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科学

2024-09-29

宗教与科学(共8篇)

宗教与科学 篇1

宗教与科学

-----牛顿与自然神论

对于这个课题的理解,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什么是自然神论。自然神论(Deism)是17到18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出现的一个哲学观点,主要是回应牛顿力学对传统神学世界观的冲击。这个思想认为虽然上帝创造了宇宙和它存在的规则,但是在此之后上帝并不再对这个世界的发展产生影响。也就是说自然神论牵涉于上帝,那么我们可以形象的把这个课题理解为“在上帝与牛顿之间”。

追溯历史,可以从早期自然神论者对上帝证明的方式中来反映他们的一些思想。“从一只钟表或一部机器出发,由其齿轮、弹簧、轴轮等内在结构的和谐性和功能上的目的性(计时等)推出一位手艺精湛的工匠;然后运用类比推理的原理,从更加精致的、充满了秩序性和目的性的大自然推出一位智慧的造物主(上帝)的存在。”这也就是自然神论者对上帝证明的一种设计论的证明。先暂且不论这个证明的正确与否,自然神论者的根本意图是在于由证明衍生的重要绎理:上帝既然是全能的大智慧的,就像一位经世的钟表匠,造出的表永远不用调校一样,上帝造出这样一个规律社会以后就不用在插手了,如果出现奇迹--也就是规律的中断--证明上帝的造世是有缺陷的,当然这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全能的上帝是存在的,但是他创造了世界之后就不再去管理它了,这就是在为牛顿的一系列的观点提供理论支持,也在为自然神论者的利益高举旗帜。

自然神论者为什么要去证明上帝存在,而又将其架空呢?为什

么会与牛顿的理论相联系呢?我们就来看看自然神论的发展。16世纪的欧洲虽然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而且文艺复兴运动也达到了最高峰,但是这两场运动的目的都只是要改变基督教的组织体制和行为方式,而不是要改变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和精神实质;它们批判的矛头都是指向教会和神职人员,而不是指向基督教本身的。因此,无论是宗教改革的领袖们,还是人文主义的大师们,其基本的世界观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仍然是中世纪式的。罗素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在科学上和哲学上都是一个“不毛的”时代;布林顿等人强调:”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士们也无疑地与他们的祖先一样地笃信宗教,轻信人言,满怀阶级意识和封建思想。”哥白尼的“日心说”问世之后,不仅受到了罗马天主教会的猛烈攻击,而且也遭到了宗教改革家们的坚决抵制。路德把哥白尼看作是”一个突然发迹的星相术士”,他责骂道:“这蠢才想要把天文这门科学全部弄颠倒;17~18世纪欧洲的自然神论者一般都反对正统神学教条﹐反对教会专横和宗教压迫﹐要求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维护理性和科学知识﹐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的进步要求。尽管他们在哲学观点方面不尽一致而各有特点﹐但是他们哲学思想的主导倾向是同唯物主义相联系的。从这些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自然神论这一思想的提出是资产阶级为了反封建反宗教禁锢,也就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神论──至少对唯物主义者来说──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 可以说是自然神论的提出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基于经验证据和归纳、类比方法之上的经验理性(或自然理性)

构成了自然神论的思想根据。自然神论反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否定迷信和各种违反自然规律的 “奇迹”;认为上帝不过是“世界理性”或“有智慧的意志”;上帝作为世界的“始因”或“造物主”,它在创世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事务,而让世界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下去;主张用“理性宗教”或“自然宗教”代替“天启宗教”。自然神论可以看作是理性最初从信仰的控制之下要求独立权利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要求与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之后出现的宗教宽容精神以及新兴的启蒙思想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自然神论的基本特点是试图把自然理性确立为宗教信仰的基础,把上帝变成一个合乎理性的上帝,将一切神学教义尽可能地纳入到合理性的范围内来加以解释,从而限制甚至根本取消启示的作用。自然神论继承了中世纪托马斯主义的理性神学传统,但是与托马斯主义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自然神论不是用启示来统摄理性,而是用理性来消解启示。如果说马丁·路德用圣经的权威取代了教会的权威,那么自然神论则要用理性的权威来取代圣经的权威。克劳治在谈到自然神论的特点时这样写道:论及宗教事务,自然神论者拒绝所有圣经的权威和超自然界的启示,并宣布唯有理性与自然才是宗教真理的可靠源头。所以,他们偶尔也被称为“唯理(理性)主义者”。而自然神论者则自称为“自由思想者”,这自称词正是他们的思想最佳的阐明。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自然的宗教,而没有启示的宗教,反对他们的人也冠之以“自然主义者”。托马斯·潘恩的观点颇能代表自然神论者的观点:“我相信一个上帝,没有其它的”,但“我不相信犹太教会、罗马教会、希腊教会、土耳

其教会、基督教和我所知道的任何教会所宣布的信条。我自己的头脑就是我自己的教会。”自然神论者并未否定上帝的存在,而是把上帝赶出了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世界之外,把上帝置于”第一因”或太上皇的位置。这种观点符合实际,当时的封建势力或是宗教压迫都还十分强势,自然神论者不可能一开始就从根本上阐释上帝的一无是处,这样推行的改革势必会遇到很大的阻力,那么就从承认上帝存在,再进一步上帝不管理世界来渲染他们的理性和人文关怀。那么上帝是第一因,上帝创造了世界,谁来管理世界呢,又遵循的是什么规律呢?由之就联系了上帝与牛顿,自然神论鲜明的提出这个后期的规律就是以牛顿的自然神论为主导的思想。对于牛顿提出的三大定律以及万有引力定律等等在当时的社会都是别具一格的,标新立异的,但是他的指导意义反映在多方面的,第一,科学领域上,人们开始相信也深切体会了牛顿在实验基础上提出的牛顿定律中的实在意义,更多的人加深对丰富的自然的追求,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第二,政治领域上,对于当时的政治变化而言:希尔认为,牛顿的这种世界观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和政治妥协的社会现实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某种角度看,牛顿关于宇宙的理论,把宇宙看作是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也可认为是把1688年的政治理论搬进了宇宙空间。举例来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说明了天体运行轨道的由来,正如洛克所提出的宽容思想,说明了当时英国宗教和政治的局势。万有引力定律使自古以来认为宇宙被一种法术控制的说法更加不足凭信,而天体力学中的数学计算进一步确立了。这种观念的确立与相信地上的国家社会能在政治上

平衡是不可分的;后者是前者的前提,有了对地上的平衡的信心,才推动人去研究全宇宙中的平衡系统。最后一点,正如世上的平衡需要一位全智的、谨守宪法的君主,宇宙的平衡也需要这样一位君主。政治上的融合无疑为牛顿定律的提出奠定坚实基础。第三,在思想文化上面,从思想根源上来说,自然神论关于上帝存在的设计论证明既是对托马斯·阿奎那第五个证明(目的论证明)的进一步阐发,同时也是牛顿机械论在神学上的必然结果。上帝一次性创造了自然界以后,就把自然界交给了牛顿,让它遵循经典力学的基本规律来运转。这样一来,上帝就被架空了,而上帝的本质即理性就成为世界严格遵守的基本法则,也就完成了他们的艰巨使命:淡化传统基督教信仰强调奇迹,强调上帝意志的神秘色彩,尽可能的把理性精神作为一种本质精神灌注到基督教信仰之中。这在社会思潮上引起了不小的变动。综合上述意义,可以看出牛顿定律的提出和被接受是有他的实际意义并且合乎情理的。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牛顿这么科学的理论体系中依然需要一个上帝的存在?众所周知,牛顿在实验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但是由于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没有发展过程的既成事实,因此他无法用科学的观点来解释自然界的起源问题,从而必然导致用上帝的一次性创造来解决这个理论难题。牛顿之所以在宇宙中为上帝保留了“第一因”或”第一推动者”的位置,只是为了给他的整个井然有序的机械世界寻找一个具有权威性说服力的开端或起点。牛顿说道:“这个由太阳、行星和慧星构成的最美满的体系,只能来自一个全智全能的主宰者的督促和统

治。”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位具有无限智慧的上帝一旦创造出世界以后,就谨守理性而不再干预世界,让世界遵循万有引力和其他自然规律而运行。另一方面,人们多年来形成的上帝信仰需要一个缓冲的过程去接受科学的现实,所以牛顿体系中保留上帝也有它的社会意义。

总而言之,在17—18世纪,科学理性尚未壮大得足以与宗教信仰正面抗衡,因此它不得不采取自然神论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形式,借助上帝的权威来为理性开道。在自然神论中,上帝虽然在名义上仍然保持着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的至高地位,但是他实际上已经被理性本身所取代,他不过是一个被理性的线索牵动着的傀儡。自然神论将上帝置于自然之外,然后通过把上帝的无限性赋予自然界本身而使上帝陷入一种没有立锥之地的尴尬状态中。它用自然来蚕食上帝,用理性来限制信仰,通过剥夺上帝的具体内容而使其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成为虚无。自然神论也好,牛顿体系也好,都是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的综合表现,在上帝与牛顿之间,自然神论者的牵引为二者提供了美好的“沟通”。

