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教育改革论文

中国法律教育改革论文（共12篇）

中国法律教育改革论文 篇1

随着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逐渐平息，民间融资与金融改革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半年前这场由于全球性经济危机而引发的局部性金融动荡所带来的阵痛，无疑让人们开始反思中国金融垄断格局的利弊，并开始关注一直饱受融资问题困扰的小微企业。2012年3月28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该方案明确提出了十二项金融综合改革任务，第一项即是“规范发展民间融资”，这预示着一场规范民间融资的金融改革的到来。本文试图从民间融资的产生原因、发展现状、对民间金融进行规制与监管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等方面对这场改革进行法律层面的探究。

一、民间金融的产生原因

目前我国学界多数认同将民间金融定义为在国家金融体系外运行的金融活动的统称。姜旭朝在《中国民间金融研究》一书中曾这样定义，“民间金融，就是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资金运动，”[1]这反映了早期我国学者是按照所有制对金融体制进行划分的。此后，逐渐发展出了按照金融活动是否纳入国建监管体系的界定方法。应该说，目前这种以是否纳入国家监管体系来区分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的方法是比较合理的，这与国外学者对民间金融的定义具有一致性。国外学者通常将没有被中央银行监管当局所控制的金融活动称为民间金融，即informal finance(非正规金融)[2]。其主要形式包括民间自由借贷、企业社会集资、天使融资市场等，也就是说，民间借贷只是民间金融的一种形式，而且在我国是比较常见的形式。

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比较完善，正规金融占据主导地位，但民间金融仍是满足不同社会需求和促进国家发展所不可或缺的。[3]因为民间金融作为正规金融的补充，可以满足农村或中小企业等难以从正规金融筹资的社会组织的需求。而在发展中国家，正规金融垄断几乎成为共同的问题，而垄断又进一步导致整体金融效率低下，中小企业难以从正规金融渠道融资，在资金紧张的情势之下，他们不得不向民间金融求助，这无疑成为民间金融产生和发展的有利条件。如果说，在金融市场完善的发达国家，民间金融只是作为正规金融的有力补充的话，在发展中国家，民进金融则更带有一种无奈之下产生的被动色彩。发展中国家缺乏金融市场，“非市场制度”(nonmarket institutions)成为消解正规金融体制中累积的风险和缓解融资困难的重要工具。[4]根据一些学者的调查结果，在乌干达和印度，非正规金融是非正规部门的企业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在津巴布韦，90%以上的非正规部门的企业得不到任何银行服务。而在我国，中金公司在2011年9月末发布的《中国民间借贷分析》研究报告中估算，至2011年中期，中国民间借贷余额达3.8万亿元，同比增长38%，占中国影子银行体系总规模约33%，相当于银行总贷款的7%，温州当地的民间借贷余额则为1100亿元。只是民间借贷的数据，就显示出了中国民间融资规模的巨大，同时也说明了中国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资金的巨大缺口。[5]

二、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现状及法律规制

鉴于民间金融活动的方式和内容之繁杂，而在我国，又以民间借贷最为突出和最具有代表性，此处笔者仅以民间借贷的情况作为讨论对象，将目前我国的民间借贷活动划分为两类，即有组织的民间借贷和无组织的民间借贷。有组织的民间借贷，主要是指金融机构发放贷款以外的有固定组织形式的借贷活动，如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融资性担保公司等进行的借贷活动。狭义的民间借贷，即放贷机构以外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借贷活动。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这两类借贷活动都游离于监管者的视野之外，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风险。

我国现行法律对民间借贷活动的规定比较有限，涵盖的范围小和规定不明确是两个主要的问题，并且为监管、规制以及争议解决过程都造成了障碍。现行法律关于民间借贷活动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民法通则》第90条规定的“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作为一条原则性规定，该条对民间借贷的合法性给出了一个概括性的结论，即首先要判断借贷关系是否合法。对于民间借贷，不论是有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只要是合法的，就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这不免又抛出一个问题，如何判断一个借贷关系是否合法?这是《民法通则》留下的一个空白，也是我国法律在规范民间借贷方面缺位的一种体现。尽管如此，还是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对于民间借贷的基本态度还是包容的，并没有明确禁止。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一条规定, “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 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 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 明确了借贷案件的受理范围。第六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 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 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包含利率本数) 。超出此限度的, 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对于民间借贷的利率规定了一个上限, 对于超出上限的利息部分不予保护, 这从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的作用。对于利息超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究竟该如何认定, 之前一直有过不少争论。笔者认为, 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 不应认定为违法, 而只是不予保护。如果借方同意偿还, 或者实际已经清偿, 就不能以该超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部分违法为由而请求出借人返还。但是, 如果借方不同意偿还而将纠纷诉至法院, 那么法院对超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部分不予支持。该意见第十一条“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 其借贷关系不予保护”, 明确规定了借款用途合法性的要求, 这一条在世界各国立法上均有所体现, 也就是说, 民间借贷活动所筹集资金禁止用于从事违法活动。对于借款用于违法活动的, 不但其借贷关系不受法律保护, 而且可能会触犯刑法。

在有组织化的民间借贷层面, 目前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是2008年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规定了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 即“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 不吸收公众存款, 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对于小额贷款公司及其股东的法律责任, 也作出了相应规定, “小额贷款公司应执行国家金融方针和政策, 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开展业务, 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自我约束, 自担风险, 其合法的经营活动受法律保护, 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小额贷款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批准程序, “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 应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 经批准后, 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此外, 还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向当地公安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和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送相关资料”, 这也就说明了小额贷款公司并不是金融机构, 因为其设立程序相对简单, 且不以获得金融牌照为前提。小额贷款公司与银行的另一个显著区别在于其不能吸收社会公众存款, “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 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 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小额贷款公司运营风险的社会影响, 也为其操作的灵活性、放贷对象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尽管此指导意见对于小贷公司的设立、经营等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 但是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借贷行为及争议解决都没有做出规定。因此, 对于小贷公司、典当行等机构的借贷活动, 应认定为民事行为为宜, 参照《民法通则》和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处理。

三、中国民间金融改革的方向

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民营企业对于自身成长的要求、民间资本对于投资回报的追逐、传统金融对小微企业的忽略，都决定了在这一特殊时刻，我国的金融体系将可能会面临来自于民间融资秩序混乱的巨大风险，而监管者也将被赋予新的课题。中国金融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第一，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充分发挥直接融资的优势，扩大资金来源。比如加快发展债券市场，促进小微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对于符合条件的、效益较好的小微企业，可以由政府帮助其寻找第三方提供担保，在债券市场进行融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十二项任务中也提到要“积极发展各类债券产品。推动更多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融资。”

第二, 加快金融机构改革, 有限度的放宽金融行业准入标准。扩大民间资金进入正规金融体系的渠道, 充分利用社会闲散资金, 并将民间金融置于监管的范围之内。对农村金融合作机构进行股份制改造, 引入民间资本参股。在适当时候, 允许地方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

第三，推进和深化金融创新，包括金融产品、金融服务、金融机构组织形式的创新。在金融产品方面，应当推出一些支持三农的产品，使农村、农业发展享受到政策福利。在金融服务方面，正规金融应当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在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为小微企业贷款提供快捷通道。就金融机构组织形式方面，应当加快发展新型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

第四，加强监管，加快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业破产条例的制定。完善金融监管体系，进一步明确的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监管职责，防止出现监管漏洞和监管真空，防范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同时，应当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破产退出机制，提高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并使得金融消费者利益得到切实保护。

四、结语

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制是伴随经济发展和金融创新的必然课题。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措施为全面进行金融改革拉开了序幕，也提供了借鉴。在实现了加入商品贸易全球化之后，中国走向世界的下一步必然是积极参与到金融全球化中，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显得至关重要。法律作为行为导向的标杆，也将在金融改革和规范民间金融的进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参考文献

①姜旭朝《.中国民间金融研究》,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3页.

②胡启忠, 高晋康等《.金融领域法律规制新视域》, 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第3页.

③[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 刘白成、杨远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④See:Besley and levenson, The role of informal finance in Household Capital Accumulation:evidence from Taiwan, The Economic Journal106 (January) , 1996.

⑤“魅影子银行”, 载《财经》2011年第27期.

中国法律教育改革论文 篇2

最近几年，我国教育这方面的资助的政策体系建设通过评估认为，《教育规划纲要》建成国家资助政策体系的工作部署是基本完成了，另外，国际资助的政策体系也比较完善，同时现行学生资助政策的满足度在不同教育阶段存在差异，像普通高中和学前教育阶段资助学生满意度是相对较弱，需要加强的，另外，国家资助体系也体现了公平性，我国学生的资助体系在诸多方面也是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但也有不足的情况，像高中阶段的教育资助方式比较单一，资助力度也比较弱，中学免学费需要加快的促进，高等教育阶段个别省市还没有出台高校毕业生赴基层就业学费的补偿和助学贷款的代偿政策。

关于政策的执行，相关专家评估认为，我国是建立了中央省市县和校务级的学生资助管理体系，建立以财政资金为主，学校和社会资金为辅这样一个资助经费的保障体系，同时还建立了政策宣传、精准资助、还有监督检查和绩效考核的机制，学生自主管理工作的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 篇3

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是全面建没小康社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同家的一个基本目标。

法律援助制度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织部分。法律援助通过向那些缺乏能力、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使人人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享受平等的法律保护，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法律援助

在法治社会，当人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在穷尽了其他解决方式之后，惟——能做的就是去法院打官司，寻求法律保护。

但大家都知道打官司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如果没有律师的帮助，获胜的机会可能很小，所以打官司要请一位律师，这已经成为一种常识。

法律援助是专门为那些请不起律师的诉讼案件当事人和困难群众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维护其合法权益，实现社会的公平利正义。

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法律援助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让有理没钱的人能够打得起官司，也能够打得赢官司，使他们不闪为贫困而失去获得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权利。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是为了维护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实现司法公正、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依法定程序申请成立、接受国(境)内外社会各界捐赠资金并进行管理动作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并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独立的社会团体法人。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于1997年5月26口。

宗旨：保障全休公民亨受平等的司法保护，维护法律赋予公民的丛本权利。

任务：接受国(境)内外社会各界捐赠，募集、管理和使用法律援助资金，为法律援助提供资金支持。

资金的使用：对符合受援条们：的民事、刑事、行政案件或非诉讼事项的当事人提供资助以使其获得法律援助。

监督：基金会将按扪赠人的意愿和要求管理和使用法律援助资金。在资金的募集、管理、使用等方面接受社会各界、尤其是捐贈人的监督。定期公布信息。接受审计部门的审汁监督。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励精图治、不断探索，把募集资金的工作当作基金会的重要任务来抓，形成了自己的构想和发展思路。目前，基金会的各项工作正在逐步走向规范化的发展轨道。

中国实践性法律教学改革探究 篇4

首先, 缺乏对职业思维方式的训练。黄建武先生指出, 从法律职业的思维方法训练这一要求来说, 在目前中国法学院的教学安排中, 无论是从核心课程或是从非核心课程上看, 均无特别的教育内容, 最多只是安排形式逻辑的课程或偶尔在法理学课程中简单地提到法律思维。实际上, 在法律日益繁杂的情形下, 试图将全部的法律内容 (甚至主要的法律内容) 在四年的教学中加以安排已不可能, 因而, 法学教育应当实现由“我教学生以知识”向“我教学生以方法”的转轨。

