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宗教与迷信的区别

论宗教与迷信的区别（精选6篇）

论宗教与迷信的区别 篇1

迷信的形成原因

*** 候天云(形成原因)

***张明敏

（一）组织形式的区别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一般由宗教组织、信仰和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仪式、戒律、经典等基本要素构成。在我国主要有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这些宗教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与我国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融合在一起，成为我国民族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并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

封建迷信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陋习，一般是由神汉、神婆等迷信职业者主持的算命、看风水、求签卜卦等活动组成。封建迷信活动没有正式组织形式、仪规、戒律、经典，没有像宗教那样具有群众性、民族性、世界性的特点，一般是迷信职业者随意活动随聚随散。

（二）活动内容的区别

宗教活动有一定的表现形式，在活动内容上有固定不变的经典、信条、场所以及信仰对象等，并世代相传。

封建迷信活动没有固定的经典信条和信仰对象。有些封建迷信活动中所用的所谓经书，有的是从佛教、道教中摘抄的，有的是迷信职业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胡编乱造的。封建迷信活动所崇拜的对象，基本上是些臆想的鬼神，以及神话中的人物，或者所谓的精灵等。封建迷信活动一般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

（三）行为结果的区别

宗教与封建迷信的行为结果有明显区别，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私事。一般而言，正常的宗教活动所产生的行为结果，对社会生活不会构成现实的直接危害。而封建迷信活动，是神汉神婆以看风水、看相、算命为借口，进行骗取钱财，他们妖言惑众，装神弄鬼、进行诈骗活动，甚至伤害人命，危害社会秩序和群众的身心健康。

（四）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法律的区别

我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国《刑法》第251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情节严重，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权利，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是我国党和政府一贯的政策。而对封建迷信活动，我国一贯的政策是坚决依法取缔。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封建迷信。我国《刑法》第300条规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封建迷信活动不受国家法律保护。

论宗教与迷信的区别 篇2

关键词：哲学,宗教信仰,迷信

一、宗教、迷信、哲学

恩格斯曾经指出: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 在这种反映中, 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1]。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对宗教的本质进行了不同的论述。马克思从唯物论的角度出发, 认为宗教是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 是一种异化的自我意识[2]。从阶级和阶级分析方法的角度, 列宁则对宗教的本源进行了探索, 他指出: “对于工作一生贫困的人, 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的劣质酒”。

而迷信是什么? 从人们所迷信的对象来看, 是某种超自然、超逻辑、非理性的、自身无法理解的, 更不能进行理性的控制和驾驭的神秘力量。但是, 迷信者却相信, 世界上存在某种方法可以使得他们与之进行沟通并且可能已经存在了掌握这种方法的人。目前, 迷信者还建立了自己的迷信活动组织, 它的存在极大的推动了人们参与到迷信活动之中。而宗教与迷信的密切联系则在于宗教为迷信组织提供了便于集合联络的隐秘空间。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 由于他们都涉及到与精神信仰相关的领域, 本身就赋予其更多的“精神性”的内容, 即使人们陷入了很深的迷信, 也并不非是宗教意义上的“精神信仰”。因此, 与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相比, 迷信反而是粗俗的、低层次的。[3]

面对同样是精神崇拜的宗教和迷信, 哲学作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理论导向出现在我们的视域。哲学的首要特点即是“爱智慧”, 其次是论辩、好奇和怀疑, 认为知识才是改造世界的强有力的武器, 虽然在广义上知识并非是万能的, 但哲学家认为知识对人生的意义和积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因此, 要克服现代流行关于各种不科学的迷信, 区分宗教和迷信, 则需要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积极培养科学精神和理性的思维方式, 用哲学的头脑去判断和审视当今社会对二者的混淆。

二、宗教、迷信与哲学三者的关系

广义上说, 宗教的根源是迷信知识体系和世界观的客观表现, 迷信则是背逻辑规则的知识体系和世界观的客观表现, 而哲学是等待实证的思辨的知识体系和世界观的客观表现, 因此, 在这种理论基础上, 哲学高于宗教, 宗教信仰高于迷信。

