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模式（共11篇）
直接投资模式 篇1
一、引言
随着“走出去”战略实施和一带一路的建立, 浙江省一大批企业也日益增加对外直接投资, 在全球加紧产业布局。根据浙江省商务厅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处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底, 全省经审批核准或备案的境外企业和机构共计7816家, 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额417.19亿美元。
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界和理论界研究的重点课题。本研究从实物期权理论探究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有利于浙江省企业合理选择模式进入东道国, 与东道国市场更好的对接。
针对FDI投资者进入模式选择, 传统的研究主要使用交易成本理论和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进行分析。交易成本理论强调投资者权衡不同进入模式发生的交易成本, 选择成本较小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但交易成本理论忽视了不同进入模式的价值创造能力。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克服了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和区位优势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片面性, 强调只有三种优势同时具备, 一国企业才可能跨国投资。
投资的传统理论没有认识到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时机选择的意义。实物期权理论开启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新视角, 即实物期权理论综合了对外直接投资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灵活性的三大特点。
二、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影响因素分析
1. 不确定性对进入模式的影响
Tong&Reuer (2007) 、Cuyper&Martin (2007) 认为外生性风险和市场需求波动率、制度因素以及汇率变化有关。当某一国家法规制度不能保证资本和产权的市场透明度、流动性和规范化时, 不完善的监管会扭曲资产价格及并购后的人员管理的难度, 使得跨国并购进入东道国面临的风险相对增大。综上所述, 本文提出假设1:
投资者面临的外生性风险越小, 其通过跨国并购模式进入东道国概率越大。
2. 不可逆性对进入模式的影响
在现实投资不可逆的现象较为普遍。假设投入一家钢铁厂, 企业只生产钢铁, 如果钢铁价格下降, 企业依据过去经济发展形势分析而建设的工厂被证明是一项“坏的”投资, 这家工厂同样也会被另一家钢铁公司看做是一项“坏的”投资, 那么出售该厂的生产能力不会有太多收益。不可逆性增加, 转售价格降低, 沉没成本越多, 因此行业的不可逆性越强, 企业面临的风险越大, 本文提出假设2:
投资者面临的不可逆性越高, 其采用绿地投资模式进入东道国的可能性越大。
3. 增长率对进入模式的影响
投资增长机会可以增加实物期权的价值, 因此也可能直接影响投资者的进入模式选择。当投资增长机会较小时, 通过绿地投资模式进入东道国的难度较大, 此时更适合通过采用跨国并购模式来优化资源配置, 进行现有生产力的调整 (黄涛、李甲, 2010) ,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投资者面临的增长机会越大, 其采用绿地投资模式进入东道国的可能性越大。
4. 投资规模和进入模式的关系
Brouthers et al. (2010) 发现采用绿地投资模式的FDI投资者进入东道国市场时可以分阶段投资, 在初始投资阶段其投资额较小, 以此来提高未来的灵活性。因此本文提出假设4:
相对跨国并购的投资者, 通过绿地投资模式进入东道国的投资规模较小。
三、实证检验
本研究采用2010年-2015年浙江省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 采用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 (其中绿地投资模式取1, 跨国并购取0) 探究浙江省企业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因变量是一个包括选择绿地投资的概率P的自然对数函数:
本文利用SPSS.19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logistic二元回归。表1给出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相关性分析表明不可逆性、增长率、投资规模的方向和基本假设一致, 且投资规模与进入模式的选择显著相关。
表3列出通过最大似然估计得出的回归结果
注:***, **, *分别表示在0.01, 0.05, 0.1水平上显著
从表2得出, 模型的预测百分比达79.8%说明模型的解释力较强。除了投资的不可逆性不显著外, 不确定性、增长率和投资规模都在一定水平上显著。
模型中uncertainty和绿地投资呈显著负相关 (p<0.01) , 说明东道国的消费和出口5年的波动率越大, 企业越倾向采用跨国并购, 这和假设1恰好相反, 这可能由这一指标不能代替FDI投资者在东道国投资的所在具体行业波动率有关。
模型中irreversible和绿地投资呈正相关 (p=0.101) , p值略大于0.1, 间接支持了假设2。
模型中growth和绿地投资的可能性呈显著正相关 (p<0.1) , 支持了假设3。
模型中size和绿地投资模式呈显著负相关 (p<0.01) , 支持了假设4。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 企业拥有的海外资产越多, 创建新企业所需时间越长, 投资者越倾向于采用跨国并购模式进入东道国。长期负债率越高, 研发强度越大, 净资产周转率, 其通过绿地投资模式进入东道国的概率越大。
四、结论与启示
文本将实物期权理论和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联系在一起, 研究了投资的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增长机会以及投资规模对投资者进入东道国模型的影响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 文本以2011年-2015年浙江省上市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案例为样本进行研究, 得出一些结论。实证发现东道国的增长机会越多, 投资的不可逆性越强, 采用绿地投资模式概率越大, 并且绿地投资的投资规模比跨国并购的小。
参考文献
[1]黄涛, 李甲.中国商业银行海外发展投资模式的决策研究--基于跨国并购与新建投资的实证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 2010, 10: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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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ong, T.W., R euer, J.J.R eal options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O rganizational challenges and risk implication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20 (8) , 111-119.
[4]Curpers, I.R.P., Martin, X.Joint ventures and real options: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J].Advance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2007, 24:103-144.
直接投资模式 篇2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国际分工和国际间技术经济合作进一步加强,资本国际化、生产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海外直接投资成了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形式,其发展规模、水平已成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实力的衡量标志.本文以当前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问题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海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效应,详细分析了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和劣势.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调整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作 者：李荣国 于振荣 作者单位：李荣国(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辽宁,大连,116025)
于振荣(东北财经大学,杂志社,辽宁,大连,116025)
直接投资债券的门道 篇3
各类债券明细表
债券的直接投资就是投资者直接买卖债券而不借助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发行的固定收益类投资产品来获取债券投资收益。目前，中国市场上可供投资者选择的债券品种有以下几种。中国金融市场上的债券按发行主体的不同，可分为政府债券、中央银行债、金融债券、公司债券、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见表1。
政府债券主要分为中央政府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我国中央政府债券的主要形式是国债，而地方政府债券目前不允许发行。我国国债的主要类型有无记名国债(实物国债)、凭证式国债和记账式国债3种。无记名国债以实物券形式记录债权，面值不等，不记名，不挂失。过去常见的国库券就属于无记名国债。这种国债发行成本较高，不易保管、不能挂失，如今已被淘汰。凭证式国债可记名、挂失，以“凭证式国债收款凭证”记录债权，不能上市流通。
目前我国国债市值总额占整个债券市场的48％左右。其形式主要是凭证式国债和记账式国债。表2详细的介绍了二者的特点，投资者可以根据个人偏好进行选择。
央行票据的发行主体是央行，其发行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商业银行可贷资金量，即调节整个社会流通领域内的货币总量。金融债券的发行主体是各金融机构，其发行目的是为了筹集资金，即增加可用资金。
普通个人投资者可以直接投资的品种是国债、公司债、企业债。对于央行票据、金融债和短期融资债，普通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债券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
各类债券基本特征
要做债券的直接投资就必须积累债券的基本知识，就好比做菜要挑选有营养且自己喜欢吃的原料，这离不开对原料和自己身体的了解。
不同的债券有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关键看是否适合自己的收益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要求。凭证式国债和电子储蓄国债都是3年期和5年期定期存款的较好替代品，但是流通性比较差，收益也仅限于票面利息。记账式国债通常可以在交易所和银行间市场交易，流通性好，也有机会获得价差收益，但是票面利率低。央行票据本质也是债券，只是期限比较短，最短3个月期，最长3年期，票面利率一般不会低于同期记账式国债的利率。金融债主要由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以及商业银行发行，是准政府信用，票面利率也不会低于同期记账式国债的利率，但目前只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和交易。企业债一般由非金融行业的国有企业发行，由于都要求有担保，信用风险很低，一般同时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发行交易，但以前者为主。公司债目前主要由上市公司在交易所发行和交易，公司债不一定有担保，有些是纯信用债，所以信用风险有较大差别，公司债的流动性较好，票面利率也比较高。可转债和分离债都是由上市公司发行的附认股权证的债券，只是后者的权证从债券里分离出来单独交易，一般两者的票面利率都很低，可转债每年的利率还不一样，随年份递增，转股可能带来高收益是其真正的特色。企业还可以在银行间市场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的期限是3个月～1年，中期票据的期限一般是3～5年，它们都是企业的短期债权融资工具，票面利率会比同期央行票据的要高。债券回购可以成为放大债券的收益和风险的杠杆，也是用债券质押融资提高流动性的工具。
交易渠道规则
对债券的基础知识有大概了解以后，还需要知道基本的交易规则，就好比做菜选好料以后还要掌握正确的烹饪方法。
直接投资模式 篇4
目前, 我国尚未具备进行大规模对外投资的条件, 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以及大企业集团的逐步完善和壮大, 许多大企业已具备条件逐步投资国外, 开展跨国经营。这些海外企业虽然起步较晚, 金额较少, 但发展迅速, 对外投资的范围较广, 但仍以资源获取型为主。同时,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宏观管理上存在薄弱的环节, 很多时候企业管理仍然以行政干预为主, 这使得经济杠杆调节作用甚微。
