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证券投资（共12篇）
外国证券投资 篇1
一、《外国投资法(草案)》概述及重要意义
根据我国的立法进程规划,商务部积极进行了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商投资法》(以下简称“外资三法”)以及相关实施细则的修法工作,在2015年1月19日颁布了《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外资法草案》)。这一举动预示着我国即将结束无统一外资立法的现状,对进一步引进和规范外资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一直以来都缺少对外资企业的专门性立法,外资立法主要表现为以企业组织法为中心的外资三法及相关实施细则,即外商投资企业法。但外商投资企业法并不同于外资法。外资法主要调整外资的界定、外资准入、争议解决等有关外资进入与监管的行为,外商投资企业法虽然也涉及投资问题,但重在调整外资企业的组织与管理。我国之所以形成以外商投资企业为重心的外资法,是由于发展初期落后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长足的社会经济发展,当前对外资企业的“双轨制”立法模式显得与社会现状格格不入。基于中美与中欧双边投资协议谈判、中日与中韩自由贸易区建设、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等实践探索,我国颁布了《外国投资法(草案)》,这对我国完善对外资企业的管理具有积极影响。
二、“控制”的定义及对其界定的作用
“控制”这一术语在《外国投资法(草案)》中频繁出现,总计达32次之多,可见其在草案中的重要性。准确认定控制,对外国投资者的认定、安全审查制度以及信息披露制度等措施的适用都有重要意义。
(一)“控制”的认定
“控制”是企业中投资者或股东对企业做出决定所具有的影响力的一种表现,所以我国对其的规定体现在关于企业组织及企业竞争的法律法规中,当前主要有《公司法》和《反垄断法》。《公司法》对“控制”的界定主要表现为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定义,第216条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或所持股份占公司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或者虽然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不足50%,但依其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反垄断法》通过“控制权”和“决定性影响”两个概念来表现“控制”,但没有给出具体的定义。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明确界定了外国投资者具有实际控制权的情形:(1)外国投资者及其控股母公司、控股子公司在并购后持有的股份总额在50%以上;(2)数个外国投资者在并购后持有的股份总额合计在50%以上;(3)外国投资者在并购后所持有的股份总额不足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4)其他导致境内企业的经营决策、财务、人事、技术等实际控制权转移给外国投资者的情形。商务部新颁布的《外国投资法(草案)》第18条详细规定了对企业享有控制权的情形:1.直接或者间接持有该企业50%以上的股权或者类似权益。2.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以上权益虽然不足50%,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1)有权直接或者间接任命该企业董事会或类似决策机构半数以上成员;(2)有能力确保其提名人员取得该企业董事会或类似决策机构半数以上席位;(3)所享有的表决权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等决策机构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3.通过合同、信托等方式能够对该企业的经营、财务、人事或技术等施加决定性影响。
(二)“控制”认定的重要意义
准确认定“控制”对《外国投资法(草案)》中的诸项制度适用具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特殊模式下外资企业的认定。根据《外国投资法(草案)》第18条第三款规定,通过合同、信托等方式能够对该企业的经营、财务、人事或技术等施加决定性影响的也属于“控制”的一种情形。该种情形不同于传统的控制模式,显然不能用投资者的投资份额来对其控制地位进行界定,这样一来对其“控制”的认定具有重大意义。
2.对外国投资者的认定。《外国投资法(草案)》第11条及第12条是对外国投资者认定的具体方法,具体分析条文不难看出我国在界定外国投资者时采取了投资者国籍和实际控制两种方式。结合草案第18条对控制的界定,草案难以说明当一个企业既符合被中国投资者控制的条件又具备被外国投资者控制的情形时,应认定为受中国投资者控制还是受外国投资者控制。出现这种特殊的情况时,准确认定“控制”也显得尤为重要。
3.准入许可审查、国家安全审查以及信息报告制度的适用。《外国投资法(草案)》明确规定了未来我国将对外资企业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凡是未被列入清单的行业均允许外资企业进入。在这一背景下,通过“控制”准确界定外资将直接影响其是否受负面清单管理的限制,进而决定是否需要接受准入许可审查。除此之外,国家安全审查及信息披露制度也是对外资企业专设的制度规则,准确认定企业是否被外国投资者控制也直接决定是否受这两项特殊制度的规制。
三、《外国投资法(草案)》对“控制”认定的不足
(一)“控制”定义的局限性
如前文所述,《外国投资法(草案)》第18条对“控制”的界定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不得否认,相比于《公司法》、《反垄断法》以及其他一些涉及对控制规定的法律法规,草案对控制的界定较为全面和详细,采取了投资者投资份额以及实际控制的双重标准,然而还是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最为常见的情况就是,不能根据第18条准确认定在中方和外方各对企业享有50%投资份额情形下的控制权享有方;此外,草案第18条所规定的情形并不能包括中国境内的上市公司中持有30%股份,有时甚至不足30%即可达到对公司实际控制的情形;再者,第18条也不能囊括合伙企业以及其他企业模式情形下的控制情况;最后,《外国投资法(草案)》第15条第三款和第四款所规定的特殊情形不能包括根据第18条上所列方法进行“控制”权界定。
(二)缺乏对“控制”的认定机构和程序
“控制”的准确认定对于区分中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具有意义,进而影响准入许可制度、国家安全审查以及信息报告制度等一系列后续程序的适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现实情况是,我国目前对“控制”的准确认定还有待进一步明细,此外对控制的认定也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审查工作,然而我国缺乏对“控制”认定的具体权力机关和程序,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四、对《外国投资法(草案)》“控制”认定的完善建议
(一)“控制”界定的灵活化
通过上文对《外国投资法(草案)》中“控制”认定的种种局限性的分析,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对“控制”的界定,做到认定的灵活化,以最大程度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秩序:首先,对外国投资者认定采用国籍方法的基础上添加一定的限制性措施,例如规定在中国境内的居住时限等,以防止外国投资者通过移民等方式获得中国国籍,进而使其投资设立的企业被认定为内资企业;其次,应贯彻“实际控制权”的界定理念,不单纯通过对投资者投资份额认定投资者的地位,以灵活处理在股份或者投资额相同情况下控制权的问题;再次,草案第18条不能完全包括第15条所列情形,应当以具体情况扩充“控制”的外延;最后,基于立法者的有限理性以及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为了保证法律的稳定性,草案不应通过第18条封闭对“控制”范围界定的外延,应设置兜底条款以应对立法者未考虑到的情形。
(二)规定“控制”的认定机构和认定程序
鉴于准确认定“控制”的重要性以及对其认定过程的复杂性,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在具体的法律法规中明确对“控制”的认定机构,同时设置一套完整具体的认定程序,该程序应当包括权力机关的认定过程以及认定错误时当事人的救济程序。考虑到我国具体的国家机构设置情况以及权责一致性,笔者认为应当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各级机关以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承担对外资企业“控制”的具体认定。
参考文献
[1]尚清.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的控制权标准探讨-以美国为视角[J].海外之窗,2013(3).
[2]刘和平.美国反托拉斯法上的外资并购控制及启示[D].华东政法学院硕士论文,2006(5):8-10.
[3]白萌.WTO协定对我国国际投资法的影响[J].理论前沿,2004(13).
[4]蔡从燕.<外国投资法(草案)>中的国际法因素[J].中国法律评论,2015,03(5).
[5]陈小洪.外资企业-外国资本有控制权的中国企业[J].中国经济报告,2010(6).
[6]任清.<外国投资法(草案)>中的三个关键词[J].中国法律评论,2015(1).
