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效应（精选10篇）
外国直接投资效应 篇1
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 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流入, “税收优惠是在一系列制约因素之下的一个可选择的积极方式”。
一、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税收激励政策实施
在改革开放初期, 政策的逐步放开吸引了大量来自港澳台的中小企业投资。这种投资是试探性的投资, 因为政策未完全明朗, 多数投资者处于谨慎的决策阶段。如果说我们实行的税收优惠对FDI产生了影响, 那么, 从我国利用外资的过程来看, 对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 也使我国吸引外资的规模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尤其是1991年, 我国开始颁布实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取消了利润汇出我国的所得税, 税收优惠政策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在1991-1993年间, 外资进入的幅度就大幅度增加。项目数在1990年仅有7273个, 而在随后的三年中增加了10.5倍, 达到83437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由34.87亿美元增长到275.15亿美元, 增幅达90%。由此可见, 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对外商直接投资起到了积极作用。1994年, 我国政府统一了内外有别的流转税制, 取消了流转税方面的优惠规定。这段时期的外资规模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项目数一下子就下降到1994年的47549个, 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也下降到826.80亿美元。可见, 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与外商直接投资确实是有直接关联的。
我们可以通过FDI的相关统计数据可得出:外资集中的产业与税收优惠政策倾斜的产业是密切相关的。
二、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负面效应
1、税收优惠带来的成本负担。
首要成本是税收的损失, 并侵蚀着税基:我国规定外资企业可享受基本税率15%及“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优惠政策, 直接导致税收的减少;次要成本则是“挤出投资”。自2001年以来, 财政部税政司所得税处开发了一套企业所得税微观模拟模型, 利用分层抽样调查法, 选取全国35个省市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对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税负总水平和结构差异进行模拟测算, 调查指标涉及企业会计理论的核算、所得税纳税调整、汇算清缴及减免税等各个方面。根据调查结果经计算得到, 我国2000年、2001年、2002年涉外税收优惠成本的估计值分别为687.61、993.48、925.04亿元。
2、过度的税收激励措施不利于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
我国现行税制导致内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差别, 并主要体现在所得税制的安排上。一是所得税率上的实际差异, 根据全国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资料测算, 内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25%左右, 外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15%左右。二是税基计算上存在差异, 内、外资企业在坏账处理、利息支出、业务招待费、职工工资以及捐赠支出等方面的规定都有较大的不同, 同时, 在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净残值及折旧方法等资产的处理项目上规定均不相同, 这些都造成了税基的差异。内外资企业在税收待遇上的显著差异造成了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 致使资源配置成本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3、普惠制的外资税收激励政策不利于结构调整。
我国给予外国直接投资“普惠制”的税收政策, 不利于发挥税收对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作用。同时, 按“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一般地区”设计从低到高的梯级税率, 使得本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更具有投资区位优势, 而经济发展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则处于更不利的位置。
4、繁杂的激励政策加大了征管成本, 降低征管效率。
过多的优惠已使税制复杂化和缺乏透明度, 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腐败的一个诱因。内外有别的税收优惠政策增加了税制的复杂性, 加大了税收征管与稽查的难度, 造成了很多管理上的漏洞。
三、两难选择下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税收激励的改进
1、转变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战略, 变直接优惠为间接优惠。
税收政策虽然是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砝码, 当一国企业向外国进行直接投资时, 其对东道国选择的决定因素有:政治和经济稳定;无行政障碍;完备的物质、商业、法律基础设施;通讯便利;熟练劳动力等。外资进入我国市场主要看重的是我国的市场潜力。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提供给他们一个优良的市场环境, 其中包括政治、法律等软环境, 也包括信息、通讯等硬环境。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以后, 市场经济逐步完善, 各种法律制度逐渐齐备的情况下, 我们必须在吸引外资的手段上进行调整, 使吸引外资由直接激励转向间接优惠, 由量的转变转向质的飞跃。
2、税收激励目标定位于外资结构性调整, 从增加FDI总量转变为提高FDI质量。
税收激励博弈意味着税收收入的损失, 在税收损失约束下, 我国应以最少的税收收入代价换取最高质量的外国投资。应借鉴新加坡等国经验, 制定针对大型跨国公司的税收激励政策。以优化FDI来源结构和主体结构, 促进高新技术向我国的转移。
3、在实施税收激励的同时, 要寻求与周边国家的税收合作。
通过签署双边税收协定, 限制地区内的有害国际税收竞争。比如, 税收协调已成为欧盟的主要目标之一。作为资本和公司在国家、区域间流动性增大的结果之一, 利用税收激励来吸引FDI的诱惑将必然增大, 这也是大型经济区域之间税收趋同化的结果。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税收合作, 维护本国和发展中国家利益, 实现全球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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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左大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非效率性, 《经济研究》, 2003年第5期
[3]、梁琦: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与产业集聚, 《世界经济》, 2003年第9期
[4]、邓立平, 陈涛:国际税收竞争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外国直接投资效应 篇2
摘 要 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以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为基础进行了一系列调整。税收优惠政策在对FDI起着引力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引资效应下降、税收收入减少、外国直接投资区域和行业分布不合理等负面效应。
关键词 税收优惠政策 外国直接投资 效应
一、我国现行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简析
2007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并于2008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
1、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
根据新《企业所得税法》， 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新设立高新技术企业实行过渡性税收优惠。对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内在2008 年1月1日（ 含） 之后完成登记注册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 ， 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 第1年至第2年免征企业所得税， 第3 年至第5 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内新设高新技术企业同时在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以外的地区从事生产经营的， 应当单独计算其在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内取得的所得， 并合理分摊企业的期间费用。
2、“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税收优惠体系
新《企业所得税法》则将其调整为“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税收优惠格局。除保留在我国五个经济特区及上海浦东发展新区内设立企业的税收优惠外，取消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的税收优惠政策。
3、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方式多元化
（1）优惠税率
为进一步吸引外商在华投资，新《企业所得税法》降低了名义税率，并规定了两档优惠税率。新《企业所得税法》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从区域为导向调整为以产业为导向。
（2）减免税
新《企业所得税法》保留了农、林、牧、渔业所得的减免税，但对从事花卉、茶叶及其他饮料作物、香料作物和海水内陆养殖，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新税法增加了对从事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电力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经营的减免企业所得税。除此之外，对从事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和技术转让等都实施企业所得税的减免。
二、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吸引FDI的效应
作为一种财政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是考虑了此政策的收益和成本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作为一种吸引外资的手段，税收优惠产生了重要影响。
1、正面效应
税收优惠能使投资者减轻税收负担，增大其投资的收益值，故其在一般情况下能够有效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增长。如2010年新加坡投资优惠地区经济增长率为11.2%，非投资优惠地区经济增长率7.2%；印度投资优惠地区经济增长率8.3%，非投资优惠地区经济增长率5.6%。（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2010）
a. FDI的区域分布受税收优惠的影响
在地域方面，FDI主要集中于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和沿江的开放城市和地区。已经进入中国大陆的FDI必定选择税收低、最终获益多的地方。2011年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数同比增长2.7%，中部地区为-10.8%，西部地区为1.8%。（数据来源：《中国发展报告2012》）
b. FDI的行业分布受税收优惠的影响
目前，我国对生产性企业实行了较为广泛和较强力度的税收优惠，尤其是制造业，，而服务业不少部门还限制甚至禁止外商投资进入。我国各产业FDI的分布中，第二产业集中了大半的FDI，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集中了不到1/3的FDI。
2013年1-6月第一产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59亿美元，约占0.73%；第二产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31.55亿美元，约占60.35%；第三产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84.84亿美元，约占38.9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月报201307》）
（3）FDI的波动受税收优惠政策变动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所得税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对FDI有着巨大的吸引作用，使用外资水平整体上保持上升态势。1991年，税收优惠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因此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使用FDI水平保持较高的增长率。2008年实行新《企业所得税法》，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外资企业面临的税收优惠幅度较以前明显降低，因此在2008年使用FDI水平有短暂的下降。由此可以得出使用FDI水平的波动受税收优惠政策变动的影响的结果。