长期以来,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只偏重于关注东道国, 而忽视了对投资母国的影响。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特别是20世纪90 年代以来,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效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起先着眼于发达国家企业外向FDI的动机和决定因素, 后来逐渐扩大到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探讨。事实上, 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逆向技术溢出, 即投资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接近东道国的R&D资源, 进而获得由东道国向投资母国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
二、我国企业技术型对外直接诶投资的模式选择
我国企业目前采取的“市场换技术”的引资策略已经无法满足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因此必须考虑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长远发展的技术和资源, 选择适当的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 对于促进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链节的提升至关重要。
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投资模式, 绿地投资、跨国并购还是战略联盟这三种方式都拥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其中哪种投资模式更适合于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本文探讨和研究的方向。
(一) 跨国并购
对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始于对发达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和决定因素的探讨。但并没有将这种技术获取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相结合进行观察。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利用自身良好的投资环境及廉价的生产资料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投资, 特别是2001年后, 随着我国加入WTO, 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和宽松的外部环境使得我国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热土及其全球战略布局的要地。国内企业急需寻找新的途径来获取企业发展中最为核心的技术资源。现阶段, 我国一些具备较强实力的制造业企业已经开始探索通过“走出去”来突破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特别是通过跨国并购, 直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技术资源。在跨国并购中, 我们应该特别考虑并购后企业注入了哪些优质资产, 如何改善公司管理, 拓展被并购企业的业务等方面。同时, 企业还应当考虑未来的潜在收益、技术和管理的改善。比如1998年德国的戴姆勒-奔驰公司和美国的克拉斯勒公司的合并就是一次成功的跨国并购, 并购后成立了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因此, 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并购模式是发展中国家获取国际先进技术、打破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快速提高产业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和理想途径。
(二) 绿地投资
绿地投资模式也是国际直接投资中获得实物资产的重要方式。早期跨国公司的海外拓展业务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方式。绿地投资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建立国际独资企业, 其形式有国外分公司、国外子公司和国外避税地公司;二是建立国际合资企业, 其形式有股权式合资企业和契约式合资企业。绿地投资的成功实例有海尔集团当年在美国汉姆敦建设生产基地, 较好地利用了当地的技术。
(三) 战略联盟
战略联盟模式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或跨国公司为了达到共同的战略目标而采取的相互合作、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联合行动方式, 也是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模式选择。战略联盟方式关键的策略在于选择合适的对象, 建立联盟结构与管理制度, 最后制定终止联盟计划。目前, 非多元化的企业更适用于这种模式, 比如通用汽车、摩托罗拉和微软等, 他们都通过战略联盟方式达到了优势互补, 使利润合理化。因此, 有的观点认为战略联盟为巨型跨国公司采用, 但事实上这绝不仅限于跨国公司, 作为一种企业经营战略, 它同样适用于小规模经营的企业。当然, 由于产品的特点、行业的性质、竞争的程度、企业的目标和自身优势等因素的差异, 企业间采取的战略联盟模式自然也呈现出多样性。
综上所述, 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国际分工中和全球价值链中的低附加值链节最为现实有效的选择。针对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模式选择, 我国企业可以考虑绿地投资、跨国并购或与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企业组建战略联盟来实现获取技术的目标。
摘要：从技术获取型FDI和跨国公司投资模式选择入手, 通过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同时建立完整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我国企业通过何种模式对外直接投资以便获取企业长久发展的技术, 以及各种模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国内企业获取国外先进技术, 从而为我国跨国企业技术获取型FDI选择适宜的投资区域和投资模式。
关键词：跨国企业,技术溢出,跨国并购,技术获取型FDI
参考文献
[1]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M].2010.
[2]李荣林.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文献综述[J].世界经济, 200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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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康.跨国公司与跨国经营[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0.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研究 篇5
关键词：东盟；直接投资
一、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现状
一直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之间的投资基本上是单方面的，主要是东盟国家的资金流向中国。与东盟对中国的投资相比，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数额较小，发展缓慢。但进入21世纪后，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进入了一个宽领域的快速发展时期。截至到2009年末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规模累计为95.7亿美元，基本接近100亿美元的目标，投资规模迅速扩大。从2003年到2009年，中国每一年对欧盟的直接投资的流量都在逐步增加，体现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逐步扩张的趋势。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初步对东盟进行直接投资尝试，直接投资产业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及原材料领域。随着中国和东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合作的深入，中国在东盟的直接投资逐步渗入到制造业、建筑业、金融业、服务业等各个领域。2000~2003年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制造业;到2004年中国的直接投资则更多的进入金融服务业以及贸易和商业领域，投资额分别为11659万美元和7244万美元；2009年在继续保持传统采掘和矿业以及制造业投资比重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大了批发零售的直接投资。
二、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投资的相对水平较低，总体规模偏小
目前中国真正有实力、有条件“走出去”对东盟的企业还是比较少的。与欧盟、美国、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在该地区的投资相比，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水平仍然较低，总体规模并不高。200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二十位的国家地区中，只有新加坡榜和缅甸上有名，位列第五和第十九，其余东盟国家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都非常小，不在前二十名之列。
（二）投资的产业分布不合理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在产业分布上还与主要的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地调整和优化。目前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电力煤气供应、采矿业，2009年末这三种产业分别占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量的 33.6%、17.3%、13.0%。中国对东盟投资的服务业还处于初级阶段，虽然占投资存量总额的比重较高，但直接投资数额的绝对值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远远落后。技术服务、计算机服务以及金融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都较高，也是当今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在投资领域争夺的主要产业，可是中国对东盟这三个服务业的投资额所占比重还不到10%。而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在农、林、牧、渔业和采矿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所占比重较大，说明中国的服务业在东盟的投资市场地位还很弱，而中国更看重的是对东盟资源领域的直接投资。
（三）投资国别分布不平衡
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分布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尤其是新加坡就占了52.4%。这种投资不平衡的状态将会持续，结局有对经济发展水平高、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直接投资额继续快速攀升，而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贸易关系不太密切的国家的直接投资额提高速度缓慢，这将会进一步拉大中国与各东盟国家间直接投资发展水平的差距。
三、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建议
（一）对于东盟等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要以扩大市场和获取资源为主。
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的一些行业如纺织业、小商品制造业等发展迅猛，而国内市场容量是一定的，现在这些行业市场容量已经接近饱和，在国内市场中企业竞争激烈、利润率低，发展潜力有限，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很多行业和部门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生产、营销上面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竞争相对较小，相对于他们，中国在这些行业上是拥有比较大的优势的，利用中国在技术熟练度、营销方式、人力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占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一方面能够解决我国产量过剩的问题，为企业创造利润，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能使中国的企业积累对外投资的经验，提升对外投资的水平。