2009300010038

向遥

宗教与科学 篇2

一、既有宗教与科学关系学说的不足

“对抗说”、“分立说”和“关联说”作为既有的关于宗教与科学关系的三种学说, 为人们认识宗教和科学可能具有的关系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分析路径。它突破了以往宗教消亡论对宗教所抱的歧视和敌意态度, 积极地评价了宗教对人们的生活甚至宗教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所提到的正面作用。对宗教的宽容不仅使人们对宗教和宗教人士充满同情的理解, 同时也为宗教发挥终极关怀和道德规劝功能提供了理论支撑。

但是, 这三种学说从静态的层面上看, 毕竟是互相排斥甚至彼此对立而不能共存的。“对抗说”作为西方近代的传统见解, 把科学当做批判宗教的最有力的武器, 它为近代科学摆脱宗教的压制, 为人类思想的启蒙和理性的解放起到了振臂一呼的作用。但科学和宗教并非一开始就彼此对抗, 只是到了16世纪, 科学世界观从真正兴起后, 宗教才扮演了阻碍科学进步和人类发展的反动力量。相反, 宗教在人类最原始的时代不仅没有阻碍科学的发展, 而且影响和造就了不同特色的民族文化;即使西方的近代科学史作为宗教的对立物而出现的, 也并不能否定宗教文化与科学之间在方法论上所具有的共性。“关联说”就从基督教与近代科学形成的关系入手, 从另一侧面挖掘出宗教精神以及宗教在方法论上对科学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事实上, 现当代宗教在基督文明发达的文化中并没有因为人类科学的发达而退减, 反而愈显蓬勃, 也从现实层面驳斥了绝对“对抗说”的片面性。

“分立说”作为宗教界面对18世纪以来对势不可当的科学潮流而主动向科学作出让步的具体表现, 将科学和宗教的研究对象进行区分, 在承认科学对人类现世生活必要性的同时保留了宗教存在的可能性, 从而避免了全面“对抗说”对宗教生存的致命打击。而一批科学家和哲学家也主张放弃科学和宗教全面对抗的观点, 采用康德的“科学与宗教相互关系的二元论”观点来调和科学与宗教的矛盾[2]。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宗教在终极关怀和道德规劝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但是“分立说”无法解释宗教界尤其是西方基督教在中世纪对科学的束缚和对科学家的残酷绞杀。

“关联说”是当今西方学术界新起的较为普遍的观点。它既认可科学对宗教具有批判的权利, 同时又反对把科学同宗教对立起来和隔离起来。这种折中的观点, 其优点同时也正是它的缺点, 它通过东西文明的对比, 从比较学意义上揭示了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内在关联, 却无法涵括宗教与科学在历史上的诸多恩怨仇和, 更无法为显示宗教政策的制定和宗教未来走向的判断提供理论依据。

二、宗教与科学关系“杠杆”模型的本质

宗教与科学关系的“杠杆”模型的提出是受物理学中的杠杆原理的启示。根据“杠杆平衡条件”, 要使杠杆平衡, 作用在杠杆上的两个力 (用力点、支点和阻力点) 的大小跟它们的力臂成反比:F1·L1=F2·L2。其中, F1为动力, L1为动力臂, F2为阻力, L2为阻力臂。根据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是推动人类发展永恒动力的观点,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科学必将越来越渗透到人们生活世界。因此, 如果用人类生活作为杠杆支点, F1表示科学变量, F2表示宗教变量, L1表示科学与人类生活的关联度, L2表示宗教与人类生活的关联度, 其中力臂越短表示关联度越高, 则宗教与科学关系完全可以在非严格意义上的杠杆原理来表述。

1. 宗教与科学作为影响人类生活的两股重要力量, 它在人类生活中试图保持相对平衡。

科学与宗教虽然在本质上是对立的, 但是,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 科学又无法完全消除宗教之影响[3]。人类生活的历史也表明, 任何人为的以一方完全取代另一方的企图都会导致平衡被打破, 从而给人类生活造成灾难性后果 (如西方中世纪的宗教黑暗时代和“上帝死了”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 。宗教与科学关系的杠杆模型首先继承了“对抗说”的合理成分, 承认宗教与科学在人类生活中的本质对立;同时又汲取了“关联说”关于宗教与科学具有深层内在关联的见解。不只如此, 杠杆模型还有机地将“对抗说”与“关联说”融合在具体的人类生活历史当中。在人类原初的蒙昧时代, 宗教观念在人们头脑中占据主导地位, 科学知识只能在充斥着神秘的、荒诞的种种宗教观念之中逐渐积累、成长。在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 新宗教则往往具有科学的倾向。而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将不断获得发展, 科学越是巩固和扩展自己影响的领域, 它就越是排挤宗教, 减小宗教对人们世界观影响的范围, 把它推到次要的地位[4]。科学与宗教的激烈对抗恰恰就发生在人类历史两端之间的过程当中。

2. 宗教与科学在总体上是此 (宗教) 消彼 (科学) 长的趋势。

基于唯物史观, 我们知道, 科学作为生产力的主要代表总是会不断发展并扩展自己在人类生活中的势力范围。生产力的不可阻挡决定了科学终将把宗教从原本神圣的位置上拉下来, 宗教与科学在总体上此 (宗教) 消彼 (科学) 长的趋势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规律和趋势。宗教被科学所排斥这一历史规律性, 用俄罗斯著名的哲学家米特罗欣的话说就是“从这儿出现极其常见的公式:科学前进一步, 宗教就后退一步。今天, 宗教和教会在社会生活中实际已经被边缘化了。”因此, 在宗教去魅和理性高扬的现代, 宗教必须因应科学的发展而自觉地进行宗教改革, 远遁到道德劝化和终极关怀领域, 从而保持宗教与科学的杠杆平衡。

3. 不同文化背景下宗教与科学是具有深层关联的矛盾统一体。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 宗教与科学都是为着人类征服未知和死亡的共同目的而出现的。由于轴心时代东方和西方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生存方式, 中西方人类生活也有质的区别。因此, 从文化比较学角度来看, 不同宗教文化背景下的科学也有各自的方法论特色。如果说中西文化的本源性区别在于一为“天人合一”, 一为“主客二分”的话, 那么“天人合一”式的宗教不可能培育出西方“主客二分”式的近代科学[5]。究其原因, 一方面, 从历史的角度看, 现代科学史神学的繁衍, 现代技术至少可以部分地被认为是基督教教义中关于人类统治自然的理论的西方化的实现;另一方面, 从精神层面来看, 如果没有源于基督教历史的精神阐述和冲动, 现代科学的诞生也许是不可想象的[6]。而中国传统文化由于不重视宗教, 追求天人合一状态, 所以重人生体验和精神境界之追求, 而轻自然科学之研究;故此, 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得以产生。

三、基于杠杆模型的宗教未来走向预测

宗教与科学关系的杠杆模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 从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角度多层次、动态的阐述了宗教与科学之间复杂而多变的关系, 将既有的三种彼此不能兼容的学说有机的融合起来,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对于更深层的探讨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理解把握现代社会中的各种宗教现象, 从而为相关决策部门制定合理有效的宗教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1.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并非单维和固定, 而是多维、复杂、与时俱进的。

就总体而言, 宗教与科学关系经历了科学萌芽于宗教、科学与宗教冲突到宗教与科学的自觉调适。因此, 我们要通过探讨宗教与科学关系的内在规律, 充分认识到宗教在现代社会中可能具有的双面效果, 尽可能使已经存在的宗教发挥积极作用, 为发展帮忙;而不是释放消极作用, 在矛盾中添乱。这就需要我们避免过去长期形成的急躁和简单化的思维惯性, 通过主动工作, 而不是消极防范, 来放大宗教的积极因素, 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 引导、化解和抑制宗教可能释放的消极因素。

2. 宗教在经过自适应改革后仍将长期存在。

根据杠杆模型, 随着科学的发展, 宗教将越来越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本身, 一步一步从日常生活的内容走向日常生活的形式, 走下神坛。目前, 宗教界提出的全球普世伦理实际上正是宗教应对现代科学的挑战而为自己开辟的新的可能生存空间, 宗教伦理化也成为当代宗教发展的主流方向。今天, 我们已经认识到宗教在社会主义中国将长期存在。宗教存在的长期性要求我们在看待宗教问题时要防止短视症, 忽视宗教问题的长期性。一方面,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把意识形态领域让给宗教去主导;另一方面,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促退宗教”甚至“消灭宗教”作为社会主义阶段的目标或者任务。

3.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同样需要坚持宗教的民族性。

宗教是社会人群的思想信仰, 属于社会精神文化的范畴。民族是宗教的社会载体, 宗教是民族的精神家园, 两者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古今中外, 一切民族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宗教性, 一切宗教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民族性, 这是没有例外的[7]。根据宗教与科学关系的杠杆模型, 代表不同民族文化的人类生活支点决定了其杠杆两端宗教与科学在思维方式等方面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共同特性。因此,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本土宗教因其民族性仍然具有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另一方面, 外来宗教要在中国传播, 也必须经过本土化的自觉改造, 才能落地生根。

摘要:在后现代价值多元背景下, 学术界对宗教与科学关系的认识已经超越既有单一、静态的“对抗说”、“分立说”或“关联说”, 逐渐转向动态的综合。宗教与科学关系的杠杆假说在综合前人学说的基础上, 基于唯物史观, 用杠杆平衡原理, 直观、动态的展现宗教与科学关系在历时和共时层面的互动关系及其历史演变, 并进而推演宗教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宗教,科学,关系,杠杆模型

参考文献

[1][英]A.D.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M].何钦,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173.