其次, 忽视学生积极参与的重要性。王晨光等人指出, 虽然国内也曾尝试过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 然而, 所有这些方法的运用基本上是为了达到一个主要目的, 即帮助学生了解和理解法律, 从而知道法律条款的意思是什么。在更多的情况下, 是教师将自己对法律的学理认识去影响学生, 甚至教师会依照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去选择合适的案例, 指导学生进一步讨论, 然后以达到统一认识为圆满结果, 学生以自己对法律的认识最终与教师的认识相吻合而感到高兴。也就是说, 我们在不断努力进行法律教育方法的改革, 使学生能够更容易地接受教师的传授, 但在根本上, 我们没有改变“以理解法律含义、讲授法律知识为主的教育宗旨”, 因而我们的法律教育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即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要干什么?实际上, 如果我们的教学最终只能使学生复述教师讲课的内容, 那就失去了法学教育中最为重要的批判精神的培养。

再次, 没有顾及学生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职业素质。在新中国成立前, 庞德就对中国的法学教育提出了批评, 在他看来, 法律的生命就在于它们的适用与执行适用法律的人必须使法律贯彻它的功用。除非把法典的适用与立法任务, 付诸受过训练的有经验有能力的法官, 否则便不可能有健全的司法。高尚品格的要求自不待言, “不过仅有高尚品格以及对于正义的热诚态度还是不够的, 学识必须具备, 这要从教育而来, 从适用和解释法律的技术而来, 并从裁判技术的经验中来。品格、教育与经验是三项重要条件。”然而庞德的忠告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时至今日, 对“品格”与“经验”的要求我们还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之上, 并未贯彻到法学教育的实际中去。

最后, 学生职业能力的匮乏。虽然我们也多次指出法学教育培养的对象是“复合型”人才, 然而什么才算是“复合型”人才则不免流于空泛。实际上, 从法学教育而言, 除了基本原理的讲授之外, 最为重要的就是职业能力的培养。美国学者Merryman指出, 对于法学教育而言, 重要是发展学生的以下能力:法律分析的技能、从无关事实中分辨相关事实的能力、处理大量混乱的事实的能力、综合整理关于一个法律问题中的各个方面的缜密的有说服性的论据、对社会问题及解决方法进行建设性思考的能力。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 我们在法学教育中需要补课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由此可见, 对于中国实践性法学教育而言, 如何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学生认知习惯的实践方式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在教育理念上, 我们迄今还将案例教学法作为实践性教学的主要步骤, 殊不知这种方法已经逐步退位于法律诊所教育等新的培养模式。

二、中国引进法律诊所教育的实践

首先, 丰富了法学教育的内容, 体现了能力本位的职业教育观。法律诊所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 其吸引中国法学院系学生的原因, 正在于它所蕴涵的职业教育理念。正如学者所言, 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核心目的应当是完善学生的法律思维, 弥补传统教学所欠缺的功能, 充实学生的法律意识和应用法律的能力, 以使之成为合格的法律人才。而在传统的法学教育中, 我们过多地注重了理论教学的内容, 认为原理通则百通, 而忽视了法学本身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 如果缺少对法律实际运作技术的掌握, 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法律和熟悉法律。同时, 对法律实用能力本身也存在着极大的误解。恰如龙卫球先生所言, 我们常常把法律当成简单的物理技术, 而不明白法律是一种制度性技术, 它只有在法律的实践运作中, 才能呈现出相关的技术要求与能力需要。在这一方面, 法律诊所教育因为是建立在真实的案件背景和真实的当事人基础之上, 使得学生可以通过办理真实的案件, 亲身体会案件的全部过程和细节, 了解和掌握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和技巧。

其次, 法律诊所教育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基本目标。“法律诊所教育无疑是一件新生事物。它将实体法、法学理论、实践、技巧、信念、态度和价值联系起来, 引导学生从律师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对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是一种促进。在法律诊所课内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 亲身无偿代理法律援助案件。学生通过为社会弱者提供法律帮助, 能获得职业成就感, 同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这是目前中国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的目标。”素质的提高还不仅表现在参与了具体的案件办理, 同时还通过实践对一法律有了全新的认识以及对社会的进一步了解。清华大学的总结报告指出, 由于学生接触真正的案件和真正的当事人, 使他们不得不注重对解决问题能力的主动重视, 他们不再依赖教师对他们的培养, 而注重自己对自己的培养。他们会更加注重所承办案件对当事人的影响, 努力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他们的责任感大大加强, 独立性也大大增强, 而这些素质正是法律职业人员所需要的。同样难能可贵的是, 法律诊所教育的学习, 对广大同学来说也是一个自我学习、自我提高的过程。由此可见, 我们一向强调的“素质教育”并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 应该付诸行动。

再次, 培养了职业道德和合作精神, 为学生走向社会奠定了良好的伦理基础。在法律诊所教育过程中, 同学们通过在案件中处理自己与客户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了解了律师职业道德与职业责任的重要性, 并在办案过程中加以实践。尤其可贵的是, 通过在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 同学们接触到了一些社会中最需要得到帮助的人, 在为他们提供可能帮助的过程中, 同学们认识到了对于法律工作者而言, 应当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 如何真正地去理解公平和正义的含义。并且, 通过法律诊所的工作, 同学们之间能够通力合作, 亲密无间, 不仅解决了许多棘手的问题, 而且彼此获得了帮助和启发, 从中感受到了合作的愉悦, 这对于学生们而言收获是巨大的。美国学者刘小提也指出, 在中国法律界, 道德规范和职业责任的概念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而法律诊所教育课程为学生创造了在现实生活中实践法律的机会, 有利于培养学生强烈的律师职责感和道德观。他同时指出, 在美国的法律诊所教育中, “反思型律师业”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所谓“反思型律师业”, 是指律师通过实际体验, 对所获得的知识进行反思, 这种反思不仅包括对法律的理解, 还包括对律师工作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认识。“也许最为重要的是, 这种反思还能引发律师对其个人价值的深刻了解。”

最后, 法律诊所教育也为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作出了贡献。法律援助是一种由国家给予那些需要依照法定程序实现和保护自己合法权益, 但因经济困难, 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以经济上的帮助, 使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在实际中得以实现的法律制度。自然, 法律援助主要是国家的义务, 但由于中国特定的国情, 实际上不可能为法律援助机构支出大批费用, 从这个意义上, 单靠政府投资是无法真正地实现法律援助事业的。法律诊所教育作为涵盖法律援助在内的新型教育模式, 能够为法律援助事业作出特有的贡献。与专职律师相比, 学生没有繁忙的工作, 不期待任何物质上的回报, 专心于此;与社会团体相比, 学生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 又能得到富有经验的教师的指点。因而, 学生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能成为法律援助的补充力量, 为中国法律援助事业增添新鲜血液, 对促进中国法律援助事业的深入开展有着现实的意义。

综上所述, 法律诊所教育在中国高校的实践, 业已证明这是一种能够提高学生素质、能力, 增强其事业心和责任感的有益的教学模式。

三、中国全面推行法律诊所教育的设想

“法学教育基本上是一种职业教育, 法学人才的培养目标应基本上定位为应用型的”这一观念, 业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 在推行法律诊所教育的模式时, 也必须注意中国的具体情况, 正如庞德就中国的法律教育所忠告的那样, “关于发展及适用中国法典的技术, 必须是适应中国的技术, 而非从普遍合于全世界的观念中移植而来。法律教授必须有足够的宽大胸襟, 足够的勇气, 用中国精神来教授中国法律。只有中国精神才能使中国法律有效地治理中国人民。”为此, 中国在实践性法学教育改革引进法律诊所模式时, 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 必须正确摆正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在以往, 中国的法学教育以追求所谓“高素质”、“复合型”等大而无当的目标作为基本定位, 强调知识教育而忽视法律素质、法律能力的培养。法律是千百年来人们知识、经验的积淀。“法律实用能力, 是一种问题思维能力和经验分析推理能力, 其培养离不开艰苦的理论学习和材料积累。……中国法学院的学生要成为一个实用的人才, 首先要受到严格的法律理论和方法训练, 学习法律规则背后的精深原理, 学习法律规则创造性应用的方法, 学习法律发展演化的历史以及法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等等。在理论训练基础上, 才有法律实用而言, 不认识这一条, 中国法律教育将永远没有希望。”表面上而言, 这似乎是一种迂回式的折中, 其实不然。无论是理论教学还是实践教学, 都是法学教育所必须具备的, 任何一种重此轻彼的行为, 都必然带来法学教育的不足。

其次, 必须确定法律诊所教育的基本训练大纲。法律诊所教育虽然是一种实践性法律教学的途径, 但它也应当同时纳入正规教育的渠道, 在这方面, 就需要通过确定法律诊所教育的内容、方式、步骤、指导形式、评价体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自然, 法律诊所教育与以往法学教育方式的不同之处, 就在于它通过学生的自身参与, 能积累相关的法律经验和法律技能。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法律诊所教育是一种放任自流的活动。从教育目的所承载的内容, 它首先就包含着一种对受教育者的理想 (期望) 。“它被理解为一种规范, 该规范要求受教育者应该达到某种特定的人格状态。在此, 涉及到对某种单一的或复杂的素质以及某种素质结构的设想。”严格说来, 没有规范意义上“教育目的”的教育, 本身就不是教育。所以, 在法律诊所教育中, 必须确定基本的训练大纲, 提出学生应当达到的目标、要求, 并规定相应的评估体系, 否则, 即有可能陷入今日实习制度的混乱状态。

最后, 必须提高教师素质, 使其能够真正适应法律诊所教育的要求。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诊所的总结报告所言, 从事诊所教育的教师除具备一般法学教师必备的法律专业知识, 办案实践经验, 课堂授课技巧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外, 还必须具有充分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表现力, 富有十足的爱心、细心和耐心, 懂得心理学、社会学及法律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 同时还要有号召力、感染力和激情。教师的教育是全方位的, 而为人师表的角色要求, 也必然对教师素质提出较高的要求。反观中国今天的法学师资, 应当说, 他们具有较高的法律理论素养和勤奋的工作态度与事业心, 但也毋庸讳言的是, 要实施法律诊所教育, 我们还缺乏较为充足的既有法律理论功底又有法律实践经验的师资力量, 这样, 就必然使得在实施法律诊所教育时捉襟见肘, 难以应付。为此, 应当根据国家教育部有关职业教育的精神, 大力培养“双师型”的教学队伍 (教师和律师) 。

总之, 法学教育改革并非是一种一蹴而就的事业, 它需要长时期的积累与摸索, 因而, 应当在试点学校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总结, 使法律诊所教育模式能够取得应有的成效。

摘要：在透视中国实践性法律教学现状的基础上, 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引进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丰富法学教育内容、体现法学素质教育目标、培养学生职业道德和合作精神以及为法律援助制度作出的贡献等方面的重大意义, 进而对中国全面推进诊所式法律教育提出一些设想。

关键词：法律,实践性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走向世界的中国法学教育论文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2001:262-764.

