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宗教

文明与宗教（精选10篇）

文明与宗教 篇1

詹克明

从文明发展史来看，倘若追溯到史前时代，人类精神文明的“元胎”原本就是宗教。它囊括一切，包容一切，将今天已经分门别类的所有文明品种之萌芽全部融成一体综合其中。在当时，科学、哲学、医学、天文、音乐、舞蹈、戏剧、绘画、雕塑、伦理、法律……全都总揽于原始宗教之中。古老的世界三大宗教以及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宗教史诗中都涉及到天地起源、万物起源、人类起源这类科学的根本问题。史前人类岩画中的生殖崇拜、太阳崇拜以及祭祀舞蹈也多带有原始宗教性质。图腾崇拜集美术、雕塑、抽象艺术于一体，带着面具的宗教群舞更是戏剧的前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天文学起源于占星术，数学起源于数术，地理学起源于堪舆之术，化学起源于岐黄炼丹之术，医学更是从巫术脱胎而来，带有明显的宗教“胎记”。五千年前的古巴比伦医学认为疾病总是与诸神、鬼怪、星辰有关（有两千块楔形文字泥板为证）。三千五百年前的古埃及医学是神庙学校秘密教义的产物，最早的医学文献也写在纸草经卷当中。古印度直到公元前790年婆罗门医学才从吠陀医学中衍生出来，医生也从僧侣阶层中分离出来。古希腊的祭司就是医生。我国的中医同样是诞生于巫术的丛林草莽之中。宗教的“宗”字有“根本”、“本旨”之意，它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原始宗教包罗万象，乃是文明之宗的这一特征。

人类文明发祥于宗教，随着文明的逐渐演进，分门别类的专业从宗教中分化出来。这种分化一直不断地进行，不仅越分越细，各专业也日趋独立，沿着各自的轨道互为辐射发散，彼此绝少交叉往来。这种“重分化、少综合”的倾向，正是当今诸多弊端的根源。其中最明显的病症当属“技术发展”与“人文理念”的脱节。人类文明当前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必须追寻到本源的综合上，追寻到人与自然的根本关系上，追寻到涉及人性的宗教范畴才能谋求彻底的解决。当前人类活动业已扩展到整个地球，不同的地域文明逐渐融合，走向信息、商品、资源、人才的全球一体化。这种“合”的势头非常有利于人们从“综合”着眼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世间的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种更加健全的文明必将在“合”的趋势中诞生。

阿汤因比曾经设想过“人类未来的宗教究竟是怎样的宗教？”他认为：“产生并支持新文明的未来宗教，必须赋予人类明辨和克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各种罪恶力量。这些罪恶当中最可怕的是那些从人类历史中沿袭下来的陈旧东西。这就是和生命本身具有同样古老历史的.贪欲，以及和文明具有同样古老历史的战争和社会的不公正，还有和这些几乎同样可怕的新罪恶，这就是认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应用科学和技术所造成的人为的环境。”

当前，彻底消解人与自然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实际上是树立一种正确信仰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对待“自然”的问题。汤因比认为：“人类本来是怀着敬畏之心看待自己环境的，应该说，这才是健全的精神状态。”遗憾的是，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人类，自以为对大自然的了解已经透彻得一览无余，人们已不再敬畏自然，进而还要藐视自然，主宰自然。也许只有一些对自然有着精深理解的人如今还能对无比严格，无比艰深，无比庄严，无比美妙的大自然保持一种由衷的敬畏之心，对大自然还怀有一种虔诚的宗教感情。他们深切地认识到人与自然始终是处于一种“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存”的关系。

人类应该确立与自然“和谐”的信仰，注重科学技术与人文理念的“综合”。这“和”、“合”二字在民间又称之为“和合二仙”。但愿他们能够保佑人类走出技术阴影和人性的暗区，自觉地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纳入到大自然的普遍和谐之中，在大自然协调统一的庄严秩序中发挥人类的智慧与创造能力。

（节选自《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忧虑》，题目为编者所加。）

1．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中外漫长的文明发展进程表明原始宗教是人类文明的起源。

B．宗教的分化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而促使各门专业日趋独立。

C．人类文明发展中诸多弊端的根源都与“重分化、少综合”倾向有关。

D．人类即使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也难以透彻地了解和改造大自然。

2．对 “更加健全”的人类文明特征的理解不正确一项是（）

A．具有科学的眼光和高超智慧，怀有虔诚的宗教感情和征服自然的决心。

B．以整个人类为根本，顾及地球资源的长远利用和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

C．注重科学技术与人文理念的相互结合，注重物质与精神的协调发展。

D．排斥野蛮、奢欲、愚昧、不公正等恶俗，关注人际关系的和睦友善。

3．如何理解“彻底消解人类与自然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实际上是树立一种正确信仰的问题”？请结合文本分析。

参考答案：

1．B。B项原文是说“分门别类的专业从宗教中分化出来”，并未说“宗教分化”。

2．A。对宗教“怀有虔诚的感情”可以说是一种文明，但未必是“更加健全的”人类文明；而且“更加健全的”人类文明对自然应是敬畏并能与之和谐相处，而不应是“征服”。

3．⑴对大自然怀有敬畏之心和虔诚的宗教感情，不藐视自然，主宰自然。⑵树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信仰。

文明与宗教 篇2

一、既有宗教与科学关系学说的不足

“对抗说”、“分立说”和“关联说”作为既有的关于宗教与科学关系的三种学说, 为人们认识宗教和科学可能具有的关系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分析路径。它突破了以往宗教消亡论对宗教所抱的歧视和敌意态度, 积极地评价了宗教对人们的生活甚至宗教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所提到的正面作用。对宗教的宽容不仅使人们对宗教和宗教人士充满同情的理解, 同时也为宗教发挥终极关怀和道德规劝功能提供了理论支撑。

但是, 这三种学说从静态的层面上看, 毕竟是互相排斥甚至彼此对立而不能共存的。“对抗说”作为西方近代的传统见解, 把科学当做批判宗教的最有力的武器, 它为近代科学摆脱宗教的压制, 为人类思想的启蒙和理性的解放起到了振臂一呼的作用。但科学和宗教并非一开始就彼此对抗, 只是到了16世纪, 科学世界观从真正兴起后, 宗教才扮演了阻碍科学进步和人类发展的反动力量。相反, 宗教在人类最原始的时代不仅没有阻碍科学的发展, 而且影响和造就了不同特色的民族文化;即使西方的近代科学史作为宗教的对立物而出现的, 也并不能否定宗教文化与科学之间在方法论上所具有的共性。“关联说”就从基督教与近代科学形成的关系入手, 从另一侧面挖掘出宗教精神以及宗教在方法论上对科学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事实上, 现当代宗教在基督文明发达的文化中并没有因为人类科学的发达而退减, 反而愈显蓬勃, 也从现实层面驳斥了绝对“对抗说”的片面性。