外国证券投资 篇2
1,《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
2006年8月8日，商务部等六部门颁布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对于外资并购领域进行了全面的规范。2,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要求
A,不允许外国投资者独资经营的产业，并购不得导致外国投资者持有企业的全部股权
B,需由中方控股或相对控股的产业，被并购后仍应由中方占控股或相对控股地位
C,禁止外国投资者经营的产业，外国投资者不得并购该产业的企业 D,如果被并购企业为境内上市公司，还应根据《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 3, 法定类型 • 股权并购 • 资产并购 4, 什么是股权并购 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的股东的股权或者认购境内公司增资，使该境内公司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 5, 基本制度
• A,外国投资者在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中的出资比例高于25%的，该企业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
B,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公司名义并购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境内公司，所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不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
C,但该境外公司认购境内公司增资，或者该境外公司向并购后所设企业增资，其实际控制人以外的外国投资者在企业注册资本中的出资比例高于25%的，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
D,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公司名义并购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境内的公司，应报商务部审批
E,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并取得实际控制权，涉及重点行业、存在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因素或者导致拥有驰名商标或中华老字号的境内企业实际控制权转移的，应向商务部进行申报
F,外国投资者股权并购，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承继被并购公司的债权和债务 G,外国投资者资产并购的，出售资产的境内企业承担其原有的债权和债务
F,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3个月内向出售资产的境内企业支付全部对价。对特殊情况需要延长者，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6个月内支付全部对价的60%以上，1年内付清全部对价。6，股权并购投资总额上限
注册资本
投资总额
（注册资本的倍数）
不超过10/7 不超过2倍 不超过2.5倍 不超过3倍 210万美元以下 210万至500万美元 500万至1200万美元 1200万美元以上
7, 以股权并购的条件
• 股东合法持有并依法可以转让
• 无所有权争议且没有设定质押及其他任何权利限制
• 境外公司的股权应在境外合法公开证券交易市场挂牌交易（柜台交易市场除外）
• 境外公司股权最近1年交易价格稳定 • 外国投资者以股权并购境内公司，境内公司应当聘请在中国注册登记的中介机构担任并购顾问
• 并购顾问应就并购申请文件的真实性、境外公司的财务状况等作尽职调查，出具并购顾问报告 •
8, 股权并购申报文件与程序
• 外国投资者准备相关文件，报送商务部
• 商务部30日内审核，符合条件的，颁发批准证书，加注“外国投资者以股权并购境内公司，自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 境内公司收到批准证书后，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外汇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并预先提交旨在恢复股权结构的相关文件 • 境内公司应就其持有境外公司股权事项，向商务部、外汇管理机关申请办理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登记手续 • 自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6个月内，如果境内外公司没有完成其股权变更手续，则加注的批准证书和境外投资批准证书自动失效，根据预先提交的股权变更登记申请使境内公司股权结构恢复到股权并购之前的状态
9, 对特殊目的公司的特别规定
• 特殊目的公司(Special Purpose Vehicle, SPV)系指中国境内公司或自然人为实现以其实际拥有的境内公司权益在境外上市而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境外公司。
• 特殊目的公司为实现在境外上市，其股东以其所持公司股权，或者特殊目的公司以其增发的股份，作为支付手段，购买境内公司股东的股权或者境内公司增发的股份的，适用本节规定 •
• 买壳上市：又称反向收购，指境内非上市企业以现金或者股票收购另一家已在海外证券市场挂牌上市的公司，然后通过该公司反向收购非上市公司的资产和业务，使之成为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原非上市公司的股东一般可以获得绝对或者相对的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权，从而达到“曲线”上市的目的。• • 造壳上市：又称“红筹上市”，一般指境内企业实际控制人以个人名义在开曼群岛、维京、百慕大等离岸中心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壳公司），再以境内股权或资产对壳公司增资扩股，并收购境内企业的资产，以境外壳公司名义达到“曲线”境外上市的目的
特殊目的公司境外上市交易，应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 境内公司在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应向商务部申请办理核准手续
• 特殊目的公司境外上市的股票发行价总值，不得低于其所对应的经中国有关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被并购境内公司股权的价值 10, 特殊目的公司跨境换股的程序和相关文件
1.境内公司在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应向商务部申请办理核准手续。
2.获得批准证书后，应向外汇管理机关申请办理相应的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手续。
3.国内企业股东设立SPV。4.SPV以股权并购境内企业向商务部申请，商务部初审同意的，出具原则批复函。
5.境内公司凭批复函向国务院证券管理机构报送申请上市的文件。
6.证券管理机构核准后，向商务部申领批准证书。商务部向其颁发加注“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持股，自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1年内有效”字样的批准证书。
7.领取营业执照和外汇登记证。
8.向境外证券监管机构、交易所申请上市。
9.1年内境外上市成功的，应自上市成功30日内向商务部报告境外上市情况和融资收入调回计划，并申请无加注的批准证书。如果1年内上市未成功，或上市成功但未在期限内报告上市情况，境内公司加注的批准证书自动失效，境内公司股权结构恢复到股权并购之前的状态
11, 什么是资产并购
• 外国投资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并通过该企业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且运营该资产，或，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并以该资产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运营该资产 12, 资产并购在实际操作上要注意的问题 • 第一种方式： – 首先，要明确外国投资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目的是购买目标企业的资产，而不是直接从事生产经营
– 其次，资产并购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要尽可能同步进行 • 第二种方式：
– 投资者先购买目标企业资产，然后再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运营该资产，这两个步骤不需要同时进行
– 有可能出现购买资产却不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现象，进行资产炒作，等待时机高价出售 13, 反垄断审查——境内并购
• 并购一方当事人当年在中国市场营业额超过15亿元人民币 • 1年内并购国内关联行业的企业累计超过10个 • 并购一方当事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20% • 并购导致并购一方当事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25% 14, 反垄断审查——境外并购
• 境外并购一方当事人在我国境内拥有资产30亿元人民币以上 • 境外并购一方当事人当年在中国市场上的营业额15亿元人民币以上 • 境外并购一方当事人及与其有关联关系的企业在中国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20% • 由于境外并购，境外并购一方当事人及与其有关联关系的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25% • 由于境外并购，境外并购一方当事人直接或间接参股境内相关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将超过15家
怎样提振外国投资 篇3
曾几何时，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来源国十分有限——欧洲的传统富国、北美和日本。但如今，来自巴西、印度和中国的跨境投资不但流向其他新兴和转型经济体，也流向“老的”FDI出口国。
这一变化让国际投资机制更加复杂化，也扩大了开发更有效的投资保护框架的利益。但事态的发展与此南辕北辙：保护外国投资在逐步削弱，各国越来越不把条约的义务当回事，导致无视或绕开国际争端解决程序的现象不断出现。
当前，投资保护体系的核心是世界银行。1966年，世界银行成立了国际投资纠纷调解中心（ICSID）。但是，从机构建设上说，ICSID不如世行集团的其他成员机构成功，这要归咎于世界银行深层次的组织文化，它将ICSID当作西方公司压倒发展中国家的工具。
这一内在矛盾在世界银行的最初几十年里并不成为问题，因为ICSID本身并未形成气候，1966～1996年间总共只有38个注册案件。这一局面因双边投资条约（BIT）的迅速涌现而开始改变，BIT把私人投资者推向了ICSID。这也导致了注册案件的相应增加——自1996年以来已有386件。
于是，ICSID及其判决规程成为国际投资法律和政策的核心部分。但世界银行对ICSID的态度仍是矛盾的。这在要求各国遵守或强制执行ICSID的纠纷调解方面显得特别明显。2001～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导致大量针对该国的案件涌向ICSID，使得矛盾暴露无遗。
面对众多的权利要求，阿根廷通过系统性地选择，对每一项不利决定使用撤诉请求，并与国内司法复核相联系，用这样的方法来延长整个调解过程——这一做法违反了ICSID的惯例和BIT本身的条款和意图。但这一战略很有效，阿根廷避免了向债权人支付任何款项。
人们发现，一再违反条约者（比如阿根廷，它比其他任何国家出现在ICSID案件中的次数都要多）获得了好处。事实上，阿根廷形成了一种免罚的态势。最新的例子是，一年前阿根廷从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手中没收了阿根廷国有能源公司YPF的股份。ICSID在外国投资方面根本没有起到作用，这不啻于鼓励各国脱离该体系，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最近都这么做了。
如此一来，不遵守条约和合法性丧失二者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这个过程则产生一个有害的副产品，那就是对总体全球经济造成损害，特别是对最需要外国投资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使得这些国家失去了一个吸引FDI的有用工具。最新证据表明，签署BIT本身并不会导致FDI流入的增加。
到目前为止，唯一真正采取行动的国家是美国。美国于去年中止了和阿根廷的贸易优惠机制，因为后者没有根据ICSID的判决向两家美国公司支付议罚款。对欧洲来说，里斯本条约给了欧盟在投资相关问题上的独家权力，但目前尚没有形成行使这一权力的机制。
即将开始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合作伙伴谈判是一次推进更强的贸易保护的关键机会。美国和欧盟是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地和目的地，它们占全球FDI流出总量的56%和流入总量的42%，它们在确保国际投资机制的良好运转上利益最大。
强调投资保护可以确保投资者法律安全、同时又为政府的合法监管提供足够空间。如果各方能够对不履行义务的国家形成统一的处理方针，那么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合作伙伴谈判将会形成更大的影响力。
借鉴世界贸易组织的纠纷解决机制（DSM）对ICSID大有裨益，DSM拥有令人瞩目的记录。除了显而易见的作为强制工具的补偿责任，ICSID所缺乏的、但DSM所拥有的一些制度性特征，有助于维持调解纠纷的合法性。
比如，一个上诉机构的存在，能极大地提升规程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但是，最重要的是，ICSID能够获得极大的制度支持，就像DSM从世贸组织获得的那样。
外国证券投资 篇4
2003年3月7日,外经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这标志着我国外资并购法律制度体系初步建立,为进一步制定并完善我国外资并购的政策法律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暂行规定》对外资并购的形式、原则、审查机构、审查门槛、并购程序等内容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为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以《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为标志,我国关于外资并购的政策立法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与之前的有关外资并购的政策立法相比,《暂行规定》的进步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的内容中:
第一,关于外资并购的调整范围。关于外资并购的调整范围,《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股权并购和资产并购两种基本并购模式(第2条)。就股权并购而言,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单纯的股权并购,即外国投资者通过协议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的股东的股权,从而使现行的股权结构予以变更而达到并购境内企业的目的;二是以认购增资的方式进行股权并购,即外国投资者通过认购境内公司增资,使该境内公司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从而达到并购的目的。就资产并购而言,同样也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外国投资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并通过该企业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并运营该资产;二是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并以该资产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运营该资产。在此之前的三资企业法都是调整新设投资模式,而该暂行规定则是将国内企业改造成外商投资企业。
第二,关于外资并购中的外资比例问题。在《暂行规定》之前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性文件都要求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中的外资比例不得低于25%,但是该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可以不受25%的限制。按照以前有关外商投资的政策法律文件的规定,我们通常以25%的外资比例为界限来判断所设企业是否为外商投资企业,并且对于外商投资的监管和待遇,25%的外资比例是一个硬标准。该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在外资并购中,外资比例低于25%的,在性质上也属于外商投资企业。这主要是考虑到外资并购不同于新设投资,其要求并购的灵活和简便。如果外资并购必须也符合25%的外资比例这个硬标准的话,无异于对外资并购进行了限制,这样不利于外资并购活动的顺利开展。
第三,关于外资并购中的债权债务承担问题。《暂行规定》对因并购而导致的债权债务承担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外国投资者以股权并购方式并购境内企业的,由并购后的外商投资企业承担并购前被并购企业的债权债务。外国投资者以资产并购方式并购境内企业的,由于被并购企业的法律主体地位并未因向外国投资者出让资产而发生任何改变,因此被并购企业仍应自行承担其原来的债权债务。但是债权债务的承担从根本上说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因此在后者,该暂行规定允许外国投资者与并购的企业、债权人以及其它债务当事人在符合《公司法》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另行协商债权债务的处置问题。
第四,关于外资并购交易价格及其支付问题。外资并购的交易价格及其支付问题首先是一个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问题,但同时也涉及到政府监管问题。该暂行规定允许并购当事者协商确定或者认可资产评估机构,由该资产评估机构对拟转让的股权或者资产进行评估,并以其评估结果作为确定交易价格的依据。如果交易价格明显低于评估结果,除非有合理的理由和证据证明该交易价格的确定确实出于合理的商业考虑,且符合其他有关规定,否则将会被认定为一种规避。这就关系到政府监管问题,即防止和避免以非正常低价交易而借助外资并购的名义向境外非法转移外汇,因此要求根据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来确定交易价格。同时,该暂行规定还对支付方式以及支付期限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第五,关于外资并购的审批问题。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我国的政策法律文件一直要求审批,这是与现行《公司法》的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审批制依然是我国外资管理体制的一个特点。因此无论新设投资还是外资并购,均实行审批制,这是我国利用外资的总体产业政策的要求。需要注意的是,该暂行规定明确规定通过外资并购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期限为30天。这比新设投资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以及外商独资企业的审批期限都要短(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审批期限为90天,设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审批期限为3个月,设立外商独资企业的审批期限为45天)。这样一来,对于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审批更为注重效率。
第六,关于外资并购的审查问题。《暂行规定》对由于外资并购而导致的过度集中问题明确规定要加强政府的管控,即对外资并购进行审查。关于外资并购审查的规定颇受各方关注,甚至有人认为这实际上构成了对外资的歧视。其实,各国政策立法在承认外资并购的同时,都会对企业并购(包括外资并购)进行反垄断审查,以防止并购导致过度集中、对自由竞争造成不利。这种反垄断意义上的政府管制经济的做法非常常见,而且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外资并购施加的监督管制通常是以《反垄断法》为基础和核心而形成的政策法律体系。但是由于直到该暂行规定颁布实施,我国的《反垄断法》仍然在制定过程之中。应当说,该暂行规定确定的对外资并购的反垄断审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积极和进步的意义(随着我国《反垄断法》的颁布与实施,外资并购中的反垄断审查获得了更为可靠的法律依据)。
第七,关于中国自然人的股东地位问题。在规范新设投资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以及外商独资企业法中,对于中方投资者都没有包括自然人投资者在内。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金融、资本等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扩大,自然人投资无论在方式上还是在领域上都有非常大的发展和变化。因此,限制中国自然人投资者对外资企业进行投资不可避免地受到众多争议。该暂行规定对因为外资并购过程中中国自然人的股东地位作出了肯定性的规定,这对于在外资并购中维护中方自然人股东利益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内容探析
由上述分析可见,《暂行规定》与此前我国关于外资并购的政策立法相比,在很多地方都实现了重大突破。随着这一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实践也异常勃兴起来。与此同时,在外资并购过程中也开始出现一些问题,如资产评估、审批监管、反垄断审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并购后企业管理模式等等。于是,在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商务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于2006年8月8日联合颁布了修订后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下称《规定》),并于2006年9月8日起实施。与《暂行规定》相比,修订后的《规定》不仅在条文数量上远远多于前者(原来暂行规定26个条文,而修订后的并购规定有61个条文),而且在内容上更完整、更详细具体、更具操作性。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外资并购的原则更明确、具体。《规定》增加了符合中国土地政策、环境保护政策等内容作为外资并购的原则。这实际上对外国投资者并购进内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一来,必将有利于我国外资并购效益的提高。
第二,关于外资并购的外资比例与现行外商投资法律体系的衔接更明确。《暂行规定》确定的外资并购中外资比例可以不受25%的限制,并且并购后的企业管理模式均为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模式,即纳入我国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管理的政策法律制度框架之内。这种原则性的规定使得外资并购与外商投资法律体系得以衔接,但是不是非常明确具体,因而缺乏一定的操作性。《规定》则明确规定外国投资者出资比例高于25%的并购企业能够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各种待遇,并购后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中外资比例低于25%的,该企业不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待遇,除非法律和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同时,其举借外债并不按照外资企业举借外债的有关规定进行,而应当按照境内有关规定办理。此外还规定,境内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外设立或者控制的公司并购关联企业后设立的外资企业不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待遇,除非该境外公司认购境内公司增资,或者该境外公司向并购后的外商投资企业增资,且增资额占企业注册资本25%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境内企业在海外设立公司,再以该海外公司的名义并购境内企业,并将其转变为外资企业的不法行为。这些规定使得外资并购与现行外商投资法律体系的衔接就更为明确、具体,也更具操作性。
第三,关于外国投资者以股权作为并购对价的“换股并购”得以明确。《规定》对“换股并购”进行了规定。外国投资者以其持有的境外公司股权,或者境外公司以其增发的股份,作为支付手段并购境内公司股东的股权或者境内公司增发的股份,应当报送商务部审批。实施并购的境外公司应当是上市公司。中国境内公司或者自然人为实现在境外上市而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境外公司也可以按照该规定从事股权并购活动。
第四,关于特殊目的公司的规定。《规定》对特殊目的公司作出了明确规定,即中国境内公司或者自然人为实现以其实际拥有的境内公司权益在境外上市而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境外公司。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应当向商务部申请办理核准手续并获得中国境内企业境外投资批准证书。特殊目的公司境外上市交易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特殊目的公司为实现境外上市,可以以其拥有的股权作为支付手段购买境内公司股东的股权,即“换股并购”。
第五,关于涉及重点行业、国家经济安全、驰名商标、中华老字号外资并购的监管进一步加强。根据《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并取得实际控制权,如果涉及到重点行业、存在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因素或者导致拥有驰名商标或者中华老字号的境内企业实际控制权转移的,当事人应当就此向商务部申报。否则,若并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有关部门可以要求当事人终止交易,或者采取转让相关股权、资产或者其他有效措施,以消除并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所产生的影响。这实际上是加强这些领域内的外资并购的政府监管。
此外,新规定在国有股权(资产)转让、防止国家税收收入损失、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以及公共利益等方面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从某种意义上说,《规定》为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法律依据。但是作为国务院职能部门联合颁行的行政规章,仍有很多值得思考并予以完善的地方,其中尤其是关于外资并购中的反垄断审查方面的规定表现得最为明显。《规定》设专章对反垄断审查进行了规定,突显反垄断审查在外资并购中的重要性。但是有关内容并未对《暂行规定》作出任何具体修改(这实际上与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进程有关)。与此同时,在外资并购实践中关于反垄断审查问题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相关申请也日益增多。面对这种形势,商务部反垄断调查办公室于2007年3月8日发布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反垄断申报指南》。可以说,该反垄断申报指南的发布,不仅是对《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有关反垄断审查规定不足的一种弥补,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外资并购中反垄断申请、审查的具体问题。2008年8月,《反垄断法》生效之后,我国随即成立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出台了《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和《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工作规则》,为今后做好反垄断审查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外国证券投资 篇5
【法规标题】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有关事项的暂行规定 【颁布单位】商务部
【发文字号】公告2011年第8号 【颁布时间】2011-3-4 【失效时间】2011-8-31
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
有关事项的暂行规定