[2][美]庞德.法律与法学家——法律与法学家在现代宪政政府中的地位[G]//王健.西法东渐——外国人与中国法的近代变革.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431.

[3][美]小查尔斯J.奥格利特里.法律援助的作用及其与政府、法律职业者和法学教育的关系[G]//宫晓冰.各国法律援助理论研究.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9:540.

[4]龙卫球.美国实用法律教育的基础:第4卷第1辑[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213-214.

[5][美]庞德.法律与法学家——法律与法学家在现代宪政政府中的地位——庞德讲词[G]//张文伯, 刁文华, 译.法律之解释与实用.台北:汉林出版社, 1984:422.

中国法律教育改革论文 篇5

一、简答题（每题10分，共40分）

1、、简答题：我国法律制定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法律制定的原则是指立法者在法的制定过程中，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它是立法的指导思想在法的制定过程中的具体化。我国现阶段立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

一、科学性和民主性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

（二）民主性原则

二、稳定性、连续性和适时性相结合原则

三、合宪性和法制统一原则

（一）合宪性原则

（二）法制统一原则

2、简答题：诉讼证据有哪些特征？我国三部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有哪些？

答：诉讼证据分为三个基本特征:

1、客观性，是指一切诉讼证据都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真实情况；

2、关联性，是指民事诉讼证据必须与其所证明的案件事实有内在联系；

3、合法性，是指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和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提供、收集、调查和审查核实。

诉讼证据种类有：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

3、简答题：承担违反合同民事责任的条件与侵权行为民事责任的条件有何不同？

答：首先要明确两种责任的性质是不同的，一种是违约责任，以合同为基础，一种是侵权责任，以发生特定的法定事由为基础。其次，两者存在竞合的情形，就是所谓的责任竞合。第三，违约责任是以违反合同的约定为条件，比如合同约定应当10日履行，而对方到15日还未履行，则你可以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而民事侵权必须以造成损害为条件，比如你把别人的笔记本电脑摔坏了，则侵害了对方的财产权，需要赔偿以弥补对方的损失。第四，违约责任是为了促进社会交易的顺了进行，促进经济的发展，有时非违约方的损失很少，但却可以请求你赔偿约定的大额违约金，以保护交易的安全；侵权责任则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贯彻公平原则，比如别人打烂你的笔记本电脑值8000元，你则不可要求对方赔偿10000元。

4、简答题：根据我国刑法规定，适用缓刑的条件是什么？对于缓刑期间出现的不同情形分别如何处理？

答：适用缓刑的条件:

刑法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

不同情形的处理:

第七十六条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

第七十七条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

二、案例分析题（每题10分，共60分）

1、案例分析题：甲与乙订立了一份合同，约定甲供给乙狐皮围巾200条，总价6万元，但合同没有规定狐皮围巾的质量标准和等级，也未封存样品。甲如期发货，乙验收后支付了货款。后乙因有20条围巾未能售出，便以产品质量不合格为由，向法院起诉，其诉讼代理人在审理过程中又主张合同无效。问：本合同是否有效？甲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答：合同是经过双方真是的意思表示作出的，并且已经实际履行。所以合同已经生效。合同中未规定质量和等级，乙方已经接受货物并支付了货款，说明双方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甲方不需要承担位违约责任

2、案例分析题：被继承人王明春于2005年去世，其妻先于其死亡。王明春有子王繁学、王繁茂两人，有女王繁丽、王繁梅两人。其长女王繁丽于2004年死亡，留有一子李玉芬、一女李玉玲。现王繁学与王繁茂两人因继承王明春的遗产发生纠纷，王繁学以王繁茂为被告诉诸法院。法院受理此案后，通知王繁梅、李玉芬、李玉玲参加诉讼，王繁梅表示愿意参加诉

讼，但对遗产的划分她既不同意王繁茂的观点，也不同意王繁学的观点。李玉芬表示参加诉讼，李玉玲表示想继承王明春的遗产，但不愿参加诉讼。在此情况下，本案的原告应当是哪些人？

答：本案的原告:王繁学、李玉芬、李玉玲。

本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王繁梅。

原告为：王繁学、李玉芬、李玉玲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4条

3、案例分析题：刘某系某乡女村民，已生育三个女儿，现在又怀上了第四胎。乡村两级干部决心把她作典型处理。于是，在某日一大早便破门而入，将还在睡梦中未来得及穿戴整齐的刘某强行带到村委会教育了一整天，并决定取消其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三好学生”称号。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乡村干部的行为侵犯了刘某作为公民的哪些宪法权利？

此例中乡干部对刘某实行了人身强制措施，侵犯了刘某的人身自由权。

另外，其女儿的“三好学生”称号是学校给予的荣誉，乡村干部没有权利剥夺。答：侵犯了刘某的人身自由权、住宅不受侵犯权和人格尊严权。

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他方法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第三十八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本案中，乡村干部破门而入，在一名妇女未穿戴整齐的情况下将其强行带走，并限制人身自由达一天之久，显然侵犯了刘某的人身自由、人则尊严和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

4、案例分析题：甲请A搬家公司搬家，A公司派B、C、D三人前往。在搬家过程中，B发现甲的掌上电脑遗落在一角，便偷偷藏入自己腰包；C与D在搬运甲最珍贵的一盆兰花时不慎将其折断，为此甲与C、D二人争吵起来，争吵之时不知是谁又将阳台上的另一盆花碰下，砸伤路人E。B、C、D见事已至此便溜之大吉。问：甲和路人E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

答：1.、掌上电脑应由搬家公司和员工乙承担连带责任，如公司赔偿，则之后公司可向乙追偿；

名贵兰花应有搬家公司赔偿，并且之后公司不可向丙丁追偿。

法条依据：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理由：员工在从事职务行为中造成侵权损害，由单位承担责任；员工故意或重大过失，承担连带责任，单位赔偿后可向员工追偿；偷电脑系乙故意，故承担连带责任，花瓶系“不慎”所致，故丙丁不承担连带责任。

2、丙丁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法条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十条 【共同危险行为】 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理由：丙丁共同造成他人损害，不能确定行为人的，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5、案例分析题：被告人张（男，２０岁）与被告人赵（男，１９岁）一起在外游荡，因身上所带钱财所剩无几，便商量去抢劫附近的杂货店。两人用剩余的钱买了两把匕首。晚１０时许，二人手持匕首去敲杂货店的门，店主一边大声说：“深更半夜的，你们干什么？”一边去开门。开开门后，二人见店主身材魁梧，难以对付，扭头就跑，店主急忙追赶，将被告人张抓获。后赵也被逮捕归案。问：被告人的行为属于犯罪预备还是犯罪未遂？

答：是犯罪预备，因为张某和赵某购买匕首及深更半夜去敲杂货店门的行为是为实施犯罪而创造便利条件。这两个行为并不是抢劫行为的构成要件。抢劫行为要实行了暴力，威胁或其他令被害人不能抗拒的方法，当场强行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这里2人并未实施上述行为，故不成立犯罪未遂，而是犯罪预备

6、案例分析题：犯罪嫌疑人严文，犯罪嫌疑人严文，男，21岁。1998年的一天下午，严文驾驶卡车违章高速行使，在超车时，其卡车的尾部将受害人王丹挂起，拖出几十米远，当场死亡。某县公安局立即派侦查员甲、乙、丙等组成侦破小组，对此案进行侦查。严文委托的律师王某未经严文同意，独立提出回避申请。理由是：侦查员甲与被害人王丹是同住一个小区的邻居，关系密切。严文提出要求侦查员乙回避的申请，理由是：乙每次提审时，总是一

脸凶相，说话也恶狠狠的。侦查科科长丁立即停止了甲乙的侦查工作，经审查，对甲的回避申请未予批准，恢复了甲的侦查工作，但批准了对乙的回避申请。而侦查人员丙是犯罪嫌疑人严文的哥哥，丙未自行回避，王丹的法定代理人也未申请其回避，因此，丙自始至终参加了侦查活动。请问：本案诉讼程序中有哪些不当之处？

答：

1、严文的申请回避理由不成立，乙不应该被批准回避

2、侦查科长不应该立即停止侦查工作，因为侦查工作不应因提起回避而停止

中国法律教育改革论文 篇6

关键词：法律激励；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继承

中图分类号： D9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1-141-2

0 引言

中国百年来受到特殊的境遇影响，中国的部分传统文化内容几乎被抛弃，故而在中国法制建设关键时期，需要做好反思和对比，通过重新认识中国的法律文化，认真的做好分析，了解好内容，探讨好发展方向的前提下，继承中国法律文化的精髓，并且摒弃法律文化的不足之处，这不仅能够适应现代科学发展的客观需求，同时也是推进中国法制社会前行的必要途径。

1 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失去

百年前的五四运动，虽然拉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章，但是在狂飙式发展的进程中，却扫荡和打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扫荡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内容。同时与之有联系的旧文化传统，包括与法家、道家等文化内容都受到严重打击，这种打击涉及范围较广，可以说是遭遇了灭顶之灾。另外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很多思想开始逐步融入到中国文化内，因而很多有识之士开始逐步学习和研习西方的文化内容。之后中国就开始经历内战和外敌入侵的民族危机，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在这长达30年间的时间里面，中国一直以来沿用西方的法治治理中国。

1949年以后，一直到1970年这30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在法治方面主要借鉴苏联的管理模式，中国原有的传统文化遭到抛弃，这30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法治废弃程度甚至超越五四运动的程度。中国在进入到80年代以后，迎来改革开放的新发展时期，中国打开国门与西方联系，故而西方的文化开始大举的进入到中国，并且部分欧美学者学成归来，也推崇西方的管理模式与法制制度。受到此背景的影响，法制方面中国开始学习甚至全盘照抄西方的法治体系、法治运行模式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并且这种推行在发展中大行其道，但是学习到的西方法治理念也只是表层理念，很多方面比较肤浅，不能真正的深入其中，并在学术和法制话语体系方面雷同于西方的法学话语系统，这也让中国流传五年前的法律话语权消失。

中国历经500年的发展，在社会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都曾经达到过世界的巅峰，但是中国在发展中故步自封，尤其是晚清后期中国处于封闭的环境内，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不能接轨世界，同时中国一直将自己视为天朝上国，不去了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因而在后期受到列强的欺凌，甚至列强将中国看成东方的美事，大家瓜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经历60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改变中国的国情，并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让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世界领先地位。但是中国在法制状况以及法学话语权改变不多，很多方面依旧为外洋马首是瞻。

如果仔细探究，中国的法律文化真的是一无是处吗？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前后经历数十个朝代，每一个朝代都有其自己的法律和法规约束臣民。故而，中国的法律还是有其研究的必要，由于中国的很多朝代都曾国运绵长，在清朝时期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都曾居于世界的前列。如果就封建法律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法律角度否定中国的社会治理论，显然是戴“有色”眼镜观察问题，虽然封建法律治理有其自身的弊端性，部分法律条例的质量是为了巩固封建集权统治，但是这种统治模式能够流传百年就必然有其优势，所以在运用的过程中，要祛其糟粕，保留精华部分，并将其发扬光大。

