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企业家精神

信仰与企业家精神（精选7篇）

信仰与企业家精神 篇1

信仰属于精神的范畴, 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现象, 表现为人们特有的情感和心理体验。信仰也是人的精神需要, 对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发挥着调节和控制作用。大学生精神信仰离不开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和制约。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区, 生源来自于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 我们不仅要关注多数学生的精神信仰问题, 还应考虑具有宗教背景的大学生信仰问题。当代大学生的观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而发生着急剧深刻的变化。有研究表明, 部分大学生对传统价值中的合理部分持怀疑态度, 对理想前途感到困惑和迷惘, 甚至出现了信仰危机。针对大学生的信仰状况需要做较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

1 当代大学生的精神信仰状况分析

信仰可分为社会信仰、实用信仰和超自然信仰。社会信仰的主要内容是指人们以国家的繁荣昌盛、政治发展、民族的发展作为价值判断的主要标准和个体生活的重要目标, 它包括民族主义、国家和政治信仰。实用信仰强调生命、物质利益、家庭幸福对个体的价值意义, 它包括生命崇拜、金钱崇拜、家庭主义。超自然信仰是指以宗教信念为主要价值判断, 认同神灵的存在和意义, 相信轮回, 它包括宗教信仰和神灵崇拜。信仰的本质是认知的, 没有信仰的认知, 就不可能有信仰情感的投入, 更不可能有信仰的意志行为。大学阶段是人生的重要转折时期, 信仰对大学生的需要、理想、世界观起着调节作用, 大学生的态度、情感、动机、性格和行为也无不打上信仰的印痕。

有研究表明, 当代大学生的信仰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也应该看到,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潮水般涌入的各种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 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的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加之近些年来, “宗教热”在国内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其中也出现了“青年宗教热”现象。受其影响, 在当代大学校园中, 不仅出现了大批“望教者”、宗教文化追随者, 而且已有部分大学生成了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大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高级专门人才的后备军, 他们是否有信仰, 信仰什么, 不仅关系到个人成长成才的方向, 也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2 大学生精神信仰的影响因素

大学生是一个思维敏锐、思想开放、勇于改革和创新的群体, 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往往受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在价值多元、思想困惑、道德失范等多种复杂因素作用下的社会转型期, 也会影响学生精神信仰的取向。主要的影响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2.1 社会环境的影响

社会环境的变化会引起人们的信仰危机以至于向宗教靠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竞争的加剧会使一部分人产生信仰功利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一些大学生在承认公平合作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基础的同时, 更加认可市场的趋利性、本位性、竞争性、等价交换性等。有的大学生的人生信念取向原则逐渐失去必要的文化和道德约束, 被市场经济生活原则所取代, 将现实生活的一切都市场化、功利化, 把信仰的神圣性消失在功名利禄之中。

2.2 民族、家庭因素的影响

不同的民族有着各自传统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意识, 受其熏陶, 也会产生宗教信仰意识, 信奉神灵。加之社会上存在的封建主义文化残余的影响, 一些封建愚昧和迷信落后在群众中还有一定的市场, 一些新形态的迷信、伪科学时有泛起, 使青年学生无形中受到影响。

2.3 大学生心理调节的需求

随着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 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 大学生的价值观也出现多元化的倾向。在各种思潮的影响下, 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会发生动摇, 出现不同层面的精神信仰, 出现生命崇拜、金钱崇拜或者神灵崇拜。

2.4 宗教的影响

宗教信仰是基于人类的基本精神需要而形成的, 具有强大的精神内聚力, 加之宗教的部分教义与人们的伦理规范相容, 作为宗教文化, 它对各个民族的心理、文化民俗、生活方式有着不同的影响。有资料在有宗教信仰的学生群体中所做的调查予以了充分说明。在青少年信仰基督教的原因中, “基督教提供了一种终极关怀, 信仰它使人感到活着有意义”的学生居于首位。据另一项调查, “信教的理由”, 32.4%为“劝人为善、以求好报”, 22.3%为“社会道德滑坡, 以独善其身”, 21.6%为“由于好奇”, 18%为“遭受变故, 寻求精神支柱”或其他原因。

2.5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现状

近年来, 虽然我国极其重视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 但是在实际的教育工作中, 仍然存在对事关人类发展的崇高理想、民族的共同理想、个人的理想等相互关系认识不够, 教育形式单一、生硬, 个性化的人文关怀不够等现象, 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2.6 大众媒体的影响

目前传媒形式多种多样, 存在宣扬有神论思想和传播宗教理念的现象, 大众传媒在一定程度上对宗教热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国是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 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在世界观上是与任何有神论相对立的, 因此, 既主张宗教信仰自由, 又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 从国家性质上规定了干部、公务员、学生不能信教。

3 校园文化的构建策略

大学生是一个有着独特性的群体, 其信仰问题既影响自身的健康成长, 也关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十分关键。在价值多元、思想困惑、道德失范等多种复杂因素作用下的社会转型期, 加强大学生的信仰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3.1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大力提倡科学信仰教育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 对大学生进行信仰教育, 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引导政治信仰、加强道德信仰、树立人生信仰, 使大学生真正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理性之美, 从而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信仰, 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实现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3.2 创建和谐的高校精神文明

搞好高校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促进高校的改革、发展与稳定, 建立优良的校风、学风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它对于抵制和消除宗教对大学生的不良影响有着直接的作用。高校“两课”教师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以学生为本、更新观念, 尊重大学生的认知能力, 以客观、理性、公平、宽容的态度开展信仰教育。

3.3 充分挖掘和利用社会资源, 广泛开辟社会实践活动

新时期大学生信仰教育是个系统工程, 需要家庭和社会与高校密切配合, 大力支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让大学生走出校门, 深入社会生活之中, 能更多地了解国情、社情和民情, 在参与社会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高校信仰教育应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 多开辟一些社会实践活动, 如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博物馆、展览馆和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展好的地区参观学习和考察, 在活动中渗透理想信念教育, 促进大学生树立正确信仰。

3.4 校风建设是校园文化构建的核心

校风建设实际上就是学校精神的塑造, 好的校风具有历史的传承性, 是大学在其沿革中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和精神食粮, 是激励师生孜孜以求的内在动力。通过校风建设将社会主义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潜移默化地引导和规范学生的思想、行为, 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3.5 抓好校园物质文化建设, 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

通过物质文化建设, 设置标志性、个性化景观, 在校园、教学楼、宿舍和食堂等场所精心布置伟人画像、名人雕像、名言警句、立志格言, 通过塑像、雕刻、标志等形式, 以他们的思想观念、品德情操和人生价值来时时刻刻鞭策大学生积极向上、健康的心理品质和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校园物质文化建设发挥学校物质设施对大学生信仰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传播功能, 发挥显性教育作用, 从而使学生在这些特定物质文化的影响下, 确保大学生信仰教育的正确发展方向。

信仰是与人的根本生命价值相联系, 指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根本价值原则。信仰又是大学生个性倾向性的核心, 可以支配和调节学生的重大行为。我们要积极推进校园文化建设, 形成崇尚科学、严谨求学、善于创新、具有时代特点的校园文化氛围。要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 使学生在耳濡目染、日积月累中受到熏陶、受到教育, 从而深刻地影响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认识。通过思想政治教育, 引导学生建构科学的世界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确立正确的人生信仰和高远的人生境界。

摘要：精神信仰不仅关系到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大学生正处于精神信仰的重构时期, 对其加强引导非常重要。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要提倡科学信仰教育、创建和谐的高校精神文明, 充分挖掘和利用社会资源, 广泛开辟社会实践活动, 加强校风建设和校园物质文化建设, 引导大学生精神信仰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大学生,校园文化,信仰教育

参考文献

[1]李幼穗, 李维, 吕勇.信仰现状的心理学研究[J].心理科学, 2002 (6) :660-663.

[2]宋兴川, 金盛华.大学生精神信仰现状研究[J].心理科学, 2004 (4) :1010-1012.

[3]刘庆明.大学生信仰的心理学研究[J].硕士论文, 2006.

[4]肖欢, 夏韬.当代大学生信仰问题研究[J].教学研究, 2007 (1) :29-32.

[5]李培民.大学生中宗教信仰问题[J].民族, 1996 (7) :27-29.

[6]郭秀兰.当代大学生信仰认知的调查分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09 (2) :71-73.

[7]赵丛.当代大学生宗教信仰问题的思考[J].商业文化, 2009 (3) :21-22.

[8]成长春.适应与超越——关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状况的调查[J].当代青年研究, 2000 (4) .

[9]沈如发.社会转型期青少年弱势群体的信仰嬗变——南京市青少年宗教信仰情况的调查与分析[J].当代青年研究, 2001 (3) .

摩门教 信仰之上的企业精神 篇2

当然,罗姆尼也是一位资深的共和党人,其身份经由这样的嬗变:曾是一位投资银行的CEO、一位州长,以及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的组委会主席。这些履历在一定程度上会冲淡他的宗教信仰背景,并且他本人也一再淡化自己的宗教信仰。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犹他摩门教徒,他身上的摩门教烙印不会被选民忽视。

多年来,在新教占主流的美国社会,摩门教是个曾经被迫害和歧视的异类。但一百多年来,这个教派用他们的勤奋和团结,正在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尊重。

盐湖城是一个因为举办2002年冬季奥运会而闻名世界的城市。作为犹他州的首府,这里70%的人口是摩门教徒。2012年8月,在结束了对犹他州佛纳儿艾斯克兰迪农场——现在是一个被中国人收购种植苜宿草的农场的考察之后,我从这里准备回国。在用一整天的时间参观完这个不大的城市之后,我对摩门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独特的跨国公司

在盐湖城的市中心,耸立着一幢近三十层的大楼,这是这个城市最高大的建筑。这里是摩门教的全球总部。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另外的宗教组织拥有如此庞大的现代化办公机构。与其说这是一个教会,不如说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跨国公司的总部。的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摩门教就是一个运作方式独特的跨国公司。目前教会和教徒在犹他州以及全世界拥有大批产业。教会掌握的Deser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蜜蜂管理公司)经营管理的产业及不动产,价值超过数百亿美元。包括美洲最大的核果生产厂商AgReserves Inc以及Beneficial Life保险公司;美国连锁广播电台公司Bonnevill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全世界最大的牧牛农场Deseret Cattle and Citrus Ranch——总面积达1260平方公里;在佛罗里达州Orlando,农场土地价值约8.58亿美元;Farmland ReserveInc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土地开发公司,拥有923平方公里土地。