“分立说”作为宗教界面对18世纪以来对势不可当的科学潮流而主动向科学作出让步的具体表现, 将科学和宗教的研究对象进行区分, 在承认科学对人类现世生活必要性的同时保留了宗教存在的可能性, 从而避免了全面“对抗说”对宗教生存的致命打击。而一批科学家和哲学家也主张放弃科学和宗教全面对抗的观点, 采用康德的“科学与宗教相互关系的二元论”观点来调和科学与宗教的矛盾[2]。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宗教在终极关怀和道德规劝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但是“分立说”无法解释宗教界尤其是西方基督教在中世纪对科学的束缚和对科学家的残酷绞杀。

“关联说”是当今西方学术界新起的较为普遍的观点。它既认可科学对宗教具有批判的权利, 同时又反对把科学同宗教对立起来和隔离起来。这种折中的观点, 其优点同时也正是它的缺点, 它通过东西文明的对比, 从比较学意义上揭示了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内在关联, 却无法涵括宗教与科学在历史上的诸多恩怨仇和, 更无法为显示宗教政策的制定和宗教未来走向的判断提供理论依据。

二、宗教与科学关系“杠杆”模型的本质

宗教与科学关系的“杠杆”模型的提出是受物理学中的杠杆原理的启示。根据“杠杆平衡条件”, 要使杠杆平衡, 作用在杠杆上的两个力 (用力点、支点和阻力点) 的大小跟它们的力臂成反比:F1·L1=F2·L2。其中, F1为动力, L1为动力臂, F2为阻力, L2为阻力臂。根据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是推动人类发展永恒动力的观点,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科学必将越来越渗透到人们生活世界。因此, 如果用人类生活作为杠杆支点, F1表示科学变量, F2表示宗教变量, L1表示科学与人类生活的关联度, L2表示宗教与人类生活的关联度, 其中力臂越短表示关联度越高, 则宗教与科学关系完全可以在非严格意义上的杠杆原理来表述。

1. 宗教与科学作为影响人类生活的两股重要力量, 它在人类生活中试图保持相对平衡。

科学与宗教虽然在本质上是对立的, 但是,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 科学又无法完全消除宗教之影响[3]。人类生活的历史也表明, 任何人为的以一方完全取代另一方的企图都会导致平衡被打破, 从而给人类生活造成灾难性后果 (如西方中世纪的宗教黑暗时代和“上帝死了”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 。宗教与科学关系的杠杆模型首先继承了“对抗说”的合理成分, 承认宗教与科学在人类生活中的本质对立;同时又汲取了“关联说”关于宗教与科学具有深层内在关联的见解。不只如此, 杠杆模型还有机地将“对抗说”与“关联说”融合在具体的人类生活历史当中。在人类原初的蒙昧时代, 宗教观念在人们头脑中占据主导地位, 科学知识只能在充斥着神秘的、荒诞的种种宗教观念之中逐渐积累、成长。在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 新宗教则往往具有科学的倾向。而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将不断获得发展, 科学越是巩固和扩展自己影响的领域, 它就越是排挤宗教, 减小宗教对人们世界观影响的范围, 把它推到次要的地位[4]。科学与宗教的激烈对抗恰恰就发生在人类历史两端之间的过程当中。

2. 宗教与科学在总体上是此 (宗教) 消彼 (科学) 长的趋势。

基于唯物史观, 我们知道, 科学作为生产力的主要代表总是会不断发展并扩展自己在人类生活中的势力范围。生产力的不可阻挡决定了科学终将把宗教从原本神圣的位置上拉下来, 宗教与科学在总体上此 (宗教) 消彼 (科学) 长的趋势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规律和趋势。宗教被科学所排斥这一历史规律性, 用俄罗斯著名的哲学家米特罗欣的话说就是“从这儿出现极其常见的公式:科学前进一步, 宗教就后退一步。今天, 宗教和教会在社会生活中实际已经被边缘化了。”因此, 在宗教去魅和理性高扬的现代, 宗教必须因应科学的发展而自觉地进行宗教改革, 远遁到道德劝化和终极关怀领域, 从而保持宗教与科学的杠杆平衡。

3. 不同文化背景下宗教与科学是具有深层关联的矛盾统一体。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 宗教与科学都是为着人类征服未知和死亡的共同目的而出现的。由于轴心时代东方和西方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生存方式, 中西方人类生活也有质的区别。因此, 从文化比较学角度来看, 不同宗教文化背景下的科学也有各自的方法论特色。如果说中西文化的本源性区别在于一为“天人合一”, 一为“主客二分”的话, 那么“天人合一”式的宗教不可能培育出西方“主客二分”式的近代科学[5]。究其原因, 一方面, 从历史的角度看, 现代科学史神学的繁衍, 现代技术至少可以部分地被认为是基督教教义中关于人类统治自然的理论的西方化的实现;另一方面, 从精神层面来看, 如果没有源于基督教历史的精神阐述和冲动, 现代科学的诞生也许是不可想象的[6]。而中国传统文化由于不重视宗教, 追求天人合一状态, 所以重人生体验和精神境界之追求, 而轻自然科学之研究;故此, 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得以产生。

三、基于杠杆模型的宗教未来走向预测

宗教与科学关系的杠杆模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 从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角度多层次、动态的阐述了宗教与科学之间复杂而多变的关系, 将既有的三种彼此不能兼容的学说有机的融合起来,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对于更深层的探讨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理解把握现代社会中的各种宗教现象, 从而为相关决策部门制定合理有效的宗教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1.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并非单维和固定, 而是多维、复杂、与时俱进的。

就总体而言, 宗教与科学关系经历了科学萌芽于宗教、科学与宗教冲突到宗教与科学的自觉调适。因此, 我们要通过探讨宗教与科学关系的内在规律, 充分认识到宗教在现代社会中可能具有的双面效果, 尽可能使已经存在的宗教发挥积极作用, 为发展帮忙;而不是释放消极作用, 在矛盾中添乱。这就需要我们避免过去长期形成的急躁和简单化的思维惯性, 通过主动工作, 而不是消极防范, 来放大宗教的积极因素, 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 引导、化解和抑制宗教可能释放的消极因素。

2. 宗教在经过自适应改革后仍将长期存在。

根据杠杆模型, 随着科学的发展, 宗教将越来越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本身, 一步一步从日常生活的内容走向日常生活的形式, 走下神坛。目前, 宗教界提出的全球普世伦理实际上正是宗教应对现代科学的挑战而为自己开辟的新的可能生存空间, 宗教伦理化也成为当代宗教发展的主流方向。今天, 我们已经认识到宗教在社会主义中国将长期存在。宗教存在的长期性要求我们在看待宗教问题时要防止短视症, 忽视宗教问题的长期性。一方面,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把意识形态领域让给宗教去主导;另一方面,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促退宗教”甚至“消灭宗教”作为社会主义阶段的目标或者任务。

3.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同样需要坚持宗教的民族性。

宗教是社会人群的思想信仰, 属于社会精神文化的范畴。民族是宗教的社会载体, 宗教是民族的精神家园, 两者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古今中外, 一切民族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宗教性, 一切宗教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民族性, 这是没有例外的[7]。根据宗教与科学关系的杠杆模型, 代表不同民族文化的人类生活支点决定了其杠杆两端宗教与科学在思维方式等方面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共同特性。因此,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本土宗教因其民族性仍然具有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另一方面, 外来宗教要在中国传播, 也必须经过本土化的自觉改造, 才能落地生根。

摘要：在后现代价值多元背景下, 学术界对宗教与科学关系的认识已经超越既有单一、静态的“对抗说”、“分立说”或“关联说”, 逐渐转向动态的综合。宗教与科学关系的杠杆假说在综合前人学说的基础上, 基于唯物史观, 用杠杆平衡原理, 直观、动态的展现宗教与科学关系在历时和共时层面的互动关系及其历史演变, 并进而推演宗教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宗教,科学,关系,杠杆模型

参考文献

[1][英]A.D.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M].何钦,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173.