2 重视法律激励是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

法律的激励政策重视，不仅是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能让中华文化在发展中有新的闪光点，中国法学界的第一步法律为夏禹发兵时颁布的军令，由于行军打仗无规矩不成方圆，所以为了约束士兵，就需要在出征之前颁布规定条例，通过约束士兵提升效率。其中颁布的军令中有一条“用命，赏于祖”这五个字在中国法律激励中有重要的留存意义。第一，它出现在中国现知的最早法律中，即中国最早的法律就明确的指出激励性法律条款。第二，用命，赏于祖，现实中中国法律中已经有着明确的奖惩条例，但是在奖惩中将赏放到罚的前面，是通过鼓励让士兵有战斗意志。之后的夏在取代商汤的时候，也是通过军律，规定赏罚条例。这些条例的存在，经历中国百年的兴衰，并且体现极为强烈的法律激励思想，这些思想能够出现在法律范畴内，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不仅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激励性措施，同时也要探究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

法律的使用一方面可以做到管理与惩戒，另外一方面是通过奖励，激发人的积极性。通过查阅资料我们获悉，中国古代的大学派都十分看重法律的记录作用，例如在4700年前的中国始祖轩辕黄帝，法律的奖励就曾体现在黄学中，并且在道德经内有很多激励和奖惩性措施。部分学派也在这方面有所涉及，通过详细分析了解到法律激励内容有着较为丰富的内容论述需要详细精辟，同时有着深刻的内容见解，另外要结合国家实践政理。

3 总结中国法律文化，重塑我国法制文化

3.1 把握法制文化与国家法制建设之间的关系

法制文化建设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者之间的关系相辅相成，相互之间存在着区别，虽然两者都隶属于概念形态，但是由于两者都要服务于企业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建设，那么就要树立国家干部的法制形象，在民众有共同价值趋相的同时，让文化培养大力的推行下去，一方面需要依靠法制文化做初期的推进，另外一方面建设要从“以人为本”的角度考虑问题，不仅要强调人的价值理念，更要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和集体性功能，借助于环境的熏陶和管理，通过对纪律手段的认同达到最终的目标认同感，这是形成固有价值观和价值准则的基础，虽然说任何一个人都需要为实现集体目标而努力奋斗，但是受到法制文化和文化的有机结合。

3.2 法制文化建设需要务实

法制文化建設的同时需要贴合实际状况，其中可以界定“法制文化”的范围，很多国家法制文化的开展非常机械，将所有的相关内容都规定在法制文化的范围内， 由此需要将法制文化要规定在特定范围内，不要肆意的扩大其范围，甚至给寻常的党建工作都扣上法制文化的“大帽子”。有时法制文化建设推行中，更注重表象推进，将法制文化看成是视觉环境的冲击范围，通过建立法制从业标牌，提升法制建设的要素。虽然这些做法非常重要，能够客观和真实的反应出企业的正常价值需求，并通过经营哲学和行为方式，利用法制文化的导向性行为，但是如果在使用中将形式化看成实行的要点，那么很多问题将有待商榷。

3.3 完善法制文化建设

当前传统文化建设受到不同程度的缺陷影响，主要的表现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为表象，第一要求在道德结构建设中做好结合；第二需要忽略法制文化建设；第三要从从业环境角度考虑问题，划分好亲疏。当前文化法制活动的开展，由于参与的主体多为群众，所以能够表现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集中在，本身不掌握权力的人反而要积极的参与法制文化建设，但是真正从事这方面工作人没有参与到法制文化建设中，并且法制文化建设不能从思想以及行为上面对这部分人产生影响。法制文化建设，主要是通过生动活泼的文化形式反映出廉政建设这一重大议题，引导人们从思想上认识法制文化，了解内部激励政策将有助于人的发展。

4 结语

政治家如若想要通过法律的激励手段治理国家，想要法学界总结相关的立法静养，通过鼓励，认真的做好总结，客观合理的认识中华民族的法律文化，同时也要正视法律文化的精髓所在，在传承传统的前提下，做好智慧与文化的积淀工作，总结出封建法制文化中能够借鉴的部分，不要全部抛弃和一棍子打死。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好理性的分析以及研究，通过掌握中外文化内容，了解精华所在，糟糠所在，最终目的是持续稳健的改善中国的法制建设历程。

参 考 文 献

[1] 倪正茂.从法律激励看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继承[J]法学，2011（14）：12-45.

[2] 冯青来，从立法技术到治理理念——中国语境下法律激励理论的转向[J].基础教育，2011（02）：13-46.

[3] 汤善鹏.比较法与法律文化——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J].金陵法律评论，2014（01）：13-46.

中国法律教育改革论文 篇7

关键词：教育中介组织,法律地位,社会行政

一、引论

“教育中介组织”最早可追溯到“缓冲组织 (buffer organizations) ” (1) , 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有着悠久历史 (如英国1919年成立的大学拨款委员会) 。二战以后, 西方国家教育民主化浪潮不断高涨, 教育质量问题成为公众焦点;政府却面临财政危机、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各国政府纷纷要求发挥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由其负担某些教育责任。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教育中介组织作为参与教育管理和质量保障的社会力量, 不断发展壮大, “是‘促进梦想照进现实’的重要工具” (2) 。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有效转型” (3) , 政府职能转变与高校办学自主权逐步落实, 教育中介组织应运而生。其职能在相关政策法律中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 “为了保证政府职能的转变, 使重大决策经过科学的研究与论证, 要建立健全社会中介组织, 包括教育咨询决策研究机构、高等学校设置和学位评议与咨询机构、教育评估机构、教育考试机构、资格证书机构, 发挥社会各界参与教育决策与管理的作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肯定了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中介机构在诸如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办学水平评估、人力资源预测和就业指导等管理服务领域可以发挥作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 强调深化改革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 重申“四个分开”的要求, “即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明确提出, “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可见, 中国政府职能在进一步转变, 教育管理的社会化日趋明显, 教育决策民主化进程日益受到重视, 却“缺乏法律强制力” (4) 。教育中介组织的建立与规范化建设也成为重大现实问题。目前, 理论界对教育中介组织的类型与功能等展开研究, 但其法律地位定性是基本研究前提, 亟待迅速澄清。

二、中国教育中介组织的实然状态:模糊的法律地位

经过长期发展, 西方国家教育中介组织的法律地位相对明确, 主要有半官方型、民间组织型和学术组织型等三种 (5) 。半官方型是亲政府的, 学术型是亲学校的, 民间型则介于两者之间。

传统的政府与学校是行政隶属关系, 学校受政府支配和管理。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转型, 学校拥有法人地位。为了使学校能自主自律, 不受政府过多干预, 减少政府与学校的摩擦, 教育中介组织成为协调于政府和学校的机构。但由于中国教育中介机制是借鉴品, 就其发生而言不同于西方。西方教育中介机构是自发形成的自下而上的组织, 中国的教育中介机构则是由政府刻意推动的自上而下的组织。目前主要是半官方型机构, 法律地位模糊、权利义务不明确。政府通常做法是, 既然要求将一部分功能转移给社会机构, 那就把以前的某部门划分出去, 成立新的社会组织, 有时也作为机构改革人员分流的渠道。这些组织机构一不是行政机关, 却与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权力义务来自附属机关的随意指命;二不是社会团体, 它们没有独立财产权, 没有独立诉讼地位。作为教育领域的另一方主体——校方, 也更愿意接受政府管理, 怀疑教育中介机构的行为能力, 担心其成为新的官僚机构。对于社会大众, 教育中介机构的半官方性质使其远离民众, 缺乏广泛认知效应, 其公信力一直备受否定。中国教育中介组织的官方色彩在不断磨合, 使其发展不尽如人意。

纵观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历程, 可以发现至少两点趋势:一是它的代表面大为扩展, 经济、科技、行会等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二是它在参与教育事务的范围及作用发挥方面亦同时扩展, 涉及国家的重大教育决策、高等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教育经费分配政策、学校课程设置、教育考试和鉴定、教育质量评估、学校内部的管理等许多内容 (6) 。通过教育中介组织的参与, 可以大为加强社会对教育问题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在更大程度和范围内推动教育和社会、经济、科技等方面的联系和结合。发达国家在加强对教育立法监督和宏观控制的同时, 还通过其行使政府行政无法行使或行使不力的职能。由于政府在微观管理方面, 特别是对许多专业性强的教育管理内容难以控制和发挥作用, 法律也往往限制政府干预学校内部事务。多数发达国家都把诸如学校专业和课程评估、师资水平鉴定、证书和资格认可等服务性职能交由教育中介组织承担。即教育中介组织在反映社会对教育的要求方面, 起到扩大社会参与和民主的、政治的促进作用。

三、中国教育中介组织的应然状态:独立的法律地位

结合中国政府转变职能和教育体制创新发展的时代背景, 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如欲达到预期目标和效果, 应当确立教育中介组织独立的主体地位, “提高教学效率、减少资源投入……推动教育信息化、产业化与现代化” (7) 。

1. 教育中介组织应当成为社会行政性质的教育行政主体

中介组织是在国家与社会分化及公民社会组织不断壮大的背景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在教育领域就表现为社会行政性质的教育中介组织。社会行政组织的标志性特点是在组织系统、行政职能等方面与国家行政相分离, 保持法律独立性, 自负其责地进行管理活动。即在国家的眼皮底下实行自治行政, 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履行概括的或法律规定的公共事务, 只接受国家法律监督, 而不接受专业监督。社会行政性质的教育中介组织成为教育行政主体的新型组织形式, 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教育中介组织拥有的行政权力, 主要来源于以下方式 (8) :一是因接受委托而获得行政权, 二是被法律法规授予行政权;三是通过自治规章获得行政权。此类组织是依照一定的法律、法规、规章或根据政府委托, 遵循独立、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 在专门领域里从事法律法规允许的活动。对于教育中介组织, 国家行政机关只负责监督, 不得干预, 社会公众也负有监督义务。

2. 教育中介组织应当成为独立的法人组织

中国教育中介组织的合法成立必须经过核准和登记, 即由教育主管部门核准同意, 再到民政部门审批登记, 实行的是“双重审查许可制”。这种许可制过于严格且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管理思维模式。正常的逻辑顺序应当是先有相关专业性的教育中介组织, 然后政府根据现实所需, 下放权力选择并给予相应的教育中介组织去管理公共教育事务, 而不是等政府放权, 再临时成立所谓的中介组织来承担相应职责, 当然, 出于历史原因, 中国目前现有的教育中介组织是从原有的教育行政机构中剥离出来的, 是转型期产物。从长远看, 这种审查许可制不符合教育中介组织良性和谐的历史发展趋势。

教育中介组织应当与其他市场经济主体一样, 只需发起者和组织者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 确立组织宗旨, 设立必须的组织机构, 有足够的保证组织运转的人员和经费, 就可申请登记。登记主管机关依法核准就可以使教育中介组织拥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对内独立行使管理权, 对外独立承担责任。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将专业性很强的事务授权给某教育中介组织执行和管理, 其接受委托后依法行使管理权, 但这种权力的授予并非固定不变, 政府负有监督义务, 一旦发现此组织不能胜任工作, 或有渎职、贪污、腐败等不良行径时, 可以收回权力授予, 并给予相应惩处。没有得到行政授权的教育中介组织照常有自己的工作范畴, 可以在为政府和社会提供各种教育服务中生存和发展, 取得良好口碑, 获得官方及民众认可, 成为教育事业中的重要主体。具体的制度模式还有待探索和立法确认。

注释

11伯顿·R·克拉克.王承绪, 译.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59.