为做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申报工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11]6号）以及外商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现公布《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有关事项的暂行规定》。
本规定实施期间，公众可于2011年3月5日至4月10日，向商务部提交意见和建议。商务部将对本规定实施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并结合公众意见和建议，对规定进行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二〇一一年三月四日
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
有关事项的暂行规定
一、外国投资者并购属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明确的并购安全审查范围的境内企业，应向商务部提出并购安全审查申请。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外国投资者共同并购的，可以共同或确定一个外国投资者向商务部提出并购安全审查申请（以下简称申请人）。
二、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在按照《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受理并购交易申请时，对于属于并购安全审查范围，但申请人未向商务部提出并购安全审查申请的，应暂不受理并购交易申请，书面要求申请人向商务部提交并购安全审查申请，并将有关情况上报商务部。
三、在向商务部提出并购安全审查正式申请前，申请人可就其并购境内企业的程序性问题向商务部提出商谈申请。
四、在向商务部提出并购安全审查正式申请时，申请人应提
交下列文件：
（一）经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的并购安全审查申请书和交易情况说明；
（二）经公证和依法认证的外国投资者身份证明或注册登记证明及资信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外国投资者的授权代表委托书、授权代表身份证明；
（三）外国投资者及关联企业（包括其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的情况说明，与相关国家政府的关系说明；
（四）被并购境内企业的情况说明、章程、营业执照（复印件）、上一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并购前后组织架构图、所投资企业的情况说明和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并购后拟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同、章程或合伙协议以及拟由股东各方委任的董事会成员、聘用的总经理或合伙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名单；
（六）为股权并购交易的，应提交股权转让协议或者外国投资者认购境内企业增资的协议、被并购境内企业股东决议、股东大会决议，以及相应资产评估报告；
（七）为资产并购交易的，应提交境内企业的权力机构或产权持有人同意出售资产的决议、资产购买协议（包括拟购买资产的清单、状况）、协议各方情况，以及相应资产评估报告；
（八）关于外国投资者在并购后所享有的表决权对股东
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合伙事务执行的影响说明，其他导致境内企业的经营决策、财务、人事、技术等实际控制权转移给外国投资者或其境内外关联企业的情况说明，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关的协议或文件；
（九）商务部要求的其他文件。
五、申请人所提交的并购安全审查申请文件完备且符合法定要求的，商务部应书面通知申请人受理申请。
属于并购安全审查范围的，商务部在15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并在其后5个工作日内提请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进行审查。
自书面通知申请人受理申请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申请人不得实施并购交易，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不得进行并购审查。15个工作日后，商务部未书面告知申请人的，申请人可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办理相关手续。
六、商务部收到联席会议书面审查意见后，在5个工作日内将审查意见书面通知申请人（或当事人），以及负责并购交易管理的地方商务主管部门。
（一）对不影响国家安全的，申请人可按照《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到具有相应管理权限的相关主管部门办理并购
交易手续。
（二）对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申请人未经调整并购交易、修改申请文件并经重新审查，不得申请并实施并购交易。
（三）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行为对国家安全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根据联席会议审查意见，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终止当事人的交易，或采取转让相关股权、资产或其他有效措施，以消除该并购行为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七、在商务部向联席会议提交审查后，申请人对申报文件有关内容做出修改或撤销并购交易的，应向商务部提交交易修改方案或撤销并购交易申请。商务部在收到申请报告及有关文件后，于5个工作日内提交联席会议。
八、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国务院有关部门、全国性行业协会、同业企业及上下游企业认为需要进行并购安全审查的，可向商务部提出进行并购安全审查的建议，并提交有关情况的说明（包括并购交易基本情况、对国家安全的具体影响等）。属于并购安全审查范围的，商务部应在5个工作日内将建议提交联席会议。联席会议认为确有必要进行并购安全审查的，商务部根据联席会议决定，要求外国投资者按本规定提交并购安全审查申请。
九、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申请未被提交联席会议审查，或联席会议审查认为不影响国家安全的，若此后因调整并购交易、修改有关协议或文件等因素，导致该并购交易属
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明确的并购安全审查范围的，当事人应当停止交易，由外国投资者按照本规定向商务部提交并购安全审查申请。
十、本规定未尽事宜，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执行。
外国人如何投资美国房产及股票 篇6
一是预估缴税：这是在纯收入基础上计算，按照一般的累进税率纳税。屋主用毛收入减其花费，花费包括房屋贷款利息、地产税、管理费、维修费、水电、营运花费、维修、及房屋有关的保险及折旧费等。例如租金收入5万元，房屋贷款利息、地产税、管理费、维修费、水电、营运花费、维修及房屋有关的保险等是3万元，折旧费是1万元，那净收入只有1万元。外国屋主预估收入1万元，假设税率是28%，那就先预缴2800元。外国投资人如果是个人，在明年用税表1040NR申报，税率与美国人一样，但是，外国人不能享用标准扣税额，也只能享用个人免税额，所以实际的税金比美国纳税人稍高。
二是预扣税：租金收入是一种被动的收入，要预先扣除毛收入30%的税额。例如，租金是5000元，先扣30%即1500元。外国屋主只拿到租金3500元。毛收入和预扣税要在1042-S表上申报，截止期是第二年的3月15日。
采取何种纳税方式取决于外国人拥有的财产是否被认为是在美国从事生意。如果仅仅是被动活动，比如只有纯租约，房地产所有人不被认为是从事生意，那必须使用预扣税方法。如果外国个人能找到与美国的生意有联系，可以用像美国人预估缴税。
美国人卖房子时，不须预扣税。但是外国人卖美国房地产时，则必须将部分卖房的钱预扣下来，联邦要预扣10%房屋售价，纽约州要预扣8.82%。扣除的数额并非最终的缴纳税额，只是预付。非美国税法居民的外国人是不用报税的，如果国税局不收预扣税的话，没有办法保证外国人合法缴纳收益税。外国人卖房后，在明年4月15日填交税表，再正确计算应交的税额。
很多计划移居美国的人士都已经或准备在美国购买房地产。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在美国的房地产的赠与或遗赠很可能会产生美国联邦赠与税或遗产税。非美国税法居民在去世时拥有美国房地产，也有可能导致遗产税。
外国人在美国境内的房产在转让时需要交赠与税或遗产税。虽然美国身分的居民也有赠与税和遗产税，但美国人一生有543万免税额。而外国人免税额只有6万，在6万之上最高要缴纳40%的赠与税或遗产税。
金额大的投资型房产考虑用公司的名义买房。例如，来自中国的张先生用个人名义买下曼哈顿一套价值千万的房产，不料两年后因车祸去世，房产由二十多岁儿子继承。王先生的房产只有6万可以免税，房产的剩余价值都要缴税，联邦税局加纽约州近50%的遗产税，儿子只好卖掉房产来缴税。如果留学生父母希望给孩子在美国买房，考虑直接给孩子钱，以孩子的名义买房，减少牵涉到赠予税和遗产税问题。
若是外国人投资美国股票，在美国没有利息或资金增值税，但是有股息税。美国会对源自美国公司的股息徵收30%的税，经纪券商会直接替你把税扣掉。例如，你投资的股票派发给你100元股利，你的券商只会给你70元。外国人没有社会安全卡号码，在美国银行或股票经纪行开设帐户时，须填写W-SBEN表，以证明其外国人身分。这份W-8EEN表格的有效期是三年，三年后须再填，否则银行将扣除预缴税。
一些持外国身份的家长，为求便利，与已是美国公民或居民的子女，联名开银行或股票户口，既让子女代管财务，也方便子女继承其遗产。税法规定，联名户口的每一个持有人都须填写W-8BEN表格，若是其中一位持有人是美国公民或居民，便不能填写W-SBEN表格，结果令该帐户变成由美国人拥有，失去了税务好处。
《外国投资法》立法进程将加快 篇7
在3月20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上,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演讲时, 给出了加快《外国投资法》立法进程, 进一步提升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信号。
高虎城在演讲中, 对“十三五”时期对外开放格局的五大方面作了系统阐述, 他指出, 中国将提升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水平, 促进外资向中西部地区倾向, 推动中部地区利用外资转型升级, 鼓励外资以并购方式参与国内企业的改组和改造。同时, 加快《外国投资法》的立法进程。
促进和扩大利用外资
高虎城表示, 中国将提升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水平。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 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 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
按照“十三五”规划纲要的要求, 中国在外资方面, 将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 放宽准入限制, 鼓励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以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高虎城进一步指出, 目前中国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只占全国的16%, 对此, 商务部将抓紧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 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
此外, 商务部还将支持边境地区合作区、跨境地区合作区的发展, 加快沿边地区的开发和开放。
目前的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为2013年修订, 对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安徽省、江西省、湖南省等省份的优势产业进行列举, 外商投资目录内的产业时可以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
但从2015年的数据来看, 东部地区吸引外资继续保持良好势头。去年全年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551.6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8.9%。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出现下降, 其中, 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44.9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3.3%;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17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6.8%。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吸收外资总量中占比为16.2%。
商务部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马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对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而言, 目前除了优势产业目录, 还应给予税收等鼓励性的优惠措施。
而对东部地区而言, 利用外资的重点则是转型升级。
高虎城说, 将创新开发区的体制、机制, 支持东部地区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创新基地, 放开建筑、会计、设计、审计等服务领域的外资限制, 扩大银行、保险、证券、养老等市场的准入, 鼓励外资更多地投向先进制造、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支持设立研发中心, 鼓励外资以并购方式参与国内企业的改组和改造, 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的合作。
对此,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目前, 中国企业对外并购要多于外资在国内并购, 2015年外资在国内并购仅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额的14%, 在这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开放。
