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共7篇）
美国在华直接投资 篇1
一、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特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政府对制造型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给予了不同程度的优惠, 而对传媒型跨国集团进入中国市场则采取严格限制性准入政策。所以美国制造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时是根据自己的全球经营战略主动控制其进程的;而美国跨国传媒集团进入中国市场时, 则是根据中国政府对外资传媒政策开放的程度被动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制造型跨国公司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小规模试探性合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再到90年代对华投资规模急剧扩大, 可以将美国制造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分为机会性试验者、战略投资者和市场主导者三个阶段。
制造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初始阶段, 一方面由于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缺乏了解, 在经营上还处于小规模试探阶段, 对华投资战略还没有上升到从全球战略层次上考虑, 采取合资方式可以更快地进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 由于中国政府出于防止市场垄断和更多更好地吸收跨国公司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需要, 往往要求跨国公司采取合资方式, 且中方控股比重较大。但是, 进入21世纪, 随着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大, 其投资战略也不断调整和升级, 跨国公司开始倾向于采取独资方式或购并我国企业的方式大面积地快速渗透中国市场。目前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沿海城市, 浦东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重心所在和全息缩影, 近年来前往浦东投资的不仅有世界著名的“大而强”的跨国公司, 如通用电器、惠普、IBM、AT&T等;还涌现了一批新兴的以高新科技开发转化为特征的“小而强”的独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在上海浦东乃至我国各地的投资绝不是零乱和随机的, 而是一种系统的战略性投资, 许多领域已成为市场主导者, 目前这一趋势已十分明显。
美国跨国传媒集团进入中国市场时, 是根据中国政府对外资传媒政策开放的程度而选择进入方式的。
中国入世前, 新闻出版署分别发布《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关于禁止在我境内与外资合办报纸期刊出版社的通知》等, 把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列为禁止设立外资企业的行业。中国入世后, 2002年又公布了《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并对已经违规介入传媒企业的电视台及频道的外资资本, 进行了“收、转、退”等方式的处理。
2004年11月, 国家广电总局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中外合资、合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明确外资可以与国内广播电视单位组建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公司。其中外资可占49%, 中方必须绝对控股, 法人由中方担任。2004年年底国家又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首次将影视节目制作列为对外开放领域。据此, 2004年10月, 中影集团与华纳影视公司、横店集团合资成立中国首家中外合资影业公司——华纳横店影视公司, 这也是中国首家中外合资电影娱乐公司。美国全球最大的传媒娱乐集团维亚康姆也在2004年与上海文广传媒集团签署协议, 合资组建了一家电视节目制作公司。
但2005年4月及7月, 中宣部等六部门又联合发出《关于加强文化产品进口管理的办法》、《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文件第一段中开宗明义提出,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制定文件的目的, 文件将此前在国内已被允许开放的影视制作行业重新划入禁区, 从更高层面对中国文化领域的市场准入进行了统一界定。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此举主要是为了防止外资传媒公司进入中国速度“过快”。而这种欲放又止的举措也表明中国对外资传媒开放仍然在小心探步阶段。
针对中国政府上述传媒对外开放政策, 美国跨国传媒集团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方式有: (1) 选择意识形态关联度较低的产品。如20世纪80年代初, 迪斯尼以“米老鼠”、“唐老鸭”等意识形态关联度低的, 受中国儿童喜爱的动画产品最先打入中国市场, 使迪斯尼的名声在中国家喻户晓。 (2) 低价销售。美国跨国传媒集团乘中国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电视剧制造水平不高和市场发育不良之机, 以低廉的价格在中国的电视节目网络展开迅猛的攻势。如电视频道MTV、娱乐与体育节目网、Discovery (探索频道) 等通过赠送、低价销售、甚至付出播出费的方式进入内地有线电视系统。 (3) 通过上海、香港等地的影视节目交易会推销自己的传媒产品。 (4) 直接进入。以卫星电视为例, 2001年中国政府在广东开辟了“传媒特区”。经过中国政府特批的美国星空卫视、维亚康姆的MTV、时代华纳的华娱电视频道等以香港为基地向广东落地。上述卫星电视频道内容都是以非新闻的娱乐节目为主, 他们根据各自的特点结合中国国情培养大批有较高稳定性与品牌忠诚度的目标观众群。另据中国广电总局官方网站的消息, 根据《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审批管理暂行办法》, 经批准的可供国内三星级以上涉外宾馆等接收境外卫星电视频道的有三十余家。这其中美国跨国传媒集团频道占50%。中国政府设立“传媒特区”主要目的是通过这个窗口, 学习境外传媒运作方式, 同时也可降低国外文化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冲击影响, 让中国传媒企业有个适应期。
二、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政治作用
美在华投资的制造型跨国公司为了获取最大利润, 减少在华投资政治风险, 在打破美国经济制裁;减少双方贸易摩擦;深化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等方面尽最大可能地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冷战结束以后, 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趋势的不断恶化, 引起了美国制造商们的担忧, 不时有组织对美政府施压, 要求对中国进行各种贸易制裁, 成为阻碍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正是由于美国的进口商以及在华跨国公司的反对, 才使历次贸易争端取得妥善解决。在中国入世进程中, 美国制造型跨国公司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入世前, 每年美国政府、国会或反华势力把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挂钩作为政治筹码时, 在华投资的波音、杜邦等美国大型制造型跨国公司积极进行院外活动, 批评政府的上述对华政策, 要求政府、国会把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脱钩, 在他们的影响下, 美国顺利通过给予中国最惠国的待遇。众所周知, 美国国内反对中国入世的力量并不少, 尤其是国内竞争力较弱的部门反应更为强烈。为推动议员支持中国入世, 波音、杜邦等在其代表的重要协会组织对政府展开积极的游说活动, 引导政府在中国入世问题上朝着积极的方向努力。
美国跨国传媒集团进入中国市场时不只是制造与出售产品, 传媒业所衍生的意识形态将会在政治、文化上产生难以计数的影响。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 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和评论家毫不掩饰地声称这是西方长期利用媒体对这些国家进行宣传的结果。目前在中国内地上空有六十多颗电视卫星, 数千套境外电视节目, 其中大多数是美国对中国内地居民进行和平演变的卫星频道。鉴于此, 中国虽然改革开放多年, 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传媒领域对外资进入一直持谨慎态度。我国入世谈判时在传媒领域没有更多的开放承诺。
三、新形势下中国的应对策略
新时期, 面对美国跨国公司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围追堵截”, 任何闭关自守, 拿来主义都是不可取的。正确认识与把握美国两类跨国公司对我国进行战略性投资的特点及利弊, 积极研究并制定出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惯例的政策措施, 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突围复兴之路。
