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法律诊所教育”的本土化模式

“街道法律诊所教育”的本土化模式（共8篇）

“街道法律诊所教育”的本土化模式 篇1

“街道法律诊所教育”的本土化模式

摘要：街道法律诊所源于美国，依托于街道法律诊所的基本理念，在结合本土现实情况基础上，尝试构建

了一种新的街道法律诊所模式——培训援助式街道法律诊所教育新模式。首先界定了新诊所的概念、特点，其次从诊所教育主客体条件和新诊所课程建设构建新诊所体系，最后介绍了培训援助式街道诊所的初步实践效果及其已具备的发展条件。

关键词：培训援助；街道法律诊所；法律诊所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在美国，广义上的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分为四类：虚拟的法律诊所、真实当事人法律诊所、校外实习诊所以及街道法律诊所。目前“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在我国也发展成多种模式：一种是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为代表的模拟法庭实践教学模式，是在假象环境之下的角色模拟，相当于美国虚拟的法律诊所；另一种是以清华大学法学院为代表的法学专业教育实习，又称毕业实习，相当于美国的校外实习法律诊所；第三种是以北京大学法学院为代表的“诊所式”实践教学模式，相当于美国的“真实当事人”法律诊所。第四种是法律咨询与社会调查，相当于美国的街道法诊所。[1]前三种在我国实践较多，而第四种街道法律诊所在我国实践很少。美国的“街道法诊所”是指运用角色模拟、庭审模拟、案例讨论等教育方式通过学生深入社区、街道讲授法律知识和运用法律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的形式，增加学生的见识，丰富他们在法学院的经历，加深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训练学生利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培养学生作为未来法律工作者应具备的职业责任感和律师职业道德。[2]在“街道法”诊所中，学生就法律如何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处理纠纷的方法等基本法律知识对非法律人士进行指导，意在培养知法、懂法的“积极市民”。鉴于街道法律诊所在锻炼诊所学生职业能力的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我国法律院校应该开展此种法律诊所模式的研究。本文在吸收美国的“街道法诊所”理念基础之上，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尝试构建一种符合我国现今法学教育体制的中国街道法律诊所新模式。

一．街道诊所教育新模式概念

街道法律诊所是指“运用角色模拟、庭

审模拟、案例讨论等教育方式通过学生深入社区、街道讲授法律知识和运用法律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的形式”，这一理念的基础上，我们结合本土法律需求特点构建了一种新的街道法律诊所模式——培训援助式街道诊所教育。培训援助式街道法律诊所是指诊所学生深入社区、街道，职业学校等社会单位，通过培训这一教育形式为弱势群体系统的讲授法律知识，从中锻炼法律诊所学生法律职业能力的法学实践教育方式。它之所以称为诊所教育新模式法律诊所，首先在于“培训”形式，“培训”一般来说，是一种有组织的知识传递、技能传递、标准传递、信息传递、信念传递及管理训诫行为。与传统培训概念相比，新模式法律诊所更侧重于通过“授课”这一有组织的知识传递来实践学生所学的法律知识。培训主体为大学生法律诊所实践课程的法学学生，培训客体为渴求法律知识、急需提升法律素质的社会群体，培训内容是利用街道法律诊所教育平台，通过培训的方式，为广大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系统化、多方位的法律知识教育援助。其次，目前的法律诊所教育侧重于评价学生综合运用法律的能力,其中涉及到对具体法律的运用能力、文书的写作能力、对专为评估而设计的模拟案例的思考和问题解决的能力，以及在“真实委托人诊所”中对学生业务能力的综合考察等[3]，而新模式法律诊所侧重于学生对法律人的职业道德、法律的基本理论、具体法律条文、司法判例、现实案例的深入理解和反思。诊所学生由法律教育客体转变为培训授课主体,成为培训法律课堂的主动参加者和课程的引导者。在这一过程中，诊所学生不但对法学理论和法律

制度的理解更加深入，还重点培养了自身表达与沟通这一法律人的基本职业能力。

二．街道诊所教育新模式法律诊所特点

1.培训援助式街道诊所教育新模式法律诊所通过法律援助手段实现法律诊所教育，是对法学实践教育形式的再继续和再创新。

法律援助与诊所法律教育是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一般意义上的诊所法律教育是倾向于让学生通过实践的方式来学习法律知识,掌握交流、辩护、谈判、代理等法律实践技巧，养成法律人应有的职业道德并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而培训援助式街道法律诊所新模式更侧重于法学学生对法律精神、法律基本理论、具体法律条文、司法判例的运用，通过知识讲授、案例模拟、角色模拟、庭审模拟、法律咨询等援助手段。培训援助式街道法律诊所教育新模式就是通过法律知识培训这一援助手段实现法律诊所实践教学的教育目标。法律援助作为法律诊所采用的方式之一，可以为学生提供法律实践的机会。新模式法律诊所以法律知识教育为援助手段，即通过授课、讲座、社区咨询、街道服务等多种形式为社会弱势群体无偿提供基本法律知识，提高其法律意识。通过“培训援助”创新了法律援助手段，从已有的个案援助模式走向新的普遍援助模式，使接受法律援助的对象从个体扩大到群体；且从已有的法律诉讼援助模式走向新的法律教育援助模式。

2.培训援助式街道诊所教育新模式法律诊所通过对弱势群体的援助提升法学学生综合素质，是对法学实践教育内容的再继续和再创新。

首先，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街道法律诊所教育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促使学生积累实践经验仅是其表层价值，这种法律教育模式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法律思维就是应用法律理论知识分析并解决现实法律问题所需要的能力。在具备了法律理论功底之后，需要

准确地把握案件事实问题，从复杂的法律事件中归纳出具有法律意义的内容和要件[4]。新模式法律诊所中的诊所学生即是在掌握了基本的法律知识之后，准确把握培训客体的需求，从复杂的法律事件中归纳出系统有效的教育方案。新模式法律诊所利于培养法学专业思维技巧，具体表现为收集、整理和研究法律资料的技巧;对这些资料进行阅读、分析、概括的能力;为具体问题提出合理解决方案的能力;进行法律研究确定研究问题并准确清晰阐释的能力;检索最新法律资料的能力。在新模式法律诊所实践的整个过程中，诊所学生运用各种实践方法训练法学专业专有的思维技巧。

其次，培养法律人职业道德。法律职业道德与法律所代表的社会公平及正义紧密联系。新模式法律诊所中，主要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来培养和锻炼学生。新模式法律诊所强调参与公共服务的意义，这种公共服务是从事法律专业人士满足感和成就感的一部分。法律援助作为法律诊所采用的方式，对培养学生参与公益服务的意识和职业责任感有重要作用。通过提供社会服务，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感、职业责任心和社会正义感，在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的活动中找到自身的价值。

三．培训援助式街道法律诊所教育新模式构建体系

本文构建的培训援助式街道法律诊所教育新模式充分结合了吸收美国街道法律诊所的理念，并特定化了培训授课这一实践手段。新模式体系包括：街道法律诊所教育主、客体条件和课程建设两方面。

（一）新模式法律诊所教育主、客体条件

街道法律诊所教育主体为诊所法律教师，客体为参与诊所课程学习的法学专业学生。为保证最大程度的实现这一法律诊所模式的理论价值，发挥他的教学功能，诊所教师与诊所学生必须使自身具备一定条件。

1.诊所教师必须尽职责完成三个基本工作：准确定位课程目标，有效管理诊所课

程，推动学生个性化成长。首先，街道法律诊所课程基本目标应该包括：培养学生与弱势群体或渴求法律知识的相关人群进行有效沟通能力；培养学生对培训授课对象群体的理解能力；培养学生对培训授课对象对讲授内容质疑的处理能力；培养诊所学生在培训授课各项工作中的自我管理能力；培养学生在培训授课过程中展示优良品格和专业素养的能力；帮助发展诊所学生在培训授课过程中的自我认知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其次，街道法律诊所课程管理要求诊所教师完成以下工作，帮助学生适应其法律教师的角色；帮助学生了解培训群体的特点，并使其在这一群体中建立较好的人际关系；帮助学生发现培训对象质疑的关键点；帮助学生用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方式处理法律和现实生活的矛盾；帮助学生从经验与教训中学习，培养学生健康且完整的法律职业性格。最后，学生个性化发展要求诊所教师，注意不同学生的特点、兴趣和需求，帮助学生完成个人的重要学习目标和计划，并在学生完成个人计划的过程中及时给予鼓励、支持和指导。

2.学生加入诊所必须要满足的条件，包括形式条件和实质条件。形式条件，加入诊所时必须庄严承诺自己将认真、负责并满怀热情的投入到诊所学习和工作中，这种自愿承诺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诊所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养成对己负责，对他人负责的职业使命感和职业自豪感。实质条件按包括：诊所学生一般为三年级法学专业学生，他们必须具备较完整的法学基础理论知识，必须对重要的法律概念等基本问题有全面且完整的理解；诊所学生能够较为全面的掌握法律、法规条文和重要司法解释内容，并能够将法律条文与法律理论紧密联系，熟练运用；学生必须培养自身对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和判例的兴趣和敏感度，及时发现适合培训课程改编的案例和判例。诊所学生应该具备发现案件事实与相关法律之间联系的能力。诊所学生必须具备团队精神，学会与partner共享信息与资源，学会倾听和了解partner的观点。诊所学生还必须必须具备善良、严谨的职业心理，能够用普通话清晰表达讲授内容。

（二）新模式法律诊所课程建设

培训援助式街道诊所教育新模式法律诊所课程按实施的先后顺序分为四个部分：诊所教师专题讲授，诊所学生培训援助实施，诊所教师与诊所学生培训经验总结，诊所学生实践效果评价。

1.诊所教师专题讲授部分。这部分实践内容的教学主体为诊所教师和诊所学生，诊所教师主要应完成三个教学内容：第一、了解援助对象现实法律需求，督促、辅导学生按援助对象需求制定培训援助教学纲要；第二、引导、帮助学生确定培训课程的基本内容，目前针对援助对象自身特点，培训内容主要应以基本法律概念和法律、法规条文、典型真实案例为主；第三、帮助诊所学生学习和掌握培训授课的方法，例如培训授课的基本顺序应该是案例在先，然后根据案例中的矛盾向学院提出问题，最后引出法律概念和法律条文规定，此外诊所教师还需要在案例模拟、角色扮演的过程中进一步引导学生。

