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金融（精选8篇）
直接金融 篇1
大陆和台湾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 、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 (MOU) 以来, 两岸金融合作有了一定进展。
但是, 由于两岸制度的差异性, 特别是台湾方面对大陆的认知有一定的局限性, 两岸金融合作仍存在诸多瓶颈因素, 主要表现在单向、间接、不对等三个方面。
不合理现状
就单向而言, 台湾与大陆金融合作过多地强调权利而较少地承担义务, 想单方面独享金融合作的成果。比如机构准入方面, 自1997年第一家台资证券机构在上海设立代表处至2009年底, 共有15家台湾证券公司、13家台湾保险公司、10家台资银行在大陆设立了代表处, 并有两家台资银行和五家台资产寿险公司在大陆营运。多年来, 大陆的商业银行、证券机构和保险公司积极争取赴台设立机构, 但直至2009年底两岸银行、证券、保险部门MOU的签署及2010年ECFA的出台, 大陆金融机构赴台设立机构才有实质性进展。
就间接而言, 台湾和大陆仅隔一道台湾海峡, 直线距离只有120公里, 近在咫尺, 两岸金融合作却要通过第三地, 既浪费时间又增加运营成本。长期以来, 两岸通汇都是通过第三地, 虽说从2009年2月26日起, 两岸实现直接汇兑, 但只局限于美元, 不能直接汇兑人民币和新台币, 多有不便。因两岸尚未建立货币清算机制, 台湾各银行进口的人民币现钞几乎都靠香港汇丰和美国银行专案进口, 货源并不是很充足, 不能完全保证人民币供应量。从通汇角度看, 由于人民币和新台币未建立清算机制, 后端的汇款及清算作业仍须取道外商银行, 借用美元清算。
就不对等而言, 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经贸往来与金融合作不对称。两岸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和庞大的贸易额, 经济流要求高品质的金融流来配合并提供服务, 但是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长期以来滞后于两岸经济交流的发展要求。目前, 大陆已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和顺差来源地, 却不是最大的金融合作伙伴, 有悖常规。台湾强调大陆金融开放, 要求享受“超WTO”待遇, 而自己却设置重重障碍, 不给大陆对等待遇。
“地堡思维”作祟
之所以造成两岸金融合作出现单向、间接、不对等的问题, 是因为台湾当局的“地堡思维”所致, 自以为是, 又万分恐惧, 于是构筑“地堡”, 防范对方。台湾当局对两岸金融交往的政策总是以“政治优先”、“安全至上”为基本准则, 动辄把金融问题政治化, 视陆资金融企业为洪水猛兽, 层层设防。一些台湾民众也担忧大陆银行“规模过大, 会对本地市场造成冲击”。
其实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金融合作是一个双赢的选择。大陆金融市场广阔, 陆资银行规模大、网点多, 而台湾市场对于大陆金融市场而言也是一片神秘的土地, 台湾金融市场化程度比较高, 台湾银行国际化管理也比较先进, 两岸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完全可以做到优势互补, 利益共沾, 达到双赢。
海峡两岸金融合作与交流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也是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当前两岸经贸的快速发展, 进一步加强和加深两岸金融合作也显得更为迫切。在新的国际形势和历史机遇下, 应当顺应时代潮流, 摒弃一切人为的障碍, 促进两岸金融业的优势互补, 继续深化两岸金融合作, 建立稳定长效的金融合作机制, 为海峡两岸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
双向直接对等
眼下, 两岸金融合作有着新的契机。4月25日, 大陆银行业监管机构负责人刘明康和台湾银行业监管机构负责人陈裕璋在台北101大楼举行了两岸金融合作协议和两岸银行监管合作备忘录签署后的首次监管磋商, 标志着两岸金融监理平台正式启动。
两岸金融合作要想有新的发展, 必须朝着双向、直接、对等的目标迈进。
双向, 就是台湾和大陆的金融业要双向开放, 而不是单方面只强调大陆开放。考虑到台湾地区和大陆目前金融合作方面存在不少限制, 希望双方能进行更大程度的开放, 进一步就两岸金融机构相互开放的准入政策展开商谈, 尽快就市场准入的相关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和具体协议, 给彼此有别于外资金融机构的更优惠待遇, 加快两岸互设金融机构的步伐, 为深化金融合作提供制度保障。从短期来看, 建立并完善双方合作协调机制, 促进两岸金融合作紧密化, 实现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和投资要素的双向流动。从中期来看, 两岸金融合作应当基于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高度, 促进两岸货币金融合作, 推动金融市场一体化。
直接, 就是逐步实现人民币和新台币的直接汇兑, 不要通过第三种货币绕“弯子”, 两岸之间直接开展金融业务。要继续扩大对企业金融服务, 特别是加强在中小企业金融等方面的合作, 努力推进两岸信息交流平台的建设, 推动两岸私人银行部门的合作, 为企业提供理财服务。为满足两岸人员和经贸往来的金融需求, 规范两岸货币流通, 防范洗钱风险, 两岸应参考人民币与港币清算机制的经验, 尽快建立货币清算机制, 从而实现货币全面直接通兑。为适应大陆民众赴台旅游与两岸交流的扩大, 还应尽早推动个人消费金融等方面的业务发展, 为大陆民众在台旅游、消费提供便利。
对等, 就相互之间地位平等, 权利和义务对等。大陆和台湾好比一对兄弟, 在民族大家庭中地位平等, 不分高下。在两岸金融合作方面也要按对等原则交往, 大陆不因其“大”而小觑台湾, 台湾不因其“精”而卑睨大陆, 要相互尊重, 按市场游戏规则办事。在目前情况下, 双方都要作出让步, 给予对方以高于一般意义上外资的待遇。
两岸金融合作实现双向直接对等, 关键在于两岸要增强政治互信, 特别是台湾方面要加强对大陆的认知度, 有了血浓于水的亲情, 才能不计前嫌, 以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为重, 从长计议, 充分利用ECFA和MOU合作平台, 加快两岸金融合作的步伐, 方便两岸人民, 共享金融合作的福祉。
直接金融 篇2
中国网10月18日讯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做客强国论坛，以“缓解小微企业生存困境——温州**透视”为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网友：请问辜主席，您怎样判断温州危机？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说，温州债务危机是当前严峻金融经济形势的“风暴眼”和“重灾区”。大家都非常关心温州的债务问题和当前严峻的金融经济形势是一种什么关系。它的表现是企业资金链的断裂，以及民间金融的高利贷化。
直接金融 篇3
关键词：投资银行；衍生产品；破产
在金融危机中，市场一旦观察到投资银行偿债能力的不足，就会对这一信号作出相应的反应，通过以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反应会进一步的恶化投行的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在缺乏央行的支持的情况下，投行可能一步步的走向破产。
一、OTC衍生产品交易对手的反应
一旦预计到投行可能发生的偿债困难，投行持有的OTC衍生产品的交易对手就会找机会降低它对投行的风险暴露额。一开始，交易对手会通过增加对投行的借款，或者是和投行签订对冲原有头寸的新的衍生产品合约，来降低风险暴露额。交易对手也有可能像投行提出要求，将他们手中对投行的价内期权的收益提现，然后重新签订新的合约，这样也能减少对于投行的风险暴露。交易对手的这些行为都会减少投行的现金头寸。
交易对手的另外一个可能的反应就是让投行另外找一家投行来承担合约的一部分，这样也能减低对投行的风险暴露额。例如，一家对冲基金通过与投行签订信用违约互换合同向投行购买了信用保险。当基金对投行的偿债能力产生怀疑的时候，它可以要求该投行联系另外一家投行来承担部分的保险，这样就能隔离一部分对于原投行的风险。
2008年年中贝尔斯登的偿债能力发生危机之时，一些贝尔斯登的交易对手要求其他投行承担部分合约。尽管一般来说其他投行都会按照惯例同意这样的要求。但是在当时，有鉴于金融形势和贝尔斯登的财务状况，许多投行自然而然的拒绝了这一要求。这样就进一步敲响了贝尔斯登财务困难的警铃。
除此之外，要求其他投行分担衍生产品合约的要求可能进一步恶化投行的现金头寸。因为伴随着信用衍生产品合约金额的减少，投行持有的合约附带的现金抵押的数额也会减少，其中的一部分将不得不转移给其他投行。这部分的现金一般来说是和投行自有的现金头寸不隔离的，也就是说投行可能利用这部分现金作为其有效的流动性来源。