由于美国制造型跨国公司能根据自己的全球经营战略主动控制在中国的直接投资, 因而控制了一些产品市场。对此, 中国制造业公司应在品牌上, 在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上与美国的制造型跨国公司展开竞争。在我国引进美国领先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的同时, 尽快消化吸收并加以创新, 着力开发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并加以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 这是中国制造业公司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 是他们与美国同行在中国市场乃至世界市场上竞争的有力手段。在产品同质化的今天, 品牌竞争力包含了企业在资源、能力、技术、管理、营销、人力资源等方面的综合优势, 这都是中国制造业公司需要着力提高与发展的。
就中国传媒市场而言, 2006年11月, 中国全方位进入“世贸组织”, 外资进入中国传媒市场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由于在技术、资金、实力等诸多方面, 我国传媒业与美国跨国传媒集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我国传媒业要想全部开放、完全融入传媒全球化进程, 显然是不现实的, 但回避、拒绝和反对, 不是改革开放多年的中国应有的态度, 主动地参与、融入甚至“以攻为守”, 才是明智之举。从目前情况来看, 中国传媒业在市场准入、股权控制方面政策比较明确, 但在遏制垄断、鼓励竞争方面尚缺乏有效的应对之策, 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解决。在国家对传媒外资进入实行规制的同时, 我们国内的传媒业要加快新闻传媒改革, 做强做大新闻传媒业, 壮大实力, 增强活力, 提高竞争力, 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关心民众, 构建和谐社会。
摘要：伴随着后WTO时代的到来, 大规模外资正在加速进入中国市场, 正确认识与把握跨国公司对我国进行战略性投资的特点及利弊, 以达到充分利用、趋利避害的目标, 是新世纪积极利用跨国公司投资的前提。本文主要就美国制造型跨国公司和传媒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特点, 以及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的影响及作用, 进行了对比分析, 并提出了新形势下中国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直接投资,制造型跨国公司,传媒型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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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德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分析 篇2
德国在华直接投资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981—1991 年为初始阶段。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规定吸引外商投资。1981 年,德国在中国成立第一家合资公司。在这一时期,德国在华直接投资增长较为缓慢,投资总数相对较低,受国际政治影响波动较大。
1992—2000 年为第二阶段。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掀起了改革开放新浪潮,中国政府积极吸引外商投资。1993年德国政府适时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新亚洲政策。在国内外有利的投资环境下,德国在华直接投资开始显著增加,德国企业大规模进入中国。2000 年的实际投资额达到10. 42亿美元。
2001 年起进入第三阶段。自2001 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德国在华直接投资又掀起新一轮投资热潮。2007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投资额出现了短暂的下滑,之后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截至2014 年年底,德国在华累计投资额480亿欧元。中国政府累计批准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项目8675 个。目前,中国共有约5200 家德国企业,雇员人数达到110万人。
2 德国企业在华直接投资的特点
2. 1 投资区位主要集中在以 “北、上、广” 为中心的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及珠江三角洲
如图1 所示,近90% 的德国企业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 18. 3% )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 51. 7% ) 和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 12. 9% ) 。由于政治中心的原因,德资企业一般都在北京设有代表处。一是长江三角洲。上海对于德资企业极具吸引力,所占份额最多,几乎所有的德国大型企业都在上海设有代表处。上海对德资企业的吸引力主要有以下原因: 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工商业最发达; 靠近客户; 投资环境比较完善; 开放的城市形象; 产业集群效应等。二是东北工业基地及环渤海地区。该地区分布着小规模的集群,投资模式多为与大型国有企业成立的合资企业,如吉林省长春市的一汽大众、辽宁省沈阳市的华晨宝马、辽宁省辽阳市和大连市的蒂森克虏伯。该地区的投资优势之一在于资源丰富。三是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德国企业相对较少。原因之一在于当地缺乏重工业,中小企业集中,多为电子、纺织企业。四是西部地区。目前,德国企业在中国西部投资的中心地区是四川省成都和重庆,但数量较少,仅占1. 8% 。目前,德国在华的直接投资仍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但中国政府经济政策的重点已经开始转移,“一带一路”的建设将给外国投资者带来新的契机,内地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德国投资者。
2. 2 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咨询服务业为新兴投资领域
如图2 所示,65% 的德国在华企业将新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如机械制造、汽车、化工和电子等行业。这些行业都是德国的传统优势产业,在国际上很有竞争力。这表明德国企业有意加强其在现代制造业的地位。德国的服务业企业对华投资也呈上升趋势,如零售批发超市集团麦德龙、保险公司安联、德意志银行、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等。近年来,咨询服务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德国在华投资的第三大领域,主要为在华德国企业提供知识产权、税务、贸易、技术、战略等咨询服务。
2. 3 企业规模以大型企业为主导,中小型企业为主体
德国中小企业被视为德国经济的支柱,99% 以上的德国企业都为中小企业。按照欧盟对中小企业的定义,中小企业是指年营业额在5000 万欧元及雇员总数在250 人以下的企业。从投资总额来看,德国在华投资主要来自于德国大型企业,占总投资的80% ~ 90% ,这些大型企业常常投资大的项目,比如德国大众、宝马、西门子等。从企业数量来看,德国在华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超过3 /4,大部分中小企业都跟随它们的主要客户来到中国。
2. 4 企业法律形式多为独资企业
随着中国法律框架的适当放宽,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选择以独资形式在中国建立企业,其比例达到69. 9% 。独资企业的优势在于拥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可以避免合资企业中由于双方利益不同所出现的经营纠纷,便于实施经营战略。12. 4% 的德国企业选择合资形式。合资企业的优势在于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能借助中方合作伙伴的关系网开拓市场以及处理与政府的关系等。另有7. 1% 和6. 3% 的德国企业分别选择控股和代表处的形式,见图3。
2. 5 企业投资的主要原因为中国市场的销售潜力
如图4 所示,92. 7% 的受访企业认为在华投资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市场的销售潜力。其次是进入亚洲市场的平台( 86. 1% ) 、跟随主要客户( 70. 6% ) 以及产品适应地方市场( 63. 9% ) 。追求低廉的成本已不是德国企业在华投资的主要原因,它们更加关注市场潜力、市场需求和主要客户群。
3 德国企业在华直接投资的挑战