而由摩门教徒拥有的产业,就更无法细数了。在美国,摩门教出身的巨富大贾和犹太人有一拼。其中最著名的可能要数万豪酒店了。诞生于1927年的万豪酒店从创建于华盛顿的一间啤酒小店开始,发展到今天,已经遍布美国及全球66个国家及地区,拥有超过3200家连锁酒店。还有一种说法,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父母都是虔诚的摩门教徒。

摩门教被公认为最有组织能力的教会团体。在目前宗教势力不断式微的背景下,却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扩张,目前已有1600万名信徒,其中半数在美国本土以外。

在进入到摩门教的圣殿广场之后,马上有几位亚洲面孔的女孩热情地围了上来,问我是哪国人,是否需要她们作为向导。她们的胸前都佩戴着统一制作的其国家的国旗图标,一位来自日本、一位来自韩国、一位来自菲律宾、一位来自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女孩是华人,懂汉语,和那位菲律宾女孩一起带我参观。这些女孩都是新加入摩门教的信徒,自费来到这里为游客提供免费服务。盐湖城中心,在摩门教圣殿四周方圆35英亩的区域内分布着包括各种展览馆、会议中心、音乐堂、图书馆、纪念馆、酒店、办公大楼等十几幢摩门教的重要建筑。所有这些建筑都是教会的产业,和州市政府无关。每一个地方都有教徒的免费讲解,除了年轻志愿者还有不少退休的老人。他们的热情和友善足以让任何一个游客在第一时间爱上这个城市。

作为一个一度被看做邪教的宗教组织,摩门教为什么会同时取得商业上的成功?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魔门商业,信仰之花

摩门教是一个组织程度非常高的宗教组织。12名使徒组成教会的领导核心。教会的一切规定与运作,都由高层核心发布,直接传递到各教会。1847年,由于不堪其他教派的排挤和迫害,摩门教的继任领袖杨百翰率领数万教徒筚路蓝缕一路西进2500公里,从东部来到犹他的不毛之地。从那时起,杨百翰就定下教会直接经营商业的方略,其拥有的庞大企业、工厂、农场和地产的经营、买卖、运作皆由总部统管。在私有制全面主宰世界的背景下,这实在是一个奇迹。足以让人对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产生动摇。摩门教的所有产业都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但却成功地靠信仰而不是私欲解决了激励和分配的问题。

犹他州的别称是蜂房州。蜜蜂是摩门教的精神图腾,州徽的居中图案就是一个蜂房。杨百翰的故居名字就叫做蜂房。如同蜜蜂一样辛勤劳作,同时进行严密的组织分工是摩门教的“企业文化”。在蜂房,当年杨百翰做针线活和木匠活的工作间还按原样陈列着,每天,在日常工作的间歇,杨百翰一直坚持要做一些针线活和木匠活。

如今,在物欲横流的华尔街,摩门教徒却成了各大公司最抢手的员工。与其他边缘宗教更容易吸引低文化水平的人不同,越来越多的精英人士加入摩门教。摩门教不同于其他教派最有说服力的标志是:它的成员大都是虔诚和金钱的结合体。在摩门教中,金钱与虔诚并不互相排斥,这无疑为其教徒标注了“精英”与“成功人士”的标签。

摩门教徒勤勉自律的作风来自于教会的传教培训。到19岁的时候,所有摩门教徒都要花两年时间执行一项培训任务。在传教士训练中心,学员们的所有活动都是分组的,谁也不能单独行动。在培训中心,大主教、大富翁的儿子和普通教徒的儿子一起参加艰苦的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外语学习、生活习惯的养成、热爱家庭的价值观树立等等各个方面。经过培训,勤勉、阳光、自律、高素质成为摩门教徒的标签。

节制欲望、注重家庭价值是摩门教的核心价值观。不久前进行的美国民意调查显示,79%的摩门教徒受访者认为婚前性行为是错误的,而一般美国民众持有这一观点的比例为 35%;58%的摩门教徒受访者认为最好的婚姻是丈夫在外赚钱,妻子在家照料家务、看护孩子,而62%的美国人认为最好的婚姻是夫妻双方都有工作,一起料理家务。如此保守的价值观在崇尚个人利益至上的商业社会却如鱼得水,让人不由得联想到现代企业通行的管理理念是否是企业健康成长的唯一路径。

在传统价值观坍塌的当下中国,企业家们当然不可能照搬摩门教的做法,但在企业文化的建立过程中是否可以借鉴一些思路和方法呢?

信仰与企业家精神 篇3

关键词：信仰,精神,孔子,建立,消失

公元前1122 年, 做了34 年君王的商纣自焚国灭。后人多斥其残暴昏乱以至于国家凋蔽, 仿佛一事无成。然看司马迁的《殷本记》却可知其才能不乏:“帝纣资辩捷疾, 闻见甚敏;材力过人, 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 言足心饰非;矜人臣之能, 高天下声, 以为皆出已之下。”这样一个才学敏捷的人又怎能国灭身亡呢?不由想起韩非子的一句话“:亡国之臣似忠, 亡国之主似智。”其根本不在于统治的技术手段及其运用, 也不在于个别人物能力的高下。而在于能否认清统治的基础是什么, 如果本末倒置, 将个人统治能力与意愿覆盖国家信仰与制度之上, 必以强暴巧佞固其位。

一、在信仰与精神上长久不懈的准备是周灭商的必要前提

国家信仰与精神的确立、消亡都是渐进的、长时期的, 只有在形成以后才能发现其生成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或是不可挽回的。此可由周文王与商纣王前期的政治准备看出端倪。

商纣在位三十多年, 初期也是好的, 其错误也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 而是在日积月累、点滴琐碎中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接近了能够不断满足其欲望的不良之徒。他们合在一起, 逐步消磨、腐蚀了自身的同时, 也消磨了以其代表的国家信仰, 最终使国家迷茫无方向。在这个过程中, 构成国家的基本分子———国民的信仰与精神在统治阶级的错误之下产生混乱, 价值观念错位。上下错误的相互影响会从根本上错解国家信仰与精神, 进而使国家的运行走上错误的道路。与其相反的是周文王在统治的过程中注重政德的培养及其性质的正误, 进而成功地塑造了国家信仰, 树立了清明的政治形象。国民在这样信仰的感召下紧紧团结在中央政权之下, 同时, 也吸引了大批国外的优秀人才。在多方面共同的努力下, 使国家更加强盛, 其形成的国家信仰与精神更具吸引力。以上可以由两个事例佐证。

商纣王有了成绩以后, 逐步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身边谗佞的人以逐渐地多了起来, 从点滴琐碎上诱惑纣王, 对小错误不以为然, 不加改正, 最终积重难返。一次纣王的叔父看到他用象牙筷子吃饭, 非常忧虑地说道“:用象牙筷子吃饭的人不会用陶土做的碗来盛饭, 金银做的碗是不会来盛粗粮的而会盛象鼻这样的美食, 吃的好了, 就会要求穿得好, 穿得好就会要求住得好……, 这样下去, 全天下的人都不能满足他一个人的欲望。”与商纣相反的, 是周文王敬老、慈少, 振养天下鳏寡孤独, 礼下贤者。使散宜生、姜尚这样的人才皆弃其国而归周。在与这些人才的共同努力下, 政治清明、国力强盛, 形成的感召力致使临界国家的百姓要跑到周国打官司。这些点滴事件的融合, 使得天下诸侯认为“西伯盖受命之君”[1]。

商纣与周文王治国的出发点、目的的不同, 形成了不同性质的国家信仰与精神, 在此支配下, 走了不同的道路, 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商纣以国家为私有, 故以强权治其国, 以苛法护其治。这使得国民皆以私利为首要, 为了维护其私利钻空子、依权贵, 使国法名存实亡。而文王不以国家为私有, 以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 修养合于人民利益的政治德行, 合于时事国情地推行其政治主张。逐步形成了凝聚全民的精神与信仰基础, 使全民不仅能积极主动而且能够自觉要求自己的思想与言行。使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合为一体。二者出于不同目的的政治行为所形成的政治结局, 正如孔子所论“: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勉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也正因如此, 两国综合力量与国际支持度此消彼长, 同时, 也为后来周武王伐商纣提供了鲜明、正义的政治口号。如武王牧野之战前动员道:“……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 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 昏弃其国家, 遗其王父母弟不用, 乃维四方之多罪捕逃是崇是长, 是信是使, 俾暴虐于百姓, 以奸轨于商国。今发维共行天之罚……”。

二、利用商国的信仰与精神空白, 使其中坚力思想多元化, 进一步瓦解其统治, 为植入周国信仰做准备.

周武王在消灭商纣之后, 做了几件影响深远的政治工作, 彻底摧毁了商国人的国家信仰与精神, 从根本上巩固了周国的胜利成果。一是“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民。”但附加条件却是“武王以殷初定未集, 乃使其弟管叔鲜, 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存亡继绝是古代帝王向天下人示其仁德的重要政治手段, 但前提是有能力控制局面。周武王分封禄在其疆域中管理商人馀民, 一方面是向天下人, 特别是商国的人展示自己的仁德, 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们周国不是要其财富、土地、人口而发动战争的, 而是为了正义而战的, 这个正义不仅是为了解除受商纣压迫的其他国家, 也是为了解放商国的人民。其根本目的是要商国人民认同一点, 即是周文王、武王的信仰是无疆的, 代表的正义是无界的。这在无形之中为商国人植入了本不属于他们的别国的国家信仰与精神。由于商国本身信仰的残失所造成的民族内部信仰饥渴使其接受外来信仰的可能性大为提高。这表明其发源于自身的信仰与精神终将逐渐地消失。

为了防患于未然, 也是为了在将来能对商的馀民执行进一步的思想改造, 周武王让自己的两个亲弟弟与禄共治其国, 就是想利用监管的力量使商国的后人不能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找回本属于他们信仰与精神。无自我信仰与精神的国家其危害性、影响力不足为虑, 此可从后期宋国的发展过程为鉴。正因如此, 几百年后的孔子在论国礼的时候说“:周鉴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三、通过“释箕子囚, 封比干墓, 表商容闾”来安抚、分散商国的精英力量, 使其不能统一, 各自为政, 进而不能对民众形成目标统一的号召

