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信仰（共12篇）
法律信仰 篇1
“这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 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 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 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 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 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狄更斯《双城记》中这段著名的开头, 用来形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恰如其分, 用来形容当代中国似乎也并不过分。信仰普遍缺失, 规则被毫不羞耻地破坏, 法律“失却其神秘性和权威性以及在宇宙宏伟图景中的位置, 乃是一只过于孱弱的芦苇。”很多时候, 我们不得不怀疑, 法律, 乃至社会, 是否真的处于失序状态?
面对这种社会现状, 伯尔曼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话仿佛法律本身一样, 被无数人信仰。然而, 法律为何被信仰?到底是因其正义性, 还是因其有用性?换言之, 到底是该持有“对神法或为神圣信念所唤起的自然法之信仰”, 还是该相信“法律的世俗主义”?
伯尔曼无疑支持前者的观点, 认为“法律不只是世俗政策的工具, 它也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他指出, “法律与超理性价值联系和沟通的主要方式有四:这四种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存在于所有法律体系, 一如它们存在于所有宗教里面。它们提供了一种语境, 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律规则都是在这一语境中被宣示, 并且从中获得其合法性。”因此, 尽管即使从尽可能宽泛的含义上来看, 宗教和法律仍然分别被视为人类对神圣的意识和对公正的观念不可能合一, 然而, 伯尔曼仍然相信, 法律与宗教的综合, 以及对法律的信仰, 将构架理想中的新世界。换言之,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可以说伯尔曼把法律等同于宗教, 至少是把二者看成一个整体, 甚至可以说他希望创建一种“法律宗教”, 同时具备宗教的神圣性和法律的正义性, 类似于中古的西方社会, 对社会有着强大控制力的教会“试图使道德法律化, 同时使法律道德化”, 法律因道德而被套上了神圣光环, 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正义性。在伯尔曼看来, 法律本身因其正义而神圣, 因其神圣而被信仰。
然而, 谈及所谓法律应该像宗教一样被信仰, 在现在, 尤其是现在的中国看起来似乎有些滑稽。因为在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上, 中国是缺少宗教这一基本的规则体系的。虽然有西方学者称儒学为“儒教”, 儒学本身仍然不能被称之为宗教。总之, 在中国不信仰宗教的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对于这一点, 也许可以用古朴的实用倾向来解释。可以肯定的是, 中华文明有区别于西方文明的重大不同, 中国的宗教因素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小到几乎可以忽略,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决定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 宗教在我们的社会规则体系之下, 影响依旧甚微。一个对宗教缺乏信仰的国家, 谈何“如信仰宗教一般信仰法律”呢?
由此, 基于法律有用性的法律信仰认为, 西方人相信法律不只是因为法律有信仰基础, 而是法律能给人世间带来秩序, 能够恢复社会的平稳运作。西方宗教改革后, 教会失去了法律效能, 新教的怀疑主义使法律实证主义的出现成为可能。19世纪七十年代后, 随着实用主义的盛行, 法律与宗教的二元对立被人们普遍接受。也就是说, 如果强求一个法律根本不能起任何作用的地方的人民去信仰法律, 无非是愚人或愚己。指望人民相信没用的东西如同缘木求鱼一般可笑。只有让人民看到法律的作用, 法律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个稳定的秩序、可预期的未来时, 人们才会去相信法律。
然而, 我个人认为, 这种基于功能派的观点有失偏颇。这种观点把法律视为一个纯粹的工具, 而工具的价值就在于有用。换言之, 如果出现一个比法律更有用的工具, 法律将被抛弃。事实上, 如果有好的集权者, 专政的有用性并不逊于法律, 例如中国中央集权专政的“人治”历史源远流长。这是否意味着, 只要选择好的集权者进行专政, 就可以抛弃法律了呢?显然是不可能的。除了法律的稳定性因素以外, 对法律所代表的正义本身的信仰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对法律完全没有敬畏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就如同信仰基督教一样, 一个人要想形成对于基督教的信仰, 必须信仰上帝, 必须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为什么那些信仰宗教的人可以对一个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存在的上帝信之仰之?
这其中的原因也许在于基督教教义中本身存在的正当性源泉。即基督教教义是符合基本的人性要求, 是为大多数人所赞同, 也是符合基本的人基本的道德观念。基督教教义中存在着诸多“爱你的敌人”“宽容”“十诫”之类的教令。这无论在哪个社会都是为人所尊崇的善品。而我们今天的法律同样如此, 法律必须有正当性基础。法律中所弘扬的必须是善的, 抑制的内容必然是恶的。而且必须符合社会公众心目中一般的善恶标准。所谓的对法律的信仰也是指对正义的法律的信仰, 对法律体系和法制过程的信仰。
“只有当我们承认法律不仅是社会功利问题, 而且也是、且主要是生活目的和终极意义的一部分, 承认法律关系到人的全部生命, 即不仅关系到他的理想和一只。而且还关系到他的情感和他的信念, 我们正在经历的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法律信任危机才可能得到应对和解决。”确实, 法律的作用有规范作用, 法律的价值有工具性价值, 但它位于法律价值位阶的最下面, 人们正是通过法律的秩工具性价值:秩序, 来实现平等和自由的最终价值, 这才是目的性价值。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 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如果没有对法律的信仰, 那么法律的施行将会受到极大的阻碍, 法律施行的效果大打折扣。但前提是, 制定的法律是正义的法律。即, 法律本身所代表的是正义。
波尔曼理想的新世界是对同时具备“神圣性”和“正义性”的法律完全信仰的世界, 我们现如今的世界显然相去甚远。然而, 该如何创建, 或者说改造成理想中的新世界呢?个人认为, 对于正义性的追求是人类的天性, 对于神圣性的崇拜与信仰亦然。正因如此, 法律必将因其正义性而被信仰。
“希望就在综合的新时代”, 所谓“综合”, 绝非“合一”, 更不是“非此即彼”, 而是“亦此亦彼”。法律因其正义性而被信仰, 社会也将因这种希望而获新生。
法律信仰 篇2
法律信仰论文【1】
摘 要 《法律与宗教》一书是美国学者伯尔曼教授的著作。
这本书不仅讨论了法律与宗教的复杂关系，而且在分析了法律与信仰之间的联系。
本文试图从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一书入手，指出其所倡导的法律的信仰问题在我国当今推进法治的进程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进而从理论上对法律如何信仰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关键词 法律 信仰 法治
一、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一) 西方传统文明的危机：法律与宗教关联的断裂。
笔者认为，宗教和法律并非像一般所理解的那样是截然对立的,宗教和法律的隐喻正是西方社会共同体的传统表征。
在最近的2里,由于西方传统社会的二元论思维范式的影响，宗教逐渐地失去了它的社会性,慢慢退回到私人生活领域去,同时法律不断失去它的神圣性,日益变成为纯粹功利的东西,正义与神圣之间的纽带逐渐割裂。
宗教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断层。
人们由此对法律与宗教的信任开始出现动摇。
这种危机预示着整个西方文明的统一性与共同目的性的衰退。
(二)法律与宗教的隐于一旦断裂，必将两败俱伤。
针对法律和宗教的关系,伯尔曼的观点是,法律和宗教之间密切联系、互相依存。
法律和宗教相互渗透,而且相互需要。
伯尔曼对宗教与法律的关系的总结是:二者是相辅相依赖、休戚相关的,“法律给予宗教以其社会性,宗教则将其具有的方向、精神和法律赖以获得尊敬的神圣性赋予给法律。在宗教与法律相互分离的地方,法律自然容易退化为凝固的教条,宗教则易于变为狂信。”
(三) 超越法律,超越宗教，树立一元思维观念。
在最近两百年里，方法律正日益变为纯功利的东西而慢慢丧失其神圣性,宗教也逐渐退回到私人生活中去而在不断失去其社会性,正义与神圣之间的纽带开始断裂。
为了克服法律与宗教的断裂,首先要做的就是必须克服渗入了一切分析形式的二元论思维模式。
伯尔曼认为,新的时代将是一个“综合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 “亦此亦彼”取代“ 非此即彼”。
不再是主体反对客体,而是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不再是意识反对存在,而是意识与存在同在;不再是理智反对情感,或者理性反对激情,而是整体的人在思考和感觉。
宗教携同法律,信仰伴随劳作。
……正义便是神圣的,否则就是不正义的。神圣的便是正义的,否则就不是正义的。”
二、法律为什么必须被信仰
(一)法律的效力来自于宗教赋予它的“神圣性”。
法律对宗教的需要是神圣性。
在信仰宗教的国家里面，或者信仰宗教的民族里面，人们首先要服从神，其次才来服从世俗社会的这一套规则。
神就是正义的化身，人们所理解的神的旨意和世俗订立的规则是一致的，这就是对终极的正义性的信仰。
没有这个神圣性，法律不过是呆滞的、机械的教条，是对人心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外在的东西，立法和执法的人可以通过暴力手段强行地制定法律、实施法律，但是，这样的法律不在人心中，只是统治者纯功利的考虑。
法律信仰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民族身体力行的法律实践中生长出来的，它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不是精英们写文章呼吁的，是人们有一种终极价值观的信仰产生出来的。
对法律来说，需要有一个人民对之尊敬、服从的原因，这个原因必须是人民自己所承认和接受的终极信仰，否则，法律将是苍白无力的。
(二)信仰的缺失造成法律的工具性移植和低效。
如果撇开法律的宗教性，仅凭国家机器的暴力来保证法律的实施，法律之终极价值就被放到了一个边缘的位置，因而人们对其的信仰也自然弱化和式微，忽略了法律宗教性的人或者不信仰法律的人，总是会找到规避法律的漏洞。
这也说明法律不可能是尽善尽美完备的，不应该强调对法律完备的要求，而应该从法律本身是不是具有价值来考虑，如果仅靠刑罚来威胁的话，有时候起作用，但有时候并不能使得人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最重要的是，还要为上帝尽责的人的提供指南、肯定价值，法律在社会中要得到有效的执行，人们对其的信仰程度和内心认可度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因素。
三、法律如何被信仰
(一)法律和宗教重新融合。
法律规则或者程序制度，包括那些所谓正义的一套理论，这些东西重要，但是它不足以唤起人们对它的信仰，只有当法律与人们所信仰的东西发生了难以割舍的联系的时候，只有当法律能够给人们提供某种符合其根本需求的东西的时候它才能够被信仰。
只有体现和蕴含正义的法才能人们接受从而被信仰。
然而评价法律是否正义的标准是多元的，不仅包含法律规则和正当程序，更重要的还取决于法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中的评价体系，从最终意义上来讲，其实就是道德和宗教传统以及社会效果等等。
树立对法律的信仰需要借助人们对生活的终极目的和神圣事务的意识，即宗教。
(二)重塑对法律的信仰。
要使法律获过的人们的内心信仰就必须摒弃一种思维，那就是仅仅把法律看做是一种进行统治的工具;是通过权利义务的分配解决来纠纷、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制度;是具有国家强制性的一种权威;是外在于人而存在的一种规则。
