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教育模式（精选12篇）
法律教育模式 篇1
国外法律教育开启了现代大学法律教育的先河, 国外法律教育具有教育质量水平高且学风严谨的特点, 是法律教育界的典型模式。与国外法律教育相比, 我国的法律教育起步较晚、起点较低、历史也较短, 因此, 要想完善和发展我国高校法律专业授课的模式有必要借鉴国外先进性、系统性和规范性的法律教育模式。因此, 本文以西北某大学为研究对象, 通过了解国外法律教育模式的发展历史及其优缺点, 取其精华, 为西北某大学法律专业授课的改革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国外法律教育模式的发展历史
国外法律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二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判例法系, 也成为普通法系。二者的法律教育模式有所不同,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教育主要是在大学, 而判例法系的法律教育主要是在律师学院。
1.早期的国外法律教育模式
从12世纪起, 国外陆续开始出现具有法律教育性质的学院, 其主要集中在法院附近。到14世纪, 这样的学院慢慢越来越多, 这种具有私塾性、法律专业性的教育形式就是早期的国外法律教育模式。
以具有典型性的英国为例, 1753年英国开始了大学的法律教育, 为英国的大学法律教育揭开了新的篇章。19世纪,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陆续成立自己的法学院。早期的法律教育模式具有以下几个优点: (1) 与实践紧密联系。 (2) 法律专业的学生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 (3) 学生的专业能力水平较高。但是, 国外早期的法律模式也具有思想封闭、视野狭隘的缺点, 大学法学院的法学教育水准相对较低。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国外大学陆续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其中包括:首先, 在大学中, 对法律专业的学生进行法律专业知识的教育。其次, 与当地的法律培训中心或者法院进行合作, 对学生进行法律实践性的锻炼与培训。最后, 培养法律专业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 使其从业法律工作以后能够继续学习法律知识, 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系列的教学改革改变了国外早期的法律教育模式, 促使了国外现代法律教育模式的诞生。
2.现代国外法律教育的模式
现代国外法律教育模式, 一方面顺应了全球社会经济的发展, 对其法律教育模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另一方面也保持了其自身传统的优势。现代国外法律教育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法律教育的培养目标。国外各个高校的法学院主要是培养大学生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和能力, 通过法学院的学习, 为其从事法律行业工作创造条件。如果学生想从事律师行业的工作, 首先, 必须完成大学法学院的专业课学习, 取得法学学士学位。其次, 修完必修的法律基础课程才能参加律师资格考试, 而取得了律师资格证书才能真正从业律师工作。
第二, 法律教育的教育内容。国外法学院的课程设置主要包括:法律基础知识, 基本的法律理论和技巧, 法律思维能力, 分析、判断以及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通过法律课程的学习达到培养学生能够以一个法律从业者的角度去思考法律问题、解决法律问题的目的。
第三, 法律教育的教学方法。国外法学院的法律教育模式主要是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及思考模式。因此, 教学的方法主要是由老师准备课程资料, 收集一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的案例, 提前给学生布置其各自的任务, 在课堂上, 由老师引导学生进行分析与讨论。与此同时, 国外还实行导师制度, 即每个老师都具体负责几个学生, 学生在法律学习中遇到问题可以向自己的导师请教, 导师也根据学生的特点指导学生有针对性地学习, 安排学生的课程和课外学习等,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四, 法律教育的教育评估。国外法学院的教育评估指标具有多样性。其法学教育评估体系比较完善, 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教学质量评估, 另一个是科研等级评估, 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教学质量评估主要考查教师的教学能力, 科研等级评估则是考查教师主持的科研项目, 二者的结合使得法学院教学水平保持较高的水准, 同时还能使其能够走在法学科研的前沿。
第五, 法律素质能力的培养。国外的法学院比较重视培养学生的基础法律知识和法律实践能力。此外, 学校还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通过安排法律伦理、道德等课程来提高法律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
国外法律教育模式的优缺点
1.国外法律教育模式的优势
从总体上来说, 国外法律教育模式主要具有开放性广、灵活性高和实践性强三个优点。
第一, 国外法律教育模式的开放性。国外高校的法律教育具有开放性, 主要表现在学生可以不用在乎对错, 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第二, 国外法律教育模式的灵活性。不同于传统填鸭式教学只是简单地向学生灌输死板的理论知识, 国外的法律教育更注重培养学生学习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国外法学院的教育模式改变了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方式, 老师上课的时间较少。这种教学方式更能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第三, 国外法律教育模式的实践性。国外法律教育向来注重法律实践教育, 其主张通过提高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 为社会培养具有职业性和专业性的法律人才。
2.国外法律教育模式的劣势
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在肯定国外法律教育模式优点的同时, 我们也不能忽视国外法律教育模式的缺点。其缺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忽视抽象思维、轻视理论教育。国外法律教育模式注重法律实践, 但却轻视法律理论教育, 这种教育模式使得法律专业的模式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但是却使得学生视野比较狭隘, 见识比较封闭。
第二, 实用性较强, 学术性缺乏。国外法律教育模式主要目标是为社会培养具有很强职业性和专业性的实用型法律人才。但是这种教育模式也造成一种困境:虽然国外法学院尽力培养法律人才, 但是学生毕业后却很难担当律师、法官这种角色。知识面受限、思维模式的狭隘限制了法律专业学生以后工作生涯的发展与提升。
对西北某大学法律专业授课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国外法律教育模式的历史发展以及优势与劣势的分析, 我们认为, 对西北某大学法律专业授课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 西北某大学法律专业授课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西北某大学的法律教育必须既要重视法律理论的学习, 同时又不能忽视法律实践能力的培养。从国外的法律教育模式中, 我们可以看出国外大学的法律教育由于过分地重视法律实践能力的培养, 忽视了法律专业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 从而不利于法律专业学生未来职业的发展。因此西北某大学必须借鉴国外法律教育模式的成功与不足, 在其法律专业授课中, 要注重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教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第二, 西北某大学法律专业授课既要注重知识的深度又要注重知识的广度。西北某大学法律教育一方面应培养具有应用型的法律从业人员;另一方面, 还要使得学生具有其他专业的知识, 掌握更多不仅仅局限于法律专业的知识, 使得法律专业的学生成为知识面宽广、视野开阔的法律通才。与此同时, 西北某大学还可以通过开展法律双学位, 吸引更多其他专业的学生来学习法律知识, 提高高校高素质人才的法律素养, 以适应社会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第三, 西北某大学法律教育应改变其法律教学方式以及评价体系。西北某大学法律教育应学习国外法律教育模式中的导师制。老师通过引导学生, 能更好地了解学生自身的能力, 使得老师更能因材施教, 培养法律专业学生自身的技能;另一方面, 老师通过指导学生也能促使自身教学方法、方式的改革。与此同时, 西北某大学还应将法律教学和法律科研项目的开展结合起来, 二者的结合有利于法律专业学生的学习和能力的培养, 有效地调动老师和学生科研的积极性, 有利于西北某大学科研的发展。
摘要：本文通过研究国外法律教育模式的历史发展及其优势和劣势, 对西北某大学法律专业授课提出了几点启示。与此同时, 西北某大学法律专业授课的改革也为国内其他学校法律教育模式的改革提供具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关键词：法学教育,模式,法律专业授课,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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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韩慧.法治、法律人共同体与法律教育——从英国法律史的角度解读[J].山东社会科学, 2008 (5) .
法律教育模式 篇2
美国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研究及启示
诊所式法律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美国开始通行的一种实践性法律教育模式,这种法律教育模式在教育理念、教育原则及教学方法上对传统法律教育模式均有所突破.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为我国一般高校改善目前存在的`“重理论、轻实践”的法律教育模式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先进经验.