箕子等是商纣时期代表已被湮没了的国家德性的人物, 在本质上是与商纣水火不相容的。但基于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 他们总是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维护商国的政治体系, 改正纣王的错误, 吸引与保护更多的志同道合者。但是, 他们基于个人的、反映正确政治德性的言行是不可能与代表国家的商纣王及其食利集团错误思想相抗衡的, 注定是要失败的。此时的国家虽然被商纣等引入了错误的方向, 但是国人维护政德、同德的本能尚存, 尽管目标不明确且模糊, 但这却无意中使人们错误地, 也是故意地将箕子等人的个人不同表现的德性、个人不同侧重的政治主张认同为国家应有的政治德性、政治信仰、发展方向。这必然使商国内部在思想上造成分裂。这种国家内部信仰的分裂为后期周武王迷失商国的国家信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箕子等人身边有着与其具体思想相合的志同道合者。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 不同的具体的政治出发来为国家服务。这在国家政治清明, 统一完整时, 可以由多个不同角度形成对国家发展的共同推动。但是在政治错乱, 内外困患时, 其个别政治主张的鲜明个性会凌驾于正在没落的国家信仰之上。使人们以点的正确来不辩证地否定现有的国家信仰, 由于个别代表的不可持续性, 造成人民信仰的迷失。同时, 由于箕子等人的追随者个人情感的作用, 促使生成不统一的, 甚至是相互斗争的多个信仰流派。虽然每个流派都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 但是过于注重具体出发点的不同而产生的激烈争执, 不仅削弱了其自身, 也加速了国家的破败。此可以宋、明王朝为鉴[2]。

基于以上原因, 周武王一项要做的重要工作就是要从根本上迷失、分裂、利用商国精英力量的不完整信仰, 使他们更加沉浸、执着于被武王赋予了政治性质的具体的分枝之中不能自拔。这个政治性质的赋予来自于武王“释箕子囚, 封比干墓, 表商容闾。”这项工作起到了作用。一是通过礼敬敌国忠贤之士的代表人物, 来表明自己所代表的政治信仰的正确性, 反证商纣所代表的是错误的。同时, 基于精英力量对三者的个人情感, 这个行为也在感性上限制了他们利用自己在社会中的影响来聚集不利于周统治的新力量。二是通过这样的政治行动, 将商国人的国家信仰与民族精神割裂成几个部分, 使人们的追求以此为终点。同时这些代表人物特殊的历史特征具有临时性, 将他们作为终点会使个别凌驾于总体的国家信仰之上, 使他们个体的光芒暗淡国家信仰与民族精神的历史传承。失去了思想发源的商国人会将现实中他所认同的已经有的, 引人的认为是总体的、永存的。这样形形色色, 大大小小的流派横生, 不论范围有多广泛。由于其互相的争执与各自源头的消失, 它们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三是此时商国人具体的信念虽然多源化, 但其信仰实际上处于真空。这就为植入外来的信仰与精神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事实上武王是成功的, 这可以从朝鲜回国时路过殷墟的记载中佐证。“过故殷墟, 感宫室毁坏, 生禾黍, 箕子伤之, 欲哭则不可, 欲泣为其近妇人, 乃作《麦秀之诗》。”[3]

三“、散鹿台之财, 发巨桥之粟, 以振贫弱萌隶。”瓦解基层人民的国家信仰

纣王时, 由于过度的中央集权, 致使国富民贫, 豪权当道民权不彰。这使得生活在最基层的人民心怀不满, 渴望改正不公, 得到最基本的公平与公正。首先他们希望通过能够代表人民利益的官员来得到基本权利, 但是, 随着希望不断的破灭, 自然而然地将希望由内部转移到外部, 希望通过外部力量的介入或影响来拨乱反正。这种思想苗头的出现, 一方面说明商国的国家信仰在人民心目中已经失色。另一方面, 说明商国人更加希望能够得到新的能够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信仰的出现。在这种矛盾的思想冲击下, 商国人失去了方向。此时任何能够给予他们方向的信仰都会使商国人饥不择食地去追随。看清了这一点的周武王将周国的国家信仰修饰为商国人可接受的, 在形式上属于商国人的信仰传递给了商国的人民, 从而在思想上控制了他们, 在行动上使他们积极。从而使商国人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信仰, 进而失去了国家与民族中兴的可能。基于此, 武王针对商纣的错误反其道而行之, 以周政权的名义, 将商纣王搜刮的财物分发给了商国人民。这些物资本是属于商国人民的, 他们有权拿回本属于自己的东西。但由于商纣利用强权使其属性在名义上产生了变化, 而武王此时以胜利者的名义控制了这些物资, 使得其属性再次转化。通过这样的转化, 使商国人民心怀感激的接受了武王赠予的本属于他们的物资。人民就会由感激而信任, 由信任而追随。

这个属性的转换起到了为武王争取商国人民的三个作用:一是通过物资的再分配来稳民心。此时, 国家新亡, 百废待举, 人心动荡。最基本、最直接的就是人的生存权利。保障了商国人民基本的生存权利, 其心态就会趋于稳定。人民就不会为了生存而生成不利于周统治的思想与行动。二是在人心稳定后分民意, 基本问题解决后, 其思考的问题就会多元化。人民通过对新旧的对照比较, 以最实在的态度得出结论。由此, 人民的思想在具体利益的作用下极度的多元化。在精英力量迷失方向后, 这些思想多元化的人民就失去了引领他们的代表, 进而就可以将周国的信仰植入其中。三是多元化后的断国恩。人们在感激武王的同时会更加憎恨商纣, 进而将阶段性的历史当作历史的全部、主流。他们在否定商纣为代表的阶段性历史的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也否定了自己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失去历史支持的信仰是不巩固的, 极易被取代。为此, 武王颁布了一项看似不大却影响深远的政令———禁酒。古人祭祀祖先, 必以酒灌社。其目的是让先人知道后人的成就, 同时也是为了让后人承接、发展前人的信仰与精神, 以鼓励、规范后人。祭祀以后人们喝下祭酒, 以示能承前启后。禁止酒降低了商人祭祖的积极性、主动性, 渐渐地也就不再必要。于是总结历史的国家恩德, 也随之而去。

综上所述, 国家信仰与精神的确立与消亡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任何基于私利的假借信仰与精神的政治力量, 不论其如何强盛, 最终都会漏洞百出, 失去凝聚力, 在内忧外患中灭亡。

参考文献

[1]钱穆.论语新解[M].三联书店出版社.

[2]司马迁.史记[M].兰州出版社.

企业家信仰型道德的内涵与价值 篇4

摘要：企业家的道德水平对于当今的社会生活具有广泛的影响。文章从企业家道德的分类分析入手，提出了信仰型道德的概念，用以描述和解释现实中存在的一种高端道德形态；在阐释了信仰型道德的涵义及其与非信仰型道德的若干差别之后，还讨论了这种道德对企业家个人成长与企业发展的正面价值。

关键词：企业家道德；信仰型道德；企业社会责任

当今时代，企业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言行会影响到企业内外的许多人。本文就针对企业家这一精英群体的道德状态与发展方向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探索。

一、 企业家道德状态分类

现实中，有些企业家在经营中以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为借口无所不为、唯利是图，损害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当然也有不少企业家乐于遵从道德并弘扬道德，在遵纪守法的基础上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CSR）；另外还有一些企业家在经营好企业的同时积极做慈善，以造福他人、造福社会为己任，基于道德信仰的使命感，超水平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相对于法律的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更加依靠人们（特别是企业主要领导人）的自觉，而这种自觉性正是其道德发展水平的展现。因此，我们常常会发现企业家道德水平越低的企业越容易产生各类社会责任问题；相反，一个具有较高道德水平的企业家因其自我的道德要求高于社会平均期望水平，所以不会再去与社会规范进行博弈，反而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甚至能够发展成为以服务社会为终身追求的社会企业家。

以上这些不同的企业家道德状态总体上表现为一种阶梯状的道德水平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价值取向、道德境界、行为模式、行为结果和发展趋向等诸多方面。在对企业家群体道德状况的长期观察和持续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把当前企业家的道德状态分为四类，如表1所示。

企业家道德的这四个层次，既是对企业家道德状况的一个分类描述，同时也代表着不断提升的四个道德发展阶段，其中还暗含了道德发展的前进方向。表中的第四个层次是企业家道德发展的高端状态，具有榜样性作用，然而关于这一层次道德状态的理论研究目前还很少，所以本文重点将探讨这种道德类型的相关内容，并提出一个新概念以概括之，这就是信仰型道德。

二、 企业家信仰型道德的内涵

顾名思义，信仰型道德是把道德追求作为信仰来定位的，因此具备相当程度的信仰特性，并且形成了一种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

1. 信仰型道德的涵义。根据康德的观点，人的道德意识应该是不为任何外在强制力量所左右，而仅仅出于人自己的内在精神要求的规范意识。也就是说，真正的道德应该是发自人内心的、自主产生的，“即它是单为其自己（或单在其自己）即值得高度地被尊崇，而且其为善并不因顾及任何别的东西而为善”。这种道德是出自理性自觉的自我立法，需要人的自由意志启动对至真、至善的追求。而至善是道德追求的永恒目标，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达到这一至高目标也许并不容易，但是作为一种信仰，可以心向往之、受其感召而不断趋近之。

在任何价值观念体系中，信仰都是它的“顶层”理念，是其思想灵魂及核心。信仰本身也是一种道德的高级存在方式，信仰所具有的终极价值既是道德追求的目标，也是道德发展的动力。现实中，世界各地的很多优秀企业家都是有信仰的：在西方，不少巨商富贾是基督信徒；在东方，儒商的提法由来已久，近代又有道商、佛商的出现……。在当今的文化多元化时代中，人们信仰的具体对象和内容可能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有着共同的道德追求。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信仰贯穿其中的道德模式：即以至真、至善的道德追求为价值方向，以信仰性的道德规范指导行为，自觉按照信仰的要求做出相应的道德选择，并依靠信仰的力量进行长期和全面的道德实践，以实现行为结果与道德信念的统一，再通过这样的结果印证道德信仰、促进信仰深化的一种道德进步模式——本文称之为信仰型道德。