在具体的措施方面, 商务部接下来将采取推动放宽投资准入、深化外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外资区域布局、提高自贸试验区建设水平、创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体制机制等举措。
立法进程将加快
高虎城表示, 《外国投资法》立法进程将有望进一步加快。
“2015年初我们将《外国投资法》草案上网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 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也收集到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和意见, 引起了我们高度的关注, 我们也正在逐一进行梳理和研究, 积极地予以采纳。”高虎城说。
据悉, 下一步商务部将加快立法进程, 向外商提供稳定、透明的、可预期的法律环境, 同时将依法行政, 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促进公平竞争, 健全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诉机制, 维护各类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随着国内外形势发展, 现行的“外资三法”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已经难以适应形势需要。外资三法修改的基本方向是“三法合一”。新时期的《外国投资法》应定位为一部深化体制改革的法, 扩大对外开放的法, 促进外商投资的法, 规范外资管理的法。
马宇曾就《外国投资法》形成与多家跨国企业进行交流, 他说, 这部法律改革思路是对的, 而目前外界关注和可能提供意见的方面主要集中在全面信息报告制度是否适宜、准入许可与安全审查是否应分别进行、成立中国对外投资管理委员会的必要性、地方政府审批外国投资的必要性等方面。
马宇认为, 《外国投资法》的形成, 取决于两大背景, 一是国内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二是“十三五”期间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要求。
马宇说, 全国版负面清单要在2018年正式实施, 其中针对外资的部分需要《外国投资法》的正式实施, 另外, 中国目前的双边自贸区包括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中美BIT谈判等, 都对负面清单提出了要求, 这也对《外国投资法》的形成提出了新要求。
据了解, 商务部将争取在2016年报送《外国投资法》至全国人大审议。
而早在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挂牌后, “外资三法”就在自贸区内暂停实施。这一暂停也扩大到国内四大自贸区。也为外资三法形成《外国投资法》提供了相应的经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5年自贸区新设外资企业数相当于2014年的1.5倍, 上海全市近一半外资企业落户在自贸区, 新设外资企业数占比从自贸区挂牌初期的5%上升到去年的20%, 新设外资企业平均注册资本相当于新设内资企业平均注册资本的两倍。
“坦率地说, 目前中国的开放水平还不够高, 开放程度还不够深, 开放领域还不够宽, 扩大开放仍然是我们最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高虎城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坦言。
外国证券投资 篇8
关键词：投资法案,境外投资,外资引进,外商投资
一、引言
为了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党的精神, 我国不断对外开放, 积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促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经济体制健全。商务部近期也发布了《外国投资法 (草案) 》。从中不难看出, 我国正在积极推动经济发展, 政府改革开放的决心。与此同时《外国投资法 (草案) 》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外国投资法 (草案) 》与其说是给了境外投资者更多的优惠不如说是给了中国投资者更好的平台。
二、《外国投资法 (草案) 》与我国经济现状
(一) 我国经济的现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的脚步加快, 对于外资的合理利用和开放需要有法规法规的规范和保障, 旧有的三部涉及外资的法规逐渐落后于世界的发展水平, 在外国投资领域更是不能加以规范。就目前我国大力发展自贸区和对外经济往来的形式来看, 急需对外国投资领域进行立法规范, 不仅在于规范也在于促进, 长此以往我国对于外资的吸引力就会有所下降, 为了继续发展我国对外开放经济和经济增长效率, 外国投资法的颁布迫在眉睫。
(二) 《外国投资法 (草案) 》反映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态度。《外国投资法 (草案) 》体现了我国政府坚持对外开放的决心, 表现为目前上海自贸区、天津滨海自贸区。经济上实行“一带一路”政策。自贸区的建立和“一带一路”政策的顺利实施与外国投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些比较老的投资法无法适应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于是出现了一些类似于VIE这样的投资模式。虽然这种模式是对于一些投资灰色地带的一种变通手段, 但是没有相关法律的完善, 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损失惨重。商务部如此积极推出外国投资法案也预示着我国政府要对外资投资这一类的经济模式实行积极的管理手段, 目的在于规范外国投资手段, 促进我国外资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三) 《外国投资法 (草案) 》实现我国外国投资的转型。由于目前我国对于外国投资部分的法律法规不尽完善。应运而生的VIE模式如新浪百度, 但是这种模式并不稳妥, 一旦出现有关法律规定, 相应公司就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同时也存在着税务风险和控制风险。最大的问题在于如果该模式是由外国投资者控制企业就很有可能是违法的。《外国投资法 (草案) 》的颁布对于VIE模式有着很大的冲击, 这种冲击并不是负面的, 而是用另一种更好的方式取而代之。给了外国投资者本国的投资者同等地位和优惠。这是一种吸引外资的手段, 也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上海天津自贸区需要吸引投资, 自贸区能否积极发展与外国投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这点来说, 这不仅仅是给外国投资者机会, 更是给我们自己机会。这就是一种变革, 中国投资者有了选择企业的形式和上市的自由。更加自由的同时外国投资法也依旧给了我国经济体以法律保护。
三、《外国投资法 (草案) 》需要注意的几点问题
(一) 与外国投资法以及WTO相关法律的结合。《外国投资法 (草案) 》的内容不仅仅涉及国内问题更涉及国际之间的经济问题。我国作为WTO的成员国之一也需要维护WTO的相关规定。因此, 我国的外国投资法也应该顺应国际间相关规定, 最大程度上协调与国际接轨, 以保证经济秩序的稳定。同时也要与其他国家的相关法律在不损害我国利益的前提下最大程度上统一, 这样可以免去在经济活动中因为法律法规所产生的问题, 并且也可以促进我国外国投资法的国际化。
(二) 明确目的。中国的外国投资政策将越来越开放是外国投资法案所体现出来的趋势之一, 外国投资者不再享受超国民待遇, 准入门槛也随之降低, 中国仍是外国人最喜欢投资的国家之一, 准入门槛的降低不能代表质量的降低, 而是进一步开放高质量的经济, 最大程度上保护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中国参加更加自由化的经济实践扫清障碍, 也要对外国投资者加以约束, 虽然相对于之前准入门槛有所降低, 同时也意味着外国投资者的经济活动要受到我国政府的管理。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 积极的放权也要更好守权。通过这样的一部法律实现被投资国家和投资国家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 从而促使经济方面和非经济方面的一同协调发展。
四、外国投资法法案实施后会产生的影响
(一) 外国投资领域的改革。外国投资法法案实施后, 将废除原有的外资三法, 同时全新的监督机制和措施也将正式启动, 届时为现有的外商投资的企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尤其对于特殊的VIE模式企业将产生较大的影响。还有一些从前的三资法没有涉及的领域, 新的外国投资法法案对于该灰色地带也加以了规范, 可以说外国投资法法案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是相对完善和完整的。
(二) 投资企业准入许可的适用。外国投资法下, 一些企业面临组织形式机构的变更, 《外国投资法 (草案) 》确立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外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适应的准入许可制度, 对于外国投资限制目录的情形, 需要申请, 未被列入限制目录的无需申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目前已经涉及到相关目录行业的外国投资, 在不改变原有的经营范围方式等条件下, 无需再次进行申请, 如果有所改变, 需要再次进行申请。现有外资企业增加投资或者变更经营范围达到法律规定的, 需要再申请准入。
(三) 信息报告制度。信息报告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在今后的外资监管中相关部门可以高效明确对外资企业进行监管, 是外国投资法中监管制度的一大重要改革, 但是这一制度的确立明显可以看出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力度加大。信息报告分为年度报告、重点外商投资企业的季度报告以及外资事项变更报告。值得注意的是, 以上所有报告内容都包括企业实际控制人的信息, 投资来源地等在从前的三资法中没有涉及的部分。
(四) 对现有外商投资企业普遍的影响。现有外资企业分为外国投资和中外合资企业, 在现有的外国投资法案下, 外商投资的国内再投资设立的企业是作为内资企业进行管理的, 合同、章程的规定也将更为灵活。较多的投资事项变更可直接到工商局进行变更, 无需再申请。对于合资企业, 其企业的经营收益不再按照注册资本比例进行分配, 与合资企业相比, 合作企业经营所得的分配方式改动不大。合资合作企业的股权转让或者财产权利的转让也将适用于《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由于外资三法的废止, 合资企业将不再适用职工奖励以及福利基金等规定, 也将直接适用《公司法》相关规定。
五、结语
外国投资法的颁布势必会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 看似降低了准入门槛以及给予了外国投资者与中国国民同等的投资地位, 实际上加强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本土的管理, 有利于我国对本土各种经济形式加以掌控。《外国投资法 (草案) 》中的条款对于我国普遍的VIE模式有着较大的冲击, 新法案下的VIE模式有可能是违法的, 这就造成对于一大批以VIE模式存在的企业较大的冲击。所以对于一些灰色地带的外国投资领域, 企业也要随着外国投资法法案的颁布而积极加快转型。相信外国投资法的颁布可以最大化弥补我国外资经济的法律空白, 在外国投资法的规范下, 我国经济能迎来新一轮的飞跃。
参考文献
[1]柴珂楠.论《外国投资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 对“协议控制”架构的影响[J].南方金融, 2015, 6
[2]薛胜男.论《外国投资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 》对VIE架构企业的监管思路的变化[J].法制与社会, 2015, 16
外国证券投资 篇9
一、中国通道
最近的10年, 全球化过程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而外国直接投资 (FDI) 成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外国直接投资是全球性资本集聚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形式。FDI的上升的步幅远远的超出国际贸易和其他相关的投资形式。2006年全球FDI急剧地上升了34%, 尽管最高的纪录是2000年1.4万亿美元。FDI的持续的上升反映出高经济增长和强的经济实力。这种成长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发生。20世纪末的最后20年里,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中国政府提倡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初目的是鼓励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获取管理知识和自然资源。这些企业有政府的大力支持, 而非单纯的对外贸易企业性质。在20世纪90年代, 自由化和市场经济的兴起促使当地或省级政府有权激励和监督对外投资企业事宜。21世纪初, 一项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走向全球”政策开始在中国实施。这项政策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了大力的、公开的政府支持和管理支持。在加入WTO之后, 中国政府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持。
二、中国ODI区域定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放在制造业和自然资源获取上。如今, 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需要之一便是能源。未来20年世界能源的需要将以75%的比例增长, 而中国和印度将占其中的45%。单独在中国的能源消耗预计在2000年到2025年将翻番, 中国能源的消耗量大于其国内供应量, 特别是石油。中国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 拥有全球能量储备的10.7%, 但由于其众多的人口数量, 人均储备却非常低。这让中国越来越依靠能源的进口。在中国最重要的进口能源便是煤炭, 中国占全球煤炭使用量的70%。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储备国, 拥有煤炭3340亿吨, 但其消耗也大, 以自给自足来算最多维持200年的使用。然而, 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带来了新的能量需求, 如石油, 并且这种需求在国际油价确定上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2006年, 这些项目的投资占了整个对外直接投资的60%。中国对能源和食物的巨大需求以及资源的缺乏, 导致自然资源的获取成为其重要的环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引起了亚洲的强烈关注。然而, 据2007的统计公报显示, 2005至2006年期间中国对拉丁美洲的投资超过对亚洲的投资, 这点引起世界的更大关注。拉丁美洲的投资说明中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拉丁美洲提供能源、水资源和各种各样不同的滋养品。拉丁美洲最大的资源储备区在亚马逊丛林。中国已在该区建立了不少投资项目。其中, 最大的项目集中在能源上, 如自2006年中国在ANDES石油公司的投资超过了10亿美元, 而最近中国政府在核电项目的投资超过20亿美元。