2、负面效应
（1）税收优惠政策的相对固定，导致总体引资效应下降
我国为引进外资而进行税收优惠，但是其引进的效用却是呈下降状态。根据《中国风险投资年鉴2011》，每亿元的税收优惠所能引进的外资在逐渐减少。税收优惠对FDI的直接吸引作用有所减少。
（2）外资企业实际税率较低，导致税收收入损失较大
涉外税收优惠最直接的风险就是带来财政税收收入的过量损失。我国规定外资企业可享受25%的优惠税率，直接导致税收的减少；各省级及以下行政区，为了获得外商投资，在国家优惠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减少了税收收入。
但是，从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税收优惠吸引了更多的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多的税收来源。
（3）税收优惠的导向作用导致FDI区域不平衡
从区域分布来看，FDI明显呈“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90年代初，这种地区差距表现得十分突出，东部地区FDI所占比重高达93.9%，而中西部地区比重分别是3.8%和2.2%。1990年以后，中部地区FDI增长率高于东部，而西部FDI增长率却表现出很强的波动性。
（4）税收优惠的导向作用导致FDI产业结构分布不合理
外国直接投资效应 篇3
外国直接投资 (FDI) 激励政策的概念最初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83年提出的, 即“激励措施或限制措施应理解为任何旨在影响某项投资决定, 并可增加或减少该潜在投资所获利润或改变其所涉风险者。”1989年, 经合组织再次阐明激励政策是:旨在影响投资决策、增加潜在投资的利润或转移潜在投资风险而采取的一整套政策措施。”然而, 从历史上看, 出于对本国经济控制权的担心, 发展中国家曾经对FDI持排斥态度, 他们宁愿举债也不愿意进行股本融资或接受FDI。此后, 发展中国家对FDI的政策倾向始终在微妙变化中:从20世纪40—50年代的允许政策到60—70年代的限制政策, 从80年代的自由化政策到90年代以后演变为激励政策甚至是竞争吸引政策。各国政府纷纷降低外资准入门槛, 并对外国投资开放新的部门。为了鼓励外商投资, 越来越多的东道国政府出台了各种形式的投资激励政策。
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激励政策的动因
(一) 外国直接投资具有溢出效应
由于掌握和使用新技术在市场竞争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个厂商目前的新技术研发活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将来的市场竞争地位。各国对FDI的态度和政策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以知识溢出的前景为基础的, 这些利益以各种外在性或“溢出”的形式存在。因此, 通过采取各种不同的优惠手段和政策, 发展中国家希望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 以期促使跨国公司的无形资产与关键技术在向子公司转移过程中扩散到当地企业。根据Maguns Blomstrom和Ari Koko (1996) 的论述, 溢出效应是指由于跨国公司的进入或参与, 东道国企业所获得的生产效率方面的进步。具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产业内的溢出效应, 也称示范效应, 主要是指当地企业迫于竞争压力, 通过学习、模仿跨国公司的技术和管理提高效率;第二类是产业间的溢出效应, 也称产业关联效应, 主要指跨国公司通过为当地供应商和客户提供技术指导和业务关联, 带动相关企业的发展;第三类是人力资本流动所产生的溢出效应, 即在跨国公司工作过的人员流向内资企业后, 将其在跨国公司接受的培训、学习的技能和经验带到内资企业, 进而提升内资企业的人力资本。
如果外国厂商和本地厂商的区别在于外国厂商拥有某种可溢出到本地厂商的特有的无形资产和关键技术, 就可以证明这类激励政策是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 外国投资者的个人利益比社会利益 (包含溢出效应) 更低, 除非激励措施来补偿外国投资者, 否则外国投资的总量会低于其最优数量。对外国投资者进行政府补贴的动机, 在于消除私人和社会回报之间的差距, 从而促进更多的FDI流入。
(二) 投资激励政策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重要的决定因素
跨国公司投资区域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东道国的经济基础, 比如市场规模和实际收入水平, 其次还包括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其他资源的可用性。此外, 贸易政策、政治和宏观经济稳定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而投资激励政策过去一直被视为是对FDI决策影响相对较小的决定因素。而当今世界, 投资激励已遍及全球, 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没有任何形式的激励的情况下, 能参与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竞争中。投资激励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激励 (如给外国投资者免税期和更低的税率) 、金融激励 (如为外国跨国公司提供补助金和优先的贷款权) 以及其他的政策激励, 如市场优惠, 甚至还有垄断权等。
尽管跨国公司的高层习惯于贬低激励的作用, 认为这可能隐含政府试图掩盖该经济体对投资者保护的不足和投资环境方面的欠缺, 以政府激励抵补投资风险, 但现在也愿意承认激励政策在投资决策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而最近有关对FDI进行激励的效果, 特别是对财政优惠的研究结果表明投资激励已经变成国际投资流动中重要的决定因素。不过, 政府与投资者对激励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尽相同 (见表1) 。
注:比值代表重要性程度。
三、外国直接投资激励政策效应的理论分析
(一)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竞争
如果某国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对外国投资者抱有偏见, 那么, 为了克服外国投资者面临的各种障碍, FDI激励政策也许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由于跨国公司拥有比东道国企业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他们的进入往往排挤了东道国企业, 降低了其市场份额。竞争效应促进国内企业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是内外资企业具有相当的竞争能力。外资的进入对一国研发活动是产生了激励效应还是替代效应, 是刺激了东道国的技术进步还是强化了东道国的技术依赖, 其中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还在于国内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现实中, 某地或某国大量外国公司存在的本身或许就是本地工业薄弱的一个信号, 在这种情况下, 当地厂商可能不仅不能吸收任何生产能力的外溢, 反而会被迫将市场份额让给外国公司。
随着FDI的流入, 最初的投资激励成本在时间推移中因经济增长而得到补偿。然而, 要在经济增长、就业和税收等方面对预期的未来收益做出可靠的计算是困难的, 而这是确定补贴额的必要条件。在FDI项目是受东道国的投资政策激励而不是经济基本规律驱动的情况下, 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 原因是这些投资者是相对自由的, 在第一个地点内的预期利益还未实现时, 他们可以轻易地决定转移到其他政策更优惠的地方。因而, 外国直接投资激励政策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二) 引资国之间或引资国内部的激励竞争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地方政府, 都积极地参与引资竞争, 以激励政策为基础的竞争日益加剧。在汽车等大型投资项目上,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激励成本呈现上升趋势。不同的是, 在发达国家中, 财政激励更为普遍, 每个与FDI有关的工作职位的补贴通常可以达到数万美元之多;而在发展中国家, 除了基础设施和土地享受补贴的出口加工区和工业园, 还更加倾向于采用建立免税区和其他金融补助, 而实际上, 财政优惠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投资激励, 已经成为国际投资中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此外, 模仿效应导致各东道国激励政策越来越相似。当一国政府看到竞争者采取的措施时, 会努力追上甚至超过。在激励政策措施方面, 每个东道国都希望区别于竞争者, 使自己拥有更多的优势。竞争的结果导致各东道国FDI激励政策所必须支付的成本越来越高。
即便所有的政府都有避免这种恶性竞争的意愿, 但是单个政府采取行动可能会造成FDI从本国流向激励更多的国家, 竞争中“囚犯两难”常常使得政府轻易不敢削减已有的激励政策, 政府越来越感到这种“锦标赛”带来的压力, 不得不竞相提高给投资者的公共补贴和优惠水平, 或者放宽对环境保护和工人权利保护的限制, 直到最后这种成本可能超过FDI所能够带来的技术外溢等方面的收益。而且, 从投资者来讲, 在确定几个备选的投资地点以后, 可以和投资国政府就投资环境和可能的激励等方面进行谈判, 要求最好的报价。各国政府不得不考虑激励竞争的可能结局, 即东道国之间的竞争使得利润和社会福利更多地转移到跨国公司的手里。
“囚徒困境”博弈使FDI的激励竞争有时不但不会提高反而会降低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在对过去15年来30个国家、183个FDI项目的评估中发现, 有25%～45%的项目对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具有净负面影响。虽然FDI激励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FDI进入, 但是从整个社会看, 政策带来的损失常常大于收益。
四、我国外国直接投资激励政策的效应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资本的积累, 早期对外资实施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
(一) FDI的外溢效应与我国的吸收能力不协调
FDI的进入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技术外溢。首先, 外商投资对内资企业产生负向溢出效应的渠道主要是市场和产品的竞争, 而产生溢出效应的关键是内资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和吸引外资企业员工的可能性, 那些自身技术水平较高和对人才有较强吸引力的内资企业更可能获得来自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我国许多地区和行业的人力资本还未达到有效吸收国际技术溢出的水平, 间接获得的“技术溢出”也相当有限, 因此出现了外资对中国技术进步作用“有产业而无技术”现象。目前, 较低的人力资本能够很好地与FDI结合, 但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FDI, 本地企业在人力资本积累未达到门槛临界值时, 盲目利用外来技术资本、模仿新产品、新工艺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导致本地企业由于过分依赖外来技术而抑制了自身的研发活动, 对本地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负面影响。
(二) FDI挤出效应带来“贫困化增长”
虽然FDI可以提高一国的GDP水平, 但对整体的社会福利而言却未必是一件好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得知, 1993—2003年中国年均GNP要低于GDP大约114亿美元, 这意味着外国投资收益会随着外商投资规模的增加而增加, 造成了中国国民财富的流失。据世界银行估计,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为16%～18%。假设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为17%, 那么根据截至2005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6224.05亿美元, 可以推算出外商2005年从中国大约赚走了1058亿美元利润。如果再考虑税收优惠政策, 外商投资企业所赚取的利润还要高。
许多实证研究表明, 在国内吸收能力不足的情况下, FDI对国内投资存在挤出效应, 其中相对低效率的FDI通过各种制度性优势 (如各种优惠政策) 取代了更高效率的国内投资。我国的外商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对所有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不加区别地实行优惠税率, 这使外资企业不必采用先进技术就获得了对内资企业的竞争优势, 削弱了外资企业采用先进技术的动力, 诱使大量的外资积淀于一般的生产、加工、消费性等行业, 造成了这些行业的过度发展, 相对地阻碍了外资向高精尖产业的流动, 形成了外资结构不合理的现象。由于外资进入的主要是竞争性行业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 外资企业因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在国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 挤出了相对具有更高效率的国内企业。
(三) 地方政府间FDI投资激励竞争造成“囚徒困境”
我国不同地区之间以争夺FDI为目的的税收优惠竞争, 导致了过度“慷慨”的税收、土地优惠等, 这不仅造成财政收入的大量减少,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扭曲了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2008年前, 国家规定外资企业可以享受基本税15%以及“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 但是很多地方均以各种方式突破了这一政策底线。由此造成的缺口最后不得不由财政补贴。除此之外, 针对FDI的税收优惠政策还会诱发资本外逃、政策性寻租、转移利润和逃避税等行为, 这些非直接的、隐性的成本也是不容忽视的, 甚至它们会占到优惠政策总成本的很大比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国政府意识到对外资的过度优惠尤其是税收优惠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并在2008年正式实施“两税合并”, 对于外资的针对性优惠被取消, 外资与内资企业在税率上回到了同一起跑线。然而, 在现实中内外资在实际税负水平上并不一致。因为地方政府在税率、税基、减免权等征收管理方面却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并可以通过先征后返、税前抵扣、财政补助等方式予以企业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 这使得外资企业在“两税合并”后仍能享受到相当程度的税收优惠;此外, 地方政府还可以针对外资提供各种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 包括地价、水价、电价以及劳动力价格等, 全国各地针对外资的各种优惠“土政策”仍层出不穷。2008年7月我国税务部门对开发区进行了税收清查, 结果清理出不符合税法规定的地方违规涉税文件多达88份, 这也充分说明, “两税合并”并不足以有效调节地方政府的引资行为, 这种引资冲动更多地来自于地方政府在现行体制下的激励竞争。