信仰型道德的内在逻辑具有如下特点：（1）对终极价值的信仰提供了一种符合价值方向的道德理念（信念），因此极大地节约了搜索和选择人生目标方向的生命成本；（2）在这种道德理念的基础上，形成个人坚定而清晰的道德意识，从而避免了道德徘徊的烦恼，此道德意识主导人的行为模式并促成始终如一的道德选择；（3）这种道德选择落实到行为上会产生对自己与他人具有一定道德意义的事实结果，并通过这些结果证明自己的道德信仰，也为他人提升了道德信心；（4）信仰性的思维使得信仰者能够对这些事实结果进行理性、系统的反思和整理，转化各种反馈为进步的动力，形成促进信仰深化的道德力量，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良性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回路。

在信仰型道德的轨道上，这种反馈作用总是能够加强原有道德理念的强度。这是因为信仰型道德建基于终极价值信念，并经由确立、成长、稳固达到一定的信仰强度，最后形成内外和谐统一的价值认知逻辑及知行合一的道德动力。所以，即使遇到一般人看来是“负面”的事实结果反馈，这种高级道德意识也会把它转化成符合终极价值诉求、有益于道德成长、具有巩固信仰作用的正面认识，例如很多信仰者都会把遇到的挫折看作成长的阶梯，欢喜接受并感恩。真正的信仰者正是在这种信念、行动、终极价值诉求的循环链条中得到不断的道德强化，使其对外界反馈回来的各种信息所做的处理都能够持续支撑和加强已有的信仰系统。遵循这个不同于一般世俗的思维程序，信仰型道德就会不断的成长和巩固。

2. 信仰型道德与非信仰型道德的差别。信仰型道德不只是对外在道德要求的遵从或对道德典范的模仿，而是通过打破自我与他人、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将行为动机纯化、上升到完全自然的利他境界。这与把道德作为追求自利的手段而有意为之的“作秀”式的行善存在着根本区别。本文把信仰型道德与非信仰型道德之间的差别归结为如下四点：

（1）终极信仰上的差别。从这个定义的取名上也可以看出，信仰型道德的首要因素是具有信仰，并依靠信仰的力量超越人之有限、狭隘的自我；其信仰对象一般都代表一种至善、至高的精神存在，并具有终极性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满足人们超越自我有限性的心理需要。这一点也是信仰型道德具备信仰特性的重要体现。

（2）道德持久性与全面性上的差别。信仰型道德秉承信仰的属性，在道德进步的过程中具有坚定的方向性、持久性和全面渗透性。非信仰型道德的企业家也追求道德进步，但不一定能够终生不渝或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日常行为过程中遇到困难或挫折时，容易退缩或责怪他人；而具有信仰的企业家在明确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后会全身心投入，即使遇到挫折也会百折不挠，并通过内归因的自我调整，在方向不动摇的同时积极寻找更有效的实现途径。

（3）使命与利他对象上的差别。基于利他的使命感，具有信仰型道德的企业家在行为效果上，追求使更多人的福祉增加而非追求个人私利或小团体利益，所以在利他对象的选择上没有明显的分别。此外，他们不会主动追求外部利益或名声上的回馈，即使得到了此类回馈，也会进一步投入到造福他人的事业中去。而非信仰型道德的企业家虽然也有利他行为，但往往根据利益相关程度选择利他对象，或是大张旗鼓地宣扬其利他行为，这样其借机利己的动机已经显露出来了。在中国文化中，有阳德与阴德之分，阳德是表现在外的道德行为，并得到即时的赞扬与感谢；阴德是默默的利他行为，做了好事不留名。中国文化崇尚的“阴德”应该更符合信仰型道德的特征。

（4）心智模式与行为结果上的差别。在由道德认知、道德意识到道德行为再到结果反馈的循环过程中，由于不同人的心智模式不同，导致从此循环中得到的能量反馈也是不同的。即使是面对同样的事实结果反馈，具有信仰型道德的企业家总能从中获得正能量反馈，而非信仰型道德的企业家却可能得到负能量反馈，其差别就在于人的心智模式是不是由信仰所决定的。前者以信仰引领心智模式的蜕变，可以形成一种高级的内在处理程序，从各种反馈中吸收正能量，如在困难中磨练意志品质、在危机时转危为机、在成功后谦卑精进——这种种的行为结果表现出了前者超越后者的卓越性。

信仰型道德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人的道德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产生的。从企业家们成长的历史和实践来看，大多数人的道德状况都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当中——这个过程中有低端、也有高端以及中间状态。本文通过信仰型道德内涵的分析及其与非信仰型道德的对照，侧重于描述了一种道德的高端状态，即信仰型道德。与之对应的非信仰型道德是一种道德进化中的过渡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初级的、比较低端的、正在进化中的道德状态。现实中，非信仰型道德的企业家不仅会有利他行为，甚至在内在动机上（即使其中掺杂的利己成分多了一些）也具有一些利他之心，不过仍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放大。因此，在现实中不应该简单地谴责这种不成熟、不纯粹的道德状态，反而应当鼓励、促进其向更高道德境界的发展。

三、 企业家信仰型道德的价值

企业家不仅代表着个人，也代表了企业，并影响着与企业运作相关的多方面利益相关者。因此，企业家的信仰型道德不仅仅具有个人价值，还可以为商业环境的改善带来更多益处。

1. 企业家信仰型道德对个人心智成长的价值。信仰型道德具有的稳定性、专一性和条件无涉性等属性，十分有利于企业家的心智改善与行为优化。具体而言，信仰型道德的稳定性和专一性是指信仰确立之后形成的稳定的价值体系和专一的道德方向追求，这种稳定性和专一性带来长期稳定的价值追求和道德努力，可以避免价值方向飘忽不定所走的“冤枉路”和错误选择所必需付出的成本。另一方面，追求信仰型道德的人一般都会关注内在成长性而侧重于“反求诸己”的内向反省，由于专注自己的内心且无需大量算计，致使心智成本下降到最低。信仰型道德的条件无涉性是指信仰型道德主体的行为过程从发心到结果反馈都依据内在信仰的自我要求，而与外界的各种条件关联不大，即整个过程都是自发的、主动的，并不要求外界相应的回报。当然，这种条件无涉性并非完全无视外界各方面的条件，而是依据个人内在的利他心，在外界现有可行条件的基础上顺势而为，主动降低个人的主观性、尽量贴近客观规律，因此使得个人的主观片面性降低，增加了决策的合理性。

由此可见，信仰型道德有助于企业家心智模式的合理化升级。而心智和道德的成长会促使企业家认清自己的道德使命，更多地致力于社会文明进步的工作。现实中，大量具有信仰的企业家从信仰中得到指引和力量，走上了信仰型道德的发展道路，实现了道德成长和心智模式升级；最终，不少人还成为了著名的慈善家，其中一些人甚至把自己的钱全都捐出来，不是为自己增加财富而是要利他、造福世界。这样的企业家自然会赢得社会的尊重，因为企业家是自致角色，是凭借自己的理智的德性和道德的德性而获得的社会地位。

2. 企业家信仰型道德在商业环境中的价值。领导者的道德特质能决定其在组织中的影响力，在现实商业环境中，一个具有信仰型道德的企业家对于企业的健康、长远发展，对于企业组织的和谐、良性运作可以发挥巨大的影响；其正确合理的决策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还有助于把道德信仰中的隐性价值转化为显性价值。

具有信仰型道德的企业家从发心上就是要利人而不是要害人（在非商业情境里可以是纯粹慈善行为，在商业背景下可以是一种互利或让利），这样的利他心为对方感知到，再通过双方不断互动，就可以促成合作伙伴关系的良性发展。由于信仰型道德在初始动机中排除了自利性追求，从而更好的促进了互利，客观效果上也会增加自利。这种多方收益的共同提升恰恰是信仰型道德的内在逻辑所蕴含的价值所在，依此才可以解释世界上许多归属于信仰型道德的企业家在利他的同时自身财富不减反增的现象。稻盛和夫先生就是这类企业家的当代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所谓利他心，就是不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就算做出自我牺牲，也要为对方尽力的那颗心，是作为人最美丽的心。看重对方，为对方着想的行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自己蒙受了损失，但终将带来意想不到的成果”。

企业家自觉承担用先进道德文化引领企业与社会进步、提升企业家角色道德精神境界的职责和使命，主要包括企业家角色所具有的道德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由于企业家在企业内外的广泛影响力，具有信仰型道德的企业家可以促使企业形成更加有利于道德进步、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制度，并落实到具体的企业经营管理行为中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使企业在广大公众面前树立了良好形象，也有利于企业内部诚信、合作等道德意识的养成；在企业外部能够与社区和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扩展社会网络、改善周围商业环境，从而产生有效益的长期价值，保障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信仰型道德的企业家在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出于信仰与道德的使命感，还会以带动和促进企业每一个人的道德发展为己任，基于真正的利他心，帮助每一个员工的心智成长和道德进步，带领更多人向信仰型道德迈进。这样的企业通过良好的人才制度和用人理念可以大大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和归属感、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这样必然有利于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而人才又是企业一切价值的最终创造者，所以企业的长期价值也会持续增长。

四、 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家的信仰型道德不仅对于个人心智成长也对其周围商业环境的改善具有重要价值。本文通过“信仰型道德”概念描述和解释了现实中存在的一类高端道德形态，具有这种道德的企业家在追求自我道德进步的同时还有助于增进企业内外众多人的道德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他们常可以更全面、高水平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并带动商业环境的改善。信仰型道德代表了企业家道德的进步方向，具有较高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 康德，著.牟宗三，译.康德的道德哲学[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

[2] 李德顺.论中国人的信仰[J].学术月刊，2012，44（3）：38-44.

[3] 熊晓琼.论企业家的伦理气质[J].道德与文明，2011，（6）：94-100.

[4] 赵立.中小企业家的道德影响力：理论与实证检验[J].管理世界，2012，（4）：183-185.

[5] 稻盛和夫.曹岫云，译.敬天爱人[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1.