[2]何小莲.宗教与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27.

[3]钱时惕.科学与宗教关系及其历史演变[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135.

[3][俄]B.C.谢苗诺夫.科学与宗教:相互关系、对抗与前景[J].郑镇, 译.世界哲学, 2009, (1) :135.

[5]朱立元.科学与宗教精神的奇特联姻[J].复旦学报, 1995, (3) .

[6]宋波, 夏廷.基督教与近代科学[J].世界宗教研究, 2003, (2) .

戴宗教李逵文明用语 篇3

戴宗便起身下去，不多时，引着一个黑凛凛大汉上楼来。宋江看见，吃了一惊。其实，宋江也是黑的。黑宋江见了黑李逵，还吃了一惊，可见李逵之黑。但是，宋江见李逵黑，只是心中暗吃一惊，嘴上可没说，这就叫修养。

李逵看宋江黑，可就说出来了。

李逵看着宋江问戴宗道：“哥哥，这黑汉子是谁？”

什么叫口无遮拦？就是心口如一。口无遮拦，实际上是心无遮拦。这是宋江和李逵的对比：一个为人有教养，一个为人无遮拦。一个文化，一个自然。

李逵的可爱，主要就得益于这种个性。绝大多数人都是说话经过斟酌的，猛然见到李逵这样的说话不经过大脑的，我们有一种清新的感觉，还有一种轻松的感觉，在他面前，我们无须设防—因为他是透明的。

但是，正因为透明，他对我们的观感也毫无遮拦地呈现出来，我们也会因此不胜尴尬。

戴宗对宋江笑道：“你看这厮恁么粗卤，全不识些体面。”其实，就在刚才，牢城营里，戴宗自己也因为宋江没有给他送常例钱，辱骂宋江是“黑矮杀才”，现在反而笑李逵粗卤，“黑汉子”总比“黑矮杀才”好听啊。

这又是一个对比：李逵心中无恶意，戴宗心中有歹意。李逵便道：“我问大哥：怎地是粗卤？”

戴宗教他，如果你是说：“请问这位官人是谁”，这样便不粗卤。可是你说的是：“这黑汉子是谁？”这便是粗卤。

原来—按社会世俗观念，称呼对方时，能联属、体现对方社会性的体面身份或头衔，就叫说话文明。不管是什么人，哪怕是宋江这样的脸上刺字的囚犯，都要称他一声官人—官人就是领导。

我回老家安徽合肥，饭店服务员对客人一律称“领导”，就是古代“文明”的遗义。

相反，按照生理特征，直接说出对方的个体性自然特点，就叫粗卤，不尊重人。知道不知道在语言上尊重人，是修养的表现。但是，另一个方面看，这种“文明”的说话方式，实际上包含着客观上的虚假和主观上的虚伪。

而所谓粗卤的说话方式，不过是直指真相而已。

所以，李逵这样的人，在表现出粗卤和缺乏教养之外，也显示出质朴和真实的一面。

所以，我相信，不管戴宗怎么教，李逵是教不好的，也是教不坏的。

接下来，戴宗告诉李逵：“这位仁兄，便是闲常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李逵冲口而出：“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

一句话，就写出了平日里李逵对宋江的向慕之情。但是，即便如此，还是直呼宋江，而且还不忘加上一个“黑”字。

我们知道，古代人们直呼其名者，不是长辈就是老师。所以，戴宗喝道：“咄！你这厮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唤，全不识些高低，兀自不快下拜等几时？”李逵道：“若真个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闲人，我却拜甚鸟！”改称宋江的字“公明”了，看起来很文明了。可是，下面却赫然出来一个“鸟”字。这个人，若是宋江，便是哥哥；若不是宋江，便是鸟。

至此，宋江只好自己站出来，说明自己是宋江，不是鸟。“我正是山东黑宋江。”也顺便在自己的姓名前加一“黑”字。这可能是《水浒》中宋江唯一的一次幽默。是李逵天性中的自然和天真，焕发出了宋江的幽默。

幽默需要三个条件：一，智慧。能在瞬间化严肃为轻松，逆来顺受，并将对方的锋芒化解于无形，必要智慧。二，自信。能自嘲者必有自信。三，心态。自由放松。

宋江当然不乏智慧，他也有足够的自信。但他一直缺少这样的放松。是李逵给了他。

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爷！你何不早说些个，也教铁牛欢喜。”扑翻身躯便拜。你看这动作、语言、心态，是不是一个孩子？李逵自己毫无艺术细胞，毫无艺术欣赏的意识和能力，但是，他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极好的艺术。

为什么呢？因为他完全出于自然，美丑妍媸，全在天性，全无意识，全凭那最初一念之本心：童心。

难怪李贽特别喜欢他。

宗教信仰自由与宗教立法 篇4

一、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诠释

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所谓的人们内心世界的信仰自由，即公民对宗教信仰有完全自由的决定权。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这种自由存在于人的内心，如不表现于外在的行为，一般不会受到他人的干涉，故为绝对的自由；二是外在行为的崇拜自由，即人们借着外在的作为或不作为以表达其内心的信仰的自由。这种自由涉及外部的行为，故为相对的自由。广义的宗教信仰自由还应包括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不应干涉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不应对特定宗教有特别优待，也不应歧视其他宗教。公民有权依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去敬拜他们的神，宣扬他们的教义，不由政府强制人民信仰每种宗教，也不由官方来控制、引导人们的宗教生活。完整的宗教信仰自由应包括以上三个方面。人们内心的信仰自由若缺乏崇拜自由就没有实际意义，如果崇拜自由受到政府不当的限制或干涉，就不存在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也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

宗教信仰自由历史悠久，在自由权的发展史中居于先驱地位。近代立宪主义国家皆明文规定保障宗教自由。美国在西方基督教国家中最早确认了宗教自由，并将之列入宪法中。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包含了崇拜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内容。规定国会不能制定禁止人民崇拜自由的法律，国会不能通过设立国教的法律。法国也奉行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现行宪法揭示法国为“非宗教的共和国”。德国1919年威玛宪法一方面保障宗教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原则，规定不立国教，另一方面赋予宗教团体具有法人地位，承认其享有课税权。德国现行基本法第四条明文规定信仰自由，且继续推行政教分离原则。日本新宪法除明文保障宗教自由外，还对政教分离原则作了详细规定。台湾宪法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这都表明为保障宗教自由，国家必须实行政教分离原则。