[2]何小莲.宗教与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27.

[3]钱时惕.科学与宗教关系及其历史演变[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135.

[3][俄]B.C.谢苗诺夫.科学与宗教:相互关系、对抗与前景[J].郑镇, 译.世界哲学, 2009, (1) :135.

[5]朱立元.科学与宗教精神的奇特联姻[J].复旦学报, 1995, (3) .

[6]宋波, 夏廷.基督教与近代科学[J].世界宗教研究, 2003, (2) .

谈科学与宗教的“和平共处” 篇3

科学是什么?

科学是什么?这在不少人看来或许并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接触这个词,每天都在使用科技产品,几乎每时每刻都是科学的受益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鸡,什么是蛋,但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至今是个谜。再譬如,现在世界上民主是“主旋律”,但真正理解这个词,并充分认识到理论上的民主与现实中的民主之巨大差距的人还为数不多。科学不是一个谜,在理论上也是不难说清楚的。下面我们从四个角度看科学的本质特征。

在众多的定义中,伽利略的“科学就是测量(science is measurement)”应该是最切中肯綮的〔2〕。科学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用一种“量具”去测量所研究的对象,以便利用之。因此科学强调可重复性,也就是说一个人测量所得的结果必须经得起反复的验证,只有这样,所研究出的成果才会有实用价值。这个实践(验证)过程之于物理学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这在其他许多自然科学学科也被视为研究的必需。科学必须有数学的准确性,不准确(或精确)的东西严格讲不是科学的。从此角度而论,虽然在当代一些人文社会学科也在尽量向科学靠拢,冠之为“科学”,并运用实地调查、数据分析等科学方法,但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的距离会永远存在。简言之,科学是用“测量”的方法认识世界,进而利用自然资源的一个知识系统。在此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说科学是一个实践过程。

同时,科学也是一个认识过程。科学是人们用已有的工具和知识对未知事物的认识,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一种主动探索。以现在流行的源于西方的自然科学为例,它是以分析的方法从研究已知局部到推演可想像的整体或更小局部。分析的方法在西方古来有之,在古希腊就已经出现了不少利用分析方法的古代科学家;而推演方法的基础——逻辑,虽然也是古希腊人所创立的一种思维方法,但如杨振宁教授所说:“从牛顿开始,西方的学者才真正地了解到这个逻辑推演方法的重要性,而把这个重要性加到所谓Natural Philosophy里头,由此产生了近代科学”。〔3〕分析科学的长处是局部研究,所研究的也永远是“局部”。不幸的是,人类必须对某种层次的整体加以描述,而许多整体又无法科学地测量,就只好以有关局部的知识对整体加以“推演”或“预测”,因此,在这些“预测”和“推演”中有数量不同的“水分”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才会有前人测量或推论的结果经常被后人推翻的现象。

由此可见,科学又必然是一个发展过程。计算机的更新换代可以作为这个“发展过程”的一个绝好例证。从1964年4月7日美国的IBM公司制造出价值50亿美元的66IIBM360计算机到二十世纪的个人计算机的普及,从九十年代初的386到二十世纪末的奔腾1000,计算机的更新换代速度之快,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总是出人预料,用“日新月异”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从整体上看,发展无疑是科学的一个本质特征。牛顿力学被发展,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变理论也受到挑战,这充分说明科学是一个认识—否定—再认识—再否定的发展过程。正是有了推翻,有了对前人的挑战,才有了科学的发展。科学敢于接受挑战,不耻于否定自己,才有了科学的日新月异,才有了今日之科学的繁荣。

“科学”是当今世界上被用得最多、最泛、甚至最滥的词语之一,这也可以被视为科学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对于自然世界的探索和研究称为自然科学,对生命的研究称为生命科学,对社会的认识和解析称为社会科学,甚至还有艺术科学、宗教科学等。人们不论在哪一个领域,为了得到合法的“身份证”,都要尽量向科学靠拢,或在本领域采用一些“科学”的方法。然而当科学这面大旗在整个地球上高高飘扬的时候,人们的观点或态度却经常不是科学的。例如:对于目前人类智力可以理解的或用人类已经掌握的知识能够解释的东西谓之科学的,否则就是不科学的,伪科学的;对于自己喜欢或能够接受的东西誉为科学的,对于与个人的看法相左的东西斥为迷信的,或违反科学的等等,不一而足。科学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其狭义上,一般没有多少问题;但在其广义上,人们却在很多情况下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很容易违反科学的。如前所述,科学就是测量,然而由于测量工具的限制和人类能力的有限,大千世界中可以测量的东西虽越来越多,但无法测量的东西仍然无数。这里仅拿烧菜作为一个例子:西人学做一个菜,除了问配料之外,还会问炉火要多少度,要烧多长时间。因为只有按度数、按时间才是科学的。然而,炉口的大小不一,锅的厚薄不同,炉灶的新旧不等,如果这些因素不严格统一(遗憾的是无法统一),而只关心炉火的度数和时间的长短,这是科学的还是不科学的呢?

宗教的基本属性

世间宗教,从三大宗教到地域性宗教,在其本质上都是宣扬弃世的,在其运作上是入世的,在其效果上则是济世的。弃世、入世和济世三者在表面上相互矛盾和对立,但在其根本上却是互补的、共存的、“三位一体”的。

“弃世”是宗教的一个共性。要成为一个信徒,首先要深信现实世界充盈着苦难(现实中有相当比例的信徒是先认识或体验到了这些苦难后信教的),而面对这些苦难,人又无能为力,于是只有求助于神。神站在高处对人世有更全面的、更完整的认识。于是宗教总是“告诫”人,人世极苦,要脱苦只有弃世。弃世不是要马上绝世,而是要先放弃凡人之心,后抛弃凡人之体,才可以最终摆脱苦难。佛教的“彼岸”、基督教的“天堂”、道教的“仙境”,都是以没有种种苦难而区别于人世并对信徒展示其魅力的。弃世是要求人们放弃执著,无视荣辱,淡化人性。这对于人之修行和升华无疑是必须的,但对于主动地改善俗世则无补,因为这是对世间一切存在的一种淡漠,一种“默认”。也是在此意义上宗教被指责为“鸦片”(马克思语)。

“入世”是科学和一些强调人之能动性的学说(如儒学)所倡导的。入世说主张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关心这个世界,就要尽力去改善人的生存环境,而不是倾心于其他。事实上,宗教在其运作上也是入世的,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宗教的存在空间是人世,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入世;

2.宗教尽力说服信徒憧憬天国的行为是入世的,对谜中之人进行规劝、棒喝,不入世是无法做到的;

3.宗教在其发展上,从吸收信徒到礼拜形式,无不具有其时空色彩,时空无疑是俗世之物;

4.宗教对排解人世疾苦的努力在实质上是入世之举,如为人祈祷、为人超度以及祈天降甘露,驱怪魔远离,无不如此。

“济世”是人以及人所创立的许多学说之目的。说一个人“伟大”是因为他以他的努力在特定意义上解救了、帮助了一定数量的他人,或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一定范围的生存环境;说一种理论伟大是由于它阶段性地解释了某些迷惘,解决了一些生活问题,或在一定层次上展望了改善人生的可能性。宗教在其效果上无疑是济世的。教人爱他人,劝人淡苦难,助人求长生概莫能外。诸教主或教宗的济世众所周知,宗教对社会稳定和人世祥和所做的贡献也不可否认。同时,许多宗教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教的炼丹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功不可没,基督教的新教之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在西方社会学泰斗韦伯发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后成为西人的共识。根据韦伯的研究,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因此是资本主义成功的基石〔4〕。推而论之,没有新教,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没有今日之西方科学的繁荣和人类生存条件的极大改善。由此,基督教的济世不仅是不可否认的,而且应该是功高盖世的。