[6] 白臣，郄艳丽.企业家角色道德自觉及其实现路径[J].道德与文明，2013，（6）：108-11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企业家的道德信仰对企业综合价值收益影响的实证研究”（项目号：7147209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企业家道德发展阶段与企业持续成长关联性实证研究”（项目号：70972084）。

作者简介：齐善鸿（1963-），男，汉族，河北省沧州市人，南开大学商学院及旅游与服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管理学博士，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管理创新、国学与管理哲学、旅游管理；赵良勇（1970-），男，汉族，天津市人，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管理创新、国学与管理哲学、旅游管理；孙继哲（1978-），男，汉族，天津市人，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管理创新、国学与管理哲学、旅游管理。

信仰与企业家精神 篇5

关键词：弗洛伊德,犹太人,摩西,一神教

犹太人, 是一个十分受人瞩目的民族。他是《旧约》中上帝的“选民”, 现实中却早早地成为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民族, 长期遭受排犹主义的困扰, 其二战期间的种族屠杀的悲惨遭遇赢得了无数人的同情。当战后以色列在那上帝的“应许之地”强行建国后, 便也埋下了纷繁复杂的巴以冲突的种子, 至今攻伐不息, 以致“流着奶和蜜之地”, 变成了“流着血和泪之地”。同时, 犹太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还有, 具有经济头脑的富商巨贾, 以及伟人辈出等。作为一个神奇而又伟大的民族, 其宗教信仰犹太教, 可谓是理解犹太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一个核心所在, 这极大地引发了人们探索的兴趣。《摩西与一神教》① ( 以下简称《摩》) 便是这样一本和犹太教、犹太文化研究有关的重要著作, 作者是著名的精神分析学之父弗洛伊德 ( Sigmund Freud, 1856 - 1939) , 同样是一位伟大的犹太人。

人类社会的20 世纪, 有三个伟大的犹太人深深地改变了世界, 卡尔·马克思、爱因斯坦, 还有便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 出生于奥地利的一个犹太人家庭, 早年作为一位精神病理学家, 其开创的精神分析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仅局限于医学治疗和心理学领域, 而是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掀起了一股心理学的热潮。以人类学为例, 文化与人格学派和心理人类学等领域的蓬勃发展, 便是受到了弗洛伊德巨大影响的结果。《摩》是弗洛伊德的生平最后一本著作, 于1936 年开始写作, 1939 年正式出版。本书从心理分析学的角度对摩西身份和一神教的起源, 犹太教早期发展史, 以及犹太民族性格等许多问题,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别树一格, 其中有不少大胆的结论, 令人耳目一新。

一、图腾崇拜、一神教与犹太人

作为精神分析理论的创始人, 弗洛伊德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打上了深深的精神分析理论的烙印, 本书也不外乎其外。其中的无意识理论和人格理论可谓是其核心内容和理论基石, 俄狄浦斯情结、性欲、神经症, 是其中重要的关键词。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 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划分等, 给知识界提供了巨大的启发, 有效地推进了人类对自我的认识。

弗洛伊德本人的学术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 以1913 年《图腾与禁忌》 ( 以下简称《图》) 的出版为界, 前期以精神分析理论的建构为主, 后期则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了社会、文化领域, 其中宗教便是其关注的一个核心领域。弗洛伊德的宗教领域研究主要体现在《图腾与禁忌》和《摩西与一神教》两部作品当中。《图》一书的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弗氏试图建立一个一般理论模型, 而《摩西与一神教》将这一模型具体化了, 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经验研究的个案, 以展示其精神分析学式的宗教研究的可操作性。因此有必要先对弗氏的宗教和图腾理论观点先做一些介绍。

在弗氏看来, 宗教现象可以看做是一种固执型神经官能症 ( 强迫性神经症) , 宗教/强迫性神经症, 儿童/原始人/成年神经症患者, 伟人/父亲/超我等, 诸多的类比, 将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 同其精神分析理论联系了起来, 这些可以看做是其宗教研究的重要理论假设。弗氏的图腾理论, 主要有三个理论来源: 达尔文的原始群落理论、阿特金森, 以及史密斯《闪米特人的宗教》“图腾餐”理论。据此, 弗氏大胆地构拟了一个原始社会早期的社会状况, 提出图腾制度可能是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条件下产生的, 基于力比多 ( Libido) 的弑父恋母的冲动, 导致兄弟联合杀死统治者父亲, 之后由于既爱又悔恨的矛盾复杂的心理, 又选择了一种图腾动物作为父亲的象征, 并定期祭祀并共享分食之。因此图腾崇拜被看做是宗教的起源。而为了消除弑父的罪恶感和避免相互嫉妒, 于是乎出现了乱伦禁忌、外婚制和法律。

弗氏的这一图腾理论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更多的人把这当做是一种天花乱坠的异想天开而已。然纵使25 年之后, 耋耄之年的弗氏仍然对此深信不疑,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宗教现象只能在个体的神经病症状的模式中来理解, 宗教现象作为人类大家庭原始时期发生的久已被人类遗忘的那些事件的再现形式, 是文明十分熟悉的。由于这种特殊根源, 宗教现象获得了其强迫性特征, 并且由于它们包含了历史的真理而对人类产生着影响。”与此同时, 在本书中, 弗氏用犹太教及犹太人的例子, 对这一心理学式宗教理论进行进一步的个案分析, 据此来回应那些质疑的声音。

在本书中, 借助历史、宗教学等相关材料, 尤其是兰克 ( Otto Rank) “弃婴神话”的分析和塞林 ( Ernst Sellin) 关于“摩西之死”的研究, 弗氏提出了摩西是一个埃及人的论断; 犹太教, 即最早的一神教起源于埃及埃赫那顿时代的阿顿神教; 摩西是被犹太人自己所杀死的; 耶和华只是一位本地的火山神, 摩西宗教和耶和华宗教融合而成犹太教; 埃及人摩西带给犹太人的一神教, 经过一个被抛弃的阶段后, 又被重新找回, 并被尊为唯一信仰。在对摩西与一神教起源的历史问题进行论述后, 开始系统地引入其精神分析理论, 尤其是无意识理论和人格理论。试图从个体心理学向群体心理学进行转换, 将个体的心理学发现, 向社会群体中推广和应用, 用以分析重构犹太教的早期发展史, 以及犹太民族特殊性格的形成过程 ( 即机制) 和原因。

弗氏认为, 神经症症状的共同特征是: 童年创伤和强迫性特征。②宗教现象同样如此, 他用创伤性神经症来对犹太人的早期社会和宗教状况进行了分析。所依据的是“早期创伤———防御作用———潜伏期———神经症发作———被压抑事物的回归”③这一神经症的发生发展所列出的公式。这个公式为弗洛伊德提供了历史解码器, 抓住摩西被杀、摩西是埃及人、摩西宗教源于埃及一神教以及火山神耶和华的插曲等, 最终把摩西率领犹太人走出埃及然后被杀, 直到他的一神教最终被犹太人接受这长达八百年的宗教历史构拟复原。摩西以及犹太人耶稣的被杀, 都可以被看做是对犹太人早期原始社会杀“原父”的一种强迫性重复。摩西及其一神教的被接受, 可以看做是类似于图腾动物被神圣化过程, 是基于一种忏悔心理。也可以看做是完成了两次忏悔, 表面上是对杀摩西的忏悔, 在更深刻层面上, 他们通过接受摩西的一神教, 完成了对人类历史上杀原父的忏悔。

二、犹太民族的特殊性格与一神教的信仰

结合本书的写作时代以及弗氏的犹太人背景, 我们有理由认为: 本书的写作绝不仅仅是为了在垂暮之年仍醉心学术, 试图说服那些对自己的宗教理论有异议的人, 至少这不是唯一目的。在排犹浪潮高潮迭起, 大量的犹太人彼时正在枪口下被赶往纳粹集中营, 这不能不引起作为学者的弗洛伊德的思考, 一种关于自我身份认同的思考和忧虑。因此, 80 岁高龄, 耋耄之年, 于高压和流亡生活中重拾宗教研究, 可以看做是对自我犹太身份的一种心理学解读, 与其说是为读者而写, 不如说是对自我的某种交代。

犹太民族的特殊性格与遭遇, 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其早期发展史以及犹太教相关联? 弗氏在完成了对犹太人及其一神教早期发展情况的心理学式构拟后, 很自然地便来到了犹太人民族性格的问题上来。

自从犹太人被迫离开了“应许之地”的迦南 ( 即现在的约旦河西岸) , 向世界各地流散, 便四处开始遭受歧视。在其主要的流散地欧洲, 排犹主义尤其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 纳粹主义则把这发展到了极致。这种普遍而持久的歧视, 与犹太民族的两点特殊性是有一定关系的: 其一, 犹太人在诸多方面与周边居民有所不同, 尤其是不同与基督教的犹太教信仰, 割礼, 异乎寻常的经商头脑等; 其二, 他们反抗压迫, 即使最残酷的迫害也没有能够将他们灭绝, 相反却让他们更加的团结和具有凝聚力④。弗氏生前所未得一见的纳粹“大屠杀”后, 犹太人进一步流亡向全世界, 直至以色列的建国, 这更加佐证了这种顽强精神之所在。另外, 无论是《圣经》还是犹太人自己都宣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是天父最先降生、最受宠爱的儿子, 自豪地坚信自己更高贵, 离上帝更近。这一点所引起的嫉妒心理, 也可能是引起普遍性排斥的因素之一。

在古代地中海居住的民族中, 犹太民族可能是唯一名存且实存的民族, 它怀着未有先例的抗拒力量, 蔑视不幸和虐待, 发展出了特殊的性格。但是不巧, 它也引起了所有其他民族的仇视。除了前面几点外, 犹太人的种种遭遇和他们的民族性格特征也有极大关系。弗氏对这种具有优越感、凝聚力和顽强生命毅力的民族性格的产生原因进行了心理动力学角度的分析。

他提出, 是缔造了犹太民族的摩西, 犹太人因他而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凝聚力, 而在很多程度上也因他而遭受敌视。摩西被看做是一个“伟大的人”, 和父亲一般的人, 他带给了犹太人一种宗教, 这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自信心, 使得他们坚信自己民族的优越性, 从而创造了那种特殊的性格。他们避开其他民族而生存下来, 血统的混杂也没有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 因为使他们结成一体的是某种理想的东西, 他们共同具有的是某些智能的和情感的价值。⑤通过一神教信仰的获得, 犹太人会获得一种崇高感; 而“偶像崇拜”的禁止, 则赋予了犹太人抽象思维的能力, 是一种灵性战胜理性的进步; 这还是一种“本能性放弃”的宗教, 使得犹太人在“放弃”中获得一种道德优越感和灵魂层面的“满足”。可以说, 正是摩西所带来的犹太教, 这个一神教的信仰, 在犹太民族性格的塑造中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更是直接影响了其后的命运, 使得其能在持续受歧视压迫的环境, 依然能够繁衍生息。这对我们理解犹太人的精神世界有不小帮助。当然, 弗氏处理的是犹太人民族特殊性格的获得原因和机制, 并不涉及这一性格及其宗教在何种程度以及如何有助于其生存至今的问题。