（二）充分利用东盟的资源优势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及其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借助于国外资源合作开发来获取中国经济发展所急需的某些资源，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利用国外资源满足国内需求的有效途径。东盟与中国地理位置相邻，且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能源资源和矿产资源的拥有量十分富足，因此加强与东盟部分国家在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森林、橡胶、农产品等领域的合作开发应该作为中国目前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主要战略标。具体来说，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生产企业应积极加强与文莱、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联系，建立稳定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供应基地;东盟的农产品资源丰富多样，中国应与东盟开展多种形式的农业合作，如在东盟部分国家建立农业技术合作中心，对中国具有优势的农产品积极派遣农业专家和技术工人到东盟进行技术指导，以带动国内农产品和农业机械产品的出口。中国企业应继续加强对东盟自然资源丰富国家的直接投资，在东盟建立战略性资源开发供应基地，以弥补中国国内的资源短缺和满足国内需求，能够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国民福利的有效改善提供可靠的资源供应。
参考文献：
[1]李世泽.基于OLI模式的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J].中国与东盟,2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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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模式 篇6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 对外直接投资按照不同的组建方式可选择的进入模式主要有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两种形式;按照投资者对企业拥有的不同股权可选择的进入模式主要有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两种形式。虽然对外直接投资按照不同的分类方式可分为不同的进入模式, 但不同的进入模式之间又有相互交叉的部分。本文在综合分析各类进入模式的基础上, 将石油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分为:联合经营进入模式与独立经营进入模式两大类。
1.1 联合经营进入模式
联合经营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共同经营一个项目, 在本文中作者将联合经营进入模式分为:合资、合作经营进入模式、股份转让进入模式、服务合同进入模式和跨国并购进入模式等四种进入模式, 下面将分别对各种进入模式进行分析。
1.1.1 合资、合作经营进入模式
(1) 与东道国的石油公司合资、合作。与东道国石油公司联合经营, 能使我国石油企业较好的利用当地企业的资源优势, 享受东道国的优惠待遇, 克服进入当地石油市场障碍, 在东道国石油市场对外国企业进入标准较严格时可以采用此种进入模式。但是资源国政府通常以资源、设备和人员等非现金资产入股, 投资者往往需要投资大量的资金和技术, 承受较大的压力, 同时较高的国家参股比例也会使投资者有所顾虑。
(2) 与经验丰富的非东道国石油公司合资、合作。当石油工程项目投资规模巨大, 技术难度和风险都很大时, 可以采用与经验丰富的非东道国石油公司联合的进入模式。采用该模式可以规避资金、技术不足和投资风险相对较大等问题, 提升海外投资的能力。但是, 在该类模式中我国的石油企业往往只获得少量的参股权, 对项目缺乏实质的经营权, 往往获得油气产量也较少。
1.1.2 股份转让进入模式
有时非东道国石油公司为了分散风险, 往往倾向于转让已获得的某些区块的勘探开发权。我国可以抓住类似的适当机会获取某些区块的勘探开发权, 尽可能多的获取对方已知的信息, 减少对项目评价的误差, 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油气资源。该类模式的不足是往往需要支付较高的超过实际费用的转让费用, 来弥补对方对前期风险的考评。
1.1.3 服务合同进入模式
服务合同分为:无风险服务合同和风险服务合同两大类。两种服务合同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在无风险服务合同模式中, 外国石油公司承担全部勘探或开发工作、提供技术服务, 所有风险和发现都归资源国承担和所有;而在风险服务合同模式中, 合同者根据是否有商业发现来确定是否有服务酬劳, 全部风险归合同者所有, 全部产量归资源国政府所拥有。无风险服务合同适用于资金、技术缺乏的资源国, 其风险较小, 但从中获得的仅仅是服务费用, 并不能达到获取资源国资源的目的;风险服务合同风险相对较大、收益相对固定, 对外国石油公司的吸引不太大, 只有在拥有风险相对较小而规模较大的油气田地区的国家才使用。
1.1.4 跨国并购进入模式
跨国并购有两种收购的方法, 即资产收购和股权收购两类。跨国并购成本较高, 但其所花费的时间较短。在比较跨国并购投资模式和绿地投资模式时, 往往还需要考虑东道国政府和社会团体对两种投资模式的态度等方面的国家因素。一般说来, 在法制相对完备、社会安定、与我国无重大政治冲突的发达国家可以选择并购, 以便最大限度地获利;而在与其相反的情况下, 我国石油对外直接投资应采用迂回的并购投资模式, 不宜持有过高股份。
1.2 独立经营进入模式
独立经营是指由我国石油企业单独对油气投资项目进行经营, 与绿地投资有交叉的部分但又不完全相同, 可以到国外创立新的公司, 也可以对某一项目进行承包单独经营。这种经营进入模式的优点是有利于选择更为合适的投资项目和投资地区, 具有选择权的灵活性, 但同时也可能面临对东道国法律规章、惯例等不适应和管理、技术人员缺乏等方面的困难。如果在对东道国投资环境和政策较为熟悉, 抗风险能力和跨国经营能力较强时, 可以考虑采取此种进入模式。
2 不同进入模式的比较分析
作者主要参考了Hill, Hwang和Kim (1990) 的框架, 将对控制程度、资源承诺、传播风险等三个市场进入模式的内在特性分别进行说明。
2.1 控制程度
控制是指操纵企业资源、进行运营和战略决策的权力 (Kim和Hw ang, 1992) 。面对激烈的竞争, 公司必须保持对这些赢得市场空间关键的资产和技术资源的控制权。不同的进入模式对应着不同程度的控制权, 从合资、合作经营进入模式、跨国并购进入模式到股份转让进入模式再到服务合同进入模式、独资经营进入模式, 控制权是递增的。
2.2 资源承诺
资源承诺就是企业卷入国际化经营的程度, 资源承诺程度越高, 意味着企业进入国外市场所投入的资源越多, 从而风险也越高。在此意义上, 资源承诺和投资成本及投资风险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些资产既可以是有形资产, 又可以是无形资产。资源承诺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构成了企业的退出障碍, 限制了企业的战略伸缩性, 这是因为资源承诺也意味着企业为了进入外国市场付出的沉没成本。传统的观点认为, 独资经营进入模式、服务合同进入模式、股份转让进入模式、合资、合作经营进入模式、跨国并购进入模式的资源承诺是逐级递增的。
2.3 传播风险
传播风险是指企业进入国外市场后, 在和国外的代理商或者企业发生联系的过程中, 其特有的技术、管理和营销等方面的知识被扩散的风险, 比较优势被该国企业不正当利用的危险。在独资经营和服务合同两种进入模式中, 国外的合作者很难了解到企业内部管理、营销等方面的运行方式, 因此传播风险很小;在股份转让进入模式中, 股份转让者可能会了解企业所特有的一些知识, 从而面临一定的传播风险;而在合资、合作经营和跨国并购两种进入模式中, 国外合作伙伴则能掌握更多的企业知识信息。
3 我国石油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
3.1 合资、合作经营和跨国并购进入模式将主导
合资、合作经营进入模式和跨国并购进入模式一直是石油对外直接投资中应用较多的进入模式, 跨国并购进入模式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合资、合作经营的一种特殊情况, 且近年来其应用呈上升趋势。两种进入模式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单独经营的风险, 有利于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技术、勘探开发能力等, 因此合资、合作经营进入模式和跨国并购进入模式都将成为我国石油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选择。
3.2 股份转让进入模式待升级
股份转让进入模式也是石油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应用较多的一种进入模式, 在我国石油对外直接投资的初期, 较多采用此种进入模式。股份转让获得的油田一般都是开发效益较低的老油田, 只能保证有限的石油供应, 但这些老油田一般存在开采难度高、成本大等题, 随着我国石油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股份转让进入模式也将优升级为经济效益较好油田的股份转让。
3.3 独资经营进入模式应减少
独资经营进入模式一般是在投资东道国具有某种垄断优势时才选取的一种进入模式, 独资经营虽然可以掌握对企业有实际的控制权, 但与合资、合作经营比起来承担的风险也较大, 因此也需谨慎选择。虽然都是独资经营进入模式对我国石油资源的供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随着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加深, 也将逐渐减少对该种模式的选择。
摘要：面临日益严重的国内石油供求不平衡状况, 只有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我国石油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有多种选择, 但如何选择最具有针对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以获取尽可能多的石油资源, 是石油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重要工作之一。
关键词：石油,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
参考文献
[1]傅兆玺.中国对外石油投资问题研究[D].沈阳工业大学, 2009
直接投资模式 篇7
私募股权基金 (Private Equity Fund, 以下简称PE) 包括了:发展资本 (Development Finance) 、夹层资本 (Mezzanine Finance) 、管理层收购或杠杆收购 (MBOLBO) 、重组 (Restructuring) 和合伙制投资基金 (PEIP) 等。
PE是相对于纯粹通过股市买卖上市股票赚取价差的上市股权基金的概念。早期的PE只投资于未上市公司股票, 其后逐渐延伸到包括透过私下交易方式购买上市股票的投资行为, 有些PE甚至也经由股市买进上市股票作为并购投资的部分手段。由于国外PE一般采取有限合伙的组织形式, 基金管理人作为普通合伙人, 投资人作为有限合伙人。在这种有限合伙的形式下, 其股权是不公开交易的。
PE的其他翻译还有私募资本投资、产业投资基金、股权私募融资、股权直接投资等。私募股权投资的特点为:
(1) 通过自己的管理和控制使得所投资的公司增值, 是相对长期的投资, 是实质性的增值, 而非证券投资的纯粹的资本运作。
(2) 资金来源广泛, 如富有的个人、风险基金、杠杆收购基金、战略投资者、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有低利率的资金来源, 得益于财务杠杆, 一方面可以以小搏大, 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资本报酬率。
(3) 投资回报率高, PE获取回报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公开发行上市、售出或购并。根据汤姆逊金融服务公司 (Thomas Financial) 的统计, 截至2006年6月, 相比标普500指数6.6%的年回报率, 私募股权投资的年回报率高达22.5%;过去10年, 两者年回报率之比是6.6%对11.4%。
2 股权直接投资意义重大
2.1 创新才露“尖尖角”
50家证券公司2006年报显示, 2006年实现净利润高达180.53亿元。但是亮丽的成绩却掩盖不住严峻的现实:证券公司整体并未摆脱靠行情吃饭的宿命, 尤其是小证券公司, 经纪业务成为其脱贫的唯一法宝。年报分类数据显示, 50家证券公司经纪、自营两项收入合计318.39亿元, 占总收入的75%。证券公司的创新业务虽有发展, 但对总利润贡献仍微乎其微。从2004年8月证监会正式启动创新类试点证券公司以来, 虽然创新类证券公司数量已经增加至19家, 但证券公司的创新业务仍主要集中在集合理财、权证创设及资产证券化等方面。
由于已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证券公司数量有限, 权证创设也是在配合股权分置改革的阶段性产物, 只有集合理财开展的规模比较大。不过, 集合理财虽然属于创新业务, 但其与以前的委托理财有些相似。如果在市场行情出现巨大波动时控制不善, 不仅不能盈利, 反而会导致损失。
统计显示, 除中信证券外的18家创新类证券公司新兴的受托资产管理业务2006年共实现收入8亿元, 仅占总收入的2.5%。不过, 包括权证创设收入的投资收益一项达到35亿元, 虽然仅占8.3%, 但同比却增长了133%。另外, 18家创新类证券公司在财务顾问、股改和研究所等其他业务上也收入了24亿元, 占营业收入的7.5%。因此, 进一步加大业务创新、建立多元化、稳定的盈利模式, 是证券公司面临的紧迫任务。
2.2 股权直接投资深具影响
股权直接投资是眼下繁荣的中国证券市场盛宴中的顶级盛宴。监管层将在风险可测、可控、可承受的前提下, 支持证券公司进行产品、服务和组织创新, 并将支持符合条件的公司开展融资融券、直接投资等业务的个案试点。
伴随着新的《证券法》、《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的出台, PE的设立已经有法可依。在税收方面, 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已经明确了合伙企业的征税原则, 即合伙企业的所得税按照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的原则, 这就避免了双重征税, 有利于促进PE的发展。
