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宗教

法律与宗教（精选7篇）

法律与宗教 篇1

“这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 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 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 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 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 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狄更斯《双城记》中这段著名的开头, 用来形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恰如其分, 用来形容当代中国似乎也并不过分。信仰普遍缺失, 规则被毫不羞耻地破坏, 法律“失却其神秘性和权威性以及在宇宙宏伟图景中的位置, 乃是一只过于孱弱的芦苇。”很多时候, 我们不得不怀疑, 法律, 乃至社会, 是否真的处于失序状态?

面对这种社会现状, 伯尔曼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话仿佛法律本身一样, 被无数人信仰。然而, 法律为何被信仰?到底是因其正义性, 还是因其有用性?换言之, 到底是该持有“对神法或为神圣信念所唤起的自然法之信仰”, 还是该相信“法律的世俗主义”?

伯尔曼无疑支持前者的观点, 认为“法律不只是世俗政策的工具, 它也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他指出, “法律与超理性价值联系和沟通的主要方式有四:这四种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存在于所有法律体系, 一如它们存在于所有宗教里面。它们提供了一种语境, 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律规则都是在这一语境中被宣示, 并且从中获得其合法性。”因此, 尽管即使从尽可能宽泛的含义上来看, 宗教和法律仍然分别被视为人类对神圣的意识和对公正的观念不可能合一, 然而, 伯尔曼仍然相信, 法律与宗教的综合, 以及对法律的信仰, 将构架理想中的新世界。换言之,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可以说伯尔曼把法律等同于宗教, 至少是把二者看成一个整体, 甚至可以说他希望创建一种“法律宗教”, 同时具备宗教的神圣性和法律的正义性, 类似于中古的西方社会, 对社会有着强大控制力的教会“试图使道德法律化, 同时使法律道德化”, 法律因道德而被套上了神圣光环, 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正义性。在伯尔曼看来, 法律本身因其正义而神圣, 因其神圣而被信仰。

然而, 谈及所谓法律应该像宗教一样被信仰, 在现在, 尤其是现在的中国看起来似乎有些滑稽。因为在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上, 中国是缺少宗教这一基本的规则体系的。虽然有西方学者称儒学为“儒教”, 儒学本身仍然不能被称之为宗教。总之, 在中国不信仰宗教的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对于这一点, 也许可以用古朴的实用倾向来解释。可以肯定的是, 中华文明有区别于西方文明的重大不同, 中国的宗教因素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小到几乎可以忽略,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决定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 宗教在我们的社会规则体系之下, 影响依旧甚微。一个对宗教缺乏信仰的国家, 谈何“如信仰宗教一般信仰法律”呢?

由此, 基于法律有用性的法律信仰认为, 西方人相信法律不只是因为法律有信仰基础, 而是法律能给人世间带来秩序, 能够恢复社会的平稳运作。西方宗教改革后, 教会失去了法律效能, 新教的怀疑主义使法律实证主义的出现成为可能。19世纪七十年代后, 随着实用主义的盛行, 法律与宗教的二元对立被人们普遍接受。也就是说, 如果强求一个法律根本不能起任何作用的地方的人民去信仰法律, 无非是愚人或愚己。指望人民相信没用的东西如同缘木求鱼一般可笑。只有让人民看到法律的作用, 法律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个稳定的秩序、可预期的未来时, 人们才会去相信法律。

然而, 我个人认为, 这种基于功能派的观点有失偏颇。这种观点把法律视为一个纯粹的工具, 而工具的价值就在于有用。换言之, 如果出现一个比法律更有用的工具, 法律将被抛弃。事实上, 如果有好的集权者, 专政的有用性并不逊于法律, 例如中国中央集权专政的“人治”历史源远流长。这是否意味着, 只要选择好的集权者进行专政, 就可以抛弃法律了呢?显然是不可能的。除了法律的稳定性因素以外, 对法律所代表的正义本身的信仰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对法律完全没有敬畏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就如同信仰基督教一样, 一个人要想形成对于基督教的信仰, 必须信仰上帝, 必须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为什么那些信仰宗教的人可以对一个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存在的上帝信之仰之?