“神化”和“人化”是宗教的第四大特征。宗教一般都会经过神化和人化两个阶段,即“宗”和“教”两个过程。神化阶段以某些高人的“升天”、“成仙”、“得道”等为起点,以信徒数量的增加为过程,以一定数量的人信其为神、为宗,并心甘情愿地为之牺牲(包括物质、精神等方面)为终结。“宗”一旦确立下来,并被在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以固定的方式受到崇拜,则成为“教”,亦即进入了“人化”阶段。之所以称之为人化,是因为在这个阶段,“神”或“宗”是以俗人的理解而存在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在信徒们尚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时候,神明绝对不会要求凡人们为其建造金碧辉煌、规模恢宏的庙宇。因为神明之所以为神明,不仅在于他的全能全知,更应在于他的爱人、救人,并远远超出人欲。入世和济世的宗教被“人化”后却为人们描绘了一个远离人世的去处,一个虚渺的天堂,一个对现世的生活必须作壁上观的来世,这的确是一个不为人们注意,但却值得深思的现象。

宗教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尤其是成为政治帮凶的宗教之面目更令人无法不横眉冷对。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宗教(广义的)自人成为人之后就一直存在,并扮演着人世间甚为重要的角色:导引、救助、安慰苦难中人,当然其效果和能量则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宗教存在于人世间,因此也像所有其他世间万物一样满载着人的烙印,而受时空限制的人也把其限制留在了其烙印中。由此,诸宗教也就同样有了各自不同的局限。同时由于宗教与其他人为之物(如科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不同,也就为人们的各执其见埋下了伏笔。批评宗教者抓住的是其局限,信徒们坚信的是其端点。

科学和宗教共存的必然性

科学和宗教能够共存于世,必然有其客观成因。大千世界如果由某一种事物单极地“统理天下”是极不正常的,也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极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是因为世间人为之物无一不是“长短”的统一体,科学与宗教亦不例外。

科学的对象主要是“形而下”,而对“形而上”则多无能为力。科学无法测量感情,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情不能以他或她一天说了多少次“我爱你”来衡量;也不能说一个人一天喊10次万岁就忠,而一天只喊一次万岁就奸。科学对人类最大的灾难——情感痛苦无能为力,对“人生三苦”〔5〕,对佛教所说的“八苦”,对失恋之苦都没有解药。科学无法测量一个人的思想和知识,正如我们不能说一个20年写了20本书的人比一个20年写了10本书的人更有思想;也不好说一个记住了1000个书名的人就一定比一个记住了100个书名的人有学问。对一些古老的学问,科学到目前为止仍无法解释,例如对中医的经络说、气功的气等都束手无策。

科学是针对物质世界的一个以量化为工具的知识系统,不能量化的一般不属于科学的范畴。然而由于科学在现当代的繁荣昌盛,一些本来无法使用量化工具的社会学科为了正名,也尽力采用量化的方法。例如美国有一个著名学者是这样科学地研究“一个人是否幸福”这个问题的:他对其选定的各类人进行24小时观察,看男人在此间有多少次开怀大笑,看女人多少次放声大叫〔6〕。以此来判断他或她是否幸福,这恐怕很难不让人想到“滑稽”一词。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是许多冠之以科学的研究一直在做的。如前面“炒菜”一例所示,在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无法量化的,是不属于科学的范畴的,也就是说科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不是可以运用于人类世界的任何一个领域。关于科学的限度,爱因斯坦曾在给一个求教牧师的信中从一个角度做过精辟的论述:“科学无疑可以掌握因果关系,并且就目标和评价的可比性和不可比性得出重要的结论,但对于目标和价值进行独立的和基本的定义则是科学所鞭长莫及的。”〔7〕

科学可以作为人类探索世界的工具,但这有一个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走向其反面。对于在物质世界中暂时落后的国家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科学可以使一个国家富强,可以使人过上舒适的物质生活,但人类并不能没有精神生活,科学也无法提供人类的一切必须和社会发展的所有条件。如英国大学者马修·阿诺德(1822~1888)所说,科学和文化所要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8〕。托尔斯泰更为直率,他说科学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对我们的问题,对于人类惟一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干什么和我们该怎样活着——没有任何答案。对托尔斯泰的问题,韦伯断言人类只有去求助于先知和哲学家,到理念和宗教那里找答案。科学,在韦伯看来,不过是一种“行业”〔9〕。韦伯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两者间的内在关系作为资本主义得以在西方成功的根据虽不无“西方中心论”之嫌,但仍然是很有见地的,遗憾的是今天人们只聚焦于后者,而完全忽视了前者的重要性。

世上万物都有其“专长”,也必然有其“局限”。科学是如此,宗教也是如此。宗教的核心是信仰。信仰者,坚信崇仰也。信仰是人之为人的根基所在,还没有听说其他动物有信仰的说法。信仰也是人在各种困难、灾难、无望面前尚坚持活下去的支柱,如果没有了信仰,生命的意义也就无存了。这是宗教的力量所在。信仰的对象可以是神圣的,精神的,也可以是世俗的或现实的。不应把信仰狭隘到主义、宗教等区区几个方面。宗教与信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宗教不等于信仰,且宗教只是人追求生命之意义的无数方式之一。

由于人在世界上不可逃避的各种苦难和一些人为的灾难,宗教无疑具有了其存在的必然性。然而宗教的局限也是有目共睹的,除了她对物质世界的“无能”和她的教理的“不容怀疑”之外,宗教还经常导引人们走上一条迷途,即神化人。这是因为,幻化一个天上的神虽可以不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毕竟真实感不够,而且人更需要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和凡人有更多共性的典范、榜样、导师或领导人。这种心理和现实的需求使世间神(或半神,英雄,伟人)有了产生的基础。因此有了印度人的释伽牟尼、中国人的老子(道教化的)、犹太人的基督、伊斯兰人的穆罕默德。而当这些世间神也略显遥远时,人们又创造一些“当世神”:帝王、英雄、殉道者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的著名帝王、英雄大多都有“神”的背景,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经常被神化,或“高大全”化。然而他们毕竟是个凡人,有凡人的七情六欲,只是被暂时神化了而已。这是产生各种“失望”的根本原因所在。宗教的这一“入世之举”至今尚未受到充分的重视和认真的研究。

科学的“专长”在形而下的物质界,而宗教的“专长”在形而上的精神界;科学的力量在于她的“实事求是”,宗教的力量在于她的“锲而不舍”。许多科学大师都曾直面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其中爱因斯坦是最为著名的一个。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爱因斯坦明确指出:“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产生于严重的误解。即使宗教和科学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但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互相促动、互相依存的密切关系。”〔10〕

在与彼得·巴肯的对话中,爱因斯坦对这一观点进一步给予强调:“我不认为科学和宗教是天生的两个敌人。事实上,我相信它们之间有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 接着他用非常形象的语言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进行概括:“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11〕这已经成为论述科学与宗教之关系的第一名言。

相对于其他一些科学大师的观点,爱因斯坦在此问题上的观点是比较开明,比较客观的,与本文的观点也是基本一致的,即科学和宗教是世界中的两个巨大存在,它们不是互相敌对的,而是互动互补的,因为它们各有所长,但也各有所短。

科学的局限在于其对形而上的无能为力,宗教的局限表现在其对现实生活的淡漠背弃。然而宗教中人必须存活在现实世界中,他们无法离开形而下的物质生活,因此在聚焦于形而下的科学繁荣昌盛的时代,宗教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响乃至冲击是在所难免的。由于科学在现实世界中的巨大成功,人们企图扩大其疆域,把它超限地运用于形而上的领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是不可取的。人为地改变事物的本质属性其后果要么是弄巧成拙,要么是得不偿失。不少学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著名社会学家兰斯基和诺兰在他们的名著《人类社会》(第八版)中断言:“现在人们应该清楚在科技发展和自由、公正、幸福之间没有对应关系。事实上,人们更应该问:科技发展是否把人类社会诱上了付出经常大于获得的演化之路。”〔12〕

古代哲人一再强调“中庸”的重要,但人们要真正做到却是十分困难的,几千年来也没有多少人真正做到。在科学和宗教问题上更是如此,不是把科学万能化,就是把宗教僵化。万能化和僵化实际上是同义的,其结果都只会是事与愿违。世间万物都不是绝对的,都不是万能的,都不是没有局限的,而正是这种先天的局限使万物的共存成为可能,成为现实。科学与宗教在表面看来是各执一端、水火不容的两极存在,但它们各自的专长和局限则从根本上奠定了它们可以和平共处的基础。

注释:

〔1〕这里的“科学”是用其狭义,即西方自然科学,尤其指以实用为目的的现代科技。

〔2〕转引自Harry C.Triandis,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Westview Press, Inc.1995,p.2.

〔3〕杨振宁:《中国文化与科学》,1999年12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演讲。

〔4〕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George Allen and Unwin,1930.

(5)幼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

〔6〕Ronald Ingleh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7〕A Response to a Greeting Sent by the Liberal Ministers‘Club of New York City,Published in The Christian Register, June, 1948.Published in Ideas and Opinions, Crown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1954.

〔8〕转引自Wendy Griswold, Cultures and Societies in a Changing World,Pine Forge Press, 1994,p.6.

〔9〕Max Weber "Science as a Vocation." In Gerth and Mills (ed.)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29~156.