而迷信之所以迷信, 在主观方面, 是因为迷信者对迷信的主导意识薄弱, 而在理性方面, 则是因为迷信者通常不能对人生、社会和自然作出客观的科学的判断。而我国由于受到社会和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文盲的数量不容小觑。同时科学文化知识的匮乏, 也使得人们丧失了独立分析问题的和作出判断的能力, 甚至很多荒谬离奇的迷信观点, 迷信者依然坚信不疑。而另外一种文化程度高, 掌握知识较多的人也会迷信, 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出现了问题, 他们蔑视一切理论, 者会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而在恩格斯看来, 使很多经验主义者陷入迷信的重要思想根源是因为他们只重视经验而忽视理论。

而哲学通过其“爱智慧”的特征, 造就了其高度的理论知识的支撑, 它不会盲目相信和崇拜, 是切实存在的理论指导生活实践的思想视域。通过对宗教、迷信、哲学三者概念的分析, 我们可知, 一切不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相信, 皆是因为知识的匮乏, 以及对自然和理性的片面认识。没有知识为基础, 盲目信仰和崇拜只能是迷信。

三、如何正确看待宗教、迷信和哲学

哲学认为, 只有消除了支配人们的自然异己力量和社会异己力量宗教才会消亡, 而只有消灭了宗教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物质基础以及其生存的物质条件, 宗教才有可能被消灭。新世纪人民群众对待宗教的认识和看法, 应当加强注重哲学理念和知识能力的培养, 要用科学武装头脑, 正确认识和了解宗教, 明白我国实行政治、教育、宗教相分离的政策。

同样, 对于迷信方面, 科学和哲学作为人们思想启蒙的工具对消除和克服迷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康德说: “启蒙就是使人从其未成年的状态中摆脱出来, 开始运用自己的理性展开独立的思考。”[4]迷信者应当警醒, 当自己把思考和判断的权利交给别人, 那么他其实就已经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了。但是作为成熟的人, 就应当能能辨别出来别人的鼓吹和宣传, 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应当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 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负责。迷信之所以能找不到滋生的“温床”, 同时人们也能抵抗迷信“瘟疫”的感染, 是需要我们以人的主体意识为前提, 用科学精神和哲学理性来分析问题。

我们不论是处理宗教信仰, 还是面对迷信, 都要始终具备哲学的理性和科学的精神, 学习和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 因为在形成宗教信仰和抵制迷信的过程中, 哲学这门学科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它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 有很鲜明的哲学理性和科学精神, 以实践为前提, 既辩证又唯物。[5]。因此, 人们只有牢牢抓住哲学的基本方法, 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对于对神灵的盲目崇拜以及对宗教的盲目迷信, 就会以一种科学的自然主义眼光来看待自然。在哲学看来, 人的本质力量、人的价值和人的命运及希望, 都深刻蕴含于人的自身的劳动之中, 人类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实践活动才能创造人类世界。而这均与宗教的“神”无关, 也与迷信的“鬼神”无关。我们只有时刻用哲学的知识与智慧武装自己的头脑, 才能消除迷信的“温床”宗教信仰与迷信本身给我们带来的危害。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陈晏清等.现代唯物主义导引.南开大学出版, 1996:1-2.我们认为, 这是对哲学精神最准确地把握, 完全同意陈先生的观点.

[3]张世英.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273.

[4]休谟.人类理智研究.吕大吉译.商务印书馆, 1998:110.

试论迷信犯与不能犯区别 篇3

关键词：迷信犯 不能犯未遂 危险性

一、迷信犯与不能犯未遂的概念及特征

不能犯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中并不是等同的概念，如日本刑法理论中的不能犯实际上是指不成立犯罪因而不可罚的行为，因而它是与未遂犯相对的概念，而不是未遂犯的一种，迷信犯在日本刑法理论中被认为是不能犯的一种。而在德国刑法理论中，凡行为的实行不可能发生结果的情况都称为不能犯，不能犯属于未遂犯的一种，未遂犯包括能犯未遂与不能犯未遂，不能犯也可能成立犯罪而受到刑罚处罚，但是，迷信犯和常识错误犯则作为例外不予处罚。我国的不能犯属于未遂中的不能犯即不能犯未遂，其不包括迷信犯。