22陈芳.大数据服务提供者的类型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 2015 (34) .

33蒋洁.中欧高校本科课程调整的比较研究[J].教学研究, 2014 (11) .

44许颖.云计算环境下临时复制的法律性质及立法完善[J].中国集体经济, 2015 (34) .

55周光礼.论教育中介组织的法律地位[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06 (5) .

66金东海.发达国家教育中介组织及其借鉴意义[J].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5 (11) .

77蒋洁.教育信息云储流的利弊分析及对策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 2014 (10) .

中国法律教育改革论文 篇8

一、中国房产税法律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1. 房地产行业自身问题

房地产行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这就是我国政府一直限制住宅建设的融资渠道和其他方法来刺激商业发展的结果。我国居民有个传统的想法, 便是安家, 他们穷尽一生只是为了在这个城市拥有一套自己的房产, 但是房地产行业的现状, 使得他们将大部分积蓄花费在房产中, 对我国国民经济机构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同时也增加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性。商品房价格随着土地出让金的上涨而飙升。对于房地产的调控一直是政府部门的重大任务, 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宏观调控手段, 但是收效甚微。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是我国《宪法》规定的, 为了使自己业绩好看, 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 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提高土地出让金来增加自己的财政收入, 因此也带动了房价的上涨, 同时我国政府对于房地产行业长期的不规范监管, 使得房地产市场问题连连, 也干扰了市场经济, 因此政府部门应该采取积极措施。

2. 投资者和投机者投资热度决定了改革的必要性

各地采取限购令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房价的上涨, 但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投资者还是会通过其他方法来购买房产, 导致房产更是上涨。限购令的出台是为了遏制那些将房产作为投资项目的人, 保障当地居民和无房居民的一项民生计划。但是从长远来看, 我国居民对住房有着巨大的需求, 同时限购令不能根本解决我国房地产行业的问题, 换言之, 一些投资客可以采取一些投机的方法来购买房产, 限购令对于他们形同虚设。而且限购令不是长期解决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的问题, 所以改革势在必行。

二、我国房产税收法律制度面临的困境

1. 立法层次低下

从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 关于房产税收的立法主要是由行政部门起草、颁布的, 因此导致立法较分散、层次较低, 全国人大对于房产税收方面的法律是一片空白, 而且对于征税方面规定的不具体, 存在很多漏洞, 这使得很多房地产开发企业有机可乘。

2. 征税范围狭窄

“经营性用房”被定义为我国房产税的征税范围, 主要包括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 把广大农村的一些应税对象排除在外, 还把行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房屋, 财政拨付事业费的机构、个人居住用房等房产列为免税对象。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 人们观念的变化, 认为房产不再是自己一直固守的原来的房子, 生活水平的提高, 个人对于房产的投资也比较热衷, 因此很多人拥有多套住房, 而将个人居住用房列为免税对象, 加剧了住房投资和投机。

3. 计税依据不科学, 税率设计不合理

根据《房产税暂行条例》的规定, 从价计征和从租计征是房产税征收采取的两种方式。从价计征方式, 是依据房产的原值, 但是房产原值与实际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存在差异, 近年来, 房地产行业的高歌猛进, 导致房产价格一路上升, 因此房产的实际价格也远远高于房产的原值, 而房产税无法随着房产的增值而增加, 因此不能有效的发挥房产税调控的功能。从租计征方式是根据房屋的租金, 而房屋的租金一般是根据租赁市场的行情予以确认房产税的。我国现行的房产税采取的是统一的税率, 由于我国地域广阔, 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一致, 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居民人均收入不均等, 我国采取统一的税率就造成了税负不公平。

4. 房地产税收的配套措施不够完善

目前, 我国房产税法律制度缺乏健全的法规和严密的财产登记制度和评估制度。首先我国缺少权威性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房地产评估制度的不健全导致房地产交易只能以实际成交价格为依据。房产评估机构制度的不完善以及缺乏风险识别和控制的意识, 同时市场竞争也不激烈, 导致了不动产评估存在一些缺陷, 影响了税基的正确核定和税收政策的恰当执行。缺乏财产登记制度致使征管资料信息来源不畅, 导致税收征收困难, 并且可能导致大量的税源流失, 使税收不能起到真正的杠杆作用, 严重影响我国的税收征收。

三、完善我国房产税法律制度改革的建议

房产税是我国一个具有收入增长潜力的税收种类, 房产税制度自身体现阻碍了房地产税收收入。事实上, 这已经初步介绍了我国房产税制改革已经提上日程, 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了。我国对于房产税的相关规定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由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陈旧落后的规定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了, 之前制定的规章制度已经无法很好地调控当前形势下的房地产市场。其应发挥的作用也没有得到该有的效果, 导致地方财政收入陷入尴尬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经济。所以, 房产税法律制度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1. 立法方面

首先, 完善相应的房地产税收行政法规, 使其形成一套体系的行政法规, 对房地产税的征收能更加具体和全面。其次提高立法层次, 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颁布房地产税收方面的法律, 与之前的行政法规相互配套, 是房地产税能在一个全面完善良好的法律环境下开展。对于新制定的法律, 可以授权省级政府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细则, 采取相应的征收措施和法律监管。

2. 扩大房产税征税范围

房产税的征收范围应该包括一切符合房产特征的建筑物,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一些农民已经转换成“市民”的身份, 但大多数仍然没有离开自己原有的生活领域, 真正进入城市生活, 现在很多农村发展迅速, 已经跟上城市的脚步, 但是由于土地还是农村集体所有制, 他们在自己宅基地上建造房子, 来进行买卖, 这就是所谓的小产权房, 但是这部分房我国没有对其征收房产税, 因此对于此类房屋的征税的问题已被人们热切关注。这种房屋被用于买卖, 已经符合了房产税征税对象的条件, 因此应将此类农村房产纳入征税范围, 扩大房产税征收范围, 但对于农村农用房产等特殊情况可以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3. 完善计税依据

对于房产税的计税依据可以采取单一的计税依据, 主要采取从价计税, 不要按照房屋的原值进行计价, 应该有专门的评估机构, 结合当时的环境, 对房屋做出一个专业的评估报告, 根据评估报告的上房屋的价值进行计税, 这样可以达到税制的公平。权威性的评估机构, 可以根据各地居民的工资收入, 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来评估房产价值, 这样可以避免我们上文提到的———房屋价值的上涨而税收不变, 这样可以保证税收的稳定, 同时也能保证我国财政收入的稳定。

4. 合理确定房产税税率

单一、固定的比例税率是现在房产税采取的基本形式, 是由我国统一制定并在全国统一实施的, 区域、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差异以及房屋用途等因素并没有考虑其中。房产税的征收是相对独立的, 由于各个地区存在的差异性, 是的房产税也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所以在统一基本房产税收政策的前提下, 可以下放部分税政管理权限。因此, 房产税改革应根据各地房地产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税率的制定应由中央统一立法, 规定幅度税率。各地政府可依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按照房产的地理位置和实际用途, 确定不同的房产税税率, 这样有利于房产税的税负公平。

5. 完善配套制度与对策

(1) 完善产权登记制度

首先, 完善的地籍和房屋产权管理的资料是房地产税收的必要条件。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建议产权登记信息平台, 辅以相应的制度, 将所有房地产的权属, 面积等录入平台, 形成完整的体系, 使税务部门能更好更快的查询相关的房产信息, 使其更便捷的征收房产税, 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从根本上能节省执法成本。同时, 建立产权登记制度, 能使大家的产权更加透明, 是房产管理部门能更好的管理房产, 能从一定程度上调控房地产。

(2) 建立房地产评估制度体系

高标准, 统一的房地产评估制度是为房地产税收提供重要的保障, 因此我国需要建立一套权威性, 高标准的房地产评估体系, 根据当时的环境, 更加准确的评估房地产, 为征收税收提供更便捷, 更准确的方向。而且在地方税务部门中应该培养一部分专业的房产税收人员, 使其对房地产税收有更加准确的判断, 更好的完善房地产税收环境。

(3) 下放房地产税收管理权限

我国的房地产处于一个不平均, 不稳定的状态, 各个地方对房地产的需求也不同, 因此我们可以将房产税收的管理权限下放到地方, 授予地方政府调整税目税率、税收减免优惠、征收管理办法等方面的权力, 以有利于各地因地制宜、灵活处理税收问题, 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4) 建立税收信息平台, 完善税收征管

建立房产税收信息平台, 是房产税征收的必然趋势, 因此需要税务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联系合作。平台的建立可以对整个税收动态进行全面掌控, 全面掌握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涉税资料, 建立电子档案加大增强税收稽查和惩治力度, 优化税收环境。

房产税的改革是势在必行, 但是可能过程比较漫长, 对于房产税的推行只能从几个试点城市再扩展到全国范围内的积极实施, 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们对于房产税调控房产市场也寄予厚望, 希望不再像限购令这样短期性的, 能够对房产市场起到真正的宏观调控作用, 使我们的房产能健康发展, 同时房产税在未来的改革需要结合当时的国情, 完善一套符合当时的政策。

参考文献

[1]吴迪.“我国房产税法律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长安大学硕士论文, 2012年5月25日.

[2]韩雪.“我国房地产税制的现状、问题及改革建议”.特区经济, 2010年6月.

[3]王越.“我国房地产税制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现代经济信息, 2010年11期.

[4]徐健.“关于完善我国房地产税制的思考”.山东财政学院学报, 2004年3月.

[5]钱凯.“我国房地产税制改革问题研究综述”.经济研究参考, 2005年1月.

[6]何红, 王维宏.“论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沈阳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年4月.

[7]李如意, 张光彤.“对现行房产税计税依据进行改革的思考”.天津经济, 2006年第1期.

[8]张婉苏.“房产税税制改革再思考”.苏州大学学报, 2011年第5期.

[9]刘素荣.“关于我国房产税改革的思考”.财会研究, 2010年第11期.

[10]韩雪:“我国房地产税税制的改革和完善”.中国乡镇企业会计, 2012年4期.