如果交易对手通过和投行签订新的衍生产品合约来减少对于投行的风险暴露额，这也会加剧投行的现金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例如，假定有客户向一个具有流动性不足问题的投行询价，投行必须同时报出一个OTC期权合约的买入价和卖出价。一旦这个买入价报出之后被客户接受，投行就不得不支付一笔现金以买入该期权。这样一来客户对于投行的风险暴露头寸减少了，但是投行的现金头寸更少了。当然，投行由于流动性的不足可以拒绝报价，或者报出一个明显偏离市场的不具有吸引力的价格。但是这样只会给市场发出一个投行流动性不足的预警信号而使得问题进一步恶化。结果就是，在流动性危机刚产生之时，投行相信自己能渡过这一危机，于是它为了向市场表明自己的能力，坚持同时报出买入价和卖出价，虽然这样会使得自己的一部分现金流向其衍生产品合约交易对手。
根据Singh的分析，花旗投行OTC衍生产品交易对手对于投行的风向暴露额由2008年三月的1260亿美元下降到了2009年3月的170亿美元。在同一时期内，高盛的这一数字由1000亿美元下降到了910亿美元。
在OTC互换协议的信用附加条款中，经常规定当交易对手的信用等级下降的时候要缴纳补充的抵押物。一个典型的门槛就是穆迪的A2级或者是标准普尔的A级。在2009年摩根斯坦利向SEC提交的文件中披露，在2008年11月30日由于公司长期信用等级下调一档所需追加的抵押物金额达到约4.98亿美元，如果公司信用等级啊下调两档，那么这一数字将达到14.562亿美元。由于美国AIG金融信用等级下降触发的大额追加抵押金要求是AIG集团寻求美国政府注资以摆脱困境的最直接原因。
互换协议中还包括了在一些或有事项发生时合约提前中止的条款，这包括交易对手的违约行为。合约提前中止一旦发生，合约双方将根据合约的重置成本进行清算。这一重置成本可以由第三方价格或者是模型估算的价格。接下来实际操作中的程序可能是复杂的，莱曼兄弟的破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投行一旦对合约违约就会使得原来的衍生产品头寸被一笔负债取代。根据OCC的数据，花旗投行的OTC衍生产品合约名义价值大约是30万亿美元，如果这些合约全部中止的话，按照合约名义金额的0.2％来计算，结算合约产生的新的负债将达到600亿美元。另外，因为大多数OTC衍生产品的执行是不受破产保护的限制的，交易对手可以立即获得结算的费用。这使得合约的交易对手相对于投行的无担保债权人的索偿权更加优先，后者的索偿权在破产程序还未结束之前是无法实现的。OTC衍生产品的这一特别条款将使得投行的债权人在投行发生偿债危机的时候更加迅速的撤资，这也会加速投行的危机发生。
二、短期债权人的撤资
大型投行倾向于使用短期回购协议来为他们的资产融资。回购协议的交易对手通常是货币市场基金或者是其他投行。回购协议的期限大多是一天，也就是所谓的“隔夜回购协议”，因为隔夜回购的灵活性是最大的，利率通常也是最低的。在正常的金融环境下，一家投行可以通过回购协议获得其大多数资产的资金来源，包括国债、公司债和不动产抵押贷款等，其中的利差大约不到2％。因此投行可以基本不耗费自有资本的持有这些资产。在破产之前，贝尔斯登和莱曼兄弟的财务杠杆超过了30倍，它们的资金来源大量的依赖于短期回购协议融资。King通过各方面的数据综合估计在2008年上半年，大约42％的投行持有的金融工具是通过回购协议或者等同于回购协议的交易融资的。而贝尔斯登的这一比例达到了55％。
尽管回购协议的逆回购方对于抵押资产是具有追索权的，而且抵押资产的价值一般是超过融资金额的，这使得他们免受金融资产一定幅度之类的价格波动的影响，但是鉴于投行的偿债能力的下降，他们在回购协议到期之后往往缺乏续约的动力。因为如果投行未能偿还回购协议中借入的资金，债权人就会立即出售抵押资产以弥补损失，但是这一资产的市场价值可能低于融资额，这就会给债权人带来损失。有鉴于此，回购协议的债权人将会和其他投行签订新的协议以避免风险。如果回购协议的债权人拒绝继续融资，投行可能找不到其他有效的融资渠道。在缺乏政府和央行的帮助的情况下，投行将不得不低价抛售他们手中的资产，这会对一些作为抵押物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带来负面的冲击。投行可能无法从销售持有资产中获得足够的现金以满足其流动性需求。即使投行通过销售资产获得了足够的现金，这也会给其他的市场参与者发出一个投行财务状况不良的信号。
直接金融 篇4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要“创新对外合作方式, 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 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知名品牌”。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 我国在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开始实行“走出去战略”, 开始到世界各国进行海外投资, 从事办厂开店等业务。从发展规模和投资主体看, 海外投资发展速度快, 投资主体不断优化;从地区分布看, 也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 在亚洲和非洲的投资覆盖率分别达到91%和81%;从行业分布上看, 已经分布在三大产业, 商业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和批发零售业占到70%以上。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资本流动减缓, 跨国直接投资和并购活动也随之减少。
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是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管理等多种生产要素在国际市场上的重新配置和优化组合, 金融危机将会通过各个渠道对直接投资产生间接影响, 即金融危机通过其他变量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一般原理: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增速下降, 从而影响收入的增长, 这将导致全球的需求量受到抑制, 从而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量下降, 资本流动减缓, 直接投资减少。
(一) 需求传导机制:
金融危机会使国际市场对商品的需求量减弱, 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会使各国出口困难, 但是受危机影响严重的国家为了刺激经济的恢复, 会通过扩张财政产生新的需求, 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政府采购等, 在建筑、交通运输、石油化工、排污处理等行业扩大需求, 这将给其他国家投资者带来新的机会。
(二) 汇率传导机制:
一般而言, 危机国初期货币会贬值, 因为危机国为了刺激经济会降低利率水平, 从而导致货币贬值。货币贬值将会降低直接投资成本, 理论上会促进直接投资流入。以美国为例, 金融危机下美元对欧元、加元、澳元、日元、人民币保持贬值趋势, 降低这些国家对外投资的外汇成本, 将会刺激和鼓励其他国家企业积极对美进行投资。
(三) 价格传导机制:
由于价格传导机制, 受危机影响的国家收入和进口需求下降, 加之危机导致危机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造成其他国家出口困难, 此时企业转而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危机国市场, 从而扩大其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三、金融危机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自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缓慢发展, 20世纪九十年代末“走出去”战略的提出使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步入了新的快速发展阶段, 但是相比发展迅速的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 作为对外开放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还是相对缓慢的。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以下特点:增速较慢, 但处于提速的拐点;绝对规模较小;从投资地区分布看, 主要集中在不发达地区和国家, 投资产业结构虽然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都有分布, 但是产业结构偏向严重, 这些特点是分析影响的基础。
(一) 金融危机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消极影响。
