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状况（精选9篇）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状况 篇1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政府出台多项政策一方面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国门”, 另一方面鼓励引进外商投资,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属于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起步的萌芽阶段, 到迅速发展阶段, 再到投资过热, 调整市场阶段, 到最终的稳中缓步增长,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历经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相应的机制和政策法规也日渐的成熟。
一、历史演变过程
第一阶段, 从改革开放至80年代初期, 是我国开始引进外商投资的初级阶段。由于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关于外商在华投资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 政府给予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还不足以吸引大量的外商进入中国市场, 因此, 当时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较少, 并且大多数的外商投资项目都属于试探性的, 投资区域分布相对集中在沿海一带, 内陆市场并没有完全打开。
第二阶段, 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的十年, 是外商在华投资的起步阶段。引进外商投资的政策日益放宽, 跨国公司数量日益增长, 相关的法律法规逐渐健全, 投资市场扩大, 范围由沿海区域延伸至内陆。据统计数据显示, 从1983年至1985年共批准外商投资项目5841个, 协议利用外资共计111.25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42.91亿美元;至1991年国家批准外商投资项目达到12978个, 协议利用外资金额升至119.77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43.66亿美元。
第三阶段, 1992年至1997年, 是我国吸引外商投资的快速发展阶段。尤其是从1993年至1995年, 外商投资达到鼎盛时期, 领域不断扩大, 1993年批准的投资项目高达83437个, 协议利用外资金额高达1114.36亿美元, 同时外商投资存在的问题日渐显现, 国家为了控制投资过热, 完善相应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 对经济体制实行改革, 对外政策做出相应调整。
第四阶段, 1998年之后外商投资形势得以稳定发展, 国家鼓励外商投资的同时对其也有所控制, 尤其是加入WTO世贸组织之后, 对外商的优惠政策增多, 国内行业越来越国际化, 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政策差异逐渐缩小。
二、跨国公司在华发展现状
1. 跨国公司投资区域分布。
从2001年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调查分析显示, 世界500强企业当中在华投资的企业有85%都选择在东部, 优良的设备、技术、服务、市场环境、地理优势是企业选址的重要依据。尤其是江苏、天津、北京、广东是吸引投资数额较大的地区, 占到外商投资总额的6 8.7 7%。
2. 投资产业结构分布。
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已逐步从劳动密集型转入技术密集型, 主要集中在电子、计算机、金融、电子电气、化学制药、汽车零件、能源等领域。截至2001年, 世界500强企业在我国的投资总额分布中第二产业占到8 3.7 6%, 其中制造业比重为7 3.78%。第三产业达到15.84%, 比重较少是因为第三产业大部分行业属于资金投入大、但资金回收慢、投资效率低的基础性企业。
3. 投资方式选择。
跨国公司进入我国, 采用的投资方式主要有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外商独资、外商投资、合作开发等。在多种合作方式当中合资经营比重最大, 达到总投资企业数的5 3.62%, 独资比例达到33.31%。
三、跨国公司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作用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已有近30年的历史, 推动着中国的经济发展, 对中国的生产、消费、投资、进出口产生强大的刺激作用, 同时调整了中国的产业结构、缓解一定的就业压力、提高企业整体水平、增加了相关领域的税收收入。
1. 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起步阶段, 多数跨国公司看重中国的廉价劳动力, 选择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 如:服装业、纺织业、塑料制品、鞋业等, 随后逐渐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 比如:电子产品、通信、化学制药、汽车制造业等, 近几年对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扶持作用。
2. 提高企业的整体水平, 增强竞争实力。
跨国企业强大的竞争实力也给本土企业带来相当大的冲击, 企业为了维持自身的稳定发展, 迎接外资企业的挑战, 必须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管理水平、树立企业形象、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职工的待遇、推动企业创新, 促使企业的整体水平不断提高。
3. 外商投资项目是税收的重要税源之一。外商投资项目依然是政府税收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虽然份额不大, 但有明显的增长趋势。
四、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发展趋势以及存在的问题
由于中国一项以廉价劳动力作为自己的比较优势, 总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众多外商来华投资, 再加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优惠政策放宽和投资环境的改善, 实行无差别对待, 越来越多的外商选择进入中国市场投资建厂。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存在一个明显的趋势:许多投资公司都选择并购中国本土企业的方式, 或采用独资或控股的形式, 一方面盯紧国内市场的“热点”“亮点”抓住市场机遇, 另一方面从长远打算, 关注国内较为“冷门”但拥有较为宽广的发展空间的行业, 甚至有一些企业将总部设立在中国, 目的为了更好的掌握中国市场的动态, 占据国内巨大销售市场。
不可否认, 跨过公司的进入给中国市场带来很多机遇和挑战, 但同时也充斥着很多的威胁和矛盾。
面对跨国企业在华投资这把双刃剑, 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跨国企业为国内市场带来的商机和挑战, 学习先进的技术、管理以及营销手段, 并且在鼓励外商投资政策的同时采取相应措施保护本土企业, 为本土企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许多跨国企业已经逐步打入中国市场, 在华投资现象日益普遍, 本文系统阐述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历程, 并评价跨国公司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推动作用, 揭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存在的问题, 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跨国企业,世界经济一体化
参考文献
[1]姚利民 何智蕴: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结构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5年第一版
[2]李东阳:跨国公司竞争力.财经问题研究, 2002年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问题研究在 篇2
【关键词】投资现状 措施
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现状分析及特点
（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现状分析
自从2010年我国经济市场日益开放，国外资本迅速进入我国市场。到2012年底，世界500强企业主要在我国投资，投资绩效国家产业分布：第一、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该产业成为跨国企业投资的主要行业。农业，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因为资本投资，投资收益率很低，资金和其他原因的缓慢复苏，因此所占比重不大。从投资企业比例来看，第二产业，制造业的比例73.78%，并占据绝对优势；在第三产业，社会服务业在500强公司是主要的行业，占比10.79%。可以预计，中国加入WTO后，市场将继续开放，商业，保险，在进一步开放金融和信息服务业，将继续增加投资。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特点
总的来说，中国投资以制造业为主，农业和服务业为补充；外商投资企业中小型跨国公司，但大型跨国企业的影响逐渐增大，主要表现在这几方面：（1）投资规模扩大；（2）第二产业的投资仍占主导地位；（3）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选择不平衡，截止至2010年底，中国三个地区实际的利用外资所占比率分别为84.85%、8.87%和4.37%。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存在的问题表现
1.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存在的产品质量问题。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社会责任日益弱化。例如：中国销售的饼干中含有转基因成分；高露洁牙膏可能含有致癌物质事件等。
2.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存在的社会责任弱化。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一些外国企业非法撤资或单方面终止合作，对中国企业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因为他们无法适应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或受金融危机影响，山东烟台、青岛及珠三角地区，出现了一批外资非正常撤资，在少数跨国公司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存在严重的问题，或是怀疑虚假宣传，从生产过程中存在多国有企业降低环境标准，甚至大环境侵害。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存在问题的原因
1.中国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与国际标准存在差异，市场监管力度不足，政府政策放宽，忽视对经济市场的严格监管。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吸引外资，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中国的对外投资将呈现出非常强劲的增长趋势。同时，外资迅速占领中国市场，中国企业已经逐渐意识到，与外国合作经济的重要性并开始努力付诸行动。
2.社会责任弱化。从哈根达斯看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缺失现象。深圳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挚爱”，“冰淇淋劳斯莱斯”，哈根达斯冰淇淋，原来是从一个小作坊没有卫生许可证。数据显示，这个小作坊成立半年左右的时间，产品销往上海，深圳等地。社会责任问题迫在眉睫。
3.风俗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对某些行为的理解出现偏差。迪士尼第一次进军巴黎，美国和法国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冲突是迪士尼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迪士尼，忽略了法国文化的喜好和民族主义，而相比之下，欧洲的休闲娱乐场所相对固定。
三、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问题的解决方法
（一）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问题上国家应采取的措施
1.使我国进一步成为跨国企业的重要生产基地。因此我们需要从投资环境和制度入手，进一步提高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环境，并努力让中国的地位作为一个跨国企业的全球生产基地。
2.转变投资方向和产业肌理引导跨国总公司，鼓励中国民族企业并购。在当今社会，跨国并购（M&A）已经成为国际投资的一个趋势，顺应潮流，我们应该适当引导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并购活动。
（二）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问题上行业应采取的措施
1.扩大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服务业是中国加入WTO后，以及需要重点培养开放的行业。中国应该着重投资金融，电信等行业，这些行业在发达国家占更大的市场和竞争优势，以及中国政策的控制和保护是非常严格的。
