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共12篇）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篇1
一、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简称F D I)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2008年底, 中国合同利用FDI项目累计超过65.9万个, 实际利用FDI金额累计超过8526亿美元。2008年中国实际吸收FDI居全球第三位, 发展中国家首位。然而, FDI在中国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 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阶梯状分布态势。同时, 地区内部的FDI流向也表现出较强的集中趋势, 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近年来, 在这三大区域内的广东、江苏、上海、山东、福建五个省市累积引进的FDI占全国总额的60%以上。FDI通过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促进就业、扩大贸易等多种途径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F D I在东部地区的集中, 促进沿海地区的先行崛起和国民经济总体的快速增长的同时, 显著地拉大地区间经济差距。因此, F D I区位分布及其变化趋势, 对制定合理有效的引资政策, 协调地区经济发展, 保障国家经济整体运行和社会稳定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引发了大量研究成果。学者们的研究发现, F D I的区位决定与地区市场规模、工资水平、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制度环境以及集聚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密切相关 (G O N G, 1 9 9 5;贺灿飞等, 2001;沈坤荣等, 2002;鲁明泓等, 2002;金相郁等, 2006) 。由于外商投资战略以及中国利用外资政策和投资环境的变化, FDI在华投资区位的选择也在不断的调整变化中。本文基于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 建立FDI区位选择分析模型, 利用2008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揭示FDI的区位模式, 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展开详细讨论, 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二、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1、模型设定
FDI区位选择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根据FDI区位决定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 本文设定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上式中的被解释变量fdi为各地区实际利用FDI金额 (万美元) 。βi (i=1, 2, …5) 为估计系数, con和ε分别代表常数项和随机误差项。各解释变量简要说明如下:
1) 市场规模 (p g d) 。市场规模对F D I区位选择的重要性一直受到强调。旺盛的市场需求是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的保障, 接近大规模的市场还意味着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以及相关的市场搜寻成本, 及时了解市场需求的变化, 并获取集聚规模经济效益。我们采用地区人均G D P (万元) 来粗略衡量市场规模的大小, 预期pgd与f d i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2) 劳动成本 (w a g) 。成本最小化是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之一。成本因素包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交易成本以及信息成本等, 其中生产成本中的劳动力成本是区位研究关注的重点。大量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进行投资以节约生产成本。本文采用工人平均工资 (元) 代表劳动力成本, 其估计系数应该为负值。
3) 基础设施 (rai) 。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对于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提高投资回报率具有重要意义, 它在F D I区位决策中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众多研究的支持。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越好, 对FDI的吸引力就越大。本文使用单位面积上的铁路里程数即铁路密度 (公里/平方公里) 来反映当地的基础设施状况, 并期望它与FDI之间有正相关关系。
4) 人力资本 (edu) 。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FDI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的比重持续增长, 人力资本在FDI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具有丰富人力资本积累的地区往往更受外资企业的青睐。本文采用文盲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指代人力资本变量, 可以预期edu的系数为负, 即文盲比重越高的地区吸引的FDI越少。
5) 市场化程度 (sta) 。在转型经济中, 市场化程度对FDI的区位选择有重要的影响。市场经济制度越完善, 资源配置效率越高, 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越低, 跨国公司经营的风险和成本就越小。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国有企业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般认为, 一个地区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 该地区的市场发育越不完善。因此, 我们采用sta, 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 预计它对FDI的流入有负的影响。
2、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选取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2 0 0 8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被解释变量实际利用FDI金额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9》, 各解释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为了将FDI与区位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转化为线性关系, 并减少异常点以及残差的非正态分布和异方差, 我们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值。回归系数代表了有关区位因素对FDI影响的弹性。
三、回归结果与分析
利用经典的OLS方法对前面的模型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1所示:
OLS模型的拟合系数为0.7922, 调整后的拟合系数为0.7506, 意味着模型解释了75%以上FDI地区分布差异。模型的F统计量为19.0587, D.W.统计量为2.1 5 0 5, 说明模型总体统计性质良好, 不存在异方差问题。各个解释变量除e d u的估计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外, 其他变量的系数都通过了10%水平的统计显著性检验, 对FDI的区位分布具有显著的影响。各因素对FDI区位选择的重要性依次为wag (-2.4761) 、pgd (1.7544) 、sta (-1.2071) 和rai (0.4692) 。这个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和市场规模仍然是目前决定FDI区位选择最重要的因素, FDI进入中国主要的动机是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占领日渐庞大的国内市场, 具有较低工资水平和较高人均GDP的地区受到FDI青睐。平均而言, 工资水平每上升1%, FDI的流入减少2.48%;人均G D P每提高1%, F D I的流入增加1.7 5%。市场化程度和基础设施状况对FDI区位决策也有重要的影响。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越高意味着市场发育越不完善, 外资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市场风险越大, 对FDI流入越是不利。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有利于外商以较低的成本运输原材料和产品, 从而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和开拓国内外市场, 对吸引FDI有显著的正面影响。edu的估计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 造成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有两个:一是文盲比重没有能够很好地衡量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二是目前人力资本还不是影响FDI分布的主要因素, FDI区位决策更多的是考虑劳动力成本而非劳动力素质。这与中国吸引的FDI的产业分布特点有直接的关系。当前FDI的投向呈现出第二产业占主体, 第三产业居其次, 第一产业最少的格局。在第二产业中, FDI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产业偏低, 大都集中于一般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 劳动力的素质并不是关键的因素, 外商在进行投资考察的过程中, 不会将其作为重点指标。然而edu估计系数为正, 也暗示了FDI具有投资于人力资本充裕地区的倾向。随着FDI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的比重持续增长, 人力资本在FDI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将会逐步体现出来。近年来FDI从珠三角地区“北移”至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已部分印证了这一趋势。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已有F D I区位研究的基础上, 构造了回归模型, 并利用最新的中国省际数据实证检验了FDI在中国各区域分布的决定因素, 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和启示。
回归结果显示, 劳动力成本和市场规模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最为重视的因素。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FDI在华区域分布也有重要影响。人力资本在FDI区位选择中的作用目前还不甚明显。整体而言, 具有低廉的工资、较高的人均GDP、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充沛的高素质人才的区域, 更为FDI所偏好。
为了优化FDI在华布局, 改善FDI区域分布不平衡的状况, 不能一味地寄希望于政策倾斜, 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调整引资战略, 多方面切实地改善软硬投资环境, 扩大引资规模, 提升引资质量。具体而言, 在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 控制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同时, 要注重通过发展教育与人才培养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提高劳动力质量, 以引进更多的高质量外资, 而不是环境破坏性外资。伴随着F D I主体结构和战略的转变, 市场规模在FDI的区位选择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进一步深化改革和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 是吸引F D I的关键。在短期无法大幅提高人均G D P的前提下, 各地区可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降低运输成本, 消除市场分割, 增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并缩小与国际市场距离的方法提高对FDI的吸引力。通过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 进一步培育和完善市场机制, 也是吸引更多高质量FDI的流入的重要途径。
摘要：我国吸收的FDI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布不平衡问题。本文利用我国2009年31个省级单位的数据和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FDI区位分布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 劳动力成本和市场规模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最为重视的因素。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对FDI在华区域分布也有重要影响。人力资本在FDI区位选择中的作用目前还不甚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引进FDI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区位因素,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贺灿飞, 魏后凯.信息成本、集聚经济与中国外商投资区位[J].中国工业经济2001. (9) .
[2]、金相郁, 朴英姬.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分析:城市数据[J].南开经济研究2006. (2) .
[3]、李小建.香港对大陆投资的区位变化与公司空间行为[J].地理学报1996. (3) .
[4]、鲁明泓, 潘镇.中国各地区投资环境评估与比较:1990-2000[J].管理世界2002. (11) .
[5]、沈坤荣, 田源.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管理世界2002. (11) .
[6]、魏后凯, 贺灿飞, 王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动机与区位因素分析——对秦皇岛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1. (2) .
[7]、ONG, H.Spatial Pattern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s Cities, 1980-1989[J].Urban Geography.1995.
