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精选12篇）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篇1

一、引言

创业企业在发展初期呈现固定资产规模小、从业人员不稳定和风险性高的特点, 很难获得外部融资。创业投资是向创业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以期所投资创业企业发育成熟或相对成熟后, 主要通过股权转让获得资本增值收益的投资方式。创业投资作为创业企业的一种新的融资手段, 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创业投资企业一般有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两种组织形式。有限合伙制具有避免双重征税、激励机制和约束措施合理、内部治理结构精简灵活, 决策程序高效, 利益分配机制灵活等特点, 私募风险投资基金常采用它作为一种企业形式。但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合伙企业会计制度, 税收政策与风险投资行业发展的新业态不尽匹配, 笔者结合实际工作, 就有限合伙企业会计核算和有限合伙企业自然人合伙人个人所得税缴纳方面谈一些体会和建议。

二、会计制度与会计核算的相关问题

(一) 会计制度的选用

我国没有专门的合伙企业会计制度。笔者逐一对《小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企业的适用性进行分析。

《小企业会计制度》中的小企业不包括个人独资及合伙形式设立的小企业, 私募风险投资基金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分类属商业服务业——投资与资产管理, 根据2001年工信部等四部门印发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有限合伙制的私募风险投资基金企业因从业人数少只能划为小微企业, 因此《小企业会计制度》不适用。《企业会计制度》第二条规定不对外筹集资金、经营规模较小的企业不执行本制度, 私募风险投资基金因其投资具有高风险, 一般以其合伙人出资为限对外投资且合伙人也应以自有资金对合伙企业出资, 不对外筹集资金, 因此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企业不适用《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二条“本准则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企业”, 说明有限合伙制的私募风险投资基金可采用《企业会计准则》作为账务处理规范。

(二) 利润分配的会计核算

私募风险投资基金的业务主要是股权投资、债权、可转债、并购重组等, 经营期分为投资期和退出期。投资期主要是对外投资和费用的核算, 其会计核算与公司制企业一致, 且合伙企业协议对合伙企业费用内容作出了详细的约定。但在退出期, 尤其是利润分配环节, 会计核算与公司制企业不一致。

《公司法》规定, 公司当年税后利润在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后, 按实缴出资比例、持股比例或约定进行分配,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 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合伙企业法》仅在第六十九条规定“有限合伙企业不得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但是, 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未有先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再分配的规定, 只要求遵从合伙协议。

合伙协议对合伙企业的分配顺序、分配原则均需作出规定, 每家企业约定不尽相同, 但总的分配思路是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项目退出产生现金流入时先回本再分配, 分配时先超额再比率分配。这就产生两个矛盾, 一是合伙协议约定的先回本指合伙人的出资额, 这样有可能产生合伙企业返还给出资人的现金大于年末可分配利润;二是对于有保底收益约定, 普通合伙人已取得超额分配和管理费, 如果最后经测算企业在存续期内保底收益达不到协议约定, 普通合伙人需回拨已超分的超额收益或多收取的管理费。合伙企业如何确认回拨部分。对于第一个矛盾, 在实际操作时我们通常采用减资和分红结合的方法对合伙人进行现金返回。第二个矛盾, 为了避免超分或超支付管理费, 我们一般采用在分配时对未退出项目计提减值准备、在合伙企业回流现金超过全体合伙人出资额后才考虑超额分配等方法。当然还得结合相关税收政策。

三、合伙人个人所得税税收政策的适用

2007年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生效后, 有限合伙企业在我国有了合法地位, 但针对合伙企业的税收政策并没有及时修改。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有限合伙企业自然人合伙人承担的风险与缴纳的税金不配比的现象, 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投资人参与合伙制创投基金的积极性。

(一) 税率

我国财税〔2000〕91号、国税函〔2001〕84号、财税〔2008〕65号和159号文件对合伙企业的所得税问题进行了规定, 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纳税义务人的确定与适用税法。

规定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 采取“先分后税”的原则, 由合伙人按照协议约定 (或协商决定) 的分配比例 (或实缴出资比例) 确定应纳税所得额。对于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 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 比照个人所得税法的“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 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缴纳企业所得税。对于以合伙企业名义对外投资分回利息或者股息、红利的, 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20%的税率纳税。

2. 规定了应纳税所得及其税前扣除的内容。

规定应纳税所得为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它所得, 其中生产经营所得包括企业分配给投资者个人的所得和企业当年留存的所得 (利润) 。合伙人的费用扣除标准参照个人所得税法“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的费用扣除标准确定, 投资者的工资不得在税前扣除。

3. 规定合伙企业年度亏损的弥补原则。

规定如果合伙企业出现年度亏损, 允许其在五年内以经营所得弥补亏损。若合伙人为法人或其它组织, 合伙人在计算应纳所得税时, 不能以合伙企业的亏损抵补其它盈利。

私募创投基金是以退出为导向的, 投资者采取出让股权方式退出取得的收入, 实质是“财产转让所得”。按目前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征, 合伙人税负偏高。建议比照《个人所得税法》的“财产转让”应税项目, 适用20%的比例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 征税时点

征税时点存在不足之处。目前的税收政策是, 在基金有项目退出产生了利润, 弥补了法定弥补期的亏损后就得纳税, 并不可虑基金的整体盈利情况。而对于基金投资来说, 往往越往后项目越难退出且易形成损失, 不进行综合计算, 就可能会出现“成本没回收, 先要被征税”的问题。建议征税时点的选择应该考虑风险投资“成三败七”的特点, 避免基金先期被征税, 但后期整体亏损的情况, 能够让基金收回成本, 已经弥补了潜在可能亏损项目的成本, 再开始进行征税。

(三) 优惠政策

公司制创投企业采用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 可按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 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对于合伙制创投企业仅注册在苏州工业园区内的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法人合伙人享受此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25号) , 自然人合伙人不享受此项优惠。

风险投资和科技创新是互相支撑的。没有风险投资的支持, 科技创新不能顺利的转化为生产力;没有优秀的科技项目资源, 风险投资行业也不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为规范合伙企业会计核算, 充分发挥税收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 促进有限合伙制创投基金对创业投资发展的支持, 笔者建议尽快制定适合有限合伙企业会计制度、税收政策, 适当降低对有限合伙人征税的税率。

摘要：创业投资作为创业企业的一种新的融资手段, 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限合伙制具有避免双重征税、利益分配机制灵活等特点, 创业投资企业多采用有限合伙制。而现阶段我国缺少统一的合伙企业会计核算制度, 税收政策也制约着自然人合伙人参与创投基金。笔者结合实际工作中的体会, 提出尽快统一合伙企业会计核算制度、制定鼓励自然人参与创投基金的税收政策。

关键词：有限合伙制,会计制度,税收政策

参考文献

[1]于鹏.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个人所得税政策分析[J].税收与税务, 2013 (03)

[2]李朝晖.我国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所得税问题研究[J].会计之友, 2011 (02)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篇2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申请备案应提交的文件、证件：

1、《外商企业变更（改制）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委托）书》；

3、根据不同的备案事项，还需要提交的以下文件、证件： 清算人成员备案：

（1）全体合伙人指定清算人成员名单的决定；（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境内法律文件送达接收人变更：外国合伙人变更境内法律文件送达接收人的，应当重新签署《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书》

不涉及登记事项的合伙协议修订：合伙协议修改未涉及登记事项的，应当提交修改后的合伙协议或者修改合伙协议的决议。申请删除经营范围中后置标注内容的：

（1）有关专项审批部门的批准文件或证书复印件；

（2）《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此备案事项仅限2005年12月31日前登记注册的合伙企业）

增减分支机构：增设分支机构,提交加盖印章的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核减分支机构，提交分支机构注销证明

（五）其他登记应提交的文件、证件： 因执照丢失、损毁申请补发执照：

1、《指定（委托）书》；

2、全体合伙人签署的情况说明；

3、公开发行的报刊上登载执照挂失作废声明的报样；

4、《更换、增（减）、补营业证照申请表》。

申请增发执照副本：

1、《指定（委托）书》；

2、《更换、增（减）、补营业证照申请表》；

3、原《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申请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登记注册应提交的文件、证件

申请合伙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登记应先办理合伙企业分支机构名称预先核准登记手续，如何办理名称预先登记的相关内容。特别提请注意：

1、设立登记的应由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合伙人之一办理登记手续。变更登记时，可委托企业职工办理登记手续。

２、如果委托有资格的登记注册代理机构办理，应提交加盖该代理机构公章的代理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指派函》、《委托书》、代理人员的资格证明及身份证明。

该款是借用还是合伙投资 篇3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交一系列证据。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也向法院提交了数份证据。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但提出上述转款均系投资款，而非借款。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部分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

综上，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原告通过银行转款分别于2011年4月28日分两次向被告转款10万元和20万元，2011年8月1日向被告转款184000元，2011年9月1日向被告转款125000元，以上合计609000元。2011年9月1日，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被告于2011年9月1日借给熊某一笔款项，给予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原、被告约定上述借款是由原、被告双方投入资金组成，其中原告投入65万元整；双方同意，以被告名义作为上述款项的借款权人，并由被告向熊某支付借款，熊某出具的借条由被告保管；原、被告双方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均视为知道或应当知道给予熊某借款将产生的风险及相关法律纠纷；原、被告双方自愿承诺各自投入的借款产生的一切收益或亏损风险由各自承担；原、被告双方对对方投入借款资金互不承担连带责任，风险自负；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原、被告双方之前签订的所有协议一概作废。2011年12月19日，原告在该协议的背面手书注明：此张为原件，作废，类似协议作废。期间，被告陆续向原告转款353000元。

法院在审理该案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转给被告的款项属借款还是合伙投资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以及第五条第一款“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原告主张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原告虽已提交银行转款凭证，证明其向被告账户转款609000元，但不能证实上述款项的性质即为借款。被告主张原、被告之间系合伙投资，其提供的两份《协议书》、客户回单及（2013）洪刑二初字第28号刑事判决书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可证明原、被告系共同投入资金，并通过蔡某的银行账号将款项借给熊某，收益或亏损风险各自承担，且原告在庭审中也承认原、被告之间存在共同放贷之合意，故原、被告属合伙关系，本案应定为合伙协议纠纷。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原告欠款367000元，并支付借款利息58720元之诉请，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税务筹划 篇4

一、有限合伙型基金的定义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 指的是由最少一名普通合伙人和最少一名有限合伙人共同签署合伙协议而成立的一种基金机构的形式。投资人和领投人双方一起成立有限合伙型企业作为基金筹集和运作平台。领投人职掌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 负责合伙事务的相关管制与打理, 参加运作治理基金的投入与理财举动, 对它的债务担任着没有限度的连同一系列责任, 在外界来看, 它体现的是整个机构组织;投资人则职掌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 不参与基金的实质管理和其他合伙事务的日常管理, 并且仅以其出资额度为限承担有限责任。通过把基金交托给基金管理人进行运作经营 (领投人如果具备资质, 可把合伙企业作为平台直接开始下游投资) , 合伙企业得到利益, 进而确保合伙人依据合伙协议约定的比例享受利润分配。这种有限的责任搭伙制的最突出的特征, 即资产与治理之间互相隔离开来, 这为一般合伙人提供了高效的刺激鼓励功能。