股权直接投资可以为证券公司开辟新的盈利模式, 有利于发展与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 也是投资银行本质的回归。证券公司现在需要抓住机遇加快创新, 做大做强。尤其是面对国外投行的大举进入, 要尽快打造出能与国际投行相抗衡的本土证券公司。否则, 就会沦落成像我国台湾、香港市场那样, 成为外国投行的“天下”。
外资投行主要利润来源中, 承销费仅占一小部分比例, 大部分的收入来自股权的投资收益, 如高盛60%的收益都来自于此。以高盛、美林等为代表的国际投行在中国伺机而动, 参与了许多PRE-IPO的投资, 收益丰厚。放开股权直接投资后, 国内证券公司将同国外投行一起分享股权投资的高溢价收益。
证券公司从事股权直接投资有利于取得参与非上市企业公开发行股票的承销权, 可以给公司有关部门创造更多的业务机会。通过投资国有企业和其他行业各个成长阶段的企业, 有利于加快行业兼并收购的整合进程, 有助于推动国内的一大批新兴跨国企业的崛起和全球扩张;此外, 可以加快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改革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打破国内的传统国企垄断、行政垄断, 并成为中国整体市场经济转轨和深化改革的重要外力。
3 两种模式之比较
中信证券在2007年1月24日发布公告, 宣布董事会通过议案将与胜达国际集团 (SICO) 合资开展股权直接投资业务, 主要投资于境内拟上市公司的股权。双方合资的承诺资金额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 各方将出资5亿元人民币, 各占50%比例。国泰君安、申银万国、招商证券、国金证券、广大证券、东方证券等多家证券公司都在积极备战股权直接投资, 筹备各自的方案。
各家证券公司拟定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将股权直接投资业务并入证券公司的业务体系, 成为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证券公司是直接投资业务的主体, 既可以直接运用证券公司自有资金开展业务, 更可以专项资产管理形式募集资金, 开展股权直接投资业务。二是证券公司设立专门的机构, 通过子公司来开展股权直接投资业务, 如中信、招商、光大等。
两种模式的比较:
2007年1月底, 证监会证券公司投资非上市公司股权直接投资监管法规已经下发到各交易所和几大证券公司处征求意见, 创新类证券公司股权直接投资试点有望获批。证券公司的资本金规模和风险控制能力是此次证监会遴选试点的主要标准, 中金、中信和中银是最有希望获得首批试点资格的三家证券公司。
4 未雨绸缪迎接证券市场的盛宴
从国外专业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和投资银行运作PE的经验来看, 股权直接投资对人才和制度的要求极高。中国PE还面临着外汇管制、贷款、人才等方面的诸多限制。中国PE品牌的法律地位、与社会各阶层的连接、与银行的关系都很脆弱。目前证券公司开展股权直接投资业务急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4.1 澄清观念
股权投资基金不受金融法规和条例的监管, 只受民法和一般企业法规的监管。根据美国的经验, 美国对PE没有特殊的监管, PE是在相关法律的豁免条款下生存的。监管部门监管的是各种投资于私募股权基金的行为主体, 如果投资的行为主体是银行, 则受银监会的监管;如果是保险资金, 受保险监管部门监管。所以中国对股权直接投资的监管也应当效仿国外, 不必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 而只需明确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各自的监管内容。
4.2 加快人才储备
人力资本是PE的制胜法宝。该行业对人才的要求非常高, 需要思路敏捷, 能够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 如很快对交易的结构做出评价和判断, 具备非常强的人际交往能力。该类人士需要兼具投资银行、法律和金融财务等方方面面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而国内证券公司人力资本滞后, 缺乏这类专业人才, 因此加大内部培训和外部引进需齐头并进。
4.3 严格风险防范
证券公司从事股权直接投资极易导致利益冲突、风险失控。所以证券公司需要建立严格的内控制度, 各部门间设立严格的防火墙, 防止利用内部信息为己牟利。自有资金的投入, 一旦失误, 将造成严重的损失, 所以证券公司应当借鉴国外PE的成熟经验, 熟悉PE的运行机制和原理, 形成一套独特的项目筛选、价值评估、企业管理与控制的运作流程和制度体系, 建立全面的风险控制制度。另外可以考虑引进国际知名的PE和投行, 进行合资, 共同开拓国内市场。
4.4 放宽资金限制
流动性过剩是目前国内突出的问题, 因此发展股权直接投资应主要用好国内资金, 目前政策性银行、证券公司、社保基金、保险公司和邮政投资PE已经先后个案获批, 今后应当从法律上放宽限制, 允许更多的机构投资者涉足该领域。
国内融资体制改革的滞后, 借贷市场基础薄弱, 缺少债务融资渠道的支持使得国内大型杠杆并购交易稀少。债务融资对并购交易举足轻重, 因为在杠杆并购中, 并购方通过债务融资增加股本投入。债务是以被收购企业能产生现金流的资产做抵押, 发达市场中, 债务总额一般为投资者自有资金的三倍, 由各商业金融机构提供融资。但国内贷款机构不愿意向无法提供大量实物担保的债务人提供贷款, 中国破产法滞后是一个制约因素。因此, 加快相关法律建设, 银行逐步建立项目融资和评估体系的建设刻不容缓。
4.5 品牌的长期树立
私募股权投资吸引众多资金的秘方是良好的业绩和知名的品牌, 只有经过历练的国际知名投行和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才会振臂一挥, 应者云集。国内证券公司最初开展股权直接投资可能会出现募集资金达不到预期规模的情况, 而只能依靠自有资本运作, 但证券公司本身的资金实力又有限。所以, 如何在短期内塑造自身的金字招牌是证券公司面临的紧迫任务。
摘要：证券公司的创新业务虽有发展, 但对总利润贡献仍微乎其微, 股权直接投资将是证券公司新的盈利点。介绍了国外私募股权基金的特点, 比较目前证券公司开展股权直接投资的两种模式, 指出当前急需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关键词：私募股权基金,股权直接投资,盈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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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模式 篇8
2010年1月1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全面启动, 双边投资活动渐入佳境。由于东盟各成员国国内政治基础、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存在较大差异, 各国对华投资开放程度及管制政策上亦有所不同, 中国投资者对东盟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风险类型及减低、消除风险的方法也有所差别。
一海外直接投资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海外直接投资是指, 一国投资者为了获得长期投资收益, 直接将其资金、机器、设备、专有技术、专利商标等资本投入位于他国境内的企业, 并对该企业拥有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 而进行的在国 (境) 外直接建立新企业 (公司) 、购买旧企业、合资或合营办企业等资本输出活动, 是国际货币资本及国际产业资本跨国流动的一种形式。海外直接投资区别于以商品交易为手段的国际货物贸易和以证券交易为手段的国际货币资本流动, 其法律特征表现为:
第一, 海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必须在国 (境) 外建立或收购工厂等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实现生产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劳力、管理、信息的跨国、跨地区流动。
第二, 海外直接投资主体必须具有“私人”性质, 即资金来源于海外的私人投资者, 按照国际惯例, 即使资金来源于某一国家的政府机构或者国有企业, 只要是直接投资, 一般也视为“外国私人资本”。国际投资者是指从事跨国投资经营活动的个人和组织, 包括按照东道国法律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外国自然人、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
第三, 海外直接投资既有资本的国际流动, 又有企业经营管理权的资本的国际转移, 海外投资者对实体 (企业或公司) 具有控制性。具体表现为:向企业提供资金、技术、原材料、购买其产品以及派遣管理技术人才等。
第四, 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具有相互转化的特征。例如, 购买股票不能简单地区分为直接或间接投资, 要视投资目的是否涉及企业的经营权而定, 并且拥有多少股份才构成海外直接投资, 实践中也没有统一的标准, 而依据国内法而定。 (1)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也具备上述四个特征, 但在中国“一国两制”的背景下, 改革开放过程中, 已习惯将来自港澳台地区的资本作为外资对待, 而对这三个地区的投资亦视为中国海外投资, 所以中国海外投资主体仅限于中国内地的投资者, 而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者。
二海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概念和类型
Risk:“The chance of injury, damage, or loss;danger or hazard.Liability for injury, damage, or loss if it occurs
1. 商业风险
商业风险是指市场中各种经济因素的变化使国际投资出现收益下降、发生亏损等危险, 主要包括经营风险和外汇风险。经营风险包括经济萧条、进口限制、价格管制、市场管制等;外汇风险包括财会转换、交易结算、价值缩水等。
2. 非商业风险
非商业风险是指除商业风险之外的其他因素使国际投资受损等危险, 包括自然风险和政治风险, 前者如地震、飓风、水灾等;政治风险包括国有化、征收风险;政治暴乱;资本转移等风险。
三中国投资者直接投资东盟的政治风险分析及实践
政治风险是指在国际投资环境中, 由于东道国的政治、社会、法律等因素的变化而给外国投资者所造成的投资财产及其权益的损害或损失。这是发生在东道国境内的人为的结果, 而非外国投资者自身所能控制或避免的。
1. 战争或内乱风险
东道国国内发生战争、内乱、恐怖行动, 或与他国发生战争, 使外国投资者遭受重大财产损失, 以致企业或工厂无法继续正常或在短时期内恢复经营。根据国际法一般原则, 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损失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但并非承担绝对的、全部的赔偿责任, 通常按照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处理。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国内法对战争、内乱险未作具体规定, 但在两方的双边投资协定中没有回避这一问题。例如中泰协定的提法: (3) 缔约一方国民或公司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投资, 因该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发生战争或其他武装冲突、全国紧急状态、叛乱或骚乱而遭受损失。中国与文莱协定中的提法为: (4) 战争、全国紧急状态、武装冲突、暴乱或其他类似事件。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等东盟成员国的协定表述的意思相差无几, 都对此作了较详细的列举, 共同的关键词为“政治暴力”。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均规定, 对因战争等而遭受损失的外国投资者进行赔偿, 实行最惠国待遇。例如:中国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协定中的提法为: (5) 缔约另一方予以恢复、赔偿、补偿或其他处理。与马来西亚、缅甸协定的提法一样都作了较为具体的列举。另一类则做了原则性的规定, 如中国与泰国协定中的提法为:该缔约另一方可能采取的有关援助。中国与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协定提法与中泰协定类似。具体措施包括:恢复、赔偿、补偿和其他补救办法, 除中国与文莱之间的协定外, 其余几个双边协定都没有涉及补偿的标准问题, 中文协定中提出了“公平与充分的补偿”。
中国投资者向东盟的直接投资尚未发生过战乱风险的问题, 但此地区时而也会发生武装冲突、骚乱、恐怖活动等类似的情况, 对该风险预先作防范和规制是必要的。
2. 国有化、征收或类似措施风险
东道国基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对外商投资企业等资产实行国有化、征收措施, 导致外国投资者财产损失。国有化是国家通过法律或法令对某些原属私人所有的财产收归国有的措施, 其结果导致财产所有权主体发生变更, 即变企业的私有制为国家的公有制。征收是国家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 经过法定程序, 将私有财产归国家所有;而征用是私人财产使用权发生转移。