而是取而代之树立这样一种思维，即法律不仅是一种工具、一套制度、一种权威，它还蕴含了人们对生活终极意义和目标的追求与关切，是内在于人的全部生命和人类精神生活的一方面。
法律不仅从外部通过分配权利和义务，解决纠纷，从而保障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秩序等的实现，而且法本身也必须有对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秩序等的精神追求，它具有其神圣性。
(三)倡导良法之治。
法律的善恶是决定人们对其是否信仰的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基点。
亚里士多德曾有云，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亚氏的这一解释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近现代法治观念的核心内容。
我们现在所说的法治，主要就是包括这两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是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不仅是民众而且所有当权者，一切个人和组织都必须遵守法律，不得违反，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另一方面是被遵守的法律本身应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所谓良好的法律，应当是维护人民当家作主权力、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
只有良善之法, 才能获得社会主体的普遍认同, 才能使法律具有权威, 法律信仰方能成立。
只有良法之治才能使人们接受它，进而形成遵循法律的习惯，以至产生对于总体法律的信仰。
(四)法律需要立足于我国的国情。
众所周知，法律具有历史延续性，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的，而一国与一国的具体情况是不一样的。
相对于中国而言，现在我们的法律基本上是从外国移植过来的，因此，我们在实行移植过来的包含着他国民族情感、渗透着他国历史、解决他国现实问题的法律的时候，就必须考虑我国现实的和历史的特殊性，考虑我国独特的民族感情，使这种法律在实施过程中能与我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现实及民族情感相接轨，以减少实施的阻力，从而使人们从内心接受并信仰这种法律。
四、结语
“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不仅应该得到人们的信仰而且能够得到人们的信仰，而对法律的信仰并不仅仅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口头上的决心，而必须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社会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也不应该仅仅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专属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问题。
尤其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时期，要使人们信仰法律，就必须意识到法律的精神实质，赋予法律以高尚性与神圣性，体现其对人的目的关怀，使所立之法能够切合人们的实际生活需要，使法律能够在社会上得以合理、准确的实施，使人们真正地能从遵守法律中得到实际利益和好处。
只有这样，人民才能认识到遵守法律是好的，实现人们心中普遍公认的正义，满足人们的精神和物质要求，也只有这样，我国的法治建设才能早日完成，我国的法治也才能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1][美]伯尔曼. 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47.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 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199.
[3]刘旺红.法律信仰与法律现代化. 南京大学出版社, .60.
法律信仰研究【2】
论法律信仰的培养 篇3
关键词：法律信仰；确立；法治；法律价值
一、法律信仰的内涵
法律信仰是指在当今社会中，人们对日常生活中的权利意识和法律发自内心的认同、认真诚恳的推崇、真心热情的捍卫与不懈努力的追求。本文中所说的法律信仰，就是社会公众或个人对法律现象的感受，忽视一切其他外力的干扰和强制，自觉自愿的把法律法规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
二、法律信仰的重要性
（1）法律信仰是民众守法的内在动因。我国已经颁布的许多部法律，建设法治国家也已经初步形成规模。许多民众并不是不懂不知不晓法律，而是从来没有想过要依法办事，没有按照法律办事的思想传统和行为习惯。究其原因，是公众对法律信仰的缺失，只有人们真正发自内心自觉自愿的信仰法律，才会愿意遵守法律，才会依法办事，从而法治社会的状态才会形成。
（2）法律信仰的执法人员公正执法的需要。执法人员执法的过程就是代表法律实施正义的过程。执法人员必须牢固树立起自身的法律信仰，并且折服于法的权威性，真正的在内心中架起一杆称，不给任何人特权，不杖权违法，从而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注入强劲的力量。
（3）法律信仰是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实现了现代法治，现代法治秉承法律至上的基本理念。但目前我国的国情复杂，法律传统薄弱，因而我们的法治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还依然蜿蜒曲折，想要解决这众多问题并不能仅仅依靠颁布越来越多的法律，开展几次普法活动。而是必须要求公众从内心真正自愿的接受、崇尚、相信以及信仰法律，形成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理念。因此立法者在立法时才会真正实现公平正义，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能够严格遵守法律，司法者在审判时站在中立公正的角度不偏不倚，从而实现真正的法治社会。
三、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
首先，人们的思想中早已根深蒂固的存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长久的封建人治。传统的中国所建立的法律观念，逐渐渗入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皇权至上是封建社会时期的法律文化，当时缺少法律并且其地位也不高。这种传统的法律文化思想对现代人影响深远，人们在面对法律和权力的时候，总是本能的想着权力高于法律，从而内心没有对法律的认同，也不会放心的诉求法律的保护，更不会信仰法律。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设将面临巨大的障碍，对法律的培养也将困难重重，中国法治将面临重大的考验和危机。
其次，立法的膨胀，法律出台的时间缩短，使得法律价值很难轉化为主体价值所追求的目标。最近这些年，立法的速度特别快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法律、法规一部接着一部的颁布，在这种立法膨胀的状态下，法律无法快速有效的通过转化来满足人民的需求从而造成了法律和人们之间的障碍，导致社会公众无法对法律产生信仰。
最后，司法体制中存在着大量的弊端，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期望值无法得到满足。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打官司要靠关系靠金钱靠人情却不靠法律，诉讼无法公平公正，许多当事人即使打赢了官司，其诉求也无法得到实现，审判结果完全没有起到作用。正是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人们才会对法律失望，无法对法律产生信心，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法律只是一个形式而没有实质作用的心理暗示。
四、法律信仰的培养及提升
（1）建立正确的法治观。正确的法治观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宪法和法律至上。法是治国理政的最高统治，任何权力都不能凌驾于法律至上，任何组织或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法规，依法行事。第二，主权在民。中央直至地方各级政府都是人民的公仆，我国的立法权属于人民。第三，权力制约。保证公检法三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第四，人人平等，权利优位。法治必须满足这些精神并真正的实施，人们才会真心自愿的尊重崇敬法律；而人们内心产生的法律信仰能够使法治理念的发展进程得到更多更好的推动，从而法律制度将更加深刻的渗入人们的内心和生活之中，最终将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制度。
（2）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培育民众法律信仰的思维习惯。要想培育公众的法律思维法律习惯，首先要尽量改变传统法律制度中那些命令式的表述，应当多为公民的利益考虑，多从公民享有的权利或保护方面来表述。其次，公民应多了解自己享有哪些权利，使人们形成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思维模式。只有人们亲自参与到法律中去，才能切身的感觉到法律的内在精神，从而建立起真挚的法律信仰。
（3）加强法律实施者的法律素养。如果执法人员、司法人员自己就不信法不守法，人民的权益就更加无法受到保障，甚至法律的威信也会彻底丧失。因此，要想培育法律信仰，必须加强他们的法律素养，强调为人民服务，强调法律至上的法制理念提高法律的权威性。
（4）拉近立法与民众的距离。人们群众是真正的“立法者”，那么民众要知道法治的法是人民群众的法，那么立法时必须民主是最重要的，因此必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拓各种方式征求吸收公众的意见，立法要公开透明，积极解答民众的问题与疑惑。
总之，在推进法治建设的过程中，不仅仅需要制定大量的法律法规构建完整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这是全体公民守法的最持久的动力。相信整个社会树立起法律信仰之时，就是我国法治社会的建成之日。
参考文献：
[1]郭爱芳.论中国法律信仰的培养[J].学理论，2012（3）
[2]钟艳.浅析法治建设与法律信仰[J].网友世界，2014（11）
[3]赵莉.浅析公民的法律信仰与法律意识的培养[J].青年科学，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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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信仰 篇4
2.以财税机制鼓励就业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
专业服务于大学生的就业服务中心应该比一般中介机构的服务范围更广, 除了办理求职登记、参加现场招聘会、享受职业指导等基本服务外, 还应包括社会保障办理、创业资金贷款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比如学生可以用自主研发成果向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申请基金支持或优惠贷款, 或对其后续的商业开发通过服务中心申请财税优惠;再如为帮助贫困生走出资金瓶颈困境可由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给其一定期限的免息贷款等。
3.以保障机制完善就业市场社会网络的覆盖
失业大学生的处境有时可能比民工还要艰难, 因此必须尽快将其纳入社保范围, 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一是大学生失业保险费用可由政府和学生共同负担, 对贫困学生可考虑由财政全额给付。二是简化大学生临时救助手续, 通过登记, 将在册符合规定的大学生, 在一定期限内给予补贴;并通过建立大学生创业基金, 鼓励他们积极创业。三是由政府提供职业规划、专业培训等方式加大培训力度, 提高学生就业能力。
4.以激励机制广泛引导企业积极吸纳大学生