2.诊所学生培训援助实施部分。这部分实践内容的教学主体为诊所学生，诊所学生主要完成两项工作。首先是授课前准备工作。在这一期间，诊所学生分组进行按组设定讲授专题内容，并根据培训援助教学纲要制定具体的授课内容，例如针对盲人按摩学员讲授劳动合同法，就不必讲授或仅简单概要介绍集体合同和劳务派遣这部分内容。关于劳动合同法的讲授编写教学内容，包括将真实的案例进行改编以实现具体的教学目标，例如使改编后案例能够引出基本法律概念和法律条文。其次，诊所学生培训援助对象课程展开，诊所学生将自身准备的授课方案，包括法律概念、法律条文、真实案例讲授给援助对象的过程。再次，诊所教师与诊所学生培训经验总结。诊所学生根据培训课堂的教学效果，不断提出新的培训教学案例，也可能会发现授课准备时忽略的重要法律概念和法律条文，还会发现在培训课堂上诊所学生之间缺乏相互支持等问题。同时诊所教师也会在学生运用法律知识的过程中发现诊所学生的理论不足，甚至会发现诊所

学生对原有理论的错误认知和错误运用的情况。这些都是培训式街道法律诊所教学亟待改进之处，所以这些经验与教训的总结过程对于这一新模式法律诊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机遇

培训授课式街道诊所教育选择开放的教育环境，尽可能地通过多元教育方式，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新模式法律诊所根据弱势群体文化水平较低、法律意识较弱、在现今的法治社会中创就业时易处处碰壁等现状，应以“切实满足对象需求”设置培训授课内容。培训授课内容涉及合同法、公司法、劳动合同、保险、与创就业有关的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救济途径等等弱势群体急需的方方面面内容，诊所学生按照法律认知思维使所有内容成体系化，使专业内容通俗化。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尝试设置培训课程内容：⑴合同的订立、效力及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⑵公司的设立、组织机构、财务会计；⑶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工作时间、社会保险福利；⑷行政许可、征收、处罚、强制与行政复议；⑸刑法的构成要件、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等犯罪类型；⑹权利救济途径、诉讼程序、诉讼时效等方面，分析诉讼、调解、仲裁等救济途径的利弊。这些法律基本知识能使培训对象有能力认识并解决基本法律事务。

最后，本文无意夸大街道法律诊所工具价值，必须承认街道法律诊所教育的特点决定它无法让诊所学生代理真实案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锻炼诊所学生职业能力的空间。街道法律诊所的社会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要大于它的教学价值。但若能在更多高校的法律院系推广，并将其与真实当事人法律诊所相结合，将能全面完成其法学实践教学价值。

四．培训援助式街道诊所教育实践效果

按照以上新模式法律诊所的构建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法律诊所师生将新模式理念付诸实践，取得一定实践效果。本次实践主体为三年级法学专业的学生，诊所师生利用2009-2010教学法律诊所实践课程的6个教学周实习期间进行街道法律诊所新模式初步实践。本次实践效果主要变现为四个方面：1.诊所师生总结了这种培训授课的四大特点，第一成人性，培训对象全部为20-40岁之间的成年人；第二，非专业性、非职业性，授课对象并不以法律为职业，他们需要授课者更多的直接讲授具体的权利与义务；第三，普法性，虽然是普法性讲授，但诊所师生所完成的是系统的、较为体系化的普法授课工作；第四，社会性，需要和不同的社会单位进行合作，例如职业介绍中心、社会保障等机构。2.对受援助群体而言，通过系统培训，使他们掌握了劳动合同法基本知识，逐步提高法律风险防范意识，懂得如何用劳动合同法保护自己的基本创就业权利。3.对学生个人而言，深入社区、街道讲授法律知识及角色扮演使学生加深对原有专业知识的理解，使学生能够将法律条文与法学理论融会贯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诊所学生发现案件中“法律真实”的能力。在街道诊所教育新模式下，学生不但是法律诊所课程的学生，还是弱势群体的“教师”。在探索做好普法教师的这一过程中，学生能够深入理解专业知识并锻炼过硬的表达能力。4.对社会而言，无偿法律援助也利于减轻创就业弱势群体的经济负担，降低社会成本，帮助他们在创就业过程中减少矛盾和纠纷、防范法律风险。

致 谢

在此向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韩晋老师对此篇论文撰写的指导和帮助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甄贞.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 [M].法律出版社：291-430.[2]韩爱芹.付云岭.美国诊所法律教育的类型与我国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科教文汇,2009（6）下旬刊：284.[3彭锡华、贾林娟、操旭辉.诊所式法律教育评述[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21）：36.五．结语——法律诊所的发展

[4]王康.中国社区法律诊所教育之建构.中国知网

“街道法律诊所教育”的本土化模式 篇2

截至2009年12月31日,全国法律诊所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会员单位总数已经达到118个,其中76个会员院校开设了诊所课程,共计开设不同主题诊所课程120个,建立了各具特色、有所侧重的专门性法律诊所,诊所的主题方向涉及:民事、行政、谈判、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公益、消费、法律援助、社区矫正、劳动法、立法、妇女权益保护、弱者、未成年人权益、未成年人犯罪、劳工、农村正义非诉、调解、社区服务、婚姻家庭、农民权益保护、知识产权、环境法、少年越轨、少数民族和少数人权益保护、刑事辩护等领域。

在中国法学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的组织下,各个法学院校在相互的学习和交流中不断地进步,并逐步走向成熟,法科学生在诊所课堂中学到了传统法学教育模式很难触及的领域,同时增进了法律职业技能的锻炼。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是对传统法学教育方式的改革

1. 实现了法学理论与法学实践的有机结合。

传统法学教育将法律按照部门法进行讲授,有机的法律体系和统一的法律实践被人为地分为相互脱离的板块,而诊所式法律课程则打破了这种人为的藩篱,一改传统的以教师为主导的单向教学模式,使学生真正参与到一种自我指向的学习中,将法学理论与法学实践的学习有机的结合起来。

2. 提供真实的案件材料,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

诊所法律教育是建立在正在发生的真实案件基础上,由学生亲身调查案情、厘清其中的法律关系、寻找相关证据,全面地掌控代理案件过程中会遇到的各种未知的情况和突发事件,在此过程中并没有一个预设的“标准答案”[2]。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要求学生在代理一宗真实案件时,必须最大限度地为当事人的利益(合法权益)服务,学生便必须竭尽全力地收集相关事实和证据,分析案件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寻找有利于当事人的辩论点和可适用法律。在每一次“事实—法律”之间的目光流连忘返中,培养了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

3. 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

引入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能够使法科学生通过亲身体验对司法活动增添感性认识,加深对律师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的理解;通过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帮助,增加其为最大限度实现社会正义而贡献力量的使命感[3];通过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抽离法律关系,法科学生形成了自身独立的判断力和正义是非观;通过抵制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社会阴暗面,有助于法科学生确认并解决道德困境的难题,进而形成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

4. 培养学生综合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

传统的法学教学中,专业教师仅仅讲授一门有特定调整对象的部门法,固有其传统的重点学科内容,考试也是针对重点内容预设好了考察范围,学生学到的是零散的、片段的、割裂的凝固知识。但实践法律活动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却不是千篇一律的,完全不可能遵循课堂教学的重点非重点的区分而决定发生频率,实践案件中覆盖到的知识点都可谓“重要”。学生在处理诊所案件时,不能因为案件事实涉及到的知识不是传统法学学科的非重点知识而拒绝出具法律意见,因此培养学生必须像真正的律师那样分析解决从未碰到过的问题和从未习过的知识,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恰恰提供给学生融会贯通的实战机会。

二、法律诊所教育本土化过程中的困境分析

尽管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的优点不一而足,而且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的实效,但它毕竟有其产生和发展的法文化土壤,我们将这种成长于美国的法律教育模式移植于中国的法律土壤中加以栽培,在其本土化过程中不免出现一些“不适症”。

1. 法律文化的冲突。

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发源于英美法系国家,而英美法系法文化下的法律教育理念注重职业教育,以培养法科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使之能够“像法律职业者那样去思考问题”。而我们国家深受大陆法系法文化的熏陶,对法科生的培养目标是能够探索和解决学术问题以及重要的社会实际法律问题的法学精英[3]。我们的成文法典传统也为这种教育理念提供了支持,强调法律的概念性、理论性、逻辑性。在这种法律环境大背景下,中国的法律教育者更加偏好于法学理论知识的灌输,轻视法律职业能力的培育。

2. 法学教育评价模式有待完善。

如何评价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学效果和社会效果,如何规范诊所法律教育的课堂教学和课外指导,如何评价诊所学生的学习成绩,如何评价诊所学生办理的案件,如何衡量诊所教师的工作量等,都是中国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法学教育体系中有一套评估讲授式教学模式的评价体系,也有一套从传统法学教育方式下教师考核晋升的评价标准,但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评价体系尚未建立[4]。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在现有法学教育评价框架下体现出“削足适履”的怪状———对诊所学生实践效果的难以估量,对教师贡献量的不对等反映。

3. 物质层面的匮乏。

物质层面是指运行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必须具备的物质要素和物质保障。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主要面临了案源不足、师资紧缺、教育经费短缺等方面的困境。

经费问题经常使得法律诊所的运行陷于捉襟见肘的境地。诊所法律教育除了需要经常上课的教室外,还需要具体的办公场所、办公设施等。师资问题也是诊所法律教育模式本土化过程中一个较大的障碍。法律诊所对指导老师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不仅期望老师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还期望指导老师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同时老师还须有充足的时间和高昂的热情去指导法律诊所业务的开展。上述这些苛刻的条件在中国的法律教育领域不易实现。我们的法学理论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育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法学院的老师受法文化的熏陶,长久地致力于博大精深的理论研究,追求的是课题的学术价值,而非法律的应用技巧和经验价值。要想在短时间扭转法学教育价值理念上的偏好并非易事,这便造成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本土化过程中师资匮乏的理念上的原因。