作 者：樊清华 刘俊 FAN Qing-Hua LIU Jun 作者单位：东华理工学院,政治与法律系,江西,抚州,344000刊 名：中国地质教育 SCI英文刊名：CHINESE GEOLOGICAL EDUCATION年，卷(期)：14(1)分类号：G642.4关键词：诊所式教育 实践教学 经验与启示
法律教育模式 篇3
关键词：高职教育法律类专业；工学结合教育模式；困境；要求；方法
一、高职院校法律类工学结合教学存在的困境
1.校内实训建设资源匮乏
校内实训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两方面：第一，数量少。很多法律类专业几乎没有专门的实训室，由于学校资金有限和学校教学重心偏工科专业等原因学校不愿意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即使有相应的实训室规模都很小，数量很少。常见的是模拟法庭、模拟监狱、模拟社区等。第二，利用率低。很多校内实训建设是基于迎接评估检查等原因建成，建成后学校也没有继续投入资金进行完善，导致这些实训室设备简陋，功能单调，成为了面子工程而没有发挥其校内实训的主要作用。
2.校外实训资源极度匮乏
校外实训资源极度缺乏的原因也有两方面：第一，与汽车制造、航空礼仪、餐饮酒店等专业的校外实训场所不同，法律類专业主要的实践部门集中在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律师事务所、社区等司法场所，其对实训学生的需求数量是很有限的。第二，司法相关工作要求有很高的专业知识水平和素养，而我们高职教育水平的法律类学生由于其知识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没有达到从事专业司法工作的水平，很多司法部门是不愿为学生提供实训机会的。
二、教师和学生的思想观念陈旧、保守
很多法律类专业的教师、学生等都认为文科教学就是一个重教学轻实践的专业，只要记住和理解了老师教学内容这个知识点就算掌握了。所以，教师们也没有去创新教学方法、普遍采用的是传统教学模式，几乎没有利用校内实训室等，也没有将自己的教学与专业就业联系在一起。
三、工学结合教育模式下的法律类教学的要求
1.工学结合教育模式的内涵
工学结合教学模式是指通过整体化的课程设计，将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融为一体，为学生提供一个综合性工作任务和工作过程使学生能够对理论和实践进行整体化理解。通过这样的教学，让学生不仅获得了知识和技能，同时还提高了团队的协作能力和学生的综合素养。
2.工学结合教学模式的要求
针对文科类专业，工学结合主要体现在教学要基于就业需求和工作岗位，通过构建相关的任务、项目，利用课件、PPT、视频、网页、实训室等丰富教学资源，完成教学任务，让学生能够运用理论解决工作实践中的问题。
四、增强高职教育法律类工学结合教育模式的方法
1.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结合前面所说的法律类工学结合教学模式存在的困境，首先我们要从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两方面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对部分不再适合就业需要和岗位能力要求的专业进行剔除，对新生的就业市场和工作岗位，要及时开设与其对口的专业。对课程做一次系统的调整，增加专业性强、操作性强、实用性强的课程的实训课时，在培养方案中明确具体实训的课时和理论课时的比例。
2.加强实训建设，增强校企交流沟通
前面说到我们法律类工学结合教学面临的一个很大困境就是校内外实训建设的极度匮乏，为此，要想走出困境就要加强室内外实训建设。校内实训建设要加大资金投入，增加实训室的数量。同时，还要保证校内实训质量，做到“物尽其用”，真正地将实训室使用到实践教学环节中，让课堂能走进实训室。校外实训单位虽然能提供的实训机会有限，但是我们可以采取其他有效方法来实现工学结合的目的，比如：聘请有关专业工作人员定期进校园做专题讲座，聘请其亲自指导学生实践教学，定期派送学生到单位学习、观摩、旁听等。
3.改变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法
法律教育模式 篇4
法律诊所教育, 亦称为临床式法学教育, 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法学教育的舶来品。该教学模式参照医学院学生通过诊所临床实习的做法, 在法学院建立面向社会的开放性法律诊所。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为前来法律诊所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 提出解决问题的法律对策, 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通过处理真实的案件, 培养学生学习和掌握法律实务的技能, 减小法学院课本教育与法律职业技能之间的距离, 实现从“课本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良好学习模式。在借鉴美国法律诊所教育和吸收国内其他院校法律诊所教学经验的基础上, 广西大学法律诊所于2004年筹备, 经过一年的充分准备后, 2005年下半学期开设了法律诊所作为选修课程。开设对象为本科三年级法学专业的学生, 每次招收30名学生, 3名教师作为固定的授课指导教师, 间或性地邀请区内著名的资深律师、法官及外国学者讲座。诊所课程的开设, 得到了广西大学法学专业师生的高度认可, 经过了近五年的探索与修正, 广西大学法律诊所课程在教学方式、内容安排、学生成绩评价等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经验, 并且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找到了符合广西大学法学院现状, 适合本院学生的诊所教学模式。
二、广西大学法律诊所的构建
(一) 广西大学法律诊所课程模式
纵观国内外法律诊所课程开设的经验, 首先在选择设立模式上就有如下几种:1.嵌入式。法律诊所附设于法律院系内, 学生在本法律院系的指导教师的具体引导下, 为有关的当事人直接提供法律服务, 直至完成一件案件的全部代理工作。2.外置式。将学生安排在法律院系之外的特定机构中, 在非教师身份的法律从业人员的指导下, 直接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直至完成具体案件的代理。3.模拟式。由教师带领学生进行法律实务技能模拟训练, 学生在一个模拟的环境中学习法律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1]
以上三种模式都有各自的优势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单独择一直接移植而不加以融会变通则容易导致与实际环境冲突。广西大学法律诊所的设立属于嵌入式模式, 同时融入了其他两种模式的优势以做到与本土化环境结合。具体而言, 广西大学法律诊所作为一门选修课, 向法学专业本科大三年级学生开放, 以课程的形式作为框架构建, 不仅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课程, 并且对于课程内容的编排可以多元化。但是区别于普通的选修课程, 法律诊所拥有固定的教室以及完整的教学设备适合三十人左右的小班教学以及各种模拟场景、现场接受当事人咨询等教学活动的开展。更重要的是, 为了避免单纯以模拟式教学为主容易导致真实性低、与实际相差大使学生终究无法亲自接触到当事人及完整案件等弊端, 广西大学法律诊所将诊所课堂融入广西大学法律援助中心, 该法律援助中心得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和广西大学法学院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律师经验教师的指导和帮助, 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广西大学法律诊所学生的援助活动正是以学生法律援助中心为依托进行, 所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广西大学法律诊所式教学模式。
(二) 广西大学法律诊所教学具体内容
因为法律诊所的引进时间相对较短, 国内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教学内容, 并且受不同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理念、院系定位等各方面的影响, 各校法律诊所侧重的教学内容也不同, 因而导致具体课程设置、教师选择上各具特色。
广西大学法律诊所课程的内容非常多元化, 以法律咨询、代理案件诉讼完整过程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 同时辅之理论教育, 将理论与实践交替进行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实践出真知”。在师资上, 法律诊所课程由三名具有丰富司法实务经验和律师职业经验的老师作为课程指导老师, 定期邀请区内著名的资深律师来到诊所课堂以讲座交流的形式将执业技能与心得与同学们分享;在情景模拟教学中, 采用经诊所教师亲自代理或接触过的真实案例加以适当改编后给学生进行现场演练;最具特色的是, 安排学生定期到广西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值班, 直接面对当事人与各种预想不到的突发情况, 将理论课程与模拟课程上学习到的技能实践运用。
(三) 广西大学法律诊所课程教育方法
法律诊所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破传统的法律教学模式, 培养法学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因此, 在教育方法的设计上应以学生为主, 强调学生的参与及其与指导老师间的互动, 将模拟训练、个案分析等多种互动性强的方法综合适用, 重视教育方法的科学性和多样性。
广西大学法律诊所在具体实践教学中, 重视做到以下两点:第一, 方法性。指导教师侧重方法的传授和技能的指导, 不直接将方案或结果告诉学生, 而是授予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得出方案完整的思维模式与方法, 通过学生自己的讨论、总结出自己的解决思路与方案, 转换“被动学”为“主动学”。第二, 统一性。法律诊所教育, 要求指导教师做到因材施教, 针对学生的个体特点进行分工, 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自己优势并巩固提升, 又要鼓励学生进行相互交流、彼此学习, 尽可能以团队协作的形式完成整个案件的处理。经过五年多的探索实践, 广西大学法律诊所课程的教学方法已经初成体系, 针对不同的讲授内容采取不同风格的教学方法, 下面就主要的五种主要教学方法作具体分析。
1.对谈式教学
对谈式教学法是以学生与指导教师就案例或在实际跟进的案件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一对一的谈话讨论, 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的一种诊所教学方法。该方法的优势很明显:充分调动了学生积极参与性, 并且通过对谈的方式拉近了同学与指导老师间的距离使得同学更愿意与导师交流。[2]因为对谈的内容不限, 有些可能是学生在办理案件中遇到的实体问题, 也有可能是遇到的程序性问题, 只要是学生认为对案件解决有帮助的话题都可能拿来与指导教师探讨。