这其中的原因也许在于基督教教义中本身存在的正当性源泉。即基督教教义是符合基本的人性要求, 是为大多数人所赞同, 也是符合基本的人基本的道德观念。基督教教义中存在着诸多“爱你的敌人”“宽容”“十诫”之类的教令。这无论在哪个社会都是为人所尊崇的善品。而我们今天的法律同样如此, 法律必须有正当性基础。法律中所弘扬的必须是善的, 抑制的内容必然是恶的。而且必须符合社会公众心目中一般的善恶标准。所谓的对法律的信仰也是指对正义的法律的信仰, 对法律体系和法制过程的信仰。

“只有当我们承认法律不仅是社会功利问题, 而且也是、且主要是生活目的和终极意义的一部分, 承认法律关系到人的全部生命, 即不仅关系到他的理想和一只。而且还关系到他的情感和他的信念, 我们正在经历的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法律信任危机才可能得到应对和解决。”确实, 法律的作用有规范作用, 法律的价值有工具性价值, 但它位于法律价值位阶的最下面, 人们正是通过法律的秩工具性价值:秩序, 来实现平等和自由的最终价值, 这才是目的性价值。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 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如果没有对法律的信仰, 那么法律的施行将会受到极大的阻碍, 法律施行的效果大打折扣。但前提是, 制定的法律是正义的法律。即, 法律本身所代表的是正义。

波尔曼理想的新世界是对同时具备“神圣性”和“正义性”的法律完全信仰的世界, 我们现如今的世界显然相去甚远。然而, 该如何创建, 或者说改造成理想中的新世界呢?个人认为, 对于正义性的追求是人类的天性, 对于神圣性的崇拜与信仰亦然。正因如此, 法律必将因其正义性而被信仰。

“希望就在综合的新时代”, 所谓“综合”, 绝非“合一”, 更不是“非此即彼”, 而是“亦此亦彼”。法律因其正义性而被信仰, 社会也将因这种希望而获新生。

法律与宗教 篇2

“法律和宗教”是一个十分贴近生活的话题，不管是伯尔曼演讲的那个时代，还是如今，法律和宗教都是息息相关的存在。

在西方，宗教是个比较普遍的存在，各种宗教法也为日后的法律奠定了法律的基础。宗教给人的感觉是信条主义，是个人的信仰的一种自我约束，而法律则是给人的感觉就是以一种预防和惩罚犯罪的存在形式。正如书中所提到的：教会试图使道德法律化，而同样令法律道德化；它对各种罪孽实施法定管辖权。中国的宪政发展也是这样，总的宪法在那，但是很多法学家依旧在宪法的基础上，对于法律中的仁义继续进行探索。现代的法庭已经不再是封建社会官员垄断法律，而是有律师作为被告的辩护者，使得法律做到公正，并且可以依据实情酌情减刑，现在的法律有着所谓的“人情味”，其中的“人情味”很大程度上则是宗教思想的体现。

伯尔曼在书中写到“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种文明以及作为人类，我们将有忍受旧时代死亡痛苦的坚韧毅力，有着对重获新生的热烈期望”，伯尔曼想要突破对旧时代的迷思和困惑，他告诉我们日后的时代不再是一个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时代了，宗教和法律是相互渗透的，没有宗教的法律将会失去人性的美，从而变得教条主义；没有法律的宗教信仰将会变的盲目，甚至错误的宗教信仰会产生更为严重的罪孽。

浅谈西方宗教与法律的关系 篇3

[关键词] 宗教；法律；宗教改革；信仰

【中图分类号】 D9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6-065-1

纵观人类的发展史，无论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蒙昧时期还是文明时代，法律与宗教都有着一种或多或少的联系，有些地区的法律甚至是直接脱胎于宗教。在西方的文化中，法律与宗教之间从开始的密切相连到之后的逐步分立再到最后的深层融合，这种近乎“暧昧”的关系无疑是值得研究的。

一、 西方宗教产生的背景

西方宗教的起源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宗教一样都是伴随着原始人类社会文明兴起而诞生的。在一段漫长历史时期内，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通过狩猎，劳作，观察和了解自然，逐渐产生了对自然的依赖，相信自然本身就是无所不能，并将能认识到的一些自然规律归结为神明显灵的征兆，最终将其人格化并对其顶礼膜拜。正如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自然是人生存的基础和依赖的最初对象，也是宗教的原始对象。当进入到阶级社会后，因为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强烈的社会矛盾给人们带来的压抑和恐惧，为宗教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社会基础，人们对来自社会的压迫感到畏惧与茫然，转而把希望寄托在能为他们指点迷津的宗教信仰上。

二、西方法律与宗教的关系

宗教作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一种社会现象，具有很强的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其他的社会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上。人类认识世界都是从对自然界的人格化开始的，因此早期的法律脱胎于宗教，后来人类的思维能力的提升，法律开始独立于宗教。因此，法律的发展历程也是逐渐摆脱宗教束缚的过程。