（一）迷信犯的概念、特征

迷信犯是指行为人出于极端迷信、愚昧无知而采取没有任何客观依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产生实际危害结果的手段、方法，企图实现犯罪意图的情况。根据其形成原因，可以将迷信犯分为两类：一是典型的迷信犯，即行为人企圖借助超自然的力量实现犯罪意图的情形，如念咒语、扎草人等方法企图实现犯罪意图；二是愚昧犯，即行为人处于极度愚昧无知，把根本没有任何危害的物质用于加害于人，企图实现犯罪意图的情况，如用头发、香灰“投毒”杀人等。其特征主要有：（1）客观上行为人的行为没有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且没有侵犯特定社会关系的任何危险。（2）危害结果未发生是由于行为人选择的行为或方法本身与他所追求的危害结果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因果关系。（3）行为人选择这种不能引起预期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或方法，是因为极端迷信或愚昧无知，把根本不能实现其犯罪意图的方法或手段，确信为能够实现其犯罪意图的方法或手段，并加以采用。

(二)不能犯未遂的概念、特征

我国刑法理论以行为的实行能否构成犯罪既遂为标准，把犯罪未遂形态分为能犯未遂与不能犯未遂两种类型。能犯未遂是指犯罪行为有实际可能达到既遂，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达到既遂而停止下来的情况。不能犯未遂是指因犯罪人对有关犯罪事实认识错误而使犯罪行为不可能达到既遂的情况。不能犯未遂这种未遂类型，主要又可进一步区分为工具不能犯未遂与对象不能犯未遂两种。

我国刑法中的不能犯未遂论是在可罚的未遂犯论的前提下展开的，不能犯未遂在没有达到犯罪既遂这点上与能犯未遂或一般意义上的未遂论并没有不同，只是在未达到既遂原因上，不能犯未遂表现出与其他未遂类型相区别的固有特点，即行为性质上不可能达到既遂。

二、迷信犯与不能犯未遂二者之间的区别

我国刑法理论虽然一直主张“不能犯未遂”与“迷信犯”之间存在区别，但并没有清晰地指出二者之间的区别，其结果反而使两者的区别变得模糊起来。下面，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分别阐述二者之间的区别。

（一）二者不是均符合构成要件的故意

关于迷信犯不可罚的理由，国外刑法理论有学者认为在迷信犯情况下已经欠缺构成要件故意，进而不构成犯罪。而我国刑法理论把构成“迷信犯”的主观原因也作为一种“手段错误”来看待。

笔者认为，迷信犯不具有犯罪故意，这是迷信犯与不能犯未遂的一个重要区别。然而把导致“迷信犯”的原因也作为“手段错误”来看待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在笔者看来，在刑法理论中探讨“认识错误”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解决主观归责问题，即在行为人实施行为当时存在的认识错误是否排除故意成立的问题。“犯罪故意”的成立需要行为人对自身行为能够发生危害结果有认识以及指行为人对于其行为造成的危害具有追求或不反对的主观心态，即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因而，在“故意论”中必须要探讨行为人的具体认识状况和认识能力问题，这也是对行为人进行故意责任追究的前提。这样，当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不一致时，“故意论”和“错误论”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何种程度的错误认识将会排除或否定故意的成立”。换言之，必须对行为人的错误认识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定，以此来限制故意的成立。在迷信犯的情况下，对于行为人因愚昧无知而产生的错误，从责任追究的角度讲，在一般人看来根本就没有必要作为主观上的故意责任来看待。由于成立故意所要求的认识内容必须是对一般人也能够认识到会发生危害结果的犯罪事实的认识。因此，笔者不赞同通说理论所主张。

构成要件具有规制故意的认识内容与意志内容的机能，因而，故意的认识内容应限定于全部的构成要件内容，故此，迷信犯并不存在犯罪故意。不能犯未遂客观上具有实行行为，具体行为符合法定构成要件内容，因而不能犯未遂存在犯罪故意，即使在手段不能犯情况下，行为人预先计划的手段与意欲的犯罪结果存在因果联系，行为人正是在对此具有认识的基础上实施犯罪行为，这并不影响犯罪故意的成立。