二、合伙制基金的运营模式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是有一系列吻合私募股权基金的运营操作方式。总体层面来说, 大体能够剖析为“三主要、两合同、一义务”。三主要指的是有限责任的合作伙伴 (分为优级级和中间级, 集团担当劣后级合伙人) 、一般合伙人 (一般由基金管理公司担任) 和投入资产的对象。两合同是说三个主要对象间签署的合作伙伴合同、投入资金合同。而合作成为伙伴的合同在合伙制基金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合同中规范约束了合作同伴间的权益、责任联系以及赚取利润后合作同伴间怎么去分摊、遇到亏损后怎么担当责任等条目 (一般状况下, 一般合作伙伴的人投出资产比例占一个百分点, 其余全部由有限责任的合作伙伴投出资金) , 最终的收入利益分摊通常适合于“二八定律”。一义务指有限合伙制基金中只让负担一般合作伙伴角色的基金治理人对外来说担当没有限度的连同义务。原因是它掏出的资产仅仅占比一个百分点, 但是负担着此部分资金如何使用, 为了保护投资者权益和维护投入资产基金的安全, 一般合作伙伴们就被强制负担没有限度的担当及义务。

据中国《合伙企业法》规范, 承担有限责任的合作伙伴公司的同伴数范围在2到50之内。现今, 中国合伙制基金多数是由一名一般合作入伙人与大于等于一名负担有限度责任的合作伙伴人构成。有限合作伙伴们是合伙制私募基金的投出资金的主力, 它的重要功能就是手头所拥有的闲置资金交出来投入企业, 让一般合作伙伴来决定如何使用资金, 最后实现较高的资产报酬率。有限合作伙伴对外界不代表公司主持事情, 所以它只是把其投入资金的份额当作限度来负担非无限的义务。一般合作伙伴通过自身的专业技能及理财知识对这部分投入资金进行打理, 而且按照所签署的合同分享一部分的收入利益。故就基本实现了出钱人与治理资金的人之间的隔离, 维护了出钱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 又使得公司价值尽量达到最大化, 即使得资金与管理 (技术) 都得到高效率的运用。

三、私募股权基金的税务处理

私募基金的税务较复杂, 又存在政策不是很明确, 加上营改增, 很多人对此还一头雾水。下面就私募基金、基金管理人, 以及基金投资方面的税务处理问题作详细分析, 当然还包括了私募基金的税收优惠, 囊括了私募基金税务问题的方方面面。

1. 合伙型基金所得税

根据我国发文规范, 合伙制公司是把每一个入伙人都当作交纳税负的责任人, 合伙制的合伙公司的入伙人属于自然人性质的交个人所得税, 其余的具有法人性质的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合伙公司的收入利益应当先在其出资人及相关分红人间进行分摊各自所应得的利益, 然后对剩余的留存利益进行计算税负并交税。且有规定对合伙企业本身不征税, 只对合伙人征税。在私募基金出资人方面的税, 个人作为自然人从中国的公司型基金中赢得的全部资金利益中, 按照“个体工商经营所得”的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来上交个人所得税负。而对于其余的法人及其他组织, 则一般按照25%的企业所得税率来交税。

另外, 国家有明文规范称, 非居民企业在我国境内没有设立组织和场地的, 该公司从我国取得的利益收入减按百分之十征收企业所得税。也就是说, 非居民企业是有限合伙人的情况下, 它的利益收入, 按十个百分点交企业所得税。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图景:中国自然人出资于合伙公司, 一般合伙人按5%~35%的税率征税;有限合伙人则按20%的税率征税;我国的法人企业出资于合伙企业需要交25%的税;而非居民企业投资合伙企业, 若作为非执行事务的合伙人 (包括有限合伙人) , 仅需按10%的预提所得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若作为执行事务的合伙人, 则需按2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外籍个人投资于合伙企业, 若作为有限合伙人, 则其投资所得。行业人士认为仍应适用免税规定;若作为执行事务的合伙人, 则按5%~35%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2. 增值税

(1) 销项税。“营改增”之后, 对于一些企业的股权让与交接要不要征收增值税并没有详细确定的法律。不过是有文件规定了股权的让与不需交纳营业税。

根据“营改增”政策的延续性和国家领导层的指示, 股权转让今后也是不征收增值税的。

上述股权转让的情形, 只针对纯股权转让, 不包括在新三板之类的交易平台。私募股权基金在撤出时经过新三板的让与, 是否交增值税现在国家税务总局尚没有明确规定, 各地也有不同的政策。

(2) 进项税。购买固定资产、购买的办公楼等、办公用品, 办公场所, 水电费, 以及法律、会计, 或者是税务、咨询服务的购买, 均属于进项范围。可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抵扣进项税额。

3. 其他

除以上外, 私募股权公司还要对其治理、咨询事务交纳城建、营业税, 以及教育附加费, 当然还包括一部分印花税。合伙型基金可以避免双重征税, 且或可享受优惠政策。依照《合伙企业法》, 合伙企业采取先分后税的原则, 即合伙企业层面不纳税。各地税务部门对合伙型基金中的个人合伙人还提供了优惠政策, 主要针对西部地区。

四、税务规划

合伙公司本身是不需要缴纳税的, 而是以每个合伙人为交税责任人。收入利益中自然人的利益取得部分应缴纳的税由基金负责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因为要在合伙企业注册所在地缴税, 故随着注册地点的不一样, 其相应的税收政策就可能大不一样。国家重点分析了32个省市地区并出台了相应的税收政策, 主要包括了西部地区, 其中也有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 但是并没有专门针对江苏、山东等地区的优惠政策。由于如今新疆的个人所得税的政策相对比其他地区都要优惠, 故很多私募企业抓住契机, 将公司迁到新疆注册。

国家层面的税收政策:按照国税总局出台的公告, “有限合伙型创投公司采用股权投资形式对没有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公司投资够2年的, 其法人性质的合伙人能够对没有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公司投资总额的70%抵扣该法人从该企业分摊的应纳税所得额, 当年不够抵扣的, 允许在之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五、总结

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有效合理地避免了双重征税, 运作模式简单灵活等优点, 但其仍然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所以我国不能停留在目前的法律基础上, 而应该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 以此来不断完善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法规等。

摘要：合伙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逐渐成为了当今最主要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式。但是在实践中关于合伙型企业的纳税方面, 仍然存在一些不明确的地方。本文介绍了有限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的概念, 以及有限合伙型基金的运营模式, 介绍了私募股权基金的税务处理, 最后给出了一些合理的税务筹划建议。

关键词：股权,私募,基金,税务

参考文献

[1]李惠主编.走近私募基金[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2]韩志国, 段强主编.私募基金稳定因素还是紊乱因素[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篇5

以有限合伙形式设立的股权投资企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法》”）、相关法律、法规及本指引的规定，订立合伙协议。对于本指引有明确要求的，合伙协议中应当载明本指引规定的相关内容。本指引未作规定的，协议当事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合理补充。协议当事人订立的合伙协议应当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对合伙协议的法定基本要求。

合伙协议应当明确规定以下内容：

一、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合伙企业名称、主要经营场所、存续期限、合伙目的和经营范围、合伙人的姓名/名称及住所。

二、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

三、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合伙协议中应约定由普通合伙人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①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条规定，以及《通知》第一条关于股权投资企业应当遵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有关规定设立的要求，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不得成为股权投资企业的普通合伙人。

本指引所称“国有企业”，系指国有股权合计达到或超过50%的企业。1

有权对合伙企业的财产进行投资、管理、运用、处置和回收，并接受其他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监督。

四、合伙企业的投资。包括投资领域、投资方式、投资限制、投资决策程序、关联方认定标准及对关联方投资的回避制度，以及投资后对被投资企业的持续监控、投资风险防范、投资退出等内容。

五、有限合伙人入伙和退伙的条件、程序以及相关责任。

六、合伙人转让财产份额的要求及程序。

七、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其委派的代表的权限、执行事务合伙人的除名条件和更换程序。

八、执行事务合伙人管理费的标准及计提方式。

九、合伙企业对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业绩激励机制（包括绩效分成）、风险约束机制。

十、执行事务合伙人在投资管理信息报告方面的职责及报告程序。②

② 《合伙企业法》第六十七条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第六十八条规定“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且仅将“参与决定普通合伙人入伙、退伙”、“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等列入“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 的行为。第七十六条规定“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有限合伙人为普通合伙人并与其交易的，该有限合伙人对该笔交易承担与普通合伙人同样的责任”。为避免因违背《合伙企业法》有关规定而导致有限合伙人承担法律责任，同时也为更好发挥普通合伙人的专业管理职能，建议《合伙协议》中不要作出有限合伙人以任何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或变相参与投资企业管理与投资决策的约定。

十一、合伙企业委托托管机构托管其财产的，还应当明确托管机构应当具备的条件、选任程序、更换的条件及程序等。

十二、合伙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

十三、合伙企业收益与分配。

十四、合伙企业的业务报告、财务报告及重大事件报告的编制与提交。

十五、合伙企业的解散、清算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在合伙企业财产清算程序中的职责。

十六、违约责任。

十七、合伙协议的生效、变更和终止。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篇6

我欲与丈夫离婚，婚姻存续期间，我们以我丈夫的名义合伙与他人办了一个饲料加工厂，我们投资了４０多万元。对这笔财产离婚时该如何处理？

秋花

秋花朋友：

合伙是两个以上的人以共同经营为目的，相约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担风险，并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合伙的最大特点是合伙人内部发生具有对外效力的连带关系，这种连带关系的外部表现形式是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夫妻将共有财产以一方名义投入合伙企业后，其财产已经成为合伙企业的财产，已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所有。夫妻对自己的份额享有所有权。按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夫妻对自己享有的财产份额的处分必须获得其他合伙人的同意。夫妻因离婚而分割其在合伙企业中共同财产的份额时，可能引起合伙企业的变动，这种变动主要表现为入伙、转让、退伙和合伙解散等情形，如何处理具体应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七条的规定处理：“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合伙企业中的出资，另一方不是该企业合伙人的，当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其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对方时，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的，该配偶依法取得合伙人地位；（二）其他合伙人不同意转让，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受让权的，可以对转让所得的财产进行分割；（三）其他合伙人不同意转让，也不行使优先受让权，但同意该合伙人退伙或者退还部分财产份额的，可以对退还的财产进行分割；（四）其他合伙人既不同意转让，也不行使优先受让权，又不同意该合伙人退伙或者退还部分财产份额的，视为全体合伙人同意转让，该配偶依法取得合伙人地位。”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篇7

1 通过投资对象和责任形式的角度对《公司法》第15条规定的解读

第十五条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

(1) “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依据学界主流观点, 此处一改旧《公司法》中的表述方式, 即“公司可以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并以该出资额为限对所投资公司承担责任”, 这是为了把非公司制企业法人, 主要是指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人、外资企业法人等容纳进来, 以便更符合我国的经济现实。

