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共12篇）
直接投资 篇1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开始“走出去”, 进行海外直接投资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 这不仅是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解决目前中国国内生产力相对过剩、部分重要资源短缺、减少国际贸易摩擦等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是, 中国投资者的海外直接投资活动注定与风险同行, 面对不熟悉的法律、经济、社会、人文政治等环境, 中国投资者在“走出去”的路途中遭遇了相当的损失, 究其原因:一是中国投资者对风险的估计不足, 既没有做出全面的预见评估, 也没有准备相应的防范措施。二是中国尚缺乏一系列完善的法律保障制度和系统的保护中国投资者海外投资权益的制度。
2010年1月1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全面启动, 双边投资活动渐入佳境。由于东盟各成员国国内政治基础、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存在较大差异, 各国对华投资开放程度及管制政策上亦有所不同, 中国投资者对东盟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风险类型及减低、消除风险的方法也有所差别。
一海外直接投资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海外直接投资是指, 一国投资者为了获得长期投资收益, 直接将其资金、机器、设备、专有技术、专利商标等资本投入位于他国境内的企业, 并对该企业拥有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 而进行的在国 (境) 外直接建立新企业 (公司) 、购买旧企业、合资或合营办企业等资本输出活动, 是国际货币资本及国际产业资本跨国流动的一种形式。海外直接投资区别于以商品交易为手段的国际货物贸易和以证券交易为手段的国际货币资本流动, 其法律特征表现为:
第一, 海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必须在国 (境) 外建立或收购工厂等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实现生产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劳力、管理、信息的跨国、跨地区流动。
第二, 海外直接投资主体必须具有“私人”性质, 即资金来源于海外的私人投资者, 按照国际惯例, 即使资金来源于某一国家的政府机构或者国有企业, 只要是直接投资, 一般也视为“外国私人资本”。国际投资者是指从事跨国投资经营活动的个人和组织, 包括按照东道国法律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外国自然人、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
第三, 海外直接投资既有资本的国际流动, 又有企业经营管理权的资本的国际转移, 海外投资者对实体 (企业或公司) 具有控制性。具体表现为:向企业提供资金、技术、原材料、购买其产品以及派遣管理技术人才等。
第四, 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具有相互转化的特征。例如, 购买股票不能简单地区分为直接或间接投资, 要视投资目的是否涉及企业的经营权而定, 并且拥有多少股份才构成海外直接投资, 实践中也没有统一的标准, 而依据国内法而定。 (1)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也具备上述四个特征, 但在中国“一国两制”的背景下, 改革开放过程中, 已习惯将来自港澳台地区的资本作为外资对待, 而对这三个地区的投资亦视为中国海外投资, 所以中国海外投资主体仅限于中国内地的投资者, 而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者。
二海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概念和类型
Risk:“The chance of injury, damage, or loss;danger or hazard.Liability for injury, damage, or loss if it occurs
1. 商业风险
商业风险是指市场中各种经济因素的变化使国际投资出现收益下降、发生亏损等危险, 主要包括经营风险和外汇风险。经营风险包括经济萧条、进口限制、价格管制、市场管制等;外汇风险包括财会转换、交易结算、价值缩水等。
2. 非商业风险
非商业风险是指除商业风险之外的其他因素使国际投资受损等危险, 包括自然风险和政治风险, 前者如地震、飓风、水灾等;政治风险包括国有化、征收风险;政治暴乱;资本转移等风险。
三中国投资者直接投资东盟的政治风险分析及实践
政治风险是指在国际投资环境中, 由于东道国的政治、社会、法律等因素的变化而给外国投资者所造成的投资财产及其权益的损害或损失。这是发生在东道国境内的人为的结果, 而非外国投资者自身所能控制或避免的。
1. 战争或内乱风险
东道国国内发生战争、内乱、恐怖行动, 或与他国发生战争, 使外国投资者遭受重大财产损失, 以致企业或工厂无法继续正常或在短时期内恢复经营。根据国际法一般原则, 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损失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但并非承担绝对的、全部的赔偿责任, 通常按照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处理。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国内法对战争、内乱险未作具体规定, 但在两方的双边投资协定中没有回避这一问题。例如中泰协定的提法: (3) 缔约一方国民或公司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投资, 因该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发生战争或其他武装冲突、全国紧急状态、叛乱或骚乱而遭受损失。中国与文莱协定中的提法为: (4) 战争、全国紧急状态、武装冲突、暴乱或其他类似事件。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等东盟成员国的协定表述的意思相差无几, 都对此作了较详细的列举, 共同的关键词为“政治暴力”。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均规定, 对因战争等而遭受损失的外国投资者进行赔偿, 实行最惠国待遇。例如:中国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协定中的提法为: (5) 缔约另一方予以恢复、赔偿、补偿或其他处理。与马来西亚、缅甸协定的提法一样都作了较为具体的列举。另一类则做了原则性的规定, 如中国与泰国协定中的提法为:该缔约另一方可能采取的有关援助。中国与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协定提法与中泰协定类似。具体措施包括:恢复、赔偿、补偿和其他补救办法, 除中国与文莱之间的协定外, 其余几个双边协定都没有涉及补偿的标准问题, 中文协定中提出了“公平与充分的补偿”。
中国投资者向东盟的直接投资尚未发生过战乱风险的问题, 但此地区时而也会发生武装冲突、骚乱、恐怖活动等类似的情况, 对该风险预先作防范和规制是必要的。
2. 国有化、征收或类似措施风险
东道国基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对外商投资企业等资产实行国有化、征收措施, 导致外国投资者财产损失。国有化是国家通过法律或法令对某些原属私人所有的财产收归国有的措施, 其结果导致财产所有权主体发生变更, 即变企业的私有制为国家的公有制。征收是国家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 经过法定程序, 将私有财产归国家所有;而征用是私人财产使用权发生转移。
国际上对涉及外资国有化、征收征用风险存在较大的争议:一是国家是否有权对外资实行国有化和征收等类似措施?实施国有化是一国属地优越权的体现, 为各国普遍承认。但国际上亦公认国家实施国有化的权利不是没有限制的, 应以公共利益为目的, 并实施不歧视待遇。当然, 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 应由实施国有化措施的国家来确定。而不歧视待遇是指国有化不是专门针对外国人或某一特定国籍的外国人所实施的。二是对外资实行国有化、征收措施后如何进行补偿?尤其在补偿的标准上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尖锐的矛盾。一些发达国家主张, 对其财产被收归国有的外国人必须给予补偿, 否则国有化是“非法”的, 并且应是充分、有效和即时的补偿。 (6) 发展中国家认为这样的要求无异于剥夺了他们实施国有化的权利。发展中国家则否认补偿责任, 因为国有化是国家主权行为, 实施国没有义务必须补偿, 需要遵守的国际法原则仅在于给予本国与外国国民平等待遇, 因而同等情况下对本国国民不给予补偿, 对外国国民也无需补偿。近几十年来, 发展中国家主张适当或合理的补偿原则:给予外国投资者补偿, 这样的补偿是实施国有化的国家财政能力所能负担的, 并且经双方协商同意为投资者所接受的。
20世纪60年代, 东盟的一些国家发生过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 反映了当时极为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发展中国家的抗争。1987年东盟六国 (7) 签署的《保护和促进投资协议》规定了对外资实行国有化、征收的条件和标准。《协议》规定的条件:只有为了公共利益, 经过正当程序, 在不予歧视并给予充分补偿的基础上, 方可实行征收或国有化或其他类似措施。补偿的标准是充分的, 可以自由兑换货币自由转移, 金额应为财产被征收前的市场价格, 并且没有不合理的延迟支付。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尽管在措辞上有所不同, 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解决两方面的问题:第一, 国有化或征收的条件包括为了公共利益;依照法定程序;非歧视的措施以及给予适当和有效的补偿。第二, 补偿的标准采用“适当补偿”原则。
3. 资本转移风险
该风险又称外汇风险, 东道国因为发生国际收支困难, 因而实行外汇管制, 限制甚至禁止外国投资者将其投资资本、合法收益等转移到东道国境外。此外, 还包括企业歇业或资产出让后投资者应得的资产汇回本国或第三国时受到立法、行政或政治障碍所产生的风险。外国投资者进行海外投资是为了追求高额利益回报, 如其投资财产、合法收益不被东道国允许自由转移和自由兑换, 会造成投资者的财产损失。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入国, 既要满足外国投资者的正当要求, 又要保障本国建设所需外汇资金。东道国如禁止投资者关于投资财产的汇回不符合保护合法财产权的规则, 也不利于良好投资环境的建设, 如可以随便允许投资者汇回又会影响东道国利用外资的初衷和国际收支平衡。因此, 东道国设定了外资汇回的前提条件, 如期限限制、限额限制及程序上的要求等, 但东道国一般不限制税后利润的自由汇出。
东盟六个创始国中, 一般不实行外汇管制制度。新加坡对往国外汇款没有限制。泰国对来自国外投资的原资本和利润收益, 在依法缴纳收入源泉税后可以汇出。马来西亚对外资的利润汇款不设限制。印度尼西亚对外汇交易原则上允许自由进行, 但须办理申报。菲律宾和文莱采取自由外汇政策。东盟四个新成员国 (8) 在一定范围内采取了外汇管制政策。缅甸的限制措施有:用当地货币换成美元汇出国外者, 1个月只允许1件, 而且不得超过1万美元。越南政府对实现政府计划有特殊重要作用的投资项目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项目等, 保证协助外商投资的外汇平衡。老挝和柬埔寨允许外资的本金和利润汇出境外, 不设限制。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十个双边投资协定对投资及其收益转移确定的原则为“自由转移”:第一, 资本转移的权利。外国投资者有权将其投资财产及其收益自由转移出东道国, 当然也有一些限制。第二, 转移的投资财产范围除了协议列举的款项, 还扩展至与投资相关的其他款项。第三, 转移的货币是可以兑换的。第四, 资本转移时所采用的汇率包括市场汇率、官方汇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汇率。第五, 转移的期限按约定实施, 不得无故迟延。第六, 实施非歧视待遇, 包括最惠国待遇。在资本转移问题上, 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设立了明确的共同规则。 (9)
4. 东道国违约风险
东道国政府对外国投资者实行毁约或违约, 致使原协议、合同无法履行或无法继续履行, 造成外国投资者财产损失。“东道国的违约行为可包括东道国作为主权者的违约行为和作为一般商业伙伴的违约行为。” (10) 东道国作为主权者违约时, 由于其居于主导地位, 外国投资者一般处于不利地位, 因而东道国应在非歧视的基础上提供法律保护。东道国作为一般商业伙伴违约时, 与对方处于平等民事法律地位, 双方承担的义务责任是一致的。违约险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所首创的险种, 目前对政府违约险提供保险的国家还不多, 通常作为征用险项目下的一种特殊形式或其他特殊情况予以承保。
东盟国家相关外商投资法没有涉及东道国违约及与外来投资者就此发生纠纷如何处理的问题, 但有的国家主张可用东道国法律规定和允许的合同约定解决此类纠纷。○11根据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中的规定, 如发生东道国政府违约的情况, 外国投资者可选择:由当事人双方友好协商解决;提交东道国有管辖权的法院解决;提交双方共同组成的仲裁庭解决;提交解决投资争端中心进行调解或仲裁。
四降低或消除政治风险的对策建议
降低或消除政治风险需要有国内和国际的法律保障, 一是东道国投资法所提供的稳定的政策和法律保证;二是投资者母国提供的健全有效的海外投资保险等法律保证;三是东道国与投资者母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所提供的法律保证;四是东道国与投资者母国共同参与的国际投资条约所提供的法律保证。目前, 对于中国海外投资者和东盟各东道国来说, 无论是国内投资法律体系还是双边协定、国际条约的遵守与实践, 都存在缺陷与不足, 需要改进。
1. 建立与完善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海外投资保险是资本输出国对本国私人的海外投资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证, 依据国内法所实施的一种保险制度。具体而言, 投资者与本国专门机构订立保险合同, 投资者支付保险费, 保险机构承担有关政治风险的保险责任。美国最先创立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也先后确立了该项制度以保障本国国民海外投资的合法利益。中国和多数东盟国家为发展中国家, 海外直接投资相对不发达, 相应的保险制度也不健全, 应向发达国家吸取有益的经验。
中国要抓住机遇, 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区扩大直接投资的规模, 调整产业结构, 保护中国海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然而中国的境外投资立法严重滞后, 至今尚未建立专门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 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2001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办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与海外投资保证, 但所发挥的作用有限, 范围相对狭窄, 并不能满足“走出去”战略的需求。所以必须要通过健全的法律机制尤其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中国海外投资者进行引导和扶持, 据此获得国家利益, 开拓更加广泛的国际市场, 增加外汇收入, 提高国家竞争地位。
2. 改进双边投资协定的践约效果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十个双边投资协定, 对战争内乱、国有化和征收、资本转移及东道国违约的风险均做出了约定。但仍有不足之处:
第一, 双边协定对风险设定的条件、处理的标准和方法存在较大差异, 未作统一。以战争、内乱险为例, 中泰协定与中文协定在赔偿标准上悬殊较大。中泰协定第五条 (三) 规定:“缔约一方国民或公司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 因该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发生战争或其他武装冲突、全国紧急状态、叛乱或骚乱而遭受损失, 则在该缔约另一方可能采取的有关援助方面给予缔约一方国民或公司的待遇, 应不低于在相同情况下给予任何第三国国民或公司的待遇。”其中没有提到具体的补偿标准, 原则性的提法也很模糊, 中国与其他东盟成员国的双边协定也没有提及补偿标准。只有中文协定第五条以“损害或损失补偿”为标题确定了明确的和较高的补偿标准:“……应给予恢复或给予公平与充分的补偿……”。各个协定对风险的概念、适用条件、处理的措施和标准应以“求同存异”的原则来修改, 尤其在风险无可避免的发生投资者因此受损后的赔偿标准上保持一致。否则会造成对东盟直接投资在区域上发展不均衡, 不利于双向投资活动的促进, 限制了东盟各国利用中国投资带动本国、本地区经济的长足发展, 同时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施也有所阻滞。
第二, 对东道国违约险的规定较模糊, 未作详细约定。中国海外投资者和东盟国家政府之间既是监管关系, 也是投资合作伙伴关系。一方面, 我们的直接投资能得到东道国政府的支持无异于降低了成本风险、项目风险并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优惠政策;另一方面, 东道国政府的违约亦会造成中国海外投资者的相当损失, 若无相关规定, 损失即无法得到补偿。尽管协定约定如发生类似争议双方可通过仲裁、诉讼或提交解决投资争端中心进行调解或仲裁, 但对于东道国违约险的概念、违约责任的承担及补偿标准都没有提及。双边协定中不仅应对此详尽列举规定, 还应为投资者提供多种救济途径以保护海外投资者合法权益。
3. 充分利用国际性投资条约的保证作用
国际上重要的投资公约有两个:《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12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13。国际投资争议解决中心 (简称ICSID) ○14是根据《华盛顿公约》设立的, 由世界银行所属的专门处理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的投资争议的国际机构, ○15旨在为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提供国际途径, 即在东道国国内司法程序之外, 另设国际调解和国际仲裁程序。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简称MIGA) 是根据《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于1988年成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属于世界银行集团的成员, 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 它是最大的多边投资保险实体, 填补了各国国家和私营保险机构在承保能力和担保范围的空白。中国投资者流向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 可向MIGA投保, 不仅为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政治风险提供了一种国际保障机制, 也有利于东道国和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端的非政治性解决, 中国投资者应充分重视国际性投资条约保障海外投资安全的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 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 中国投资者“走出去”的规模与数量将日益庞大。只有熟悉东道国对海外投资者的相关政策和法律, 立足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基础上, 以尽快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为依托, 中国投资者才能放心投资东盟, 促进双边投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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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 篇2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国际分工和国际间技术经济合作进一步加强,资本国际化、生产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海外直接投资成了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形式,其发展规模、水平已成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实力的衡量标志.本文以当前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问题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海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效应,详细分析了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和劣势.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调整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作 者：李荣国 于振荣 作者单位：李荣国(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辽宁,大连,116025)
于振荣(东北财经大学,杂志社,辽宁,大连,116025)
海外直接投资：学会“两栖” 篇3
我们将海外直接投资分为两种：利用型FDI和探索型FDI。利用型FDI主要特点是：企业在投资国应用企业在东道国形成的既有资源和能力，更多的是追求利润和市场扩张（如降低成本、扩大市场）；探索型FDI的主要特点是：企业专注于创造新资源和新能力的投资，目的则是强化企业的原有竞争优势或在新市场获得新的竞争优势。不难看出，这两类FDI适用于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情景，互有优劣。不同的企业根据不同的内外条件可能选择不同类型的FDI。从长期来看，两种类型的FDI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投资回报。
FDI：“探索型”与“学习型”的回报差异
在讨论投资回报时，任何企业都要知道并且区分：FDI项目产生回报的时点 （timing） 是近还是远，是快钱还是慢钱，是杀鸡取卵的买卖，还是源源不断的摇钱树？这是决策中有关时长 （duration） 的思考与分析。
跨国企业FDI的收益可分为经济和行为两种。
经济收益上，跨国企业FDI可获得三方面的优势：通过规模扩张，形成更强的市场势力；通过内部技术、知识和能力的跨界传递，避免技术授权、特许经营所附带的市场失灵问题；将价值活动配置在合适的地点（“价值洼地”），以更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来实现低成本，如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等地。
经济收益易衡量，直接反映为企业的“绩效结果”，如销售收入的增加或成本的下降。
行为收益上，伴随着海外子公司的创新、无形资产的逆向转移，跨国企业得益于嵌入整体的网络外部知识获取与创造，以及内部全球网络节点之间的知识交换与整合，企业专有优势逐渐得到培育和提升。
但行为收益衡量困难，且回报周期更长，风险也更大，需要持续的投入和足够的耐心。
图1展示了两类FDI价值实现过程的差异。
利用型FDI为跨国企业带来的好处主要在经济利益方面；而探索型FDI的收益则主要是行为收益。
利用型FDI虽然回报较快，但是回报通常难以长期持续。
因为利用型FDI的核心机制是“模式复制”。这种机制仰赖已有的专有优势进行跨境开发利用，或提升效率，都借助于套利地调用地理分散的各种要素，以降低成本、提高收入和利润。然而，一旦全球竞争者涌入，利用型FDI的价值会减少，甚至会因为核心技术的更新换代而转瞬消失。纯粹的利用型FDI会使企业逐渐陷入衰颓，短期价值的促生要素，转而成为长期价值恶化的制约要素。柯达、诺基亚等面临的崩盘生动诠释了此弊端。
探索型FDI带来的回报虽然风险大、周期长，但是，带来的是远期、长效的价值。
首先，海外子公司或研发机构产出创新成果，与母国的资源和能力进行整合之后，才能真正发挥所投资产的价值。尤其，如果跨国企业以在发达国家并购等方式获得战略性资产，由于制度距离、组织文化等的差异，其逆向的知识吸收与整合需要较长的磨合过程。其次，把探索成果——构建或提升企业的专有优势——运用到实际业务中，也需假以时日。另外，探索型FDI收益实现的等待期内，跨国企业往往还需支付高额的前期投入，如并购重组成本的摊销等。因此，探索型FDI实施后，短期内往往给跨国企业带来负现金流。然而，这种投资具有路径创造的特性，可使企业扩大既有的知识基础，防止陷入“能力陷阱”和组织惰性中，提高未来生存发展的能力。
我们的研究发现：利用型FDI，自项目实施后第1年中，平均可为跨国企业创造16.3%的超额回报 （Buy and Hold Abnormal Return，BHAR），但在第2年中，则只有13.7%；而探索型FDI，其第1年的回报不显著甚至为负值，第2年平均可为跨国企业创造30.8%的回报。
学会“利用”和“探索”两栖
过多利用型FDI就会变成鼠目寸光、竭泽而渔，过多的探索型FDI则可能是不顾死活的豪赌。那么，摆在管理者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利用和探索？
塔什曼等最早提出“两栖性”（Ambidexterity），认为管理者必须将组织引向两栖的状态，既能渐进地改良，又能实施突破性变革，这样才能获得长期稳定的成功。
过往研究发现，利用型FDI战略能促进渐进性创新和眼前销售收入的增长，探索型FDI战略能促进较大程度的产品和流程创新，但两者单独使用对企业平均销售收入增长不显著。我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如探索型和利用型FDI相对均衡，则企业的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最佳。
不同类型的FDI项目之间具有潜在的整合优势，所以同步推进两类FDI是有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国企业应该是两栖的，应能均衡发展两类FDI，以创造更高的公司价值。
跨国企业均衡发展两类FDI，会因为互补效应和协同效应而更好地利用实体或隐形资产。
首先，两种类型FDI具有潜在的强互补性。当跨国企业均衡推进两类FDI时，短期内，利用型FDI产生的利润可用于支持、补贴探索型FDI的实施。这反映在资源的运用上，两类FDI均衡发展将提高跨国企业内部实体资产的使用效率，进而催生相应的互补效应。所以，彼此相异的FDI要同时并存。
其次，经由探索型FDI所获得的战略性资产，通常表现为无形资产，如新技术、营销技能、知名品牌等。这些战略性资产在培育或获取后，逆向向母公司及旗下其他子公司转移，将有助提升整体竞争力。尤其是跨国企业通过对各地知识的吸收和整合，还可能产生“熊彼特式”的创新，实现对无形资产更加有效的开发与共享。因此，均衡发展两类FDI能为组织带来协同价值。
当然，为了取得上述两种效应，跨国企业需要形成促进两类FDI互动的两栖动态能力，以确保在地理上分散的利用型FDI和探索型FDI之间的异质性资源得以协调和整合。为此，跨国企业母公司在针对特定技术的全球整合过程中，需要扮演中枢 （Hub） 的角色：接收探索型海外子公司逆向转移而来的技术；将该技术融入到母公司及其附属本土子公司的技术体系中，通过组合创新而形成新的技术；将形成的新技术传递给利用型子公司。这些流程是协同效应产生的基础。
但是，这些流程也将产生某些额外的成本支出：一是直接运营成本的增加，如总部需配置专职联络与协调职位、配备专人负责技术转移的协调，甚至可能需要设置专职的整合人员来负责多方面来源技术的重新组合；二是间接成本的增加，此乃母子公司的日常运营因可能受到干扰因素影响而产生的隐性损失。这就意味着，跨国企业谋求FDI两栖性，可能会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跨国企业管理者必须以全局、长远的眼光对这种成本收益比进行权衡，持续地构建探索与利用交互的管理流程。而且，只有当这些流程固化之后，才能真正成为“两栖动态能力”，投资收益才会有大的提升，异质组合的协同效应真正凸显。
低技术行业更宜“两栖”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低技术行业，跨国企业对利用型FDI和探索型FDI的有机平衡程度越高，公司的价值越大；但高技术行业未表现出同样的特征。
这可能是因为，技术密集程度越高的行业，技术变革越频繁，市场变动越大。这种变动降低了企业通过探索型FDI获取战略性资产、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成功几率。与此同时，高技术行业频繁的技术变革也缩短了利用型FDI价值持续的时长。结合这两点，使得利用型FDI的短期超额回报创造优势、探索型FDI的长期超额回报创造优势，在高技术行业消失了。
进一步地比较，低技术行业的环境相对稳定，探索与利用二元整合的流程也相对确定，是一个线性的渐变过程。企业较容易通过经验积累、持续地小幅度变化将其惯例化，从而形成较为稳定的两栖动态能力。
因此，通常的理性投资者不会对高技术行业中均衡发展两类FDI的两栖做法给予积极的评价。
王凤彬：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
直接投资 篇4
后金融危机时期,在内外环境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东部沿海一直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区域,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东部沿海劳动力成本提高,生产原材料、工业用地成本的提高,甚至是居住成本的提高,直接影响到外资的盈利率,出现产业集聚中的离散效应;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家加大了对中西部经济发展政策调整,对国内中西部投资出现优惠政策,加强了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及教育投入力度,增强对中西部投资效率与投资质量的保障。中西部地区应抓住机遇,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借鉴东南沿海省份及国外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路径,承接好国际、国内产业转移,调整结构,抢占市场。采取正确引导外商投资的措施,鼓励外资进入中西部地区的优势行业的同时,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现实国情、省情出发,寻找中西部省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制约因素与突破路径,努力实现超越传统的代工和低端引进外资的路径,在引资过程中模仿、消化高新技术,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和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促使我国经济发展区域的分布更加合理。
一、外商和资本输出国对外直接投资意图与策略的理论解读
常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国际经济交往和竞争中,只有深刻地懂得外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机及其理论依据,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其投资策略、投资行为与其全球战略目的,进而判断其具体政策。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及投资国的效应往往是对偶反映,对其行为动机的理解有助于更准确预测对东道国的影响和正确确定自己的引资战略,并相应采取有利的管理和引导措施。中西部省份在加大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要加强国际直接投资知识学习,反观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透析西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为此,通过对美国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日本小岛清的边际扩张理论的分析解读国际产业转移,以及由此引起东道国在引资过程中的深思。