4. 法律诊所的责任承担。诊所学生在代理案件过程中因

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由谁来承担责任这一问题在现有制度中没能很好解决。

很多学者认为应当赋予学生以律师所具有的一部分诉讼权利,但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这种看法。因为律师所具有的各项诉讼权利与其所承担的诉讼风险是相对的。我们不能避而不谈学生在代理过程中因过错所应承担的责任,仅仅赋予其诉讼权利是不现实的,最后的损失还得当事人承受,这对当事人而言是不公平的。

三、法律诊所教育本土化过程中的困境解决对策

1. 转变法学教育观念,进行法律教育模式的改革。

“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法律教育有某种朝向美国趋势转向的趋势”,法律硕士的引入也说明了这种转变的态势。在法律职业教育上,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但无疑是正确的一步。因为“从内在的特质看,法律学本身便是一种实践理性;它不仅仅是一整套自恰的知识体系,更是一套以问题为指向的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方法”[5]。我们的法学教育的目标不能囿于培养法学家,而应是包括各式各样为社会所需要的法律人才,如法官、检察官、律师、司法工作者等。因而,应当转变传统的法学教育观念,将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教育统一起来,为法律诊所的顺利运作扫清一切路障。

2. 完善传统法学教育评价模式。

在对学生诊所实践学习效果的评价方面,评价的方法是互动的,包括指导老师对学生的评价、学生的自我评价、学生办案小组内互评、学生对指导老师的评价、客户(当事人)对学生的评价等,评价标准更注重学生对出现的问题的思考质量。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重视评价与学生的反馈,并不是为了对学生的代理案件活动作出区分,而是帮助学生形成对自己法律理论素养和法律实践行为进行思考的职业习惯。

在对诊所指导教师的教学效果评价方面,高校应该做出一些创新性的规定,取消对诊所指导教师一些机械的科研评估指标,将诊所的实际运行效果考量纳入评估体系,将诊所代理案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反映到指导教师的教学成果中。

3. 多渠道解决经费、案源和师资问题。

首先,法律诊所应多方面筹措资金,争取来自教育主管部门、社会资源的支持。同时法律诊所还可借助舆论的力量,宣传法律诊所的公益性和教育目的意义,使社会各界认识到这一新生事物的蓬勃生命力。其次,中国律师协会这一行业自律组织也应该为诊所法律教育作出贡献。其一,律师协会可以居中协调建立起各高校法律诊所与政府的法律援助中心建立起密切联系和合作关系。其二,通过行业自筹的方式,为诊所法律教育建立一项专项基金,以保证高校法律诊所的经费比较充足。其三,中律协可与教育部门联合建立一个法律诊所指导教师培训中心,使之成为一个可以自由交流经验、转变教育观念、改变教育方式的指导中心。最后,高校也应当为法律诊所的运作做出一些让步。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对法学教师的一些硬性的评估指标,将诊所的运行效果纳入评估范畴,建立多元化的评估方式。毕竟法律诊所也是高校的一个对外窗口,如诊所代理的案件受到良好的社会评价,这对高校来说也是一笔无形资产,有助于高校树立形象、提高招生的声誉。

4. 建立法律诊所特殊的责任制度。

根据《律师法》第54条的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律师事务所具有盈利性质,所以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高校内的法律诊所,因学生在代理案件过程中因过错导致的当事人损失,由学生、学校(因法律诊所不具有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指导教师任何一方来承担,都是不合理的。中国高校中的大部分学生虽已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没有经济来源,不具有承担责任的实际能力。而且学生参与法律诊所的过程本身就是受教育的过程,一些像起诉书、答辩状等正式的法律文书也由诊所教师签署的。所以,在办案过程中学生因过错而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由自己承担,在可行性和合理性上都存在问题。对于教师来说,他们对诊所辛勤的付出得不到回报还要额外承担学生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显然也是不合理的。对于高校而言,本身从经济效益考虑,设立法律诊所本身收益慢,投入大,如果还有这些责任风险,高校当然也没有热情与积极性去支持法律诊所事业的发展。但是诊所学生因过失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也不能完全由当事人自己来承受,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为法律诊所责任的承担制度建构找到一条解决路径。

笔者觉得比较合理的做法是通过平时的案件代理,若成功完成一件诉讼,法律诊所可以收取一定的合理费用,既在当事人可承受范围之内,又能以备后用,建立起一个责任风险基金。若因学生的过错导致当事人诉讼利益的损失,法律诊所可从此基金中按照一定比例赔偿给当事人。这笔赔付金额虽然不能完全“填平”当事人的损失,但是有着抚慰的性质,尽量减少当事人的损失。这是一个比较折中的解决方式,不免却学生的代理风险,但同时又不对诊所的运作产生负面影响。

5. 完善高校法律援助机制。

《法律援助条例》第8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为高校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机制融合提供了法律依据。

为了将高校法律诊所纳入法律公益服务的队伍中来,国家有关部门应当进一步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赋予高校法律诊所特殊地位,并承认诊所学生的“准律师”身份,使他们在代理案件时能够享有更多权利,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

中国法律对获得法律援助规定了一些条件,由此将一些经济确实困难的人但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排除在法律援助门槛之外。高校法律诊所能够与法律援助机制对接,将有效地缓解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同时也能解决法律诊所面临的案源不足的难题。

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出现是对传统法学教育方法反思和改良的产物,中国的法学教育从一开始就不是经院法学,缺少传授法律职业技能的传统,因此诊所式法律课程在中国的设立具有更加突出的创新意义。此外,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传统法学教育的模式,不能因强调法学教育的职业性而否定法学学术性和理论性的一面,它是对传统法学教育的修正和补充。我们在积极借鉴和推动诊所式法学教育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将其与传统法学教育模式有机结合起来,共同形成理论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统一的完善的法学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1]甄贞.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诊所式法律教育[J].中国高等教育,2002,(8):33-34.

[2]周凌.让法学硕士研究生走进法律诊所[J].新学术,2007,(2):90-92.

[3]唐军.论中国诊所法律教育若干问题[J].教育教学论坛,2011,(16):254-256.

[4]杨秀英.试论法律诊所教育的特色[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4):149-151.

“街道法律诊所教育”的本土化模式 篇3

关键词：法律诊所；本土化；教学

法律诊所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法学教育模式，法律诊所教育在形式上借鉴医学院诊所教育的模式。学生在“法律诊所”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为委托人提供咨询，“诊断”法律问题，开出“处方”，并提供法律服务，这一做法是让学生以律师的身份办案，在法律事务的实践中积累法律职业技能，培养法律职业意识。从我国已有的教学实践看，这一教育模式在中国的“本土化”已获得初步成功，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有不少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亟待解决。

1、教育机会：公平与效率的悖论

我国的大学法学教育是收费教育。从公平角度分析，交纳同等学费的大学法科学生有权利得到同等的法学教育。但是，由于法律诊所课程教育成本高昂，又受限于案源、教师数量等客观条件，学校不可能保证法科学生都有机会选修这门课程。

美国法律院校法律诊所课程之所以能够成为法学教育的必备环节，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有利条件：第一，美国的法律教育是完全收费的教育模式，法学教育学费相当高昂，足以承担昂贵的教育运作成本；‘第二，美国的法律教育是一种类似我国的法律专业硕士教育(JM)的后学历教育，针对的是大学学士学位以上的获得者，法科学生的社会阅历相对丰富；第三，美国的法律教育类似于一种精英教育，对法科学生申请者的遴选也非常严格，法律院系的学生有着良好的社会交往能力。

由于我国的法律教育并不具备上述条件，所以在法律诊所的课程设置上不可能照搬美国模式。囿于现有条件，我国的法律诊所教育只能以选修课的方式开设。

从我们现有本科教学实践看，我国的法律诊所课程通常是在大三下学期或者大四上半学期开设；学生遴选时设定一定的报名条件，如平均专业课成绩不能低于85分，不得有补考纪录；学生须提交正式申请书，申请书内要有自己对法律诊所课程的认识，要求学生对是否胜任法律诊所课程社会实践进行自我鉴定；必要的情况下，可通过面试或问卷测试，对其口头表达能力、交往能力及其他非智力因素进行测验，根据相关表现来评价申请学生是否适应法律诊所课程的要求；必要时也会通过抽签的方式确定谁获得法律诊所课程的选修机会。

限于现有条件，最终结果是仍然有部分学生不能获得选修机会，实践中学生对遴选结果投诉的现象时有发生。把公平正义作为天职的法科学生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对公平的践踏，故引导学生正确对待这一问题非常必要，以免挫伤其法律情感。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公平观：完全形式平等当然是最好的公平，如法律核心课程每人都有权利学习；在教学条件受限的基础上，资源稀缺、公共产品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在同等标准下实行教育机会的平等；遴选时不仅要考虑公平，更要兼顾效率，如果以效率丧失为代价去追求绝对平等，最后平等也不能实现。从现有教学实践看，通过正义观的讲解，作好学生的心理疏导工作，大部分未入选的学生对遴选结果都能够认同和理解。

现今阶段，我国的法律诊所教育只能以选修课的方式开出，只能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兼顾公平：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可适度扩大教学规模。

2、教育成本：投入与效益的考量

法律诊所教育是一种成本高昂的教育形式，但我国法学教育界似乎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法律诊所教育可谓遍地开花。据法律诊所教育专业委员会统计，截至2008年9月我国开设法律诊所教育课程的院校达84所。笔者对不顾办学条件，匆忙上马法律诊所教育并不赞同。法律诊所教育开办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办学能力、师资状况，不宜盲目开设或无限制地扩大法律诊所教育规模。