宗教信仰自由与公民的人身自由一样，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宗教信仰不受政治权力的非法干涉，不受任何组织、个人的非法侵犯。宗教信仰者与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平等地受法律保护，不受他人的歧视与迫害。作为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内容具体包括：①信仰决定权。公民有信仰与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他人不得强迫与限制；②进行宗教活动权。宗教信仰者有权自由地参加聚会、敬拜、传教、祷告等宗教活动；③宗教刊物的出版、发行权；④宗教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是我们党维护人民利益、尊重和保护人权的重要体现，也是最大限度团结人民群众的需要。

二、我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行政保障方面：政教不分

为了管理宗教事务，我国各级政府设立了宗教事务部门，对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宗教政策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具体落实和执行相关的法规、行政命令及政策。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场所必须登记，宗教组织内部的领导班子与人事安排必须征得宗教主管部门的同意，大型宗教活动必须得到主管部门的批准，宗教团体的财务与财产使用情况必须受宗教主管部门的监督等。政府部门管理宗教事务的方式就是管人、管财、管场所、管活动，这种以行政管理手段处理宗教事务的方式，不可避免地要干涉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其实质是把宗教团体当作自己的下属，不承认宗教团体的自主权。这种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最终导致了我国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是“政教不分，政领导教”。这种政教不分的管理方式是建国初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如果仍然沿用20世纪50年代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宗教的模式处理宗教问题，仍然维持政教不分的关系，这种模式本身无疑会成为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一大障碍。在法治国家中，政府应努力贯彻“政教分离”的原则。真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是政府与宗教互不干预。政府依法管理宗教，首先要有法可依，要实行宗教立法，其次是立法的目的应着眼于维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而不是将宗教管理部门的现行规章制度法制化，不是搞部门立法。宗教团体主要负责人的产生应由团体内部自行推举产生，宗教团体财产使用情况应由审计部门依据税务法进行监督，大型宗教活动也应由通行的法律来调整。政府对宗教事务应采用法律手段予以调节、规范，而不应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控制。

（二）立法保障方面：无全国性的统一宗教立法

法律都是以规定不同人们的不同权利关系为内容，以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为使命。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应该获得的基本权利，应由法律规定和保障实施。我国《宪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公民的宗教信仰权。我国《民法通则》、《教育法》、《劳动法》、《义务教育法》、《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广告法》等法律对宗教信仰自由作了一些规定：公民不分宗教信仰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公民不分宗教信仰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各民族人民都要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公民在就业上不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广告、商标不得含有对民族、宗教歧视性内容。为了管理宗教事务，1994年1月国务院公布了两项有关宗教的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该条例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由该场所的管理组织自主管理，其合法权益和该场所内正常的宗教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和干预。一些省、区、市还制订了地方性法规、规章、条例等。现有的法律、法规在内容上只涉及外国人在中国的宗教活动、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教职人员等方面，而对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宗教财产、宗教教育、宗教参与社会服务，宗教涉外事务、宗教出版物等重要内容，尚无法律规定。现有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规范和国家有关宗教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实践证明，我国宗教立法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缺陷和疏漏：

1、我国宪法由于没有明确规定政教分离原则，使得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不是完整的宗教自由，为政府干预、限制宗教信仰自由提供了法律依据。例如，宪法规定“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但对于什么是“正常的宗教活动”，法律并没有明确界定。由于缺乏一个明确的法律判断标准，对正常与非正常的宗教活动的判定，事实上完全由政府行政部门自行裁决，政府无形中充当了宗教活动的裁判者，这显然违背了国家和政府在宗教教义教规及习俗上的中立性。从法律上说政府无权对基于宗教教义的活动进行主观判断，政府人为地对宗教活动加以主观判断，势必违反政教分离和依法处理宗教事务的原则。再如，《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规定的合法权益或宗教活动的主体不是宗教团体或宗教组织，而是宗教活动场所。赋予宗教活动场所法人地位，却回避了宗教团体或宗教组织的主体资格问题，实质上是用宗教活动场所取代宗教组织作为主体进行管理，使一些没有活动场所的宗教组织（如家庭教会）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2、一些地方性法规不是很好地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权利，而是有限制公民信仰自由之嫌。以1998年2月10日施行的《江西省宗教事务管理办法》为例，本办法第16条规定：宗教教职人员可以依照本教规定的职责，在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主持宗教活动；第17条规定：宗教教职人员到省外主持宗教活动，必须经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跨县（市、区）主持宗教活动的，应当经县（市、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意。第51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擅自成立宗教团体的，擅自开办宗教院校的，要受行政处罚或者法律制裁。依据这些规定，只能是宗教教职人员才能主持宗教活动，一般的信徒无权主持宗教活动；只能在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宗教活动；不能擅自跨区域进行宗教活动，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显然，这有背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含义，限制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的行使。

3、我国没有宗教基本法，而是以行政法规、地方性规范和宗教政策来管理宗教事务，使得不同层次的宗教规范在适用上产生冲突和矛盾。宗教政策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依此难以切实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权。地方性法规、命令缺乏系统性，不同地方制订的宗教法规有许多不同之处，同样的宗教事务以不同的法规来管理，使得处理结果大相径庭甚至相互矛盾。又由于各地方的宗教管理者只能依照本地方的有关规定，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管理宗教事务，侵犯公民宗教自由权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有违宪法的规定。以全国性行政法规来调整宗教法律关系也有不妥之处。根据2001年11月16日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31条的规定：行政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或者作出补充规定的，由国务院解释。行政法规的解释与行政法规具有同等效力。那么，行政法规的立法者可以以解释法规为由，改变法律条文，而不受宪法约束。管理者与被管理着在行政法规面前地位不平等，前者超越法律行使权利，这样难以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有损法律的尊严与权威。

4、从司法实践来看，某些地方，特别是偏远、落后的农村，由于没有统一的全国性的宗教法，基层宗教管理者在认识上存在偏差，素质低，不但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宗教政策，反而歧视、刁难、宗教信徒甚至经常发生随便抄家，限制教徒人身自由，非法处以行政罚款，乃至打伤人的情形。这种做法已经完全违背了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原则，分明是践踏人权，违法行政。

三、对我国宗教立法的探讨

（一）制定全国性的《宗教法》的必要性

宗教是人类用来诠释自己和世界的一种理论，是一种通过支配人们的思想、言语、规范人们的行为来帮助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宗教赋予人们终极的人生目的和意义。宗教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宗教自其产生以来，一直在社会和人生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为历代统治阶级所重视。宗教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宗教法规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制定法律以管理宗教事务，是近现代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不仅不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相冲突，还会使宗教政策得到法律保障，便于具体地执行。为了切实做到依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保证正常的宗教活动的有序进行，保护宗教团体的合法利益，我国应当制定具有基本法性质的宗教法。