(一)根据产品生命周期中要素密集度动态比较优势在全球配置资源——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1. 产品生命周期的核心内容。
哈佛大学维农教授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把产品分为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初阶段——创新阶段,世界上还没有其他竞争对手,产品具有垄断性,可轻易获取垄断利润。此阶段产品是技术要素密集型的,在作为创新发源地的先进母国生产,因具备高深知识研究开发技能、高额研究开发资金和高收入、高消费的市场条件,也便于对新产品在设计、质量、功能、包装方面进行不断改进,所以适于在保护垄断技术的基础上利用出口满足世界市场需求。随着新技术日趋成熟,产品基本定型,产品进入生命周期的第二阶段——成熟阶段。这一阶段国内国际市场需求加大,国外市场出现仿制者,进口国为了保护本国市场加大贸易壁垒,再加上国外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如在母国生产出口国际市场,生产成本加上运输成本超过在国外直接生产的成本。为了在竞争中占有国内国际双方市场,利用在研制、生产、销售等方面的规模经济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来排斥竞争者进入,通过自己控制技术扩散赚取寡占利润,成为更为有利的选择。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是标准化阶段。在这一阶段,创新厂商的垄断技术优势已经丧失,技术已经普及,产品进入标准化批量生产时期,价格弹性加大,降低成本成为竞争追求的第一要旨,生产的相对优势已经转移到技术水平低、工资低、资源充裕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根据产品在不同阶段在国际经济中处于不同的竞争阶段而安排全球生产战略,该理论在国际投资主流理论中的最大贡献就是增强了动态性研究,介入了投资区位的考量。
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引发东道国的思考。
虽然在国际经济竞争激烈的今天,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产品从研制到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几乎接近同步,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也给我们播放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整个慢镜头,对我们招商选资具有指导意义。此理论中包含的国际产业转移或者说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包括:东道国的技术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市场需求规模,贸易壁垒和政府政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要想真正实现产业升级,不是想引进高科技就能引进乃至消化得了的,技术水平、员工素质、东道国的配套政策,等等,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中西地区不仅要有引进国内外投资的意识与愿景,还要加强引进资本的软硬环境的建设才能够达到后发优势,突破静态比较优势陷阱,引进促进中西部产业优化发展的高技术投资。
(二)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的国际产业转移思想
1.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核心内容。
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学者小岛清的边际扩张理论基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角度,从整个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为切入点,论证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边际扩张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部门,即边际产业部门依次进行;而这些产业又是东道国具有明显或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但如果没有外来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东道国这些优势又不能被利用。基于此,他将日本的对外投资根据动机划分为:自然资源获取型、追求低劳动力成本型、占领东道国市场型、与发达国家交叉投资型。值得说明的是“交叉投资型”指的是日本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就不应是劣势产业而应该是产业内部的相互直接投资,比如美日之间的汽车投资。根据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对外投资应能同时促进投资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因此,小岛清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考虑,提出若干应用主张:(1)实施日本式资源开发型投资的政策;(2)向发展中国家工业投资发挥“教师作用”;(3)向发达国家的投资实行“协议性的产业内部交互投资”。
2. 边际扩张理论引发的思考。
日本对外投资的企业,尤其是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企业是在日本国内生产已经处于比较劣势的部门,为了继续维持这些企业的生产规模需要到该产业仍为优势产业的国家进行生产,这样日本既可以优化国内的产业结构,又可以由投资带动对外贸易。从中我们就不难理解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了解决资源问题而大量向发展中国家矿产资源领域投资的举措及其所采取的“投资——进口”战略。日本在国外投资的矿产产品主要又是为了出口到日本,同时日本为了自身的资源环境保护把大批资源需要量大、环境破坏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把日本本国已经淘汰的技术转移到国外。由于技术在本国的已经是淘汰没落技术所以日本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大多采取合资经营方式,或是技术转让、补偿贸易等非股权投资模式。鉴于此,中西部应根据自身发展的长远战略需要,符合实际地、有选择地引进日本资本,要在长远战略基础上兼顾当前发展指导思想下引进资本。
外商及资本输出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多元的,其直接目的可以归纳为:绕开贸易壁垒;维持垄断优势;获得国外自然资源;降低成本;获得信息;转移污染等。中西部在引进外资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时除了考虑自身的需要外,还须深刻理解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和经济战略,以使引资战略和决策的确定、谈判过程的博弈以及日后的管理都有所鉴照,并有正确的选择与依循,防止盲目和失利。
二、中西部接受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一)中西部接受FDI的数量及其发展趋势
1. 中西部接受FDI的数量。
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接受FDI的状况有所改变,东部地区所占全国利用外资相对比重有所下降,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金额的增长迅速,外商投资的区域结构有所改善,但是东部地区依旧是外商投资的重点地区,占全国绝对比重。
2007年我国东中西部接受FDI的数量分别为656.4亿美元、54.5亿美元、36.8亿美元;2008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分别为942.4亿美元、74.4亿美元和66.2亿美元。2009年各区域分别为852亿美元、53.4亿美元、71.09亿美元。2010年,东中西部接受外资的数量分别为:898.5亿美元、68.6亿美元、90.2亿美元。2011年分别为:966.04亿美元、78.36亿美元、115.71亿美元。后危机时代,我国中西部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呈现出良好的态势(如表1)。
资料来源:《中国外商投资报告》。
2. 中西部接受FDI的增速。
2008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分别增长了43.57%、36.4%和79.8%;2009年各区域增速分别为-0.96%,-28.26%,25.7%,实现了7.41%的正增长。2010年东中西部接受外资的增速分别为16.7%、16.4%、22.3%,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FDI增速分别高于总体增速11.2个和9.5个百分点,占比均较2009年提高0.6个百分点。2011年分别为:7.51%、14.26%、28.24%。整个“十一五”期间,中部和西部吸收外商投资占比从11.2%提高到15%。从整体而言,中西部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在不断地增长,并且增速已经超过了东部地区(如图1)。
资料来源:《中国外商投资报告》。
3. 中西部接受FDI的比重。
后危机时代,外商投资区位转移态势已经确立,中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大幅度增加,增速显著高于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危机后,各区域虽一度受影响。由图2可得:2008-2011年,东部地区仍是接受外资的主体,中西部接受外资的比重仍较少。但这种趋势在改变,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在不断增大。
资料来源:《中国外商投资报告》。
(二)FDI在中西部的区域分布
具体到全国各省市,FDI地区分布不平衡,如图3所示,2010年,东部各省市依旧在全国实际利用外资中占绝对比重,但是中部地区的四川与重庆已经进入排名的前十位。其他中西部各省份利用外资的数量也有所改善与增长。但是由图3可看出中西部部分省份接受外资的数量仍较少,这种两极分化的态势相当明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由图3可知,中西部地区外资与东部地区一样均出现集聚效应。中部地区,主要集中在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在西部地区,主要集中在重庆、四川、内蒙古、陕西。
(三)中西部地区接受FDI的主要来源地
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受危机的影响,对外投资均有所减少,但亚洲地区仍是我国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新兴市场国家成为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竞争者。欧洲地区由于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泥潭,不仅影响了其自身经济的发展,而且制约了其企业对我国的直接投资能力。中西部地区外商来源前十位国家(地区)中,中国香港,新加坡,维尔京群岛,美国均在前五名之列,仅排名有所不同。并且香港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额比重最大。但是,亦可以看出,中西部外资主要来源是一样的,但是其中也有些不同,中国台湾,中国澳门,韩国在中部地区的投资地位要高于西部。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各地方统计年鉴整理。
分组讨论,将表2中的地区分别归入亚洲组以及欧美组,可以得出:亚洲地区在中西部的投资量要远远大于欧美地区的投资。据前人研究而得,欧美地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是根据中国的市场而来的,其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会不同,而亚洲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是追求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市场,把对中国的投资锁定在低端的劳动、资源密集型生产制造、装配环节,而外资企业紧紧把控高附加值、高规模经济的研发、销售环节,在中国投资生产,产品远销中国之外世界市场。所以按小岛清的边际扩张理论来分析,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区位选择中劳动力、原材料成本权重较大。
(四)中西部接受FDI的产业分布
从统计数据可得:我国中西部地区接受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等少数行业,中部地区在制造业方面吸收的FDI数量比较大,西部地区则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中西部地区在技术含量高,劳动力素质要求高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行业吸收的FDI数量较少,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更依赖第一产业。这也符合了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分布并不合理,因此中西部地区如何突破原有路径依赖,凭借本地区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等行业相对优势,在长远战略指导下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则可以抓住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外资趋势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充分发展自己,采取措施,将引资与地区产业升级相结合,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
三、鉴于理论的解读中西部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战略措施
(一)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提高引资质量
基于我国中西部软硬环境的制约,从产品生命周期、边际扩张理论的分析来看,到中西部投资的外商基本上都是基于资源获取型的技术含量很低的投资,这与中西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初衷目的相悖,从中西部长远发展战略着眼,国家应有重点地促使外商到中西部投资,又要根据针对中西部地区的优势与产业特点,制定和进一步完善中西部的引资政策和创新引资模式,在中西部接受外资时应该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在吸引外资的时候不能只关注其对地区经济的短期促进作用,要用发展与联系的眼光看待问题,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使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能够健康的发展。
(二)加大开放力度,提高中西部市场形象
优化各级行政部门办事效率,减少外资企业交易成本。明确各级政府部门在引进外资管理和外资企业监管中的职能与责任,改进工作作风,简化工作程序,取消不必要的干预,提高办事效率,在审批、鉴证、检查、进出口等各环节为外资、外商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特别是要严格行政纪律,依法依规办事,并建立健全渎职、违规责任追究制度,防止把分内之职变成谋取私利和部门利益的手段。藉此使各级政府部门保持良好的行政信誉,树立中西部省份良好的市场形象与国际形象,从而形成优越的投资软环境,增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使外商和外资企业除正当生产经营外,既无非分之想,亦无分外之忧。
(三)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素质