表1是我国在2007~2009年前三季度的存量流量数据, 从数据中我们发现, 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不是很显著。比较危机前的2007年, 2008年在存量和流量上的增长率都很高, 并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500亿美元, 达到了2003年我国利用外资的水平。2009年前三季度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也达到了329亿美元, 其中单第三季度就达到了204.7亿美元, 超过了前两个季度的总和, 这也是2009年以来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首次增长。数据表明,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像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一样出现衰退, 而是出现了快速增长。因此, 金融危机没有给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带来显著的消极影响。 (表1)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能够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我国投资地区占比例最大的前三名的中国香港、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是世界金融中心, 金融服务业发达。
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以优美的群岛风光和“避税乐园”为招牌大力发展其离岸金融业。表2中2008年这三个地区和国家占我国对外投资存量的78.2%, 是仅次于港、台、新加坡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重要来源地。我国企业一方面利用金融税收和公司管理方面的宽松政策注册离岸公司减少税收;另一方面又以离岸公司的身份再对我国进行投资, 享受我国对外商企业的各种税收优惠, 所以用于这些地区的生产性资本少, 金融危机不会使我国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减少。 (表2)
2、我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所占份额较小。
图1是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地区中, 经济发达的美、日、英、法、德、意、加仅占投资总存量的4.9%。因此, 在这些国家遭受金融危机严重打击时, 我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会减少, 但是所占比重很少, 因此不会影响我国整体对外直接投资总量。 (图1)
3、我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比重不大。
图1中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分布地区仍旧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 亚洲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澳门和新加坡, 拉丁美洲主要分布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我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仅占总存量的13%, 份额也较小。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相对不发达,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要小于发达国家, 而且我国投资在这些国家的投资额不大, 因此所受影响也不是很明显。
(二) 金融危机给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积极影响。
根据表1的分析, 2008年对外投资总额达到521亿美元, 相比2007年增长将近1倍, 2009年前三季度也出现了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首次增长,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但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出现衰退, 反而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这是由于金融危机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机遇。
1、金融危机对我国有能力的企业提供了并购的机会。
受危机影响严重的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许多企业陷入困境, 等待破产或被并购。这些企业可能由于无法获得银行或融资渠道支持使资金出现困难, 或者由于危机导致需求减少市场萎缩, 这些企业不仅有我国需要的先进技术, 还有优秀的技术人员、销售团队, 这些企业是我国可望而不可即的, 而金融危机为我国企业提供了并购机会。
数据来源:2007年、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整理
数据来源: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
2、金融危机对我国在交通运输、房屋建筑、石油化工、废气废水治理等领域提供了机遇。
危机国为了刺激经济复苏, 会扩大内需, 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比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有很多的大型项目, 包括交通运输、房屋建筑、石油化工、废气废水治理等等, 而这些正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项目和优势项目, 我国在这些项目上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有能力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可以利用这些机会, 加大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力度。
3、对外直接投资成本的下降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机遇。
金融危机使美国等危机国出现经济衰退, 导致这些国家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恢复。美国在危机后多次降息, 2008年底达到了0.09%的低水平, 欧盟自2008年10月以来四次降息, 世界范围内的大幅度降息使对外直接投融资的成本大幅度降低, 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 由于金融危机使得居民收入下降, 需求减少, 以及危机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增加了出口难度, 也促使我国企业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他国市场。
4、金融危机提升了我国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从目前看, 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市场萎缩时, 我国的市场相对是在扩张, 从而相对而言, 我国的市场潜力巨大。我国会加强与更多的国家进行友好合作, 提升我国的政治影响力, 从而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国外企业提供机遇。
四、总结
总体看来, 金融危机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前景良好, 在我国政府倡导“走出去”战略时, 为我国的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并使我国企业处于有利的地位。这些机遇可能使我国企业加大对外投资力度, 打破目前以外汇储备为主的对外投资体系;可以通过企业对外投资增加对国内产品的需求;可以使我国获得动力改变目前低附加值的发展模式,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所以, 金融危机创造的机遇对我国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国家和企业应利用有利的机会来发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一) 从国家政府而言, 利用危机带来的机遇。