国际上对涉及外资国有化、征收征用风险存在较大的争议:一是国家是否有权对外资实行国有化和征收等类似措施?实施国有化是一国属地优越权的体现, 为各国普遍承认。但国际上亦公认国家实施国有化的权利不是没有限制的, 应以公共利益为目的, 并实施不歧视待遇。当然, 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 应由实施国有化措施的国家来确定。而不歧视待遇是指国有化不是专门针对外国人或某一特定国籍的外国人所实施的。二是对外资实行国有化、征收措施后如何进行补偿?尤其在补偿的标准上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尖锐的矛盾。一些发达国家主张, 对其财产被收归国有的外国人必须给予补偿, 否则国有化是“非法”的, 并且应是充分、有效和即时的补偿。 (6) 发展中国家认为这样的要求无异于剥夺了他们实施国有化的权利。发展中国家则否认补偿责任, 因为国有化是国家主权行为, 实施国没有义务必须补偿, 需要遵守的国际法原则仅在于给予本国与外国国民平等待遇, 因而同等情况下对本国国民不给予补偿, 对外国国民也无需补偿。近几十年来, 发展中国家主张适当或合理的补偿原则:给予外国投资者补偿, 这样的补偿是实施国有化的国家财政能力所能负担的, 并且经双方协商同意为投资者所接受的。
20世纪60年代, 东盟的一些国家发生过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 反映了当时极为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发展中国家的抗争。1987年东盟六国 (7) 签署的《保护和促进投资协议》规定了对外资实行国有化、征收的条件和标准。《协议》规定的条件:只有为了公共利益, 经过正当程序, 在不予歧视并给予充分补偿的基础上, 方可实行征收或国有化或其他类似措施。补偿的标准是充分的, 可以自由兑换货币自由转移, 金额应为财产被征收前的市场价格, 并且没有不合理的延迟支付。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尽管在措辞上有所不同, 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解决两方面的问题:第一, 国有化或征收的条件包括为了公共利益;依照法定程序;非歧视的措施以及给予适当和有效的补偿。第二, 补偿的标准采用“适当补偿”原则。
3. 资本转移风险
该风险又称外汇风险, 东道国因为发生国际收支困难, 因而实行外汇管制, 限制甚至禁止外国投资者将其投资资本、合法收益等转移到东道国境外。此外, 还包括企业歇业或资产出让后投资者应得的资产汇回本国或第三国时受到立法、行政或政治障碍所产生的风险。外国投资者进行海外投资是为了追求高额利益回报, 如其投资财产、合法收益不被东道国允许自由转移和自由兑换, 会造成投资者的财产损失。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入国, 既要满足外国投资者的正当要求, 又要保障本国建设所需外汇资金。东道国如禁止投资者关于投资财产的汇回不符合保护合法财产权的规则, 也不利于良好投资环境的建设, 如可以随便允许投资者汇回又会影响东道国利用外资的初衷和国际收支平衡。因此, 东道国设定了外资汇回的前提条件, 如期限限制、限额限制及程序上的要求等, 但东道国一般不限制税后利润的自由汇出。
东盟六个创始国中, 一般不实行外汇管制制度。新加坡对往国外汇款没有限制。泰国对来自国外投资的原资本和利润收益, 在依法缴纳收入源泉税后可以汇出。马来西亚对外资的利润汇款不设限制。印度尼西亚对外汇交易原则上允许自由进行, 但须办理申报。菲律宾和文莱采取自由外汇政策。东盟四个新成员国 (8) 在一定范围内采取了外汇管制政策。缅甸的限制措施有:用当地货币换成美元汇出国外者, 1个月只允许1件, 而且不得超过1万美元。越南政府对实现政府计划有特殊重要作用的投资项目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项目等, 保证协助外商投资的外汇平衡。老挝和柬埔寨允许外资的本金和利润汇出境外, 不设限制。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十个双边投资协定对投资及其收益转移确定的原则为“自由转移”:第一, 资本转移的权利。外国投资者有权将其投资财产及其收益自由转移出东道国, 当然也有一些限制。第二, 转移的投资财产范围除了协议列举的款项, 还扩展至与投资相关的其他款项。第三, 转移的货币是可以兑换的。第四, 资本转移时所采用的汇率包括市场汇率、官方汇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汇率。第五, 转移的期限按约定实施, 不得无故迟延。第六, 实施非歧视待遇, 包括最惠国待遇。在资本转移问题上, 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设立了明确的共同规则。 (9)
4. 东道国违约风险
东道国政府对外国投资者实行毁约或违约, 致使原协议、合同无法履行或无法继续履行, 造成外国投资者财产损失。“东道国的违约行为可包括东道国作为主权者的违约行为和作为一般商业伙伴的违约行为。” (10) 东道国作为主权者违约时, 由于其居于主导地位, 外国投资者一般处于不利地位, 因而东道国应在非歧视的基础上提供法律保护。东道国作为一般商业伙伴违约时, 与对方处于平等民事法律地位, 双方承担的义务责任是一致的。违约险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所首创的险种, 目前对政府违约险提供保险的国家还不多, 通常作为征用险项目下的一种特殊形式或其他特殊情况予以承保。
东盟国家相关外商投资法没有涉及东道国违约及与外来投资者就此发生纠纷如何处理的问题, 但有的国家主张可用东道国法律规定和允许的合同约定解决此类纠纷。○11根据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中的规定, 如发生东道国政府违约的情况, 外国投资者可选择:由当事人双方友好协商解决;提交东道国有管辖权的法院解决;提交双方共同组成的仲裁庭解决;提交解决投资争端中心进行调解或仲裁。
四降低或消除政治风险的对策建议
降低或消除政治风险需要有国内和国际的法律保障, 一是东道国投资法所提供的稳定的政策和法律保证;二是投资者母国提供的健全有效的海外投资保险等法律保证;三是东道国与投资者母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所提供的法律保证;四是东道国与投资者母国共同参与的国际投资条约所提供的法律保证。目前, 对于中国海外投资者和东盟各东道国来说, 无论是国内投资法律体系还是双边协定、国际条约的遵守与实践, 都存在缺陷与不足, 需要改进。
1. 建立与完善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海外投资保险是资本输出国对本国私人的海外投资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证, 依据国内法所实施的一种保险制度。具体而言, 投资者与本国专门机构订立保险合同, 投资者支付保险费, 保险机构承担有关政治风险的保险责任。美国最先创立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也先后确立了该项制度以保障本国国民海外投资的合法利益。中国和多数东盟国家为发展中国家, 海外直接投资相对不发达, 相应的保险制度也不健全, 应向发达国家吸取有益的经验。
中国要抓住机遇, 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区扩大直接投资的规模, 调整产业结构, 保护中国海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然而中国的境外投资立法严重滞后, 至今尚未建立专门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 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2001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办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与海外投资保证, 但所发挥的作用有限, 范围相对狭窄, 并不能满足“走出去”战略的需求。所以必须要通过健全的法律机制尤其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中国海外投资者进行引导和扶持, 据此获得国家利益, 开拓更加广泛的国际市场, 增加外汇收入, 提高国家竞争地位。
2. 改进双边投资协定的践约效果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十个双边投资协定, 对战争内乱、国有化和征收、资本转移及东道国违约的风险均做出了约定。但仍有不足之处:
第一, 双边协定对风险设定的条件、处理的标准和方法存在较大差异, 未作统一。以战争、内乱险为例, 中泰协定与中文协定在赔偿标准上悬殊较大。中泰协定第五条 (三) 规定:“缔约一方国民或公司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 因该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发生战争或其他武装冲突、全国紧急状态、叛乱或骚乱而遭受损失, 则在该缔约另一方可能采取的有关援助方面给予缔约一方国民或公司的待遇, 应不低于在相同情况下给予任何第三国国民或公司的待遇。”其中没有提到具体的补偿标准, 原则性的提法也很模糊, 中国与其他东盟成员国的双边协定也没有提及补偿标准。只有中文协定第五条以“损害或损失补偿”为标题确定了明确的和较高的补偿标准:“……应给予恢复或给予公平与充分的补偿……”。各个协定对风险的概念、适用条件、处理的措施和标准应以“求同存异”的原则来修改, 尤其在风险无可避免的发生投资者因此受损后的赔偿标准上保持一致。否则会造成对东盟直接投资在区域上发展不均衡, 不利于双向投资活动的促进, 限制了东盟各国利用中国投资带动本国、本地区经济的长足发展, 同时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施也有所阻滞。
第二, 对东道国违约险的规定较模糊, 未作详细约定。中国海外投资者和东盟国家政府之间既是监管关系, 也是投资合作伙伴关系。一方面, 我们的直接投资能得到东道国政府的支持无异于降低了成本风险、项目风险并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优惠政策;另一方面, 东道国政府的违约亦会造成中国海外投资者的相当损失, 若无相关规定, 损失即无法得到补偿。尽管协定约定如发生类似争议双方可通过仲裁、诉讼或提交解决投资争端中心进行调解或仲裁, 但对于东道国违约险的概念、违约责任的承担及补偿标准都没有提及。双边协定中不仅应对此详尽列举规定, 还应为投资者提供多种救济途径以保护海外投资者合法权益。
3. 充分利用国际性投资条约的保证作用
国际上重要的投资公约有两个:《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12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13。国际投资争议解决中心 (简称ICSID) ○14是根据《华盛顿公约》设立的, 由世界银行所属的专门处理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的投资争议的国际机构, ○15旨在为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提供国际途径, 即在东道国国内司法程序之外, 另设国际调解和国际仲裁程序。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简称MIGA) 是根据《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于1988年成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属于世界银行集团的成员, 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 它是最大的多边投资保险实体, 填补了各国国家和私营保险机构在承保能力和担保范围的空白。中国投资者流向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 可向MIGA投保, 不仅为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政治风险提供了一种国际保障机制, 也有利于东道国和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端的非政治性解决, 中国投资者应充分重视国际性投资条约保障海外投资安全的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 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 中国投资者“走出去”的规模与数量将日益庞大。只有熟悉东道国对海外投资者的相关政策和法律, 立足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基础上, 以尽快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为依托, 中国投资者才能放心投资东盟, 促进双边投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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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模式 篇9
后金融危机时期,在内外环境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东部沿海一直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区域,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东部沿海劳动力成本提高,生产原材料、工业用地成本的提高,甚至是居住成本的提高,直接影响到外资的盈利率,出现产业集聚中的离散效应;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家加大了对中西部经济发展政策调整,对国内中西部投资出现优惠政策,加强了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及教育投入力度,增强对中西部投资效率与投资质量的保障。中西部地区应抓住机遇,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借鉴东南沿海省份及国外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路径,承接好国际、国内产业转移,调整结构,抢占市场。采取正确引导外商投资的措施,鼓励外资进入中西部地区的优势行业的同时,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现实国情、省情出发,寻找中西部省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制约因素与突破路径,努力实现超越传统的代工和低端引进外资的路径,在引资过程中模仿、消化高新技术,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和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促使我国经济发展区域的分布更加合理。