经济发展与当地教育是相得益彰的关系。波特指出:“一个国家想要经由生产要素建立起产业强大又持久的竞争优势,则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这两类生产要素的可获得性与精致程度也决定了竞争优势的质量,以及竞争优势将继续升级或被赶上的命运。”对于经济发展和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人才是最重要的高级生产要素,而教育则不仅是事关人才培养,也是高效利用外资的最重要的软环境。相对于外资青睐的发达地区,中西部省份高素质人才缺乏和教育水平落后是最突出的弱点之一。中西部要想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并藉此助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根本和长远优势,就必须在教育和人才问题上谋求突破,以有效满足外资进入对本土技术和管理人才的需求。当然,解决教育和人才问题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但其边际效用递增明显,只要认识明确,真正重视,措施得力,就一定能够扭转弱势,取得长效。
(四)注重产业集群效应及配套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转移
大力促成中西部一些具有优越的经济地理区位和交易成本优势的地区,尽快形成经济聚集区域,采取明确的产业和地区倾斜政策,吸引以降低成本为主要目的的劳动力及资源指向的外资企业前去投资,使外资撤减变为外资在我国境内的转移。一是,要加强产业集群内部的专业分工,形成弹性生产体系,进一步发挥集群内部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形成集群竞争力。二是,要不断完善集群成长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由中介服务机构、科技服务机构、教育培训机构组成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使企业能够实现高度专业化生产,使集群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和健康、稳定发展。
综上,在后危机时代,中西部地区在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转折点。中西部地区应该抓住契机,实现地区经济的腾飞。在后危机时期,中西部地区接受FDI的速度也大大超过了东部地区,但规模与东部地区仍有差距。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仍有许多的制约因素,并且国际形势在未来的几年内可能仍有波动,所以中西部地区在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仍有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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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 篇5
摘要：对外直接投资、从事跨国经营活动是一个国家加入WTO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选择，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简略地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现状和特点，着重探讨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问题。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跨国经营
作为跨国公司最典型的特征和一种最重要的国际资本流动方式，海外投资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正在形成，尤其是外贸体制改革的加快，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体制基础；中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为海外投资奠定了经济基础；中国加入WTO，为跨国投资和跨国经营提供了契机。如何清醒地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利用机遇，迎接挑战，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做出科学的战略抉择，在国际上寻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成了我国企业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1）我国企业跨国投资起步晚，但发展较快。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是从1979年开始的，仅有20余年的历史，而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跨国投资已有100余年的历史了。但我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发展很快。20多年来，我国海外企业数量和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年平均增长率都达到约50%，大大超过了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最初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2年底，我国累计投资设立各类境外企业6960家，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协议投资总额超过138亿美元，中方投资约93亿多美元（实际数量和金额远不止于此）；已有39家中国企业进入世界最大225家国际承包商之列，11家进入国际工程咨询设计200强。
（2）我国企业跨国经营主体日趋多元化，但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从投资主体看，专业外贸公司的海外投资进入萎缩、调整期，而工贸公司，民营、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踊跃，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生力量，中国对外投资主体初步呈现多元化，但大型国有企业仍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主力军。在2002年中国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中，中远以9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雄居榜首。海尔和中兴是其中两家非国有企业，但其海外资产规模均较小。
（3）对外直接投资贸易型企业居多，多元化的趋势在加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于完善经营体系、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全球化经营效率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的，一些跨国公司将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由传统的制造业转向金融服务业。目前中国海外投资涉及的领域也从过去的以贸易和餐饮为主逐步拓宽到矿产、森林、渔业、能源等资源开发，家用电器、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境外加工贸易，农业及农产品开发、餐饮、旅游、商业零售、咨询服务等行业在内的全方位的经营活动。总体上看，在投资企业中，从事商品流通的外贸企业多，占49.7%.但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境外加工贸易（占22.2%）和资源开发（占18.1%）增长比较快。
（4）对外投资区域相对集中，我国的港澳地区以及美欧依然是重点。1990年底，我国801个非贸易性境外企业分布在世界93个国家和地区，而实际集中在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5个发达国家的企业就达240个，占30%；在前苏联、新加坡、泰国和我国港澳地区又集中了另外300家，其中我国港澳地区就集中了140家非贸易性企业。至1991年，我国近千家境外贸易企业，有180家集中在我国港澳地区；另外的700家则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德国、泰国和阿联酋等少数几个国家。迄今为止，中国海外投资最多的是我国港澳地区，占46.8%；其次是北美，占13.7%；第三是亚洲，占11%；第四是非洲，占9.2%；第五是拉美，占7.5%；第六是大洋洲，占6.2%；最少的是欧洲，只占6%.（5）投资方式以新建为主、营运方式以合资经营为主。为了应对日益缩短的产品生命周期、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和高昂的研发成本，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借助战略联盟方式来广泛开展经营合作，通过建立合资企业、并购、许可证经营、分包、特许权转让及合作生产等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特别应注意的是跨国并购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规模的主导因素，2000年全球直接投资流量中，并购占据84.6%，兼并和收购达到1.1万亿美元。
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主要采取新建的进入方式，比例高达48%，其次是战略联盟方式，占39%，收购兼并排在最后，仅为13%.而在所有权比例和控制权决策上，一般选择合资企业的方式。据有关统计，我国包括贸易性企业在内的境外企业中，中方独资经营占34.4%；同国外合资经营的企业占65.6%，如果仅考虑非贸易性企业，这一比重接近80%.（6）投资项目以中小型为主，平均规模在不断扩大。中国的境外投资除资源开发型项目规模较大外，绝大多数都属中小项目，截至2001年9月，资源开发项目的平均中方投资额为1046万美元，贸易项目的平均规模为112万美元，加工贸易项目的平均规模为109万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贸易平均规模稍大，为265万美元。
贸易项目过多是导致总体规模较小的主要原因。但近年来开始出现了一些大中型生产项目，如珠海华电公司在柬埔寨的柴油机发电项目投资4800万美元。大项目的增加导致项目平均规模不断扩大，从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不足100万美元提高到1999年的268.5万美元。
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去年3G直接投资1609亿元 篇6
本报讯(记者 汤浔芳)1月1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09年工业通信业和信息化领域运行情况。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朱宏任指出,去年一年工信部将扭转增速下滑作为全年工作的最重要目标,经过努力,我国工业经济回升向好的运行态势不断巩固。在工业经济企稳回升的有利背景下,通信行业发展规模继续扩大。2009年,三大运营商完成3G网络建设直接投资1609亿元,建成3G基站32.5万个。其中,中国移动建设TD基站10.8万个,TD网络覆盖了238个地市。
TD在2009年大放异彩,整体发展运行良好,产业化进程明显加快。截至去年底,3G用户数达到1500万,TD用户数达到551万。TD网络平均语音接通率为98.44%。TD芯片性能明显提升,2009年出货量达到1200万片,已有130多个终端厂家266款不同档次的TD终端投入市场。
在业务应用方面,3G可视电话、手机视频等面向个人应用、宽带上网、家庭网关等面向家庭应用、无线城市、视频监测、移动办公等行业信息化应用不断涌现,移动支付、手机阅读等新型业务得到开发。
直接投资 篇7
当市场存在交易成本时, 企业通过将市场“内部化”以减少交易成本的存在。所谓内部化是“内部组织 (企业) 对市场交换的替代” (Williamson, 1996) 。英国学者巴克利和卡森 (P.Buckley and M.Casson, 1976) 及鲁格曼 (A.Rugman, 1981) 将交易成本理论引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领域, 开创了跨国公司的内部化理论。内部化理论认为,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所形成的内部化国际生产模式, 由利用外部市场价格、竞争机制来协调控制资源配置, 转变为体系内部通过计划、组织来协调控制资源配置, 其结果是跨国界的中间产品交易被置于跨国公司所有权之下, 产品价值链上的各单元作为内部市场交易主体, 交易各方是股权控制下的价值生产单位, 将从研发、原料采购、生产加工直到营销等整个价值链放在一个体系内部完成。通过这种内部化的组织形式, 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买卖双方的不确定性, 又可以消除外部市场的不完全性。这种内部化的国际生产模式同时使得跨国公司内部提供跨境服务成为必要, 诸如保护专有知识 (信息密集型的专业服务业) 、规避搜寻和谈判成本 (商务服务业) 、通过经营地域的分散化获得协同优势 (金融服务业) 、获得投入或开发新市场 (批发与零售服务业) 等需要, 都成为跨国公司服务业内部化的理由。因此, 内部化是对外直接投资中服务业追随制造业的驱动力之一。
然而, 许多跨国公司并非将所有的服务业都纳入企业的组织框架下, 在对外投资的目的由要素驱动、市场驱动转向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中, 它们也经历了“内部化——外部化”的变迁。制造业企业基于培育自身核心竞争力的需要, 将生产过程中的部分服务支持活动外包出去, 如运输、采购、售后服务等。在这一外包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形成, 在为其他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同时, 其自身发展水平、规模也在不断提高, 服务成本不断降低, 规模经济效应和学习效应得到释放, 进而又推动制造业企业将更多的支持活动外部化, 从而进一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显然, 外部化成为服务业直接投资跟随制造业的又一重要驱动力。
综上所述,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服务业跟随特征有其必然性。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 全球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规模和增长速度上均已超过了制造业。而在这一趋势下, 对于以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这一规律是否依然发生作用, 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始于1968年的韩国对外直接投资, 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 不仅诞生了LG、三星等众多知名的跨国企业, 且已形成了一套适合本国的投资理论。本文通过研究韩国服务业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以帮助我们探索国际直接投资中上述两大行业发展的独特规律, 而对于作为韩国产业承接国的中国而言, 其借鉴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2 韩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对亚洲直接投资概况
1989年以前, 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区域为北美地区, 1989年以后, 随着亚洲市场的迅速崛起, 韩国凭借其在亚洲地区的经济优势与地理优势, 将亚洲作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选择。2014年韩国对亚洲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42.54%。同时, 韩国对亚洲的直接投资一直是以制造业为主的, 虽然服务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上升, 但其规模还是小于制造业。制造业与服务业投资的存量分别占对亚洲投资总存量的65.82%和35.12%。那么韩国对亚洲的直接投资中, 是否也存在着服务业对制造业的追随呢?
