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信仰问题（通用7篇）
法律信仰问题 篇1
“这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 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 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 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 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 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狄更斯《双城记》中这段著名的开头, 用来形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恰如其分, 用来形容当代中国似乎也并不过分。信仰普遍缺失, 规则被毫不羞耻地破坏, 法律“失却其神秘性和权威性以及在宇宙宏伟图景中的位置, 乃是一只过于孱弱的芦苇。”很多时候, 我们不得不怀疑, 法律, 乃至社会, 是否真的处于失序状态?
面对这种社会现状, 伯尔曼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话仿佛法律本身一样, 被无数人信仰。然而, 法律为何被信仰?到底是因其正义性, 还是因其有用性?换言之, 到底是该持有“对神法或为神圣信念所唤起的自然法之信仰”, 还是该相信“法律的世俗主义”?
伯尔曼无疑支持前者的观点, 认为“法律不只是世俗政策的工具, 它也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他指出, “法律与超理性价值联系和沟通的主要方式有四:这四种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存在于所有法律体系, 一如它们存在于所有宗教里面。它们提供了一种语境, 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律规则都是在这一语境中被宣示, 并且从中获得其合法性。”因此, 尽管即使从尽可能宽泛的含义上来看, 宗教和法律仍然分别被视为人类对神圣的意识和对公正的观念不可能合一, 然而, 伯尔曼仍然相信, 法律与宗教的综合, 以及对法律的信仰, 将构架理想中的新世界。换言之,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可以说伯尔曼把法律等同于宗教, 至少是把二者看成一个整体, 甚至可以说他希望创建一种“法律宗教”, 同时具备宗教的神圣性和法律的正义性, 类似于中古的西方社会, 对社会有着强大控制力的教会“试图使道德法律化, 同时使法律道德化”, 法律因道德而被套上了神圣光环, 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正义性。在伯尔曼看来, 法律本身因其正义而神圣, 因其神圣而被信仰。
然而, 谈及所谓法律应该像宗教一样被信仰, 在现在, 尤其是现在的中国看起来似乎有些滑稽。因为在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上, 中国是缺少宗教这一基本的规则体系的。虽然有西方学者称儒学为“儒教”, 儒学本身仍然不能被称之为宗教。总之, 在中国不信仰宗教的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对于这一点, 也许可以用古朴的实用倾向来解释。可以肯定的是, 中华文明有区别于西方文明的重大不同, 中国的宗教因素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小到几乎可以忽略,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决定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 宗教在我们的社会规则体系之下, 影响依旧甚微。一个对宗教缺乏信仰的国家, 谈何“如信仰宗教一般信仰法律”呢?
由此, 基于法律有用性的法律信仰认为, 西方人相信法律不只是因为法律有信仰基础, 而是法律能给人世间带来秩序, 能够恢复社会的平稳运作。西方宗教改革后, 教会失去了法律效能, 新教的怀疑主义使法律实证主义的出现成为可能。19世纪七十年代后, 随着实用主义的盛行, 法律与宗教的二元对立被人们普遍接受。也就是说, 如果强求一个法律根本不能起任何作用的地方的人民去信仰法律, 无非是愚人或愚己。指望人民相信没用的东西如同缘木求鱼一般可笑。只有让人民看到法律的作用, 法律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个稳定的秩序、可预期的未来时, 人们才会去相信法律。
然而, 我个人认为, 这种基于功能派的观点有失偏颇。这种观点把法律视为一个纯粹的工具, 而工具的价值就在于有用。换言之, 如果出现一个比法律更有用的工具, 法律将被抛弃。事实上, 如果有好的集权者, 专政的有用性并不逊于法律, 例如中国中央集权专政的“人治”历史源远流长。这是否意味着, 只要选择好的集权者进行专政, 就可以抛弃法律了呢?显然是不可能的。除了法律的稳定性因素以外, 对法律所代表的正义本身的信仰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对法律完全没有敬畏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就如同信仰基督教一样, 一个人要想形成对于基督教的信仰, 必须信仰上帝, 必须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为什么那些信仰宗教的人可以对一个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存在的上帝信之仰之?