82. 4% 的受访企业表示,寻找合格员工是今年面临的最大挑战。紧随其后的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以及留住合格人才。人才引进和储备是德国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上高级人才的缺乏和经济转型的瓶颈。59. 1% 的企业担忧汇率波动风险。投资环境中的种种限制和不公平待遇依然是德国企业面临的挑战,比如行政障碍、贸易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中国的网络状况也成了一大制约因素,网速慢和网络监管问题也给德国企业带来不便,比如无法顺利地使用 “谷歌”搜索引擎。值得一提的是,以往排名靠前的腐败问题跌出了前十位,这归功于我国政府大力采取反腐措施。在对投资环境影响因素的评价中,58. 8% 的德国企业还提到了空气质量对投资环境的不利影响。详见图5。
4 德国企业在华直接投资的未来趋势
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德国在华企业也调整了自身的预期目标。仍有过半企业认为可以达到预期的业务增长目标。与2014 年相比,德国企业在华的投资保持平稳,也没有迹象表明投资将转向其他国家。总体来看,德国企业对未来中国市场保持乐观态度。一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为外国企业来华投资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很多德国企业看好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新方向,比如在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新能源、绿色建筑等领域存在着较大的投资潜力,人口老龄化和健康保障体系建设也将给医疗服务业带来巨大市场。随着 “一带一路”的建设,德国企业希望能够投入到亚洲基建投资项目中去。二是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欧及亚洲地区转移研发中心。40. 8% 的受访企业表示已经或者在未来两年里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这表明外资进入一个更高级和更深层次的合作阶段。德国企业选择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适应地方市场需求和创新需求; 而不选择的主要原因则是缺少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地方高级人才。三是德国中小企业在华投资潜力巨大。促进德国中小企业在华投资可以进一步促进德国整体对华投资以及我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德国中小企业占99% 以上,技术力量雄厚,创新能力强。德国目前约有360 万家中小企业,而仅有约2500 家在华投资。产品仿造、融资困难、缺少人脉成为德国中小企业在华投资的主要难题,是进一步需要完善的地方。
综上所述,随着中德双方经贸合作的发展,德国在华直接投资规模将进一步加大。了解德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有利于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合理引导德国在华直接投资,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加强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德国是欧洲最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德贸易关系发展迅速,德国在华直接投资不断加大。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面临着哪些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本文以德国商会2014—2015年的统计数据为参考,探讨德国企业在华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现阶段的特点、面临的挑战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新常态,德国,中国,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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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华直接投资 篇3
一、美在华直接投资和中美贸易失衡概况
1、美在华直接投资概况
美在华直接投资始于1980年, 此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和中美经贸关系的日益改善, 美在华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但在1993年之前投资规模整体偏低, 1992年美在华直接投资5.11亿美元。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及中共十四大确立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扫除了利用外资中的政策障碍, 美在华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如表1所示, 1993年美在华直接投资20.63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303.72%。此后, 直到2002年, 美在华直接投资除1997年外, 都呈现上升趋势, 2002年美在华直接投资增加到54.24亿美元。2003—2007年, 美在华直接投资额不断下降。但自2008年, 美在华直接投资额又开始上升, 2009年, 美在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588家, 实际投入外资金额35.76亿美元, 在对华投资前10位国家/地区中, 排名第五 (前4位依次为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 。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美在华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 投资行业分布宽, 重点在机械、冶金、化工等制造业, 但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发展迅速。根据投资的动机, 美在华直接投资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 自然资源导向型。这类投资的直接目标是获得并利用中国的自然资源, 在我国建立资源开发型企业, 如石油、矿产等, 所生产产品可由美国进口, 也可以在中国当地市场销售, 还可以由中国出口至其他国家。第二, 市场导向型。此类投资的目的在于维护和扩大出口规模。即当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某一种商品达到一定程度, 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市场已经开辟到一定程度, 在中国建立企业进行生产和销售活动对美国企业更为有利。第三, 生产要素导向型。此类型投资的直接目的在于利用中国廉价的生产要素, 大多数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受到政治、经济和法律等种种限制, 而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土地则完全没有流动性。利用中国廉价的生产要素是美国跨国公司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第四, 生产与销售国际化导向型。此类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全球性的生产与营销网络, 主要通过跨国公司的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加以实施。
2、中美贸易失衡概况
中美自建交以来, 经贸关系迅速发展, 双边贸易额不断扩大。表2展示了中美贸易顺差的情况。由表2可知, 自1993年中美贸易首次出现顺差62.76亿美元以来, 中美贸易顺差额除2001年较上年下降16.56亿美元外, 其他年份都是增长, 顺差年增长率绝大部分超过15%, 1997和2002年顺差年增长率分别达到55.72%、52.09%。到2008年, 中美贸易顺差1710.24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4.74%。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二、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
1、美在华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对美出口的促进作用表现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即美在华直接投资的企业将产品部分返销而扩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当美国企业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时, 一般都会将生产基地转移至中国, 但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有部分返销到美国, 从而扩大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据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75%是由美在华直接投资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造成的, 即美在华直接投资导致美国大部分进口商品的生产从投资国或地区转移至中国, 从而导致美国从华进口商品的持续增加。另外, 根据中国商务部有关资料显示, 2004年美国在华企业生产的产品外销比例达到了50%, 而其中绝大部分是返销美国市场。