注:本文关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均来自韩国进出口银行数据库
韩国对亚洲直接投资中, 存量规模最大的前八个经济体为:中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和越南。2014年韩国对它们的直接投资存量占整个亚洲总存量的87.6%, 因此, 通过研究韩国对这入个经济体投资中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分布, 可以看出韩国对亚洲直接投资的规律。
表1显示了韩国对亚洲8个经济体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概况。不难看出, 韩国对于前三个地区——日本、香港和新加坡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信息和通讯业、专业科技服务业和批发与零售业等服务型行业, 对这些地区的制造业投资处于次要地位;而对于后五个地区——中国、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直接投资也存在一个共同特征, 就是以制造业为重心。不妨将这八个样本经济体分为两组, 第一组为日本、香港和新加坡, 它们的人均GDP水平都在韩国之上;第二组为中国、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它们的人均GDP水平都在韩国之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 这些经济体2014年的人均GDP由高到低依次为:新加坡54776美元、日本38491美元、香港37777美元、韩国24392美元、马来西亚10548美元、中国6747美元、印度尼西亚3510美元、越南1902美元和印度1505美元。在这一分组基础上, 对韩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服务业追随状况进行实证检验。
3 韩国对亚洲直接投资中服务业追随制造业的实证检验
3.1 数据选取及描述性分析
本文选取1980~2014年之间的年度数据, 把韩国对第一组经济体 (日本、香港和新加坡) 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直接投资流量的两个时间序列分别设为和, 把韩国对第二组经济体 (中国、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直接投资流量的两个时间序列分别设为和。每一变量的时间序列含35个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发现, 的极差与平均值都是最小的, 而的极差和平均值都是最大的, 说明韩国在第一组经济体中的制造业投资要少于对第二组经济体的制造业投资;的极差与平均值都大于, 说明韩国在第一组经济体中的服务业投资要多于对第二组经济体的服务业投资。
3.2 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回归分析方法检验韩国对两组经济体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的关系。回归分析分为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三个步骤。本文采用Eviews6.0统计软件完成统计检验过程。
第一步, 先检验变量的单整性。这是因为, 为了确定韩国对两组经济体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直接投资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 需要进行协整检验, 而协整检验的前提是变量必须同阶平稳。同时为了防止出现异方差现象和避免原始数据的波动性, 也要对上述四个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从表3可以看出, 四个变量的时间序列都为一阶单整序列。
第三步, 为了检验韩国对两组经济体的制造业与服务业直接投资之间是否相互影响, 分别对这两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 韩国在第一组经济体中的服务业投资带动了对其制造业的投资, 但制造业投资对服务业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 同时, 韩国在对第二组经济体的服务业直接投资与制造业直接投资互为影响因素。
3.3 实证检验结果及其解释
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第一, 韩国服务业和制造业对亚洲两组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之间都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第二, 对于日本、香港和新加坡这三个经济体, 韩国服务业的直接投资是制造业投资的格兰杰原因, 但制造业不是服务业的格兰杰原因;第三, 对于中国、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五个经济体, 韩国服务业和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互为格兰杰原因。由此可知, 在韩国对于较发达的第一组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中, 出现了服务业投资带动了制造业投资的效应。同时, 在对于较不发达的第二组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中, 出现了制造业对外投资中的服务业跟随效应。
分析原因, 首先来看韩国对于发达经济体这一组的投资。这些地区一方面有着共同特征——市场开放、法律制度完善、服务产业成熟、基础设施完备、技术集聚、自然资源缺乏;另一方面也各具特色:香港是亚洲重要的金融航运中心, 新加坡是一个集科技咨询、金融保险和批发零售服务以及“共享服务”的理想地点, 日本国内零售业高度发达。这些有利条件虽然吸引一部分的韩国技术和资金密集型制造业的投资, 但对于韩国的服务业投资显然更具吸引力。如表1所示, 韩国对这一地区的专业科技服务、信息通讯服务、金融保险服务以及批发零售服务的投资远远高于对制造业的投资。
再来看韩国对发展中经济体这一组的投资。与韩国相比, 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韩国为调整国内产业结构, 会把国内的一些成熟行业向国外转移。对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来说, 劳动力成本较低, 国内的制造业比较发达, 有利于韩国对他们进行制造业投资;而对于印尼, 越南和马来西亚来说, 国内自然资源较为丰富, 资源缺乏的韩国会选择这些地方进行采矿业的投资, 而采矿业的发展必然会带动制造业的发展。在制造业投资的过程中, 给制造业提供各类配套服务, 也会带动韩国服务业在这些地区的投资。比如作为知识技术密集型制造企业的韩国三星公司, 不仅在中国建立半导体工厂, 还在中国设立产品技术服务机构, 发展金融、广告等产业。生产性服务业能增加制造业产品的附加值, 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范围更广、质量更高、价格更低的投入品 (崔岩、臧新, 2007) 。
4 对中国的观察与思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表明, 无论是从流量还是从存量上看, 制造业投资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占比都远远低于服务业。比如,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013年末在总存量中的占比仅为6.4%, 商务服务业占比却为29.6%。
但研究者对具有代表性的1500多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进行调查后发现, 采矿业和制造业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 (王碧珺, 2013) 。这是因为, 很多情况下,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于避税、会计记账等目的, 企业以投资的第一目的地为中转地, 设立投资公司或者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台公司 (登记为商务服务业) , 然后以此为跳板, 投资到其他国家的实体行业, 甚至部分作为“返程投资”回到了国内。
调查还发现, 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是获取技术 (包括先进的技术、被消费者认可的品牌以及市场渠道) 和自然资源。数据显示, 制造业投资中45.5%和31.6%的资金分别被用于获取技术和自然资源 (王碧珺, 2013) 。服务业对外投资的首要动机是具有贸易导向性的“获取市场”, 尤其是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投资。它们的功能是便利出口、维护客户关系、市场营销以及售后服务, 也就是说, 它为国内制造业提供了出口的便利。
直接投资 篇8
自从中国实施对外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尤其是在国内生产总值、总投资、国内储蓄和净出口方面。其中外商企业对中国的投资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一般以制造业为首, 投资点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设备的更新, 优秀企业家的流入, 资本的扩张均离不开外商直接投资。但是,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国内投资不仅仅有挤入效应, 还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挤出效应。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定义及作用
(一) 外商直接投资的定义
外商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也被称为国际直接投资, 它以获取利润为目的, 以控制经营管理权为核心, 是与国际间接投资相对应的一种国际投资基本形式。换句话说, 外商直接投资就是外商企业以盈利为目的, 对东道主国家的企业、消费市场、金融市场等方面进行投资的一种行为。
(二) 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最主要的是对东道国的影响, 尤其是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作用, 包括外贸总额、贸易结构、外贸顺逆差额等。例如, 当东道国资源匮乏或经济萧条时, FDI对东道国资本形成和累积、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经济的复苏等方面起着非常强力的促进作用。但是当东道主资源丰富时, 外商企业与我国本土企业相互竞争, 便会导致劳动力和优秀企业家的流失, 金融市场资金紧张, 从而造成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国内投资起着抑制作用。
三、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对FDI的挤出效应进行论证
(一) 金融市场角度
金融市场就是资金融通市场, 是指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求者双方通过信用工具进行交易而融通资金的市场, 广而言之, 是实现货币借贷和资金融通、办理各种票据和有价证券交易活动的市场。
根据宏观经济学模型, 在借贷市场中, 资金供给与资金需求共同决定利率。当资金供给一定时, 若外商企业对东道国贷款进行投资, 对资金的需求增加导致利率上升, 从而使本国企业贷款的机会成本上升, 最终导致国内投资下降, 这就是FDI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的渠道之一。
(二) 产品市场角度
产品市场是指可供人们消费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交换场所及其交换关系的总和。在产品市场中, 只有同行业才存在一定的竞争, 不同行业的企业还会存在合作的关系, 例如同为休闲服饰的两家服装店开在同一个街道口, 便存在强烈的竞争关系, 有时还会发展为恶性竞争。而同一家商场中的服饰店与餐饮业可能无竞争关系, 若相互之间存在互利价值, 则可能还会发生合作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也是如此。若外商直接投资于我国已经存在并且相对不成熟的行业, 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竞争力比较强, 技术水平, 人才管理都比较优秀, 则会导致我国本土企业的盈利额下降, 追加的投资大量减少。若我国本土企业的技术比较成熟, 竞争力强, 则这种挤出效应就不是非常明显。还有一种情况是不会出现挤出效应, 而是产生挤入效应, 即新兴市场。新兴市场是指东道国没有涉足的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开拓市场, 创造价值, 为我国本土企业提供了架构, 使我国本土企业也纷纷加入到此行列中, 便形成挤入效应。
厦门的产品市场, 挤出效应远高于挤入效应, 主要原因是:随着城市的变化走向, 散客经营的厂商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竞争趋于恶性, 使得粮食的运输成为主要运营。由于粮食是必需品, 所以需求曲线比较平缓。在大丰收时节中, 容易出现“贱谷伤民”的现象。在非丰收时节, 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又拥有更好和更加低廉的产品, 这样就导致外商直接投资挤出厦门国内在产品市场中的投资额。
(三) 劳动力市场角度
劳动力市场, 又称人才市场, 指劳工供求的市场。当劳动力市场稀缺的情况下, 外商直接投资的企业提供丰厚的工资, 或者丰厚的福利待遇时, 会导致本国企业优秀人才和劳动力的外流, 形成挤出效应。外企之所以待遇高于我国本土企业, 其主要的原因是企业内部管理有效, 技术水平新颖, 以及东道国给予的优待和特权。目前, 中国劳动力市场饱和度一直在上升, 外企的增加提高了中国的就业率和中国国内企业的竞争力, 所以FDI的挤出效应在劳动力市场中不明显。
厦门是由渔村发展而来, 从改革开放以来, 均是以旅游业、渔业和民营企业为主, 而非机械制造业为主。而FDI主要是抑制我国国有企业生产, 尤其是对我国机械制造业的劳动力产生威胁, 所以厦门劳动力流失不显著。
四、政策启示
第一, 厦门可以适当的引入新企业, 增加外商直接投资, 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适当优惠政策。与此同时, 提防挤出效应的发生, 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对厦门的挤入效应不大, 若大幅度扩张, 必将引起挤出效应。
第二, 增加本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提高管理效率, 人才培养, 技术改革, 以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利用厦门的独特地理优势, 增加国内外的沟通, 引进尖端设备和管理方法, 这不但有利于企业发展, 而且还随之增加厦门国内投资, 利于厦门整体发展。
第三, 加强信息流动, 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损失, 政府进行必要的引导, 使各行各业的企业或人员合理安排, 避免造成恶性竞争或者不必要的损失。这样可起到节约能源的作用, 对厦门这样一个资源稀缺的城市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
第四, 拓宽厦门国内投资的渠道, 尤其是在金融市场, 只有增加了融资的方法, 才能扩大投资。目前, 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 均是以政府行为作为主导, 这就束缚了厦门的国内投资, 不但厦门国内投资受FDI的挤出影响, 有时还会受到本国政策的影响。只有拓宽融资渠道, 如适当学习国外的融资模式, 才能打破束缚, 增加厦门总投资额, 继而拉动厦门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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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柳勇.沈国良.《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分析》[J].统计研究, 2013, 4 (15) :1-4.