2.积极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关联度的项目，促进国内相关企业发展。产品内部分工是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跨国公司为了保持高质量，低成本的部分，继续加强企业提供零部件供应的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企业供应技术。有良好的促进作用，汽车，电子，家电和通信行业中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应继续积极吸引跨国企业进入中国的汽车，电子，电器，如制造业，积极引导生产，当地的经营和发展，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产品内分工之间。
（三）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问题上企业应采取的措施
1.加大了对高科技产品的投资，提升产品的质量。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大多选择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上。举例来说，中国石油和化工集团和德国巴斯夫集团共同建立了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责任公司是世界级的高科技石化基地总投资26亿美元。
2.积极转变生产经营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生产效率。
四、结论
在华跨国公司内部语言状况调查 篇3
一基本情况
(一)在华跨国公司概况
按照联合国的定义,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TNC)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拥有并管理若干经济单位的企业。一般以一国总公司为基地,通过输出资本在其他国家设立分公司或控制当地企业使之成为其子公司,从事跨国界的生产、销售和其他业务活动。(2)根据这一定义,我们把在华外国投资企业称作跨国公司。另外,本研究中港澳台企业除了在大陆投资外,在外国还有投资,所以把在大陆的港澳台企业也视作跨国公司进行统计分析。
据商务部统计,2011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712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60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49.6%,进口总值占全国的52.4%,总产值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3)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和社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些企业内部在语言运用上呈现出多样性,尤其是来自来非英语国家(德、法、日、韩等)的企业,出现了汉语、英语及母公司语言并存的现象。本调查旨在揭示跨国公司这一特殊组织中的独特的语言现象。
(二)样本构成及其分布
在华投资的TNC主要来自日本、美国、韩国、法国、德国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制造业为中心,涉及商业、金融、建筑等多个行业。在华投资总额排在前列的地区是江苏、广东、上海、浙江、辽宁、福建、山东、北京、天津等省市,本研究在外资企业最集中的江苏省展开调查。
我们的调查对象是在跨国公司中担任中层以上职位的在职工商管理硕士学员。被调查企业分布在苏州、无锡、扬州、南京等城市,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问卷191份,其中有效问卷132份,有效回收率为44%。我们把问卷信息输入电脑建立了TNC语言使用调查数据库。本文的研究均基于此数据库。
样本企业大多是在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前10年成立的,以美国、德国、日本等公司为代表的大中型制造企业。他们在生产营运、企业管理包括语言管理上更趋成熟与稳定,公司内部语言状况也更丰富多元,能真实地反映现阶段在华TNC在语言使用实态方面的真实情况。
从母公司地区分布看,美国占31.1%,德国占14.4%,日本占14.4%,此外还包括韩国、法国、瑞典、英国、新加坡、荷兰、意大利、丹麦、比利时、中国台湾、瑞士、挪威、中国香港、芬兰、西班牙、马来西亚、以色列、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按母语来分,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以非英语为母语的欧洲国家和以非英语为母语的亚洲国家分别占了35.7%、37.9%和26.5%;从产业分布看,制造业共计105家,占样本总量的79.5%,其他业务包括市场销售机构(8.3%)、综合管理机构(7.6%)、研发机构(3.0%)及其他行业(1.5%)。制造业中,主要包括通用机械(41.7%)和电子(30.3%)这两大行业,另外还涉及化工、批零贸易、医药、建材、物流、汽车、金融、房地产等。
从企业规模看,人数最多的是16000人,最少的是10人,平均人数为1796人;从外籍员工规模看,外派规模在10人及10人以下的占70.1%,10人以上50人以下的占22%,两者相加占样本总量的92.1%,外派规模在50人以上的占7.9%;从外籍员工外派年限分布看,短期(1~2年)占26.2%、中期(3~4年)占41.3%、中长期(5~9年)占28.5%、10年以上占4%,外派年限最集中的是3~4年这个区间。
从工作语言分布看,共有100家TNC把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占总量的75.8%。这100家TNC中,来自英语国家的共计83家,来自非英语国家的共计17家。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非英语国家的亚洲公司,有56.5%的公司将工作语言限定为母国语言,其余或无明确工作语言,或把英语作为工作语言。
(三)研究内容
语言是一种有价值、可利用的社会资源。我们重点考察在华跨国公司内部各类语言资源(尤其是汉语)的实态分布。在华跨国公司语言使用状况调查包括两大部分:第一,在华跨国公司外籍员工语言技能调查;第二,在华跨国公司内部的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态度。本文将重点考察TNC内部的语言使用情况及其语言使用态度。
在TNC内部的信息交流中,汉语、英语、非英语的母公司语言以及其他语言是如何分布的?混用的频率、场合具体是怎么样的?外籍员工对工作环境中的各种语言持何种态度?现阶段TNC内部的跨文化交际中是否存在语言瓶颈?沟通效果是否理想?这些问题是TNC语言实态调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具体而言,我们把TNC看成一个语言社区,这个语言社区的主要构成是英语、汉语、非英语的母公司语言等三种语言。这三种语言在这个语言社区内是如何运作的,什么媒介使用什么语言,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这些都跟语境有关。我们将着重分析TNC内部文本语境和交际语境下语言的分布频率,同时我们也考察中外籍员工说汉语和说英语的语境选择。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考察了语言使用背后的深层次因素,即语言态度问题。
二基础数据分析
(一)跨国公司内部语言混用情况
我们报告中所说的跨国公司内部语言的“混用”或“交叉使用”,指的是若干话语参与者在同一时空域中,就某个主题进行沟通、交流的时候,话语参与者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情况。
在TNC内部的信息交流中,汉语同其他语言混用的情况时有发生。66%的TNC内部,每天都在同时使用汉语和其他语言。有13%的公司语言混用的情况一周发生几次,10%的公司偶尔发生语言混用的情况,语言混用情况很少见和从来没有的占7%和4%。
由此可见,TNC内部所使用的语言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使用单一语言的公司仅占4%,96%的公司内部都或多或少存在语言混用的情况,其中66%的公司内部每天都在交叉使用着汉语及其他语言。
我们根据语言使用的媒介、场合以及对象等因素把TNC内部语言使用的语境区分为以下三种类型:文本语境、交际语境和对象语境。以下是对汉语、英语等语言在这三类语境中具体分布情况的相关统计与分析。
1. 文本语境分布
对于TNC来说,印刷品、网站、通知等很多地方应该用哪种或哪几种语言,这涉及公司的语言管理策略。
调查数据显示,在TNC内部,英语较多地用在技术文件(累计101例,占样本总量的76.5%(4))、对外网站(累计99例,占样本总量的75%)、电脑系统(累计89例,占样本总量的67.4%)、公司合同(累计88例,占样本总量的66.7%)等专业管理文本语境中,而汉语则较多用在通知公告(累计99例,占样本总量的75%)、内部刊物(累计94例,占样本总量的71.2%)、管理手册(累计91例,占样本总量的68.9%)等日常管理文本语境中。
我们也发现,在所有的文本语境中,英语和汉语的总体使用频次非常接近。英语在所有文本语境中的累积使用频次与汉语的累积频次之比为1.1∶1。很多情况下都是英语和汉语双语并用。
2. 交际语境分布
我们依据表达媒介与地点的不同把TNC内部的交际语境大致划分为以下5种:工作会议用语、工作电话用语、工作交流用语、日常交际用语和工作邮件用语。
调查数据显示,作为世界通用语,英语在中国的TNC交际语境中非常强势。在TNC内部与外籍员工的沟通中英语被广泛使用,在各类交际语境中的使用频次均值达到了98例。也就是说,如果有外籍员工在场,74.1%的公司选择英语作为主要工作语言,再辅以汉语等其他语言。与英语相比,汉语在交际语境中的使用频次平均仅为32例,即24.1%的公司在工作交际中使用汉语。英语在所有交际语境中的累积使用频次与汉语的累积频次之比约为3∶1。
由此可见,英语和汉语在交际语境和文本语境中的分布差异很大。在真实的交际语境中,跟外籍员工说英语的频率远远大于说汉语的频率。而在相对虚拟的文本语境中,使用英语和使用汉语的频率基本持平。TNC内部工作语言的选用随着语境类型的改变而改变。
调查数据还显示,在TNC内部使用汉语跟外籍员工交流的各类场合的使用频次呈现出明显的梯级排序,分别为日常交流51例、工作交流34例、电话交流29例、会议交流24例、邮件交流21例。正式的工作语境倾向于少说汉语,非正式的日常语境倾向于多说汉语,也就是说,汉语的使用频率随着语体属性的改变而改变。
如果母公司的语言不是英语,那么在与外籍员工沟通的不同交际语境中,母公司语言都有一定的使用范围,主要集中在15~20例这个区间。非英语的母公司语言也呈现出明显的语体相关性,正式的工作语境倾向于多用,而非正式的生活语境倾向于少用。在很多亚洲公司和欧洲公司中,母公司语言与本地语言存在较明显的竞争关系,并且这种竞争关系随着语境渐趋正式而变得更为激烈。在邮件交流和会议交流中母公司语言和汉语的使用频率基本持平。当语境变得非正式时,汉语的竞争优势才逐渐显现。
3. 对象语境选择
外籍员工在掌握了汉语以后,究竟在哪些场合、面对哪些对象时倾向于开口说汉语,在哪些场合、面对哪些对象时汉语说得更频繁一些,这是TNC汉语使用实态调查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考察外籍员工说汉语语境选择的同时,我们也考察了中国员工说英语的相关情况。通过比较,更好地把握TNC内部的语言选择问题。
图4显示,外籍员工说汉语的语境选择范围非常广泛,分布在各种商务场合。其中高频语境包括在公司内部联系(37例)、与本地客户联系(33例)和公司内部会议联系(32例),三者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9%、17%和16%,合计占总体的52%。外籍员工说汉语的场合还包括同在华其他子公司联系(23例)、与本地供应商通信和往来(19例)、与公司海外部门联系(13例)等。19%的TNC在以上场合都不使用汉语。此外,在聚餐、开幕式等特定场合,外籍员工有时也需要说汉语。
与之相比,中国员工说外语的语境选择有其自身的特点(图5)。在TNC工作的中国员工说英语的高频语境包括与公司海外部门联系(117例)、在中外籍员工共同参与的公司内部会议(100例)和本公司内部联系(75例),所占比例分别为29%、24%和18%。仅2%的TNC认为中国员工没有使用英语的特定场合。
通过比较某些高频语境的语言选择发现,在公司内部联系中,外籍员工说汉语的频率为37例,而中国员工说英语的频率为75例,两者比例接近1∶2。在中外籍员工共同参与的公司内部会议上,外籍员工说汉语的频率为32例,而中国员工说英语的频率为100例,两者比例接近1∶3。
由此可见,在公司内部联系中,中国员工说外语和外籍员工说汉语这两种情况都广泛存在,但前者多于后者。中外员工共同参与的公司内部会议上所使用的会议语言不是单一的某种语言,而是多种语言并存,英语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汉语。
(二)跨国公司内部语言使用的态度
除了TNC内部的语言使用实态调查以外,我们还初步调查了TNC对汉语、英语、非英语的母公司语言在使用中的态度。我们的调查涉及三个方面:什么情况下说汉语更合适、外语水平能否促进企业内部正常沟通以及TNC内部语言使用的沟通效果。
1. 什么情况下说汉语更合适
根据交际语境中交际主体和交际客体的具体性质,我们大致分了四类情况,即公司的内部通信和交流语言、公司与总部沟通的语言以及与其他外国子公司沟通的语言、公司外籍员工的使用语言。
统计数据显示,在进行公司内部通信和交流时,认为说汉语更合适的公司共有88例,认为说英语更合适的为59例,认为应该说非英语的母公司语言更合适的为8例,认为应该说其他语言的为1例。56.8%的公司赞成在公司内部通信交流时应该说汉语,赞成说英语的比例为38.1%。
TNC内部是一个微型语言社区,该语言社区对汉语这种本地语言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个相对独立的语言环境允许中国员工说汉语,也鼓励外籍员工说汉语,特别是中国员工和外籍员工共同参与的场合。
与公司外籍员工沟通使用的语言、公司与总部沟通的语言以及与其他外国子公司沟通的语言这三项的情况基本接近。认为在这三种情况下说英语更合适的比例分别达到了75.6%、79.8%和89.0%。这跟第一项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与外籍员工沟通所使用的语言”一项,75.6%的TNC认为他们说英语更合适,认为说汉语更合适的比例仅为12.2%。
TNC对于国际通用语、本地语言和第三国语言这三者的语言态度可以归纳为:对“内”鼓励说汉语,对“外”鼓励说英语。这里的“内”指的是内部通信交流,“外”指外部沟通(包括跟总部的沟通和跟外国子公司的沟通),同时也指对外籍员工。
2. 外语水平能否促进企业内部正常沟通
外语水平能否促进企业内部正常沟通,这是对这种语言实际所能产生何种效用的判断,也是一种语言态度。我们对此也进行了调查。
调查数据显示,认为掌握一定外语交际能力的外籍员工和中国员工将对企业内部的正常沟通产生正面影响的比例较高,分别为80例和112例,所占比例占有效样本总量的60.6%和84.8%。
此外,我们发现中国员工的外语水平对企业内部正常沟通所产生的影响分布较为集中,而外籍员工的情况则相对分散,仍然有39.4%的TNC认为外籍员工好的汉语水平并非就一定能产生完全正面的影响。
显然,TNC对英语能力的认同度更高,对外籍员工汉语能力的认同度稍显不足。
3. 跨国公司内部语言使用的沟通效果
为了评价在TNC内部中国员工和外籍员工沟通的效果,我们把TNC内部的沟通类型细分为六类:1)各部门会议里的沟通;2)面向所有员工公司政策方面的沟通;3)从总部下达到所有员工的重要信息方面的沟通;4)外籍管理人员和中方管理人员之间的沟通;5)外籍员工和中国员工之间的沟通;6)外籍管理人员和中国员工之间的沟通。