五、启示
FDI能否有效地促进引资国经济增长取决于各国的自身特点, 因而不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和相关结论。尽管中国连续多年成为最“吸金”的发展中国家, 但也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如土地成本、环境成本、挤出国内投资、加大地区发展水平差距等。因此, 有充分理由对投资激励仅仅集中于外国投资者的问题持谨慎态度。外资带来的只是学习条件和可能性, 而不是学习本身。我们应该强调要变“优惠政策”为“开放政策”。任何激励政策必须以规则为基础, 而且在同等条件下所有投资者 (本国和外国) 都可获得, 而不是以自由决定的政策为基础。除了激励性政策外, 一国的总体产业政策是影响FDI流入的重要决定因素, 完善基础设施以及改善整体商业环境作为其投资激励政策的一部分, 这样不仅可以吸引FDI的流入, 还可以促进国内企业的发展以及增加通过与外国公司竞争而获益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赵蓓文.外国直接投资激励政策的国内外效应[J].世界经济研究, 2003 (1) :64-69.
[2]詹晓宁.吸引FDI的竞争:是否零和博弃——一个初步的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 2002 (1) :16-22.
外国直接投资效应 篇4
[关键词] 溢出效应FDI信息效应
一、溢出效应的概念及方式：
溢出效应是指FDI企业在其转移过程中对东道国相關企业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FDI企业溢出效应主要有以下四种方式：
1.竞争效应：竞争效应是指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以后，加剧了当地的市场竞争，迫使当地企业采取更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
2.示范效应：外国公司向东道国的分支机构进行新产品、新技术的转移过程, 也是向东道国进行产品、技术、管理方式的传播与扩散过程, 这将使当地企业在对外开放中学到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
3.信息效应：外资企业利用其先进的营销理念开拓新的国外市场，为东道国企业提供了新的市场信息。从而，带动国内企业也向该市场发展。
4.人力资本流动溢出效应：经过技术培训的技术工人以及企业管理人员一旦将来流向其它企业时, 其在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所学到的各种技术和管理经验也随之溢出。
二、FDI企业溢出效应的局限性
1.FDI企业对溢出的限制。对于产品的核心技术, FDI企业一般采用内部化转移的方式。例如, 2002 年我国45%的技术引进项目属于FDI企业内部技术转让。技术转移主要在FDI企业母公司与子公司内部进行, 这种方式决定了部分国内的厂商无法融入FDI企业子公司的技术体系之中, 技术的溢出受到了一定的局限。
2.FDI企业所在国政策的约束。西方国家政府从国家战略的立场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律，限制本国FDI企业优势向发展中国家的溢出。例如，在中国联想集团收购美国IBM的PC生产部门问题上,美国政府设置了重重障碍。最终的许可前提是其研发部门留在美国本土,并由美国本土员工控制,结果，虽然联想集团收购了IBM,但其核心技术仍控制在美国员工手中。
3.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不足。FDI企业在东道国的溢出效应一定程度上受到东道国国内竞争环境的影响。如果东道国的市场竞争不足, FDI企业可以依靠在东道国具有的技术或管理优势获得足够的市场份额，它们就不会把最新技术转移到东道国的子公司,带给东道国企业的溢出效应也就很有限。
4.东道国国内企业吸收消化及创新能力低下。FDI企业溢出效应的多少与东道国企业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东道国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与跨国公司差距太大,则可能无法建立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溢出“连接”。从FDI企业与东道国企业间的产业关联来说，如果东道国企业达不到FDI 企业配套生产的要求, FDI企业就不得不从其母国或第三国企业进口配件, 由此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就无从发挥。
三、发挥我国FDI企业溢出效应的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入FDI数量不断增多。鉴于FDI企业对东道国溢出效应的局限性，我国只有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才能充分发挥FDI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1.强化市场竞争，防止FDI企业的垄断行为。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 FDI企业仅凭其雄厚的资金、技术和生产销售能力即可在我国市场形成垄断,这已经成为制约FDI企业对我国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存在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才能充分发挥FDI企业的溢出效应。鉴于此，我国政府可以在同一行业内引入两家以上FDI企业或组建国内的大型企业集团, 通过竞争使FDI企业放松对先进优势的控制。从而加速FDI企业溢出速度。
2.加强国内企业吸收、创新能力，依靠自主创新提升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东道国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直接影响其对FDI企业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较高的技术水平将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吸收、消化并在此基础上的创新能力。从而，有助于充分利用FDI企业的溢出效应。
3.鼓励FDI企业在我国进行研发投资，利用这些研究机构的溢出效应带动我国企业的发展。现阶段，FDI企业在华研发机构多是采取独资研发体制，这不利于中国企业进行学习和模仿。若能吸引更多的FDI企业采用与中国企业合作的方式成立研发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开发，将有助于我国企业近距离地学习外企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总之，我国政府和企业只有充分认识和了解FDI企业的溢出效应，采取合理措施积极应对，才能实现我国引入FDI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朱勇:新增长理论 商务印书馆1999年12月第1版
[2]谭谊：跨国公司全球布局对我国的影响 财经科学 2002年7月
[3]蔡庆:加入WTO后，中国获取外资技术外溢效应的分析，经济问题探索 2000年第7 期
[4]许丽琴:人员流动与企业技术外溢的扩散机制，上海经济研究 2001年第10期
外国直接投资效应 篇5
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OECD) 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 (UNCTAD) 的研究, 投资鼓励措施一般可以分为财政措施、金融措施和其他措施等三大类型。
财政措施的总体目标是减轻外国投资者的税收负担。根据减征的依据的不同, 又可以进一步分为针对利润、销售额、和增加值的措施, 针对资本投资的措施, 针对进出口的措施等。
金融措施是指东道国政府直接向投资的跨国公司提供资金以资助新投资或某种经营活动, 其目的是降低投资或经营的成本。最常见的金融措施包括政府赠款、补贴贷款、政府参股、优惠保险等。
其他措施是指难以归入财政类和金融类的措施, 目的也是增加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当地投资的回报。其主要形式有补贴专用基础设施、补贴服务、市场倾斜、使用外汇上的优惠待遇等。
可以看出, 东道国政府决定向跨国公司的投资提供鼓励措施时可以有多种选择。究竟选择何种形式取决于东道国政府的需要及其与跨国公司的谈判结果。至于其采取的鼓励措施的成本有多大、成效如何, 则与措施的类型以及实施、管理的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投资鼓励措施是通过减少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成本、增加其收益这一机理达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近年来, 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 纷纷采取形式不同的投资鼓励措施。但这些措施究竟效果如何, 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现状
1. 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
从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来看, 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 外商在华投资主要在旅游宾馆和中低档加工贸易型制造业。此后, 工业领域的投资项目不断增加, 在外商实际投资额中占主要份额。20世纪90年代初期, 投资于房地产业的外资增加较快, 个别年份占到外商实际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以上, 最近几年这一比例有所下降。
2. 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
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 主要集中在沿海少数地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 外商直接投资投向沿海地区的占90%以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 这一比重略有下降, 但总的趋势没有明显改变, 外经贸部的统计资料显示, 在沿海地区的投资, 累计仍占全部投资额的88%。
3. 我国利用外资的方式、来源
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初期, 在华投资的外商主要采取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两种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 外商独资企业的比例有较快上升, 自1997年起, 新设立项目中, 外商独资经营的项目数超过中外合资经营的项目数, 根据外经贸部的统计数据, 来自港、澳、台的资金一直占较大比重,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 港、澳、台投资约占80%左右。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 其他发达国家大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明显增加。
二、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及需借鉴的的经验
1. 印度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简析
印度始终坚持外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 在注重外资政策连续性的基础上,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 对政策加以调整, 印度利用外资政策有如下新变化。
(1) 从外资优惠逐渐向国民待遇过渡。WTO有关投资协定 (TRIMS) 提出了外国投资适应国民待遇的要求。作为WTO初始成员国之一的印度, 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接轨, 取消歧视性政策, 使FDI政策逐步转向国民待遇, 使内外资企业待遇接近是大势所趋。印度已开始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取消了多项对外资企业的歧视性政策, 如:出口限制、红利平衡、较高公司营业所得税等歧视性措施;在软件技术园落户的国内外公司, 可享受印度政府对出口加工区的所有优惠;政府为出口加工区制定的所有优惠政策均适用于园区内的软件企业。在一些行业, 印度甚至实施了有利于外国公司的政策, 如电信服务业, 印度90年代以来才向私人企业开放, 但就要求新进入该行业的私人投资者必须与外资合作才能申请领取许可证。
(2) 对FDI政策总的是趋向放松管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 WTO积极推动自由化谈判, 经济全球化、投资自由化不断发展, 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 印度已被卷入了这一过程, 对FDI政策不断开放。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 印度对FDI的政策不断进行修正, 逐步放松对FDI的管制, 扩大FDI进入范围, 放宽股权控制, 加大了吸引FDI的力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 印度政府扩大了外资可参股的企业的范围, 并新开放一批企业可自动获准且外资股权可为74%甚至100%;进一步扩大了外资控股比例可达51%并自动许可的行业范围;扩大外国公司在印度的经营范围。总之, 印度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是向着越来越自由化的方向发展。
