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共12篇）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 篇1
摘要：随着国际生产体系的日益国别化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已不仅仅是母公司的工具, 而成为拥有一定自主权的主体。本文分析了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战略角色的演变, 并得出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跨国公司,子公司,自主权
近二十年来, 跨国公司子公司管理在国际管理和战略管理研究的领域中, 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跨国公司子公司管理主要研究在满足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双方激励相容和参与约束的条件下, 如何尽可能减少当地企业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 同时又能适时地给予当地合作者以足够的激励, 以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对跨国公司子公司战略地位演变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中碰到的与跨国公司海外企业组织控制相关的问题, 力图为我国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时发展海外子公司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
一、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战略角色的演变
随着国际生产体系的日益国别化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 越来越多的子公司采取全球化战略, 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子公司角色已经逐渐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同的子公司具有不同的优势, 它们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同。实践证明, 用“均衡处置原则”对待所有国外的子公司, 肯定会制约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利益扩张和核心能力建设。因此,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 许多跨国公司对海外子公司政策都做出了大幅度的调整。一些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治理权在迅速扩大, 具体表现在有的海外子公司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研究开发中心、生产制造中心或某一产品的销售中心等。缪尔和希勒通过对中等经济规模国家 (如加拿大) 拥有治理权和不拥有治理权的子公司进行研究, 发现同一国家和同一产业的子公司在承担的职能方面有很大的差异, 存在从不承担职能到承担重大的职能的区别。同理, 在一个跨国公司的框架内, 不同国别市场的子公司也拥有不同的治理权。通过研究分析, 缪尔和希勒提出的区位特定优势无法充分解释子公司之间的区别, 因为这些子公司在同一个国家开展业务, 并同样可充分利用东道国的当地产业优势。他们认为跨国公司可以获取一个新的优势, 这个优势存在于子公司层面, 而不能像企业特定优势、区位特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那样可以存在于跨国公司层面。Ghoshall和Bartelett (1998) 根据当地市场对跨国公司的战略重要性和当地子公司的资源和能力水平, 提出了子公司在跨国公司内部的战略地位模型。
在模型中, 拥有战略领导者地位的子公司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 是总部发展和执行战略的伙伴, 它不仅是觉察市场变化的信号感应器, 而且能够帮助跨国公司分析所面临的威胁和机会并作出适当反应。对于承担战略领导者角色的子公司, 总部应确保其业务战略与公司总目标和优先顺序一致, 并支持这些负有战略责任的子公司, 给它们的创新提供资源和自由。担任贡献者角色的子公司在一个小的或战略意义不大的市场中经营, 但有自己的独特能力, 具备较其他子公司更广泛的技能和研发资源的基础。对承担贡献者角色的子公司, 总部的任务是改变对当地子公司的资源规划, 不要过分影响当地经理和技术人员的自主性, 使他们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创新自由。担任执行者角色的子公司在战略上有较小的市场重要性, 仅足以维持当地经营。它们是公司价值增加的传递者, 对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 拥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和能力, 对大多数公司的跨国战略而言是关键性的。对于承担执行者角色的子公司, 总部需要对其保持严格的控制。因为这些子公司是跨国公司取得规模经济优势的基础。黑洞子公司占有重要的市场, 并在当地扎根。黑洞子公司往往严重依赖于总部的支持与帮助, 因此, 跨国公司总部的任务是开发它的资源和能力, 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地市场, 对当地市场的变化能够更加敏感。
相关研究表明, 子公司的地位和作用正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化, 从战略结构流派到子公司发展流派的演变过程中, 子公司从有很少的自治权发展到要求拥有很高的自治权。子公司已不仅仅是母公司的工具, 而是在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基础上拥有一定自主权的主体。这为研究跨国公司子公司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视角。在跨国公司一体化和当地化战略的协调过程中, 海外子公司扮演的角色经历了战略执行阶段、战略进取阶段和战略主导阶段, 逐渐成长为战略领导者。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正由战略的被动执行者转化为积极参与者, 由母公司知识和技术的接收者转为创造贡献者。海外子公司战略角色的变异性带来了不同的母子公司关系内容, 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或最优的跨国公司母子公司治理模式。从权变理论的角度来看, 各地区子公司的战略角色强调一定程度的差异性而非同质性, 跨国公司将不同的战略角色委派给不同的子公司。但总的来说, 跨国公司总部应更加强调子公司的战略定位。各地子公司在战略上不再仅仅只是执行跨国公司决策的工具, 也不再仅仅只是跨国公司产品的一个传送管道, 而是被认为是跨国公司经营思想、市场信息、专门技能和知识资本的重要来源。
二、对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启示
我国早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我国企业已不是传统意义上封闭于国内的企业, 而是现代意义上国际化的企业。如前所述, 跨国公司并非如传统理论所述, 仅是企业具备优势的结果, 跨国经营与获取优势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子公司海外经营本身也是获取竞争优势的手段。当前, 我国企业虽已迈开“走出去”的步伐, 但总体还只处于“走出去”的初始阶段, 与我们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战略目标还有巨大差距。
1. 在跨国公司内建立能够发展海外子公司竞争力的机制。
基于战略与结构的孪生性, 跨国子公司战略地位的变化必然导致母子公司关系的发展与演化, 而子公司竞争优势的转移也必须以有效的组织结构作为保证。传统的跨国公司M型母子结构模式存在一个重要的局限性, 那就是往往将所有子公司“一视同仁”, 忽略了跨国公司内部的异质性, 对于子公司在战略地位上的差别缺乏相应认识。Doz和Prahalad (1991) 指出, 跨国企业集团作为一种复杂性的组织形式, 其本质一是多维性, 二是异质性。多维性是因为跨国公司占据了多个地理区域市场, 具有多重产品线, 并开展多种职能活动。异质性是因不同业务、地区、职能和任务的权衡结果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 如某些职能与业务更为“全球化”, 而某些则更为“本地化”。目前理论界已经达成共识, 将跨国公司理解为由不同的子公司组成的复杂网络而形成的组织形式。M型组织结构向网络组织结构的母子关系转型满足了跨国公司利用子公司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需求。Ghoshal和Bartlett (1990) 正式提出了跨国公司网络组织的概念, 他们指出, 跨国公司是由一群地理分散和目标相异的组织群包括总部和不同国家的子公司所构成的, 这一实体可视为根植于外部网络的内部差异性交互组织网络。网络组织模式能很好地支持跨国公司从子公司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变化, 为进一步明确子公司的性质与跨国公司对其的控制管理机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网络组织模式认为有价值的竞争力创造并不限于公司总部, 降低制造成本、提高感受价值和支持提高产品定价的能力并不是总部的专利, 必须对全球网络中任何一处都可能形成独特竞争力的事实持有足够开放的心态。
2. 激励海外子公司员工参与企业竞争力建设。
Almeide (1996) 在对美国硅谷中的国外子公司研究发现, 国外跨国子公司一般通过雇佣当地的员工与使用当地供应商的方式进入到当地的知识网络中, 进而学习和利用地区性和国别性知识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服务。研究指出, 硅谷中的跨国子公司在保持先进技术发展和扩展企业知识基础方面, 不仅超过了在它们自己国家的企业, 而且在吸收当地知识方面, 还有希望超过处在同一地区的当地企业。薛求知 (2001) 认为这一方面得益于不同知识背景员工间的互动, 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文化距离增强了海外子公司对异国知识的兴趣, 从而在客观上增强了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知识吸收能力, 而且这种异质性的知识结构与文化背景的互动与融合被证明是企业知识创新的一个重要源泉。跨国公司的经理必须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 鼓励员工承担必要的风险, 他们既要鼓励成功, 又不能在失败时挫伤员工的积极性。创造竞争力是有风险的, 因为并不是任何新资源或新竞争力都会带来价值的增加。比如, 麦当劳海外分部所创造的任何一个有价值的创意背后都有一连串失败的记录。对于已建立海外市场运营部门的更为成熟的跨国企业来说, 只要当地员工有机会和被激励尝试新的业务方式, 企业竞争力就可以在跨国企业的任何一处全球网络中产生。
3. 在公司内部实现企业竞争力的转移。
与传统跨国公司理论不同的是, 知识流不再仅仅是总部向子公司、母公司向东道国的单向流动。Kogut和Zander曾指出, 在国际层面上转移先进知识的能力不仅是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 而且是跨国公司进一步成长和发展的主要来源。子公司从外界吸收的知识与向母公司的知识转移成为跨国公司整体竞争优势的来源。子公司专有知识能穿越边界进行价值创造, 但知识本身具有流动障碍, 如隔离机制, 它使知识很难在整个跨国公司内被充分吸收。一般来说, 当子公司专有知识嵌入终端产品和服务中心时, 它能使整个公司获取世界范围的租金, 但当它以中间产品 (如知识) 的形式体现时, 这样优势就不能在内部充分转移。虽然子公司专有知识在内部较难扩散, 但如果跨国公司通过有效的管理手段促进该类知识在跨国网络内转移, 就可以充分发挥知识的杠杆作用, 产生巨大的绩效。缪尔认为, 建立子公司的特定优势, 最好的组织方法不是总部的集中指导和控制, 而是通过建立“全球中心”, 集中配置和协调公司内部的优势资源, 并通过中心, 最有效地整合外部资源。全球中心承担着使知识在跨国公司内实现充分共享的责任, 是跨国公司最佳实践或最领先理念的代表, 被认为是“一个拥有独特知识的实体, 被允许支配跨国公司范围内有价值的知识”。跨国公司可以在研究与开发、分销、生产和技术工艺领域设立全球中心, 通过提高在某个或几个职能领域的效率, 提高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竞争力。
【注】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 (编号:08SJD6300043) 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范黎波, 宋志红.跨国经营理论与实务.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2].薛求知.全球学习效应:跨国公司行为新解释.复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1;2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 篇2
公司简介：湖南海外旅游有限公司成立于1989年，是经国家旅游局批准的具有经营出境、入境、国内旅游资格的国际旅行社，许可证编号为L-HUN-CJ00008。是湖南省从事旅游业务最早，综合接待实力最强的专业旅游公司之一，全国百强旅行社，在湖南省旅行社信誉等级评估中多次被评为A级信誉旅行社，是湖南首批五星级旅行社。
多年来，先进的经营理念、专业的营销队伍、规范的操作模式、敬业的导游人才、完善的售后服务，得到市场和游客的高度好评，成为湖南省名副其实的经营出境旅游、国内旅游、入境旅游的专业、诚信的大型旅游服务机构。
常德公司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城北建设路广宇商务楼一楼。）
海外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向好 篇3
与世界趋势相适应，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在20世纪90年代也有了长足发展，且增速远 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即由1990年的37.55亿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424.47亿美元，10年间增 长10.3倍。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以前，我国利用外资是以对外借款（包括外国政府和私营 机构以及国际组织的贷款）为主要方式。1992年，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达到112.91亿美元 ，占外资利用总额的58.8％，这一比重首次超过对外借款。“九五”期间，这一比重又上升 到73.74％，使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占据主要位置，而其中来自海外跨国公司的份额越来越大 。可以说，过去10年特别是“九五”期间，我国吸收国际投资尤其是海外跨国公司的直接投 资有了空前的飞跃。而如何看待海外跨国公司未来在中国的发展，是业内人士较为关注的问 题之一。近日，记者听取了有关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的阐述。
十五计划：未来蓝图全方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王林生说，随着“九五”计划成功地结束，“十五”计划将为跨 国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活动开拓更广阔的前景。对此观点，他从3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 析。