三、可靠性与问题意识:一个简要的评论

作为一项精神分析理论运用于宗教现象的个案研究, 本书可以看做是其图腾理论与个人犹太身份焦虑的一种延伸产品。初读之下, 不免为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所折服, 但如果对其心理分析理论范式有所了解后, 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极好的问题意识引导, 材料的精心挑选, 谨慎的逻辑推理, “类推法”的大量运用, 将社会文化现象与神经症患者、儿童、原始人等进行类比, 最终得出了惊世骇俗的结论。比如摩西是一个埃及人, 宗教现象本质上是一种强迫性神经症现象, 以及俄狄浦斯情结的普遍性等等, 这种似是而非的结论自然引起了不少的批评。比如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弗洛伊德的理论核心俄狄浦斯情结乃是欧洲父系社会独特的文化现象, 在特洛布里恩母系社会里主要的乱伦禁忌是兄妹, 反抗的对象是舅权而不是父权, 因此不会产生弑父娶母的情结。马氏认为, 弗洛伊德缺乏必要的民族志知识, 无限夸大俄狄浦斯情结, 并错误地以为基于性本能的生物学冲动所导致的弑父行动能一蹴而就创造文化。⑥这显然是体现出弗氏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特征, 不过这也是那个时代西方理论家的家常便饭。

材料的选取, 是另一个问题。无论是历史材料, 还是民族志材料, 都有“削足适履”的缺陷, 削民族志和历史材料之足, 以适精神分析式宗教理论之履。如前所述, 弗氏的社会文化研究, 整体上受到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弗雷泽、罗伯特史密斯等人的巨大影响。而在现有的学术积累来看, 这些理论本身的可靠性是令人怀疑的, 已经受到了许多批评。比如, 弗氏常常引用民族志材料的弗雷泽便是如此, 其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早已被诟病许久了。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分析, 好比大厦之于沙滩, 根基自然不稳。

在论证过程中, 更多地是诉诸于他的老本行———心理学, 然基于个体心理学的发现, 在与社会文化现象这样大规模的群体心理学相勾连时, 尽管他也在尽全力填补两者间的鸿沟, 难免显得多少有些牵强和捉襟见肘。这种心理学动力学式观点, 同那个时代的实证主义之风可谓是格格不入。性本能、力比多的核心地位, 俄狄浦斯情结等诸多类似的有待于验证的心理学假设, 却被用来作为一种论证的前提, 其结果的可靠性就可想而知了。

但我们也应该知道, 弗氏毫无疑问是一位天才式的理论家, 将人类对于自我的认识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横跨数个领域, 自然科学和心理学出身, 《图腾与禁忌》却显示出其对民族志材料和宗教问题的驾驭能力, 《摩西》还显示出其对历史考据方面的功力, 着实令人佩服有加。《摩西》尽管存在这样活那样的问题, 但不得不承认其原创性极强, 强烈的问题意识, 与读者良好的互动等, 对我们理解其精神分析理论以及犹太人宗教文化和民族性格都有不小的启发。

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大胆假设”和提出问题的重要性。材料、论证与结果或许并不那么可靠, 但是提出的问题和命题, 给我们的指引和启发, 却是无穷的。重要的东西未必都正确, 结论不可靠, 材料选取不当, 但并不影响作品的光芒和作者的伟大, 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之一。本书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 也充分展现了开拓性原创作品的一切特征。

参考文献

[1][奥]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M].李展开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2][奥]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M].赵立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信仰与企业家精神 篇6

关键词：信仰,理性,行为,会计职业精神

一、引言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964-1920)1920年正式出版的最负盛名的代表作。韦伯主要考察了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范畴,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范畴。韦伯认为弥漫于近代欧洲的一种叫做“经济合理性”的精神气质和社会心理就是“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apitalism)”的核心,而这种经济理性是通过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和精心盘算,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获取预期的利润加上勤勉、节俭来实现的。促使其以精确的事前和事后的计算来克制感官欲求、勤勉的工作又不追求享受的动力源来自于基督新教的“天职”(callling,vocation)观念。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人是为了让人管理这个世界;“天职观念”认为,“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世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只有努力工作积累财富的人才能成为“选民”得到救赎。世俗的职业成了“天职”,清教徒们为了荣耀上帝就要兢兢业业去工作,世俗经济行为的成功不是为了创造可供于享受和挥霍的财富,而是为了证实上帝对自己的恩宠。清教徒的传统观念是“只要检查每个人的银行账户,就知道谁是上帝最眷顾的子民。”财富和理性道德的积累需要簿记进行精确地记录和计算。韦伯通过“对上帝的信仰——理性——职业——会计”的逻辑关系来证明了这样的观点,新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理性,会计成为资本主义理性的实现方式。韦伯实际上是以会计的职业特性或者职业精神代表或象征了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在韦伯那里,几乎所有新教徒而不仅是资本家和会计人员具有这种精于计算、理性、勤俭、不断积累财富的精神气质。这在英国作家笛福(1660-1731)1719年写的小说《鲁宾逊漂流记》中也可以窥见端倪,整部小说几乎就是“典型的账簿语言”(李丹、贾庆军,2005)。事实上,笛福的小说中不断出现各种金钱数目的账目,小到一便士、几先令,大到成千上万的英镑(高玮,2005)。马克思对鲁滨逊这个冒险家的算计理性看得非常透彻,他说“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鲁滨逊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依靠《圣经》、记账和乐此不疲的工作按照自己的算计在荒岛上创造出了属于他的世界。真正直接体现一个职业会计人员资本主义精神和会计职业精神的还是1994年出品的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肖申克的救赎》改编自斯蒂芬·金《不同的季节》(Different Seasons)中收录的《丽塔﹒海华丝及肖申克监狱的救赎》。作品描述的是精通财会税收知识并喜欢地质和石雕技艺的银行家安迪·杜佛伦因妻子遇害被冤入狱,入狱后他很快面对现实,并反思自己,宽恕了妻子。影片分为明暗两条线:明的一方面,他在冒着生命危险争取到为狱警队长海利进行税务筹划的机会,从而使自己和狱友获得了片刻自由的时光;他通过利用自己的税收财务知识不断为预警提供税务筹划为自己争取到了比较宽松的囚禁环境;后来还借机会冒着严刑拷打和关禁闭的危险播放了意大利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片段《今夜无人人眠》,让自己和狱友们在精神上得到了善与美的救赎;他坚持12年每周给缅因州议会写信争取经费资助,扩建了监狱图书馆,购买了新书,并为狱友提供辅导使他们的心灵享受到了知识的滋养并拿到了高中文凭;后来为典狱长诺顿代理记账、转移账户洗钱、提出投资理财咨询,从而得到独处一室的待遇。暗的方面,他借口雕刻石子弄到了一把鹤嘴锄,他用这把鹤嘴锤做工具,用能够遮盖墙壁洞口的丽塔·海华丝或者拉蔻儿·薇芝的海报和能藏下鹤嘴锤的《圣经》做掩护,利用晚上的时间持久不懈地挖掘囚室的墙壁,利用放风的机会抖掉沾在裤腿、藏在暗兜里的挖掘废土,19年时间挖通了狱友瑞德认为需要600年才能挖通的墙壁。当他发现汤米遇害、明白自己不可能被平反的时候,果敢决定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钻出墙洞,爬下窄窄的夹层,借着雷声的掩护精确地用石头凿开污水管道,再爬出500码长的、臭气熏天的粪水管道来到小溪边,一直走到太平洋,重返自由世界。成功越狱后,他以帮典狱长洗钱时虚构的身份提走了诺顿账上的37万美元,按照自己的公义要求到墨西哥海边开起了小旅馆,还曝光了肖申克监狱里的腐败与残暴,使典狱长诺顿和狱警队长海利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与《鲁宾逊漂流记》一样,在这部影片里,出现最多的还是《圣经》、记账理财以及艰苦执着而乐此不疲的工作,这些与韦伯描述的资本主义精神非常相似。除此之外,影片还宣扬了主人公的爱、宽容、希望、心灵的自由、平等以及公义等。由此,与其说银行家安迪靠上帝得救赎,倒不如说是靠着公义(尽管公义也是《圣经》所倡导的)和希望以及职业理性精神得到救赎。在笔者看来,这部影片更多地反映了一种会计职业精神的光辉。

