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直接投资（精选10篇）
在华直接投资 篇1
1 德国企业在华直接投资的发展
德国在华直接投资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981—1991 年为初始阶段。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规定吸引外商投资。1981 年,德国在中国成立第一家合资公司。在这一时期,德国在华直接投资增长较为缓慢,投资总数相对较低,受国际政治影响波动较大。
1992—2000 年为第二阶段。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掀起了改革开放新浪潮,中国政府积极吸引外商投资。1993年德国政府适时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新亚洲政策。在国内外有利的投资环境下,德国在华直接投资开始显著增加,德国企业大规模进入中国。2000 年的实际投资额达到10. 42亿美元。
2001 年起进入第三阶段。自2001 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德国在华直接投资又掀起新一轮投资热潮。2007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投资额出现了短暂的下滑,之后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截至2014 年年底,德国在华累计投资额480亿欧元。中国政府累计批准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项目8675 个。目前,中国共有约5200 家德国企业,雇员人数达到110万人。
2 德国企业在华直接投资的特点
2. 1 投资区位主要集中在以 “北、上、广” 为中心的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及珠江三角洲
如图1 所示,近90% 的德国企业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 18. 3% )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 51. 7% ) 和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 12. 9% ) 。由于政治中心的原因,德资企业一般都在北京设有代表处。一是长江三角洲。上海对于德资企业极具吸引力,所占份额最多,几乎所有的德国大型企业都在上海设有代表处。上海对德资企业的吸引力主要有以下原因: 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工商业最发达; 靠近客户; 投资环境比较完善; 开放的城市形象; 产业集群效应等。二是东北工业基地及环渤海地区。该地区分布着小规模的集群,投资模式多为与大型国有企业成立的合资企业,如吉林省长春市的一汽大众、辽宁省沈阳市的华晨宝马、辽宁省辽阳市和大连市的蒂森克虏伯。该地区的投资优势之一在于资源丰富。三是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德国企业相对较少。原因之一在于当地缺乏重工业,中小企业集中,多为电子、纺织企业。四是西部地区。目前,德国企业在中国西部投资的中心地区是四川省成都和重庆,但数量较少,仅占1. 8% 。目前,德国在华的直接投资仍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但中国政府经济政策的重点已经开始转移,“一带一路”的建设将给外国投资者带来新的契机,内地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德国投资者。
2. 2 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咨询服务业为新兴投资领域
如图2 所示,65% 的德国在华企业将新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如机械制造、汽车、化工和电子等行业。这些行业都是德国的传统优势产业,在国际上很有竞争力。这表明德国企业有意加强其在现代制造业的地位。德国的服务业企业对华投资也呈上升趋势,如零售批发超市集团麦德龙、保险公司安联、德意志银行、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等。近年来,咨询服务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德国在华投资的第三大领域,主要为在华德国企业提供知识产权、税务、贸易、技术、战略等咨询服务。
2. 3 企业规模以大型企业为主导,中小型企业为主体
德国中小企业被视为德国经济的支柱,99% 以上的德国企业都为中小企业。按照欧盟对中小企业的定义,中小企业是指年营业额在5000 万欧元及雇员总数在250 人以下的企业。从投资总额来看,德国在华投资主要来自于德国大型企业,占总投资的80% ~ 90% ,这些大型企业常常投资大的项目,比如德国大众、宝马、西门子等。从企业数量来看,德国在华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超过3 /4,大部分中小企业都跟随它们的主要客户来到中国。
2. 4 企业法律形式多为独资企业
随着中国法律框架的适当放宽,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选择以独资形式在中国建立企业,其比例达到69. 9% 。独资企业的优势在于拥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可以避免合资企业中由于双方利益不同所出现的经营纠纷,便于实施经营战略。12. 4% 的德国企业选择合资形式。合资企业的优势在于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能借助中方合作伙伴的关系网开拓市场以及处理与政府的关系等。另有7. 1% 和6. 3% 的德国企业分别选择控股和代表处的形式,见图3。
2. 5 企业投资的主要原因为中国市场的销售潜力
如图4 所示,92. 7% 的受访企业认为在华投资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市场的销售潜力。其次是进入亚洲市场的平台( 86. 1% ) 、跟随主要客户( 70. 6% ) 以及产品适应地方市场( 63. 9% ) 。追求低廉的成本已不是德国企业在华投资的主要原因,它们更加关注市场潜力、市场需求和主要客户群。
3 德国企业在华直接投资的挑战
82. 4% 的受访企业表示,寻找合格员工是今年面临的最大挑战。紧随其后的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以及留住合格人才。人才引进和储备是德国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上高级人才的缺乏和经济转型的瓶颈。59. 1% 的企业担忧汇率波动风险。投资环境中的种种限制和不公平待遇依然是德国企业面临的挑战,比如行政障碍、贸易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中国的网络状况也成了一大制约因素,网速慢和网络监管问题也给德国企业带来不便,比如无法顺利地使用 “谷歌”搜索引擎。值得一提的是,以往排名靠前的腐败问题跌出了前十位,这归功于我国政府大力采取反腐措施。在对投资环境影响因素的评价中,58. 8% 的德国企业还提到了空气质量对投资环境的不利影响。详见图5。
4 德国企业在华直接投资的未来趋势
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德国在华企业也调整了自身的预期目标。仍有过半企业认为可以达到预期的业务增长目标。与2014 年相比,德国企业在华的投资保持平稳,也没有迹象表明投资将转向其他国家。总体来看,德国企业对未来中国市场保持乐观态度。一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为外国企业来华投资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很多德国企业看好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新方向,比如在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新能源、绿色建筑等领域存在着较大的投资潜力,人口老龄化和健康保障体系建设也将给医疗服务业带来巨大市场。随着 “一带一路”的建设,德国企业希望能够投入到亚洲基建投资项目中去。二是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欧及亚洲地区转移研发中心。40. 8% 的受访企业表示已经或者在未来两年里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这表明外资进入一个更高级和更深层次的合作阶段。德国企业选择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适应地方市场需求和创新需求; 而不选择的主要原因则是缺少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地方高级人才。三是德国中小企业在华投资潜力巨大。促进德国中小企业在华投资可以进一步促进德国整体对华投资以及我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德国中小企业占99% 以上,技术力量雄厚,创新能力强。德国目前约有360 万家中小企业,而仅有约2500 家在华投资。产品仿造、融资困难、缺少人脉成为德国中小企业在华投资的主要难题,是进一步需要完善的地方。
综上所述,随着中德双方经贸合作的发展,德国在华直接投资规模将进一步加大。了解德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有利于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合理引导德国在华直接投资,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加强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德国是欧洲最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德贸易关系发展迅速,德国在华直接投资不断加大。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面临着哪些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本文以德国商会2014—2015年的统计数据为参考,探讨德国企业在华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现阶段的特点、面临的挑战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新常态,德国,中国,直接投资
参考文献
[1]AHK.Geschftsklima-Umfrage,Deutsche Unternehmen in China[Z].2015.
[2]AHK.Gechftsklimaindex,Deutsche Unternehmen in China[Z].2013.
[3]史世伟.中德经贸关系研究[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
[4]徐纯,钱逸秋.德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研究及趋势展望[J].德国研究,2007(1).
[5]吴献金,刘爱龙.对在华德国企业发展现状的分析及启示[J].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2).
[6]中国驻德国使馆经商处.德国对华投资现状及趋势[J].中国贸易报,2005(6).
[7]冯蕾音.德国在华直接投资研究[J].东方论坛,2011(4).
[8]王菲菲,王庆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J].中国市场,2015(12).
[9]吴蕾芳,韩筱.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中国市场,2015(25).