（二）实行行为的危险性的大小不同

实行行为的危险性是区分不能犯未遂与迷信犯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能犯未遂的危险性判断涉及到不能犯未遂行为与不可罚行为之间的区别。不可罚行为因为完全不具有犯罪行为的危险性而不受刑法处罚，显然，迷信犯属于不可罚行为。大陆法系中关于如何判断行为是否具有引起结果发生的危险性的学说极为复杂，具体又根据对危险的判断基准的理解不同，主要存在“纯粹主观说”、“抽象危险说”、“具体危险说”、“客观危险说 ”等争论。[1]限于篇幅，笔者将不再详细阐述每一学说的具体观点。

笔者赞成通说，理由如下：首先，抽象危险说与我国刑法规定及整个刑法理论相协调。我国刑法及其理论采取了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相结合的二元的“人的不法论”来认定刑事违法性。但二元论可能在某个问题的处理上会有倾向性，表现在不能犯的可罚性问题上就是采取了行为无价值论，强调行为的危险性，所以在“危险性”上的判断上，必然采用抽象危险说。第二，抽象危险说符合我国的司法现实。“刑法立场的确立必须考虑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脱离司法程序的性质建构貌似合理、实际上无法操作的乌托邦式刑法理论体系并无实际意义。”[2]最后，抽象危险说的认定标准便于运用于实践。上述的（修正的）客观危险说、具体危险说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自成一说，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它们的认定标准不统一因而很难得以适用。对于同一个案件，即使是持同一种学说的学者也可能会因视角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从这一点来看，这些学说都不具备指导司法实践的功能。相反，抽象危险说的判断标准则是相当简洁明快的，它以社会中的一般人为危险判断的主体来对行为人所认识的事实进行危险判断。

（三）二者的法律后果不同

在手段不能犯的场合，虽然行为人的行为不能发生预期的危害结果，但由于行为人本欲采用的手段是可以引起结果发生的，因而在有些情形下，行为人的行为对一定的社会关系仍能构成威胁，故手段不能犯在一定条件下应作为犯罪处罚（即可罚的不能犯）。然而，在迷信犯场合，由于行为人其行为的认识是建立在反科学的基础上，其行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产生预期的危害结果，故世界各国均不处罚迷信犯。那么，不可罚的手段不能犯是否与迷信犯相同呢？虽然二者都作无罪处理，但由于在认识基础、认识错误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二者也不相同。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二者的区分并不影响到是否成立犯罪，而只是非罪行为类型上的异，对司法实践影响不大，故也有的国家将迷信犯归入到不可罚的手段不能犯之中，如德国等。

三、研究不能犯未遂与迷信犯之间的区别之意义

尽管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封建迷信却仍然存在于很多偏远落后地区，利用人们迷信思想进行犯罪的现象依然存在。另外，现代科技愈来愈发达，然而并没有因此就破除、消灭封建迷信存在的土壤，随之而产生的是“具有一定科技元素的迷信活动”，例如，电脑算命等。因此，研究迷信犯具有很高的实践价值。而我国立法上对不能犯的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理论界对不能犯未遂与迷信犯之间的关系众说纷纭，故而对两者做出区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迷信犯作为一种不可罚的犯罪形态，它反映了我国立法者的刑法谦抑主义的基本价值立场。

第二，研究不能犯和迷信犯，有利于正确区分不能犯与迷信犯。在我国刑法理论以及实践中，对于行为人由于愚昧、迷信，企图借助超自然的力量实现犯罪的所谓“迷信犯”，不以犯罪论处。但是，迷信犯与不能犯却有许多相似之处，要区分二者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三，研究不能犯和迷信犯，有利于刑事立法的完善。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不能犯，学理上虽认为不能犯未遂可以比照犯罪未遂的条文处理，但由于过于概括，不利于在司法实践中的理解与执行。此外，由于不能犯较一般未遂犯的社会危害性小，因而它的可罚性较小，理应规定更轻的处罚标准，而不是现行刑法所规定的“可以减轻、免除处罚”。因此从完善刑事立法的角度看，研究不能犯和迷信犯的区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郑军男.不能未遂犯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258-298.