2.模拟训练法
模拟训练法是运用角色扮演、模拟案件等多种方式, 对真实或模拟的案件进行课程分析和讨论。[3]在课堂上, 学生模拟律师所面临的诸多情况, 例如:模拟生活中发生率较高的各类民事、刑事案件的收案、庭审、调解过程。在这些课程中, 教师通过给学生讲述真实的案例或阅读材料, 由学生分成小组扮演不同的角色模拟完整流程。然后, 由小组的观察员总结各组员的表现及本组最终形成的法律意见。最后, 由授课教师当场评价, 通过模拟课堂教学, 让学生独立思考并提出解决方案, 从而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3.个案分析教学法
个案分析教学法在法律诊所课堂上的应用很广泛, 个案分析讨论法的应用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具体运用时, 指导老师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请全体诊所学生们共同讨论提交的个案, 出主意、想办法、研究对策、拿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另一种是请有关专家和诊所教师与承办案件的学生共同讨论, 即所谓专家会诊, 研究出解决问题的思路。[4]
(四) 广西大学法律诊所学生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是教育模式的关键部分, 它将成为法律诊所教育能否在中国得到普遍认同和广泛扩展的主要衡量标准。法律诊所课程作为一门只有考验没有考试, 只有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的课程中, 学生变被动为主动, 变客体为主体, 学生的潜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出来。因此, 评价标准应摈弃冰冷僵硬的“分数考查法”, 也不能以所代理案件的胜诉或败诉为标准, 应采取灵活多样的、人性化评价标准。为体现成绩评价因素多方面相结合原则, 应充分考虑到学生在法律诊所教学过程中的态度和参与积极性, 更应考虑到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实际效果。
评价系统由课程内容前期准备、课程中的表现及参与程度以及课后总结三个部分组成。课程内容前期准备即预习阶段, 每次课程之前, 诊所课程助理会将本次课程的内容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各个学生小组的组长, 然后再由组长分发给组员, 让同学们拿到材料做好课前预习工作。对于这一阶段的评价可以具体量化到如下几个指标:是否自主收集了本次教学内容的背景材料;收集材料是否充足、全面。课程中的表现及参与程度是成绩评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该阶段的评价量化标准为:是否能够按时上课, 无无故迟到缺席的情况;课程中是否能够保持高度的集中以及参与性, 特别是在法律诊所课堂上经常采用的分小组集体讨论教学方式中, 各同学是否做到能够发表自己的观点, 形成完整的诉讼方案或者相关的法律方案;是否做好了完整的课堂笔记。课后总结阶段是最能直观体现参与法律诊所课程学生对课程的消化与收获的阶段, 对于在这个阶段的评价方式上, 广西大学法律诊所课程采取了独具特色的“周记训练法”, 即就是在每周法诊课后, 由学生根据课堂所学、所思、所悟独立完成一篇法学类文章;诊所教师对这些文章进行评阅、筛选、点评, 并将相关情况反馈给有关老师。通过周记不仅可以反映出学生参与课堂内容的情况, 并且对于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 写作能力有所提高, 更重要的是学生在周记内容中可以向老师提出教学建议, 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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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判断形成的模式 篇5
事实与规范或实然与应然的分合，自人类思想成体系以来，一直就是困扰人们的基本问题之一。〔1〕就法学而言，它也主要是围绕事实与规范展开自己的历史，生成无数论题：本土法与外来法、传统法与现代法、民间法与国家法、法律与道德、规则与原则等等。本文涉及的首先是一般法律观中的事实与规范，在此，事实是实然的生活关系，规范是应然的价值评价;对它们进行研究，旨在确定人们的一般行为准则。本文集中处理的是法律应用中的事实与规范，在此，事实指实际发生的个案，规范指以制定法为主的法律;对它们进行处理，旨在作出一个具体的法律判断，即确定人们的个别行为准则。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人们都面临如何可能沟通事实与规范的问题。在这两个层面的关系上，从一元应用法律观出发，它们既相对独立，又形成递进，法律在抽象观念上是实然的生活关系与应然的价值评价的对应，但这一对应的意义的获得，却主要发生于法律应用之中，因而，法律实际是对个案与制定法等规范进行等置的结果。法律不仅是一种预设，还是一种行动。如何行动，即如何在对个案的处理中实现预设的.规范，本文将通过探讨法律判断形成的模式对此予以回答。
法律应用活动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判断性，这已大体成为人们的共识。伴随着这个共识的形成，国内学界对法律判断形成的方法兴趣日隆，而选择什么样的法律方法，各种法律方法的关系，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法律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律判断形成的模式。何谓模式?德国学者波塞尔(H.Poser)曾对库恩(T.Kuhn)在科学哲学中引起革命的“范式”的意义作了这样的阐释：“范式决定了我们的着眼点，决定着哪些问题是允许提出的，同时决定着如何回答所提出的具体问题以及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与手段”，“没有范式，便没有科学，因为范式是理论化了的坐标或罗盘。以此坐标为底基，才有可能将某一研究范围归类与规范化”。〔2〕当然，库恩是在某种科学的特质上言说“范式”的，这里不是讨论法学的特质，但可借助波塞尔关于“范式”的解说来理解法律判断模式的意义，即在法律判断的形成中，模式起着决定进行判断的着眼点、提出何种问题以及如何回答问题的作用。
一、法律发现还是法律适用
法律判断是应用法律所产生的具有约束力的结论性判断，它最终表现为法院判决和裁定、公安机和检察院的法律决定、行政决定、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复议决定、仲裁裁决，在应用法律的不同阶段，不停地发生着判断问题，如对事实的判断，选择何种规范的判断。法律判断的形成，首先是与如何待法律应用相关，即法律应用是法律发现还是法律适用，抑或包括两者。因对法律发现的不同理，决定着所提问题的答案，遂从法律发现入手。
在以往的理解中，法律发现有不同的含义：一是法律产生的方式。人们在法律是人为创制还是在活中发现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如历史法学派的代表萨维尼认为，立法者要做的不是去创制法律，而仅是将既存的法律(体现了民族精神的习惯法)予以表达和整理。这是广义的立法视野中的、体现“预设法律观”的法律发现。如果从这种“应用法律观”出发，关于法律发现的不同理解主要存在于述法律应用的过程中。
二是法律获取，即法官在哪里去寻找适合个案的法源及法律规范的活动。法源包括：制定法，判法，习惯法，学理，道德。大陆法系首先是在制定法中，英美法系传统上首先是在判例法中去寻找。一含义不涉及在法律应用中是否创造法律的问题，因而，它虽介入到法律应用中，却没有反映一些所主张的法律发现具有造法成份的实质。
三是与法律适用有本质区别的一种法律应用活动。传统主流看法认为，法律发现与法律适用有质区别。法律适用指将既有法律推论到案件中，这是标准情况。正如孟德斯鸠所说，法官的判决不乎“法律的精确复写”，法官只需眼晴，他不过为“宣告及说出法律的嘴巴”。18巴伐利亚刑法起草人大费尔巴哈说，应禁止对刑法进行解释。在这些人看来，多数案件有相应的法律规定，虽然需对规定作“字面解释、逻辑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但用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方式，可将规定适到案件中。法律者不仅在诉讼关系中处在形式的中立地位，也应尽量排除个人的价值判断，以求实的中立。同时，将法律适用视为标准情况也与人们长期秉承着法律应完备无缺的信念紧密相关，欧对法典的推崇是这一信念的体现。贝格博姆(K.Bergbohm)主张法律应该无漏洞，对于
BOT投资模式法律探讨 篇6
摘 要：BOT投资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项目融资方式得到政府与企业的广泛关注，BOT投资模式广泛的运用到基础设施建设中，特别是一些需要大量资金的公用事业项目，如桥梁、公路、地铁等，采用BOT投资模式能够在短时间内为基础项目获得大量的融资，有效的缓解东道国政府资金短缺的困境，而且还能够引入资本投资，有效的提升东道国的经济与科技水平。通过对BOT投资模式的基本法律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剖析BOT投资模式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分析BOT投资项目发生争议的法律适用问题，从而提出我国BOT投资的立法对策，为我国BOT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BOT投资模式；法律性质；法律适用
一、何为BOT投资模式
BOT投资模式即建设（Build）—经营（Operate）—转让（Transfer），是项目所在国政府通过授权的方式，允许民营机构在特定的期限内获得其融资建设项目的专营权，准许民营机构向用户收取一定的费用以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等到特许的期限届满时，承办项目的民营机构必须要将基础设施项目无偿转移给政府的项目融资模式。
在BOT投资模式中主要涉及的主体有东道国政府，政府是BOT项目的控制主体，采取BOT投资模式的项目多数为公益性的基础建设项目，如地铁、桥梁等。BOT的经营主体是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是由项目发起人组建的，主要是一些私营公司，项目公司负责对项目进行融资、建设与管理，项目公司通过对项目进行开发运营而回收资金以偿还银行的贷款。在BOT投资模式下，项目的投资与运营的风险由政府与私营机构承担。我国自1994年开始第一个BOT项目以来，BOT投资模式已经在我国运行了二十几年，我国的广深珠高速公路、重庆地铁、北海油田开发等项目都是BOT项目，BOT投资模式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BOT投资模式法律关系分析
（一）BOT投资模式涉及的法律关系