针对法律诊所教育成本高昂的现状，笔者建议可以通过一些办法来降低诊所教育的成本投入，如在师资配备方面吸纳社会公职律师、专业律师担任法律诊所指导教师，接受智力支援；条件成熟的学校除了接受国外基金资助外，还可以吸纳国内社会捐助基金，可能的情况下成立专门教育基金；还可以通过与社会团体如共青团、妇联、工会、志愿者组织合作，来筹措一定的教学经费。因为法律诊所教育直接服务社会，其工作更容易获得社会认同，具有筹措社会捐赠的有利条件。法律诊所教育只要有所作为，办出特色，相信法律诊所一定会得到社会公益基金的支持，从而减少学校成本的支出。

还须看到，成本是与产出相联系的，教育效益包括成本投入与效益产出两个方面。除了可以通过上述降低成本或者转移成本的方式来提高诊所教育的效益处，还须对法律诊所的教育产出有所认识。诊所教育除了能满足学习者的训练法律思维、提高法律技能的基本要求外，对学校整体的法学教育具有推动作用。

从教育定位上看，我国法律教育不仅要向社会输送人才，还可以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现阶段，我国政府法律援助的资源非常稀缺，对能接受法律援助的对象设置了较为严格的标准，只有小部分具有法律援助需求且无力承担法律服务费用的人能够得到法律援助服务。笔者认为，由法律诊所教育承担一部分的法律援助公共服务功能，可以分解政府的工作压力，缓解社会矛盾，对当今的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法律诊所教育的开展还有利于提升一个学校的社会形象，提高学校的知名度与软实力，对毕业生就业、深造都能起到推动作用。

3、教学内容：法律技能与职业意识的培养

由于职业技能培训内容具体，可操作性强，学生乐于学，老师易于教，所以诊所教育往往把职业技能教育放为教学重点，忽视职业伦理教育，从而导致诊所教育异化，培养出的只是“法律匠人”。其实“法律匠人”的培养，即使不通过法律诊所课程，也能够通过律师之间的传帮带、执业过程的体悟，自己习得。法律诊所教育作为大学学院制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设立，其最为核心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的职业伦理。虽然职业伦理教育讲起来比较空泛，但决不能忽视。从法律历程上看，每一次司法的进步都同法律人的伦理追求密不可分。如果不是米兰达对宪法“反对自证其罪”的思索，就不会产生“米兰达公告”；如果没有法学家及新闻记者对“法律情感”的执著，也不会引起法院对许霆案的改判。法律诊所课程所接触的案件当事人都是社会弱者，法律在社会弱者那里彰显正义，法律诊所教育是进行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良好平台，通过法律诊所课程对培养学生的职业伦理显得尤为必要。

学生心目中的律师形象主要来源于文艺作品的形象塑造。在诊所课堂上学生并不能体会到“想象中律师”所具有的职业成就感：诊所带给他们的是衣衫不整、语无伦次的当事人，他们提供的证据多数是不完整、不充分，需要办案学生去补充收集：法律程序繁琐、冗长，

且没有收入，足以考验学生的意志力及心理承受能力。这些训练都有助于学生实现理想角色向现实身份的转换，放下不切实际的幻想，改变学生对律师工作习惯性认识。学生通过漫长的诉讼代理为社会贫弱者赢得正义，也能让学生更好地感受法律的力量，在奉献中体验人生的乐趣。实践表明诊所课程更有利于培养学生正义观、责任感，最终把学生培养成为恪守职业操守和职业伦理的社会进步推动者。法律正义感又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学生从事的是一种免费代理，“抱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法官执法时不必存在心理忌讳，更利于法官秉公办案，促使法官从应然的角度对法律正当性进行反思。学生身份反而可能成为诊所学生代理人职业优势。我国还在很大范围内存在不公正的事件，公众往往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发动学生提起“公益诉讼”、“影响性诉讼”，通过具体诉讼启迪民智，监督公权机关，引发讨论，能够提升社会法治水平与文明程度。因而，培养学生的职业伦理意识意义重大。

社会进步来源于一个个细节的推动和对一个个事件的反省。青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生力军，法律学人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法律诊所教育不仅仅是学生习得法律技能的过程，更应该成为学生树立正确人生价值观，提升职业伦理，培养社会责任感的一个重要阵地。

4、教学对象：“准律师”身份与律师职业的矛盾

现有法律诊所虽然性质上类似于公职律师事务所，现实中法律诊所学生承担的也是公职律师的角色，但学生并不享有真正律师的职业特权，只能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办案，这无疑限制了法律诊所教育的活动空间。从我国当前法律诊所的运作看，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矛盾：

(1)案源问题。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法律诊所没有充足的案源，教学的质量也难以保证。充足案源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充足的案件数量；二是案件具有典型性，适合法律诊所的教学需要，既不能太简单，也不能太复杂，且案件性质不能有太多重复。笔者认为，法律诊所案源应该多选择一些具有影响性的公益诉讼案件，这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律师职业道德，也有利于影响社会，且执业过程中法律诊所职业责任风险较小。要想获得充足案源，还须取得法律服务主管机关司法行政部门的支持。我国的法律援助服务从1994年在广州正式开展以来，发展较快，但法律援助服务案件的受理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服务机构所在地的本地居民，我国现阶段法律援助服务缺口很大，通常情况下法律援助机构会将大部分求助者拒之门外，这不仅会挫伤社会求助者的感情，也影响法律援助对社会公众的亲和力。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是法律诊所服务与政府法律援助的实现对接：对政府不能提供援助的申请者，如外地居民、不能提供“低保”或“收入证明”的本地求助者，可由法律援助机构转交法律诊所处理。由法律诊所对其求助请求进行审查，根据案件性质、难易程度、教学需要等几个方面，最终确定是否由法律诊所受理。法律诊所的开展为具有法律援助需求的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一个新的救济渠道。如果法律诊所服务能够得到法律服务主管行政机关的配合与支持，不仅有利于延伸政府的服务范围，拓展政府法律援助服务范围，还可以提升法律诊所服务的社会效益。

(2)办案学生的身份问题。现有法律诊所学生只能以公民的身份办案。理论上看，除刑事案件中侦查阶段普通公民不能行使代理与辩护权以外，其他案件学生都可以以公民的身份提供服务，只是在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审判阶段阅卷、会见当事人环节需要办案机关的批准程序。但从现有诊所开展情况看，法律诊所学生基本上不能办理刑事案件，其一是因为学生会见获得主管机关批准比较难；其二是看守所对学生会见也不予配合。法律诊所受理的刑事案件通常仅限于被害人诉讼代理、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代理，而担任刑事被告人辩护人的机会少之又少。解决办案学生的身份问题是我国法律诊所教育发展过程中一个现实障碍。2008年司法考试的改革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我们应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允许获得司法考试资格的学生凭借司法考试成绩单申请实习律师资格，尔后允许其在具有律师资格的教师(包括社会专业律师和法律院系的兼职律师)的指导下通过法律诊所进行实习。对通过司法考试的又参加法律诊所课程的学生授予实习律师资格，能有效地解决学生的执业身份矛盾。还可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法律诊所的学习经历可以代替专职律师执业前实习，缩短或者取代申请律师执业的实习期限，这必将进一步激发在校大学生参加司法考试、选修法律诊所课程的积极性。如果能够把握契机对现行法规适时修改，解决“学生律师”的职业身份问题，必将对我国法律诊所教育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3)法律诊所的风险及责任问题。我们还应对法律诊所的风险责任承担及风险转移问题有所认识，法律诊所因提供法律服务而需承担法律责任的案例，虽至今尚未见过相关报道，但也不能对此掉以轻心。只要提供法律服务必然会伴随风险责任，对这一问题须未雨绸缪。由于诊所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法律诊所是非赢利社会服务机构，法律诊所没有能力承担独立责任，现有管理体制不允许法律诊所对外承担责任。法律诊所指导老师一定要通过严格管理制度来避免相关责任事故发生，如不接收证据原件，不从事特别授权代理，法庭上代为自认需经当事人同意，不准私自收案，法律文书经主管老师审查，与案件当事人签署免责服务条款等等。另外对公共安全事故如交通事故、群体性影响案件可能导致的人身伤害等有所考虑。这诸多风险都可能影响到一个学校法律诊所教育的命运。当然，再周密的考虑都不可能完全避免风险，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需依赖相关责任保险来解决，目前我国的保险市场还没有提供相关责任保险服务，随着法律诊所业务的开展，与保险公司合作拟定相关保险条款，发展相关保险服务非常必要。

事实证明法律诊所教育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适合我国现阶段法学教育的发展与要求，移植与借鉴法律诊所教育非常必要。稳健推进法律诊所教育，探讨并逐步解决我国法律诊所教育发展过程中理论及实践中的相关问题，进一步推动法律诊所教育的开展，对我国法学教育改革有着重要意义。

美国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特点与借鉴 篇4

[关键词]:法学教育;法律诊所;借鉴

法律诊所在中国还是新鲜名词,但作为一种法学实践教学方法已被不少国家采用,在中国法学教育界引起关注是近一两年的事。在美国福特基金的资助下,中国自2000年秋季开始,有七所政法院校开始推行法律诊所教育。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这种教学方式受到了我国法学专业学生的极为热烈的欢迎,事实证明法律诊所是一种符合法学实践教学规律的教学形式,我国法学教育应借鉴这一教学形式。美国法律诊所教育及其教学特点

美国的法律诊所教育借鉴了医学院诊所教育的模式。医学院医科学生除理论学习之外,还必须花费大量时间从事临床实习,实习的地点在医院诊所,在诊所为不同的病人诊断和治疗,完成一名执业医生全部执业素质的训练。美国法律界、法学教育界正是看到医科学生在诊所实习能较全面的接受真实医务增强实践能力的特征,将这种医科实习方法移植到法学教育中,故名诊所式法律教育。在美国,目前律师协会认可的法律院校均开设此类课程。