[5]江小涓.关于外资规模的若干理论思考[J].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 1999, 2 (5) :1-4.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负债分析 篇9
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以及FDI流入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国内对于中国的FDI的讨论也已经非常多了。但是对于FDI负债的量化研究却不是很多。基于此, 本文将主要讨论FDI负债的决定因素。
本文的其余部分的结构如下。第2部分文献综述介绍分析方法。第3部分对于FDI负债的决定因素进行计量分析以及对于中国的情况进行分析。第4部分总结全文。
二、文献综合以及分析方法
(一) FDI负债方面的文献
关于FDI负债的文献主要有:Lane和Milesi-Ferretti (2001) 系统的研究了一国外部财富的演进路径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并对影响FDI的因素也进行了分析。Ronald B.Davies和Robert R.Reed III (2005) 系统地分析了人口老龄化与FDI的关系。这对于分析全球老龄化对FDI的影响很有帮助。以上文献分析FDI负债时, 要么样本数目较少, 不能充分说明问题。要么解释变量不够充分, 只分析了影响对外净资产的某些方面。因此本文致力于用样本充足的跨国面板数据在参考这些文献的基础上, 尽可能全面地分析影响FDI负债的因素。
(二) FDI负债的计量方法
1、通过国际收支平衡表来计算FDI负债的方法。
国际收支平衡表是反映一定时期 (通常为一年) 一国同外国的全部经济往来的收支流量表。国际收支平衡表很重要的两个部分是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通过国际收支平衡表可以计算出一个国家每年的从国外来的直接投资的变动。从而可以通过每年的累积额计算出FDI负债。
2、通过国际投资头寸表来计算FDI负债的方法。
国际投资头寸表是反映特定时点上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的统计报表。国际投资头寸的变动是由特定时期内交易、价格变化、汇率变化和其他调整引起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 国际投资头寸表的项目按资产和负债设置。资产细分为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储备资产四部分;负债细分为外国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三部分。净头寸是指对外资产减去对外负债。通过国际投资头寸表能查得FDI负债额。
三、影响FDI负债的决定因素
(一) 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设计思路:根据L_M (2001) 提出的经典的计量方法应用到FDI的计量上来。
本文数据来源与人民大学孙文凯老师提供的最初来源于lane的包含101多个国家从1980-2005的数据。本文还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写的“世界发展指标”提供的宏观经济指标数据库提供的数据与本文数据来分析FDI负债的决定因素。这些变量涵盖人口结构, 产业结构, 物价水平平以及国家对外开放程度。表格1显示了各个数据指标、定义以及其数据来源。见表1
本文认为影响FDI负债的因素主要包括:
1、人口结构。
一国的人口结构可以按照年龄区间分为未成年人、劳动力、老年人三类。其中未成年人是指年龄小于或等于14岁的公民, 劳动力指年龄大于14岁小于65岁的公民, 老年人指大于或等于65岁的公民。抚养比率就是被抚养人包括未成年人和老年人与劳动力人口的比例。Ronald B.Davies和Robert R.Reed III (2005) 认为老年抚养比例将会导致本国FDI流入减少。本文认为, 当一国抚养比例上升时, 会导致本国的劳动力下降, 进而影响生产要素的价格。从而导致流入本国的FDI负债减少。
2、产业结构。
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的状态。这是因为, 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各种资源和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的动员及其有效配置, 而产业结构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配置效果。产业结构的变迁往往先从第一产业, 然后第二产业, 最后是第三产业。一个国家的工业越发达越能吸引到FDI的投资, 进而引起经济的增长。
3、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高企, 会引起资本的实际收益率下降, 将会抑制外商直接投资。这是因为通货膨胀高时, 工资以及上产要素价格都在上涨。因为外商直接投资源于资本的逐利性, 会选择成本更低的地区去投资。
(二) 面板单位根检验及协整检验
由于本文采用的面板数据的时间跨度较长, 使得我们能够运用面板协整对其进行更好的考察。在对模型进行面板协整分析之前, 首先需要对模型中的各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因为我们的数据是非平衡面板数据, 所以只能用Fisher-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说有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 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本文用Westerlund (2007) 的方法, 分别对FDI负债/GDP与解释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在表3。通过了协整检验, 说明变量之间有长期均衡的关系。再进行回归的准确性较高。
(三) 回归分析
基于上面的分析, 本文构建回归方程:Yit=β1Xit+β2△X (it-1) +β3△Xit+β4△X (it+1) ui+ηit i=1, 2…N t=1, 2…T
其中Yit是因变量, Xit是解释变量, △Xit是解释变量的差分项, ui是个体的固定效应, ηit是随机扰动项。回归结果如表4。
通过表4可以发现, 对所有国家回归得出的计量结果与之前分析得影响FDI负债的因素完全一致, 且大部分变量在1%水平下显著。FDI负债/GDP随ind2_rate的增加而增加, ind2_rate的系数为0.577, 意味着ind2_rate每增加一个1%的增幅, 会引起FDI负债/GDP增加0.577%。FDI负债/GDP随着抚养比例的增加而减少, dep_ratio的系数为0.255, 意味着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dep_ratio, FDI负债/GDP会减少0.255个百分点。物价水平的上涨会引起FDI负债/GDP的减少, 系数为0.008, 也就是说物价水平每上涨1个百分点, 会引起FDI负债/GDP减少0.008个百分点。国家的开放程度的提高都会引起FDI负债的增加。系数为-0.363。
本文的回归结果验证了我们之前的假设。结合中国的情况以及上面的回归分析, 本文认为中国累积的巨额的FDI负债是由于中国的外商优惠政策、人口红利引起的。伴随着中国刘易斯拐点的来临以及未来中国资本管制的放松, 中国的巨额FDI负债的状况将有所好转。
四、总结
本文重点研究分析了FDI负债的决定因素。研究表明: (1) 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是影响FDI负债的主要决定因素。 (2) 中国累积的巨额的FDI负债是由于中国的外商优惠政策、人口红利引起的。伴随着中国刘易斯拐点的来临以及未来中国资本管制的放松, 中国的巨额FDI负债的状况将有所好转
参考文献
[1]萨缪尔森:《经济学》 (中译本) , 商务印书馆。 (1991)
[2]克格鲁曼和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王志刚:面板数据模型及其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4]Lane, P. (2000)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s:A Cross-SectionalAnalysis.JournalofInternationalMoneyandFinance, 19, pp.513-534-535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其发展 篇10
早期的直接投资只是被作为资本流动来对待,即资金流动的方向为从资金相对丰裕的国家和地区流向相对匮乏的国家和地区,这是由于经济理论的发展没有跟上跨国公司和直接投资的实际发展速度,因此,如果把资金当成商品来看待的话,这符合比较优势理论。但这是与实际情况不同,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2008年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中81.1%来自于发达国家和地区,56.7%流向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发达国家地区是资金相对丰裕的地区,这些地区一方面将大量的资金投资到世界各地,另一方面又吸收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资金,这是资本理论无法解释的,需要新的经济理论来解释。
一般认为一个企业的国际化发展通常经历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在国内做大做强的基础上,开始通过国外代理商开展出口业务;通过代理商熟悉东道国市场后,设立分支机构,在当地销售产品;最后,在对东道国市场完全熟知的基础上,投资建厂,当地生产当地销售。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被认为是替代关系。最早的独立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应属海默(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是1960年海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一个企业之所以要对外直接投资,是因为与东道国同类企业相比它拥有有利的垄断优势,从而通过在国外进行生产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这些垄断优势包括在生产技术、管理与组织技能及销售技能等一切无形资产在内的知识资产优势和由于企业规模大而产生的规模经济优势。根据文献记载,Buckley和Casson(1976)认为,企业的国际化理论起源于Coase的企业理论(该理论后被Williamson发展完善),根据该理论,公司和市场被认为是企业组织生产的两种效率和成本不同的方式,也就是说企业既可以通过企业内部完成生产,也可以通过市场,将产品或配件的生产外包给其他公司,关键取决于这两种方式的成本,当外包所需要的交易成本超过企业内部生产的成本(这种成本可能来源于熟悉生产过程、建立生产线等),企业就会选择公司内部完成生产。Buckley和Casson(1976)首先提出了内部化的概念,当这种生产需要在国外进行时,跨国公司就会建立,对外直接投资发生。
Dunning(1980)提出我们所熟知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综合了以上两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即一个企业如果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则更愿意选择直接投资而不是其他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所有权优势,即跨国公司因为拥有特定的资产(包括企业的无形资产)或因为规模经济而产生的优势,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在东道国市场上和当地企业竞争;区位优势,即东道国自身所拥有的优势,包括东道国硬件优势——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所产生的优势,如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和东道国的软件优势——制度优势,如政策法规和基础设施,跨国公司只能适应和利用这项优势,通过这项优势跨国公司可以衡量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投资风险;内部化优势,即跨国公司运用所有权优势,为了节约或消除交易成本而进行内部生产。根据Dunning的理论,一个公司只有同时具备以上三个优势才会选择进行直接投资,当地生产当地销售,如果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而没有区位优势,跨国公司会选择出口,因此Dunning把直接投资和出口看称是两种不同的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方式。
二、存在跨国公司的贸易理论
跨国公司根据其经营结构的不同,可以分成垂直型和水平型。垂直型跨国公司由要素价格差异所驱使,水平型跨国公司是有贸易成本和运输成本所驱使的。早期的贸易理论对跨国公司对垂直型和水平型的跨国公司分开进行分析的,直到最近的知识资本模型才把两种类型的跨国公司放在同一模型下进行分析。
(一)FDI与垂直型跨国公司
垂直型跨国公司是指跨国公司将生产活动在地域上进行分割,即在国外完成某些生产过程,可以是零部件的生产,也可能是生产过程某一步骤(如售后服务,技术支持等),跨国公司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Helpman(1984)在传统的贸易理论H-O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跨国公司,分析了包含垂直型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作为基本的假设)。
垂直型直接投资(以下简称VFDI)在地域上对生产过程的分割与各地区的要素禀赋相关,把相应的生产过程放在密集使用要素丰裕的地区,但是分割生产过程是有成本的,是否分割生产过程取决于分割成本和分割收益的大小。包含VFDI的贸易理论,认为企业在进行生产经营决策时,需要进行一下选择:一是否分割生产过程(即是否进行直接投资);二是选择销售地,如果选择国外销售,即为出口。这里使用经典的H-O理论假设,产品需要使用两种要素,即劳动(价格为w)和资本(价格为r),生产过程分为两部分,零部件的生产(设一单位最终产品需要的零部件生产成本为c(w,r))和最终产品的组装(设一单位最终产品需要的零部件生产成本为a(w,r)),那么在销售地价格固定的情况下,跨国公司会选择使其单位产品成本(Bijk)最低的地区分割整个生产过程:
Bijk=[c(wi,ri)τundefined+a(wj,rj)]τundefinedHelpman(1984,1985)和Helpman&Krugman(1985)中进行了分析,在要素禀赋存在足够的差异下,VFDI会发生。
(二)FDI与水平型跨国公司
随着经济贸易的发展,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迅速增加,H-O理论无法解释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因此建立在规模效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和生产差异化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并解释了产业内和产业间贸易的发展。水平型跨国公司被新贸易理论所定义,把企业分为在母国生产在母国销售和/或出口其他国家的国内企业(National Enterprise)和选择在多个地区生产销售的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Enterprise)。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称HFDI),是当代发达国家之间FDI的占主导地位的形式,有时候也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股价投资的原因,特别是关税跳跃型投资。因此很多学者对HFDI进行研究,主要的代表有Markusen(1984)的多工厂经济理论(multi-plant economy)、Brainard(1993,1997)的相近-集中理论(Proximity-concentration theory)和Markusena和Venables(1998,2000)新贸易理论下的跨国公司理论。
1.Markusen(1984):
多工厂经济理论。企业的生产活动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公司特有的活动(firm-specific activities),即总部经营活动(headquarters activities)(以下简称总部活动),通常包含研发活动、广告、营销、物流、行政服务等,另一部分是工厂特有的活动(plant- specific activities)(以下简称工厂活动),主要是指整个生产过程。多工厂模式的基础是总部活动,总部活动具有某些“公共产品”的特性,以研发为例,一旦一个新产品有研发成功,可以为所有的工厂使用,而且任何一个工厂使用都不会增加其他工厂的成本也不会给整个公司增加额外的成本。此外,跨国公司通常倾向于集中把这些总部活动集中进行。正如Markusen(1984)所说的,“两个科学家分开工作的产值不如他们在同一地点合作工作”Markusen(1984)与Helpman(1984)不同,模型假设各国有相同的要素禀赋,规模报酬递增,把贸易产业组织理论融入直接投资。
