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共12篇)
诊所法律教育模式 篇1
一、广西大学法律诊所教育概况
法律诊所教育, 亦称为临床式法学教育, 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法学教育的舶来品。该教学模式参照医学院学生通过诊所临床实习的做法, 在法学院建立面向社会的开放性法律诊所。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为前来法律诊所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 提出解决问题的法律对策, 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通过处理真实的案件, 培养学生学习和掌握法律实务的技能, 减小法学院课本教育与法律职业技能之间的距离, 实现从“课本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良好学习模式。在借鉴美国法律诊所教育和吸收国内其他院校法律诊所教学经验的基础上, 广西大学法律诊所于2004年筹备, 经过一年的充分准备后, 2005年下半学期开设了法律诊所作为选修课程。开设对象为本科三年级法学专业的学生, 每次招收30名学生, 3名教师作为固定的授课指导教师, 间或性地邀请区内著名的资深律师、法官及外国学者讲座。诊所课程的开设, 得到了广西大学法学专业师生的高度认可, 经过了近五年的探索与修正, 广西大学法律诊所课程在教学方式、内容安排、学生成绩评价等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经验, 并且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找到了符合广西大学法学院现状, 适合本院学生的诊所教学模式。
二、广西大学法律诊所的构建
(一) 广西大学法律诊所课程模式
纵观国内外法律诊所课程开设的经验, 首先在选择设立模式上就有如下几种:1.嵌入式。法律诊所附设于法律院系内, 学生在本法律院系的指导教师的具体引导下, 为有关的当事人直接提供法律服务, 直至完成一件案件的全部代理工作。2.外置式。将学生安排在法律院系之外的特定机构中, 在非教师身份的法律从业人员的指导下, 直接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直至完成具体案件的代理。3.模拟式。由教师带领学生进行法律实务技能模拟训练, 学生在一个模拟的环境中学习法律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1]
以上三种模式都有各自的优势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单独择一直接移植而不加以融会变通则容易导致与实际环境冲突。广西大学法律诊所的设立属于嵌入式模式, 同时融入了其他两种模式的优势以做到与本土化环境结合。具体而言, 广西大学法律诊所作为一门选修课, 向法学专业本科大三年级学生开放, 以课程的形式作为框架构建, 不仅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课程, 并且对于课程内容的编排可以多元化。但是区别于普通的选修课程, 法律诊所拥有固定的教室以及完整的教学设备适合三十人左右的小班教学以及各种模拟场景、现场接受当事人咨询等教学活动的开展。更重要的是, 为了避免单纯以模拟式教学为主容易导致真实性低、与实际相差大使学生终究无法亲自接触到当事人及完整案件等弊端, 广西大学法律诊所将诊所课堂融入广西大学法律援助中心, 该法律援助中心得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和广西大学法学院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律师经验教师的指导和帮助, 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广西大学法律诊所学生的援助活动正是以学生法律援助中心为依托进行, 所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广西大学法律诊所式教学模式。
(二) 广西大学法律诊所教学具体内容
因为法律诊所的引进时间相对较短, 国内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教学内容, 并且受不同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理念、院系定位等各方面的影响, 各校法律诊所侧重的教学内容也不同, 因而导致具体课程设置、教师选择上各具特色。
广西大学法律诊所课程的内容非常多元化, 以法律咨询、代理案件诉讼完整过程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 同时辅之理论教育, 将理论与实践交替进行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实践出真知”。在师资上, 法律诊所课程由三名具有丰富司法实务经验和律师职业经验的老师作为课程指导老师, 定期邀请区内著名的资深律师来到诊所课堂以讲座交流的形式将执业技能与心得与同学们分享;在情景模拟教学中, 采用经诊所教师亲自代理或接触过的真实案例加以适当改编后给学生进行现场演练;最具特色的是, 安排学生定期到广西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值班, 直接面对当事人与各种预想不到的突发情况, 将理论课程与模拟课程上学习到的技能实践运用。
(三) 广西大学法律诊所课程教育方法
法律诊所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破传统的法律教学模式, 培养法学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因此, 在教育方法的设计上应以学生为主, 强调学生的参与及其与指导老师间的互动, 将模拟训练、个案分析等多种互动性强的方法综合适用, 重视教育方法的科学性和多样性。
广西大学法律诊所在具体实践教学中, 重视做到以下两点:第一, 方法性。指导教师侧重方法的传授和技能的指导, 不直接将方案或结果告诉学生, 而是授予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得出方案完整的思维模式与方法, 通过学生自己的讨论、总结出自己的解决思路与方案, 转换“被动学”为“主动学”。第二, 统一性。法律诊所教育, 要求指导教师做到因材施教, 针对学生的个体特点进行分工, 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自己优势并巩固提升, 又要鼓励学生进行相互交流、彼此学习, 尽可能以团队协作的形式完成整个案件的处理。经过五年多的探索实践, 广西大学法律诊所课程的教学方法已经初成体系, 针对不同的讲授内容采取不同风格的教学方法, 下面就主要的五种主要教学方法作具体分析。
1.对谈式教学
对谈式教学法是以学生与指导教师就案例或在实际跟进的案件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一对一的谈话讨论, 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的一种诊所教学方法。该方法的优势很明显:充分调动了学生积极参与性, 并且通过对谈的方式拉近了同学与指导老师间的距离使得同学更愿意与导师交流。[2]因为对谈的内容不限, 有些可能是学生在办理案件中遇到的实体问题, 也有可能是遇到的程序性问题, 只要是学生认为对案件解决有帮助的话题都可能拿来与指导教师探讨。
2.模拟训练法
模拟训练法是运用角色扮演、模拟案件等多种方式, 对真实或模拟的案件进行课程分析和讨论。[3]在课堂上, 学生模拟律师所面临的诸多情况, 例如:模拟生活中发生率较高的各类民事、刑事案件的收案、庭审、调解过程。在这些课程中, 教师通过给学生讲述真实的案例或阅读材料, 由学生分成小组扮演不同的角色模拟完整流程。然后, 由小组的观察员总结各组员的表现及本组最终形成的法律意见。最后, 由授课教师当场评价, 通过模拟课堂教学, 让学生独立思考并提出解决方案, 从而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3.个案分析教学法
个案分析教学法在法律诊所课堂上的应用很广泛, 个案分析讨论法的应用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具体运用时, 指导老师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请全体诊所学生们共同讨论提交的个案, 出主意、想办法、研究对策、拿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另一种是请有关专家和诊所教师与承办案件的学生共同讨论, 即所谓专家会诊, 研究出解决问题的思路。[4]
(四) 广西大学法律诊所学生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是教育模式的关键部分, 它将成为法律诊所教育能否在中国得到普遍认同和广泛扩展的主要衡量标准。法律诊所课程作为一门只有考验没有考试, 只有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的课程中, 学生变被动为主动, 变客体为主体, 学生的潜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出来。因此, 评价标准应摈弃冰冷僵硬的“分数考查法”, 也不能以所代理案件的胜诉或败诉为标准, 应采取灵活多样的、人性化评价标准。为体现成绩评价因素多方面相结合原则, 应充分考虑到学生在法律诊所教学过程中的态度和参与积极性, 更应考虑到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实际效果。
评价系统由课程内容前期准备、课程中的表现及参与程度以及课后总结三个部分组成。课程内容前期准备即预习阶段, 每次课程之前, 诊所课程助理会将本次课程的内容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各个学生小组的组长, 然后再由组长分发给组员, 让同学们拿到材料做好课前预习工作。对于这一阶段的评价可以具体量化到如下几个指标:是否自主收集了本次教学内容的背景材料;收集材料是否充足、全面。课程中的表现及参与程度是成绩评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该阶段的评价量化标准为:是否能够按时上课, 无无故迟到缺席的情况;课程中是否能够保持高度的集中以及参与性, 特别是在法律诊所课堂上经常采用的分小组集体讨论教学方式中, 各同学是否做到能够发表自己的观点, 形成完整的诉讼方案或者相关的法律方案;是否做好了完整的课堂笔记。课后总结阶段是最能直观体现参与法律诊所课程学生对课程的消化与收获的阶段, 对于在这个阶段的评价方式上, 广西大学法律诊所课程采取了独具特色的“周记训练法”, 即就是在每周法诊课后, 由学生根据课堂所学、所思、所悟独立完成一篇法学类文章;诊所教师对这些文章进行评阅、筛选、点评, 并将相关情况反馈给有关老师。通过周记不仅可以反映出学生参与课堂内容的情况, 并且对于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 写作能力有所提高, 更重要的是学生在周记内容中可以向老师提出教学建议, 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参考文献
[1]刘加良, 刘晓雯, 张金玲.法律诊所教育:发展概况、内容体系和积极意义[J].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
[2]左卫霞.诊所式法学教学方法研究[J].甘肃农业, 2006, (6) .
[3][4]董万程.论法律诊所课程的教学方法[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0-4第7卷第4期.
诊所法律教育模式 篇2
编号:
高中政治课移植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反思
东莞中学 陈观胜
摘要: 伴随新课程的实施而成长的在高中政治课中移植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改变了原有的师生关系,也改变了学生的学习习惯,还很好的联接了研究性学习,但是这当中也产生了一些移植错位的现象,这就为不得不引导实施者进行反思,重新进行定位和进一步提高教学技能,也体现出在以学生为主体的时代它仍然有它进一步推广的价值。
关键词: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 移植 收获 反思 价值
从2004年实施新课程以来笔者在政治课教学中也移植了高校法学教育中流行的诊所式1。可以说法律教育模式,并形成报告《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在高中政治课教学中的应用》○移植这一模式为课堂带来了许多可喜的变化,但是同时在实践中笔者也走了不少弯路,这是应该也是必须进行反思的,希望通过反思能更好进一步推进新课程的建设。
一、移植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收获
移植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两年来,高中政治课教学带来的可喜变化主要有以下方面:
1、移植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改变了原有的师生关系 传统的政治课中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老师教—→学生学—→学生用
这是个直线关系,如果在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下一个环节,它缺乏交流、反馈的环节。教、学、用处于一个平台上,相互无法连接。在这一关系中,教、学、用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且缺乏活力。
在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中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可以采用下图来表示:
老师教—→学生学
↖ ↙ 学生用
在上述三角关系中,将老师与学生,学生与老师的关系稳定地,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一方面学生在学和用的过程中,将一些新的问题又反馈到老师那里,老师的教案不断得到充实,另一方面,学生在学、用的过程中,不受课本知识的束缚,努力运用所学知识进行思考,促发学生的创造思维。它使教、学、用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机制,不断为诊所教育补充新鲜的养料。创造的、活跃的思维,给课堂带来了活力,也是移植此模式的生命力所在。
2、学生的感受、学生的需要以及学生面临的问题更加受关注,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全程得到贯彻。在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中,学生始终是教学的主体,实践性的特点决定课堂的内容将随着诊断项目中出现的问题而有所变化,教师的教案也随之产生变化,准备好的教案往往被新出现的问题所更改,教学设计也不像其他课程那样按部就班的进行,它随着学生的需求,出现的问题而改变,这对老师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关注学生们需求,帮助学生解决发生的问题,根据学生的实际问题而不断调整教学方法,这样教师从备课到课后都必须以学生为出发点思考问题和开展教学,也就贯彻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
3、学生的学习习惯从被动接受型变为主动思维型,从各自独立型变为合作型。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采用了其他课程较少采用的教学方法,如角色模拟、小组讨论等,这些方法所产生的互动特点,大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课程的学习,这样就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教师讲什么,学生听什么,并以是否“全盘接受课堂书本知识”作为衡量学生学习水平的主要标准。
在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课堂上,学生可以站在讲台上介绍诊断项目,或者发表观点,而老师坐在讲台下,和学生一样发表意见,参与讨论相互交流。这样每一个项目的完成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完成的,学生必须学会与人合作,任何的探究都依赖大家的合作,经历多次训练学生的学习习惯也会发生较大的转变。
4、政治课堂与研究性学习产生良好的对接
在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中,诊断项目和模拟练习是处于变化之中的,需要学生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寻找可能的解决办法,没有标准答案的教学,学生对某一问题的解决可以提出几种解决方案,因为没有标准答案的约束,学生们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老师采用启发、引导和提问的方式带动学生去思考,而不是简单地给学生一个标准答案。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思维极为活跃,学生的观点鲜明、新颖,学生的反馈给教师以启发和帮助。这样就把教育视角扩大到理论与实践的整个过程,并聚焦于实践,把课堂的空间无形中扩大到广阔的社会现实中,更多地通过实践掌握和运用理论知识。这些正是我们一直在研究性学习当中所要追求的,这样就可以把研究性学习引进课堂,克服研究性学习无法进入课堂的尴尬和课堂无 法实施研究性学习的不足。
二、移植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错位
移植教学模式不可能一蹴而蹴的,笔者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当中也走了不少弯路,归结起来移植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容易犯的错误主要有以下:
1、将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混同于举例说明――提问法。
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是一个全新的教学模式,在移植到新课程的政治课教学时很多教师对于什么是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却认识模糊,在教学实践中普遍存在着认为它就是举例说明――提问法的现象。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作法是由教师提供典型诊断项目,让学生事先做好充分的材料分析工作进而通过对诊断项目的分析讨论,激发思维积极性,从而达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指导实践的教学目的,而举例说明――提问法的模式则是在教师系统讲授知识之后举出典型例子并加以分析,让学生进一步巩固和理解知识,它无法完成达成新课程的三维目标。
2、借实施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之名,行“放羊式”教学之实。
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需要教师精心选择诊断项目,巧妙设计问题,并在课堂讨论的过程中操纵全局---既要解决学生随时提出的问题,又要将学生讨论诊断的焦点引导到教学内容上来。因此, 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对教师的专业水平和调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付出更多的备课时间,于是在实际操作中有不少教师借着实施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名义实行“放羊式”教学,在课堂上很随意地发一些诊断项目给学生讨论,最后做一些简单的总结,根本没有组织有效的课堂教学,更遑论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无视课程特征,盲目实施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
一些老师在实施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不考虑课程本身的特点,盲目认为实施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就是采用先进的教学理念,就是实施新课程理念,反之则属传统的教学模式。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于是不管条件是否成熟,课程是否合适,均纷纷上马,甚至出现了连概念课都实施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怪现象。而事实上实施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是有条件的,同时传统的采用讲授式的教学法也是有它的价值。
三、移植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反思
移植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一路走来,伴随而生的是太多的困惑与不解,只有不断的反思与改进,才可以让这一模式在中学的政治课教学中走得更远。
1、移植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定位――全面介入还是辅助教学?