通过TNC内部六大沟通类型不同沟通质量的个案数量柱形图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总体来说,TNC内部沟通效果集中在“良”这个区域,“优”这个区域所占比例不大。同时,虽然“中”“差”等消极评价所占比例不大,但也说明在部分公司里面中外员工在某些沟通环节上确实存在语言沟通上的问题。
三调查结果
在华跨国公司形成了与其他组织不同的独具特色的内部工作语言体系,该语言体系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大部分跨国公司内部存在着语言混用的情况。
在文本语境中,大部分跨国公司采取英语和汉语双语并用的模式来实施书面语言管理。同时这样的双语制也有所侧重,表现为英语多用于官方的、制度性较强的范畴,而汉语多用于日常的事务性范畴。因此跨国公司的语言管理策略体现出“分工并行”的特点。
在交际语境中,英语非常强势,使用频率在各交际语境小类中都很高。汉语的使用呈现出明显的语境相关性,即使用汉语的频率随着语境类型和语境属性的改变而改变。在文本语境中汉语的使用频率高于交际语境和对象语境。在非正式的日常语境中汉语的使用频率高于正式的工作语境中汉语的使用频率。同时,汉语作为一种本地语言,跟非英语的母公司语言也存在着较明显的竞争关系,汉语的竞争优势随着语体的非正式属性的增强而增加。
调查还发现,外籍员工说汉语的语境选择范围广泛,高频语境集中,主要包括公司内部联系、与本地客户联系和公司内部会议联系。在公司内部联系和中外员工共同参与的公司内部会议上所使用的语言不是单一的某种语言,而是多种语言并存,英语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汉语。
对于跨国公司内部语言使用态度的调查表明,跨国公司及其外籍员工对“内”倾向于说汉语,对“外”倾向于说英语。内部通信交流鼓励多说汉语,对外籍员工以及对外沟通交流而言说英语更好。同时,大部分跨国公司和外籍员工认为掌握一定外语交际能力将对企业内部的正常沟通产生正面影响。但我们也发现对于中国员工英语能力的认同度更高,对外籍员工汉语能力的认同度稍显不足。
在跨国公司内部多语混用的情况下,中外员工之间的沟通效果良好。不过调查发现,在部分公司内部中外员工在某些沟通环节上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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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状况 篇4
关键词：R&D投资 行业分布 比较
一、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行业间投资方式的比较
这里以主要行业在华设立研发机构中可明确其投资方式的326家机构为研究对象，统计表明，各行业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投资方式均以独资方式为主，在这里研究的326家跨国公司R&D机构中，有274家采用这种方式，比例高达84.05%。另外，在跨国公司在华设立R&D机构数量最多的5大行业中，电子电气领域的外资独资方式所占的比重最大，为91.45%。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发和市场化进程，中国的部分企业己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于是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在技术方面的合资也逐步兴起，成为在华研发投资的另一种主要的形式。在326家的研究对象中，有 40家跨国公司采用合资方式在华设立研发机构，所占比重为12.27%。而这其中，汽车行业的合资比例比较高，为38.46%。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第三种形式是与中国的大学、科研院所合作，借助中国高校、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力资源，研究和开发满足中国市场的技术。目前这类方式的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数量是最少的，仅占全部主要行业外资R&D机构数量的3.68%。
二、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行业间成立年份的比较
这里从650家主要行业的外资在华R&D机构中选取其中可知其成立年份的并且成立年份是在1991-2002年的372家外资R&D机构为统计对象的。从当前的发展情况来看，电子电气行业、信息行业、汽车行业、软件行业、生物医药行业是外资在华R&D投资数量最多的几大行业，但是在1998年之前，他们每年在华新成立的R&D机构数量是非常少的，尤其是汽车、软件和生物医药行业，其每年在华新设立的R&D机构数量均少于5家，而电子电气行业和信息行业虽然在1996年的时候在华新成立的R&D机构数量均达到了5家，但是之后几年的增长速度也是非常缓慢的，依然不超过10家。另外，软件行业、生物医药行业、汽车行业的每年新增R&D机构数量也比往年大大增加了，虽然比不上电子电气行业、信息行业，其2002新增R&D机构数量分别为21家、18家和5家。
三、我国国内R&D机构总数行业间年增长速度比较
这里从650家主要行业的外资在华R&D机构中选取了其中可得知其成立年份并且是在1991-2006年设立的561家R&D机构为研究对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主要行业在华R&D外资机构总数均得到了快速的增长，从2000年的174家增长至2006年的561家。其中截止2006年底，软件行业在这5大主要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为18%，虽然不是最大的，但是其年增长速度是最快，为34.6%。相反，信息行业一直是我国吸引外资R&D机构数量最多的一个行业，截止2006年底，信息行业所占的比重是5大主要行业中最大的，为39.2%。但是信息行业的发展毕竟已经到了一个相对瓶颈的时刻，其年增长速度相对有限，为19.6%。第三，生物医药行业也是一个快速增长的行业，一直以来，我国医药行业外资R&D机构在华设立是比较少的，截止2006年也仅占5大主要行业的8.6%。但是近几年我国医药行业发展迅速，其年增长率为32.2%。具有同样发展特征的还有汽车行业。
四、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投资--产值的行业间比较
截止2011年底，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投资一共有446487家，其中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有181017家，投资总额为1559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9.01%；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在华外商投资企业有57836家，2011年在华投资总额为912亿美元，比上年下降了14.2%。
3大制造业行业在我国的三资企业的在华产值在1999年至2011年之间均呈现一个高速增长的局面，在此期间，3大制造业的在华三资企业的年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差不多，其中汽车行业的年产值的年增长速度为28.56%，其次為电子电气行业，年增长率为23.08%，最后医药制造业的三资企业的年产值为22.06%。2011年的数据统计表明，电子电气行业、汽车行业、医药制造业的在华三资企业的产值分别为63978.56亿元、27856.36亿元、3702.04亿元，分别占了所有三资企业工业企业的产值的22.29%、12.75%、1.69%。
从2004-2011年间我国行业增加值的角度而言，总体而言，第二、第三产业及制造业的年增加值的增长趋势保持一致，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差距不大，且制造业占了第二产业增加值的一大部分。但是对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这个行业来说，至2010年其总量也仅有8881.94亿，仅占其所属的第三产业增加值的5.11%。这一方面说明了对于第三产业而言，我国第三产业中各个分支产业的发展比较均衡，而对于第二产业而言，则集中在了制造业；另外说明了对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这个行业而言，增加值不是它唯一的衡量指标。
其次从软件行业和信息行业在课题投入的人员上来说，也存在着差异，2009年及2010年两年间，两大行业的课题投入人员普遍较少，课题投入人员的差异也不明显；但是2011年的时候，两大行业的政府R&D机构的课题投入人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中软件行业为296人，信息行业为144，软件行业投入人员基本上信息行业的2倍。这主要是因为软件、计算机等行业属于智力密集型产业，而相比而言，信息行业则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
参考文献：
[1]数据来源：根据王志乐.《2011跨国公司中国报告》；
[2]葛智超.跨国公司R&D机构在华投资区位研究.国际贸易学， 2012；3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状况 篇5
关键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调整
在改革开放初期，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当时外商对中国的国内政策、法律、市场环境、消费习惯等都很不熟悉，缺乏在中国市场运作的经验，对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法制环境、政策的稳定性、政府行政干预等存在顾虑，因而对投资持观望、试探、谨慎的态度，主要形成了以合资和合作方式为主的格局，以便充分地利用中方的人才等资源熟悉、了解当地市场信息。
随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政策环境的改善以及对独资限制的减少，跨国公司也积累了在中国市场的经验，跨国公司已经把中国作为其全球战略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但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在华的投资战略也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和变化。
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战略调整
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中，在中国的投资策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方面说明，随着总体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战略中的地位也得以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也说明，跨国公司通过不断变化自身的经营战略来积极面对和适应日益强化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从总体上看，这种调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华投资结构的调整
目前，全球产业结构正在进行调整，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全球工业化的重心也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稳定的政局和优越的投资环境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度不断加大，使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更加活跃。许多跨国公司开始把加工制造中心转移到中国，还有一些跨国公司通过提供资金、设计标准、技术和管理，在中国投资零部件制造业，同时加大在中国的采购力度，将中国融入其全球经营网络。
从总体上看，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结构在过去20年里不断演变。20世纪80年代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20世纪90年代初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近年来，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结构不断优化，逐渐由传统的资源导向、资本导向，转变为知识创新导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投资重点，投资呈现高端化趋势。
2. 把中国纳入其全球化经营网络和价值增链条之中
跨国公司新增的投资主要流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如信息技术、电子产品、电信设备、制药、石油化工和发电设备等。跨国公司着眼于在中国市场的整体战略投资，对产业链中的各个阶段进行纵向投资并强化销售、售后服务网络以及培训中心的建设。同时把分散在中国的单个投资项目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系统，从而最大限度地使资金、人员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并优化组合，产生整体效益。
3. 跨国公司对股权安排方式以及进入方式的调整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外合资企业所占的比例逐步下降，而外商独资企业所占比例不断上升，并取代中外合资企业成为跨国公司进人中国的主要模式。这种新的股权安排方式是在华跨国公司全面衡量各方面后所作出的一种选择。许多跨国公司已把在中国的投资看做是其全球一体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最适合于企业长期战略和全球战略的独资方式的重要性已日益凸现。
此外，跨国公司还通过合资与参股的形式向中国的核心企业渗透，并尽可能取得控股权或实际控制权，使其能够凭借在资金、技术、管理与人才方面的优势在中国市场上取得绝对领先地位。从总体上看，外方占有控制地位;在天津的120家世界500强企业中，外商独资企业48家，占40%，外方控股企业31家，占42.5%;双方股权相当的有12家，占l0%;中方控股企业9家，只占7.5%。
4. 加快实施本土化战略
加快实施本土化战略，投资日益系统化，辐射性控制增强。“思考全球化，经营本土化”是当前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经营管理的主要模式。跨国公司为了获得在华投资经营的更大收益，积极实施本土化战略—产品品牌本土化、生产制造本土化、营销方式本土化、研究开发本土化、采购本土化以及人力资源本土化等。