（一）两希时期。西方法律文明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古希腊文明（包括之后的罗马文明），另一个就是希伯来文明。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开端和核心组成，早期的希腊法律与宗教有很大程度上的合一性，宗教仪式渗透在立法和司法的形式之中，祭祀在司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国王作为最高法官，其职责和权力也被看作是宙斯亲自赐予的。

希伯来文明系指统治西方精神世界千年之久的基督教文明。希伯来人起先创立犹太教，又从犹太教中分裂出一支，后来演化成基督教。经过漫长的发展，基督教毋庸置疑构成了今天西方人的宗教信仰和道德伦理的基础。产生于公元前12至公元前5世纪的希伯来法，就是以“摩西十诫”为蓝本，经历代帝王、祭司的修订、扩充而成的。

（二）古罗马时期。古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在最初之时，法律都只是宗教的一部分而已。克里特人将其法律归功于宙斯而非米诺斯。古代斯巴达人相信他们的立法者是阿波罗而非来库古。罗马人相信努玛是在古代意大利最大的神灵、即女神伊格尔的指引下完成其法律的创制的。伊特鲁里亚人则是从神塔格斯那里得到的法律。古罗马杰出的法哲西塞罗曾经在其著作中做过如下论断：“宗教仪式和习俗并不仅仅是宗教问题，而是国家的基本秩序。”，由此可以看出他认为宗教仪式和习俗也是罗马共和国的基本法。

（三）欧洲中世纪时期。公元10—14世纪西欧开始进入封建割据时期，在这种混乱的状况下，基督教会趁机扩张势力，摆脱世俗皇帝的控制。在10世纪时，基督教会近乎争得了对世俗权力的领导地位，法律开始沦落成宗教的“婢女”，教会关于神的理论或论述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13世纪时，教会权力达到顶峰。拥有面积广大的土地以及独立的税收权和完备的管辖权机制，使得教会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初步具备了近代国家的大部分特征。博登海默说过，“在中世纪时，教会是欧洲生活的中心，控制着教育和科学。”

（四）宗教改革之后的西方。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意大利文艺复兴向顶峰发展，并开始向欧洲诸国扩散，欧洲各国都出现了一批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加之中世纪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合而不一，就为以后的政教分离埋下了伏笔。1517年德国人马丁路德提出“因信称义”的主张，他认为每个人都能直接的与上帝交流，你只要相信上帝就会成为义人。宇宙存在着“神的国度”和“地上的国度”，前者由基督统治，后者由世俗统治者统治。两者都有自己的法律，各司其职，不可互相越位。他强调基督“并不适宜掌权，他唯一要做的是治理自己的国度和属于国度的一切事”，于是宣布废除教会管辖权，通过宗教改革使教会失去法律效能。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及之后波及整个欧洲的宗教运动不但推动了法律的世俗化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出现，更重要的是把法从神学教条和教会的直接影响下解放出来。

三、结语

其实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西方早期的信仰是一种对自然的虔敬主义，进入中世纪之后，其原先超越世俗的灵性精神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压抑，经历宗教改革，开始步入近现代的欧洲从神学的枷锁中解放出理性主义，并将这种理性主义注入到信仰本身，加上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力求在教义之外找寻一种代表公正与秩序的东西，人们从单纯的宗教信仰向更理性的法律信仰进步就成为是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1]（法）菲斯泰尔·德·古朗士.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M].吴晓群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217.

[2]林榕年，叶秋华.外国法制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法律与宗教 篇4

关键词：法律信仰,道德礼仪,法制建设

“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将形同虚设”这句话是伯尔曼的经典名言, 也是中国法律人极力推崇的至理名言和法律信条。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 只有树立起对法律的信仰, 才能使人们树立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 才能使人们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

一、法律信仰的含义

1. 信仰的含义。

信仰是指“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 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1]信仰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提出, 教会试图将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 从此来达到统治地位。当然, 人们对宗教的狂信变成对法律的信仰, 这对于一个法治国家来说有着重大意义。