间接效应是指美在华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其他企业对美国的出口。其一, 美在华直接投资企业一般拥有比较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营销技巧, 通过技术外溢、转移和吸收, 中国相关企业可从中获益, 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从而扩大出口, 包括对美国的出口。其二, 美在华直接投资有相当一部分是采取合资形式, 合资经营可带动中国相关产业成长, 增强其竞争力, 扩大出口, 尤其是对投资母国 (美国) 的出口。其三, 美在华直接投资企业往往拥有比较完善的全球销售网络和渠道, 而国内相关企业可利用其渠道扩大与国外相关企业的联系, 创造贸易的机会, 扩大出口, 主要是扩大对美国市场的出口。
综上所述, 美在华直接投资直接和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据有关学者实证分析得出, 美在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美元,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增加约7.5美元。
从理论分析的全面性考虑, 不得不提的是美在华直接投资也存在减少中国对美出口的一面, 即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一些原材料和零部件, 在美对华直接投资后, 就不需要通过国际贸易交易, 而只需在中国国内采购。但事实上, 由于中国并不是一个资源和零部件的供应大国, 例如在原油、钢铁等生产投入品上, 反而是全球的主要需求国。因此, 美在华直接投资引起的资源采购内部化是微乎其微的, 从而美在华直接投资对降低中国向美出口的作用是比较小的。
2、美在华直接投资替代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
美在华直接投资会使一部分原本由美国输往中国的商品变为在中国生产, 然后在中国销售, 即替代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此外, 美在华直接投资的行业, 除了制造业占据多数之外, 近年来金融保险等服务业也占据了重要地位, 对于这种类型的企业来讲, 如果他们没有进行对中国的投资, 那么他们与中国客户的交易往来将被记入中美两国的国际贸易项下, 算作中国对美国的进口。而当这些美国企业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 其业务发生之后, 算作中国的国内贸易, 即将原本中美之间的贸易转化为中国本国国内的贸易, 这样就减少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
从分析的全面性考虑, 美在华直接投资也存在增加中国从美进口的一面。如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促进了美国中间产品、技术的对华出口;美在华直接投资会带动其相关或配套的资本品、零部件及服务的对华出口。据有关学者实证分析得出, 美在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美元, 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会增加约2.5美元。
3、美在华直接投资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
综上所述, 美在华直接投资扩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减少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 这样的一增一减, 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 这意味着美在华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三、针对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的建议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引发了许多贸易摩擦, 严重影响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稳定、正常发展, 而从本文的分析中, 不难看出, 美在华直接投资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 非常有必要从美在华直接投资的角度, 正确看待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并提出相关建议。
1、建立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差额统计体系
中国现行的贸易差额是基于国境和居民来统计的, 若基于所有权来进行统计, 则可减少中美贸易顺差额。即将美在华直接投资企业返销美国的产品收益以所有权形式统计, 不再计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所得, 则可降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从而降低中美贸易失衡的程度。中国对美出口中加工贸易占很大的比重, 2002年达到55.3%。加工贸易的大部分收益为外资企业所有, 中国只获得微薄的加工费。但在这一过程中, 在华美资企业返销美国的收益却计入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之中。
2、完善外资政策, 加强对外资流向的正确引导
美在华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这与中国现行的引资模式和外资政策密切相关。中国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和各种优惠政策, 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亚太地区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亚太地区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是其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表现, 而转移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随着这些国家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 其对美国的出口就转变成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从而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因此, 中国应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的优惠水平, 逐渐降低直至取消超国民待遇, 尤其是注意控制来自周边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缓解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3、加强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投资活动
积极倡导和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直接投资,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一方面, 鼓励企业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利用更为廉价的外国劳动力来完成原先在我国境内完成的生产加工环节和产品组装, 这样可以减小中美贸易中占比巨大的加工贸易部分, 有助于间接缓解中美贸易失衡状况。另一方面, 政府和行业协会等创造一些有利条件鼓励企业到美国市场投资, 从而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直接投资的形式进行部分转移, 从而直接缓解中美贸易失衡状况。
摘要：随着中美贸易的发展, 两国的贸易失衡问题不断扩大, 由此引发了许多贸易摩擦。本文介绍了美在华直接投资和中美贸易失衡的概况, 重点分析了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出口和进口贸易的影响, 得出美在华直接投资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 最终提出建立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差额统计体系;完善外资政策, 加强对外资流向的正确引导;加强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的投资活动等措施来降低中美贸易顺差, 从而缓解中美贸易摩擦。
关键词：在华直接投资,中美贸易,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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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华直接投资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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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iborz Moshirian (1999) 分析美国、英国、德国的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发现双边贸易、银行外国资产、资产费用、相对经济增长、汇率和FDI在非金融产业的多少是其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考虑的因素。