本土化战略首先是从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开始的。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包括：高级管理人员的本土化和一般管理人员的本土化。在高级管理人员层面，跨国公司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策略是重用华人精英，特别是有中国背景的海外留学人员。重用华人精英使不少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业绩明显上升。厂商制造的是有物理属性的产品，而消费者购买的是有感情寄托的产品。产品会过时、被竞争者模仿，而品牌却是独一无二的。真正持久的竞争优势往往来自于强势品牌，品牌管理有巨大的战略寓意。但许多跨国公司也意识到不能简单地把那些在母国市场已被证明的行之有效的品牌管理模式移植到中国，必须推行品牌本土化战略。
二、应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的对策
由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战略，可以看出跨国公司的投资既可以对我国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作用。如何利用其积极的方面为中国经济服务，同时克服其消极影响，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继续建设良好的投资坏境
加入WTO以后，中国在改善投资环境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特别是在减少审批环节、简化行政程序、提高办事效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目前中国的投资环境，特别是软环境还不能完全适应跨国公司投资的新形势。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跨国公司更加重视受资国的法律环境、市场环境和人才、物流、基础设施等配套环境，这对中国投资环境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应当继续改革和优化投资环境，努力建立稳定、透明、可预见的法制环境;诚信、规范、统一的市场环境;物流通畅、中介服务体系健全、便于配套生产的企业发展环境;有利于人才聚集和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和自然环境，从而加快解决外资企业发展中遇到的突出矛盾，进一步增强中国吸引跨国公司公司投资的综合竞争力。
2. 利用反垄断法, 对外商独资企业可能造成的垄断进行规制
由于跨国公司在技术、资金、品牌以及营销网络等方面占据优势，某些行业可能出现跨国公司凭借其所有权优势形成垄断，从而对民族产业的发展形成毁灭性冲击的情况。同时一些关系国计民生行业的发展也将面临很大的困难，国内企业也会因此失去发展的空间。政府应利用相关法律，以限制跨国公司的垄断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合谋行为。政府还可以通过多方引进，实现在引进外资来源上的多元化，来引进竞争机制，让外资之间展开合理竞争，通过现有的投资政策来限制外资的市场份额。
3. 正确引导投资，提高外资的质量
应当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鼓励跨国公司投资于现代农业，促进中国农业的产业化;鼓励跨国公司投资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鼓励其在中国设立生产基地和制造中心;鼓励跨国公司和战略投资者积极参与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的改组改造;鼓励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采购中心、研发中心和地区性总部。与此同时，应适当放宽中西部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条件，鼓励跨国公司投资中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加快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积极引导跨国公司与中国的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的战略相结合。
4. 加大科研开发力度，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当今世界市场中，企业间的竞争主要是科学技术之间的较量。在合资企业时代，由于合资的关系，国内企业能够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合作获得比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对较强。目前，跨国公司则采取独资或控股的形式，就容易造成技术的垄断，使技术的“溢出”效应大大减少。因此，面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独资化浪潮和对技术的垄断，中国企业必须加大科研开发力度，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吸引大批优秀科技人才，形成企业自己的产品和技术研发体系，创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不断满足市场的变化和要求，有效抵制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
5. 培育实力强的国内名牌企业，让外商有更具实力的伙伴
虽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独资化是一种整体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跨国公司不再需要中国企业做“伙伴”，而是意味着跨国公司将会趋向于寻找实力更加强大的、更有市场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做其合资伙伴，并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来与中国企业建立“非束缚性”的伙伴关系。因此，国内企业要尽快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中国企业跨国化经营和品牌输出，并注重培养优秀的企业家队伍。合资企业的中方要增强自身的实力，增加自己在合作中的砝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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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状况 篇6
一、独资化倾向的主要证据
(一) 新设独资企业增加
据统计1993年外商独资企业的项目数和实际投资额在我国当年外商投资中所占比重分别只有22.74%和23.65%, 从1997年开始, 新批准的外资项目的独资企业数量开始超过合资企业的数量。2000年开始, 外商实际投资额中独资方式每年都大比例地高出合资额, 至2004年这两个比重分别提高到70.33%和66.34%。2005年又进一步提高到73.43%和71.22%。表1清晰地表明了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中独资的形式成为主流和趋势。
(二) 原有合资企业的股权扩张
在新批独资企业数量和金额超过合资企业的同时, 原有合资企业也加快重组步伐, 逐渐向独资企业转变。2001年以后随着政策的调整放开, 不少跨国公司开始采用收购合资企业中方股份的方式把合资企业变为独资企业。
2001年10月, 阿尔卡特通过收购中方股份, 拥有50%+1份股份获得上海贝尔的控制权。2004年3月, 美国雅芳收购广州美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的股份, 正式从一家合资企业变成一家独资公司。2004年5月, 宝洁也终于从合作了16年的老伙伴和记黄埔手中收购剩余的20%股权, 实现在华独资。2004年8月, 在通信行业赫赫有名的北京国际交换系统有限公司 (BISC) 宣布更名为北京西门子通信网络有限公司 (SCNB) , 西门子持股比例从40%上升到67%, 企业性质也由合资公司变为外商控股企业。2005年1月末, 第一生化药业公司已将其所持上海强生制药1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美国强生制药公司。至此, 上海强生制药成为了美国强生制药在中国的独资公司。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得出。除了独资、合资、合作模式以外, 其他投资比重很小, 予以省略。
(三) 并购国内企业
中国加入WTO后出现的一个新动向就是跨国公司通过收购和兼并进入中国市场。如美国的爱默生公司斥资7.5亿美元收购华为公司下属企业安圣电器;美国AB啤酒公司收购青啤;法国达能公司控股乐百氏和娃哈哈。通过并购进入中国市场, 成立控股或独资企业, 成为外资独资化战略的又一种方式。
二、交易成本:独资化趋势的成因
(一) 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下降
1.政策趋于宽松
改革开放之初, 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和金额都有严格的限制。1979年, 我国颁布了《中外合资企业法》, 限制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 对合资、合作企业表现出明显的鼓励倾向。但对外方的股权占比仍严格管制, 其比例不得超过50%, 对独资管制就更加严格, 这些法律条文都明显阻碍了独资企业或外方控股企业在我国的发展。为了谋求在中国发展, 一些外商企业不得不调整其战略, 选择以合资的形式进入。当初美国强生之所以和上海第一生化合作, 主要是受政策影响。根据有关规定, 外资药企不能在中国设立独资公司, 要想落脚, 必须有中方参股。为此美国强生和上海第一生化开始了这段并不纯粹的“婚姻”。
为了进一步积极利用外资, 加快我国经济发展, 自1992年开始, 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减少对外商投资限制的法律政策, 如1995年我国颁布了《外商投资企业控股公司法》, 1997年又颁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2000年至2001年, 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些法律一方面规范了外商投资者的行为, 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 取消了对外商独资企业在设立条件、减资、设备出资、内销和出口比例等方面的限制, 同时也放宽了外商投资股权的某些规定。2002年以来, 我国三次修订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其重点之一就是放松或取消股比限制, 除少数资源性、战略性领域外, 大部分制造业领域都已允许设立外商独资企业。这些促进市场开放的政策, 极大地减少了对外商投资的限制, 使外商有了选择投资形式的自主权。
2.市场日趋成熟, 投资环境日益改善
中国在开放之初, 由于市场化程度低, 企业运作赖以存在的各种要素均与国际惯例有较大差距。早期进入中国的企业在政府关系、政策法律、销售渠道及人才等方面对中国市场均存在着很大的不适应。这使得跨国公司只有同中国国有企业进行合资经营, 才会有税收减免、市场开放等国民待遇, 甚至超国民待遇。通过合资, 跨国公司可以有效地克服市场进入壁垒, 能在更加广阔的市场范围内运用自己的核心能力。
加入WTO以来, 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严格履行加入WTO承诺, 市场更加开放化, 政策更加透明公开化;人力资源结构进一步完善, 形成了大量低廉而优质的劳动力资源;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 获得大量政策倾斜, 我国的投资环境大为提高。而外商与国内企业经过十几年的合资合作, 已经逐步了解并熟悉了我国的相关法规、市场规则以及竞争对手、风俗习惯、游戏规则, 他们积累了在中国投资经营和竞争的全过程经验。当中国的外部投资环境趋于改善, 当外商对中国市场的熟悉程度加强时, 外商必然选择独资, 以加强对企业的控制和方便灵活地实施全球战略。
(二) 企业内交易成本的因素
1.企业内的协调成本
合资双方由于种种原因, 导致合作效率低下。首先, 双方的合作目的不同。我国合资方的合作目的, 主要是取得外方的先进技术、促进就业以及引进资金。而外方创办合资企业主要是为了占领市场, 因而他们更注重长期的发展并服务于其全球的战略规划。由于外方受到股权比例权限的约束, 往往在企业决策时不能很好地实现自己意图。双方的合作初衷的背离, 导致双方摩擦增多, 增加了不必要的协调成本, 导致合资的效率下降。其次, 双方还在企业管理和文化上发生冲突。来自不同国家的企业管理者在工作方式、思维方式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差异。西方社会讲求个性化, 强调创造力;东方文化则注重集体, 强调服从与牺牲。这种来自价值观上的差异不仅造成管理的矛盾, 更导致企业文化的不协调。这样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就大大提高了。
2.防止技术“外溢”的保密成本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海默提出垄断优势论被称为当代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开山之作。该理论认为美国跨国公司之所以对外直接投资是由其垄断优势决定的。这些优势包括:资金优势、技术优势、规模优势、组织管理优势、商誉等等。可见跨国公司技术、管理与组织技能等优势是其核心竞争力所在, 是其取得利润的关键。所以跨国公司都不遗余力地花费高额成本保护技术等优势不“外溢”。当投资方与东道国合伙人共同建立合资企业时, 将会导致上述无形资产迅速扩散。东道国企业可通过“边学边干”的方式成长为外方企业的竞争对手, 这是外方跨国公司所不愿意看到的场面。另一方面, 我国目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力度不足, 难以维护技术拥有者的有关权益。因此, 跨国公司在技术应用上要格外防止核心技术的泄漏, 并且不愿使用最新的技术, 而这样是不会长期给该公司带来超额利润的。这里的防范技术外溢所花费的成本加上不能使用最先进技术所损失的利润, 都是跨国公司要摆脱合资, 选择有高度控制权的独资形式的动机。技术的保密是企业盈利的首要问题, 而越是高科技企业, 其独资化的动机就会越强。
(三) 独资化动机的模型分析
下面从跨国公司由合资到独资转变的结果入手, 通过设计简单的模型, 对独资化动机进行反向推导。假设企业内的交易成本为C1, 企业外部市场交易成本为C2。企业的总收益为R, 合资时外方所占比例为α (α<1) 。
则:合资时外方的利润为:αR-C1 (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较小, 暂不计)
独资时外方的利润为:R-C2
若αR-C1-R-C2>0说明选择合资更有利;
若αR-C1-R-C2<0说明选择独资更有利。