BOT投资模式是建设——经营——转让的模式，在BOT模式下涉及的主体比较多，作为一种新型的融资模式，BOT投资模式涉及的主体有投资建设方、承建方、政府、银行、保险，不同的主体的利益不同，导致BOT投资模式下BOT项目的协调难度加大。BOT投资模式主要涉及两大法律关系，一是BOT项目东道国政府与项目发起人之间的带有行政管理性质的法律关系。项目的东道国政府将BOT项目采取招投标的方式选择项目发起人，从BOT项目的招投标、确定投资方、项目的经营、项目的移交都离不开东道国政府的监督，政府实际上是BOT项目的主导者，在BOT项目转移前政府虽然没有项目的所有权，但是享有项目的监督权，能够对项目的运行进行否决。二是BOT项目的发起人或者是项目公司与项目其他主体产生的民商事法律关系。项目发起人在招投标中获得政府的委托后，需要组建项目公司对项目进行管理，而且需要项目公司进行融资，因此涉及的法律关系有项目公司与银行的借贷关系。
（二）影响BOT投资模式法律关系的因素
目前在我国比较常见的需要采取BOT投资模式的主要是一些公用事业项目，如高速公路、地铁等，BOT投资模式涉及的法律关系主体比较多，影响法律关系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
第一，特许协议。作为BOT投资模式的基础，特许协议是指关于政府授权许可投资者在特定的期限内建设并且经营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协议文件，特许协议的签订主体是东道国政府或者是能够代表政府的机构与私人投资者。对于特许协议是属于国际协定还是国内的合同问题，不同的学者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是从实践的角度上看，我国的政府为了避免因合同性质问题导致的麻烦，往往要求如果是国外的投资者需要在中国境内设立项目公司，政府与项目公司签订特许协议，通过这种做法将特许协议规定为国内合同的范畴。
第二，经营权。中国目前采取BOT投资模式进行建设的项目比较少，当前我国的法律对于BOT项目的规定不健全，对于BOT项目的项目投资者所拥有的经营权规定不完善，BOT项目的经营权是一种特许经营权，主要是运营的管理以及合理的收费，并未涉及到社会事务的管理权力，但是在实践中有的BOT项目的项目公司却行使着社会管理职权，存在私权代替公权的现象。
三、我国BOT投资模式存在的问题及法律完善对策
（一）BOT投资模式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关于BOT投资模式的立法不完善，导致我国的BOT投资模式在实践运行中存在诸多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BOT风险分担的问题
风险问题一直是BOT项目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关键问题，BOT投资模式主要是用于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的数额十分巨大，而且建设与回收成本的周期十分长，这种高额投资、建設与回报周期长的项目容易产生高风险。东道国政府采取BOT投资模式的主要目的是减少财政的负担，分散投资的风险，然而在BOT投资模式中容易出现的风险主要有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管理风险、技术风险与不可抗力风险，不同的风险都会对BOT项目造成一定的影响。
2.违约救济与法律适用问题
BOT项目中许多的项目发起人属于外国公司，也有很多BOT项目运用的是外国的资本进行投资建设，如果存在违约与权利救济问题，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成为实践的焦点。当前我国对于BOT投资模式的特许协议的性质存在一定的争议，由此产生的法律适用问题，不同的学者存在不同的观点，对于特许协议的法律适用问题，涉及的是政府与外国公司，如我国政府为了避免争议，采取回避的处理方式。BOT投资模式中还存在其他的合同，如银行借贷合同、担保合同，这些合同的法律适用上，存在一定的争议性，是直接适用中国的法律，还是运用国际法的准据法原则去确定，存在较大的争议。
（二）BOT投资模式的法律完善对策
1.加强BOT投资模式的专项立法
当前我国的BOT投资模式发展的过程中缺乏专项的立法，对于BOT项目的管理缺乏统一的规定，特别是政府缺乏专项的政策进行规范。BOT投资模式需要涉及的主体比较多，而且一个BOT项目涉及到国家产业、外汇、投资等多个领域，BOT项目的运作如何才能提高透明度与运作的效率等，都需要进行专项的立法规范。BOT投资模式通过专项立法的方式，国际上对BOT的投资模式的立法有两种模式，一是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国内专门法规规范的模式，二是以我国香港为代表的单项立法的模式。我国的BOT项目目前运用比PPP项目、BT项目少，笔者建议学习我国香港地区采取单项立法的模式，针对每一个BOT项目的具体情况，由当地的政府进行政策立法规范。
2.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
BOT项目涉及的领域多，而且主体众多，由于投资的周期长，成本回收慢，特别是BOT项目的管理与移交的过程中会出现诸多的法律问题，当前我国的污水处理厂中采取BOT项目投资建设的尚未有一个厂能够顺利移交，很大部分在于完善的法律监督机制，因此应当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采取独立机构监督的方式，不仅监督其他主体的行为，还需要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防止违约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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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教育模式 篇7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无法满足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要求
2006年9月, 全国各高校为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宣部、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关精神、落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的要求, 将原有的两门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合二为一, 全国统编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同时启用。然而, 作为法律素质教育的基本途径, 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根本无法满足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要求。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课程设置方面
长期以来, 高等院校对大学生法律教育缺乏系统性和长远性的规划, 只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一门课程来对待, 而非将其作为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纳入学校素质教育的整体规划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合二为一不仅使得法律基础课失去了独立的课程地位, 而且容易形成将法律教育视同为道德教育的认识误区。况且,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时有限, 从各高校的课时设置来看, 该课程从32课时到54课时不等, 还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 法律部分的课时数一般不足1/3。教学时数少, 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 不可能系统地讲解法律知识, 只能蜻蜓点水式地向学生灌输一些抽象的法律概念及枯燥的法律条文, 根本达不到提高其法律素质的目的, 从而也使高等院校的法律素质教育流于形式。
(二) 师资方面
目前, 各高等院校中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大多是科学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等非法学专业的教师, 在授课过程中, 大多偏重于思想道德修养部分的讲解, 对法律基础内容则简单带过, 并且受其专业限制, 很多教师本身对法的内容及精神的理解就不是很透彻, 其讲解只能局限于法律知识的表面, 难以深入到法律理念的层面。
(三) 教学内容方面
法律基础教育长期徘徊在法律常识或法律基础知识教育的层面上, 而且囿于学时所限, 教师授课普遍只注重法律知识传授, 把重点放在法学知识的讲解、法律条文的释义上, 一味地罗列、堆积知识点, 缺乏深度分析, 而忽视对法律的基本精神及实质的传授, 忽视法律意识培养的问题, 从而造成大多数学生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进而从根本上形成了大学生法律意识较为淡薄的现状。
(四) 教学方法方面
从教学过程来看, 一些教师局限于传统的教学模式, 忽略法律知识学习的实践性, 未能把理论与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教育方式多是些枯燥的理论说教, 缺少感性事例, 课外实践环节乏力, 学生参与程度低, 从而呈现出法律教育形式过于单一、内容僵化、针对性不强等特点, 导致法律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
二、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模式的构建与创新
(一) 变革法律素质教育的认识定位
法律教育不是德育教育的从属, 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课程地位, 应将法律课程与德育课程分开设置。高等院校要把法律素质的培养作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规划, 转变对法律素质教育的认识定位, 从根本上改变法律基础课仅仅是法律知识教育的看法, 树立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核心目标, 将法律素质教育贯穿于整个高等教育阶段, 建立多层次、多阶段的法律素质教育模式。可在不同的年级安排不同的任务和重点, 如低年级开设理论课, 并开展法律知识竞赛、法庭旁听等活动;高年级选择适量的实践课, 组织模拟法庭、聘请有实践经验的司法工作人员等开设法律知识讲座等。
(二) 优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
1. 完善法律素质教育的内容