这其中的原因也许在于基督教教义中本身存在的正当性源泉。即基督教教义是符合基本的人性要求, 是为大多数人所赞同, 也是符合基本的人基本的道德观念。基督教教义中存在着诸多“爱你的敌人”“宽容”“十诫”之类的教令。这无论在哪个社会都是为人所尊崇的善品。而我们今天的法律同样如此, 法律必须有正当性基础。法律中所弘扬的必须是善的, 抑制的内容必然是恶的。而且必须符合社会公众心目中一般的善恶标准。所谓的对法律的信仰也是指对正义的法律的信仰, 对法律体系和法制过程的信仰。
“只有当我们承认法律不仅是社会功利问题, 而且也是、且主要是生活目的和终极意义的一部分, 承认法律关系到人的全部生命, 即不仅关系到他的理想和一只。而且还关系到他的情感和他的信念, 我们正在经历的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法律信任危机才可能得到应对和解决。”确实, 法律的作用有规范作用, 法律的价值有工具性价值, 但它位于法律价值位阶的最下面, 人们正是通过法律的秩工具性价值:秩序, 来实现平等和自由的最终价值, 这才是目的性价值。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 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如果没有对法律的信仰, 那么法律的施行将会受到极大的阻碍, 法律施行的效果大打折扣。但前提是, 制定的法律是正义的法律。即, 法律本身所代表的是正义。
波尔曼理想的新世界是对同时具备“神圣性”和“正义性”的法律完全信仰的世界, 我们现如今的世界显然相去甚远。然而, 该如何创建, 或者说改造成理想中的新世界呢?个人认为, 对于正义性的追求是人类的天性, 对于神圣性的崇拜与信仰亦然。正因如此, 法律必将因其正义性而被信仰。
“希望就在综合的新时代”, 所谓“综合”, 绝非“合一”, 更不是“非此即彼”, 而是“亦此亦彼”。法律因其正义性而被信仰, 社会也将因这种希望而获新生。
法律信仰问题 篇2
各位同学，为全面了解我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状况，更好的推进法治教育教学，本课题组特进行本次问卷调查活动。本次调查不记姓名，请认真，如实地填写，您所填写的内容对我们都是莫大的帮助与支持。衷心感谢您的参与和配合。
性别：民族：年级：专业：
1.你对学习法律有没有兴趣？
A、没兴趣B、无所谓C、有点兴趣D、很有兴趣
2.对法律机构（公、检、法）的看法？
A、很公平、公正B、还算公平、公正C、不公平D、不关心
3.你关注过我国立法及其他法律热点事件吗?()
A、经常关注B、偶尔关注C、网络或新闻媒体上有就看一下D、不感兴趣
4.你知道什么是法律信仰么？
A、没听说过B、了解一点C、很了解
5.你认为作为一个法学专业大学生，拥有法律信仰重要么？
A、重要B、不是很重要C、无所谓
6.你急需辆自行车，一天你恰好在街上见到一辆自行车在卖，价钱很便宜，你也很喜欢,但车子似乎来路不明，可能是偷的，你会怎么做？（）
A、买B、不买C、报告有关部门
7.你的法律知识主要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A、电视上B、报刊杂志上C、学校的课程上D、家庭的影响E、其他
8.你对政府的普法宣传工作的看法如何？
A、重视程度不够B、支持力不够C、很好D、一般
9.你认为普法宣传政策落实程度如何？
A、很满意B、一般C、很不满意D、不知道
10.你认为法律在生活中的作用如何？
A、很重要，是维护权益的重要手段B、比较重要，有时试图用法律解决问题
C、一般重要，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运用法律D、不重要，和自身没有关系
11.你参加过普法活动吗？
A、参加过B、没参加过
12.你对“五五普法”活动了解吗？
A、了解B、不了解C、好像听过
13.你觉得法律对您的生活有帮助么？
A、有B、没有
14.你认为阻碍提高个人的法律素养最大的问题是？
A、获取法律知识的途径少B、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
C、生活中法律运用少D、对法律缺乏信心
15.您会定期关注法律方面的知识么？
播种法律信仰的人 篇3
一年多热线咨询的经历使佟丽华开始认真思考：当孩子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谁来保护他们？同时也让他意识到：一些不公案件以及不良社会风气正在影响着许多未成年人对法律的信心。
1999年4月，佟丽华作出了一个改变他生活轨迹的决定：他拿出自己的积蓄，在北京市丰台司法局的支持下，成立了“丰台区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站”。随后又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民办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机构“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以及第一个全国性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协作网。几年来，这个“中心” 已经免费为维护未成年人权利直接办理案件100多件，并为10000多名未成年人及其父母、亲属提供了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而这个“协作网”已经拥有了1600多个志愿律师。
为了实现理想，为了未成年人维权事业，佟丽华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以及他仅有的资金，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倔强的他甚至低价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很多人质疑：佟丽华这样的付出值不值得？佟丽华理智地回答：“选择未成年人维权事业，不是凭着一时冲动，我的目标不仅是办理几起案件、做好人好事，我是希望推动中国未成年人权利保护事业的发展，能够让更多未成年人权利得到保障，感受到法治带给他们的平等和尊严，让他们成长为一个民主和法治社会中的合格公民。”
人们称他是“在未成年人中播种法律信仰的律师”。
英雄上榜理由
超人指数：★★★★