移植一种教学模式总会面临着能否全面普及的难题,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也没有幸免。笔者认为它只能是现在教学模式的辅助,不可能全面普及,这是基于以下原因:首先,并不是所有的课堂都适合移植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笔者认为,以下几种课程较适合运用的:①必修和选修课本每个单元后的综合探究部分。②课本上提供的与学生生活和实际非常贴近的课堂探究部分。如《政治生活》中的情景导入部分。③教师讲授学生仍然无法掌握的课程。如科学发展观、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矛盾分析法等这些理论非常强的内容。其次,正如笔者在《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在高中政治课教学中的应用》所指出的教学效益问题,最后就是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评价方案与现行的高考评价方案并没有完全一致,这就使得弱势的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评价方案很容易屈从于高考评价方案。在这种困难面前应该清楚认识到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引入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一种补充。它是为了更好地加强传统教学的效果,并使之得以延续,扩大教学效果的深度和影响,它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现,它要同传统的教学模式相结合,成为传统教学模式的有力臂助。
2、如何掌控教学进程并营造良好的课堂讨论气氛?
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是一个师生互动的过程,学生的参与程度与参与质量是教学成败的关键。学生的参与体现在课前对诊断项目分析的准备、课堂上的积极讨论以及课后的学习总结。由此可见, 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学习准备时间。如果学生不配合,缺乏主动的学习态度,则教学就难以发挥预期的效果。因此教师应想办法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比如给发言的学生以充分的肯定和激励,引导他们畅所欲言,营造热烈欢快的课堂讨论气氛,也可以根据学生课前准备和课堂讨论的情况进行打分,作为评定该门课程成绩的依据之一。与此同时,教师应注意给学生创造更多的自由发挥的空间,不要轻易就某一问题下结论。教师可以通过各种巧妙的提问,引导学生展开讨论,并有效地控制好讨论的主题和节奏,有机地组织和串联每个发言者的意见,正确评价学生的分析发言,然后再进行点评和总结,最终达到通过开展诊断掌握理论知识的目的。
3、教师能否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
在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教学中,教师既是整个学习过程的引导者同时也是参与者,因此对教师有相当高的要求。首先,教师必须熟知课程内容。一方面,这是教师能够选择出适当诊断项目的前提,另一方面,也只有这样才能将课程内容和诊断项目有机结合、融会贯通。其次,选取恰当的诊断项目。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目的是让学生在讨论、分析诊断项目的过程中掌握知识,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由此其成功运用的关键在于诊断项目的选取,如果选得好,教学就成功了一半。所以,教师在收集诊断项目时应注意诊断项目的典型性、新颖性、综合性,并兼顾趣味性。典型性要求教师选择那些能体现授课内容的重、难点以及基本理论的诊断项目,以达到通过诊断项目讨论使学生加深理解基本理论、掌握课程内容之目的;新颖性要求教师尽可能选择生活中最新诊断项目,以使教学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综合性要求所选诊断项目有一定的深度和难度,涉及到整个教学目标,以增强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具有一定趣味性的诊断项目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兴趣,促使他们进行深入地探讨。另外,教师选择的诊断项目应尽可能源于实践,尽量避免简单的、空想式的诊断项目。第三,教师应当认真研究供学生讨论的诊断项目,考虑诊断项目可能引发的争议,并引导学生从探讨中理解和掌握知识。最后,教师还必须具有丰富的知识面,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这样才能游刃有余地解决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并正确总结评析所提出的诊断项目。面对如此高的教学要求,教师能否从心理和知识上做好准备?这只能靠教师量力而行了。
四、进一步推广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价值分析
虽然移植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会面临各种困难,但是它与新课程所追求的一样是以学生为本的,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作为出发点,就仍然可以发现它的推广价值的:
1、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如何培养学生跨学科的综合素质,这对学校和教师来说始终是个难题。如果搞专题讲座,但教师跨学科的综合知识又很有限;如果采用多学科教师在课堂上共同授课,教师之间的配合又很难协调。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在培养学生跨学科的综合素质方面有着它所特有的作用。由于学生已初步具备了跨学科的综合知识,在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中,诊断项目可以将不同学科的知识整合在一起,在学生课堂讨论过程中,教师只要适当引导,学生就可以自由地实现在政治与历史、地理等不同学科之间的切换,而教师并不需要太多的跨学科的综合知识。
2、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创造精神是指那种不安于现状、力图改进创新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而创新能力,是指一个人具备的运用一切已知东西产生出某种新颖、独特、具有社会或个人价值的未知的东西。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中诊断项目所描述的是学生熟悉的情境,没有分析,只有事实。诊断的结果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没有人告诉你答案,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目的就是让学生置身于决策者的角色中,根据材料所提供的情况与自己的价值观,作出自己的决定,这样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3、有利于学生主动学习、学会学习。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学习是一种源于人的潜能和天赋的高度自主性、自由性的选择行为,是人的潜在能力的释放过程;学习必须使学生感2。诊所式法律教到学习材料的个人价值和意义,体现“知觉”的个体性、主观性的情感”○育模式强调以人为本,教师侧重于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引导,重视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主动的、积极的知识探究者,这样就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同时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于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源,通过意3。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强调以学生的活动为主,教师是学生建构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的”○知识的组织者和促进者,学生在探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觉地形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了学习的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为学生的终生学习打下基础。
注释:
诊所法律教育模式 篇3
[关键词]法科学生;实践教学;法律诊所
一、“法律诊所”教学模式发展现状
(一)法学本科教育现状 目前我国已有600余所高校设有法学本科专业,但法学专业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大量的法学专业毕业生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而诸多单位的招聘岗位也寻觅不到他们所需的法律人才。这充分说明,我国的法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模式亟待变革。现在的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定位是不是仅仅是公检法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自由执业的律师,是不是应当适应市场需求,调整培养目标,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有计划有步骤的扭转就业困境。
(二)“法律诊所”的发展概况 我国首批包括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七所院校在内的高校,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早在2000年就纷纷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目前,全国近百所院校的法学专业开设“法律诊所”课程,同时也相继建立起校内“法律诊所”实验室或接待室,多数院校还积极与律师事务所签订合作协议,使象牙塔和就业市场形成无缝链接。建立的“法律诊所”的类型也是百花齐放,其中以民事法律诊所、刑事法律诊所、劳动者权益保护诊所、消费者权益保护诊所、社区法律诊所以及综合性法律诊所等为代表。
二、“法律诊所”教学模式的主要内容
法学专业学生就业的主要去向是通过全国司法考试,并取得律师执业资格。律师这一职业的执业目标是为当事人服务,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等,这就需要法学专业学生在本科阶段必须具有律师的初级执业能力,包括解决各类法律问题的能力;较强的法律逻辑分析能力;高效的法律检索能力;独立的事实调查能力;初级谈判能力;诉讼和非讼案件的处理能力等等。鉴于这些实际需求,在法学本科教学阶段应开设不少于100学时的“法律诊所”实验课程,有针对性的设置培养相应能力的实验项目。
(一)实验项目之法律咨询 咨,就是商量;询,就是请教、问询。法律咨询对象范围也十分广泛。法律咨询是公检法专门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执业律师非常重要的一项执业内容,也是为每一个当事人代理案件过程中,必经的环节。通过法律咨询实验的开展,让法学专业的学生发挥自学能力,开发潜能自主创新,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学会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体法和程序法解决实际问题。
(二)实验项目之会见当事人 会见当事人可以分为三步走,即开端阶段;初步会见阶段;跟进阶段。从律师介绍此次会见的目的为开端,引导当事人说清楚需要帮助的特定问题,从而进一步展开初步会见的进程,全面了解案件情况,确认案件中的关键信息等内容,最终与当事人协商如何深入跟进的问题,并尽早做好后续代理的必要准备工作。通过会见当事人实验的开展,让法学专业的学生具有一定的组织策划能力,决策应变能力和协调公关能力,会处理一般法律事务。
(三)实验项目之调查案件事实 调查案件事实是律师等法律执业人为获取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而采取的调查、走访及案情分析的活动,目的是在掌握了相关证据后,进行深入法律研究、提出代理意见,选择案件走向,是选择调解,还是选择仲裁,异或是诉讼等救济途径,最终圆满解决纠纷。
(四)实验项目之民事调解 民事调解是司法实践中解决民间纠纷适用最广泛,也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救济途径。调解和和解最大的区别就是调解需要有秉持公平、坚守中立的第三人的主持,民事调解的终结目标是“案结事了”,实现纠纷双方双赢的结果。根据纠纷内容、调解机构、调解效力等因素,可将民事调解分为人民调解、诉讼调解、仲裁调解、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等等。