1.制定宗教法是我们实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被纳入法律调整的轨道，公民平等地从事社会、经济、文化、宗教活动，必然地要求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障。宗教事务作为一种社会公共事务必须纳入法制轨道，这对于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我们有必要推进宗教法制建设，进一步把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不能因为“认识不一致、立法难度较大”就将立法的进程无限推迟，而应当加紧政府、宗教界和学术界人士的共同讨论，本着“依法治国”的方针，统一认识。

2.制定宗教法是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需要。如前所述，我们目前是以单项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政策来管理宗教事务的，且呈现出一些弊端，缺乏国家立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这一层次的《宗教法》。而即将出台的《宗教事务条例》属于行政法规，仅靠其本身的立法权限不可能对涉及宗教问题的方方面面都加以调整和规范，有不少问题需要在其他有关法律或专门的宗教基本法中去解决。正如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所说，依法治国，没有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通过的宗教法作基础，单项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再多，也不能形成有关宗教的法律体系。

3．制定宗教法是“以德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必然要求。宗教能增强公众的道德意识，规范人们的行为。宗教告诉人们：人是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人生的目的和价值何在，人该怎样行为，不该怎样做。正确的宗教信仰是正确的道德生活所必需，道德的“善”与信仰的“真”是统一的。人的本性具有自私、贪婪、凶残、嫉妒等特点，在信仰缺失、道德水准下降、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泛滥的时代，人靠自我约束难以实践道德，人们难以自觉遵守道德和法律。普通公众需要借助神的威力来规范自身，出于敬畏神，愿意弃恶从善，这是宗教的道德功能的体现。道德的支撑在于信仰，没有信仰的民族不可能有很强的道德意识和很高的道德水平。中国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应以基本法的形式来全面尊重和保障人们的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利，兼容宗教道德的合理成分，使宗教成为公众的一种保持信念道德的精神生活方式。

4.制定宗教法是依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的需要。宗教信仰自由从其性质来看，属于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这项权利不是自然产生的，也不是政府给与的，而是宪法赋予的应当由国家法律保障实现的权利。宗教组织是一种社会团体，宗教组织的财产、场所、仪轨、各种宗教活动应置于国家整个法律运行的框架内，以基本法的形式来确认和保护公民享有的宗教自由权。在“基本法律”面前，宗教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地位平等，均享有一定权利，承担一定义务。管理者不能超越基本法，也无权解释基本法的内容。

5.制定宗教法是适应宗教发展的新形势的需要。宗教问题是敏感、复杂的社会问题，少数不法分子利用宗教危害政府，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益。我们应当依法制裁宗教违法行为，打击邪教分子和恐怖主义者，用法律手段来管理日益突出的宗教问题。同时，中国已加入WTO，签订了联合国人权公约，制定符合人权公约的国际价值标准的宗教法，也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义务。在经济全球化、法律全球化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宗教法规也应与国际接轨。

总之，为了真正做到宗教活动有法可依，切实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尽快制定一部有国家权威性的《宗教法》，势在必行！

（二）关于制定《宗教法》的宏观构想

宗教本身很复杂，宗教事务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制定一部全国性的《宗教法》是一项庞大的、艰巨的工程，需要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学术界及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努力。立法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统一认识，明确立法的指导思想。《宗教法》的立法宗旨应是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和宗教平等权，保护信徒的宗教信仰、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保护宗教团体在人事、经济上的自主权。本着这种立法精神，本文从宗教信仰自由及其保障的角度，针对现行宗教立法存在的问题，对《宗教法》的内容体系提出以下几点设想。

1、以立法的形式确立政教分离的原则

政教分离是宗教自由不可或缺的前提，又是用来确保、强化宗教自由的手段。政教分离应属宗教自由内容的一部分。亦即，“分离”保障“自由”，“自由”需要“分离”。政教分离可以避免对宗教信徒的迫害，实现宗教自由的完全保障。有鉴于此，国家与宗教应彻底分离。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与宗教不得有任何联系。那么，国家与宗教的关系的界限何在？对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和日本的“目的效果基准”理论。依该理论，国家行为必须同时符合以下三个要件，才不违反政教分离原则：第一，国家行为系出于世俗目的；第二，该行为的主要效果既非助长宗教，也非压制宗教；第三，国家行为与宗教之间无过度牵扯。若我们能很好地运用此理论，就能保持国家对宗教的独立性。

2、赋予宗教团体、宗教组织法人地位

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宗教行为的主体是宗教团体、宗教组织，而不是宗教活动场所。法律应赋予宗教团体、宗教组织主体资格，宗教行为的主体独立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并承担法律义务。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宗教团体、宗教组织，赋予其公益法人的地位，使其享受一定的免税或减税优惠。将国内现有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宗教团体、宗教组织均纳入此法律中加以规范，对五大教以外的宗教亦应予以承认，实行宗教宽容，以确保宗教信仰自由。如果法律健全，宗教的种类再多也不会对社会构成威胁。反之，如果没有必要的，基本的宗教立法，宗教种类再少，也可能造成社会问题，危害社会的安定。

3、确立宗教组织的财产的归属

宗教组织的财产归宗教组织法人所有，尊重宗教团体的财产自主权。为保障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他人侵害，在宗教法中应规定宗教团体的监督机关及对事务执行者权力的限制。如：明确规定监督机关监督的方法，对宗教团体收入的监督方式等。

4、保护合法的宗教活动；禁止、惩罚一切违法的宗教行为

凡宗教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不违背宗教团体成立的宗旨，不违反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就是合法的宗教活动，应受法律保护。政府无权对宗教活动进行事前审查，凡规定未经政府事先允许者，不得举行宗教仪式、宣扬教义或传教等，均违背政教分离原则。即使政府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限制宗教信仰自由，限制的程度也不得超过确保该公共利益所必须的程度。禁止、惩罚一切违法的宗教行为，坚决打击“邪教”，制裁利用宗教危害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

5、保障宗教教育、出版宗教出版物的自由

要切实保障宗教自由，就应该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宗教学术研究和宗教教育的环境。宗教团体与其他团体一样，平等地享有依法成立宗教教育和研究机构的权利。依法享有出版宗教读物的自由。

民族与宗教 篇5

人们应当认识到，任何一个民族要脱离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而独立发展是不可能的，在当代和未来尤其如此，这就是说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当今 世界的政治、经济、生态的发展都是全球性的，发展得顺利，各国各民族都有利，出现严重危机，各国各族都受损害。

同一地区相近或相邻的各国各族之间，也是共同利益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也 就是说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无论是经贸发展还是国家安全，没有民族和解与合作是没有保证的。真正为本民族利益着想的人，必定是主张睦邻友好的人。煽动民族仇恨的人，表面上 是为了本民族的利益，实际上是把本民族时刻置于敌对民族的威胁之下而不得安生，这是间接的自损自害。如果没有民族和解，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不会过上安宁幸福的日子，冤 家宜解不宜结，历史的纷争只能通过和谈、妥协、谅解来解决，而不能诉诸武力。

科学与宗教 篇6

科学与宗教作为人对自然产生的理性与非理性认识,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两面性.同时,二者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彼此又存在着对立与同一.本文拟通过对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探讨,说明宗教还不会消失,面对地球上出现的新危机,它将与科学趋向整合,共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作 者：马文彬 吕宇平 作者单位： 刊 名：社科与经济信息 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AND ECONOMIC INFORMATION 年，卷(期)：20xx “”(12) 分类号：B9 关键词：