在许多少年儿童心目中，佟丽华就像是个无所不能的超人。他送被父亲遗弃的两个小女孩回到家乡广西，并妥善解决了她们的生活、学习问题；他让一个扬言要去复仇的16岁女孩冷静地回到和美的花季；他为一个差点就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辩护，使他获得缓刑后能继续在学校接受教育……一个公益律师，让人们肃然起敬。
威望指望★★★★★
2005年，佟丽华以“公益律师”的身份当选由中宣部、司法部等部门联合推出的“年度十大法治人物”。孩子们高呼着：我们支持你！我们相信你！
操劳指数：★★★★★
这位70年代出生的铁血男儿，如今已有许多白发，他每天都像陀螺般转个不停。他为了免费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卖掉了房子，居无定所地生活着。
关键词
理想
佟丽华说他是个“非常务实的理想主义者”。曾有个孩子对同学说：“以后你爸你妈再打你，就去找佟律师！”这让佟丽华很欣慰，他的理想就是用实实在在的努力让青少年懂得如何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理智
面对诸多荣誉，佟丽华每天都在思考：明天应当做什么？怎样做才能让更多的人受益？这些年来，佟丽华和同事们不仅提供咨询和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还在法学研究、组建协作网、参与立法、为政府建言献策等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他深知，冷静理智的头脑是一个法律工作者必须具备的。
倔强
法律信仰问题 篇4
2.以财税机制鼓励就业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
专业服务于大学生的就业服务中心应该比一般中介机构的服务范围更广, 除了办理求职登记、参加现场招聘会、享受职业指导等基本服务外, 还应包括社会保障办理、创业资金贷款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比如学生可以用自主研发成果向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申请基金支持或优惠贷款, 或对其后续的商业开发通过服务中心申请财税优惠;再如为帮助贫困生走出资金瓶颈困境可由大学生就业服务中心给其一定期限的免息贷款等。
3.以保障机制完善就业市场社会网络的覆盖
失业大学生的处境有时可能比民工还要艰难, 因此必须尽快将其纳入社保范围, 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一是大学生失业保险费用可由政府和学生共同负担, 对贫困学生可考虑由财政全额给付。二是简化大学生临时救助手续, 通过登记, 将在册符合规定的大学生, 在一定期限内给予补贴;并通过建立大学生创业基金, 鼓励他们积极创业。三是由政府提供职业规划、专业培训等方式加大培训力度, 提高学生就业能力。
4.以激励机制广泛引导企业积极吸纳大学生
非公有制及中小企业在解决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 应该把激励此类企业发展的公共政策与解决大学生就业结合起来, 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吸纳大学生就业的正面效应。比如可允许将其列支的毕业生工资按一定比列进行所得税抵扣, 或在原有税率优惠的基础上再加大优惠力度;再如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毕业生到非公有制及中小企业就业, 就业达一定期限以上的, 可给予生活补贴、学费返还、技能再培训等。
90后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主要建设者群体, 有人说: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群体。然笔者并不认同。“超女”、“快男”的出现不但不能够证明这一群体没有信仰, 反过来更是印证这是一个有信仰的群体。只不过他们的信仰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信仰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因此, 我们认为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后阶段的大学生信仰教育, 对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的研究很有必要。通过对“法律信仰”的辨析, 寻找到“Y”时代培养大学生法律信仰的有效途径, 就能在巩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成果的基础上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化解社会对当下违法犯罪年轻化、知识化趋势的难题。
一、“法律信仰”的渊源
信仰是指人类对圣贤的主张、主义, 或对神的信服和尊崇, 对鬼、妖、魔或天然气象的恐惧, 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是对某种事物的极度信任和崇拜, 并把该事物作为整个人类运转的最高指南。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正是基于这一理论, 面对西方法治危机的现实, 在分析梳理了西方三大法学流派的基础上于《法律与宗教》中首次提出“法律信仰论”这一论调的。他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二、“法律信仰”涵义的辨析