一要完善管理办法, 发布实施新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在大幅减少审批事项、下放审批权限的同时, 加强管理和服务;二要制定支持政策, 涉及财税、金融、保险、外汇和出入境等诸多方面内容, 鼓励我国企业顺利“走出去”、减少风险, 同时鼓励各类金融机构积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信贷支持和金融服务;三要健全服务体系, 建成“对外投资合作信息服务系统”, 为企业提供海外经营环境信息;四要加强人才培训, 委托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组织对跨国经营人才进行培训, 为规范培训打下基础;五要构筑安全保障体系, 充分发挥双边经贸混委会机制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作用, 为企业的海外合法权益提供保障, 为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六要加大投资促进力度, 组织企业参加贸易投资促进团赴欧洲、美洲开展研讨、洽谈和项目对接活动, 为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搭建平台。
(二) 对企业而言, 利用危机带来的机遇。
一是树立全球化观念, 向跨国公司学习, 提高国际化经营管理水平, 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要加快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尽快形成在经营理念、科学技术、管理方式和市场营销方面的全面创新机制;要树立品牌意识, 提高品牌的设计开发能力, 维护自有知识产权;要注重引进和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通过这一系列手段来培育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二是企业要利用危机带来的机遇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 有能力的企业应积极进行海外并购, 大胆开展跨国经营,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形成特色、确立优势, 缩小我国企业与国外知名企业的距离, 在国际市场上提升形象, 树立自己的知名品牌。
参考文献
[1]张为付.国际直接投资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7.
[2]赵晓.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思考.有效营销, 2007.3.
[3]周海江.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最佳机遇.人民网, 2009.3.
[4]陈国庆.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个人博客, 2008.12.
[5]卢进勇.国际经济合作[M].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 2009.
直接金融 篇5
金融危机的出现通常发生于国家与国家及市场与市场之间, 是资本市场、经济贸易中所存在的短期作用状态。近年来, 在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下的世界金融危机也如出一辙。在美国华尔街爆发的金融危机如同狂风巨浪, 迅速波及全球。国际金融危机的传导作用是指金融危机的跨国扩散和传播使更多的国家同时遭受金融风暴的威胁[1]。一方面, 国际金融危机是贸易关系密切、金融交往密切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接触性传导, 同时也是贸易溢出的直接后果;另一方面, 国际金融危机也包括贸易关系及金融交往并不频繁的国家间所产生的非接触性传导, 导致此类非接触性传导的原因, 一般是由于各国在共同的冲击中会形成“季风效应”, 同时受到投资者预期改变的影响而产生的自我多重平衡, 即传染效应。
(一) 贸易溢出效应
贸易溢出效应 (Trade Spillovers Effect) 是指一国投机性冲击所造成的货币危机, 导致另一个 (或几个) 与其贸易交往频繁的国家经济恶化的宏观基本层面, 从而可能使另一个 (或几个) 国家受到投机性冲击的影响[2]。贸易溢出效应通常可以分为以双边型为主的直接贸易关系和以多边型为主的间接贸易关系。直接贸易关系是在交往密切国家间产生的贸易合作, 其也是直接的贸易合作伙伴;间接贸易关系是指贸易交往密切的多个国家, 在同一国际市场的彼此竞争中形成的经济联系。贸易溢出效应通常是将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作为基础, 即在一国形成的货币危机所引发的货币贬值不仅能够提升其相对于贸易合作国的出口价格竞争力, 同时还能够通过减少国民收入而刺激本国的国内市场, 进而降低对于贸易合作国的进口数额。图1说明了金融危机从A国到B国的传导路径。
(二) 季风效应
20世纪末, Masson最早提出了季风效应 (Monsoonal Effects) 的概念, 他把由于共同作用而引发的传导效应统称为“季风效应”, 即一国在面临经济危机所做出的经济调整, 可能导致与该国存在密切经济联系的国家面临经济困境的全球性效应, 包括由于一些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和主要商品价格发生波动等原因而引发的市场经济资本流入流出以及国家货币危机[3]。
(三) 传染效应
由于市场的关联程度异常显著, 往往会使现代金融危机显现出强大的传导性, 并具有迅速传播的特性。在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后, 影响了投资者对于与该国家具有相似性国家的投资信心和心理预期, 导致了对其“自我实现”的负面投机攻击, 并形成了传染效应。传染效应的传导途径是通过投资者心理渠道为传导基础, 同时也是传染项目的核心。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一) 国际金融危机引起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发生变化
自美国次贷危机导致金融风暴发生以来, 花旗银行、美国国际集团、华盛顿互惠银行、房地美、房利美、美国银行等国际著名企业都面临着金融危机的窘境;美林证券、雷曼兄弟、摩根斯坦利、贝尔斯登、高盛等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在数月间被迫转型, 也使得投资银行主宰华尔街成为历史。根据美国金融服务业领导者道富银行的统计数据, 2008年10月, 道富全球投资者的信心指数已降为58.2的历史最低水平, 较2007年12月的65.9还低7.7。其中欧洲和北美的投资者的信心指数也分别降低至79.6和50.5[4]。据国家统计局在《中国经济景气月报》的报道,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全部利用外资水平在总资产投资中的比例都有明显的降低, 特别是从2008年的下半年起, 我国融资数额持续走低, 江苏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降速最为明显, 为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同比下降超过四成, 合同外资总量自2月份以来同样持续降低, 且趋势愈加明显;广东省的21个市中只有4个市合同外资尚未降低, 而其余17个市的外资数额全部下降, 其中6个市的下降幅度大于50%, 最高下降幅度已逼近75%。2008年前九个月份, 我国新设立的外资企业量较上年下降27.26%, 也成为2002年3月以来的首次下降。从其他各省来看, 湖南、安徽、重庆、广东、浙江五省的新批外商投资项目分别下降30.4%、47%、31.6%、21.2%及40%, 其合同外资额分别下降12.3%、30%、20%、18.9%及16.6%。
(二)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外商投资者的集中撤资
外商投资者的非正常性集中撤资是指外资企业在未进行债务清算或申报破产的状况下, 不依据正常的法律程序而进行的集中撤离行为, 其会导致中方企业遭受非常重大的损失。2008年12月31日是瑞银 (UBS) 持有中行H股锁定期限结束后的首日, 瑞银完全从中国银行退出, 并将在中国银行持有的H股全部清空, 直接套现金额近8.08亿美元。同时, 那些同瑞银一样锁定期刚刚结束的外资银行也都纷纷从中国银行退出, 2009年1月7日, 美国银行减持了建设银行56亿股的H股, 同时以每股3.92港元销售出去, 持股比例由最初的19.1%降低至16.6%, 套现金额约为28亿美元[5]。与此同时, 李嘉诚基金会也将中国银行H股中的20亿股份悉数出尽, 套现金额为5.24亿美元。1月14日, 苏格兰皇家银行 (RBS) 也将在中国银行所持的108.09亿股进行出售, 套现金额近24亿美元。2008年8月7日至2009年1月9日, 高盛旗下子公司对西部矿业的持股数量降至5%, 用8000万股的减持数额进行套现。摩根大通在2009年年初进行的前两个交易日中, 分别减持了中国石化、招商银行及中国铝业三只中资股的港股股份, 套现金额为8.75亿港元。同年11月, 英国石油公司 (BP) 也终止了与金风科技子公司北京天润的合作, 并暂停了与之共同开发的内蒙古达茂旗风电项目建设, 并撤回在我国风电业务的全部投资。同日, 日本株式会社原弘产也将湘电股份所控股的湘电风能公司20%股权完全撤出。2008年12月, 德国诺德巴克-杜尔公司也决定将所持股份的40%转移至西航集团下属的西安西航集团航空航天地面设备有限公司。