2. 法律信仰的含义。

何谓法律信仰?许章润认为:“法律信仰是赋予法律以生命力的主体心灵状态, 穷极而言, 也是法律之所以为法律, 而且具备合法性的必备要素。另一方面而言, 则为法之具有合法性的自然结果和外在确证。”[2]叶传星认为:“法律信仰一般是指人们对法律的一种尊崇敬仰的态度, 是对自愿接受法律统治的一种信仰的姿态, 一种大众对于法律的忠诚, 是对法律之下生活的德性的一种确认, 表明人们愿意热诚地投入到捍卫法律尊严和权威的斗争中, 并把参与这场斗争视为自己的一个庄严使命和责任。”[3]有论者认为, 法律信仰是人们心理状态的表现, 是人们从内心深处对法律的认同, 使法律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第一性的准则。法律信仰不是幻想, 而是一种真实的客观存在。[4]只有人们看得见、能理解的法律, 才会去遵守它, 实行它。

二、中国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

目前阶段,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并不尽如人意, 人们对法律更多的是对法律武器的敬畏, 而不是把法律作为自己内心信条的准则。我们并不是渐渐失去了对法律的信任, 而是一开始就不能信任这法律。除非人们觉得那是他们的法律, 否则就不会尊重法律。[5]这种思想在中国一直存在, 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的法律信仰意识是非常薄弱的, 基本处于缺失状态。中国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可分为以下几种。

1. 封建传统思想对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影响。

中国封建传统法文化最重要的结晶就是法即刑。纵观中国历史, 国家淹没了社会, 权力整合了宗教和信仰。[6]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 一方面将法律工具化, 将法律作为统治百姓的工具;另一方面将法律恐怖化, 在古代刑法中, 各种酷刑, 如凌迟、车裂等等, 对人们造成恐怖的心理, 在这种统治思想下, 人们对法律只有畏惧, 丝毫没有对法律应有的认同和信仰。

2. 道德在中国特有的力量。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孔子就说过德主刑辅。礼教观也一直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秩序的理念。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 使得道德在中国有着特殊的作用, 其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法治理念的重要地方, 就是其对人们心灵的束缚甚于法律, 使得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出现了纠纷, 人们更多的是考虑在道德上是否受到谴责, 这种特殊的国情使得人们对法律的理解更多地体现在法律工具主义和法律虚无主义上。首先, 法律工具主义的普遍存在, 让人们忽略了法律的内核是对人类终极关切这个价值目标。法律就是用来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这样的概念, 使法律得不到人们的信仰, 失去了原本的价值追求。其次, 法律虚无主义, 有法没法一个样, 各地法院对同一性质的案件却能有截然不同的判决, 很容易让人怀疑法律的权威性。目前中国的现状, 司法公正有待提高, 人们更多的还是对人情关系的依赖。所以在目前法制不很健全的情况下, 人们很难去认同一个与自己传统观念相违背的法律, 更谈不上对法律的神圣信仰。

3. 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 封建因素残存较

多, 在清末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后, 大量有识之士、进步青年力图引进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 但是有心无力, 面对中国的国情, 新法的制定和推广受到很大阻力。忽略中国的国情, 盲目引进西方法律制度, 使得中国长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政府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六法全书”, 另起炉灶, 法院的判决全靠法官对革命的信仰和坚定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到文革时期, 刚有点起步的法律遭到践踏。但尽管如此, “文革”之后的中国百废待兴, 法制建设也有了长足发展。然而我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步入社会主义社会, 人们的社会主义法治观并未完全形成, 在中国广大底层生活的百姓仍靠着传统的观念去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所以“人们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 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7], 而这样的法律必须是明确的、神圣的, 值得人们去信仰的。

综上, 中国现阶段在法律信仰的建构中存在各种的原因值得人们去思考和反思。在中国, 法律的状态似乎仅停留在“对法律的意识上”。人们畏惧于法律的惩罚功能, 而不是从内心对法律由衷的信仰。所以法律信仰的缺失, 会带来司法的滥权, 人民群众的不安全感加重等众多弊端。

三、如何构建中国当代的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 前面讲了在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但这对中国当代法律信仰并非都是消极影响, 传统一直存在, 但并非都是糟粕, 去粗取精, 对当代中国法律信仰的构建有着重要作用。

1. 强化培养公民个人的权利意识。

权利意识的培养是对法律信仰的一种推动, 权利意识的增强会增加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和对法律的尊重, 从而产生对法律的信仰;同样, 对法律的信仰也会引起广大公民对权利意识的重视。现代法制认为, 法律的本质就是对权利的有限保护, 但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是集体, 忽视个人, 强调公民应尽的义务, 而淡化甚至忽视公民的正当权利, 在长期的导向性宣传和生活实践中, 公民的个体意识也变得非常单薄。因此, 要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仰, 首先就是要唤醒公民的个体权利意识, 切实做到以人为本, 这样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培养起公民的法律信仰。