宗教理念与民族风俗习惯的区别 篇4

宗教与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宗教属于上层建筑。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宗教与民族的联系就是宗教的民族性，每一种宗教的产生，总是同某些民族的社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

民族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在物质生活、精神文化和家庭婚姻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传统，是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风尚习俗，它反映了民族的特点和形式，反映了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感情，是构成民族“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这一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风俗习惯具有传承性、社会性、自发性等特点，是民众自发重复的行为，由某些指令所规定的行为在演变为民众自觉行为前，虽已广泛流行社会，也不能列入风俗习惯之范围。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虽然对于信仰它的民族的社会生活各方面有着深广的影响，与这些民族的风俗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其与民族风俗习惯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宗教与民族风俗习惯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在几乎全民信仰宗教的民族里，人们的衣食住行、文化节庆、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等风俗习惯虽不属于宗教教义教规，但由于宗教属意识形态的范畴，它会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使某些久远的风俗也掺杂了些宗教的色彩。

它们的不同区别在于：

一是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宗教信仰更具有广泛性。每一个民族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自己的风尚、习俗，内容丰富多彩，充分反映了各民族的特点。而宗教对于民族或民族风俗习惯的影响主要局限在宗教教义教规范围内。以汉族为例，同一民族中有人信仰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多数人不信教，信奉不同宗教的群众生活习惯只是部分因受宗教教义教规影响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但大多数风俗习惯同不信教的人是一致的，这些受宗教教规影响而带有宗教色彩的生活习惯，因为有很强的指令规定性，并未成为民众的自觉行为，因此根本就不是汉族的风俗习惯，也不能反映汉民族的特点。多民族信仰的同一种宗教，教义教规都是一样的，但这些民族的风俗习惯各不相同。同是几乎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我国维、哈、回等十个少数民族，他们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风俗习惯是各不相同的，虽然他们的信仰是一致的，由于受宗教的影响，他们的部分生活习惯已趋于接近，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他们各自不同的风俗习惯分别出他们是哪个民族。如这些民族在服饰上就各有自己的特点。

由于生活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同一民族的风俗习惯往往也有很大的差异。这方面突出的例子就是汉族，南方与北方、山区与平原、海岛与大陆、省与省之间风俗习惯就有很大的不同，有些甚至同住一个地方仅隔一条河或一座山，风俗习惯就有许多不同之处。我们新疆的维吾尔族的风俗习惯南疆与北疆、地区与地区间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正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

二是全面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充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

新疆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的边疆地区，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影响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我们必须全面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要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团结、平等、互助，共同繁荣进步的民族关系，要充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也是新疆民族工作与宗教工作的实际所要求的，关系到新疆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大局。

三是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下，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它反映了各民族的民族感情、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是各民族特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领导与管理的区别 篇5

摘 要：领导与管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有明显的区别，而且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高，领导与管理的区别更加突出。准确地区别二者的特征，对做好领导工作和管理工作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领导；管理；管理学；区别

关于领导与管理两者间存在的差别与联系，现代管理学界已有诸多的论述与分析，很少再有人会对这样两个接近的概念无法区分，甚至只要是对管理理论略知一二的人，也可以大致说出二者的差别。至于两个概念的学界探讨，就更是多不胜数，让人应接不暇。

首先，我们得了解领导与管理的基本概念。所谓领导者，是指一种社会角色，特指领导活动的行为主体，即能实现领导过程的人；而管理者是指在组织中从事管理活动、担负管理职能的人，即负担对他人的工作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等工作，以期实现组织目标的人。

著名领导力专家约翰·科特曾在《变革的力量：领导与管理的差异》（A Force for Change： How Leadership Differs Management）一书中着重对管理和领导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对于管理与领导两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科特具体从四个阶段进行了详细区分。

阶段一：制定议程。这一阶段中，管理主要表现为制定计划、编制预算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编制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具体步骤和行动安排，并且对实行计划过程中所需要的物资进行安排。领导表现为确定组织未来发展的方向，考虑组织发展的长远目标，对未来进行规划，制定宏观的战略，并且为将来可能出现的风险设计变革战略。

阶段二：发展完成计划所需的人力网络。管理表现为企业组织和人员配备，即根据具体计划的要求建立组织机构，配备人员时要注意专业分工，给予他们完成任务所需的相应权力，并承担与此相符的责任，通过一定的规则制定和政策引导来保证计划的实施，并且建立一定的监督系统来监督计划的执行。领导在这一阶段表现为联合群众，具体来说就是将已经确定的组织发展方向传达给广大员工，争取有关人员的支持与合作，并以此来形成影响力，使达成共同愿景、接受组织目标和战略的人们形成联盟。