引进外资初期
外方选择合资说明αR-C1-R-C2>0, 则可得出C2> (1-α) R+C1。这说明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大于外方合资所失去的收益与企业内交易成本之和, 即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如此之大, 以至于外方宁可与中方共享利益以及承担不必要的协调成本也要规避之——选择合资。
后WTO时代到来后
跨国公司选择独资, 说明αR-C1-R-C2<0, 则C2< (1-α) R+C1。这说明由于政策放松、市场透明以及对中国市场环境的熟悉, 外方所面临的市场交易成本大大降低, 此时与中方的利润分成和企业内的协调成本成为外方明显的负担, 对他们来说合资所带来的利润要小于独资。于是外国跨国公司纷纷走上了控股或独资之路。
结论:当困扰外商自由选择的各种障碍, 如政治风险、政策限制、市场的不完善等因素逐渐消失时, 外商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保证自己最大利益的投资方式, 即独资。
表2对合资与独资做出了成本收益的比较。
三、应对思路与措施
(一)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建立健全各相关法律体系
首先, 在华跨国公司独资化倾向表明了跨国公司对我国市场环境的认可。我国应抓住这一契机, 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领域, 完善市场环境, 改善政府的服务功能, 提高行政效率, 加快各种体制改革, 以吸引更多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其次, 应该看到我国在知识产权法领域的保护力度不够。应当树立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 尊重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才能使外方把先进的技术带到我国, 也才能进一步扩大技术的溢出效应。最后, 应建立健全反垄断法律法规和机制, 防止外资损害我国消费者的行为。提高市场发育水平, 市场越是激烈, 企业就越难以达到垄断的目的。
(二) 加强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联系, 增强技术的溢出效应
实证研究表明, 很多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是通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企业与当地供应商和客户间的前后向关联关系表现出来的, 这种前后向关联又称为垂直溢出。应加强外资企业与当地客户 (前向联系) 以及当地供应商 (后向联系) 之间的合作, 在合作中最大程度地获取技术援助、信息支持和管理技能等方面的技术, 有效利用外资企业的优势, 获得技术溢出效应。另一种技术溢出模式是水平溢出, 体现在跨国公司进入带来的竞争效应、新产品的示范效应以及人员的流动等带来的溢出效应。应通过激烈的竞争, 鼓励国内企业对国外企业的新技术产品的学习、模仿、推导以及高级人才的流动, 努力提高外商独资企业带来的竞争和示范效应。
(三) 加强对独资企业内部贸易和转移价格的监管
相对而言, 独资企业模式对内部贸易和转移价格的操纵可能更加难以进行监管, 其损害我国经济利益的情况可能更加容易发生。因此, 应加强对跨国公司的商务调查与审计, 建立其相关联企业档案数据, 与其他国家合作建立情报信息网络等多种手段对独资企业的财务进行监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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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状况 篇7
J.Li et al.(2000)指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设立全资及控股企业,当跨国公司对中国进行投资时,他们经常要在若干战略问题上做出决策并进行抉择,比如技术的力度,投资地点和所有权安排等。[1]J.Hawksworth(2006)和J.Johnson et al.(2008)指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并将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其次将会是美国和印度。[2,3]
改革开放以来,国外投资日益增加,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平均每年30%的速度递增。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世界500强已有400多家在中国投资或设厂,从事资源开发及抢占市场份额。成功的跨国公司固然很多,但因为文化因素造成失败的跨国公司也不在少数。调查显示,82%的跨国公司的失败是因为跨文化管理的失败,有1/3的跨国公司因为跨文化管理不利而面临内部关系紧张的状态。美国经济学家David.A.Felix指出,几乎所有的大型跨国公司失败的原因都是由于忽视了文化上的细微差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Peter Drucker也认为,国际企业经营管理“基本上是一个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多样性相结合的统一管理。”[4]中国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主要推动力”,相互间经济合作、投资发展和贸易往来增长迅速,美在华跨国投资也日益增加。但由于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往往也大不相同,从而导致了文化摩擦和冲突,因此在企业投资决策、经营管理过程中常常会发生冲突。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并顺利解决这些跨文化冲突,跨国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必然会遇到极大的障碍。因此,详细分析跨国公司跨文化冲突的具体表现形式,结合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管理特点,积极面对跨国公司跨文化管理的挑战,科学处理跨文化冲突事件,对跨国公司的运营及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美在华跨国公司投资发展概况
美国对华投资开始于1979年,中美第一家合资企业始建于1980年。自那时起,虽然偶有波折,但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一直未曾间断。如表1所示,1979年至2011年,30多年来美国跨国公司在华实际投资额呈现上升趋势,在2002年达到峰值。至2011年,美国累计在华投资额达到678.74亿美元,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额6.86%,是继欧盟、日本后的第三个对华投资最多的国家。
单位:万美元
注:数据来自于商务部统计年鉴。其中1979、1980、1981、1982年数据为1979-1982年总额平均所得。
自1979至2011年,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不断起伏,并非直线、平稳发展,而是具有阶段性,并且每一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具体来说,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市场进入、拓展、深化和细分阶段。如下图所示:
第一阶段,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的市场进入阶段(1979-1992年)。这一期间,中国开始进行对外改革开放,美国跨国公司受中国经济特区建立、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及上海浦东新区建设的吸引,在华投资有所增长,但幅度较小。在这一阶段中,美国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时大多采用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独资经营和合作开发等形式。
第二阶段,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的市场扩展阶段(1992-2001年)。这一阶段是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增长最快的阶段,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项目数、合同总额和实际利用金额空前扩大,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最高水平。在这一阶段中,中国重点发展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等经济圈。与此相适应,美国跨国公司在华进一步拓展了市场空间,实际投资额持续增长,占中国利用外资的份额也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
第三阶段,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的市场深入阶段(2001-2008年)。这一阶段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额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也是伴随着中国政府提出的西部大开发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政策,实施市场深化阶段。中国加入WTO以来,其经济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融入到全球化之中,利用外资规模保持稳定增长。但是美国跨国公司实际在华投资却一直在下滑,占中国利用外资的比重也大大下降。美国跨国公司在华制造业投资中比重有所下降的领域主要是计算机、电子、电气设备用品与部件,在制造业的投资中,收益率增长较快的是化工、运输设备、食品、机械,基本都高于美国跨国公司在亚太地区投资的收益率,且大大高于其对外总投资的收益率。
第四阶段,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的市场细分阶段(2008-现在)。2008年至今为第四阶段。由于美国次级债的影响以及中国政府投资拉动的提出,美国跨国公司在华开始了市场细分阶段,无论是从行业细分的角度还是从盈利模式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呈现出强势的调整性质。2007年底,受国内次债危机的影响,美国跨国公司放缓了在华投资及拓展市场的步伐,进而转向对在华市场的细分阶段。从美国跨国公司在华实际投入金额来看,2007年只有26.16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减少了8.6%,比2001年更是减少了40.9%。尽管在2008年中国中央政府出台了4万个亿投资铁路、公路及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拉动计划,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的实际投入金额达到了29.44亿美元,但是到2009年这一数字降到25.55亿美元。不过,进入2010年后,这一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
三、跨文化冲突的表现形式
跨文化冲突主要还是集中在经营管理理念与决策中、领导权力分配与使用中、人力资源管理中、评价与激励体系中和组织沟通中等五个方面。它们始终影响着跨国公司的方方面面。
1. 经营管理理念与决策方式中的跨文化冲突
文化是经营管理理念和决策机制形成的重要条件。经营管理理念与决策方式中的跨文化冲突主要体现在跨国公司内部中美两国管理者之间。根据帕累托80/20定律,公司关键的少数的20%的高层管理人员,往往决定整个公司80%的效率、产出、盈亏和成败。因此,真正对跨国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上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Jeffrey Pfeffer(1998)也曾断言,只有当公司经理人有正确的观点时,公司才能产生利润,并且只有“人”才能使公司的利润产生。[5]
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观念,决定了两国管理者在跨国公司经营思想及决策方式上的差异。中国的管理者受其传统古典哲学思辨与思想启蒙色彩的儒家、法家、道家等学说的影响,并将这些精髓深深地嵌入到属于东方文化体系的企业道德、企业哲学与企业精神体系之中,进而形成了独创的经营管理理念。这种经营管理理念要求其行为规范在很长时间内保持原状,并且注重人治,看重人际关系,依靠伦理道德的约束力。美国企业文化表现为重制度管理的同时更重视人、尊重人的价值。也就是说,能够在尊重个人价值、个人选择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和创造力,为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2. 领导权力分配与使用中的文化冲突
根据Hofstede的文化维度研究理论,中国属于权力距离高的国家,对于权力高度尊重,在管理过程中倾向于强调谁是领导,并且对于领导的权威不容置疑。相比之下,在美国,人们依靠规则,法律,强调彼此的合约,尊重合约和约定,拒绝专制独裁,愿意质疑权威。同时,美国属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家,人们强调法律合约和记录,客观地进行投资及经营决策。因此,基于中美两国在权力分配上及使用的巨大差异,两国管理者对于权力的理解也各不相同。美国社会强调平等自由,权力距离相对较低,在管理上美国也遵循着平等的管理理念。同时,美国的个体主义倾向很强,大家都认为自己与众不同,有“非凡独特”的能力。因此,作为美国的管理者,倾向于民主以及让下属参与决策。但是,作为中国的员工,受中国几千年来君臣制度的影响,早已习惯了“听命行事”的工作方式。领导做出决定,作为员工只需按照领导的指示去做,而且是完全执行,不能打半点折扣,更谈不上什么参与决策过程。
中国的价值观以人文精神和非理性主义为特点,十分注重伦理道德、人际关系和情感意志。因此,中国管理者常常采取“情、理、法”的管理次序,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齐之以法”的结构中又是以“情”为先,所重在“理”,迫不得已才动“法”。美国文化是西方高度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典型代表,极力推崇个人主义和个人奋斗,重视法治,承认平等的权利和充分竞争的原则,是以“法”为重心的管理模式,强调的是逻辑主义原则,尊重规则和秩序。所以,中美两方领导者在领导权力上存在着到底是以“情”为先还是以“法”为主来治理的冲突。