“走向全球”策略对中国企业增加对外出口额、开辟新投资领域和扩展市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存在的问题
尽管中国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上做出了必要的努力, 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视乎不能支持其对能源需求的增长。中国传统的管理方法是计划经济下形成, 它缺乏对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管理理念的理解。随着中国经济的演变和发展, 掌握西方管理理念下的行销、财政管理、存货控制、人力资源和国际商法等管理人才明显缺少。另一方面, 中国的金融市场由银行控制, 并且大多数公司的财务来自银行业务系统。超过所有商业贷款的四分之三来自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大多贷款去了国家部门——在2001年和2004年间, 73%短期银行贷款去了国有企业, 对私有企业的贷款虽然在量上有所增加, 但所占比例仍然维持在总借贷的0.3%的低水平。
中国国有银行在信誉客户方面, 缺乏商业性可行性强的信贷标准和良好的商业刺激机制。还有, 中国政府能够通过财政系统和国有银行部门对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控制。此外, 政府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办理手续进一步控制对外投资行为。如此一来, 对外直接投资只适合享有国家支持的大型企业和主要国有企业。
这不仅仅是中国能否获得资源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实体本身也存在问题。更多的努力必须放在提高企业管理才能和改善金融制度方面, 这两者决定了对外投资的方向和程度。
四、结论
众所周知, 中国已经关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布局。片面认为中国只关注当前资源投资的想法是错误的。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战略政策途径来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中国积极地参与对外直接投资, 其辐射范围不仅涉及在亚洲国家, 还涉及到拉丁美洲和非洲各国。
总之, 中国将建立一个崭新的全球秩序。如今, 西方国家的某些衰落, 如错误实践, 缺乏对公司、产业和人的控制上, 已成为现实。现在是中国成为全球重要角色的时候。然而, 中国如果想要增加对外投资, 发挥更大作用, 必须解决其结构性问题。培养良好的管理才能和完善更有效的金融体系应该是目前中国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
参考文献
[1]China in Latin America, Perez, 2008
[2]Statistical Bulletin from China, 2007
[3]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inrich Voss, 2006
浅析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篇10
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 ( 草案征求意见稿) 》的公布, 使得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再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从最初提出的国家经济安全审查制度, 发展到2007 年颁布的《反垄断法》中有关国家安全条款的规定, 再到近几年提出的外资并购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这一系列有关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发展, 都证明了在国际投资不断发展的今天, 从立法层面上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已经十分必要。
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主要指东道国为保障本国的国家安全, 对有可能威胁本国安全的外国投资进行审查,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消除威胁的法律制度。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并等于投资保护主义, 它只是一种制约外国投资在国内过度自由化的机制, 在吸收引导和规范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的同时也保护国内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产业不被威胁, 从而实现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的平衡。
二、外国投资法 ( 草案征求意见稿) 的进步与缺陷
商务部公布的《征求意见稿》说明我国对外国投资审查的重点从准入权的控制问题转移到对外资准入之后的监管问题, 也标志着我国外国投资法律体系的全面重构正式启动。
《草案征求意见稿》扩大了国家安全审查的对象, 第48条规定“国家建立统一的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对任何危害或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进行审查”, 第15条还对“外国投资”的具体范围给了明确规定, 除了并购, 还包括绿地投资、中长期融资、取得自然资源勘探开发或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特许权、取得不动产权利以及通过合同、信托等方式控制境内企业或者持有境内企业权益。该规定符合我国外商投资的实际情况, 使得对外国投资者的审查范围进行更加周延。第49 条还规定了国务院建立联席会议, 主要进行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
《征求意见稿》的颁布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安审的对象、扩大了安审查的范围、明确了审查程序。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各国对国家安全并未做出明确规定, 因此在进行安全审查时具有主观性和随意性, 容易造成东道国对安全审查的滥用, 从而危害投资者利益。我国的《征求意见稿》第48条对审查对象的规定过于笼统、概括, 属于原则性的说法, 在实践中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实际操作性不强, 很容易导致我国在对外来投资者进行安全审查时产生权利的滥用。此外, 联席会议的设置也是同样的问题, 并未对其组成成员做出明确的规定, 联席会议的权限也并未明确指出, 这样一来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导致运作中的无法可依, 这也就会造成国家安全审查程序上的不透明与不可预见性, 从而侵害外国投资者的知情权。另外, 第73 条规定了国家安全审查享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豁免权, 这表明我国的安全审查是国家行为。国家行为享有司法豁免权, 这样一来, 我国的安全审查也就缺乏了司法监督机制, 这在很大程度上会使得外国投资者无法真正享有救济权。
三、从程序正义角度分析国家安全审查的监督机制与投资者的济权问题
随着国际投资的不断提高, 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逐渐成为国际投资规则中的主流发展趋势, 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吸引外资与平衡国家利益之间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国应该利用《外国投资法》制定的机会, 制定统一的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一方面提高我国安全审查的权威性, 另一方面在程序上给予外国投资者一个透明的公平的审查机制,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滥用国家安全审查而损害外国投资者的利益, 由此来减少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投资冲突。
我国虽然通过了《外国投资法 ( 草案征求意见稿) 》, 但是在很多方面的设置上我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还不够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弱化东道国的准入控制器, 强化其事后监管权, 这也就给国家安全审查机关赋予了更多的权利, 同时也向我国的政府部门提出了新的挑战。
我国在对外国投资者进行安全审查时应该遵循严格的明确的审查程序, 但是在《征求意见稿》中并没有对审查程序有严格的规定, 所以在这一问题上很容易造成审查程序上的不公正, 侵害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再加上我国国家安全审查享有豁免权, 不利于投资者的救济权的行使。所以我们应该多学习国外的成熟的立法经验。
以美国为例, 其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已经相对完善。美国安全审查机构是外商投资委员会 ( CFIUS) , 相比我国的联席会议, CFIUS的成员相对稳定, 成员间的职责分工也十分明确, 审查程序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这样能够让投资者明确知悉审查运作。此外, FINSA还要求CFIUS每年向美国国会提交国家安全审查的具体报告, 来加强CFIUS的信息披露, 确保国会对CFIUS的控制, 这也是美国对国家安全审查行为的监督机制, 用国会的力量制约CFIUS, 避免其权利的滥用。美国的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步骤在程序上是公开的, 这样保障了外国投资者对审查机构与审查程序与审查机构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有利于节约规则实施的成本, 避免外国投资者由于对国家安全审查规则与程序的模糊而带来的损耗, 并能够促进国家安全审查程序的公开与公正。
借鉴美国经验, 我国可以在国家安全审查中从立法的层面上对审查程序做出明确的规定, 使得国家安全审查在透明、公平的环境下开展, 这样外国投资者在投资的过程中能更加放心。同时设立国家安全审查监督机构, 加强对审查程序的监管与追责, 让外国投资者享受程序与实体上的正义。投资者有权知道审查的机构在审查中是如何运作的, 当审查过程中出现问题, 投资者可以向审查监管机构提起质疑。审查监管机构作为国家安全审查机构的监督者, 能够确保外国投资者受到合法的公平的审查, 从而真正保障外国投资者的权利。
我国的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属于市场准入的程序法范畴, 因此其首要的价值取向应当是遵循程序正义原则。只有让外国投资者享受到程序上的正义, 才能真正保障其得到实体上的公正。由于国家安全审查的安全内涵因各国国家利益之不同而存在差异, 且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状态, 导致东道国对国家安全审查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但是自由裁量权并不应该是一种专断的、含糊不清的和捉摸不定的权力。所以被建立与之相匹配的责任追究机制, 对监管者进行适当监管无疑是维护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所以说, 程序正义置于国家安全审查的语境下即意味着国家安全审查规则必须清晰透明, 且政府的国家安全审查行为应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 因此, 政府的安全审查行为便有了被问责的可能。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 跨国投资成为国际经济往来中重要的方式, 各国的投资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2015年公布的《外国投资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 》中第四章也表明我国正在不断加强和完善从立法层面建立健全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新法虽然取得一定程度的进步, 但是并未明确规定国家安全审查的监督机制与投资者的救济权问题。借鉴国外实践经验, 只有保障外国投资者享受国家安全审查程序上的正义, 才能使投资者真正享受到实体公正, 进而实现外商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的双赢。
关键词：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程序正义,监督机制,救济权
参考文献
[1]赵晓雷, 严剑锋.美国外国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及其对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启示[J].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科学发展, 2015, 2 (75) .
[2]孙南申, 胡荻.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立法改进与完善建议——以外国投资法 (征求意见稿) 为视角[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5, 8, 17 (4) .
[3]陆雨, 贺乐民.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中的投资者权利保护[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2015, 12, 35 (4) .
[4]陶立峰.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的可问责性分析[J].法学, 2016 (1) .