中国法律教育改革论文 篇9

一、中国现行金融监管法律体制与存在问题

1.三足鼎立的监管格局。1993年底, 国务院出台的《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了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 1995年又陆续公布《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 确定了分业经营体制。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 分业监管的体制步伐加快。1998年保监会成立, 同时证券机构监管业务由央行划转到证监会, 2003年银监会成立, 承接了央行对银行业和信托业的监管职能。至此, 三足鼎立的分业监管格局形成。2003年9月18日, 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召开第一次监管联席会议, 通过《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 (以下简称《备忘录》) 。

2.中国监管法律体制的弊端。以机构划分的多头分业监管不可避免地存在监管竞争和监管真空, 有明显的不足: (1) 部门与地方行政干预严重。中国属于中央集权国家, 为单级监管模式, 银监会与央行实行大区行相比, 其派出机构的设立仍然按行政区域划分, 并且在省级派出机构行政级别上与央行大区行相同, 久而久之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因此, 在GDP政绩时代, 部门或地方政府行政干预金融机构 (主要是银行) 自主经营的现象广泛存在, 面对大量不良贷款, 金融监管机构或怕“结仇”或怕“露丑”, 在庞大的“人情网”和“关系网”束缚下, 往往采取“捂盖子”的方式。 (2) 功能性监管缺失。中国金融监管虽严格按监管对象性质或监管市场进行划分, 但并没有树立功能性监管的理念, 监管机构内部设置上亦同。以银监会为例, 下设银行监管一、二、三部、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部、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 分别负责国有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产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以及外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农村和城市存款类合作金融机构的监管。 (3) 联席会议制度不合理。三足鼎立的监管模式, 从参加主体看, “三会”均为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单位, 各自独立, 即使建立了三方联席监管会议制度同样存在很大的缺陷。“三会”是平级部门, 一旦监管理念出现差异, 就陷入“谁也不听谁”的僵局, 会议不具备决策职能, 也无法使各方统一意见, 往往各自以部门利益为导向, 使协作监管落空。

二、中国金融监管法律体制改变的现实需求

1.分业界限早被逾越。虽然中国法律对于金融业分业经营做了明确规定, 但从实务层面看, 分业经营的界限已被悄然逾越。主要表现在:其一, 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均可进入全国银行同业拆借市场, 通过参与资金拆入与拆出, 调节短期资金余缺; (1) 其二, 银行与券商之间的合作不断展开。以股票质押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 各金融资产治理公司从事债转股等业务, 银证在证券资金法人结算、银行转账、资金拆借、债券业务、资产抵押贷款、资产治理、基金托管等方面全面合作;其三, 1999年经国务院批准保险公司资金可以通过投资基金进入证券市场, 近年来进入证券市场的保险资金不断扩大, 投资对象也不断放宽, 可直接投资债券和股票, 并且通过保险QDII进军国外证券市场;其四, 银保合作, 银行代理人寿保险业务, 保险公司通过银行的窗口推广保险合约。

2.大量金融创新产品的冲击。随着金融创新, 各种新型金融产品不断出现, 如基金公司推出的货币市场基金和银行推出的投资理财计划都极大地冲击着分业经营体制。此外, 股指期货的推出更是对分业经营的一次巨大的冲击。

3.金融集团纷纷建立。加入WTO时承诺, 2006年起中国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 进入的外资金融机构多为金融控股公司, 实行混业经营, 典型如荷兰国际集团 (ING) 。中国本土的中信集团和光大集团也早已成为横跨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的金融帝国。2009年后大型商业银行全面进军证券保险。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北京银行成为首批试点的4家银行, 并且四大国有银行通过对口的资产管理公司取得相应的券商牌照。其时, 中国分业经营已名存实亡。

三、金融监管法律体制改革路径

金融危机时, 强化监管, 主张集权的声音充斥, 成立金融大部的呼声此起彼伏。2008年“两会”期间, 国务院机构改革成为热点之一。然而从大部制最后的方案来看却是雷声大雨点小, 机构数仅从28个变为27个, 且能源大部改革缓行, 可看出在利益集团影响下, 政府机构改革举步维艰。金融领域有“一行三会”四个正部级机构, 且四大机构的分支机构和人员编制数目巨大, 组建金融大部比能源大部任务更为艰巨。即使金融大部成为日后金融监管主流的趋势, 但此时, 在中国谈组建金融大部是不切实际的,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只能寄望于现有的“一行三会”和三方联席体制的调整完善, 再伺机过渡到金融大部。

(一) 法规先行

三方联席会议制度是以《备忘录》的形式确定下来的, 而《备忘录》并非法律法规, 不具备约束能力。中国金融监管领域存在选择性执法的难题, 对于毫无法律效力的《备忘录》, 其同样有可能受到选择性执行甚至虚置。因此, 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备忘录》进行确认是必要的。

(二) 完善制度

1. 组建有明确法律权限、有实体组织的协调机构。

在对金融集团的监管上, 《备忘录》规定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 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 归属相应监管机构, 对金融控股公司内相关机构、业务监管, 按照业务性质实施分业监管。但这样划分并不合理, 金融控股公司本身可能仅对集团子公司进行行政管理, 并不经营具体业务;且主次经营业务划分按何标准, 又是哪个机构对主次业务进行划分, 主次业务一旦发生变化又如何处理等都是问题。一直以来, 央行仅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席会议, 既无提案权, 也无表决权和否决权。“维持金融稳定”的央行却被排除在联席会议之外, 这无异于割裂了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的联系, 没有央行实际介入, 联席会议必定无法起到有效作用。联席会议应设立常设机构, 其意义最重要在于赋予常设机构所在的监管机构“主协调人”的身份, 明晰“主协调人”有利于联席会议的举行和相关共识的落实, 不仅如此, 设立常设机构有利于信息平台的建立, 统一信息收集标准, 防止信息多重收集, 畅通“三会”之间的信息交流, 而且《备忘录》规定“联席会议纪要需报国务院审批后执行”、“可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或其他部委参加”, (1) 设立常设机构更有利于完成上述工作。

2. 确立功能性监管总协调人。

功能性监管需要总协调人, 最适宜担此重任为中国人民银行。主要理由如下:从历史看, 中国人民银行曾经是中国唯一金融监管机构, “三会”的监管权力均由此剥离, 央行对于金融监管全局把握更具优势;从对比看, “三会”在金融监管中, 难免受部门利益影响, 不具央行超然的地位;从效率看, 央行负责制定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良好运行离不开金融相关信息收集的完整、及时, 对于信息收集最有激励效果的是央行。在现实中, 央行采取大区行制, 但其分支机构仍然遍布全国, 比起“三会”覆盖面更广。因此, 有央行负责信息平台工作最适宜;从法的层面看, 维持金融稳定是《人民银行法》规定央行的法定职责。在2008年国务院对于央行职责的规定中, 央行“负责会同金融监管部门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标准、规范, 负责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监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功能监管理念。因此, 应当将金融监管联席会议的常设机构设于央行, 由央行选定所需人员并负责技术保障。 (2)

3. 明确并坚决履行常设机构的主要职能。

应包括:一是负责召开金融监管联席会议的筹备, 并对共识进行落实;二是负责金融集团登记备案, 并负责对集团母公司的监管, 对于集团公司不仅应审核其独立财务报表, 也应执行并表监管;三是对创新金融产品进行建档;四是经授权可执行“一行三会”的部分执法权;五是信息平台的建立和维护, 信息收集、整理、归纳。

联席会议制度, 参加主体应扩为“一行三会”负责人, 联席会议首先, 应当由负责金融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牵头, 方能保证决策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其次, 三方联席会议的权力应当法定, 并且赋予联席会议决议的强制执行力;再次, 也是最为重要的是, 为及时处理可能危害金融安全的紧急事件, 应当赋予三方联席会议可授权常设机构集中行使“一行三会”执行金融监管的权力。最后, 建立问责机制, 对于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的违规行为进行问责。

在这后危机时代, 随着金融创新大潮日渐汹涌及金融业日新月异, 金融监管改革迫在眉睫之际, 目前, 修葺、完善既有的联席会议制度, 是当务之急, 而后才能涉及其余。面对着金融危机前后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变化, 我们不仅应学习其先进的金融监管制度设计, 更应充分考虑中国实际树立务实的改革理念以利切实有效推动金融监管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韩龙.美国金融危机的金融法根源——以审慎规制和监管为中心[J].法商研究, 2009, (2) .

中国法律教育改革论文 篇10

文章用极为简洁的文字论述了依法治教在教育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 强调任何一项教育改革都是以课程改革为着眼点, 而教育法规在课程改革中起着保证作用。作者认为, 各国的教育基本法律基本上规定了教育方针或教育宗旨与教育目的。教育方针是国家在教育方面的行动准则, 而教育方针只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才能更有效地指引教育活动。各国的课程改革是依据教育方针的目标来进行的。为了实现教育方针与教育基本法的规定, 各国还制定了不同层次的具体教育法规, 以此来规范课程改革中实施的具体教育行为。

为了证明这个基本观点, 作者列举并深入分析了日本1955年制订的《经济自立五年计划》, 1957年制订的《新长期计划》及《工业教育振兴法》, 以保证课程改革与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协调适应。同一时期, 也就是1958年, 美国颁布了《国防教育法》, 进行了多次的教育改革, 促进了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 从而增强了基本国力。其实, 这些史实我们并不陌生, 作者在分析这些史实的时候, 尤其强调了日美两国在制定了教育基本法之后, 根据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相继制定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可操作的具体法规。作者认为, 只有总的目标法规, 而没有具体的教育法规, 课程改革的实施就难以把握。反之, 只有具体的教育法规, 而没有总的指导目标法规, 由于不同主体理解程度的差异, 可能会在实施过程中背离教育改革的宗旨。这个论断体现出作者的思考十分深刻、理性。

我们会不由想到目前所进行的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尽管我们的学生都使用了新教材, 开设了新课程, 教师在探索新的课堂教学模式, 努力构建新的师生关系, 也在尝试进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但普遍存在着貌合神离的现象, 农村学校尤为明显。如, 文理过早分班, 选修课变成了必修课;走班制只是理论, 校本课成了摆设和装饰品, 成了应付检查的工具。这无疑使得校长和老师都陷入了困境。分析其原因, 确有三方面的实际困难:一是思想上的顾虑, 从领导到老师以及家长, 都怕完全按照新课程标准走影响学生的考试成绩, 而且实验区也确有吃亏的实例。宁夏是首先试点的省区之一, 他们在起步时也是顾虑重重, 有的重点中学采取激进的态度, 也确实体验了新课改与新的高考制度相脱节之苦, 所以, 第二年各学校就都持保守的态度, 所谓雷声大雨点小。二是硬件条件不足, 我省县城以下的学校普遍存在校舍不足, 无法实施走班制。实验设备缺少, 有些选修课无法开设。如果到县镇级的普通学校看看的话, 恐怕连正常的教学都难以支撑。很明显, 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三是师资缺乏, 如各校的通用技术课师资基本是就地取材, 难以胜任教学, 教师自己也觉得力不从心。无疑这些问题都在影响着新课改实施的步伐和质量。综合起来看, 我们的课程改革还缺少地方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支持。给我们的感觉是, 这场新课改只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内部的事, 自己的梦自己圆。我们再深入思考一下的话, 不难想到, 地方政府不够重视的原因是缺少相应有力的法律法规制约。如果各级政府都像抓招商引资那样和政绩晋升联系在一起的话, 课程改革工作一定会出现理想的局面。

《教育法规在课程改革中的保证作用》一文的作者并没有直接作出这样的分析, 但她对日本、苏联和美国对课程改革作出的投入列出了具体数据, 如20世纪70年代日本中小学教师的工资超出一般公务员的16%, 苏联在国家预算中每年拨款110亿卢布用于提高教师的工资, 并投入巨资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 而这些做法是在相应的法律法规的保证下进行的。美国的《国防教育法》就明确规定, 每年拨款7 000亿美元, 为学校购置教学设备, 保证课程改革的顺利进行。文章作者明确指出, 无论是教育人员保护法、还是教学设备等法规的实施, 都离不开教育经费法律的保障, 所以, 保障课程改革能否顺利进行, 最重要、最关键的教育法律是教育经费法。至此, 作者虽然没有对我国课程改革的现状及困境进行分析, 我们也深知其良苦用心和内心的忧患意识以及对我们目前进行的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期待。我们都盼望更为有力、具体的教育法律法规出台, 来保证、规范我国基础教育所进行的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复兴的新课程改革。我想, 这也正是《教育法规在课程改革中的作用》一文的写作目的和现实意义。