非公有制及中小企业在解决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 应该把激励此类企业发展的公共政策与解决大学生就业结合起来, 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吸纳大学生就业的正面效应。比如可允许将其列支的毕业生工资按一定比列进行所得税抵扣, 或在原有税率优惠的基础上再加大优惠力度;再如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毕业生到非公有制及中小企业就业, 就业达一定期限以上的, 可给予生活补贴、学费返还、技能再培训等。
90后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主要建设者群体, 有人说: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群体。然笔者并不认同。“超女”、“快男”的出现不但不能够证明这一群体没有信仰, 反过来更是印证这是一个有信仰的群体。只不过他们的信仰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信仰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因此, 我们认为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后阶段的大学生信仰教育, 对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的研究很有必要。通过对“法律信仰”的辨析, 寻找到“Y”时代培养大学生法律信仰的有效途径, 就能在巩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成果的基础上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化解社会对当下违法犯罪年轻化、知识化趋势的难题。
一、“法律信仰”的渊源
信仰是指人类对圣贤的主张、主义, 或对神的信服和尊崇, 对鬼、妖、魔或天然气象的恐惧, 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是对某种事物的极度信任和崇拜, 并把该事物作为整个人类运转的最高指南。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正是基于这一理论, 面对西方法治危机的现实, 在分析梳理了西方三大法学流派的基础上于《法律与宗教》中首次提出“法律信仰论”这一论调的。他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二、“法律信仰”涵义的辨析
对于“法律信仰”涵义的认识存在着许多看法与观点:许章润在《法律的实质理性—————兼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伦理》一文中认为, “法律信仰是赋予法律以生命力的主体心灵状态, 穷极而言, 也是法律之所以为法律, 而且具备合法性的必备要素。另一方面而言, 则为法之具有合法性的自然结果和外在确证。”叶传星在《法律信仰的内在悖论》一文中写道:“法律信仰一般是指人们对法律的一种尊崇敬仰的态度, 是对自愿接受法律统治的一种信仰的姿态, 一种大众对于法律的忠诚, 是对法律之下生活的德性的一种确认, 表明人们愿意热诚地投入到捍卫法律尊严和权威的斗争中, 并把参与这场斗争视为自己的一个庄严使命和责任。”谢晖在《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一书中指出“所谓法律信仰是两方面的统一:一方面是指主体以坚定的法律信念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规则作为其行为准则, 另一方面是主体在严格的法律规则支配下活动。”等等, 这些观点都从不同的角度深刻指出了法律信仰的内涵。在笔者看来, “法律信仰”的涵义至少包含了以下几点: (1) 它是一种“人”的意识; (2) 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意识及其演化的行为; (3) 它以法律为最高评价标准。综合起来:法律信仰就是指人在理性地分析选择后, 对法律产生的极度信任和崇拜, 坚信只有法律才能保护和实现人的最高价值, 并把法律作为行动的最高指南。它根源于人对人性和社会的选择, 是一种对社会法信任和依归感, 是一种神圣的、不容他人为之践踏, 心甘情愿为之而献身情感意识。
三、大学生“法律信仰”教育的必需
从“法律信仰”涵义的辨析我们可以看到:法律信仰是一种“人”的自我意识, 而当下的大学生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从“象牙塔”走出, 堕入滚滚红尘, 成为了初具社会性的“人”, 他们也同无数的“人”一样, 时常将自我抛弃于和谐与冲突之中, 任由具有自由意志的“自我”选择任意的行为方式, 而其行动的开始、过程、结果又具有无数种可能。因此, “自我”必须选择一种标准来规范“自我”, 更为规范关系中的“他”, 形成一种“行为边界”。法律从它产生的渊源就决定必将成为“自我”的选择之一, 但选择中却饱含差异。不同的“人”对法律的选择尺度也就不同, 有的浅尝即止, 将法律视为“工具”;有的极度崇拜, 将其信奉为行动和意识的最高指南。然, “法律信仰”的本质就是需要极度信任和崇拜法律的“人”以法律为自我意识行为的准则, 藉此保障和维持“人”的社会集体生活秩序,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这其中“法律信仰”紧紧围绕着“人”的需求的两个基本点:物质与精神。它与宗教信仰等相比:它是物质的而非超物质的, 不带有虚幻性, 不是超验的, 失去了物质利益性它就不再是“法律信仰”, 它主张“人”通过利益诉求、利益博弈、利益妥协、利益融汇等路径实现物质的自我最大化。但它又不同于拜金主义, 物质利益绝非成为信仰的目的, 其最终的信仰目的在于精神的愉悦, 通过物质利益的公平追逐, 实现社会生活秩序与规则的和谐。这其中法律成为了合理分配权利义务、创造互利共赢和谐关系的社会生活秩序的准则而非统治工具。大学生群体作为初具社会性的“人”, 它的“入世”迫在眉睫, 它的选择更为关键, 它的影响更为深远, 这样作为规范“自我”和“他”的法律的“信仰”教育就成了必需。
四、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育
大学生群体作为一个社会发展承前启后的生力军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形成的重要阶段, 其法律信仰的培养绝非可以一蹴而就, 需要一个潜移默化、复杂而长期的过程。依靠课堂仅仅可以实现法律基础理论的了解, 绝非“信仰”, 而空谈“信仰”, 如果没有必要的基础理论支撑也会形同空中楼阁。笔者认为要实现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育应该从以下方面努力:
1. 剖析“法律信仰”养成的规律, 因势利导
“法律信仰”如同其他信仰一样, 其养成的规律也有一定的规律, 很难一撮而就。在齐依南、赵志勇所著的《论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育》一文中就提到:需要→服从→认知→情感。的确, “法律信仰”的养成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在开展对大学生“法律信仰”培育时必须内外结合, 必须要考虑到学生自己的“需要”, 这样只有把握了学生自己的“需要”, 法律信仰形成的心理动力就能形成。在此基础上, 尽管“Y”时代的大学生具有了较强的所谓“叛逆性”, 但从他们对崇尚“杰伦”、追逐“宇春”的狂热中也不难发现其内心追求的执着, 一旦他们对“法律”有了更好的认知, 他们这种狂热追求正好可以催熟对法律的信仰, 而避免更多如其他成人般的顾虑和萎缩。
2. 加强知识教育, 奠定“法律信仰”的坚实基础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 “法治”与“人治”的对比已经越来越明显, “法治”优于“人治”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 这是一种社会进步, 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对大学生进行法律基础理论教育的过程中就要着重培养这种主流意识, 在掌握法律基础理论的同时充分认识到“法治”的意义, 正确理解权与法的关系, 理解各种权力对法律的服从和遵守, 树立“法至上”的观念。大学生只有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 才会有学习法律基础理论的源动力, 才不会将法律基础理论的学习当作走过场, 才能为“法律信仰”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3. 多措并举, 探求培育“法律信仰”良方
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 单一的教育模式和教育环境都很难实现。笔者认为在培养上, 单纯的理论教育只能是一种知识的灌输, 虽为必不可少, 但也不能过分依赖。对法律条文的解读只能解决有了解欲望和渴求的大学生的需要, 对于本身缺乏内在需求的大学生只会平添烦恼, 增加他们对法律的反感和误解。注重平常的渗透, 将法律知识的传授寓于日常学习、实践的环境中, 拓展教育途径, 实现学校、家庭与社会并重, 发挥教育的合力。营造依法办事, 依法治校, 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校园法律文化和氛围。推进法治化进程, 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良好的社会主义法制环境。塑造全面有效的系统教育。
4. 激发内心渴望, 实现“法律信仰”的认同
马克思说过,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法律信仰也是如此。大学生在自身成长发展的过程中, 必然会产生社会关系的利害矛盾和利害冲突。他们需要“法律”这样一种“规范”来调整。但他们的行为最初不过是一种被动, 他们不得不按照法律的要求做出行为, 来避免法律制裁“自我”而规范“他人”, 只是在表面上遵从法律。然而, 随着大学生接受法律教育的深入, 对法的认知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对法的精神、法的价值将会有更加深刻领会。正如“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 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 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一旦激发了大学生们对法的内心渴望, 其个体将从被动遵从上升为自愿、自觉地服从, 产生相应的心理体验, 最后内化为人格的一部分。这时候他们已经不再把法律看作是由外在力量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 一个与己无关的多余的外物, 而是认为这法律就是自己的, 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须臾不可分离, 形成了对法律的信仰, 实现“法律信仰”的认同。
摘要：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主要建设者群体, 其法律意识关乎国家社稷。文章通过对大学生法律信仰教育辨析, 从“法律信仰”的渊源和涵义入手, 探求培养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合适方法。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信仰,辨析
参考文献
[1]喻磊, 苏王清.新时期大学生人格培养的法律初探[J].调查研究, 2007.3
法律信仰是法律职业道德的基础 篇5
我国法律职业者中因各种功利而弃道德甚至法律于不顾的根源在于缺乏对法律的精神信仰，建立法律职业者对法律的精神信仰是法律职业道德的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法律职业道德;精神信仰;法律信仰
一、我国法律职业道德建设的现实发展状况
法律职业道德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的总称。
从法律职业的主体构成我们可以看出，法律职业者是法律的直接实施者，其与社会生活关系的紧密程度不仅说明了法律职业者的作为关系到民众的切身利益，而且还充当着在建设法治社会进程中法治思想的传播者角色。
鉴于法律职业者在建设法治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重要作用，我国对法律职业道德建设非常重视。
国家先后出台了多项法律、法规对法律职业者的道德和行为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规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已经成为了我国法官职业道德的基本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试行)》等对检察官应当遵守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违反这些规范的纪律责任作了具体规定。