对于“法律信仰”涵义的认识存在着许多看法与观点:许章润在《法律的实质理性—————兼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伦理》一文中认为, “法律信仰是赋予法律以生命力的主体心灵状态, 穷极而言, 也是法律之所以为法律, 而且具备合法性的必备要素。另一方面而言, 则为法之具有合法性的自然结果和外在确证。”叶传星在《法律信仰的内在悖论》一文中写道:“法律信仰一般是指人们对法律的一种尊崇敬仰的态度, 是对自愿接受法律统治的一种信仰的姿态, 一种大众对于法律的忠诚, 是对法律之下生活的德性的一种确认, 表明人们愿意热诚地投入到捍卫法律尊严和权威的斗争中, 并把参与这场斗争视为自己的一个庄严使命和责任。”谢晖在《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一书中指出“所谓法律信仰是两方面的统一:一方面是指主体以坚定的法律信念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规则作为其行为准则, 另一方面是主体在严格的法律规则支配下活动。”等等, 这些观点都从不同的角度深刻指出了法律信仰的内涵。在笔者看来, “法律信仰”的涵义至少包含了以下几点: (1) 它是一种“人”的意识; (2) 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意识及其演化的行为; (3) 它以法律为最高评价标准。综合起来:法律信仰就是指人在理性地分析选择后, 对法律产生的极度信任和崇拜, 坚信只有法律才能保护和实现人的最高价值, 并把法律作为行动的最高指南。它根源于人对人性和社会的选择, 是一种对社会法信任和依归感, 是一种神圣的、不容他人为之践踏, 心甘情愿为之而献身情感意识。
三、大学生“法律信仰”教育的必需
从“法律信仰”涵义的辨析我们可以看到:法律信仰是一种“人”的自我意识, 而当下的大学生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从“象牙塔”走出, 堕入滚滚红尘, 成为了初具社会性的“人”, 他们也同无数的“人”一样, 时常将自我抛弃于和谐与冲突之中, 任由具有自由意志的“自我”选择任意的行为方式, 而其行动的开始、过程、结果又具有无数种可能。因此, “自我”必须选择一种标准来规范“自我”, 更为规范关系中的“他”, 形成一种“行为边界”。法律从它产生的渊源就决定必将成为“自我”的选择之一, 但选择中却饱含差异。不同的“人”对法律的选择尺度也就不同, 有的浅尝即止, 将法律视为“工具”;有的极度崇拜, 将其信奉为行动和意识的最高指南。然, “法律信仰”的本质就是需要极度信任和崇拜法律的“人”以法律为自我意识行为的准则, 藉此保障和维持“人”的社会集体生活秩序,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这其中“法律信仰”紧紧围绕着“人”的需求的两个基本点:物质与精神。它与宗教信仰等相比:它是物质的而非超物质的, 不带有虚幻性, 不是超验的, 失去了物质利益性它就不再是“法律信仰”, 它主张“人”通过利益诉求、利益博弈、利益妥协、利益融汇等路径实现物质的自我最大化。但它又不同于拜金主义, 物质利益绝非成为信仰的目的, 其最终的信仰目的在于精神的愉悦, 通过物质利益的公平追逐, 实现社会生活秩序与规则的和谐。这其中法律成为了合理分配权利义务、创造互利共赢和谐关系的社会生活秩序的准则而非统治工具。大学生群体作为初具社会性的“人”, 它的“入世”迫在眉睫, 它的选择更为关键, 它的影响更为深远, 这样作为规范“自我”和“他”的法律的“信仰”教育就成了必需。
四、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育
大学生群体作为一个社会发展承前启后的生力军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形成的重要阶段, 其法律信仰的培养绝非可以一蹴而就, 需要一个潜移默化、复杂而长期的过程。依靠课堂仅仅可以实现法律基础理论的了解, 绝非“信仰”, 而空谈“信仰”, 如果没有必要的基础理论支撑也会形同空中楼阁。笔者认为要实现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育应该从以下方面努力:
1. 剖析“法律信仰”养成的规律, 因势利导
“法律信仰”如同其他信仰一样, 其养成的规律也有一定的规律, 很难一撮而就。在齐依南、赵志勇所著的《论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育》一文中就提到:需要→服从→认知→情感。的确, “法律信仰”的养成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在开展对大学生“法律信仰”培育时必须内外结合, 必须要考虑到学生自己的“需要”, 这样只有把握了学生自己的“需要”, 法律信仰形成的心理动力就能形成。在此基础上, 尽管“Y”时代的大学生具有了较强的所谓“叛逆性”, 但从他们对崇尚“杰伦”、追逐“宇春”的狂热中也不难发现其内心追求的执着, 一旦他们对“法律”有了更好的认知, 他们这种狂热追求正好可以催熟对法律的信仰, 而避免更多如其他成人般的顾虑和萎缩。
2. 加强知识教育, 奠定“法律信仰”的坚实基础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 “法治”与“人治”的对比已经越来越明显, “法治”优于“人治”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 这是一种社会进步, 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对大学生进行法律基础理论教育的过程中就要着重培养这种主流意识, 在掌握法律基础理论的同时充分认识到“法治”的意义, 正确理解权与法的关系, 理解各种权力对法律的服从和遵守, 树立“法至上”的观念。大学生只有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 才会有学习法律基础理论的源动力, 才不会将法律基础理论的学习当作走过场, 才能为“法律信仰”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3. 多措并举, 探求培育“法律信仰”良方
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 单一的教育模式和教育环境都很难实现。笔者认为在培养上, 单纯的理论教育只能是一种知识的灌输, 虽为必不可少, 但也不能过分依赖。对法律条文的解读只能解决有了解欲望和渴求的大学生的需要, 对于本身缺乏内在需求的大学生只会平添烦恼, 增加他们对法律的反感和误解。注重平常的渗透, 将法律知识的传授寓于日常学习、实践的环境中, 拓展教育途径, 实现学校、家庭与社会并重, 发挥教育的合力。营造依法办事, 依法治校, 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校园法律文化和氛围。推进法治化进程, 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良好的社会主义法制环境。塑造全面有效的系统教育。
4. 激发内心渴望, 实现“法律信仰”的认同
