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本土化法律思考

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本土化法律思考（共4篇）

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本土化法律思考 篇1

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本土化法律思考

内容提要: 从国际视野观察，有限合伙已然成为股权投资基金的主流组织形态选择，然而作为“舶来品”的我国有限合伙机制，对普通合伙人欠缺制度层面的约束，相关配套机制尚待建构，投资人和管理人之间的制约与平衡成为空谈，其结果导致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制度难以在我国落地生根。本文旨在剖析有限合伙核心机制对“管理人中心主义”的支撑作用，检讨实务操作过程中出现的制度缺失，提出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制度的完善路径，以期促进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

引言

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limited partnership private equity fund)，即由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签订有限合伙协议而共同设立，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不参与基金的管理运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基金承担有限责任，基金管理人作为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直接管理基金的投资运作，并对基金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一种股权投资基金类型。由于该组织形式将有限合伙人(投资人)排除在投资决策机制之外以及“穿透税制”的特性，使其从产生之日起便与风险投资行为伴生[1]，时至今日成为现代股权投资基金的重要类型之一，特别是在股权投资产业最为发达的美国，有限合伙制已经成为主导的基金组织形式。wWW.11665.cOM

为推动股权投资产业的发展，我国《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对于有限合伙型基金的确立预留了法律空间[2]，修订的《合伙企业法》第2条第3款创设了普通合伙之外的有限合伙形态，国家和地方政府为确保有限合伙形态与现行的其他相关制度顺畅对接，陆续出台系列配套措施，如允许合伙企业开立证券账户、允许有限合伙作为首次公开发行公司股东、明确合伙人的纳税细则等等，至此，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进入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舞台。至今，我国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落地已经三年，三年的市场验证凸显本土化特性的诸多问题，诸如有限合伙人(投资人)和普通合伙人(管理人)信息严重不对称、普通合伙人资质难以确认，无限责任实现路径不清晰，尤其是对普通合伙人(管理人)配套约束制度的缺失，导致“出资人”和“出智人”失去了平衡，扩大了代理成本，动摇了有限合伙制度中的投资人与管理人的信任基础，限制了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的持续发展。

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的域外成功与域内失落的制度效果反差，使得笔者开始审视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的本土化成功路径。本文首先从有限合伙的两大核心制度――决策机制和利润分配制度切入，解读有限合伙组织形态对于股权投资基金的原理层面正当性，进而观察我国现行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制度缺陷所在，最后，提出笔者对于如何完善该项制度的自我见解，并主张只有一方面保证管理人专业能力的发挥，另一方面保障投资人资金的安全，在“管理人中心主义”前提下重新建立“资――质”平衡，才能真正实现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的持久发展。

一、我国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核心制度架构

股权投资基金的盈利水平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运营效率，而运营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所选择的组织形式及其相应的代理成本的高低。然而，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式的选择又与基金本身的特性和要求具有内在联系和逻辑上的关联性。无论公司型基金、信托型基金还是有限合伙型的组织形态都仅是股权投资基金的“外衣”，只要其在决策机制、风险控制、利润分配及避免双重征税等实质方面契合了股权投资基金制度的内在特性，能够实现投融资快捷、安全，实现投资人和管理人利益诉求，自然就会成为一条有效的路径。有限合伙的核心制度有效的满足了股权投资基金的诉求。

有限合伙组织形态从其诞生之日起便伴随着高风险的投资行为，其责任形式二元性与经营管理权限一元性特征，衍生出二个核心制度：投资决策制度、利润分配制度。这二个制度通过基金内部机构设置和权限划分，确立了基金管理人独立决策权、激励相容的分配规则，既满足了投资者的投资预期，又使基金管理人的人力资本得以回报。

(一)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决策制度

就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而言，在权力配制方面，所有权即利润分配和参与重大决策由作为货币资本提供者的有限合伙人和人力资本提供者的普通合伙人共同享有，管理权和监督权则分别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单独享有。在机构设置方面，有限合伙型基金通常合伙人会议来共同行使全体合伙人的共享权力，而在股权投资基金领域除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治理结构外，均以《委托管理协议》或《有限合伙协议》的形式确立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决策机构――投资决策委员会。

有限合伙型基金中的普通合伙人，即基金管理人享有对于基金运营的广泛控制权。普通合伙人虽然对于有限合伙的出资比例甚少并且可以劳务出资，但是对于股权投资基金的经营决策，诸如投资对象的选择、投资前的评估、尽职调查、投资时机的决定、投资定价及数量、投资协议的签订、投资后的管理、退出等权限，除非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否则完全由普通合伙人自行决定。