本文认为, 仅针对本法条前半句规定, 现行《公司法》对于转投资的对象是完全开放的, 公司可以转投资到自身以外的任何企业。依据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可得, 在商法意义上的“企业”除了包含上述列举的企业法人之外, 当然还包括合伙等非法人企业。

(2)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对于这后半句法条的理解, 赵旭东教授、施天涛教授倾向于采用限缩解释的方法, 即由于我国没有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等法定类型, 这个条文的意思是在原则上公司没有作为合伙人的资格, “我们的解释是公司不能做其他合伙的合伙人, 因为合伙人要承担连带的责任。”只有将合伙排除在转投资对象之外, 才能减轻公司的投资风险和可能发生的公司债务负担。那么反过来讲, 就是公司转投资的对象便是以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为最突出特点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而已, 顺承下来的逻辑即是把“转投资”局限在了股权投资的范围之内。

在此, 暂不论那些反对公司转投资到合伙的学者有关于“因为高风险、高责任, 而不允许公司转投资到合伙”的“风险论”观点是否合理, 而仅对《公司法》第15条规定进行分析, 论证该法条是否限定了公司不能转投资到合伙。

本文认为, 本法条的前半句与后半句使用分号隔开, 后半句是对前半句的“转投资对象”进行限定, 而这种限定不是直接通过列举“限定转投资对象”的方式来实现, 而是通过“限制责任承担”的方式来实现。使用文义解释可得, 该法条的后半句并没有限制公司转投资到合伙企业。准确来说, 《公司法》第15条规定是允许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投资到有限合伙企业, 而且转投资到有限合伙并不需要法律的另有规定。另一方面, 该法条也并未明确否定了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的资格, 并且其通过但书“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来对公司转投资到普通合伙的可能性留有余地。

综合上述的读解, 从法律解释学来说, 公司法第15条规定是属于强制性规定。在公司转投资对象方面, 该规定本身并没有从文义上做出明确的限定, 相反其是开放性的, 诸如合伙等非法人企业也是可以成为转投资的对象。而在承担责任方面, 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允许公司基于其转投资行为而对其投资的企业承担连带债务, 否则该类负有连带责任的转投资行为因违反本法条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事实上, 该法条对于“公司能否成为普通合伙人”并未做出肯定性或否定性回复。

2 通过体系解释和反面解释对《合伙企业法》第2、3条规定的解读

第二条本法所称合伙企业, 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组成, 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本法对普通合伙人承担责任的形式有特别规定的, 从其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 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第三条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

(1) “本法所称合伙企业, 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本法条应分为两部分来理解为:第一,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普通合伙企业;第二,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有限合伙企业, 即法人、其他组织均可成为普通合伙人。否则, 若建立在禁止法人成为普通合伙人的立场下, 立法者应把该法条改为:“本法所称合伙企业, 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法人只能成为有限合伙人。”

(2) 针对《合伙企业法》第3条规定, 以下采用反面解释进行分析。按照王利明教授的观点, 反面解释的适用条件包括以下方面。第一, 构成要件是法律效果的必要条件或充分必要条件, 符合逻辑推论的要求。反面解释实际上是形式逻辑的典型运用, 所以, 它的运用必须符合形式逻辑的要求。学者常常引证克鲁格公式来确定反面解释的基本形式。根据克鲁格 (U.Klug) 从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出发, 阐述了反面解释的经典公式, 即在一个法条中, 如构成要件为M, 法律效果为P, 当M是P的必要条件 (M←P) , 或者M是P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时 (M←→P) , 就能对这个法条进行反面解释, 得出“非M→非P”的结论。第二, 所要解释的法条必须是确定的法律规范。具而言之, 法律规范的概念、术语等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确定的, 能够进行反面解释的法条一般是强制性规范;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和法律后果具有封闭性, 即法律规范可供适用的范围被明确界定, 而且这种界定是十分周严的, 不存在例外的情形, 以及在特定情形下法律效果以及相反的后果之间界限应当是清楚的;法律概念的核心文义和边缘文义都是确定的。第三, 反面解释不违反法律的规定, 即在进行反面解释的过程中还应当考虑, 法律是否允许反面解释。

《合伙企业法》第3条规定可以转化成:“如果一个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那么该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

首先, 该法条属于无可争议的强制性规定。其次, 该法条中的“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概念和外延都是确定的、有明确界定的, 它们均属于商法领域上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最后, 本法条的构成要件 (M) 是法律效果 (P) 的充分必要条件。所谓充分必要条件, 是指对于特定结果的发生而言, 特定条件不仅是必需的, 而且足以导致该结果。而所谓必要条件, 是指对于特定结果的发生而言, 必须具有某种特定的条件;若仅具有该特定的条件未必一定能够导致特定结果的发生, 但不具备该特定的条件时, 则确定不能发生该特定的结果。必要条件与充分必要条件的区别在于:充分必要条件对于特定后果的产生不仅是必备的, 而且足以导致其产生;而必要条件不一定导致特定的后果, 但对于特定后果的产生是必备的。立足于整部《合伙企业法》进行体系解释:一方面, 该法第2条规定普遍地赋予了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成为普通合伙人的资格;另一方面, 该法第3条规定, 只有当这些法人、其他组织是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时才不具备成为普通合伙人的资格。也就是说, 就“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的特定法律效果的发生而言, “该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是必需的、唯一的, 并足以导致了该法律效果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

因此, 该法条可以使用反面解释进行推导分析。本法条中的构成要件 (M) 为“如果一个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那么“非M”就是“如果一个法人或其他组织不是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而法律效果 (P) 为“该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 那么“非P”就是“该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根据克鲁格公式 (若“M←→P”, 则“非M→非P”) 可以得出该法条的含义:“如果一个法人或其他组织不是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该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 即“除了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成为普通合伙人, 承担连带责任。”进一步说, “法人、其他组织”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当然也包括“普通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上述对《合伙企业法》第2条和第3条规定的解读,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2条规定普遍地赋予了诸如公司等法人、其他组织成为普通合伙人的资格, 而第3条规定则通过列举的方式来特别指明了只有当该法人、其他组织是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时, 才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

3《合伙企业法》第2、3条规定构成了《公司法》第15条规定中的“法律另有规定”

通过上述从转投资对象和责任形式这两个方面对《公司法》第15条规定进行分析, 得出的结论是该法条已经明确赋予了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转投资有限合伙的资格, 该转投资行为不需要法律的另有规定。而对于公司能否作为普通合伙人转投资到普通合伙, 该第15条规定并没有明确给予答案, 而是给出了找答案的路径, 即需要考察法律是否存在“另有规定”。因此, 若仅根据《公司法》第15条规定来判断公司可以或不可以转投资到普通合伙都是缺乏充分的依据的。

其争议的关键点就在于《合伙企业法》第2、3条规定是否构成了《公司法》第15条规定中的“法律另有规定”。

部分反对者认为, 《公司法》第15条规定是禁止公司转投资到普通合伙, 而《合伙企业法》第2、3条规定也没有构成“法律另有规定”。他们认为《合伙企业法》的第2条规定是指法人可以作为有限合伙人设立有限合伙, 而不能设立普通合伙。再者, 通过对该法的第3条规定进行推导得到的结论是属于默示规定, 而《公司法》第15条规定中的“法律另有规定”必须是明示规定。

部分赞成者则认为, 《公司法》第15条规定表明了“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否则公司不能转投资到普通合伙”, 而《合伙企业法》第3条规定已经构成了《公司法》第15条规定中的“法律另有规定”。根据私法领域的“法不禁止即可以”的原则, 赞成者适用该原则来推导出“除了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之外的商主体都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他们与反对者的关键分歧在于, 这条通过推导出来的默示规定是符合《公司法》第15条规定中的“法律另有规定”, 即该“另有规定”不需要是明示的。

本文认为, 除了《合伙企业法》第3条规定所列举的几类公司以外的公司都可以作为普通合伙人转投资到普通合伙。

针对上述正反双方观点, 笔者也提出自己的见解。首先, 笔者不认同反对者和赞成者对于《公司法》第15条规定的读解, 在此强调该法条对于公司能否转投资到普通合伙的立场是中立的。其次, 赞成者仅根据私法领域上“法不禁止即可以”的原则对《合伙企业法》第3条规定进行推导, 而没有结合《合伙企业法》第2条规定进行分析、推导, 其虽然得到结论是正确的, 但是其推导是不够充分的。该结论应当是立足于整部《合伙企业法》, 结合其第2条规定并适用反面解释方法而得出的。最后, 关于《公司法》第15条规定中的“法律另有规定”是否必须是明示规定的争论, 笔者认为《合伙企业法》第2条规定已经构成了明示性的“另有规定”, 即使不存在第3条规定, 公司依然可以转投资到普通合伙。具言之, 该第2条规定并非反对者所理解的“法人只能成为有限合伙人”, 根据本文上述分析可得, 该法条已经普遍赋予了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成为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资格。这已经是一条明示性的法律规定, 足以构成了《公司法》第15条规定中的“法律另有规定”, 即法人具备普通合伙人的资格。而《合伙企业法》第3条规定的作用不在于通过推导其所得出的默示规定来构成《公司法》第15条规定的“法律另有规定”, 而是在法人普遍具备普通合伙人资格的基础上, 通过列举方式来限制几类法人成为普通合伙人的资格。

4 结语

在我国, 公司作为拥有独立法人财产的企业法人, 能够以其全部财产对外承担责任, 具有自己的意思机关, 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因此, 公司应当在其章程范围内和自然人一样, 充分自主地使用、处分自己财产和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不同的投资方式, 当然也应当包括自主决定是否投资到普通合伙企业。而《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作为调整市场经济主体的重要法律, 应当在法律的框架内赋予市场主体尽可能多的经营自主权。上文从法律解释的视角对公司能否转投资到普通合伙进行法条分析得到的结论:绝大部分公司都可以转投资到普通合伙。这正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内在要求和私法自治理念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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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慈蕴.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投资合伙企业引发的法律思考[J].现代法学, 200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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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飞.法解释论视角下的公司转投资行为[J].法学, 2007 (11) .