王燕辉等 (2004) 对美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表明, 非金融领域直接投资、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双边贸易量、东道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是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
Ivar Kolstad, Espen Villanger (2004) 选取1989-2000年全球57个国家的服务业FDI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人均GDP、制造业的FDI、民主和制度的质量对服务业FDI有重要影响, 经济增长、贸易、政治冒险和稳定对服务业利用FDI没有重要影响。
总体来说, 上述各学者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从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劳动成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市场开放程度、投资风险等几个方面来研究FDI的影响因素。对于服务业FDI影响因素的研究, 国外大多是对某个行业进行研究, 研究具有片面性, 而国内对服务业FDI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只对服务业进行了总体研究, 没有分析各个行业的特殊性, 且所选因子不全面。
二、影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在华区位选择的因素
据《中国统计年鉴》显示, 外商对我国服务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 其次是批发、零售和餐饮业、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和仓储业, 对其它行业的投资较少。入世后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逐步扩大,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明显增加, 因服务业内部细分行业的数据不可得, 故本文选取按照国家标准分类的服务业内部大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值作为研究样本, 研究对象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对于样本因子的确定, 根据服务业自身的特点, 结合理论分析和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特殊性, 在参考国内外研究经验的基础上, 本文确定可能影响我国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因子如下:
1、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服务业的重要因素, 本文以各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市场规模的指标。市场规模是经济活动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市场规模越大, 经济活动能力越强, 为产业和企业提供的投资机会就越多, 投资容量就会越大, 因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也越大。本研究预期地区生产总值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额正相关,
2、人力资本存量:
人力资本存量对服务业的行业构成有着显著影响, 因而本文将其作为一个样本因子进行考察, 本文选取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人数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代表性指标。
3、服务业劳动力成本。
服务业的劳动力成本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服务业的成本, 本文用服务业人均工资来代表这一样本因子。
4、市场化程度。
一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 必然会增强本国的经济活力, 对吸引外资有着明显的影响。因此, 本文将地区经济90年代以来市场化程度的变化情况作为一个样本因子。
5、服务贸易开放度。
一国获得国外的服务产品, 除了通过吸引外资在本国以商业存在的方式提供外, 还可以通过进出口渠道直接获得, 因此服务贸易的开放度也可能对本国服务业吸引外资产生影响。
6、基础设施情况。
一个地区基础设施的好坏, 直接影响到该地区引资能力的大小, 这已为国内外不少研究所证实, 因此本文也将其作为一个样本因子考察。本文用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的增加值来代表这一指标。
7、投资产业带动:
因为第三产业为第二产业配套服务, 与第二产业紧密相关, 第二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会影响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故本文选取第二产业外商直接投资为备选因子, 预期与外商直接投资正相关。
8、服务业累积的外商直接投资:
国外学者对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表明, 累积的外商直接投资会影响新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作者认为对服务业同样适用, 故选此作为备选因子, 预期其与外商直接投资负相关。
9、经济增长潜力。
GDP的增长率代表一地区市场的潜在规模, 它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进人程度也必然有着重要影响, 因此本文将它也作为一个样本因子。考虑到G D P的增长率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所以本文将其作为滞后一年的因子考虑。
三、结论
通过回归模型得知, 一地区的G D P越高, 服务业工资越低, 服务贸易开放度越高, 服务业累积的外商直接投资越多, 越有利于该地区吸引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摘要：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 并结合研究成果, 提出了实证研究的九个关键影响因素, 通过实证研究表明, 一地区的GDP越高, 服务贸易开放度越高, 越有利于该地区吸引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关键词：服务业,FDI,区位,实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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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华直接投资 篇5
近年来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加大，很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我国的贸易平衡，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以往的研究大多是把对华FDI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较少从FDI的来源地的角度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即使有少数的研究，也都主要分析的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但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顺差转移效应，对中美间因贸易不平衡所产生的摩擦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就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平衡的影响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现状
(一) 日本在华直接投资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4年日本在华实际直接投资额20.8亿美元，合同金额是44.74亿美元，随后持续上升，并在1997年实际投资额增加到43.3亿美元。但是，1998年日本在华实际直接投资骤降至34亿美元，随后连续3缩减，并于2000年下降到29.2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日元的大幅贬值使得日本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生产成本相对上升，从而使得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减少。2001年后，伴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其在华投资再次攀升，到2005年达到65.3亿美元。