二、信仰、理性、会计、职业精神及其相互关系

(一)信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理性和职业观就是来自于清教徒对上帝的信仰。“韦伯认为理性是上帝赐予的,是人生来固有的。‘理性行为’是社会行为的手段与目的之间合乎逻辑的联系。”按照加尔文教派,理性是上帝赐予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工作,管理这个世界,荣耀上帝。“上帝给我们理性,为的是帮助我们在世上工作,也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即使那最锐敏最有修养的智力和最清晰的理论,也不过是一种达到超理性的目的的工具和为行动而作的准备。”加尔文教派还明确地把信仰、理性与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理性是用来管束感官的,“重视赎罪和得救的来生,同时它又希望靠一种理性的管束制度来控制肉体和感官生活。”“它产生了不停歇的劳动,对感官生活不断地加以管束,但这努力却全不是以勤劳所产生的为最后目的。这一伦理的,唯一的,主要的,有控制力的目的是在乎荣耀上帝,建立圣洁社会,并达到那在拣选中被认为目的的拯救。加尔文主义的其它一切形式上的特点,都是以这个观点为依归的。”同属于新教的灵修派认为“基督,内心之光,理性,绝对的自然律,这一切全是一件事”。理性来自于会计核算,劳动需要会计核算:“只要资本主义的获利活动是按照理性来追求的,相应的行为就总要根据资本核算来调节。”“要以货币形式进行资本核算,无论是用现代的簿记方式,还是用其它不管多么原始和粗野的方式。总之,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收支问题:在一项事业开始时,要有起始收支;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要有一番计算,以弄清是否有利可图;在该企业结束时,要有最后的收支估价,以确定获得了多少利润。”“只要这种交易是理性的,交易的合伙人每采取一步行动都要进行核算。”所以,理性、职业、会计都可以归结为基督新教的信仰。这一点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几乎可以得到全面验证,鲁滨逊就是“一手拿《圣经》,一手拿账簿”的典型。他随时都在阅读《圣经》,并在日常的劳作和生活中感受上帝的恩典以及自己对上帝的忠诚。但在《肖申克的救赎》中,《圣经》几乎沦为道具,实际上是作为鹤嘴锤的藏身之所。虽然典狱长诺顿极力鼓吹让囚犯读《圣经》,但电影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主人公或其他角色读《圣经》的镜头,经常引用《圣经》语录的典狱长却是无恶不作。另一方面,《圣经》所宣扬的爱和公义却不断得到表现,比如主人公安迪入狱后很快就宽恕了自己的妻子的偷情行为并不断自责,所以很快面对了身陷囹圄的现实,他爱这个世界,甚至爱这个监狱,他从没有把肖申克监狱当做禁闭身心的场所,他在放风的时候也像是在“自家客厅”旁若无人地散步。不仅如此,他还把希望不断地传递给狱友们,他冒着生命危险为狱友们争取到片刻的自由,十二年如一日地申请扩大图书馆的资金和书籍,为狱友们争取读书的机会,无私地为小偷汤米辅导帮助他获得高中文凭,最后还把瑞德救赎出来,他不断地把希望、自由和知识的光辉带给每个人,最终他越狱成功,诺顿自杀。他每次爱的行动也都为自己争取到了有利的条件,从而使自己保持着希望;他因为自己冷落妻子而自觉接受惩罚,但他只接受应该接受的惩罚,不接受不该自己承担的惩罚,冒死捍卫生命的尊严。他认为自己帮助诺顿洗黑钱、作假帐有罪而自愿坐够19年牢狱,最后因为无法洗清自己才毅然越狱。越狱成功后,他也仅从诺顿贪污的收入中拿回属于他自己应得补偿的那37万美元。不仅如此,他的诚实和信守诺言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安迪的救赎其实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救赎,暗合了《圣经》的要义,如同《圣经》所说:“因公义得蒙救赎”,但这种爱、公平正义、诚信的信条岂止《圣经》所独有,也决非基督教所唯一提倡的,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儒教思想、佛教思想和传统伦理道德观以及共产主义思想都有类似的伦理观念。所以,与其说是《圣经》对安迪进行了救赎,不如说是安迪对这些价值观的信念和坚守使之得到了救赎,如果说信仰也是对这些普世价值观的信仰。

(二)理性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上)》和《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把社会行为的决定因素分为四种类型: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感情因素和传统因素。其中前两者属于理性行为,后两者属于非理性行为。他认为,“支配目的合理性行动的理性是工具理性,支配价值合理性行动的理性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主要指选择有效的手段去达到既定目标,它是可以精确计算和预先计算的。韦伯根据是否引入计算和逻辑分析又提出了一对范畴“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一种形式上的合理应该称之为它在技术上可能的计算和由它真正应用的计算程度”,“形式理性就是指理性选择中的意识活动形式应当是计算的,计算有几个最基本的特点:“量化、符号化、逻辑推论和效益预测。”实质理性则注重理性选择的目标和结果的实现程度,它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形式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是一种客观理性;实质理性具有价值性质,是一种主观理性。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更倾向于把形式理性当做一种资本主义特有的精神气质。从个人心理角度,无论《鲁宾逊漂流记》还是《肖申克的救赎》首先提到的都是价值理性,鲁滨逊和安迪都面临极其严酷的环境,但是他们首先是对终极价值的坚守。尽管鲁滨逊也欺骗奴役土著人“星期五”,但是当他认识到其所具有的人性光辉后,也会痛苦自责,之后与他并肩战斗,尤其是在面临自身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鲁滨逊也不忍心伤害他。在他得到里斯本船长的慷慨资助时感动得留下了眼泪,但仍然没有忘记合理地写下一张收据,并在其去世后仍然连本加息一并偿还给其子孙后代。在《肖申克的救赎》中,主人公安迪·杜弗伦入狱后,无论面临多么艰苦的环境,他都一直相信人的平等、自由和生命的高贵,一直坚持仁爱、宽容、自责、公义、生命的尊严和信义,并依靠这些保持着内心的希望和自由。在这种信念下,他的自我救赎行动才有可能非常坚毅地走下去并最终成功。由此看来,他们的工具理性甚至形式理性得以保持的前提是价值理性,在这两部影片中,价值理性都被宣扬为来自于《圣经》教义,但是在《肖申克的救赎》中,这种色彩已经比较淡薄。所以说,价值理性可能来自于信仰也可能来自于对终极和普世价值的信念,而这又是工具理性乃至形式理性得以展开的前提。归根结底,形式理性之成为理性的或者“合理性”的,是由于人类对终极存在或者“客观”的信仰,在一切未知并且看不到希望的环境下,鲁滨逊的理性生存和安迪的自救行为都是在此前提下才充满信心地展开的,但真正得到救赎还是通过理性计算和扎实细致地劳动才得以实现。

(三)会计

按照韦伯的说法,形式理性表现为精打细算,是一种计算理性和逻辑理性,会计是形式理性最重要的方法: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把会计或者簿记当做实现理性的唯一手段。在早期加尔文新教中的禁欲主义和天主教牧师生活的理性化形式都有对伦理行为的系统化,这种系统化的形式就是“宗教记账簿”,账簿甚至成了道德记录的簿子。资本主义产生后,新教就把会计当做克制感性、发扬理性、积累财富以荣耀上帝的手段。韦伯把会计定义为资本会计制度,是对资本投资事前的计算决策和事后的计算考核,如前文所述,“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要有一番计算,以弄清是否有利可图;在该企业结束时,要有最后的收支估价,以确定获得了多少利润。”(见前文)这非常符合我国“会计管理活动论”的观点。实际上,在韦伯文本中,会计就是(形式)理性,(形式)理性就是会计,他们指的都是合理而精确的计算决策、精细的控制、精确的分析判断,这种通过计算进行的“决策———控制”观就是理性行为观,任何行为都应如此。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章)》中,韦伯认为无论劳动者还是资本者都应该对自己的要素付出与所得进行精确地计算。在《鲁宾逊漂流记》中,鲁滨逊并非会计职业人员,但是他为了在荒岛上生存下去,就要在他的帐本上记载“他所有的各种实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在《肖申克的救赎》中,瑞德最终认识到,安迪“是个讲求方法的怪胎”,他为了自救,不仅设法看到监狱的规划蓝图,精确地弄清了墙壁结构和外面的环境,利用自己的理财和会计知识为自己搞到了单独的囚室,还利用自己的地质知识准确地找到合适的工具,算计出了自己单独囚禁的时间,把如何遮掩挖掘的声音以及用裤脚和暗兜抖落废渣、如何用《圣经》隐蔽鹤嘴锤、用海报遮盖挖出的洞口都计算控制地非常精确;爬出墙外砸污水管井盖的声音与雷鸣声音的和谐一致也处理的严丝合缝,还有一些不能确定的事项比如他怎么知道那个管道尽头或中间就一定没有堵塞、管道各处宽窄度一定都能够容纳他的身体等只能由他的“上帝”来解释了;最后他还利用自己的会计知识合法地为自己弄到了一大笔钱,并且还通过替换账簿使监狱里的贪污犯和杀人犯得到应有的惩罚。结合其精湛的财务理财知识和对账目的精通,不能不说安迪把会计的理性职业精神发挥的淋漓尽致。

(四)职业行为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直接把“职业”称为神的召唤(calling),定义为“上帝安排的任务”,并认为这是基督新教独有的观念。在这里,职业就意味着充满喜乐地敬奉,意味着专注地劳作,目的是达到积累财富荣耀上帝的目标。毫无疑问,鲁滨逊就是靠着日复一日地劳动才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生存的空间并返回了英国。安迪也主要是靠着那种坚毅地挖掘才为自己打开了通向自由世界之门。在这些情节之中,那种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给人以极大的震撼,似乎那种劳作的确有着极大的“荣耀”,安迪雕刻棋子、纽扣、为了扩大图书馆不断坚持写信、辅导小偷汤米读书、为了狱警理财避税、为诺顿记账、擦鞋等活动的一丝不苟、尽职尽责和创造精神等等都似乎闪烁着“神性”的光芒。在现实中,德国、瑞士制造业的精益求精也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综上所述,信仰、理性、会计、职业精神等都是鲁滨逊和安迪成功的共同要素。但那种对上帝的信仰用在安迪身上其实更像一种植根于内心的价值观或者价值信念。本文并不打算总结他们的成功秘诀,而是要据此进一步探讨会计职业精神。

三、会计职业精神的信仰、理性和行为的层次观点

(一)现代会计精神

职业精神首先是一种精神,是一种通过职业或在职业上体现出来的精神或精神气质,会计职业精神是会计职业或者整个会计职业界表现出来的区别于其他职业的整体精神气质,这种宏观意义上的精神气质要通过单个的会计人员所生成和表征,它可能内化成为会计者个人的人格以至于在非职业场合下也能表现出来。依据“会计管理活动论”的观点结合马克斯·韦伯的说法,会计是一种理性的经济管理活动,会计职业精神也表现为基于信仰或者信念的理性的实践活动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其理性气质应该是最典型的精神气质,理性气质又与信仰密不可分并通过职业行为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前文对三文献所做的分析既可以看做是对资本主义精神或者清教徒、资本主义社会公民个人如安迪、鲁滨逊所具有的精神气质的分析说明,也可以用来作为对会计职业精神进行分析的框架。这在“会计管理活动论”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在“会计管理活动论”看来,会计职能与决策职能、执行职能彼此分工协作,共同达成一项经济活动,实现预定经济目标。会计、决策、执行可以三权分立,也可以两两合一,还可以三者合一。事实上,鲁滨逊、安迪就是一身兼三任,尤其是鲁滨逊既是会计,又是决策者和执行者,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所谓“资本主义”(此处及下文使用该名词不是狭义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指一种开拓、勤俭、创新的运动)的精神当然也蕴含了“资本主义”会计的精神——或者说就是现代会计的精神。更何况,即使所谓“会计——决策——执行”三权分立的情况(如现代企业制度)下,会计与决策和执行也是密不可分的,会计必须提供决策信息,管理会计是一种决策参谋,会计人员参与生产经营决策;会计信息对执行层的偏差反馈应该进一步具体化为经济活动信息或者可以执行的信息,基层会计人员应该参与经济活动分析活动。所以,由于会计信息的渗透性,会计职能与决策职能和执行职能也紧密相连或者互相渗透,会计职能对决策职能和执行职能的渗透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可以说综合“会计——决策——执行”职能所具有的资本主义精神其实更集中地或者说更一般化地表现为现代会计的精神。

