉地遵纪守法。
改革法制教育的观念和方法。在教育观念上，教师要意识到法制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使大学生养成学法、守法、用法的法律信仰，是既教书又育人。法制教育应该是“认同”法律、“接受”法律和“消化”法律的教育，是培养自觉、自愿的守法精神的教育，仅仅依靠“课堂说教”很难奏效。因此，在教学方法上，大学生法制教育要多组织学生开展课堂讨论、辩论或演讲等活动，加强案例教学。还可以开辟第二课堂教学，组织大学生进行参观监狱、旁听法院审判等法律实践活动。调查中，当问及学校经常举办一些法律实践活动，你认为有必要吗?38.46％的学生认为非常必要，46.15％的学生认为必要，10.25％学生认为无所谓，5.14％学生表示反对。可见，大部分学生对开设法律实践活动非常感兴趣。只有让大学生在面对面的亲临感受和事实分析中自觉获得价值判断，从而将学过的理论知识内化为自身的情感，再把这种情感内化为自身的守法行动，才能形成坚定的法律信仰。
略论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教育 篇12
大学生肩负着建设祖国的使命, 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 所以他们的素质将会成为社会整体素质的一个缩影。在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背景, 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目的培养我们的“生力军”有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一、法律信仰的研究丰富了法律教育的内容
法律信仰的研究丰富了法律教育的内容, 同时在思想道德修养范畴中也有很大的比重。“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在校学生的个人素质、法律素养和执行能力对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法制社会和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大学生法律信仰教育的重要性由此可以看出, 也可以说需要特别的加强。在教学方法上, 法律信仰教育应制定出一套崭新的, 可以引发学生好奇心的, 调动学生积极性的, 激发学生信心, 适合学生学习的方法, 以便更有效的学习。
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法律信仰的延伸
学生日常规范的守法行为和良好的道德品质的法律规范作为他们的日常行为, 从而使大学作为一个整体得到提升法律素质, 并有良好的法律素质在激烈的社会竞争,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法律素质, 为社会主义法制在促进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作用, 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助推发展。只有大学生有全球经济一体化, 以满足各种困难的能力和接受挑战, 抓住机遇, 开拓进取, 体现个人价值的勇气的背景下, 优质的法律秩序。
三、当代大学生对法律研究的进展与突破
对大学生在几年的一些新的进展和突破, 信仰法律研究: (一) 在很多大学生发表论文信仰法律问题, 基本证实了信心, 培养学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法律; (2) 大学生信仰的方式日益多样化的法律途径, 扩大从文学, 实证调查, 以比较研究的方法, 逻辑分析, 综合归纳, 有利于增强的灵活性和有效性研究。 (C) 研究的趋势在大学得到更好的法律信仰, 拓展研究视角, 但也开始结合的研究。例如, 一些学者从法律的角度进行研究, 这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研究, 并结合经济和法律的角度来研究等。这些结果无疑会促进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 奠定了许多实践的理论基础。然而, 对大学生的法律信仰仍有许多不足的研究: (一) 大学生法律信仰体系, 全面阐述了罕见的专著, 但在一些思想政治教育, 法律意识的理论, 在中国的现代化专著部分章节偶尔涉及法治。 (b)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 大学生基本法律信仰局限于表面的研究方式, 外部环境, 从意识层面深入分析少。少即是多, 理论研究 (三) 大多数学者的经验教训。更多的, 相对较少的研究 (四) 国家研究。
四、法律信仰研究法的基本内容
信仰本科研究趋势法,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对信仰本身的法律意义的理论研究, 主要研究大学生的基本规律, 形成对法律的信仰, 在影响法律的建设的基本因素的信念, 为了确定法律信仰教育的削减点;第二, 变换的角度, 研究危机和面临的挑战, 从不同角度的法律教育的信心, 加强诚信教育的法律效力;第三, 在信仰对当代大学生的法律依据和主要问题的深入研究, 积极探索新的方法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信仰法律, 新途径;第四是信仰教育和大学教育的理想和信念的法律相结合, 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道德素质, 法律素质, 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结束语: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人治, 经历了几千年的专制, 甚至经历了长时间的暴政, 现在的人们是从理性的思考中, 从西方的经验中, 而不是从感性中选择了法治, 因为中国还没有法治的实践。依法治国之所以写进宪法, 正是人们选择的结果, 而不是实践的结果。但是, 写进宪法的依法治国方略, 只是一张图纸, 并不是一种现实。要把图纸变成现实, 就需要人的努力实践。不仅仅是少数人的实践, 而应当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实践。而要吸引社会全体成员来实践法治, 就必须让人们对法治产生信仰。一、让人们相信法律可以成为人的行为准则, 成为政治行为、经济活动、社会生活的规则;二、让人们在遇到权利义务方面的问题时, 自觉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理, 或者首先求助于法律手段;三、让法律发挥其应有的权威, 让人们敬畏法律, 自觉遵守法律, 自觉服从法律的裁决;四、让法治成为无可争议的、首选的治国、治权、治事的手段。在当今的中国, 让法治成为信仰, 也是建设富强国家的需要。国家已经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 20年的实践证明, 这个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强盛方面, 已经取得了实效。而这个制度的运行, 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支持。因此, 法律应当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信仰。
摘要：青少年是树立人生信仰的重要阶段, 在这个阶段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法律信仰的树立尤为重要和必要。近年来, 我国进入了全面的小康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达到了崭新的阶段。随着法治理念的逐步形成, 大学生的法律信仰教育也得到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在真正的法制社会中, 法律终究会成为公民的价值评判和基本要求, 它基于公众共同的信念和愿望, 终将成为判断公民和社会法制水平的绝对评判标准, 对于我国这种以努力打造社会主义法制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民族来说更是必须经历的过程。
关键词：法律信仰,大学生,法律教育,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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