追溯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历史,萌芽阶段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传统的学徒式法律教学模式已走向没落,由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l创立的案例教学法占居主导地位。尔后,20世纪早期美国法律援助运动方兴未艾,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JeromeFrank领导组织名为“法律诊所或诊疗所”(Legalclinicsodispensaries),提供给法学院学生实践机会,同时为穷人提供免费法律援助,以此弥补案例教学法的不足。与此同时,杜克大学的JohnBrardewell首先在杜克大学和南卡罗莱纳大学创设“法律援助诊所”(Legalaidclinic),随后美国许多大学纷纷仿效。这可以说是法律诊所教育的第一阶段。

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第二个重要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当时的美国民权运动盛行,越来越多的贫困的人们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法律援助成为必需,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民权运动中法律资源的短缺给法学院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和空间。加上福特基金向法律诊所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诊所式法律教育蓬勃发展起来,并开始影响其他国家。

第三阶段即上个世纪末,诊所式法律教育又有新的发展。诊所涉及的社会事务更为广泛,突破刑事、民事代理范围,延伸到人权、移民、环境社区发展等新兴领域,更加注重锻炼学生实践能力,培养职业道德和维护社会正义的功能。

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倡导者认为:在传统的法学教育中,孤立地以讲座或阅读的方式传授律师从业技能的方法,如同通过阅读汽车操作手册来学习驾驶技术,是不可取的。技能的学习和素质的培养对成人来讲主要是从经验中学习。经验式学习的教学方法中的核心观点是成人学习与儿童学习的根本区别在于成人不愿被动接受信息,倾向通过实践获得知识,在与指导者的合作努力中学习。要全面掌握法律实务尤其是律师实务必须从事真实的实务工作。这大概是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心理学基础。

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等法学院开设的法律诊所来看,美国的法律诊所虽没有固定统一的模

式,但也有其共同的特点:

第一,学校把法律诊所作为一门课程开设,有的学校从一年级开始开设,有的学校在三年级才开设,修完该课程可获一定学分。

第二,法律诊所力求把学生培养成成熟的学习者,让学生从经验(亦或教训)中学习。法律诊所不同于实习课程,其本质在于帮助学生培养经验式学习能力以及凭借经验进行反思的能力,而不仅只停留在基本技能的层面上。

第三,法律诊所是一种开放式教育方式,不像其他课程有严格的上下课制度,不局限于某一法律诊所的固定地点,教师不再固守讲台,师生平等讨论案件,教师的角色更多的是指导和监督,做启发性的工作,有时教师成为诊所活动中的一员,教师也没有预先的教学大纲,也不提供标准答案(事实上也无从提供),学生对教师的意见可以反对或不同意而独立行事。

第四,法律诊所教学内容既包括基本技能训练简单的法庭角色扮演,也包括复杂的现场法庭辩论有一些是在虚拟的背景下模拟训练,但最终诊所学员须委托代理真实的案件,真刀实枪地办案。

第五,诊所式法律教育与法律援助制度有密切关系,案源主要是法律援助的案件,且诊所学员总是以法律援助律师(或原告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学生站在律师的角度去分析问题,不再像做“案例分析题”,虚拟地站在法官的角度,对试题中无须证明的不变的条件进行判断,追求与出题者事先预定的答案的一致,这极有利于法学专业学生职业责任感和社会正义感的塑造。

第六,教学方法的新颖性和独特性。在法律诊所主要采取的教学方法有提问式教学法(又称苏格拉底式教学法);对谈式教学法;互动式教学法;模拟训练教学法;个案分析教学法。诊所式法律教育与传统的法律教育之不同

第一,诊所式法律教育能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动性。在法律诊所里,教师很多时候像一个配角,只是为学生解决疑难问题。学生是主体,是中心,他们完全可以不同意老师的意见,因为学生是案件的实际承办人。他们要对当事人负责,这种责任感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专业职业道德。这不像在律师事务所实习,跟着律师跑,自己只是帮手、学徒,办案的结果与自己无关。在诊所办案多是为穷人办案,学生为当事人伸张了正义,他们就会有成就感,失败了就会从中吸取教训。

第二,诊所式法律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发掘法学新知的能力。由于诊所的案件多为真实案件,不再是预先有答案的案例分析题,学生的目标不再是寻求所谓的标准答案,不必去揣摩老师的心思,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为当事人谋取合法权利。对学生本人来讲,为当事人谋取的利益就是自己的成绩。学生为此会想方设法去说服法官接受自己的观点,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传统的法学教育的标准答案对诊所学生意义不大。

第三,诊所式法律教育有助于培养“律师思维”,符合法律职业的演进规律。美国的法官都必须有执业律师的经历,没做过律师就做不了法官,这是美国的法律制度决定的。我国法官法虽然没有这一规定,但种种原因使法律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进不了法院,而多数要从事法律服务,如做律师。做律师得用“律师思维”,多为自己的当事人着想,其状态是积极的。而做法官得用“法官思维”,要维护法律尊严,处于司法消极主义状态。这两种职业的角色理念、思维方式、执业技能有很大的不同。传统教育倾向于“法官思维”的培养,案例分析做起来都像法官断案,教师也习惯于以法官的身份教学,一些案例分析教材和国家考试题目的答案也是法官断案式的结论。法律诊所几乎没有法官思维训练,却有试图说服法官的思维训练。因此,法律诊所教育符合我国

法律人才的成长实际。

第四,诊所式法律教育有助于培养法学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办理真实的案件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活动,接待当事人、调查取证、查阅资料、思考个案、和解调解、参与庭审等等过程,无不是对学生各方面素质的锻炼。尤其是学生在实践中亲身体验正义、感受法律的力量,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综合素质会大大提高。传统的案例教学没有这一功能。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国推行的可行性及实现

机制应该说法律诊所在中国还是一件新鲜事物。对于这一新鲜事物有人提出了疑问,如走下讲台的诊所教师还是不是教师?没有严格的教学大纲还称不称得上是一门课程?没有了标准答案怎样判断考核?诊所学员各行其是(每个学生办理的案件各异)应如何评价其成绩?要回答好这些问题和正确评价诊所式法律教育,必须抛去传统的课程评价体系,换脑子用新思维来审视法律诊所这一新事物。

其实,教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学生的进步和成长。什么样的方法能给学生带来最大的收益就应当用什么样的方法,不能因一时找不到评价体系就否定好的教学方法,这是舍本逐末。我们有理由相信,法律诊所学生的成绩评估体系不久会建立起来。同时,我们还可以用这一教学方法来检视和反思过去教学方法及其评估体系的弊端,除旧布新。教师走下讲台那是早就应该的事。中国的教师在讲台上的时间太长了,这不利于教学,何况教与学在教学过程中是没有等级之分的。课堂是探求真理的地方,教师得到学生尊重是因为他掌握的真理,绝非因为他的讲台位置和身份。至于教学大纲,笔者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这门课程性质决定它不需要教学大纲。

法律诊所开课之初也许会给教学管理带来一些麻烦,但这是次要的。暂时的麻烦丝毫不能否定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可行性。另外,法律诊所教育可行性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些成功地从美国引进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国家经验表明,法律诊所只是一种教学方法或模式,它的引入不会引起法律和文化上的冲突。在中欧、东欧和南非,诊所式法律教育已经影响了那里的法学教育改革,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来保障和鼓励诊所式法律教育。可以这样说,凡是引进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国家,法学教育都有新的突破。

第二,如前所述,作为实践性教学重要环节的实习已失去效果,它将会因为法学专业学生的激增、实习地点的萎缩而每况愈下。脱离专业搞文档管理等其他非法学训练的实习亟待找一种替代方案。而法律诊所则完全能成为比现有的实习更为有效的一种方案。

第三,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不断立法,现已形成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从程序法角度看,法律诊所学生有从事代理、辩护、援助等实务进行实践的空间,这可以说是法律诊所的法律基础。

第四,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入人心,我国公民法律意识近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增长,法律需求也急剧上升,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的人越来越多。为贫困人口建立的法律援助制度需要为数庞大的法律人才支持,而目前律师还远远不能适应法律援助制度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下,开设法律诊所,让法学专业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义务的法律援助,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法律援助供求紧张局面,对社会也十分有益。

第五,法学专业学生参与法律诊所的热情十分高涨。北京大学等第一次开课,报名人数超过想象,教师不得不以抽签的方式来决定上课的学生。这反映了学生对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渴望,也是开设法律诊所的动力所在。

当然,在中国倡行法律诊所,有一些问题和困难应当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将关系到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实现机制。首先是法律诊所的法律援助经费的短缺。虽然法律诊所不完全是为法律援助服务,但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的天然联系决定了至少初级阶段的法律诊所主要对外业务是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的经费何来?目前,七所院校的法律援助机构依靠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生存,资金短缺是它们共同面临的难题。这个难题事实上也困扰着许多国家法学院的法律诊所。目前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能国家拨一点,社会捐一点,受案机关免一点。其次,法律诊所缺乏法律充分保障。我国法律对法律诊所的法律地位、权利范围未作明确规定,诊所学生的身份未得到法律肯定,学生办案得不到机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认可,有时甚至遭到非难。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肯定诊所学生的“准律师”身份,值得我国借鉴。再次,诊所学生在从事真实案件代理时,当前司法系统的诸多不正之风有可能对学生带来消极影响。另外,学生还可能遭受一些失败,对司法公正失去信心,对自身能力产生怀疑,这会影响教育的效果。因此,诊所教师应正确引导学生直面现实,帮助学生树立坚定信念。最后,诊所教师的工作任务相当重,随时都可能为学生解答问题,其电话、电子邮箱甚至家门都是向学生开放的。如何评价他们的工作?在美国,法律诊所教师多为专职教师,且不承担科研任务。中国大学教师不仅要教学还要科研,所以法律诊所的教师兼职的居多。这将影响教学效果,教育部门及高校校长应思考这一问题。

法律诊所 篇5

专业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的机会。这门课程共分为两个环节，一个是老

师对相关知识的讲授环节，另一个便是我们以小组为单位去法律援助中心以及社区提供法律

咨询服务的实践环节。下面，我分别就这两个环节谈一下我学习这门课程的经历和收获。

在老师讲授这个环节，老师分别就会见当事人的技巧、事实调查方法、法律研究方案、调解及诉讼解决能力训练进行了讲解和模拟练习。社交技巧以及法律基础知识在整个过程中的重要性彰显了出来。通过学习，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律师，其专业素养水平的要求是很高的，要懂得聆听，更要学会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地分析案情；要知悉各类法律规定，更应熟练地