在华直接投资 篇2
2005年10月，张某进入美国S公司西安代表处工作，双方签订为期5年的劳动合同，月薪2000元，期满后双方再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张某一直在该代表处工作。2011年7月22日，该代表处没有任何理由以电邮形式通知张某被解雇。张某多次要求该代表处提供离职证明，协助其领取失业金，并要求支付相应的赔偿金及工资，但该代表处均以种种理由拒绝。张某认为该代表处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故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认为美国S公司西安代表处作为外国派往中国的常驻代表机构，不具备《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主体资格，因此决定驳回张某的申诉请求。张某不服，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2000元；2.判令被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书并赔付失业保险金900元；3.判令被告承担因本案产生的全部费用。
受理该案件后，法院审理中查明，被告依法办理了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但未向本省相关部门办理过用工登记。另查明，美国S公司西安代表处自2007年1月委托陕西省外国企业服务公司为张某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现各项社会保险均正常缴纳。
法院认为，美国S公司西安代表处作为外国派往中国的常驻代表机构，不具备用人主体资格，驳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
研讨问题
本案中该代表处是否具有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该代表处直接用工时张某与其形成何种关系？
观点争鸣
对上述问题，有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张某和该代表处之间形成雇佣关系。理由是：第一，该代表处是外国企业在华常驻代表机构，不是中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的类型，因此该代表处是不适格的用人单位。第二，《国务院关于管理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暂行规定》和《陕西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管理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暂行规定〉实施办法》均明确规定，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聘用工作人员，应当委托当地外事服务单位办理，本案中该代表处却是直接用工的。第三，对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未通过外服机构直接用工的，相关省市明确规定为雇佣关系。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九条规定：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港澳台地区企业未通过涉外就业服务单位直接招用中国雇员的，应认定有关用工关系为雇佣关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二条也规定“境外公司在沪设立办事机构的，该机构已经合法办理了登记手续，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通过对外服务机构招用劳动者，劳动者就相关劳动权利义务与该办事处产生纠纷的，可以该办事机构作为劳动争议的当事人；该办事机构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通过对外服务机构招用劳动者，劳动者就报酬支付等问题与该办事处产生纠纷的，作为民事纠纷处理，该办事机构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所以本案中该代表处与张某之间不是劳动关系，而是雇佣关系。张某以劳动争议为由申请仲裁、起诉的，可以该代表处不是适格的用人单位、该争议不是劳动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受案范围为由，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诉、起诉。另外在本案中，仲裁委以决定书驳回张某申诉请求显然是不合适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张某和该代表处之间形成劳动关系。理由是：
第一，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的规定，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经过我国相关机构办理登记后，其显然符合我国民法规定的其他组织的条件。劳动合同法对用人单位资格强调两点，一是地域范围，即中国境内；二是组织型态，而不是该组织体的国籍。
第二，该代表处没有通过相应的外服机构招用劳动者，是该代表处违反我国相应的行政管理法规，而该代表处的违法行为对张某在其指挥管理下从事隶属性的劳动实质不产生任何影响；相反，对该代表处违反相应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仲裁机构和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的，还应向有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函，对该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
第三，对非法用工单位的非法用工行为，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我国《工伤保险条例》、《劳动合同法》都明确“适用本法，按劳动争议处理”。这样的法律规定表明，用工单位违反相关行政管理法规的，对劳动者与该单位之间劳动关系的认定是不产生影响的。
第四，如果因为用工主体的违法行为而否认劳动关系本身，实际上将产生鼓励单位通过行为违法达到合法规避劳动法上义务的效果，因为雇佣关系中的雇员是不能享受劳动法上劳动者享有的劳动权益的。因此，本案中代表处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直接招用中国员工的行为，不影响对张某和该代表处劳动关系的认定。
理论探讨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
第一，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是两类法律关系，二者除主体不同之外，在事实上往往都是相同的——都是从属性的劳动，都是有报酬的劳动，都受招用方的管理等。但在法律上二者有重大不同，前者由民事法律调整，遵循意思自治的平等理念；后者由劳动法律调整，遵循保护弱势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社会法理念。具体而言，其巨大差别是：劳动关系受国家干预较多，通过立法对工资、工作时间、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等作出强制性规定，以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而雇佣关系受国家干预较少，除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外，雇员权利主要来源于双方的约定，劳动法上保护劳动者的强制性规定在此“无用武之地”。
第二，雇佣关系与劳动关系都是从属性的劳动，本案之所以发生定性争议，主要原因在于主体的重合，即该从属性劳动发生在自然人与组织体之间。张某是合格的劳动者，该代表处作为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经过我国相关机构登记，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规定的其他组织的条件，具备其他组织的主体资格。这种组织型态既可以充当雇主，也可以成为用人单位。
第三，第一种观点认为张某与该代表处之间是雇佣关系的三个理由均值得探讨：第一个理由，该代表处不是中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的类型，是不适格的用人单位。此种认识笔者认为不妥。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并不是具有中国国籍的组织。之所以立法采用“等组织”的表达方式，是因为通过列举的方式不能穷尽现实生活中组织体的各种形态，重点表达的是用人主体应当是非自然人，而非自然人的主体包括法人和非法人，即其他组织。该代表处作为我国境内合法登记成立、有一定组织机构和财产的其他组织，基于营业的需要使用中国劳动者，当然是用人单位。同时参照《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的规定，也应赋予该合法登记的代表机构用人单位的资格。第二个理由认为该代表处违反相关行政管理法规，聘用工作人员没有委托当地外事服务单位，本案中该代表处却是直接用工。这个理由更是站不住脚。该代表处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不影响其用工的事实，案件中该代表处实际上与劳动者签订的也是《劳动合同》，对其用工性质毫不含糊，也是劳动关系认定的一个重要证据；如果因为代表处的违法行为而否认劳动关系，岂不是违法有利？因为违法，却达到合法规避劳动法的目的！第三个理由更是给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披上规避劳动法的合法外衣，因为在雇佣关系中雇员是享受不到劳动法律规定的工资、工时、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倾斜性保护待遇的。
第四，从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63条和《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来看，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均须对其用工承担劳动法上的义务——这样的规定显然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单位违反公法（行政管理法规）的后果（欠缺用人单位的合法资格）不能、也不应转嫁在劳动者身上，其违反公法的行为对其用工的劳动关系的认定不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非法用工主体不仅应承担劳动法上的义务，还应承担行政法上的责任，现在对其行政违法行为不仅没有追究相应行政责任，反而因其行政违法行为而达到否认劳动关系连带效应，这样不仅有违法理，而且不利于弱势劳动者权益的维护，并会起到进一步纵容违法者的效果。我国宪法第十八条规定第2款明确规定“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反观上海高院和广东高院的上述规定，不能不说令人感到遗憾。
第五，对外国企业常驻机构的用工管理，国务院《关于管理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暂行规定》毕竟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产物，从当前地方性规定来看，实际上是有突破的。例如 1995年青岛市政府出台的《青岛市外国企业驻青代表机构管理暂行规定》中就认可通过当地外服机构中介的用工方式。本案外服机构代理缴纳社会保险的行为也表明外服机构业务范围的多样性，同时也解决了因外国企业常驻机构不具有中国国籍而在社会保险费用直接缴纳上存在的制度障碍。另外，我国《劳动合同法》中对劳动派遣机构不得向劳动者收费、最短应签订2年期劳动合同、期内无派遣也应向劳动者支付工资、造成劳动者损害的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等规定也将抑制外服机构直接充当用人单位的积极性。
第六，退一步讲，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不是其他组织，不具有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其法律人格是外国企业，笔者认为我国《劳动合同法》也可以适用。我国劳动法专家也认为，劳动法规定的用人单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并非等同于具有中国国籍的用人单位。如果将这种地域效力的规定误解为用人单位国籍的规定，将外国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在华常驻代表机构与雇用的中国公民之间的纠纷排斥在劳动争议范围之外，将不利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只不过在这种劳动关系中，因为用人单位是外国企业，所以该案准确的定性应当是域内涉外劳动关系。对这种域内涉外劳动关系，原劳动部关于涉外劳动争议管辖权问题的复函（劳部发[1994]42号）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据此，我国公民与国（境）外企业签订的劳动（工作）合同，如果劳动（工作）合同的履行地在我国领域内，因履行劳动（工作）合同发生劳动争议，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条第四款规定精神，由劳动（工作）合同履行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明确规定“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应适用的法律，是指有关国家或地区的实体法，不包括冲突法和程序法”。所以本案应作为劳动争议案件，适用中国劳动法审理。只不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案应由劳动（工作）合同履行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七，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实施后，9月6日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颁布了《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该《暂行办法》于10月15日正式实施。该《暂行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与境外雇主订立雇用合同后，被派遣到在中国境内注册或者登记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以下称境内工作单位）工作的外国人，应当依法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由境内工作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也就是说，承认在中国境内注册或者登记的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作为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