 

文明与宗教 篇7

西方的文明从一开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它也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经济到社会的渐变过程, 社会同个人一样都会面临各自的精神危机和精神革命, 16世纪的西欧到处呈现出许多新旧社会更替时期的明显迹象, 资本主义萌芽已经进入到手工工场的新阶段,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成长, 必然要求挣脱封建制度, 这便是宗教改革得以发生的根本原因。

二、路德

由于文艺复兴而兴起的经济革命大力地推动了思考, 个人主义的、竞争性的新经济文明在商业和金融的巨大发展的迅猛推动下, 宗教改革开始, 它包括内部改革和“激进的”新教改革, 路德是宗教改革先躯, 人们称为路德派。宗教商品出售的背后的教义内涵激起了路德的愤怒, 使他走上与教会领导权相左的冲突路线, 结果形成了“德国的宗教改革”作为宗教改革的重要要素, 路德派针对社会腐败和教会的腐败, 宣扬“因信称义”, 从通过形式化的如朝圣、立誓、禁食、购买赎罪券等善功来获得灵魂的拯救, 改为路德主张的“信”, “信”不是外在修炼的结果, 而是与生俱来的, 根植于人的内在经验中, 人们在内心世界中发现宗教, 这样, 就把人的灵魂获得拯救的钥匙从教会和神职人员手中转到每一个真正的信徒手中, 把人从外在性的善功和圣事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使人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和灵魂拯救的自主权。

三、加尔文

加尔文派在路德派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种国际性的运动。加尔文派作为一种城市的运动, 不同于路德派讨厌经济生活和商业金融, 他们以务实的态度对待它, 他们看贸易和金融的利润跟看劳动者的收入和地主的租金一样, 这种利润不会被看作不义之财。他们最重视的是工业阶级和商业阶级的环境, 让宗教成为经济生活的真正道德, 他们不再怀疑经济动机世界和精神动机世界格格不入, 不认为贫穷本身是一种值得赞美的美德, 不再认为资本家所获资本是建立在其他人不幸的基础之上。加尔文把借贷看作是社会生活中一种正常但又不可避免的事情, 对借贷他的永恒法则不是“莫要放贷”而是“公平和公正”。

加尔文派的社会道德学说, 他认为勤俭和节约是人类最好的品质, 他强调个人的责任、克制和禁欲。他是基督个人主义, 注重宗教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他认为教规是宗教的神经, 而且这也一直是加尔文主义的精髓。他所强调的得救预定论, 深深扎根于中产阶级之中, 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

四、路德与加尔文

路德与加尔文分为是宗教改革中的关键人物, 在宗教改革中两者都起到了相应的重要作用, 两者有其不同之处:

首先, 两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不同。路德反对资本主义, 他仇视商业和资本主义, 反对高利贷, 只提倡农民的生活, 反对农民起义以及商业和金融, 认为工匠的生活也是值得尊敬的, 在生活中有限制的交易, 反对懒惰和贪婪。

加尔文却和路德完全相反, 他认为应该将新兴的资产阶级组成一个有纪律的社会力量, 它的使命是持有经济美德的标准。他的教义都是由移居外国的商人和工人传播的, 承认商业和金融, 注重公平、公正, 认为借贷是必须的, 承认高利贷的地位, 并积极的鼓励商业实践。有人说“加尔文为16世纪的资产阶级做了马克思在19世纪为无产阶级所做的事”一点儿也不过分。

其次, 路德主义是保守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 面对时代发展而来的商业文明感到束手无策, 恭从于既定的权威, 他的理想是家长制的社会道德, 认为农民的生活最美好的, 不受商业侵蚀在基督中没有资产阶级的位置;而加尔文主义认为各种运动与斗争都要根植于资产阶级之中, 加尔文派充满了战争与革命, 是一种积极、激进主义, 是一种国际性的运动, 面对不断变化的时代提出自己的观点, 设想了一个更加先进的经济组织, 然后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

最后, 两者的教义不同, 路德派主张“因信称义”路德主张的“信”不是外在修炼的结果, 而是与生俱来的, 根植于人的内在经验中的东西, 人们在内心世界中发现宗教, 强调的是个人的发现。而加尔文强调得救预定论。

五、宗教改革的影响

席卷西欧的宗教改革是一次披着宗教外衣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全面冲击和瓦解了中世纪的封建结构, 首先, 宗教改革及三大新教派的创立, 给罗马天主教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大大缩小了罗马教廷的势力范围, 罗马教皇在西欧一统天下的局面, 一去不复返了。随罗马教廷势力的削弱和影响的衰微, 天主教会无力维持其精神垄断, 科学和自由的思想成长起来, 有利于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和教育事业。其次, 宗教改革剥夺了教皇和教会贵族的特权, 没收教会的大批土地和财产, 这不仅有助于专制王权的加强, 也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再次, 对欧洲政治格局的变迁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即作为封建支柱的罗马教会势力的动摇,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传播, 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瓦解, 为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道路。

民间信仰与宗教 篇8

摘要：我国是一个多宗教国家，主要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但同时我国大多数中国人是不信教的，中国人信仰的是祖先膜拜，上升到学术水平就是儒家，降到生活里就是要讲究孝道。同时又由于人们对信仰的需求，在不同地域产生了不同的民间信仰，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有所不同。民间信仰不同于宗教，但行使着宗教的使命，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传至当地的宗教文化。

关键词：民间信仰，宗教，地域。

民间信仰是指民众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的精神体的信奉尊重。它包括原始宗教在民间的传承、人为宗教在民间的渗透、民间普遍的俗信以及一般的民众迷信。民间信仰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将民间信仰单独作为一个概念，考虑到它对应于一个官方宗教而存在，而且也因为它有别于制度化的宗教，这一文化体系包括信仰、仪式和象征三个不可分开的体系。从意识形态上讲，它是非官方的文化；从文化形态上讲，它重在实践、较少利用文本并以地方的方言形式传承；从社会力量上讲，它受社会中的多数(农民)的支撑并与民间的生活密不可分。

宗教是一种社会行为，它包括指导思想（宗教信仰），组织（宗教组织，如教会，宗侣），行动（宗教组织内的活动，如祭祀，礼仪），文化（宗教建筑，宗教绘画，宗教音乐）等等方面的内容。宗教是一种对社群所认知的主宰的崇拜和文化风俗的教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多数宗教是对超自然力量、宇宙创造者和控制者的相信或尊敬，它给人以灵魂并延续至死后的信仰体系。宗教可以大致分为自发宗教和人为宗教两大类。自发宗教是非常原始的宗教，一般是原始社会时期的宗教。而现代的宗教基本上都是人为宗教。对一种成功的宗教能够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且对某一时代人类的社会发展形成较大的影响。