第一，“九五”期间，我国在有效地治理通货膨胀并实现“软着陆”后，坚持扩大内需 的方针，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扭转了通货紧缩，宏观经济环境有了很大 改善。而“十五”期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预期为7％左右，到2010年GDP要实现翻一番， 仅就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而言，今年1年便预期增长12％左右。由于未来的投资需求十分巨 大，在以内部积累为主的条件下，还须大量引进外资。“十五”计划强调，要形成有利于服 务业发展的体制环境，打破垄断，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要鼓励知识、信息密集的新型服务 业的发展。预计到2005年，我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份额将从目前的约30％上升为36％。而 服务业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领域，其蕴藏着对海外投资者的强大吸引力。“十五”计划更 展现出一幅全方位的未来投资新机遇的蓝图，即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把调整产业结构与调整 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相结合。在调整中，将不断涌现出新的海外投资机遇：为 了优化产业结构，须积极利用外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了加大开发西部的力度，除增加国 家财政转移支付和动员国内资源外，还须尽量吸引外资流向西部；为了加强生态建设，保护 和治理环境，也须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第二，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跨国兼并和收购。据联合国贸 发会议估算，跨国并购在1990年和1999年分别约为1506亿美元和7201亿美元，即10年内增长 3.8倍，其中在发展中国家占1/3强。这种趋势反映出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变化。而我国“十 五”计划规定：“鼓励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积极探索采用收 购、兼并、风险投资、投资基金等各种方式，促进利用外资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这 将为海外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进入我国铺平道路。
第三，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曾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但科技革命降低了这 些因素的作用。当前跨国公司的战略重点是“抓两头”，即市场份额与研究开发并举。在其 投资决策中，十分重视东道国的“研究开发”要素，如科技队伍、教育水平、信息交流、知 识产权保护等，即所谓“战略性资产”或“创造出来的资产”。随着“十五”计划的实施， 我国将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改善人力资源发展条件，这些必将为 海外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究开发机构创造更良好的环境。
经济调整：双赢成现实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直接因素就是大量投 资，这其中包括国际投资。而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战略性调整，将会带来更多的国际投资。
他认为，我国经济的调整对内是深化改革，对外是扩大开放，因而对国内外的投资者都 提供了极佳的商业机会。首先，我国是一个大国，虽然20多年的高速增长使收入水平迅速提 高，但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很大，尚有巨大的市场潜力需要开拓。据测算，在 目前产能最过剩的家用机电产品中，只有自行车和电风扇基本饱和，彩电、冰箱、洗衣机等 11种产品的全国平均普及率仅为25％。若全面激活中国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家电产品至 少还可以高速增长20年。其次，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仍然较低，无论是研究开 发和技术创新，还是产业组织和经营管理，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制造业、金融与零售等服 务行业，都存在着巨大的后发优势。再次，我国的改革尚未完成，还有很大的制度创新空间 。
我国政府一贯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投资高新技术企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近 年来，信息产业以3倍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支柱产业 。信息产品出口总额在全国外贸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已超过20％，成为我国外贸出口额最大的 产业。截至2000年底，我国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有线电视用户分别达到1.5亿户、0.7亿户 和近1亿户，互联网用户达到0.2亿户，成为全球第二大互联网用户大国，为我国的信息化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后5年，我国将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放在优先位置，加快信 息产业发展。这为国际投资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以市场换技术”、“以市场换资金”这个 我国开放的战略方针，将在双赢的氛围中进一步得以实现。
加入WTO：投资空间更广阔
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WTO研究中心研究员于维香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 经验证明，利用外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未来5年～10年， 是我国实施21世纪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 用国际资本、吸收海外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仍将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她认为，入世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开放新的投资领域 。我国入世后，将逐步扩大电信、金融、保险、外贸、内贸、商业、旅游、教育、工程设计 、建筑、会计、法律等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开放，降低国外企业和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 ”，证券市场也将逐步对外开放。二是加深我国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按照我国入世的承诺 ，将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取消非关税壁垒，并逐步放开对外贸易和分销权的限制。三是投资环 境大大改善。我国加入WTO后，执行TRIMs和TRIPs的规定，而TRIMs和TRIPs是与外国企业及 其直接投资中国的经营环境直接相关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协定，其能够保护投资企业技术优势 的正常发挥，强化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扩展创造一个更有保障的外部 环境。
对于加入WTO后国际资本对华投资趋势，于维香分析说，将出现以下3个特征：
一是仍保持增长，但短期内增幅不会太大。我国对加入WTO所作出的一系列承诺，将对 外商特别是海外跨国公司带来更大的吸引力。同时，据权威机构预测，未来5年，全球跨国 投资将在2000年的1万亿美元基础上继续保持增长，这种跨国资金的大量流动将为我国吸引 外资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但也应该看到，我国利用外资的基数已经很大，加上自1995年以 来跨国收购和兼并的比重逐年加大，而目前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市场机制尚不成 熟，资本市场也未全面开放，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70％采用合资合作方式，仅有少部分采用 独资方式，这也限制了外资的大量流入。
二是已进入的三资企业及相应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要作较大调整。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 来引进的外资总额中，有80％以上是1993年实施“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战略后引进的，而且 这些投资主要分布在关税、非关税保护比较高的行业中，如汽车、化工和电子等。也就是说 ，大部分进入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属于“市场寻找型”投资。这些投资发生的主要原因是， 跨国公司产品直接出口形势受到我国高关税的限制，即为了绕开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为之 。我国加入WTO后，随着相关产业的关税及非关税保护的大幅度降低，产品直接出口将有可 能成为许多跨国公司替代投资的选择。而一部分三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则有可能因其国 际竞争力不强而退出。
三是国际资本对华投资存量结构将发生变化。我国加入WTO后逐步放开的电信、金融、保险和新技术产业，将会吸收更多的外资流入。欧、美、日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在这些 领域处于竞争优势，投资比重会有较大上升。我国港、澳、台中小企业则难以与之抗衡，加 上加入WTO后实行国民待遇，那些利用政策优惠来大陆投资的中小企业投资将有可能减少。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 篇4
1.1 企业竞争位势概念的数学模型
本文将企业竞争位势界定为:企业相比于某一主要竞争对手, 在某一产品的获利性上所处的态势或地位。用公式表示:
因利润可表示为:
可得表示竞争位势的数学模型:
1.2 企业竞争位势的影响域、影响因子及其影响
本文把能引起αa、αb、βa、βb、Ca1、Cb1、Ca1、Cb2、Ca3、Cb3、
1.2.1 资源域中的影响因子及其对竞争位势的影响。
资源域包含“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能力”。其中, 有形资产包括“物质资产”、“财务资产”因子;无形资产包括“人力资本”、“组织知识资本”、“企业文化”、“社会资本”、“声誉资产”因子;能力则包含“企业家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组织学习能力”、“市场能力”、“制造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因子。
(1) “有形资产”、“无形资产”、“能力”通过影响α的值影响P进而影响W。
已知, P=E (1+α) (1+β) 。“能力”实质上是“加工活动”数量和质量的表征, “能力”的强弱程度与α值大小正相关, “能力”强则α值大, “能力”弱则α值小。“有形资产”、“无形资产”作为人的“加工活动”所凭借的“物”, 影响着“能力”的发挥, 一般而言, “物”优则“能力”强, “物”劣则“能力”弱。
(2) “有形资产”、“无形资产”、“能力”通过影响C1、C2、C3的值影响C进而影响。
已知, C=C1+C2+C3。作为“活劳动”数量和质量表征的“能力”, 其强弱程度与C1、C2、C3值大小负相关, “能力”强则C1、C2、C3值小, “能力”弱则C1、C2、C3值大。“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对“能力”的作用同1) 中所述。
(3) “有形资产”、“无形资产”、“能力”通过影响q, n的值影响Q进而影响W。
已知,
1.2.2 环境域中的影响因子及其对竞争位势的影响。
环境域包含“宏观环境”、“区位环境”和“产业环境”。宏观环境是指国家层次的企业外部空间环境, 包含“经济发展环境”、“政治环境”、“法律法规环境”、“社会文化环境”、“自然地理环境”。区位环境是指区域层次的企业外部空间环境, 包括“生产投入供应因素”、“市场因素”、“基础设施”、“产业集群”、“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地区性制度因素”、“地区性优惠政策”、“地方政府管理水平”、“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新经济地理因素”、“当地及周边地区工业水平”等因子。产业环境是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最直接环境, 包含“产业景气”、“市场结构”、“产业组织政策与优惠政策”、“产业条件”等因子。
(1) “环境”通过影响β的值影响P进而影响W。
已知, P=E (1+α) (1+β) 。价格除决定于各种“资本”的性质及其结构以及“活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对它们的作用外, 还要决定于产品对买者的效用、供求关系及其他经济、政治、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譬如, 若某市场区域人们的购买力旺盛, 争相购买同一产品, 厂商即使抬高价格, 仍有销路。再如, 顾客对某一产品的“原产地”印象好, 就愿为之付出比其它产地同样产品要高的价钱。
(2) “环境”通过影响C1、C2、C3的值影响C进而影响W。
已知, C=C1+C2+C3。“环境”会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来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管理成本、交易成本。譬如, 企业要生产产品, 需要原材料、中间品、劳动力、技术、信息等各种生产投入物, 而这些投入物几乎都来自于周围环境, 周围环境决定这些投入物的成本大小。
(3) “环境”通过影响q、n的值影响Q进而影响W。
已知,
2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竞争优势来源因子的判别
2.1 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来源因子的概念模型
当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相比东道国生产同类产品的某一主要竞争对手, 在该产品的获利性上处于优越态势即
根据前面的竞争位势数学模型, 可以得出:
若
或若
或若
或若
或若
或若Ea=Eb, αa=αb, βa=βb, Ca1=Ca1, Ca2=Ca2, Ca3=Ca3, 而
则有:
2.2 资源域中海外子公司竞争优势来源因子的判别