在华直接投资 篇3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简称F D I)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2008年底, 中国合同利用FDI项目累计超过65.9万个, 实际利用FDI金额累计超过8526亿美元。2008年中国实际吸收FDI居全球第三位, 发展中国家首位。然而, FDI在中国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 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阶梯状分布态势。同时, 地区内部的FDI流向也表现出较强的集中趋势, 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近年来, 在这三大区域内的广东、江苏、上海、山东、福建五个省市累积引进的FDI占全国总额的60%以上。FDI通过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促进就业、扩大贸易等多种途径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F D I在东部地区的集中, 促进沿海地区的先行崛起和国民经济总体的快速增长的同时, 显著地拉大地区间经济差距。因此, F D I区位分布及其变化趋势, 对制定合理有效的引资政策, 协调地区经济发展, 保障国家经济整体运行和社会稳定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引发了大量研究成果。学者们的研究发现, F D I的区位决定与地区市场规模、工资水平、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制度环境以及集聚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密切相关 (G O N G, 1 9 9 5;贺灿飞等, 2001;沈坤荣等, 2002;鲁明泓等, 2002;金相郁等, 2006) 。由于外商投资战略以及中国利用外资政策和投资环境的变化, FDI在华投资区位的选择也在不断的调整变化中。本文基于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 建立FDI区位选择分析模型, 利用2008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揭示FDI的区位模式, 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展开详细讨论, 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二、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1、模型设定
FDI区位选择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根据FDI区位决定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 本文设定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上式中的被解释变量fdi为各地区实际利用FDI金额 (万美元) 。βi (i=1, 2, …5) 为估计系数, con和ε分别代表常数项和随机误差项。各解释变量简要说明如下:
1) 市场规模 (p g d) 。市场规模对F D I区位选择的重要性一直受到强调。旺盛的市场需求是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的保障, 接近大规模的市场还意味着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以及相关的市场搜寻成本, 及时了解市场需求的变化, 并获取集聚规模经济效益。我们采用地区人均G D P (万元) 来粗略衡量市场规模的大小, 预期pgd与f d i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2) 劳动成本 (w a g) 。成本最小化是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之一。成本因素包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交易成本以及信息成本等, 其中生产成本中的劳动力成本是区位研究关注的重点。大量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进行投资以节约生产成本。本文采用工人平均工资 (元) 代表劳动力成本, 其估计系数应该为负值。
3) 基础设施 (rai) 。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对于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提高投资回报率具有重要意义, 它在F D I区位决策中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众多研究的支持。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越好, 对FDI的吸引力就越大。本文使用单位面积上的铁路里程数即铁路密度 (公里/平方公里) 来反映当地的基础设施状况, 并期望它与FDI之间有正相关关系。
4) 人力资本 (edu) 。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FDI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的比重持续增长, 人力资本在FDI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具有丰富人力资本积累的地区往往更受外资企业的青睐。本文采用文盲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指代人力资本变量, 可以预期edu的系数为负, 即文盲比重越高的地区吸引的FDI越少。
5) 市场化程度 (sta) 。在转型经济中, 市场化程度对FDI的区位选择有重要的影响。市场经济制度越完善, 资源配置效率越高, 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越低, 跨国公司经营的风险和成本就越小。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国有企业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般认为, 一个地区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 该地区的市场发育越不完善。因此, 我们采用sta, 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 预计它对FDI的流入有负的影响。
2、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选取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2 0 0 8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被解释变量实际利用FDI金额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9》, 各解释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为了将FDI与区位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转化为线性关系, 并减少异常点以及残差的非正态分布和异方差, 我们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值。回归系数代表了有关区位因素对FDI影响的弹性。
三、回归结果与分析
利用经典的OLS方法对前面的模型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1所示:
OLS模型的拟合系数为0.7922, 调整后的拟合系数为0.7506, 意味着模型解释了75%以上FDI地区分布差异。模型的F统计量为19.0587, D.W.统计量为2.1 5 0 5, 说明模型总体统计性质良好, 不存在异方差问题。各个解释变量除e d u的估计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外, 其他变量的系数都通过了10%水平的统计显著性检验, 对FDI的区位分布具有显著的影响。各因素对FDI区位选择的重要性依次为wag (-2.4761) 、pgd (1.7544) 、sta (-1.2071) 和rai (0.4692) 。这个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和市场规模仍然是目前决定FDI区位选择最重要的因素, FDI进入中国主要的动机是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占领日渐庞大的国内市场, 具有较低工资水平和较高人均GDP的地区受到FDI青睐。平均而言, 工资水平每上升1%, FDI的流入减少2.48%;人均G D P每提高1%, F D I的流入增加1.7 5%。市场化程度和基础设施状况对FDI区位决策也有重要的影响。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越高意味着市场发育越不完善, 外资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市场风险越大, 对FDI流入越是不利。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有利于外商以较低的成本运输原材料和产品, 从而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和开拓国内外市场, 对吸引FDI有显著的正面影响。edu的估计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 造成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有两个:一是文盲比重没有能够很好地衡量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二是目前人力资本还不是影响FDI分布的主要因素, FDI区位决策更多的是考虑劳动力成本而非劳动力素质。这与中国吸引的FDI的产业分布特点有直接的关系。当前FDI的投向呈现出第二产业占主体, 第三产业居其次, 第一产业最少的格局。在第二产业中, FDI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产业偏低, 大都集中于一般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 劳动力的素质并不是关键的因素, 外商在进行投资考察的过程中, 不会将其作为重点指标。然而edu估计系数为正, 也暗示了FDI具有投资于人力资本充裕地区的倾向。随着FDI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的比重持续增长, 人力资本在FDI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将会逐步体现出来。近年来FDI从珠三角地区“北移”至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已部分印证了这一趋势。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已有F D I区位研究的基础上, 构造了回归模型, 并利用最新的中国省际数据实证检验了FDI在中国各区域分布的决定因素, 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和启示。
回归结果显示, 劳动力成本和市场规模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最为重视的因素。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FDI在华区域分布也有重要影响。人力资本在FDI区位选择中的作用目前还不甚明显。整体而言, 具有低廉的工资、较高的人均GDP、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充沛的高素质人才的区域, 更为FDI所偏好。
为了优化FDI在华布局, 改善FDI区域分布不平衡的状况, 不能一味地寄希望于政策倾斜, 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调整引资战略, 多方面切实地改善软硬投资环境, 扩大引资规模, 提升引资质量。具体而言, 在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 控制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同时, 要注重通过发展教育与人才培养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提高劳动力质量, 以引进更多的高质量外资, 而不是环境破坏性外资。伴随着F D I主体结构和战略的转变, 市场规模在FDI的区位选择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进一步深化改革和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 是吸引F D I的关键。在短期无法大幅提高人均G D P的前提下, 各地区可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降低运输成本, 消除市场分割, 增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并缩小与国际市场距离的方法提高对FDI的吸引力。通过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 进一步培育和完善市场机制, 也是吸引更多高质量FDI的流入的重要途径。
摘要：我国吸收的FDI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布不平衡问题。本文利用我国2009年31个省级单位的数据和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FDI区位分布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 劳动力成本和市场规模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最为重视的因素。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对FDI在华区域分布也有重要影响。人力资本在FDI区位选择中的作用目前还不甚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引进FDI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区位因素,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贺灿飞, 魏后凯.信息成本、集聚经济与中国外商投资区位[J].中国工业经济2001. (9) .
[2]、金相郁, 朴英姬.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分析:城市数据[J].南开经济研究2006. (2) .
[3]、李小建.香港对大陆投资的区位变化与公司空间行为[J].地理学报1996. (3) .
[4]、鲁明泓, 潘镇.中国各地区投资环境评估与比较:1990-2000[J].管理世界2002. (11) .
[5]、沈坤荣, 田源.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管理世界2002. (11) .
[6]、魏后凯, 贺灿飞, 王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动机与区位因素分析——对秦皇岛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1. (2) .
[7]、ONG, H.Spatial Pattern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s Cities, 1980-1989[J].Urban Geography.1995.