日常投资决策权由普通合伙人组建的投资决策委员会享有。投资决策委员会通常由普通合伙人组成，有时还会吸收部分外聘行业专家、财务专家及法律专家等专业人士，外聘专家要求必须具备行业、财务或法律背景。毋庸置疑，投资决策委员会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普通合伙人的自主决策权，客观上可以起到保护有限合伙人利益的.作用;同时，外聘财务、法律等专业人士参与基金重大事务的决策，不仅可以增强投资决策的科学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有限合伙人滥用权力，三方参与者相互制衡，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各方利益，有利于基金的运营发展。

同时，有限合伙人的出资也并非意味着对企业资产控制权的丧失。《合伙企业法》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有限合伙企业应当设立合伙人会议，但却规定了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事项，因此，全体合伙人通过召开合伙人会议的形式对于这些事项进行表决不仅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更有效率，有助于基金的运作。对于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的重大变更事项，应当有包括有限合伙人在内的合伙人会议作出决定，而这些事项并非是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经营管理的事项，因此，有限合伙人参与这些事项的表决，并不属于执行合伙事务，因而也就没有丧失有限责任保护的危险。

(二)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利润分配制度

对财富高速增资的渴望是股权投资基金的制度产生的直接动因，也是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参与其中的根本目的所在，有限合伙制度保证了智力出资者获得较高的利润分配，实现对基金管理人的经营激励，促进股权投资基金运作效益的提升。因此，在有限合伙型基金募集时，就应当在合伙协议中明确约定利润分配方式;《合伙企业法》亦规定，“合伙协议应当载明利润分配方式”、“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要求在合伙协议中确定执行事务的报酬及报酬提取方式”[3]。通常而言，有限合伙型基金在退出每一个投资项目之后所得的收益(即扣除管理费及运营成本后的利润部分)，就应当在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国际通行的基本分配规则是，将投资收益总额的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作为其执行合伙事务的报酬;其余的80%由全体有限合伙人按照其出资比例分配。此种分配规则充分认可了普通合伙人即基金管理人对财富增值部分的分配权，最大程度的激发了管理人运用专业技能实现财富增值的热情，缓解了代理成本问题。二、我国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本土化缺失

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我国的有限合伙型基金取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但由于缺乏有限合伙制度本身赖以存在的信用环境以及信用义务制度的缺失，导致其正常发展及功能有效发挥遭遇严峻的现实困境。最初采纳有限合伙制的一些股权投资基金，甚至在运营一段时间以后最终折戟沉沙。

曾经轰动一时的长三角地区首家有限合伙型基金――温州东海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东海创投”)即为典型。成立于207月的东海创投，由10名合伙人组成，其中有限合伙人9名，包括佑利集团等8家民营企业和1名自然人;普通合伙人1名，即北京杰思汉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确保有限合伙人的资金安全，东海创投设立了“联席会议”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全体合伙人均为联席会议成员，会议主席由出资最多的佑利集团的董事长胡旭苍担任。联席会议的决策规则是：以每500万元作为一股，每股代表一个表决权，每一项投资决策须获得全表决权的2/3才能通过。由于普通合伙人出资最少，只占基金规模的1%，因此也就在事实上成为有限合伙人聘请的经理，并无最终决策权。这种运作模式的弊端很快便显现出来，致使东海创投无法正常决策，运行陷入僵局，最终导致在成立仅7个月之后，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分道扬镳。

东海创投失败的惨痛教训昭示我们：《合伙企业法》中关于普通合伙人信义义务规范的缺失，致使有限合伙人过于担心自己的资金安全，而不能完全信任普通合伙人。应当说，有限合伙人的此种担心的确有其合理性，因为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基金管理人拥有对基金运营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和绝对的控制权，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致使有限合伙人难以对其行为进行观察和监督，由此导致了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事实上的不对等地位，普通合伙人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也就不可避免[4]。为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有限合伙人的利益，防止普通合伙人滥用管理权，英美衡平法创设了普通合伙人的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规则，即“普通合伙人应当殚精竭虑、忠诚于合伙企业的事务，不利用职权牟取私而损害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人的利益;同时还应当以高度的注意与谨慎履行职责，千方百计地谋求合伙企业利益最大化。”而我国《合伙企业法》尚无普通合伙人信义义务的完整规范，无法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进一步影响了有限合伙型基金的运作效益。