[8]、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9]、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 公布的《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篇2
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等等，尽管提法不同，但它们的基本含义大致是相同的，简单的说都是指为了取得和拥有国外企业的经营控制权并获得利润和其他利益为目的的投资。
根据OECD定义，外商直接投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和实体(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在投资者所在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的企业(国外直接投资企业、分支企业或国外分支机构)建立长期关系、以获得持久利益为目的，并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活动。’其中的“持久利益”是指直接投资者和企业之间存在着一长期的关系，并且直接投资者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存在重大的影响。OECD还建议直接投资企业应被定义为股份有限企业或无限企业，其中外国投资企业者拥有股份有限企业10%或更多普通股，或投票权，或在无限企业拥有与之等价的权力;该定义并不要求外国投资者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根据IMF的定义，外商直接投资是指由一个居住在一个经济体的企业(外商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对居住在另一个经济体的实体(国外直接投资企业、子公司或国外分支机构)进行管理控制的投资，这种直接外资涉及到一种长期关系，这一关系是对一个投资者在某个外国的持久利益的反映。
在1973年发表的《世界发展中的跨国公司》中跨国公司中心对跨国公司的定义为:“本草案中使用的跨国公司一词，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所组成的公营、私营或混营所有制企业，不论这类企业的法律形式和活动领域如何;该企业在一个决策体系下运行，能通过一个或几个决策中心采取一致对策和共同策略;该企业中的各实体通过股权或其他方式形成联系，使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实体有可能对别的实体施加重大影响，特别是与其他实体分享知识、资源和责任”。通常情况，跨国公司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体。同属于同一个主权国家，而不是在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下的几个相对独立的投资体，也不是外国投资者与我国之间的国家间投资关系。由此可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外商”，既包括外国投资者，又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者。所以在本文中采用“外商直接投资”这个称谓。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规定，如果一个企业全部资本中25%或以上来自外国(包括港澳台)投资者，该企业就被称为外国(商)投资企业。我国一般将外国(商)投资企业划分成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合作开发四类，从1995年开始又增加一个种类: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前三类企业称为“三资企业”，当然现在有五种形式，但由于习惯在我国的统计中仍然沿用“三资企业”这个名称来代表外资企业。另外，由于政治的因素，在统计中为了将来自“港澳台”地区的直接投资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区别开来，分别称之为“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为了便于数据统计计算和分析，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将其统称为“外商投资企业”。
外商直接投资作为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化的产物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企业国际化的高级形式，在突破贸易保护主义和各种贸易壁垒，进行技术交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
外商在华投资独资化的动因分析 篇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尤其是在利用外资方面，成绩斐然。截止到2008年上半年，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8154亿美元。流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数量上总体呈上升趋势，投资方式却经历了从合作、合资为主到以独资、控股为主的转变。商务部统计，其中有70%的新进外资选择独资经营。
一、FDI经营形式的发展历程
按照投资方式的发展变化，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1991），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商直接投资大多选择合资或者合作经营方式，独资比例很小；第二阶段是（1991—1997），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加快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外商投资规模加大，独资化苗头初现。第三阶段(1997—至今)，1997年外商独资的投资项目数首度超过了中外合资的投资项目数，自此以后，独资企业的项目数大幅度增加，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例也从1997年的35.77%上升到2008年上半年的78.96%，独资化趋势严重。（见表1）FDI实现独资化主要通过三种形式：第一、对于新增的外商直接投资，选择独资作为企业经营形式，或者在中国建立独资研发中心，依靠积聚效应整合资源；第二，通过增资控股或者强行收购中方股权变合资企业为独资企业，这两种方式通常带有强迫性。如上世纪80年代签约的一些合资企业到期时，外方提出控股的要求，否则就不再续约。第三，通过并购、兼并的方式直接建立外商独资企业或者实现外方绝对控股，目前，这种方式所占比例不大，但代表着独资化手段的一种发展趋势。
二、FDI独资化的动因
随着FDI的不断增长，外商投资方式经历了由过去的合资、合作为主向独资、控股为主的转变。FDI独资化趋势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在我国投资环境日益完善的前提下，外商投资企业为了保持垄断优势，实现全球经营战略的现实选择。
（一）独资化是因为东道国和风险降低投资环境日益完善
一般来说，在“东道国风险”较高的情况下，外商投资企业倾向于资源投入较少的经营方式；反之，若风险较低，则倾向于投入较多资源，选择独资方式进行投资。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我国的投资环境存在着诸多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不明确，相关政策不明朗，政府办事效率低下且管制过多，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规则与国际不接轨等。这些潜在的不确定性迫使外商投资企业只能选择合资或者合作的经营方式来降低风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投资环境得到改善，这为FDI取得稳定的投资收益提供了保障。尤其是入世以来，我国积极履行承诺，修改了不符合要求的涉外法律法规，完善了外资准入审批程序，放松了外资限制，政策透明度增强，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此外，外商投资企业在合作中逐渐熟悉了中国市场的游戏规则，合作经营的优势逐渐弱化。因此，外方倾向于独资这种更加灵活的经营方式就不足为奇了。
（二）独资化是保持垄断优势的根本保证
海默的垄断优势论认为：跨国公司拥有的垄断优势是它们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对外直接投资不是竞争的产物，跨国公司对与东道国合办企业缺乏兴趣，而喜欢创办独资企业以保持垄断优势。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来说，合资会不可避免的与中方分享技术和管理经验，造成外溢效应。在华外资企业研发机构通过加强控股或独资化运作，很大程度上封堵了外资企业在华技术扩散的渠道，减少了先进技术的溢出。2005年商务部发布的《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趋势调研报告》显示，61%的跨国公司有意继续扩大在华研发方面的投资，其中46%倾向于建立独资研发中心。随着进入规模的扩大和先进技术引进的增加，跨国公司投资行为中的技术垄断和市场垄断倾向上升，而独资经营是实现垄断的最有效方式。
（三）独资化是解决合资经营管理冲突的有效方式
根据“有效管理说”：当合资双方经营目标差别较大，双方企业文化难以融合，或双方经营管理方式不一致时，往往会导致双方的管理冲突，出现“合资而不合作”的局面。中外合资企业的不和谐局面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利益目标不一致，外商企业对我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而中方不仅追求经济效益更注重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获得社会效益。第二，文化冲突。西方人重视个体，而东方文化讲求集体，团结，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来自不同国家的企业管理者在工作方式、思维模式上有很大差异，协调这些内部摩擦不仅会提高经营成本，也不利于外商投资企业发挥自身的管理优势。双方目标的不一致导致在“东道国风险”降低以后，通常外方会力争通过增资控股或者收购中方股权来转变经营方式来实现企业管理方式的和谐统一。
（四）独资化是实现全球化经营战略的重要举措
全球战略是指跨国公司从全球角度出发，以其雄厚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将一个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的提供细分为几个不同的环节，并把不同环节分布在不同的国家，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各个国家区位优势和最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通过各个环节的最优化形成整体的竞争优势，取得最佳的长期总体效益。在80年代，FDI处于尝试性阶段，规避风险是跨国公司的首要目标，与中方联合创办合资企业是一种理性选择。我国加入WTO以后，各种壁垒逐渐取消，跨国公司可以很方便的把中国市场纳入其全球生产、供应和研发体系，实现生产要素的国际交换和全球流动。随着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中地位的升级，对华投资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的一部份，这要求跨国公司必须拥有对其所有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特别是合资企业子公司的绝对控股权，确保母公司的经营战略能够顺利实现，因此，独资化倾向加剧。
(五)独资化是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和对收益处理的控制权
合资经营的方式不能满足跨国公司独享利润和按照公司全球发展战略进行收益处理的要求。首先，合资意味着利润的重新分配，跨国公司独享垄断利润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其次，合资双方利润处理方式存在差异，投资双方都会积极争取对于利润处理的控制权。与外方投资者相比，中方比较注重中短期收益，希望尽早收回成本并获得收益，并把经济效益作为衡量招商引资绩效的重要指标。而外方投资者更注重长期收益，他们很可能为了占据中国市场份额、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而在短时间内降低在华合资公司的利润要求。因此，为了实现利润独享或对收益的全权处理，外商直接投资必然会在时机成熟以后选择独资或控股的经营方式。
三、应对独资化现象的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等政策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关键在于如何采取措施应对“独资化”日益严重的现象，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减少消极影响。
（一）完善我国的法律环境
首先，保证《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继续完善相关规章制度。素有“经济宪法”之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已于8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走向完善过程中迈出的重要步伐，《反垄断法》是保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有力武器，可以约束外商投资企业的行为，规范竞争环境，有效地保护中国消费者和内资企业的利益。目前，我国的《反垄断法》细节部分还是十分完善，应尽快建立完整的反垄断规则体系，包括反垄断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指南等，从根本上缓解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导致的执法困境。同时，加强反垄断观念的培养和执行能力的建设步伐。其次，政府应以反垄断法规为核心，构建具有现实可操作的反垄断监测体系。具体建议有：一是垄断判断标准的确定。综合考虑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国企改革需要、国家经济安全需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垄断行为判断宜采取结构与行为相结合的判断标准，并辅以例外原则。具体评价指标有市场占有率、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程度、技术更新速度等，最重要的指标是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和市场集中度。二是建立跨国公司垄断行为的市场信息监测系统，跟踪了解行业市场集中度指标。
（二）正确认识和合理引导外商的投资行为
独资或者合资经营本质上只是一种企业行为，是外商投资企业为了实现全球经营战略目标和根据我国不同时期市场情况博弈后的选择。首先，中方合资者要端正心态，在合资过程中努力学习外方投资者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减少对外方的依赖程度，一旦外方撤资或者合同到期，中方企业仍有生存发展的空间。其次，政府对于跨国公司合法的经营行为还是应该以引导为主，干预为辅。如完善利用外资的政策，以促进三次产业和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为前提，适当调整完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外资重点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先进服务业、现代农业和节能环保产业，实现产业升级。第三，改善外商投资区域分布，把利用外资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有效引导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方向，鼓励、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等老工业制造基地，参与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