(3) 注重外国直接投资流向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软件业。为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流向本国软件业, 印度政府对科技园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 包括:免除进出口软件的双重赋税;免除全部进口关税;允许外商独资经营;10年内免征所得税;全部产品用于出口的软件商可免征所得税;联网经营业务向私营部门开放, 并允许外资拥有不超过49%的股份;打破国家对电信业的垄断, 允许外国人拥有独资的电信公司。而且, 印度政府还特别注意通过建立和执行符合国际惯例的知识产权标准维护直接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 以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投向软件业。印度在1994年6月就对版权法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 明确规定了版权所有者的权利、软件出租者的行为规范、用户备份软件的权利以及侵犯版权的惩处和罚款条例等。
2. 我国应向印度学习的内容
根据意大利《共和国报》的报道, 78%的国际跨国企业领导人把中国作为投资的首选国家, 另一方面, 虽然目前印度在很多经济数据上落后于中国, 但64%的企业领导人把印度作为第二位的考虑对象。2005年, 中国吸引外资600亿美元, 印度为50亿美元。中国在制造业方面远远超过印度, 但印度在高科技领域, 如电脑软件、电信等方面占有优势。而印度英语的普及将使印度在未来有可能代替中国的位置。而中国不能坐以待毙, 首先应该了解什么地方是不足于印度的。就我个人而言, 我认为:
首先, 经济试金石并非在于一个国家能否吸引到大量外国直接投资, 而在于该国是否培养创业、支持健康竞争。在这方面, 印度比中国做得出色。印度出现了一批世界级企业, 包括软件业的信息系统公司 (Infosys) 、制药业的兰伯西制药 (Ranbaxy) 、汽车零部件业的巴夏汽车公司 (Bajaj Auto) 以及汽车装配业的Mahindra。它们的出现绝非偶然。
另外, 尽管印度的金融体系有许多缺陷, 但它却不像中国的金融体系那样歧视小型私营企业。信息系统公司就受益于这一体系。该公司由7名创业家创办, 他们都没多少政治方面的社会关系, 20世纪90年代初, 在没有硬资产的情况下, 他们成功地从印度的银行与股票市场获得了资金。
最后,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犯了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 它建造了许多世界级的设施, 但教育投资严重不足。与此同时, 印度则一直默默地持续增加教育投入,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对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言, 人力资本的质量与数量, 远比实物资本的质量与数量来得重要。看来印度的政策重心是正确的, 如果中国不马上对农村教育进行投资, 就可能会丧失相比印度的真正竞争优势, 也就是教育良好的熟练工人, 正是这些人推动着制造业的成功。
3. 结合自身的不足应采取的措施
政府可以采取下列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措施, 致力于创造一个稳定和宽松的有利于外商投资的环境, 更多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1) 鼓励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开发和创新。对外商投资设立的研究开发中心, 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及其配套的技术、配件、备件, 可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外国企业向我境内转让技术, 可以免征营业税, 经批准, 还可免征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技术转让收入免征营业税;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增长10%以上的, 经批准, 允许再按技术开发费实际发生额的50%, 抵扣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对符合条件的、已设立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研发中心、先进技术型和产品出口型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进口技术、设备、配件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采购国产设备, 可全额退还国产设备增值税并按有关规定抵免企业所得税。
(2) 鼓励外商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对外商投资于《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中的项目可享受鼓励类项目政策, 其进口的自用设备及其配套的技术、配件、备件, 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放宽中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领域和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条件, 放宽中西部地区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持股比例限制;对设在中西部地区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 可延长企业所得税的减免期;外商投资企业到中西部地区再投资, 凡外资比例达到25%以上的再投资项目, 可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允许沿海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到中西部地区承包经营管理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
(3) 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对外承诺, 逐步扩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 进一步推进商业、外贸、金融、保险、证券、电信、旅游等领域的吸收外资工作。外商投资零售商业企业的地域已扩大到全国省会城市、直辖市和经济特区, 外贸吸收外资的试点范围也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
(4) 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A股、B股市场上市;扩大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投资性公司的经营范围;简化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的审批手续, 对不涉及综合平衡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 不论金额大小, 均可在省级政府审批。取消对外商独资企业进口设备的价值鉴定;清理并调整不利于吸收外资的有关政策规定等。
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与贸易条件分析 篇6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来自海外的投资源源不断进入中国制造业,且领域不断扩展、投资额不断提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跨国公司看好中国日臻完善的投资环境和日益凸显市场潜力,大举进入中国市场。这些投资一方面带动了投资国对中国资本货物的出口,同时也创造了中国产品进入跨国公司全球销售网络的机会。投资创造与带动的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力量。
随着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日益融合,作为国际投资主要形式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产生重大影响:FDI流入推动了一国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同时又改变着一国的资本存量,影响一国的资源禀赋状况,进而影响一国的贸易模式和贸易条件。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和吸收FDI大国,有必要考虑二者之间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入的FDI逐年增长,每年实际吸引的FDI从1990年34.87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500亿美元左右,2006年前三个季度就已达到457.98亿美元。从1990年到2006年9月,实际利用FDI累计超过6 650亿美元。可以说,中国的资本存量较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善,按照国际收入转移的贸易条件效应的一般原理,即收入转出国的贸易条件将趋于恶化,收入转入国的贸易条件将趋于改善,那么,中国贸易条件应该趋于改善。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贸易条件总体趋向恶化却成了共识。
根据赵玉敏(2002)等人的研究,1993年到2000年中国的总体贸易条件下降13%,同期制成品贸易条件下降了14%;王允贵(2004),方文、袁红(2004)对2001年以来贸易条件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是不断恶化。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手册2003》的资料,1995年至2002年中国贸易条件下降了22%,其中2000年至2002年下降了6%。可见,FDI的净流入并没有带来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这显然是与国际收入转移将改善转入国的贸易条件的基本原理相悖的。造成上述悖论从中国FDI流入总量上分析是找不出答案的,必须具体分析中国FDI的流向结构,从FDI流向的部门结构和同期中国引进外资的基本模式上找原因。
当然,影响中国贸易条件的因素还很多,比如,其他出口同类商品国家经济发展状况,进口品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化,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以及一些突发事件如战争或者石油危机等等。本文为了集中地分析FDI流向部门结构对中国贸易条件的影响,对这些因素不予分析。
赵玉敏(研究员)郭培兴(研究员)王婷总体趋于恶化——中国贸易条件变化趋势分析
FDI的流向影响到一国比较优势和贸易结构,而贸易结构的变动往往导致贸易条件发生变化。基于这样的理解,如果一国所吸收的FDI流向消费品生产,根据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必然强化本国在消费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提高本国消费品生产效率,促使消费品出口增长,同时引致资本品进口增长。这种贸易结构即使可以降低资本价格和折旧率,也未必会引致经济增长,因为从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来看,消费品的需求弹性较低,资本品的需求弹性则相对较大。对于贸易大国而言,消费品出口的增长和资本品的进口增加必然导致国际消费品价格下降和资本品价格上升,势必恶化一国的贸易条件,从而抵消了资本品折旧率下降的可能,这时的贸易增长效应要减弱;反之,FDI流向资本品生产,那么资本品供给增长将降低资本品价格,在消费品贸易不发生变化或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贸易条件将得到改善,折旧率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才得以充分体现,再考虑到资本品生产对国内企业的拉动效应要高于消费品生产,那么,FDI的经济增长效应将更加明显。
一、中国FDI流向的部门结构特征
首先,从中国FDI流入行业分布情况看,截至2005年,FDI在中国的投资项目数中72.03%是制造业的项目,合同外资中65.14%是流入制造业的(表1)。最新的数据(表2)也显示,FDI流入行业以制造业为主的状态没有根本改变。
资料来源:商务部网站
万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贸易》2006.11——商务部的数据
其次,制造业内部的行业分布有所变化,但要素密集度特征没有根本改变。1995年以前,FDI主要投资于服装、衣着附件、鞋类、玩具、家具等劳动力密集型出口行业,这一时期三资企业出口的大宗商品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商品上。1995年以后,外资流向的行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流入机电行业的外资不断增加,但是行业结构的这种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资流向劳动力密集型部门的结构特征。这可以从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情况中找到原因,大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投资的目的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因此大多采用加工贸易方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的比重虽然在不断下降,但是仍然占绝大比重。另据统计,2000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主要是计算机、通讯设备和电子类产品)出口额中加工贸易产品比例高达88.6%(王岳平,2002)。即使是中、高技术产品,大多数也是属于低端产品,或者是在国际市场上有众多供应厂家的标准型产品。这些流入机电和部分高新技术行业的外资主要采用加工贸易的方式,目的还是利用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一些产品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工序转移到中国加工装配。结果是,三资企业出口的大部分产品仍然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只不过是从服装、衣着附件、鞋类、玩具、家具等行业转向机电加工、组装行业而已。
商务部外贸司统计表明,2006年1—11月,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6 393.0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29%,比去年同期增幅下降了5.21个百分点;占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的68.19%,所占比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21个百分点。其中,加工贸易出口3 902.36亿美元,同比增长25.62%,占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值的76.58%,占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值的比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38个百分点;加工贸易进口2 490.64亿美元,同比增长19.82%,占外商投资企业进口总值的58.20%,所占比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42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中,进料加工进口2 104.25亿美元,同比增长21.62%;来料加工进口386.39亿美元,同比增长10.93%。