而《律师法》、《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等法律、法规对律师的职业道德问题也进行了规范。
以上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给我国的法律职业的道德行为进行了有效约束，在促进我国法律职业更加秩序化、正规化的同时也表明了我国法治建设的巨大进步。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司法案件不时呈现，冤假错案也时有发生，律师行业之中的各种“潜规则”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甚至有人将之称为一种“行规”，说律师不是打赢官司，而是打通关系。
这些问题的出现都表明了我国在完善相关法律职业道德规范的同时，法律职业道德本身却难以深入人心。
对于很多法律职业者来说，法律职业道德只是相关强制性规定在法律职业者心中形成的威慑、约束作用表现，而不能成为法律职业者所具有的个人思想，他们大多是“怕而不做，而不是自己不能做”。
这种法律职业道德是十分脆弱的，因为它没有信仰支撑，形同虚设，可有可无。
二、法律信仰是法律职业道德的基础(一)西方法律信仰起源概述
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法律信仰的概念就已出现，其在后来西方历史各种法的精神文化建设中初步成型，如十二世纪中叶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罗马法基本精神的运动。
在这些运动中，法学家和思想家们提出“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和废除封建等级和特权”等观念，这些都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法治观念奠定了基础。
在后来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发起的以“信仰得救”信条的宗教改革运动中，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精神高扬了“信仰”的权威和价值。
这一信仰理念，使广大教徒从等级森严的教会制度中解脱出来，并自愿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权威的象征―法律的支配下，投身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中，这促成了西方国家法律信仰理念的形成，进一步为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法治理念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动力。
纵观西方法律精神信仰的形成历史，可以看出西方民众对法律的信仰与宗教息息相关。
西方唯心主义世界观认为世界分为现实世界和真理世界，人则是二者的结合体，人就是为了追求精神的高度发展而回归真理世界。
西方的宗教信仰乃至法律信仰大都以此为基。
“人不是物质的创造者，却是思想的创造者。”笔者认为唯心主义断不可取，但是客观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人类，人类的特别之处就是具有智慧，那么，人的这种智慧意识的存在意义及追求人的精神智慧的升华应该就是人类的精神文明的发展方向，这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
物质文明的发展当然需要，但是人类自身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十分必要，这早已被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所证明。
一个国家只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没有社会大众对法律的信仰，法治是难以实现的。
(二)我国的法律信仰建设浅谈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建国几十年来的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被证明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然而，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唯物主义理论有重大误解，说唯物就是物质利益至上，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早已提出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兼顾精神文明建设。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部分法律职业者在错误的价值观引导下，无法抗拒在社会工作中面对的种种诱惑，背弃法律职业道德的现象多有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加强对他们价值观的正确引导。
笔者认为，建立法律职业者乃至整个社会对法律的精神信仰，解决我国的法律信仰危机，为法律职业道德找到支撑基础，要从社会的各个方面入手。
首先，法律信仰属于精神文化的方面，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和国家领导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依法治国方略、树立法律权威和宪法至上等思想无不是先进的精神文明成果。
让整个社会接受这种思想，必须建立相应的宣传、教育制度，最好由各地方司法机关和基层群众组织等定期进行民众化的.普法活动，这不仅能让普通民众了解法律的作用、价值，而且会让法律成为人人皆备的救济手段，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将逐渐呈现出人人懂法，人人守法的局面。
其次，建立法律信仰必须靠制度建设。
这种制度建设不仅是法律职业道德规范建设，还包括整个法治社会的建设，这就对整个社会的法制发展提出了要求。
要加强对法律职业者的惩处立法，不论是国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还是私人性质的律师，只要违反相关职业道德规范，一定要从严、从重惩处，因为法律职业者不仅是知法犯法，还是执法者犯法。
同时，要更加全面和认真地审查立法工作，兴良法，禁恶法，树立法律权威。
这些措施一方面会使法律职业者不敢随便践踏法律和违背道德，另一方面，通过对法律职业者违法行为进行惩罚，可以更好地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属性，使整个社会更加信服法律。
最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建立对法律的精神信仰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崇高的社会理想追求相一致。
建立更加强盛繁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本身就是对人类精神和真理的最高追求表现。
实现这样的目标，基本要求是物质极大丰富，精神极大提高。
而法律是人类最重要的精神文明成果之一，信仰并遵守法律及伴随法律产生的法律文化和人性精神(当然包括法律职业道德)不仅是对人类最高理想的追求，更是对人之为人的完善。
法律职业者在违反法律职业道德或法律、法规的时候不仅仅是对法律权威的亵渎，也说明了法律职业者本身“人性精神”的丧失!这种法律精神的丧失是与人类社会及自身思想的发展趋势相背离的。
当然，对于思想层次的改造向来是循序渐进的，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潜移默化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信仰必将逐渐成型。
参考文献：
[1]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M].，高鸿钧，夏勇，张志铭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3]谢晶晶.法律信仰浅析[J].重庆科学院学报，.09.
法律能被信仰的理由 篇6
关键词:法律信仰;自然法;宗教信仰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1—0097—02
自从美国人哈罗德·J·伯尔曼的那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传入中国以来,得到了中国法律界学者的广泛认同,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现阶段法律不能得到倚重和尊重,关键就是人们没有“法律信仰”,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培养人们的法律信仰,否则,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将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而无法形成法治所必须的人文环境。而另一些学者却认为:“‘法律信仰’是一个错误命题,法律不能被信仰在于法律不能成为被信仰的对象,法律至上的追求不等于“法律信仰”,中国的法治现状与西方的法治现状存在根本差别,倡导“法律信仰”是将中国法治引入误区并会带来危害,它转移了社会价值危机的视线并混淆了信仰与权威的界限,是一个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念。”[1]那么法律到底能否被信仰呢,笔者认为只所以会出现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主要原因在于中西方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从而导致对“法律是什么”理解上的不同。
一、从法的起源来看——“刑始于兵”与“法源于社会妥协”
中国古代法(以刑为中心)最初主要形成于部族之间的征战,而西方古代法(古希腊和古罗马)则是氏族内部贵族与平民之间矛盾和斗争的产物。[2]
(一)中国古代法的起源——刑始于兵
在中国古代部落之间经常会发生战争,战争需要统一行动,因此会制定一些统一的军事法规在战时使用,如夏朝的法律《禹刑》中的《甘誓》就是夏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前所作:“嗟!予誓告女(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帑戮女。”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甘誓》不仅仅是法律,更是一篇杀气腾腾的军令。同时,部族征战不仅是我国古代法籍以形成的特殊形式,也是古代司法机构产生的重要渊源,因为在战时或战后,都需要对违犯军纪法令及叛乱者施以处罚,所以审判官最先在军队中产生,上古时期的法官“士”“士师”“大理”“司寇”“廷尉”等都是军官,后来因为审判的需要才慢慢演变为一般的专职法官。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法与刑具有同等意义。如东汉王充曾说:“刑人用刀,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诛人用武 ,武法不殊,兵刀不异,巧论之人,不能别也。”这段话说明战争与刑罚或刑法是一回事,二者在本质上相同的。
(二)西方古代法的产生——法源于妥协
而古代希腊雅典和罗马的国家与法是经由一条完全不同于中国的途径形成的,它主要是通过氏族内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从而在炸毁旧的血缘氏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内部各阶级互相妥協的结果。恩格斯在谈到这个情况时曾精辟的指出,“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贵族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国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就融化在国家中了’”[3]。正因为法在雅典、罗马的早期形成过程中与中国法有很在的不同,因此他的内涵和外延比中国法的观念更丰富和广泛,更多的包含了正义、平等、协商的内容。而中国古代法中更多的是暴力和专制的因素,这样的法只能让人畏惧不会让人信仰。
二、从法观念上来看——实在法与自然法之别
