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文化

宗教与文化（共12篇）

宗教与文化 篇1

在美国人们时刻都能看到:纽约第五大道上不同肤色的人们来来往往;希尔顿酒店里正举办着备有中、西餐、日本寿司等美食的派对;环球影城里上映着《功夫熊猫》;星巴克咖啡店里, 一个中国妈妈在教中法混血的女儿说中文……多元的文化已经成为了美国的标识。然而, 社会的日益现代化会导致社会冲突和矛盾的出现, 社会关系的分化和复杂。因而, 社会要避免陷入混乱甚至解体, 就需要配备一套强有力的宽容体系做支撑。足见在全球化下, 宗教宽容与文化多元具有着重要的关系。美国的文化正因包容而呈现出多元, 它为美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树立了良好的屏障。追溯美国历史, 是宗教宽容推动美国社会朝着文化多元的方向发展。尽管每年数以万计的移民是美国文化多元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缘由, 但宗教宽容的确立与实行为美国各族裔群保持自身民族文化认同、实现民族种族融合与平等, 从而奠定文化多元局面创造了前提条件。

一、美国社会的宗教宽容

宗教宽容是英国启蒙运动思想家洛克提出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宗教是建立在宽容基础之上的, 人实现自由、幸福、和谐生活的途径就是通过宗教宽容。由此看出, 洛克的宗教宽容理念坚持的仁爱和博爱本身就含有丰富的宽容元素, 法律能约束人们的世俗行为, 但不能约束人们的宗教信仰。

一方面, 洛克的宗教宽容理念深深地影响着美国的革命, 主要表现在他宗教宽容理念中强调的政教分离。洛克的宗教宽容理念被美国革命“国父”们——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借鉴。杰斐逊在著名的《宗教自由法案》中详细论述宗教自由思想。而杰斐逊的《宗教自由法案》对《人权法案》的制定和通过有着深刻的影响。麦迪逊在其基础上, 还将政教分离真正带进了美国宪法——《人权法案》。这最终使得美国社会里信奉不同宗教的族群裔体能够自由地信奉自己的教派和保持自身的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 洛克的宗教宽容拯救了基督教的宽容思想。早期的神学思想家们一直在极力维护着基督教传统的信条, 牺牲的被称作“异端邪说”的其他宗教不计其数, 这段黑暗的统治时期直到文艺复兴才看到曙光。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深深地影响着16世纪的西欧宗教改革, 在这个时期孕育发展的宗教宽容理论经过改革的打磨, 最终在17世纪发展成熟。宗教宽容使基督教成功地从中世纪的神学禁锢中摆脱出来, 做到了从不宽容到宽容的改变, 化身新教。然而解脱出来的新教却又重演历史悲剧, 迫使清教徒们离开英国, 去异乡土地建立能够真正自由信仰的世界。当一批清教徒踏上北美土地时, 一个全新的新教社会开始在北美建立。历史和经历让他们深刻铭记住博爱, 博爱放宽而言即是宽容, 从此, 新教的这一价值理念推进了美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促进了美利坚民族文化的形成, 直至今日, 一直占据着美国文化的核心地位。

如今, 笃信不同宗教派别的人在美国这个共同社会里生存着。作为移民, 异地他乡, 他们依旧自由地坚守着自己的信仰, 也互相尊重着其他的宗教信仰者, 这派和乐的景象离不开美国的宗教宽容, 正如鱼离不开水一样。

二、美国的文化多元

美国国土面积和民族的构成体现了美国独特的成长, 它独立时的面积仅为94万平方公里, 可是到了19世纪末国土面积已经超过900万平方公里;人口也由最初的240万达到了8000多万, 其中多半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以及他们的后代。美国在这一基础上成长, 美国的社会也在这一基础上形成, 一种有特色的美国文化亦在这一基础上壮大。而“有特色的美国文化”就主要表现为美国的文化多元。