一、外商和资本输出国对外直接投资意图与策略的理论解读
常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国际经济交往和竞争中,只有深刻地懂得外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机及其理论依据,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其投资策略、投资行为与其全球战略目的,进而判断其具体政策。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及投资国的效应往往是对偶反映,对其行为动机的理解有助于更准确预测对东道国的影响和正确确定自己的引资战略,并相应采取有利的管理和引导措施。中西部省份在加大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要加强国际直接投资知识学习,反观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透析西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为此,通过对美国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日本小岛清的边际扩张理论的分析解读国际产业转移,以及由此引起东道国在引资过程中的深思。
(一)根据产品生命周期中要素密集度动态比较优势在全球配置资源——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1. 产品生命周期的核心内容。
哈佛大学维农教授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把产品分为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初阶段——创新阶段,世界上还没有其他竞争对手,产品具有垄断性,可轻易获取垄断利润。此阶段产品是技术要素密集型的,在作为创新发源地的先进母国生产,因具备高深知识研究开发技能、高额研究开发资金和高收入、高消费的市场条件,也便于对新产品在设计、质量、功能、包装方面进行不断改进,所以适于在保护垄断技术的基础上利用出口满足世界市场需求。随着新技术日趋成熟,产品基本定型,产品进入生命周期的第二阶段——成熟阶段。这一阶段国内国际市场需求加大,国外市场出现仿制者,进口国为了保护本国市场加大贸易壁垒,再加上国外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如在母国生产出口国际市场,生产成本加上运输成本超过在国外直接生产的成本。为了在竞争中占有国内国际双方市场,利用在研制、生产、销售等方面的规模经济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来排斥竞争者进入,通过自己控制技术扩散赚取寡占利润,成为更为有利的选择。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是标准化阶段。在这一阶段,创新厂商的垄断技术优势已经丧失,技术已经普及,产品进入标准化批量生产时期,价格弹性加大,降低成本成为竞争追求的第一要旨,生产的相对优势已经转移到技术水平低、工资低、资源充裕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根据产品在不同阶段在国际经济中处于不同的竞争阶段而安排全球生产战略,该理论在国际投资主流理论中的最大贡献就是增强了动态性研究,介入了投资区位的考量。
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引发东道国的思考。
虽然在国际经济竞争激烈的今天,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产品从研制到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几乎接近同步,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也给我们播放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整个慢镜头,对我们招商选资具有指导意义。此理论中包含的国际产业转移或者说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包括:东道国的技术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市场需求规模,贸易壁垒和政府政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要想真正实现产业升级,不是想引进高科技就能引进乃至消化得了的,技术水平、员工素质、东道国的配套政策,等等,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中西地区不仅要有引进国内外投资的意识与愿景,还要加强引进资本的软硬环境的建设才能够达到后发优势,突破静态比较优势陷阱,引进促进中西部产业优化发展的高技术投资。
(二)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国际产业转移思想
1.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核心内容。
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学者小岛清的边际扩张理论基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角度,从整个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为切入点,论证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边际扩张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部门,即边际产业部门依次进行;而这些产业又是东道国具有明显或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但如果没有外来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东道国这些优势又不能被利用。基于此,他将日本的对外投资根据动机划分为:自然资源获取型、追求低劳动力成本型、占领东道国市场型、与发达国家交叉投资型。值得说明的是“交叉投资型”指的是日本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就不应是劣势产业而应该是产业内部的相互直接投资,比如美日之间的汽车投资。根据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对外投资应能同时促进投资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因此,小岛清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考虑,提出若干应用主张:(1)实施日本式资源开发型投资的政策;(2)向发展中国家工业投资发挥“教师作用”;(3)向发达国家的投资实行“协议性的产业内部交互投资”。
2. 边际扩张理论引发的思考。
日本对外投资的企业,尤其是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企业是在日本国内生产已经处于比较劣势的部门,为了继续维持这些企业的生产规模需要到该产业仍为优势产业的国家进行生产,这样日本既可以优化国内的产业结构,又可以由投资带动对外贸易。从中我们就不难理解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了解决资源问题而大量向发展中国家矿产资源领域投资的举措及其所采取的“投资——进口”战略。日本在国外投资的矿产产品主要又是为了出口到日本,同时日本为了自身的资源环境保护把大批资源需要量大、环境破坏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把日本本国已经淘汰的技术转移到国外。由于技术在本国的已经是淘汰没落技术所以日本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大多采取合资经营方式,或是技术转让、补偿贸易等非股权投资模式。鉴于此,中西部应根据自身发展的长远战略需要,符合实际地、有选择地引进日本资本,要在长远战略基础上兼顾当前发展指导思想下引进资本。
外商及资本输出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多元的,其直接目的可以归纳为:绕开贸易壁垒;维持垄断优势;获得国外自然资源;降低成本;获得信息;转移污染等。中西部在引进外资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时除了考虑自身的需要外,还须深刻理解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和经济战略,以使引资战略和决策的确定、谈判过程的博弈以及日后的管理都有所鉴照,并有正确的选择与依循,防止盲目和失利。
二、中西部接受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一)中西部接受FDI的数量及其发展趋势
1. 中西部接受FDI的数量。
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接受FDI的状况有所改变,东部地区所占全国利用外资相对比重有所下降,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金额的增长迅速,外商投资的区域结构有所改善,但是东部地区依旧是外商投资的重点地区,占全国绝对比重。
2007年我国东中西部接受FDI的数量分别为656.4亿美元、54.5亿美元、36.8亿美元;2008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分别为942.4亿美元、74.4亿美元和66.2亿美元。2009年各区域分别为852亿美元、53.4亿美元、71.09亿美元。2010年,东中西部接受外资的数量分别为:898.5亿美元、68.6亿美元、90.2亿美元。2011年分别为:966.04亿美元、78.36亿美元、115.71亿美元。后危机时代,我国中西部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呈现出良好的态势(如表1)。
资料来源:《中国外商投资报告》。
2. 中西部接受FDI的增速。
2008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分别增长了43.57%、36.4%和79.8%;2009年各区域增速分别为-0.96%,-28.26%,25.7%,实现了7.41%的正增长。2010年东中西部接受外资的增速分别为16.7%、16.4%、22.3%,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FDI增速分别高于总体增速11.2个和9.5个百分点,占比均较2009年提高0.6个百分点。2011年分别为:7.51%、14.26%、28.24%。整个“十一五”期间,中部和西部吸收外商投资占比从11.2%提高到15%。从整体而言,中西部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在不断地增长,并且增速已经超过了东部地区(如图1)。
资料来源:《中国外商投资报告》。
3. 中西部接受FDI的比重。
后危机时代,外商投资区位转移态势已经确立,中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大幅度增加,增速显著高于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危机后,各区域虽一度受影响。由图2可得:2008-2011年,东部地区仍是接受外资的主体,中西部接受外资的比重仍较少。但这种趋势在改变,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在不断增大。
资料来源:《中国外商投资报告》。
(二)FDI在中西部的区域分布
具体到全国各省市,FDI地区分布不平衡,如图3所示,2010年,东部各省市依旧在全国实际利用外资中占绝对比重,但是中部地区的四川与重庆已经进入排名的前十位。其他中西部各省份利用外资的数量也有所改善与增长。但是由图3可看出中西部部分省份接受外资的数量仍较少,这种两极分化的态势相当明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由图3可知,中西部地区外资与东部地区一样均出现集聚效应。中部地区,主要集中在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在西部地区,主要集中在重庆、四川、内蒙古、陕西。
(三)中西部地区接受FDI的主要来源地
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受危机的影响,对外投资均有所减少,但亚洲地区仍是我国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新兴市场国家成为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竞争者。欧洲地区由于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泥潭,不仅影响了其自身经济的发展,而且制约了其企业对我国的直接投资能力。中西部地区外商来源前十位国家(地区)中,中国香港,新加坡,维尔京群岛,美国均在前五名之列,仅排名有所不同。并且香港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额比重最大。但是,亦可以看出,中西部外资主要来源是一样的,但是其中也有些不同,中国台湾,中国澳门,韩国在中部地区的投资地位要高于西部。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各地方统计年鉴整理。
分组讨论,将表2中的地区分别归入亚洲组以及欧美组,可以得出:亚洲地区在中西部的投资量要远远大于欧美地区的投资。据前人研究而得,欧美地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是根据中国的市场而来的,其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会不同,而亚洲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是追求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市场,把对中国的投资锁定在低端的劳动、资源密集型生产制造、装配环节,而外资企业紧紧把控高附加值、高规模经济的研发、销售环节,在中国投资生产,产品远销中国之外世界市场。所以按小岛清的边际扩张理论来分析,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区位选择中劳动力、原材料成本权重较大。