(一)中国实在法观念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是指实在法(Positive Law),其基本的含义是具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通过法律的实施将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统一于国家所限定的范围之内。《尔雅.释名》曰:“法,逼也。莫不欲从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律,累也,累人心使不得放肆也”,法律以“逼”与“累”的方式,限制个体的行为,使个体的行为符合国家所确定界限。《管子》称:“法者天下这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因此,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是指实在法,在中国人的心里法律就是对自由的一种束缚,是用强制力迫使其行为符合国家所确定的界限,个体行为如果超出界限,则会受到国家强制力的制裁。
(二)西方自然法观念
自然法,就一般意义而言,它指全人类所共同维护的一整套权利或正义。由政府制订的实在法不过是人类对这些自然法则的发现,因而是次要性的法律。孟德斯鸠就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自然)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所以,法治承认人类所制订的法律必须服从于更高的自然法。法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来自于这样一个观念:在一切人订的法律之上还有时时处处适用于每个人的普世法律。这意味着一切人订的法律(实在法)都必须服从于来自自然法的根本法律原则,而且不因时间和场合而转移。[4]因此,在自然法学家的眼里,法律价值不是现实法律本身的价值,而是自然法的价值和体现在法中的自然法的价值。
三、从法与宗教的关系来看——法的“泛宗教”与“宗教化”
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一种社会意识的形态,是感到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面对自然、社会与人生时的自我意识或自我感觉,因而企求某种超越的力量作为命运的依托和精神归宿。”[5]
(一)中国古代法的泛宗教性
在中国历史上,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始终没能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占有重要位,中华民族是强大的民族,这种强大给予执政者以高度的自信心,面对大自然,他们能积极作为;面对复杂的社会,他们也积极治理,在长期的政治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政治生活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应当从社会生活本身去寻求答案,而不应迷信鬼神。夏商时代“迷信鬼神,不重人事”,西周灭商以后,西周统治者意识到商虽“拥有天命,受命于天”但最终还是出现“命不于常”的现象,因此总结商亡教训,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到春秋时代,神权思想进一步动摇,子产宣布:“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权思想境遇冷漠,无人问津。因此,中国法律大量融进的不是宗教而是伦理。因为没有宗教的教化,反之又有功利性伦理的消解,所以中国法始终没有像西方法那样升华为人们心中的信仰。
(二)西方法的宗教化
在西方,法与宗教一直互相依赖,法律借助宗教而神圣化,宗教借助法律而得以更好的贯彻落实。在古希腊的早期阶段,法律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一的。宗教仪式渗透在立法和司法的形式之中,祭祀在司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国王作为最高法官,其职责和权力也被看作是宙斯亲自赐予的。古罗马法律家西塞罗对法律是这样解释的:“法是上帝贯彻始终的意志,上帝的理性依靠强制或者依靠约束支配一切事物。为此,上帝把刚才赞美过的那个法赋予人类。”归纳为一句:没有法律的宗教,不具社会有效性。说得明白一点,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没有法律,宗教将不成其为宗教。
也正是因为中西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才导致人们对“法律是什么”这个问题作出不同的回答,进而一部分人才怀疑法律到底能否被子信仰,其实问题的关键不是法律能否被信仰,而在于你如何界定法律,如果仅把法律看作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样的“法律”确实是不能被信仰的,而如果把法律看作是一种对公平正义的永恒的追求,这样的“法律”是可以被信仰的,我们中国人不是也常说“苍天有眼”“天不可欺”,其实这里的“天”不正是“公平”“正义”的代名词吗?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从制度层面上说我们已经实现了法治的现代化,然而,在现实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严重;官僚主义、司法腐败仍然像一颗毒瘤侵害法律的健康肌体。另外,在目前我国的司法环境下,法律还是一种奢侈品,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消费得起的,要想打官司,除了要支付正常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还得请客送礼拉关系,最后即使官司打赢了,对胜诉者来说,仍然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这就使得更多的人对法律敬而远之,他们宁愿选择一次次的上访找领导批条子也不愿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
就如贺卫芳教授所言:“普法最应该做的事就是启动公民的权利意识,启动公民的维权意识……”而要启动公民的权力和维权意识,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普通公民真正了解“法律是什么”,让“法律是公平”、“法律是正义”的观念深入人心。为这实现这一目标,大力宣扬法律信仰有其现实意义。
所以我们认为,法律是可以信仰的,也是必须要信仰的,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信仰法律。
参考文献:
[1]张永和.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J].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6.
[2]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65.
[4]刘军宁.法律不是意志——读〈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转引自http://hi.baidu.com/qingsongqing/blog/item/79b4b8cb94d360f
852664f18.html。
[5]卜安淳.中国法的乏宗教性——与希伯来法相比[J].摘自法律学术网.
浅论我国法律信仰的培养 篇7
一、法律信仰的含义
法律信仰的意义指的是对实证法的信任与信赖。伯尔曼提出, 法律信仰不单纯指一套规则, 而实际中的法律主要由法律制度、诉讼程序、法律的价值、法律概念、思想方式及法律规范几部分组成。通过法律活动对权利进行分配, 并由此解决各种冲突, 对合作渠道这一生活过程进行创造。法律是人的一种理性与意志, 同时还包括一种感情、直觉和献身精神, 同时也包括了自身的信仰。伯尔曼指出, 人们对法律所产生信仰主要是对深层社会结构与人类有规律的生活过程的信仰, 并不单纯地表现对现实法律规则的信仰。通过西方语境可以看出, 法、权利及正义具有相通性。因此, 对法的信仰是对正义、对权利的某种信仰, 它不是信仰某种实证法。
我们在对伯尔曼所做的分析得出, 在尊崇实证法与抽象的、正义的信仰之间实现一种逻辑回路。通过对西方的法律意识、法律信念与宗教关系推出“法”的深层次的神圣化路径。但是在我国却行不通。
二、培育国民法律信仰的基本途径
法制教育的目的不是因为教育本身, 是对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追求, 它会推动社会前进, 也就是对人类自身的完善化。法制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素质, 也可以推动全民族法律意识的提高。
当要生成和培养某种信仰时, 还要注重强制与内在的自觉这两条途径, 可以通过模仿、感知、传授及自我总结这种基本方式完成。除此之外还包括社会舆论、规范、公共道德, 借助于暗示、流行、时尚等方式对主体发生作用, 不知不觉中形成并强化某种法律信念。基于此, 可以树立起公民的理性法律意识, 当然, 法制教育也是一种相对来说直接而有效的途径与措施。民众是所有社会法治建设中值得深思的社会基础。只有全社会民众的参与, 法治才能成为社会管理者的理想, 才会提高社会先进分子的期望, 但是这些很难成为某种社会现实。
三、培养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措施
1. 对公民的依赖感着重培养, 在公民中树立法律信仰
在对公民培养法律信仰时, 要让公民对法律产生依赖感。这需要将法律和公民的社会生活相结合, 通过立法的宗旨与目的使他们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与终极幸福的追求得以体现, 在此过程中, 对立法与司法的过程进行参与及关注, 体现法律信仰的亲历性。有些信仰不是在某种权力下自发形成, 是从公民个人的亲身法律实践中借助于理性认识产生的一种法律态度。公民在法律实践活动中, 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 因为个别经验和亲身感受所产生的法律崇敬, 并可以总结为对法律价值的某种认可, 因此产生出一种对法律的信仰。
2. 减少法律的实用主义、利益主义论, 在法律信仰中积极营造理论氛围
法治理论中由于法律工具思想的存在, 冷却了社会公众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法律工具主义论者认为法律只是统治者手中对社会进行有效而强力的控制的工具。然而, 工具是一种没任何思维和良知的东西而已, 它是一种静的没有活力的物品。如果说法律是一种工具的话, 法律将失去其内在的价值和活力, 失去其灵魂和良知, 成为伦理价值缺失的残疾之物。
3. 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重塑, 借助道德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
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来讲, 法律与道德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儒家伦理道德所提倡的某种观点在得到统治阶级的允许后, 可以维护民众生活与社会生活的秩序, 从而可以上升为国家的法律, 儒家的思想与观点发挥了显著的道德作用, 道德信仰的存在范围具有一定的广泛性。目前情况下, 我们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提出的要求有经济方面的, 也有社会道德方面的, 在提出并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型道德体系以后, 对我国传统道德精神起到了继承与吸收的作用, 并不断对其发扬, 这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科学的道德建设目标的确定, 它主要是构造了一种公民的正义感, 让人感受到美好、善良这一氛围, 它对公民的守法意识具有推动作用, 从而可以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通过自身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对我国未来法制发展的成绩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全民族还要树立民族法律信仰意识, 让我们的法制理想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王明亮: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年第5期。[1]王明亮: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年第5期。
[2]王亮, 彭中礼: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与西方法律信仰的形成,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年12月第4期。[2]王亮, 彭中礼: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与西方法律信仰的形成,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年12月第4期。
[3]卓泽渊:法的价值论[M].法律出版社, 1999.[3]卓泽渊:法的价值论[M].法律出版社, 1999.