马克思说过,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法律信仰也是如此。大学生在自身成长发展的过程中, 必然会产生社会关系的利害矛盾和利害冲突。他们需要“法律”这样一种“规范”来调整。但他们的行为最初不过是一种被动, 他们不得不按照法律的要求做出行为, 来避免法律制裁“自我”而规范“他人”, 只是在表面上遵从法律。然而, 随着大学生接受法律教育的深入, 对法的认知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对法的精神、法的价值将会有更加深刻领会。正如“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 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 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一旦激发了大学生们对法的内心渴望, 其个体将从被动遵从上升为自愿、自觉地服从, 产生相应的心理体验, 最后内化为人格的一部分。这时候他们已经不再把法律看作是由外在力量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 一个与己无关的多余的外物, 而是认为这法律就是自己的, 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须臾不可分离, 形成了对法律的信仰, 实现“法律信仰”的认同。
摘要：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主要建设者群体, 其法律意识关乎国家社稷。文章通过对大学生法律信仰教育辨析, 从“法律信仰”的渊源和涵义入手, 探求培养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合适方法。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信仰,辨析
参考文献
[1]喻磊, 苏王清.新时期大学生人格培养的法律初探[J].调查研究, 2007.3
法律如何被信仰 篇5
——《法律与宗教》读后感
《法律与宗教》一书是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尔曼教授于1971年在波士顿大学所作的一系列演讲整理而成。本书的主要观点是，法律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然而彼此相关的方面，是社会经验的两个相度。伯尔曼在书中写到，“生活的这两方面处于紧张之中，然而，若没有另一方，则任何一方都不能够完满。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这确是美国和西方世界许多地方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伯尔曼以“西方世界正经历着一场整体性危机”（对法律信任的严重缺失与宗教信仰的丧失殆尽）为切入点，从历史和学理的维度分析了法律与宗教之间“内在的”、“深层的”的联系，并通过检讨九个世纪以来导致法律与宗教分裂与对立的西方人整体性的二元思维模式（非此即彼模式），提出了我们要超越法律，超越宗教，克服二元论，宗教携同法律，信仰伴随劳作，开启一个综合的新时代。
与西方不同的是，二元论从来不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上也不曾有过西方所说的法律与宗教的统一与分裂，我们的传统乃是和谐，讲求人、物、自然、宇宙交融于一的一元论。在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统一的宗教力量，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法律力量，法律仅是行政管理的工具，其从属于道德价值（封建礼教）。古代中国法律与道德在基本精神上具有一致性。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侵入和中国社会体制的变迁，中国古代的道德与法律的延续性被打断了，传统的道德解体，法律崩溃。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国家努力试图构建一套统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与法律体系。“依法治国”被写入了执政党党纲和宪法文本之中，人们对法律是认识，提到了一个从未有的高度，但客观地讲，法律信仰的普遍缺失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里就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法律该如何被信仰？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伯尔曼语）民众对法律是信仰是法治实现的精神先导，没有这一精神先导便不可能实现。但遗憾的是，中国民众对法律体认完全与依法治国的初衷背道而驰，法律渐已丧失了被信仰的基础。为什么老百姓怕进法院、怕打官司？为什么一有诉讼就找关系网，没有关系心里就没底？为什么一面摇旗呐喊：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面却是当官的犯法与庶民不同罪？为什么少数执法人员会有两副面孔，一面执法犯法，吃了原告吃被告，权钱交易，另一面却在大呼要严惩腐败，要维护法律尊严？神圣的法律何在？公平何在？这些所谓的“社会医生”成了扼杀公正的刽子手，社会对法律的不信任加剧，这种情形下，法律还真的有用吗？
苏力老师说，信仰就如同爱情一样，你无法强求获得，它必须基于人们的自觉趋从，身心的依赖。但这种“趋从”与“依赖”的基础又何在？18世纪末英国功利主义代表者边沁认为，避苦求乐乃真性，即人的本性是避苦求乐的，人的行为时受功利支配的，追求功利就是追求幸福。一种我去遵守，却不能带给我任何益处，反而还造成自身痛苦的法律凭什么我就得去信仰？纵观中国的法治环境，老百姓不是不想去信仰法律，而是不敢去信仰。在中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一直注重向老百姓进行普法教育。诚然，公民守法是每个公民的应尽义务，尤其对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公民的普法教育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法律不只是约束一般公民，而且更是约束和限制国家政府的公权力。在中国这个一直是官本位主义色彩浓厚的国家中，强调公职人员与执政党及其成员的守法较之一般公民守法难道不更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吗？“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正义之源头都遭到了玷污，还靠什么来构建我们的法治大厦，拿什么来拯救我们对法律的信仰？