（三）国内外企业加强合作，形成战略联盟
外方投资者选择“单飞”，只是跨国公司国际战略调整的一种表现，应该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高度把握这一问题。如果国内企业加快战略的重组，实现优势互补或保持独有优势，并且能够采取互补型的合作模式与跨国公司合作，建立战略联盟，仍然能够同跨国公司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例如，蒙牛集团在选择战略伙伴时，没有选择达能等乳业巨头合作，而是选择摩根士坦利、鼎辉、英联三个国际知名的投资机构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如果选择与达能合作，达能可能会参与蒙牛集团的产品经营，威胁蒙牛集团的品牌和己有销售网络。选择海外投资机构，蒙牛可以在保持自身优势的条件下，有效的利用国际资本和这三家战略合作伙伴良好的海外背景，开辟一条海外上市的捷径。总之，与国内外企业建立战略联盟是提高国有企业整体竞争力，抵御跨国公司威胁的重要手段。
（四）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建设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篇4
孙文博 (2003) 对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服务业利用FDI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服务业利用FDI的规模和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潜力表现为正相关, 和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存量表现为负相关, 由于我国服务行业普遍存在的垄断, 使得服务业利用FDI的规模和市场化程度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关联性。
Culem (1988) 对美国银行业FDI的研究发现, 东道国的市场尺寸、市场增长率、单位劳动成本、贸易量和经济规模是影响其FDI进入的主要因素。
Fariborz Moshirian (1999) 分析美国、英国、德国的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发现双边贸易、银行外国资产、资产费用、相对经济增长、汇率和FDI在非金融产业的多少是其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考虑的因素。
王燕辉等 (2004) 对美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表明, 非金融领域直接投资、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双边贸易量、东道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是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
Ivar Kolstad, Espen Villanger (2004) 选取1989-2000年全球57个国家的服务业FDI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人均GDP、制造业的FDI、民主和制度的质量对服务业FDI有重要影响, 经济增长、贸易、政治冒险和稳定对服务业利用FDI没有重要影响。
总体来说, 上述各学者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从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劳动成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市场开放程度、投资风险等几个方面来研究FDI的影响因素。对于服务业FDI影响因素的研究, 国外大多是对某个行业进行研究, 研究具有片面性, 而国内对服务业FDI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只对服务业进行了总体研究, 没有分析各个行业的特殊性, 且所选因子不全面。
二、影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在华区位选择的因素
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 外商对我国服务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 其次是批发、零售和餐饮业、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和仓储业, 对其它行业的投资较少。入世后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逐步扩大,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明显增加, 因服务业内部细分行业的数据不可得, 故本文选取按照国家标准分类的服务业内部大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值作为研究样本, 研究对象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对于样本因子的确定, 根据服务业自身的特点, 结合理论分析和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特殊性, 在参考国内外研究经验的基础上, 本文确定可能影响我国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因子如下:
1、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服务业的重要因素, 本文以各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市场规模的指标。市场规模是经济活动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市场规模越大, 经济活动能力越强, 为产业和企业提供的投资机会就越多, 投资容量就会越大, 因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也越大。本研究预期地区生产总值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额正相关,
2、人力资本存量:
人力资本存量对服务业的行业构成有着显著影响, 因而本文将其作为一个样本因子进行考察, 本文选取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人数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代表性指标。
3、服务业劳动力成本。
服务业的劳动力成本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服务业的成本, 本文用服务业人均工资来代表这一样本因子。
4、市场化程度。
一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 必然会增强本国的经济活力, 对吸引外资有着明显的影响。因此, 本文将地区经济90年代以来市场化程度的变化情况作为一个样本因子。
5、服务贸易开放度。
一国获得国外的服务产品, 除了通过吸引外资在本国以商业存在的方式提供外, 还可以通过进出口渠道直接获得, 因此服务贸易的开放度也可能对本国服务业吸引外资产生影响。
6、基础设施情况。
一个地区基础设施的好坏, 直接影响到该地区引资能力的大小, 这已为国内外不少研究所证实, 因此本文也将其作为一个样本因子考察。本文用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的增加值来代表这一指标。
7、投资产业带动:
因为第三产业为第二产业配套服务, 与第二产业紧密相关, 第二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会影响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故本文选取第二产业外商直接投资为备选因子, 预期与外商直接投资正相关。
8、服务业累积的外商直接投资:
国外学者对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表明, 累积的外商直接投资会影响新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作者认为对服务业同样适用, 故选此作为备选因子, 预期其与外商直接投资负相关。
9、经济增长潜力。
GDP的增长率代表一地区市场的潜在规模, 它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进人程度也必然有着重要影响, 因此本文将它也作为一个样本因子。考虑到G D P的增长率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所以本文将其作为滞后一年的因子考虑。
三、结论
通过回归模型得知, 一地区的G D P越高, 服务业工资越低, 服务贸易开放度越高, 服务业累积的外商直接投资越多, 越有利于该地区吸引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摘要：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 并结合研究成果, 提出了实证研究的九个关键影响因素, 通过实证研究表明, 一地区的GDP越高, 服务贸易开放度越高, 越有利于该地区吸引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关键词：服务业,FDI,区位,实证
参考文献
[1]、孙文博.90年代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投资环境因子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 2003 (10)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篇5
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集聚效应的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的产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借助于产业集聚和国别集聚最终表现为区域集聚.本文以江苏省引进外资的数据对FDI地区集聚的特征、效应和形成机理展开深入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集聚效应对外资的`区位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不同产业和国别的集聚效应有着很大的差异.
作 者：韩剑 潘沁 徐康宁 Han Jian PAN Qin XU Kangning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刊 名：国际贸易问题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年，卷(期)：“”(3)分类号：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区位集聚 产业集聚 国别集聚
汇率变化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 篇6
【关键词】汇率；跨国公司；外商；直接投资
一、前言
截至2015年上半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跨国企业投资存量最多的国家。近些年来，大量的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和其他方式的投资参与对我国的资本建设和对外贸易起到了很大促进的作用，同时也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目前对于相关汇率制度的规定正处在探究的时期，2005年7月，中国实行了新的汇率政策，使得人民币相对美元实现了升值。其次汇率的变化影响跨国公司的区位优势，因其要根据所处国家对产品的需求和货币政策来确定投资规模；然后汇率的变化增加了投资国的直接投资的风险性，由于对于投资国货币衡量收益的不确定性，也提升了跨国公司的投资风险。
二、文献综述
在欧美国家对投资经济的研究分析中认为，东道国的货币升值对外商的投资会产生不利的因素。美国投资学家富路特和史戴恩对美国对个工业行业对外资的投资利用和汇率水平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发现美元的贬值降低了投资方货币衡量的美国产品的价格，从而增加了其在美国进行生产活动的能力和水平；但也有研究认为，东道国货币的升值不仅对直接的投资影响较小，反而会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对于汇率变化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也有两种持相互对立的观点。其中一个观点认为：汇率的变化不适合外商的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相比，外商的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风险厌恶趋向；而且市场供需的波动也会导致市场收益的变化，在直接投资收益不能确定的情况下金融手段不能覆盖所有汇率风险。
三、汇率的简单模型
根据经典的投资决策分析法，例如净现值法，表示在对一件投资项目和机会时，很多投资者都面临着仅有一次的选择，但这种方法忽略了投资者具有延迟投资的选择权利。
探究汇率变化对直接投资的影响，狂热以深入研究跨国公司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要考虑直接投资或者初始投资的沉没成本，同时跨国公司的决策机构也会将汇率水平和汇率的波动性计入投资决策中，以完善公司取得利益最大化的盈利方式；除此之外，投资模型的建立和深入研究经济在预期时间内的增长率，也对投资规模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四、对外资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大多数的跨国企业的产品具有可贸易性，其投资的产品可以在东道国生产，加工并进行一定范围内的贸易。各个国家的市场可以通过衡量货币的产品价格，使其产品价格可以和国际市场价格相等。同时有些产品在生产国会产生一定的交通运输费用，跨国公司可以通过直接投资的方法将贸易产品有效的推到生产国的市场上进行销售，从而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较强的贸易壁垒。
除了汇率水平的变化外，影响外资企业直接投资规模的另外两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和波动不仅会影响跨国企业生产规模的大小，也会导致外资投资过程中与生产国形成工资和投资项目种类的分歧，从而影响外资直接投资的效率。
五、结论和启示
本文通过对外资企业的投资行为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首先，汇率水平的变化会对外资直接投资规模产生影响。然而在汇率水平维持在稳定不变的情况下，汇率水平的波动不会影响到外资的投资规模。例如，人民币的升值能够有效的促进我国生产结构的变化和升级的作用。
其次，对于宏观的经济指标，比如生产国投资的预期经济增长率对投资规模的也具有一定的影响。货币升值的空间随着本国的经济增长和工资增长而得到提升，对于相对资源选择型的企业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而，在经济处于快速增长的阶段，通过进行汇率制度的改革，来减少货币升值的负面作用。
最后，对于资源选择型的跨国企业对于汇率水平的波动的敏感度低于劳动密集型的反应，生产国的货币升值会使本国的投资企业由劳动密集型转向市场消费型，从而增加外资企业对本国市场的重视，并积极探索东道国存在的市场潜力。但由于汇率水平的变化不仅会影响跨国企业投资资源型和市场型的比例，而且还会影响外商投资项目的选择。因此，汇率水平的变化对外商投资的领域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朱亚莉.汇率变动的不完全传递、FDI和货币政策效应计量研究[D].吉林大学，2013.