三、我国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机制的变革路径

首先，确立普通合伙人的信义义务，即普通合伙人应当对有限合伙人负有信义义务，这是完善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必经道路。所谓明确信义义务范畴，是指要求普通合伙人应当对有限合伙人恪守诚信，并专注于增进有限合伙人的最佳利益，而不得使自己处于与有限合伙人利益相冲突的地位。具体包括：1.对于其因基金管理而取得的利益或商业机会，都应当向有限合伙人如实披露，并获得其同意;2.应当避免自己在管理基金的同时与基金进行交易，或代表他人从事有损有限合伙人利益的行为;3.避免与基金构成竞争。其次，明确信义义务的主体，实践中多数有限合伙型基金中的普通合伙人通常由专业的基金管理机构担任，并由基金管理机构指派专职的投资管理人员负责基金的日常管理。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规定，这些投资管理人员只对基金管理公司负有信义义务，而并不直接对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负有信义义务。如果在投资基金领域严格遵循此项原则，则可能导致在基金管理人与有限合伙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投资管理人员为履行对基金管理人的信义义务而损害有限合伙人的利益。为防止此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证监会专门制定了《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投资管理人员应当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与公司、股东及与股东有关联关系的机构和个人等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投资管理人员应当坚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原则”[5]。该等规定颇具合理性，亦应当准用于有限合伙型基金的投资管理人员。

其次，细化并明确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的可能路径。一则，建立普通合伙人财产登记制度，普通合伙人以“智力”出资而享有有限合伙的控制权，最重要的风险控制制度就是无限连带责任，无论普通合伙人是个人还是机构，需要建立普通合伙人财产登记制度，以确保有限合伙人清晰判断商业风险。二则，明确有限合伙人对普通合伙人的诉讼权。《公司法》中当股东发现管理层出现了违反忠实义务的情况，法律赋予其“股东诉讼权”，以便能够追溯管理层责任，该规定应同样适用于有限合伙人中的普通合伙人。三则，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保证基金管理人的职业生涯。当基金管理人非因道德问题而触发了无限责任，应为其“重生”提供合理的制度路径，保证普通合伙人职业生涯的持续性。

再次，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监管，经由发展信用评级措施，实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信用体系，以构建行之有效的声誉机制。国内的评级机制已经有了雏形，比如杂志、报刊等公共媒体已开始建立，另外像清科研究中心这样一些专业调查公司，以及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等中介组织都已开始这方面的工作，但仍需大力发展。首先，建立政府背景的信用评级机构，或者扶持本国的信用评级公司，并明确监管责任;其次，推广评级标准，尽快对我国的投资机构、企业给出信用评级，并与审计等其他机构相结合，加强合作，将信用评级纳入监管体系。

最后，确立适度的政府监管制度。适度监管是指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必须以保证基金的市场调节为前提，不得以通过监管而压制、限制了基金机构竞争和发展的活力。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管是一种比较宽松的模式，但是这种宽松并不是一种无序的放任。3月26日美国出台了金融体系改革方案，该方案旨在加强对金融市场尤其是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这些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求股权投资基金包括对冲基金的管理人在sec进行注册;二是要求股权投资基金以保密方式向证交会定期报告管理资产量、贷款额以及其他重要信息;三是加强了对衍生产品的信用风险的控制，从产品开发人到承包商必须在该产品中保留部分经济利益，防止风险的全部转嫁;四是成立专门的系统性风险监管部门，对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进行风险监控。我们应吸收国外的经验，从保护金融市场安全角度，建立政府适度监管制度，明确监管的重点：(1)规定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中普通合伙人的最低资质;(2)加强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的规范性与透明性，增强行业自律的强度与水平;(3)行业政府主管部门建立日常监控系统，确保金融市场的安全。

注释:

[1]有限合伙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中世纪地中海沿岸从事海上贸易的一种新型商业经营方式_康孟达(commenda)契约。其产生原因有二：一是为了规避教会禁止借贷生息的法令;二是希望通过契约的约定将投资风险限定于特定财产。根据康孟达契约，一方合伙人(通常被称为stans的投资者)将商品、金钱、船舶等转交于另一方合伙人(通常被称为tractor的经营者)经营，冒资金风险的合伙人通常获得3/4的利润，且仅以其投资为限承担风险责任;从事航行的企业家则以双方投入的全部财产独立从事航海交易，其获得1/4的利润，并对外承担经营的无限责任。

[2]《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第6条第1款规定：“创业投资企业可以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法律规定的其他企业组织形式设立。”

[3]参见《合伙企业法》第18条、第61条的规定。

[4]参见王雅娴、徐心兰：《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私募股权基金监理规范与市场研究》，年台湾经济政策研究报告，第14页。

[5]参见《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第6条第1款。

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本土化法律思考 篇2

关键词：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

0 引言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Private Equity, 简称PE) , 是指以非公开形式募集资金, 并投资于私人股权 (是指企业发行的不在股票市场交易的股权资本) 的集合投资工具或基金。按照组织形式, 可以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分为公司制、信托制和有限合伙制。其中, 公司制私募基金由于设立程序复杂, 并且需要承担双重的税负, 因此需要按照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方式进行治理;信托制私募基金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代理风险较大;因此, 目前我国新成立的私募基金一般都选用有限合伙制。