(二)现代会计精神的体现

作为会计职业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精神层面的信仰气质,二是理智层面的理性气质,三是操作层面的行为气质,这类似于心理学上对“灵性”、“理性”和“感性”的划分。本文的划分主要得益于对以上文献的分析。

第一,精神层面的信仰(Belief)气质。人们愿意约束自己的行为归根结底是由于某种内在的信仰或信念——相信这种约束能够使人达到理想的彼岸或目标,即使会计人员的理性约束是针对他人(如企业会计),这种理性方法的长期使用也需要极大的信念支持,因为归根结底会计人员与被约束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会计职业者当然也应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信仰是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信仰是对某人或某种主张极度地相信和尊崇,并将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人生指南,所以,是一种纯粹精神现象和精神活动。”同样作为精神现象或精神活动,会计职业精神与此密切相关。信仰的内容可以是宗教、科学、个人、制度、商品、财富等,按照《宪法》规定,我国公民具有信仰自由。作为一个具备相当教育程度和担当相当社会责任的会计职业人员,应该奠定较高的人生境界,树立较高的人生追求,不应该沉溺于物欲、名利、权势、色欲等感官诉求,坚定对真理和人的自由、平等、幸福等价值观的追求和信念,应该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观,立足于人的本质的现实性而不是超验性追寻人生的最高价值,立足于人生存的现实而不是天国寻求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立足于社会发展的现实思考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把真理与信仰统一起来。“会计的发展是反应性的”(Chatfield,1977),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反映性的。所以,会计职业者独特的精神信仰主要指对具体经济活动本质、规律的信念,会计人员应该坚信并遵从客观、存在、本质和规律这些基本范畴,坚信通过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是可以认识客观存在的;坚信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理想世界是可以实现的。没有对世界和生命的大爱和信心以及广阔的胸怀,很难真正产生胜任枯燥的理性工作的优秀会计人员,当然这种信仰在人的职业生涯中起多大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只有这种广阔的视野和坚定的信念才能看透人类发展趋势,会计职业也才能成为一个在推动经济和社会繁荣发展方面担当重大社会责任的职业;也只有信仰对理性和实践的渗透以及对客观存在或者经济活动规律的不懈追索才能真正焕发出会计职业的本有的光彩。

第二,思维层面的理性气质。按照韦伯社会学的分类,会计属于工具理性中的形式理性。会计职业是经济理性精神的集中表现,是“理性经济人”心理特征形成的源泉,从而也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源泉和实现方式。会计人员必须具有理性气质,不能凭主观想象和主观意志处理会计职业中的若干问题,尊重并严格服从会计信息处理理论、程序和方法,按照会计法规办事,养成自觉遵守律法(Law and Rule)的意识;如实反映经济活动的事实和规律,客观公正(Objective and Fair),诚实守信(Honesty and Integrity),不掺杂任何脱离职业要求的主观(Subjective)意见。但是,会计人员首先是社会的一份子,会计职业首先是一种社会职业、一种管理实践活动,所以,会计人员、会计职业理应把价值理性放在首位,并对实质理性施以应有的关注,全面反映和控制经济活动,包括向内部外部全面披露各种有利无利的信息,挖掘企业和产业发展中的各种潜在资源,积极参与决策。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管理活动,会计人员应该主动承担企业社会繁荣发展的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这种理性气质与淡泊宁静、弘毅远大的信仰气质密切联系。对人类生存和世界发展终极意义的关怀可以帮助会计人员树立责任感和公正意识,对客观规律的坚信可以帮助会计人员树立遵纪守法、客观诚信的理性气质。

第三,操作层面的行为气质。抛开基督新教信仰,职业的确是人们服务社会、奉献人类、激发和感悟生命潜力的“天职”,是人的生存方式;同时,人们在职业中精细、专注的工作会使人进一步发现工作对象的运动规律、在工作关系中发现人本身固有的善和劳动过程与结果的美,坚定对生命和宇宙的信仰、信心和信念,在工作中坚持诚信。所以,会计人员应该专注地投身于自己的职业,树立奉献精神。具体说,会计操作层面的行为气质应该包括五个方面,即敬业(Respect)、胜任(Competence)、专注(Devotion)、谨慎(Carefulness)、创新(Innovation)。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安迪在操作实践中展现出来的职业精神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会计人员应该敬奉、尊重自己的职业,无论从内心还是言行上不贬低会计职业,无论多么琐细的账目都应该认真对待;会计人员应该具备精湛的会计理论、实践知识和技能,具有对会计职业及其相关知识的深刻理解和洞察,融会贯通;不断保持、提高自己的能力;会计人员在工作中应该勤勉尽责,精神专注,全面、及时、高质量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中应该谨慎、认真、细致,账目清晰明了;会计人员还应该善于发现新问题发现新理论采取新方法设计新流程适应新环境。

实践证明,如果没有真挚、坚定的信仰和信念,人们很容易陷入贪欲、浮躁和虚伪,无法真正具备会计职业要求的责任心、客观、诚信、公正、律法精神等理性气质,同样也无法具备会计职业所要求的敬业、胜任、专注、谨慎、创新等行为气质。盯着名誉,职业之路注定不会走远;盯着权力,职业大门必将你排除在外。崇高才能扎实,扎实也才能崇高;信仰和理想就在地上,并通过职业实现。只有坚定的信念、清晰的理性、扎实的工作才能使会计职业者达到理想的人生Á和职业境界,为会计理论和实践、为企业和社会的繁荣发展、为人类的福祉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最后,会计职业精神可以归纳如(图1)。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所言,精神是一个比较“玄乎”的概念。会计职业精神仅靠所谓严密科学的方法很难把握,需要运用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行为学等理论和方法才能真正研究透彻,但是运用这些方法又不够清晰精确。本文采用文献研究和逻辑推理方法,运用马科斯·韦伯社会学理论对经典电影形象进行分析,并建立逻辑模型,尝试揭开会计职业精神谜团。依然挂一漏万,捉襟见肘,显然这需要更丰富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加以论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马克斯·韦伯著,彭强、黄晓京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3]〔英〕笛福:《鲁宾逊漂流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美〕斯蒂芬·金著,傅月庵译:《肖申克的救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5]马贵侠:《理性与理性化进程》,《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2期。

“匠人精神”是一种信仰 篇7

今年春节，马伊琍吐槽国内机场母婴室形同虚设获网友“怒赞”：马伊琍讲述了在机场为小女儿换尿布时，由于母婴室设置问题遭遇尴尬的经历，呼吁按标准建立母婴室。母婴室怎样才能“从有到精”？尽管，目前对母婴室设置没有国际统一标准，但必备的设施应该齐全。有网友爆料，日本母婴室甚至提供温水洗手，母婴室喂奶的地方和换尿不湿的地方是分开的，等等。

以上两件小事阐释了什么叫“细节决定成败”，从小小的马桶盖到母婴室，不在乎有没有，在乎是否“用心”。当我们高呼要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跃升时，却忽略了中国制造或中国服务的品质提升。

简言之，时代需要一种“匠人精神”，以一种做人做事敬天畏人的态度，对抗日渐炽热的浮躁之风。

不少媒体报道、游客也见识了日本匠人对于自己的手艺要求之苛刻，并为此不厌其烦、不惜代价但求做到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其实，翻开历史，打开《天工开物》这部“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精益制造的中国就在眼前。中国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明，除了诸子百家、唐诗宋词以外，赵州桥、苏州园林、丝绸、景泰蓝、青花瓷……都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精粹，而它们的创造者，就是无数知名或不知名的工匠，“不风魔，不成活”就是他们的职业精神。

当前，中国企业对所谓“精益生产”“六西格玛”已是耳熟能详，只是多年以来，中国企业只注重优化企业流程、管理系统化，更关注如何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却恰恰忽视了精益的灵魂——工匠精神。精良产品或服务来自精良的职业锻炼和职业伦理。

我们一味高呼拥抱创新，有时候却忘记了“创旧”的必要前提，旧东西做不好做不精，何言创新？股市涨跌，人心浮动，其中不乏“工业4.0”“互联网+”等概念股。必须指出，振兴中国经济，没有匠人精神，所谓创新只是空中楼阁、无本之木。迎接工业自动化、互联网革命、产业升级换代，不能忘本，本立而道生。

“匠人精神”，宽泛而言，是指对工作、事业的精益求精的态度，是把工作或一件事情、一门手艺当作信仰的追求。它并不局限于制造领域或手艺行当，而关键在“精神”二字。《匠人精神》 的作者秋山利辉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一流的匠人，人品比技术更重要，有一流的心性，必有一流的技术。”

当前，互联网时代追求速成和兑现，不少企业热衷于“上市圈钱”，不少新兴行业忙着赚快钱，抄袭模仿山寨盛行。这样如何能做到基业长青呢？“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论述的君子之道，也适合匠人之道，适合企业之道，对当下有启示意义。

我们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沉沉静气，与现代科学操作管理系统相结合，能结出先进工业文明之果。

我们相信，只要企业“敬天畏人”，敬畏每一块土地，做好每一项工作，善待每一位员工和客户，盈利增长和基业长青就是自然而然之事。乔布斯曾说：“从事非凡意义的工作，方能给你带来真正的满足感。而从事一份伟大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去热爱这份工作。”

我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都是“手艺人”，工匠精神体现在对产品的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上。正如本刊一贯坚持做深度有价值的新闻，致力于以工匠精神生产值得阅读的内容，不负读者殷切期待。

2015年央视播放了《大国工匠》的系列专题片。系列片里，没有领导，没有专家，只有在生产一线的工人或“当代匠人”。没有他们，就没有火箭上天;没有他们，就没有高铁面世。在他们眼中，财富和地位并不重要，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精益求精，做好本职工作，才是他们的追求。

中国业已走向世界的民族品牌华为，其掌舵人任正非时时提醒员工，华为能走到今天就是凭着一种坚守精神，一种厚积薄发的精神，“当我们像乌龟一样在爬的时候，中国可是四处都是鲜花，我们全当作没有看到，至今还在艰苦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