(二) 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日本在电器、机械与运输设备等制造行业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这些行业中日本拥有很多世界知名品牌。近20年来，上述行业的日本企业不断扩大在华投资和生产的规模，把其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转移到中国，然后把最终产品销往日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从日本在华制造业直接投资情况来看，电子行业居首位，占日本在华投资的27.41%。排在第二位的是机械设备制造业，占到在华投资的12.41%。日本的电器和机械制造业在全球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其产品销往世界各地，日本通过在华投资，把一部分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转移成中国对美出口。纺织业是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第三大部门，1989-2001年日本累计投资中国纺织业2003.6亿日元，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劳动力的国际分工。因为纺织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国拥有大量的劳动力, 具有生产纺织品的相对优势。运输设备是日本投资中国的第四大行业，占到这期间累计投资的10.82%，日本跨国企业在运输设备方面的投资, 不仅是为了占据中国国内的汽车市场, 而且是将中国融入其全球生产链中的一种战略行为。目的是让中国不仅成为汽车销售的市场，而且成为提供诸如汽车零件等中间品的供应基地。日本产业省的调查数据显示，2002年运输设备的日本制造商，在中国的销售额仅为其总销售额的35%, 海外市场的销售却占到了65%。这些事实明确表明，日本在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基本上是出口导向型的, 利用中国作为服务日本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生产基地，是日本过去二十多年对华投资的主要目的。
二、日本在华投资与中美贸易平衡的关系
(一) 日本在华投资与中国对美国商品出口的相关性
从走势来看，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美出口大致成同方向变动。依据相关性计算，1994-2005年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美出口额之间的相关度高达0.88。可见，日本在华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从商品结构来看，日本在华投资对中美贸易有非常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它们已经成为我国对美出口的重要来源。近十年来，外资企业对美国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顺差，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对美国的顺差已经达到589.4亿美元，占到我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69.7%。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中国对美出口中，排在前10位的商品中有一半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鞋靴、家具等；另一半是资本密集与技术成熟型产品，如办公用机械及数据处理设备、电力机械设备等。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和中资企业共同生产和出口了美国必需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成熟型产品。这出口额中大约65%可追溯到那些在中国建立子公司或者合资企业的跨国公司，一半的出口涉及到来料加工或者中间产品加工，其中包括来自日本的在华企业。
因此，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顺差有明显的扩大效应，它们已经成为我国对美出口的重要来源。日本作为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来源地，日本跨国公司不像美国跨国公司基本上集中于中国国内的市场，它们生产主要是面向出口。2002年日本在华制造企业商品出口22450亿日元，占其总产量的65%。日本把中国作为其全球市场战略的生产基地，以加强其在全球的竞争力。究其原因，一方面日本在华投资企业主要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等资源优势，以及各种外商投资优惠政策等，在中国投资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然后出口到美国。另一方面，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利用中国加工方面的比较优势，采用来料加工或中间产品加工等形式生产了特定行业资本密集和技术成熟型产品，如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力机械设备等，然后销往美国。
（二）日本在华投资与中日、日美贸易
日本在华投资促进了中日美三角贸易的发展。日本将过去对美国最终产品的出口转变为在中国投资设立子公司，把中间产品出口到中国，在中国组装加工后销往美国。这点从中国出口美国的电器及电子产品可以得到证实。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电器产品增长较快，但日本对美出口的电器产品却处于停滞状况，20世纪末中国对美电器产品出口超过了日本。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对美电器产品出口急剧增长的同时，日本对美电器产品出口急剧下降。在电子产品的对美出口方面，20世纪前期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很大，20世纪中期以后，日本电子产品的出口停滞而中国的出口增长迅猛。从2001年，中国成为对美最大的电子产品出口国。
中美日三方的贸易，体现了日本绕路出口，伪装日美贸易不平衡的特点，从世界贸易大循环的角度看，这种产业分工结构使世界贸易被严重伪装。众所周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对日本频频挥舞制裁大棒，直至指责日本为资本主义的“异类”，压其彻底改革经济体制。在这一过程中，日元升值成为美国着重使用的手段，也是日本政策当局的核心软肋。但自从日本大举对华转移生产基地，将高科技、高附加价值产品经中国组装加工，伪装成中国产品对美出口后，日美直接贸易顺差不再上升，日美经贸摩擦迅速降温。结果导致1999年后，美国政策当局很少直接要求日元升值。特别是2001年布什上台后，美国几乎不再对日本政府提出任何“改善经贸关系的要求”。相反，中美贸易不平衡突出，中国成为缓解日美贸易摩擦的“替罪羊”。显然，日本在华投资的增长将进一步掩盖日美经贸矛盾，而使我国暴露于中美贸易摩擦的风口。
三、结论
综上所述，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顺差转移效应，这种顺差的转移实质上是中日之间新型的分工结构———“垂直分工”的结果，也就是日本生产高科技、高附加价值含量的零部件，中国则进行组装。中日产业形成明显的日本居上游，中国处末端的结构。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上游产业和产品集中了科技和价值含量，更具有比较优势，而下游产业和产品的科技、价值含量较低。这也说明了按原产地统计难以真实反映中美贸易平衡状况。目前，中美双方对外贸易统计都是按照原产地原则进行的。美国对货物原产地的判定，通常是根据进口商的申报。被判定原产地为中国的货物被记录为来自中国的进口，无论是否实际上由中间方出口，或者货物在中间方是否有增加值。某些被美国记录成自中国的进口，很有可能是应该记录为自其它中间方进口的。国际通行的这种统计原则，存在着不合理性，特别是对于转口贸易和加工贸易的统计，往往存在较大误差。
因此，在我国对美国及欧洲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而且我国国内资本充足、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及时调整吸引外资政策，优化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地区及技术结构，以平衡我国的国际贸易关系，提高外资的利用效率。
摘要：从日本在华投资行业结构与中美日三国的商品贸易数据来看, 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 它将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市场的生产基地。日本在华投资一方面使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减少, 另一方面却使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加, 由此产生了一种明显的贸易顺差转移效应。这说明了按原产地统计难以真实反映中美贸易平衡状况, 需要进一步对原产地的判定问题进行研究。
关键词：日本,外商直接投资,顺差转移,原产地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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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华直接投资 篇6
1 文献综述