2. 深化公民对现实法律实践的实际体验。

公民的法律信仰不仅着眼于法律是否能够反映百姓的利益及诉求, 也在于政府执行和遵守法律的情况。我们必须使得依法行政、依法司法、依法维权、违法必究成为一种行政机关执法理念, 若是公民形成了一种“政府都不守法”“司法机关都不守法”“违法可以不受追究”的法律经验, 将会导致人们对法律的失望, 乃至对法律失去信任, 更不必说形成法律信仰了。因此, 必须保证法律得到贯彻与实施, 从而给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体验, 这样就为培养公民法律的信仰提供了保障。

3. 改革司法体制, 切实保障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

从古到今, 我国形成了立法司法行政一体的管理体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有所改变, 但并不彻底, 远未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 行政与意识形态的干扰较强, 就是在司法机关的内部, 也存在着制度性的障碍, 妨碍司法的独立;同时, 由于缺少违宪审查机制, 宪法上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也难以得到切实的保障。所以, 如果做不到司法实质上独立, 就有碍于公民法律信仰的建立。

4. 加强公民法律文化建设, 拉近法律与最基层群众的联系。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民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农民工在中国总人口中占了大多数。但是他们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生活相对处于劣势, 他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权利被侵犯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他们对法律的认可程度直接关系到我国法律以及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因此, 加强公民的法律文化建设, 切实拉近法律和基层群众的联系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86:1286.

[2]许章润.法律信仰的实质理性——兼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伦理[J].中国社会科学, 2003 (1) .

[3]叶传星.法律信仰与法治现代化[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4 (3) .

[4]罗绍林.试论法律信仰[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报, 2006.

[5][美]哈德罗.J.伯尔曼, 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35.

[6]李向平.信仰但不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198.

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 篇5

主题班会

为深入贯彻市教育系统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学习教育活动的精神，切实加强我市宗教事务管理及宗教政策法规的落实和宣传教育，在意识形态领域深入开展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工作力度，使我市民族宗教活动健康有序地开展，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此计划。

一、指导思想

坚持关于维护新疆稳定，严厉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的一系列政策为指导，以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和“五观”教育、“四个认同”教育为重点，深入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使民族宗教政策法规深入人心，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占领学校思想文化阵地，消除“7.5”事件造成的影响，使各族学生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严厉打击非法宗教活动等大是大非问题上，牢固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筑牢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的思想基础。

二、学习原则

坚持以正面教育和自我教育为主，但要使每个学生都受教育，提高认识，坚持以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教育为主，使各族学生对“7.5”事件、“三股势力”、非法宗教活动的反动本质有清醒认识、使各族学生在反分裂、反非法宗教活动的斗争中始终做到思想统一、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达到提高认识、明辨是非的目的。

三、学习内容

1、《小学生守则》、《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2、《“7.5”事件真相教育读本》。

3、《揭批“热比娅的丑恶嘴脸”系列报道》

4、《马克思“五观”和“四个认同”教育读本》

5、《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

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

大队部红领巾广播站，每天一个班级在课间和中午午休两个时段播出学习教育内容；周一的班会课召开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主题班会，政教处进行检查；每周五更新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宣传内容。

法律与宗教 篇6

一、元朝的法律制度

1.元朝律法的形成过程。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后, 为了便于管理, 颁行了“大札撒”, 也就是将自己的谕旨作为了律法。这用于统治蒙古游牧社会颇有成效, 但在窝阔台灭金入主中原后, 这部简单的律法已经漏洞百出, 不尽人意了。于是窝阔台就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以金朝的《泰和律》作为律法来治理辖区。忽必烈即位后改国号为元。待元灭宋之后, 为了强化元朝的统治地位, 禁用金《泰和律》, 并于至元八年, 即1271年11月颁行了新立条律, 从官吏、赋税、盗窃等方面作出了规定。但这只是权宜之计, 为更具体, 更明确, 至元二十八年, 即1291年5月颁布《至元新格》, 刻版印发, 各司遵此为律。但该律法仅是一般性质的要求, 缺乏精细周密的条文律例, 在实际操作中, 往往令许多官吏无法可依, 左右为难。于是要求更新完善法典的奏议不断上报到朝廷。大德三年, 即1299年三月, 元成宗令重修律法, 次年编成《大德律令》, 但不知因何原因, 该律法并未颁布实施。武宗、仁宗时期, 也多次提出要修订法典, 但因朝臣意见不一, 终不了了之。直到英宗即位以后, 主张法治的大臣们再次提出修纂律令得到首肯, 至治三年, 即1323年2月编纂出《大元通制》并颁行天下。这是元朝最完整、成熟的一部法典。