如果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拥有或可控的某种资源, 具备了竞争优势来源的前提条件——贡献性, 即能够影响企业产品的E值、α值或∑q值的升高, 或C1、C2、C3值的降低;同时, 具备竞争优势来源的最终标准——优越性, 即海外子公司拥有或可控的这种“贡献性”资源与东道国当地企业相比, 具备“稀缺性 (对方没有) ”、“难模仿和替代性 (对方难以模仿、难以用其它资源来替代) ”、“难外转性 (不可交易、难以脱离) ”、“持久性 (拥有的时间比对方长) ” (Barney, 1991;Margaret A. Peteraf, 1993;Grant, R., 1991;Amit, R.& Paul Shoemaker, 1993;Collis, David J.&Cynthia A. Montgomery, 1995) 的一种或几种性质, 则这种资源即成为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同当地企业相比的竞争优势来源因子。
至于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是否具备这样的资源, 则需要选取具体的东道国企业中的主要竞争对手根据以上的判别标准去判断。
2.3 环境域中海外子公司竞争优势来源因子的判别
首先判断“贡献性”。环境域中的影响因子, 如果能够影响企业产品的β值或∑q值的升高, 或C1、C2、C3值的降低, 即具备了竞争优势来源的前提条件——贡献性。
再来看是否具备竞争优势来源的最终标准——“优越性”。如果海外子公司与东道国当地企业相比, 其区位/产业环境中的影响因子具备“独占性 (对方企业不拥有, 譬如外资鼓励政策) ”、“优良性 (对方也拥有但对本方更为有利) ”、“契合性 (同自身战略、资源和能力的契合程度要比对方高) ”、“先动性 (能被本方更早更快更准确地扑捉到) ”的一种或几种, 则该种有“贡献性”的影响因子就具备了竞争优势来源的最终标准——优越性, 从而成为竞争优势来源因子。
至于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所处的宏观/区位/产业环境中是否存在这样的影响因子, 则需要选取具体的东道国企业中的主要竞争对手根据以上的判别标准去判断。
3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竞争优势来源因子的推测
3.1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同东道国当地一般企业的比较
(1) “优生子”。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是跨国公司的“优势要素向外转移和扩张的结果” (彭迪云, 2004) 。母公司的许多特有的优势包括“品牌的所有权、拥有特别的营销技巧、获得了专利或一般很难获得的技术、优惠的资金支持、特定团队的管理技巧、具有工厂规模经济、垂直联合经济” (彼德·J.巴克利, 马克·卡森, 2005) 都可以在子公司那儿得到承接和享用。
(2) “自由人”。
从法律形式上看, 子公司以独立经济实体的面目出现, 一般拥有独立的公司名称和章程, 拥有独立的财产和财务, 并有独立完整的财务报表制度和公司管理组织体系, 子公司的业务是相对独立的 (高勇强, 田志龙, 2002) 。特别是在跨国公司由层级组织转变为网络组织的情况下, 松散的母子公司联结, 给予子公司发展自身独特资源和能力的更多自由。
(3) “多姊妹”。
跨国公司是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相互联结形成的内部网络。跨国公司成员 (包括母公司、子公司以及附属机构) 之间, 借助“转移价格”以内部国际贸易的形式, 实现最终产品、中间产品和服务从一国到另一国、一个成员向另一个成员的流动 (孔德洋, 2005) 。
(4) “外来户”。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作为异地成长的企业, 一方面处在一个异于母国的东道国环境中, 面临政治环境、法律环境、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差异, 并同时还直接或间接受着母国环境的影响。综上,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与母公司及其他子公司保持联系, 并受着“东道国环境”和“母国环境”两个环境的影响。而东道国当地一般企业则没有这样的“资源”上的联系, 且只受一个环境的影响 (如图1所示) 。
3.2 资源域中竞争优势来源因子特别的获得途径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由于身处一个大家庭, 与母公司及其他子公司保持“资源”上的联系, 可以获得一些东道国当地企业一般难以获得的关键性资源, 从而提高了自身的竞争优势。具体说来, 这些关键性资源来自三条途径:
(1) 来自母体。为扶持海外子公司的成长和发展, 自海外子公司诞生起, 母公司就不断为其输入成长和发展所需的各种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而对海外子公司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的往往是母公司的优越的无形资源, 如专有技术、品牌形象及管理模式, 有时还会通过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的海外派遣由母公司向子公司输入人力资源, 这些资源决定了海外子公司的成长特性和经营优势 (朱启铭, 2004) 。
(2) 来自全球内部市场。作为企业集团国际化经营最高阶段的产物, 跨国企业集团创造了企业内部的国际分工与交易体系, 并使得资源可以在这一体系内更有效地转移和创造, 从而实现更高程度的经济性或取得更大规模的效益 (葛京, 2000) , 即发挥“内部化优势”。由于跨国公司内部产品与劳务交易引起的技术、管理技能以及资金、利润、利率和股息的流动, 使得跨国公司拥有的内部市场有:有关产品与劳务的内部贸易市场, 有关技术、管理技能的内部知识产品市场, 有关资金、利息的内部资本市场。
(3) 来自国际战略联盟。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往往通过与拥有资源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借助国际战略联盟获得所需的资源。以这种组织形式获取资源, 一方面可以避免内部开发导致的能力层次结构和由于“路径依赖”而产生的僵性, 另一方面, 并购方式并不能有效降低财务风险, 并经常附带来一些双方不感兴趣的东西, 而介于市场和科层组织之间的组织形式——战略联盟, 则能在获取资源的同时避免这些问题。
3.3 环境域中可能的竞争优势来源因子
(1) 东道国环境:
外资鼓励政策。东道国为吸引国外直接投资, 往往出台一些针对外资的鼓励性投资政策和法规, 对前来投资的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实行东道国当地企业难以享受到的超国民待遇, 从而使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获得环境域中的竞争优势来源因子:优惠的外资政策。外资鼓励政策手段一般包括:财政鼓励措施、金融鼓励措施及其它鼓励措施。除国家统一规定的外资优惠政策外, 还存在地区性外资优惠政策。
(2) 母国环境:
国家及其产业形象。消费者往往将原产国与产品质量相联系, 从而使原产地或原产国形象作为一种质量指示, 影响消费者的产品评价 (Maheswaran D., 1994;d’Astous A & Ahmed S A., 1999;Gurhan-Canli Z & Maheswaran D., 2000) 。也就是说, 消费者会因为对产品来源国的认知, 对于来自不同国家产品的评价有偏差。Cattin等人研究美国和法国的采购经理对五个发达国家的产品评价, 结论是法国、德国和日本的产品受到的评价较高, 而对发展中国家产品评价较低。市场形成了品牌原产地固有定式, 即来自发达国家的品牌优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品牌 (Cattin, Jolibert & Lohnes, 1982) 。由此可推知:来自发达国家的产品形象一般要优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形象, 而更好的产品形象为抬高价格或扩大销量提供了可能。
摘要：建立竞争位势概念的数学模型, 从资源域和环境域两方面探究影响竞争位势变化的诸因子, 在此基础上给出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竞争优势来源因子的判别标准, 最后根据与当地东道国企业相比的特性, 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资源域中竞争优势来源因子特别的获得途径及环境域中可能的竞争优势来源因子作出推测。
香港及海外公司报价 篇5
HONG KONG KAMKIU REGISTRATION LIMITED
國內地址: 深圳市羅湖區寶嘉賓路3005號國際商業大廈北座8樓708
电 话: 0755-25165542传 真: 0755-2585 237
5E-mail: 邮 箱：hkjinqiaozhuce@163.com网 站:
聯繫人：郭小姐
電話：0755-82193951手机：***传真：0755-2585 2375QQ：2533998135
香港金橋商務諮詢有限公司
國內地址: 深圳市羅湖區寶嘉賓路3005號國際商業大廈北座8樓708
电 话: 0755-25165542传 真: 0755-2585 2375 E-mail: 邮 箱：hkjinqiaozhuce@163.com网 站:
香港金橋商務諮詢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業辦理香港公司註冊和海外公司註冊機構，在香港公司註冊處備有良好記錄；其擁有一 支集合法律、投資、商務、會計為一體的強大的專業隊伍，具有多年實際操作經驗，通曉國際、香港及中國大陸的相關法規，為各層面、各行業的客戶提供優質而高 效的服務。我司的業務範圍： 註冊香港公司、註冊英國公司、註冊bvi公司、註冊美國公司、註冊薩摩亞公司、注冊商標、註冊百慕达公司、註冊開曼公司、香港本土帳戶、中國離岸帳戶、滙豐銀行開戶、渣打銀行開戶、荷蘭銀行帳戶、深發展銀行開戶、香港律師公證函、BVI大使館認證、英國公司大使館認證、美國公司大使認證、香港公司年檢、香港商務中心、做賬、審計、報稅、開戶文件,獨資、代表處、銀行資信證明、海外公司年檢、國際期刊ISSN、國際書號ISBN個人外幣帳戶。選擇香港金橋公司，閣下可獲得全面性之海外投資、註冊成立海外離岸公司的完善服務，而成立公司之章程及相關法定檔資料均由專業會計師人士擬定確認。在國內深圳地區設有辦事機構和聯營機構,我們不單保障良好的服務品質,還保障符合現代人要求的工作效率。
聯繫人：郭小姐
電話：0755-25165542手机：***
传真：0755-25852375QQ：253399813
5國內地址: 深圳市羅湖區寶嘉賓路3005號國際商業大廈北座8樓708
电 话: 0755-25165542传 真: 0755-2585 2375 E-mail: 邮 箱：hkjinqiaozhuce@163.com网 站:
香港公司操作程序
一、申請條件
1.提供全新公司名.2.提供股東身份證或護照影本（至少1位，年滿18歲，任何國籍關係或企
業都可以）
3.註冊資本（不用驗資，如註冊資金超過1萬元以外按政府收取0.1%厘印
稅即國內印花稅）
4.股東的股份分配.5.國內的聯繫位址及電話、手機、郵箱
6.辦理過程(以上資料到位後要辦理以下手續)
二、辦理過程(以上資料到位後要辦理以下手續)
a)簽訂委託合同
b)確定辦理前預付總費用50%
（如註冊資本增加1萬元以外的，一次性收取厘印稅0.1%）
c)將資料傳到我公司由我公司根據資料出檔，再送遞到香港政府辦理註冊 d)提供以上資料我方在7-8個工作日完成新公司，將為客戶提供以下資料：
聯繫人：郭小姐
電話：0755-82193951手机：***
传真：0755-2585 2375QQ：253399813
5國內地址: 深圳市羅湖區寶嘉賓路3005號國際商業大廈北座8樓708
电 话: 0755-25165542传 真: 0755-2585 2375 E-mail: 邮 箱：hkjinqiaozhuce@163.com网 站:
香港公司资料明细清单：
1公司注册证书原件1份（相当于国内营业执照）
2公司商业登记证1份（相当于国内税务登记证）NC1原件1套（政府审批公司注册文件）
4公司章程19本（18本中文，1本英文）
5公司印章3枚：长形签字章1枚（用于签发票，支票，合同，银行开户），原子章1枚（用于签合同，更改章，签收章），钢印1枚（用于以公司名义在香港购买物业，车，股票）
6股票本1本(股东认购股份凭证)
7绿皮董事会议记录册1本(用于登记公司情况)
8精美绿盒1个（用于装以上文件）
二、提供首年秘書服務：
1、香港公司註冊位址，商務電話及傳真；
2、專業的商務秘書服務一年：有專人為您香港公司接聽電話（可轉告對方客戶您國內的聯繫方式），收發傳真，處理政府或銀行一般往來函件，並及時準備地反映政府動態，以便輕鬆便捷地維護和管理好自己的香港公司。
中资为何大举收购海外游戏公司 篇6
拥有5.6亿游戏玩家的中国早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游戏市场，但这个市场如今面临着游戏内容严重供不应求的问题。这让急欲挖一桶金的中国资本开始将目光转向海外。
数据显示，2016年，游戏产业已成为中国资本在海外收购所涉金额最多的领域之一。比较典型的事例包括，2016年初，中国网络游戏发行商游族网络以8000万欧元（877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德国游戏制造商Bigpoint。2016年10月，巨人网络宣布将以305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以色列游戏厂商Playtika。
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互联网巨头腾讯今年6月以86亿美元收购了芬兰移动游戏公司Supercell 84.3%的股权。此前，腾讯已经收购了《英雄联盟》制造商Riot Games，并拥有《战争游戏》制造商Epic Games和《魔兽世界》制造商动视暴雪的部分股权。动视暴雪去年已经以6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糖果传奇》制造商King Digital Entertainment。
除了游戏厂商之外，非游戏行业的中国资本也开始涉足海外游戏公司的收购。今年9月，在国内主要从事传统行业的中技控股对外宣布，拟以16.32亿元人民币收购宏投网络51%的股份，后者持有英国游戏厂商杰格克斯的全部股份。
分析师认为，这只是中国资本参与海外游戏产业并购的开端。
买的是“赚钱机器”
技术和媒体投资咨询公司Code Advisors合伙人艾凡·巴特表示，海外游戏公司对中国投资者具有吸引力，一个原因是以腾讯和巨人网络为代表的中国游戏厂商希望通过注资或收购外国游戏品牌来打开海外游戏市场。
另一个原因是，被收购的游戏公司大多数拥有可观的营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为中资企业实现盈利。而且，相比在中国A股上市的中国游戏公司，外国游戏公司的估值往往更低。以被巨人网络收购的Playtika为例，该公司2014年、2015年和2016年上半年营收分别为33.08亿元、45.47亿元和29.77亿元，净利润更是高达6.51亿元、10.67亿元和7.33亿元。专家认为，Playtika收入和净利润呈递增趋势是吸引巨人网络收购的最大原因。
腾讯以86亿美元的高价收购Supercell曾引发争议，但考虑到Supercell的挣钱能力，腾讯宁愿“借钱”也坚持收购颇为顺理成章。2015年，在《部落冲突》、《海岛奇兵》和《卡通农场》三个爆款游戏助推下，Supercell营收23.26亿美元，净利润9.64亿美元，收入和利润分别同比增长37%和63%。2016年，Supercell新作《皇室战争》再次在全球各大畅销榜霸榜，月均收入1亿美元左右，让Supercell成为名副其实的“疯狂赚钱机器”。此外，按照腾讯的收购价，Supercell当时的估值为102亿美元，这与中国游戏公司的估值水平相比绝对算是一笔划算的交易。
卖的图中国市场和资本
那么，为什么西方游戏公司愿意接受来自中国的收购？鲍尔德顿资本合伙人罗伯·马菲特认为，许多中型的游戏开发商意识到，要进入快速增长的亚洲市场，他们需要与中国公司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Supercell选择腾讯，就是相信腾讯“可以让公司取得重要的跳跃式发展”。“中国的游戏玩家是全球最多的，”Supercell总裁伊卡·帕纳宁说，“腾讯的平台覆盖用户量超过10亿，单独非重复用户超过3亿。我们还可以通过腾讯的社交平台探索更多的社交玩法”。
资本与技术互补，也西方游戏厂商选择和中国资本联手的重要原因。虽然游戏产业营收可观，但该产业对资金的需求比较大。“对大多数游戏厂商来说，仅有几款产品不足以撑起公司的产业链，很容易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所以，很多游戏公司一年至少会研发10余款游戏，寄望于其中一个成为爆款，而这就对公司的资金提出了要求。” 马菲特说。