(五)实验项目之刑事、民事谈判 刑事、民事谈判是解决双方纠纷,由对峙转为共赢的一种解决纠纷重要手段。谈判不仅可以用以解决国际外交争端,也可以用于解决商事事务、民事纠纷,而且在暴力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刑事案件中刑事谈判也发挥着“四两拨千斤”般巨大的作用,在谈判专家们的努力下,暴力劫持人质等重大危局,一一化解,人民生命財产安全,屡屡转危为安。可见,谈判无论在刑事领域还是民事领域都不可或缺。谈判活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建立双方谈判的诚信基础;二是,促进双方信息顺畅沟通交流;三是,达成一致意见,签订书面协议。谈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有退才有进,退让的最终目的是换取更大的利益,并通过签订书面协议的形式,得以确定。
(六)实验项目之刑事辩护 刑事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针对控诉一方的指控而进行的论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罪责的反驳或辩解,以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诉讼行为。刑事辩护切忌在法庭上临场发挥,而是应该为开庭审理做好充分的准备,这包括在深入调查案件事实的基础上确定辩护策略,制定辩护提纲,撰写辩护词,并庭审中随机应变,抓住对方的弱点,展开进攻,一举胜诉。
(七)实验项目之刑事审判 刑事审判历来是法科学生必备的实践技能之一。刑事法庭审判包括庭前准备、开庭、法庭调查、核实证据、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合议庭评议和宣判环节,其中最重要的阶段就是核实证据阶段。控辩双方围绕证据的“三性”进行质证,目标是将己方的证据论证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并以此攻击对方证据链条的薄弱之处,希望在法官自由心证的过程中占有优势。
三、“法律诊所”教学模式的独特方法
“法律诊所”教学模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案例教学法”。“法律诊所”这一教学模式方法独特,比案例教学法更为符合现代法学专业教学的实际,更是实现法学理论与法学实践的紧密结合,打通法科学生就业壁垒的有效途径。“法律诊所”独特的教学方法适用最为广泛的是“身临其境”法。也就是让法科学生自行搜集案件材料,选定角色,各司其职,将书面的虚拟的案件,鲜活的呈现在课堂上,犹如“身临其境”般推动案件的进程,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全方位训练他们各项实践技能。具体教学设计如下。
(一)指导教师讲授理论及技巧 在此阶段由指导教师讲授实验项目的法学理论内容,重点讲授各个实验项目的操作步骤,技巧及职业道德等。
(二)学生分组开展实验项目 以小组为单位,完成案件材料选定,分配角色,选择策略,设定目标,准备程序,开展实验,汇报实验过程及实验结果,各组交流经验互评,指导教师总结,撰写实验报告等实验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1]许身健.法律诊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孟军.刑事法律诊所教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3]黄荣昌.法律诊所实用教程.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4]波兰法律诊所基金会.法律诊所——理念、组织与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2014年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青年专项课题)”《现代教育技术框架下法科学生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项目编号:14Q149
诊所法律教育模式 篇4
(一) 含义及源起
法律诊所教育模式是一种借鉴医学院临床教学法来培养法科学生的教育模式。在该模式中, 学生将在有司法实践经验的教师指导下对真实案件进行主导处理, 对当事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问题进行“诊断”, 并开出法律“处方”。
在法律诊所教育模式产生之前, 案例教学法为美国各法学院的主导教育模式, 它虽然有效弥补了经院式教育模式下师生间缺乏互动的不足, 但由于案例真实与社会真实脱节, 所以仍为有识之士诟病。美国法学家杰罗姆·弗兰克曾尖锐地指出:“用这样的教育模式培养律师就好像一个学打高尔夫球的人从不去球场, 而只是在家看‘如何打高尔夫球’的教材, 研究报纸上别人怎样玩高尔夫。”[1]在杰罗姆·弗兰克等人的呼吁及推动下, 自20世纪20年代始, 耶鲁大学、杜克大学等高校陆续建立法律诊所。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在尝试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自1958年起, 私人基金会开始向法律诊所捐资, 1964年后, 法律诊所更是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拨款支持, 自此该种教育模式迅速在全美普及。
(二) 优势
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在几十年内就在全美各高校普及, 可见其魅力之大。该模式的优势主要包括:
首先, 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为了修得诊所课程学分, 学生不但要独立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来“诊断”并解决当事人的法律问题, 而且要不断摸索总结与各类人员的交往、沟通技巧, 甚至还要掌握取证、辩论、文书写作等知识, 而这些通过理论课程很难学到的东西均是其未来职业技能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 它有助于锻造学生的职业道德。在诊所教学中, 学生将通过为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而检验自己初步构建的职业道德观念, 这些观念经过实践的洗礼后将升华为信念。同时, 那些需要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对象, 大多为社会弱势群体, 学生以法律为武器帮他们解决困难后, 会真切地体会到法律的重大意义, 从而激发学生运用法律来捍卫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使命感。
最后, 它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在诊所里, 学生在传统教学模式下被动接受知识的情形将被扭转, 他们将会走到第一线, 直接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或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参加诉讼。为了不辜负当事人的信任, 学生会对法律知识产生强烈的求知欲, 会主动围绕案件自立地去掌握相关知识, 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被空前提升。
二、法律诊所教育模式移植后的“水土不服”
由于法律诊所教育模式的巨大优势, 其很快被其他国家所借鉴。自20世纪70年代起, 挪威、南非、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高校纷纷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2]2000年, 我国清华大学等7所高校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在国内首批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据中国法学会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统计, “截止到2012年10月底, 已有149所法律院校成为其会员单位, 其中有83所会员院校正式开设了诊所课程, 共计开设了不同主题的专门性法律诊所130个”。[3]然而, 由于中美两国在法律传统、教育理念、办学模式等方面存在众多差异, 因此该模式在移植入我国后也产生了一些“水土不服”的现象, 这主要包括:
(一) 案源不足
美国民众比较注重个人权益, 而他们又普遍认为, 维护自身权益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诉诸法律, 但因律师费高昂, 加之可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法律诊所拥有较高社会美誉度, 因此很多民众便常常委托诊所学生代表自己争取权益, 这曾一度使得“法律诊所代理的个案总数远远超过了政府部门”。[4]而在我国, 国人有着“和为贵”的传统, 对于争议不大的案件当事人常常放弃权益或在他人的调解下解决争议;对于争议较大的案件当事人则往往委托律师代理案件, 很少有人能想到向社会知名度较低的法律诊所求助, 这就使得我国高校法律诊所案源不充分。
(二) 经费缺少保障
法律诊所教育模式需要较高的运行成本, 这不仅是因为它义务服务, 还在于它在办公场地、设备、教师薪酬等方面还有较多开支。在美国, 法学属学费最贵的专业之一, 同时, 民间广泛存在慈善家向高校捐资的传统, 而法律诊所在全美拥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 因此常能获得各界的资助。例如, 在1968年, 仅福特基金会就一次性资助了其1200万美元。[5]而在我国, 法学专业学费较低, 加之正处于起步阶段的慈善基金也尚未开始关注社会影响力较低的法律诊所教育, 因此, 该种教育模式在我国的长久运行尚缺大量保障资金。
(三) 师资很难达标
法律诊所教师的最佳人选莫过于律师、法官或检察官, 而“美国的法学教师多数从执业律师中选拔。他们既是教师, 又通常是律师业的一员”, [6]因此, 法学院的自有教师本身就可以胜任诊所教师之职。在我国, 高校法学院招聘教师一般不会有司法实务经验要求, 而新进教师一旦入校工作后, 在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的重压下, 很大一部分人已无暇担任兼职律师, 而那些担任者, 则大多又因时间、课酬等因素影响不愿意担任诊所教师。这就导致我国高校法律诊所中, 很多教师本身并不具有司法实务经验。
(四) 学生出庭存在障碍
美国于20世纪60-70年代, 在法律诊所教育模式迅猛发展及国内贫困人口迫切需求免费法律服务的背景下, 很多州都通过了赋予学生出庭资格的学生执业规则。“到1976年时, 美国50个州中有47个州都通过了学生执业规则”。[7]尽管各州学生执业规则标准不一, 但大部分州都允许学生代理所有刑事、民事案件, 给予学生以“准律师”身份。然而, 在我国, 尽管从现有立法上看, 理论上学生可以通过申请或被推荐而成为案件的代理人、辩护人, 但实际上学生在代理民事、行政案件时常会遭到部分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非议, 而对于刑事案件司法机关则一般不会批准学生成为辩护人。
三、法律诊所教育模式“水土不服”的克服之道
法律诊所教育模式被誉为“世界上最成功也最成熟的法律实践教学模式”, [8]可见其属合乎历史前进方向、具有远大前途的新事物。当然, 作为一种新事物, 由于它与传统相背离, 因而其发展道路注定不平坦 (这已被它在本国及其他国家的发展史所证实) 。因此, 我们不应为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引进我国后产生的“水土不服”现象而彷徨、怀疑, 而应多措并举克服这些“水土不服”的现象, 以充分、全面发挥法律诊所教育模式的优势。
(一) 加强宣传, 保证质量, 确保充分案源
充分的案源是法律诊所教育模式优势充分发挥的重要保障。针对现状, 可选用的措施包括:第一, 积极利用不同媒介向民众宣传诊所能提供的各种法律服务;第二, 积极从法律援助中心、司法机关、社会团体处争取案源或取得案源信息;第三, 开通网上法律服务平台为民众提供法律服务;第四, 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增加对当事人的亲和力和吸引力。
(二) 加强沟通交流, 多渠道争取资金, 保障经费供给
充足的资金是法律诊所教育模式持久运行的重要保障。对改善现状的建议措施有:第一, 积极游说学校管理层, 争取校内物资和经费的支持;第二, 主动出击, 向私人慈善基金会申请经费资助;第三, 加强与校友及地方政府的沟通和联系, 尽力向他们争取资金支持。
(三) 内挖外引, 专兼结合, 保证优质师资
优质的师资是法律诊所教育模实现良好教学效果的首要保障。为此, 我们可采取的办法包括:其一, 鼓励教师通过在司法机关挂职、借调等形式取得司法实务经验;其二, 对计划新引进的教师提出司法实务工作经验要求;其三, 聘请校外律师、法官、检察官兼职担任诊所教师。
(四) 适时修法, 允许学生以“准律师”身份出庭, 打破体制障碍
打破学生出庭的障碍是确保法律诊所教育模式长远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各种社会矛盾多发, 法律诊所应潜下心来, 多为民众服务, 不断提升对社会的贡献。然后, 待到条件成熟时, 再通过多种途径请求国家立法赋予诊所学生“准律师”身份, 彻底打破学生出庭的体制障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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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贾午光.国外境外法律援助制度新编[M].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8:193.