[8]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

[9]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篇8

关键词：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

0 引言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Private Equity, 简称PE) , 是指以非公开形式募集资金, 并投资于私人股权 (是指企业发行的不在股票市场交易的股权资本) 的集合投资工具或基金。按照组织形式, 可以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分为公司制、信托制和有限合伙制。其中, 公司制私募基金由于设立程序复杂, 并且需要承担双重的税负, 因此需要按照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方式进行治理;信托制私募基金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代理风险较大;因此, 目前我国新成立的私募基金一般都选用有限合伙制。

1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构成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简称有限合伙PE或基金, 通常情况下, 由普通合伙人或有限合伙人组成, 其中普通合伙人 (General Partner, GP) 执行合伙企业事务, 代表基金对外行使民事权利, 需要对基金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其他投资者等有限合伙人 (Limited Partner, LP) 对基金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需要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于有限合伙PE的有限合伙人来说, 通常是机构投资者或者个人, 这些机构或个人一般都有一定的资金实力, 并且不对企业进行日常管理, 只按约定比例分享企业的收益, 在债务方面承担的责任也是有限的, 进而在自己的出资范围内, 对风险进行相应的控制。通常情况下, 普通合伙人对外代表有限合伙PE,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负责企业的日常业务, 同时需要对有限合伙PE的承担无限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 有限合伙PE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通过这样的责权架构能够进行平衡,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对于普通合伙人来说, 需要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进一步对其进行约束, 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利益目标不一致的问题。

2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内部关系

有限合伙PE的参与主体有两个, 普通合伙人 (基金管理者) 和有限合伙人 (基金投资者) 。两者是委托代理关系。即后者将资金交给前者, 委托前者代为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运营和管理。后者在基金运行过程中所能获得的信息非常有限, 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前者的管理能力和职业道德素养。因此, 这层代理关系, 往往会给有限合伙PE带来代理风险。

为此, 在有限合伙PE中, 为了确保普通合伙人的投资行为使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的利益达到最大化,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掌握较多信息的普通合伙人与掌握较少信息的有限合伙人制定相应的规则和方法,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普通合伙人进行约束和激励。具体来讲, 有限合伙PE在运作过程中, 一方面为了普通合伙人能够充分地施展自身的知识、技能与经验, 需要给予其一定的自主权,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普通合伙人侵害有限合伙人的利益, 需要采取措施, 防止其作出机会主义行为。以此为基础, 建立和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在责任、利益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将普通合伙人与股权投资的业绩建立相应联系。

3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构架缺陷

现阶段有限合伙PE运作的一般状态为:基金管理人通常并不是以个人名义直接担任普通合伙人, 往往是先成立基金管理公司, 然后由基金管理公司担任有限合伙PE的普通合伙人。这种公司制法人作为普通合伙人的组织形式, 导致了私募基金的内部结构治理产生了天然的弊端。

公司制法人作为普通合伙人, 在有限合伙PE中, 实际上将普通合伙人承担的无限责任进一步转化为有限责任, 进一步打破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平衡。对于基金管理公司来说, 通常情况下, 主要掌握控制基金运营的控制权, 但是对比不必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获取自身的利益, 不可避免地要损害有限合伙人的利益。对于公司制法人来说, 由于自身完善的组织机构, 并且内部治理规则比较健全, 对于公司内部的董事、监事, 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来说, 只需按照法律法规对本公司负责就行。在利益方面, 普通合伙人的公司法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存在不一致的现象, 对于两者来说, 通常情况下存在的利益诉求有所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 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利益冲突在所难免。

4 治理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措施

4.1 对普通合伙人的义务进行明确

为了对弱势的有限合伙人的利益进行保护, 通常情况下, 需要在一定程度上, 在基金中的责权, 需要对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进行平衡, 进一步防止普通合伙人滥用基金管理权。在《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中, 明确指出:“当基金份额持有人与公司、股东及与股东有关联关系的机构和个人等存在利益冲突时, 作为投资管理人员来说, 需要坚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

4.2 明确普通合伙人无限责任实现路径

在《公司法》中, 明确规定:“公司股东逃避债务, 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时,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现实生活中, 对于基金管理公司来说, 如果内部股东滥用基金管理权利,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基金管理公司形骸化, 那么就应该否定基金管理公司的法人资格, 同时对内部股东直接追究其相应的责任。

我国《合伙企业法》第68条第七款规定:“当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 有限合伙人有权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本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这也为有限合伙人提供了特定情形下针对普通合伙人的权利救济途径。

4.3 设立必要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引进管理团队跟投机制。即在基金投资的同时, 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团队按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 以相同的价格, 用自由资金参与该项目的投资。实行跟投机制, 一方面, 使管理团队的自身利益和有限合伙人的利益长期紧密地结合起来。由于和自身利益相关联, 促使管理公司的管理团队在选择项目上精挑细选, 在投后管理上全身心地帮助扶持被投资企业, 一旦发现企业发展过程中发生问题时, 及时做出应对措施, 保证有限合伙人的利益。另一方面, 能规避管理团队利用其所处的代理人地位或优势寻租的行为。一些被投资企业为了获得投资资本, 往往通过各种手段干扰管理团队, 当管理团队的自身利益和有限合伙人利益存在更大的关联度时, 管理团队便会放弃该寻租行为, 客观地选择投资项目。

参考文献

[1]《公司法》, 2006年1月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企业法》, 2007年6月1日施行.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篇9

组织形式对私人股权投资机构的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结合国内外私人股权投资的发展经验来看, 主流的有限合伙制、公司制和契约制三种组织形式中, 有限合伙制将是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最优的组织形式, 它除了在税收、管理、激励机制等方面能够为投资机构带来明显的竞争力之外, 更核心的优势在于, 它所蕴含的合伙文化和精神更是私人股权投资机构基业长青的灵魂和瑰宝。

当前, 国内包括监管层在内的业内对有限合伙制的认识还存片面认识或抱有偏见, “重公司制轻有限合伙制”的政策环境就可见一斑, 事实上, 对其所存的异见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对有限合伙制内在的合伙文化和精神缺乏深入的理解和洞察。

一、有限合伙制在中国的发展

以1985年9月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呱呱落地为标志, 我国私人股权投资行业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几度风雨, 几度坎坷, 经历了前期较长时间的探索后, 国内的私人股权投资也逐步走向高速发展道路。

尽管世界各国的私人股权投资机构名称各异, 制度安排也由于国情而各不相同, 但是就组织形式而言, 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有限合伙制、公司制和契约制。

业内对公司制和契约制应更为熟悉, 并已有相对较长的实践经验:公司制是根据公司法组建的投资性公司, 作为公司股东的投资者既是投资人又是投资决策者;契约制则是以信托契约关系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代理投资制度, 通过发行收益凭证来募集资金, 反映了资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投资人间的信托关系。

而有限合伙制则稍显陌生, 有限合伙制即是由普通合伙人 (General Partner) 和有限合伙人 (Limited Partner) 根据合伙企业法组成的企业, 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普通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担任基金管理人的角色, 其出资一般只占基金总额的1%至2%, 但拥有管理权和决策权, 一旦投资失败, 必须对基金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投资者则作为有限合伙人, 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但同时必须放弃对合伙企业管理的权利。

一般而言, 相比于其他组织形式, 有限合伙制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在税收上, 合伙企业在许多国家不作为独立的所得税纳税主体, 只需要合伙人各自缴纳一次个人所得税即可, 避免了双重征税, 在我国, 按照新《合伙企业法》的规定, 合伙制企业同样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在管理决策上, 不需要公司制中的董事会、股东大会、总经理等多方主体层层审批决定, 而由普通合伙人决定合伙事务, 决策机制高效灵活。在激励机制上, 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利益捆绑, 基金管理人能够有出资额对应的收益、合伙协议约定的管理费和附带权益, 其中, 基金收益越多, 管理人获得的收益越多, 能极大激发其主观能动性。在约束机制上, 基金管理人作为普通合伙人, 对债务承担着无限连带责任, 由于关系到个人责任, 基金管理人必会慎重用心经营, 最大限度的保证基金以低风险获得高额回报。⑴尽管有限合伙制已经风靡全球, 尽管业界对有限合伙制已经有上述较为一致的认识, 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探索期的中国私人股权投资对组织形式的选择仍然存有很大的争议, 甚至是一些偏见。

我国在2007年正式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及2005年11月15日发布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是成立有限合伙企业的法律法规基础, 但从国内目前的政策落实上来看, 监管层对有限合伙制的认可和推动还非常有限, 表现在对大型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含国有成分的基金组织形式的选择上, 仍然还是以较为谨慎的态度对待。公司制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由来已久, 其成熟的治理框架为管理层所熟悉和推崇。目前国家对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扶持政策也主要是以公司制为框架建立的, 国家有关部门的态度也是更倾向于支持公司制。⑵而在目前国内的法律环境下, 公司制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确实有容易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容易获得政府政策支持、在IPO时容易获得市场认同等优势。

国家发改委官员也公开称, 公司制较有限合伙制的优势在于公司制本身是法人主体, 特别是按照现行的税收管理办法, 能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能充分享受到法律的保护。公司制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股权转让不会影响另外的股东, 因此, 公司制股东要退出也很容易, 但合伙企业不是一个独立法人实体, 任何一个退股或者转让, 整个合伙协议要重新签订, 然后再重新登记。另外, 公司制基金期限能较长, 而有限合伙制基金则面临合伙人之间重新签订协议的困扰。⑶而从实践现状来看, 目前, 公司制基金是我国本土基金的主体。根据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2009年中国风险投资行业调查报告》对私募股权投资 (专指PE) 领域的统计显示, 我国2009年新募集的私募股权基金中三分之二的基金仍选用公司制的组织形式。2009年新募集的PE基金中有四分之一采取了有限合伙制, 但较2008年的51.9%则大幅降低。现实中有限合伙制发展并不如意成为了客观事实。

当然, 本土私人股权投资界对有限合伙制的探索也从未停歇, 但却不乏坎坷和波折。有本土机构在探索中曾变异般地实践过在有限合伙制中采用了非常模糊的创新, 增加投资人作为投资决策委员会人员的案例, 其中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便是东海创投。

温州东海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2007年7月成立, 它是我国第二家有限合伙制的私人股权投资机构, 有限合伙人是8家乐清民营企业、一名自然人, 普通合伙人是北京杰思汉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了让出资的投资者们顺利过渡并接受有限合伙制, 在东海创投成立时便设计了“合伙人联席会”制度, 合伙人联席会议是最高权力机构, 所有的投资都由联席会议来决定;决策程序是先由基金管理人杰思汉能提供决策依据, 然后提交到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讨论投票后最终决策, 每一笔投资都要经过所有投资人签字, 最后再交给杰思汉能执行。⑷应该说, 东海创投的案例并非个案, 其制度设计看似创新但实际模糊不清, 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身份角色出现了事实上的颠倒, 有限合伙人主要参与投资管理, 而普通合伙人则沦为了事实上的“打工仔”, 合伙制度外衣下并无合伙事实, 更为合伙精神的体现, 危机在其诞生之日起似乎就已经注定。果然, 7个月后, 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有限合伙投资机构分崩离析, 宣告失败。投资人与管理人并没有妥善解决明确权责和合理分权的制度性安排, 因此双方的矛盾最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也反映出了有限合伙制在中国私人股权投资领域发展中所遭遇的波折。

二、从美国的实践经验看合伙文化和精神

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式的选择非常重要, 直接关系到能否有效地协调投资人和管理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乃至影响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整体效率。中国私人股权投资业的历史还很短暂, 但从国际经验来看, 整体而言, 全球私人股权投资对组织形式选择的格局是:有限合伙制是私人股权投资领域中最主流的选择;公司制等其他组织形式的发展时间也较长, 在经历了几度起伏和兴衰后也依旧存有不小的市场。

国外的有限合伙制与公司制等其他组织形式格局此消彼长的发展经验又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以美国为例, 公司制是最早出现并成为美国私人股权投资业中的主流组织形式, 尤其是在创业投资领域, 公司制成为当时创投机构的普遍选择。1946年至20世纪60年代末 (第一阶段) , 公司型组织形式起步并得到快速发展时期, 形成了美国第一次创业投资浪潮。