杰格克斯首席执行官罗德·库森斯补充说，从零开始开发一款新游戏需要耗费500万美元～1亿美元不等的成本。“资本却恰恰是中国公司现有资源中比较充足的部分，要知道中国可是世界上最大的游戏市场。”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Newzoo的统计，2016年，中国游戏市场估值达到了244亿美元（1521亿元人民币），并且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数据公司App Annie最近的一份报告还显示，在全世界的移动游戏玩家中，中国用户在游戏上的平均消费远高于美国、英国和韩国。“这足以证明，中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市场。”库森斯说。
向移动端转型的挑战
进入中国市场，海外游戏公司也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问题。英国游戏公司杰格克斯主要以视觉效果丰富的PC端游戏闻名，但中国市场更偏爱移动端游戏，杰格克斯游戏工作室只能从PC端向移动端转型。
“虽然智能手机的处理能力每年都在增强，但我们仍然需要重新设计游戏，并重新调整现有的移动资产，”库森斯说，“游戏在智能手机端和在PC端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nlc202309080939
该公司目前正在开发数款用于移动端的短格式游戏，其中一款名为《艾德尔冒险》，预计今年晚些时候推出市场。库森斯希望通过这款游戏找回RuneScape原来的玩家。“他们中许多人可能年过三十，结了婚生了孩子，现在只有时间在手机上玩游戏。”他说，“我们想‘唤醒’他们，接着他们会向自己的孩子介绍游戏。移动端还将为我们提供新的用户数据。”
不过，艾凡·巴特指出，杰格克斯和其他主要基于PC端的游戏公司前景不明朗。“目前，我们没看到多少成功的故事，”他警告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杰格克斯和它的中国老板忙着到处挖角手游开发人才。
虽然移动端游戏不是唯一的挣钱路子，但PC端游戏市场的增长速度远落后于移动端游戏市场。Newzoo的数据显示，2016年，移动端游戏占全球应用市场448亿美元产值中的82%，市场规模约为369亿美元，其中中国移动端游戏市场产值达到100亿美元，远超过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
风光背后有隐忧
除了西方游戏公司，中资企业也将触角伸向日本和韩国。传统上，由于语言、文化差异，中日韩游戏市场彼此分离，但如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异花授粉”的例子。比如，腾讯两年前就以10亿美元收购了由韩国Smilegate公司开发的游戏《穿越火线》。
广泛参与海外游戏产业并购，中资企业的前景看似一片美好，但美好之下也有隐忧。首先，海外游戏厂商和中国资本的磨合本身就存在风险，比如，腾讯之前投资的不少海外公司都面临再难出新精品游戏的情况。
中资企业还要担心的是，手游公司的成绩不稳定，大起大落的公司居多，Zynga、Rovio和阮哈东都是前车之鉴。前两者分别开发出爆款游戏《快乐农场》《愤怒的小鸟》后，都未能重复现象级产品的成功，市值最高下降80%。阮哈东凭借一人之力完成的《Flappy Bird》轰动一时，但他如法炮制的第二款游戏《Swing Copters》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中国资本在海外挖角游戏内容和技术人才，西方游戏界对此也保持高度警惕。视频游戏咨询公司Gamesbrief主管尼古拉斯·罗威尔认为，中资企业的崛起和中国游戏市场的扩大对西方在创意游戏内容方面的主导地位构成了威胁。“中国游戏市场对内容的需求非常旺盛，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生产创造性内容方面的成长，”他说，“西方以后可能会被远远拉在后面。”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 篇7
公司经营活动及其资金流的全球化运作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在国际化经营已成为诸多公司常用发展途径的背景下, 本文重点研究了跨国公司在具有不同投资者保护力度的各海外市场进行技术转移、推广及经营活动中的融资及相关财务决策, 即在跨国母公司拥有技术所有权的前提下, 与驻在国本土企业合作推广新技术并从事生产经营, 构建了基于母公司角度的收益最大化模型。
以往的跨国公司管控活动研究模型, 均集中关注于母公司作为新技术研发者这一角色定位及其活动, 深入探讨了新技术研发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风险问题。而本文的研究模型则主要针对在跨国公司海外技术转移、推广活动中, 管理机会主义所引发的跨国母公司和驻在国合作企业间的财务利益冲突, 以及外部投资者的定位问题。林钟高 (2006) 认为, 由于跨国母公司和驻在国合作者间的信息不对称、利益非一致、契约的不完全, 必然在各相关利益者之间产生利益冲突, 在财务上表现为财务冲突。张先治 (2005) 提出解决财务冲突的基础在于公司的各种索取权人之间就公司事务签订财务契约, 即利用经济激励与约束机制对公司实施控制, 这些契约主要包括股权契约、信贷契约和报酬契约, 它们构成了公司治理的结构基础和机制基础。因此, 本文在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 构建了跨国母公司与驻在国合作者“互惠互利”的财务契约模型, 以实现、提高集团整体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利益。
不同于现有的相关研究模型, 本文特别强调了管控在海外技术推广及经营活动中的作用, 该观点源于Holmstrom&Tirole (1997) 提出的管控在解决财务冲突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理论基础。大量学者的研究成果证明, 驻在国金融市场发达程度和投资者保护力度会对FDI进入方式、企业组织结构及收益增长速度产生影响, 其中的代表性学者有King&Levine (1993) 、Levine&Zervos (1998) 、Rajan&Zingales (1998) 、Wurgler (2000) 、Rein鄄hart&Rogoff (2004) 、Acemoglu&Johnson (2005) 。本文试图通过构建母公司海外经营收益的线性规划模型, 分析证明随着驻在国投资者保护力度的加强, 在海外技术转移与推广活动中, 更适合于采用专利权使用费作为技术使用权的对价, 且该方式尤其适用于高科技公司, 因为其拥有有效的设备和措施来管控海外技术转移与推广活动。
2 海外技术转移中的财务契约模型
本文所提出的财务契约模型建立在以下3个核心假设基础之上: (1) 跨国母公司作为新技术研发者, 在管控驻在国合作企业进行的新技术海外应用和推广活动中具有相对优势地位及能力, 可辨别出驻在国合作方是否存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道德风险行为 (即采取“不作为”行为) ; (2) 存在一系列可为海外技术推广和经营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的外部投资者; (3) 对于跨国母公司和驻在国合作企业来说, 使用自有资金的成本高于向外部投资者筹集的资金成本, 因此外部筹资渠道对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2.1 财务契约参与者及模型变量
本文从母公司角度出发研究最优财务契约模型的构建, 其主要涉及以下三方参与者: (1) 跨国母公司。作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者, 跨国母公司为生产出具有差异化的产品进行了总额为W的资金、知识及技术投资, 以满足国内和国外市场中的消费者需求。假设由于受到较高的出口贸易壁垒影响, 跨国公司需要在海外市场中建立产品生产基地。 (2) 驻在国合作企业。位于母国的总部无法对海外基地的生产经营活动实施完全的控制, 因此需要与驻在国合作企业签订财务等方面的管控契约, 以约束驻在国合作企业管理者的不作为等道德风险行为。 (3) 外部投资者。外部投资者们分布在一个可无限细分的连续区间内, 其对于海外产品生产经营活动所投入资金的最低期望回报率为1。上述各方均为风险中性偏好者, 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上述三方的各项活动都可归纳至3个阶段:管控契约签订时期——阶段0;投资时期——阶段1;生产/销售时期——阶段2。
假定: (1) 在国内市场, 跨国母公司在阶段1投入的每单位资金, 可在阶段2获得的投资回报率为β (β为常数, 且β>1) ; (2) 海外市场产品销售收入为销售量Q的严格递增凹函数, 表示为R (Q (R′ (Q) >0且R″ (Q) ≤0) , 其相对于其他公司替代性产品的交叉弹性系数为一个大于1的常数, R (0) =0, R (Q) 相对于销售数量Q的弹性系数为α, α∈ (0, 1) ; (3) 当海外项目取得成功时, 每单位投入资金会带来1单位的产出, 即Q=x (x为投入资金量) ; (4) 如果海外项目失败, 产出为0, 即Q=0。由于海外基地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是由驻在国合作企业进行配置与管理的, 因此其在阶段1可选择放弃私利采取“作为”方式参与投资活动, 或者采取“不作为”方式以获得个方私利。当驻在国合作方“作为”时, 海外项目顺利运行的可能性和效果以pH来表示, 即阶段1投入的资金量x, 在阶段2会以pH的概率得到R (x) 的销售收入;当驻在国合作方“不作为”时, 海外项目顺利运行的可能性和效果以pL来表示 (pL
Tirole (2006) 研究表明, 投资者保护制度较完善的国家会实施相应法规, 以限制驻在国高管擅自转移公司资金等谋取私利行为;在缺失完善的投资者保护制度情况下, 第三方监管对驻在国高管擅自转移公司资金等谋取私利行为也起着约束作用。因此, 本文认为驻在国合作方追逐私利程度与其所受管控程度及所在地区的投资者保护力度有关。由于跨国母公司对利用自身技术进行的生产活动有着明晰的了解, 其在监控驻在国管理者行为方面有着相对优势, 可以客观地辨别出海外项目的失败是源于管理失误或外部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在本文的研究中, 我们假设: (1) 驻在国合作方获得的私利与驻在国投资者保护力度有关, 其关系系数为γ, γ∈ (0, 1) ; (2) 当母公司在阶段1投入CR (x) 的管控成本, 驻在国合作方所获得的私利会受到δ (C) 这一乘数因子的影响, 为了保证最优契约的唯一性并满足二阶最优性条件, 假定综上, 可定义:
由于鄣B (C, γ) /鄣γ<0, 鄣B (C, γ) /鄣C<0, 鄣2B (C, γ) /鄣C鄣γ=-δ′ (C) >0, 可见合作方获得的私利与所在国投资者保护力度和母公司管控程度负相关;当缺少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法律环境时, 母公司管控所发挥的作用尤为重要。
为了对驻在国合作者的经营管理活动进行有效控制, 母公司会与合作者签订契约, 约定在阶段0向合作者收取的费用P、阶段1的投资规模x及在阶段2时三方参与者间的收益分配方法。当P>0时, 该费用即为驻在国合作者支付的专利技术使用费, 母公司可在阶段1将其投资于技术开发过程中;当P<0时, 可视为母公司与驻在国合作者共同投资海外项目而注入的资金, 即为拥有一定比例的所有权而支付的对价。假定在最优契约模型中, 各参与方在阶段2的收益函数表现为海外运营收益的一定比例, 当其获得收益为正时, 可视为该参与方拥有了海外基地的部分所有权。设母公司和外部投资者拥有的权益比例分别为准I和准E, 则驻在国合作者所拥有的权益比例为1-准I-准E。
综上, 本文财务契约模型中涉及的三方参与者及其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
2.2 财务契约模型的求解及分析
从跨国母公司角度出发, 最优财务契约的出发点在于应对驻在国合作者可能的“不作为”, 即求得下述线性规划的最优解, 该最优解由数组表示。
本文研究的问题为如何实现母公司收益函数 (即上述目标函数) 的最大化。收益函数中的准IpHR (x) 部分为母公司按所有权比例可从海外基地运营中分享的收益, (W+P) β部分为母公司在国内市场的投资W和收到的专利技术使用费在投入本国的生产经营活动后带来的回报, CR (x) 则为母公司的监控成本。约束条件 (1) 为驻在国合作企业的投入能力限制, 即其拥有的资金总量等于外部投资者的投资E减去支付给母公司的专利技术使用费P;约束条件 (2) 表示外部投资者所投入资金的期望报酬率最低为1;假设驻在国合作企业的外部机会成本为0, 则约束条件 (3) 表示其期望报酬为非负;约束条件 (4) 可确保驻在国合作企业“不作为”带来的私利不大于“作为”情况下的收益, 以诱使其放弃“不作为”行为;约束条件 (5) 限定了母公司在海外基地享有的所有权比例为非负数。由于母公司和驻在国合作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 母公司无法得到海外基地运行的完全信息, 所以母公司必然要支付一定的信息提供费用给驻在国合作者, 即合作者从海外项目中得到的收益必然为非负, 因此实际上约束条件 (3) 为一松弛条件, 而其余4个条件均为紧约束。从表面上看, 准I为正时可减少驻在国合作者支付的专利技术使用费P, 相应地可增加海外基地的生产投资额x。但是, 由约束条件 (3) 可得, 准I的增大会减弱驻在国合作者向外部投资者融资借款的能力和收益, 可见海外项目的投资规模和收益与转让技术使用权采用的对价支付方式 (直接支付专利技术使用费或转化成海外基地股权份额) 没有直接关系。从目标函数的组成可见, 母公司更倾向于采用专利技术使用费方式, 技术转移收入P可用于国内市场的投资, 并获得大于1的投资回报率 (β>1) 。因此优化的海外技术转移机制中不会采用权益方式, 即在均衡的最优状态下母公司拥有的海外基地权益比例为:
对式 (1) 进行等式变换后求一阶导数, 可得:
由于δ″ (·) >0, 结合 (4) 可得, 当γ减小, 即驻在国投资者保护力度较弱时, 管控成本, C会相应增加, 在此情况下增加管控的边际效益也较高。当管控成本的均衡值, C确定后, 可得:
因为P (x) 为凹函数, 结合等式 (4) 可得R (x) 的值与γ、β均正相关。即其他条件相同时, 位于投资者保护力度较强国家的海外基地可获得较大的产出和经营收益, 且当γ→1时, 此时可得到理想状态下的海外投资最高收益。海外管控投入C与β正相关, 因为当国内市场投资回报率β增大时, 母公司有更大的动力通过管控减少海外基地经营中的低效行为, 提高海外基地经营收入R (x) , 从而可得到更大数额的P用于国内市场投资。
3 研究结论
作为对现有理论成果的延伸, 我们研究发现当跨国母公司 (新技术研发者) 试图在海外应用、推广某一新技术时会选择专利权使用协议这一方式, 同时与可获得外部投资者资金支持的驻在国企业达成必要的财务契约协定。在此情况下, 驻在国企业仅需向母公司交纳一定的技术专利使用费, 但该方式要求母公司对海外技术推广及经营活动进行更多的管控, 投入相应的管控成本。为了应对跨国公司海外经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驻在国合作者“不作为”行为, 本文建立了从母公司角度出发的收益最大化线性规划模型, 并从模型的最优解中归纳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
(1) 在基于跨国母公司角度的最优财务契约模型中, 母公司在向海外基地转让技术使用权时不会接受所有权份额为对价 (准I (=0) , 而是收取一次性的专利技术使用费 ( (P>0) ;
(2) 海外基地经营收益与驻在国投资者保护力度 (γ) 正相关;
(3) 母公司投入海外基地的管控成本与驻在国投资者保护力度 (γ) 负相关, 与母公司在国内市场的投资回报率 (β) 正相关。
摘要：本文以跨国公司海外技术转移、推广及其经营活动为研究对象, 构建了基于母公司角度的最优财务契约, 以应对驻在国合作者可能的“不作为”, 提高海外投资整体收益。研究结果表明, 在公平交易中, 以一次性的专利技术使用费作为海外技术转移对价可提高母公司总收益;海外基地经营收益与驻在国投资者保护力度正相关;母公司投入海外基地的管控成本与驻在国投资者保护力度负相关, 与母公司在国内市场的投资回报率正相关。
关键词：跨国公司,海外技术转移,财务契约
参考文献
[1]林钟高, 徐虹. 财务冲突及其纾解:一项基于契约理论的分析[J]. 会计研究, 2006 (6) :8-14.