(四)中西部接受FDI的产业分布
从统计数据可得:我国中西部地区接受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等少数行业,中部地区在制造业方面吸收的FDI数量比较大,西部地区则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中西部地区在技术含量高,劳动力素质要求高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行业吸收的FDI数量较少,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更依赖第一产业。这也符合了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分布并不合理,因此中西部地区如何突破原有路径依赖,凭借本地区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等行业相对优势,在长远战略指导下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则可以抓住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外资趋势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充分发展自己,采取措施,将引资与地区产业升级相结合,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
三、鉴于理论的解读中西部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战略措施
(一)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提高引资质量
基于我国中西部软硬环境的制约,从产品生命周期、边际扩张理论的分析来看,到中西部投资的外商基本上都是基于资源获取型的技术含量很低的投资,这与中西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初衷目的相悖,从中西部长远发展战略着眼,国家应有重点地促使外商到中西部投资,又要根据针对中西部地区的优势与产业特点,制定和进一步完善中西部的引资政策和创新引资模式,在中西部接受外资时应该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在吸引外资的时候不能只关注其对地区经济的短期促进作用,要用发展与联系的眼光看待问题,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使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能够健康的发展。
(二)加大开放力度,提高中西部市场形象
优化各级行政部门办事效率,减少外资企业交易成本。明确各级政府部门在引进外资管理和外资企业监管中的职能与责任,改进工作作风,简化工作程序,取消不必要的干预,提高办事效率,在审批、鉴证、检查、进出口等各环节为外资、外商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特别是要严格行政纪律,依法依规办事,并建立健全渎职、违规责任追究制度,防止把分内之职变成谋取私利和部门利益的手段。藉此使各级政府部门保持良好的行政信誉,树立中西部省份良好的市场形象与国际形象,从而形成优越的投资软环境,增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使外商和外资企业除正当生产经营外,既无非分之想,亦无分外之忧。
(三)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素质
经济发展与当地教育是相得益彰的关系。波特指出:“一个国家想要经由生产要素建立起产业强大又持久的竞争优势,则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这两类生产要素的可获得性与精致程度也决定了竞争优势的质量,以及竞争优势将继续升级或被赶上的命运。”对于经济发展和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人才是最重要的高级生产要素,而教育则不仅是事关人才培养,也是高效利用外资的最重要的软环境。相对于外资青睐的发达地区,中西部省份高素质人才缺乏和教育水平落后是最突出的弱点之一。中西部要想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并藉此助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根本和长远优势,就必须在教育和人才问题上谋求突破,以有效满足外资进入对本土技术和管理人才的需求。当然,解决教育和人才问题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但其边际效用递增明显,只要认识明确,真正重视,措施得力,就一定能够扭转弱势,取得长效。
(四)注重产业集群效应及配套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转移
大力促成中西部一些具有优越的经济地理区位和交易成本优势的地区,尽快形成经济聚集区域,采取明确的产业和地区倾斜政策,吸引以降低成本为主要目的的劳动力及资源指向的外资企业前去投资,使外资撤减变为外资在我国境内的转移。一是,要加强产业集群内部的专业分工,形成弹性生产体系,进一步发挥集群内部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形成集群竞争力。二是,要不断完善集群成长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由中介服务机构、科技服务机构、教育培训机构组成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使企业能够实现高度专业化生产,使集群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和健康、稳定发展。
综上,在后危机时代,中西部地区在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转折点。中西部地区应该抓住契机,实现地区经济的腾飞。在后危机时期,中西部地区接受FDI的速度也大大超过了东部地区,但规模与东部地区仍有差距。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仍有许多的制约因素,并且国际形势在未来的几年内可能仍有波动,所以中西部地区在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仍有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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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应该如何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篇10
西部FDI占全国的比重有走下坡趋势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全球投资前景评估机构”2004年发表的专题工作报告中，中国被列为全球对FDI最具吸引力国家。2003年中国吸引外资达570亿美元，创历史性最高，占亚太地区外资流入量的一半以上。然而，大量涌入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呈现出极度不平衡分布的特点。
历年来，东部一直都是中国吸引FDI的主要聚集区位，比重大多在85％以上，而中西部的比重仅7％一16％区间，尤其1990年起，西部的比重为最低，大约只占到4％左右。
尽管2000年以来，中央政府给予了西部一系列优惠政策，但不均衡趋势并未得到有效转变，西部FDI占全国的比重有走下坡趋势，从1997年的5．58％到2003的3．25％。
为什么FDI不向西部集聚呢?有的学者认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北上”趋势有所加快，而“西进”的趋势则不明显；从长远看，外商对西部地区的转进不可能是“大跨越式”的。其原因是西部改革开放严重滞后，投资环境尤其是投资软环境更令人担忧，此外由于政府机构臃肿庞大，行政办事效率低，手续复杂繁锁，增加了交易成本。
有的学者则认为，外资“西进”趋势并不明显，原因是，西部地区观念落后，配套能力不高，基础设施不完善，专业人才供应不足，东部地区政府不愿意外资从本地转移出去。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外商对西部缺乏了解，害怕上当受骗和安全没有保障。尽管中央对投资西部有优惠政策，但他们有的不敢贸然进入西部投资，有的还没有投资的打算。
优惠政策效应趋弱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国家陆续在东部和中西部等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优惠政策对各地区的影响是不同的，这表现在下述两方面原因：一是东部先于中部、西部实行优惠政策；二是三大区域的第二轮优惠激励政策的时间不同步。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首先赋予东部地区一系列吸引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1992年起中部、西部地区也开始享受东部地区原先的优惠政策，而这时东部地区因更全面开放及累积效应进入第二轮优惠政策激励。但中国实施开发大西部重大战略，并赋予西部地区更优惠的政策，即西部地区进入第二轮优惠政策激励，却是从2000年起。
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的确比较明显。以中部地區为例，1992年以后，中部地区开始享受先前东部地区FDI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飞速增长，从1991年的16734万美元到1993年的234273万美元，仅仅两年的时间，增长了13倍。
不过，从长期效应看，这种政策效应已逐渐呈弱化趋势，如2000年起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在近几年对西部地区吸引FDI影响不显著。这可从2000年至2003年西部的FDI占比4．64％、4．15％、3．82％、3．25％等四个逐步下滑的比值中得到验证。这表明，在新的引资发展阶段中，各区域不应过度开展区域间优惠政策的竞争。
低劳动力成本不再是获得投资的优势
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似乎一直是中国各区域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东部引资的初期阶段，低成本优惠更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主要的因素，但随着更多的跨国公司及高质量外资进入，在东部其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已不存在了，更多的高质量外资倾向于以较高成本留住高素质优秀人才。
通过研究发现，当前东部的低成本优势已逐步消失，而且职工平均工资还有了提高。比如在1986—1991年第一阶段，职工平均工资每降低1个百分点，FDI就增加0．409个百分点。然而，在第二阶段，也就是从1992年到2003年期间，职工平均工资每提高1个百分点，反而促进吸引FDI提高了0．39个百分点。
这一新的变化基于两个方面原因：一是东部地区的职工素质提高了，无法以原来的低成本获取足够的劳动力，这可以从该阶段后期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的“缺工”显著现象得到证实。如果不适当提高工资，这一地区的“缺工”现象将持续。二是东部地区FDI已从第一阶段的以低质量外资为主转向以高质量外资为主，即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等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陆续进入我国，他们更愿意通过高工资来吸引高素质人才。
而目前进入西部的还是低质量的FDI，对劳动力质量要求不高，更偏好于低成本的劳动力。但随着高质量FDI的进入，低成本劳动力对FDI的弹性影响存在弱化趋势。所以，西部今后若要提高FDI的质量，还需通过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加强人才教育与培训来提高劳动力质量，以吸引高质量外资的流入。
提高第三产业比重
东部吸引外资的初期，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当时还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正处于萌芽状态，市场很不成熟，因而外商直接投资更愿意选择GDP大的地区。而且，从东部地区在1986—1991期间的企业结构分析看，大批量的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为能享受到外资优惠政策，纷纷戴上“洋帽子”、“红帽子”，这部分企业也大多以国内市场为主。
但重要的是，在东部引进外资的初期，FDI主要集中在出口加工型产业，这与打造“中国制造”是吻合的。在东部1992年以前，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或第三产业比重的下降，均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东部。
然而，这个趋势在1992年后有了新的变化。1992年以来，中国的FDI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即随着大量高质量外资的进入，提高东部地区第三产业的比重，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东部。
不过，在西部，迄今为止第三产业比重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流人的反向影响仍然十分显著。统计显示，西部第一二产业的总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FDI流入量会增加2．509个百分点。这说明在西部引资的整个历程里，FDI更倾向于投资其第一或第二产业。
目前中国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铜冶炼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水泥、电力、煤炭、纺织行业也潜存产能过剩的问题。比如铁合金行业，现有生产能力是2200多万吨，企业的开工率目前仅仅是40％左右；焦炭行业的产能也超过1亿吨，同时还有在建和拟建的各3000万吨。