众所周知, 美国是世界上的移民大国。大批移民的涌入, 给美国带去的不仅是人口的增加, 经济的发展, 城市化的加速, 更是一种文化的融合与创新。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美国这个大熔炉中扎根融合, 将自身的民族文化带进美国社会, 久而久之, 美国形成了五彩纷呈的多元文化。夸张地说, 美国如同一个缩小版的地球, 因为遍布全球的文化符号在美国都能找寻到存在的痕迹。在美国的各个领域里, 多元的文化深深渗透。以美国的教育为例, 它提倡因材施教和多元文化教学, 对特殊的、文化上有差异的学生进行特殊教学, 用相关的文化材料、用学生的母语来授课, 并鼓励那些非英语的学生保持其母语, 学校的全部课程会在吸收单个民族和社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制定。同时, 纵观美国电影, 文化多元也被鲜明地体现出来:很多美国大片都常以美国崇尚的个人奋斗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为主线, 融进中国的功夫与民乐元素, 法国的浪漫与激情元素等等。除此之外, 音乐、服装、语言、文学等等, 都能折射出美国的文化多元。俗话说:“想要灭其国, 预先灭其文化。”文化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在美国这片热土上, 本土的文化与外来的移民文化共同繁荣, 熠熠生辉, 所开创的文化多元局面为美国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全球化下宗教宽容与文化多元的关系

美国的宗教宽容与文化多元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 美国宗教宽容理念为美国的文化多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宗教宽容理念的存在与实行减少了宗教冲突的产生。因为很多宗教冲突产生的缘由恰恰是民族信仰层面上的唯我独尊、唯我正统, 他们忽略了文化层面求同存异、重叠共识的可能性, 忽视了为文化赋予人的包容性, 拒绝宽容而选择用强制和暴力来解决信仰层面的分歧。宗教宽容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诸如巴以冲突、卢旺达屠杀等悲剧发生在美国这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这为美国的社会营造了和谐的环境, 为美国文化多元的形成创设了良好的温床, 也为文化多元的长久发展做了强有力的保障。

简单地说, 面对美国的文化多元性的原因, 我们可以一步步追问——最初是美国有各种各样的移民, 而美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各种各样的移民?正是因为这些出于政治, 或出于宗教迫害, 或出于经济所迫, 或出于机会泛滥等等原因移民美国的移民者们深知, 信仰支撑着一个国家, 美国宗教宽容的影响已经无形中影响了它的政治, 政治宽容孕育了民主的社会, 而良好的社会也培养了一批懂得宽容的民众。在美国的社会里, 信仰不同, 文化不同的移民们不会显得格格不入, 甚至还会受到欢迎, 他们能在美国找到安全感, 归属感和自由感。宗教宽容让一个国家的灵魂到每个民众的灵魂都有着共同的特点——懂得宽容, 学会宽容。而宽容的力量不容小觑, 可以改变个人, 改变世界。

同时, 一定程度上, 美国的宗教宽容是延生出不同文化价值观的核心, 不同民族, 不同人种围绕这个核心而推进文化多元。因为美国在文化宽容的原则下兼收并蓄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优秀文化, 而文化宽容是从宗教宽容演变而成的, 换言之, 文化宽容的中心是宗教宽容。美国有60%的人都信仰宗教, 其中信仰基督教的人居多。博爱作为基督教的思想, 是一种坚定的信仰, 博爱主张无差等, 博爱众生, 教导大众尊重他人, 爱护他人, 宽以待人。泛泛来说, 博爱是宽容的缩写, 它意味着的就是包容一切。这样的观念主导着美国的宗教社会, 美国以这样的宗教宽容理念去对待包容其他与之不同的宗教, 让移民者们可以自由地信奉自己的宗教, 这使得其他宗教派别在美国的发展存有一席之地。宗教作为文化的一部分, 如一棵大树一般优先扎根在美国大地上, 而其他的文化内容也就随之如叶如花般生长繁荣起来。