3. 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跨文化冲突
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一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工资政策的制定及员工工资调整的依据、公司人才选拔使用的标准和公司对人才流动的态度。
在工资政策的制定及员工工资调整依据方面,中方管理者偏重于考虑员工的资历、经历和学历,并且将其作为区分员工工资水平的重要因素。在员工的工资调整方面,中方管理者受平均主义的影响,且由于相当部分员工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报酬的发放是透明的。美方管理者则认为,应该根据工作的性质确定工资,并且把工资调整与生活费用指数的变动联系起来,只有当公司人员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发生变化时,工资调整才有可能发生。如果物价指数和生活指数上涨及通货膨胀发生了,公司就需要增长工资基数。美方的员工习惯于弹性薪酬体制,一般每年调整一次,并根据员工的工作责任和个人绩效确定其报酬,其结果是拉大了肩负重任的管理者与普通员工间的报酬差距。同时,公司尊重个人利益,在报酬发放时尊重个人隐私。
在人才选拔使用的标准方面,中美双方注重点也不一致。中方管理者较重视人的政治素质、个人历史(包括家庭背景、教育背景、曾经的工作经验)、人际关系和在上级面前的表现。这主要源于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尊重传统成为一种美德,所以,中方管理者在时间方面是以过去为导向的,同时又注重未来,提倡节约、节俭、储备,为的是未来的长远发展。与此相反,美国属于以未来时间为导向的国家,美方管理者在人才选拔和使用上,把员工的能力和将来的发展方向放在首要地位,量才而用。
在对待人才流动的态度方面,中方管理者对跨国公司与人才的双向选择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理论上偏好从一而终,实践中将工资与资历、工龄相挂钩,不太习惯员工“跳槽”,常以某些条件和理由来限制人才的流出,受此影响,员工培训常常会附带条件和限制。但美方管理者对待员工培训则是基于公司保持活力,员工合理流动的考虑。他们认为只有员工的合理流动才能使公司形成最佳的年龄、知识、技能结构。同时,对员工的培训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此外,员工自由流动也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4. 组织沟通中的跨文化冲突
在跨国公司中,管理是在异质文化的沟通和交流的基础上进行的,其表达方式各有不同,有的注重面部表情,有的擅长语言表达,有的通过文字沟通,有的借助身体部位姿势等表达出来。一般说来,在沟通习惯及风格上,中方管理人员与美方或者外籍管理人员几乎完全不同。中方管理者比较含蓄,处处体现中庸之道,对其下属的缺点错误避免公开点名批评和令其立即改正,同时也缺乏一定的规划性和前瞻性;而美方管理者以及外籍员工过于直率且直截了当的性格,使得他们在与中方管理者和员工进行沟通交流时很容易产生冲突。
四、跨文化冲突深层原因探究
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显性和隐性之间的差异,首先导致了跨国公司内部中美两方管理思想的差异。由于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所以,管理思想的差异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管理行为的差异。管理思想与管理行为两者的差异又直接导致了跨文化冲突与摩擦。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运营中,造成跨文化冲突的原因不仅仅包括内部因素,还包括外部因素,其中,内部因素包括个体自身的差异以及个体的自我意识与需要、由语言及非文字语言产生的沟通障碍、以及隐性文化导致的民族优越感,外部因素主要是指中国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变化。
1. 个体的差异以及个体的自我意识与需要
个体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人格的差异。人格(personality),国内许多学者也称之为个性,人格是一个包含了先天秉性(遗传和心理及生理上的传承)和后天教养(环境、发展的熏陶)、性情特质、人对情境的认知等交互作用,以及社会化过程的自我概念。[6]由于中美两国个体的人格是完全不同的,所受文化背景因素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对于需求也不尽相同。因为需求是人的积极性的源泉和动力,要激发员工实施企业所希望的行为,就必须了解其真实需求,做到按需激励。根据美国管理心理学家Abraham H.Maslow的需要层次论,只有未满足的需要才能影响人的行为;人的需要按重要性和层次性排成顺序;当人的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才会追求高一层次的需要。[7]Maslow也指出需要是人类内在的、天生的、下意识存在的,是人类行为的导源。人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人的需要是从外部得来的满足逐渐向内在得到的满足转化。但是,虽然“需要”是人类所必须的,对于中美两国人民来说,“需要”重要性的排列顺序却是不一样的,由于中美两国在经济发展阶段和信仰价值观等文化背景差异较大的前提下,往往是中国人认为最重要的,而美国人却不以为然,反之亦然。因此,对于需要的紧迫性或者看重程度不一样,这也会导致冲突产生。
2. 由语言及非文字语言产生的沟通障碍
不同文化对沟通有着不同的理解,对沟通的不同定义反映了不同文化价值观。西方文化把沟通看作是传递信息的过程,强调交际交流的工具性功能,有效沟通的标志就是达到个人的目的。而东方文化则认为除了发送和接收信息外,沟通更重要的目的是保持人际关系,往往认为保持人际关系比交换信息更重要。人类学家Ray L.Birdwhistell调查证明谈话中只有低于35%的信息是由言语表达出来的,其它65%都是由非言语进行沟通的。[8]David Aberemmbie指出:“我们用发音器官说话,但我们用整个身体交谈”。[9]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Albert Mehrabian也解析了面对面互动时的语意来源:沟通中的7%来自于说出声音来的言语,93%的意义是通过非文字语言形式传递的;在这93%当中,38%来源于副语言渠道,及语调、声音高度、和表达的其它方面;55%来自于面部表情。尽管对百分比的精确数值还有所探究,但是,几位学者所要表达的总体含义就是:如何表达比所表达的内容更重要。而在表达的方式上,语境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沟通是一个双向过程,它包括发送者到收者的全过程,沟通的最终目的在于确保接收者得到的是发送者想要传递的信息。
3. 隐性文化导致的民族优越感
民族优越感是以民族主义为前提的。所谓民族主义,就是一个民族对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的一种自我肯定和钟爱,是一个民族对自身存在的价值的肯定和推崇。民族主义本身并不意味着排他主义,但是民族主义必然要求维护本民族的价值观和其他利益,民族主义在本质上就是捍卫和推动一个民族的权益的自觉的观念和强烈的情感。因此,不同民族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民族主义就会表现出其排他性质。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着上百年的历史,所以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当中,对“帝国主义”的一切形式有着本能的拒绝乃至深恶痛绝。当这些跨国公司在已经中兴的中国再次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摆出“狭隘民族主义”的谱并对这个国家的政权、民众指手画脚,甚至作威作福时,人们集体无意识当中,对“帝国主义”的一切形式有着本能的拒绝乃至深恶痛绝的程序就被激活,从而在面对明目张胆的权益侵犯和隐形的狭隘民族主义歧视给与坚决的毫不留情的回应。
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事实上就是两种文化下民族优越感的碰撞与冲突,对各自文化的认可与接收与肯定,对异质文化的怀疑与评判性接收(Holden,N.J,2002)。[10]跨国公司员工容易按照本民族文化的观念和标准去理解和衡量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包括言行举止、交际方式、社会习俗、管理方式及价值观等。如果跨国公司的管理者一直以这种观念对待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他们的管理行为就容易遭到忌恨与反对,有时甚至会使他们无法正常管理跨国公司的经营,具体可以表现为种族优越感、不恰当地运用管理习惯、不同的感性认识、沟通误会等等。
4. 法律法规等经营外部环境的变化
在华美国跨国公司经营的外部环境主要是指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主要包括现行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等软环境,水、电、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硬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外部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经济政策的变化而不断地向好的方面变化。其中硬环境的变化使得在华工作的美国人感觉到生活舒适、方面,较容易融入中国文化的氛围之中,从而缓解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而现行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等软环境的变化,则更直接地影响中美管理者及员工的沟通,最大限度地缩小因法规政策方面的不同而产生的摩擦,促进在华跨国公司企业文化的发展与完善。
五、建议及对策
1. 培养文化移情能力
文化移情属于跨文化交际范畴,是指在跨文化言语交际中,交际双方主体有意识并自觉地摆脱自身个体文化的影响和约束,自觉转换立场,超越本土文化,如实感受、领悟和适应另一种文化的过程。使用言语和非言语行为进行移情,尽量从对方的角度看世界,这样就会缩小与他国的文化距离,更好地理解说话人的心态和意图。文化移情能力直接影响着跨国公司中跨文化交际的质量、效果和进程。对于美国在华的跨国公司而言,为了促使来自于不同文化的中美管理者和雇员在交际沟通过程中实现和谐交流,就需要注意文化移情能力的培养。在培养文化移情能力时,要特别注意沟通中对方的情感表达,并且要减少和克服以自我表现为中心的倾向,以客观的态度对待跨国公司中的多元文化。在沟通过程中要充分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并给予对方足够的时间,避免顽固的以自我中心的表达方式。克服对异质文化定型的消极影响,并且要避免种族优越感的反应。站在对方文化立场上看待问题,摆脱固有文化习惯的束缚。
2. 利用文化协同手段
文化协同是跨国公司跨文化管理的一种必要手段,具体是指跨国公司管理层从本公司员工的个人文化模式出发,发展形成适合本公司的战略、策略、结构和管理的过程,而不是限定文化差异或者彻底消除文化差异。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文化差异是长期存在并且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只要有跨国公司,就必定会有母国和东道国两种不同的文化存在,就必定会有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协同为解决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首先,文化协同方法以文化差异的存在为前提,把跨国公司面临的双层文化差异转变为公司经营的资源和优势加以利用,使文化冲突的解决能为公司的经营发展带来效益。其次,文化协同要求管理者在不侵犯他人个人文化规范的前提下创造出能够反映所有成员文化在战略、结构及管理上的最好协同的企业方文化。美国在华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只有充分认识到中美之间的隐性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才能够有效利用文化差异优势。
3. 采取跨文化培训方法
跨文化培训是预防和解决不同文化背景之间文化差异和跨文化冲突的最佳渠道之一,被认为是实现跨文化管理的最有效手段。跨文化培训可以实现相互理解,还可以将管理人员的管理思维定势从本土化管理转换到多元文化管理,促使跨国公司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能够得到更好地经营与发展。因此,跨文化培训一直被视为一种能够刺激交流沟通、商业活动和贸易业务的有效的方法由此说来,对在华美国跨国公司的中美管理人员和员工进行跨文化培训是解决文化差异,做好跨文化管理的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跨文化培训主要是借助一些具体方法来完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对全体员工(包括外籍员工和本土员工)进行专门文化训练,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集中在一起进行专门的培训,消除他们心中的原有的文化障碍和角色束缚,增强他们对不同文化环境的反应和适应能力。通过培训可以减轻美国在华跨国公司的外派管理者可能遇到的文化冲突,使其能够尽快熟悉和了解本公司的管理思想、企业文化、风俗习惯、中国的历史及现状,能够迅速适应当地环境并发挥正常作用。同时,在中美两种不同文化之间掌握良好的跨文化沟通技巧,维持本公司内部良好而稳定的人际关系,促进和帮助当地员工对公司经营管理理念及习惯做法的理解。
4. 借助文化PA—AC处理的模式
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会一直存在,因此,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就不会消失,在跨国公司中,跨文化管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加以长期的关注。但是,相比之下,显性文化因为其外在表象并且易于感知和觉察等特点,更易于被人们所感知并受外在影响较大,易于发生变化,而隐性文化的改变过程则是缓慢的。因此,跨文化管理应采取相应的对策、建议及应对措施,即消极避免(事前),(Passive Avoidance,PA模式)和积极应对(事后)(Active Countermeasures,AC模式)。针对文化的显性特征,采取事后积极应对措施,比如书面语言的沟通(包括书信、邮件、便条等)或口头语言的交流等;针对文化的隐性特征,采取事前消极避免措施,比如进行跨文化培训,召开文化研讨会等,做好充分的了解,最大限度地避免因文化差异而带来的不和谐。
5. 实施跨文化有效管理的策略