〔10〕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 Symposium, published by the Conference on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Their Relation to the Democratic Way of Life, Inc. New York, 1941.

〔11〕Peter A.Bucky, The Private Albert Einstein, Kansas City, 1992, p.85.

科学与宗教论文正文 篇4

关键词:科学与宗教

对立与冲突

联系与并存

一、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和冲突

科学与宗教在其本质上来说是对立的,宗教是一种虚幻的颠倒的世界观,是以信仰和崇拜超自然力量和境界为核心的社会意识,是由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和宗教体制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社会文化体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出过这样的答案:“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这一经典论断揭示了宗教观念的本质特征,也是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关于宗教本质的最权威的解释。而科学则是有关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真理,是属于唯物主义的范畴。广义的科学可以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学学的创始人、英国学者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说:“科学是一种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以及构成我们的诸信仰和对宇宙和人类的诸态度的最强大势力之一。”其次,宗教与科学在思维方式上也是有根本区别的。科学以对客观对象的真实性把握为目的,它必然要求在思想上遵守逻辑规则,重视思维活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强调概念和命题的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而宗教则把从精神上摆脱因自身的有限性而带来的烦恼和痛苦作为它的目的。宗教因其追求的对象是超现实的绝对和无限,所以在对其合理性的论证中,它必然以对无限绝对的神的信仰为基础,诉诸于人的直觉和顿悟,依赖人的情感体验,是一种超验性的存在,其思想是非逻辑的,其概念和命题也不具有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

由于在本质上和思想方式上的根本差异,宗教与科学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宗教与科学发生冲突的历史上,在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早期,其冲突产生主要是由于宗教神学在社会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受到科学理性的挑战,宗教企图维持其神学的至高无上地位而引起,这在中世纪后期西方基督教时代体现的最为明显。如十七世纪对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批判和对布鲁诺和伽利略的迫害就是如此。布鲁诺坚持宣传和发展日心说。他认为宇宙是无限的,无限宇宙是包罗一切的,因此就没有给上帝留下任何可用放置的位置,于是,1600年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1632年,伽利略发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的两种世界体系对话》,用新的科学发展赞扬了哥白尼的日心学说,1633年他的书列为禁书,被罗马教廷判终生监禁。一直拖到1983年,在强大的科学面前,罗马教会才被迫宣布:“给伽利略定罪的法官犯了错误。”宗教与科学的冲突除了表现在思想上之外,还可以表现在活动方式上。宗教活动是一种信仰活动,而科学活动则是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宗教活动更多的是感情投入和超现实的精神企求,而科学活动则强调理性思考和客观的求证。这样,在人的生活中,宗教与科学的矛盾和冲突就有可能出现。具体来说,这种活动上的冲突又表现在两个层次,即个人层次和社会层次。就个人层次来说,表现为个人进行科学活动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冲突,尤其是一个科学家就可能受这种冲突的困扰。就社会层次来说,表现为科学活动的组织和宗教活动的组织的矛盾,如科学教育与宗教教育的矛盾等。例如1968年,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第135会议上,大约两千名科学家签署了一份文件,责备罗马教皇保罗六世控制生育的通谕,称作“是令人类厌恶的”,天主教会一贯反对通过与所谓的自然节奏不同的任何方法控制生育。1970年,美国一个名为“创世研究会”的信仰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科学家的宗教团体向加利福尼亚立法机构施加压力,要求它制定一项法律,使生物学教科书中既可以出现根据《创世纪》所描述的生命的发展,也可以出现根据现代科学所描述的生命的进化。

二、宗教与科学的联系与共存

实际上,在人类文化发生之初,科学与宗教的因素就同时共生了。科学知识与宗教意识的萌芽,共同包容在人类原始的思维活动中,相互交织在一起,不容易区分开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开始出现文化形式的分化,呈现分离的运动趋势。但在原始社会结束之前,这种分化还处于雏形阶段,科学与宗教因素相互并存,边界模糊,彼此渗透。在原始科学中不难找到虚幻认识的神秘成分;在原始宗教中也不难发现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所积累的某些合理的经验知识。有的观点认为,宗教是伴随着人类文明产生的,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研究表明,宗教是原始始社会发展到氏族制阶段的产物,氏族社会是原始宗教产生的社会基础。在此前几百万年漫长的年代里,人类并没有任何宗教意识和宗教信仰活动,一直进行着的是劳动,伴随着劳动,人类的生理和心理在逐步变化,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三大宗教也大都产生于公元前1或2世纪,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科学知识与宗教意识萌芽具有共同的源头,但后来就逐渐分化,有了各自的发展主流。

在历史上,宗教和科学,它们之间虽不乏冲突和矛盾,有时甚至是相当激烈的冲突和矛盾,但在更多的时候,它们还是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社会中起着不同的作用,相互之间和平共处。这种情况在当今社会可以说更是如此,宗教与科学之间的这种状态就是一种相互独立、和平共处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宗教与科学各自独立存在,互不干扰和影响,各自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变化。此时,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是一种科学和非科学的关系。宗教是一种非科学的东西,它有其自身的特殊存在形式和发展规律,但它与科学并不发生根本的冲突,所以不会影响科学的发展。此时,尽管宗教在思想上和价值观上并不是科学的,但它并不反科学,而是保持一种中立立场。而此时科学也努力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局限在某些特定的领域,避免卷入无畏的神学争论,对宗教神学亦保持一种中立态度。这样,宗教与科学之间就可以相安无事、和平共处。

虽然宗教与科学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从整个人类发展的角度看,宗教也最终会被科学所替代,但是在当今的社会,科学和宗教却都在蓬勃的发展,这似乎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这又应该如何解释呢?众所周知,科学是建立在逻辑理性基础上的对事物作客观认识的知识体系。当科学知识通过技术设备的转化运用于生产实践中时,它就可以创造出各种财富以满足人的实际需要。而宗教则是人们试图超越自身有限性而走向无限性的形式。通过宗教生活,人们可以在对神的信仰和追求中摆脱各种烦恼、痛苦和恐惧,获得内心的安宁和自由。在具体的功用上,科学是功利的,它主要是为人提供各种现实的生理和心理尤其是生理需要的满足;而宗教则是非功利的,它提供的则是超超越功利超越现实的精神需求和价值需求的满足。对任何社会来说,不仅需要功利性的现实需求的满足,以维持人的生存和社会存在;同时也需要超功利的精神需求和价值需求的满足,以维持人的存在和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可见,宗教与科学都是任何社会需要的反映,它们虽是根本对立的东西,但是也是相互补充的东西,它们同时存在以满足当今人类社会的不同需要。由此,我们对当今社会一方面科学日益发达,另一方面宗教也繁荣昌盛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三、宗教与科学关系具体问题的一些看法

在对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中,还有一些看法近来甚嚣尘上,比如说“宗教为科学家提供了信仰的动力”、“宗教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宗教与科学是长期混存的。对于这些看法,我不敢苟同。在某些时候,宗教人员确实推动了科学的发展,比如说,一些宗教教职人员从事科研活动,对科学发展做出过贡献;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有不少都是宗教信徒;有些宗教活动场所也是科学活动场所;一些基督教会对教育及学术活动积极提倡,支持兴办学校,成立学术团体,设立图书馆,组织学术著作翻译,建造天文台等;近代科学产生在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国家等等。可以看出,这些都是科学建制与宗教体制之间的关系,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宗教推动了科学的发展。而有宗教信仰的科学家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并不是依靠宗教教条,而是依靠他们本身所具有的科学素养。牛顿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完成了物理学发展史上第一次划时代意义的大综合,他在天文学和数学等领域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些都得益于他深厚的科学素养,因为他敢于尊重科学事实,努力摆脱传统宗教的羁绊。而当他晚年放弃了科学理性精神,而相信上帝的指引时,却没有得出什么科技成果。所以,“宗教为科学家提供了信仰的动力”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科学与宗教作为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作为人类不同的思想结晶,它们的关系问题由来已久,也相当复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在很长一段时间,还会在人类共存下去。

参考文献:

[1]胡春风.宗教与科学关系探析[J].哲学研究.2007年第十二期

宗教与科学天使与魔鬼观后感 篇5

《天使与魔鬼》,《ANGELS & DEMONS》。故事的起点是汇聚了人类尖端科技的欧洲原子核研究所。一个平静的下午,在这栋并不怎么起眼的建筑中,神力与科学进行了跨越时代的结合!科学家列奥纳多与维特多利亚在高度机密的实验室中首次合成了强大而神秘的能量——“反物质”!至此上帝的存在被科学所证明,因为无中生有的神迹,终于被证实为可行!但此时沉浸在喜悦中的列奥纳多。维特勒不会想到,这将带给他杀身之祸!几天后,列奥纳多在实验室里被残忍地杀害,并在胸口被烙上了一个神秘的标记!