1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构成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简称有限合伙PE或基金, 通常情况下, 由普通合伙人或有限合伙人组成, 其中普通合伙人 (General Partner, GP) 执行合伙企业事务, 代表基金对外行使民事权利, 需要对基金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其他投资者等有限合伙人 (Limited Partner, LP) 对基金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需要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于有限合伙PE的有限合伙人来说, 通常是机构投资者或者个人, 这些机构或个人一般都有一定的资金实力, 并且不对企业进行日常管理, 只按约定比例分享企业的收益, 在债务方面承担的责任也是有限的, 进而在自己的出资范围内, 对风险进行相应的控制。通常情况下, 普通合伙人对外代表有限合伙PE,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负责企业的日常业务, 同时需要对有限合伙PE的承担无限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 有限合伙PE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通过这样的责权架构能够进行平衡,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对于普通合伙人来说, 需要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进一步对其进行约束, 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利益目标不一致的问题。

2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内部关系

有限合伙PE的参与主体有两个, 普通合伙人 (基金管理者) 和有限合伙人 (基金投资者) 。两者是委托代理关系。即后者将资金交给前者, 委托前者代为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运营和管理。后者在基金运行过程中所能获得的信息非常有限, 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前者的管理能力和职业道德素养。因此, 这层代理关系, 往往会给有限合伙PE带来代理风险。

为此, 在有限合伙PE中, 为了确保普通合伙人的投资行为使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的利益达到最大化,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掌握较多信息的普通合伙人与掌握较少信息的有限合伙人制定相应的规则和方法,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普通合伙人进行约束和激励。具体来讲, 有限合伙PE在运作过程中, 一方面为了普通合伙人能够充分地施展自身的知识、技能与经验, 需要给予其一定的自主权,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普通合伙人侵害有限合伙人的利益, 需要采取措施, 防止其作出机会主义行为。以此为基础, 建立和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在责任、利益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将普通合伙人与股权投资的业绩建立相应联系。

3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构架缺陷

现阶段有限合伙PE运作的一般状态为:基金管理人通常并不是以个人名义直接担任普通合伙人, 往往是先成立基金管理公司, 然后由基金管理公司担任有限合伙PE的普通合伙人。这种公司制法人作为普通合伙人的组织形式, 导致了私募基金的内部结构治理产生了天然的弊端。

公司制法人作为普通合伙人, 在有限合伙PE中, 实际上将普通合伙人承担的无限责任进一步转化为有限责任, 进一步打破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平衡。对于基金管理公司来说, 通常情况下, 主要掌握控制基金运营的控制权, 但是对比不必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获取自身的利益, 不可避免地要损害有限合伙人的利益。对于公司制法人来说, 由于自身完善的组织机构, 并且内部治理规则比较健全, 对于公司内部的董事、监事, 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来说, 只需按照法律法规对本公司负责就行。在利益方面, 普通合伙人的公司法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存在不一致的现象, 对于两者来说, 通常情况下存在的利益诉求有所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 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利益冲突在所难免。

4 治理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措施

4.1 对普通合伙人的义务进行明确

为了对弱势的有限合伙人的利益进行保护, 通常情况下, 需要在一定程度上, 在基金中的责权, 需要对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进行平衡, 进一步防止普通合伙人滥用基金管理权。在《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中, 明确指出:“当基金份额持有人与公司、股东及与股东有关联关系的机构和个人等存在利益冲突时, 作为投资管理人员来说, 需要坚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

4.2 明确普通合伙人无限责任实现路径

在《公司法》中, 明确规定:“公司股东逃避债务, 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时,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现实生活中, 对于基金管理公司来说, 如果内部股东滥用基金管理权利,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基金管理公司形骸化, 那么就应该否定基金管理公司的法人资格, 同时对内部股东直接追究其相应的责任。

我国《合伙企业法》第68条第七款规定:“当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 有限合伙人有权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本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这也为有限合伙人提供了特定情形下针对普通合伙人的权利救济途径。

4.3 设立必要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引进管理团队跟投机制。即在基金投资的同时, 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团队按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 以相同的价格, 用自由资金参与该项目的投资。实行跟投机制, 一方面, 使管理团队的自身利益和有限合伙人的利益长期紧密地结合起来。由于和自身利益相关联, 促使管理公司的管理团队在选择项目上精挑细选, 在投后管理上全身心地帮助扶持被投资企业, 一旦发现企业发展过程中发生问题时, 及时做出应对措施, 保证有限合伙人的利益。另一方面, 能规避管理团队利用其所处的代理人地位或优势寻租的行为。一些被投资企业为了获得投资资本, 往往通过各种手段干扰管理团队, 当管理团队的自身利益和有限合伙人利益存在更大的关联度时, 管理团队便会放弃该寻租行为, 客观地选择投资项目。

参考文献

[1]《公司法》, 2006年1月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企业法》, 2007年6月1日施行.