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很多, 早期主要的理论观点有蒙代尔的“替代关系”和小岛清的“互补关系”。在计量分析方法的发展下, 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实证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然而, 多数研究侧重于相关分析, 并不能说明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另外, 这种方法不能排除非平稳时间序列的“伪回归”现象。
对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关系的研究不是很多。田银华、朱文蔚 (2005) 通过协整理论研究了美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进出口长期和短期的均衡关系, 但他们采用的中美进出口数据是来自于2005年美国总统报告的美方统计数据[6], 而本文采用的是中方统计的数据;孔舰 (2008) 、黄蔚、彭真善 (2007) 以及王洪庆、张浩、朱荣林 (2005) 研究了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但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向美国出口贸易总额的长期均衡水平偏离的调整方向或速度与本文研究的结论有所不同。
因此, 本文以1987年~2008年的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额的数据为样本来分析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存在的长期和短期关系。
2 计量方法和模型
关于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协整理论与误差修正模型作为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是1980年以来计量经济学模型建模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这一方法构成了本文研究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对美进出口贸易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以及短期动态调整关系的理论基础。
2.1 计量检验结果
(1) 数据描述
本文主要用了如下几个重要的时间序列:历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 (EX) 、历年中国对美国的进口额 (IM)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FDI) 。由于引入对数后将更容易得到平稳数据且不会改变时间序列的性质和相互关系, 所以对上述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 得到新的变量分别为lnEX、lnIM和lnFDI。中国对美国进出口的年度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 COMTRADE Database) 的中方统计数据,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2)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对中国向美国的出口额 (EX) 、中国对美国的进口额 (IM)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FDI) 的自然对数值lnEX、lnIM和lnFDI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 lnEX、lnIM和lnFDI在10%的显著水平上都是非平稳的, 但lnFDI和lnIM的一阶差分在1%的显著水平上都是平稳的, lnEX的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水平上是平稳的。这一结果表明它们是一阶差分平稳的, 可以进一步检验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3) 协整检验结果
通过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分别列出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和中国对美进出口的回归方程:
其中, C为常数项, e1t、e2t为残差项, OLS回归结果表明上述方程均存在正的自相关, 需要进行自相关校正, 并对校正后方程的回归残差e1、e2进行ADF检验, 检验结果为:e1、e2在1%的显著水平下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因此, 可以认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对美的出口、进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即协整关系。
2.2 误差修正模型
利用滞后一期的残差e1、e2作为非均衡误差项ECM1、ECM2, 将它们分别代入误差修正模型中, 根据AIC准则确定进入方程的滞后期变量, 并删除那些不显著的滞后期, 以获得最终的模型结果如下:
LnEX和lnFDI的误差修正模型:
LnIM和lnFDI的误差修正模型: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大于20%水平上显著
两个方程的回归决定系数比较低, 说明模型缺损了一些重要的解释变量, 但并不影响已有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方程的回归决定系数除了D (LNFDI) 对D (LNIM) 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5%的显著水平检验。AIC和SC值都很小, 所以整体解释力很强。
3 结语
经过上文以1987~2008年的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额的数据为基础, 进行分析以上检验, 得出结论如下:
(1) 协整分析结果表明,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美出口和进口之间都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由协整方程可知,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FDI) 变动1个百分点, 会带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0.287个百分点的同方向变动和进口0.218个百分点的同方向变动。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流入推动了中国对美出口和进口的增加。本文的研究表明,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美出口和进口存在互补关系, 但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长对中国向美出口的促进作用略大于对中国向美进口的促进作用, 从长期上看, 也从美国FDI流入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增加的问题。
(2) 由误差修正模型得知, 在短期内, 对美国的进出口都可能偏离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长期均衡水平。但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都很快, 这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对美国进出口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短期波动对出口变化的影响显著, 而对进口变化的影响相对不显著, 这可能与我国的“出口导向”政策、外资企业“两头在外”以及加工贸易的发展规模有关。同时, 理论上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应该反方向变动, 然而实证分析显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的贸易替代效应相对不显著, 经过一段时期 (约三年) 之后,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从美进口才会有替代作用, 但在长期,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我国从美进口仍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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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华直接投资 篇7
中国和美国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国在对外投资上有着许多的相似点。但在深度和层次上,中国还远远落后于美国。为了确保中国“走出去”战略,我们必须取长补短,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1 理论基础
迄今为止,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最全面、应用最广泛且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吸收了前人理论的思想,并加入区位因子,从而融合形成了一个理论框架。邓宁认为,跨国公司在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时,一定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3种优势,并将投资动机分为市场导向型、效率导向型、自然资源导向型和战略性资产导向型3类。