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值占全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的84.78%,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值占全国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比重为84.43%,加工贸易进口值占全国加工贸易进口总值的85.34%。
可见,多年来,虽然中国FDI流向行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其要素密集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主要还是流向劳动力密集型部门。有关的研究表明,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出口倾向比较高的是塑料制品、家具、金属制品、纺织服装、文化用品、仪表仪器等。这种情况说明,外资带来的技术和大多数设备是中国市场需要的适用技术和装备,出口主要还是以较低价格的产品为主,这也是中国出口产品处于低价位、价格提高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在加工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的采购行为不但对中国进口产品的数量和金额产生影响,也影响到进口的价格。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外商投资企业都偏向于从中国之外采购中间产品,这使得外商投资企业进口居高不下。外商投资企业依靠母公司内部采购的方式对中国进口产品的价格也是有影响的。有资料显示,在华投资的大型跨国公司依靠母公司内部采购的比重为30.4%;欧盟、美国、日本在华投资企业依靠母公司内部采购的比重分别是50%、29.4%和25%。跨国公司的采购是服从其全球市场发展战略的,不但往往会优先考虑从其公司内部采购,而且采购的价格也是使用有别于国际市场交易价格的内部转移价格,特别是存在高估进口价格的可能。上述这些情况都对中国的进口价格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二、中国FDI主要流向劳动力密集型出口部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汉斯·辛格注意到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低出口制成品的事实,概括出了贸易条件恶化论:(1)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比率高于发达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比率;(2)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比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下降得更快;(3)初级产品占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较高比重意味着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对他们的影响更甚于发达国家。由此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以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替代出口初级产品,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其结果只能是转换了贸易条件恶化的内容,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问题。
从以上FDI的部门流向的分析可知,中国FDI主要流向劳动力密集型出口部门。这种流向特征一方面导致中国出口消费品的超额供给,通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使中国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另一方面,流入的同时又带动了对资本、技术等密集型产品的进口FDI需求的增长,使中国的贸易条件趋向恶化。
1. 形成消费品超额供给
从理论上看,由于FDI主要流向劳动力密集型出口部门,在中国存在“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的条件下,资本存量虽有增加,但本来游离于制造业外尤其是出口部门外的劳动力,包括闲置劳动力的进入会以更大的比例增加,劳动力供给大量增长的势头反而导致人均资本占有率的下降。这样,资本流入劳动力密集型出口部门,在中国不是反映为出口品中资本要素比例的增长,而是表现为出口更多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这种FDI的部门流向必然是强化了我国既有的比较优势,如果贸易条件不发生变化,这将极大的增加我国的贸易所得,但是从我国的贸易实际来看,比较优势强化相对应的往往是贸易条件的相对恶化。加之中国长期以来在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造成了中国出口部门的偏向增长,在国际需求结构不变或者在国际市场的需求增长慢于出口增长时,必然形成超额供给,反映在提供曲线上,就是中国的提供曲线向外移动,贸易条件恶化了。
我国目前贸易政策的主导思想仍是以发挥比较优势为出发点,扶持的重点仍是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的出口。这种政策背景下所形成的国际交换格局,对于改善贸易条件极为不利。与垄断度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相比,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产业集中度较低,通常处于过度竞争的状态。这种过度竞争往往使该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不论花费多大的代价都难以创造出未来的比较利益。中国出口商品更多地是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控价能力差。虽然我国在“八五”期间已基本完成出口商品结构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而精加工和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重很少,这意味着我国大多数出口产品仍属于低附加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的垄断因素,在国际市场上没有控价能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主要出口行业如服装、纺织、制鞋等诸多产品,与其他发展国家产品雷同、产业相似、竞争角逐日趋激烈,价格战从国内打到国外,致使出口商品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
另外,我国国内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工资增长远远超过经济效益的增长,致使单位产品工资成本上升。尽管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较高,但由于其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劳动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将会大幅度减少。这样,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产品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同类产品的竞争中越来越处于有利地位。虽然中国在利用低成本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发展不能依靠于此。这种以低素质劳动力为基础的产业发展导向不可能始终维持国际竞争优势,产业结构的升级也难以进行,而且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产品的劳动力增值量将远远低于信息增值量,以低成本劳动密集为优势的国家将逐步失去其发展的动力。
2. 形成资本品超额需求
通常,在本国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不发达,而大量出口产品的中间投入品又主要依靠进口的国家,其贸易条件恶化尤其明显。这主要是因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的价格往往缺乏弹性,且易受出口国垄断,价格往往不易下降。由于国内企业加工配套能力不足,导致FDI企业与国内企业关联度较低,外资企业往往选择“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即加工环节在中国,而原材料、机器设备等中间品、资本品和销售市场在国外,或者带动相关配套企业向中国投资。这必然弱化了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使得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这种两头在外的生产模式,在促进我国出口增长的同时,也带动了进口尤其是非加工贸易的净进口的迅速增长,其进口额已占我国总进口的比重甚至超过其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此外,三资企业进口的产品多为资本品与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价格较高,又受发达国家垄断,价格往往不易下降,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大量进口导致的超额需求势必不利于我国贸易条件的改善。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情况正好是这样。1990年代以来,FDI在促进中国出口增长的同时,也带动了进口的迅速增长。
根据海关统计数据,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值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由1990年的17.43%上升到2005年的58.27%,已成为中国进出口的主要力量,其年进口总值占中国总进口的比重由1990年的23.06%上升到2005年的58.53%,且历年这一比重都超过其出口总值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据海关统计最新数据,2006年1—11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9 375.48亿美元,比2005年同期增长25.49%,高于同期全国进出口增幅(24.29%)1.20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8.83%。其中出口总值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8.24%,进口总值占全国进口总值的59.56%。可见,FDI带动出口增长的同时,推动了进口的更大增长。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FDI以加工贸易为主要方式的基本模式没有改变。加工贸易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原料和中间投入品主要靠进口,这就使外资企业在带动中国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带动了中间产品进口的迅速增长,并通过以下两个作用机制导致中国贸易条件恶化。
一是国际市场竞争。出口品的国际竞争加剧的同时,进口品的国际竞争程度近几年也不断增加。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维持较快的发展,一些中国短缺的资源类、原材料类和高新技术类产品进口的刚性较强,且价格受出口国控制明显,其中典型的如石油、铁矿石等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上升推动了中国进口价格总体上升。2003年至2004年上半年,四个季度的进口价格指数同比分别比上年上涨13%、14.7%、6.4%和9.7%;2005年1月份价格指数比上年环比上升6.7%,2月份比上年环比上升6.0%。此外,随着国外市场对加工产品档次要求的不提高,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档次和价格也随之提高。可见,使进口竞争日益激烈,推动进口价格的上升,进而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
二是转移价格。通过转移价格手段转移利润,减少税收是跨国公司惯用的手段,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也不例外。由于原材料和零部件来自母国进口或母公司内部采购,外资企业可以通过抬高进口原材料和设备以及核心技术的价格来达到转移利润、减少税收或独占利润的目的。外资在中国以转移利润、减少税收为主要目的转移价格策略的普遍应用,推动了进口价格的上升,导致了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
三、结论及启示
通过分析可知,中国传统的引资模式使外资主要流入劳动力密集型出口部门,大量闲置劳动力获得了就业机会,劳动力供给大量增加,传统的比较优势部门——劳动力密集型出口部门偏向增长的同时,进口竞争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不仅没有因为大量外资的流入而不断扩张,反而进一步相对收缩。这种出口部门偏向增长导致的超额供给和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超额需求,进一步加剧了贸易条件的恶化趋势。中国FDI主要流向劳动力密集型出口部门是造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要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外资流向的引导,要从根本上增加外资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和服务业的比重,降低流向一般制造业的比重。其中,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是未来外资经济成长的另一重要增长点,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也有利于缓解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中的主要矛盾。