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本土化法律思考 篇3

关键词：有限合伙；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知情权

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就其基于契约形式而建立起的合伙关系而言，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s）将企业管理权委托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s）行使，实现了合伙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部分分离。由于有限合伙人不是企业的合伙事务执行人，不参与企业的管理，对合伙企业未披露的涉及经营、决策、管理等方面事项受到“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影响，根据“契约均衡”理论，这不利于有限合伙人与合伙企业的相互制衡，会导致普通合伙人滥用合伙事务执行权而损害有限合伙人的利益。在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有限合伙人的知情权保障涉及到有限合伙人对风险投资的了解和控制，关系到其对是否停止出资与退伙等重大事项的判断。本文拟对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有限合伙人的知情权保护与制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知情权的保护原因

有限合伙人主张知情权的目的，不仅在于保持一种渠道可以获取有限合伙企业的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而且也是有限合伙人控制投资风险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介入企业管理可能导致有限合伙人突破“安全港”条款进而丧失有限责任保护，因而知情权的行使是有限合伙人获得有限合伙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信息的主要途径。在私募股权基金这种以运营合伙人投资资金为经营内容的企业中，获取投资资金流通情况而控制投资风险的必要性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通过对有限合伙企业运营状况的了解，可以比较准确地掌握有限合伙企业是否在正常轨道上运行，及时发现有限合伙企业存在的问题，并做出有关合伙事务及自身权益事项的决定，包括考虑更换普通合伙人或退伙等，以便能够及时地控制投资风险。由于私募股权投资的高风险性，在不可避免的系统性风险背景下，应当进一步帮助有限合伙人克服其本身由于信息不对称、权限分配不合理等导致的治理性风险，这就要求加强投资者（有限合伙人）的信息获得权即知情权。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我国起步较晚，受到市场和政策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而发展缓慢，其中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有限合伙人的组成成员并不复杂，往往通过合伙人会议或合伙人之间的互相通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解决知情权的问题。但是，就美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而言，其有限合伙人会向多元化和异地化的方向发展，各有限合伙人是相对独立的出资人，由普通合伙人负责通联，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有限合伙人之间的“互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就要求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通过“发起人契约”的意定方式结合法定方式对有限合伙人的信息获取途径进行具体规定，有限合伙人的知情权亦成为了维系基金有效和灵活运转的重要条件和影响基金募集设立及其规模的重要因素。

二、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知情权的保护方式

（一）明晰知情权的法定内容

我国《合伙企业法》中并没有具体规定有限合伙人的知情权内容，其在第二十八条中规定了合伙事务执行人应当定期向有限合伙人披露经营和财务状况以及有限合伙人对企业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的查阅权，但是此条文显然略显粗糙而缺乏明确的内涵。

相比较而言，有限合伙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模式的发源地美国在其特拉华州《统一有限合伙法》中赋予了有限合伙人较为全面的法定知情权。具体包括了：①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经营和财务状况的真实和完整的信息；②每位合伙人的出资情况；③每个合伙人的姓名、从事的行业、住址或邮寄地址；④合伙企业每年的联邦、州和地方的所得税返还信息；⑤书面的有限合伙协议和证书及所有相关的修订本和授权书；⑥其他正当和合理的有关合伙企业的事务。另外有限合伙人的知情权的行使有司法救济的保障，如果普通合伙人拒绝提供信息或在有限合伙人做出请求后5个工作日内未回复，有限合伙人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披露，法院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决定信息是否披露，以及披露的方式和条件。

此外，有限合伙人的知情权的内容及获取途径和方法还可以通过合伙人契约进行合议规定，在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的发起设立契约中，普通合伙人向有限合伙人所进行信息披露的范围应当是双方谈判的重点。这就需要普通股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在获得信息与不干涉管理负担之间找到一个较为平衡的位置，以达到对合理获取信息的合目的化利用。

我国《合伙企业法》仅对知情权的内容进行概括式规定，旨在于对人合性较强的合伙企业合伙人的权能进行弹性化约束，进而希望其通过主观能动性（建立契约）来对概述内容进行具体化规定，以克服法定条件模糊不明的状况。但这种建立在“高度意思自治”情况下的设想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看来缺乏实施的基础：诚实信赖的市场规则。由于意定契约中关于信息披露部分的严守需要普通合伙人自身的职业操守和自律能力，我国目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的信用体系及声誉机制的缺位为有限合伙人寻求意定条件下获得信息的成本异常高昂。因此，需要通过完善法定知情权内容的方式保护有限合伙人的切身利益。

（二）设计合理的“约束机制”