诊所法律教育学习心得六 篇5
5法学102班孟笛青学号:102411022
4今天的课程以辩论赛的方式进行,辩题是“在律师承接业务的过程中,职业道德与职业技能哪个更重要”。我们组与胡玉娟组代表正方,认为职业道德更重要。我方辩手分别为:一辩罗华权、二辩邱卫平、三辩李鸿慧、四辩林国锦。雷宇组与黄乃勇组代表反方,认为职业技能更重要。他们的辩手分别为:一辩黄乃勇、二辩雷宇、三辩蒙佩娜、四辩覃贤达。
辩论伊始,双方辩手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在第一阶段,双方一辩进行观点阐述,为本方的观点提供了有力论据,二辩分别为本方的观点进行补充,三辩则针对对方观点进行攻击。我方的论据主要有:第一,职业道德是从业人员的立身之本,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第三,职业技能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得到提升,但是良好的职业道德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养出来的,它与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旦发生偏差也不是短期内就可以扭转和改正的。第四,我们不否认律师职业技能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认为职业道德更重要,如果拥有高超的技能而缺乏高尚的职业道德,那么就会给社会造成更大伤害。而反方的论据主要是认为:首先,取得律师从业资格就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这就是对职业技能的要求。其次,当事人更看重的是律师的职业技能,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技能,才能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再次,职业道德是被大众普遍认可的,已深入人心,因此不需要再强调它的重要性。接下来,在互相发问与自由辩论阶段,各位辩手引经据典,你争我辩,妙语横生。在亲友团提问阶段,各组其他成员也纷纷向对方辩手发起攻击。最后,由双方四辩进行总结。
不过,张老师对于这一次的辩论赛并不是十分满意。他认为主要原因是我们准备的不充分,并且我们之中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辩手,因此无论是从气势上还是技术上来讲都不如往届选手。他强调辩论赛破题很关键。所谓辩论赛的破题,是指在辩论开始时用简洁凝练的几句话,说破辩题的要义。破题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辩论赛的成败。这如同作战一样,一开始双方都要抢占“制高点”。占领了“制高点”,就掌握了主动权,就可以攻击如猛虎,防守如泰山。本场比赛辩题的关键在于是在律师承接业务的过程中。而我们双方都没有抓主要害。其次,他也指出反方的一辩在立论时就没有做一个全方位的陈述。因此,比赛结果是我们正方获胜,而反方二辩获得最佳辩手。
其实,我认为这次比赛对我们有两大重大意义。首先,辩论赛在形式上是参赛双方就某一辩论问题进行辩论的一种竞赛活动,实际上是围绕辩论的问题而展开的一种知识的竞赛,思维反映能力的竞赛,语言表达能力的竞赛,也是综合能力的竞赛。而在法庭上,双方律师的争辩就像是一场辩论赛,律师是辩手,法官是裁判。通过双方律师的据理力争,法官作出公正的判决。因此,辩论赛就是我们未来走上法庭之前一个很好的锻炼平台。第一,它能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一方面,对辩题进行具体分析能够锻炼我们思维的完整性,让我们学会从问题的多个侧面展开思考,丰富思想,使得对问题的认识比较全面,思考也比较完整。另一方面,它也能锻炼我们思维的准确性,对所辩论的问题有比较深人的思考,这
种思考越是能接近于问题的本质,就越是能准确地把握它的本质属性,这样才能找到对方的要害之处,从而展开攻击。同时,它还能锻炼我们思维的敏捷性。凡擅长辩论者,都与平时善于观察、勤于思考、思维敏捷有关,惟有如此才能在辩论时面对咄咄逼人的进攻和一连串的提问,成竹在胸,反应敏捷,迅速调动日常的知识积累,—一予以回答和辩驳。第二,辩论赛能提高我们的口头表达能力。在辩论过程中要求双方以明白无误、有条不紊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仔细聆听对方所说的陈述,还要思维敏捷,善于运用逻辑进行归纳综合,通过对方的发言,迅速形成自己思想脉络的发言提纲。此外,这也有利于我们提高自信心。在辩论过程中,只有信心十足,才能精神饱满,情绪高昂,给队员以力量;才能冷静地应付场内的各种变化;才能有力地阐述自己的观点。第三,辩论赛还能提高我们的团体合作精神。在辩论赛中,不仅要求辩手个人具有高超的技艺,也要求辩论队具有良好的配合。因为辩论赛有时间限制,如果配合不够默契就会导致时间的浪费,从而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律师也是如此。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只有开诚布公,交换意见,相互沟通,这样才可以既形成良好气氛,增进团结,又可以统一认识,实现科学决策。
其次,这次辩论赛的另外一大意义就是促使我们更加注重职业道德与职业技能的培养。一方面,职业道德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是判断人们执业行为优劣的具体标准。它对职业技能具有统领作用,能够指导职业技能的发挥,并且促进人们不断提高职业技能。因此,职业技能的有效发挥需要职业道德的保障。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一个人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往往是因为他们以高超的职业技能服务于社会,为公众提供满意的服务。优秀的职业技能才能更好地体现职业道德。当一个人职业技能不完善的时候,道德就无从谈起。如果此时非要来谈职业道德,那么这种道德就是一种伪道德。因此,职业技能是一个职业的本体所在,也是职业道德的基础。只有精湛的职业技能才有可能体现职业的价值。
诊所法律教育模式 篇6
关键词:法律诊所;问题;应对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243-03
“法律诊所”是一个外来名词,属于法律教育术语,由“诊所式法律教育”一词派生而来[1]。该教育发端于美国,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丹佛大学法学院。法律诊所将医学院学生在医疗诊所临床实习的做法引入法学教育,倡导在实践和经验中学习法律和律师的执业技能。原则上在有律师执业资格的教师指导之下,将法学专业学生置于“法律诊所”中,为处于生活困境而又迫切需要法律援助的人提供法律咨询,“诊断”其法律问题,开出“处方”。2000年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我国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7所知名高校才率先引进该课程,并将课程定名为“法律诊所”,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目前开设“法律诊所”的学校已达70余所,几乎覆盖了国内著名大学的法学院和政法院校,并成为法学教育改革的一项措施和内容。
一、独立学院中法律诊所教育存在的问题
正如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所说:“无论现在和其他任何时候,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2]真正的法律就是社会本身,也就是“活法”,“‘活法是支配生活本身的法,即使它不具有法律命题的形式”[3]。法学课程的学习必须深入到社会生活当中去,切实地把法学理论融汇到司法实践中去,法学教育才具有永久的生命力。法律诊所就是这样一种教学模式,通过基层司法案例的具体诊断与代理出庭,“学生律师”增强了职业技能,真正理解了现实中国社会的“活法”。当前,“诊所式”法律教育在各个民办高校法学院蓬勃开展,经过这些年的运行,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传统教学理念与教学评价体系落后
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秉承“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理念,法学学科一直属于社会科学,一直采用讲座式的教学模式,同时,我国的法律体系在亲缘上一直倾向于大陆法系,大陆法系国家采用成文法,强调公权力的顺畅运作,辩护活动的开展远远没有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和活跃,因而其法律教学方法简单而稍显单调。相比较而言,采用当事人对抗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遵循竞技式司法理论,庭审场面往往充满了对抗的火药味,辩护人与案件相关的每一个细小问题都不放过,辩护活动得以充分而有效地开展。是故,其强调法学教育的实战演练,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增强学生将来的职业能力,采用诊所式的法律教学机制。我国独立学院最近几年才刚刚起步,在教师中普遍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方法,教学理念还有待于进一步革新。
目前独立学院的业绩考核系统和职称评审条件都不利于诊所式法律教学的开展。要么把法律诊所归于实训课程,按照实习课时计算工作量,仅有象征性的一点补贴;要么按照一般的法学教学方式计算工作量。实际上,诊所式法学教育中的教师需提前开发案源,启发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案情,并且要知道学生的实际调查、取证和开庭等,比以上两类教学方法均耗费时力。另一方面,独立学院教师的职称评价体系才刚刚建立起来,学院并没有将其与职称评定体系中科研工作量挂钩,因此,独立学院的法学教师对该项教学方法常常缺乏激情,敷衍了事。
(二)定位比较模糊
虽然当前很多独立学院的法学院都开设了法律诊所,但是对于法律诊所教育应当如何定位,一直没有定论。诊所式的法律教育究竟是一种教育模式还是一种教学方式?或者是一门法律专业类的课程?如果是法学专业课程,应当将其归属于必修课、选修课抑或是实习?这些问题,在独立学院还有待于进一步厘清。
目前大多数独立学院诊所课程的设置基本上都是限制选修课,课程的规模受师资力量、教育经费和设施的限制。法律诊所的教学课程不同于传统的法学课程,学生在教室里听讲,老师在讲台上面讲授,学生作为案件的代理人必须承担代理人的法律责任,教师必须对学生进行静态指导与动态监控,实际耗费工作量大,因此,很多教师不愿意担任该课程的教师。
(三)坐诊时间无法保证
法律诊所作为一门选修课程,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作为基础,目前独立学院大都将其设置为大三下学期或者大四上期的选修课。该阶段学生普遍存在着司法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以及就业的问题,时间紧,压力大,课程预期的教学效果难以实现。况且,一个案件从受理、起诉到审判过程结束,往往需要经过一个学期以上甚至一年的时间,所以,时间问题也是制约独立学院诊所式法律教育发展的瓶颈之一。
(四)案源十分有限
法律诊所教育需要一定的案件作为教学内容。但是,国内开设法律诊所课程的院校,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几个少数的著名高等学校之外,其他院校均存在这案源数量不够,法律诊所课程无法有效开展的情况。东湖学院的政法学院法律诊所从2003年成立至今,每年都要举办一期。十年时间里,共代理案件20件,平均每年2件,案件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学生职业实践的需要。独立学院如何发掘法律诊所的案源,十分值得探讨。
(五)经费来源十分狭窄
与一般的实践课程相比,法律诊所需要更多的物质条件支持,原因在于法律诊所中的调查取证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作为法学专业的一门课程,其经费应当由院校保障,但是,各个学校的教育经费数额根本不能满足法律诊所教育的需要。2000年第一批次开设法律诊所课程教育的法律院校主要得益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支持,其他大多数学校都存在经费保障不足的问题。一部分独立学院借助自筹的社会经费和院里的拨款勉强维持,其他独立学院该课程均不能有效运转。原因一方面在于独立学院在国内高校中声誉还有待提高,一些社会资金首先考虑的是知名高校;另一方面在于独立学院一直是自我运转,没有上级教育部门行政拨款的支持。
二、独立学院开展法律诊所教育的建议
(一)科学评价法律诊所的工作量,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担任法律诊所课程的教师,其工作量往往比较繁杂,既要讲授司法实务经验,又要对学生代理的案件进行动态的跟踪与指导。一个案件,可能要经过一年的时间才能得到最后的审判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对学生撰写的司法文书、调查取证的方式、与当事人沟通的司法艺术等,都要进行审查,一旦其出现纰漏,教师可能就要承担责任。因此,笔者建议改革法律诊所教学的工作量计算办法,比如可以以其法定课时1.1-1.5倍的比率来计算工作量;另外,如果案件胜诉,还要制定相应的标准来增加其科研工作量,以此来实现法律诊所教育的激励机制。
(二)将法律诊所定位为专业选修课程
关于法律诊所的教学定位,笔者认为其与公办的高等院校应当有所区别。对于独立学院来说,应当强调法学专业学生的法律应用能力,而不是科学研究的能力。因此,将其定位于法学课程比较合适。
那么,到底是定位于专业必修课?抑或者是专业选修课?法律诊所教学除了耗费时间和金钱外,还需要大量的办公设施,况且由于其运行需要一定的法律基础知识,一般要在大三以后法学主干课程学习之后才能开设,学生要考司法考试、找工作等,他们的精力也非常有限。因此,笔者建议将法律诊所定位于专业选修课,针对确实有兴趣从事律师实务工作的学生,给其提供一个扎扎实实实践的机会。同时,选修的人数又不太多,可以兼顾财力与时间的平衡。
(三)改革和完善法律诊所的课程设置,保证其实践所需要的时间
目前,独立学院在教育资源占有上面与公办高校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还没有打开知名度,因此可以进行法律诊所教学的案件数量非常有限,这种情况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应当没有太大的变化。即使有案源,相信大部分也是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基本不涉及经济法、劳动法等其他非核心的主干课程。民事、刑事、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在前两年的本科学习中就可以结束,因此,笔者建议将法律诊所类的课程设置提前到大三上期,这个时间学生还没有开始为就业、升学准备,时间较宽裕。另外,关于法律诊所的学时,笔者认为以36学时为宜,其中讲授实务知识12学时,剩下的24学时由学生自己展开业务实践,包括代写法律文书、接受委托、调查取证、代为出庭等等,每一个案件可以由多名学生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协作,以此弥补学生知识、能力上以及时间上的不足。一个案子如果客观上超过了一个学期,超过部分可以按毕业实习计算学分,从制度上鼓励学生选择该门课程。
(四)量力而行,多渠道解决案件来源问题
法律诊所作为一门课程,需要有相对稳定的案源提供给学生,没有案源教师和学生有劲使不上,诊所课程就处于“无米下锅”的境地。公办高校尚且面临案源不够的问题,独立学院的案源更少。当前,我国司法资源还是分有限,加上律师收费相对来说比较多,因此大多数社会弱势群体常常徘徊于司法的救助程序之外,甚至寻求上访、闹访等法外途径解决纠纷。独立学院在法律诊所教学中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援助活动,在乡土、社区等基层单位设立专门的办公场所,有学生或者教师轮换坐班,获得案源。这些弱势群体所涉及的案件往往较多,也是当前司法领域重点关注和谐社会重点解决的案件,比如农民工讨薪案件、家庭暴力案件以及社区的邻里纠纷案件等等,在这些案件的代理过程中,学生必须将法律知识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结合,真正地理解法律就是社会生活本身的含义,对其以后的司法工作生涯大有裨益。
另外,独立学院法学院相当多的教师已经从事律师实务工作多年,在司法领域里也有一定的资源,也可以为法律诊所提供相当的案源。对这些教师在职称晋升、待遇、工作量等方面可以实行不同于非诊所教师的管理体制。这样,诊所课程对教师而言就具有更多的吸引力,诊所案源也会随着诊所课程的逐渐成熟而增多。否则,中国的法律诊所教育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或永远处于非主流的地位,难以成“大气候”。
(五)多方筹措资金,努力拓宽资金渠道