Markusen讨论了两种一般均衡状态,第一种是寡头情况,两个各有一个国内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第二种情况是存在一个跨国公司的垄断情况,一家跨国公司在两个分别拥有一家工厂同时生产该种产品。Markusen对比分析了两种情况:(1)在特定的情况下,跨国公司情况更有效率,跨国公司带来更大世界效用的条件是跨国公司生产更多的产品;(2)只要公司是理性的,母国在跨国公司情况下就会获益;(3)由于跨国公司及其母国的垄断地位,东道国的福利情况判断更加困难,但是在跨国公司为阻止Bertrand企业的进入进行定价和东道国征税的情况下,东道国也将获得更多的福利。因此,在满足Markusen的上诉条件的情况下,多工厂的HFDI就会发生,而且Markusen的上诉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2.Brainard(1993,1997)的相近-集中理论。
该理论认为,企业生产地的区位选择是接近最终消费者(proximity,即相近)和集中生产获得规模报酬(concentration,即集中)之间的权衡,在贸易和运输成本较高,投资成本较低工厂的规模效应小于公司的规模效应情况下,企业会跨过边境进行水平型直接投资。
该理论假设差异化的产品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垄断经济条件下进行生产,生产过程分为两步,有三种可能的均衡出现:(1)纯跨国公司均衡:在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很高、工厂的固定成本相对于公司的固定成本较小时,所有的公司都在东道国当地进行生产;(2)纯贸易均衡:每个公司在自己母国有一家工厂,如果销售到其他国家须通过贸易,这种贸易属于产业内贸易,此时运输和贸易成本较低或者不存在,工厂的固定成本相对较高;(3)混合均衡:即同时存在跨国公司和国内公司,此时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存在但并不是很高,工厂的规模报酬相对于公司的规模报酬不是很大,但也并不能忽略。
3.Markusen和Venables(1998)新贸易理论下的跨国公司理论。
Markusena和Venables(1998,2000)将市场结构内生化,假设存在两个国家(母国=1和外国=2)和四种类型的公司,根据他们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报酬计算利润见表1。
各类型的企业的利润如下:
∏undefined(n1,n2,m1,m2)=s1E1/ε(s1)+s2E2ε(s2)-c1(H+F)-c2F
∏undefined(n1,n2,m1,m2=s1E1/ε(s1)+s2E2/ε(s2)-c2(H+F)-c1F
∏undefined(n1,n2,m1,m2)=s1E1/ε(s1)+s2φE2/ε(s2φ1)-c1(H+F)
∏undefined(n1,n2,m1,m2)=s2E2/ε(s2)+s1φ2E1/ε(s1φ2)-c2(H+F)
所有企业在两个市场的份额相加各自等于1:
1=(n1+m1+m2)s1+n2φ2s1
1=(n2+m1+m2)s2+n1φ1s2
通过以上六式可以解出一般均衡。
本模型中,给出了企业更趋于成为跨国公司的各种国家规模和相对要素禀赋的系数的区间,认为当公司的规模效应相对于工厂的规模效应较大而运输和关税成本较高时,跨国公司更容易出现在均衡状态。本文中还指出了,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在要素禀赋和国家规模方面越来越相似,因此跨国公司将逐步成为主导取代国内企业。
注:φi(i=1,2)代表的是i国贸易自由化的程度,H是总部固定成本,F是工厂固定成本,si(i=1,2)代表的是企业在国的市场份额。
(三)知识-资本模型
把垂直型直接投资和水平型直接投资放在同一框架下分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知识资本模型成功的把两种类型的投资房子同一理论框架下,模型中企业可以选择多工厂生产(HFDI)或者总部和唯一的工厂地域上分割(VFDI)。该模型的基本假设为:①总部活动(如研发)可以和生产过程相分割;②相对于生产而言,总部活动是熟练劳动密集型;③总部活动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以可以同时为多个工厂使用作为衡量标准。其中②是VFDI存在的原因,把工厂生产放在简单劳动丰裕的地区,把总部放在熟练劳动密集的地方;③是HFDI存在的原因,因为这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原因;而①则是FDI存在的原因,即公司生产经营的可分割性。
本模型中考虑哪个国家(本国和外国),两种国际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熟练劳动和简单劳动)、两种同质产品,分别为熟练劳动密集型和简单劳动密集型,简单劳动密集产业规模报酬不变,熟练劳动密集产业规模报酬递增。模型中考虑六种类型的公司成对出现,分别为:(1)本国和外国的水平型跨国公司:总部在本国或者外国,在本国和外国都设厂生产,当两国的规模和要素禀赋相似且运输成本很高时,此类型公司占主导地位;(2)本国或者外国的国内公司:总部和唯一的生产工厂建立在同一国家(本国或者外国),当两个的规模相差很大,但是要素禀赋相似时,这种类型的公司占主导地位;(3)垂直型跨国公司:总部位于本国(或外国),而唯一的工厂位于外国(或本国),这种类型的公司在两个规模相似但是要素禀赋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占主导地位。该模型中,将多少变量内生化,包括垂直型公司的数量、水平型公司的数量、国内公司的数量等,这些都是有一些列的国家特征主要是要素禀赋、贸易成本和投资成本等决定的,并建立了跨国公司生产规模的决定因素(两个国家的国家特征决定,包括国家规模和要素禀赋)。
三、直接投资与新新贸易理论
新新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产业,跨国公司作用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承载者成为了“主角”。
新新贸易理论的一个分支是Melitz的异质企业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中只研究行业典型企业不同,该理论研究企业间的差异,根据企业的生产效率不同,有的企业进行国外直接投资,有的企业进行出口,有的企业只供国内市场,而有些企业由于外国企业的竞争而被淘汰。根据Bernard和Jensen(1995),美国企业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从事出口,与非出口企业相比,这些企业一般生产规模大,生产效率高,大量使用熟练的劳动,掌握先进技术,拥有巨额资金。由于进行海外投资要支付巨额的固定成本,包括市场分析、营销、广告等,只有资金雄厚效率很高的企业才能承担得起,才能获得利润,因此效率最高的企业才会进行直接投资。
新新贸易理论的另一个分支是Antras的企业生产边界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若打算走国际化道路,则面临两步重要的选择:第一步是选择是否进行国际化,既选择留在本国市场还是进入他国市场;第二步则是国际化的道路的选择,既是通过贸易还是通过直接投资。传统的理论并不涉及企业的生产边界问题,该理论研究了企业的差异对企业决策的影响。跨国公司的生产过程涉及到许多的中间产品,可以选择母国生产还是国外市场,如果国外生产可以选择直接投资还是外包,如果选择母国生产也可以选择自己建厂或进行国内外包。每个企业根据企业的特性进行选择,效率最高、规模最大的企业会把生产分布在世界各地,从而降低生产成本,获得更多的利润,由于外部交易具有不确定性,当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成本很高的时候,跨国公司会选择内部化生产,既进行直接投资。
四、总结
跨国公司和直接投资一直是经济和管理领域都在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早期的理论的开拓者们多为管理学方面的专家,随着贸易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完善,贸易经济学家将直接投资理论纳入到国际贸易体系下,这与当今世界上国际贸易的主要承载者为跨国公司和符合。
贸易理论框架下的投资理论与贸易理论一样,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的一个过程:早期的贸易理论主要研究产业层面的投资,即典型企业由于东道国和母国的某些特征而进行投资,认为企业之间几乎无差异。最近的新新贸易理论中,开始考虑企业的微观差异,研究异质企业的特征,从而得出什么样的企业会进行直接投资。
印度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篇11
以寻求资源为主
印度属于大陆型的发展中大国，资源比较匮乏，长期以来，印度都靠进口石油和天然气满足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需求迅速上升，印度国内石油、天然气生产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印度政府近年来不断完善能源安全战略，印度能源企业积极“走出去”，加快海外能源的开发和收购步伐，以保证国家能源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ONGC)下属的维德希有限公司(Videshltd)近年来采取措施寻求以参股方式开采阿塞拜疆的石油资源，与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Socar)共同组建合资企业，并参股其他中亚国际石油财团。为确保本国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印度政府对波斯湾国家、俄罗斯以及非洲、南美洲国家开展了石油外交工作。波斯湾国家与印度有着传统的联系，俄罗斯是印度第二大油气供应国，非洲国家位居第三。目前，印度在寻求得到俄罗斯若斯奈伏特公司15％的股份。参与企业均为印度有实力的石油、天然气公司．如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ONGC)、印度国家石油公司(IOC)、印度石油有限公司(BPLC)、印度天然气有限公司(GAIL)、印度斯坦石油公司(HPCL)。在国外开辟石油和天然气来源成为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主要由公营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来实现。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印度石油公司、印度煤气公司等印度公营公司，在越南、俄罗斯、伊拉克、伊朗、苏丹、缅甸、利比亚、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等世界各地，进行多项勘探和开采工程私营里拉安斯石油公司近两年也参与对外石油投资。私营里拉安斯石油公司近两年也参与对外石油投资。从2010年起，这些项目年产原油1300万吨到1500万吨，年净收入可达10亿美元。
投资区域相对集中
目前印度各行各业的海外收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显示出在世界市场的竞争愿望和能力。90年代前，印度对外直接投资区位上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其中以东南亚国家为主，占有近50％的印度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到1980年8月，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吸引了近90％的印度对外投资，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则只有10％。到1983年，在印度海外合资企业中，已投产项目140项，印度总投资5.58亿卢比，其中在发展中国家投资114项，占总数的81％，投资金额5.43亿卢比，占总量的97％。从1975年到1990年，印度对外直接投资中，投资发展中国家的项目共165个，占总投资项目的72％，投资金额1.92亿美元，占总投资量的80％。作为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印度跨国公司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劣势使其在发达国家难有立足之地。实行经济自由化改革以来，印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上有了显著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前，约86％的印度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在90年代，有将近60％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流向了发达国家。从1991年到2001年3月的印度对外直接投资中，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项目共1176个，占总投资项目的46％；投资金额17.20亿美元，占总投资量的40％。而投资于发达国家的项目共1386個，占总投资项目的54％，投资金额25.43亿美元，占总投资量的60％。就具体国家而言，美国是印度最重要的海外直接投资目的地。1996～2003年，流向美国的直接投资占印度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9％，同时，英国和法国也正在成为印度重要的直接投资目的国。
投资方式多样化
20世纪90年代前，印度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由于受到资金及政府政策的限制，方式上主要以举办合资企业为主。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逐渐增多，除举办合资企业外，创建独资公司逐渐成为一大投资方式。近几年来，跨国并购成为印度企业进军海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模式，同时也成为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1996～1999年，印度企业参与全球跨国并购的案例为60起，而在2000～2003年期间，这一数字则达到182起。2003年以来，印度各行各业海外收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不管是汽车零部件、制药、运输还是电信业、软件业，印度企业正显示出在世界市场上展开竞争力的愿望和能力。2004年初塔塔钢铁公司以2.88亿美元收购新加坡纳特钢铁公司，欧盟亦批准印度诚实集团对德国聚醋行业主要生产商特里维拉公司的收购。印度石油公司以6亿美元购买印尼石油天然气公司40％股份，另一家印度公司对澳大利亚铜矿的第三次收购亦开始；印度马亨德拉公司与中国江陵拖拉机公司签订合资建拖拉机厂备忘录，印方占80％股份印度锻造公司以2800万欧元收购了德国CDP公司的锻造业务，从而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锻造集团；兰巴克西制药公司以7500万美元收购一家法国公司。据美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统计，仅2005年头8个月，印度公司共收购了62家海外公司，耗资17亿美元，相当于2001年全年的4倍。美国
的《国际先驱论坛报》感叹道：“印度公司正在悄悄地蚕食世界经济。”
对外投资规模较小
尽管印度企业对外投资地域十分广泛，也涉及到众多行业，但其投资量相对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却是很小的，甚至也不能和韩国、巴西、香港、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提并论。印度财政部长奇丹巴拉姆说：“虽然与世界标準相比，印度对外投资数额比较小，但我认为这仅是一个开端。”60年代末，印度在海外企业的总投资只有4000万卢比，投资最小的是在斯里兰卡建立的一个玻璃厂，只有5万卢比，最大的是在肯尼亚建立的一个毛纺织厂，也不过1890万卢比。到1980年，印度对外投资总存量约1.16亿美元，其中已投产企业118个，印方投资3.57亿卢比(约合4460万美元)，在建项目87个，印方投资5.69亿卢比(约合7120万美元)。在整个80年代，相对于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印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量依然较小，与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相比，更是微不足道。但是印度的对外投资是在不断增加的。2001～2002年度印度批准境外投资905项，协议额为30．256亿美元，实际投资额为9.749亿美元。2002～2003年度批准1029项，协议额为14.703亿美元，实际投资8.4718亿美元。近3年实际投资分别为15亿美元、45亿美元和75亿美元。据格兰特桑顿公司的研究，2006年印度企业境外收购266宗，金额为153亿美元，名列世界境外收购排行榜的第5名，仅次于西班牙、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印度企业的平均境外收购规模也从3年前每次1000万美元上升到4200万美元。同年印度的对外投资额也超过100亿美元。虽然从世界标准看这些收购协议额并不算大，但它反映了印度企业生产结构和投资战略的巨大变化。
种族纽带联系