[8]、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透视外资在华投资新趋势 篇4
受制于全球经济低迷、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直接投资正遭遇逆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近日发布报告，预计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较2015年下滑10%至15%。
面对不利的外部环境，中国吸引外资却保持平稳增长。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前10个月，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66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2%。
在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中国引资结构不断优化，含金量显著提升。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外资正加速向产业链高端转移，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继续成为吸引外资的主力，不少新设立的大型企业也多集中在新兴产业及高科技行业。
美国一直是对华投资的重要来源国之一。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美国荣鼎咨询公司近日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华企业已准备好继续增资，从而更深入地参与中国医疗保健、研发和现代服务等高增长领域的发展。
据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人士介绍，德国企业正在中国设立越来越多的研发中心，针对中国客户需求，更多地在中国投资研发新产品和服务。此外，德企不断投资更新其在华工厂，满足当地政府不断提高的对环保和食品安全的要求。
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名誉教授、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理事马成三表示，长期以来，日本对华投资以制造业为主，2005年制造业投资比重达78%，非制造业只占22%。但近年，日企投资非制造业的比重逐步提高，2015年已升至40%。
中国吸引外资还呈现出投资领域、地域不断拓宽的新特征。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蔡方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瑞士对华投资领域不断拓宽，涉及医药化工、机电、钟表、精密器械、食品、金融等瑞士优势行业。2015年以来，诺华、罗氏、瑞银、ABB、迅达等知名企业均在华设立了新的生产基地或分支机构。
与此同时，外资投资的地域分布也从过去的以沿海为主逐步向内陆延伸。蔡方财说，瑞士企业增加了对内陆地区的关注，雀巢、先正达等均表示将积极参与中国中西部地区发展。据悉，出于价格以及更加接近客户的考虑，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决定走向中国西部。
中国吸引外资呈现出的量质齐升的新态势，缘于中国引资综合竞争力的提升。首先，中国经济增长平稳，产业结构优化，消费持续升级，让外资有充分理由看好中国市场前景。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6.7%，依然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2.8%；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1.0%。
中国交出的这份成绩单无疑极大提振了各国投资者的信心。联合国贸发会议调查显示，2016年和2017年中国继续位列最具前景的投资目的国首位。中国美国商会、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表明，大多数受访企业对中国市场继续保持乐观态度。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肖恩·迈纳认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将继续推动旅游、娱乐、医疗和零售行业等服务业稳步增长，为这些领域的外国投资创造新机遇。
此外，中国开放力度加大、投资环境改善也是外资选择中国的重要原因。蔡方财说，中国政府进一步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简化审批程序，完善经营环境，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更多便利。
对于中国进一步对外资开放的自信，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育川认为，中国已培养出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同时中国企业可以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形势，并不惧怕与外资企业同台竞争。
在华直接投资 篇5
孙文博 (2003) 对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服务业利用FDI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服务业利用FDI的规模和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潜力表现为正相关, 和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存量表现为负相关, 由于我国服务行业普遍存在的垄断, 使得服务业利用FDI的规模和市场化程度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关联性。
Culem (1988) 对美国银行业FDI的研究发现, 东道国的市场尺寸、市场增长率、单位劳动成本、贸易量和经济规模是影响其FDI进入的主要因素。
Fariborz Moshirian (1999) 分析美国、英国、德国的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发现双边贸易、银行外国资产、资产费用、相对经济增长、汇率和FDI在非金融产业的多少是其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考虑的因素。
王燕辉等 (2004) 对美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表明, 非金融领域直接投资、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双边贸易量、东道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是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
Ivar Kolstad, Espen Villanger (2004) 选取1989-2000年全球57个国家的服务业FDI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人均GDP、制造业的FDI、民主和制度的质量对服务业FDI有重要影响, 经济增长、贸易、政治冒险和稳定对服务业利用FDI没有重要影响。
总体来说, 上述各学者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从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劳动成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市场开放程度、投资风险等几个方面来研究FDI的影响因素。对于服务业FDI影响因素的研究, 国外大多是对某个行业进行研究, 研究具有片面性, 而国内对服务业FDI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只对服务业进行了总体研究, 没有分析各个行业的特殊性, 且所选因子不全面。
二、影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在华区位选择的因素
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 外商对我国服务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 其次是批发、零售和餐饮业、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和仓储业, 对其它行业的投资较少。入世后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逐步扩大,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明显增加, 因服务业内部细分行业的数据不可得, 故本文选取按照国家标准分类的服务业内部大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值作为研究样本, 研究对象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对于样本因子的确定, 根据服务业自身的特点, 结合理论分析和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特殊性, 在参考国内外研究经验的基础上, 本文确定可能影响我国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因子如下:
1、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服务业的重要因素, 本文以各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市场规模的指标。市场规模是经济活动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市场规模越大, 经济活动能力越强, 为产业和企业提供的投资机会就越多, 投资容量就会越大, 因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也越大。本研究预期地区生产总值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额正相关,
2、人力资本存量:
人力资本存量对服务业的行业构成有着显著影响, 因而本文将其作为一个样本因子进行考察, 本文选取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人数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代表性指标。
3、服务业劳动力成本。
服务业的劳动力成本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服务业的成本, 本文用服务业人均工资来代表这一样本因子。
4、市场化程度。
一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 必然会增强本国的经济活力, 对吸引外资有着明显的影响。因此, 本文将地区经济90年代以来市场化程度的变化情况作为一个样本因子。
5、服务贸易开放度。
一国获得国外的服务产品, 除了通过吸引外资在本国以商业存在的方式提供外, 还可以通过进出口渠道直接获得, 因此服务贸易的开放度也可能对本国服务业吸引外资产生影响。
6、基础设施情况。
一个地区基础设施的好坏, 直接影响到该地区引资能力的大小, 这已为国内外不少研究所证实, 因此本文也将其作为一个样本因子考察。本文用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的增加值来代表这一指标。
7、投资产业带动:
因为第三产业为第二产业配套服务, 与第二产业紧密相关, 第二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会影响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故本文选取第二产业外商直接投资为备选因子, 预期与外商直接投资正相关。
8、服务业累积的外商直接投资:
国外学者对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表明, 累积的外商直接投资会影响新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作者认为对服务业同样适用, 故选此作为备选因子, 预期其与外商直接投资负相关。
9、经济增长潜力。
GDP的增长率代表一地区市场的潜在规模, 它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进人程度也必然有着重要影响, 因此本文将它也作为一个样本因子。考虑到G D P的增长率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所以本文将其作为滞后一年的因子考虑。
三、结论
通过回归模型得知, 一地区的G D P越高, 服务业工资越低, 服务贸易开放度越高, 服务业累积的外商直接投资越多, 越有利于该地区吸引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摘要：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 并结合研究成果, 提出了实证研究的九个关键影响因素, 通过实证研究表明, 一地区的GDP越高, 服务贸易开放度越高, 越有利于该地区吸引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关键词：服务业,FDI,区位,实证
参考文献
[1]、孙文博.90年代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投资环境因子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 2003 (10)
在华直接投资 篇6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撤资,动因
改革开放30年来, 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拉动和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 由于近年来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减少、转移、撤离甚至关闭的趋势。外商直接投资的撤资可能对我国经济、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 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在华撤资动因的基础上, 分析如何制定相应的对策以减小和避免外资撤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1 外商直接投资在华撤资的动因
1.1 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
金融危机爆发后, 发达国家正经历着“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其用于扩大国内和国际生产能力的投入呈减少趋势。由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是双重的, 首先它直接影响了各国的投资能力, 其次是各国的投资意向深受消沉的经济和市场前景以及不断攀升的风险意识的影响。金融因素从内外两个方面广泛影响了各行业的投资能力, 内部的因素使企业的利润下降迫使跨国公司缩减其对海外项目的投资甚至包括其国内项目的投资。
1.2 投资方母国经济的影响