从对外资的影响来看，一方面，外商对这些行业的投资必然会减少甚至逐渐淡出；另一方面，原本打算投入这些领域的国内资金，会改投其他领域，从而对其他领域的外资产生挤出效应。因此，从长远来看，西部在通过信息化改造来提升第一、二产业的附加值的同时，还应重视研究如何能更好地通过提高第三产业比重，来推动更多外资流入。
直接投资模式 篇11
当市场存在交易成本时, 企业通过将市场“内部化”以减少交易成本的存在。所谓内部化是“内部组织 (企业) 对市场交换的替代” (Williamson, 1996) 。英国学者巴克利和卡森 (P.Buckley and M.Casson, 1976) 及鲁格曼 (A.Rugman, 1981) 将交易成本理论引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领域, 开创了跨国公司的内部化理论。内部化理论认为,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所形成的内部化国际生产模式, 由利用外部市场价格、竞争机制来协调控制资源配置, 转变为体系内部通过计划、组织来协调控制资源配置, 其结果是跨国界的中间产品交易被置于跨国公司所有权之下, 产品价值链上的各单元作为内部市场交易主体, 交易各方是股权控制下的价值生产单位, 将从研发、原料采购、生产加工直到营销等整个价值链放在一个体系内部完成。通过这种内部化的组织形式, 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买卖双方的不确定性, 又可以消除外部市场的不完全性。这种内部化的国际生产模式同时使得跨国公司内部提供跨境服务成为必要, 诸如保护专有知识 (信息密集型的专业服务业) 、规避搜寻和谈判成本 (商务服务业) 、通过经营地域的分散化获得协同优势 (金融服务业) 、获得投入或开发新市场 (批发与零售服务业) 等需要, 都成为跨国公司服务业内部化的理由。因此, 内部化是对外直接投资中服务业追随制造业的驱动力之一。
然而, 许多跨国公司并非将所有的服务业都纳入企业的组织框架下, 在对外投资的目的由要素驱动、市场驱动转向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中, 它们也经历了“内部化——外部化”的变迁。制造业企业基于培育自身核心竞争力的需要, 将生产过程中的部分服务支持活动外包出去, 如运输、采购、售后服务等。在这一外包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形成, 在为其他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同时, 其自身发展水平、规模也在不断提高, 服务成本不断降低, 规模经济效应和学习效应得到释放, 进而又推动制造业企业将更多的支持活动外部化, 从而进一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显然, 外部化成为服务业直接投资跟随制造业的又一重要驱动力。
综上所述,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服务业跟随特征有其必然性。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 全球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规模和增长速度上均已超过了制造业。而在这一趋势下, 对于以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这一规律是否依然发生作用, 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始于1968年的韩国对外直接投资, 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 不仅诞生了LG、三星等众多知名的跨国企业, 且已形成了一套适合本国的投资理论。本文通过研究韩国服务业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以帮助我们探索国际直接投资中上述两大行业发展的独特规律, 而对于作为韩国产业承接国的中国而言, 其借鉴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2 韩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对亚洲直接投资概况
1989年以前, 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区域为北美地区, 1989年以后, 随着亚洲市场的迅速崛起, 韩国凭借其在亚洲地区的经济优势与地理优势, 将亚洲作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选择。2014年韩国对亚洲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42.54%。同时, 韩国对亚洲的直接投资一直是以制造业为主的, 虽然服务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上升, 但其规模还是小于制造业。制造业与服务业投资的存量分别占对亚洲投资总存量的65.82%和35.12%。那么韩国对亚洲的直接投资中, 是否也存在着服务业对制造业的追随呢?
注:本文关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均来自韩国进出口银行数据库
韩国对亚洲直接投资中, 存量规模最大的前八个经济体为:中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和越南。2014年韩国对它们的直接投资存量占整个亚洲总存量的87.6%, 因此, 通过研究韩国对这入个经济体投资中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分布, 可以看出韩国对亚洲直接投资的规律。
表1显示了韩国对亚洲8个经济体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概况。不难看出, 韩国对于前三个地区——日本、香港和新加坡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信息和通讯业、专业科技服务业和批发与零售业等服务型行业, 对这些地区的制造业投资处于次要地位;而对于后五个地区——中国、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直接投资也存在一个共同特征, 就是以制造业为重心。不妨将这八个样本经济体分为两组, 第一组为日本、香港和新加坡, 它们的人均GDP水平都在韩国之上;第二组为中国、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它们的人均GDP水平都在韩国之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 这些经济体2014年的人均GDP由高到低依次为:新加坡54776美元、日本38491美元、香港37777美元、韩国24392美元、马来西亚10548美元、中国6747美元、印度尼西亚3510美元、越南1902美元和印度1505美元。在这一分组基础上, 对韩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服务业追随状况进行实证检验。
3 韩国对亚洲直接投资中服务业追随制造业的实证检验
3.1 数据选取及描述性分析
本文选取1980~2014年之间的年度数据, 把韩国对第一组经济体 (日本、香港和新加坡) 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直接投资流量的两个时间序列分别设为和, 把韩国对第二组经济体 (中国、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直接投资流量的两个时间序列分别设为和。每一变量的时间序列含35个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发现, 的极差与平均值都是最小的, 而的极差和平均值都是最大的, 说明韩国在第一组经济体中的制造业投资要少于对第二组经济体的制造业投资;的极差与平均值都大于, 说明韩国在第一组经济体中的服务业投资要多于对第二组经济体的服务业投资。
3.2 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回归分析方法检验韩国对两组经济体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的关系。回归分析分为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三个步骤。本文采用Eviews6.0统计软件完成统计检验过程。
第一步, 先检验变量的单整性。这是因为, 为了确定韩国对两组经济体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直接投资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 需要进行协整检验, 而协整检验的前提是变量必须同阶平稳。同时为了防止出现异方差现象和避免原始数据的波动性, 也要对上述四个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从表3可以看出, 四个变量的时间序列都为一阶单整序列。
第三步, 为了检验韩国对两组经济体的制造业与服务业直接投资之间是否相互影响, 分别对这两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 韩国在第一组经济体中的服务业投资带动了对其制造业的投资, 但制造业投资对服务业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 同时, 韩国在对第二组经济体的服务业直接投资与制造业直接投资互为影响因素。
3.3 实证检验结果及其解释
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第一, 韩国服务业和制造业对亚洲两组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之间都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第二, 对于日本、香港和新加坡这三个经济体, 韩国服务业的直接投资是制造业投资的格兰杰原因, 但制造业不是服务业的格兰杰原因;第三, 对于中国、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五个经济体, 韩国服务业和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互为格兰杰原因。由此可知, 在韩国对于较发达的第一组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中, 出现了服务业投资带动了制造业投资的效应。同时, 在对于较不发达的第二组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中, 出现了制造业对外投资中的服务业跟随效应。
分析原因, 首先来看韩国对于发达经济体这一组的投资。这些地区一方面有着共同特征——市场开放、法律制度完善、服务产业成熟、基础设施完备、技术集聚、自然资源缺乏;另一方面也各具特色:香港是亚洲重要的金融航运中心, 新加坡是一个集科技咨询、金融保险和批发零售服务以及“共享服务”的理想地点, 日本国内零售业高度发达。这些有利条件虽然吸引一部分的韩国技术和资金密集型制造业的投资, 但对于韩国的服务业投资显然更具吸引力。如表1所示, 韩国对这一地区的专业科技服务、信息通讯服务、金融保险服务以及批发零售服务的投资远远高于对制造业的投资。
再来看韩国对发展中经济体这一组的投资。与韩国相比, 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韩国为调整国内产业结构, 会把国内的一些成熟行业向国外转移。对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来说, 劳动力成本较低, 国内的制造业比较发达, 有利于韩国对他们进行制造业投资;而对于印尼, 越南和马来西亚来说, 国内自然资源较为丰富, 资源缺乏的韩国会选择这些地方进行采矿业的投资, 而采矿业的发展必然会带动制造业的发展。在制造业投资的过程中, 给制造业提供各类配套服务, 也会带动韩国服务业在这些地区的投资。比如作为知识技术密集型制造企业的韩国三星公司, 不仅在中国建立半导体工厂, 还在中国设立产品技术服务机构, 发展金融、广告等产业。生产性服务业能增加制造业产品的附加值, 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范围更广、质量更高、价格更低的投入品 (崔岩、臧新, 2007) 。
4 对中国的观察与思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表明, 无论是从流量还是从存量上看, 制造业投资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占比都远远低于服务业。比如,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013年末在总存量中的占比仅为6.4%, 商务服务业占比却为29.6%。
但研究者对具有代表性的1500多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进行调查后发现, 采矿业和制造业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 (王碧珺, 2013) 。这是因为, 很多情况下,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于避税、会计记账等目的, 企业以投资的第一目的地为中转地, 设立投资公司或者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台公司 (登记为商务服务业) , 然后以此为跳板, 投资到其他国家的实体行业, 甚至部分作为“返程投资”回到了国内。
调查还发现, 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是获取技术 (包括先进的技术、被消费者认可的品牌以及市场渠道) 和自然资源。数据显示, 制造业投资中45.5%和31.6%的资金分别被用于获取技术和自然资源 (王碧珺, 2013) 。服务业对外投资的首要动机是具有贸易导向性的“获取市场”, 尤其是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投资。它们的功能是便利出口、维护客户关系、市场营销以及售后服务, 也就是说, 它为国内制造业提供了出口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