印度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深受种族纽带的影响。海外印度人在海外落脚和奋斗的过程中，渐渐地形成了较强的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海外印度人在经济上不断崛起，年收入总额已高达1600亿美元，相当于印度国内年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他们在居住国已经占据了相当的经济地位。随着海外印度人经济上的成功，他们对其居住国的政治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在世界各地，海外的印度人曾出过3位总统，3位总理，68个部长和250多位议员。除了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力外，海外印度人在科技、文化等诸多方面也具有不小的影响力。特别是在科技方面，海外印度人对所在国和世界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海外印度人在印度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平均每年140亿美元的汇款是印度最大的外汇来源。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全世界移民每年以正式途径寄回原籍国的侨汇达800～1000亿美元，而海外印度人的侨汇总额就占1/7。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称，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投资高潮中，海外印度人对祖国的直接投资接近6亿美元，占同期外商在印度直接投资总额的30％。印度科学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尤其是IT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海外印度人的贡献。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硅谷的印度人与祖国的联系使印度企业捕捉到商机。印度软件和服务得以在西方市场上捷足先登，并很快上升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软件出口国。2006～2007年度印度信息产业产值(包括硬件)达478亿美元，占GDP的5.4％，其中软件和服务出口额达310亿美元。在IT领域经营成功的美籍印侨对祖国投资数额相当高。海外印度人近年来对印度投资的绝对数目在急剧增加。世界各国的海外印度人尤其是欧美国家的海外印度人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带回自己的祖国，连同资金投入印度经济的各个领域；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连续不断的流向印度国内，对印度经济各行各业帮助很大，特别是对印度建立世界一流的IT产业至关重要。TCS公司的负责人柯里(F.C.Kohli)对印度软件业的推动不遗余力，被称为“印度软件之父”。
直接投资 篇12
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OECD) 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 (UNCTAD) 的研究, 投资鼓励措施一般可以分为财政措施、金融措施和其他措施等三大类型。
财政措施的总体目标是减轻外国投资者的税收负担。根据减征的依据的不同, 又可以进一步分为针对利润、销售额、和增加值的措施, 针对资本投资的措施, 针对进出口的措施等。
金融措施是指东道国政府直接向投资的跨国公司提供资金以资助新投资或某种经营活动, 其目的是降低投资或经营的成本。最常见的金融措施包括政府赠款、补贴贷款、政府参股、优惠保险等。
其他措施是指难以归入财政类和金融类的措施, 目的也是增加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当地投资的回报。其主要形式有补贴专用基础设施、补贴服务、市场倾斜、使用外汇上的优惠待遇等。
可以看出, 东道国政府决定向跨国公司的投资提供鼓励措施时可以有多种选择。究竟选择何种形式取决于东道国政府的需要及其与跨国公司的谈判结果。至于其采取的鼓励措施的成本有多大、成效如何, 则与措施的类型以及实施、管理的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投资鼓励措施是通过减少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成本、增加其收益这一机理达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近年来, 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 纷纷采取形式不同的投资鼓励措施。但这些措施究竟效果如何, 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现状
1. 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
从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来看, 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 外商在华投资主要在旅游宾馆和中低档加工贸易型制造业。此后, 工业领域的投资项目不断增加, 在外商实际投资额中占主要份额。20世纪90年代初期, 投资于房地产业的外资增加较快, 个别年份占到外商实际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以上, 最近几年这一比例有所下降。
2. 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
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 主要集中在沿海少数地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 外商直接投资投向沿海地区的占90%以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 这一比重略有下降, 但总的趋势没有明显改变, 外经贸部的统计资料显示, 在沿海地区的投资, 累计仍占全部投资额的88%。
3. 我国利用外资的方式、来源
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初期, 在华投资的外商主要采取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两种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 外商独资企业的比例有较快上升, 自1997年起, 新设立项目中, 外商独资经营的项目数超过中外合资经营的项目数, 根据外经贸部的统计数据, 来自港、澳、台的资金一直占较大比重,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 港、澳、台投资约占80%左右。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 其他发达国家大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明显增加。
二、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及需借鉴的的经验
1. 印度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简析
印度始终坚持外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 在注重外资政策连续性的基础上,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 对政策加以调整, 印度利用外资政策有如下新变化。
(1) 从外资优惠逐渐向国民待遇过渡。WTO有关投资协定 (TRIMS) 提出了外国投资适应国民待遇的要求。作为WTO初始成员国之一的印度, 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接轨, 取消歧视性政策, 使FDI政策逐步转向国民待遇, 使内外资企业待遇接近是大势所趋。印度已开始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取消了多项对外资企业的歧视性政策, 如:出口限制、红利平衡、较高公司营业所得税等歧视性措施;在软件技术园落户的国内外公司, 可享受印度政府对出口加工区的所有优惠;政府为出口加工区制定的所有优惠政策均适用于园区内的软件企业。在一些行业, 印度甚至实施了有利于外国公司的政策, 如电信服务业, 印度90年代以来才向私人企业开放, 但就要求新进入该行业的私人投资者必须与外资合作才能申请领取许可证。
(2) 对FDI政策总的是趋向放松管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 WTO积极推动自由化谈判, 经济全球化、投资自由化不断发展, 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 印度已被卷入了这一过程, 对FDI政策不断开放。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 印度对FDI的政策不断进行修正, 逐步放松对FDI的管制, 扩大FDI进入范围, 放宽股权控制, 加大了吸引FDI的力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 印度政府扩大了外资可参股的企业的范围, 并新开放一批企业可自动获准且外资股权可为74%甚至100%;进一步扩大了外资控股比例可达51%并自动许可的行业范围;扩大外国公司在印度的经营范围。总之, 印度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是向着越来越自由化的方向发展。
(3) 注重外国直接投资流向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软件业。为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流向本国软件业, 印度政府对科技园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 包括:免除进出口软件的双重赋税;免除全部进口关税;允许外商独资经营;10年内免征所得税;全部产品用于出口的软件商可免征所得税;联网经营业务向私营部门开放, 并允许外资拥有不超过49%的股份;打破国家对电信业的垄断, 允许外国人拥有独资的电信公司。而且, 印度政府还特别注意通过建立和执行符合国际惯例的知识产权标准维护直接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 以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投向软件业。印度在1994年6月就对版权法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 明确规定了版权所有者的权利、软件出租者的行为规范、用户备份软件的权利以及侵犯版权的惩处和罚款条例等。
2. 我国应向印度学习的内容
根据意大利《共和国报》的报道, 78%的国际跨国企业领导人把中国作为投资的首选国家, 另一方面, 虽然目前印度在很多经济数据上落后于中国, 但64%的企业领导人把印度作为第二位的考虑对象。2005年, 中国吸引外资600亿美元, 印度为50亿美元。中国在制造业方面远远超过印度, 但印度在高科技领域, 如电脑软件、电信等方面占有优势。而印度英语的普及将使印度在未来有可能代替中国的位置。而中国不能坐以待毙, 首先应该了解什么地方是不足于印度的。就我个人而言, 我认为:
首先, 经济试金石并非在于一个国家能否吸引到大量外国直接投资, 而在于该国是否培养创业、支持健康竞争。在这方面, 印度比中国做得出色。印度出现了一批世界级企业, 包括软件业的信息系统公司 (Infosys) 、制药业的兰伯西制药 (Ranbaxy) 、汽车零部件业的巴夏汽车公司 (Bajaj Auto) 以及汽车装配业的Mahindra。它们的出现绝非偶然。
另外, 尽管印度的金融体系有许多缺陷, 但它却不像中国的金融体系那样歧视小型私营企业。信息系统公司就受益于这一体系。该公司由7名创业家创办, 他们都没多少政治方面的社会关系, 20世纪90年代初, 在没有硬资产的情况下, 他们成功地从印度的银行与股票市场获得了资金。
最后,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犯了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 它建造了许多世界级的设施, 但教育投资严重不足。与此同时, 印度则一直默默地持续增加教育投入,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对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言, 人力资本的质量与数量, 远比实物资本的质量与数量来得重要。看来印度的政策重心是正确的, 如果中国不马上对农村教育进行投资, 就可能会丧失相比印度的真正竞争优势, 也就是教育良好的熟练工人, 正是这些人推动着制造业的成功。
3. 结合自身的不足应采取的措施
政府可以采取下列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措施, 致力于创造一个稳定和宽松的有利于外商投资的环境, 更多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1) 鼓励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开发和创新。对外商投资设立的研究开发中心, 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及其配套的技术、配件、备件, 可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外国企业向我境内转让技术, 可以免征营业税, 经批准, 还可免征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技术转让收入免征营业税;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增长10%以上的, 经批准, 允许再按技术开发费实际发生额的50%, 抵扣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对符合条件的、已设立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研发中心、先进技术型和产品出口型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进口技术、设备、配件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采购国产设备, 可全额退还国产设备增值税并按有关规定抵免企业所得税。
(2) 鼓励外商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对外商投资于《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中的项目可享受鼓励类项目政策, 其进口的自用设备及其配套的技术、配件、备件, 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放宽中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领域和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条件, 放宽中西部地区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持股比例限制;对设在中西部地区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 可延长企业所得税的减免期;外商投资企业到中西部地区再投资, 凡外资比例达到25%以上的再投资项目, 可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允许沿海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到中西部地区承包经营管理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
(3) 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对外承诺, 逐步扩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 进一步推进商业、外贸、金融、保险、证券、电信、旅游等领域的吸收外资工作。外商投资零售商业企业的地域已扩大到全国省会城市、直辖市和经济特区, 外贸吸收外资的试点范围也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
(4) 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A股、B股市场上市;扩大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投资性公司的经营范围;简化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的审批手续, 对不涉及综合平衡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 不论金额大小, 均可在省级政府审批。取消对外商独资企业进口设备的价值鉴定;清理并调整不利于吸收外资的有关政策规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