母国经济不景气也是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的主要因素之一, 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 75%以上的在华外商直接投资来自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 从而发生了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在华投资的大量撤离现象。迫于当时国内或地区内的经济压力,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对我国的投资增速放缓, 有些企业因为面临财务困难, 濒临破产, 为了缓解困境, 而被迫出售海外资产。其次, 如今由美国次贷危机继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却使得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招架不住, 并因其母国经济的衰退而纷纷削减对外投资预算。为了改善资产负债表和阻止利润的进一步下滑, 这些跨国公司采取了以下步骤大量削减开支和减少债务以缓解母公司的压力。
1.3 我国外资优惠政策的变化
外资优惠政策是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我国经济建设的资金长期严重不足, 通过制定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成为我国坚持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鼓励了大量跨国公司来华投资, 使我国成为目前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以税收优惠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贯彻“税赋从轻、优惠从宽、手续从简"的涉外税收原则, 外商投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 税收优惠远远多于内资企业, 并且我国政府还对外商投资企业先后制定了30多项税收减免的规定。这些税收优惠, 使得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获得比内资企业更高的投资收益率, 增强了对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吸引力, 尤其是少部分中小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利用优惠政策。但是,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的逐步确立, 法律、法规制度的逐步健全, 交通、运输、银行、通讯、保险等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 我国的投资环境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税收优惠不再是我国吸引外资的最主要措施, 所以我国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也发生了变化。这些优惠政策的变化对那些缺乏核心技术优势、对优惠政策较为依赖的加工贸易型中小企业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尤其对那些利用优惠政策为目标的企业影响更甚。另外, 那些为了获得税收优惠, 将投资资金通过香港或英属维京群岛等避税天堂流出再流回中国的虚假的外商投资也会受到严重影响。总之, 我国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变化会使部分依靠优惠政策获利的外商投资企业从我国撤出。
1.4 我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发生转移
改革开放30年来, 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在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虽然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 劳动力工资也明显提高, 但我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于发达国家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比较低, 可是与我国周边一些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相比, 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并不明显或不具备优势, 如越南、菲律宾和印度等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低于我国。因此, 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也开始重新考虑其工厂的布局, 转移到工资和土地成本相对较低的我国内陆或其他国家。
1.5 多数产品市场供过于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我国国内市场商品供应量持续扩大, 品种显著增多, 质量不断提高, 供应系统也不断完善便利。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我国市场的供求格局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经济短缺的束缚被彻底打破, 买方市场特征明显。尽管近几年我国政府不断致力于拉动内需, 但产品供过于求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改善。并且由于一些行业的投资增长过快, 产能迅速增加, 在短时间内社会供给能力严重超过需求增长, 从而形成产能的大量过剩, 最终导致这些产品供过于求。市场的供过于求导致一些原来单纯以市场为导向而没有规模优势、技术优势或管理优势的外资企业很难在华取得成功。而那些拥有资金、技术和品牌优势的跨国公司由于其定位于生产销售高端产品, 而市场对高端产品的较小的需求量也使其在华投资的盈利无法抵偿其高额的投资成本, 最后不得不撤出中国市场。
1.6 我国本土企业“挤出”跨国公司
和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相比, 我国大部分本土企业处于劣势的竞争地位, 那些实力弱小的民族企业或被兼并或被淘汰。然而, 包括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内的相当一批中国企业, 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成长起来了, 并且培养了本土企业自有的竞争优势。如格兰仕、青啤、海尔、康佳、海信、伊利、蒙牛等企业。我国本土企业的成长壮大, 不仅保持或抢占了部分市场份额, 甚至迫使一些跨国公司退出中国市场, 其中以啤酒业、家电业、移动电话和乳品等行业的一些企业最为突出。
2 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在华撤资的对策选择
2.1 积极预防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撤资
如果说经济危机中能否继续吸引外资尤其是有利于国内长期发展规划和提高竞争力的外资是一个挑战, 那么保留和维护现有的外资对我国目前来说更显重要。因为跨国公司自身的财务危机可能会迫使其做出关闭子公司或转移子公司的决定。政府应根据目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 制定新的投资促进战略作为投资促进工作的指南, 规范投资促进运作机制, 提高投资促进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加强与国外投资促进机构的联络、信息交流与合作。新的投资促进战略应依据各区域的实际发展水平和情况进行分类指导, 例如东部地区, 由于利用外资的规模已经较大, 可以率先实现由量到质的转变, 引导外资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先进型转化, 推进外商投资结构的升级与调整, 提高在华外资的国际竞争力以及抵御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能力, 以减少外资撤资的可能性。
2.2 提高招商引资的质量
外商直接投资的撤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身的因素引起的。目前跨国公司在华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而非服务业,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产业结构的调整, 制造业成本的上升以及一些外资优惠政策的减少, 一些跨国公司由于无法适应我国的转型而出现转移甚至从我国撤资。为了避免新引进的外资企业出现撤资现象, 我们应该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 鼓励战略性投资的引进, 从以数量为主转变为以质量为主, 在引进外资时控制外资进入那些利润风险大、投资快、撤资也快的易波动产业, 同时, 有选择地引进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和带动性强、有利于我国产业升级的外资, 双管齐下, 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防范撤资行为。
2.3 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投资软环境
(1) 营造稳定透明的投资政策环境。政策的稳定透明性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长期性有很大影响, 政策的不稳定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收益并且可能引发其撤资。所以我国政府必须制定稳定透明的投资政策, 解决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弹性较大、透明度不高等问题, 为跨国公司营造稳定良好的投资环境, 提高它们来华投资的信心。另外政府还应加强相关信息的有效传播, 减少跨国公司获得信息的成本, 使其能够充分了解我国的市场、产业和政策环境等信息, 从而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起撤资。
(2) 营造完善的法律环境。跨国公司的投资能否得到法律的保护, 直接关系到它的生存和发展, 因此, 我国政府应继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使其尽快与国际接轨, 为跨国公司在华的发展营造一个统一稳定的法律环境。一方面, 政府应减少地方保护主义, 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体系, 提高市场效率, 保证跨国公司能够参与公平竞争, 保护它们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 要加快完善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和清算的法律法规, 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非正常撤资行为的打击力度, 这样不仅可以防止经济危机期间出现像韩国企业“携款裸逃”的事件, 而且还可以提高非法撤资的壁垒, 减少企业的撤出。
2.4 促进沿海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向我国中西部转移
虽然多年来我国一直鼓励外商到中西部去投资, 并采取了一系列区域优惠政策, 可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有其自身的规律, 需要我们认真去探索和分析, 从而调整相关的政策和措施。面对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调整步伐加快的现实, 一方面支持沿海发达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向沿海相对落后区域转移, 另一方面降低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向中西部内地转移的障碍, 培育新的区位优势, 促进沿海外商直接投资向中西部转移, 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向周边国家转移的趋势, 对于继续保持我国制造业中心的地位, 实现国内产业梯度转移升级, 无疑是较理想的选择。
促进沿海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向内地转移, 离不开各项政策的支持, 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中部地区首先承接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转移。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转移方向和区域的成本差异直接相关。就国内的中部和西部相比, 物流运输成本是外商直接投资转移所关注的重要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向西部转移, 需要承担更高的物流费用, 而且西部的产业配套能力和企业配套能力、市场环境和体制环境等均处于下风, 在区域竞争中, 西部综合成本不具备优势, 外商直接投资跨越中部地区直接向西部转移是不现实的。如果我国区域政策不明确, 容易造成中、西部地区相互竞争的局面, 导致外资转移分散, 难以形成集聚效应, 从而降低外商直接投资的内移效益, 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外资选择亚洲其他周边国家或地区。为此, 我国要制定相应的支持政策, 明确由中部地区承接外商直接投资内移, 为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提供指导方向。
(2) 强化中心区域产业配套能力。目前, 我国中心区域的产业配套能力也明显不足, 制约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内移。而印度、越南等周边国家实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制造业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其产业链还很不完善, 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的配套能力很薄弱, 这给中部地区吸收沿海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机会。拥有相对完善的产业链, 是吸引沿海外商直接投资向该地区转移的因素之一。只有主导产业出现集群现象的时候, 配套产业才有规模效应, 才有动力向主导产业聚集区靠拢,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参考文献
[1]吕波, 王水娟.跨国公司撤资对东道国产业发展的影响[J].商业时代, 2008 (16) .
[2]桑百川, 王拾.外商撤资的原因与演变趋势[J].国际经济合作, 2007 (11) .
在华直接投资 篇7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政府对制造型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给予了不同程度的优惠, 而对传媒型跨国集团进入中国市场则采取严格限制性准入政策。所以美国制造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时是根据自己的全球经营战略主动控制其进程的;而美国跨国传媒集团进入中国市场时, 则是根据中国政府对外资传媒政策开放的程度被动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制造型跨国公司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小规模试探性合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再到90年代对华投资规模急剧扩大, 可以将美国制造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分为机会性试验者、战略投资者和市场主导者三个阶段。