把对外投资分为4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人均GNP少于400美元时,几乎没有国际直接投资;第二阶段是人均GNP在400—1500美元时,以吸收国际直接投资为主,尚未出现对外投资;第三阶段是人均GNP在2000—4000美元时,本国对外投资迅速发展,甚至超过了吸收的国外直接投资;第四阶段是人均GNP在2600—5000美元时,全是发达国家,此时的国际直接投资已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对外投资超过了吸收国际投资。
2 中国和美国对外投资发展现状
2.1 对外投资的规模
由表1得知,2003年中国非金融类的对外投资虽然只有28.55亿美元,但是之后每年以2倍左右的速度增长,截止2010年对外投资已增长到688.11亿美元。而美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增长幅度不明显,波动中保持着稳定。从表1中可知,美国对外投资的规模远超过了中国,2009年美国的对外投资规模相当于中国的4倍,除2003—2005年的数据(因中国的统计数据只有非金融类)外,中美投资差距最大的是2007年,美国的对外投资规模是中国的14倍多,但差距在不断缩小。
注:中国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美国的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部网站,*为非金融类。
2.2 对外投资的州区分布
虽然中国和美国统计数据的分类不一,但是从表2和3对比中可知,中国的资金大部分留在了亚洲,2009年亚洲占投资总额的71%,其次是拉丁美洲,占13%;而同年美国对外投资52%的资金则流往欧洲,27%流入拉丁美洲和其他西半球,对亚非两州的投资逐渐增多。数据表明,中国的对外投资区位分布比美国更集中,且主要集中在亚洲,符合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近邻效应,走出去的脚步尚不深远,比美国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注: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部。
2.3 中国和美国对外投资国家
从表4可知,中美两国对外投资的国家有着很大差异,在前十名中唯有中国香港、加拿大和新加坡是一致的。中国的对外投资高度集中在中国香港,比例高达63%,但前十名国家的地区分布仍较均衡。相比之下,美国的更多来自于欧洲发达国家。此外,中国和美国都有很大的资金流入到国际避税地,但两国选择的国际避税地不同,中国选择了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而美国选择了百慕大。
注:中国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美国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部。
2.4 对外投资的发展阶段
2009年中国的人均GNP为3650美元,而美国的人均GNP 已高达46360美元。根据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理论,中国现在处于对外投资的第三阶段,吸收了大量的国际直接投资。2009年中国实际外商投资额已达900多亿美元,但与中国目前对外投资规模相比吸引投资的规模还偏小。2010年美国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为1897.20亿美元,但对外投资规模已达到3245.89亿美元,这都证明美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已发展到了成熟阶段。
3 数据分析
3.1 方法和数据说明
由于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统计年鉴,数据灰度较大,数据量有限导致统计规律不明显,因此选择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12]。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在众多的因素中分析主导因素,即对区位选择贡献更大的因素。本文选取10个可能的影响因子作为变量,分别为:人口数量、GDP、人均GNP、劳动力数量、航空运输量、距离(两个国家首都的距离)、清廉指数(CPI)、CO2的排放量、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入量和汇率。将中国和美国的对外投资量作为系统特征行为数据序列,这10个因子变量作为相关因素序列,分别求出每个因子与对外投资量的关联度,通过比较关联度的大小,确定影响力的大小。
文中选取了中国和美国对外投资前22名国家。为避免偶然因素对结论的影响,本文选取2007—2009年的数据,取其平均值。需要说明的是,在两个国家对外投资的国家排名中,排除了国际避税地和几内亚(因部分数据无法获取)。
3.2 数据分析结果
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计算各个因子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关联度(表5)。从表5可见,中国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入量、航空运输量和CPI。东道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净流入量位于首位,对中国的对外投资影响最大,表明中国对外投资符合路径依赖理论,倾向于投资集聚经济作用明显的区域。由于集中的区域必定在自然、经济或政治环境方面存在着诸多优势,而中国对外投资仍抱着谨慎的态度,所以这些区域将会成为中国的首选。航空运输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设施,交通设施便利的地区有利于与外界进行经济交流,更有利于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交换转移,而基础设施良好的地区可吸引到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所以中国更倾向于投资交通便利的国家和地区,即基础设施良好的区域。第三位是CPI,即政府的廉洁程度,因政府的廉洁程度代表了本国的经济运行环境,也直接影响到企业在东道国是否可得到公正的待遇,进而作用于企业的运行效率和经济利益。影响较小的因子是劳动力数量、人口数量和GDP。鉴于中国自身就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所以对外投资时不会致力于寻求劳动力和人口数量丰富的区域。对中国而言,对外投资还处于上升阶段,国际经验普遍认为距离会成为制约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但从结果来看,距离的影响力并不明显,说明距离已不再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瓶颈。
从表5可知,美国对外投资影响因子中人均GNP、CPI和CO2排放量三个因子的关联度比较大。人均GNP是美国对外投资中影响中最大的因子,即美国在对外投资时注重的是东道国的市场容量和购买力,属于市场导向型。美国是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对外投资有全球战略的特点,最终是为获取更多的利润,并抢占更大的市场;影响力居于第二位的是CPI,美国同样更倾向于投资到政府廉洁度高的国家和地区;位于第三位的是CO2排放量,它反映一个国家的环境质量,所以美国可能相对看重东道国的环境质量或投资的产业对环境的要求较高。影响力较小的因子是汇率、人口数量和劳动力数量。美国是市场导向型,劳动力和人口数量对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不大由于汇率会影响两国之间的贸易交往,所以普遍认为汇率对国外投资具有影响,但对美国的外投资作用同样不明显。
4 结论
通过以上论证可知:①中国和美国自身的经济实力不同,基于邓宁的国外直接投资发展理论,两国现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已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对外投资和吸收投资的流量规模很大,且美国对外投资流量更多;而中国处于对外投资的第三阶段,吸收的对外投资远大于向外投资总额(虽然中国相对于美国起步较晚,但是发展非常迅速)。②从区位角度可见,中国对外投资地理分布集中,集中于亚洲和拉丁美洲,尤其是高度集中于中国香港,增加了中国对外投资的风险;美国对外投资的集中程度弱于中国,但也主要集中于欧洲的发达国家和几个邻近的国家。与美国相比,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投资更多,这是资源需求和企业自身优势所决定的。但是近几年中国投资也趋于发达国家,正处于转型阶段,这更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中国政府应给予企业更多的帮助,让“走出去”的步伐更加坚定。③从区位因子的影响力比较可知,美国属市场导向型,更加注重东道国的经济实力,而中国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有着路径依赖的特点。但两个国家都很注重东道国政府的廉洁程度,表明清廉程度对东道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是举足轻重的,中国政府应加强自身体制的建设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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