“信仰法律”的提法有违自由 篇6
一、自由的两种概念
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当中认为可以把自由分为两种意义层面，即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他认为消极自由就是‘免于……的自由，也就是“在变动不居的，但永远可以辨认出来的界限以内，不受任何干扰。”而积极自由本身是“源于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愿望”，故积极自由就是说“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将这两种自由概念对比可以发现，消极自由是一种不让别人妨碍我的选择为要旨的自由，二积极自由是以做自己主人为要旨的自由。确实这两种描述乍看来在逻辑上的差距不大，似乎只是对同一件事得消极与积极地描述方式而已。但是当深入分析这两种自由概念的时候会发现，这两种一开始差距不大的自由观会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而且我以为这种背离主要是因为积极自由这个概念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因为积极自由的要旨在于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所以自主这个概念成为了积极自由的内核，但是根据柏拉图对灵魂的划分，人的灵魂可以分为理性，激情和欲望。所以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也就是自主，有可能只是自己服从于“不受拘束的”激情或欲望，而不是“理性”。我有可能服从的只是自己“较低层次的”本性，而不是“较高层次的”本性。但这种对自我的区分还不是影响显著的。伯林说“我们更可以认为这两种自我，还被一条更大的鸿沟隔开：那个真实的自我，还可以被看成某种比个人（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更广泛的东西，它可以看成个人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或一个层面的社会整体。这个整体于是被看成‘真正的自我，它将集体的、有机的、独一无二的一致，强加在顽抗的成员身上，从而获得它自己更高层次的自由。”所以在这种区分下，我们可以承认：“以某种目标的名义，例如正义、或大众健康的名义，来对人们施以强制，是可能的，而且有时是有理由的：因为我比这些盲目、无知或腐化的人们自己更明白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持这种观点的强制者可以这样说：“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因为你是自身激情的受害者、你是一个无法自由的奴隶，因为你是愚蠢而盲目的，无法了解你自己真正的目标何在。你希望成为一个‘人。国家的目标就是要满足你这个愿望。强迫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可以教育你，使你在将来能够具有真知灼见。”
当积极自由发展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它偏离了真正的自由有多远。因为它已经不把人当做自由人来看待，而是把‘人当做是我的人类素材，可以让我这个善意的改革者，拿来根据我自己的、而不是他们自己选取的目的，加以塑造。它已经把人类当成了次等人。所以相信“消极自由”概念的人都会认为积极自由的概念有时只不过是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而已。而且很多道德上甚或美学借口上的独裁者暴君等所使用的都是积极自由这样一种辩论方式。伯林总结道，“对于那些渴望消极自由的人士来说，主要的问题，并不是谁来运用这个权威，而是任何运用这种权威的人，所能拥有的权威，应该有多大?”我认为这句如此意思明显的判断，不是非常能够对活在当下中国的我们提供最有力的关于选择哪种自由概念的判断吗？我们活在一个权威固定的时代，即使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也难以撼动它，既然如此我们不是更应该考虑的重点是怎样让这种权威的范围给我们留下成为一个‘人的最起码的空间吗？我们不是应该果断的抛弃积极自由的观念，而抱住消极自由不放吗？
二、“信仰法律”的概念
提到法律信仰这个概念，很多人从头脑里冒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之中的那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他将形同虚设。”诚然正如苏力在《法律如何让被信仰》这篇论文中讲的一样：“伯尔曼的这句名言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有理由的情绪和期冀：法律在中国缺少一种神圣性，希望中国的法制建设有更大的发展。”我觉得这种感情和这种朴素的民族情绪类似：我们看到日本的索尼很棒，而中国的步步高差其甚远，但是现实是日本人当然用他们的索尼，不会买我们的步步高，可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很多人选择用索尼，不选择步步高。在群众中就会泛起这样一种爱国情绪或者说民族情愫：我们要用我们的步步高，我们要大力支持我们的民族企业，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的支持，步步高早晚有一天追上并超越索尼。所以法律信仰的呼唤是中国人面对法律现状一种绝望的表现，这不但不是如哈特说的以“内在观点”服从法律，反而是受法律现实强迫一种反应。