制造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初始阶段, 一方面由于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缺乏了解, 在经营上还处于小规模试探阶段, 对华投资战略还没有上升到从全球战略层次上考虑, 采取合资方式可以更快地进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 由于中国政府出于防止市场垄断和更多更好地吸收跨国公司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需要, 往往要求跨国公司采取合资方式, 且中方控股比重较大。但是, 进入21世纪, 随着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大, 其投资战略也不断调整和升级, 跨国公司开始倾向于采取独资方式或购并我国企业的方式大面积地快速渗透中国市场。目前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沿海城市, 浦东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重心所在和全息缩影, 近年来前往浦东投资的不仅有世界著名的“大而强”的跨国公司, 如通用电器、惠普、IBM、AT&T等;还涌现了一批新兴的以高新科技开发转化为特征的“小而强”的独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在上海浦东乃至我国各地的投资绝不是零乱和随机的, 而是一种系统的战略性投资, 许多领域已成为市场主导者, 目前这一趋势已十分明显。
美国跨国传媒集团进入中国市场时, 是根据中国政府对外资传媒政策开放的程度而选择进入方式的。
中国入世前, 新闻出版署分别发布《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关于禁止在我境内与外资合办报纸期刊出版社的通知》等, 把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列为禁止设立外资企业的行业。中国入世后, 2002年又公布了《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并对已经违规介入传媒企业的电视台及频道的外资资本, 进行了“收、转、退”等方式的处理。
2004年11月, 国家广电总局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中外合资、合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明确外资可以与国内广播电视单位组建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公司。其中外资可占49%, 中方必须绝对控股, 法人由中方担任。2004年年底国家又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首次将影视节目制作列为对外开放领域。据此, 2004年10月, 中影集团与华纳影视公司、横店集团合资成立中国首家中外合资影业公司——华纳横店影视公司, 这也是中国首家中外合资电影娱乐公司。美国全球最大的传媒娱乐集团维亚康姆也在2004年与上海文广传媒集团签署协议, 合资组建了一家电视节目制作公司。
但2005年4月及7月, 中宣部等六部门又联合发出《关于加强文化产品进口管理的办法》、《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文件第一段中开宗明义提出,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制定文件的目的, 文件将此前在国内已被允许开放的影视制作行业重新划入禁区, 从更高层面对中国文化领域的市场准入进行了统一界定。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此举主要是为了防止外资传媒公司进入中国速度“过快”。而这种欲放又止的举措也表明中国对外资传媒开放仍然在小心探步阶段。
针对中国政府上述传媒对外开放政策, 美国跨国传媒集团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方式有: (1) 选择意识形态关联度较低的产品。如20世纪80年代初, 迪斯尼以“米老鼠”、“唐老鸭”等意识形态关联度低的, 受中国儿童喜爱的动画产品最先打入中国市场, 使迪斯尼的名声在中国家喻户晓。 (2) 低价销售。美国跨国传媒集团乘中国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电视剧制造水平不高和市场发育不良之机, 以低廉的价格在中国的电视节目网络展开迅猛的攻势。如电视频道MTV、娱乐与体育节目网、Discovery (探索频道) 等通过赠送、低价销售、甚至付出播出费的方式进入内地有线电视系统。 (3) 通过上海、香港等地的影视节目交易会推销自己的传媒产品。 (4) 直接进入。以卫星电视为例, 2001年中国政府在广东开辟了“传媒特区”。经过中国政府特批的美国星空卫视、维亚康姆的MTV、时代华纳的华娱电视频道等以香港为基地向广东落地。上述卫星电视频道内容都是以非新闻的娱乐节目为主, 他们根据各自的特点结合中国国情培养大批有较高稳定性与品牌忠诚度的目标观众群。另据中国广电总局官方网站的消息, 根据《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审批管理暂行办法》, 经批准的可供国内三星级以上涉外宾馆等接收境外卫星电视频道的有三十余家。这其中美国跨国传媒集团频道占50%。中国政府设立“传媒特区”主要目的是通过这个窗口, 学习境外传媒运作方式, 同时也可降低国外文化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冲击影响, 让中国传媒企业有个适应期。
二、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政治作用
美在华投资的制造型跨国公司为了获取最大利润, 减少在华投资政治风险, 在打破美国经济制裁;减少双方贸易摩擦;深化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等方面尽最大可能地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冷战结束以后, 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趋势的不断恶化, 引起了美国制造商们的担忧, 不时有组织对美政府施压, 要求对中国进行各种贸易制裁, 成为阻碍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正是由于美国的进口商以及在华跨国公司的反对, 才使历次贸易争端取得妥善解决。在中国入世进程中, 美国制造型跨国公司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入世前, 每年美国政府、国会或反华势力把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挂钩作为政治筹码时, 在华投资的波音、杜邦等美国大型制造型跨国公司积极进行院外活动, 批评政府的上述对华政策, 要求政府、国会把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脱钩, 在他们的影响下, 美国顺利通过给予中国最惠国的待遇。众所周知, 美国国内反对中国入世的力量并不少, 尤其是国内竞争力较弱的部门反应更为强烈。为推动议员支持中国入世, 波音、杜邦等在其代表的重要协会组织对政府展开积极的游说活动, 引导政府在中国入世问题上朝着积极的方向努力。
美国跨国传媒集团进入中国市场时不只是制造与出售产品, 传媒业所衍生的意识形态将会在政治、文化上产生难以计数的影响。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 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和评论家毫不掩饰地声称这是西方长期利用媒体对这些国家进行宣传的结果。目前在中国内地上空有六十多颗电视卫星, 数千套境外电视节目, 其中大多数是美国对中国内地居民进行和平演变的卫星频道。鉴于此, 中国虽然改革开放多年, 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传媒领域对外资进入一直持谨慎态度。我国入世谈判时在传媒领域没有更多的开放承诺。
三、新形势下中国的应对策略
新时期, 面对美国跨国公司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围追堵截”, 任何闭关自守, 拿来主义都是不可取的。正确认识与把握美国两类跨国公司对我国进行战略性投资的特点及利弊, 积极研究并制定出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惯例的政策措施, 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突围复兴之路。
由于美国制造型跨国公司能根据自己的全球经营战略主动控制在中国的直接投资, 因而控制了一些产品市场。对此, 中国制造业公司应在品牌上, 在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上与美国的制造型跨国公司展开竞争。在我国引进美国领先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的同时, 尽快消化吸收并加以创新, 着力开发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并加以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 这是中国制造业公司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 是他们与美国同行在中国市场乃至世界市场上竞争的有力手段。在产品同质化的今天, 品牌竞争力包含了企业在资源、能力、技术、管理、营销、人力资源等方面的综合优势, 这都是中国制造业公司需要着力提高与发展的。
就中国传媒市场而言, 2006年11月, 中国全方位进入“世贸组织”, 外资进入中国传媒市场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由于在技术、资金、实力等诸多方面, 我国传媒业与美国跨国传媒集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我国传媒业要想全部开放、完全融入传媒全球化进程, 显然是不现实的, 但回避、拒绝和反对, 不是改革开放多年的中国应有的态度, 主动地参与、融入甚至“以攻为守”, 才是明智之举。从目前情况来看, 中国传媒业在市场准入、股权控制方面政策比较明确, 但在遏制垄断、鼓励竞争方面尚缺乏有效的应对之策, 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解决。在国家对传媒外资进入实行规制的同时, 我们国内的传媒业要加快新闻传媒改革, 做强做大新闻传媒业, 壮大实力, 增强活力, 提高竞争力, 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关心民众, 构建和谐社会。
摘要：伴随着后WTO时代的到来, 大规模外资正在加速进入中国市场, 正确认识与把握跨国公司对我国进行战略性投资的特点及利弊, 以达到充分利用、趋利避害的目标, 是新世纪积极利用跨国公司投资的前提。本文主要就美国制造型跨国公司和传媒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特点, 以及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的影响及作用, 进行了对比分析, 并提出了新形势下中国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直接投资,制造型跨国公司,传媒型跨国公司
参考文献
[1]薛求知.跨国公司与中国市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290-293.
[2]苗迎春.深度分析: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政治功能[N].中国经济时报.2003-10-27 (第三版) .
在华德企加快投资步伐 篇8
中国德国商会是德国在华企业代表机构。在北京, 上海, 广州设立了主要办公室, 并在中国大陆拥有2, 000多家会员企业。
德著名家族企业与我国电集团合作
来自德国商会的消息称,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下属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德国布尔曼集团日前在上海明天广场JW万豪酒店正式签署了框架协议, 为双方在国电集团的电力生产、维修、新建项目及煤化工领域展开长期合作奠定基础。
据悉, 布尔曼集团于今年1月在北京与国电集团进行了接洽。中国国电集团是中国五大电力生产商之一, 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经营管理的央企, 主要从事中国的电厂和电力供应的开发, 投资, 建设, 经营和管理, 集团拥有200家电力企业, 覆盖全国31个省, 共有11万名员工。布尔曼集团于1945年由卡尔·奥古斯特和马蒂尔德·布尔曼创立, 属于德国家族型企业, 现在由他们的儿子本恩哈德和卡尔·布尔曼执掌, 目前已成为欧洲最大的钢管、配件和轮缘的独立股东。他们在全球为各个行业的公司, 如能源供应, 化学品, 石油化工, 造船和机械工程等提供供应。布尔曼集团有21家分公司, 共有600多名员工, 在14个国家拥有9个室内仓库。其上海分公司—布尔曼 (中国) 有限公司在奉贤区拥有一个6000平方米的仓库, 可储存约1000吨的钢管和配件, 为本次合作提供供应。
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慕博思在演讲中表示, 肩负确保中国境内电力供应重要任务的国电集团与布尔曼集团双方将会为进一步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设立正确的先决条件。
德企将普遍增加在华投资
此外, 德国商会还于日前在上海发布了2011年度在华会员企业商业信心调查报告, 结果显示:中国市场的潜力仍十分巨大, 德国在华企业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
该调查称, 受访会员企业2011年所获订单数继续保持上升态势。此外, 受访企业普遍计划在华增加投资, 预计到2015年将有一半企业在华增资幅度明显, 并计划成立新的分支机构。
2011年上半年, 德国在华企业运营良好。此次调查中43%的受访企业计划在本年度追加投资。对于77%的受访企业而言, 中国是其在全球最重要的三大投资目的国之一, 而更有四分之一的受访企业则将中国列为对外投资的首选地。
国电集团闫吉庆 (左) 与布尔曼集团克鲁夫
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盈利据调查, 三分之二的受访企业2011年上半年的营业额较去年同比有所提高。近三分之一的受访企业表示其营业额增幅超过四分之一。另有近一半的受访企业认为2011年全年订单量和利润将超过去年。
尽管如此, 中国市场的竞争仍日趋激烈。就目前而言, 虽然德国企业在华最大竞争对手仍是其欧洲同行, 但他们也逐渐感受到来自中国企业的挑战。这导致更多的德国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 设计更贴近本土用户需求的产品和进一步优化成本结构。此外, 半数以上受访企业承认在华经营时无法被官方“一视同仁”、享受国民待遇, 首当其冲的是较之于本土企业更为严厉的监管和审查。
寻找并留住合适的员工仍是会员企业最大的挑战。受访会员企业表示, 招募符合资质的员工仍是其在华发展的最大挑战。90%以上的受访企业承认在招聘员工时遇到困难。相同比例的受访企业认为人力资本成本攀升和人员频繁流动也成为其亟需应对的挑战。
更多的投资计划和更多的分支机构。90%的受访企业认为, 未来几年中其所处的主要市场仍蕴藏较大的发展潜力。因此, 一半以上的企业计划在华开设新的分支机构。其中, 最具吸引力的城市分别为北京、广州、成都和西安。此外, 四分之一的受访企业计划至2015年将在华投资额提高50%。