2.元朝律法的特征。元朝的律法基本上是参照《唐律》而制定的, 如《唐律》中的五刑、十恶和八议, 元律法完全采用了。有些只是换了下称呼而已, 如《唐律》中的“刺史、县令”, 在元律法中就变成了“路府州县”。元朝的律法包含了蒙古因素,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的等级差别。“大札撒”的许多条例写进了律法:如军队的编制, 婚姻的各从本俗等。元律法对民族等级进行了区分, 体现了蒙古民族至上主义。如蒙古人与色目人犯了法, 当由断事官礼鲁忽赤进行审断;汉人与南人犯了法, 就由当地官吏直接审断。再如蒙古人若杀死汉人, 出点埋葬费就可免罪;若汉人杀死蒙古人, 则立即处死。元朝的律法呈现出“二元性”:在内容上, 是蒙古法与《唐律》的融合;在操作上, 是蒙古“国俗”与“汉法”的共存。元律法体现出民族等级观念, 彰显出蒙古族的优越地位。

二、元朝的宗教政策

1.元朝宗教政策形成原因。元朝统治时期, 道教、佛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相互并存, 没有因为民族间的战争被泯灭或压制, 而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与壮大, 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这源于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札撒”并得到其继承者们的一贯执行。成吉思汗重创金国后, 占领了中国东部与华北, 对山东虎视眈眈。金、宋也不愿丢弃, 三方角逐于鲁。时全真教领袖丘处机, 德高望重, 手下信徒数以万计, 是一股潜在的强大政治力量。于是丘处机成为三方拉拢对象, 成吉思汗也于1219年出征西辽时差人携金牌礼请丘处机, 求问长生之道。丘处机谒见成吉思汗, 颇受礼遇, 其恩宠无以复加。丘处机告知治国之道, 长生之术, 欣然而归。感激成吉思汗之优待, 丘处机亲赴山东, 安抚人民, 遣其徒手持金牌, 遣返被俘为奴之人, 人人交口称赞, 社会矛盾消除, 蒙古在华北的统治得到巩固。这应该是成吉思汗最想看到的结果吧。成吉思汗攻下乃蛮部后, 太阳汗的儿子屈出律逃到西辽, 1218年, 成吉思汗派哲别为先锋征伐西辽, 特意嘱咐要遵从“大札撒”之“对于各种宗教, 不舍此取彼, 不尊此抑彼, 一视同仁, 不分彼此”的规定, 要善待信教徒。屈出律到西辽后, 娶了西辽皇帝古儿汗的女儿为妻, 然后密谋篡位, 独揽了西辽军政大权。屈出律原是景教徒, 攻占和阗后, 他竟然强迫当地伊斯兰教徒改信景教, 拒不服从的就施以刑罚或杀害, 由此激起了公愤。哲别兵临城下, 对城内百姓宣读了成吉思汗的“大札撒”令, 得到当地人民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他们里应外合, 将屈出律全军消灭了。成吉思汗尊敬伊斯兰教的结果是, 毫不费力地铲除了对手, 更难得的是, 后来大批穆斯林加入到蒙古军团, 为成吉思汗及其后代们的军事扩张立下了赫赫战功。佛教的一个分支是喇嘛教, 主要存在于吐蕃地区。842年, 吐蕃赞普达磨被刺杀, 随后数百年间, 吐蕃就被大小寺院的法王所领导。为了纳降吐蕃, 就必须说服当时的佛教领袖, 表现出对佛教的礼敬。于是, 1219年成吉思汗手下大将木华黎攻陷岚谷后, 恭恭敬敬地送当地佛教名僧海云谒见成吉思汗, 受到隆重接待。窝阔台时期, 对吐蕃名僧也是尊敬有加。宗教是征服人心的重要武器。成吉思汗深知其中道理, 于是从自身做起, 并告知后代要尊重各教, 善待并重用各教领袖, 借助各教领袖的权威对自己的教徒进行有效的管理, 使其听从蒙古的统治。这该是元朝宗教政策形成的最根本, 最直接的原因吧。