阶段三：执行计划。这一阶段管理侧重于控制、解决问题，一旦发现偏差，立刻组织人员予以纠正，实行严格的监督，保证计划的完成。领导在这一过程中侧重于激励和鼓舞，具体而言就是对人们没有得到满足的基本需求予以满足，鼓舞和激励人们，尤其是在面临变革过程中的各种障碍时，能够保持士气，坚持不懈。

阶段四：实施结果。结果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预期计划，实现计划的过程中组织秩序得以维持，并且能够持续发展。领导的结果通常引起变革，常常还是剧烈变革，在变革中形成巨大的发展潜力，能够很快地适应新变化、新要求，随时形成新的竞争力。

除了上述各个阶段的区别，领导和管理还有一个很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不同点需要我们关注，那就是它们的功用不同。领导可能引起变革，但它自身无法保证组织按时间、按计划完成预定任务，而管理可以使组织高效运转，能够维持组织秩序，但永远也不会引起变革。两者相互结合，就可以带来高效、有序的变革过程。在这里，科特明确地将引起变革的力量定义为领导，沿着这一思路，科特在领导与变革这一研究领域中越走越远。

领导行为的首要职能是引起变革，良好有效的领导行为能够确定企业正确的变革方向，从而影响经营方向的拟定。企业经营方向的确定是领导行为的核心，而这一核心却常常被人们同计划尤其是长期计划的拟定混为一谈。计划属于管理过程，首要目的是维护秩序，不同于企业经营方向的拟定，更不会引起变革。计划还常常应用于控制过程，通过定期对于真实执行情况和计划的比照，可以发现偏差，纠正问题。一个好的计划对于现代企业而言相当重要，可以使得企业内部活动相互协调，有序统一，但是再好的计划也无法替代对经营方向的确定，更无法替代领导行为。作为领导行为的一个过程，经营方向的确定侧重于拟定远景目标和战略，而不是编制计划。远景目标指对于某一事物未来状况的描述，可以起到明确的指导作用，同时还可以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一个好的远景目标应该兼具需要性和可行性。由于目的不同，计划和远景目标无法相互替代，计划可以帮助人们持续地展开工作，而远景目标或者战略往往引起产品、市场甚至企业经营方式的变革。相当多的企业对此区分不清，因此造成了管理过多而领导不力。在缺乏经营目标的情况下一味强调计划，往往会造成计划与变革的冲突，一旦情况

有所变化，尤其是出现突发性变化，都要重新制定计划，这会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当经营方向明确时，尤其是当计划成为经营方向的补充和细化说明时，则计划可以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并且反过来检验经营方向的恰当程度。值得强调的是，远景目标和战略的确定并不是模糊不清的、凭空想象的，而是要经过大量的资料搜集和分析，进行可行性判断的逻辑推理过程。

领导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是联合群众，也就是让组织中的成员了解、接受确定的经营方向，并且努力实现这个经营方向。在现代企业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成员是完全独立的，组织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尤其是当组织想要进行变革时，这种相互联系就显得十分重要。如果各类成员不能有效地组织联系起来，变革的目标将无法实现。在这里，属于领导行为的“联合群众”和管理当中的“组织”行为需要加以区别。管理中的“组织”行为侧重于建立用人体制、建立工作关系结构，并为这一结构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根据具体情况还有可能采取培训和指导手段，使得人员与工作相配套。从本质上而言，这种“组织”活动还是为了执行整个计划。而“联合群众”活动相比“组织”而言，要复杂得多，并且面临着人际交流上的巨大挑战。联合群众工作中的沟通，目标群体不仅包括相关工作活动的负责人，还有相关的工作人员、供应商、顾客等。也就是说，这样的交流不仅可能涉及到帮助执行远景目标和战略的人，还包括可能阻碍执行的人。这样比较，会发现管理和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难度并没有可比性。通用电气公司总裁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也曾坦率直言：“毫无疑问，对远景目标和围绕远景目标的氛围进行沟通一直是，并将继续是最艰巨的工作。”（见《变革的力量》）