70年代初到70年代末, 是有限合伙快速发展时期 (第二阶段) , 税收政策的变化直接推动有限合伙制的快速发展。由于公司制与有限合伙制的不公平税收政策、美国资本收益税的大幅度增长、公司型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受到了极大地限制。与此同时, 法律上确认了有限合伙制企业的合法性和纳斯达克小型资本市场的建立, 实现了私人股权投资的良性循环, 致使越来越多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按有限合伙形式设立。

进入80年代以来 (第三阶段) , 公司型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又迎来了一个重新恢复时期, 1997年美国国税局发布的“打勾规则”, 解决了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的双重征税问题, 公司型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当时又出现了复兴的苗头。⑸上述历史反映的是, 从短期视角来看, 组织形式的选择直接受到了税收和法律的限制和影响, 美国的私人股权投资历史中各种不同组织形式都曾盛行一时。但从一个较长视角来看, 在制度不断变迁的过程中, 有限合伙制才是最终经受住了考验和实践沉淀的组织形式。数据显示, 在美国, 有限合伙制在经过很多年的大浪淘沙后, 受到了广泛的认可, 目前美国80%以上的基金都采用了这种形式, 这足以体现有限合伙制的优越性和现实操作性。⑹我国许多学者也都将有限合伙制看作是美国风险投资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⑺再从微观角度来看, 国际上最成功、最主流的基金中, 有限合伙制仍然还是主要的选择, 如黑石、KKR、红杉资本、KPCB等均选择的是有限合伙制, 黑石和KKR尽管已经实现了上市, 但依旧是坚持着合伙制不动摇, 可见其对有限合伙制的忠诚和依赖。

因此, 虽然表面上看税收、法律制度是决定投资机构组织形式的直接原因, 但从根本上而言, 决定一个投资机构成败的关键因素还是在于这家机构的内在基因。笔者认为, 有限合伙制所蕴含的合伙文化和精神, 对一家投资机构的成败兴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也是有限合伙制能够成为美国私人股权投资主流组织形式的根本原因。有限合伙制从内在来讲是一种合伙文化和精神, 它是让众多优秀投资人凝聚在一起的深深信念, 从外在的讲就更多的是体现在激励和管理制度的精心设计上。

到底什么是合伙文化和精神?从高盛集团身上就能找答案。

高盛集团成立于1869年, 众所周知, 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之一。但不为人知的是, 高盛集团实际上是从在华尔街附近地下室从事票据业务的卑微开始, 由小到大, 由弱变强, 成为了全球规模最大应力最多也是最受尊敬的企业。而且, 相对于几乎所有其他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金融机构, 高盛所取得的牢固市场领导地位, 并不是靠南征北伐收购兼并同业获取的, 而是在百余年中耐心、执着、有机地成长起来, 成为了世界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

高盛的合伙制在它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也是坚持合伙制最久的华尔街投行。投行沿袭合伙制由来已久, 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 其中相当一部分创始人是1830至1840年代移民到美国的德国犹太人。所罗门兄弟、雷曼兄弟和高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些投行里, 一到两名最著名的合伙人管理着整个公司, 即便在整个金融界中也举足轻重。这个古老而悠久的制度使得少数卓绝的个人成为一个公司乃至一个时代的代表, 反映出金融业务基于人际关系和信用的本质与特征。正是合伙制这种文化基因, 使得像高盛这样的投资银行在100多年中, 得以将才能最优秀也是流动性最高的业内精英集结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独特、稳定而有效的管理架构。

高盛的合伙文化最大特色就是把人力资本与股权等利益绑在了一起, 两年一次的合伙人选拔像选总统一样认真, 数名员工都想成为1200名中层中的一员, 1200人又个个想成为300名合伙人之一。这种合伙文化就像一个大磁场吸引着每个聪明因子为高盛的安危与荣辱赴汤蹈火。⑻1996年时高盛为了保持这一文化内部否决了一次上市机会, 在高盛的历史上, 已经多次否决了这样的动议, 高盛员工非常清楚, 合伙文化是促使他们成为世界一流投行的核心动力, 他们坚持认为合伙制是其胜利的源泉, 他们对合伙制充满了信任和依赖。

尽管1998年8月, 高盛最终还是改组成了股份有限公司, 因为公司高层管理者制定的扩展计划需要公开的股票交易以获取相关业务, 从而结束了合伙制的投资银行历史, 但这种合伙文化仍然得以保持。

高盛合伙文化成为了华尔街传诵的经典, 合伙文化的精髓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在国内, 由于国内市场经济及金融行业发展历史并不长, 职业经理人市场和文化不成熟, 合伙制的实践少之又少, 最近在私人股权投资基金里频频出现的高管跳槽的情形即反映出了合伙文化的缺失, 更凸显出了合伙文化的可贵。风物长宜放眼量, 要推动合伙文化的普及和深入人心, 要在打造一家经得起历史和风雨考验的本土私人股权投资百年老店, 无疑, 有限合伙制组织形式的引入和实践有着无可替代的意义。

三、理解有限合伙制的精髓, 有限合伙制才是最佳选择

正如前文所述, 尽管有限合伙制较其他组织形式的差异及其优势十分明显, 但不可否认的是, 受到当前法律、税收制度、LP市场成熟度等客观环境的影响, 国内业界在对有限合伙制的探索遭遇了较大的压力和重重波折。

但有限合伙制需要正确对待和深刻理解它的内涵。尽管外在环境对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但是, 对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式的认识和理解并不能仅仅只停留在这些表层因素或短期利益上, 一家投资机构是否能够长期立足于世、能否成为百年老店更取决于基金内在的基因。从笔者的实践经验和对行业的理解来看, 有限合伙制既是一种高度契合私人股权投资行业“人合”需求的组织形式, 它能满足私人股权投资业务运作的内在要求, 又是培育和传承合伙文化和精神的最佳载体, 因此, 它才是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最佳的组织形式。国内监管层和一些业内人士恰恰是过分执着于法律、税收制度等外在因素及短期利益, 而忽略了这些蕴藏在组织形式内深厚的文化基因。

1、有限合伙高度契合私人股权投资业务的“人合”需求

企业是利益攸关者的集合体, 各个利益攸关者依靠资本的力量和人身信赖的力量聚合在一起, 即所谓的“资合”和“人合”。但与其他领域的企业不同的是, 私人股权投资有着高度的“人合”需求。

私人股权投资是知识密集型产业, 对技术和智力要素的依赖大大超过对其他生产要素的依赖, 它的业务涉及“融、投、管、退”四个业务环节, 同时, 由于被投资企业大都具有风险性、不确定性且信息披露少, 也特别需要投资人在投资决策前进行审慎调查和严格筛选, 只有依靠基金核心管理团队高度专业化的技能、丰富的产业金融复合经验和广阔的资源渠道而开展业务。因此, 私人股权投资业务高度依赖着基金管理人的综合能力, 相比于资金的聚合, 对人才聚合的要求显得更为重要。

因而, 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组织架构的设计势必以“人”为本, 基金的组织形式和运营机制都应该紧密围绕着“人合”的需求来制定, 以灵活的制度服务于核心团队能力的彰显和激情的释放, 而非以机械的制度简单粗糙地将人集中在一起。

再看有限合伙制, 它兼具“人合”性与“资合”性, 且是强“人合”性弱“资合”性, 也是所有组织形式中最契合私人股权投资需求者。其人合性体现在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高度信赖基础上, 将不同合伙人的能力、资源凝聚成一个共同发挥功效的利益集合体。

更为可贵的是, 它通过制度设计让合伙制的文化和理念深入到组织体系的运作中, 将相互信赖、合作共赢的文化基因渗透进了基金的日常事务中, 这种合伙文化拥有着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推动着基金生生不息的成长。

2、有限合伙保证投资人与管理人既“统一且独立”

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运作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 从行业发展的外在客观规律和基金运作的内在要求来看, 必须保证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是一个“既独立且统一”的实体。

独立是指投资人与基金管理人在管理权、决策权上有独立的权力与责任归属, 管理人有独立的投资理念不受投资人影响。

投资理念是反映投资机构投资个性特征、指导其正常开展分析、评判、决策、投资行为的价值观。投资理念之于私人股权投资基金, 就如同人的灵魂一般重要, 它是一个机构必须笃信的教条, 系统性地指导着基金生存发展的战略, 同样也是基金需严格恪守的纪律规范, 只有在纪律的规范和约束下, 才可能有效施展其专业的价值创造能力。投资理念是一种价值观、一种信仰, 缺失投资理念的投资只会变成是实质性的投机行为。

正如同巴菲特能靠价值投资理念名扬海外, 获得“一代投资大师”的美名一样, 投资理念是投资机构成功的基石。从国外著名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情况来看, 各个机构的投资理念都不尽相同, 但共通之处是它们独特的投资理念为其良好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在投资战略方面, 红杉资本是将早期投资及高成长投资作为投资主要方向;黑石集团从诞生之日起, 就以基于资产重组的收购为基金盈利的主要模式, 数十年来, 这样的投资理念一直坚持未变, 成就了它私人股权投资大鳄的美名;KKR则是将大型并购交易作为其独特的投资方向……这些都是成功投资机构坚守其投资理念的体现。可见, 每个投资机构笃信其投资理念, 并将其传承延续, 才可能造就一个名垂千古、基业长青的伟大投资机构。

显然, 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理念只能由管理人来缔造, 并附着其身上传承延续。因为投资人的背景、风险偏好不尽相同, 每个投资人都对投资理念的认知会有较大差异, 难以形成统一风格并加以传承延续;而管理人本是依靠共同认知而集合在一起的整体, 已形成了认识高度统一的团队。而有限合伙制正是保障管理人投资理念的独立性, 不受到投资人的影响和干涉的最佳组织形式, 也是承载和传承投资理念最佳途径。

正因为此, 有限合伙制严格区分投资人与管理人, 是投资理念传承延续的最佳载体。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双方是在同一个平台上, 但有限合伙人对普通合伙人的干预已经尽可能降到了最低。基金的核心事务全部由普通合伙人负责, 不仅投资理念, 管理人的决策权、管理权、控制权的独立性同样得到充分的尊重, 也意味着其专业能力受到了制度性的保障, 为管理人提供了施展投资才华的广阔空间。

“统一”则是指, 一方面投资人与管理人是利益诉求上高度一致的利益共同体, 双方的法律关系受到了合伙法的严格保护;另一方面, 基金的投资理念在不断传承和延续中形成纵向统一, 延续其的核心竞争力。

投资人和管理人尽管都是独立的主体, 但它们的利益诉求却是高度一致, 都是为了寻求获得理想的投资回报。这种统一并不仅仅是各种要素的共处和联系, 对规则、秩序的遵守, 更是一种和谐共生的结果。实现统一的过程就是不同主体的相互融合, 彼此融合成有机的系统, 产生1+1>2的效果。