法律素质教育是为了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法律信仰) 和法律知识 (法律技能) , 理论部分应注重法律理念的传播, 实体部分则应注重法律条文的介绍。然而, 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 让学生全面掌握各种法律制度是不现实的。比较合适的做法是结合不同类别学校的自身特点, 开设不同层次的法律素质教育课程, 除进行宪法、民法、刑法等一般性普法外, 还可以开设一些与各校专业 (行业) 相关、与各类学生学习、生活、就业等密切联系的法律课程, 使法律素质教育贴近大学生的生活, 融入大学生的内在性需要。不仅如此, 法律基础课程应当把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作为教学的首要和最终目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绝不是法律知识的简单传播, 而是以法律知识为载体来确立法律信仰, 是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传授法律知识是手段, 树立法律意识是目的。因此, 教师不仅要注重法律知识的传授, 更应要注重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2. 改进法律素质教育的方式
法律素质教育是“认同”规范、“接受”规范和“消化”规范的教育, 是培养自觉、自愿的守法精神和塑造现代法治理念的教育, 因此, 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 应该采取丰富的课堂教学形式。一方面, 教师在教学中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积极运用案例讨论的教学方式和手段, 选取社会热点案例和典型案例, 结合社会舆论和媒体观点, 从中提炼出值得思考的法律焦点问题, 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与讨论, 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 要积极开展实践性教学, 如模拟法庭、法律咨询和援助等, 有条件的学校要充分利用校外的法律实践基地, 组织学生参观监狱、旁听法庭审理, 组织学生进入农村和社区进行法制调查和宣传等。要使学生“内在性”地消化与专业知识密切关联的、在学生的学习及今后的工作中真正用得上的法律知识, 增加学生学法的实效性。
(三) 拓宽法律素质教育的实施渠道
法律教育不能只利用课堂教学, 还应积极利用第二课堂的灵活性和趣味性激发学生兴趣, 引领他们对法律进行深入思考, 在实践中培养法律理念, 全方位、全过程地对大学生进行学法、守法、用法的法律意识教育。首先, 高校应当积极拓展法学选修课程的开设门类和开设范围, 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需求。其次, 要尽可能组织和开展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校园法律文化活动, 在校园中形成浓厚的法制教育氛围。如组织模拟法庭、法学讲座、法律知识竞赛、法律研讨会等。再次, 优化大学校园法律环境, 实现环境育人。一个良好的制度氛围对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概念是至关重要的。在学生管理上要做到“以法育人”, 推行“依法治校”的核心理念, 加强对学生的教育管理, 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 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最后, 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亲身接触法律的机会, 如组织学生开展法律诊所、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等法律咨询与法律援助活动, 从而增加学生接触法律知识的机会, 促进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
摘要：构建有效的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模式, 是控制和预防大学生违法犯罪以及维护大学生合法权益的关键性因素, 也是高等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 作为法律素质教育的基本途径, 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根本无法满足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要求。因此, 应该积极构建与创新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模式, 变革法律素质教育的认识定位, 优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以及拓宽法律素质教育的实施渠道。
关键词：法律素质,教育模式,法律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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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教育模式 篇8
(一) 含义及源起
法律诊所教育模式是一种借鉴医学院临床教学法来培养法科学生的教育模式。在该模式中, 学生将在有司法实践经验的教师指导下对真实案件进行主导处理, 对当事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问题进行“诊断”, 并开出法律“处方”。
在法律诊所教育模式产生之前, 案例教学法为美国各法学院的主导教育模式, 它虽然有效弥补了经院式教育模式下师生间缺乏互动的不足, 但由于案例真实与社会真实脱节, 所以仍为有识之士诟病。美国法学家杰罗姆·弗兰克曾尖锐地指出:“用这样的教育模式培养律师就好像一个学打高尔夫球的人从不去球场, 而只是在家看‘如何打高尔夫球’的教材, 研究报纸上别人怎样玩高尔夫。”[1]在杰罗姆·弗兰克等人的呼吁及推动下, 自20世纪20年代始, 耶鲁大学、杜克大学等高校陆续建立法律诊所。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在尝试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自1958年起, 私人基金会开始向法律诊所捐资, 1964年后, 法律诊所更是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拨款支持, 自此该种教育模式迅速在全美普及。
(二) 优势
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在几十年内就在全美各高校普及, 可见其魅力之大。该模式的优势主要包括:
首先, 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为了修得诊所课程学分, 学生不但要独立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来“诊断”并解决当事人的法律问题, 而且要不断摸索总结与各类人员的交往、沟通技巧, 甚至还要掌握取证、辩论、文书写作等知识, 而这些通过理论课程很难学到的东西均是其未来职业技能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 它有助于锻造学生的职业道德。在诊所教学中, 学生将通过为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而检验自己初步构建的职业道德观念, 这些观念经过实践的洗礼后将升华为信念。同时, 那些需要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对象, 大多为社会弱势群体, 学生以法律为武器帮他们解决困难后, 会真切地体会到法律的重大意义, 从而激发学生运用法律来捍卫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使命感。
最后, 它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在诊所里, 学生在传统教学模式下被动接受知识的情形将被扭转, 他们将会走到第一线, 直接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或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参加诉讼。为了不辜负当事人的信任, 学生会对法律知识产生强烈的求知欲, 会主动围绕案件自立地去掌握相关知识, 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被空前提升。
二、法律诊所教育模式移植后的“水土不服”
由于法律诊所教育模式的巨大优势, 其很快被其他国家所借鉴。自20世纪70年代起, 挪威、南非、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高校纷纷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2]2000年, 我国清华大学等7所高校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在国内首批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据中国法学会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统计, “截止到2012年10月底, 已有149所法律院校成为其会员单位, 其中有83所会员院校正式开设了诊所课程, 共计开设了不同主题的专门性法律诊所130个”。[3]然而, 由于中美两国在法律传统、教育理念、办学模式等方面存在众多差异, 因此该模式在移植入我国后也产生了一些“水土不服”的现象, 这主要包括:
(一) 案源不足
美国民众比较注重个人权益, 而他们又普遍认为, 维护自身权益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诉诸法律, 但因律师费高昂, 加之可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法律诊所拥有较高社会美誉度, 因此很多民众便常常委托诊所学生代表自己争取权益, 这曾一度使得“法律诊所代理的个案总数远远超过了政府部门”。[4]而在我国, 国人有着“和为贵”的传统, 对于争议不大的案件当事人常常放弃权益或在他人的调解下解决争议;对于争议较大的案件当事人则往往委托律师代理案件, 很少有人能想到向社会知名度较低的法律诊所求助, 这就使得我国高校法律诊所案源不充分。
(二) 经费缺少保障
法律诊所教育模式需要较高的运行成本, 这不仅是因为它义务服务, 还在于它在办公场地、设备、教师薪酬等方面还有较多开支。在美国, 法学属学费最贵的专业之一, 同时, 民间广泛存在慈善家向高校捐资的传统, 而法律诊所在全美拥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 因此常能获得各界的资助。例如, 在1968年, 仅福特基金会就一次性资助了其1200万美元。[5]而在我国, 法学专业学费较低, 加之正处于起步阶段的慈善基金也尚未开始关注社会影响力较低的法律诊所教育, 因此, 该种教育模式在我国的长久运行尚缺大量保障资金。
(三) 师资很难达标
法律诊所教师的最佳人选莫过于律师、法官或检察官, 而“美国的法学教师多数从执业律师中选拔。他们既是教师, 又通常是律师业的一员”, [6]因此, 法学院的自有教师本身就可以胜任诊所教师之职。在我国, 高校法学院招聘教师一般不会有司法实务经验要求, 而新进教师一旦入校工作后, 在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的重压下, 很大一部分人已无暇担任兼职律师, 而那些担任者, 则大多又因时间、课酬等因素影响不愿意担任诊所教师。这就导致我国高校法律诊所中, 很多教师本身并不具有司法实务经验。