身为哈佛大学符号学专家的罗伯特•兰登被欧洲原子核研究组织领导和警方邀请协助破案。兰登一看之下倒吸一口冷气,原来这个符号是欧洲古老的科学教派——“光照派”的标志。面对这个拥有完美对称形的标志兰登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根据记载这个教派早就已经淹没在历史中。但此时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让兰登来思考“光照派”的复兴,因为装载“反物质”的悬浮罐体在离开研究所24小时后就会失去动力,届时伴随着正反物质的碰撞发生湮灭,将释放出不亚于原子弹的爆炸能!

更让人窒息的是,有消息表明失踪的反物质此时正处于梵蒂冈,而偏偏第二天又是新教皇的选举日!届时全世界各地所有红衣主教和大批民众将汇聚于此!若是湮灭发生,那将会是人类历史上、宗教历史上最大的灾难!

很明显,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这是科学向宗教跨越世纪的复仇!《天使与魔鬼》,集宗教、科学、悬疑、推理、建筑学于一体的书。教皇内侍卡洛文斯特克无疑是最核心的人物,也许他不是书中的主角,不是兰登,不是维多利亚,可是他确实是全书的灵魂人物。他重新建立起人们的信仰,给人们希望与光明,把科学与宗教的矛盾揭示出来,让全世界的人们团结了起来;教皇内侍又是魔鬼,是他策划了这一场恐慌,爆炸,把宗教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他的双手染满了无辜人类的鲜血。他深知,只有面向同一个强大的敌人的时候,世界才会重新团结起来,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才会建立,所以他创造了宗教的敌人,又建立起了宗教的坚不可摧的信仰,他本身就是矛盾的混合体,他既是天使又是魔鬼。而在每一个人心中,自己既是天使也是魔鬼,总有善良的时候,也总有邪恶的时候,善良的信徒会在耶稣的十字架下忏悔。

第一,爆炸性的选材。《天使与魔鬼》丹•布朗没有将主旨集中在某一个宗教派别或是群体的身上,而是放眼一个范围更广的领域。主角是贯穿人类历史、引发了无数争斗和血腥镇压、隐含着发展与变革议题的终极碰撞——科学与宗教!第二,大量的数字谜题、文字游戏、还有数不尽的密码关键字。丹布朗用他惊世骇俗的笔触,将这些充满诱惑力的陷阱散布到梵蒂冈古迹的各个角落,让我们跟随主角的身影穿梭于无尽的教堂、艺术作品乃至半坍塌的古迹废墟中。第二,《天使与魔鬼》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于片中出现的罗马著名建筑。影片只有教堂以外的戏份是在罗马实地取景,教堂内部及广场都是移师加州片厂拍摄的。雕塑、绘画、装饰、材质达到以假乱真的精致程度,不禁令人有些惊叹。当观众在欣赏美术部门的杰作时,恐怕不会想到大理石地板其实是普通地板作贴面处理而成的,不会想到广场外围笼罩在夜色中的罗马城是后期制作效果,更不会想到教堂与广场的尺寸其实是小于原版的,但通过摄影机角度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红衣主教们开会的西斯廷教堂,西方宗教史上最著名的穹顶壁画《创世纪》和《最后的审判》就在那里。罗伯特找到的那个“西风”的地面浮雕也是贝里尼尼的杰作。结尾处的圣天使堡门口有座桥,电影里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桥上两边的天使雕塑,这些同样都是贝里尼尼的。电影中罗伯特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找出光照派在罗马城的四个标识,这四个标识以光照派认为世界的四种组成元素土、气、火、水为主题,以解救每过一小时就会被杀害在其中一处的四名教皇候选人中的一位红衣主教。而四种元素的四个地点分别是:波波罗圣母堂(土)、圣彼得广场(气)、维多利亚圣母堂(火)、纳沃纳广场(水)。科学和宗教之间的交互关系、仇恨,是这本书的主轴,宗教管理人们的心理层面,科学负责人类求知欲和实际物体的层面,原本两者相处得很好,但不知从何时开始,两者开始争斗,互不相让.但是知识分子的光明会也不应该行使如此野蛮的方法报复,科学不是最理性的吗?做了如此不理性的行为,他们应该忏悔。

很多人信仰上帝,因为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归宿,灵魂的栖息之处,信仰的支柱。也许你会说信仰是一种逃避,但无疑他们的心灵接受了一次洗礼,接受了一次对心灵的净化。这些都不是高科技能带来的。精神上的慰藉,只有在自己的主宰的领域去获得吧,而这信仰的力量是我们不可想象的。信念的力量也许比科学的理念强大得多吧,超越了肉体的痛苦,来到了精神层面,何等让人惊异,却在情理之中。而科学,让世界朝着我们所想的方向发展。科学是为了建设更美好的世界,但是在这过程中,科学毁灭了本来美好的世界,让世界变得伤痕累累,一片疮痍,一片混乱。

科学・宗教・道德生活 篇6

科学・宗教・道德生活

20世纪以来,人类的物质发展水平借助科学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人类的幸福感、道德自律、审美情趣和共同生活的智慧没有同步的提升.这表现为人的生存的虚无化和价值观的低俗化.如果我们正视历史,就能体会到宗教的社会整合和赋予意义的功能.也许我们应当意识到:科学、宗教、艺术是人类面对自然发展出来的三种不同的、彼此无法替代的`互补的认知方式.宗教与科学在当代的接触也促进了宗教的改变,使得她有可能与现代理性和谐地组成“经纬”关系,共同编织现代全球的文化生态.断言“人类历史未来的方向取决于现代人如何看待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可能不是危言耸听.

作 者:柳延延 LIU Yanyan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上海34刊 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34(5)分类号:B920关键词:荒诞 宗教性 终极关切

宗教与科学 篇7

科学化程度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现代化的标志, “科普”是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过程。在西藏, 是面临的时代话题, 宗教文化是西藏历史性的特征。促进西藏以宗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以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和谐发展, 有关西藏未来的发展。

1 科学传播与宗教传统

1.1 科学传播

最早提出“科学传播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概念的是英国学者贝尔纳, 其在代表作《科学的社会功能》中, 他认为科学传播承担着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是, 促进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二是, 科学教育以及科普工作的需要。[1]虽然没有对“科学传播”进行明确定义, 但是指明了一个可以切入的角度。“科学传播是指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2]科学传播的内容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等信息。其研究范畴包括农业、医学、军事、工业等方方面面, 渗透到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心理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科学传播最初主要是科学类期刊杂志等出版物形式, 信息的传者与受者主要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大众媒介的飞速发展, 使科学传播在形式和受众范围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充, 使原来仅限于上层科学家之间的信息交流逐步向大众层面延伸。

1.2 宗教传统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 “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命题, 指明了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可能性, 同时也暗含了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差异性, 甚至是冲突性。马克思主义认为,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 在这种反映中, 人间的力量采用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 是“颠倒了的世界观”。[3]宗教以唯心主义和有神论的指引下, 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认知和日常行为。尤其是在全民信教的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 宗教信仰可能直接导致对科学的排斥。如果认为“科学”是指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现象, 那么有很多信众坚信“宗教既是科学”。宗教的长期存在, 也将直接导致宗教传统影响的长期存在。

2 科学传播与西藏宗教传统的冲突性与调适性表现

浓厚的宗教传统影响着藏族民众的日常生活。西藏宗教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信仰观念、崇拜对象、生活方式以及习俗等方面[4], 涉及到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等领域。引导西藏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相适应, 是当下各界谈论的热点问题。通过对科学传播与宗教文化传播的冲突性与可调适性分析, 将有利于西藏现代化建设的探索。

2.1 经济领域

西藏几乎是全民信教的地区, 藏族民众在佛事活动上的花费占家庭支出的很大比例。2014年7月, 通过对拉萨堆龙德庆县的田野调查可知, 每户家庭用于礼佛费用大约占到家庭费用总支出的10%~20%。政府所发放的补助、救济资金很多流入了寺院等佛事场所, 这与我们所倡导的市场经济, 鼓励资金流入市场有比较大冲突。另外, 佛教中的“因果报应”思想, 也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竞争理念相对立。长期以来, 藏传佛教的信徒, 深信自己今生的贫富由前生的因缘所致, 消弱了劳动的积极性和改变自身命运的主动性。伴随着国家扶持力度的增加, 很多民众养成了“靠、要、等”的心理, 进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藏族的宗教信仰中, 对与人们生活密切的山、水十分崇拜。有“神山圣水”的说法, 以及“敬山敬水”的传统, 这对于发展生态经济是十分有利的。西藏之所以直到现在, 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对完好, 和宗教文化的积极作用有很大关系。生态经济正是科学传播的核心信息之一。不论是在国内的传播场域还是对外传播场域, “生态西藏”是精心打造的西藏形象之一。