[4]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M].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4]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M].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对中国“法律信仰”命题的批判 篇8
关键词：宗教,法律信仰,批判
一、引言
当前, 中国的法制建设面临着许多困难。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这些困难都是由于缺乏“法律信仰”造成的, 只有建立起“法律信仰”, 才能真正实现法制现代化。许多学者纷纷以“法律信仰”为立论根基, 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培养法律信仰的建议, 试图通过培养“法律信仰”来解决困难, 促进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
尽管“法律信仰”已成为当前学界的主流观点, 但仍有学者对“法律信仰”持批判态度, 代表人物有张永和教授和范愉教授等。
张永和教授在《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一文中强烈反对“法律信仰”的命题, 他认为“法律信仰”“这个命题在西方可能是一个假问题而在中国却根本不能提倡”, 并且认为“将一个在中国根本没有任何可操作性, 哪怕就是在西方实际上都不可能存在操作性的理念引进中国并希望在中国得以生根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冲动和不理智的表现。”他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法律与宗教勾连的判断不适宜中国; (二) 法律不具被信仰的超然品质; (三) 法律至上不等于“法律信仰”; (四) “法律信仰”会导致误区并造成严重危害, 会转移了社会价值危机的视线, 混淆了信仰与权威的界限[1]。
范愉教授支持张永和教授的观点, 她认为“中国法学家创造的‘法律信仰’命题实际上是对伯尔曼思想的误读, 已经远离了其原来的语境和本义。”[2]
王启梁教授也认为“法律不会成为人们的信仰。更为重要的是, 法律不能妄图成为一种信仰, 因为法律如果要成为一种信仰, 意味着他要改变和重塑人们的内心信念和对生活意义的认同。”[3]
其他还有少数一些学者发表文章质疑“法律信仰”的命题, 如黄微的《法治实现的关键条件是“法律必须被全体社会公众普遍信仰”》和郑杰的《法律可以成为信仰吗?》等, 但总体来说, 批判“法律信仰”命题的学者依然占少数, “法律信仰”依然是学界的主流观点。
笔者亦不赞同“法律信仰”的命题, 但笔者与张永和教授和范愉教授等的理由不同。张永和教授和范愉教授等都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从根本上论证法律是不能被信仰的。笔者则无意从理论上探讨法律能否被信仰的问题, 而是希望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来证明即便法律是可以被信仰的, 但在我国国情下, 提倡法律信仰的观点也是不妥当、不合适的。
二、申论
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日渐“祛魅”的社会, 是个不断世俗化和理性化的社会。伯尔曼承袭了马克思·韦伯的观点, 认为在这个日渐“祛魅”的社会, 法律的宗教色彩被逐渐祛除, 法律与宗教之间的联系逐渐稀疏以至断绝, 而正是法律与宗教的分离导致了二十世纪中后期西方整体性危机。于是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提出了“法律信仰”的观点, 认为“法律赋予宗教以其社会性, 宗教则给予法律以其精神、方向和法律获得尊敬所需要的神圣性。在法律与宗教彼此分离的地方, 法律很容易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 宗教则易于变成狂信。”[4]由此, 他得出结论:“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被形同虚设。”[5]这个结论传到中国后, 很快得到了一大批困惑于中国法制建设困境的学者们的认同, 于是很多学者发表文章支持伯尔曼的观点, 认为当前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存在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法律信仰”, 应大力提倡“法律信仰”, 并提出了很多培养“法律信仰”的建议。
但是, 马克思·韦伯和伯尔曼的观点都是基于西方历史发展的事实状况而得出的结论。因此, 对于“法律信仰”的观点是否适合中国国情是值得怀疑的。
从历史上看, 我国是个缺乏信仰的国度, 这是由于中华民族的实用主义传统导致的。在我国几千年的发展史中, 从未有过真正被信仰的宗教, 无论是本土的道教, 还是传入中国曾经盛极一时的佛教, 这与西方的历史大相径庭。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被信仰的事物的话, 笔者认为那就只有政治权力。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史的国家, 只有权力才真正地曾经而且直到现在也一直被信仰着。对权力的信仰和崇拜正是我们当前法制建设的一大障碍。基于法律工具主义的传统认识, 人们始终把法律当成是政治权力的“婢女”, 看成是政治权力得以实现的“工具”。
在现实生活中, 司法的懦弱与权力的强势形成鲜明对比, 司法常常受到政治权力的干预, 这些现象更使人们漠视法律, 转而崇拜、信仰权力和狂热地追求权力, 也导致我国的“官本位”思想始终占据着强势地位。正如杨涛所说“没有地位何来法律信仰?”[6]在我国这样一个法制建设尚不完善、法治观念还远未普遍深入人心的现状下, 提倡法律信仰首先不具有可行性;其次, 即便可行, 提倡人们信仰一个自己尚不熟悉的法律, 只会导致对法律盲目地信仰, 使人们不能以理性的视角来看待法律, 不能正确地看待法律与权力的辩证关系, 极易导致“信仰法律即信仰权力”的错误观念, 往往会使人们更加信仰法律背后的“权力的幽灵”, 反而严重阻碍我国民主法治的建设。“信仰法律即信仰权力”这种错误的观念在西方那种世俗权力与神权二元对立的分权传统中是不存在的, 《圣经》中就早有“上帝的归上帝, 恺撒的归恺撒”的记载[7]。这正说明了由于中西方法律传统的巨大差异, “法律信仰”的观点是不适宜中国的。
三、结语
笔者不赞同在中国提倡“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的命题是不适宜中国的, 提倡对法律的信仰也有可能产生促使人们信仰、崇拜权力的严重后果, 导致专制主义的再次兴起。笔者认为, 法制观念的普及需要时间, 人们认同法律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这就需要不断地加强普法教育, 加强法与人们的沟通, 切不可急功近利。诚如范愉教授所言, “我国建立法治的途径不能依赖法律信仰, 而应是加强法与社会的沟通, 增加法的现实性、可行性、合理性与正当性。”[8]
参考文献
[1]张永和.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载.政法论坛.200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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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涛.没有地位何来法律信仰.载.检察风云, 2008, (10) .
[7]圣经.转引自张永和.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载.政法论坛, 2006, (3) .
法律应该成为道德信仰的工具 篇9
一、“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将形同虚设”
伯尔曼在《宗教与法律》一书中, 试图传达的这样一个理念: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 而没有法律的信仰也易于变为狂信。
宗教是西方社会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对自然崇拜的产物, 它渗透到政治、法律、社会治理、文化、市井生活的每一个缝隙之中, 真实的生活里早早就酝酿着法律的信仰。在宗教改革以前, 天主教会的松懈制度为基督教欧洲的大多数居民提供了安慰和安全。在把“工作做好”作为苦行方法以及圣徒和圣母居间求祷的制度下, 基督教的普通众生能够比较平静的通过这个苦难的世界, 并沉湎于来生得救的希望。很多被人民接受的宗教思想首先是存在于普通人的生活之中, 然后才被移植入国家的法治里, 由此形成了法律信仰的基础。
而对于我们来说, 法律不仅仅没有被普遍认同, 反而成为社会公众嘲弄的对象, 甚至走向对立。例如, 关于“小司考”, 近期媒体有不少报道, 网络上更是议论纷纷。遗憾的是, 司法部一直不予回应。不回应的原因也许很简单, 那就是这种明火执仗地违反法律的做法无从解释。
二、中国古代礼法关系结合的历史传统
(一) 夏商周时期的礼法分立
中国古代行为规则体系的核心是礼, 其主要内容是规定了在登记秩序中人们的义务性规范, 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 禁止做什么。违礼的行为要受到制裁, 包括道德上的谴责和国家强制力的惩罚, 后者则主要是刑、法、律的调整范畴。
随着社火的发展, 人们将在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中得行为规范和习惯都纳入礼的范畴, 使礼成为人们行为规则的总称。周承夏、商之礼, 对宗法传统进行整理, 使礼更加系统化, 形成了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和相应的典章制度、仪式, 全部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都纳入了礼调整范畴。
(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礼、法对立
法家先驱管仲率先将国君所力度的“法”作为一种新的行为规范从礼中分离出来, 树立了“生法者君也, 守法者臣也, 法于法者民也,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管子·任法》) 的法治理想。旧的礼治秩序宣告瓦解, 新的一种违者必罚的法律开始形成, 夏商周时期礼法下的宗法制也被摧毁了, 维护宗法血缘等级秩序的礼, 自然被排斥在法之外了。
(三) 汉魏以后的礼、法结合
儒家坚持礼, 并主张以德治、人治的方式来推行礼, 但并不反对以刑的力量来维护礼。孟子有言:“徒善不足以为政” (《孟子·离娄上》) , 法家在理论上也并不完全排斥伦理化的礼, 商鞅认为“为人臣忠, 为人子孝, 少长有礼, 男女有别”是“法之常” (《商君书·画策》) 。
三、法律是道德信仰的工具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法律的社会工具性, 其目的就是促进个体的自我完善, 以及社会的文明发展。社会不断在进步中, 人拥有更多的智慧、经验和改变, 已经逐渐脱离了野蛮的状态, 形成了丈量社会的自我道德尺。而法律权利义务范围之外的道德标准, 给予人们的自律范围要大得多, 它虽然源自于人自发和自愿行为, 但是比起法律, 由于礼治和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 因此伦理道德的社会基础其实有着比法治更久远的历史, 更深刻的影响。
现在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司法机关作为社会公正最后一道防线, 其公正性接连不断地受到了质疑, 人们普遍认可的伦理道德在法律面前丧失了评判性。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些可喜的变化, 国家在法治过程中, 越来越多地加入了伦理道德的丈量标准。2011年刑法修正案 (八) 中也有体现, 对七十五周岁以上老人的从轻、减轻甚至不适用死刑等条款的规定, 承载了当下社会基本的集体道德情感, 刑法文明人道的变革趋向, 突出了对民生问题的保护。
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礼治文化, 带来的经验是确实可见的: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 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 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重视道德对社会成员的规范作用, 应该说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中的精华。一切道德都源自于信仰, 一切道德的沦丧都归于信仰的淡漠。法治道德的匮乏, 等待民族信仰的觉醒, 权利和法律才不至于沦为人们为各自利益角斗的工具, 而终将服务于国家并得到真挚的维护。
摘要：我国有着悠久的礼治文化, 而这些给我们带来的经验是确实可见的: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 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 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重视道德对社会成员的规范作用, 应该说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中的精华。
关键词：法律信仰,宗教,礼制,道德
参考文献
[1][3]谢作.中国古代礼法关系的演进.燕山大学学报2003-5第4卷第2期.