根据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的意思，信仰应该是将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意义与所信仰的对象联系起来的一种概念。所以法律信仰应该是刘旺洪教授在《法律信仰与法制现代化》中所说那种状态：即法律信仰应该会“形成对社会法的现象的责任感与依归感，亦即形成对法的现象的神圣感情和达到愿意为法而献身的崇高境界。”当然这种献身精神是值得我们在道德上歌颂的，但是在全社会和全体公民中建立这种信仰，尤其是在中国甚至世界大多数法律并不完善的国家建立这种信仰有无必要性和可行性，更重要的是有没有潜在的危险。
三、选择消极自由就必须警惕“信仰法律”的提法
本来法律信仰这个概念应该探讨的重心在于信仰法律的主体，而非主体信仰的法律，但是综观中国学者赞成信仰法律的论述可以发现，很多学者都将重点放在了后者。其中的原因自然是这样，虽然法律信仰的提法符合我们美好的愿望，可是这种提法却更多的显示出在法律现实不完善状态与信仰的内在意蕴之间的难以弥合的鸿沟。所以既然学者们要支撑法律信仰的观点，那就只能在法律本身上做功夫。儒家学说讲求“内圣而外王”，这本是对人的要求，但这句话也能用在法律信仰上来。人所要信仰的对象本身必须具有内在的神圣性，才能在外在获得被人信仰的可能。如果内在无神圣性却要求外在被人信仰，那么这种法律正如篡位的君主或是不学无术，沉湎酒色的暴君一样。那么这种硬性建构的法律信仰不但是对自由的侵犯，更会造成法治根基的轰塌。
具体说来，这种硬行建构的法律信仰侵犯自由表现在：
第一，正如刘焯教授在《法律信仰的提法有违法理》疑问中所说：“信仰是个自为的领域，具有强烈的主观因素。一个人究竟是信仰还是不信仰，信仰什么，是其主观选择的事。”再如李向平教授在《信仰但不认同》一书中所言，“信仰之内，公权力敬请止步。”所以信仰是属于个人私域中的事情，不论是在信仰前放上法律或是宗教或是任何词汇都不能抹杀信仰的个人性。如密尔在《论自由》中所讲：“认定每个人有义务使他人信封宗教，这个观念正是历来一切宗教迫害的基础，承认它，就充分证明这个宗教迫害为正当。”
第二，一位美国学者奥斯丁萨拉特的研究表明：“拥有法律知识的程度和对法律制度的支持程度并非是一致的关系。人们对法律了解的越透彻，对法律就越发不满意。”所以法律信仰必然将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全体公民中相当一部分人对法律制度的冷漠与无知。于是这种法律信仰就面临这样一种必然的状况：不甚了解法律的人你们去信仰法律吧，不需要你们了解法律，只要去信仰它就行了。至于法律完善的事情交给一些了解法律的人来做。于是那些被法律调控的多数人就浑浑噩噩的由了解法律的少数人来操纵了。这不正是积极自由那种法西斯主義的形态吗？于是我们对中国法律向前发展的美好期冀便有可能使法律变成为少数人服务的工具，有可能成为使法律变成掩盖事实上的不公平的华丽借口。所以如果我们在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选择中放弃了前者而选择了后者，我们就应该认识到“信仰法律”这种提法的潜在的危害。
因此，在中国目前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远未达到相对完善的阶段贸然要求“信仰法律”是对自由的极大侵犯，这是我们所应当警惕的一种危险的提法。
参考文献：
[1]以赛亚·伯林.自由论[M].译林出版社,2003.
[2]许章润.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许章润.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筑牢法律信仰 提升党性修养 篇7
关键词：法律信仰；党性修养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34-106-2
0 引言
在社会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已经没有一种规范能够独立行事发挥作用。法律与党性也是如此，一个是坚守底线思维、一个是塑造崇高理想，如果能将两者互联互通，那么无论是对党性修养的养成还是法律信仰的布道都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1 法律信仰与党性修养
信仰，是指“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1]。法律信仰就是指人们内心深处对法律精神产生高度的认同，并以法律原则、法律规范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南。要完成这种精神上的认同一方面需要社会个体产生共同的法律需求，另一方面法律还能反映并保障这些需求，才能使个体价值逐渐趋同于法律价值，进而使公民约束自己的行为以符合法律的要求。每一个公民都有基础需求，它不仅仅是精神层面也作用到物质生活，并且这种基础需求具有普遍性和趋同性。正是这种普遍与趋同才能使个体意识逐渐汇聚成为一种共同的精神信仰。但是对于公民个体而言，他们的需要多是自私的，想要满足大部分人的愿望，我们就需要从个体中剥离出来，形成一个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标准，这就是法律。因此，法律要成为信仰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法律需要强有力，能够实现公民公平正义等基础性需求。二是法律具有最高权威性，是实现人们基础性需求的最强保障。就好像古代人们的图腾崇拜，当穷尽人力都无法实现需求时，只能寄希望于精神上的强大力量，对需要有多么的强烈，这种精神力量就有多强，这就是信仰。
党性是一个政党所固有的本性，也是阶级性的最高、最集中的表现，是党的性质、目标、宗旨、作风、纪律等各方面要素的综合反映。[2]它是一个政党本源性的力量和吸引力。可以看出党性针对的不是个体的基础性需求，而是政党的最高价值理念，而一位合格的党员需要在个体上映射这种价值理念，这就使得党员兼具了人性与党性的双重身份。党性要求党员首先是从党的立场出发来规制自己的行为，而非从自己的人性出发来思考自己的行动。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因为从人性出发当然希望宽待自己、苛刻他人，但是从党性出发又要求党员苛求自己、宽厚他人。所以，党员的党性并非是天生具有的，并且已有的党性在岁月中也可能淡化甚至消弭。因此，我们就需要通过党性修养来生成、磨砺、升华党性。党性修养也称作党性锻炼，是指党员通过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来坚持、巩固和升华党性的过程。包括了理论修养、政治修养、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修养、组织纪律修养和优良作风修养等部分，并且党性修养还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质。党性修养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既是党性从不同时代中不断汲取新兴力量的过程，也是从党性中抽取力量来反哺党员的过程。