2.2 政治领域

在政治领域, 突出表现为随着宗教的发展而逐步确立的“政教合一”制度。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 也是经过了政教的较量、教派的争斗等社会发展中经常发生的事件。“最后, 一部分宗教上层分子变成了一批占有大量土地、牧场、牲畜, 力量强大的地主阶级分子。这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得以形成的阶级基础。”[5]西藏废除农奴制度之前, 权力始终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中, 掌握宗教封建特权, 广大的藏族民众始终没拥有过民主权利。直至西藏和平解放, 废除农奴制度, 百万农奴翻身做主人。我国坚持“政教分离”原则, 规定宗教不得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 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国家权力属于人民。西藏的民主改革, 社会主义发展是大势所趋。然而, 十四世达赖集团利用其宗教领袖地位企图分裂中国, 恢复政教合一的制度和权力, 实属逆历史潮流而行。

在历史的长河中, 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事物总会展现出它的生命力。例如西藏现代化法制建设的推进, 用事实说明宗教传统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相适应。正如, 纪录片《西藏一年》所真实再现, 饭店经理使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同时帮助其汉族朋友用法来维权, 依法治国的阳光已然渗透到西藏广阔的土地。在政治领域, 藏族群众法治观念的树立、维权意识的增强、民主权利的使用, 正是社会科学传播源源不断的素材。

2.3 文化领域

著名的作家、社会评论家龙应台曾说:“日子怎么过, 就是文化”, 文化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既包括了婚、丧、嫁、娶的传统习俗, 也包括了衣、食、住、行各方面的行为方式。这也是科学传播与宗教传统矛盾最激烈的部分。在纪录片《西藏一年》中, 乡村医生拉姆运用医药给其他百姓治病, 同时, 自身也患胃病, 祈求活佛的加持来去除病患。在西藏很多地区, 直到现在也存在请法师“吐口水”来驱散病魔的方式来治病的情况。这样不但不能有效的医病, 还有可能造成病菌的交叉感染。从本质上来说, 科学是指符合事物发展的物质规律, 是唯物的。而宗教中的规律, 很大程度是唯心的。

西藏宗教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有其合理的成分。藏族民众保护动物的意识普遍比较强, 这有效地维护了生态平衡;禁止妇女不戴围裙或头巾穿行于田间地头, 以免触怒主宰神灵而得不到秋天的丰收, 这在高原地区, 有效地阻挡了阳光对皮肤的伤害。不可否认, 宗教导致陋习还很多, 这对于科学来说是传播过程中所面对的困难, 也是科学传播所承担的重要职责。

3 正确认识西藏现代化建设中科学传播的作用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是任何民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在西藏地区谈现代化建设, 不能脱离其民族传统, 同时也要正确认识科学传播的作用影响。

3.1 个体形象的呈现作用

西藏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 甚至是世界各界关注的焦点, 处于舆论高地。如何展现真实的西藏, 是对外对内传播过程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也是重点、难点所在。由于西藏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高原气候条件, 在科技领域的研究中具有典型性和特殊性, 需要科学传播对这些新特点做出说明和解释。在西藏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 也需要大众传播媒介从医学、农业、工业、科技、生态等各个角度来展现西藏的变化。把真实的西藏传达好, 让西藏发出正确的、真实的声音, 是传媒的责任。

3.2 观念转变的促进作用

大众传播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信息传播功能, 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劳动生产提供信息。在“涵化作用”下, 受众的观念逐渐发生变化, 向有利于社会发展、个体生活水平的提高的方向进行转变。例如, 在《西藏一年》中, 冰雹法师肯定了青霉素的医用价值和大炮驱散冰雹的作用, 通过接受科学传播信息, 在衡量和对比中, 更新已有的知识和想法。宗教传统比起科学传播, 要早几个世纪, 但是, 科学传播的效果在西藏已经有所萌动。我国尊重各民族的信仰自由, 同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西藏的特殊语境下, 对藏族民众来说, 既要爱教也要爱国, 既要保护传统文化, 也要为现代文化打开一扇门。科学传播与宗教文化传播有可能也应该和谐发展, 能够求大同, 存小异。对于观念上的转变, 科学传播作为科普的主力军, 有着十分显著的作用。

3.3 民主权利的延伸作用

科学与民主,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同时两者也是相伴相生。科学自身的发展来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 是规律性、系统性的知识。科学的发展, 最终服务也将是公民。科学信息以各种形式进行传播的过程中, 切实给民众带来的成果。除了可以迅速转变为生产力的技术外, 也有潜移默化的改变。这种改变的重要形式是提供可选择性, 让民众有选择性的、主动的改变自身的生活。从近几年在西藏拉萨、山南等地的田野调查结果中可知, 公民的民主意识逐渐增强。在农牧区, 村民在看过电视等媒体所展现出来的各项政策、各种技术之后, 会主动向驻村工作队、村委会等部门来反应情况, 工作人员通过向上一级反应情况, 县政府、乡政府会安排有经验的技术人员下乡培训、公开讲座, 来满足村民们的需求。

4 结论:构建西藏特色的现代化

西藏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是历史的要求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期盼。一方面, 必须认识到宗教文化是建设现代化西藏的现实基础, 是重要区情, 另一方面也要承认现代化对于西藏来说, 意味着历史性的变革。讨论西藏现代化建设, 不是要斩断西藏所有的历史沉淀。藏族作为一个古老民族自古在雪域高原生息繁衍, 积累了丰富的物质与精神文化, 应当有“扬弃”的继承和发展。同时, 当科学叩响这个古老民族的大门, 也应该引导西藏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适应。正确的认识西藏的宗教文化、传统文化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方式。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 同时也要尊重各个民族发展的个性, 这种个性基于文化的积累与沉淀。

摘要:科学传播的历史源远流长, 与科学传播密切相关的是文化现代性的话题, 也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涉及到的问题。宗教传统是西藏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梳理了科学传播的基本概念, 通过分析科学传播与西藏宗教传统的冲突性与可调适性, 探析科学传播在西藏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关键词:科学传播,宗教传统,现代化,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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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

[4]陈立明, 曹晓燕.西藏民俗文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0:281.

宗教化了的科学是科学吗? 篇8

科学是干什么的?科学是求真的。科学追求主观认识和客观事实的一致,一致的程度越高,说明越科学。

科学永远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任何现成的结论只能接近客观事物,但都不能穷尽本领域的所有客观事实。为此,需要不断地对知识进行积累、质疑、辨伪、创新。

为了避免片面性和错误,就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人的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仅有实践还不够,因为有的理论可以通过实践来检验,有的理论则不容易通过实践来检验,或者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的实践才能检验。例如,讨论“人是如何产生的”、“宇宙是如何产生的”这样的问题,就无法还原事实进行重复验证。为了减少片面性,就需要集思广益,充分尊重不同探讨者的思想,发挥站在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使认识接近于客观事实。

有人说,好了,科学的作用这么大,我不信仰宗教,我信仰科学。那么,科学自身是不是可以成为一种信仰呢?不能!其一,科学追求主客观的一致,它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善恶评价的功能。科学是客观的、冷静的。信仰科学的人,其内心容易趋向于冷酷。其二,信仰科学不外乎信仰“科学方法”和“科学结论”,但是,任何“科学方法”和“科学结论”都具有相对性、局限性,而不是绝对的,当这种“科学方法”和“科学结论”有问题的时候,信仰科学常常变成信仰谬误。因此,崇尚科学这种提法不错,但是把科学当成信仰和宗教肯定是有问题的。

从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看,人们的信仰常常十分顽固地作用在科学领域,阻碍科学的进步和认识的提高。例如,当科学家最初发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人也不是上帝造出来的时候,就与当时的宗教教义发生了冲突,引起了宗教的恐慌。提出“日心说”、质疑“上帝造人说”的科学家作为异端受到了迫害。反过来,一般人认为达尔文的学说比较科学,比较有道理,但是,如果把达尔文的观点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科学来信仰,把别的观点当成禁止传播的异端,那又错了,达尔文的学说实际上又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宗教。

2001年,中国一批反“伪科学”的人士曾经搞了个“十大伪科学代表作”评选,把一位博士写的《人是太空人的试验品》一书列在其中,并要求有关部门禁止出版。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把达尔文的认识当成了宗教来膜拜,看起来是在维护科学,实际上把自己当成了“达尔文教”的教徒。反“伪科学”的人士或许不知道,达尔文的学说同样也是一种科学假设和科学猜想,而未必就是绝对的客观事实。有兴趣的探索者提出人是太空人的试验品,也是一种猜想和假设,这种思想的权利必须受到尊重,不能认为达尔文的观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任何科学和结论都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都是可以质疑的、可以反对的,是允许人们对着它“胡思乱想”的,否则科学就不能前进。一切可贵的质疑和探索都应该受到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反科学”问题。

科学无疑具有重大作用。但是,科学本身不是一种宗教,也不是一种信仰。如果科学或者某种“科学结论”成为一种宗教,或者一种信仰,那么,科学前进的脚步又会被束缚住了。科学一旦成了宗教,科学创新就会被严重窒息;科学一旦成了信仰,旧有的“科学知识”就会变成顽固的偏见,科学就会演化为迷信。