[2]张瑜.人民币汇率、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结构特征[D].南开大学，2012.
[3]陈默.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D].吉林大学，2014.
[4]刘英.我国外向型产业空心化现象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3.
[5]董蕾.汇率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D].安徽财经大学，2014.
[6]岳路路.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及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D].华东理工大学，2014.
[7]董相男.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FDI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10.
[8]张瑜，杨丽.汇率调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来自制造业内部结构的经验证据[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3，04：48-59.
[9]孙霄翀，刘士余，宋逢明. 汇率调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理论和实证的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08：68-77.
[10]李苏博.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D].辽宁大学，2011.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篇7
一、外商在华投资独资化的特点
(一) 跨国公司成为独资化的主推者。
中国的综合优势使众多跨国公司增强了扎根中国的信念, 他们不仅在中国生产产品, 而且还把生产、研发、管理、采购等环节移到了中国, 加强了本土化的进程。如设立地区总部、运营管理、生产制造、研究开发、全球采购等众多核心功能部门。而这些核心功能部门也大多采用独资或合资控股经营的模式, 以规避中外企业在制度、文化、经营理念等诸多方面差异而导致的摩擦和矛盾。加强对投资子公司的控制, 以帮助母公司实现其全局战略目标, 在这个意义上, 独资公司能最充分地体现母公司对其投资、发展方向和资源配置的意图。
(二) 技术领先的外资企业更倾向于独资经营。
与合资经营方式相比, 独资经营能更好地保护外商的专利和技术及经营管理经验。特别对于技术领先的外资企业, 其与国内企业进行竞争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拥有技术垄断优势, 为防止在合资企业中产生技术外溢, 跨国公司一般倾向于采取独资经营。目前, 全球82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119家, 其组织形式几乎全部是独资形式。
(三) 外商加快在第三产业中独资化步伐。
入世后我国第三产业一些领域逐渐向外商全面开放, 包括银行、保险和证券在内的金融业, 还有批发、零售、外贸、物流在内的流通业, 包括增值电信和基础电信在内的电信服务业以及包括法律、会计、管理、公关等业务在内的专业咨询业等都成为跨国公司进入的热点。可以预见, 随着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扩大, 随着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目标和方式的调整, 外商直接投资独资化倾向将愈加明显。
二、外商在华投资独资化倾向的原因分析
(一) 独资化是跨国公司强化其内部优势, 实现规模经济的需要。
对于跨国公司来说, 要想更具效率、使成本更小, 只有扩大规模。据此, 跨国公司的经营就是通过内部化, 实现技术和管理上的规模经济, 从而使平均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得以降低。尽管在我国的直接投资可以因劳动力的廉价而使可变成本降低, 但企业真正的利益来自于通过跨国公司这种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实现规模经济, 跨国公司符合上述模型。一般来说, 当跨国公司国际间的交易成本高达一定程度时,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建立分支机构, 将交易成本较高的外部市场内部化。跨国公司独资化使内部优势得以最好发挥, 是合理的国际化战略形式之一。
(二) 独资化是跨国公司防止技术外溢, 保持知识产权的需要。
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在东道国成功地进行跨国经营,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拥有东道国企业所不具备的“垄断优势”, 具体体现为专利、品牌、专有技术、营销技巧等无形资产或知识资产。跨国公司的“独资化”经营通常就是出于保护这些技术知识型资产的考虑。
(三) 独资化是合资企业内部冲突的结果。
很多跨国合资企业在管理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合资双方在企业管理和文化上的冲突。与独资企业相比, 合资企业内部最大的交易费用是发生在几个领导人员之间的交易费用。这样的交易费用就比较高, 组织协调的难度大, 从而造成组织机构低效率运转。在外部经营中, 由于文化冲突的存在, 使合资企业不能以积极和高效的组织形象去迎接市场竞争, 往往在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甚至丧失了许多大好的市场机会, 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外商的交易成本。因此, 当企业的外部协调成本小于企业的内部管理成本的时候, 企业往往会选择独资。
(四) 独资化与东道国制度密切相关。
外商选择进入国际市场的战略要与东道国的制度相适应。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建立和规范是市场经济发展和转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制度的作用在于规制了“游戏规则”, 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外资进入初期, 由于开放程度很低, 国内许多行业不允许外商独资, 合资是外商进入的最佳选择。因为合资经营可以利用当地人或当地企业拥有的“关系”、“政策”等优势, 大大降低企业经营的外部风险, 获得较高的企业外部收益。但随着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 政策更加透明, 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以及市场游戏规则日益与国际接轨后, 合资企业的外部优势逐渐减弱。这时选择独资方式的内部交易费用要远远低于选择合资方式的内部交易费用。考虑各种利益, 外商必然选择独资, 以加强对企业的控制和方便灵活地实施全球战略。
三、外商在华投资独资化倾向的现实影响
(一) 独资化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
根据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一国是可以通过其跨国公司的经济行为实现对他国经济的控制。因此, 在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经营战略全球化的今天, 作为国家经济安全核心的产业安全就成为东道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所关注和面临的现实问题。而在我国, 愈演愈烈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独资化倾向已经危及我国产业安全。在许多行业中外资企业产值在我国的行业总产值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随着独资化趋势的加强, 其比重也会增加, 这将会导致外资企业对我国产业产生产业控制 (市场垄断) 和产业压制 (导致产业依赖) 。
1.产业控制。
跨国公司对一国产业的整体控制是由其垄断市场的天性和追求利润长期化的最终目标所决定的。在我国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的整体对外开放过程中, 尤其是在成为WTO成员国后我国经济政策逐步与国际接轨的背景下, 外商投资企业对市场实行垄断的动力进一步强化。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外商直接投资打破了国内充斥的行政垄断, 增加了市场的有效竞争, 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另一方面在最近十年中, 跨国公司扮演的角色已悄悄变化, 很多国内产业正在向现实和潜在的市场垄断阶段悄然迈进。较高的市场集中度与进入壁垒通常是垄断行为发生的结构性前提。90年代以来, 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工业总产值占行业产值的比重有不断上升的倾向, 而在国内某些行业中, 跨国公司的生产总值已占到行业产值的半数以上。值得警惕的是, 在国民经济的某些产业甚至是战略产业 (如汽车产业) , 跨国公司的寡头垄断已经形成, 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倾向。尤其值得警惕的是, 近年来跨国公司已开始大举进军我国大型制造业, 并购重点直奔我国工程机械业、电器业等领域的骨干企业、龙头企业。在国内企业的核心资产、关键技术和高附加值被跨国公司所控制后, 甚至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体——我国一大批龙头骨干企业也不复存在后, 中方便失去了对行业整体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主导权。工业是一个体系, 上游和下游环环相扣, 关键环节的缺失会给全行业的竞争力带来实质性的损失, 像锦西化机、鸡西和佳木斯煤机的合资都是这样。特别是一些高精尖技术能力还与国防有关, 装备制造业很多这样的企业被外资并购后变成独资或控股企业便不再为我国军事生产服务, 这给我国的国防建设带来很大负面影响, 甚至对国家军事安全也造成一定的隐患。
2.产业压制。
跨国公司利用产业控制进一步构成了对我国同类产业的产业压制, 使国内同类行业难以形成与其抗衡的竞争能力。跨国公司在其投资过程中, 对关键技术严加封锁, 以保证我国同类行业始终与自身有足够的技术差距, 使得跨国公司得以利用技术垄断优势实现对我国产业的压制战略。典型案例就是跨国公司对电子产品中集成电路工业的技术垄断和封锁。集成电路被誉为电子产品的“心脏”, 据统计, 每1元集成电路产值可带来10元电子产业产值和300元国民经济增长, 如此巨大的经济推动力使得许多国家都将集成电路工业作为关系国际综合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目前, 国际上已经普遍采用0.18um、0.15um工艺, Intel、NEC等跨国公司已实现了0.1um工艺的突破。相比之下, 国内集成电路的最高工艺仅为0.25um, 而达到这一工艺的也只有中日合资上海华虹一家, 其他国内企业则仍然停留在0.5um、0.6um甚至1um水平上, 与跨国公司在华独资、控股企业的技术水平相差近15年。而由于集成电路开发需要投资高昂沉淀成本, 国内单一厂商无力承担, 同时集成电路技术升级较快, 国际竞争激烈, 潜在风险很大, 因此在集成电路开发上我国国内厂商很难形成后发优势, 而外商的技术领先优势将会形成对我国这一产业的长期压制。
产业控制、产业压制又自然造成产业依赖。跨国公司对我国的产业控制、产业压制所引起的我国产业对国外资本的依赖现象,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 可能导致我国产业发展走向依附性产业成长模式, 即完全依靠跨国公司及其所带来的技术、管理经验成长和发展, 自身的比较优势基本上被跨国公司所控制, 最终结果是我国的国际竞争力遭到极大的削弱, 国家经济安全受到严重的挑战。
(二) 独资化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当今社会, 技术不仅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定因素, 而且它已经成为跨国公司进行全球经营、实现资源互补、利益互惠、功能互动的重要物质载体。因此,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利用其资金优势和东道国投资环境的区位优势, 以控制核心技术为筹码实现技术投资的当地化。在跨国公司进行资本输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技术溢出。所谓技术溢出是指跨国公司在实现技术的当地化过程中通过技术的非自愿扩散, 促进了东道国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 而跨国公司又无法获取全部的收益, 它是经济外部性的一种表现。无论技术拥有者是否愿意, 这种经济行为都会输出技术, 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外贸独资化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1.使直接引进技术减少。跨国公司是世界领先技术的代表, 我国向跨国公司开放市场的目的之一即直接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 因此设立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技术转让有部分强制性的要求的中外合资企业是我国首选的引资方式。但通过独资方式, 跨国公司把先进技术转让给子公司, 从而避免对我国进行直接技术转让, 导致我国直接引进技术的减少。
2.引发技术安全与技术依赖。跨国公司在华独资R&D投资带来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技术安全问题。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很不健全, 随着科技机构与跨国公司交流的加深, 国内技术的保密将越来越难。目前, 发展中国家的R&D投资仅占世界总投资的6%, 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 包括我国, 主要依靠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获取新技术。