将这些死的法条应用于活的案例。在课堂上，我积极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也积极参与课堂

讨论。每当看到新的案例，脑海中的第一反应便是如果我是当时人的委托律师我该怎么处理

这个案子以使得我的当事人利益最大化，在这个有老师指导、有自我信息反馈的过程中我学

到了很多，也汲取了很多营养，也跃跃欲试地想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真正地帮助他人解决实

际问题，而这个期望也终于在接下来的实践环节中得以实现。

第五周的时候，我们小组被派去通州区法律援助中心开展实践，我们组员三人早早地便

去到了办公室，指望着能遇到一个大案，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却是无人造访，只有一个工作

人员为我们大致地介绍了一下援助中心的基本情况，还给我们看了很多援助中心已受理案件的卷宗以便我们学习参考。这一下午不免让人有些失落，但还是庆幸自己能实地了解到我国的法律制度，包括办事流程和援助对象范围等等。

第二天，我们又早早地去到了援助中心的办公室，下午四点钟左右，一对母女走进来说

是想咨询一下婚后财产分割的法律问题。我们热情的接待了她们，并仔细询问了相关情况后

得知：那位中年妇女是年轻女子的母亲，在她女儿结婚前她曾出资为新人购置了新房，如今

这对年轻夫妇想要离婚，女方想拿回房屋的所有权，男方却不愿意，声称房子属于夫妻共有

财产应进行财产分割。女方束手无策只好来寻求法律帮助。在听完她们的介绍后，工作人员

以她们不属于援助对象为由而拒绝了为她们提供相关的法律服务。但我们三人还是希望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到这对母女，于是趁她们和工作人员闲聊之际又更详细地询问了相关情

况，得知女方虽主张房屋是由女方家长在其婚前所购置的，但并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证明这

一点，而且房屋购买是产权登记在新人夫妇双方名下。根据我国（婚姻法）第的规定，得知的新情况使我们犯了难，根据我们现有的法律知识，我们只

能建议当事人尽量去收集能证明女方家长是房屋购买出资人的证据，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建

议她们可以在这一点上去取得男方的自认。关于具体的法律适用问题，我们只能建议她们去

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

这好不容易来的案子，却因为自己知识上的欠缺而没能一箭中的地帮当事人解决问题，可见我们的基础知识还比较薄弱，离一名合格律师的标准还差了很多，但同时也通过这个案

例让我们有了一个查漏补缺的机会。回校后，通过询问老师后得知。从中，又让自己更

深刻的理解了有关法条的意义和适用方法。

意识到自己知识上的欠缺，我便更虚心地想要打好自己的知识基础。在接下来去社区服

务的实践中，我们再没有碰到过什么案子，不过利用这个机会我们翻阅了大量的真实材料，切实地感受到现实生活中民事纠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我想以上便是我通过法律诊所这门课程的学习所得来的收获，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试着

去面对一个真实的案例、真实的当事人，同时也适时地起到了一个对知识查漏补缺的作用，加深了我们对有关法条的理解和认识，可谓收获颇丰。务社会”，我将带着这样一种使命感

法律诊所学习总结 篇6

本学期以刑法学为重点的法律诊所课程即将结束，在老师们的悉心指导下，受益匪浅。

漫谈法律实务，交流实践经验

第一节法诊课如约而至，大二下的暑假同学们大都会选择到律所、法院、检察院等单位实习，第一节课程的内容便是交流社会实践经验。我是在知识产权事务所实习的，便没有多加交流，倾听同学们的发言，感慨颇多。发现在基层法院实习的学生，会有很多的锻炼机会，有的可以直接充当书记员做庭审记录，有的甚至为法官草拟判决书，每天忙得不亦乐乎；相比之下到中级、高级法院实习的学生大多只能做些协助书记员整理文书、帮忙打印文件之类的活了。这一现象反映了我国广大基层人民法院还是非常缺少专业人才的，有些区的初级法院民一庭只配备了两三名法官，一名书记员，人力资源相对不足，这也为我们将来的就业途径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模拟审案，真实再现

本学期开展的模拟审案是一起公诉机关诉被告贩卖毒品、非法持有毒品的案件，我有幸在本案中模拟担任审判长，和审判员XXX、XXX组成合议庭。

首先是我们的准备工作，我们相互协调分配了各自的工作。作为审判长首要制作的便是法庭审理提纲，在查阅了大量法条、司法解释，与合议庭成员、公诉人、被告代理人的交流后，基本捋清案情要点，了解了提纲的基本构成后，很顺利的完成了撰写工作。

针对庭审四大过程——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我们进行了分工，我负责开庭和被告人最后陈述部分，XXX 1 负责法庭调查阶段，XXX负责法庭辩论环节。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于庭审流程的准备了，这一材料的准备过程可以说是最痛苦的了，我们首先尝试着在网上搜索，但资料不全也不够完整，下载的庭审视频大多倾向于对案情的介绍，流程多被剪辑。于是便到图书馆找关于庭审的书籍，案情有差异，法官也都有各自的习惯，即便取各家之长但还是不够完整。最后还是XX同学提供了一份真实的法院庭审流程，每句话都落到了实处，我们这才踏实了。

还有一个重头戏便是判决书了，我们把草拟判决书的重任交给了小雪，但由于案情迟迟不能确定，我们的判决书也处于等待状况。我自告奋勇地接下了修改判决书的任务，因为没有学习过法律文书的写作，看了资料才知道，刑事审判对于判决书的要求非常高。确定了基本思路后发现和小雪的思路有些偏差，花了一整天修改了判决书，虽然过程痛苦，但收获颇丰，对于事实的认定、证据的认定以及如何判刑、如何把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等问题均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参阅范文时感觉就像在庭审现场似的，略去一些格式化的文字，合议庭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对于证据的认定部分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展现，好的判决书能够呈现出非常清晰的脉搏，使人一目了然，所以我努力地使文字简练，希望通过简单的方式呈现出案件事实，但总是不尽如人意。

虽然我们在庭审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错误，但是模拟审案还算顺利地完成了。通过本次模拟审案，我们对于刑事案件的整个流程有了一个相对宏观的把握，对于如何着手处理刑事案件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相比于大二下学期的模拟审案，更加娴熟，更加得心应手。总之，受益匪浅。

结 语

在总结的最后希望通过这次机会，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了优越的教育、教学环境和强大的师资力量；感谢法学专业老师们悉心的指导、无微不至的关怀；感谢同窗好友们营造的积极向学、团结协作的氛围；感谢所有关心、呵护我们的前辈、师长们。

“街道法律诊所教育”的本土化模式 篇7

(一) 含义及源起

法律诊所教育模式是一种借鉴医学院临床教学法来培养法科学生的教育模式。在该模式中, 学生将在有司法实践经验的教师指导下对真实案件进行主导处理, 对当事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问题进行“诊断”, 并开出法律“处方”。

在法律诊所教育模式产生之前, 案例教学法为美国各法学院的主导教育模式, 它虽然有效弥补了经院式教育模式下师生间缺乏互动的不足, 但由于案例真实与社会真实脱节, 所以仍为有识之士诟病。美国法学家杰罗姆·弗兰克曾尖锐地指出:“用这样的教育模式培养律师就好像一个学打高尔夫球的人从不去球场, 而只是在家看‘如何打高尔夫球’的教材, 研究报纸上别人怎样玩高尔夫。”[1]在杰罗姆·弗兰克等人的呼吁及推动下, 自20世纪20年代始, 耶鲁大学、杜克大学等高校陆续建立法律诊所。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在尝试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自1958年起, 私人基金会开始向法律诊所捐资, 1964年后, 法律诊所更是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拨款支持, 自此该种教育模式迅速在全美普及。

(二) 优势

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在几十年内就在全美各高校普及, 可见其魅力之大。该模式的优势主要包括:

首先, 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为了修得诊所课程学分, 学生不但要独立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来“诊断”并解决当事人的法律问题, 而且要不断摸索总结与各类人员的交往、沟通技巧, 甚至还要掌握取证、辩论、文书写作等知识, 而这些通过理论课程很难学到的东西均是其未来职业技能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 它有助于锻造学生的职业道德。在诊所教学中, 学生将通过为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而检验自己初步构建的职业道德观念, 这些观念经过实践的洗礼后将升华为信念。同时, 那些需要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对象, 大多为社会弱势群体, 学生以法律为武器帮他们解决困难后, 会真切地体会到法律的重大意义, 从而激发学生运用法律来捍卫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使命感。

最后, 它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在诊所里, 学生在传统教学模式下被动接受知识的情形将被扭转, 他们将会走到第一线, 直接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或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参加诉讼。为了不辜负当事人的信任, 学生会对法律知识产生强烈的求知欲, 会主动围绕案件自立地去掌握相关知识, 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被空前提升。

二、法律诊所教育模式移植后的“水土不服”

由于法律诊所教育模式的巨大优势, 其很快被其他国家所借鉴。自20世纪70年代起, 挪威、南非、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高校纷纷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2]2000年, 我国清华大学等7所高校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在国内首批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据中国法学会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统计, “截止到2012年10月底, 已有149所法律院校成为其会员单位, 其中有83所会员院校正式开设了诊所课程, 共计开设了不同主题的专门性法律诊所130个”。[3]然而, 由于中美两国在法律传统、教育理念、办学模式等方面存在众多差异, 因此该模式在移植入我国后也产生了一些“水土不服”的现象, 这主要包括:

(一) 案源不足

美国民众比较注重个人权益, 而他们又普遍认为, 维护自身权益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诉诸法律, 但因律师费高昂, 加之可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法律诊所拥有较高社会美誉度, 因此很多民众便常常委托诊所学生代表自己争取权益, 这曾一度使得“法律诊所代理的个案总数远远超过了政府部门”。[4]而在我国, 国人有着“和为贵”的传统, 对于争议不大的案件当事人常常放弃权益或在他人的调解下解决争议;对于争议较大的案件当事人则往往委托律师代理案件, 很少有人能想到向社会知名度较低的法律诊所求助, 这就使得我国高校法律诊所案源不充分。