从某种角度讲，私募股权基金是投资人的货币资产与基金管理人的人力资本之间的一个特有合约。在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中，投资人即有限合伙人与基金管理人即普通合伙人构成了经济学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也就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而缔结的一种社会契约关系，它是掌握较多信息的基金管理人通过合同或其他方式与掌握较少信息的投资人之间展开的一场博弈。基金管理人拥有着比投资者更多的信息，基金管理人资本经营能力的强弱与诚信状况，投资者都难以从公开途径真实而全面地了解，而仅仅是了解一些阶段性信息，从而出现“逆向选择”的不良后果。因此私募股权基金组织形式要设计合理的约束机制约束其采用过分投机的方式，越轨经营，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具体而言，为了增加普通合伙人披露信息的主动性，可以采用“附期限合同”与“无过错离婚”条款的“约束机制”。附期限合同是指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之间约定一个合作期限，根据此合作期限内基金管理人的业绩及双方合作的默契程度来决定是否继续合作，主动权归于投资者；而无过错离婚条款是指即使普通合伙人无重大过错，只要有限合伙人丧失信心，就有权无条件停止追加投资。在此背景下，基金管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成本会极大增加，会促使其通过良好的业绩表现作为成功持续募集资金的保障，并增大为取得投资者信心而对信息的披露的主动性。

（三）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为了对合伙企业基金的投资、管理、决策进行约束，在实务中，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通常通过有限合伙协议或者委托管理协议的规定设立“合伙人会议”和“投资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的“咨询委员会”等机构来强化和制衡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

“合伙人会议”就是由全体合伙人组成的议事机构来共同参与决定关于合伙企业本身重大事项的会议。而投资决策委员会是为了对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中的重大投资事务，比如是否投资、如何退出被投资企业等提供咨询意见或进行最终决策，其由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代表和外聘的专业人士如会计师等组成，其中普通合伙人占据控制席位。而咨询委员会的建立是在有限合伙企业内在需要一个与公司董事会相类似的“负有监督职责的委员会”的需求下建立的，其成员由有限合伙人组成。在我国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的实务中一般很少设立咨询委员会，而是会通过向本应全部由普通合伙人组成的投资决策委员会中选派有限合伙人代表间接参与管理事务，以实现有限合伙人利益的最大化。

笔者认为采取此种治理结构的目的并不在于削弱普通合伙人的决策管理权，而是通过投资决策委员会给予有限合伙人获取投资决策信息和表达自己诉求的途径，由于实践中有限合伙人仅派员参与投资决策委员会，基本上无法撼动普通合伙人的控制权能，决策主导权依然由普通合伙人掌握。但是有限合伙人可以在此治理结构下获知决策的过程和细节，对是否启用“约束条款”进行选择并最终为自己的风险投资控制做出决定。

三、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知情权行使中的限制

（一）不正当目的原则

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在企业经营投资信息方面披露的博弈点在于：一方面有限合伙人希望获得大量的企业投资决策信息以进行对普通合伙人的监督；另一方面普通合伙人会就大量的信息披露可能造成的对其日常企业经营和管理的妨碍而成为企业重大的负担为由不愿披露，同时普通合伙人在很大程度上也会担心披露的重要信息如财务状况等会被竞争者所利用，因而普通合伙人通常会以有限合伙人的知情权动机有损企业利益而拒绝披露，即使披露也会附加较为严格的保密义务。基于博弈性，有限合伙人可能会以信息披露不透明而自身利益受到损害为由，援引“约束条款”，暂停甚至终止对合伙企业的持续性出资，可能会对合伙企业甚至其他有限合伙人的权益。在此基础上，设置“不正当目的”原则条款对有限合伙人的知情权进行适当限制，进而保护普通合伙人的决策权和其他有限合伙人的利益是合理的。但是应当对“不正当目的”的内涵进行具体规定，以消除有限合伙人合理行使知情权的障碍和困难。

（二）不正当目的原则与有限合伙人知情权的行使博弈

具体而言，我国《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第2款第五项规定：有限合伙人在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查阅有限合伙企业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是对有限合伙人行使知情权的法源所在，同时也是对“安全港”条款的规定。那么有限合伙人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查阅有限合伙企业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是不是就有可能被视为在执行合伙事务而丧失有限责任的保护呢？

“安全港”条款发端于美国1976年的《统一有限合伙法》，是指如果有限合伙人基于其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身份实施的行为一旦被认定为相关合伙企业法律中明确列举的行为类型，则不得被视为参与控制合伙企业事务，从而也不得否定法律赋予其的有限责任保护。学者Hirsehman认为，在不满意代理人行为时，投资者有三种策略选择：“发言”、“忠诚”和“退出”。也就是说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如果投资人（有限合伙人）对代理人（普通合伙人）的行为不满意时，可以选择以上三种方式表达诉求。但是，与公众公司不同，在私募股权投资这种风险投资有限合伙中，合伙权益流动性低下、退出途径不畅。以往严厉的“控制规则”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有限合伙人通过“发言”纠正代理行为的积极性，此时有限合伙人的唯一选择是保持“忠诚”，即沉默。“安全港”条款的设置目的就是为了改善这种有限合伙人的弱势地位，使得有限合伙人能够通过部分行使管理权能到达强化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事务“发言”的主观能动性。