3.削弱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我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R&D投资规模和管理水平都存在很大差距, 表现在R&D投资占销售收入的比重、R&D投资的绝对额和从事R&D工作的人员数量都远不及同行业的跨国公司。目前跨国公司在华建立独资R&D机构, 加大了针对我国市场研发的力度, 实现了销售、生产和技术在内的所有经营活动的本地化, 使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的竞争力显著增强。一旦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获得了某种集中或垄断优势, 将对我国企业的生存发展造成巨大打击。
4.加剧人才流失, 人员流动产生的技术外溢减少。跨国公司独资化导致了我国企业人力资本流向跨国公司的子公司, 使本应该由国内人才流动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三) 独资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是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补充, 有助于国民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 这是被普遍证实的结论。那么在当前跨国公司独资化浪潮下, 这种独资化倾向相比以前的合资合作时代是否会更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呢, 这正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由于我国第一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较少, 如2005年、2006年和2007年第一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占全部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金额的比例分别为2.55%、2.04%和1.98%, 所以我们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即GDP增长的影响时, 为了研究的准确性, 在产业总产值中只选取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之和。同时将外商对我国的实际直接投资金额按三种投资方式分开讨论, 以便于比较不同的投资方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进而探讨独资化倾向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国1990年～2007年全国第二、三产业总产值及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见表1。分析表1中数据可以得出:独资企业与合资企业这两种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对产值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1990年～2007年期间独资企业实际使用金额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总产值的贡献高于合资企业实际使用金额。这说明, 独资企业实际使用金额的增加更加促进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总产值的增加。因此, 外商在华投资独资企业的增加对我国GDP的增长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
数据来源:《我国统计年鉴》和我国投资指南 (www.fdi.gov.cn) 。
四、结语
在我国, WTO条款的实施将引入更强的竞争机制以及更透明的监管体系, 从而鼓励外国企业增加在我国的投资, 更多的外商从自身发展的角度考虑将会在我国选择独资经营方式。在华外商纷纷实行独资化的背后, 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 独资化只不过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的一种自然表现而已, 这股独资化大潮对我国经济造成了很大影响, 在看到其有利于我国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加快我国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等积极影响的同时, 更应该关注这股愈演愈烈的独资潮对我国国民经济造成的负面效应。这需要引起我国政府和企业界的高度重视, 但是, 不可能遏制外商在华独资化倾向的发展, 而应该进一步规范外商在我国的投资行为, 采取措施加强引导, 减少负面效应, 提高我国引资的经济绩效。同时, 我国企业必须充分认识这个变化趋势, 通过不断地学习与创新, 塑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参与全球竞争。
摘要：本文首先概括介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独资化趋势的现状, 继而分析促成跨国公司独资化的内部及外部的诸多原因, 最后分析外商在华投资独资化对跨国公司自身的发展、中国企业的成长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的影响。中国政府需要高度重视并且加强引导, 应该进一步规范外商在中国的投资行为。同时, 我国企业必须充分认识这个变化趋势, 不断学习创新, 塑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参与全球竞争。
关键词：外商投资,独资化倾向,影响分析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0~2006
[2].中国投资指南[M].北京:中信出版社
[3].丁冰.我国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问题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4].桑百川.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实践与论争[M].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6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篇8
关键词：外商,在华投资,对策
1 外商在华投资的独资化趋势及成因
1.1 外商在华投资的独资化趋势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分为外商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和合作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三种方式所占的比重出现重大变化。1979—1985年, 以合作企业为主, 无论是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使用金额都高于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1998年以后, 外商独资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期, 1998年首次在项目数量方面超过合资企业, 1999—2000年独资企业的合同外资金额超过合资企业, 2000—2010年独资企业的实际到账外资首次超过合资企业。
外商在华独资企业的迅速增加, 除新设外商独资企业比例大幅度提高外, 通过收购和兼并方式直接或间接实现绝对控股, 正在成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新动向。另外, 原来一些合资企业中的外方也通过增资扩股等方式, 掌握了合资企业的控制权, 甚至完全转变为独资企业, 这方面的具体案例屡见不鲜。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外商独资企业集中度较高的行业依次为制造业、社会服务业和流通业。其中, 外商投资零售业增长较快, 世界前50 家大型零售商多数已在中国成立, 知名跨国公司如美国的沃尔玛、法国的家乐福等零售业巨头已在中国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网络布局。
1.2 独资化原因分析
首先, 独资企业的先天优势使然。独资企业具有生产与经营的高度自主性, 可极大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 减少商业秘密外泄的可能。
其次, 我国投资环境改善和投资领域扩大为外商独资化拓展了新空间。随着我国不断加快政策法规与国际市场、惯例及规则的接轨, 新进外商消除了对投资环境和投资领域的顾虑。原有的合资方对国内情况也越来越熟悉, 已能够很好地独立解决政策法律、政府关系、销售渠道等问题。于是独资化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2 跨国公司独资化倾向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2.1 外商独资化倾向给我国带来的新机遇
首先, 有利于扩大跨国公司在华投资, 提升利用外资的质量。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独资控股性公司, 发挥了地区总公司的作用, 可以加强跨国公司各子公司在中国乃至周边国家投资业务间的协调, 为跨国公司在华进行大规模、系统化的投资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如日本松下电器, 在对松下中国有限公司进行独资化改造以后, 就对其在华的业务进行全面整合, 并进一步增资进入更多的行业。另外, 由于独资化经营有利于跨国公司控制企业的先进技术, 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同时为我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更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
其次, 独资公司的本土化策略为我国相关配套企业创造新的发展机会。跨国公司以独资形式进入中国以后, 为了降低成本, 实现利润最大化, 必然会加大在华子公司本土化策略的实施力度。外商独资企业的本土化经营可以促进原材料、零部件等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本土企业的发展, 进而形成新的配套产业群。
最后, 外资企业管理人员本土化能为我国培养一批经营管理方面的人才, 这些人员的流动会带来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流动, 实现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外溢。因此, 跨国公司选择独资以后, 客观上能为国内企业造就许多合作共赢的发展机会。
2.2 外商独资化倾向使我国面临的挑战
首先, 可能在某些行业形成跨国公司垄断的倾向。如果忽视跨国公司所在行业的市场结构问题, 或放松对跨国公司垄断行为的监管, 外商独资企业通过构筑独立的生产与研发体系可能在某些行业或领域形成一定程度的垄断倾向。这种倾向不仅对我国的消费者不利, 而且对国内企业形成很大的竞争压力, 甚至危及国内某些企业的生存。
其次, 合资企业转变为外商控股、独资企业使中方利益受损。近年来, 有些跨国公司为了改变中方在合资企业持对等或多数股权进而获取大部分收益的状况, 通过转移价格、高进低出等各种手段, 转移合资企业的资产和利润, 使合资企业发生亏损, 在中方无力补亏或出资时利用增资扩股实现控股或独资, 使中方投资者处于尴尬境地。有的在退出过程中还存在着资产评估价格不合理等问题, 使中方的利益受到损害, 或使国有资产悄然流失。
再次, 操纵内部贸易和转移价格, 加大了我国对其监管和控制的难度。跨国公司采用内部贸易和转移价格方式来实现整体利润最大化是一个惯用的策略, 而独资化经营更有利于母公司对内部贸易和转移价格的操纵, 以实现转移利润、逃避税收的目的。据国家税务总局估计, 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中, 60%以上的外商独资企业存在避税行为, 严重损害了我国的经济利益。随着外商独资企业的增加, 在我国目前的监管力度下, 这方面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另外, 这种“转移价格”不仅对我国造成税收损失, 同时也为跨国公司逃避外汇管制提供了可乘之机。
最后, 技术外溢效应逐渐降低, 逆向技术扩散问题显现。在独资企业中, 外商对自有知识产权设置了更多的保护, 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效应, 限制了国内企业获取国际先进技术。同时, 随着独资企业数量增多, 他们用优越的条件吸引了中方大量高级科技人才, 这实际上是我国在向跨国公司免费扩散技术, 导致我国企业的逆向技术扩散问题。
3 我国应对外商独资化倾向的有效对策
3.1 企业应采取的对策
其一, 国内中小企业应注重市场的细分, 找到自身发展壮大的空间。市场是可以细分的, 跨国公司无暇顾及每一个细分市场。一些内资企业虽然不能在正面与大型跨国公司全面抗衡, 但可以避其锋芒, 寻找特定的细分市场, 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最有优势的项目上, 推出面向特定顾客群的产品和服务。因此, 内资企业要花大力气进行市场调研和分析, 学习和借鉴跨国公司在华生产与营销的策略, 不断进行产品创新和营销创新, 丰富营销理念和手段, 提高企业品牌的知名度。
其二, 组建内资企业战略联盟, 优化整合产业链。跨国公司在华独资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跨国公司不再满足于单个项目的投资, 而是要带动整个产业链投资, 进行群体竞争。因此, 现阶段内资企业应该考虑通过实行协作、联盟、收购和兼并等方式, 组建内资企业战略联盟, 并对产业链中的企业进行整合, 适当延长产业链, 扩大产业的集聚效应, 让产业链上的各个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核心优势, 从而提高整个合作联盟的竞争实力。