[2]张先治, 袁克利. 公司治理 财务契约与财务控制[J]. 会计研究, 2005 (11) :21-25.
[3]Robert G King, Ross Levine. 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 108 (3) : 717-737.
[4]Ross Levine, and Sara Zervos. Stock Markets, Banks and Economic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 (3) :537-558.
[5]Pol Antràs, Mihir A Desai and C Fritz Foley. Multinational firms, FDI Flows and Imperfect Capital Market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24 (3) :1171-1219.
[6]Raghuram G Rajan, and Luigi Zingales. What Do We Know about CapitalStructure? Some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Data[J]. Journal of Finance, 1995, 50 (5) : 1421-1460.
[7]Jeffrey Wurgler .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 58 (1/2) :187-214.
[8]D Acemoglu, S Johnson and T Mitton. Determinants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Finance Contracts and Regulation[J]. NBER Working Paper No. w11424, 2005.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 篇8
中国企业正处在走出国门实现海外经营的过程中,而高失败率引起了管理者们的关注。前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2014亚洲博鳌论坛上指出,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文化的整合,即中国企业在海外建立分支机构时因无法适应当地的制度文化环境而举步维艰。不仅仅在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本地化历来就是一个难题,具有很高的失败率。
海外经营的首要任务是要把长期经营中认为行之有效、并固定下来的制度移植到子公司,实现正常经营的目的,Kostova把这个概念称为实践转移(Practice transfer)[1]。尽管跨国公司对于子公司的控制种类有很多种,在海外子公司建立的初期,需要保障公司认为行之有效的制度尽快贯彻下来,直接的管理控制机制是这个时期的主要控制手段。
但就已有的研究来看,我们在理论上的理解还难以解释很多现实问题,这归因于实践转移的过程既是一个组织过程,也会涉及社会、组织、个人之间的互动。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决定了企业内员工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又进一步影响到公司内部管理控制的效果,需要相应的正式控制机制来保障实践转移的顺利实现。这些复杂的内部联系需要具有更为深入的认识,而基于统计实证的理论则往往并不能反映出这个过程中的内在逻辑关系。因此,本文将通过一个成功的实践转移案例介绍,来为中国企业海外经营中的文化适应提供经验和借鉴。
二、概念模型
由于跨国公司制度的产生环境和子公司的接受环境存在文化等多方面的差距,如一个特定的国家提倡哪些行为、限制哪些行为都有所不同,Kostova et al把一个国家针对特定问题的监管、认知和规范的制度的统称定义为制度面(Institutional profile)[2]。制度面影响外资子公司的组织实践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对外资公司施加直接的制度压力,使来自于母公司组织实践转移的初衷和结果产生离差;另一个途径则是通过员工的认知和信仰,这种作用将影响他们对跨国公司实践的判断和组织规章的认知,最终影响他们的行为动机。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实践将同时受到所在的社会制度环境和来自于总部的行为模式的双重约束。
跨国公司需要采取必要的社会化措施来辅助克服员工认知的障碍。Martinez et al把母、子公司之间的协调控制机制分为两类,一种称为“结构化和正式控制机制”(此处称为正式控制),主要包含了组织日常经营中所需要的管理控制手段;另一类称为“非正式和微妙的机制”[3],主要指非正式的组织间沟通和社会化手段,如通过外派人员创造非正式的沟通网络,并形成总部影响子公司的桥梁[4]。正式控制机制的最直接目的和体现是让总部的制度得到贯彻,以维持公司制度所确立的竞争优势,正式控制要想得到良好执行需要被理解,需要有起“桥梁”功效的外派人员负责解释、监督制度的贯彻并配合以便于子公司人员理解制度的社会化沟通措施[2,3],所以在实践转移的管理控制机制中,我们得到如图1所示的概念模型。
三、数据收集
我们的数据收集过程是试图发现企业在组织实践转移中遇到了当地哪些问题跟组织的习惯传统存在冲突,组织采取了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结果如何。这一系列的问题会涉及制度差距、控制机制方面有关实践转移的一个相当广泛的话题,参照了Lovett et al的研究。
数据收集主要基于公开数据和采访两种途径。采访经历了三个过程,在经过初步调研对企业的信息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后,进行了多次半结构化采访,采访的经理人员具有以下特点:(1)在目标公司具有较长的工作年限,对公司在中国建立初期的控制措施和冲突实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2)管理层级接近决策层,能够直接见证公司的控制决策制定和实施过程;(3)从事的工作种类能接触到很多一线员工,对本土员工的思想状况十分了解;(4)具有在母公司至少3个月以上工作经验,对母公司的文化有较深入的了解。
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我们共采用如表1所示的策略对数据进行鉴别:(1) 内外部资料之间的验证。内部资料往往从宣传的角度出发,总是突出正面的因素,而外部资料中不乏作者们的偏见和对问题的夸大,两个方面的对照即使我们对企业有了全面的了解,也为探索性采访提供了关注点。(2)公开数据和采访之间的验证。采访过程中公开数据是我们判断受访经理人观点是否具有普遍性的一个参照,并往往成为通过进一步的访谈挖掘信息的突破口。(3)人员之间。在我们第二个阶段的访谈过程中,不同人员之间的验证是我们安排访谈的重要原则。
注:a 农药生产具有季节性,旺季一般会招聘 50 人左右的临时工。
四、拜耳(杭州)公司建立中的实践转移
(一)组织实践转移
通过案例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我们对拜耳组织实践转移的控制措施及非正式控制的中介作用进行总结,如表2所示。
1. 正式控制。在我们的采访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拜耳的实践转移是最为成功的,员工在接受企业的制度上几乎没遇到任何问题,新员工一般经过三个月的上岗培训,都能很快进入岗位,从来没有发生过消极怠工、违犯岗位职责的做法,一般企业常见的委托-代理问题几乎不存在。受访者普遍认为这首先应该归功于企业的控制风格。拜耳制度细节的方方面面体现着适度工作的宗旨,职责制定中对劳动强度和休息时间做了充分的考虑,所有的岗位有明确的职责规定,但对如何完成任务并不做明确的规定。拜耳的这种结果取向的风格使员工觉得自由和受到尊重。让员工感受最深的是,拜耳非常关注员工,比周围人更高的薪酬,比GDP增长率高的加薪制度,高福利制度(如员工的子女生病都可以享受到来自于拜耳的医疗补助) 等是我们在采访其他企业时不曾听说的。对员工高度关注的做法还体现在高度关注员工安全,即使员工在休息时间受伤也会受到高度关注,甚至在家中走路扭伤脚踝都要上报德国总部。拜耳的这些做法都使员工感受到他们在拜耳可以得到高度的关怀,“没有理由不把本职工作做好”。尽管员工在拜耳处处感受到宽松和人性化,但他们认为拜耳还是存在着“非常严格的控制”,这表现在它对员工和业绩的考核上。在拜耳,质量目标成为每个员工的KPI(关键业绩指数),它的质量培训体系非常完善,而且有完善的内部审核制度,有专门的质量审核团队负责持续质量改进,保证拜耳奉行业内最严格的标准。
2. 外派人员。拜耳在建立初期并没有派驻一个庞大的外派团队,当时被派到杭州的只有六个高管。这些高层关键人员从德国总部来到杭州,主持工作三年,在杭州期间负责把岗位职责贯彻下来。期间,中国员工慢慢熟悉了拜耳的制度,并逐渐适应,当熟悉了企业制度之后,员工都非常认可拜耳的做法,并觉得它是个非常“大气、开放”的企业。当问及员工如何适应并高度认可,受访人员都认为他们主要通过“会议”来达到了制度传承的作用。在开会过程中,德国的管理人员很耐心地倾听参会人员的想法,并向他们解释原因,同时吸取本地员工的意见来改变具体做法,使之更适合当地情况。员工对这种“人性化”的做法非常满意,也很快领悟了制度的合理性,如5S等日常行为规范的深意,还让员工有了企业主人的感受。三年之后,企业制度得到固定,现在只有一个高管常驻杭州,与之相对应的新人培养措施是,新人进入的前三个月,确定三个月的试用期目标(比正常低很多),主管会较紧密跟踪,及时关注工作方式、态度、职责的完成,让他尽快熟悉岗位职责和拜耳文化。
3. 社会化活动。拜耳内部的会议和研讨特别多,管理人员每天好像只做两件事:开会和准备开会,而且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开会解决,如小到更换工作场所的灯泡,该由谁更换,如何更换,更换什么功率的灯泡都是需要开会解决的。会议决策形式使相关人员都有充分的空间进行交流,因此更快速地理解和接受了企业的日常做法和制度。拜耳还有一个独特的做法是MOC(变革管理)制度,即通过相关人员参与变革决策的讨论,决定采取新的做法还是保留原来的做法,最终所有参会人员签字确认。这一做法强化了员工的主人意识,“因为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参与决策的,没有理由不认真执行”。这一意识的形成,无疑也促进了其他日常制度的贯彻。
(二)管理控制机制
从拜耳的实践来看,外派人员在克服制度距离中发挥了很好的桥梁作用。正是由于德国母公司和中国子公司之间的制度环境差距,使来自母公司的组织制度不能简单地生搬硬套,外派人员的示范和解释一方面促进员工了解企业的制度,另一方面促进母公司了解当地的制度环境以做出适应性改变。从子公司员工角度来看,刚接触到公司制度,认为是难以理解的,在外派人员的反复解释下才逐渐明白了原理,并逐渐认识到它的优越性,这促使他们对公司产生归属感。从母公司的角度来讲,当地的环境也同样是复杂和不可预知的,在这种截然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供应商、客户和员工的行为方式和认知模式都跟母国面对的相距甚远,而适应性的改变必须首先要了解当地的情况,这一使命的执行者就是外派人员。可见,拜耳实践转移的顺利实现跟外派人员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而在外派人员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内部培训、内部会议是跨国公司对子公司加强控制、增加内部社会化的有效方式,这些社会化措施也基本都能够促进员工对企业制度的理解,并很快接受。其结果就是员工有了主人意识,形成良好的合作氛围,产生更为亲近的感受,从而促进了他们对于企业制度的理解和接受。
除此之外,公司间的社会化交流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由于人员的来往互访,使本地员工有机会能接触到总公司的人,了解到他们做事的方式和对待问题的态度,这有利于消除由于空间和制度距离而产生的猜忌或误解,从而促进了他们对于母公司的信赖。另一方面,公司间的社会化促进了知识资源的流动,加速了问题的解决,这种成功的体验让当地员工认识到了跨国公司的强大能力,甚至是在不完全理解的情况下,也更愿意接受公司的制度。
五、讨论
拜耳的经历说明,跨国公司母国和中国当地的企业制度环境距离在员工身上并没有产生强烈的作用,这跟拜耳实践转移的制度设计有很大关系,这种控制制度设计具体体现在企业的控制管理风格、对从事企业管理实践与技术知识跨组织传输的关键人员的控制、遍布于组织内外的社会化交流制度三个方面。拜耳企业的正式控制具有明显的人性化风格取向,这种人性化在工作的紧度上倾向于宽松的控制,控制取向上倾向于有更多自由度的结果控制,而在员工关注上让员工感到十分在意。这种人性化的控制风格在员工的认知和对制度的接受方面都获得了非常好的结果,导致员工对企业制度的信赖和接受。
根据制度理论,改变企业内部规制面和员工认知面不匹配的状态需要组织和员工的共同配合。首先,在组织方面需要认识到只有双方的改变才是最佳的策略,因为从制度的意义来讲,组织不仅包括组织内部环境,还包括组织外部环境,适应外部环境比改变它是一种更合理的选择。员工认知的改变需要激励,当他们感受到组织为他们带来更有益的回报时,他们才可能有热情对理解和适应组织的制度背后所蕴含的价值理念产生热情。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建立一个分支并把总部的制度拿过来,这只是完成了“扩散”的过程,接下来的“执行”和“内化”则需要组织和员工的共同配合才能实现[3]。在日常工作中,企业的控制具有不需要像机器一样节奏、在工作中得到信任、企业关注他们的个人需求等被理解为是“人性化的”特点,员工易于产生工作满意度和主人心态,也就易于实现对组织的承诺,从而实现成功实践转移。
外派人员是联通两个不同制度的企业实体的关键,拜耳的外派人员在致力于把组织制度示范和解释给当地的员工时,尽管双方的制度差距很大,但中方员工是欣然接受的,究其原因,跟公司有一种促进母公司派来的外派人员了解当地制度环境的组织环境有关,而这种环境的产生跟公司内部“频繁”的会议不无关系。这种会议安排被Kostova称为内部社会化[4]。通过内部社会化的做法,管理人员不仅了解了当地的环境和员工的想法,同时在缺乏了解的双方接触中,一方的良好态度和意愿,会对另一方产生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公司间的社会化则促进了员工对其他部门的经验吸收。
六、理论发展
基于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跨国公司的实践转移过程中(直到实践转移基本完成、子公司能够实现在母公司的制度下正常生产),企业的控制风格是影响实践转移能否顺利实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影响因素“,人性化”的控制取向更利于子公司员工对公司制度的认知和接受,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Pa:在MNE进行实践转移的过程中,人性化的控制取向(即采取宽松的、结果取向的控制和高度员工关注) 有利于当地员工对母公司制度的接受和实践转移的成功。
为配合实践转移的顺利进行,母公司总要派一些熟悉公司制度和做法的管理人员到子公司进行协助控制。在这个过程中,管理人员的数量并不是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最重要的是,这些管理人员能够起到联结母公司制度和子公司制度的促进作用,因此,他们能否发挥有效作用的前提条件是自身要熟悉当地的制度环境。当外派人员不能做到同时熟悉母公司和当地子公司制度面的时候,公司内部需要有相应的社会化安排,促进管理人员和当地员工的沟通。其次,存在与母子公司之间和总公司层面各子公司之间的社会化活动,也会因为促进子公司员工对母公司制度的多方面了解和对母公司建立信任而促进实践转移的顺利进行。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两个命题:
Pb:在跨国公司进行实践转移的过程中,母公司的外派管理人员越了解东道国制度环境越利于传输的成功;
Pc:在跨国公司进行实践转移的过程中,子公司的社会化安排有利于外派员工对当地制度环境的了解和子公司员工对母公司的信任,从而促进实践转移的实现。
拜耳案例显示,决定实践转移是否成功的最根本因素是能否使当地员工克服制度距离,真正从心理上认知并接受跨国公司的制度。消除壁垒的途径有两条:主观途径和外在途径。主观途径即员工有积极性去接受,这就是我们分析的正式控制中的“人性化”认知的促进;外在途径是外派管理人员对制度的解释、示范和对制度的适应性调整,以及促进员工理解制度和对总公司建立信任感的社会化措施。外在途径需要靠外派人员或其他熟悉母公司企业制度的相关人员的间接作用来对正式控制提供必要的解释和辅助。
七、研究结论和展望
以上研究给中国企业走出海外的启示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1)海外经营的失败不能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为外部客观因素,只有对海外子公司的控制机制设计中充分认识到员工认知影响的重要性并进行相应制度设计,才能从根本上克服;(2)外派人员控制和社会化机制是促进正式控制机制有效实施的必要手段,但实施的核心不是简单地监控公司的制度在子公司得到照搬实施,而是促进跟当地制度环境的融合,让当地员工能尽快接受公司的制度和价值。
由于数据获得的限制,本文的理论揭示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能介绍一个公司的情况,如果增加案例的数量,从而能够提供更多的异质性结果,对研究结果的推广将更为有利;另外,由于数据获得的困难,本文还只能从外方跨国公司经验的视角来为中国的跨国公司提供经验,如果能获得中国公司在海外的相应数据将更有针对性。作者将在后继研究中纳入更多的案例对本文的研究结果进行验证。
摘要：出于总结跨国公司成功经验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经验借鉴的目的,分析拜尔(杭州)公司实践转移中的管理控制机制。研究发现,决定实践转移是否成功的最根本因素是使员工认知克服制度距离的影响,情感导向的正式控制风格和意在促进员工认知的外派人员及社会化安排是克服制度距离的有效途径,但情感导向的控制风格应该有足够的考核机制做补充。
关键词：实践转移,认知,控制风格,正式控制,非正式控制
参考文献
[1]Kostova T.Transnational Transfer of Strategic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A Contextual Perspective[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9,24(2):308-324.