(三) 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对我国技术发展、经济贸易及就业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全球经济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 加速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传播。始发于美国的金融风暴席卷并纵身于全球。此次金融危机具有波及范围广、危害程度深、影响范围大、出现的情况难于处理等诸多显著特点, 对美国经济及世界经济产生了极大地冲击。同时, 中国经济也在这种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滋生了诸多负面效应, 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贸易发展、科技进步与就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6]。
三、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战略调整对策
(一) 加速政策调整, 打造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
金融危机直接导致外商在我国投资水平的持续降低, 外资在我国套现退市的程度明显加剧。由此看来, 我国对此现象要保持极大的敏感度, 同时应保持政策的稳定性, 避免因外商临时撤资而采取大幅的行政干预手段。外商往往更为重视投资对象国的长期政策稳定、更为透明的法律及制度建设, 而非短期的优惠措施。不难看出, 我国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策略, 提升宏观经济水平, 通过良好的经济发展和优惠政策吸引并稳定外商投资。近年来, 为促进国内企业的发展我国制定了数个限制外商投资的政策, 但随着目前投资形势和国内经济的变化, 企业面临着难以发展、失业人数增加的窘境, 因此, 此时就应及时调整投资政策, 否则必然会出现经济大幅回落的现象, 并使宏观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
(二) 建立预警性监管机制, 加强对外商集中撤资的管理
外商集中撤资现象的发生不仅对我国经济利益造成了极大地损失, 同时也影响了国家的双边经济贸易交往和地方经济发展。为降低外商集中撤资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要加强对其资金的控制和管理。一方面, 我们要在引进外资时增强信心, 并树立正确吸引外商投资的理念。资金的流动方向应当是自由和开放的, 我们不仅要将着眼点放在吸引外资方面, 同时也应在引资的同时关注外资的质量;不仅要看到吸引外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同时也应重视资金引入后的自然竞争能力和淘汰规则。另一方面, 要充分重视外商投资企业所拥有的权利, 尽量简化合法撤资行为的监管和审批程序。要正确看待并尊重外商企业的股份转让权益和投资权益, 外资企业在面临资金短缺和经营亏损时, 被迫关闭企业、解散企业, 或被迫转让企业及股份的, 相关管理部门要依据事实情况予以妥善处理;面临关闭企业或解散企业的, 要按照相关法律及时清算资金。同时, 还应加大对外资企业经营能力的监管, 对外商集中撤资的行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由此看来, 在外资撤离集中发生的状况下, 过程监管尤其是预警性监管机制已显得尤为重要。
(三) 加强对金融企业的监管, 提升银行资产质量
通过对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进行研究表明, 一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都要借助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作为基础。因此, 一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对本国金融体系的监管程度和运行能力。政府为了改善对国有银行巨额不良资产的运营状况, 减少市场经济中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饱和度, 降低国内金融机构对国有银行的依赖程度, 加快资本的流通速度, 实现我国的汇率及利率在市场经济体系下的常态化, 政府可以提高对财政的把持力度, 适度调整税收政策, 提高国内及国外资金入股的吸入水平, 并以此来增加银行资本金, 促使银行对专业设施和服务进行及时的更新和改进, 并与国际标准相适应, 从而促进银行资产质量的提升。
四、结语
本文研究了金融危机背景下, 我国在外商直接投资传导机制中所受到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并提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战略调整方式及策略。到目前为止, 国际金融危机对FDI的影响是一个至今没有确定结果的研究课题, 本文只是对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 谨希望能对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具体到企业和各个行业, 还需要进一步系统地研究。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外商直接投资 (FDI) 逐渐成为促使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大国, 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系统研究了金融危机背景下, 我国在外商直接投资传导机制中所受到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并基于以上研究, 提出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战略调整方式及策略。
关键词：金融危机,外商直接投资,传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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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金融 篇6
一、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
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 (以下简称流量) 265.1亿美元, 较上年增长25.3%。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521.5亿美元, 较上年增长96.7%。
二、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有利因素
(一) 拥有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
我国目前已形成了一批有强大竞争力的大中型跨国公司和跨国企业集团, 它们具有雄厚的资金、技术实力, 有相当的国际竞争力。并在某一行业或领域拥有相当的竞争优势。这些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具有集雄厚资金、先进技术和规模经济于一身的综合优势, 有能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参与国际竞争。
(二) 技术的比较优势
与许多中等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相比, 我国已拥有许多已趋成熟和稳定的大量中间技术和加工制造业, 如机电、轻纺、食品加工等。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我国具有相似需求结构的、成熟、适用的生产技术对他们更具吸引力。这使我国具有成熟生产技术比较优势的企业发展境外直接投资存在巨大发展空间, 他们所提供的中等水平的技术设备也大受欢迎。同时, 我国某些成熟技术对发达国家某些行业及某些企业来说, 也具有相对优势。
(三) 产品的比较优势
我国的很多传统产品都具有鲜明的特色, 特别是一些具有民族特色与风味的产品, 为全世界广大消费者所喜爱。这些传统产品以其优良的质量和低廉的价格具有很强竞争力, 可以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发挥其优势。我国的传统产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1.特殊的工艺技术, 如精美的园林艺术、美味的中式菜肴等;2.特殊的产品效用, 如久负盛名的中药的医疗作用以及气功的强身健体功效等。由于我国人口众多, 华人遍布世界各地, 他们虽然身处异乡, 但拥有相同的文化语言背景, 互相之间容易沟通。因此, 依靠这种纽带, 在侨民集中的地区进行直接设厂投资, 生产传统特殊产品, 是我国跨国公司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特有优势。
(四) 小规模优势