法律诊所应当从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出发,立足学校,面向社会,开展多渠道的融资途径,实现法律诊所的良性运作。首先,加快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建立和完善一套法律援助的社会捐助机制,为民间资金的引入开辟道路。其次,允许法律诊所的学生在办理援助案件时收取必要的少量费用,如交通费、餐费、文件打印费等。再次,独立学院应该为法律诊所教育提供支持。学校至少要为法律诊所提供办公场所和必要的维持经费;同时学校还可以采用网络、电台、报纸等媒体形式,广泛报道独立学院法律援助的成功案例,扩大其知名度,反过来更有利于法律诊所的案源开发和经费筹措,对于学校的招生规模和收费标准也可以因此而适当提高。最后,继续积极申请国内外各种法律基金的资助,鼓励教师申请法律诊所类的相关省级、国家级项目。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法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没有经过法律实践是无法真正学好法律的。在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下,使学生不得不独立地解决实际问题,他们不能再单纯地依赖教师给予的答案,而注重亲自动手和自我培养。他们会更加注重所承办“案件”对当事人的影响,努力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他们的责任感大大增强,独立性也大大增强。“真正的学习是在社会互动中,在冲突、混乱和惊慌中产生的”,诊所法律教育使学生最大限度地获得学习利益,维护社会正义,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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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所法律教育模式 篇7
截至2009年12月31日,全国法律诊所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会员单位总数已经达到118个,其中76个会员院校开设了诊所课程,共计开设不同主题诊所课程120个,建立了各具特色、有所侧重的专门性法律诊所,诊所的主题方向涉及:民事、行政、谈判、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公益、消费、法律援助、社区矫正、劳动法、立法、妇女权益保护、弱者、未成年人权益、未成年人犯罪、劳工、农村正义非诉、调解、社区服务、婚姻家庭、农民权益保护、知识产权、环境法、少年越轨、少数民族和少数人权益保护、刑事辩护等领域。
在中国法学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的组织下,各个法学院校在相互的学习和交流中不断地进步,并逐步走向成熟,法科学生在诊所课堂中学到了传统法学教育模式很难触及的领域,同时增进了法律职业技能的锻炼。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是对传统法学教育方式的改革
1. 实现了法学理论与法学实践的有机结合。
传统法学教育将法律按照部门法进行讲授,有机的法律体系和统一的法律实践被人为地分为相互脱离的板块,而诊所式法律课程则打破了这种人为的藩篱,一改传统的以教师为主导的单向教学模式,使学生真正参与到一种自我指向的学习中,将法学理论与法学实践的学习有机的结合起来。
2. 提供真实的案件材料,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
诊所法律教育是建立在正在发生的真实案件基础上,由学生亲身调查案情、厘清其中的法律关系、寻找相关证据,全面地掌控代理案件过程中会遇到的各种未知的情况和突发事件,在此过程中并没有一个预设的“标准答案”[2]。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要求学生在代理一宗真实案件时,必须最大限度地为当事人的利益(合法权益)服务,学生便必须竭尽全力地收集相关事实和证据,分析案件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寻找有利于当事人的辩论点和可适用法律。在每一次“事实—法律”之间的目光流连忘返中,培养了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
3. 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
引入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能够使法科学生通过亲身体验对司法活动增添感性认识,加深对律师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的理解;通过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帮助,增加其为最大限度实现社会正义而贡献力量的使命感[3];通过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抽离法律关系,法科学生形成了自身独立的判断力和正义是非观;通过抵制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社会阴暗面,有助于法科学生确认并解决道德困境的难题,进而形成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
4. 培养学生综合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
传统的法学教学中,专业教师仅仅讲授一门有特定调整对象的部门法,固有其传统的重点学科内容,考试也是针对重点内容预设好了考察范围,学生学到的是零散的、片段的、割裂的凝固知识。但实践法律活动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却不是千篇一律的,完全不可能遵循课堂教学的重点非重点的区分而决定发生频率,实践案件中覆盖到的知识点都可谓“重要”。学生在处理诊所案件时,不能因为案件事实涉及到的知识不是传统法学学科的非重点知识而拒绝出具法律意见,因此培养学生必须像真正的律师那样分析解决从未碰到过的问题和从未习过的知识,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恰恰提供给学生融会贯通的实战机会。
二、法律诊所教育本土化过程中的困境分析
尽管诊所式法学教育模式的优点不一而足,而且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的实效,但它毕竟有其产生和发展的法文化土壤,我们将这种成长于美国的法律教育模式移植于中国的法律土壤中加以栽培,在其本土化过程中不免出现一些“不适症”。
1. 法律文化的冲突。
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发源于英美法系国家,而英美法系法文化下的法律教育理念注重职业教育,以培养法科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使之能够“像法律职业者那样去思考问题”。而我们国家深受大陆法系法文化的熏陶,对法科生的培养目标是能够探索和解决学术问题以及重要的社会实际法律问题的法学精英[3]。我们的成文法典传统也为这种教育理念提供了支持,强调法律的概念性、理论性、逻辑性。在这种法律环境大背景下,中国的法律教育者更加偏好于法学理论知识的灌输,轻视法律职业能力的培育。
2. 法学教育评价模式有待完善。
如何评价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学效果和社会效果,如何规范诊所法律教育的课堂教学和课外指导,如何评价诊所学生的学习成绩,如何评价诊所学生办理的案件,如何衡量诊所教师的工作量等,都是中国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法学教育体系中有一套评估讲授式教学模式的评价体系,也有一套从传统法学教育方式下教师考核晋升的评价标准,但对诊所法律教育的评价体系尚未建立[4]。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在现有法学教育评价框架下体现出“削足适履”的怪状———对诊所学生实践效果的难以估量,对教师贡献量的不对等反映。
3. 物质层面的匮乏。
物质层面是指运行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必须具备的物质要素和物质保障。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主要面临了案源不足、师资紧缺、教育经费短缺等方面的困境。
经费问题经常使得法律诊所的运行陷于捉襟见肘的境地。诊所法律教育除了需要经常上课的教室外,还需要具体的办公场所、办公设施等。师资问题也是诊所法律教育模式本土化过程中一个较大的障碍。法律诊所对指导老师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不仅期望老师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还期望指导老师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同时老师还须有充足的时间和高昂的热情去指导法律诊所业务的开展。上述这些苛刻的条件在中国的法律教育领域不易实现。我们的法学理论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育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法学院的老师受法文化的熏陶,长久地致力于博大精深的理论研究,追求的是课题的学术价值,而非法律的应用技巧和经验价值。要想在短时间扭转法学教育价值理念上的偏好并非易事,这便造成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本土化过程中师资匮乏的理念上的原因。
4. 法律诊所的责任承担。诊所学生在代理案件过程中因
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由谁来承担责任这一问题在现有制度中没能很好解决。
很多学者认为应当赋予学生以律师所具有的一部分诉讼权利,但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这种看法。因为律师所具有的各项诉讼权利与其所承担的诉讼风险是相对的。我们不能避而不谈学生在代理过程中因过错所应承担的责任,仅仅赋予其诉讼权利是不现实的,最后的损失还得当事人承受,这对当事人而言是不公平的。
三、法律诊所教育本土化过程中的困境解决对策
1. 转变法学教育观念,进行法律教育模式的改革。
“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法律教育有某种朝向美国趋势转向的趋势”,法律硕士的引入也说明了这种转变的态势。在法律职业教育上,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但无疑是正确的一步。因为“从内在的特质看,法律学本身便是一种实践理性;它不仅仅是一整套自恰的知识体系,更是一套以问题为指向的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方法”[5]。我们的法学教育的目标不能囿于培养法学家,而应是包括各式各样为社会所需要的法律人才,如法官、检察官、律师、司法工作者等。因而,应当转变传统的法学教育观念,将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教育统一起来,为法律诊所的顺利运作扫清一切路障。
2. 完善传统法学教育评价模式。
在对学生诊所实践学习效果的评价方面,评价的方法是互动的,包括指导老师对学生的评价、学生的自我评价、学生办案小组内互评、学生对指导老师的评价、客户(当事人)对学生的评价等,评价标准更注重学生对出现的问题的思考质量。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重视评价与学生的反馈,并不是为了对学生的代理案件活动作出区分,而是帮助学生形成对自己法律理论素养和法律实践行为进行思考的职业习惯。
在对诊所指导教师的教学效果评价方面,高校应该做出一些创新性的规定,取消对诊所指导教师一些机械的科研评估指标,将诊所的实际运行效果考量纳入评估体系,将诊所代理案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反映到指导教师的教学成果中。
3. 多渠道解决经费、案源和师资问题。
首先,法律诊所应多方面筹措资金,争取来自教育主管部门、社会资源的支持。同时法律诊所还可借助舆论的力量,宣传法律诊所的公益性和教育目的意义,使社会各界认识到这一新生事物的蓬勃生命力。其次,中国律师协会这一行业自律组织也应该为诊所法律教育作出贡献。其一,律师协会可以居中协调建立起各高校法律诊所与政府的法律援助中心建立起密切联系和合作关系。其二,通过行业自筹的方式,为诊所法律教育建立一项专项基金,以保证高校法律诊所的经费比较充足。其三,中律协可与教育部门联合建立一个法律诊所指导教师培训中心,使之成为一个可以自由交流经验、转变教育观念、改变教育方式的指导中心。最后,高校也应当为法律诊所的运作做出一些让步。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对法学教师的一些硬性的评估指标,将诊所的运行效果纳入评估范畴,建立多元化的评估方式。毕竟法律诊所也是高校的一个对外窗口,如诊所代理的案件受到良好的社会评价,这对高校来说也是一笔无形资产,有助于高校树立形象、提高招生的声誉。
4. 建立法律诊所特殊的责任制度。
根据《律师法》第54条的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律师事务所具有盈利性质,所以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高校内的法律诊所,因学生在代理案件过程中因过错导致的当事人损失,由学生、学校(因法律诊所不具有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指导教师任何一方来承担,都是不合理的。中国高校中的大部分学生虽已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没有经济来源,不具有承担责任的实际能力。而且学生参与法律诊所的过程本身就是受教育的过程,一些像起诉书、答辩状等正式的法律文书也由诊所教师签署的。所以,在办案过程中学生因过错而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由自己承担,在可行性和合理性上都存在问题。对于教师来说,他们对诊所辛勤的付出得不到回报还要额外承担学生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显然也是不合理的。对于高校而言,本身从经济效益考虑,设立法律诊所本身收益慢,投入大,如果还有这些责任风险,高校当然也没有热情与积极性去支持法律诊所事业的发展。但是诊所学生因过失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也不能完全由当事人自己来承受,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为法律诊所责任的承担制度建构找到一条解决路径。
笔者觉得比较合理的做法是通过平时的案件代理,若成功完成一件诉讼,法律诊所可以收取一定的合理费用,既在当事人可承受范围之内,又能以备后用,建立起一个责任风险基金。若因学生的过错导致当事人诉讼利益的损失,法律诊所可从此基金中按照一定比例赔偿给当事人。这笔赔付金额虽然不能完全“填平”当事人的损失,但是有着抚慰的性质,尽量减少当事人的损失。这是一个比较折中的解决方式,不免却学生的代理风险,但同时又不对诊所的运作产生负面影响。
5. 完善高校法律援助机制。
《法律援助条例》第8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为高校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机制融合提供了法律依据。
为了将高校法律诊所纳入法律公益服务的队伍中来,国家有关部门应当进一步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赋予高校法律诊所特殊地位,并承认诊所学生的“准律师”身份,使他们在代理案件时能够享有更多权利,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
中国法律对获得法律援助规定了一些条件,由此将一些经济确实困难的人但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排除在法律援助门槛之外。高校法律诊所能够与法律援助机制对接,将有效地缓解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同时也能解决法律诊所面临的案源不足的难题。
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出现是对传统法学教育方法反思和改良的产物,中国的法学教育从一开始就不是经院法学,缺少传授法律职业技能的传统,因此诊所式法律课程在中国的设立具有更加突出的创新意义。此外,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传统法学教育的模式,不能因强调法学教育的职业性而否定法学学术性和理论性的一面,它是对传统法学教育的修正和补充。我们在积极借鉴和推动诊所式法学教育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将其与传统法学教育模式有机结合起来,共同形成理论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统一的完善的法学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1]甄贞.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诊所式法律教育[J].中国高等教育,2002,(8):33-34.
[2]周凌.让法学硕士研究生走进法律诊所[J].新学术,2007,(2):90-92.
[3]唐军.论中国诊所法律教育若干问题[J].教育教学论坛,2011,(16):254-256.