外国证券投资 篇11
[关键词] 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技术进步
在国际技术转移的诸多渠道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为重要的。国际直接投资所带动的技术在国际间的直接或间接流动会产生技术的乘数效应，构成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跨国公司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最重要的实施者与微观主体，既是世界先进技术的主要生产者和拥有者，又是国际技术市场上的主要传播者，从而构成了国际技术转移的最主要载体。跨国公司通过两种渠道来影响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一是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将先进技术转移给其设立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产生直接效应;二是跨国公司设立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的技术扩散与外溢效应，对东道国技术进步产生间接效应。
一、外国直接投资影响东道国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
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不仅会促进东道国的资本形成，而且还会伴随着技术向东道国的转移。从跨国公司的角度来看，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转让技术主要出于如下考虑：其一，技术转让可获得巨额的利润。技术是一种高附加值的产品，具有不同程度的垄断性，技术转让费并不依科研成本费而定，而是根据买方对此种技术的需求程度而定。这一特点能使跨国公司利用手中的技术而获得高额的利润;其二，跨国公司对外转让技术并不一定影响其自身的技术领先优势。根据维农的产品周期理论，技术产品也有一个相应的生命周期，并由技术的发明地向外逐步扩散。而根据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发达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向外转让的技术大都是在投资国已经成熟并逐步趋向淘汰的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可能仍属于相对先进的技术;其三，对于实施较严格的国内市场保护政策的国家，跨国公司向其转让技术可以作为输出商品、资本的先导。跨国公司利用发展中国家对先进技术的需求，先出口技术，而技术影响的扩大可为跨国公司的商品和资本进入开辟道路;其四，世界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使技术研制开发、应用、淘汰的周期越来越短，跨国公司将研制的技术及时出口可以避免迅速被淘汰的风险。
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转让技术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在国外建立子公司，将技术转让给其所属的国外子公司，亦即将技术在跨国公司体系内部转让，继续保持跨国公司对该技术的垄断；另一类是在东道国建立合资公司，将技术转让给合资公司。设在东道国的子公司在获取跨国公司系统内部技术方面享有特权，与合资公司相比，所获得的技术的先进程度要高得多。对东道国来讲，既可通过外资企业的生产和销售直接获得生产所需的硬件技术和技术信息，也可通过国内企业的观察和模仿间接渗透，从而使东道国获得生产创新技术产品的能力，并掌握技术设计、技术发展和技术管理所需的知识。当然，跨国公司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对外转让技术的，东道国能否从这种技术转让中获得较大的比较利益，需要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一般来讲，东道国从中的获益程度主要取决于技术转让的代价和技术对本国的适用性。
作为技术的所有者，跨国公司使用或出售拥有的技术的边际成本接近或等于零；作为购买者，东道国开发一种替代技术的边际成本可能是巨大的。因此，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先验标准来确定技术转让的合理价格，需要通过双方谈判与讨价还价来解决。东道国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处于不利的地位。东道国从跨国公司购买技术所直接支付的价格，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跨国公司向其东道国子公司收取的特许费和许可证费，技术转让合同往往还包含一些连带的限制性条款，如规定获取技术的东道国企业应向出让技术的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购买高价的设备、技术、中间产品、服务和其他投入物，限制东道国企业将使用进口技术生产产品的出口，规定使用进口技术生产产品的数量和价格等。在许多情况下，与技术转让合同中有关的限制性条款相比，直接支付的价格可能仍是次要的成本。过高的技术转让代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东道国从跨国公司技术转移中获得较多的利益。
跨国公司转让的技术是否适合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值得考虑的。东道国获得的技术的实际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适用性，理想的技术应该适合于东道国的要素禀赋。例如，在一个有较多非熟练劳动力的国家技术创新和使用应该倾向于较多地使用非熟练劳动力，引进的技术也应是如此。从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的实践来看，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发达，所转让的技术也往往是节约劳动和原料、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恰恰相反。如果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过多地将资本密集型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就会严重地限制那里的劳动力吸收程度。更深入地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所使用的技术如果只依靠资本和熟练劳动力，有可能导致存在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出现。非熟练劳动失业，过多引进资本密集型技术还可能加剧收入的差距，或在“示范效应”的作用下，可能促使当地企业使用类似资本密集型的并不经济的技术。技术适用性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产品的适用性，某些西方大型跨国公司往往在发展中东道国生产和销售高档消费品，只能满足少数消费者的需求，而不适合绝大多数消费者的需求。
外国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先进技术，无疑会产生收益。作为发展中东道国，更应当关注收益的分配比例。正如H.G.约翰逊所指出的，如果跨国公司独享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所转移的先进技术的全部收益，如果东道国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保持不变，则东道国就不会有任何利益。
二、外国直接投资影响东道国技术进步的间接效应
与单纯的技术转让相比，外国直接投资不仅为东道国带来先进技术，更为重要的是还具有技术扩散与外溢效应。技术资产具有“共用品”的外部经济特征，其追加服务并不因此增加成本。这类资产的市场相当不完全，这种不完全既是垄断性市场结构所致，更是由于市场不可能像处理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品的生产和交易那样，有效处理具有不确定性、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特征的技术、知识和组织技能等资产的生产和交易，而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内部市场机制，则可以绕过外部市场的不完全，从而成为国际技术转让众多途径中最重要的一条途径。已有的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先进的现代技术传播的重要途径往往都不是传统的技术转让协议，而是国际直接投资带来的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跨国公司在国外设立的分支机构明显有别于东道国已设立的公司，原因之一在于，其所具有的某些专有技术构成了公司特有优势，并使其得以在与东道国当地公司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另一个原因是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设立打破了东道国当地市场原有的均衡，迫使当地公司采取行动保护市场份额和利润。这两种情况均导致了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提高当地公司的生产效率。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与当地公司之间的联系。实证研究表明，很多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是通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从东道国角度来看，即为外资企业），与当地供应商和客户间的前后向关联关系表现出来的，外资企业在产品或加工工艺以及营销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知识，当东道国公司从中获得利益而又不需支付有关费用时，便会形成技术溢出效应。
2.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培训当地雇员。跨国公司总公司向其国外分支机构转移的技术不仅包括设备、无形资产、技术和管理专家，还包括对分支机构所雇佣的当地雇员的培训。此类培训涉及各个层次的雇员，既包括简单的生产操作员、较复杂的质量监督员，也包括高级技术专家和高级管理专家。培训的形式灵活多样，包括现场传授、举办讲座、外派强化培训，甚至到投资国接受系统教育等。尽管高层职务最初一般由来自投资国的专家担任，但当地人员的比重也会不断提高。当地雇员在外资企业工作期间积累的各种技能，随着这些雇员的“跳槽”或创办自己的公司而产生技术溢出效应。鉴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教育体系尚不完善的现实，这种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更为明显。
3.跨国公司参与东道国竞争而产生的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跨国公司进入后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不仅在于先进技术在东道国的扩散，更在于强化了国际交流的渠道，使得跨国界的示范效应成为可能。尽管示范效应是导致技术溢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纯粹由示范效应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可能并不重要，原因是实践中示范效应通常与竞争效应结合在一起。从长期来看，当外国公司与当地公司以同等规模在同一个市场上相互竞争时，当地公司有一种逐步采取与外国公司相似的生产技术的趋势。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表明，跨国公司进入后对东道国当地公司产生示范与竞争双重效应，在实践中很难将二者区分。在发展中东道国，这两种效应所产生的技术溢出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十分显著。
外国证券投资 篇12
外国直接投资 (FDI) 激励政策的概念最初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83年提出的, 即“激励措施或限制措施应理解为任何旨在影响某项投资决定, 并可增加或减少该潜在投资所获利润或改变其所涉风险者。”1989年, 经合组织再次阐明激励政策是:旨在影响投资决策、增加潜在投资的利润或转移潜在投资风险而采取的一整套政策措施。”然而, 从历史上看, 出于对本国经济控制权的担心, 发展中国家曾经对FDI持排斥态度, 他们宁愿举债也不愿意进行股本融资或接受FDI。此后, 发展中国家对FDI的政策倾向始终在微妙变化中:从20世纪40—50年代的允许政策到60—70年代的限制政策, 从80年代的自由化政策到90年代以后演变为激励政策甚至是竞争吸引政策。各国政府纷纷降低外资准入门槛, 并对外国投资开放新的部门。为了鼓励外商投资, 越来越多的东道国政府出台了各种形式的投资激励政策。
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激励政策的动因
(一) 外国直接投资具有溢出效应
由于掌握和使用新技术在市场竞争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个厂商目前的新技术研发活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将来的市场竞争地位。各国对FDI的态度和政策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以知识溢出的前景为基础的, 这些利益以各种外在性或“溢出”的形式存在。因此, 通过采取各种不同的优惠手段和政策, 发展中国家希望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 以期促使跨国公司的无形资产与关键技术在向子公司转移过程中扩散到当地企业。根据Maguns Blomstrom和Ari Koko (1996) 的论述, 溢出效应是指由于跨国公司的进入或参与, 东道国企业所获得的生产效率方面的进步。具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产业内的溢出效应, 也称示范效应, 主要是指当地企业迫于竞争压力, 通过学习、模仿跨国公司的技术和管理提高效率;第二类是产业间的溢出效应, 也称产业关联效应, 主要指跨国公司通过为当地供应商和客户提供技术指导和业务关联, 带动相关企业的发展;第三类是人力资本流动所产生的溢出效应, 即在跨国公司工作过的人员流向内资企业后, 将其在跨国公司接受的培训、学习的技能和经验带到内资企业, 进而提升内资企业的人力资本。