其三, 国内企业应主动参与国际合作, 加强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 提高创新能力。国内企业通过配套生产、OEM (定牌生产) 、合同制造、战略联盟等方式进入跨国公司的前向、后向产业链条和经营链条, 并提高自身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 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 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条中不可缺失的一个环节。同时, 国内企业要尽快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并缩短技术扩散的国际模拟时间差。努力进行技术和产品创新, 开发自主知识产权, 加强产业的互动关联性, 从而弥补因为独资企业技术内敛导致的技术外溢弱化。
其四, 有实力的国内企业要尽快实现跨国经营, 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发展。对于国内企业而言, 进行国际化经营是在外商独资企业增多、国内市场竞争压力增大的情况下, 变被动为主动的一种有效方式。这样做不仅可以摆脱国内市场容量的限制, 降低通过市场转移资源的交易成本, 而且通过在国外, 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设立生产基地和研发机构, 可充分利用当地的技术力量, 了解新的市场信息和最先进的技术动态。在这方面, 海尔、联想等优秀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实践为国内企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3.2 政府部门应采取的对策
其一, 加强对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和外资并购行为的监管。某些跨国公司利用内部贸易和转移价格损害我国的经济利益, 这在独资企业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因此, 我国政府应尽快健全监管跨国公司转移价格的政策法规, 加强对跨国公司的商务调查与审计, 对企业进行分类, 有重点地进行监控。在宏观层面上, 对外资并购行为加强监管, 对外资并购的程序、过程和方式加以规范, 防止恶意并购。
其二, 尽快建立健全反垄断法律机制, 奠定公平竞争的基石。政府应通过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法》, 抵制外资的行业垄断行为, 确保国企与外企之间形成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在航运、能源、金融等重点领域以及我国发展尚不成熟的高新技术领域, 应对外商独资予以适度限制。另外, 凡是鼓励和允许外商进入的领域, 都应鼓励和允许民间资本进入, 让民营企业享受与外资企业相同的优惠政策, 实现公平竞争。通过各种途径和措施, 在国内形成一批可与跨国公司竞争的大型企业集团。
目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已成为其全球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占领当地市场和增强全球竞争力已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主要动因。我国应抓住这一契机, 进一步调整利用外资的政策, 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扩大市场开放领域, 大力改善投资环境, 形成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吸引更多更高质量的外资进入我国。
参考文献
[1]林康.跨国公司与跨国经营[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0.
[2]马凯.2004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R].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4.
[3]赵增耀.外商在华投资独资化趋势的演化机理及应对策略[J].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 (4) .
[4]朱永卫.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独资化”[J].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 (5) .
[5]张绍辉.外商在华投资“独资化”的思考[J].发展论坛, 2004 (9) .
外商直接投资集聚效应分析 篇9
经济全球化的热潮已经遍及全世界, 贸易自由化推动了各种要素在国与国之间的自由流动, 但集聚现象还是大量地出现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最近几年, 有关集聚的问题在国内理论界逐渐升温。比如, 梁琦的《产业集聚论》 (2004) 、朱英明的《产业集聚研究述评》 (2003) 、刘斌的《产业集聚竞争优势的经济分析》, 等等。他们的研究也都涉及到了FDI的集聚, 其中梁琦提出FDI集聚的最主要原因是当地的产业关联和需求-成本联系, 这突破了以往认为优惠政策是主要吸引力的观点。
笔者同意梁琦的这一观点, 但并不是以此观点为最重。我们可以看到, 在改革开放之前, 深圳是一个小渔村, 江浙一带也大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城市, 但是改革的春风最先沐浴了他们, 国家在税收、信贷、价格等许多方面的优惠使这些地方迅速发展了起来, 外商投资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产业之间的关联度比较高。如今, 我国加入了WTO, 以往的“超过民待遇”要逐渐清除;此外, 原先在东部地区投资的外商企业也基本上进入了成熟期, 有完整的生产、经营轨道, 政策方面的优惠已经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由此吸引外资的重点自然要有所转移。但是, 在我国内陆的大部分地区, 由于开放的时间晚、程度低, 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可以说, 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其实就是再走东部发展的道路, 在地方产业关联程度不高, 需求-成本联系不强的情况下, 政策的优惠对于中西部来说还是十分重要的。
二、FDI集聚效应的外部经济性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 外商直接投资大量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截至2000年底, 在我国吸引的全部外商投资中, 有86%的资金投向了东部, 而中西部仅有14%。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相差如此之大, 让我们不仅感叹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外商如此青睐东部, 为什么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东部形成集聚效应呢?本文主要研究导致集聚的外部经济性的因素。
马歇尔 (1920) 阐述了企业集聚的三个优势: (1) 能促进专业化供应商队伍的形成, 尤其能提供不可贸易的特殊投入品; (2) 为有专业化技术的工人提供了一个公共市场, 有利于劳动力共享; (3) 独特的非正式信息扩散方式, 有助于知识外溢。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部集聚也正是因为享受了这三个优势。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包括上游供应企业、生产企业和下游的营销企业。三者必须环环相扣、协调配合才能使这个链条运转顺畅。一个供应商往往能够提供足够多个企业需求的设备和服务, 但是若市场上只有一家企业有这种需求的话, 那么供应商的资源将会大量的闲置和浪费。因此, 大量企业集聚在一起就能扩大需求市场, 促使专业化的供应商得以生存, 形成专业化的供应商网络。
目前, 很多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实现了不同程度的采购当地化, 并对当地供应网络的培育有相当大的影响。一是为当地中小企业提供了市场机会, 吸引了中小企业进入当地的生产链。二是提高了当地供应商的素质, 引进了新的管理文化和经营理念, 提高了生产技术。因此, 这大大地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 并且企业可以享受到合理的价格和满意的服务。
外商投资企业集聚在一起, 可以形成共享的劳动力市场。在我国, 由于外资企业大量集聚于东南部, 20世纪九十年代曾经兴起过“孔雀东南飞”的热潮, 大量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才纷纷涌向东南部, 在那里也形成了一个人力资源的共享市场。通常, 一些掌握着高科技的专业人员是很多企业都需要的, 这些人在企业间的流动也促进了技术的传播。
外部经济包括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外溢, 企业的集聚有助于知识外溢, 这种知识外溢也是促进我国企业技术进步、提高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它需要以R&D机构和人员作为基本前提。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设立了大量的研发机构, 这些机构也主要集中于外资企业密集的区域。上文提到的企业集聚有利于形成共享的劳动力市场, 也为外资企业的知识外溢奠定了基础。研究开发工作在外方研究人员和我方研究人员中共同展开, 这就难以避免出现知识外溢的现象。
三、FDI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 为推动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与此同时, 我们可以注意到, 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是极不平衡的, 这与外资在发达地区的大量集聚有深刻的联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累积性因果关系理论”也可以说明FDI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一理论认为, 在存在地区间不平等的条件下, 经济力和社会力的作用使有利地区的累积扩张以牺牲其他地区为代价, 导致后者状况相对恶化并进一步发展, 由此导致不平等状态的强化。
改革开放以来, 东部地区由于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政府开放政策的影响, 吸引了进入我国的绝大部分外资。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进入, 通过促进资本形成与集聚, 技术外溢、产业集聚与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集聚等途径, 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过来, 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 又将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扩大市场容量, 提高要素生产率, 并有利于改善外部经济环境, 产生集聚经济效益, 从而进一步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而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不明显, 且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 西部地区的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效益好、投资回报高的发达地区流动。在这种情况下, 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间的差距愈加拉大, 经济增长趋向不平衡。
四、中西部地区应发挥后发优势, 追赶经济增长
第一, 提升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 从根本上塑造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产业结构的技术水平低, 高科技人才就留不住、进不来, 也不可能有高科技的风险投资进入。因此, 对中西部地区来说, 虽然需要东部地区各种方式的支持, 但最为根本的途径是进行自身的结构调整, 调整的主题应是提高产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由于现阶段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联系较弱, 中西部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是改变长期以来为东部地区提供资源的基础产业结构, 加大加工工业的比重, 特别要重视服务业的发展, 应首先发展金融、保险、运输、贸易等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
第二, 加强对劳动要素的投入。在一些学者进行的研究中都有这样一个结论, 即我国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资本要素投入的5倍之多。这表明,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本投入特别是外资的依赖性逐渐减弱, 而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因此, 中西部地区应加强劳动要素投入的力度, 为经济发展提供无限的动力。
第三, 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政策支持的力度。历史证明, 东部地区的发展除了依靠自身的区位优势以外, 更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国家宏观政策的支持, 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离不开这一点。
参考文献
[1]梁琦, 产业集聚论, 商务印书馆, 2004.4.