上述问题,在近年来一些“反伪科学”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有的学者称之为“科学神教”。一些“反伪科学”行为的实质是打着科学旗号的宗教,挂的是科学的羊头,卖的是宗教的狗肉,也可以称之为“极端科学主义”。“科学神教”和别的宗教外在表现形式不一样,因为它是打着“科学”的旗号,具有很强的蒙蔽性?穴这和极“左”总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害人一样?雪。从个别“反伪科学”人士在网上大量发布的藐视中国司法、丑化中华文化、诋毁宗教信仰、肆意谩骂他人的文章看,“反伪”活动还有明显的邪教化趋势。

日本科技史学者汤浅1962年研究了1501年到1950年世界范围的科学成果后提出,在这四百多年间,世界科技中心发生了五次大转移,即从意大利(1540年~1610年)、英国(1660年~1730年)、法国(1770年~1830年)、德国(1840年~1920年)到美国(1920年~现在),平均每次的时间是八十年。这就是科学上被称为“汤浅现象”的科学中心转移规律。

上述科技中心出现的时间,和这些国家的宗教改革和社会变革的时间相吻合。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使国民思想摆脱了宗教和专制制度的束缚,大大促进了科学和文化的兴盛。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它以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先声,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旗帜,打破了极左思潮长期套在人们心灵上的种种枷锁,把人们从深深的思想禁锢中解脱出来,叩开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大门。如果没有二十多年生生不息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中华民族今天的光荣和地位。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科学发展也较为迅速。但是,横向地比较,我国的科学水平和世界先进国家差距还非常大。原创的科学成果和尖端领域领先于世界的核心技术非常稀少,在很多高新技术领域受制于人。我国百分之百的光纤制造装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集成电路芯片、百分之七十的轿车制造设备都要依赖进口。我国还造不出大飞机。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中,至今还没有一个大陆本土的科学家。即便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的落后性也显而易见,没有什么可以夜郎自大的。几十年来,除了毛泽东的战争学说享誉世界外,中国几乎没有产生在世界上公认的、富于原创性的思想家,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很多东西,往往不是在解释马列主义经典,就是在解释其他西方学者的东西,自己的创新不多。这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来说,确实十分尴尬。

目前,美国无疑处于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1985年后百分之六十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获得者是美国人。截至2003年,美国共有二百七十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五,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却占全球获得该奖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美国成功的现象吸引了各国的学者去研究,试图发现其中的规律为本民族发展服务。毋庸置疑,对思想和言论自由价值的推崇是美国成功的经验之一,这种自由,推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而且使得社会产生了强大的自我纠偏能力。例如,正当美军在伊拉克受困扰的时候,美国的媒体却在战时自揭家丑,纷纷报道起本国士兵虐待俘虏的丑行来。2005年,有位律师还出版了一本《本·拉登:美国敌人的完全语录》的书,书中记录了拉登在1994年到2004年之间的讲话和信函。这些现象是值得思考的。

世界科学发展的历史昭示我们:科学最发达、最有竞争力的国家必然是能够最大限度解放人们的心灵和思想的国家。

(二)

科学属于文化的范畴。我们经常说,要建设先进文化,党始终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那么,什么是先进文化呢?学者徐显明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有三个大的先进文化主流。一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文化,它强调对人的尊重,反对宗教禁锢;二是近代的科技文化,它强调科学和科学技术的价值;三是现代的权利文化,它推崇民主、自由和法治。

从价值层面上分析,自由和科学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价值。自由是高于科学的价值观。自由是第一位的,科学是第二位的。我们观察到,当今世界那些科学最发达的国家,人们强调的是自由这个概念,而并不是科学这个概念。认为科学至上,这是近代科技文化的观念,而不是现代的权利文化的观念。

不难看出,一些反“伪科学”活动的认识,其迷信科学、认为“科学万能”、“科学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实际上仍滞留在近代科技文化的层次。事实是,真正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人的权利和自由。这样衡量,我们会发现,一些人要求主管部门禁止自己认定的所谓“伪科学”著作出版,是十分错误的、不合乎宪法精神的。这种行为把表达的内容完善与否和表达的自由权利到底谁更重要的价值次序颠倒了。试图通过消灭和打压不同见解来维系科学的存在,是十分幼稚和天真的。

这种做法自称是在维护科学,反对迷信,实则是严重的谬误,因为它漠视了科学的复杂性、相对性、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他人权利的重要性,把自己的认识当成绝对的科学了,也是不懂辩证法的表现。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写到:

……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会意识到它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人们也不再敬重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了;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藏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科学和迷信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甲认定乙的认识为迷信,乙的认识未必全都是真迷信;以乙的标准看,甲的认识属于迷信,但甲的认识也未必全都是真迷信。甲认为自己是科学的,但甲不一定是科学的;乙认为自己是科学的,但乙不一定是科学的。克服真正迷信的办法不是让甲来压制乙,也不是让乙来压制甲;而是既保护甲的自由,也保护乙的自由,让甲和乙自由争鸣,自由出版著作,自由传播思想。通过自由的争鸣,甲和乙都减少了自身的错误,相互纠正了对方的偏差,共同推动了认识的提高。科学就是在这样的互相质疑和辩驳中发展的。从此意义上说:迷信也是科学的源泉之一。理解了辩证法的精髓,就一定会明白压制不同意见、试图消灭不同学术观点的行为是多么错误和荒诞!

表面上看,科学问题宗教化是一些人的思想方法有问题,搞不清科学和信仰不是一回事,把自己的信仰当成了科学。真正的原因,是社会环境缺乏足够的推动科学创新和科学飞跃的民主法治精神和民主法治机制。

在科学面前,无论学历高低、年龄长幼、职务大小、资历深浅,都是一律平等的,谁也不能给别人的嘴巴贴上封条,只允许自个儿叽里呱啦。但是,这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往往有些困难。职称高的人常常看不起职称低的人,学位高的人常常看不起学位低的人,头上顶着院士帽的人常常看不起没有院士帽的人,名气大的人常常看不起没名气的人,官大的人常常看不起官小的人,这就很容易形成唯我独尊的科学霸权心态。但这还不是大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地位高的人容易利用自己的影响控制媒介,垄断话语权,而弱势者却无处表达思想,使得问题的平等探讨变得十分困难,谬误往往会堂而皇之把持着话语霸权批判真理,科学被扼杀也就不足为怪。在民主匮乏的环境下,科学问题不但容易宗教化,而且容易政治化。

影响科学发展、阻碍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是科学霸权主义。科学霸权主义的特点是,用机械的、静止的、宗教的、偏执的、专制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见解和不同的学术见解,只允许说一加一等于五而不允许说一加一等于二,或者只允许说一加一等于二而不允许说在某些条件下一加一不等于二。科学霸权主义的逻辑是:凡是我理解不了的、我看不惯的就是不科学的,就是迷信,就是异端,就要消灭,就要取缔。科学霸权主义是最大的学术腐败,是文化和科学领域里最不得人心的怪物,它的思想根源是专制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充分保障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是克服科学问题宗教化、消除科学霸权主义的唯一途径。实践是科学的来源,自由是科学的动力。要让科学发达起来,首要关心的不应是人们的思想科学不科学的问题,而是人们的思想自由不自由的问题;首要关心的不应是如何把某些特定的科学知识传播给公众,而是如何引导政府部门和公民懂得尊重别人的思想与别人表达思想的自由,形成与现代政治文明、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相适应的公民观念。海洋里可以自由驰骋庞大的鲸鱼,而池塘中只能生存泥鳅和虾米。海洋里有几十万种五彩斑斓的生物,而池塘中却只有寥寥数种,这一切皆因包容性不同。科学能否繁荣,关键在环境。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许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誓死捍卫你自由发表观点的权利”。这些人类先哲的格言,使我们懂得了如何去尊重别人,抛弃一切愚昧的唯我独尊。

(三)

我们经常说,要崇尚科学,以热爱科学为荣,要倡导科学精神,那么,科学精神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并不简单,甚至一些院士也没有搞明白。如果连什么是科学精神都不知道,却到处喊着要弘扬科学精神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山东农村有句俗语,叫做“哭了三天还不知道死了谁”,讽刺的就是那些稀里糊涂的吊唁者,只知道跟在别人后头哼哼着哭,人家哭二大爷,他就跟着哭二大爷,人家哭三奶奶,他也跟着哭三奶奶,就是不知道到底是谁死了。吊孝这种事儿可以糊涂,科学研究怎么能稀里糊涂呢。我们坚决不能做“哭了三天还不知道死了谁”的糊涂虫,坚决不能做口口声声弘扬科学却不知道科学精神到底为何物的科学糊涂虫。

那么,什么是科学精神呢?

我们是不是做一个概括:科学精神就是独立思考的精神,科学精神就是勇于质疑的精神,科学精神就是“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精神,科学精神就是一丝不苟的精神,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的精神,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科学精神就是善于倾听并尊重不同意见的精神,科学精神就是诚实谦虚、有错就改的精神,科学精神就是将不疲倦地探索未知领域自觉化为无穷乐趣的精神。

那么,什么不是科学精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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