如果外国厂商和本地厂商的区别在于外国厂商拥有某种可溢出到本地厂商的特有的无形资产和关键技术, 就可以证明这类激励政策是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 外国投资者的个人利益比社会利益 (包含溢出效应) 更低, 除非激励措施来补偿外国投资者, 否则外国投资的总量会低于其最优数量。对外国投资者进行政府补贴的动机, 在于消除私人和社会回报之间的差距, 从而促进更多的FDI流入。
(二) 投资激励政策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重要的决定因素
跨国公司投资区域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东道国的经济基础, 比如市场规模和实际收入水平, 其次还包括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其他资源的可用性。此外, 贸易政策、政治和宏观经济稳定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而投资激励政策过去一直被视为是对FDI决策影响相对较小的决定因素。而当今世界, 投资激励已遍及全球, 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没有任何形式的激励的情况下, 能参与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竞争中。投资激励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激励 (如给外国投资者免税期和更低的税率) 、金融激励 (如为外国跨国公司提供补助金和优先的贷款权) 以及其他的政策激励, 如市场优惠, 甚至还有垄断权等。
尽管跨国公司的高层习惯于贬低激励的作用, 认为这可能隐含政府试图掩盖该经济体对投资者保护的不足和投资环境方面的欠缺, 以政府激励抵补投资风险, 但现在也愿意承认激励政策在投资决策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而最近有关对FDI进行激励的效果, 特别是对财政优惠的研究结果表明投资激励已经变成国际投资流动中重要的决定因素。不过, 政府与投资者对激励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尽相同 (见表1) 。
注:比值代表重要性程度。
三、外国直接投资激励政策效应的理论分析
(一)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竞争
如果某国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对外国投资者抱有偏见, 那么, 为了克服外国投资者面临的各种障碍, FDI激励政策也许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由于跨国公司拥有比东道国企业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他们的进入往往排挤了东道国企业, 降低了其市场份额。竞争效应促进国内企业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是内外资企业具有相当的竞争能力。外资的进入对一国研发活动是产生了激励效应还是替代效应, 是刺激了东道国的技术进步还是强化了东道国的技术依赖, 其中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还在于国内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现实中, 某地或某国大量外国公司存在的本身或许就是本地工业薄弱的一个信号, 在这种情况下, 当地厂商可能不仅不能吸收任何生产能力的外溢, 反而会被迫将市场份额让给外国公司。
随着FDI的流入, 最初的投资激励成本在时间推移中因经济增长而得到补偿。然而, 要在经济增长、就业和税收等方面对预期的未来收益做出可靠的计算是困难的, 而这是确定补贴额的必要条件。在FDI项目是受东道国的投资政策激励而不是经济基本规律驱动的情况下, 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 原因是这些投资者是相对自由的, 在第一个地点内的预期利益还未实现时, 他们可以轻易地决定转移到其他政策更优惠的地方。因而, 外国直接投资激励政策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二) 引资国之间或引资国内部的激励竞争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地方政府, 都积极地参与引资竞争, 以激励政策为基础的竞争日益加剧。在汽车等大型投资项目上,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激励成本呈现上升趋势。不同的是, 在发达国家中, 财政激励更为普遍, 每个与FDI有关的工作职位的补贴通常可以达到数万美元之多;而在发展中国家, 除了基础设施和土地享受补贴的出口加工区和工业园, 还更加倾向于采用建立免税区和其他金融补助, 而实际上, 财政优惠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投资激励, 已经成为国际投资中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此外, 模仿效应导致各东道国激励政策越来越相似。当一国政府看到竞争者采取的措施时, 会努力追上甚至超过。在激励政策措施方面, 每个东道国都希望区别于竞争者, 使自己拥有更多的优势。竞争的结果导致各东道国FDI激励政策所必须支付的成本越来越高。
即便所有的政府都有避免这种恶性竞争的意愿, 但是单个政府采取行动可能会造成FDI从本国流向激励更多的国家, 竞争中“囚犯两难”常常使得政府轻易不敢削减已有的激励政策, 政府越来越感到这种“锦标赛”带来的压力, 不得不竞相提高给投资者的公共补贴和优惠水平, 或者放宽对环境保护和工人权利保护的限制, 直到最后这种成本可能超过FDI所能够带来的技术外溢等方面的收益。而且, 从投资者来讲, 在确定几个备选的投资地点以后, 可以和投资国政府就投资环境和可能的激励等方面进行谈判, 要求最好的报价。各国政府不得不考虑激励竞争的可能结局, 即东道国之间的竞争使得利润和社会福利更多地转移到跨国公司的手里。
“囚徒困境”博弈使FDI的激励竞争有时不但不会提高反而会降低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在对过去15年来30个国家、183个FDI项目的评估中发现, 有25%～45%的项目对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具有净负面影响。虽然FDI激励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FDI进入, 但是从整个社会看, 政策带来的损失常常大于收益。
四、我国外国直接投资激励政策的效应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资本的积累, 早期对外资实施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
(一) FDI的外溢效应与我国的吸收能力不协调
FDI的进入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技术外溢。首先, 外商投资对内资企业产生负向溢出效应的渠道主要是市场和产品的竞争, 而产生溢出效应的关键是内资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和吸引外资企业员工的可能性, 那些自身技术水平较高和对人才有较强吸引力的内资企业更可能获得来自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我国许多地区和行业的人力资本还未达到有效吸收国际技术溢出的水平, 间接获得的“技术溢出”也相当有限, 因此出现了外资对中国技术进步作用“有产业而无技术”现象。目前, 较低的人力资本能够很好地与FDI结合, 但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FDI, 本地企业在人力资本积累未达到门槛临界值时, 盲目利用外来技术资本、模仿新产品、新工艺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导致本地企业由于过分依赖外来技术而抑制了自身的研发活动, 对本地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负面影响。
(二) FDI挤出效应带来“贫困化增长”
虽然FDI可以提高一国的GDP水平, 但对整体的社会福利而言却未必是一件好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得知, 1993—2003年中国年均GNP要低于GDP大约114亿美元, 这意味着外国投资收益会随着外商投资规模的增加而增加, 造成了中国国民财富的流失。据世界银行估计,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为16%～18%。假设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为17%, 那么根据截至2005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6224.05亿美元, 可以推算出外商2005年从中国大约赚走了1058亿美元利润。如果再考虑税收优惠政策, 外商投资企业所赚取的利润还要高。
许多实证研究表明, 在国内吸收能力不足的情况下, FDI对国内投资存在挤出效应, 其中相对低效率的FDI通过各种制度性优势 (如各种优惠政策) 取代了更高效率的国内投资。我国的外商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对所有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不加区别地实行优惠税率, 这使外资企业不必采用先进技术就获得了对内资企业的竞争优势, 削弱了外资企业采用先进技术的动力, 诱使大量的外资积淀于一般的生产、加工、消费性等行业, 造成了这些行业的过度发展, 相对地阻碍了外资向高精尖产业的流动, 形成了外资结构不合理的现象。由于外资进入的主要是竞争性行业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 外资企业因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在国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 挤出了相对具有更高效率的国内企业。
(三) 地方政府间FDI投资激励竞争造成“囚徒困境”
我国不同地区之间以争夺FDI为目的的税收优惠竞争, 导致了过度“慷慨”的税收、土地优惠等, 这不仅造成财政收入的大量减少,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扭曲了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2008年前, 国家规定外资企业可以享受基本税15%以及“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 但是很多地方均以各种方式突破了这一政策底线。由此造成的缺口最后不得不由财政补贴。除此之外, 针对FDI的税收优惠政策还会诱发资本外逃、政策性寻租、转移利润和逃避税等行为, 这些非直接的、隐性的成本也是不容忽视的, 甚至它们会占到优惠政策总成本的很大比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国政府意识到对外资的过度优惠尤其是税收优惠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并在2008年正式实施“两税合并”, 对于外资的针对性优惠被取消, 外资与内资企业在税率上回到了同一起跑线。然而, 在现实中内外资在实际税负水平上并不一致。因为地方政府在税率、税基、减免权等征收管理方面却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并可以通过先征后返、税前抵扣、财政补助等方式予以企业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 这使得外资企业在“两税合并”后仍能享受到相当程度的税收优惠;此外, 地方政府还可以针对外资提供各种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 包括地价、水价、电价以及劳动力价格等, 全国各地针对外资的各种优惠“土政策”仍层出不穷。2008年7月我国税务部门对开发区进行了税收清查, 结果清理出不符合税法规定的地方违规涉税文件多达88份, 这也充分说明, “两税合并”并不足以有效调节地方政府的引资行为, 这种引资冲动更多地来自于地方政府在现行体制下的激励竞争。
五、启示
FDI能否有效地促进引资国经济增长取决于各国的自身特点, 因而不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和相关结论。尽管中国连续多年成为最“吸金”的发展中国家, 但也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如土地成本、环境成本、挤出国内投资、加大地区发展水平差距等。因此, 有充分理由对投资激励仅仅集中于外国投资者的问题持谨慎态度。外资带来的只是学习条件和可能性, 而不是学习本身。我们应该强调要变“优惠政策”为“开放政策”。任何激励政策必须以规则为基础, 而且在同等条件下所有投资者 (本国和外国) 都可获得, 而不是以自由决定的政策为基础。除了激励性政策外, 一国的总体产业政策是影响FDI流入的重要决定因素, 完善基础设施以及改善整体商业环境作为其投资激励政策的一部分, 这样不仅可以吸引FDI的流入, 还可以促进国内企业的发展以及增加通过与外国公司竞争而获益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赵蓓文.外国直接投资激励政策的国内外效应[J].世界经济研究, 2003 (1) :64-69.
[2]詹晓宁.吸引FDI的竞争:是否零和博弃——一个初步的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 2002 (1) :1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