在华直接投资 篇9
关键词 贸易条件 外资企业 转移定价 FDI
Effects of Foreign-owned Investment in China on Chinese Trade Terms
Guo Lei
Abstract The changes of the terms of trade indicates the change of the gains from trade. the paper bY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es，tries to explain the effects of foreign-owned investment in china on Chinese trade terms，and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analYses the waY how the foreign-owned investment influences Chinese trade terms，and puts forward some policies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trade terms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 Trade terms；Foreign investment companies；Transfer price；FDI
引言
贸易条件与一国的贸易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它通常从一国出口商品价格和进口商品价格相对比较的角度出发，被定义为一国出口与进口的交换比价，即随着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化，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的数量。它是衡量一国获取贸易利益空间大小的重要指标。贸易条件改善表明一国可用同样数量的出口商品换回更多的商品进口。显然，贸易条件越改善本国获得的贸易利益就越多。[1]
一、中国贸易条件的现状及发展问题
(一)中国贸易条件现状
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成为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我国出口商品结构转换升级，工业制成品已经占到出口的绝对比重。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中国在2004年度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这意味着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
但是贸易额的突飞猛进并不代表贸易条件也相应得到改善。商务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根据中国海关公布的进出口价格指数，编制了中国贸易条件指数，报告认为，从1993年至2000年，以1995年为基期的中国整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3%，造成的负面收入效应在2000到2005年相当于当年GDP的1%到1.2%。统计数据还显示从1998到2003年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下降了14%，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下降了2%。由于制成品占出口比重的不断增大，2003年该比重约达到出口总值的92%，因此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下降必将导致我国整体贸易条件随之恶化。虽然1999年后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逐渐开始好转，但由于初级产品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而且贸易条件改善的程度有限，因此未能带来整体贸易条件的好转。由此可见，我国的贸易条件在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得到改善。[2]
(二)外商在华投资与我国贸易条件的关系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及跨国公司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及广阔的市场，纷纷开始或者继续扩大他们在中国的投资。改革开放20 多年来，我国累计吸引外资已高达6000 多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及管理经验，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大量跨国企业的进入也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3]
随着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日益融合，外商在华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FDI 的大量流入一方面能够推动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还改变着我国的资本存量，影响着我国的资源禀赋状况，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资源禀赋的变化将影响一国的贸易模式，进而进一步影响贸易条件。虽然我国的比较优势仍然体现在丰裕的劳动力要素上，但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资本密集型行业较过去也有着较大程度的发展，贸易条件理论上来说相对于以前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来说应该有所改善，但是我国贸易条件却出现了长期恶化的趋势。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外资企业与我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关系。尤其是当前外资企业的进口、出口总额均占据了我国进口、出口总额的50%以上，因此我们检验外资企业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
二、实证分析
(一)样本及变量的设置
本文截取1994-2005年共12年的时间序列进行实证分析，样本容量为12，包括两个变量，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代表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自然对数；X为解释变量，代表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百分比的自然对数；μ代表误差项。具体数据见表1，表2。
(二)模型的确定及参数估计
本文采用如下模型进行拟合，可以利用Excel或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
Yt＝α0＋α1Xt＋μt
以自然对数的形式作为变量的原因在于，本文重点在于研究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具有相关关系，以及当解释变量发生变化时，被解释变量会相应的发生如何的变化。另外，利用软件进行曲线拟合时，对数形式的函数形式也是众多的曲线拟合得比较好的一个函数形式。采用对数形式还有一个很大的功用就是直接可以以弹性的形式反应两者的关系。
我们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回归(其中置信度取95%，α=0.05)后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分析结果：
Y＝8.087－0.981X(R2＝0.813)
(0.577) (0.149)标准误差
(14.001)(-6.586) t stat
其中Significance F值为0.00006＜0.001，表明在显著性水平α为0.05下，该回归方程是极高度显著的，线性拟合图见图1，我们可以看到拟合的状况非常好。
(三)对回归方程的分析
通过此回归方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贸易条件随着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我国进出口总额比重的增大而不断恶化。由于我们选取的原始变量的自然对数形式作为为模型的变量，得到模型的系数，也就相应地是因变量对自变量求偏导数的结果。在经济学意义上就应该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弹性，即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反应程度，也就是当自变量(这里是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总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发生百分之一的变动时，因变量(这里指贸易条件指数)会发生0.981倍的反向变动。因此通过此模型我们可以对贸易条件与外资企业进出口贸易额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并能够根据此模型对今后我国贸易条件走势进行预测。[5]
三、综合分析
(一)外商在华投资对贸易条件的主要影响方式
1.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
所谓转移定价是指跨国公司内部进行商品、劳务或技术交易时所采用的内部价格，它不受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只服从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目标和跨国公司全球利益最大化目标。外资企业的转移定价主要通过企业内贸易来实现，主要表现在跨国企业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跨国贸易行为。现实中，跨国企业进行企业内贸易主要是为了利用转移价格获得高额利润。在我国跨国公司往往通过高价进口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而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策略，通过转移价格从而达到调节利润、逃避税收、享受优惠等多重目的。由于目前我国针对跨国企业转移价格方面的法律、法令尚不健全，转移定价现象在跨国公司较为普遍存在，这不仅对我国国际收支有着不良影响，这种做法还直接导致了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6]
2.FDI流向部门
流入我国的FDI从产业投向上来看，多集中在具有一定出口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投资较小仅占20%左右。虽然外资企业在机电产品的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逐年提高，流入机电行业的外资也越来越多，但是大多数为加工装配型企业，这就导致了我国出口的大部分机电产品仍然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高新技术产品(主要是计算机、通讯设备和电子类产品) 出口额中加工贸易产品比例甚至超过了80%。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国FDI主要流向劳动密集型的出口部门，这导致出口的扩张，形成出口的超额供给;另一方面，我国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却随着出口的增长以更大的比例增长，形成超额需求。这也是导致我国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重要原因。[7]
(二)针对外商在华投资造成贸易条件恶化的应对措施
1.针对跨国公司转移价格
目前我国还没有设置专门的机构来处理转让定价问题，应首先加强这方面的建设，加大对跨国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的监管力度。其次，要完善我国转移定价的法律法规，由于我国现行的跨国公司价格转移实施的立法准则散见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中，没有形成系统、完整、详细的法律文件，因此完善现有转移定价税制，增强可操作性，刻不容缓。此外，还要加强与国外相关机构的税收协作，建立境外审计制度，加强海关对外资企业进出口货物的监督，我国迄今尚未与有关国家在反国际价格转移上达成协议，致使我国的税务机关对关联企业的境外业务审计一筹莫展，无的放矢，从而限制了我国对外商转移定价的税收管理。[8]
2.针对FDI流向部门
大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投资的目的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因此大多采用加工贸易方式。FDI大量流入劳动密集型出口部门，虽然有利于增加我国的贸易量，但会使贸易条件恶化。我国贸易条件总体趋于恶化，其中外资的不合理的流向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应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基础上，正确引导外资投向。在当前与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按照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鼓励外商投资于第一产业；大力吸引外资企业外资发展电子信息工程、生物技术、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此外应有步骤的放宽外资在金融、保险、电信等领域的经营范围，逐步减少外资流向劳动力密集型出口部门的比重，这样不仅有利于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而且有利于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使我国在当今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大的利益。[9]
参考文献
[1]谢飞.贸易条件、技术进步与发展战略选择[J].财贸研究，2003(6):1-6.
[2]刘舜佳.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J].国际经贸，2004(2):78-81.
[3]崔津渡，李诚邦.中国对外贸易条件：1995-2005年状况分析，2006(4):27-29.
[4]吕春成.国际贸易原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5]章江益，张二震.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贸易利益分配问题新探[J].世界经济研究，2003(9):48-51.
[6]孟凡伟.我国贸易条件的变动状况与影响因素分析[D].同济大学，2006.
[7]牛宏莉.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贸易条件趋势分析.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4):14-17.
[8]吴青，沙景华.防范跨国公司内部价格转移的对策研究.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2):49-53.
[9]刘晓彤.关于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影响作用的实证分析[D].吉林大学，2007.