在进行重大变革的过程中，仅仅依靠合理的目标方向以及协调良好的联盟是不够的，这个过程中充满变数，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从而阻止变革的进行，或者使变革偏离轨道。为了保证领导的变革职能的实现，需要强有力的激励行为去超越和战胜各种阻力。激励行为是管理和领导中都涉及到的问题，然而管理中的激励行为和领导中的激励行为却大不相同。管理中的激励行为主要表现为刺激人们遵守标准或计划，常常采取经济手段，对于将偏差减至最少的能力给予补偿，或者制定群体规范来帮助实现目的。管理中激励行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强控制，减少偏差，达到预期效果。而领导中的激励行为与此不同，它不是通过

控制手段实现目标，而是通过满足人们的成就感、归属感、被尊重感等基本需要来达到目的。它的本质是激发人们的力量和热情，去战胜变革道路上的阻碍。

此外，还可以从在工作范围、自身素质、工作侧重点、工作方法四个方面来对领导与管理进行区分。

1、在工作范围方面：首先从领导者方面来说，领导者提供的是方向性的东西，需要从宏观上把握组织的发展方向，为组织制定长期规划，而且要时刻思考如何打破固有秩序，不断创新，通过进行创新型活动来进行组织变革。领导者要解决的是本组织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同时还要对组织的未来进行一定程度的预见，总的来说，其工作要具有概括性、创新性、前瞻性。其次从管理者方面来说，管理者要做的是具体化的东西，需要在已有规划指导下做好细部工作，为组织日常工作做出贡献，管理者要研究的不是变革，而是如何维持目前良好状态并使之稳定保持，因此有时管理者会进行一些重复性的工作，管理者对待问题不需要过分追本溯源，他们要做的是将已出现的问题很好的解决，总体来说，其工作具有具体性、重复性、现实性。

2、在自身素质方面，不同的工作也对他们提出了不同的素质要求。

(1)就像许多文章中提到的那样，领导者在活动中主要运用的是个人魅力，好的 领导者用个人魅力影响其下属，使他们愿意去听从领导者，愿意遵照领导者说的去做，而管理者似乎更倾向于运用组织上赋予的权力去做事，管理者用权力树立威严，让下级“惧怕”，不得不听从其指挥，按其指示去做事。

(2)“领导者要求做正确的事情，有关于任务的愿望，习惯从外向内看事情，喜欢深入第一线，知道如何做，对生活充满热情，首目标驱动，关注对的事情。管理者要求正确的做事情，知道做什么，有对任务的看法，习惯从里向外看世界，喜欢高高在上，知道说什么，喜欢得过且过，行动保守，受约束驱动”。

(3)领导者积极、大胆，具有拓展创新精神，喜欢讨论且性格随和善于搞好人际关系、安抚员工，认为工作是一种乐趣，对待工作主观性较强，较为随意。管理者相对于领导者而言较为保守、冷静，喜欢守成多于开拓，独立自主性较强，管理层与员工泾渭分明，管理者把工作看作是完成任务的过程，为工作而工作，工作似乎成为一种负担，对待工作冷静、理智、客观，较少随意性。

(4)一个好的管理者是可以通过学习而培养出的，而好的领导者更倾向于天

赋性。

3、在工作侧重点方面：

(1)领导者看重的是结果是否符合他的预计，不过多关注过程，而管理者强调的是完成目标的过程是否符合要求，有无偏差。

(2)虽然都对效率和效益有追求，但手段不同。“领导者是通过人与文化的运作，因此是柔和而温暖的；管理者则是以阶层和系统运作为主，所以是刚硬而冷酷的。”

(3)领导者关注人，管理者关注生产；领导者提出问题，管理者解决问题。

(4)“领导者强调‘有机的情感非逻辑’，管理者强调‘机械的效率逻辑’”。

4、在工作方法方面：

(1)领导者工作较为随意，灵活性强，不按理出牌，工作与领导者个性有很大关系，管理者，管理者以冷酷无情形象示人，把规章奉为信条，更具客观性，因此有时领导者在部属犯错时可以法外开恩，但管理者却遵章办事。

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篇6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级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这是十六大报告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的阐述中，所包含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它常被称为“四句话”，其中“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成为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的重要内容组成部分，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是正确地解决社会主义的社会宗教问题。理论和实践证明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非常合理的、重要的、必要的。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由我国宗教自身的特点决定的我国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我国宗教具有“三性”的特点，这“三性”正是叶小文同志在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的宗教论》中所概括总结的。它们是：