[2]Kostova T,Roth K.Adop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Practice by Subsidiarie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Institutional and Relational Effect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2,45(1):215-233.
[3]Martinez J I,Jarillo J C.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on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9:489-514.
[4]Kostova T,Roth K.Social Capital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a Micro-macro Model of Its Formation[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3,28(2):297.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 篇9
一、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类型
学者们将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分成了不同的类型。Ronstadt (1997) 根据创新区位和海外技术创新的目标将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分为三类:主要为子公司提供技术服务的初始技术转移单位, 以海外开发新产品以服务东道国市场的本地技术单位和全球技术单位。Hewitt (1980) 将研发机构的类型分为产品适应性研发、当地原创性研发、生产适应性研发、全球创新性研发四类。Medcof (1997) 通过技术工作的性质、与开发机构合作的功能区域、与开发机构合作的地理区域三维的划分, 扣除不可能的区域。最后将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机构归结为8种类型 (本地市场支持、本地制造支持、本地开发、本地研究、国际市场支持、国际制造支持、国际化开发、国际化研究) 。UNCTAD (2005) 则根据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的性质将跨国研发中心分为适应性研发中心、创新性研发中心、全球创新性研发中心与技术跟踪型研发中心四类。日本学者Banrilt和Wakasugi (2006) 的研究将跨国公司海外研发中心分成以支持为导向的研发中心 (support-oriented R&D) 与知识吸收型研发中心 (knowledge sourcing R&D) 两类, 并认为前者的主要目的是将在母国开发的技术与本地产品、生产条件、法律法规及东道国市场的消费者偏好相适应, 同时也开发适应当地市场的产品。而后者主要从当地或全世界的研发资源中受益, 通过吸收本地的技术与雇佣当地高技术人才而获得更多的技术知识。Hakanson和Nobel (1993) , Odagiri和Yasuda (1996) 对影响跨国公司在本地以支持为导向的研发的因素进行了研究。而Granstrand O. (1999) , Kumar (2001) 的研究结果也得出了哪些因素会影响跨国公司设立以知识吸收为中心的研究中心。
二、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一) 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规模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跨国公司海外研发的区位选择决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大量的实证研究都认为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规模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是影响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运用美国商务部经济统计局Benchmark survey 1966年的数据, Hewitt (1980) 、Hirschey和Caves (1981) 的研究发现, 海外研发活动与其所服务的国外市场规模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产业的研发强度与海外研发活动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Pearce (1989) 对美国1982年122家主要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区位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后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他的研究还发现海外研发活动与公司规模呈倒U型关系。Hirschey和Caves (l981) 的研究结果认为研发的规模经济阻碍了跨国公司海外研发, 而生产耐用品的行业出于适应当地市场的需要会进行更多的海外研发活动。Kuemmerle (1998) 对238家海外研发分支机构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 技术利用型研发机构一般都靠近主要市场和生产性企业, 这意味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是影响技术应用型研发的重要因素。使用日本公司层面数据, Odagiri和Yasuda (1996) 发现日本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随着公司规模, 海外销售额的增长而增长, 这说明适应本地市场是日本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最主要的影响因素。Shimizutani et al. (2007) 的研究将日本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分为两种类型:基础应用型研发和发展设计型研发, 并认为发展设计型研发则要求东道国具有较大的市场规模。Kumar (2001) 分析了美国与日本的数据也发现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是这两国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Zejan (1990) 对瑞士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活动的研究发现, 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市场潜力、人均收入和科研资源均对跨国公司在该国进行研发投资有积极影响, 而附属公司往瑞士以外市场的出口与附属公司的研发投资正相关。
从理论上, Melitz (2003) 说明了产量高的公司更倾向于向国外出口他们的产品。在某种情况下, 跨国公司的研发强度与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呈正相关关系;而在另外的情况下, 研发强度更多的与产品出口量有关。因此, 究竟是子公司在东道国更高的销售量还是更高的出口强度会导致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增加还不能确定。
(二) 东道国的技术资源因素。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东道国技术资源影响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区位选择。Fors和zejan (1996) 通过对1975~1990年149家瑞士跨国公司海外R&D活动研究, 发现只有当地产量以及东道国在某一行业的技术优势两个变量在统计上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显著相关。这说明海外研发的区位选择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当地生产的需要, 且跨国公司倾向于将海外研发布局在其行业领域技术相对先进的地区。Kumar (1996) 的研究发现东道国每百万人中科研人员与工程师的数量与研发经费正相关, 美国跨国公司海外研发的区位决策受东道国技术资源条件因素的影响。Odagiri和Yasuda (1996) 对254家日本制造业跨国公司的研究发现, 东道国技术强度影响日本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的增长, 日本跨国公司对美国与欧洲的研发投资是以获取新技术信息为重要目的。另外, 他的研究还发现与发达国家相比, 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更多的适应性研发。Banri和Wakasugi (2007) 对日本跨国公司研发情况的实证分析也得出了东道国的技术积累程度与研发人员的密集度是跨国公司海外研发的决定因素。Miller (1993) 对北美、欧洲和亚洲的20家汽车公司的研发机构区位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这些机构的主要动机是跟踪竞争对手的工程和设计活动, 这些研发机构的工程师们的主要作用是渗入当地网络, 评估其技术发展趋势并向公司总部提供新的技术设计理念。
相反, Hakanson (1993) 通过对20家瑞士跨国公司海外150家研发分支机构进行了调查, 发现对公司主要产品或生产工艺进行适应性改造, 使之更加符合东道国的区位市场需求, 在动机比重中占到32%, 而开发利用国外技术资源的动机仅占8%,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 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不是影响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三) 知识产权等政策环境因素。
从知识产权保护角度, Kuemmerl (1997) 的研究发现, 美国跨国公司海外研发区位的选择, 除了受子公司生产规模、经营性质及东道国技术资源等因素的影响外, 还与东道国的政策环境, 尤其是与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有很大关系。Kumar (2001) 的研究结果显示一国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并不会对跨国公司研发投资产生较大的影响, 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程度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显著相关。Banrilto和Wakasugi (2007) 的研究认为, 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与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正相关。Branstetteret et al. (2006) 发现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加强不仅对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研发投资有积极的影响, 而且对美国跨国公司向子公司进行的公司内技术转移也有积极的作用。Wakasugi和Ito (2005) 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而Kumar (l995) 的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 他认为由于跨国公司不会将需要保护的技术放到海外去进行研发, 所以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决策影响不大。
(四) 母公司与海外研发机构的战略互补。
近些年, 相关文献进一步扩展了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战略布局的研究。Cantwell和Janne (1999) 的研究显示, 处于全球研发产业链最顶端的跨国公司在建立海外研发分支机构时, 更倾向于选择差异化的战略布局, 即其设立的海外研发机构的职能定位往往是服务于总部研发中心, 两者之间往往是互补关系;而处于全球研发产业链中高端的跨国公司在建立海外研发分支机构时, 则更倾向于复制其总部研发中心的职能, 两者之间往往是平行关系。而相较于亚洲跨国公司, 欧洲跨国公司所设立的海外研发分支机构的研究与开发职能更为突出 (Peerally和Cantwell, 2012) 。跨国公司通过建立海外研发分支机构, 增强了其母公司总部的研发能力, 并强化了其作为研发中心的协调职能 (Athreye和Cantwell, 2007) 。
(五) 其他影响因素。
除以上因素外, 学者们也注意到东道国工资水平、东道国与母国的文化“心理距离”以及地理距离等因素对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Hewitt (1980) 、Hirschey和Caves (1981) 等人的研究表明了在美国本土从事研发工作的职员成本与海外研发活动正相关, 这说明东道国研发人员的工资水平是影响跨国公司研发规模的重要因素。Kumar (1996, 2001) 的研究证明了研发人员的工资与研发经费负相关。Shimizutani et al. (2007) 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Athukorala和Kohpaiboon (2005) 以1990~2001东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 实证检验了美国制造业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置研发机构的决定因素, 得出:一国雇佣研发人员的成本是影响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置研发机构国别选择的重要变量。此外, Hakanson (1993) 的研究较先表明地理距离是瑞士跨国公司海外研发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Patel (l997) 对13国569家制造业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研究显示, 其海外研发分支机构大部分位于母国附近, 这也表明地理距离是影响跨国公司海外研发区位选择的因素。Granstrand O. (1999) 对瑞典与日本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活动进行比较研究后, 得出地理距离对瑞典跨国公司海外研发区位选择有明显影响, 而对日本公司的影响不大。Shimizutani et al. (2007) 认为其他决定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因素还包括:日本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在东道国投资的年限以及受到的补贴情况;东道国与日本的邻近程度等。Von Zedtwi和Gassmann (2002) 对81家技术密集型跨国公司在海外的1, 021个研发机构的研究显示, 市场导向的研发机构和技术导向的研发机构区位分布并不一致, 即使在同一个区位中也会位于不同的点位。
三、理论评述
总体来看, 当前已有文献对于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战略的研究有了相当充分的研究, 但对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国家, 究竟如何融入全球研发网络尚缺乏系统的研究。对于中国企业来说, 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前提是必须融入到全球研发体系当中。就目前看, 在海外设立研发分支机构是多数企业提升自身创新能力的必然选择。但是, 发展中国家企业海外研发分支机构的战略定位, 与国内研发体系的互动机制, 及海外研发投资的风险评估相关研究尚缺乏非常系统的研究。随着中国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 其创新能力的不足已经越来越凸显。中国企业想要进一步发展, 在国际产业链中上升到更为重要的位置, 中国想要突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必须要依靠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通过在海外设立研发分支机构, 中国企业可以很好地汲取发达国家的人力与物质资源以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尽管部分国内高科技企业在设立海外研发分支机构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已有的相关配套研究不足以为当前的发展现状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与前景规划。就目前看, 中国企业亟须相关理论用以指导其海外研发战略的实施与展开。
摘要：在研发资源全球流动加速的背景下, 首先回顾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类型划分的相关文献回顾, 进一步系统综述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研发资源,区位选择
参考文献
[1]Ronstadt R.C.International R&D:the establishment and evolu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broad by seven U.S.multinational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78.8.