从学术上讲，民间信仰与宗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宗教是一种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而民间信仰则是一种在特定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以鬼神信仰和崇拜为核心的民间文化现象。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民间信仰和宗教有着很多的关联。在我国，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原因，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徒在人口中的比例并不高，而更多的是将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相混，有时甚至很难区别哪种是纯粹民间信仰，哪种是宗教信仰。民间信仰的善男信女其信仰心理、信仰习惯、信仰感情与真正的宗教徒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但在数量分布上，可以说如汪洋大海，难以计数。宗教和民间信仰在现实生活中的互补和互动，构成了广大有神论群众信仰的基本格局，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民间信仰与宗教的相同点如下：

1）相同的本质特征

从民间信仰与宗教产生和存在的心理根源上讲，宗教起源于人们对人类无法支配的自然界和社会异己力量的恐惧、敬畏和寻求慰藉。人们需要为心灵找寻一个庇护所，以化解对现世人生的不满与困惑。有研究表明，民间信仰的认识来源，主要是历史遗留的原始宗教，其次是已经消亡的传统宗教的历史残骸，或者传统宗教在民间社会的变异形态。因此，民间信仰在心理根源上也和宗教如出一辙，它关注普通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需求和呼声，给人们精神支柱。在民间信仰中，人们根据各自的需求，找到相应的神明。例如，出海的船民，会寻求海神妈祖的救助；自食其力的生意人，会寻求关帝的保佑；希望早得贵子的农村妇女，会乞求观音菩萨的保佑。尽管这些神灵并不能满足世俗的一切愿望，但他们能给人们带来精神的安慰和幻想的幸福。

从社会功能上讲，和宗教一样，民间信仰的影响和社会功能也具有双重性。作为一种群众性的社会文化现象，民间信仰是传统文化中一项不可分割的内容，对于传统文化的形成、保护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必须看到，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间信仰及其各种组织，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着低下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因而，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必然会有一定的消极作用。比如历代封建王朝册封了大量民间信仰的神祗以训导百姓，他们宣扬的皇权神授，“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和迷信思想渗透到民间信仰中，成为民间信仰中“封建性的精神糟粕”。

2）相同的社会属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我国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的“五性”特点的理论。近年来，在新的时代特征和国际背景下，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和特殊的复杂性这“三性”特点进一步凸显出来。民间信仰虽然不具备现代宗教的完整要素，不属于传统宗教，有的学者认为它具有自己特有的原始性、零散性和地方性（内三性）的特点，但也同样具有正规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和特殊的复杂性（外三性）的特点。

3）相交的现实生活

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度里，多元文化和多元信仰决定了不可能由某一种或某几种宗教完全控制和覆盖整个社会。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起着宗教所达不到领域的补充作用，这种达不到的领域包括达不到的地域和社会群体，也包括达不到的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众多的民间信仰是宗教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强有力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反过来宗教也为民间信仰提供了素材。看一看实存于生活中的宗教和民间信仰，我们会惊诧的发现，如果按书本知识对宗教和民间信仰按图索骥，就如同纸上谈兵，缘木求鱼，完全摸不着了头绪。在民间，特别是广大农村，尽管有的信仰可以用信徒所参加的宗教组织来分类，但是明确归属某种宗教信仰的人毕竟不占多数，大多数还是像李景汉先生在社会调查中所写的那样“崇拜偶像，几乎无所不信”。“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祭拜祈禳、烧香请愿、参加庙会，而五道神、关帝、老母并不是纯粹的道教神仙，他们的信仰与崇拜活动也不具有任何宗教教义色彩而完全是出于生活实际的目的，如果需要，他们还可以去拜菩萨、去听布道，就像那里的‘万国道德会’一样，既侍奉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稣，又侍奉老子、孔子”。群众对各宗教的区别并不关心，在他们看来基督教的上帝和伊斯兰教的真主，佛教的菩萨和道教的神仙一样，都是神通广大、威力无边的超人，是人一生命运的主宰和救世主。民间信仰中的许多内容也受此影响，同时吸取了多种宗教的信仰内容和崇拜方式，从而出现了一批看上去或非佛非道、或亦佛亦道、或土洋结合的信仰形式和信仰组织。

宗教和民间信仰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深层内涵都蕴藏着本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飘泊异乡的三胞和祈求外出亲人平安归来的三胞亲属前来奉香祷告，总是和爱乡认亲和崇敬故里英雄人物相联系的。宗教的基础是信仰，也有人认为是蒙昧主义。宗教只要求人们相信，不要求人们问为什么。宗教并不是迷信，也不带有封建色彩，所以它可以说是一种高尚的信仰。

近年来，民间信仰问题引起了党政部门和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但要切实做好民间信仰活动的管理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需要和对待宗教一样以“特别慎重”、“十分严谨”、“周密考虑”的态度来对待民间信仰。我国政府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把对宗教工作的方针概括为“四句话”，即“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其中的很多内容对于民间信仰，也是适用的。既要尊重各民族各地区具有民间信仰的这部分群众的信仰自由，又要依法管理相关事务，避免因活动混乱而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大局，积极引导民间信仰活动，剔除消极落后的因素，使之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发展。其次，既然民间信仰活动也要纳入依法管理的范围，因此需要对民间信仰活动的调研和管理办法进行更大胆的探索。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功课，也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考试。目前，国际上一些

宗教与现代西方法律 篇9

宗教与现代西方法律

西方的法律与其宗教传统有着极深的渊源.首先,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为西方法律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文化心理的基础,宗教的`信仰对象以及伦理观念,使得“自然法”观念在西方有着不容动摇的地位,为西方法律的自身完善化提供了前提;同时,近代的“教会法”对于现代西方法律的理性化、世俗化特征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形式上对现代西方法律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现代法律虽然有着深厚的宗教之根,但已经越来越功利化了.

作 者：周海燕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镇江,21刊 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QIHAR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2003“”(6)分类号：B920关键词：宗教 现代西方法律 自然法 世俗化 教会法

高校宗教工作挑战与对策 篇10

1. 对外交流与教育合作的繁荣导致高校宗教工作压力加剧。

当前我国高校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 催生了校校合作、校企对接、境内外联合培养等许多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学生不仅在校内学习期间与外教、留学生、外资企业接触的机会增多, 还有更多的渠道赴境外学习研修。生活在一个普遍信仰宗教、传播宗教文化的大环境下, 长期与具有宗教信仰的教师、同学、室友接触, 他们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 对宗教的认识和了解也会相应增加。这种了解和认识可能是理性的, 也有可能是非理性的。

2. 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宗教渗透的隐蔽性增强。

信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传统信息传播的时空局限, 来自网络的信息是高校学生了解外部世界、了解社会生活的主要渠道之一, 但是网络的海量信息良莠不齐, 很多信息真伪难辨, 更有一些信息本身就带有迷惑、煽动、破坏、制造矛盾的险恶目的。网络空间的虚拟性特征一方面增强了某些宗教渗透活动的隐蔽性, 使得对宗教渗透活动的源头管控和后续追踪都困难重重。另一方面, 部分学生也被这种虚拟性影响, 隐藏在匿名用户背后做出一些与原本个性、想法完全相反的行为, 呈现出一种“网络自我”与“现实自我”相背离的现象。这种匿名性和隐蔽性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他们挑战传统和权威的欲望, 甚至促使他们做出一些挑战社会道德、挑战法律法规的行为, 他们被不良信息侵害、被某些宗教渗透活动洗脑的几率也大大增加了。