另一方面, 宗教宽容的理念产生于文化多元的背景之下, 是文化多元化的必然结果。宗教是文化这个大概念之下的一个分支, 各个文化之间间都会存在着相似点和不同的, 由此, 面对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繁杂的各个文化, 我们是将其消灭, 还是让其共存。这就要求我们去寻求对待它们的最好方式——宽容。我们选择让这些各不一样的文化共存, 宽容地对待, 均给它们彼此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当洛克看到一神论下, 那些非正统的宗教遭到排斥, 那些异教徒们惨遭驱逐或杀害时, 当布鲁诺被烧死, 十字军东征, 中世纪西方哲学的黑暗与沉寂, 是由于基督教思想上的不宽容所造成时。似乎他已经意识到对待宗教也应该如对待文化那般选择宽容的方式。他想如果宗教不主张宽容, 那么“与个人意志对立的强制只能是取得表面的顺从, 不可能解决思想问题。”被强行改变宗教信仰的教徒也只能算是光有躯体没有灵魂的“皮囊”而已。灵魂与信仰密不可分, 宗教作为信仰的工具更应具有宽容性, 只有这样, 宗教才能在文化中长存。

透过美国宗教文化与文化多元的视角, 我们探寻到了宗教宽容与文化多元的关系:宗教宽容是延生出不同文化价值观的核心, 是文化多元发展的基础, 而宗教宽容也是文化多元的必然结果。

而全球化这个大背景, 它为宗教宽容和文化多元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大的平台。全球化的实际进程和发展方向决定着宗教宽容和文化多元的实际进程和发展方向。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下, 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保守文化和开放文化、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相互交织, 相互作用, 加速形成多元的文化, 也将在社会树立起多种宗教信仰观, 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在宗教宽容的理念之下,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与追求, 我们有权信教, 有权不信教, 可以自由地选择信什么教。所以, 全球化为宗教宽容和文化多元的结合创造了契机, 这也使得我们在文化观和宗教观上都可以成为不同的价值主体, 从而使社会上的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倾向。这也反过来加快了全球化的步伐。

四、结束语

全球化时代, 我们面对冲突与和谐、机遇和挑战、开放与保守并存。也许我们自身并不信教, 但我们深知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们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宽容和文化多元的关系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与体会、感悟和重视, 因为在当今世界, 仍然还有很多的人在用不平等的宗教的眼观来审视着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冲突。美国是对待宗教宽容和多元文化关系的好的典范, 值得学习。我们期待看到有一天, 法国的穆斯林女生不会再因戴着面纱和头巾进教室而受到学校的违规处罚;巴以地区的人民可以远离战火, 自由往来等。这也让我们最终明白, 宽容是使二者存在关系的关键点, 没有宽容, 历史也许会被改写, 世界又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宽容无可或缺, 宽容也无处不在, 对待宗教, 我们要宽容;对待文化, 我们要宽容;对待人类周遭一切有生命无生命的事物, 我们也要学会宽容。

摘要：我们对于宗教宽容和文化多元, 陌生且熟悉。因为我们虽尚未完全弄懂它们的真正内涵, 但我们已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生活。全球化下, 宗教宽容与文化多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就以美国为例, 宗教宽容为其的文化多元作出了巨大贡献。宗教宽容驱动着美国文化朝着多元的方向大步迈进。我们以美国的宗教宽容与文化多元的小, 来窥全球化下宗教宽容与文化多元的关系之大。

关键词：宗教宽容,文化多元,关系,美国

参考文献

[1]徐新.西方文化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256, 383.

[2][英]洛克.论宗教宽容[M].吴云贵, 译.商务印书馆, 1996.

[3]朱全红.早期美国多元文化社会发展的宗教因素探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1) .

宗教与文化 篇2

宗教蛊惑与大众文化

宗教蛊惑即宗教的世俗化和世俗欲望的神圣化.新时期文学文本中的宗教蛊惑倾向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因为它神合了大众文化的`世俗化本质特征,骨子里充满了功利主义的考虑.宗教蛊惑在社会文本和文学文本中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以往政治社会的意识形态观念减弱、经济社会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勃兴、人的精神世界暂时“空场”、启蒙主义半途而废等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宗教蛊惑与宗教观念意识不是一回事.对于人的精神提升来说,宗教蛊惑只能是帮倒忙,其合法性有待证明.