从法律上来看, 有限合伙制将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的关系以合伙法的形式加以保护, 全面性和严谨性大大胜过普通的合作协议, 该制度为双方构造了一个紧密的统一体。有限合伙制还通过团队利益的统一、激励机制的科学性、合伙精神和文化来保障投资机构的统一性。

另一方面, 投资理念作为基金的核心, 在运作时应保持战略方向和运营管理的一致性, 有限合伙制很好地保证了投资机构的投资理念通过管理人的稳定来传承和延续。比如在同一个品牌和平台下, 黑石管理着许多子基金, 都叫黑石基金, 各种子基金尽管在投资人构成、投资策略方面有着许多不同之处, 但却在核心的投资理念方面得以延续和传承。

国外知名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百年历史都验证了有限合伙制这一独特的组织制度能满足私人股权投资机构“独立且统一”的诉求, 以此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团队的影响力延续。而反观公司制、契约制都有巨大的缺陷, 很难达到保障“独立且统一”的诉求, 公司制有统一性缺独立性, 契约制则有独立性却缺统一性。

公司制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有统一性却无独立性。公司制基金中, 不可回避的问题便是管理人能力和权利会受到很大制约和干涉。公司制基金中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又通过董事会来控制着管理团队, 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公司法》等严格规范, 统一性很强, 但基金核心管理团队完全不具备独立性的制度条件, 管理权和决策权受到公司内部管理规范的约束, 独立性得不到任何的保障, 必定受到股东等的制约和干涉。

此外, 过多的层级也使得核心投资团队在进行投资时畏手畏脚, 无法充分发挥其投资才能, 核心管理团队的专业能力得不到充分的尊重。

再看契约型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 它有一定独立性却又在统一性上有重大缺失。从契约型基金架构就可以看出, 投资人的资金所成立的基金与基金管理人两个独立实体之间是信托契约关系, 相当于基金管理人受托管理基金, 但基金的投资人与管理人之间的独立性也没有有限合伙制明显, 管理权限混淆不清;且管理人对基金的控制力很弱, 两个独立实体间的统一性也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这种契约关系与法律体系严格规范下的有限合伙制相比, 保护力度不足, 基金难以成为一个高效运行的统一整体, 可延续性也较强差, 统一性上存重大缺失。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可以看出, 有限合伙制让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独立且统一”的内在要求浑然一体, 最适合私人股权投资基金, 而公司制将逐步淡离市场, 契约制则会长期存在但不会占有主流地位。

3、客观理解有限合伙制在中国遭遇的现实挑战

虽然国际私人股权投资领域中有限合伙制得到了高度的认可和广泛的实践, 但是, 我国对该组织形式的探索仍然还只是起步阶段, 尚存诸多不成熟之处。

一方面, 政策环境尚存差距, 理解认识不全面, 在其应用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怀疑或质疑, 甚至在监管层、业界都出现了一些反对有限合伙制的观点。

另一方面, 国内私人股权投资机构进行有限合伙制的探索中, 也出现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变异做法, 这些探索也遭遇到了很多挑战。东海创投的案例便是遭遇有限合伙制在国内遭遇挫折的一个案例。

东海创投的问题甚至今天在许多基金中依旧存在, 该如何客观认识这种状况呢, 这些现象是否又意味着有限合伙制在中国并不具备现实土壤呢?

从法理上来说, 投资人和管理人的权力和义务是对等的, 如果投资人以变异的形式来参与了投资决策的管理, 事实上, 这已经和有限合伙人的定义和初衷相违背, 名义上的有限合伙人变成了实质上的普通合伙人, 由此变异出的组织形式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有限合伙制。

我国目前还缺少成熟的有限合伙人阶层,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产生的第一代企业家, 大多数是创业家, 他们作为出资人往往倾向于亲力亲为地参与管理决策甚至控制, 这种思维惯性延续到了股权投资领域, 当这些企业家成为投资人时, 由于缺少对基金管理人的信任, 没有认识到有限合伙制度的精髓在于出资人与管理人的职能分离, 没有认识到有限合伙制契合私人股权投资“独立且统一”的特性, 因此造成了有限合伙制施行中委托代理关系不彻底的特有情况, 这并不能成为鼓励的方式。

而据笔者了解, 东海创投的挫折也并非只是制度设计的问题, 投资人和管理人本身对双方本身就存在信任度不足、理念认知上的差异等多种其他因素集合在一起造成了不愉快的结局。但国内诸如赛富、鼎晖等具有实力的私人股权投资机构, 其有限合伙制完全遵从法律要求和国际惯例, 亦同样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综合来看, 国内各方对有限合伙制的认知和政策环境正在不断改善, 本土的LP市场也正在成熟, 这为有限合伙制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一些地方政府为大力推动和发展私人股权投资业, 拉动经济增长及结构转型, 也对私人股权投资给予了很多的支持, 并从配套法规方面对有限合伙制开了绿灯, 税收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 比如个人GP的征税标准虽在很多地区仍未明确, 但在上海和天津地区已陆续得到了明确。

而笔者也注意到, 随着近两年有更多人在实践中对有限合伙制进行了更加广泛的探索, 有限合伙制的观念正在深入人心, 通过一定时期的培育, 中国的有限合伙人市场将更加成熟, 为有限合伙制的广泛发展做好铺垫。

总而言之, 本土的有志之士如果志在致力于打造世界顶尖、传承百年的私人股权投资机构, 就一定要以有限合伙制作为制度保障, 它骨子里融入的合伙制精神和文化精髓将成为企业发展生生不息的动力。

参考文献

[1]《理性看待有限合伙制的确立——基于我国法律环境对创业投资基金组织形式的考量》, 成璨, 《人力资源管理》2009年7月第7期

⑵《国有公司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模式选择》吴江, 《中国集体经济-财税金融》2010, 05 (下)

⑶《PE监管:合伙制与公司制之争》国际金融报2008年7月9日李卫玲

⑷《我国PE“合伙人联席会”制度受考验》中国证券报2008年9月22日林-

⑸《我国创业投资基金组织模式的比较与变革研究》, 刘亚莉, 《生产力研究》No.20.2008

⑹《基于优化视角的风险投资机构组织形式选择研究》, 费威, 夏少刚, 《财经问题研究》, 第10期 (总第311期) 2009年l0月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篇10

一、我国有限合伙制基金发展现状

(一) 相关法律法规日趋完善

随着2007年6月1日修改后的《合伙企业法》、《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的施行以及《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和《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的出台, 为有限合伙制基金包括外商投资的有限合伙制基金的设立、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与此同时, 天津、上海、北京、深圳等地陆续出台了关于支持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的相关细则, 对在当地注册登记的股权投资资金, 特别是有限合伙制资金, 给予相关政策支持。

(二) 组织形式具备明显优势

作为作为国外股权投资基金最典型的组织形式, 有限合伙制通过作为基金管理人的普通合伙人和作为基金投资者的有限合伙人相结合的特殊设计, 搭建了一个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的共舞平台, 与其他组织形式相比较, 具有管理运作简洁高效、决策机制灵活有效、避免双重纳税、融资结构灵活等特点, 成为最适合股权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随着我国有限合伙制基金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日趋完善, 有限合伙制亦逐渐成为我国股权投资基金的主流组织模式。

(三) 退出渠道逐渐通畅

2009年10月, 创业板的开闸为有限合伙制基金增加了一条重要退出渠道。2009年12月21日, 修改后的《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允许有限合伙制基金开立证券账户, 解决了一直以来合伙企业不能开立证券账号进而通过被投资企业上市退出这一后顾之忧。有限合伙制基金在境内资本市场上的退出通道逐渐通畅, 开始呈雨后春笋之势迅速发展成长, 资金募集及投资的活跃度大幅提高。

二、制约机构投资者投资有限合伙制基金的相关问题

目前, 我国有限合伙制基金的主要机构投资者包括社保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国投资者等。但是, 我国有限合伙制基金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 同时上述机构投资者也因受限于各自监管领域内监管规则的规制, 导致投资有限合伙制基金时存在诸多限制。相关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若干方面。

(一) 股权投资基金涉及的统一法律法规缺位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简称“发改委”) 牵头起草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 历经数年, 数度易稿, 由于涉及到部门协调和监管权限等诸多问题而迟迟未能出台。由于目前国家尚未出台专门针对股权投资基金的募集设立、投资、管理、退出等方面的统一法律法规, 造成股权投资基金在我国的发展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

(二) 有限合伙制基金税收政策尚不明朗

与公司制股权投资基金具有完善配套且比较成熟的法律法规相比, 有限合伙制基金涉及的配套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特别是关于有限合伙制基金的税收政策。目前国家尚未出台有关有限合伙制基金统一的税收政策。税收政策直接影响着有限合伙制基金的规模扩张, 以追求高额投资收益为目的机构投资者往往受到税收优惠政策的吸引, 从而增加在有限合伙制基金中的投资。

(三) 监管规则对机构投资者限制过多

1. 定性限制

为防范金融风险, 监管机关对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对外投资规定了严格的限制1。目前尚未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可以投资股权投资基金, 特别是有限合伙制基金。因此, 原则上, 商业银行不得直接投资有限合伙制基金, 但经国务院批准商业化转型后的国家开发银行除外。

2. 定量限制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简称“社保基金”) 。2008年, 社保基金经国务院批准可以投资经发改委批准的产业投资基金和在改革委备案的市场化股权投资基金, 总体投资比例不超过社保基金总资产 (按成本计) 的10%。但是, 社保基金受困于其政策限制和上述投资比重限制, 对投资安全性考量远大于对投资收益率的考量, 实际可以投资有限合伙制基金的资金远达不到上述比重; (2) 保险公司。随着《保险法》的修改以及业界期盼已久的《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的颁布实施, 保险资金投资于股权投资金的大门终于被打开。根据上述规定, 保险公司可以投资股权投资基金 (包括有限合伙制基金) , 但是对可以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则规定了比较严格的定量条件2。鉴于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要遵循稳健安全、资产负债匹配的原则, 保监会对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的限制, 使得能够真正投资于有限合伙制基金的保险资金数额并不多。

3. 其他限制

根据国有股转持的相关规定3, 国有创投基金在被投资企业上市前, 应将其所持被投资企业的相关股份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简称“社保基金会”) 持有。该规定极大挫伤了国有企业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的积极性, 严重影响国有企业对股权投资基金的增量投入, 同时给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合作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带来障碍。虽然近日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出台了《关于豁免国有创业投资机构和国有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国有股转持义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但该通知对可以豁免国有股转持义务的国有创投基金规定了若干严格限制条件, 使得能够真正可以享受豁免国有股转持义务的国有创投基金并不多。

(四) 外资进出渠道尚未实现政策突破

2010年3月, 国允许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后, 一些境外的股权投资管理机构积极在国内设立股权投资管理企业, 发起设立外商投资的有限合伙制基金, 主要向国内的投资者进行资金募集。但是, 在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框架下, 对外商投资的有限合伙制基金, 仍然面临着外汇管制和国民待遇两大问题。