[4]杨秀英.试论法律诊所教育的特色[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4):149-151.
诊所法律教育模式 篇8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在电大刑法学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
(一) 从刑法学学科性质上来看
刑法学课程是电大法学专业专科阶段的一门注重实践性、应用性的必修专业基础课, 在整个法学专业的教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教学的最终目标, 不仅是学生对刑法基本理论知识的获取掌握, 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运用刑法理论并根据刑法规定分析和解决实际刑事案件中各种基本问题的能力。诊所式教育模式能弥补传统法学教育带来的不足, 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二) 从教学对象来分析
电大法学教育的对象都为成人学生,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其中很多人是法律实践工作者, 他们具有全日制法学院学生所没有的法律身份, 可以直接参与到刑事司法业务。这种情况下, 诊所教育模式就不会缺乏真实的案例来源和实践基础。
(三) 从电大成人的学习方式上来分析
电大的法学教学不同于全日制高校的教学。电大学生的学习主要依靠自学。教师的任务主要是按照课程目标的要求, 指导学生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自主地进行学习, 完成学习任务。诊所式教育模式是以学生为学习主体, 真实的案例或模拟场景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符合电大学生学习的特点。
(四) 从电大现有教学条件来分析
电大有着完善的网络教学环境, 无论是专题讨论、观点交流、法庭辩论还是模拟演示, 都有着较为便利的条件。并且电大有一大批外聘教师就是来源于法律实践工作一线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 他们不仅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同时也为诊所式教育模式开展的社会实践基地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在电大刑法学教学中的初步应用
刑法学作为法学专科的基础课程, 它主要涉及刑法理论及其实际应用的讲授与学习研究, 培养学生运用刑法理论并根据刑法规定分析和解决实际刑事案件中各种基本问题的能力。既有基础知识的传授, 更要注重实践运用的能力。对于远程开放学习者来说, 除了有限的面授时间与辅导老师接触外, 更多的是自主学习, 根据电大教学的特点, 笔者尝试将诊所式法律教育融入在实际的刑法学教学中去。
(一) 教学手段设计
根据诊所法律教育模式的一些理念并结合MOOC教学的手段, 本教学设计主要分为线上和线下教学两个空间:线上充分利用开放教育网上学习平台、BBS、QQ群、网上模拟法庭、案例收集电子邮箱、微信群, 通过这些现代通讯设备, 时时开展教学;线下充分利用面授课时机, 与学生探讨线上存在的问题与疑问, 梳理知识脉络, 提示重点难点, 并组织学员参与社区法律援助、案件审理观摩等系列社会实践活动。
(二) 教学评价设计
依据开放教育学生成绩评价体系, 除了笔试部分, 学生平时成绩占20%, 其中10%为书面形成性作业, 10%为平时学习过程评价, 具体分值如下:
三、诊所式法律教育在电大刑法学教学中应用的存在的问题
(一) 传统的培养计划重理论轻实践, 相关的课程设置陈旧。
刑法学的学习, 不仅仅是刑法基本理论的学习, 更应该注重法律思维、法律实务能力的培养, 这就需要有一个完整的全新的法学专业培养目标的设定和与之配套的课程体系的设定。可是在实践中, 无论是目标还是课程体系都明显的重理论轻实践, 很多配套课程设置陈旧。
(二) 缺乏稳定优秀的辅导教师
在基层电大, 各专业课教师分为专职和外聘两类。专职教师虽然理论知识丰富, 可是缺乏相应的司法实践经验, 并且很多基层电大采用多校合并的形式, 专职教师除了应付性的完成教学任务以外, 还要完成很多学校的其他工作任务, 精力及实践能力的缺乏影响了教学效果的实现。外聘教师大都来自司法一线, 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但是由于是外聘, 缺乏有效的考核管理机制和稳定性, 因此对于教学的有效性也很难进行监督与评价。
(三) 学生学习自觉性不够, 配合度不高
电大入学的低门槛导致了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 特别是专科阶段的学生, 大都来自职业类学校, 学习习惯和文化素养相对都比较弱, 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 只是为了“混”个文凭而来读书, 学习缺乏自觉主动性。另外, 由于电大学生还存在一定的工学矛盾, 有很多诊所式法律实践活动, 比如去社区参与法律纠纷调解等, 虽然已经提前通知了, 但是能积极参加的学生并不多, 整体的配合度不高。
四、提高诊所式法律教育在刑法学教学中应用效果的途径
(一) 转变传统的法律教育理念
法律本来就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要提高刑法学教学的教学效果, 将诊所式法律教育理念的核心思想真正运用到实践之中, 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和学生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 树立注重实践、注重法律运用的新理念。
(二) 改革传统的培养计划与课程设置
根据电大教学方式和学生的特点, 改革原有的法学专业培养计划。适当的压缩基础课程和综合通识课程, 增加实践性法律课程, 如法律诊所、律师实务等。就刑法学课程而言, 可以尝试与刑事诉讼法课程合并, 更能体现刑事法律运用的实务性。此外, 改革形式主义的毕业生实习制度, 克服毕业实习的随意性、盲目性, 可以尝试将学生的具体参与法律诊所实践活动的内容作为实习考核的内容。
(三)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为了有效提高诊所法律教育在刑法学课程应用中的效果, 合理的配置专、兼职教师非常重要。一门课程也可以尝试由专职、兼职两名教师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对于本校的专职教师, 应鼓励其参与社会上各类法律实践工作。对于校外兼职教师, 要从法官、检察官、警官和专职律师等法律实践工作者中去认真选任, 并严格考核制度, 对于认真完成教学任务的加大奖励力度。
(四) 设置学习小组,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电大的学生社会经验比较丰富, 可以选择一些具有法律实践工作背景且学习认真的学生作为学习组长, 领导学习组经常开展学习活动, 学校依据活动的效果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或奖励。并将此类奖励与原有的年度优秀学员考核挂钩。
总之, 法律诊所教育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法学教育模式, 笔者将诊所教育模式引入具体的刑法学课程教学中, 希望通过这些初步的尝试与探索, 能提高电大法律教育的质量, 真正实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培养面向业务第一线的应用型、实践型、高级专门人才”的目标。
参考文献
[1]王立民.诊所法律教育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4.1.
诊所法律教育模式 篇9
法律诊所也被称为诊所式法律教育, 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新的法学教育方法, 其效仿医学院学生采用的临床实习为主的教学模式来掌握学科要领, 并且能够灵活的运用所学理论, 在实习过程中发现问题并由教师指导学生来解决问题, 积累经验。诊所式法律教学打破传统授课方式, 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学生的身份甚至可以用准法律职业群体中的一员 (例如法官、检察官、律师、陪审员等) 来形容。教学的模式新颖多样, 学生的兴趣被充分调动, 这种模式在教学实践中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日益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二、法律诊所教育模式的运行效果分析
“法律诊所”课程通常以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案件为教学对象和“教材”, 其将法律实务技巧的培养、法律意识和法律头脑的形成以及合格法律人完整人格和道德的形成与完善三者有机统一起来, 它们共同构成法律职业群体实践性的法律思维能力。法律诊所式教育是一种实践性极强的教育模式, 它以通过社会实践让学生获得更加全面知识和技能的归纳式模式为核心要领, 改变先前原有的从单纯的由理论去指导实践的演绎式模式, 真正让学生从实际个案着手真切体会到法律的精义和对社会的普遍意义。
法律诊所教育模式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更重要的是能够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培养法律职业道德, 也能够使新型法律人才树立基本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应该积极的借鉴诸如法律诊所教育模式式等西方一些先进教育模式进行法律教育改革, 培养出公正、廉洁优秀的法律人才。
众所周知, 教育的根本宗旨在于要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倡导人们树立乐观向上积极的人生态度。正如梁治平所说的:“教育所关涉的不仅仅是知识与技能, 而且是人格的成熟与道德的完善。”从这一点来讲, 法律诊所式教育模式真正触及到了教育的真实内在目的。
三、法律诊所教育模式与法律援助制度结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法律诊所学生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既有现实的必要性也有具体的可行性。法律诊所学生参与法律援助事业是法律诊所教育的应有之义, 链接法律诊所教育与法律援助的关键环节在于“法律公益”制度, 即是指一些法律工作者, 为了社会公共利益, 为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 无偿地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帮助他们维护自身权益, 在社会上营造良好的社会公共文明。
完善我国高等法律院校法律诊所学生参与法律援助制度, 对于促进诊所法律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 对促进法学教育改革事业、促进和谐法治社会建设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法律诊所学生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有利于大大壮大公益性法律工作者的人才队伍, 另一方面在参加社会公益法律援助事业的过程中, 法律诊所学生自身的理论素质与法学修养也得到的极大水平的提高与升华。中国的法律援助不再局限于律师等法律工作者。高校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的人才队伍, 能够使得为社会弱者法律服务的专业力量迅速壮大, 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四、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结合的有效措施
法律诊所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 其能够弥补或解决法律援助制度中存在的人才不足、专业法律知识欠缺等问题, 业已成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中的重要辅助力量。法律诊所与法律援助结合的有效方式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 课堂教学中, 模拟角色训练
课堂教学围绕学生承办的案件, 采取模拟角色训练方式进行案件实际论证与探讨。模拟角色训练是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 由老师来设计一个案件办理活动, 整个过程由学生模拟法律人角色来办理案件。这种课堂活动增进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 以便于课后老师对学生做出客观的评价和老师对学生的指导。
(二) 课堂外, 深入社区, 进行法律援助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 而难于法之必行。” (1) 相关地区的司法行政部门可以有效联合当地高校法学院共同建立社区法律诊所, 开展法律实践活动。高校学生参与社区法律诊所的法律实践活动, 接触并“代理”客观真实地法律案件。社区法律诊所的主要工作有:一是协助开展法律咨询工作, 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法律服务;二是协助管理人民调解工作, 参与民间纠纷的人民调解;三是协助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送法下乡、送法进社区活动;四是协助开展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人员的管理;五是协助开展基层依法治理工作, 为街道办事处 (乡人民政府) 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等等。
参考文献
[1]牟逍媛.法律援助制度与诊所法律教育[J].法学, 2002, 08:26-30.