(二) 经费缺少保障

法律诊所教育模式需要较高的运行成本, 这不仅是因为它义务服务, 还在于它在办公场地、设备、教师薪酬等方面还有较多开支。在美国, 法学属学费最贵的专业之一, 同时, 民间广泛存在慈善家向高校捐资的传统, 而法律诊所在全美拥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 因此常能获得各界的资助。例如, 在1968年, 仅福特基金会就一次性资助了其1200万美元。[5]而在我国, 法学专业学费较低, 加之正处于起步阶段的慈善基金也尚未开始关注社会影响力较低的法律诊所教育, 因此, 该种教育模式在我国的长久运行尚缺大量保障资金。

(三) 师资很难达标

法律诊所教师的最佳人选莫过于律师、法官或检察官, 而“美国的法学教师多数从执业律师中选拔。他们既是教师, 又通常是律师业的一员”, [6]因此, 法学院的自有教师本身就可以胜任诊所教师之职。在我国, 高校法学院招聘教师一般不会有司法实务经验要求, 而新进教师一旦入校工作后, 在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的重压下, 很大一部分人已无暇担任兼职律师, 而那些担任者, 则大多又因时间、课酬等因素影响不愿意担任诊所教师。这就导致我国高校法律诊所中, 很多教师本身并不具有司法实务经验。

(四) 学生出庭存在障碍

美国于20世纪60-70年代, 在法律诊所教育模式迅猛发展及国内贫困人口迫切需求免费法律服务的背景下, 很多州都通过了赋予学生出庭资格的学生执业规则。“到1976年时, 美国50个州中有47个州都通过了学生执业规则”。[7]尽管各州学生执业规则标准不一, 但大部分州都允许学生代理所有刑事、民事案件, 给予学生以“准律师”身份。然而, 在我国, 尽管从现有立法上看, 理论上学生可以通过申请或被推荐而成为案件的代理人、辩护人, 但实际上学生在代理民事、行政案件时常会遭到部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非议, 而对于刑事案件司法机关则一般不会批准学生成为辩护人。

三、法律诊所教育模式“水土不服”的克服之道

法律诊所教育模式被誉为“世界上最成功也最成熟的法律实践教学模式”, [8]可见其属合乎历史前进方向、具有远大前途的新事物。当然, 作为一种新事物, 由于它与传统相背离, 因而其发展道路注定不平坦 (这已被它在本国及其他国家的发展史所证实) 。因此, 我们不应为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引进我国后产生的“水土不服”现象而彷徨、怀疑, 而应多措并举克服这些“水土不服”的现象, 以充分、全面发挥法律诊所教育模式的优势。

(一) 加强宣传, 保证质量, 确保充分案源

充分的案源是法律诊所教育模式优势充分发挥的重要保障。针对现状, 可选用的措施包括:第一, 积极利用不同媒介向民众宣传诊所能提供的各种法律服务;第二, 积极从法律援助中心、司法机关、社会团体处争取案源或取得案源信息;第三, 开通网上法律服务平台为民众提供法律服务;第四, 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增加对当事人的亲和力和吸引力。

(二) 加强沟通交流, 多渠道争取资金, 保障经费供给

充足的资金是法律诊所教育模式持久运行的重要保障。对改善现状的建议措施有:第一, 积极游说学校管理层, 争取校内物资和经费的支持;第二, 主动出击, 向私人慈善基金会申请经费资助;第三, 加强与校友及地方政府的沟通和联系, 尽力向他们争取资金支持。

(三) 内挖外引, 专兼结合, 保证优质师资

优质的师资是法律诊所教育模实现良好教学效果的首要保障。为此, 我们可采取的办法包括:其一, 鼓励教师通过在司法机关挂职、借调等形式取得司法实务经验;其二, 对计划新引进的教师提出司法实务工作经验要求;其三, 聘请校外律师、法官、检察官兼职担任诊所教师。

(四) 适时修法, 允许学生以“准律师”身份出庭, 打破体制障碍

打破学生出庭的障碍是确保法律诊所教育模式长远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各种社会矛盾多发, 法律诊所应潜下心来, 多为民众服务, 不断提升对社会的贡献。然后, 待到条件成熟时, 再通过多种途径请求国家立法赋予诊所学生“准律师”身份, 彻底打破学生出庭的体制障碍。

参考文献

[1]柯岚, 肖楠.在真实的环境中学习法律[N].法制日报, 2010-9-15.

[2]刘东华.西方诊所法律教育的形成与发展[J].国外社会科学, 2007 (6) .

[3]林中梁.中国法学会秘书长林中梁在2012亚太诊所法律教育论坛暨中国诊所法律教育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EB/OL].http://www.cliniclaw.cn, 2012年12月28日更新.

[4]毛清芳.基础与条件:美国法律诊所教育探析[J].人大研究, 2008 (6) .

[5]Robert MacCrate, Educating a Changing Profession:From Clinic to Continuum, 64 Tenn[D].L.Rev.1099 (1997) .

[6]何勤华.外国法制史[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317.

[7]贾午光.国外境外法律援助制度新编[M].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8:193.

“街道法律诊所教育”的本土化模式 篇8

关键词：诊所法律教育；传统法律教育；实践性教学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诊所法律教育源自美国法律教育体系。早期美国法律教育是以律师培养为中心的学徒制，即学生在律师事务所跟随经验丰富的律师，通过规定年限内抄写法律文件、准备法律文书、阅读案例及实践性法律论著、观察案件办理等工作来学习法律。“私相授受的学徒制”法律教育培养出一批优秀律师，例如林肯总统，但是由于入门、毕业以及培养过程都缺乏统一标准，毕业生水平参差不齐，数量上也难以满足当时经济社会对法律人日益增加的需求。19世纪初，美国法律教育发生重大变革，大学开始设立法学院介入法律教育，学院式与学徒制法律教育两种制度并存。19世纪末，朗得尔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致力推广判例教学法，他指出，“法学作为科学由某些原则所组成，只有熟练地掌握并运用他们才是真正的法律人……而最有效地掌握这些原则的方法是学习包含这些原则的判例”。判例教学法符合法律教育对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要求，它既来自于实际判例，具有实践性，又建立在统一客观原则之上并提供一致的结论，符合“法律是科学”的认识。因此判例教学法作为法律教育创新为美国大多数法学院所采纳，并构成学院式法律教育最终取代学徒式的重要因素之一。物极必反，判例教学法的缺陷在广泛地应用中逐渐暴露，这种教学方法令法学院师生醉心于法律分析和智力推理以探求司法判例中所谓的一般原则，无视司法判例毕竟不是真实案件的本身、案件周遭的社会经济环境也不能在司法判决得以完全反映，以致法学院毕业生对实务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不了解，即使是朗得尔，阅读大量司法判例而积累百科全书式法律知识，但其律师生涯的表现并不出色。

诊所法律教育是对“美国标准的案例教学法在达到巅峰时期的反弹”，形式上似乎是学徒式法律教育的复古，实质上是仿效现代医科教育在诊所内临床实习培养医生的做法，即设立某种形式的法律诊所，教师在诊所内指导学生接触、处理真实的案件。19世纪20、30年代，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学者呼吁开办诊所法律教育课程，例如领军人物杰罗姆·弗兰克法官在193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律评论》发表一篇文章《为什么不建立一所诊所式的法律学校?》。此外，耶鲁大学、杜克大学、南卡罗莱纳大学等也先后进行诊所法律教育的尝试。诊所法律教学课程才真正出现20世纪40年代，例如二战后耶鲁法学院实施的“案例陈述”课。直到20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促成诊所法律教育的普遍兴起，昂贵的法律服务体系无法满足黑人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环保运动对法律的巨大需求，提供无偿法律服务的法律诊所成为“接近正义”的重要渠道之一，大学生作为民权运动的活动者，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方式，实现直接参与社会变革的理想。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发动“向贫困宣战”的运动，福特基金会提供1000万美元，资助法学院建立为贫困群体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诊所。经过30多年发展，诊所法律教育成为美国法律教育的重要特色，1992年美国律师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155所法学院中130所开设法律诊所式法律课程，1996年美国律师协会批准经修订《法学院认证标准》，第302(d)项明确规定：“法学院必须通过诊所或校外实习为学生提供真实客户代理或其他真实实践的经验”。

随着法学教育的国际交流，诊所法律教育对外传播，深刻地影响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法律教育。拉美、非洲、欧洲、大洋洲以及南亚的尼泊尔、印度等国家许多法律院校纷纷进行法律教育改革，广泛而成功地应用诊所法律教育方式，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诊所法律教育成为东欧、南非等国家法律教育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1999年福特基金会在北京召开关于法律诊所教育课程的研讨会，会后福特基金会向全国高校发出《关于参加福特基金会召开的拟在中国法律院系中开展法律诊所教育课程会议的报告》。2000年9月，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北大、清华、人大、武大、中南财经政法、复旦和华东政法等国内7所高等院校开始引入诊所法律教育，2002年又有中山、西北政法、川大、云大等院校加入诊所法律教育项目。2002年7月，经中国法学会批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英文名称：The Committee ofChinese CHmcal Legal Educators，中文简称“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英文缩写CCCLE)成立。该专业委员会旨在团结和组织全国从事诊所法律教育的工作者、管理者及其他有识之士，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加强国内外诊所法律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推进诊所法律教育事业在中国的普及、推广、繁荣和发展，截至2007年，专业委员会的单位委员已经达到65个。辽宁大学法学院是2004年正式引入诊所法律教育。研究、借鉴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法律教育改革富有挑战、最具价值、最有前途的课题。