1. 外汇管制

境外的股权投资机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一般为投资管理或咨询公司, 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规定的约束4, 难以将其外汇资本金结汇用于对有限合伙制基金的出资。对外商投资有限合伙制基金而言, 目前尚无明确的外汇管理政策, 其资本金结汇很可能会参照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的模式进行5。在上述模式下, 外商投资有限合伙制基金可以将资本金用于股权投资, 但将面临外汇核准程序, 且被投资企业须承担结汇的责任, 使得基金在竞争项目时, 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2. 国民待遇

根据《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 外商投资有限合伙制基金境内投资的, 应当依照国家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办理。根据该规定, 外商投资有限合伙制基金尽管注册在中国境内, 但在境内投资时, 应履行相应的外商投资审批程序, 并且受到《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限制, 无法享受内资有限合伙制基金的“国民待遇”。

(五) 其他

2010年5月13日, 《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 要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环境, 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但是目前我国民营企业中只有极少数资金真正进入股权投资基金领域, 而且民营企业作为投资者投资有限合伙制基金时不仅要求保证投资回报率, 还往往对自身角色定位错误, 对有限合伙制基金的内部规律和运作机制理解错位。有限合伙制是最适合股权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的根本原因在于有限合伙制能够在投资人和管理人之间建立“隔离墙”, 保障管理人能够自主决策、专业化投资。然而, 民营企业在作为投资人出现的同时, 常有“越位”直接干预基金管理人的愿望, 其结果是导致基金管理人不能真正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进行自主投资决策, 不能充分发挥有限合伙制基金这种组织形式的优势。

三、促进我国有限合伙制基金发展的相关建议

(一) 尽快出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 完善有限合伙制基金的税收政策

建议尽快出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 对可以投资于股权投资基金的机构投资者作出相关定性及定量的规定, 满足条件的机构投资者可以投资于股权投资基金, 在股权投资基金领域建立合格的机构投资者制度。同时完善有限合伙制基金涉及的配套制度建设, 特别是税收政策, 积极吸引机构投资者投资于有限合伙制基金。

(二) 适当放开相关机构投资者投资有限合伙制基金的限制

建议适当放开有关机构投资者如商业银行投资有限合伙制基金的限制, 允许和鼓励商业银行有限度地投资市场化有限合伙制基金, 使其成为推动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的重要力量, 同时也是扩展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重要渠道。当然, 在商业银行投资有限合伙制基金的初期, 监管机构可以象对社保基金、保险公司等一样设置较严格的规定, 待逐渐成熟后, 逐步放开社保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投资有限合伙制基金的限制。

(三) 在外商投资有限合伙制基金中建立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制度

目前上海市拟启动的关于外资参与有限合伙制基金的试点方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根据该试点方案, 符合一定条件的外国投资者可在外管局批准的额度范围内, 投资于有限合伙制基金, 这部分外汇资金可以结汇并用于股权投资。同时如果一支股权投资基金中仅有普通合伙人具有外资成分, 其余有限合伙人均为内资企业时, 该基金可以享受国民待遇。据报道, 目前该试点已经原则性获得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的批准, 尚未正式出台。

在外商投资有限合伙制基金中建立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制度, 可以解决外商投资有限合伙制基金目前在外汇管制和国民待遇两个问题。建议在上海先行试点该方案的同时, 积极总结经验, 在条件成熟时积极扩展到其他地区乃至全国。

(四) 培养股权投资行业高端人才, 打造优秀的基金管理团队

优秀的基金管理团队是机构投资者投资有限合伙制基金的信心保障。机构投资者如社保基金、保险公司等在投资有限合伙制基金时对基金管理团队的要求非常高, 通常要经过严格而详尽的尽职调查。对基金管理团队的不信任也是部分民营企业在向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资时, 总是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方式介入投资管理决策权的重要原因。因此, 加快培育高质量的本土基金管理机构, 吸引和培养股权投资行业高端人才, 是吸引机构投资者投资于有限合伙制基金的又一重要因素。

(五) 积极发展政府引导基金, 引导并吸引机构投资者投资有限合伙制基金

政府引导资金对整个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但是目前存在许多严重制约政府引导基金作用发挥的问题, 如资金来源缺少持续性、投资限制、运作管理模式等。在近日出台的《关于豁免国有创业投资机构和国有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国有股转持义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对政府引导基金豁免国有股转持义务的利好消息下, 建议积极完善政府引导基金的相应配套措施, 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示范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1]隋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法律事务[M].法律出版社, 2010.

[2]李寿双.中国式私募股权基金募集与设立[M].法律出版社, 2008.

[3]陈植.上海拟推QFLP外资等待“国民待遇”[J].21世纪经济报道, 2010, 3, 24.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篇11

2014年7月3日，随着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作出批准对华融普银投资基金（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普银”）前法定代表人魏薇、董占海实施逮捕的决定，一起涉及金额38亿余元人民币、牵涉3700多名投资人的特大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真相逐步浮出水面。

据本刊记者了解，华融普银案涉案金额近40亿元人民币，涉及分布在中国多个省份超过3000名投资人，是北京地区历史上最大非法集资案件。并且，由于逾期未能兑付，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正赶往北京，涌向华融普银索赔。

伴随着各种民间投资管理公司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于公众视野中，非传统金融投资品种逐渐被普通投资者所了解。但与此同时，各种“无法兑付”的风险事件也频频爆发。

投资者血本无归

位于北京东三环CBD核心区域的高级写字楼京广中心，电梯已经无法在35楼停留，连通往这一楼层的消防门也被紧锁。35楼正是华融普银的所在地。京广中心物业管理人员告诉《IT时代周刊》，华融普银公司已经关闭，之后所有事宜由呼家楼派出所处理。有投资人透露，这里已被警方查封，该公司多位负责人也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警方带走。

在马路对面不远处的呼家楼派出所玻璃门上，一张《华融普银公司非法集资案需要提交的材料》分外显眼，提醒着所有来讨债的投资人，一切申讨都已经走入法律程序。

一位购买了华融普银发行产品的投资者黄荣（化名）告诉本刊记者，自己投了上百万元，很可能血本无归，他已经在北京上海之间往返了三次，仍然没有结果。

据黄先生介绍，2013年3月，华融普银的销售人员小曹向他介绍了新发地空港物流仓储项目。出于谨慎考虑，黄先生在华融普银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到项目现场进行了考察。黄先生说，根据华融普银的公司资料和项目介绍，这是国企中房系的公司和项目，又有可观的收益回报，觉得很可靠，就动心了。在签订了协议后，黄先生投入了200万元到新发地空港物流仓储项目。

起初，新发地空港物流仓储项目似乎运转顺利，2013年9月，黄先生提前几天收到了半年的返息，这让他在当时觉得这个投资项目不错。第二个月，他追加投入200万元。然而好景不长，到2014年3月该返息的时候，黄先生和华融普银的工作人员联系，发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华融普银的工作人员在第一次接待黄先生时说5个有效工作日后返息，后来联系，又说得一个月后返息。黄先生开始着急了，找到华融普银的法定代表人魏薇，魏薇告诉他，说要延后3个月才能返给他利息。这时候，黄先生才了解到，已经有很多和他情况相同的投资人在找华融普银交涉要求返还本息了。

情况在2014年5月27日急转直下。当天，大概有二三百名投资人聚集在华融普银的所在地京广大厦集体维权，一直到半夜。由于始终和华融普银的人谈不拢，很多投资人情绪激动。最后，北京市朝阳公安分局呼家楼派出所和经侦队的民警来到现场。5月28日凌晨，民警将涉案人员赵安稳、魏薇等人带往呼家楼派出所。

根据朝阳公安分局的侦查，认定华融普银公司自2012年起，以高额返利等方式，吸引客户投资，以山东高速等项目发行有限合伙基金产品，共有3700余人在该公司投资，涉及金额38亿余元人民币，华融普银公司相关负责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

案卷移交检察院后，经朝阳区检察院的审查，在2014年7月3日批准对华融普银前法定代表人魏薇、董占海的逮捕决定。

鱼龙混杂的市场

此次出现兑付危机源于华融普银发行的有限合伙基金产品。所谓有限合伙基金，就是一个GP（管理团队）一个LP（投资团队）合伙成立的以基金规模为限承担有限责任的采用公司制运作的基金。

华融普银出事，已非有限合伙基金第一次出现兑付危机。2011年6月，天津活立木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等公司以PE名义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12年底，某银行支行员工“飞单”销售的“中鼎财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入伙计划”涉嫌违法也引发了各界热议。

眼下，继华融普银有限合伙产品兑付危机之后，河北石家庄海沧资本也遇到类似问题，近5亿元的有限合伙产品无法兑付，而公司掌门人姜涛也“恰巧”失去了联系。同样，河北海沧资本的产品融资和担保存在诸多不实，姜涛的跑路也被质疑为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由于监管不足或行业数据缺失，目前尚无权威数据能够完全呈现当下有限合伙基金的规模及增速。但据业内保守估计，目前发行过私募有限合伙項目的基金管理公司超过1万家，且各类管理公司鱼龙混杂。

“有限合伙基金一直有很多乱象存在，即使在海外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最著名的就如麦道夫的‘骗局’。”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指出，最近类似事件在国内集中爆发，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是因为过去一些投机性投资标的的收益多是依靠“借新还旧”来维系，而受到整个宏观经济放缓、资金收紧等因素的影响，这些高风险、高收益标的风险开始暴露出来。

据了解，目前有限合伙基金市场高额的年收益率吸引了不少投资者，但是投资项目风险往往特别大，且资金安全、投资项目管理均存在缺陷。此外，不少皮包公司充当中介角色对项目“扒皮”，监管上陷于灰色地带，一旦项目出现风险，投资者往往是血本无归。

“相比信托、券商资管，有限合伙基金的风险要大很多。目前，大多信托产品即使出现兑付问题，基本上也是刚性兑付——拿到本金和少量利息。但是，基于有限合伙的性质，风险的发生一般会刺激老板跑路、公司搬家等情况，最后投资者血本无归。”一家信托公司人士向《IT时代周刊》表示，很多投资人根本就不了解有限合伙基金，这可能就隐藏了很大风险。

据了解，有限合伙基金往往对应的是投资公司包装的理财产品，投资公司只需要到工商部门登记，不接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和审批，这与信托公司、基金子公司存在明显差别。有限合伙基金的产生其实就是一个项目和资金的对接过程，形式上类似于信托和基金子公司，但是，正是因为这种相似性，就会让投资者产生错觉。

神秘的“扒皮”

“有限合伙基金缺少监管，所以市场上的猫腻很多。”上述信托公司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据其透露，一般有限合伙基金承接的是信托和券商做不了的项目，而这类项目有可能是“烂项目”或者不符合监管融资规定，而有限合伙基金公司则较容易突破这一点。作为风险补偿，有限合伙的融资成本远远高于信托和券商资管。

以中小房地产商融资为例，通过信托和券商资管的融资成本一般在18%～20%，而通过有限合伙基金融资成本大多在25%左右，甚至更高。“融资方的高成本，对应的是投资人的高收益，而这也是吸引资金的关键。”上述信托人士称。