诊所法律教育模式 篇10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本土化概况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概念以及价值
一般认为,诊所法律教育源自美国。诊所法律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早期研究诊所教育的学者将其译作“临床式法学教育”,顾名思义,实际上就是仿效医学院诊所教育而产生的,在医学院就读的学生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从事临床实习,从实践中学会诊断和治疗。当法学教育引入这种教学方法时,法学院借用了“诊所”的名称,产生了“法律诊所”这一法学领域特有的名称;学生在“法律诊所”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委托人提供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开出解决问题的“处方”,并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2]这类似医学院的临床实习,都是从实践中致力于培养律师在完成专业教育时所应具有的法律意识、立场、技能及职责的法学教育。[3]
诊所法律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责任和职业技能,鼓励和支持学生在法律实践中学习法律,在法律实践中获得法律的创造性思维,最终造就既具备法律理论素养、社会责任感,又具备法律实践能力的复合型法律人才。[4]因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围绕其价值构造而展开。具体言之,诊所法律教育的价值可以分为内外两部分。其内在价值是以实践使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当事人之间以及同学之间建立起良好关系,积累经验教训,并且在法律实务中激发新视角、新观点,这是诊所法律教育的根本价值取向,也是诊所法律教育以人为本、以公众利益为本的教育思想的必然效果;[5]其外在价值主要是促使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相结合,促使法律教育与社会实际相结合。
(二)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随着法学教育的国际交流,诊所法律教育迅速对外传播。1999年,福特基金会在北京召开法律诊所教育课程的研讨会,会后福特基金会向全国高校发出《关于参加福特基金会召开的拟在中国法律院系中开展法律诊所教育课程会议的报告》。[6]2000年,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等国内7所高等院校开始引入诊所法律教育[7],标志着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在中国拉开了序幕。随着上海交通大学在2012年成为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在我国共有145所高校法学院开设了法律诊所项目。[8]
诊所法律教育项目在中国稳步发展,并形成良好的社会影响。其实践与研究已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关注诊所法律教育,其教学成果也逐步被得到肯定,诊所法律教育已得到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同。
中国诊所法律教育虽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样也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与挑战。如何在中国的高校中富有成效地推广,如何使该项目获得更高程度和更广泛认同的,如何筹建项目建设的经费等一系列问题到目前还是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但是,我们相信这一符合社会发展的法学教育方法的生命力,这些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二、法律职业伦理的概念、重要性以及教育现状
(一)法律职业伦理概念
要了解法律职业伦理的概念,有必要先阐述职业伦理之界定。职业伦理,也可以称为职业道德。职业伦理是某种职业或专业的从业人员以伦理自然律为基础,根据本行业的专业知识,经过逻辑推演而形成的。有职业的产生,就必然有职业伦理的要求。职业伦理是随着职业的出现而产生和逐步发展的,是社会道德在职业领域的具体体现。
法国著名伦理学家爱弥尔·涂尔干对职业道德有过如下论述:“职业道德的每个分支都是职业群体的产物,那么它们必然带有群体的性质。一般而言,所有事物都是平等的,群体的结构越牢固,适用于群体的道德规范就越多,群体统摄其成员的权威就越大。群体越紧密地凝聚在一起,个体之间的联系就越紧密、越频繁,这些联系越频繁、越亲密,观念和情感的交流就越多,舆论也越容易扩散并覆盖更多的事物。……所以我们可以说,职业道德越发达,它们的作用越先进,职业群体自身的组织就越稳定、越合理”。[9]恩格斯也指出:“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10],其所指的各个行业的道德也就是各行业的职业伦理。
法律职业伦理亦是法律这一职业与一般的伦理道德相结合的产物。简言之,法律职业伦理指从事法律职业活动的主体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和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的总和。[11]换句话说,法律职业伦理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人员在其职务活动与社会生活中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的总和。[12]
(二)法律职业伦理之重要性
法律职业伦理对于法律职业的形成和法律职业的良性发展乃至一国的法治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化的必要条件
孙笑侠教授将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论述的西方法律传统10个特征与一般职业的特征及法律职业的要求相结合,概括出了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标志:(1)法律职业或法律家的技能以系统的法律学问和专门的思维方式为基础,并不间断地培训、学习和进取;(2)法律家共同体内部传承法律职业伦理,从而维系着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以及共同体的社会地位和声誉;(3)法律职业或法律家专职从事法律活动,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或自治性;(4)加入这个共同体必将受到认真考查获得许可证,得到头衔,如律师资格的取得。[13]从法律职业发展史来看,是否存在法律职业伦理被认为是法律职业产生、存在与否的标志之一。因而,可以说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化的必要条件。
2. 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人才的要件
早在民国时期,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法律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培植法律人才”。[14]“讲到法律人才,我认为至少要有三个要件:(1)要有法律学问,(2)要有社会常识,(3)要有法律道德。只有法律学问而缺少了社会常识,那是满腹不合时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即不能算做法律人才;有了法律学问,社会常识,而缺少了法律道德,那就不免流为腐化恶化的官僚政客,亦不能算作法律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法律道德和社会常识,三者具备,然后可称为法律人才。”[15]“一个人的人格或道德若是不好、那么他的学问或技术愈高,愈会损害社大。学法律的人若是没有人格或道德,那么他的法学愈精,愈会玩弄法律,作奸犯科。”[16]
3. 法律职业伦理对法律实施和社会正义维护起重要作用
对一个法治国家而言,仅仅有法律是远远不够,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圣经》也说:“我们知道法律体现着正义,但这也要人能正确的运用它。”也即是依法治国必须具备一大批献身法律的法律人。而法律一方面是法律人的要件,另一方面能更好的指导法律人正确的运用法律。
(三)我国法学教育下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现状
法律职业伦理的教育一直为我国的法律教育所忽视,我们只是依赖于一般的政治和德育教育。现阶段,我国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没有一席之地。这种情形与法学知识性教育的成效相比形成极大反差。当今中国法学教育中最缺乏的不是一般法学知识的教育,而是法律职业伦理道德的教育。[17]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是法学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其现实表现为:第一,法学教学目标缺少职业道德要求;第二,法律职业道德学科地位不明确;第三,师资力量极度薄弱;第四,教学方法单一。[18]有学者分析指出法律职业道德教育长期处于边缘化主要有两方面原因[19],一是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脱节,二是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作为一种态度或情感教育的独特性使得法律职业道德教育难以有效地开展。
三、诊所法律教育下法律职业伦理培养机理
法学教育家孙晓楼在《法律教育》中论述道:“所以关于法律伦理的科目,是法律学校课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我们对于学法律的学生,倘再不顾到他们道德的修养,那无异替国家社会造就一班饿虎。所以对这一点应特别注意。”[20]法学教育要注重职业技能及法律职业伦理的培养,法律职业伦理在法律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学界形成了上述共识,但时至今日,在中国法学教育实践中,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依然没有找到有效的路径。
随着法律诊所教育在中国的开展以及本土化水平的逐渐提高,我们看到了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新希望。诊所法律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与法律职业伦理息息相关。一方面,法律诊所教育的产生原因之一就是原针对学院式的法律教育对律师职业道德教育的无能为力。水门事件发生后,美国律师协会的法学教育与律师资格审核部门要求,必须在所有由该协会批准的法学院中展开职业责任教育,正是借着这一势头,法律诊所教育在美国法学院中逐渐普及。另一方面职业伦理培养又是法律诊所教育的重要内容与价值所在。法律诊所教育下有其独特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机理。美国学者波顿格尔认为,法律诊所教育中“职业责任问题是其核心内容。”[21]
(一)法律职业主体的可塑性与法律职业伦理的相对稳定性
法律职业伦理是否可教这一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持肯定观点如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就是知识或者智慧,知识可教,故美德可教。”[22]而英国哲学家赖尔则认为美德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学习,其核心内容是态度的学习。
在这里我借鉴我国学者房文翠老师的观点,法学教育之于法律职业伦理意义方面,法学教育不应只传授知识和专门的技术,还必须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修养。悉尼·辛普森认为,仅仅向学生传授律师业的传统是不够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他含蓄地指出,现代学徒制度并不能教授良好的道德作风。“如果法律人就是一项职业的话,必须采取一些手段向学生灌输责任和义务的意识,这是一种职业的精髓。”[23]应当说:“重塑道德感的希望主要在于法学院。”[24]这是因为法律职业主体的法学院教育是其从事法律职业的必要准备,而法律职业伦理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
大学阶段是人生发展承前自后的阶段,其发展状况,直接受到其以前人生阶段发展的影响,同时又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他们成年和老年时期的发展,影响到今后的成才过程。当法律职业主体还处在大学时期,也即当他们还是青年时期,这时候也是道德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段时期,其认知水平提高,自主意识增强,可塑性较强,良好的引导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职业伦理属于道德范畴,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特征,这将对法律职业主体在以后的职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
(二)诊所法律教育之法律援助与道德情操培养
诊所法律教育的产生与法律援助关系密切,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促进诊所法学教育发展的原因之一是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贫民法律援助活动。[25]美国法学院学生进行公益服务的形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参加以课程为基础的诊所项目;另一种是参加独立项目。两者中,与教学相配套的法律援助诊所形式更为常见。[26]中国从美国引入诊所法律教育以后,也与法律援助结合在一起。我国高校法律援助起步早于诊所法律教育,但在引进诊所法律教育后,法律援助在诊所法律教育多元价值体系中又占据了枢纽地位。[27]
法律援助的对象是需要采用法律救济,但又无力支付诉讼费和法律服务费用的当事人,简言之就是困难群体。诊所教育下,法学院学生通过参与法律援助,在帮助困难群体上对其职业伦理培养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亚当斯密将同情作为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他说:“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28]由此可以知,诊所法律教育下,法科学生对困难群体的援助所体现出的同情触及到了道德世界的最深处。
同时,他还论述道:“无论是心灵的还是肉体上的痛苦,都是比愉快更具有刺激性的感情。虽然我们对痛苦的同情远远不如受难者自然感受到的痛苦强烈,但是它同我们对快乐的同情相比,通常更为生动鲜明……后者更接近于天生的、原始的快乐之情。”[29]而法律诊所教育下,学生通过向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正是让学生以当事人的身份实际介入案件,这种同情远比学习案例或者看卷宗等经院式学习强烈的多。这可以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法律职业的价值。同时为弱势群体办案和伸张正义,可以激发学生的社会正义感、为社会负责的责任感,从而塑造高尚情操。以此为基石而发展的道德情操将会是一种持久的,内化的,也即由此产生的法律职业伦理体验最为持久。
(三)知行合一,人心升华
法律职业伦理作为道德范畴,不应是虚幻的说辞,而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加以体现和证明。“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通过有效的实践,法律人的品格和境界可以得到显著提升。“当然,某些法律职业人在其学习期间,也许终其一生都还不一定知道:法不仅是生活之需,而且也是一种精神;法律学术,不仅是一门手艺,而且也是一种陶冶价值;不能说这是对立的:严肃者,法术,轻快者,艺术;也有些法律学术,它们本身也是轻快的艺术,是法学经典作家所写的法律节日(庆典)之书,人们读这些书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陶冶身心。”[30]人本法律观告诉我们,人心至贵,法律必然关心人心。法律之道即生存之道,生存之道即人心之道。人不能没有心,要想有一颗正义之心、权利之心、强国之心、治国之心,就必须通过实践将所习得的法科知识、理念切实转化为法律行动、制度,没有这种实践化的环节支撑,想得再美再好法科教育都会最终失败。[31]实践是衡测人心的科学标尺,也是升华人心的有效器具。[32]
经院式法学院的学习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岸上学习游泳的阶段。但若不到真实的案件中像律师那样操作和演练,是不可能真正领悟和掌握法律职业的真经。诊所式的课程是把真实案件中的法律、事实、人际、经济、政策、道德、传统等各种问题摆到学生的面前,这对于学生真正理解社会正义,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观念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33]诊所法律教育则通过努力寻求最大限度地为学生提供接受实践教育的机会,让学生能切身感受司法系统的实务工作及其所需要进行的改革,从而更深刻地了解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感,激发学生的学习和服务社会的热情。[34]
四、诊所法律教育中职业伦理教育建议
因为道德具有抽象性和多元化的特征,道德教育无疑是比较难上的一课。加之中国法学院教育轻视职业伦理教育的传统,法律职业伦理问题日益突出。对此问题,不少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也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有学者提出要从加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培养,规范法律职业者的从业资格,提高从业门槛;提升法律职业者的职业责任感和荣誉感,加强社会法治文化的普及和渗透;强化对法律职业者的执业监督,建立违反职业伦理的矫正机制等方面来解决我国法律职业道德缺失的问题,[35]这些策略无疑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具体到诊所法律教育中,要改善我国职业伦理缺失的问题,有如下几点建议。