摘要：通过大量数据说明。中国FDI主要流向劳动力密集型出口部门。这种流向特征一方面导致中国出口消费品的超额供给,另一方面又带动了对资本、技术等密集型产品的进口FDI需求的增长,使中国的贸易条件趋向恶化。要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外资流向的引导,从根本上增加外资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和服务业的比重,降低流向一般制造业的比重。
关键词：FDI,贸易条件,劳动密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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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直接投资效应 篇7
一、文献回顾
在用实证方法研究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 较多的学者认为, FDI在东道国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 提高东道国的经济效率, 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
国外学者Gregorio (1992) 通过对12个拉美国家1950～198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A.Bende-Nabende和J.L.Ford (1998) 以内生性增长理论为基础, 利用台湾数据, 实证分析了FDI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FDI促进经济增长。Borensztein (1998) 等通过对69个发展中国家1970～1989年数据的分析, 认为外国直接投资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导致经济增长, 同时还发现外国直接投资的生产率要高于国内投资的生产率。
国内学者姚洋 (1998) 利用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后, 得出结论认为, 与国有企业相比, “三资”企业的技术效率要高, 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沈坤荣 (1999) 利用各省的FDI总量与各省的综合要素生产率作横截面的相关分析, 发现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 包括短期的需求效应和长期的供给效应。任永菊 (2003) 根据中国1983～2002年的相关数据, 在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检验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FDI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
本文在借鉴参考以上研究方法的基础上, 运用我国1982～2006年的FDI和GDP数据建立了计量经济学模型, 对FDI与GDP之间的协整关系与格兰杰因果关系做出实证分析, 并且进一步研究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及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率。
二、实证分析
1.数据的来源和模型的建立
文章主要采用两个指标∶国内生产总值 (GDP) 和外商直接投资 (FDI) 。其中FDI为实际履行合同的金额, 即实际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 模型选取实际FDI金额作为变量能够更加精确地说明两者之间的计量关系。实证分析中选取1982～2006年为数据样本区间, 所有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海关统计署网站、商务部网站和国家统计局网站。由于1982年之前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对较少, 所以选取1982年为样本数据起始点。为了减少偏差, 文章所用汇率为各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价, 将当年的FDI数据折算成以人民币为单位, 各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价数据来自《2007年中国金融年鉴》。为了研究方便, 考虑到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 且通过对数化以后数据序列易得到平稳序列, 能够有效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 所以对GDP、FDI进行自然对数变换, 得到新的时间序列, 变换后的变量分别用LNGDP、LNFDI表示。其一般的回归模型为:
LNGDPi=β1+β2LNFDIi+ui (1)
2.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由于大多数的经济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 在协整检验前必须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 只有当变量序列都为同阶单整序列时才可以进行协整回归。在使用该方法前, 首先要对被分析的各时序变量进行单整检验。一个序列在成为平稳序列之前经过d次差分, 则该序列被称为d阶单整, 记为I (d) 。检验单整时依次检验是否为I (0) 再检验是否为I (1) , 判别的根据是单位根检验的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检验。我们采用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法依次检验时间序列变量LNGDP和LNFDI的稳定性, 检验结果如下:
时间序列LNGDP、LNFDI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 (1) 检验形式 (C, T, K) 分别表示检验是否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 滞后阶数K的选择是以AIC和SC值最小为准则, 加入滞后阶数是为了使随机误差项为白噪声。 (2) Δ表示一阶差分, Δ2表示二阶差分。 (3) 统计结果来自软件Eviews 5.0。
上表数据显示, 变量LNGDP、LNFDI的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稳的, 他们的一阶差分也是非平稳的, 而他们的二阶差分都是平稳的, 即都是I (2) 序列, 可以对两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下一步的协整检验。
3.协整检验
所谓协整, 是指多个非平稳经济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根据协整理论, 如果两个 (或两个以上) 序列满足单整阶数相同, 且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则所研究的变量之间就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从而可以避免“伪回归”问题。一般而言, 如果检验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通常使用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 (也称EG法) ;如果检验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则使用Johansen-Juselius极大似然法。根据本文的需要, 我们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见下表:
Engle-Granger协整检验结果:
上表结果表明, 在5%的临界水平下, 变量LNGDP和LNFDI之间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 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对变量LNGDP和LNFDI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 得到回归方程为:
undefined
回归方程拟合得较好, 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是DW值较低, 若给定α=0.05, 则相应的du=1.454、dl=1.288, 因为DW=0.212383<1.288, 因此可认为残差项有较强的一阶正自相关性, 说明应当考虑加入适当的滞后项, 从其经济意义出发, 也具有很强的合理性, 所以考虑到经济滞后作用的影响, 本文重新将模型设定为:
LNGDPi=β1+β2LNFDIi+β3LNGDPi-1+ui
在Eviews5.0中运行得到如下回归结果:
undefined
结果显示, 各解释变量的t统计值以及模型的F统计值均非常显著, 方程的拟合度很好, 同时对于含有滞后被解释变量的方程用德宾h法对其自相关性进行检验, 经过计算得到undefined, 接受回归方程不存在一阶自相关性的假设。因此, 该模型从时间序列的角度较好地表明了自1982～2006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平均来说流入我国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增长1%, 能够使我国的GDP增长0.072%。
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只表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但是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格兰杰 (Granger, 1969) 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可以解决此类问题。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在做y对其他变量 (包括自身的滞后值) 的回归时, 如果把x的滞后值包括进来能显著地改进对y的预测, 就认为x是y的Granger原因, 同理也可以考查y是否为x的Granger原因。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中, 滞后长度是任意选择的, 但是用不同的滞后长度分别检验时, 常常会出现矛盾的结果, 原因是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所用的滞后长度非常敏感, 因此本文选用滞后期为2、3、4、5来分别做检验, 以期得到更为准确的结果。检验结果见下表:
格兰杰 (Grange) 因果关系检验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α=0.1的情况下, 滞后期为2、3、4、5时, 均拒绝了LNFDI不是LNGDP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 因此可以说明LNFDI确是LNGDP的Granger原因。此外,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实际FDI和GDP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而不是其在短期内通过不断调整而得以维持的具体过程, 因此, 在这里本文不再构造误差修正模型以检验变量之间的相互调整速率及短期互动影响。
三、政策建议
从协整检验的结果来看, 实际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而并非只有短期效果。因此, 我们要注重吸引外资政策的长期性、连贯性和稳定性。制定相关方针政策时, 要用发展的眼光从长远的角度出发, 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利益, 权衡利弊。杜绝地方政府官员为盲目提高自己的政绩不顾长远利益而制定短视性的短期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现象。那些为了短期的优惠政策而来、一旦优惠期满就抽逃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当地经济长期发展和增长没有促进作用。
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来看, 实际外国直接投资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是我国经济增长不是实际外国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虽然只是统计上的结果, 但是也表明我国吸引外资能力不足, 投资环境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 投资环境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弊端, 我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应形成从硬环境的提升到软环境的改进以及改善企业生态环境这样一个系统的过程。应注意加强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政策法规制定的透明度, 尽快使我国的一些法律规则与国际接轨, 切实履行加入WTO所做的承诺, 为外商创造一个更有利的投资环境。
从得到的回归模型结果来看, 实际FDI对GDP有正向的促进关系, 流入我国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增长1%, 能够使我国的GDP增长约0.072%。而改革开放30年间, 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源源不断地涌入我国, 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也随之而来, 直接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中国应该继续积极合理地吸引利用外国直接投资, 注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尽量多引进横向外资。横向投资者倾向于把生产增值链的大部分环节移植到东道国, 有利于其经营管理技能等软技术向母国的扩散, 更有利于核心技术渗透到母国。我国应当加大横向外资的引进力度, 利用国外的资源、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提高本国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进一步扩大出口, 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使我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继续保持稳定、健康、繁荣的发展。
参考文献
[1]GREGORIO DJ.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2, (139) .