我国《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实际上是对不正当原则与安全港条款的融合。一方面承认知情权是有限合伙人的固有权利，行使知情权不会使得有限合伙人丧失有限责任的保护。但是另一方面又通过设置“自身利益”的正当目的理论对知情权的行使进行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有限合伙人非基于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知情权行使很可能受到合伙企业的拒绝，亦或被合伙企业认定为超越权限对企业的管理事务进行干涉而导致对外承担债务方面的连带责任。

四、结语

有限合伙型股权投资基金的本土化法律思考 篇4

为了方便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和管理，一般建议采纳有限合伙企业的方式。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1）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2）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对入伙前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

有限合伙企业这一组织形式有如下优点：（1）作为合伙企业，不用缴纳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来说可以避免双重征税的问题；（2）由于允许一些投资者和投资机构承担有限责任，降低了投资风险，对于无限合伙人来说，存在资本放大效应，即可以用较少资本和凭信誉就筹集大量资金，资本运作成本低、效率高。（3）法律允许灵活的分配制度，可以激励管理能力强的执行合伙人专心经营，为合伙企业带来更大的利润。

有限合伙企业是一种国际上通行的特别适合于风险投资的企业形式。通常有限合伙人是风险投资的主要出资方，但是他们并不涉及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和运作，只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普通合伙人是风险投资的管理者，他们可以较低的出资和较高的管理能力获得企业的经营权，承担无限责任。投资合伙人各方方以合伙协议的形式约定权利义务关系。从资本运作的规模、投资专业化程度、管理成本等方面看，风险投资采用有限合伙制优于公司制。

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以起草用于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为例进行阐述和讨论。

一、应具备合伙协议的全部法定的基本要素

根据我国《合伙企业法》第十八条规定，合伙协议至少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合伙企业的名称和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

（二）合伙目的和合伙经营范围；

（三）合伙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

（四）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

（五）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方式；

（六）合伙事务的执行；

（七）入伙与退伙；

（八）争议解决办法；

（九）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

（十）违约责任。

但是仅仅具有这些内容并非就成为一个完善的、恰当的《合伙协议》，因为只有一个设计完美的合伙协议才能符合复杂的日常经营的需要，才能更好地为私募股权基金的运营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合伙企业法规定了很多合伙企业的运作规则，但是往往同时又规定“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作为私募股权基金的律师，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该规定设计出符合本私募基金需要的合伙协议。例如根据《合伙企业法》规定，“修改或者补充合伙协议，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我们为了合伙企业的经营方便，可以这样规定“修改或者补充合伙协议，应当经80％以上合伙份额的合伙人同意”，也可以规定“修改或者补充合伙协议，应当经全体普通合伙人同意”。

二、重点注意以下事项的约定

（一）合伙人入伙、退伙约定

1、普通合伙人入伙和退伙

一般而言，根据合伙企业法规定，有限合伙的事务由普通合伙人执行。为了增强合伙企业管理的稳定性，加强合伙企业的一贯性，普通合伙人的入伙会更加严格。因此普通合伙人入伙条件一般可以规定如下：（1）新普通合伙人入伙时，需全体普通合伙人及2/3以上的有限合伙人同意。（2）新合伙人应承认《合伙协议》全部条款的约定。入伙的普通合伙人应依法在《合伙协议》上签字盖章或者订立补充协议。入伙的普通合伙人成为本企业合伙人之后，与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3）有限合伙企业成立后，普通合伙人不能退伙，除非当然退伙或经其他全体合伙人同意。擅自退伙的，应当赔偿由此给其他合伙人造成的损失。

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伙人可以退伙：

（一）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出现；

（二）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三）发生合伙人难以继续参加合伙的事由；

（四）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

合伙人退伙的，本企业与该退伙人按照退伙时的本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本企业可以选择给合伙人退还货币、股权或其他财产。退伙人对给本企业造成的损失负有赔偿责任的，相应扣减其应当赔偿的数额。

因入伙、退伙等发生变更或者需要重新登记的，应当于作出变更决定或者发生变更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备案事项发生变更需要重新备案的，应当于做出变更决定之日起二十日内向主管部门备案。

2、有限合伙人入伙和退伙

由于有限合伙人不参与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因此一般有限合伙人的入伙程序要求比较宽松。有限合伙人入伙的条件一般可以规定如下：（1）新的有限合伙人入伙时，需全体普通合伙人同意；（2）新合伙人应承认《合伙协议》全部条款的约定。入伙的有限合伙人应依法在《合伙协议》上签字盖章或者订立补充协议。（3）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对入伙前本企业的债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4）新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