[2]刘斌, 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分析,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4.1.
[3]高鸿业, 西方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8.
[4]江小涓, 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7.
[5]朱英明, 产业集聚研究述评, 经济评论, 2003.5.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负债分析 篇10
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以及FDI流入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国内对于中国的FDI的讨论也已经非常多了。但是对于FDI负债的量化研究却不是很多。基于此, 本文将主要讨论FDI负债的决定因素。
本文的其余部分的结构如下。第2部分文献综述介绍分析方法。第3部分对于FDI负债的决定因素进行计量分析以及对于中国的情况进行分析。第4部分总结全文。
二、文献综合以及分析方法
(一) FDI负债方面的文献
关于FDI负债的文献主要有:Lane和Milesi-Ferretti (2001) 系统的研究了一国外部财富的演进路径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并对影响FDI的因素也进行了分析。Ronald B.Davies和Robert R.Reed III (2005) 系统地分析了人口老龄化与FDI的关系。这对于分析全球老龄化对FDI的影响很有帮助。以上文献分析FDI负债时, 要么样本数目较少, 不能充分说明问题。要么解释变量不够充分, 只分析了影响对外净资产的某些方面。因此本文致力于用样本充足的跨国面板数据在参考这些文献的基础上, 尽可能全面地分析影响FDI负债的因素。
(二) FDI负债的计量方法
1、通过国际收支平衡表来计算FDI负债的方法。
国际收支平衡表是反映一定时期 (通常为一年) 一国同外国的全部经济往来的收支流量表。国际收支平衡表很重要的两个部分是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通过国际收支平衡表可以计算出一个国家每年的从国外来的直接投资的变动。从而可以通过每年的累积额计算出FDI负债。
2、通过国际投资头寸表来计算FDI负债的方法。
国际投资头寸表是反映特定时点上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的统计报表。国际投资头寸的变动是由特定时期内交易、价格变化、汇率变化和其他调整引起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 国际投资头寸表的项目按资产和负债设置。资产细分为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储备资产四部分;负债细分为外国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三部分。净头寸是指对外资产减去对外负债。通过国际投资头寸表能查得FDI负债额。
三、影响FDI负债的决定因素
(一) 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设计思路:根据L_M (2001) 提出的经典的计量方法应用到FDI的计量上来。
本文数据来源与人民大学孙文凯老师提供的最初来源于lane的包含101多个国家从1980-2005的数据。本文还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写的“世界发展指标”提供的宏观经济指标数据库提供的数据与本文数据来分析FDI负债的决定因素。这些变量涵盖人口结构, 产业结构, 物价水平平以及国家对外开放程度。表格1显示了各个数据指标、定义以及其数据来源。见表1
本文认为影响FDI负债的因素主要包括:
1、人口结构。
一国的人口结构可以按照年龄区间分为未成年人、劳动力、老年人三类。其中未成年人是指年龄小于或等于14岁的公民, 劳动力指年龄大于14岁小于65岁的公民, 老年人指大于或等于65岁的公民。抚养比率就是被抚养人包括未成年人和老年人与劳动力人口的比例。Ronald B.Davies和Robert R.Reed III (2005) 认为老年抚养比例将会导致本国FDI流入减少。本文认为, 当一国抚养比例上升时, 会导致本国的劳动力下降, 进而影响生产要素的价格。从而导致流入本国的FDI负债减少。
2、产业结构。
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的状态。这是因为, 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各种资源和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的动员及其有效配置, 而产业结构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配置效果。产业结构的变迁往往先从第一产业, 然后第二产业, 最后是第三产业。一个国家的工业越发达越能吸引到FDI的投资, 进而引起经济的增长。
3、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高企, 会引起资本的实际收益率下降, 将会抑制外商直接投资。这是因为通货膨胀高时, 工资以及上产要素价格都在上涨。因为外商直接投资源于资本的逐利性, 会选择成本更低的地区去投资。
(二) 面板单位根检验及协整检验
由于本文采用的面板数据的时间跨度较长, 使得我们能够运用面板协整对其进行更好的考察。在对模型进行面板协整分析之前, 首先需要对模型中的各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因为我们的数据是非平衡面板数据, 所以只能用Fisher-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说有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 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本文用Westerlund (2007) 的方法, 分别对FDI负债/GDP与解释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在表3。通过了协整检验, 说明变量之间有长期均衡的关系。再进行回归的准确性较高。
(三) 回归分析
基于上面的分析, 本文构建回归方程:Yit=β1Xit+β2△X (it-1) +β3△Xit+β4△X (it+1) ui+ηit i=1, 2…N t=1, 2…T
其中Yit是因变量, Xit是解释变量, △Xit是解释变量的差分项, ui是个体的固定效应, ηit是随机扰动项。回归结果如表4。
通过表4可以发现, 对所有国家回归得出的计量结果与之前分析得影响FDI负债的因素完全一致, 且大部分变量在1%水平下显著。FDI负债/GDP随ind2_rate的增加而增加, ind2_rate的系数为0.577, 意味着ind2_rate每增加一个1%的增幅, 会引起FDI负债/GDP增加0.577%。FDI负债/GDP随着抚养比例的增加而减少, dep_ratio的系数为0.255, 意味着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dep_ratio, FDI负债/GDP会减少0.255个百分点。物价水平的上涨会引起FDI负债/GDP的减少, 系数为0.008, 也就是说物价水平每上涨1个百分点, 会引起FDI负债/GDP减少0.008个百分点。国家的开放程度的提高都会引起FDI负债的增加。系数为-0.363。
本文的回归结果验证了我们之前的假设。结合中国的情况以及上面的回归分析, 本文认为中国累积的巨额的FDI负债是由于中国的外商优惠政策、人口红利引起的。伴随着中国刘易斯拐点的来临以及未来中国资本管制的放松, 中国的巨额FDI负债的状况将有所好转。
四、总结
本文重点研究分析了FDI负债的决定因素。研究表明: (1) 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是影响FDI负债的主要决定因素。 (2) 中国累积的巨额的FDI负债是由于中国的外商优惠政策、人口红利引起的。伴随着中国刘易斯拐点的来临以及未来中国资本管制的放松, 中国的巨额FDI负债的状况将有所好转
参考文献
[1]萨缪尔森:《经济学》 (中译本) , 商务印书馆。 (1991)
[2]克格鲁曼和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王志刚:面板数据模型及其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4]Lane, P. (2000)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s:A Cross-SectionalAnalysis.JournalofInternationalMoneyandFinance, 19, pp.513-534-535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篇11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国内投资 挤出效应 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4－0029－08
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研究一直是国内外FDI对东道国经济影响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挤入、挤出和中性三种效应。如果FDI增加导致国内总投资(等于FDI与国内投资之和)增加的数量超过FDI本身增加的数量，则说明FDI的流入促进了国内投资，此时称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如果FDI增加导致国内总投资增加的数量小于FDI的增加额，甚至出现国内总投资的减少，则说明FDI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国内投资，此时称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若FDI增加导致国内总投资等量增加，则国内投资保持不变，此时为中性效应。
FDI究竟在宏观上是促进还是抑制东道国的国内投资呢？国外代表性的文献有Lubitz（1966）［1］，VanLoo (1977)［2］，Manuel R. Agosin与Ricardo Mayer(2000)［3］，Jan Misun与Vladimir Tomsik (2002)［4］，Manuel R.Agosin与Roberto Machado(2005)［5］等；国内代表性的研究有杨柳勇和沈国良 (2002)［6］，张倩肖(2004)［7］，王志鹏和李子奈(2004)［8］，薄文广(2006)［9］，雷辉(2006)［10］，徐颖君（2006）［11］等。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关于FDI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影响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国内外关于FDI对东道国国内投资影响的理论研究文献较少，深入剖析FDI对国内投资作用机制的很少，更多的是对FDI与国内投资关系的实证检验。第二，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模型、计量方法和样本国家（地区），这些文献在FDI到底是促进还是抑制国内投资的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一致结论。第三，针对中国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全国范围内或分区域（如我国东、中、西部及长三角和珠三角比较）FDI对国内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的研究，专门针对某个特定省份进行深入研究的几乎没有。
由于FDI与东道国的资本形成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性，FDI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效应会受到东道国技术水平、东道国金融市场、外资产业分布及外资政策多种因素的制约，因此，本文认为，为更好地激发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效应、减少挤出效应，有必要选取典型区域，对FDI与国内投资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实证检验，并深入挖掘其作用机制。