由于有限合伙基金同时介入融资方和资金方，在获得好的项目时还能通过“扒皮”来谋取差价，因此，有限合伙基金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中介。“一个好的项目做成有限合伙基金，然后通过信托公司找低成本资金直接对接。这样，中间就会留存一部分利润空间，往往被有限合伙基金直接获得。”

这位信托公司合伙人还介绍说，有限合伙基金公司是一个低成本企业，从事的人员往往来自银行、券商。从银行和券商获得项目之后，包装成产品，然后直接委托给第三方销售。通过这个利益链很容易计算有限合伙基金公司的利润：项目融资成本为25%，担保公司担保费用3%～4%，第三方理财机构包销或分销在13%～15%，扣除项目其它各种费用2%，有限合伙基金的利润实际上非常高。

在风险方面，有限合伙基金的项目掌控能力无法和信托、券商等金融机构相比，信息透明度也不高。在市场上，很多有限合伙基金表面上非常光鲜，这与其包装能力相关，但它们手里的项目却难言优质。

海沧资本曾经在一起项目中，通过河北融投担保进行担保，其风险本身是能够控制的。在资金方面，很多投资人正是看中了河北融投的实力和信誉。但是，海沧资本内部却存在管理问题，超募资金、项目造假，这些都是投资者很难证实的，甚至第三方财富机构也很难发现。而路透财富、中金在线等第三方理财机构代销时，也有机构的风险部门，海沧资本很轻易就能“瞒天过海”。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篇12

现代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起源于美国,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也最为发达。美国相关法律对有限合伙制企业出资与收入分配机制进行了明确规范, 特别是在税收政策上给予了很大扶持。1916年, 美国出台了《统一有限合伙法》并多次修订, 对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合理协调。从适用税率上看, 美国历史上先后进行了两次较大的资本利得税税率调整, 1978年, 将资本利得税的最高税率从49.5%降至28%, 而后于1980年降至20%。这一政策促使美国创业投资在80年代以年均46%的幅度得以迅速增长。目前, 美国税法规定, 普通合伙人收取的管理费、咨询费、服务费等作为工薪性收入, 按照10%-35%的累进税率征收;业绩分成及按合伙契约约定的比例分得的投资所得, 作为资本利得收入, 按照最高不超过15%的资本所得税率征收。另外, 从税收征收方式上看, 美国税法依据穿透原则, 将合伙企业不作为经济实体纳税, 而将净收益直接分配给投资者, 由投资者自行缴纳所得税, 解决了双重征税问题, 极大地减轻了投资人的税收负担, 因此得到广泛应用。

目前, 合伙制企业在国际上通常采用三种税制模式:一是非实体模式, 即合伙企业尚不作为独立实体, 也不将合伙企业视为纳税主体, 如英国和美国。二是实体模式, 即对于合伙企业为独立实体, 则作为独立纳税主体看待, 如法国和德国。三是准实体模式, 该模式介于实体模式与非实体模式之间, 即对合伙企业统一进行收入和成本核算, 但对合伙企业的净收益则在合伙人环节纳税。

我国的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个人所得税政策从国情实际出发, 借鉴西方国家有关规定, 在税制模式上采用了上述的准实体模式, 在内容上主要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规定:

(一) 基本政策规定。

根据《关于印发<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的通知》 (财税[2000]91号) 、《关于<关于个人独资和合伙企业投资者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执行口径的通知》 (国税函[2001]84号) 、《关于调整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和合伙企业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8]65号) 、《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8]159号) 的有关精神, 合伙企业应当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 合伙人为自然人, 则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 则缴纳企业所得税。自然人合伙人可就其合伙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合伙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所确定的应纳税所得额, 即“先分后税”原则, 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税目, 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由各合伙人分别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股息和红利应单独作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按“利息、股息和红利所得”项目征税, 适用税率为20%。

(二) 部分省市政策规定。

为促进创业投资, 加快地区经济发展, 部分省市对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进一步明确了相关税收政策规定。例如, 北京市《关于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意见》 (京金融办[2009]5号) 规定, 合伙制股权基金和合伙制管理企业不作为所得税纳税主体, 采取“先分后税”方式, 由合伙人分别缴纳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合伙制股权基金中个人合伙人取得的收益, 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或者“财产转让所得”税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税率为20%。天津市《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办法》 (津政发[2009]45号) 规定, 以有限合伙形式设立的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中, 自然人有限合伙人, 依据国家有关规定, 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或“财产转让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税率适用20%;自然人普通合伙人, 既执行合伙业务又为基金的出资人的, 取得的所得能划分清楚时, 对其中的投资收益或股权转让收益部分, 税率适用20%。上海市曾在2008年发布《关于本市股权投资企业工商登记等事项的通知》规定, 以有限合伙形式设立的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的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 按照国家有关税收规定, 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其中, 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事务的自然人普通合伙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 按“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 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事务的自然人有限合伙人, 其从有限合伙企业取得的股权投资收益,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 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 依20%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2011年5月3日此政策内容进行了修订, 仅保留了“以合伙企业形式设立的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及其他所得, 按照国家有关税收规定, 由合伙人作为纳税人, 按照‘先分后税’原则, 分别缴纳所得税”, 其他内容均已删除。

通常认为, 合伙企业不是独立法人, 在法律上没有独立的财产权, 仅是一种依附于各合伙人的契约关系, 因此不应该也无法对契约关系征税, 只能对合伙人征税。可以看出, 我国对于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个人所得税政策的规定, 采取了与西方国家比较一致的做法, 主要还是基于防止偷逃税和公平税负角度考虑, 重视在合伙人环节征税, 促进合伙企业借鉴公司机制完善自身治理结构。在实际政策执行中, 部分省市在税收政策适用上则对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承担的不同法律责任予以区别对待。

二、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个人所得税政策存在问题

从政策规定内容和具体适用情况来看, 我国现行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个人所得税政策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 税收政策规定不明确。

主要表现在:第一, 在投资收益环节上, 对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取得的所得性质确认不明确。根据财税[2000]91号文件第4条规定, “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减除成本、费用及损失的余额, 作为投资者个人的生产经营所得, 比照个人所得税法的“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 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执行口径的通知》 (国税函[2001]84号) 第2条规定, 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股息和红利, 不并入企业的收入, 而应单独作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由于股权投资基金收入仅来源于对外投资收益, 现有政策规定未区分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 因此导致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实践中, 对企业投资者取得的收益全部确认为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还是并入企业生产经营所得的问题上, 判断标准不统一, 政策执行有分歧。第二, 在退出环节上, 合伙人权益处理适用规定不明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以退出为导向的行业, 投资者采取出让股权方式退出取得的收入, 应按照税法规定的“财产转让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 而现有文件仅对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收益可不并入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单独计算纳税有明确规定, 但对于合伙企业投资者出让股权取得的收入能否不并入企业生产经营所得, 而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单独计算纳税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二) 合伙人实际税负仍然偏高。

从组织形式上, 有限合伙企业解决了公司制模式下的双重纳税问题, 也确实得到投资者的青睐, 但据此认定有限合伙制模式下合伙人税负趋于合理还为时尚早。实际上, 我们将不同模式下同一身份的投资人适用税率作一对比 (见下表) 后可以发现, 有限合伙制下的自然人合伙人实际税负并不低于公司制模式下的个人股东。

从适用税率角度分析, 股权投资是资本运作, 具有高风险、收入波动大的特征, 所得收益既有别于生产经营性企业的收入, 也不同于个人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等劳动所得, 投资者需要按照5%-35%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以北京市实际征管情况看, 一般适用税率为35%, 税负较高) 。从企业留存收益纳税规定角度分析, 公司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可选择不进行利润分配, 以避免或推迟股东个人发生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 甚至直接将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用于企业再投资。有限合伙制企业投资者取得的收益无论是留存还是已经分配都需要缴税, 导致投资者应纳税所得额偏高, 并且较公司制企业增加了再投资的成本。这种因为组织形式的不同而带来的税收差异, 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税收中性原则。

(三) 缺乏税收扶持政策。

从国际惯例看, 国家通常对创业投资基金给予适当政策扶持, 发挥政策激励作用。当前, 金融业在推动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于促进金融市场繁荣具有积极影响, 应当给予扶持和鼓励。从我国现有规定看, 公司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符合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创业投资企业标准, 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例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31条规定, 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 可以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又如, 国家已在苏州工业园区试点, 对有限合伙制创投企业中法人合伙人可享受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但对于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则没有出台相应的税收扶持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积极发展。

三、完善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个人所得税政策

由于有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采取了较为新兴的企业模式, 资本运作周期较长 (通常为5-7年) , 同时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展起步较晚, 尚未成熟, 各方监管部门对于相关配套政策制定和完善还在逐步探索阶段, 税务部门完善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个人所得税政策, 可以尝试重点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 准确把握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运营实际, 明确不同环节的个人所得税现有政策。

首先, 对于合伙企业从被投资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 在“先分后税”原则的基础上, 要对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承担职责、纳税义务做出区分。从企业运行实际看, 普通合伙人负责资本运营和日常管理, 其所得与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比较类似, 有限合伙人只负责投资入股, 不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其所得则应属于投资收益所得, 与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有着本质区别, 不应当参照“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项目纳税。建议明确为:“在有限合伙制企业中, 承担无限责任的普通合伙人取得的收益, 按照‘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承担有限责任的有限合伙人取得的收益, 按照‘利息、股息和红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其次, 对于股权投资基金中个人投资者出让被投资企业权益份额取得的所得, 应当明确规定不并入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 而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 发挥税收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职能作用, 出台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个人所得税扶持政策。

根据北京市金融局统计, 2011年, 北京市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机构数新增163家, 达到总数711家, 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机构共新募集完成基金221支, 较2010年增长了662.1%, 投资案例总数、投资金额和退出交易均领先于全国其他省市, 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对于金融市场发展的作用已初现端倪。因此, 在股权投资发展初期阶段, 国家应统一出台相应的税收扶持政策, 充分发挥有限合伙制形式对创业投资发展的促进作用, 活跃和创新区域经济发展。建议明确为:一是对于符合相关条件的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 可以比照《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07]31号) , 将投资额的70%抵扣个人应纳税所得额后缴纳税款, 达到进一步鼓励投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加快推进国家自主创新。二是对于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个人投资者取得的投资收益直接用于再投资高新技术、文化创意或环境保护等国家重点支持领域, 可在一定期限内 (如3-5年) 递延纳税。

(三) 结合全面推进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 适时调整有限合伙股权投资基金的有效税率。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是我国“十二五”期间税制改革的目标之一, 税务部门应以税制改革为契机, 将对股权投资的个人所得税管理一并纳入考虑。具体建议为:一是将合伙企业投资者进行股权投资取得的所得确认为资本利得, 不应并入个人取得的综合性所得, 以降低现行有效税率。二是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特点来看, 为支持民间资本发展, 鼓励长期投资, 可对资本利得性质的收入采用累进税率或设置优惠税率进行征税。如对于短期投资 (如一年内) 取得的投资收益可适用较高的单一比例税率20%;对超过一定期限的长期投资, 可按照持有时间给予一定幅度的优惠税率。

参考文献

[1].潘启龙.私募股权投资实务与案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