[2]Hewitt G.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erformed abroad by US Manufacturing Multinationals[J].Kyklos, 1980.5.
[3]Zedtwitz M.International R&D strategies of TNC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case of China.UNCTAD, Globalization of R&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M].UN, New York, 2005.
[4]Banrilto, Wakasugi R.What factors determine the mode of overseas R&D by multinationals[J].Empirical evidence.Research Policy, 2007.2.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 篇10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 越来越多的企业被卷入全球化竞争浪潮之中。跨国直接投资 (FDI) 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主要构成方式之一, 其规模越来越大。依据《世界投资报告2006》的统计, 2005年世界各国流出的FDI总额增长率为29%, 达到了9160亿美元。在众多开展FDI的企业当中, 一些企业很好地将自身竞争优势和国外市场的有利资源结合,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如GE等。但因国际化而陷入困境的例子也屡见不鲜, 如明基收购西门子手机业务、TCL的系列收购等。这些企业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对国际化经营风险缺乏充分的认识, 没有采取适当措施防范海外经营的不确定性。选择适当的股权比例是控制海外子公司经营风险的途径之一, 因为不同的股权比例意味着跨国公司需向国外配置的资源的数量不同, 其海外核心资产风险暴露程度也不一样。由此可见, 海外子公司股权比例的选择是跨国经营的重要战略决策。
二、海外子公司股权选择的影响因素
跨国公司决定在某个国家开展直接投资之后, 就要选择在海外子公司中拥有少数股权还是多数股权。股权选择是跨国公司非常重要的战略决策, 必须综合权衡跨国公司内部控制需求与外部经营风险。
1、跨国公司内部控制的需要
跨国公司在海外直接投资时必须向国外转移一定数量的优势资产, 但东道国本土合作者的投机行为可能会导致技术泄漏、搭便车 (Free Riding) 等掠夺风险。跨国公司的研发能力越强, 技术优势越明显, 产生技术泄漏的可能性越大。因此技术能力强的跨国公司倾向选择高股权比例控制海外子公司的经营, 实现跨国公司核心技术收益的最大化。对所有共用商标的子企业来说, 总公司的品牌和知名度如同一项公共产品, 如果能够使用世界知名品牌, 合作者就有很强的动力投机, 通过降低产品质量牟利, 造成高额的监督成本。因此通过建立品牌实现产品差异化的跨国公司也倾向于选择高股权控制的方式。总之, 核心竞争能力越强的跨国公司, 越会倾向于采用多数股权的方式控制海外子公司的经营。
2、海外市场产业进入壁垒
如果跨国公司在国外市场实施产业多元化扩张战略, 那么海外子公司的产品与母公司主导产品关联较少, 跨国公司原来所积累的生产管理能力、市场营销能力会被大大削弱。这样, 在东道国市场上, 跨国公司需要补充大量有关新产业的知识性和资源性中间产品, 如生产技术、熟练的劳动力和营销渠道等。然而这些中间产品往往被当地企业所控制, 跨国公司用契约方式购买或生产这些中间产品的成本很高, 此时最有效的方式是同这些企业合资以获得海外生产所必需的中间产品。
而如果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对木材、石油、橡胶和矿产等资源性产业进行投资, 从企业内部战略需求出发, 跨国公司倾向于采用高股权比例。但是东道国政府一般禁止外国投资者控股本国资源性企业, 并且这些资源通常被本土利益集团控制。这些利益集团能利用其先发优势 (First Mover) 获得各种租金收益, 跨国公司想要进入这些资源性产业, 只能通过降低海外子公司股权的方式换取东道国市场的准入资格。
3、东道国宏观经营环境
东道国的政策、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东道国同母国之间的文化差异都会影响跨国公司的股权选择战略。为了保护国内企业, 东道国政府可能会对外国资本进行各种限制, 包括规定国外投资者产业选择、最低投资额度或者最高股权比例等, 甚至还会审查资本来源。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东道国政府还可能利用其垄断立法权变更法律、税收制度甚至直接没收外国公司在本国的资产。跨国公司很难将这类系统性风险内部化, 只能降低其在子公司股权比例。相关研究表明, 东道国政策风险水平越高, 跨国公司越倾向于采用低股权控制的方式, 以降低固定资产的潜在风险暴露。
国家之间文化差异对海外子公司股权比例选择同样存在很大的影响。东道国、母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越大, 投资者在东道国遭遇的沟通障碍就越大。这一方面增加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经营的信息沟通成本, 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其核心竞争能力的跨国转移。因此, 在文化差异较大的东道国市场, 跨国公司倾向于通过高股权比例加强对子公司的控制, 促使不同的价值观、制度在跨文化组织内部更好地融合, 提高子公司的经营效率。当然, 如果东道国系统性风险较大, 则会放大组织内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风险, 此时跨国公司会作出相反的决策, 在海外子公司中选择较低的股权比例, 减少向高风险国家配置资源, 控制跨国经营风险。
三、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战略选择的启示
随着2008年人民币汇率的加速升值以及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 国内企业的国际贸易条件急剧恶化, 采用出口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受到的制约越来越多, 跨国直接投资成为国内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必然选择。但是跨国公司在海外子公司中的股权比例选择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必须综合考虑企业内部优势、海外市场产业壁垒以及东道国宏观经营环境的影响。
1、国内企业应利用积累的比较优势, 提高海外子公司的股权比例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转型经济实体, 在大力接受发达国家产业梯度转移的同时, 还可以依据比较优势原则,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高股权比例的子公司, 将在国内积累的相对核心优势利益最大化。如重庆的“摩帮”利用在国内积累的低成本控制能力, 在越南建立多家控股企业, 生产价廉物美的各种款式摩托车。他们不仅占据越南本土市场的多数市场份额, 还利用越南子公司基地带来的物流成本优势向东南亚市场拓展, 打破日本摩托车企业在该区域市场独大的局面。
2、国外资源性产业进入壁垒一般较高, 国内企业可以通过降低股权比例的方式换取东道国市场的准入资格
资源性项目的跨国直接投资, 必须充分考虑东道国政府市场准入风险。因为东道国可能会以防止市场垄断或者保证国家经济安全为由, 阻扰外资向本国资源性产业的渗透。如中海油集团对美国尤尼科公司的收购案、五矿集团对加拿大诺兰达公司的收购案, 在经济上来讲, 美国和加拿大的公司都不吃亏, 但是东道国从政治角度进行了审查, 使得项目中止或无法顺利进行。因此, 国内企业在向资源性产业开展跨国投资时不要以控制东道国企业为目标, 这容易招致东道国政府的反感。如中国铝业对国际著名的矿业企业力拓的股份收购过程就非常务实。中国铝业为了防范必和必拓矿业并购力拓形成矿业资源垄断而给自己未来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仅仅收购力拓9%的股份, 而不是和必和必拓争夺力拓的控制权, 并且在成为力拓单一最大股东之后, 中铝声明不进驻力拓董事会。结果该项投资获得了澳大利亚政府的核准, 也打乱了必和必拓的战略部署。
3、在与中国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投资, 企业应采用高股权方式加强海外子公司的控制
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不仅表现在语言沟通上, 更体现在国内外员工做事风格和社会价值观的差异上。许多在国内行之有效的办法在国外就难以执行。如国内对员工精神奖励能够让员工产生很强的归属感, 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 但是国外员工强调的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雇佣关系, 并且这种关系也仅仅体现在每天8小时之内。这种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很容易造成中方人员同本土员工之间的冲突。如果采用高股权比例的方式, 一方面能够增加从国内外派员工的数量, 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行政权力逐步向本土员工灌输母公司文化, 降低组织内部融合成本。
4、对东道国经营环境状况掌握的越少, 海外子公司股权比例应越低
由于国内企业发展历程不长, 国际化经营的经验不足, 缺乏对东道国政治、经济和法律方面规章制度的了解, 尤其是对东道国的税收制度、工会政策等操作性较强的游戏规则了解更少。有实力的企业最好事先向国际知名专业机构咨询, 否则可能会遭遇意想不到的障碍。如TCL在巨额亏损的压力下, 董事会决定从2006年第三季度开始对欧洲业务实施战略收缩和重组, 试图裁掉部分员工以降低欧洲业务的运营成本。但TCL高管发现裁掉冗员远非事先预料的那样简单。欧盟国家的惯例是公司裁员必须经工会同意, 工会一般会要求老弱病残不能裁, 只能裁掉年富力强的员工, 这完全不同于TCL之前的人事经历。结果TCL为了摆脱日益扩大的亏损额, 只能交出一笔不菲的合同补偿金, 使企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让中国教父级的企业家李东生也不得不承认当初的投资举动过于草率。所以企业在决策之前, 可以先通过试探性的投资, 逐步增加经验, 深入了解东道国相关制度规定, 进而降低在东道国经营的风险。
总之, 在当前我国国际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情况下, 虽然有“走出去”国家战略的支持, 但是由于国内企业积累的国际化经验较少, 并且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弱, 所以在国际化扩张时必须全面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选择适当的股权比例, 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Brouthers, K.D.and Brouthers, L.E.Why service and manufac-turing entry mode choice differ:the influence of transaction cost factors, risk and trust[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3 (40) .