鉴于上述情况，本文选取江苏省作为研究对象。江苏省近几年在引资上的成功已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榜样，2007年，江苏省实际利用FDI 218.9亿美元，占全国的29.3%，连续五年保持全国第一。因此，针对江苏省的相关研究将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大规模的FDI流入究竟对江苏地区的国内投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FDI流入量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三个地区的FDI与国内投资的关系是否相同？FDI对江苏地区国内资本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Agosin（2005）总投资模型；第三部分，实证方法和数据的选取；第四部分，实证结果；第五部分，FDI对江苏地区国内投资的挤出机制分析；第六部分，苏南、苏中、苏北地区FDI对国内投资挤出效应差异的原因分析；第七部分，结论与政策建议。
新常态下德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分析 篇12
德国在华直接投资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981—1991 年为初始阶段。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规定吸引外商投资。1981 年,德国在中国成立第一家合资公司。在这一时期,德国在华直接投资增长较为缓慢,投资总数相对较低,受国际政治影响波动较大。
1992—2000 年为第二阶段。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掀起了改革开放新浪潮,中国政府积极吸引外商投资。1993年德国政府适时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新亚洲政策。在国内外有利的投资环境下,德国在华直接投资开始显著增加,德国企业大规模进入中国。2000 年的实际投资额达到10. 42亿美元。
2001 年起进入第三阶段。自2001 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德国在华直接投资又掀起新一轮投资热潮。2007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投资额出现了短暂的下滑,之后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截至2014 年年底,德国在华累计投资额480亿欧元。中国政府累计批准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项目8675 个。目前,中国共有约5200 家德国企业,雇员人数达到110万人。
2 德国企业在华直接投资的特点
2. 1 投资区位主要集中在以 “北、上、广” 为中心的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及珠江三角洲
如图1 所示,近90% 的德国企业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 18. 3% )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 51. 7% ) 和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 12. 9% ) 。由于政治中心的原因,德资企业一般都在北京设有代表处。一是长江三角洲。上海对于德资企业极具吸引力,所占份额最多,几乎所有的德国大型企业都在上海设有代表处。上海对德资企业的吸引力主要有以下原因: 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工商业最发达; 靠近客户; 投资环境比较完善; 开放的城市形象; 产业集群效应等。二是东北工业基地及环渤海地区。该地区分布着小规模的集群,投资模式多为与大型国有企业成立的合资企业,如吉林省长春市的一汽大众、辽宁省沈阳市的华晨宝马、辽宁省辽阳市和大连市的蒂森克虏伯。该地区的投资优势之一在于资源丰富。三是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德国企业相对较少。原因之一在于当地缺乏重工业,中小企业集中,多为电子、纺织企业。四是西部地区。目前,德国企业在中国西部投资的中心地区是四川省成都和重庆,但数量较少,仅占1. 8% 。目前,德国在华的直接投资仍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但中国政府经济政策的重点已经开始转移,“一带一路”的建设将给外国投资者带来新的契机,内地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德国投资者。
2. 2 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咨询服务业为新兴投资领域
如图2 所示,65% 的德国在华企业将新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如机械制造、汽车、化工和电子等行业。这些行业都是德国的传统优势产业,在国际上很有竞争力。这表明德国企业有意加强其在现代制造业的地位。德国的服务业企业对华投资也呈上升趋势,如零售批发超市集团麦德龙、保险公司安联、德意志银行、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等。近年来,咨询服务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德国在华投资的第三大领域,主要为在华德国企业提供知识产权、税务、贸易、技术、战略等咨询服务。
2. 3 企业规模以大型企业为主导,中小型企业为主体
德国中小企业被视为德国经济的支柱,99% 以上的德国企业都为中小企业。按照欧盟对中小企业的定义,中小企业是指年营业额在5000 万欧元及雇员总数在250 人以下的企业。从投资总额来看,德国在华投资主要来自于德国大型企业,占总投资的80% ~ 90% ,这些大型企业常常投资大的项目,比如德国大众、宝马、西门子等。从企业数量来看,德国在华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超过3 /4,大部分中小企业都跟随它们的主要客户来到中国。
2. 4 企业法律形式多为独资企业
随着中国法律框架的适当放宽,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选择以独资形式在中国建立企业,其比例达到69. 9% 。独资企业的优势在于拥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可以避免合资企业中由于双方利益不同所出现的经营纠纷,便于实施经营战略。12. 4% 的德国企业选择合资形式。合资企业的优势在于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能借助中方合作伙伴的关系网开拓市场以及处理与政府的关系等。另有7. 1% 和6. 3% 的德国企业分别选择控股和代表处的形式,见图3。
2. 5 企业投资的主要原因为中国市场的销售潜力
如图4 所示,92. 7% 的受访企业认为在华投资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市场的销售潜力。其次是进入亚洲市场的平台( 86. 1% ) 、跟随主要客户( 70. 6% ) 以及产品适应地方市场( 63. 9% ) 。追求低廉的成本已不是德国企业在华投资的主要原因,它们更加关注市场潜力、市场需求和主要客户群。
3 德国企业在华直接投资的挑战
82. 4% 的受访企业表示,寻找合格员工是今年面临的最大挑战。紧随其后的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以及留住合格人才。人才引进和储备是德国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上高级人才的缺乏和经济转型的瓶颈。59. 1% 的企业担忧汇率波动风险。投资环境中的种种限制和不公平待遇依然是德国企业面临的挑战,比如行政障碍、贸易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中国的网络状况也成了一大制约因素,网速慢和网络监管问题也给德国企业带来不便,比如无法顺利地使用 “谷歌”搜索引擎。值得一提的是,以往排名靠前的腐败问题跌出了前十位,这归功于我国政府大力采取反腐措施。在对投资环境影响因素的评价中,58. 8% 的德国企业还提到了空气质量对投资环境的不利影响。详见图5。
4 德国企业在华直接投资的未来趋势
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德国在华企业也调整了自身的预期目标。仍有过半企业认为可以达到预期的业务增长目标。与2014 年相比,德国企业在华的投资保持平稳,也没有迹象表明投资将转向其他国家。总体来看,德国企业对未来中国市场保持乐观态度。一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为外国企业来华投资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很多德国企业看好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新方向,比如在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新能源、绿色建筑等领域存在着较大的投资潜力,人口老龄化和健康保障体系建设也将给医疗服务业带来巨大市场。随着 “一带一路”的建设,德国企业希望能够投入到亚洲基建投资项目中去。二是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欧及亚洲地区转移研发中心。40. 8% 的受访企业表示已经或者在未来两年里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这表明外资进入一个更高级和更深层次的合作阶段。德国企业选择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适应地方市场需求和创新需求; 而不选择的主要原因则是缺少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地方高级人才。三是德国中小企业在华投资潜力巨大。促进德国中小企业在华投资可以进一步促进德国整体对华投资以及我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德国中小企业占99% 以上,技术力量雄厚,创新能力强。德国目前约有360 万家中小企业,而仅有约2500 家在华投资。产品仿造、融资困难、缺少人脉成为德国中小企业在华投资的主要难题,是进一步需要完善的地方。
综上所述,随着中德双方经贸合作的发展,德国在华直接投资规模将进一步加大。了解德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有利于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合理引导德国在华直接投资,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加强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德国是欧洲最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德贸易关系发展迅速,德国在华直接投资不断加大。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面临着哪些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本文以德国商会2014—2015年的统计数据为参考,探讨德国企业在华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现阶段的特点、面临的挑战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新常态,德国,中国,直接投资
参考文献
[1]AHK.Geschftsklima-Umfrage,Deutsche Unternehmen in China[Z].2015.
[2]AHK.Gechftsklimaindex,Deutsche Unternehmen in China[Z].2013.
[3]史世伟.中德经贸关系研究[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
[4]徐纯,钱逸秋.德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研究及趋势展望[J].德国研究,2007(1).
[5]吴献金,刘爱龙.对在华德国企业发展现状的分析及启示[J].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2).
[6]中国驻德国使馆经商处.德国对华投资现状及趋势[J].中国贸易报,2005(6).
[7]冯蕾音.德国在华直接投资研究[J].东方论坛,2011(4).
[8]王菲菲,王庆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J].中国市场,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