2.元朝宗教政策的内容。对宗教兼蓄并容, 加以保护, 目的为了巩固蒙古的统治, 所以, 加强对宗教的管理, 是十分必要的。首先是设立相应管理机构, 加强对宗教的管理。成吉思汗时期, 道教势力最为庞大, 于是成吉思汗就亲自下诏给丘处机, 要其挟道教之众, 管理天下各教, 不使与朝廷作对, 各得所安。蒙哥汗时期, 因为吐蕃与南宋的佛教势力较大, 便使佛道分开, 分别由李志常掌管道教, 海云禅师掌管佛教, 后来又加封吐蕃名僧那摩为国师, 授玉印, 接替海云执事。忽必烈时期又设帝师一职, 成为元朝宗教人士所受礼遇的最高规格。忽必烈帝师八思巴掌管天下佛教及吐蕃事务, 其后为吐蕃归降立下不朽之功勋。佛教主要由宣政院主管。除了佛教外, 其他宗教也有自己的主管部门。道教归集贤院管理, 基督教由崇福司管辖, 回回掌教哈的司专管伊斯兰教。各教领袖都是朝廷大员, 有恩赐的特权, 替朝廷管理各教教徒, 顺从蒙古的统治。其次是对宗教减免赋税。最先享受优待的是道教。1223年, 成吉思汗亲自下诏免除道教的赋税和差发。其大意是:丘处机名下的所有道观、教徒, 只要登记在案的, 都免一切赋税。至元世祖忽必烈, 再次颁下圣旨:诸教皆豁免一切赋税, 寺观、道观等宗教场所之财产当地政府要给予保护。还有就是任用宗教教徒为官, 对各派宗教领袖大加封赐。佛教中为官最为显赫者就是帝师八思巴, 被册封为大宝法王, 赐玉印, 官阶一品;中原名僧子聪, 世祖元时官至太保, 正二品。各宗教团体皆有所属, 互不争斗, 对各民族的融合以及以后社会对宗教的管理造成深远的影响。

三、宗教政策对元朝法律实施的影响

1.宗教政策形成元律法的教俗有别。元朝的宗教政策致使元律法失去了公平、公正, 具体表现为教俗有别。蒙古民族普遍信仰宗教, 元朝的统治者也看到了宗教的利用价值, 即可以麻痹人民的思想意志, 有利于巩固元朝的统治地位;同时借助于宗教信仰, 蒙古统治者可以更好地与其他少数民族结成政治联盟, 强化蒙古族的政治影响力。所以在有利于朝廷统治的前提下, 元朝执行了宽松自由的宗教政策, 在律法上也予以优待, 做到了教俗有别。我们以元朝最为尊崇的佛教为例, 来看一下元律法对宗教的偏袒:元朝在中央设有宣政院作为管理全国佛教徒的行政机构, 帝师八思巴主持宣政院日常事务, 作为朝廷的一品大员, 八思巴还有其他特殊权力, 就是对于僧俗案件的审判可以对具体负责的中央司法机关进行干涉。以此类推, 地方上的一些高级僧侣也有权干涉地方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判。元律法《大元通制》中记载有对僧道犯法之人的处理办法:各地僧侣犯错, 只要够不上奸盗、诈伪、致伤人命等重大刑事案件, 地方官员不得对僧侣提出诉讼, 更无权审理, 当由僧侣寺院主持僧归问、处置。即使犯下大罪, 地方官员也只可审明案情, 无权裁决, 将审理结果报于宣政院裁定。如果是僧侣与平民发生了纠纷, 须由地方官员知会僧侣寺院主持僧一并审理, 其目的就是保护僧侣不受普通法律制裁, 结果就形成了宗教、司法、世俗三权共重的局面, 使僧侣的人身权利超脱于司法之外, 享受到游历于司法边缘而不被刑罚的特权。对于冒犯僧侣的平民, 元律法却制定了残酷的刑罚加以惩处:殴打僧侣的人, 要砍掉双手;辱骂僧侣的人, 要割掉舌头。

2.宗教政策对元朝法律实施的影响。教俗有别, 破坏了法律的公正严明, 使法律的尊严严重受损。元朝官吏大部分由蒙古贵族和高级宗教领袖担任, 元律法将他们置为特权对象, 袒护包庇。他们依仗特权去贪赃枉法, 一旦犯罪又轻易逃避惩罚。用这种本身即存在着严重缺陷的法律制度来调整社会秩序, 社会反而更加动荡不安。元朝法律制度造成的消极社会后果就是激起了广大受压迫阶层人民的强烈反抗, 加速了元朝走向灭亡的命运。时至今日, 国家政策对元朝法律的误导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仍应当引以为戒。

参考文献

[1]杨华双.从法律制度看元朝民族宗教政策[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1 (5)

[2]周爽.元代国家宗教政策初探[D].辽宁师范大学, 2011.