摘要：《教育法规在课程改革中的保证作用》论述了依法治教在教育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 强调任何一项教育改革都是以课程改革为着眼点, 而教育法规在课程改革中起着保证作用。无论是教育人员保护法、还是教学设备等法规的实施, 都离不开教育经费法律的保障, 所以, 保障课程改革能否顺利进行, 最重要、最关键的教育法律是教育经费法。作者虽然没有对我国课程改革的现状及困境进行分析, 我们也深知其良苦用心和内心的忧患意识以及对我们目前进行的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期待。我们盼望更为有力、具体的教育法律法规出台, 来保证、规范我国基础教育所进行的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复兴的新课程改革。

中国地方旅游法律环境分析 篇11

摘要:中国地方旅游法律是旅游法律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决定了地方旅游的发展方向。本文研究分析中国地方旅游法律文件效力发挥、各地旅游立法、旅游执法的忽视、地方旅游法规的滞后性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给出建议推动旅游法规发展。

关键词:地方旅游;法律环境;立法体系

一、地方旅游管理条例基本情况

地方旅游管理条例是指省级人大常委会或人大通过和颁布的、目前仍在使用的地方性旅游法规，是地方旅游法律体系中的“宪法”，起到重要的统领作用，也是地方旅游法律环境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其颁布与否、颁布时间、主要内容的规定、修订状况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旅游业发展及旅游法律环境的成熟程度。

二、地方旅游法律体系现状分析

1.框架构成有一定出入。就旅游法律体系主体框架而言，各地基本形成，不同地区旅游法律体系框架的丰富程度有比较大的出入。地方旅游管理条例出台，并不意味着地方旅游法律体系的完善。在我国，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法律体系都不够完善，地方旅游立法在旅游业许多相关领域仍是盲点。从旅游业发展起步的时间和速度的角度分析，越是起步早、发展快的地区，旅游法律体系越是完善;相反旅游业后发展地区，尽管旅游业发展速度较快，但相应的法律法规没有及时制定，旅游法律体系存在较大缺欠，这也是旅游业后发展地区存在的较为普遍的现象。

2.旅游资源类法规比较丰富。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各地旅游法律体系均就各类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保护等问题，制定了相关法规或政策性文件，形成一定的规模、体系。首先，在各地旅游法律体系中，旅游资源保护类法规文件的类别、数量与地方旅游资源特色优势基本吻合，也反映了地方旅游法律体系的差异。其次，各地区旅游资源类法规颁布的时间较早，足见各地对旅游资源开发、保护及管理的重视程度。其中一些地方在该立法领域还有所突破。

3.法规颁布、实施的时间存在明显的时间差，直接反映了各地旅游法律体系的成熟状况。法律滞后是不容回避的客观存在，但滞后的程度却会大大影响其作用的发挥。这也意味着一些省份虽然旅游法规文件绝大部分颁布于2000年以前，但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客观实际面前，也会存在滞后的问题，在内容方面需要不断修订、补充和完善。

三、对地方旅游法律环境的认识通过大量的考察和对地方旅游法律环境的比较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地方旅游法律环境成熟度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与各地旅游业起步的时间、各地宏观经济社会、人文环境背景等的不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各地旅游法律体系完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其次，从各地旅游法律体系内容本身比较也存在着差异。然而研究结果表明，目前这种内容上的差异性并不明显，各地旅游业发展的特色优势没有得到很好地彰显。因此对于地方旅游法律体系的差异性必须辨证地看待，形式上的差异将会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法律环境的逐渐成熟趋于弱化；而内容上的差异则是客观必然，应作为地方旅游立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和地方旅游法律体系评价的一个主要内容。

2.地方旅游法律效力的发挥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这是许多地方旅游法律体系存在的较为明显的共性问题。一些旅游业起步早、发展快的地区，因旅游立法时间早，有一定立法经验，许多法规条例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适用、修订，逐步完成了由效力层次较低的政策性文件向效力层次较高的法规性文件的过渡。而一些旅游业后发展地区，旅游法律体系中旅游政策性文件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就法律效力而言，立法起点低，将直接影响其作用的发挥和在行业领域内调整的力度及其权威性。这一转变过程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3.地方旅游立法、旅游执法透明度不够。透明度原则是《服务贸易总协议》中的基本原则。在我国无论是地方旅游立法，还是旅游执法，对旅游企业、旅游者而言，其透明度都远远不够。虽然这一现状与目前我国非制度化的政务公开的形式和尺度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旅游活动中更多的是涉及旅游活动参加者的权利、义务、责任等问题，“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指南，如果不为人知而且无法为人所知，那么就会变成为空话”。因此，必须加大地方旅游立法和执法的透明度，推进规范的网上政务公开和信息发布，健全公开透明的旅游公众信息服务渠道。

4.地方旅游法律严重滞后。旅游业由于旅游活动参加者之间各种经济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交叉性，旅游产品有别于普通商品的特殊性以及行业管理的多样性等原因，造成制定旅游法律法规的各种因素常常呈现出活跃和不断变化的状态，这使得旅游法律滞后性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地方旅游业发展实践来看，这种法律本身的滞后性又会因各种主、客观原因而被加强，导致更多地方旅游法规效力、调整规范的力度减弱。因此，作为地方旅游立法机构和相关部门，应根据旅游业本身动态性和不稳定发展的特性，适时制定新的地方旅游法规、条例，修订、完善以往的旅游法规、条例，从较大的程度上克服法律的滞后性。没有必要因固守“法律的滞后性”而付出不必要的“稳定性”代价。

我国旅游业发展仅有20几年的时间，在地方旅游法律环境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对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我们也必须正视其中存在的各种间题，端正认识，寻求解决的对策和途径，以便更大限度地发挥地方旅游法规的规范和调整作用。

参考文献：

[1]韩玉灵:浅析我国旅游立法.法学杂志.2006.8.

[2]伍 鹏:完善旅游立法 健全旅游法制.思想战线.2002.2.

中国法律教育改革论文 篇12

要想深入分析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管理的现状并提出有关可行的建议,就必须区分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管理行为的性质。

随着《社会保险法》颁布,我国已将原先法律中所规定的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工作机构”改变为“提供社会保险服务”的机构。这表明,经办机构这一角色的扮演者已经不单单是行政单位,因此社会医疗保险的经办行为也不再是单纯的行政行为。

“经办机构”的性质变化是随着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的全面普及以及政府职能改革的大趋势,政府“垄断”管理的社会医疗保险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引入专业、可靠、高效的管理机构势在必行。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商业保险市场的“主办方”,其自身所拥有的管理经验和科学的管理办法以及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是补充和改善社会医疗保险管理不足的“良方”。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商业保险公司的承保范围、赔付比率、支付方式等主要由市场决定和调节,且主要以盈利为目的,追求市场经济价值。但社会医疗保险是效率与公平的相结合的产物,它的自身特性要求盈利不可作为管理首要目标。由以上分析可见,这一管理的性质不可简单被归为行政性或商业性。在以往学者的观点中,笔者较为认可林森提出的管理是“公私合作性质”的这一观点(《社会保险法》2014年第8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

基于公私合作性质,要求本文在法律问题探究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社会保险法的相关原理,更要将商业保险法原理应用其中。

二、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管理中的主要问题分析

2012年,我国全面实施“十二五”医改规划,力求大病医疗保险城乡全民覆盖。与基本医疗保险由政府主导的运作模式不同,此次改革中提出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由政府以招投标方式,向商业性保险机构购买相关服务,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负责具体运作。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相结合是持续深化医改的重大创新。在此之前,我国的部分地区已经开始探索新的管理模式以缓解各地面临的压力,相继出现“湛江模式”“太仓模式”等适合局部大病医疗保险管理的模式,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管理的历史先河。

将商业保险公司引入经办机构的范围内,就引发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新模式、新关系,同时也引起了法律主体、法律关系、法律责任的改变。又由于我国在改革过程中使用试点的方式推进改革,部分地区已经形成了“特色”的制度规范,但出现了制度规范的统筹层次低,法律文件形式内容不规范,文件发布主体杂乱等相关法律问题。下面本文将现实中的问题进行总结分为以下几类问题:

(一)制度规范层次低,缺乏法律依据

在国内,这几乎是一个新的领域的开发,因此相关的法律规定几乎也是空白。虽然《社会保险法》《保险法》以及《民法》中少量的法律规定可以适用,但这些法律规定往往针对性差。由于我国没有相关法律的规定导致各地区执行过程中出现标准差异大,出现权利寻租,导致管理监督管理不规范,最终伤害各方利。自2012年我国提出全面改革社会医疗保险,加快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与提高服务水平以来,我国各地相继开始试点实施。各地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相关规定,以规范改革中的相关程序问题,但大多数文件都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文件,相关规定来源基本来源于市、县以及政府部门所发布的“红头文件”。中央也仅以几个简单的概括相关改革指导意见,但很可惜,并未细化商业保险公司如何参与及如何退出,商业保险公司经办收费标准,以及具体相关流程问题。

文件内容的大而化之,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给地方的实际操作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与余地,但在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地区统筹计划水平层次不齐,商业保险公司以及被保险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若这一管理想要长足地发展,就必须转变无法可依的局面。

(二)各主体间法律关系不明确

首先,主体间法律关系不清晰。此次大病改革与以往改革最大不同就在于,首次引入商业保险公司,商业保险公司作为新的主体进入社会医疗保险原有的法律关系中,使得原先单一法律关系变得复杂。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基本法律关系在试点运行过程中始终是一个巨大的疑问,也是未来发展规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首要法律问题。随着改革的推进,2012国务院颁布《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政策文件中已经明确规定出商业保险公司的基本承办模式,即我国采取较为灵活的合同方式规制双方责任。这就意味着,双方自由的空间较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合同各方责任不明确。笔者在本文一开始就探讨过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性质,即“公私合作”性质,这就意味着双方所签署的契约不是简单的民事合同。又由于社会医疗保险的特殊性、商业保险公司的市场性特征,以及基金管理等一系列特殊问题,简单的行政合同权利义务也无法将其囊括。因此,法律给出相关的特殊规定,以法律规范商业保险公司与相关部门之间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从而保障这一制度的长足发展。

(三)商业保险公司准入退出机制不明确

首先,什么样的商业保险公司能够成为合格的管理主体是商业保险公司经办社会医疗保险想要成功的一大关键,对商业保险公司自身的资质考察是尤为关键的。但是,由于我国并没有相关的文件和法律对其有一个合理的规定,使得各地对于商业保险公司的准入门槛不一,这使得很多规定的最终决定权变成了政治交易的目标,为权利滥用以及贪污腐败留下了空间。中央在《商业保险机构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服务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商业保险机构参与新农合经办服务应当具备的条件,虽然文件中有相关规定,但是,这份文件并没有明确量化规定给各级政府考察商业保险公司的资格提供依据,同时使得一些商业保险公司在竞争招标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最终有很大概率使得相关招标工作不透明、不公正。