我国的许多中小企业具有规模小、项目小、劳动密集型技术容易上马和转产的相对优势, 如纺织、玩具、制伞、鞋帽等行业, 它们更适合我国投资环境的需要。我国跨国企业可以在利用东道国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自然资源的基础上, 通过设备和技术输出, 建立小规模劳动密集型企业, 使生产成本相对低廉。因此, 我国跨国企业生产的产品能以较低价格进入东道国市场, 进而扩展到第二国市场和国际市场。这一优势可以很好地与一些小规模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 而这些小规模市场一般不能满足大型跨国公司维持规模经济的需要, 因而也往往不被这类跨国公司所看中。
(五) 雄厚的外汇储备, 有力的资金保障
2009年6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达到了创纪录的2万亿美元。雄厚的外汇储备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提供了资金上的保证, 减少了外汇资金的约束;保障了国家金融安全, 提高了在适当时候干预外汇市场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另外, 随着中国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一些金融机构已经跨出国门,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设立了分支机构, 不仅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 而且拥有丰富的国际资本运作经验和先进的经营管理水平, 为中国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提供金融服务的支持。
三、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准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国际经验表明, 产业选择大都经历了从资源开发型——制造业——服务业为主的发展过程。中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从以资源开发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 尤其应加大高新技术制造业对外投资的力度。
(一) 产业比较优势基准
目前我国尚处于国际产业链条的较低端, 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仍不能完全视为边际产业;而且相较于许多国家, 甚至是发展中国家, 我国所具有的这种产业优势也是一种有限的比较优势, 但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在利用产业比较优势基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时, 需要注意发挥产业内企业组合的比较优势, 政府要努力培养一批实力雄厚的企业。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 我国的机械、电子、轻纺、家电、冶炼、化工、医药等产业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 积累了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 这些技术和相应的产品已趋于标准化, 并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差距较小, 易于为它们所接受。
(二) 产业后发优势基准
依据产业后发优势基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其目的不是为了获取当期或近期利润, 而是为了最大化地利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 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组织管理技巧并将其转移到国内, 再通过示范效应和波及效应快速提升国内产业整体技术水平, 实□/张现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升级。利用我国后发优势发展对发达国家的逆向直接投资, 把产业链逆向延伸到发达国家, 利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 带动我国的产业优化和升级, 是我国目前获取先进技术最主动和有效的途径之一。具体的作用机制:一是在跨国投资中通过合作直接获取国外技术成果 (如专利、品牌等) , 支持国内高新技术产业或具有培植取向产业的发展;二是雇佣当地高水平的科技人员直接参与技术研发, 充分利用国外人力资源, 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三是投资世界新技术发源地, 跟踪最新的国际科技动态, 以此推动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四是通过技术密集型国际生产体系的建立, 形成对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直接牵引, 从国际生产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我们应该在先进制造业、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等领域, 大力发展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以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基于产业后发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既有迫切需要, 又存在很大空间, 政府应将其作为支持和引导的重点, 为其提供金融、财政、税收等政策支持, 并加强信息服务和指导工作。
(三) 产业市场扩张基准
根据产业市场扩张基准和我国实际情况, 应重点选择以下产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1.国内生产过剩, 市场趋于饱和的产业。目前国内28个主要产业中, 有近20个生产已经接近过剩, 其中许多产业属于或趋向于“边际产业”, 产品大多为劳动密集型或技术成熟型。如钢铁、水泥、纺织、家电等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 国内市场趋于饱和, 竞争十分激烈。2.辐射效应突出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相关产业的辐射效应可以用产业内垂直贸易量来衡量。也就是说, 产业内垂直贸易属于互补贸易关系:海外企业与国内企业是一种互为市场的关系, 任何一方市场规模的扩张, 都会对另一方生产的发展产生直接的扩散效应。对具有较高后向连锁度的产业, 若选择最终产品对外直接投资, 则能有效带动母国中间产品及初级产品的生产, 进而通过出口为本国产业发展开辟国际市场空间。而对具有较高前向连锁度的产业, 如选择初级产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则有利于为母国相关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生产提供资源。按照这一思路,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对国内相关产业具有较强关联效应的产业部门, 以此扩展整个产业的市场空间, 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四) 资源保证基准
直接金融 篇7
一、中日开展本币直接交易的背景和意义
(一) 背景
1. 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是直接动力
2011年, 中日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3 429亿美元, 两国经贸联系进一步紧密。随着中国内需市场不断扩大, “日本———中国———欧美”的三角形贸易结构将逐步改变, 中日贸易美元结算的必要性也会下降。中日韩投资协定签署与自贸区建设将推动东亚贸易投资活动进一步开展, 中日经贸合作中的东亚因素将增加。因此, 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是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深化的必然要求。
2. 中日共同利益增多是根本原因
中日两国在减小美元依赖, 推动货币国际化方面有着相似诉求, 存在广泛共同利益。两国是世界最大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 持有大量美国国债, 均十分关注储备资产安全。在经贸金融领域的共同战略利益是推动人民币与日元最终“握手”的根本原因。
3.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加快提供良好国际环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暴露无遗, 美元信用降低, 国际社会特别是新兴国家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人民币与日元实现直接交易, 顺应了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本质要求。消息宣布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对此表示欢迎, 认为这是推动中日金融一体化的重要步骤。