(一)能力教育与伦理教育并重
纵观中国的法学教育,一直以来以“经院式”的教学方式为主,对法学院学生的培养,往往只重视“填鸭式”的知识灌输。即使在法律诊所教育引进以后,也往往只重视职业能力而漠视职业伦理。职业能力要求和伦理要求要做到两条腿走路,不偏废其一,就得改变目前这种局面。对于职业伦理教育,不能仅仅依靠德育教育来代替,也不能仅仅采用独立的、集中的课堂教学法来完成。
要改善这种状况,就必须将能力教育与伦理教育并重,要从根本上重视伦理教育。落实到诊所教育,就是要将职业伦理教育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学教育院校应该开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并规定相应的学分和考察制度。
要在诊所教学的具体实践中有意识的安排职业伦理方面的内容,要明确职业伦理在法律诊所教育中的权重,这样就可以将法律职业伦理融入各个不同的部门法中。同时通过不同的角色扮演,使学生亲身体会到了法律职业中不同角色的道德要求,有利于其道德认知的内化,即法律职业情感和态度的养成。将职业伦理以外在的形式注入法律诊所教育是诊所教育中职业伦理教育的第一步,而在我国,这也是重要的一步。
(二)有德之师的有心之教
道德行为学习不仅强调从直接经验中学习,从亲身体验中学习,也重视从观察模仿中学习,从情境摹拟中学习。父母、老师、位高者或公众人物等权威性群体也是对个体产生巨大影响的潜在榜样。一定程度上,儿童将父母和老师看作是“道德发挥约束力的社会化代理人”[36],他们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即把父母、老师的言行视为社会道德的标准,这种权威性成为他们遵守道德规范的力量源泉。在青年时期,虽然其自主性前所未有的增强,相应的这种模仿学习有所下降,但依然是道德发展的重要方式。同时,自我与社会角色认同上的矛盾极易把青年推入一个尴尬期,这时候的道德发展需要得到积极的引导。作为法学院职业伦理教育的引导者,法学院的老师对法律人的法律职业伦理影响不可谓不大。
发达国家法学院的教师都具有突出的社会地位,他们除了在理论方面有所建树外,一般还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在道德人品上更是堪称社会楷模。我国大部分的法学教师直接从学生中来,讲授纯粹的理论架构游刃有余,但因本身甚少涉足实践领域,缺乏实践经验,由他们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方式,注重法律职业伦理的教育,实在是勉为其难。更有甚者,有老师在课堂传授一些明显违背法律职业伦理的知识。因此,法律诊所教育选择老师之时,必须是选择那些德才兼备的老师,具有一定的实际经验。另外,老师要在教学的过程中特别注重职业伦理的教育。诊所老师要充当“领路人”角色,通过言传身教的符合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将法律技巧、职业伦理等,潜移默化而非灌输到学生心里。教师与学生的接触是全方位的、持续性的,教师本身即是教材,是学生学习的对象和目标,因此老师的选择不得不慎重,老师的引导不得不尽责。另外,诊所教师的师资应该多元化,适当的聘请有专长的教师临时授课,以及聘请法官、检察官等讲座或授课,其所授内容职业伦理部分应该占有相当的比重。
(三)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诊所法律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性教育,其考评结果对教育的展开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法律伦理属于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思想内涵,在考核方式,评价指标上不能简单的用试卷测试,用分数来衡量。这就容易导致难以掌握学生的法律伦理的培养状况。而且,一个人的职业伦理的养成,需要长时间的熏陶和修炼,这个考核是历时性的、连续性的,不依赖于特定时间点上的成绩,也不依赖于个案的成败得失,而是看重学生的进步和提高。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学生在这方面的收获多少、品质优劣也就比较难以判断。
科学合理的评估机制能对学生的职业伦理培养起导向作用,能有效促进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向有序、健康、科学的方向发展。在诊所法律教育职业伦理评估体系构建中要明确评估指标,制定科学的评估程序。职业伦理教育评估内容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过程评估;二是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效果评估。
五、结语
法治社会的建立,不仅仅是法律体系的建立,更需要践行的法律人。而法律人的培养则依赖于法学院的法学教育。一个合格的法律人不应该仅仅具备法律知识和机能,更应该具有独特理性的法律职业伦理。
虽然我国注重道德建设,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缺失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虽然,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不能保证每个法律人都能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但是,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无疑是法学教育的重要环节。培养一个合格的法律人才是法律的起点和目标。法律职业伦理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种有效的方式、方法都应该加以利用。诊所法律教育正是这种有效的方法之一,可以说法律诊所教育在中国是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一条救赎之道。
摘要:法律职业伦理是一个合格的法律人所应具备的特质,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该成为法学教育的重要环节。诊所法律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在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上有着其独特的机理,大力开展法律诊所教育既是加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有效路径也是一条救赎之道。教育可以塑造人,诊所教育有利于法律职业伦理的形成,而法律职业伦理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诊所法律教育可以激发学生的同情心和公益心,有利于学生道德情操的培养;诊所教育实践可以使人之心灵得到升华。法律诊所教育应坚持能力教育与伦理教育并重,建立德才兼备的诊所师资和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法律诊所教学内容浅析 篇11
关键词 法律诊所 残疾人托养 法律保障
一、法律诊所教学的缘起
法律诊所教学是借鉴医学院利用临床医疗来培养医生的模式,而采取的一种以实践为主的教学手段,一般而言,法律诊所是兼具法律援助功能的法律教育场所,使学生能够接触真实的案件,参与到案件处理的各个环节中。法律诊所教学兴起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国,,2000年我国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引入该模式,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开设"法律诊所学"课程,以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培养实务能力较强的法律工作者。
二、法律诊所实践教学内容——以残疾人托养权益保障案件为视角
法律诊所实践教学并不是随意开展的,它需要一个完备的程序和切实可行的方案,以残疾人托养权益保障案件为例,法律诊所实践教学的要按照以下步骤进行:首先,学生在诊所教师的指导下,亲身参加与残疾人托养权益保障相关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工作,如按照课程值班要求,到诊所对外法律服务办公室值班,接待来访,提供法律咨询意见,并接受案件代理,向需要获得法律服务的被托养残疾人或送养人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其次,法律诊所针对案件统筹安排,进行有组织的研究。学生组成办案小组,由诊所教师辅导,对残疾人托养相关问题进行学习,并针对具体案件分析讨论。所有的诊所活动的最初计划,都首先应由学生独立完成,只有等到学生已经形成一项行动计划后教师才能参与进来,①对办案计划进行审阅和辅导。再次,帮助被托养残疾人拟定解决方案。包括对案情和法律关系的分析,对诉讼或仲裁或调解等方式的选择,对证据、证明方法及收集证据的手段的选择,对进程中具体步骤的设计等等。其应当是一个完整的诉讼或仲裁或调解方案,该方案由诊所教师指导完成。然后,提供无偿的代理或辩护。组成由具有律师资格的诊所教师带队的代理或辩护小组,为被托养残疾人或送养人提供法律援助,出庭提供代理或辩护。最后,结案与归档。结案时代理学生向法律诊所提供案卷、办案总结等相关材料,法律诊所要对所办案件进行存档。
三、法律诊所的理论研究内容——以残疾人托养权益保障案件为视角
法律诊所并不仅仅是为学生提供法律事务操作的平台,理论教学及研究也是它的工作内容与使命,以残疾人托养权益保障为例,诊所教师和学生要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了解我国残疾人托养相关保障制度,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对我国残疾人托养服务的发展有所裨益,也为国家制定法律政策提供参考性意见。
(一)制定残疾人托养的单行法
制定残疾人托养的单行法,即《残疾人托养法》,将原则性的规定具体化,使得我国残疾人托养制度能够真正落实有法可依。目前我国现有法律对残疾人托养的原则性规定适用性不强,亟待具体化以增强其操作性,而制定残疾人托养单行法是最为有效的途径。残疾人托养单行法的制定要以维护残疾人尊严、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为目的,明示被托养人、送养人和托养机构三方的权利与义务,确定残疾人托养机构市场准入机制,规定托养相关方权利救济的方式与程序,并明确相应罚则。此外,在出台单行法调整残疾人托养问题之前,应提高立法层次,尽量将残疾人托养问题纳入现有的立法体系中。目前我国残疾人托养立法层次较低,大多以"规定"、"决定"、"意见"、"通知"或政府文件的形式出现,规范范围较窄,稳定性不强,不易为人们认知遵守,贯彻力度与执行力度较弱。因此笔者认为应上升残疾人托养问题的立法层次,通过已有的法律规则对其进行调整,以增强问题解决手段的强制力,维护被托养的残疾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在被托养人、送养人和托养机构之间找到权益的平衡。
(二)完善残疾人托养司法体系
1、建立残疾人维权“绿色通道”。
在法院、检察院内部建设无障碍设施,方便残疾人参与诉讼程序。法院可视自身情况,对残疾人提供立案、审理、执行一体化服务,缩短残疾人诉讼时间,并且对涉残案件,采取电话立案、就地办案等措施,尽量减少残疾人路途往返,方便残疾人诉讼。
2、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适用。
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八种情形,例如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环境污染、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等,但并未包含残疾人托养致人损害的情形,若按"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处理此问题,将致残疾人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依照一般举证原则,受害残疾人为实现自己主张必须举出足够的有证明力的证据,但残疾人受到自身身体条件、经济条件和文化知识的限制,难以依靠自己力量寻求证据,因此,笔者认为,在残疾人被托养过程中人身财产受损的纠纷中,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相对减轻残疾人责任,以弥补其在诉讼中的不利地位。
3、涉残案件判后回访。
尽可能为残疾当事人排忧解难,加强涉残案件的判后释法和心理疏导,认真听取涉残当事人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司法助残工作;重视涉残案件调解、判决后的执行督促工作,确保残疾人权益及时兑现。②
本论文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13年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自主创新研究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1]马海发·梅隆编,彭锡华等译.法学教育与诊所式教育方法[Ml.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诊所式法律教育浅析 篇12
诊所法律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新的法学教育方法。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培养实习医生的形式, 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法律实际运用。它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学生从事法律工作必备的职业道德, 帮助学生学会如何从实践中学习法律知识、办案经验和综合处理疑难问题的技能。
二、诊所法律教育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意义
我国法学教育随着我国法治的发展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数量的激增并不等于法学教育的成功。这种表面的红火更应促使我们对法学教育的现状有清醒的认识, 对于深层次的问题有更深入的分析。我国自2000年以来, 在美国福特基金会和其他机构的资助下, 已有10余所法律院校尝试运用诊所法律教育方式, 收到良好的效果。截止2006年5月, 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共有委员单位47个。研究、探索诊所法律教育, 构建我国法律实践教育的体系, 对改进和完善我国法学教育模式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三、我国诊所法律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校诊所法律教育实施以来, 在实践中产生了显著效果。但总的来看, 由于起步时间较短, 经验不足, 加上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 我国诊所法律教育这一教学模式在与法学教育的实际结合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有:
1. 师资投入有限, 参与学生规模过小。
我国当前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高校, 普遍存在师资投入的问题。从事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师不多, 特别是专职从事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师更是微乎其微, 且以副高和中级职称教师为主, 高级职称和大师级权威教师很少参与诊所法律教育。
2. 教师精力投入有限, 对学生的实践操作指导不够。
除少数高校外, 现行法律诊所教育中普遍存在教师精力投入不够, 对学生实践操作指导不够。诊所法律教育中, 学时安排与其他课程相差无几, 教师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却是传统教学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另外, 按照现有的职称评定办法, 法律诊所工作再出色, 培养的学生法律应用能力和职业技能再高, 如果没有科研著作和论文的发表, 教师职称也无法晋升, 教师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诊所法律教育中。
3. 案件来源有限。
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 诊所教师很难有充足的案件让众多的学生去代理, 纵使有案件也存在因当事人提出异议或其他原因使学生不便参与。以诊所或学生的名义受理案件受现行制度等各方面的原因也难保证充足的案源。
4. 经费来源有限, 各种教学条件受到限制。
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高成本模式。教师与学生从教室走进社会, 需要提供必要的硬件设施和经费保障。不少高校虽对法律诊所教育具有浓厚兴趣, 却不能启动该项教学改革, 纵使有的启动了, 大多也只能停留在试点的层面上, 影响了诊所法律教育应有教学效果。
四、完善我国诊所法律教育的思考
1. 科学计算教学工作量, 建立特殊的职称晋升标准, 不断优化师资队伍结构, 合理安排实践教学时间。
确保师生全心投入诊所法律教育教学中, 师资队伍建设至关重要。当前较少教师参与诊所法律教育主要受工作量的计算和职称评定因素的影响。因而, 学校应针对诊所法律教育的实际, 采用科学的工作量计算方法。同时, 学校应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从取得律师执业证的教师选任法律诊所教师, 甚至可以安排部分具有执业律师资质的教师专门从事诊所法律教育。在条件暂不具备的高校, 应当更多聘用校外的专职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实践工作者, 实行校内教师与校外相搭配的模式进行诊所法律教育。
2. 做好诊所法律教育品牌, 多渠道筹集资金来源经费问题是制约诊所法律教育开展的重要因素。
在当前条件下, 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高校应节源开流, 认真做好做强诊所法律教育品牌, 争取社会资金的支持。除此之外, 通过适当提高法学专业学费, 在提供法律援助中适当收取一定费用也是扩大诊所法律教育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
3. 紧密联系司法各界, 解决教学案源与学生代理案
件身份问题诊所法律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当地司法各界支持和配合。学校应加强与当地司法各界建立联系, 或直接建立实践教学基地, 或签订合作协议配合教学, 或多聘请司法各界人士参与诊所法律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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