(四) 学生出庭存在障碍
美国于20世纪60-70年代, 在法律诊所教育模式迅猛发展及国内贫困人口迫切需求免费法律服务的背景下, 很多州都通过了赋予学生出庭资格的学生执业规则。“到1976年时, 美国50个州中有47个州都通过了学生执业规则”。[7]尽管各州学生执业规则标准不一, 但大部分州都允许学生代理所有刑事、民事案件, 给予学生以“准律师”身份。然而, 在我国, 尽管从现有立法上看, 理论上学生可以通过申请或被推荐而成为案件的代理人、辩护人, 但实际上学生在代理民事、行政案件时常会遭到部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非议, 而对于刑事案件司法机关则一般不会批准学生成为辩护人。
三、法律诊所教育模式“水土不服”的克服之道
法律诊所教育模式被誉为“世界上最成功也最成熟的法律实践教学模式”, [8]可见其属合乎历史前进方向、具有远大前途的新事物。当然, 作为一种新事物, 由于它与传统相背离, 因而其发展道路注定不平坦 (这已被它在本国及其他国家的发展史所证实) 。因此, 我们不应为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引进我国后产生的“水土不服”现象而彷徨、怀疑, 而应多措并举克服这些“水土不服”的现象, 以充分、全面发挥法律诊所教育模式的优势。
(一) 加强宣传, 保证质量, 确保充分案源
充分的案源是法律诊所教育模式优势充分发挥的重要保障。针对现状, 可选用的措施包括:第一, 积极利用不同媒介向民众宣传诊所能提供的各种法律服务;第二, 积极从法律援助中心、司法机关、社会团体处争取案源或取得案源信息;第三, 开通网上法律服务平台为民众提供法律服务;第四, 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增加对当事人的亲和力和吸引力。
(二) 加强沟通交流, 多渠道争取资金, 保障经费供给
充足的资金是法律诊所教育模式持久运行的重要保障。对改善现状的建议措施有:第一, 积极游说学校管理层, 争取校内物资和经费的支持;第二, 主动出击, 向私人慈善基金会申请经费资助;第三, 加强与校友及地方政府的沟通和联系, 尽力向他们争取资金支持。
(三) 内挖外引, 专兼结合, 保证优质师资
优质的师资是法律诊所教育模实现良好教学效果的首要保障。为此, 我们可采取的办法包括:其一, 鼓励教师通过在司法机关挂职、借调等形式取得司法实务经验;其二, 对计划新引进的教师提出司法实务工作经验要求;其三, 聘请校外律师、法官、检察官兼职担任诊所教师。
(四) 适时修法, 允许学生以“准律师”身份出庭, 打破体制障碍
打破学生出庭的障碍是确保法律诊所教育模式长远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各种社会矛盾多发, 法律诊所应潜下心来, 多为民众服务, 不断提升对社会的贡献。然后, 待到条件成熟时, 再通过多种途径请求国家立法赋予诊所学生“准律师”身份, 彻底打破学生出庭的体制障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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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教育模式 篇9
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兴起于20世纪的美国,这种模式是模仿医学院让学生在诊所实习的模式创立的。在这种模式中,教师通过指导学生处理真实案件,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修养,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人才的目的。我国从2000年开始有高校开设法律诊所教育课程之后,已有越来越多的高校也引进法律诊所课程,法律诊所在中国法学教育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 专升本院校引进法律诊所教育模式的必要性
1.1 引进法律诊所教育模式能够提高法学教育的实效
我国属于成文法国家,在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方面都受到了大陆法系很深的影响,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受到的影响尤其明显,现有的法学教育形成了以讲授法学理论为主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教师大多偏重于将法学理论知识灌输给学生,成为了课堂的绝对主角;学生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成了配角。这种情形一方面导致教师与学生之间对必要而且有效的讨论与沟通失去了兴趣;另一方面也使法学教育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法学教育无法取得良好实效。
在太原工业学院的法学教育中,同样存在着上述问题。作为专升本的院校,法学专业的教师人数相对不是很充足,教师的教学任务并不轻松,法学理论的讲授占据教师的大部分时间,教师在完成工作量要求的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后,已经无暇分出精力进行法学理论与法学实践相结合的研究,也就无法提高法学教育的实效。引进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将法律诊所开设为法学的专业选修课程,可以改善现有脱离实际的教育模式。在法律诊所中,教师和学生作为平等的主体,在共同解决实际法律问题过程中增加交流和沟通。教师仅起指导作用,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学习独立思考、独立办案,学生的积极性会被有效地调动起来,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实效。
1.2 引进法律诊所教育模式有利于实现教育目标
2014年6月16日教育部发布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年6月24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这2个文件都体现了这样的指导思想: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太原工业学院于1999年升为本科院校,2007年取得独立办学资格,2008年提出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目标,这与国家指导思想不谋而合。身处于这样一所以工科为主的专升本院校,法学专业的师资力量比较薄弱———法学教师的人数较少,教师比较年轻。在现有条件下,要想突出自己的办学特色并取得良好教学效果,将教育目标设定为培养法律实践型人才而不是培养法律理论研究型人才更为合适。法律诊所能够在学校与社会之间搭建起一个平台,教师和学生在这个平台上,通过接触真实的案件,共同解决所遇到的法律问题,教师能够根据实际需要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避免教授的法学知识与实际脱节;学生能够更主动积极、更有目标地学习,教与学形成以职业技术应用为核心的新模式,以实现培养法律实践型人才的目标。
1.3 引进法律诊所教育模式有利于提高毕业生就业率
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大。但是普通院校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率却一直低迷,这些本科生毕业后要想从事与法律相关的工作更是非常困难,很多毕业生为了就业不得不改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09年国家放宽了对参加司法考试人员的限制,允许普通高校大三学生参加司法考试。很多法律本科生都希望抓住这样的机会,努力通过司法考试以便将来能顺利就业,能够从事法律工作。以太原工业学院2012届的毕业生为例,79名毕业生中有60多人报考了司法考试,报考研究生的只有20人左右,最终有17人通过司法考试,这17名学生毕业后都从事了与法律相关的工作。这些数据反映出学生对于毕业后从事法律工作的渴望和司法考试对就业的影响。
现有法学授课重点依然偏重理论,与司法考试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太原工业学院作为普通高等院校,要想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就法学专业来说,提高学生司法考试通过率是一个有效途径。但是在教学中又不能一切以司法考试为中心,法学理论教学仍然是重点。要想解决这一矛盾,引进法律诊所教育模式是个不错选择。学生在学完主要理论课程后,加入到法律诊所当中,活学活用法学理论知识,学会像律师一样去思考问题,去解决问题,在处理法律事务过程中熟悉并掌握司法考试的内容,使司法考试变得不再高深莫测,随之司法通过率亦会提高,就业率也将会提高。
2 专升本院校引进法律诊所教育模式的可行性
诊所教育并非名牌大学和名牌法学院的专利。真正最需要诊所教育的,是那些不准备、也没有被暗示去从事学术研究的一般院校的法学本科生[1]。实际上截止至2013年已经有150多所院校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在这些院校中绝大多数都是普通院校[2]。太原工业学院可以借鉴其他院校的经验引进法律诊所教育模式。
2.1 现有课程设置为引进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目前我国普通高校法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分为2大部分,一部分是法学理论课程;另一部分是法学实践课程。太原工业学院法学专业也是这样进行的课程设置。在法学理论课程中,除了专业教育必修课程外,还包括《律师事务与仲裁》《法律文书》《司法制度》《法律语言学》等专业教育选修课程。在法学实践课程中,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每个学期都设有不同法学实践课程,包括《模拟法庭系列实践环节》《企业法律顾问模拟实训系列实践环节》《疑案研讨》《法学社会调查》《法律咨询》《经济法模拟实训》《立法模拟实践》等[3]。学生在顺利完成这些课程后,也就为参加法律诊所实践做好了理论和实践准备。
2.2 现有师资配备为引进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奠定了师资基础
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鼓励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太原工业学院一贯注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尤其以“双师型”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为重点。太原工业学院法学专业教师虽然很年轻,但是教师中除了获得硕士学位和中级职称的,还有获得博士学位及高级职称的,其中有5名教师通过了司法考试并已经取得律师执业资格,成为了“双师型”教师的代表。每位教师都长期在教学一线岗位上承担着法学理论教学和法学实践指导任务,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这样一支教师队伍为引进法律诊所教育模式打下了良好的师资基础。