(二) 中日经贸合作的意义
1. 省费用减风险, 惠及中日贸易
2011年中日贸易中60%左右以美元结算, 30%左右以日元结算, 人民币结算比例不超过双边贸易总额的1%。根据测算, 本币直接交易实施有望为贸易双方节省30亿美元的手续费。同时, 由于美元汇率波动较大, 此举还能减小汇率风险, 推动中日贸易长期稳定发展。
2. 增信心降成本, 利好双向投资
当前, 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势头, 2012年1~5月实际到位金额31.9亿美元, 同比增长16.4%。两国货币实现直接交易, 是日本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前景投下的“信任票”, 有利于日本企业把中国放在经营战略更重要的位置。同时, 交易成本下降带来的规模增长效应会推动中国企业增加对日投资。
3. 拓方式促交易, 助力人员往来
直接交易的具体方式是做市商制度。该制度鼓励银行间市场成员直接报价, 有助于提供更多流动性, 提高市场灵活性。资金等要素流动增加后, 以商务、旅游和留学为目的的人员往来将更加频繁。
总体来看, 中日货币直接交易将对中日经贸合作产生积极影响, 但人民币与日元能否在短期内取代美元成为两国贸易主要结算货币呢?为回答这一问题, 需进一步了解中日货币发展趋势。
二、中日货币地位与发展趋势
(一) 衡量指标
1. 外汇交易量占比
由表1可知, 日元交易量比重在2001年达到高峰, 目前在主要货币中排名第三。人民币交易量从无到有, 但目前占比不足1%。美元仍是最主要的交易货币。
单位:%
注:由于每一笔交易涉及两种货币, 比重合计为200%。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
2. 债券市场规模
从表2可以看出, 中国债券市场在规模、活跃程度和流动性提供方面明显落后于主要储备货币经济体。中日国债周转率均远低于美国。
单位: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Eswar Prasad and Lei Ye, “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 (美国霍普金斯学会2012年2月报告)
3. 贸易结算占比
从日本对亚洲出口看, 日元比例几乎与美元并列, 而人民币比例仅占0.3%。从日本进口看, 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是以美元计价, 美元仍是结算首选货币。 (见表3)
(单位:%)
注:上述比例按照贸易额计算资料来源:《贸易与关税》杂志2012年第5期
图1显示, 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量不断增加。2011年, 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2.08万亿元, 同比增长3.1倍。2011年第二季度, 人民币结算比例占中国外贸额的10%。
(二) 中日货币发展趋势
从上述分析可知, 美元仍是国际贸易以及中日贸易主要结算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 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遭受挑战, 但40年来基本稳定, 且在中期内难以撼动。只要国际大宗商品仍以美元计价和结算, 各国汇率制度就难以实现真正转变。
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地位上升, 但成为主要储备货币仍需时日。2011年,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 人民币结算比例今后有望进一步提高。当前, 人民币在国际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微乎其微, 中国需要通过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和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日元仍是世界主要货币之一, 近年来地位有所下降, 原因是日本政府债台高筑且金融市场的开放度无法与美欧相比。不过, 眼下的国际金融危机为日元提供机会。由于亚洲日益成为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区域, 日本希望在同周边国家的贸易中更多使用日元结算, 以此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 提高日元国际化水平。
综上, 应理性平衡地看待人民币与日元直接交易对中日经贸合作的影响, 既肯定其积极意义, 也不宜对其短期效果期望过高。
三、进一步推动中日经贸领域金融合作的几点建议
在推进中日金融合作的过程中, 应把握好节奏, 统筹人民币国际化与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具体建议如下:
(一) 中日金融合作应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日本金融的突出特点是为产业发展服务, 这造就了日本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独特的关联融资模式。当前, 我国强调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应该鼓励双方企业, 特别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充分利用中日两个市场的资源, 切实拓宽融资渠道, 推动两国实体经济与经贸关系发展。
(二) 中日金融合作应加强两国汇率政策协调
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政策实施后, 应适时考虑两国在汇率政策方面的协调与合作, 维持两国货币汇率水平在合理区间内波动。这有利于增强经济主体对人民币与日元的信任度, 扩大直接交易在中日经贸活动中的使用比例, 也有助于提高两国货币的国际竞争力。
(三) 中日金融合作应注重经验交流与分享
日本汇率、利率和资本市场的开放早于中国, 日本企业也在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 相关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同时, 关注中国改革发展对于日本摆脱经济萎靡, 早日实现复苏也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应加强经验共享, 取长补短, 少走弯路, 提高政策安排的针对性与合理性。
四、结束语
当前中日关系发展既面临重要机遇, 也存在不少消极因素。尽管双方政治互信不够, 但经济利益高度融合, 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在经济领域体现得十分突出。双方积极稳妥地推进经贸领域金融合作, 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道路, 也会进一步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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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金融 篇8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苏州利用外资取得长足发展。2007年, 苏州市利用外资规模持续攀升, 全年新批外资项目2022个, 注册外资额 183.63亿美元, 增长15.32%;实际利用外资额71.65亿美元, 增长17.4%。2007年, 实际利用外资仅次于上海, 分别占到全省的32.7%和全国的9.6%。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8年, 苏州市利用外资有所下降, 全年新批外资项目1462个, 注册外资额 163.9亿美元, 下降了10%左右;实际利用外资额81.33亿美元, 增长13.5%。到2008年底, 苏州市对外贸易总额达到2285亿美元, 累计引入外商投资企业2万多家, 累计注册外资1150亿美元, 累计到账外资696亿美元。苏州外向型经济多年来位列全国大中城市的第三位, 进出口外包占到了全国1/10强。进入2009年以来, 苏州市利用外资的情况略有改善, 但总体仍处于低迷状态。苏州外商直接投资为苏州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众多研究表明, 地区经济发展与引进外资有很强的相关性。然而, 2007年8月以来,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严重, 苏州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受到的负面影响, 由此也对苏州的经济产生的重要影响。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考察金融危机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给苏州工业经济影响的深度。