[2]Chen, S.F.and Hennart, J.F.Japanese investors’choice of joint ventures VS whole-owned subsidiaries in the US:the role of mar-ket barriers and firm capabiliti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2 (33) .
[3]Delios, A.and Henisz, W.J.Japanese firms’investment strategies in emerging economi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0 (43) .
[4]Gatignon, .H.and Anderson, E.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degree of control over foreign subsidiaries:a empirical test of a transaction cost plain[J].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1988 (4) .
[5]Hennisz, W.J.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multinational investment[J].The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Organization.2000 (16) .
[6]Hennart, J.F.The transaction costs theory of joint ventures:an empirical study of Japanese subsidi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J].Management Science, 1991 (37) .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 篇11
日本公司:重視环保和社区关系
“企业责任这块英国牌子已被视为黄金般的标准。”社区商务（Business in the Community）的首席执行官朱丽娅·克莱沃敦称。该组织25年来都在支持英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事业。事实上，由于聚集了一批智库、非赢利组织、咨询机构以及富有创造力的老板，英国，特别是伦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已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革新发源地。但是，根据其中一个智库——“问责”（AccountAbility）的西蒙·扎戴克的说法，这不过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英国商业故事的翻版：绝佳的创新，糟糕的执行。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公司对待企业社会责任的严肃态度。比如，沃尔玛对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的重视，美国公司实施企业社会责任的情况，总体而言令人印象深刻。日本人则在本国商业传统中找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根源，如“商売道”（做生意的方式）和“商人道”（做商人的方式），日本公司很重视环境保护以及与当地社区的关系。CSR的风行甚至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几个较大的新兴市场，每个都有其传统和优先事项。
对于全球性的大公司来说，“一招鲜，吃遍天”的方法已不再适用于企业责任了。合适欧洲的方法不一定在印度行得通。随着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逐渐获得经济影响力和信心，在优先事项上的差别也一定会变大。
金砖四国中，俄罗斯公司看上去对企业公民的概念最不感兴趣，而巴西则呈现出活跃的CSR图景。一个致力于社会责任的商务网络——社会思潮研究所（Instituto Ethos）——拥有1300家公司会员。发起人奥代·格拉求说:“我们在巴西开发出了一个独特的流程。”研究所试图通过影响公共政策和企业行为来“建立社会化的责任市场”。一些巴西公司，如服装公司Natura和造纸公司Aracruz以其社会责任方面的努力而广为人知。
印度则具有家长式慈善的悠久传统。塔塔（Tata）这样的大型家族公司尤其热心于提供基础服务，如为当地社区修建学校和提供医疗保健。对于随着近年的经济繁荣而富起来的人们，慷慨的慈善行为也是对商业的平衡。而更广义的慈善文化，诸如确保适宜工作条件，还在缓慢传播当中。
中国公司:不只是CSR的初学者
中国已成为CSR行业新的前沿。克莱沃敦女士称其伦敦办公室里的中国客人络绎不绝。位于旧金山的游说团体，商务社会责任（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CEO艾伦·克拉默称其中国代表处的人数在过去18个月中从2名增加到10名。现在拨打扎戴克先生手机的话，他会在北京接听你的电话，目前他正在那里和中国智库讨论CSR及贸易政策。
但这还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于面向国内市场的中国公司而言，对增长的极度渴求使之无暇顾及企业公民的责任。政治自由的欠缺也意味着没有非赢利组织网络能够说服企业做得更多。但促使他们更严肃地承担企业责任的压力还是在逐渐强化。
从上层来看，政府已开始在环境责任方面发出一些声音。外部而言，则有外国投资者和全球性公司的准则和检查，他们希望将自己的伦理标准贯彻到整个供应链。内部而言，希望走向全球的中国公司开始认识到要想被接受，塑造自己的品牌，就必须关注CSR。对于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来说，购买加州石油公司尤尼科的计划被美国政客破坏着实让他们震惊不小。最近，中石油也发现自己因为在苏丹撤资而成为一些人攻击的靶子。
此外，也开始出现了企业责任行业升温的迹象。国家电网、中国移动、阿里巴巴等一些中国公司开始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07年12月，13家外国和本土公司在上海成立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联合会”。虽然这只是婴儿学步，但是中国人从来都是善于学习的好手。
扎戴克先生说:“我打赌5年内中国企业就会深刻地参与CSR标准的管理，他们会建立自己的一套准则，并成为CSR标准的输出者。”如果是这样，中国或许能够及时对西方的CSR理念提出挑战。克拉默认为中国公司会重新定义企业责任，以符合中国人自己对于优先事项的偏好。
互有竞争的CSR模式已经在非洲行之有效。中国投资洪水般涌入，确保本国强劲的经济对于原材料的需求。中国公司对于开放和“利益相关方”的谈话或许没多少兴趣，但是他们确实会修桥铺路。对于一些非洲领导人而言，这种不带附加条件的帮助总是有吸引力的。西方公司由于受到活动家的严格审查，必须小心注意行为准则和透明报告，有时甚至因为非赢利组织的压力而不得不退出像苏丹之类的国家，以免被说成是和政府沆瀣一气。
但中国企业绝非只是CSR的初学者。据刚刚发布的《2008胡润企业社会责任50强》榜单，中国企业上榜比例达到76%，“17家民营企业上榜还是令我感到吃惊。”胡润说。
非赢利组织在CSR中的新角色
另一方面，非赢利组织也可以成为新兴市场中企业责任的桥梁，通过与商业界的紧密合作，到达所谓的“金字塔底部”。非赢利组织努力改善贫穷社区的生活，公司则热心于到达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市场中的消费者，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利益交集。
许多非赢利组织已经不仅仅在和大公司的合作项目中扮演监管者的角色。有些专家倡导建立创新的商业合作模式，作为提供服务和到达消费者的有效方式。他们举了一些例子，如BP和NGO合作，在印度乡村分发炉子;荷兰银行在拉丁美洲和ACCION国际（一个开始尝试自己开发跨国商务的非政府组织）合作推行小额信贷。他们写道:“CSR开始成为公司从NGO获取智慧、管理名誉的方法，为公司提供了在未开发市场寻找商业机会的工具。”
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 篇12
一、信托的概述
信托源于中世纪的英国,距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发展历史,在发达国家被广泛的应用,一些声名显赫的家族将自己家族的财产交给比较专业的信托公司,委托他们进行管理。近年来我国高净值人士不断增加,那些创业的“富一代”开始逐渐面对财务传承和财富保障的相关问题,海外信托由于其自身丰富的功能,受到我国富豪的欢迎,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对于信托的使用比较广泛,但是在我国的内地富豪来说,他们对于海外信托还没有一个深入的认识,我国还没有开证遗产税,海外信托依旧处于发展阶段。
二、海外信托行业的发展现状
海外信托自身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很强的保密性,因此对于海外信托在我国的发展那现状也不能深入的展现,但是可以从需求以及供给两个角度进行探索,我们可以明确海外信托在我国仍在处于起步的阶段,在未来的发展中具有十分广阔的空间。
从需求的角度上说,我国高净值的人士的数目不断提高,中国的高净值人士对于国际化问题和财产规划以及慈善问题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因此他们对于信托体系就会具有越来越多的需求,国内的信托主要就是为了获取投资的收益,这是一种短期的投资行为,而海外信托则具有很大的不同,海外的信托可以面对不同的企业家,根据他们不同的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我国正处于开证遗产税的预期阶段,因此海外信托在我国未来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在供给的角度上说,国内的信托公司还不能开展离岸业务,因为信托公司没有境外的分支机构,缺乏境外投资的能力。可以在内地开展海外信托的主要就是外资银行或者在香港成立的独立信托公司,这些信托具有十分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是我国目前的高净值人群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目,具体地域分布的也十分广泛,和外资机构进行交流具有一定的障碍,外资机构顺利的进入我国的市场具有一定的困难。这些年,私人银行和比较高端的财务管理机构逐渐开始接触到这一领域,主要和外资机构进行合作,可以提供海外的信托业务,但是其攻击并不是十分充裕。
三、海外信托的作用
(一)具有节税效应
信托可以说害死避税最有效的载体,通过海外信托的渠道,将离岸司法管辖区的税收优惠进行充分的利用,可以有效的节约所得税和赠与税以及房产税等各种各样的税收负担。我国目前对于遗产税还是免征税的,但是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很有可能就会征收遗产税,这样一来,会增加节税效应。
(二)可以有效的隔离资产安全
在现实中,高净值人士对于个人资产和企业资产并不能进行很好的区分,要严格区分信托的所有权和收益权,使委托人和受托人以及受益人进行有效的隔离,受托人无论是发生债务还是要清算破产,对于信托财产都不会起到任何不好的影响,信托财产可以得到有效的保护。资产安全隔离,可以使企业风险对家族财富不会起到那么大的影响。除此以外,可以设置婚前财产信托,这样才可以使婚前财产和婚后财产进行分离。
(三)灵活的传承财富
海外信托可以以实际需求为基础,灵活的将信托期限进行约定,对于收益分配条件和财产分配方式也可以进行提前约定,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财产纷争。如果下一代并没有意愿去经营资产,可以利用信托人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保证受益人可以得到比较稳定的生活保障,良好的继承下自己的财务。
(四)严格的保密信息
在一般情况下,海外信托并不要去进行登记注册,这样可以对信托信息进行保护,运用和管理信托都是以受托人的名义,除了一些极其特殊的情况,受托人并没有像外界将信托财产的运营情况进行披露的权利,海外信托可以对客户的隐私进行良好的保护。
四、中国信托公司海外资产配置
(一)股权投资
指的就是取得被投资公司的公司股份,企业可以购买其他企业的股票,直接对其他公司进行投资,最终就是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这样得到经济利益主要就是为了将利润或者股利进行获取。股权投资基本上都是面临非公开的市场,这样的公司信息和上市公司进行比较,缺乏透明性和规范性,其具体的投资时间也比较长,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投资收益,但是与此对应的其投资风险也比较高。
(二)对冲基金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全球的对冲行业都保持着增长的趋势,投资对冲基金的优势如下:和传统的股票和债券具有很小的相关性;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会取得很多的绝对收益;当风险经过调整之后,可以收益;可以有效的降低投资组合的具体波动率。各种各样的投资策略主要是借助海外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和丰富的金融工具,可以以投资者各种各样的需求为基础,然后顺利的选择出投资策略和组合。我国目前的对冲基金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基本的投资策略,投资者对于海外各种各样有感到投资的策略并不是十分了解,很难去合理的选择出正确的策略。信托公司要以客户的需求为基础,逐渐对其他投资策略进行拓展。
(三)大宗商品投资
我国人都比较喜欢大宗商品投资。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经济依旧处于恢复的阶段,而我国的经济依旧处于转型的过程中,对于大宗产品的需求比较少,但是大宗商品的具体需求也在不断下降,在当前还没有投资的机会。
(四)汇率投资
在全球范围内最活跃的投资市场就是汇率市场,但是它的杠杆率比较高,无论汇率市场发生怎样的波动,对于投资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严重的还会将本金损失掉,尽量可以很少去参与,最好可以借助建筑专业的机构,积极进行产品的参与,还可以积极的参与进产品,目前的市场由于高杠杆的投资,可以进行汇率的投资,不能仅仅依靠汇率市场的长期趋势,对于短期的走势也要给予积极的关心。
(五)房地产投资
一种就是资本市场投资,或者房地产相关股票;或者直接对物业进行投资,获得租金的收入,在未来可能会得到有效的增值。要积极的参与到开发的投资当中;对买入物业进行有效的改进之后,可以获取更高的租金收入,对于未来卖出时进行增值。在困境资产投资的时候,这种投资在海外属于比较成熟的投资方式,那些比较专业的投资者利用自身专业投资能力,可以在一些贷款机构中将一些有问题的资产包进行购买,通过重组或者重新贷款的方式进行获利。
五、结束语
通过以上综合的论述,首先对海外信托进行简单的论述,并对海外信托的发展现状进行描述,并且将海外信托具体的作用和优势进行具体的论述,使人们可以深入的了解海外信托,最后对中国信托公司海外资产配置进行全面的探索,希望可以起到积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安秋蓉.中资私人银行服务与产品的研究及其发展策略建议[D].上海交通大学,2013
[2]王银杰.证券公司财富管理业务的竞争策略研究[D].厦门大学,2014
[3]田竞宸.大数据时代我国财富管理行业商业模式转型升级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