浅析中国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 篇10
一、法律信仰的内涵
要培育法律信仰, 首先便要去了解它。一般来说, 法律信仰是指人们的一切行为都以法律为根本出发点和最高准则的一种状态, 法律信仰意味着人们在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的一切行为中, 都自觉或是不自觉的从法律出发, 以符合法律要求的方式或者方法来为或者是不为一定的行为, 当遇到纠纷时都会自动地想到需要有法律的介入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规避法律或者采用其他违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法律信仰注定人们都要以法律为最高的和最终的评价标准, 一切行为的价值评判都应该在法律尺度之内, 不可越过法律而做出非法律的评价。即是说当人们遇到任何事情时, 头脑里首先反应出来的便是法律, 是对这一事情是合法还是非法而做出的评判, 而不是其他的什么评价。
法律信仰应当是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人们对国家颁布和推行的法律从心底里自觉的遵守, 公民信奉法律可以实现公平正义, 可以还世人以公道, 这些选择的种种状态就可以称之为法律的信仰。
法律信仰是可知的, 是理性与信仰的统一, 它是主体在不断的接受法律的治理与保障的过程中, 感受到的法律的科学性、正义性、人道性以及与自己本质利益的一致性, 通过公民与法律的相互作用, 是公民体会到法律是自己权利的维护者, 是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者, 以及在个人利益受到损害时的救济者, 正是由于上述信念的不断强化与积累, 从而形成为公民的法律信仰。
二、培育公民法律信仰的意义
一个国家公民法律信仰程度的高低, 对该国的法治建设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笔者看来, 培育好公民的法律信仰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意义:
(一) 公民的法律信仰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必要条件
一个国家公民的法律信仰的树立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树立一国公民的法律信仰能很好地促成一个法治精神的形成。并且这种法治精神能更好的确保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 “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这个早已是公论的名言, 较为清晰地说明法治的地位。法治社会已经成为了现代国家的发展模式, 建设法治国家社会是与公民法律信仰紧紧相连的。实现法治社会的必要条件便包括该国要有良法的存在以及该国的公民要有法律信仰, 而其中的公众对法律的忠诚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 如果光有法, 但公众并没有自觉自愿的去遵循, 那么法治社会的建设便会大打折扣。
(二) 公民的法律信仰是法律的目的所在
我们应该从更深层次上来思考法律的目的, 每一部法的制定的目的都是为了贯彻实施和被应用于实践解决具体问题, 而法律的贯彻和实施, 不能仅仅只是法律对象对法律的被动接受, 更多的应当是法律对象的主动接受。只有这样, 才能在法律实施的实践中形成公民的法律信仰。就像伯尔曼在他的《法律与宗教》中所说的“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形同虚设”。所以, 笔者认为应当把公民的法律信仰的建立作为法律本身的目的和内在的一种要求。
三、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现状
虽然党和国家早就认识到了公民法律信仰的建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并且采取了多种政策和措施用以提高和树立我国公民的法律信仰, 比如加大普法教育, 举行法制宣传日等活动, 并且从当前的实际状况来看, 这些举措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如使得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律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促成了公民法律信仰在一定程度上的建立和形成, 但从整体上来看, 民众对法律的认识局限于知道法律的规定, 知道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 违法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而没有从感情上认同法律, 没有从思想上和观念上形成法律至上的信念, “权大于法”, “关系比法有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在当前中国, 随着普法的深入, 经济的发展,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拿起诉讼这一法律的武器, 然而“案件一上门, 两头都找人”的这种现象依然存在, 当事人对法官、对法院、甚至对法律都存在不信任, 甚至说更相信“权力”、“关系”。总的来说, 我国当前公民的法律信仰状况并不是很好, 或者说法律信仰缺乏广泛性和深层次性。
四、当前公民法律信仰不深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当前公民法律信仰程度不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笔者认为, 主要存在以下几点原因:
(一) 从整个社会范围来看广大的基层缺乏法律信仰
从我国当前的总体状况来看, 在不少大城市, 法律的推行和宣传都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但在广大的农村基层, 公民法律信仰不深, 法律信仰缺失的情况并不少见, 要想真正的树立公民的法律信仰, 便不能忽视了广大的农村和基层, 虽然国家有采取法制下乡教育等活动, 但从总体来看, 成效并不是很明显。不少地方在发生纠纷时是用自己的习俗来解决或者是由于纠纷双方对立程度升级而引起流血械斗事件, 遇到纠纷首先想到法律或者主动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的情况比较少。
(二) 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司法人员自身守法依法执法意识不严
要树立起公民的法律信仰, 首先便要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身要有良好的法律信仰, 能严格遵法守法和执法, 一方面这样能够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也能激励公民法律信仰的更好形成和发展, 但实际情况是, 不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身都没有认真的去遵循法律和严格去依法执法, 从而打击了公民法律信仰更好的发展。比如在当前的土地开发利用中, 如果严格按法定步骤走, 应该是先审批再建设, 然而在实际社会中, 很多情况下步骤却是颠倒的, 走的是先建设之后再补审批的路子;再比如前几年的城管的暴力执法导致伤人事件等等, 这些国家的代表者甚至是法律的执行者都没有好好的守法或者执法, 在一定程度上都严重干扰了法律的威信和严肃性, 也打击了公民的法律信仰的进一步发展升华。
(三) 法律的理论规定与现实存在一定的脱节
不少法律的规定比较详尽, 但是在实践推行中, 却偏重于民事纠纷的解决和对罪犯的刑事处罚等司法活动上, 对其他方面关注程度不够。从建国以来, 我国不少法律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完善, 不少新的法律法规也不断被制定出来, 但就整个知识理论体系来看, 在法律的制定和完善方面, 主要偏重于司法活动, 比如民事审判、刑事审判方面的规定较为完善, 但对于其他方面, 比如说行政程序中的听证等制度缺乏具体细致的规定。从实践活动来看, 有些事项虽然在法律中有一定的规定, 但在实践中却无法很好的推行, 比如说选举, 虽然法律上有较为具体明确的内容和程序步骤规定, 但在实际中很多公民都没有实际行使选举权, 甚至从来没有参加过选举活动, 对于选举也仅限于知道有这么一件事, 而这有时是因为成本问题有时是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对于法律的理论规定在一定程序上与实践脱节这一问题, 也削弱了人们对相关法律的关注, 导致公民对法律的整体信仰缺乏力度。
(四) 关系本位, 权本位, 人情意识依然较重
我国从古至今一直都是人情浓厚的熟人社会, 人际交往以关系为上。家族亲情往来、朋友熟人交际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这种交往的结果导致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熟人圈、关系网, “官中有人好办事”, “关系就是生产力”, 成了一些人的生活信条。雷·贝卡利亚说:“对法律的畏惧是健康的, 然而人对人的畏惧则是有害的, 是滋生犯罪的。”在实际生活中, 当情与法发生碰撞时, 情往往依然能够占据不少优势。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意识依然深深萦绕在公民的心间, 这些都不利于公民的法律信仰的培育和发展。
(五) 法律信仰的历史底蕴不足
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事件的历程, 法律信仰的建立尤其如此。西方国家法律信仰程度之所以如此之高, 很大一方面是因为其经历了多年的法律渲染, 从文艺复兴开始, 不少西方国家的民众便为了自身的权利同国王、教会、贵族、甚至国家做了种种斗争, 尤其是通过法律的途径把其斗争的成果明确规定了下来, 并且加以不断的完善、改进, 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才有了今天较高法律信仰、法律层次的局面的出现。从我国来看, 法律真正意义上得以持续、较好的贯彻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之前虽然也有法律, 但或者是仅限于纸上的规定, 在实际社会中比未按此推行, 这一点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体现较为明显。新中国建立后, 虽然法律较之前有了不少实际成效, 但法的进程一度被打断, 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法律才慢慢的恢复和再次发展起来, 由此算来, 到目前为止, 也仅仅有50年左右的历史, 时间的沉淀缺乏适度, 加之我国经历封建专制统治的时期很长。几千年来的文化传承及思想沉淀在一定程度上都阻碍了法律信仰更好的发展。
五、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途径
造成当前我国公民法律信仰薄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因此, 要真正的培养好公民的法律信仰, 并使之能根植在公民内心, 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 多管齐下, 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综合上述的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当面考虑去培育公民的法律信仰:
(一) 全方位的展开与深化法制教育
要使崇尚法律的理念深入人心、要将法律信仰融于骨血, 那么就有必要从启蒙教育阶段就关注法制教育。要在家庭、学校、单位、社会形成教育梯次, 国家应充分有效地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资源大开展法治宣传, 进而在全社会营造知法、守法、用法、护法的氛围, 并且要长期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法制教育不仅仅是法律知识的普及与传播, 更重要的是崇尚法律的精神升华和法律至上的信仰的树立。所以敬畏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应当成为我国当前教育的一个关键之处, 经过长期的熏陶必然对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能起极大地促进作用。
(二) 完善法律规制和监督制约体制, 坚持公正司法