1 苏州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经济的因果关系
作为典型的外向型经济的苏州, FDI与工业经济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呢?是FDI影响工业经济的发展, 还是经济发展引起FDI的变化, 或者是两者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下面我们用Granger Causality的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经济之间的因果关系。Granger Causality因果关系检验法的基本思想是:如果X的变化引起Y的变化, 则X应该有助于预测Y, 即在Y关于Y过去值的回归中, 增加X的过去值作为独立变量应当显著的增加回归模型的方差解释能力。检验X是否为引起Y变化的原因基本过程如下:
(1) 作出原假设“X不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
(2) 把Y对Y的滞后值及X的滞后值进行回归, 建立无限制条件的回归模型:
(3) 把Y只对Y的滞后值进行回归, 建立有限制条件的回归模型:
(4) 用回归模型的残差平方和计算F统计值, 检验回归系数b1, b2, …bm是否同时显著的不为零。如果是, 就拒绝“X不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的原假设, , 即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 说明X与Y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基于2007年以来的月度数据, 以“实际到账注册外资”来表示FDI, 变量用FDI表示,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表示工业经济, 变量用IE, 则苏州FDI与工业经济之间Granger Causality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结果表明, 滞后步长为2, “FDI变化不是引起工业经济变化的原因”F统计值都达到了足够大, 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 有理由拒绝“FDI变化不是引起工业经济变化的原因”的原假设, 但没有足够的理由拒绝“工业经济不是引起FDI变化的原因”的原假设。因此, 可以得出结论, FDI变化是引起工业经济变化的原因。
2 苏州FDI对工业经济的简单线性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是研究一个变量或一组变量 (自变量) 的变动对另一个变量 (因变量) 变动之影响程度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 它可以根据自变量的已知固定值来估计或预测因变量的总体平均值。我们以IE为因变量, FDI为自变量进行简单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2所示。FDI与工业经济指标的变化趋势具有一定的波动性, 很可能会产生异方差问题, 从而导致伪回归现象, 致使研究结论无效。
表2显示, 在苏州FDI对工业经济的简单线性回归模型中, 回归模型的复相关系数仅为0.045364, 其方差解释能力为4.54%。DW统计值仅为0.418与2还有较大的差距, 说明回归模型残差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序列自相关问题。
图1显示, 简单线性回归模型不仅对历史数据拟合效果很不理想, 而且其残差项的估计值并不频繁的改变符号, 而是相继若干个负的以后跟着几个正的, 表明回归模型的残差确实存在着高度的正自相关。
3 苏州FDI对工业经济的广义差分回归分析
为了揭示苏州FDI与工业经济之间真实的内在依存关系, 必须消除序列自相关问题。我们采用广义差分法来达到使得模型残差保持序列独立, 不具有自相关性。现将回归方程yt=b0+b1xt+ut的变量滞后一期, 改写为
yt-1=b0+b1xt-1+ut-1
方程的两边同时乘以ρ, 得到
ρyt-1=ρb0+ρb1xt-1+ρut-1
将原回归方程yt=b0+b1xt+ut与上式相减, 并认为误差项也服从一阶自回归即有ut=ρut-1+vt, 得到
yt-ρyt-1=b0 (1-ρ) +b1 (xt-ρxt-1) +vt
通常把变换后的上述方程称为广义差分方程。广义差分方程中被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回归, 不是使用原来的形式, 而是以差分的形式来表示。要成功地求解和应用广义差分方程, 必须采用一定方法来估计未知的ρ。估计ρ值的方法有很多, Cochrane-Orcutt迭代法已成为目前估计未知的ρ和消除序列自相关问题的主流方法。EView是采用在原回归方程中添加AR (1) 来消除一阶序列自相关, 添加AR (2) 消除二阶自相关, 添加AR (3) 消除三阶自相关, 依此类推。
在苏州FDI对工业经济的原回归模型中添加AR (1) 项, 得到如表3所示的广义差分回归结果。
由表3可知, DW检验值由原来的0.418升到1.832圆满地消除了残差项的序列自相关。复相关系数也有了大幅的提升, 由原来的0.0454提升到0.6318。回归模型中的常数项、解释变量和AR (1) 的t统计值都一致的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其回归系数都显著的不为零。
图2显示, 经广义差分变换, 回归模型不仅消除了残差项的序列自相关问题, 而且模型对历史数据的拟合效果也非常理想。由此, 我们可以得到苏州FDI对工业经济的广义差分回归模型:
IE (2007.01-2009.05) =1596.393-0.000975FDI+[AR (1) =0.797092]
模型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 说明2007年以来, 苏州的外商直接投资对苏州工业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4 结论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 苏州FDI与工业经济之间确实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内在依存关系, 但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本文以苏州对外经济贸易局发布的2007年1月-2009年5月的统计数据为基础, 采用Granger Causality因果关系检验法和回归分析法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依存关系, 并建立了相关的数学模型。研究结果表明, 苏州FDI对工业经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单向因果关系, 即苏州FDI是苏州工业经济的重要动力。2007年1月-2009年5月期间, 苏州的外商直接投资对苏州工业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苏州FDI的发展制约了苏州工业经济的发展。虽然从系数来看, 其影响度不是很明显, 但是苏州外向型经济在工业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对苏州经济发展的具有重大贡献, 而如今其产生负面影响, 这对于苏州经济的冲击是十分巨大的。
另外, 本文采用的FDI指标是苏州“实际到账注册外资”, 而2007年8月以来“注册外资”一直处于同比负增长, 说明苏州今后一段时间的“实际到账外资”仍将处于较低水平, 这将对苏州工业经济产生较为久远的影响。这也说明了金融危机对类似苏州这样的外向型经济产生影响之深远。
摘要：以苏州对外经济贸易局发布的2007年1月-2009年5月的年度统计数据为基础, 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因果关系检验法和回归分析法对苏州外商直接投资 (FD I) 与工业经济之间的内在依存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苏州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单向因果关系, 即外商直接投资是引起工业总产值变化的原因;2007年1月-2009年5月期间, 外商直接投资对苏州工业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反映出金融危机对苏州工业经济的影响深度是较为久远的。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因果关系检验,回归分析法,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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