2.3 模拟法庭和法律援助中心等实验室的建立为引进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奠定了物质基础
很多普通高校都设置了模拟法庭实践环节,建设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模拟法庭实验室。开设法律援助中心的普通高校也很多。太原工业学院也设置了模拟法庭实践环节,建成的模拟法庭实验室已投入使用;法律援助中心有固定场所并配备了必要设施;实习基地在现有基础上逐步增加;预算为150万元的物证实验室也在建设当中。这些已有的和在建中的场所和设施为引进法律诊所课程做好了物质准备。
3 专升本院校法律诊所教育模式的构建
3.1 建立校内法律诊所
我国开设法律诊所的高校普遍将诊所设置在了校内。从太原工业学院实际出发,建立校内法律诊所更为合适。首先,法学专业的模拟法庭和法律咨询中心等实验室可以满足法律诊所运行的硬件条件,不需要在校外再重复建设,节约资金;其次,参与到法律诊所的指导教师除了在必要的时候是外聘的,其他时候就是法学专业的教师,将法律诊所设置在校内方便教师进行指导;最后,将诊所设置在校内便于系部对诊所进行日常管理。
3.2 建立专业性法律诊所
在尝试引入法律诊所教育的阶段,不少学校都是秉着“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思路来开设本校最早的法律诊所[4]。很多高校都选择了开设专业性诊所,清华大学开设了消费者权益保护诊所,四川大学开设了刑事法律援助诊所,西北政法大学开设了立法诊所[1]。根据太原工业学院的现有条件,建立综合性法律诊所的难度较大,应选择建立专业性法律诊所,可以考虑消费者权益保护诊所、劳动权益保护法律诊所或妇女儿童权益保护诊所。建立这样的专业性诊所,案件类型单一且难度不大,教师和学生易于处理,效果会更好。
3.3 建立与社区紧密联系的真实法律诊所
法律诊所按照学生能否接触到真实案件为标准,可以分为真实法律诊所和虚拟法律诊所。在虚拟法律诊所中,学生不能接触到真实案件,所有环节都是人为设定的,其结果就是模拟法律诊所又变成了模拟法庭或者案例讨论。太原工业学院的法学专业已经设有模拟法庭和若干案例研讨实践环节,建立真实法律诊所才有意义。建立真实法律诊所,教师和学生在处理真实案件的过程中,对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诊断”并“开出处方”,做到学以致用,重点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这些是模拟法律诊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真实法律诊所想要正常运行,案件来源要有保障,法律援助中心和法律实习基地可以为法律诊所提供案源,但是很多高校法律诊所仍然面临案源不足问题。太原工业学院法学专业的法律实习基地数量还有待增加,无法提供充足案源,法律援助中心的案源也无法满足诊所需要,在这种情形下可以考虑与社区建立紧密联系。在建设法治社会过程中,社区作为社会的基层组织处在社会最前沿,每天都会接触到大量社区居民间发生的各种矛盾和遇到的法律问题,社区工作人员中具有相应法律素养的人很少[5]。法律诊所在此时可以发挥作用,教师和学生利用法律专业知识解决这些问题,帮助居民化解矛盾,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诊所又有了大量案件来源。
摘要：法律诊所教育模式为法学理论教育与法学社会实践搭起了新的平台,教师和学生在解决真实案件过程中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实践。文章研究的法律诊所教育模式既可以实现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又能够改善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
法律教育模式 篇10
我国法学教育在认真总结教训的同时, 也大量借鉴了国外法学教育的有益经验。一些法学院不仅在传统的课程中大量采用了案例教学法, 而且还专门开设了诸如“法律诊所式课程”、“模拟法庭”、“律师实务”、“案例分析课”等以能力训练为目的的实践性课程。借用美国法学院的一句格言, 这些课程的宗旨是:“训练学生像律师那样思考”。学生的听、说、思、写、辩, 举手投足都应当表现出法律职业者应有的素质、能力和才智。这些能力和素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但又恰恰是传统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所无法涵盖的重要方面。仅以模拟法庭的教学形式而言, 它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与传统的教学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
在模拟法庭的训练过程中, 学生作为当事人的律师、检察官、法官等, 成为案件的当事人或参与人, 必须考虑所处角色的利益, 设身处地地分析案件, 全力以赴地争取最佳结果。这不仅是一个角色的转换问题, 而且是学生的位置和视角的转换。它对学生产生的潜在而深远的影响, 远远超出传统学院式法学教育模式的作用。模拟法庭在一定程度上把学生置于司机的位置, 成为学习的主体。学生必须主动去学, 从而在学习效果上也就会有根本不同。而老师在其中仅起辅助性的作用, 即挑选或编写适当的案例材料、提供一般性指导、评价学生的表现等。模拟法庭中的老师应当切忌成为正确答案的提供者, 切忌用自己的思维模式禁锢学生的思维, 而应当成为引导学生自行思考, 从而由学生自己解决法律争议的路标或评论人。
二、学生不仅要处理法律问题, 而且必须处理事实问题
为达到使学生学会在具体案件中分析事实、灵活运用证据法和程序法的目的, 模拟法庭采用的案件不应该是从现行法院判决书中摘录的事实。因为法院判决书对于事实的陈述都很简单明了, 鲜有可供进一步争辩的余地。同一事实材料, 从不同的当事人和证人的角度, 都会有不同的解释。因此, 事实材料应当以当事人为律师提供的素材和诉讼请求为主要形式。当学生接触案件时, 他们首先需要像律师那样对这些事实材料进行分析、归纳、筛选和建构, 从而形成要向法庭陈述的事实, 并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形成己方的法律意见。
三、学生要学会如何在庭前形成法律意见和开庭时进行法庭陈述和辩论
这种能力不仅依赖于对相关法律知识的了解, 而且依赖于对各种相关学科和知识的了解与应用, 比如对于当事人、诉讼参与人以及法官的心理分析, 法庭陈述和辩论的技巧, 对于逻辑学熟练运用, 对于与案件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了解等等。因此, 模拟法庭的训练能够为参与者提供一种综合素质训练, 其作用远非其他传统的课程所能达到。
四、模拟法庭的训练不仅仅局限在法庭上的辩论, 而是一种系统的、全过程的训练
如果运用一个案例来说明一个法律规范的运用, 学生学到的只是有关诉讼中一个环节甚至是一个点上的知识和分析能力。而模拟法庭训练一般持续一段时间, 学生必须从提供的零散素材入手, 经历分析实事情况、找出相关的法律要点、寻找适用的法律规范、形成自己的辩护或代理意见、书写有关的法律文书、出庭辩护等全部环节。因此学生能够了解案件进展的全过程, 并通过亲身参与, 在一定程度上把握案件的进程和结局。它打破了传统法学课程设置按部门法为标准所划分的人为樊篱, 要求学生同时对实体法和程序法进行综合的考虑。
正是由于模拟法庭提供的训练更真实, 更近于实践, 更系统、全面, 把学院式无生气的法学教育变成了能动式生动的模式, 因此各国法学院都定期在法学院内部举行模拟法庭比赛或开设模拟法庭训练课程, 以弥补传统法学教育中的不足。不少国家还在法学院之间组织各种区域或全国性的比赛。近年来, 不少国际性的模拟法庭比赛也定期举办, 如维也纳国际商事模拟仲裁比赛、亚洲杯国际法模拟法庭比赛。清华大学法学院学生代表队在2000年参加了亚洲杯国际法模拟法庭比赛, 获得了第2名的好成绩;在当年参加了维也纳国际商事模拟仲裁比赛, 在全部84支参赛队中获得了第30名的好成绩。
浦东电磁辐射监管模式的法律思考 篇11
【关键词】电磁辐射；污染防治；法律对策
1.浦东电磁辐射污染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浦东产生电磁辐射的设备、设施分布越来越广、功率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城市人口、建筑密度不断加大，电磁辐射成为一种新的城市污染源。因电磁辐射污染纠纷提起的诉讼也越来越多。常见的有：因在居民区建设电磁辐射设施、设备引起的排除妨碍纠纷；因电磁辐射污染所致人身伤害要求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因手机电磁辐射污染引发的纠纷；因开发商隐瞒有关电磁辐射污染的真实情况导致的商品房纠纷等。电磁辐射污染直接关系到大范围群众的工作和生活，公众的敏感度很高，但电磁辐射污染纠纷的解决却很困难。
2.电磁辐射污染防治立法的空白与冲突
2.1电磁辐射污染防治单项法律、法规的缺失
国家环保总局于1997年3月25日颁布了《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该法虽为专门性规定，但因内容的滞后效力级别低，使执行大打折扣。该法仅为部门规章，根据《立法法》，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所以在实际的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常常出现电磁辐射污染纠纷中的各方当事人各执一词，各执一法的现象，《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的许多规定形同虚设，无法实施，凸显了电磁辐射污染防治中的立法空白。
2.2电磁辐射国家标准存在严重空白和冲突
第一，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个产品电磁辐射国家标准。我国对包括手机在内的在使用中产生电磁辐射的产品没有任何国家标准，也没有要求这些产品标注其电磁辐射值、进行电磁辐射值检测的任何强制性规定。第二，我国的环境电磁辐射国家标准存在严重冲突。目前同时存在两个并不统一的环境电磁辐射国家标准。1988年国家环境保护局发布《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88)和1989年卫生部发布的《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对环境电磁波容许辐射强度标准的规定不一致，其中，卫生部的规定更为严格。
3.充分利用现行法
我国电磁辐射污染防治的现行法虽不够健全，但并不是无法可依，可以用来防治电磁辐射污染，解决纠纷的主要立法有：
3.1环境保护立法
第一，专门性的《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第二，综合性的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电磁波辐射是一种污染源，故该法规定的原则、制度对电磁辐射污染均可适用。根据2003年9月1日施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可能产生电磁辐射污染的规划和项目都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3.2相关部门专项立法