3. 社会转型期的到来导致人们精神与信仰的迷失。

对市场经济的过度推崇导致拜金主义与实用主义大行其道, 物质至上精神挤压下的传统文化意识地位岌岌可危;同时, 全球化背景下, 各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裹狭着多样的思想与价值观涌入国内, 过渡时期必然导致的一些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相应产生, 这些社会乱象不断冲击着人们的主流意识, 传统文化消弭、社会道德沦丧、精神迷失等呼喊声不绝于耳, 这些由部分不良社会现象导致的精神迷失和社会舆论风潮近年来颇有愈演愈烈之势, 导致信仰危机空前加剧。在这样一种大的国际国内背景下, 青年学生群体虽还未身在社会, 却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是随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而来的思想与价值观念冲击, 一方面是对社会公平正义、道德准则的不断拷问, 加之自身面临的求学、就业、生存压力不断加剧, 一些大学生极易陷入价值观混乱和信仰迷失的泥淖, 转向宗教寻求“慰藉”和“超脱”就成为可能。

4. 宗教工作的政策性强和敏感性导致工作难度加大。

正是在这种宗教渗透形势严峻, 信教大学生数量有所增加的背景下, 宗教工作的重要性也越来越被高校和相关工作者重视。但是宗教工作政策性强、敏感度高、工作尺度不易把握, 因此高校宗教工作认识虽然不断提高, 但是实效性还差强人意, 工作机制运行不畅, 实际工作中还是缺乏有效的平台和抓手。在队伍建设上, 有的教师、学生工作者本身对宗教工作就存在政策不熟、认识不深的问题, 导致工作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有的又对宗教工作的政策性和敏感性过度解读, 如履薄冰、矫枉过正, 导致工作中畏首畏尾, “谈宗教色变”, 不敢主动出击开展工作。工作的重要性与实际成效不匹配, 工作的复杂性与工作体系不匹配, 对象的广泛性与工作队伍不匹配, 这种机制、方法、队伍方面的弊端导致了目前高校宗教工作的尴尬处境。

二、高校宗教工作的对策

当前高校宗教工作主要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抵御和防范某些宗教对高校的渗透, 二是强化对大学生群体的宗教观教育。宗教归根结底是一种意识形态, 宗教对人的影响是在很长的时间段内潜移默化形成的。我们在高校开展宗教工作时, 也要充分认识宗教的这一本质, 对工作的长期性、艰苦性保持清醒的认识, 要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胜利的, 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要以先进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为武器, 维护好高校意识形态阵地, 保护好青年学生的思想世界。

1. 在机制上部门联合, 群策群力。

无论是抵御和防范宗教渗透, 还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 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理想信念, 都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高校是一个整体, 开展宗教工作必须形成部门联动机制, 将与宗教和学生工作相关的各个环节都纳入体系中来, 以“大统战”的格局进行资源整合, 寻求队伍建设的完善性和工作效果的最大化, 确保高校宗教工作没有任何漏洞和死角。 (1) 统战部门牵头、学生部门配合、安全部门补位。在高校宗教工作的整体机制体系中, 统战部门是首当其冲的。宗教工作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 统战部门一方面熟悉相关政策, 另一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开展宗教工作的经验和优良做法, 在多部门联合中能够更好地把握大局, 做好组织和协调工作。学生工作部门涵盖了学生学习、生活、实践等各个方面, 是宗教工作的一线力量。他们对学生的了解多, 与学生的感情深, 并且拥有完善的学生工作体系, 队伍完备, 开展起工作来得心应手。安全部门负责整个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 这种保卫不仅包括人身安全与物质财产安全, 也包括思想和精神领域的安全。在处理突发事件时, 安全部门能够及时补位, 控制事态, 确保宗教工作体系不出漏洞。 (2) 思想政治课是宗教工作的主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等教育中传播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体力量, 对于提升学生的政治理论素养、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具有重要意义。学生具备了深厚的政治理论素养, 具备了牢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就能够自觉拥有区分正常的宗教活动与宗教渗透的辨别力, 具有抵制不良思想侵蚀的主观能动性, 具有拥护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同时, 思想政治课也是宣传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 帮助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阵地。

2. 在对象上因人制宜, 各有侧重。

高校大学生群体对宗教的认识和态度各有不同, 针对不同类型的群体, 要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和方法。 (1) 尊重宗教信仰, 杜绝校园传教。对于有宗教信仰的学生, 我们要充分尊重法律赋予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尤其是要尊重少数民族学生的宗教传统和民族情感, 要多对他们进行关心, 了解他们的需要和学习、生活上的困难, 避免他们因为宗教信仰不同与同学疏远, 游离于组织群体之外。同时, 也要向他们宣传我国的宗教政策, 使他们了解我国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政策, 法律明令禁止校园传教。要让他们清楚认识到合理合法的宗教文化交流与非法传教、宗教渗透的区别, 避免因为不懂政策或者认识不足导致的错误行为。 (2) 加强理论引导, 树立理想信念。目前, 高校内具有宗教信仰的学生的绝对数虽然不多, 但是对宗教认识模糊、并没有科学理性的态度, 甚至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兴趣和认同的人也不在少数, 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宗教暧昧”。无论所谓“宗教暧昧”的定义范围有多大, 大学生群体宗教知识的匮乏是不争的事实。“宗教暧昧”者也好, 对宗教毫无认识的学生也好, 都要加强思想理论引导, 用科学的理论体系武装他们的头脑, 使得这些理论内化为他们自身的认识, 进而指导他们的行动。没有了解就没有批判, 只有充分了解了宗教的内涵和本质, 认识到某些宗教渗透的险恶目的和重大危害, 认识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科学性、坚定性, 才能打破模糊和暧昧, 在抵御宗教渗透和别有用心之徒的同时明辨是非, 理性分析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事件, 进而形成科学、理性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3. 在方法上潜移默化, 细水长流。

当代大学生群体置身于全球化背景之下, 在多种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下摸索、分辨, 最终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体系。宗教工作者也是思想教育工作者, 要充分理解学生们的现实困惑和心理压力, 将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与学生的思想变化联系起来看, 突破以往“灌输式”、“填鸭式”的教育引导方法, 强化心理干预的重要作用, 从学生心灵、思想内部开始, 从答疑解惑开始开展教育引导。

隐性教育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文化影响。一是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公德, 将全人类共同的精神准则与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相结合, 抵制社会转型期的迷失心理对伦理道德的冲击, 帮助学生重拾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 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二是打造积极、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 丰富学生精神文化生活。充分发挥学校团学组织的重要作用, 积极发展多样化的社团文化, 将学生们的目光和注意力吸引到各项交流、竞赛、联谊、汇演活动中, 帮助他们在这些活动中释放内心的压力, 获得正面情绪。

参考文献

[1]张献生.“鸦片论”与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1,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