从跨国公司运营的角度来看,处于中国文化环境影响之下的美在华跨国公司运营,在跨文化有效管理中,就是要首先选好人,然后制定好相关政策,接下来选择合适的企业文化,最后要坚持终身学习机制。这样,才能实现跨文化有效管理的目标。具体而言,(1)选拔合适的管理人才并进行人性化管理。承“以人为本”的核心管理理念,以尊重人、信任人、爱护人作为基本出发点,营造和谐的管理氛围,把员工各自分散的利益和价值取向统一到企业整体的利益和价值标准上来。(2)制定有效的激励政策与措施。要根据不同文化下员工的不同需求的类型和特点来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要根据不同的工作、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制定出不同的制度,而决不能是一种制度从一而终。(3)实行文化整合,坚持终身机制。构建跨国公司的企业文化,跨文化管理的目的就是使来自于母国、东道国之间不同的文化进行整合,形成一种适合本公司发展的新型文化,而这种新型文化只有充分重视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解决由此产生的文化冲突,通过公司成员的思想、价值观、行为得以体现出来,才能被真正创造出来。因此,对于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和普通员工来说,建立并坚持学习机制,尤其是终身学习机制,是跨文化有效管理得以持续进行的重要环节。
摘要：随着中美之间国际交往的逐渐深入,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也越来越大,中美文化差异导致的跨文化冲突在跨国公司的运营中也越发突出。深入探究跨文化冲突的根源,有的放矢的提出解决措施和对策,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管理不可忽视的一环。本文首先介绍了美在华跨国公司投资发展概况,其次分析了美国在华跨国公司跨文化冲突的各种表现,接着探讨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发展历程和跨文化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及对策。
关键词：跨国公司,投资,跨文化冲突,原因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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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状况 篇8
关键词：战略,进入动机,投资区位因素
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取决于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动机和竞争战略。动机和经营战略不同, 其所追求和利用的东道国条件就存在明显的差异。进入21世纪以来, 迅速变化的国际投资环境改变了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动机, 跨国公司不断制定新的战略来应付不断变化的全球投资环境。新的动机和战略产生了新的投资区位因素。中国加入WTO使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环境和战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环境变化和战略调整来自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环境变化和战略调整。因此, 研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因素变化问题时, 首先要了解跨国公司全球和在华投资环境变化, 然后是跨国公司全球和在华战略调整。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跨国公司通过国外直接投资和一些列的非资产协议已成为全球经济活动的重要角色。20世纪90年代, 跨国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和再投资几乎完成了全球国外直接投资的90%。国外直接投资发展趋势是衡量国际经济环境的最有效变量。
1.20世纪90年代以来, 跨国公司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
1990年全球拥有跨国公司35000家, 国外子公司15万家, 国外子公司的总销售额达到56750亿美元。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源发展、贸易和环境改善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跨国公司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
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已成为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1994年, 中国以375亿美元的FDI流入成为全球第二个国外直接投资接受国。跨国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1994年大约有10万家海外子公司参与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其贡献是当年中国GDP的五分之二。从1993年到1998年, 中国保持了6年的FDI增长。但是在中国进入WTO的前后一年有所下降。但是, 中国加入WTO之后, 为了世贸组织要求, 修订了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 制订了促进外商投资的新政策。因此, 正在进行的政策自由化、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与其他国家相比仍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将会有利于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不断增长。
2.21世纪跨国公司不断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来应付瞬息万变的世界经济
随着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和其子公司重要地位的不断提高, 它们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在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的数量达到60000家, 国外子公司80万家, 国外子公司的总销售额达到了156800亿美元。到2006年全球跨国公司的数量达到77000家, 国外子公司80万家, 国外子公司的总销售额达到了221710亿美元。
另外, 由于市场要素价格上涨、竞争压力、相关政府政策和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等一些原因, 发展中和转型期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引起的国外直接投资正在迅速增长。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已转向服务业。1990年这一比例占不到一半;而2002年, 它已上升到约占60%, 估计为4万亿美元。此外, 各国已放宽了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体制, 使增加流入量成为可能, 尤其是进入以往对国外关闭的行业。
近年来, 跨国公司纷纷调整在华战略, 放大在华战略目标。中国商务部发布的《2005年~2007年跨国公司对华产业投资趋势调研报告》透露, 今后3年, 61%的跨国公司有意继续扩大在华研发方面的投资, 82%的调查对象将继续扩大对华投资。与全球跨境投资大幅度下降的趋势不同, 中国在最近2年引进外资的数量却大幅度上升。许多跨国公司加大价值链两端的投资。
二、问题的提出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 资金、生产技术、企业管理水平等特殊优势, 只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 跨国投资还必须考虑区位因素。可以看出, 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选择一方面取决于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战略和动机, 另一方面取决于外部投资环境变化。
1. 新的竞争环境对跨国公司提出了新的挑战
21世纪前夕, 新的竞争环境对政府和跨国公司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个新的全球环境的特点是技术迅速进步、经济空间缩小、竞争条件迅速变化、态度和政军不断变化以及股东变得更加畅所欲言。新环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 跨国公司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改变其流动性资产的组合, 以发现与不同区位的非流动性资产的最佳搭配。跨国公司还试图收购内含于有竞争力的东道国企业的创造资产。
2. 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和在华战略的调整
90年代, 为了迎接激烈的竞争、信息技术进步以及市场开放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全球跨国公司先后进行了战略调整、业务重组和组织结构改革。美国公司率先进行了企业战略调整——经营重点从一般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从硬件产品向软件产品和系统产品转变, 业务重组——突出核心业务、发展相关多元化业务, 结构改革——贴近客户、减少层级、精简人员、增加灵活性和适应性。随后, 德国企业学习美国企业, 也进行了结构和战略调整。东亚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日本企业的问题。1998年以来, 日本企业开始了全面深入的改革。韩国企业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被迫进行了调整与改革。1994年,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出现了系统化趋势, 这些公司纷纷在华设立投资性控股公司。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跨国公司在华又进行了战略调整。
21世纪初, 又出现了一次并购浪潮。目前, 越来越多的公司在采用跨国并购战略。在过去10年中, 国际生产的增长大部分是由跨国并购而不是由新建投资推动的:已完成的全球跨国并购的价值从1990年的1510亿美元增长到1999年的7200亿美元, 在2000年年底达到11440亿美元的高峰。入世后跨国公司加大了在华并购力度。据汤姆逊金融公司统计, 2004年外资在华共完成2141个跨国并购项目, 价值240亿美元, 占我国实际吸收外资的近4 0%。对跨国公司来说, 并购受到了公司战略目标的驱动。东道国的环境对于决定并购的影响是特别重要的。
入世以来, 日本、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著名跨国公司纷纷调整了在华发展战略。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进入战略的调整。2000年, 外商独资企业占全部世界利用外资额的比重由1999年的38.68%上升至46.94%, 2001年这个比重继续升至50.26%, 2002年升至60.20%, 2003年升至65.59%2。远远超过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企业所占的份额。成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主流方式。中国商务部发布的《2005年~2007年跨国公司对华产业投资趋势调研报告》指出:在生产投资方面, 57%的跨国公司投资倾向于独资新建, 有37%的跨国公司愿意与具备一定技术和生产资源或能力的企业合资, 倾向于通过并购相关生产工厂来投资的跨国公司为28%。
其次, 投资领域的调整。 (1) 跨国公司在华继续投资制造业, 使中国成为生产制造基地。 (2) 大量增加对研究与开发的投资, 使中国成为全球研发基地。按照商务部统计, 到2004年9月底,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己经达到750家。 (3) 投资转向服务业。目前增加的国外直接投资中, 投向服务业的比重逐渐增加, 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商贸、旅游、运输以及各种专业服务, 将成为外商投资的新亮点。
3. 迅速变化的国际环境正在改变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动机
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传统动机有寻求市场、效率和资源。跨国公司在全球经营过程中把这些传统动机与其所追求的不同战略结合起来。这些战略已从传统的独立战略演变到简单一体化战略, 从简单一体化向复杂一体化发展。这些战略和外部投资环境的不断变化产生了新的海外投资动机——创造资产。新的动机与新的战略结合起来, 通过新的投资方式来实现跨国公司新的战略目标。
目前, 有四种动机影响跨国公司国外直接投资决策:寻求市场、效率、资源和创造资产等。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中心根据调查确认, 对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来而言, 寻求市场是最重要的FDI动机。
4. 跨国公司投资区位因素的变化表现了政策自由化、技术进步和不断变化的企业战略等三个明显特征
跨国公司传统的投资区位因素包括:东道国的政策、国家对投资所采取的促进和便利措施以及有关东道国经济的因素等。这些投资区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投资的动机与类型、有关的产业以及投资者的规模和战略。而创造资产重要性的提高是在自由化和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决定FDI区位选择的经济因素中唯一最重要的变化。
除了技术进步和跨国公司不断变化的战略, 国际政策环境的变化对区位决策有强烈的影响。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使得跨国公司能够更加专业化并寻求具有竞争力的区位。跨国公司选择区位和它们要转移的职能的自由增加了。90年代, 在1991年~1999年期间, 在世界范围内管辖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发生了1034项变化, 其中有94%的变化产生了更有利于FDI的框架。21世纪初, 在短短的6年时间内, 全球管辖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发生了1325项变化, 其中有91%的变化产生了更有利于FDI的框架。加人WTO以后, 中国政府又出台了一批新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以及相应政策。在2004年末向所有外资企业开放了贸易权及国内分销权。