宗教信仰对法律制度的影响 篇7

关键词：宗教,信仰,法律,制度,影响

一、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立法原则

(一) 立法要和和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相适应

这一原则也就是要在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对统治阶级的统治有有利作用, 对社会的稳定及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时候, 统治阶级对这一权利所采取的措施就是保护;反之, 统治阶级对这一权利所采取的措施就是限制。很多国家的新政权在刚刚建立的时候, 为了对就政权的残余势力进行镇压, 就会把对自己不利的宗教予以取缔, 代之以对自己有有利作用的宗教, 之后, 一旦新政权得到了巩固的时候, 又会对各种已经存在的宗教以及教派采取宽容的态度, 从而来是社会秩序得到稳定。

(二) 立法要符合自由的相对性

自由是不可能有绝对的, 在各个国家的宗教信仰自有法律条文当中, 总是能够看见这样那样的一些限制性条款, 这一原则是把正义作为准则, 把他人的权利作为限制, 把自然作为原则以及把法律作为保障。

(三) 立法要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

法律权利指的就是国家通过立法规定, 来对人们能够自主进行一些行为以及不能够进行一些行为做出限制和认可, 也就是说,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反之也不应该有无权利的义务。

(四) 立法要符合国情和历史传统

从世界上一些国家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不难看出, 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主张都是要把不同的宗教情况以及历史传统进行考虑, 都是对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考虑, 如果宗教在某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会起到阻碍作用, 那么, 就会对它进行抑制, 尤其是对于那些政教合一的国家, 更应该这样。

二、国家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和限制

(一) 法律保护的规定

在涉及信教自由和不信教自由的时候, 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从正面对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进行了规定。对于不同的宗教来讲, 他们在政教合一以及国教的国家地位的确立既是平等的又是不平等的, 首先, 地位的不平等是国教只有一个, 对于其他的宗教来讲, 它们的地位和国教相比较起来, 地位相差甚远;而说他们之间是平等的是有些国家有这样的规定, 也就是一切宗教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反过来, 在不是政教合一或者是没有把国教的国家地位进行确立的国家来讲, 不同的宗教的地位使基本上平等的, 这样说是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国情、每一个国家的宗教历史传统都是不一样的, 一些国家在对实际情况进行充分考虑的基础上, 会对个别的宗教进行限制和禁止。

在信教者以及不信教者这两者之间的地位的平等问题上, 出了有个别的国家之外, 世界其他的国家都规定了他们都有平等的地位及权利, 可以说, 两者和公民法律地位的平等是差不多的。

(二) 法律限制的规定

世界各国对关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性的规定是各不相同的, 但总的来讲, 主要内容有对某一种宗教的禁止性规定, 对新建教会的禁止性规定, 有关特殊主体在宗教信仰方面的一些特殊规定, 对宗教、教会以及信教者的一些言行的新执行规定, 以及对信教者不能够享有特殊权利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

对于对某种宗教予以禁止的这些规定, 它主要是针对那些被国家的统治者认为是对宗教派别之间的和谐有破坏作用的, 并且对社会的稳定有不利作用的宗教或者是派别, 或者是一些带有邪恶性的宗教。

虽然, 在每一个国家都会有对公民信教自由以及不信教自由的相关规定, 但是有一些国家会对某些特殊的民事主体以及公民进行一些特殊的规定, 就比如一些国家会对未成年人的宗教信仰加以限制等等, 在这些国家的宪法中, 体现出了对宗教信仰的主体可以进行一些特殊的规定, 但是对宗教信仰者来讲, 不能够享有特权。

对于对宗教、教会以及信教者的言行的限制来讲, 在各个国家的宪法以及法律中都是比比皆是的, 对于这一系列的规定来讲, 它是自由的并不是绝对性的原则的一个具体体现。

三、结语

总之, 宗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 正常的宗教信仰自由是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所在, 而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它在宗教信仰自由领域应该要把自身所应该具有的价值予以充分体现出来, 对于一个国家来讲, 把宗教信仰自由纳入到社会法治化的进程当中, 将会有利于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但是对于我国来讲, 在宗教信仰自由这一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还很欠缺, 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一些不法分子或者是邪教组织的扰乱社会的现象仍然层出不穷, 所以, 我国应该要借鉴世界各国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先进立法经验, 来对我国的相关法律和法规加以完善, 从而使我国的宗教工作得以走向正常轨道, 进一步使得我国的宗教工作能够切实保护好公民的信仰自由。

参考文献

[1]吴向军, 宗教与法的关系论纲[D], 中共中央党校, 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