[2]BORENSZTEIN E, GREGORIO D J, LEE J W.HowDoes Foreign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8, (45) .
[3]曾国平, 祝伽伽.FDI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以重庆市为例[J].现代管理科学, 2008 (1) .
[4]吴德进.福建省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07 (10) .
对潍坊市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分析 篇8
外国直接投资不同于其他投资主体, 它具有控制性、渗透性和跨境性等重要特征。主要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是长期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 它相异于短期资本流动, 要求投资主体必须拥有外国企业实体并直接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外国直接投资还表现成国际资本转移以及具有经营权的国际资本流动的不同形式, 既有货币形式投资又有实物形式的投资。外国直接投资是通过参与来获得对企业的控制, 相异于间接投资, 旨在通过企业控制权获得业务利益。
进入21世纪以后,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特点。
首先, 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进一步持续扩张。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的统计, 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在国内生产总值、海外销售、海外出口和海外就业等方面都呈现出增长趋势。可以说, 按跨国公司海外销售额、海外出口额和海外就业人数来计算的跨国指数都有了普遍提高, 这充分表明了跨国公司国际生产能力的扩张。
其二, 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不断增加。近年来流入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从长期看, 流入亚太地区外国直接投资还会进一步增多。随着这些国家国内强劲的经济增长, 效率寻求型直接投资向这些国家的转移, 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外国直接投资最喜欢的区域之一。
其三, 南南投资规模持续扩大。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南南投资) 规模就快速增长。南南投资规模的扩大, 首先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内部竞争的增加和投资机会的减少, 如南非在非洲其它各国设立零售公司。其次是客观因素, 包括追求接近原材料市场、降低劳动力成本、地理位置的邻近、宗教伦理及文化的相似等因素, 如韩国投资于哈萨克斯坦, 中国投资于亚太地区等。此外, 发展中国家促进本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性政策,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签订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协议, 对南南投资规模的扩大起重要作用。
二、潍坊市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一) 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广阔前景
改革开放以来, 潍坊市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有很大进步: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 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数量稳步增加, 外商投资的领域由一般加工项目向高新技术产业扩大。潍坊市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 对于潍坊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逐步增强。
当前, 潍坊市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逐步扩大, 水平不断提高, 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不仅使潍坊市经济发展获得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资金和外汇, 带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还通过技术、智力的引进, 培养了发展迫切需要的人才, 促进了本市企业的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 同时推动了观念转变和制度创新, 对潍坊市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二)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潍坊市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投资法律法规不完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体结构不合理的情况, 以及产业集聚能力相对不足的局面。
潍坊市的市场投资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不够健全, 存在一些有违市场经济规律的问题, 这对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运行的外商投资, 产生了一定的障碍。此外, 潍坊市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体结构不够合理。如何吸引世界著名跨国公司也是潍坊市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潍坊市产业集聚问题限制了核心产业的规模发展效应。山东省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 青岛, 济南,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城市产业集群, 通过发展城市产业集群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效应。鉴于这种情况, 必须为潍坊市产业发展选择做一个全面的分析和规划, 努力形成潍坊市产业的合理产业布局以及齐全的工业体系。
三、对潍坊市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策略建议
要有效解潍坊市目前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问题, 进一步提升潍坊市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水平, 必须从当前的市场现状出发, 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
(一) 政府层面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 要最大化利用外国直接投资, 就必须促进投资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同时, 促进行政执法体系建设的加强, 促进投资环境的优化。在潍坊市区域经济发展中, 努力整合国家和地方的执法系统中的相关法律文件; 促进法律和监管机制的进一步健全, 以及舆论监督的强化。推行多位一体, 形成合力。
另外, 还必须注重突破行政区划壁垒, 推动区域与城市联动发展, 这是解决潍坊市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面临问题的又一可行方式。除此之外, 在保持引入外国直接投资规模的同时, 认真引导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向, 努力实现外国直接投资利用方式的转变。引导外国直接投资投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促进本市产业结构的升级。
综合来说, 从潍坊市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 以及潍坊市的发展环境和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潍坊市最大化利用外国直接外资的战略应该侧重优化外国直接投资的经济社会环境, 优化管理体制并将各项规章进一步完善, 真正接轨于国际惯例; 引进外资应当在保持相当总量规模的前提下, 注意FDI的技术扩散效应, 积极鼓励对先进技术管理方式的引进, 促进产业升级。
(二) 企业层面
通过对于潍坊市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分析可以看出, 要实现潍坊市最大化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目标, 本土企业必须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措施。
企业应努力开拓最大化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以收购、兼并、风险投资、投资基金和证券投资等方式来促进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利用。此外积极分析总结外资参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的新途径和重组部分不良资产的新思路, 吸收借鉴其相关经验。这对于本市企业管理能力和科技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应更积极地优化升级自身产业结构, 形成更加合理的竞争局面, 改变潍坊市现有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企业要利用先进技术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加快产品的升级换代, 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企业应更为注重人才培养, 加强开发和引进人力资本。分析外国直接投资过程中的人才使用情况及人才特质, 对企业原有的培训内容和培训结构进行针对性的调整安排, 增加对于岗前培训的力度, 促进人员培训和素质提升, 切实培训市场需要的技术性人才。采取正确的人才战略, 吸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优秀行业人才, 不仅引进高科技人才, 也注重配套的专业技能型人才及管理实施人才的引入。
通过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及各类针对性举措的有效实施, 潍坊市定能向着最大化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目标坚实迈进, 进而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社会更为和谐进步。
参考文献
[1]李冬梅.潍坊市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D].山东大学.2007.
[2]宫贤丰.潍坊出口加工区发展战略研究[D].天津大学.2005.