入世后,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因素的变化也出现明显的特征:首先, WTO框架下中国有关政策环境的变化:外资投资法律法规的调整, 服务领域的调整, 税收政策的调整, 审批制度的调整, 知识产权保护。其次, 中国入世后, 跨国公司在华技术战略在不断调整。研究与开发本土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最后, 跨国公司在华战略转型:从试探性投资转向战略性投资, 从短期利润目标转向长期利益最大化目标, 从参与性投资转向主导性投资, 从资源引进转向资源本地化投资等。
总之, 跨国公司全球投资环境变化 (经济全球化、政策自由化、技术进步、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全球FDI继续增长) 及其海外子公司数量增长、规模扩大、地位提高以及战略的调整, 加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体制改革、加入WTO、制度越完善等变化, 使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因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对跨国公司在华战略调整和投资区位选择变化的研究, 将有助于中国逐步完善自己的开放政策、产业政策和外资政策, 将保证有关外资政策必须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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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状况 篇9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政府对制造型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给予了不同程度的优惠, 而对传媒型跨国集团进入中国市场则采取严格限制性准入政策。所以美国制造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时是根据自己的全球经营战略主动控制其进程的;而美国跨国传媒集团进入中国市场时, 则是根据中国政府对外资传媒政策开放的程度被动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制造型跨国公司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小规模试探性合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再到90年代对华投资规模急剧扩大, 可以将美国制造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分为机会性试验者、战略投资者和市场主导者三个阶段。
制造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初始阶段, 一方面由于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缺乏了解, 在经营上还处于小规模试探阶段, 对华投资战略还没有上升到从全球战略层次上考虑, 采取合资方式可以更快地进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 由于中国政府出于防止市场垄断和更多更好地吸收跨国公司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需要, 往往要求跨国公司采取合资方式, 且中方控股比重较大。但是, 进入21世纪, 随着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大, 其投资战略也不断调整和升级, 跨国公司开始倾向于采取独资方式或购并我国企业的方式大面积地快速渗透中国市场。目前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沿海城市, 浦东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重心所在和全息缩影, 近年来前往浦东投资的不仅有世界著名的“大而强”的跨国公司, 如通用电器、惠普、IBM、AT&T等;还涌现了一批新兴的以高新科技开发转化为特征的“小而强”的独资跨国公司。这些公司在上海浦东乃至我国各地的投资绝不是零乱和随机的, 而是一种系统的战略性投资, 许多领域已成为市场主导者, 目前这一趋势已十分明显。
美国跨国传媒集团进入中国市场时, 是根据中国政府对外资传媒政策开放的程度而选择进入方式的。
中国入世前, 新闻出版署分别发布《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关于禁止在我境内与外资合办报纸期刊出版社的通知》等, 把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列为禁止设立外资企业的行业。中国入世后, 2002年又公布了《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并对已经违规介入传媒企业的电视台及频道的外资资本, 进行了“收、转、退”等方式的处理。
2004年11月, 国家广电总局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中外合资、合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明确外资可以与国内广播电视单位组建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公司。其中外资可占49%, 中方必须绝对控股, 法人由中方担任。2004年年底国家又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首次将影视节目制作列为对外开放领域。据此, 2004年10月, 中影集团与华纳影视公司、横店集团合资成立中国首家中外合资影业公司——华纳横店影视公司, 这也是中国首家中外合资电影娱乐公司。美国全球最大的传媒娱乐集团维亚康姆也在2004年与上海文广传媒集团签署协议, 合资组建了一家电视节目制作公司。
但2005年4月及7月, 中宣部等六部门又联合发出《关于加强文化产品进口管理的办法》、《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文件第一段中开宗明义提出,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制定文件的目的, 文件将此前在国内已被允许开放的影视制作行业重新划入禁区, 从更高层面对中国文化领域的市场准入进行了统一界定。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此举主要是为了防止外资传媒公司进入中国速度“过快”。而这种欲放又止的举措也表明中国对外资传媒开放仍然在小心探步阶段。
针对中国政府上述传媒对外开放政策, 美国跨国传媒集团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方式有: (1) 选择意识形态关联度较低的产品。如20世纪80年代初, 迪斯尼以“米老鼠”、“唐老鸭”等意识形态关联度低的, 受中国儿童喜爱的动画产品最先打入中国市场, 使迪斯尼的名声在中国家喻户晓。 (2) 低价销售。美国跨国传媒集团乘中国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电视剧制造水平不高和市场发育不良之机, 以低廉的价格在中国的电视节目网络展开迅猛的攻势。如电视频道MTV、娱乐与体育节目网、Discovery (探索频道) 等通过赠送、低价销售、甚至付出播出费的方式进入内地有线电视系统。 (3) 通过上海、香港等地的影视节目交易会推销自己的传媒产品。 (4) 直接进入。以卫星电视为例, 2001年中国政府在广东开辟了“传媒特区”。经过中国政府特批的美国星空卫视、维亚康姆的MTV、时代华纳的华娱电视频道等以香港为基地向广东落地。上述卫星电视频道内容都是以非新闻的娱乐节目为主, 他们根据各自的特点结合中国国情培养大批有较高稳定性与品牌忠诚度的目标观众群。另据中国广电总局官方网站的消息, 根据《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审批管理暂行办法》, 经批准的可供国内三星级以上涉外宾馆等接收境外卫星电视频道的有三十余家。这其中美国跨国传媒集团频道占50%。中国政府设立“传媒特区”主要目的是通过这个窗口, 学习境外传媒运作方式, 同时也可降低国外文化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冲击影响, 让中国传媒企业有个适应期。
二、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政治作用
美在华投资的制造型跨国公司为了获取最大利润, 减少在华投资政治风险, 在打破美国经济制裁;减少双方贸易摩擦;深化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等方面尽最大可能地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冷战结束以后, 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趋势的不断恶化, 引起了美国制造商们的担忧, 不时有组织对美政府施压, 要求对中国进行各种贸易制裁, 成为阻碍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正是由于美国的进口商以及在华跨国公司的反对, 才使历次贸易争端取得妥善解决。在中国入世进程中, 美国制造型跨国公司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入世前, 每年美国政府、国会或反华势力把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挂钩作为政治筹码时, 在华投资的波音、杜邦等美国大型制造型跨国公司积极进行院外活动, 批评政府的上述对华政策, 要求政府、国会把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脱钩, 在他们的影响下, 美国顺利通过给予中国最惠国的待遇。众所周知, 美国国内反对中国入世的力量并不少, 尤其是国内竞争力较弱的部门反应更为强烈。为推动议员支持中国入世, 波音、杜邦等在其代表的重要协会组织对政府展开积极的游说活动, 引导政府在中国入世问题上朝着积极的方向努力。
美国跨国传媒集团进入中国市场时不只是制造与出售产品, 传媒业所衍生的意识形态将会在政治、文化上产生难以计数的影响。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 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和评论家毫不掩饰地声称这是西方长期利用媒体对这些国家进行宣传的结果。目前在中国内地上空有六十多颗电视卫星, 数千套境外电视节目, 其中大多数是美国对中国内地居民进行和平演变的卫星频道。鉴于此, 中国虽然改革开放多年, 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传媒领域对外资进入一直持谨慎态度。我国入世谈判时在传媒领域没有更多的开放承诺。
三、新形势下中国的应对策略
新时期, 面对美国跨国公司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围追堵截”, 任何闭关自守, 拿来主义都是不可取的。正确认识与把握美国两类跨国公司对我国进行战略性投资的特点及利弊, 积极研究并制定出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惯例的政策措施, 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突围复兴之路。
由于美国制造型跨国公司能根据自己的全球经营战略主动控制在中国的直接投资, 因而控制了一些产品市场。对此, 中国制造业公司应在品牌上, 在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上与美国的制造型跨国公司展开竞争。在我国引进美国领先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的同时, 尽快消化吸收并加以创新, 着力开发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并加以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 这是中国制造业公司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 是他们与美国同行在中国市场乃至世界市场上竞争的有力手段。在产品同质化的今天, 品牌竞争力包含了企业在资源、能力、技术、管理、营销、人力资源等方面的综合优势, 这都是中国制造业公司需要着力提高与发展的。
就中国传媒市场而言, 2006年11月, 中国全方位进入“世贸组织”, 外资进入中国传媒市场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由于在技术、资金、实力等诸多方面, 我国传媒业与美国跨国传媒集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我国传媒业要想全部开放、完全融入传媒全球化进程, 显然是不现实的, 但回避、拒绝和反对, 不是改革开放多年的中国应有的态度, 主动地参与、融入甚至“以攻为守”, 才是明智之举。从目前情况来看, 中国传媒业在市场准入、股权控制方面政策比较明确, 但在遏制垄断、鼓励竞争方面尚缺乏有效的应对之策, 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解决。在国家对传媒外资进入实行规制的同时, 我们国内的传媒业要加快新闻传媒改革, 做强做大新闻传媒业, 壮大实力, 增强活力, 提高竞争力, 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关心民众, 构建和谐社会。
摘要：伴随着后WTO时代的到来, 大规模外资正在加速进入中国市场, 正确认识与把握跨国公司对我国进行战略性投资的特点及利弊, 以达到充分利用、趋利避害的目标, 是新世纪积极利用跨国公司投资的前提。本文主要就美国制造型跨国公司和传媒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特点, 以及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的影响及作用, 进行了对比分析, 并提出了新形势下中国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直接投资,制造型跨国公司,传媒型跨国公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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