积极促进和引导跨国公司在华投资 篇10
1. 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角
近年来, 跨国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同期全球GDP增速, 2007年公布的《财富》世界500强, 实现2006年总营收接近21万亿美元 (20.9万亿美元) , 同比增长10.4%, 相当于同期世界GDP的一半;净利润为1.5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25.9%, 远远大于世界经济的增长, 速度几乎是10年前的5倍。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工业集团、商业集团。他们不仅是世界资金的最大源头, 也是世界新技术开发的主要来源, 是控制国际资本运营的龙头, 80%的贸易额由跨国公司进行, 跨国公司是推动市场国际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体, 它具备强大的市场占有能力和获利能力, 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角。
2. 跨国公司是世界先进技术的开发者和生产者
世界各国的跨国公司为了在竞争中确保不败, 都利用自身的资本雄厚、设备齐全以及技术人才等优势, 大力研究和开发新技术, 无数的发明与革新都在国际级跨国公司中产生。例如, 杜邦公司在60年代初期几乎垄断了全世界有关化纤专利的80%;埃克森研究与工程公司60多年来, 先后共取得1万多项专利。当今世界, 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实质上是各国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 跨国公司凭借其雄厚的实力、庞大的资本规模、先进的科学技术, 全球化的经营战略和现代化的管理手段, 已经将其触角伸展到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代表本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 成为世界市场的主宰者。
3. 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有利于消除贸易壁垒
虽然当代世界贸易的重要特点是贸易保护主义、地区集团化, 特别是发达国家, 从自身的利益出发, 用各种贸易壁垒和技术壁垒限制和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对其出口。但是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则有利于消除贸易壁垒, 打破关税、非关税壁垒, 并通过跨国公司内部的交换, 带动有关联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产品出口, 进而扩大出口量, 改变不利的出口条件, 开拓国际市场。
4. 跨国公司的企业文化影响全球商业文化
跨国公司的企业文化对现代生活伦理、商业模式、工作节奏、教育和科技和法制建设都有直接的影响。虽有企业腐败和造假账的现象出现, 但不可否认的是, 跨国公司的决策民主和管理科学等等都是市场经济400年企业文化精髓, 不断地影响着全球商业文化。
5. 跨国公司的购并能力越来越强
跨国公司在产业、金融、贸易、技术和人才方面的垄断能力越来越强, 全球直接投资和跨国并购主要是由跨国公司完成的, 跨国公司的购并力有时超过了经济的范畴, 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各国财政、选举、改革、研发、情报和武器的进步。近几年跨国公司在华投资, 对中国今后的经济成长具有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既为中国这块投资热土增添了无限商机, 同时也给中国企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总之, 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严峻考验的今天, 中国要积极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潮流, 积极促进和引导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将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目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目前, 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中已有约400家在华投资了2000多个项目, 它所生产的增加值或者GDP, 已经占到中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发展, 大体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1997年之前,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高速发展, 由合作经营 (1979年一1984年间) 演进到合资企业 (1985年~1989年间) , 1990年后独资企业发展最为快速, 在1984年独资比重仅2%, 但随后投资比重增至20%以上 (1990年~1997年) , 从1998年开始, 进入稳步发展和调整阶段, 其在华投资的趋势超逾50%。
1. 近三十年,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发展趋势
(1) 跨国公司越来越看好中国市场。随着中国入世后, 法律环境、投资回报率、中国政局及对外关系都进一步改善稳定。中国服务市场、资本市场、西部大市场、农业市场、教育市场等新型市场的扩大开放都让跨国公司越来越看好中国市场。
(2) 跨国公司将大量并购中国企业。随着国内生产能力的过剩和投资环境的改善, 跨国并购将是中国利用外资新的增长点。2001年我国以跨国并购形式吸引的外资不足引资总额的5%, 但2002年, 中国启动了资本市场, 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新法规, 外国并购资本大量进入, 占FDI的15%。
(3) 跨国公司将进一步主导中国的出口。随着国内产业政策的调整和跨国公司的市场导向, 跨国公司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1985年到2001年, 中国的出口额由260亿美元上升到2662亿美元, 其中跨国公司已占中国出口总额的48%。
(4) 跨国公司加速投资扩张,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落户中国。2001年以来, 跨国公司不断在中国追加投资, 战略重点向中国转移, 投资规模不断加大。美国《财富》杂志2002年初公布的调查显示, 有92%的跨国公司计划在中国设地区总部。大量投资性控股公司在华确立, 表明跨国公司已转向全方位的系统化投资。投资公司可以统一协调其在华企业, 使产品、服务、研发各环节得以协调, 使产业辐射性控制功能明显增强。已有60余家跨国公司的高科技研究中心在中国设立。
(5) 独资和控股企业增加产业垄断加强。入世以来, 新合资浪潮以外资控股为多。独资企业总数在一年内超过了过去10年的总和。独资或合资控股不仅可使跨国公司保守其技术秘密, 规避中外企业在制度、文化、经营理念等诸多方面差异导致的摩擦和矛盾, 而且可使其在华投资更好地融入其全球战略。还可以通过对合资企业的增资扩股, 乘中方企业追加资金不足而逼抢中方股份的手段, 完成了对行业主导企业的控股合资, 确立其产业内的垄断地位。无合资经验的跨国公司则通过兼并收购, 实施股权控股。
(6) 跨国公司扩大与非国有经济的合作。新开放的服务业和信息产业领域外商来华投资, 越来越多地选择非国有企业作为伙伴。民营经济与国际资本结合的趋势在中国加快发展。
(7) 跨国公司投资重点产业仍在制造业, 重点区域仍在东部。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二产业的项目数量占全部外资项目的73%, 2002年约占71%。近两年, 外商在西部投资虽有所增加, 但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在全国的比重中仍只有5%左右, 重点区域仍在东部。
2.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所面临的挑战
尽管90%的在华外资公司有意在未来三年间扩展在中国的业务, 但他们也意识到投资面临的风险。来自德勤与CFO Asia的最新国际调查报告显示, 跨国公司认为, 中国史无前例地承诺开放, 其市场会带来许多挑战, 要积极促进和引导跨国公司在华扩展业务还将面临来自法律环境、融资、重组和人力资本四方面挑战。
(1) 挑战之一:法律环境。调查共访问了680家分布在亚洲、欧洲及北美的公司, 受访者包括企业主要决策人及首席财务总监在内的高层财务人员。参加调查的公司认为, 中国的法律环境是加入世贸后在经营业务上的主要障碍, 而欺诈及侵权是最大的风险。然而, 已进军与那些尚未进军中国市场的公司在其他关注的领域方面则有所不同。具有在华业务经验的公司关心政府履行世贸组织承诺的程度和步伐, 而那些没有直接经验的公司则关心中国的政治稳定性。而在一些敏感行业, 如银行业/金融业和电信产业, 被调查公司对行业管制规定的关注尤其强烈。
(2) 挑战之二:融资。外资公司一直认为国内资金来源是一个主要障碍, 但是加入世贸组织有望扩大融资范围。近半数公司会通过内部融资来扩充业务, 其中包括引进外币资金或更多使用由利润产生的人民币资金。有近四分之一的公司计划只使用中国金融机构来为其业务提供资金。
(3) 挑战之三:重组。调查显示, 外资公司正在重新评估它们的组织结构和业务经营模式, 以便把握因中国开放市场所带来的商机, 90%的公司计划通过以下的一种或多种方式来拓展业务:拓宽现有企业的业务范围 (51%) ;增加在合营企业内的股权 (32%) 。一些公司受访表示, 打算将其股份售予新进入中国的投资者, 以便套现其投资股本的一部分或全部。
(4) 挑战之四:人力资本。调查显示, 外资公司明显感到, 企业的本地化趋势会继续, 三分之一的公司计划逐步减少目前由外方人员担任的高级职位。这在制造业、零售/批发业、银行/金融和电信行业尤其突出, 而专业服务公司则倾向于聘用外方人才担任高级职位。急需人才的公司表示, 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是招聘具有国际经历、语言技能和内地工作经验的香港专业人士。
三、积极促进和引导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应采取的对策
1. 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确保良好的体制环境
加入WTO以后, 政府按照国际惯例制定合理的资产评估法, 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 明晰产权界定, 为了阻止跨国公司独资或控股有可能形成行业垄断现象的发生, 我国政府还制定《反垄断法》和《竞争法》, 从而防范跨国公司垄断经营给我国正在成长中的企业和市场经济带来伤害。新修改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原来禁止外资投资的电信、燃气、热力、供排水等城市管网首次列为对外开放领域, 增加了76条鼓励类项目, 限制类则大幅减少近三分之二, 同时在制定中的《国有股减持政策》、《收购兼并细则》等法规将对外资收购国内上市公司提供法律依据及操作程序。中国法律和外商投资政策法规等制度环境将不断完善, 为跨国公司增加在中国的业务以及进行战略调整提供了非常好的体制环境。
2. 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 引导融资当地化
随着经济改革和市场开放的日益深入, 开放资本市场成为支持内资企业“走出去”和吸引外商投资的必然选择。完善开放的资本市场可以方便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上市, 或新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借助于资本市场的交易, 直接收购中国上市公司, 这样不仅可以解决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引资效率递减的问题, 而且可以使跨国公司在华业务融资当地化, 使国内投资者能够分享跨国公司的投资收益。同时, 开放的资本市场还可以方便内资企业融资, 解决我国很多企业资金短缺的难题。
3. 继续加强“全球战略全球责任”理念, 促进跨国公司重组
由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发布的2008年跨国公司中国发展报告认为, 2002年以来, 跨国公司纷纷调整中国在全球的战略地位, 呈现在华投资的新趋势, 即加大在华投资规模, 加快产业重组, 延伸在华产业链条, 整合在华企业集团, 变成统一品目标、统一战略、统一品牌和统一协调的企业集团公司。即中国成为这些由跨国公司演变的全球公司全球产业链条的重要环节, 这些全球公司把全球管理网络覆盖到中国, 他们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 整合在华各项业务, 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在华业务的集团化管理, 促进在华以及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4. 不断提升跨国公司人力资本。
应从三个层面进行提升跨国公司人力资本
(1) 提升经理人的职业化水平。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必须及时提高自己的技术技能和公司管理经验, 他们要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主动积累自己的商业管理经验, 达到国际职业经理人的水准。
(2) 提升经理人国际化领导力素质。外资企业中的中方和外方经理人一定要有多国文化思维理念和相应的行为举止。这需要外方和本土的经理人保持开放的心态、灵活的举止, 和不断根据形势调整自我的能力。
(3) 提升外资企业领导者对中国现状的了解。首先, 外企管理者必须要培养与人打交道的能力, 学会与中国方方面面的领导者、经理人、老百姓建立多层面的关系。其次, 领导者一定要有决策力, 提出既具备国际视野、又符合中国实际环境的政策。第三, 外企经理在中国经营必须要有耐心。耐心的基础是彻底了解中国环境的特点, 要有忍耐力, 不能幻想事事一蹴而就。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03月28日
[2]龚昶元陈奉炀罗奉琦:来源:《经济管理文摘》 (2000年第22期) 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经营成功关键因素之研究
[3]祖强曹慧:商务部研究院《国际经济合作》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