其次,商业保险公司的退出机制缺失。我国规定:“基金运作盈亏由商业保险公司承担。”基金一旦亏损,势必会影响到社会保险的管理质量,这时部分原先中标的商业保险公司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不得不退出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商业保险公司的退出如同公司解散或破产一样,是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考量标准和相关程序规定的。比如什么样的情况下商业保险公司应该退出?何时退出?退出后的相关工作又有哪些呢?退出后的责任如何分配?这些问题我国在现在的相关法律规定中都是空白,虽然我们遵从双方的相关合同约定,但是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势必会造成市场的混乱,最终将伤害到各方的利益。

(四)经办管理费用机制缺失

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工作的主动性是管理效果好坏的关键,但从中国保监会的调查情况来看,各基金的经营状况不佳,都处于亏损状态。由于我国在过往几年中始终处于试点实施阶段,各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相关部门之间所达成的协议中关于管理费用的支付方式、支付标准各异。且由这几年的实践来看,各地区差异也较大,如陕西部分地区规定为运行基金总数的3%,但在浙江、江苏等发达地区管理费用可达到7%。同时,由于没有相关的规定约束,政府拖欠商业保险公司管理费用的情况时有发生,最终严重打击了商业保险公司的积极性,损害了商业保险公司的利益。

(五)监督、考核标准缺失

监督和考核能推动商业保险公司管理工作健康且长期运行。确定监管主体和监管标准、考核内容,以及量化考核标准是解决监督和考核核心。

从监督考核的主体上来看,社会医疗保险所牵扯的政府负责部门极为广泛,主要包括民政部门、社保部门、卫生部门、财政部门等,因此谁是监督检查和考评的主体部门呢?而商业保险公司原本的监督监察机构———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在此项工作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监督角色呢?从监督内容上来看,必须分清哪些是主要的监督内容,以及对于商业保险公司哪些行为必须透明化,同时也必须注意保护商业保险运作的独立性以防行政的过度干预,导致最终商业保险的运作行政化的风险。从考核内容出发,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哪些考核内容能真正反映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管理的实际状况。与此同时,我国现有考核内容的可操作性低,从以往的考核经验来看,各地考核标准往往是模糊的,人为因素的影响性比较大,可量化的考核标准少,因此很难正确地反映出相关管理的质量。

三、完善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管理的立法建议

从法原学理上来看,法律是调节社会关系的手段之一,也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相比较而言,无论是我国的政策,还是政府部门所发布的指导意见都没有体系性和系统性,甚至在某些时候会产生冲突。而完整的法律体系将避免各规定之间的冲突,它的稳定性也将为相关管理保驾护航。因此,建立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律是十分有必要的,目前在我国若要建立相关法律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提高立法层次

现在处于我国全面开展相关管理工作的关键阶段,各方面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全国各地急需有一个统一的法律规定为各地工作的推行提供依据与参考,提高立法层次势在必行,理由如下:

第一,商业保险公司的管理能否成功,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更重要的是政策的稳定性、协调性和规范力度。只有将政策法律化,才能真正地贯彻执行,为管理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第二,社会医疗保险的运行关系到公民的基本权利。管理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公民基本权利行使的质量。商业保险公司的加入解决了管理的难题,进一步确保了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而立法的完善进一步确保了管理的良性运转。

因此,建立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是解决相关问题最为完美的结果。但是,一部法律的制定并非一蹴而就,从目前的实际状况出发,当前最为合适的立法等级为“行政法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制定更高层次法律的条件尚不成熟。相关的管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法律关系,它包括资金筹集环节上的参保者、各级政府,以及监督机构和商业保险公司、医疗机构,同时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涉及面广泛。因此在全面推进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初期,需要较为具体的规定,而高层次法律往往是高度概括的,因此在指导实施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的阻力。第二,出于司法资源的成本效益考虑。单独立法将浪费我国的现有司法资源,这方面的相关制度本质上是我国整个社会保险制度的一部分,因此不适合割裂开来单独立法。

(二)明确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

就政府而言,这一制度的出现是一次政府职能转变的体现,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次转变中,政府已经作为一个“委托人”将整个社会医疗保险的运作委托给了商业保险公司,同时双方签订契约,这就意味着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之间是“委托关系”。同时,由于社会医疗保险自身的特殊性和政府本身的性质,政府也是一个“监督者”,从“操作者”到“委托人”和“监督者”的身份转变,要求政府的权利义务必然发生改变。从权利的角度来说,政府的基本权力包括:监督权、制定政策的权力、考核商业保险公司的权力等;主要基本义务包括:支付管理费用、协助保险公司收取保险费用、提供被保险人相关信息等。最关键的是,政府在行使自身监督权和考核权时,不应过度地干涉商业保险公司的工作,在行使自身权利与权力中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就商业保险公司而言,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公司自身运行健康保险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此,商业保险公司不可一味地只追求商业利益。多个政策中指出,商业保险公司要“保本微利”,这一规则将有效地防止商业保险公司一味导致追求利益,虽然不可一味地追求利益,但是如果管理者从管理中无法获得应得利益,也将极大地打击保险公司参与的积极性。因此,“微利”的程度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既要保证医疗保险的质量,又要提高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商业保险公司也要保证自身运行的透明度。但是,商业保险公司毕竟是企业,这也就意味着在公开透明的过程中商业保险公司有保护自身商业秘密的权利。以上分析,商业保险公司的基本权利有:获得管理费用的权利、运行基金的权利、从基金中获取利益的权利、获取公民基本信息的权利、拥有商业秘密的权利等;主要义务:接受监督、公开账目、接受考核、自负盈亏、提供服务。

从权利义务中的内容中我们不难看出,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之间不是《民法》以上的合同关系,也不是《行政法》中的特许经营,这一法律关系应结合,权利义务内容重新定义。

(三)细化商业保险公司的准入标准和退出机制

我国商业保险公司的准入标准一直以来不是十分明确,商业保险公司的资质是决定商业保险公司所提供的管理服务的重要标准,所以严把入口十分重要。因此,在制定相关法律条文时,要避免“较强”“完善”等无法考量的词语出现。同时,中国市场上保险公司的数量大,而从现状来看对商业保险公司的最终考量权限已经发放至“市”。从对英国的准入规则的分析来看,对商业保险公司的考量应该收归更高层次的政府部门,这样有利于对商业保险公司更全面的考察,根据上级对商业保险公司的考察划定一定的范围再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从已经筛选出的保险公司中进行招标。这样的方式既能够遵从竞争机制,又可以避免各地由于利益关系而有指向性的制定标注。因此笔者认为,我国也可将首批的筛选权力归更高层次的政府,根据实际状况进行首批筛选,筛选出一定数量家保险公司,再由各地政府根据各地情况对这些商业保险公司进行招标。

就退出机制而言,我国改革还处于初期,这一问题还未凸显,但由于商业保险公司自负盈亏就意味着在后期运作中有商业保险公司无法胜任,面临着退出。在这一问题上最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前后衔接的问题,具体是指前一家商业保险公司和后一家保险公司的工作衔接问题。我国相关政策中要求保险公司的合同履行期限至少为三年,但下一轮的招标一定不可等到三年合同期结束后再进行,若前一家公司要退出管理,则需要提前一年通知保险公司,做好交接工作。

(四)建立健全商业保险公司的经办费用机制

为了更好地鼓励商业保险公司落实管理工作,政府应当向商业保险公司支付一定管理费用,这既是维持管理工作进行的保障,也激发了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的积极性。根据我国现实情况来看,经办费用主要面临区域差异大和政府拖延支付的问题。

第一,针对区域差异大的问题而言,各地区的商业保险公司的基金规模不同、管理成本不同,不宜应用绝对数额将各地区统一。因此,应该根据全国的平均水平进行计算以基金总额和参保人数作为参考,制定出合理的百分比区间,商业保险公的管理费用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在规定的百分比之间进行计算,同时为了贯彻中央的“保本微利”思想在保障管理工作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可对管理费用设定一定的上限。

第二,针对政府拖欠费用的问题而言,政府拖欠费用主要原因为政府相关款项并非转款专用,同时商业保险公司对政府部门相关工作流程的不熟悉,往往就会出现长时间审核不通过,拿不到相关费用的状况。因此,要确定统一的责任部门,由相关责任部门协助商业保险公司完成相关款项申请工作,减少不必要的流程,由政府部门内部相互协调,加快拨款的效率,同时各地必须建立专项款专用制度,保障管理资金充足。

(五)加强各方对商业保险公司工作的监督

商业保险公司的参与商会医疗保险管理必须透明,各方应加大对其工作的监督,减少工作中的灰色地带,促进商业保险公司的工作。

监督应有多种方法,第一,政府监督。政府作为社会保险的主导者,有权利对商业保险公司的相关工作进行监督,尤其是政府要制定相关的监督机制,使得监督工作有据可依[1]。同时定期的检查和突击的检查是必不可少的。第二,充分利用保监会对其进行监督。作为我国对专门的监察部门,保监会最为熟悉相关工作流程,因此,更应该充分履行自身的监管义务,加大对行商业保险公司的有效监督。第三,人民群众的监督。社会医疗保险关系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必须向社会公开,接受大众的监督,确保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害。

监督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监督管理要制度化,公开化,做到“三定期”,即定期审计、定期检查、定期公布,加强管理工作的透明度;第二,将关系到公民切身利益的信息实时公布;第三,加大法律处罚力度,对在管理工作过程中出现违规操作的公司以及个人进行处罚,严重的违规行为将禁止个人或企业参与管理工作。

(六)建立系统量化考核机制

对管理工作进行量化考核是确保制度可长期稳定发展的必要保障。将有效监督商业保险公司相关工作,同时督促其改正工作中的不足。但从我国现有的相关政策来看,考核商业保险公司的标准各地区层次不齐,同时考核标准模糊。因此,应该以法律形式量化相关考核标准。第一,要注意考核指标的系统性,做到科学分类,形成有机整体[2];第二,统一评估指标的含义、口径范围、计算方法、计算时间和空间范围,指标要与相应的财务指标、职能部门的统计指标相一致;第三,综合考量社会医疗保险主办单位和经办单位的利益关注点;第四,要注重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要在实际的评估工作中,充分利用现有的统计信息资源,以便于社会保障统计信息的组合、筛选和加工[3]。考核内容可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经办业务的效率与效果目标考核、风险管控与可持续性目标考核、服务质量目标考核。

摘要：自商业保险公司被纳入到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范畴内以来,从区域试点开始至今各地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同时凸显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管理的制度不健全、存在法律盲区。从法学角度分析相关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制度现状,重点探究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之间存在的法律问题,将有助于提出问题的修改建议,以使相关管理工作有法可依。

关键词：商业保险公司,社会医疗保险,参与管理,立法

参考文献

[1]朱铭来,陈妍,王梦雯.美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评述[J].保险研究,2010,(11):154.

[2]邓大松.社会保险:第3版[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