有限合伙人入伙后不能擅自退伙，除非当然退伙或经其他全体普通合伙人同意。擅自退伙的，应当赔偿由此给其他合伙人造成的损失。有限合伙人退伙后，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本企业债务，以其退伙时从本企业中取回的财产承担责任。

合伙人退伙的，本企业与该退伙人按照退伙时的本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本企业可以选择给合伙人退还货币、股权或其他财产。退伙人对给本企业造成的损失负有赔偿责任的，相应扣减其应当赔偿的数额。

3、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的转换

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普通合伙人可以转变为有限合伙人，有限合伙人也转变为普通合伙人。我们可以在合伙协议中约定转换的条件。（1）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或者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2）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有限合伙人期间本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3）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普通合伙人期间本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4）若本企业仅剩有限合伙人的，应当解散；若本企业仅剩普通合伙人的，转为普通合伙企业。

（二）合伙事务的决策和执行

我们可以设计出合伙企业的决策机制，但是法定的最高权利机构是合伙人会议。合伙人会议下面我们可以设计出适当的专业内部决策机构，例如投资决策委员会、执行合伙人决策等。

合伙人会议为最高权利机构，有权决定合伙企业的全部重大事项，所做的决议约束全体合伙人、各专业委员会及执行合伙人。一般召开合伙人会议时，普通合伙人有权就全部事宜投票表决，有限合伙人仅在《合伙协议》约定具有表决权时参加投票表决。

专业决策委员会由普通合伙人和专家组成，有权在各自领域和本合伙协议《专业决策委员会议事规则》所授权范围内对一定范围内的合伙事务进行决策。专业委员会的决议，不得违背本合伙协议或合伙人会议形成的决议；

执行合伙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应遵守并贯彻执行合伙人会议决议及各个专业委员会的决议，负责按照合伙人会议、专业决策委员会的决策监督企业执行情况，并在授权范围内进行自主决策。

合伙企业可以专门设立风险控制委员会，负责监督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符合法律法规、合伙协议及合伙人会议决议、专业决策委员会的各项决策、决议，投资及经营符合风险控制要求。

通过上述途径作出的经营决策，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在执行合伙事务过程中因管理经营产生的所有成本费用由合伙企业承担。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本企业。

执行合伙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合伙企业，所产生的费用和亏损由合伙企业承担。执行事务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企业相竞争的业务；保证本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符合法律法规、本协议及合伙人会议的各项决策、决议；不得从事损害本企业利益的活动。

（三）执行合伙人的确定及其权限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67条的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事务，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一般而言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额交大、投资过程比较复杂，存在一定的交易风险，因此对于合伙人应该慎重选择和确定。我们曾经为一些合伙企业的执行合伙人设计了一些入门条件。

作为机构的执行合伙事务的普通合伙人应当具备的条件如下：（1）高级管理层在投资银行、企业管理、法律、金融、财务、基金管理等领域具有丰富的专业经验；（2）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3）公司具有达到业务运营要求的专业人员（投资、基金、财务、法律等）共5人以上；（4）有完善的内部稽核监控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

作为自然人的执行合伙事务的普通合伙人应当具备的条件如下：（1）至少在投资银行、企业管理、法律、金融、财务、基金管理等领域中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行业具有5年以上的专业经验；（2）占本企业的合伙财产份额百分之一以上；（3）配备专业的管理团队，管理团队中应有投资、基金、财务、法律等3人以上；（4）本人及其管理团队的主要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

合伙协议应当规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具有一定的权限。一般而言应当规定具有如下权限：执行事务合伙人在合伙协议规定的经营范围内积极开展业务经营活动；针对合伙企业的经营目标，制定符合企业利益的各项管理制度，对企业的人事、财务、资产、业务进行有效管理；制定企业业务风险控制流程，并严格遵循该流程，有效控制有关的经营风险和法律风险；行使法律法规或者合伙人会议授予的其他职权。

（四）合伙企业的管理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67条的规定，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可以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于支付本企业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我们曾经设计的管理费收取标准为该私募股权基金净值的百分之一作为管理费。并且规定按照私募股权基金盈利的一定比例作为对基金经理的奖励。

（五）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

根据合伙企业法规定，当年利润在弥补完上累计亏损后尚有结余的方可分配；以前未分配利润，可以并入本会计进行分配。为了体现风险收益的匹配，因为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的风险，我们可以约定普通合伙人具有一定的分配优先权。例如可以约定企业的净利润的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其余的80%按照出资比例在全体合伙人之间分配。

经营亏损由合伙财产弥补。合伙企业债务由本企业财产偿还；合伙财产不足清偿合伙全部债务时，有限合伙人以合伙财产为限对合伙债务承担责任，其余债务由普通合伙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普通合伙人对内按照出资比例承担）。

（六）合伙协议与法律法规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