二、诊所法律教育和传统法律教育的比较

1教学主体的比较

我国传统法律教育模式中，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为“轴心”，学生围绕“轴心”旋转，教师在讲台上按照事先准备的大纲和讲义宣讲，学生则是一个被动的接收器，教师以是否“全盘接受课堂书本知识”作为衡量学生学习效果的主要标准。所谓师生双主体的教育改革主张和实践，不能根本上改变传统法律教育的单向传授特征，教师因掌握教学目的、要求、内容、进度而成为主角，学生只能被动地适应而成为配角，其主体地位缺乏有效的支撑。诊所法律教育模式中，教学活动以学生为主，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因为不存在预设的答案或固定的判断标准，教师的知识垄断被打破，挖掘每位学生潜能，而不是强行要求学生按照同样的教学模式取得相同的学习效果，教与学变成共享知识、共享经验过程。教师不再是权威的知识传授者，而是学习资源的提供者，学习方案的引导者，在教师指导学生办案全过程中，“以学生为本”得以贯彻。

2教学内容的比较

我国传统法律教育以法理介绍、法条解说等形式的知识传授为主，不外乎概念、性质、特征、原则、构成要件、法律关系、法律责任等教学内容，以引导学生根据各门课程的理论体系和基本原理，运用分析条文和逻辑推理，得出所谓的正确答案。诊所法律教育则以实践教学为主，即使课堂讲授也以法律思维、法律技巧等为

重点。例如，传统法律教育与诊所法律教育都有证据调查、法庭辩论、诉讼程序等教学内容，前者偏重法条注释、原理阐释，且远远少于实体法教学，而后者视之为主体内容，注重应用经验、实践技巧的讲解和演练。学生在诊所法律教育中通过接待当事人、提供咨询、谈判技巧、起草法律文件等实践活动。进一步体会人际关系处理等不可言传的“法外之功”。

3教学方法的比较

我国传统法律教育以向学生灌输某种既定知识为目的，教师以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去影响学生，教师据此选择合适案例，指导学生进行讨论，统一认识的达成便是教学的圆满结果。简言之，目前传统法律教学方式的改革目标是让学生能够更容易地接受教师的传授。诊所法律教育突出互动性，主要采用诉讼角色模拟训练、苏格拉底式问答、头脑风暴式集体讨论、法律题材电影观摩、课堂游戏等多种教学形式。让学生独立思考并提出解决方案，从而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例如诉讼角色模拟训练，便是以“体验教学”为理论基础，以真实案例为素材，让学生不断扮演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政府官员或法官等角色就案件中的某个问题进行谈判、辩论、调解或审理，从角色准备、角色体验、角色与对手冲突、角色转换、以及角色体验后的反思中进行学习。

4诊所法律教育与案例教学的比较

案例教学是我国传统法律教育广泛地运用和推崇的教学手段，即教师在课堂讲授抽象的法律理论和条文时，往往列举已知或虚拟的案例，予以说明或解释，目的在于使学生能通过直观、生动、形象的方式迅速理解教学内容。案例在教学中起到中介和桥梁的作用，是教学活动中的“药引子”，虽然目前法律教育改革实践已经总结不少使用案例的方法和技巧，但是都不能改变案例在教学中的次要地位。模拟法庭是我国案例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模拟法庭在一些学校已经蜕化为‘让外行人看稀奇’的戏剧化表演，而且也并非真实司法过程的再现”。由历史发展脉络可见，诊所法律教育是对判例教学的批判，强调“在行动中学习”。诊所法律教育建立在真实的案例与当事人基础上，教师和学生没有挑选案件的余地，教师无法事先获知案件结果，案件中各种关系需要亲自处理，所有细枝末节缠绕其问，真伪难辨。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逐步进入案件之中，一切行动在不断地权衡各种利益，以寻找案件的最佳切入点和最合适的解决方法。诊所法律教育不止是巩固理论教学的成果，更主要是掌握大量的“无法仅仅从抽象的案例分析中学到的重要技巧”。

5诊所法律教育与毕业实习的比较 “纸上得来终觉浅，欲知此事要躬行”，我国传统法律教育也认识到法学的应用学科属性，制度设计中也提倡实践性教学，例如1998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着重规范实践性教学环节，以例示的方式列举诸如见习、法律咨询、社会调查、专题辩论、模拟审判、疑案辩论和实习等实践性教学的基本方式，2002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又颁布《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方案》，对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演练、参与职业化训练和开展法律服务等与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培养有关的二级指标提出明确要求。但是，实践教学始终是我国传统法律教育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大学四年级毕业实习是传统法律教育的实践性教学最重要的方式，现在基本流于形式：在2～3个月期间中，实习学生只“看”不“做”，以旁观者身份协助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办案，乃至充当打字员、接线员、档案员、勤杂工从事装订卷宗、通知当事人等琐碎的杂务工作，有关单位也疏于对实习学生的训练和监督，加之日益严峻就业形势，很多学生选择不完整实习或虚假实习，因此1995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在提交国家教委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就建议取消法律本科的实习。诊所法律教育则被视为“惟一能将学生带入司法实务的精彩环境”的途径。在诊所法律教育中，教师能够给予针对性和一定理论高度的指导，学生成为案件办理的主角，参与法律实践全过程，从而巩固法律知识、训练法律思维、培养法律职业能力。

三、诊所法律教育与传统法律教育的融合

新中国的法律教育命运多舛，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才迎来高等教育和法律教育的春天，“科教兴国”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制定和实施进一步推动法律教育的超常规发展，法学院校及在校生人数都成倍的增长。但是也有学者提出，“这是中国法学院的最好的时刻，也是最坏的时刻”，透过表面上的繁荣，我们会发现更深层次的危机，法律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正在扩大。诊所法律教育的移植，是对我国法律教育出路的一种探索，但是目前我国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并不乐观，一方面是参与范围逐渐扩大、教学效果日益凸显、社会认同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则是一些院校诊所法律教育趋于形骸化、缺乏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因此必须正确处理诊所法律教育与我国传统法律教育的关系。主要有两种极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诊所法律教育代表法律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必将全面取代传统法律教育；另一种观点认为诊所法律教育不符合我国国情，最终是“南桔北枳”的结局。我们认为，我国诊所法律教育与传统法律教育各有所擅，应当彼此取长补短、相互沟通融合，共同造就符合法律人才培养要求的法律教育现代化。

法律教育应该是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有机结合，法律教育不但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教育，具有学术性：同时也是一种职业技能培训教育，具有实践性。既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理论和法学知识体系，又要训练学生从事法律职业的技巧、思维和道德。法律教育的二重性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彼此相容、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如果只重视法律理论教育。培养出的是无法进行实际操作的书呆子，如果只重视技能教育，培养出的可能是法律工匠。只有具各广博的人文社科知识、深厚的人文精神和良好的法律职业素质才称得上是法律人或法律家，也只有这样的法律职业者才不会受限于个案和不拘泥于法律条文的机械适用，处理具体案件时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运用法律，推动法律发展和社会进步。传统法律教育尽管存在众多亟待改进之处，但是在法律理论教育上仍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法律教育应侧重于法律系统知识、原理和制度教学，此外与之相关的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也不应忽视，美国布兰代斯大法官曾经指出，“一个法律工作者如果不研究经济学与社会学，那么他就极容易成为一个社会公敌(a pubie enemy)”。以诊所法律教育为代表的实践教育则应侧重法律职业者必备的技能和素质，包括在人际沟通、法律文书起草、谈判、调查证据、适用和解释法律规则、整理法律与事实信息、法庭陈述和辩论、社会动态掌控、职业道德遵守等方面的能力和技巧，以及法律职业者独特的批判性和创新性的法律思维。因此，诊所法律教育与传统法律教育有机融合才是我国法律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

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法律教育系统中应处于辅助而

非主导地位。就现代教育规律而言，只有学习和掌握法律的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和体系，才能进入理论联系实践的环节，否则是学徒制教育的倒退。因此，诊所法律教育绝不是排斥和否定传统法律教育，而是对传统法律教育补充与完善。法律教育模式的选择不能与一国法律制度、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相决裂，而千篇一律。在普通法系国家的诊所法律教育地位之所以普遍较高，是因为经验主义哲学的指引下，遵循先例是司法过程的主旨，法律被视为一种艺术，一种实践理性，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法律的认知，相应地，法律教育主要在于经验和历练，理论解说和原则分析无非是帮助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辅助方法。在我国，成文法传统根深蒂固，法律构建具有系统性、抽象性、理论性、科学性和纯粹性的特征，相应地，法律教育也呈现强烈的科学主义的、实际是唯理主义的倾向，侧重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导，而非提供解决问题的技术，诊所法律教育作为舶来品，地位自然不能与理论教育相提并论。但是，辅助不等于可有可无，诊所法律教育模式为法律理论教育与实践搭起一座桥梁，分门别类、按部就班的理论知识在实践中融会贯通，道德说教被实践所考验并转化为内在的职业道德和信念。

诊所法律教育是实践性教学中的精英式教育。我国法律教育发展趋向大众教育，这是整体高等教育走势以及法律人才供求变化所决定的，但是诊所法律教育的特点又决定其精英教育的属性：首先，诊所法律教育对学生有较高的法律素养要求，所以不是所有法律学生都适合接受诊所法律教育：其次，在诊所法律教育中，学生需要教师有针对性的个别指导，例如美国律师协会一份针对119所法学院的统计表明，诊所法律教育的平均师生比为1:8.41，符合诊所法律教育要求的师资严重短缺，招生规模因此相对有限；最后，诊所法律教育有较高的硬件设施和成本费用要求，从事的基本上是无偿法律援助，堪称“贵族式教育”。总之，诊所法律教育是实践性教学比较理想的方式，但是却不适宜普及。因此诊所法律教育融入传统法律教育的关键是有效协调诊所法律教育与毕业实习等实践性教育的关系，例如规定诊所法律课程列为选修课，规定适宜学分，允许替代毕业实习等。

总之，诊所法律教育的本土化将极大地促进我国法律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它带来的不仅仅是新的教学方式，更重要的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和境界，向我们展示法律教育的发展方向和路径。我们只有在本土资源与国外经验的交融中，在趋同又求异的理性抉择中，才能找到我国法律教育改革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