1、宗教的长期性

宗教自从产生后有着自己的发展历史和规律，还将伴随着人类走向社会主义阶段。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依然存在。因为它的产生和存在有着复杂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所以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仍然有长期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

2、宗教的群众性

从我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数、比例及影响来看，对宗教不可轻视。泽泽民同志在200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说：“我国信仰各种宗教的群众有一亿多，他们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到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广大信仰群众看作积极力量和与党有着血肉联系，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上的生动体现。

今天我们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1世纪，时代要求我们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投入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中去。正确处理党同信教群众的关系，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增强党在他们当中的凝聚力，有利于团结他们，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宗教的特殊复杂性

宗教是一种信仰，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社会实体，与社会有着纷繁复杂的关系，它往往同政治问题、社会经济制度等相联系，涉及到群众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尤其是在现在宗教越来越同复杂的社会政治斗争、民族关系甚至有的冲突、战争在一起。如何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这是一个很敏感、复杂的课题，我们需要认真和慎重对待。还有不容忽略的是，冷战结束后，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妄图颠覆我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很好地认识宗教的特殊复杂性，明辨深思，对渗透要提高警惕，及时解决矛盾和问题，积级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努力促进社会稳定和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

从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来看，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是必然的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由宗教自身的特征决定的，既然宗教与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存在，既然信仰宗教的有不少群众，既然宗教是特殊复杂的，那么，我们就要使宗教成为社会中一个和谐因素、各级力量，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宗教存在和发展的需要

宗教要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处理好与所处的社会处境相适应的问题。从历史上来看，各种宗教的存在和向更高层次发展，事实上都是与所处的社会不断适应，不断进行整合。宗教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不断要调整自己，并且在必要的时候还做些改革，如基督教历史上马丁.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就是顺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我们也看到任何一个社会的宗教都必然遵从并服务于它所处的国家的社会制度。例如中国汉地佛教就是这样，东晋时代的佛教领袖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高僧传释道安传》），明确指出佛教必然对国家和社会采取的适应态度。同时这也不违背宗教经典和信仰。中国各宗教具有爱国爱教的传统，特别是宗教中的伦理道德，是可以在伦理道德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协调的。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是要求宗教徒放弃宗教信仰，而是要求宗教徒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相适应不仅包括宗教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文化方面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且还包括努力挖掘宗教思想的优秀成份。在当代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和共同愿望，宗教界理所当然地应和全国人民一道通过自己的方式投身于这一事业。这要求宗教徒努力挖掘和弘扬宗教文化思想中有

利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内容，发挥宗教文化道德的功能。用教义教规中积极向上的内容，引导信教群众面向现实，服务社会。

从实践上来看，中国宗教就一直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且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举例来说，解决后天主教、基督教发起了爱国运动，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控制，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废除了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我国宗教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我国宗教界迈出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一步。尽管宗教徒的信仰与别人不一样，但他们仍然爱国、爱人民、爱劳动、热爱人生、热爱社会主义，并且实践教义不断行善，服务众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如基督教倡导“作光作盐、荣神益人 ”，加强神学思想建设；天主教倡导“爱国是天主的戒命”，主张民主办教；佛教倡导“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伊斯兰教倡导“两世吉庆”；道教提倡“和光同尘，济世利人”等。这些入世主张促进了教徒积极参加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祖国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宗教界积极参与抗洪救灾，济贫扶困，开展慈善公益事业，发起了“宗教反邪”（即反对邪教“法轮功”）活动，有利于社会秩序稳定，体现了广大信教群众同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实践证明：宗教是可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是引导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向和动力。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相适应，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实际上，我国的宗教事业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建设好社会主义，宗教事业是不可忽视的，也要建设好。因此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是十分重要的，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它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宗教问题处理得好，可以对社会稳定和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关键在于积极引导和有效管理。党和政府在新时期为了建设好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一直注意努力做好宗教工作，尊重和保护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并且努力维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有的宗教界人士还参与国家的政治协商，成为政协委员，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地位。这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具有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内在机制，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引导宗教界和信教群众，把他们的意志和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中来，万众一心搞社会主义建设，既有利于提高信教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有利于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促进祖国的繁荣富强。虽然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信仰上不同，但这种差异是次要的，而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下，若双方“信仰上相互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 是完全可以共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