广播、电信、电力等产业部门的专项立法也对电磁辐射污染作出了规定，主要方式有：明确规定电磁辐射污染防治条款，如《广播设施保护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广播电视信号发射设施的建设，应当符合国家有关电磁波防护和卫生标准；在已有发射设施的场强区内，兴建机关、工厂、学校、商店、居民住宅等设施的，除应当遵守本条例有关规定外，还应当符合国家有关电磁波防护和卫生标准。
3.3国家其他立法
电磁辐射纠纷的当事人还可以充分利用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法规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程序、行政许可听证程序的规定，民法对财产所有权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权利的规定等。
4.尽快完善现行法
4.1建立电磁辐射国家标准体系
4.1.1统一环境电磁波容许辐射强度国家标准
同时存在《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88)和《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两个相互矛盾的环境电磁波容许辐射强度国家标准是不正常的，应当尽快统一，并明确其适用范围，特别是要制定多辐射源的国家标准。
4.1.2建立相关产品的电磁辐射强度国家标准
当前最为紧要的是迅速出台手机电磁辐射强度国家标准。首先，这对消费者有利。由于我国没有任何相关产品的电磁辐射强度国家标准，生产商和经销商更不会主动把自己的产品送到国家权威检测部门进行电磁辐射检测，消费者对电磁辐射的强度一直处于不知情的状态，更无法证明产品会造成电磁辐射污染。其次，确立产品电磁辐射强度国家标准有利于产品生产者、经营者的长远利益。它是一把双刃剑，对外能提高本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国际竞争力，破除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内有利于构建我国的技术性法规体系，防止国外不符合电磁辐射标准的产品流入。目前，许多国家都已建立了市场准入制度，以加强对电子产品的电磁辐射管理。
4.2加强电磁辐射地方立法
现有电磁辐射地方立法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将放射性污染防治和电磁辐射污染防治放在一起进行综合性辐射环境立法，如《吉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辐射环境管理办法》；二是进行专门的电磁辐射环境立法，如《河北省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三是就电磁辐射环境管理的某个方面进行单项立法，如《北京市移动通信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上海市公用移动通信基站设置管理办法》。
4.3条件成熟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磁辐射污染防治法》
1999年国家环保总局决定，建立重点污染源档案和数据库，建立健全有关电磁辐射建设项目的审批制度，使电磁污染源远离稠密居民区，把电磁污染管理纳入日常环保工作轨道。目前，我国已积累了一定的电磁辐射管理经验，对电磁辐射污染的科学研究也在稳步进行，但法律的不足已严重制约了我国电磁辐射污染的防治，制定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磁辐射污染防治法》是势在必行。
与其它污染不同，电磁辐射污染的隐蔽性、电磁辐射设施、设备安装中的不透明性大大增强了它对公众的神秘感，公众很容易从心理上对它产生恐惧和疑虑，即使电磁辐射的强度极小，也可能会招致公众的激烈反对，以至于世界范围内可能产生电磁辐射污染的公用企業，如移动通信公司、电力公司已越来越难以觅得相关设施、设备的安装地，经营成本不断增加。消除这种对立的最好方法莫过于通过公众参与来实现当事人彼此之间的尊重、理解和沟通，以褪去电磁辐射污染的神秘性。虽然公众参与对于任何污染防治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对于电磁辐射污染防治的作用更为重要。建立起维护公众知情权、公众参与决策权、公众监督权的公众参与制度，是电磁辐射污染防治立法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公众参与的途径、参与的程序及参与的保障措施。
儿童和孕妇属于电磁辐射污染的敏感人群，虽然电磁辐射对儿童成长和胎儿发育的影响在科学上还未得到确切的证明，但基于其高风险性，应当给予特殊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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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教育模式 篇12
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各教育部门、司法部门、青少年发展指导中心逐渐重视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尤其是小学生的启蒙法律教育，从理论指导方面弥补了青少年法制工作的空白。但普及小学生法律常识教育工作并没有如设想般开展得如火如荼，而仅停留在文字宣传工作上，并没有真正开展长期性、基础性、实用性的法律常识课程，相关小学生法律常识教育教材资源相当匮乏，青少年普法工作完全处于理论层面，缺乏广泛的实践。
经过本科研团队充分的图书馆资源检索、市场和学校图书资源调查后发现：在现在的小学课程教育中，涉及法律知识普及方面内容的课本仅有《品德与社会》。其中，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品德与生活》(又名《品德与社会》)课程一至六年级共12册课本，12册课本包含有154节课内容，其中仅有6节课程与法律有关(含生活中的规则、安全等内容)。在这6节课程中，有3节内容是关于规则的讲解，规则主要涉及：家庭生活规则、学校生活规则、社会生活规则。其中的社会生活规则，包括“红灯停绿灯行”、“保护山林”等与法律相关，但是内容点到即止，表现方式不够活泼，方法单一。此外，还有1节内容关于交通安全、1节关于危险自救、1节关于生活中的民主。由此可见，小学现有课程涉及法律的内容非常少。
以上实证研究表明，学校不够重视，或是授课方式单一，针对性不强，教学效果不明显。小学生在法律运用、维护权益和遵纪情况方面实践性不强，运用程度不高，这体现了加大小学生法律常识教育程度的必要性、针对性与紧迫性。
另外，立足于法律专业学生的就业视角，目前其就业出路大都局限于法律部门的职位，而没有填补社会对法律教育专职人员稀缺的空白，没有发现法律教育这块工作领域。法学专业毕业生长期的低就业率反映出了法学职业教育的片面性，没有实现探索新就业方向的目标。所以，研究小学生法律常识教育的同时拓展了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的出路，更能发挥高校毕业生的专业特长。
因此，在极度缺乏法律常识教育实践与指导的情形下，探索小学生法律常识的教育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迫在眉睫。
二、项目研究内容
本项目旨在针对北京市小学开展法律常识课程的现状进行研究，颇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改进建议与落实方案，通过编撰《法律在身边———小学法律常识课》系列教材与教案，深入北京市小学开展课程试讲活动，深刻总结小学法制教育新模式探求试点工作，提出有实际借鉴意义的意见书，提交至教育部或北京市教育局听取其意见，同时将教案推广出去为各小学开展法制教育课程提供参考，为国家推广青少年法制教育规划提供一种可行性的模式，并对社会关注小学生初级法制教育起到推动作用。具体内容如下：
“对小学开展法律常识课程的调研报告”，通过前期的调研，制作详细、专业的调研报告，包括数据统计、数据分析、问题归纳、资料总结、改革建议等，主要针对北京市已经开展的小学法制教育课程中的不足进行分析，为后期团队创新法制教育课程模式提供理论指导。
“《法律在身边———小学法律常识课》系列教材”，建立在团队具有师范专业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落实与实践在小学开展法律常识课程项目，团队将自行编写四套针对小学四、五年级学生的法律常识教材，通过有趣的故事、通俗的讲解、启发性的问题、深刻的总结来全面展示小学生的法制初级教育模式，为后期团队进入小学试讲提供可参考的材料。
“《法律在身边———小学法律常识课》系列教案”，在开发设计《法律在身边———小学法律常识课》系列教材的基础上，配套设计了每一本教材的教案，为推广小学法律常识教育提供参考性的文件，让该法制教育模式易被借鉴，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深入小学开展法律常识教育试讲活动”，该活动是帮助团队实践前期的工作设想，试点落实调研报告中解决我国小学法制教育现状中的问题，通过试讲的方式深入校园、深入班级、贴近学生，进一步了解小学生对法制教育模式的需求。并让学生学习团队设计的教材与教案，通过定期的培训，总结团队的法制教育新模式的成果，探求新模式的运用前景。
“对小学法律常识教育的建议书”，通过前期调研，后期社会实践，团队可深刻总结对于北京市小学法律常识教育的现实问题与新模式探求意义，从而向国家教育部或北京市教育局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小学法制教育深入推广模式，切实将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通过实践的方法落到实处，而不是一纸空文，真切希望对全国开展小学法律常识教育课程规划提供可借鉴之处。
三、本项目的开展情况
首先，我们通过前期调查及理论分析，了解了北京市小学的法律常识教育现状。
其次，通过了解、分析小学4-5年级学生的学习能力。结合当前社会需要，我们已经研究、编写出一本适合小学教学的法律常识教材，即《法律在身边———小学法律常识课》。教材内容以法律及安全知识为主，内容涉及：交通法律及安全(如乘车需系安全带、禁止酒后驾车、禁止闯红灯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相关问题处理(如购买货物需开收据发票、遇到假冒伪劣产品如何维护自身权益)、宪法权力义务(如肖像权、纳税义务)等。教材形式将大量结合实际生活，以贴近学生的经历为主旨，在课本中设计了一个主人公“小律”，以漫画讲故事的形式，传达法律常识教育，避免了繁杂冗长的传统法条教学、理论教学。
再次，我们已结合编写的教材，编写出配套的讲义，用于教师讲课参考。讲义编写的主旨是“以生活化的方式将法律安全知识转变成孩子们内在的意识”。讲课方式灵活而生动，如讲案例、讲故事、带领孩子们表演情景剧、绘制图画、参观游览(如观看火警灭火过程)、观看视频影片等方式。讲课过程注重与学生互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积极学习，让他们能轻松愉快地学到这些生活中很有用的知识。更鼓励孩子们将自己的所学告诉身边的人(如家长)，从而扩大普法的覆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