外国直接投资效应 篇9
FDI与中国环境污染的现状
（一）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2012年，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呈现逆差，但直接投资依然保持着较大的净流入。全年，直接投资流入3 079亿美元，流出1 168亿美元，净流入1 911亿美元，较上年下降17%。
1.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来华直接投资下降
自2011年11月以来，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连续6 个月出现负增长，引起各方关注。2012年，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2535亿美元，较上年下降9%（见图1）；其中，流入2845亿美元，流出311亿美元，降幅均为9%。从流入情况看，受国际经济环境动荡及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2012年外商来华直接投资新设及增资流入较上年下降9%。
2.外商直接投资结构性变化，利用外资质量提高
随着中国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逐步进入一个调整适应期。制造业作为在外国直接投资最集中的产业，2001年吸收的投资占全部FDI的比重高达65.9% ，但2011年则降至44.9%，十年间下降了21个百分点。受外部需求减少、国内生产成本上升的影响，2012年制造业外资流入较上年下降8%（见表1），占非金融部门利用外资总量的比重由46%下降至44%。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3.中国仍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由中国欧盟商会和罗兰贝格管理公司联合发布的《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12》显示，超过半数参与问卷调查的企业认为中国市场带来的收入超过了企业全球总收入的10%，这个数据较2009 年增长了50%。从长期来看，中国作为全球加工制造中心的优势依然存在，吸引FDI的前景看好；而且，中国仍然是未来全球最具潜力和最大的消费市场，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二）中国环境污染的现状
现阶段，我国的环境污染水平随着FDI逐年攀高的节奏也呈现了不断恶化的趋势，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环境压力高峰。
在中国的环境污染中，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仍然是最大的问题。近几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多次出现雾霾天气，且持续时间久，程度较为严重。监测表明，PM2.5是雾霾产生的重要原因。其中有森林火灾等自然因素，但是工业废气、汽车尾气等人为因 素是主要原因，它大量排放污染物，加剧了PM2.5的排放，更加重了霾的形成。中国在工业固体废物治理上有比较明显的效果，除个别年份有所上升外，整体上呈下降趋势。全国工业固体废物年产生量达8.2亿吨，综合利用率约46%。另外，由于中国目前的环境标准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仍然是国外工业废物“来料加工”的地点，可能会加重中国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破坏。由此可见，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我们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要想改善空气与水的质量，治理好环境问题，尽快调整产业结构，科学引进外资是十分必要的举措。
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分析
（一）技术效应
技术溢出本身是指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实现其技术转移，即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指这种技术转让对东道国的外部经济影响。
如图2所示，2009年中国企业内部研发费用的支出较2000年增加了3.95倍；中国企业技术吸收费用在2000年到 2009 年增长了3.51倍。企业研发费用和技术吸收费用支出的增多，反映了外资企业在中国技术溢出效果比较明显。中国企业使用了外企的环境友好技术和有效率的管理技术，吸收了外资企业的技术转移， 呈现出了技术效应对环境的正效应。
（二）规模效应
规模效应是指 FDI 导致的经济规模变化使得生产成本和经营费用降低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多项有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表明，我国还没有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也就是说我国FDI 的规模处于曲线的左侧，规模的继续增加只会加重环境的污染。
（三） 结构效应
结构效应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地区分布来分析对投资所在地环境的影响。我国FDI无论在产业上还是区域上都比较集中，产业上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的制造业，约有88%的FDI工业增加值集中在污染密集型产业，其中有30%是重度污染密集型产业。区域上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各地区的工业污染排放强度差别较大。
这种引资结构和分布特征使得每个单位的国民生产总值排出的污染量远远大于其他同等国民收入的国家，会加剧污染的排放，对我国的环境产生更多的损害。
对策和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引进 FDI 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与进展，成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与力量，但同时，我们不能忽略 FDI 对我国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在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必须制定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有选择地利用外资，实现内资与外资相互补充，实现FDI和环境协调发展。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确引导企业投资方向
在继续扩大引进外资规模的同时，要不断提高外资质量，在财政、税收等方面鼓励国内企业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特别是环保友好型技术；扶持绿色产品和环保产业，尽快形成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平台。
（二）因地制宜改善引资结构，制定可持续发展规划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应建立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我国既要根据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阶梯性状态及趋势适当调整地区引资结构，又要积极引导外商投向第一和第三产业，以提高农业发展水平和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三）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法，加大环保执法力度
通过立法来约束外资对环境的破坏，彻底扭转我国环保立法水平不高和执法不严的局面，切实做到有法可依。重视环境制度的改革、创新，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集聚效应分析 篇10
经济全球化的热潮已经遍及全世界, 贸易自由化推动了各种要素在国与国之间的自由流动, 但集聚现象还是大量地出现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最近几年, 有关集聚的问题在国内理论界逐渐升温。比如, 梁琦的《产业集聚论》 (2004) 、朱英明的《产业集聚研究述评》 (2003) 、刘斌的《产业集聚竞争优势的经济分析》, 等等。他们的研究也都涉及到了FDI的集聚, 其中梁琦提出FDI集聚的最主要原因是当地的产业关联和需求-成本联系, 这突破了以往认为优惠政策是主要吸引力的观点。
笔者同意梁琦的这一观点, 但并不是以此观点为最重。我们可以看到, 在改革开放之前, 深圳是一个小渔村, 江浙一带也大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城市, 但是改革的春风最先沐浴了他们, 国家在税收、信贷、价格等许多方面的优惠使这些地方迅速发展了起来, 外商投资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产业之间的关联度比较高。如今, 我国加入了WTO, 以往的“超过民待遇”要逐渐清除;此外, 原先在东部地区投资的外商企业也基本上进入了成熟期, 有完整的生产、经营轨道, 政策方面的优惠已经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由此吸引外资的重点自然要有所转移。但是, 在我国内陆的大部分地区, 由于开放的时间晚、程度低, 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可以说, 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其实就是再走东部发展的道路, 在地方产业关联程度不高, 需求-成本联系不强的情况下, 政策的优惠对于中西部来说还是十分重要的。
二、FDI集聚效应的外部经济性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 外商直接投资大量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截至2000年底, 在我国吸引的全部外商投资中, 有86%的资金投向了东部, 而中西部仅有14%。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相差如此之大, 让我们不仅感叹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外商如此青睐东部, 为什么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东部形成集聚效应呢?本文主要研究导致集聚的外部经济性的因素。
马歇尔 (1920) 阐述了企业集聚的三个优势: (1) 能促进专业化供应商队伍的形成, 尤其能提供不可贸易的特殊投入品; (2) 为有专业化技术的工人提供了一个公共市场, 有利于劳动力共享; (3) 独特的非正式信息扩散方式, 有助于知识外溢。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部集聚也正是因为享受了这三个优势。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包括上游供应企业、生产企业和下游的营销企业。三者必须环环相扣、协调配合才能使这个链条运转顺畅。一个供应商往往能够提供足够多个企业需求的设备和服务, 但是若市场上只有一家企业有这种需求的话, 那么供应商的资源将会大量的闲置和浪费。因此, 大量企业集聚在一起就能扩大需求市场, 促使专业化的供应商得以生存, 形成专业化的供应商网络。
目前, 很多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实现了不同程度的采购当地化, 并对当地供应网络的培育有相当大的影响。一是为当地中小企业提供了市场机会, 吸引了中小企业进入当地的生产链。二是提高了当地供应商的素质, 引进了新的管理文化和经营理念, 提高了生产技术。因此, 这大大地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 并且企业可以享受到合理的价格和满意的服务。
外商投资企业集聚在一起, 可以形成共享的劳动力市场。在我国, 由于外资企业大量集聚于东南部, 20世纪九十年代曾经兴起过“孔雀东南飞”的热潮, 大量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才纷纷涌向东南部, 在那里也形成了一个人力资源的共享市场。通常, 一些掌握着高科技的专业人员是很多企业都需要的, 这些人在企业间的流动也促进了技术的传播。
外部经济包括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外溢, 企业的集聚有助于知识外溢, 这种知识外溢也是促进我国企业技术进步、提高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它需要以R&D机构和人员作为基本前提。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设立了大量的研发机构, 这些机构也主要集中于外资企业密集的区域。上文提到的企业集聚有利于形成共享的劳动力市场, 也为外资企业的知识外溢奠定了基础。研究开发工作在外方研究人员和我方研究人员中共同展开, 这就难以避免出现知识外溢的现象。
三、FDI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 为推动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与此同时, 我们可以注意到, 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是极不平衡的, 这与外资在发达地区的大量集聚有深刻的联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累积性因果关系理论”也可以说明FDI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一理论认为, 在存在地区间不平等的条件下, 经济力和社会力的作用使有利地区的累积扩张以牺牲其他地区为代价, 导致后者状况相对恶化并进一步发展, 由此导致不平等状态的强化。
改革开放以来, 东部地区由于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政府开放政策的影响, 吸引了进入我国的绝大部分外资。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进入, 通过促进资本形成与集聚, 技术外溢、产业集聚与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集聚等途径, 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过来, 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 又将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扩大市场容量, 提高要素生产率, 并有利于改善外部经济环境, 产生集聚经济效益, 从而进一步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而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不明显, 且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 西部地区的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效益好、投资回报高的发达地区流动。在这种情况下, 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间的差距愈加拉大, 经济增长趋向不平衡。
四、中西部地区应发挥后发优势, 追赶经济增长
第一, 提升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 从根本上塑造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产业结构的技术水平低, 高科技人才就留不住、进不来, 也不可能有高科技的风险投资进入。因此, 对中西部地区来说, 虽然需要东部地区各种方式的支持, 但最为根本的途径是进行自身的结构调整, 调整的主题应是提高产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由于现阶段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联系较弱, 中西部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是改变长期以来为东部地区提供资源的基础产业结构, 加大加工工业的比重, 特别要重视服务业的发展, 应首先发展金融、保险、运输、贸易等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
第二, 加强对劳动要素的投入。在一些学者进行的研究中都有这样一个结论, 即我国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资本要素投入的5倍之多。这表明,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本投入特别是外资的依赖性逐渐减弱, 而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因此, 中西部地区应加强劳动要素投入的力度, 为经济发展提供无限的动力。
第三, 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政策支持的力度。历史证明, 东部地区的发展除了依靠自身的区位优势以外, 更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国家宏观政策的支持, 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离不开这一点。
参考文献
[1]梁琦, 产业集聚论, 商务印书馆, 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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