当前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缺失的很大的一个原因便是当前实际中存在的腐败现象, 现实的与理想的差异会极大地打击公民的对法律的信心, 加大公民对法律的不信任感。所以, 我们要加大公共权力领域的法律监督与权力规制建设,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大力遏制腐败, 减少公众对法律的不信任感。另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从制度建设和法律规定上保证司法的独立地位, 确保司法真正的起到监督和制约作用, 严惩那些妨碍司法的行为, 构建益于提高司法效率的程序规则, 树立起司法公正的形象, 保证司法的权威, 加大公民对法律的信心, 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法律信仰的培育。
(三) 强化司法人员队伍建设, 全面提高执法水平
司法队伍以及执法人员作为与公民接触较多的人员, 他们的言行举止无形的折射出法律的形象。我们应该有其注重司法队伍的建设, 首先在人员选拔要上实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管理机制, 在业务建设上不断加大培训、考核力度, 不适合执法要求的人员要坚决清除和调整出执法队伍, 保障执法队伍人员的高素质、高质量。执法人员作为法律的践行者, 其更应当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准和文明素养, 对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要熟练掌握, 在执法过程中要善于将法治思想传递给民众, 要保证执法过程公开、公正、公平, 并符合程序要求。所以执法人员不仅要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还要起到表率作用, 以身作则, 做守法的模范, 把信仰法律作为职业操守。
(四) 拉近立法与民众的距离, 增强民众对法律的认同感
人们信仰法律,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人们需要法律, 亲近法律, 是实际感知了法所具有的神圣性、公正性和权威性。而要保证这点, 在立法时必须民主, 充分考虑、吸收民众的意见, 加强立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同时关注法律的现实实施结果, 减小乃至消除理论与现实的脱节现象。如果法律本身就是不公正的, 制定的法律本身就违反了民意或者法律本身毛病重重, 那么要求人们服从法律, 信仰法律, 也只能是天真的幻想, “恶法非法”, 不公正的法律是不可能有法律权威的。只有使我们制定的每一部法律得到了民众的深层认同和积极共识, 成为人们强烈的情感要求和理性趋向, 这样的法律才能深入人心, 才能唤起人们的崇敬和信仰。此外也要关注和重视宪法的作用。宪法作为根本大法有其神圣的地位, 其权威性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我国宪法的形式意义多于实质意义, 政治意义多于法律意义。而追根究底就是因为我们的宪法缺乏可诉性, 且没有一套完备的违宪审查制度。不断增强公民遵守宪法的自觉性、保卫宪法的主动性、参与宪法运行过程的积极性;逐步赋予宪法可诉性, 在司法实践中将宪法至上的心理认同感和信仰理念注入民众心中。
法律信仰是法律存在的意义, 也是法律获得永久生命力的基础, 公民法律信仰的真正形成, 有赖于我们立法的完善和司法的良好运行, 更由于公民主体意识的提高。在法律实践中, 只有建立其法律信仰才能真正的实现法律本身的价值和目标, 也只有把建立公民的法律信仰作为法律本身至上的追求, 才能使法律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当然, 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公民的法律信仰,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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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伯尔曼.法律和宗教 (梁治平译) [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3]邹海燕, 柳泉礼, 张君.社会心理学[M].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7.
永远不要让信仰法律的公民绝望 篇11
高英巍是辽宁省英巍良种猪合作社场长。2007年他变卖了两处房产到普兰店市创办了种猪养殖场，当他投入数千万元准备大干一场时，一条2009年动工建设且修在其猪场旁边的皮炮高速公路彻底打碎了他的梦。辽宁省畜牧局专家年检时发现，种猪场与高速公路最小距离为210米，与匝道距离仅12米，这不符合《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所以猪场内种猪、商品猪都不得再销售。
老高的养猪场其实建设在前，而高速公路建在后且相隔两年，责任毫无疑问在高速公路建设方。正因为这件事的是非曲直非常清楚，种猪场搬迁又事关当地民生，所以引起了当地很多人大代表的关注。
但是，人大代表介入，不管用；领导批示，不奏效；走法律途径，又耗不起。求告无门的老高只能一次次进京“求”媒体了，这件明显是当地政府违法的事，中央台报道了，《检察日报》报道了，《中国经营报》报道了，无数网站转载了。领导看到这些报道，又批示了，可毫无解决迹象。热点过后又没人关注这件事了。郁闷的老高非常困惑，自己难道就没处讲理了。老高通情达理地不要公路让路，而是主动搬迁；自己搬迁也不要政府赔偿，而是希望政府能给他们的贷款作担保。可当地政府无情无理地一口回绝。
眼前的老高，没半点儿资产数千万元的老总的样儿，真的很不忍看他那时而闪出一点儿希望、瞬间又陷入绝望的眼神。我们的法律啊，永远不要让信仰法律的公民绝望！
（摘自《中国青年报》本文作者：曹林）
略论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教育 篇12
大学生肩负着建设祖国的使命, 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 所以他们的素质将会成为社会整体素质的一个缩影。在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背景, 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目的培养我们的“生力军”有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一、法律信仰的研究丰富了法律教育的内容
法律信仰的研究丰富了法律教育的内容, 同时在思想道德修养范畴中也有很大的比重。“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在校学生的个人素质、法律素养和执行能力对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法制社会和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大学生法律信仰教育的重要性由此可以看出, 也可以说需要特别的加强。在教学方法上, 法律信仰教育应制定出一套崭新的, 可以引发学生好奇心的, 调动学生积极性的, 激发学生信心, 适合学生学习的方法, 以便更有效的学习。
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法律信仰的延伸
学生日常规范的守法行为和良好的道德品质的法律规范作为他们的日常行为, 从而使大学作为一个整体得到提升法律素质, 并有良好的法律素质在激烈的社会竞争,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法律素质, 为社会主义法制在促进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作用, 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助推发展。只有大学生有全球经济一体化, 以满足各种困难的能力和接受挑战, 抓住机遇, 开拓进取, 体现个人价值的勇气的背景下, 优质的法律秩序。
三、当代大学生对法律研究的进展与突破
对大学生在几年的一些新的进展和突破, 信仰法律研究: (一) 在很多大学生发表论文信仰法律问题, 基本证实了信心, 培养学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法律; (2) 大学生信仰的方式日益多样化的法律途径, 扩大从文学, 实证调查, 以比较研究的方法, 逻辑分析, 综合归纳, 有利于增强的灵活性和有效性研究。 (C) 研究的趋势在大学得到更好的法律信仰, 拓展研究视角, 但也开始结合的研究。例如, 一些学者从法律的角度进行研究, 这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研究, 并结合经济和法律的角度来研究等。这些结果无疑会促进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 奠定了许多实践的理论基础。然而, 对大学生的法律信仰仍有许多不足的研究: (一) 大学生法律信仰体系, 全面阐述了罕见的专著, 但在一些思想政治教育, 法律意识的理论, 在中国的现代化专著部分章节偶尔涉及法治。 (b)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 大学生基本法律信仰局限于表面的研究方式, 外部环境, 从意识层面深入分析少。少即是多, 理论研究 (三) 大多数学者的经验教训。更多的, 相对较少的研究 (四) 国家研究。
四、法律信仰研究法的基本内容
信仰本科研究趋势法,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对信仰本身的法律意义的理论研究, 主要研究大学生的基本规律, 形成对法律的信仰, 在影响法律的建设的基本因素的信念, 为了确定法律信仰教育的削减点;第二, 变换的角度, 研究危机和面临的挑战, 从不同角度的法律教育的信心, 加强诚信教育的法律效力;第三, 在信仰对当代大学生的法律依据和主要问题的深入研究, 积极探索新的方法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信仰法律, 新途径;第四是信仰教育和大学教育的理想和信念的法律相结合, 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道德素质, 法律素质, 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结束语: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人治, 经历了几千年的专制, 甚至经历了长时间的暴政, 现在的人们是从理性的思考中, 从西方的经验中, 而不是从感性中选择了法治, 因为中国还没有法治的实践。依法治国之所以写进宪法, 正是人们选择的结果, 而不是实践的结果。但是, 写进宪法的依法治国方略, 只是一张图纸, 并不是一种现实。要把图纸变成现实, 就需要人的努力实践。不仅仅是少数人的实践, 而应当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实践。而要吸引社会全体成员来实践法治, 就必须让人们对法治产生信仰。一、让人们相信法律可以成为人的行为准则, 成为政治行为、经济活动、社会生活的规则;二、让人们在遇到权利义务方面的问题时, 自觉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理, 或者首先求助于法律手段;三、让法律发挥其应有的权威, 让人们敬畏法律, 自觉遵守法律, 自觉服从法律的裁决;四、让法治成为无可争议的、首选的治国、治权、治事的手段。在当今的中国, 让法治成为信仰, 也是建设富强国家的需要。国家已经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 20年的实践证明, 这个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强盛方面, 已经取得了实效。而这个制度的运行, 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支持。因此, 法律应当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信仰。
摘要：青少年是树立人生信仰的重要阶段, 在这个阶段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法律信仰的树立尤为重要和必要。近年来, 我国进入了全面的小康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达到了崭新的阶段。随着法治理念的逐步形成, 大学生的法律信仰教育也得到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在真正的法制社会中, 法律终究会成为公民的价值评判和基本要求, 它基于公众共同的信念和愿望, 终将成为判断公民和社会法制水平的绝对评判标准, 对于我国这种以努力打造社会主义法制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民族来说更是必须经历的过程。
关键词：法律信仰,大学生,法律教育,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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