2 法律信仰与党性修养交叉作用
老一代革命先行者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仍然历历在目，但是当前我党面对的形势却已变得如此复杂。我们已经完成了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任务，但是领导人民发展经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担又摆在了眼前。党性要以人性为基础，党性是人类崇高精神的集中体现，离开人性讲党性是空洞的，苍白的，只有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实现升华和超越才能成为社会的榜样和道德的引领。[3]因此，在我们进行党性锻炼的时候，很有必要将人性的因素加入进来，而法律是对人性的反映和约束，想要历练人性可将树立法治意识、法律信仰纳入党性锻炼中去。
2.1 法治意识薄弱影响党性修养
当下有一些领导干部法律意识淡薄，将个人的“人治”凌驾于国家的“法治”之上。将法律看作是自己的工具，有利于自己的时候就执行法律，不利于自己的时候就对法律视而不见。当我们的领导干部如果连人性最低保障的法律都敢突破、都能突破的时候，那么党性的链条又如何对其设防呢？他们又怎么可能去自觉的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纪律、群众纪律和保密纪律呢？所以，在法律意识薄弱的情况下，党员的党性修养也会受到影响。
2.2 守住人性才能守住党性
人性是党性的基础。人性是为人的个性，党性是为政的特征，人性与党性之间并无沟壑，而是互联互通的，人性优良的人并不一定党性坚强，但人性恶劣者其党性必然不坚。所以当我思考党性修养的时候不但不能把人性排除在外，还应当成第一要素和前提，否则我们都是在假定党员人性一定优良的前提下来提升党性修养。
党性是人性基础上的升华。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人性除了自身的自然属性，还包括了社会属性，而社会属性的形成有一定的过程，这也意味着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随着社会的影响浮动，这也使人性升华成为了可能。党性的产生可以通过党员对政党党性原则、宗旨充分理解，达到高度的认同，从而将自己原始的价值去靠近党性的价值观，使人性得到升华，上升为党性，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2.3 提升法律信仰易于守住人性底线
人性是法律产生的依据。对于人性有人认为性本善，有人认为性本恶，有人认为有善有恶，也有人认为无所谓善恶。性本善者认为人出生时犹如白纸一张并无太大差别，但是后天使人产生的变化，为了维护人性中的善意才产生了法律。性本恶者认为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人会做坏事，而为了防止人们行为出轨，所以需要制定法律。无论恶与善，都可以看出外化出不同行为的人性是法律产生的依据。
法律是坚守人性的顽石。道德、宗教、风俗、纪律、法律等社会规范都是控制人性的方法，但是无论是扬善还是惩恶，它们的综合强制力都弱于法律。道德、宗教也可以约束人性，但是其对人性的约束只是思想层面的，并且宗教和道德往往作用在劝善，在惩恶方面显得有点无力。法律则不同，它不但能对人的思想层面形成枷锁，还直接作用于人的行为；它不但能够劝善，还有极强的惩恶功能。再者，由于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它对人们行为的强制执行力比风俗、纪律要强得多。综合起来，法律无疑是坚守人性的一道有力防线。
2.4 党性修养能提升法律信仰
党性修养的培养并不比法律信仰的培养难。如果说党性修养较难养成，是因为党性修养是对党员的特殊要求，是在人性基础上的更高要求，是对人性的“苛求”，所以它不能自己产生，也不能轻易提升。那么作为来自于人们内源性需求的法律信仰是不是就容易获得了呢？可以看到的是法律信仰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将法律视为信仰的人并没有理论上的这么多，哪怕是从事法律行业的法律人。相反，在战火纷飞、礼崩乐坏的时代，有无数先辈们在崇高党性的指引下抛头颅捐身躯，以身殉国。
3 将法律信仰融合进党性修养中
3.1 用法律信仰的强度来筑牢党性基础
加强法律理论学习。目前课程中虽然已经包含了法律的课程，但多集中在行政法、宪法等单个的部门法方面，虽然也开设有法治思维和执法能力方面的专题课程，但是由于不成系统，使党员将自身价值观贴近法律价值观的这一过程效果不明显。使得党员知法、用法、规避法，这也是因为他们内心并没有对法律精神达成认同，当然也不能形成法律信仰了。而没有信仰的支撑，法律对其人性的约束力当然也会减弱。
3.2 用党性修养的高度来引导法律信仰
以党性修养点拨法律信仰。一个党性薄弱的人其内心不一定没有法律，而崇尚法律的人其党性修养也不一定坚强；但一个党性坚强的人其漠视法律的可能性往往较低，而一个践踏法律的人其党性也必然不强。党性修养与法律信仰之间内在的联系是党性与人性，党性坚定的人本身对人性就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易于接受理性思维，当然也比较容易接受法律，当我们从党性的高度去俯视人性的时候，许多疑惑也迎刃而解。
以党员作为法律信仰的传播者。法律信仰的传播需要人来引导，而这些引导人需要具备法律素养，广泛的影响力，能够作为榜样。而我们的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有能力也有义务，当然义不容辞。纵观依法治国理念的传播，犹如春风吹开了全国法律信仰的花苞，其引领力量和传播的速度、扩散范围有的时候比专业法律人对法律信仰的传播要有效得多。
参 考 文 献
[1] 现代汉语词典[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
[2] 叶笃初等主编.党的建设词典[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