作 者：孙长军  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南,信阳,464000 刊 名：平顶山师专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PINGDINGSHAN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17(1) 分类号：B925 关键词：大众文化   宗教蛊惑   世俗化  

略论宗教文化与陶瓷艺术的渊源 篇3

千百年来，宗教文化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习俗等方面，并渗透到文学艺术、天文地理等领域。异彩纷呈的宗教艺术，装点了多姿多彩的艺术殿堂。宗教艺术作品与各时代的书画、雕塑艺术交相辉映，不仅成为当时和后世书画、雕塑艺术创作的典范，而且深刻影响了与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相通的民族审美心理；造型和风格多样的佛塔艺术大放异彩，千姿百态的佛塔在功能上不断超越，凝结为厚重的文化内容；巧夺天工的石窟艺术以其鲜明的佛教特色独领风骚，虽经历史尘封，历久不衰，成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积淀；散见于全国各地的寺观教堂建筑，或古朴典雅，或雍容华贵，或精巧别致，或中西合璧，风格各异，百花齐放，成为意境丰富的人文景观，这其中陶瓷艺术的画龙点睛，在宗教文化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陶瓷艺术，随着各时代的发展而逐渐丰富。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颜色有红陶、灰陶、黑陶、黄褐陶等色彩；表层有篮纹、绳纹、方格纹、漩涡纹等纹样；形状有豆、簋、壶、罐和纺轮等造型，到夏商时期，专釉硬陶的产生，模印刻划亦随之出现。春秋战国以后，原始釉逐趋成熟，黄釉、青灰釉、青褐釉釉层由薄变厚，遍体通施，装饰与米字纹、蕉叶纹和复线交叉纹相继出现。汉晋后，奁、洗、盆、勺等日用瓷急剧增加，牛、马、房屋等随葬造型亦已出现。装饰方法有印花、刻花和褐黄釉加绿彩。唐末期间，陶瓷装饰进一步发展，明清以来五颜六色，溢彩流芳，各种装饰，百花齐放。建国后，景德镇陶瓷艺人潜心修炼，与时俱进，陶瓷装饰方法自成一体，有釉上、釉中、釉下和雕、镂、刻、捏、划等多种表现形式。

陶瓷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魏晋南北朝以来，儒、释、道三教在景德镇周边的名山得到发展，庐山成为南方佛、道教和佛学的中心。庐山、龙虎山、三清山等地亦先后成为佛、道教的重地。道学家程颐、程灏、朱熹、陆象山等人都在庐山、玉山等地积极开展讲学活动。当时，庵堂寺观和书院遍布全国各地。寺观庙宇所需要的各种瓷器器具，都无不打上佛教、道教、以及玄学、理学等宗教文化的烙印。随着宗教文化的传播，寺观庙宇的兴建，在陶瓷造型上，逐渐有了魂瓶、皈依罐、香炉、烛台、净水杯碗、葫芦瓶、莲花尊和果盘等供器。有观音、罗汉、如来、达摩、八仙、三星等多种多样的神佛像瓷雕。还有“八卦”、“八宝”、云鹤、松鹤鹿、灵芝、璎珞、宝杵等这些造型和装饰，在为宗教服务的同时，促进了陶瓷艺术的发展。既宣扬了宗教文化，又被陶瓷文化所吸收，宗教文化与陶瓷装饰、陶瓷造型等互为影响的融洽，成为中国民族传统陶瓷文化的奇葩。

宗教文化与陶瓷艺术的渊源，在陶瓷装饰方面表现的淋漓尽致。陶瓷装饰虽然使用的技法不同，表现形式不同，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一是坯胎未烧成前，在各种器型不同坯胎或器皿上创作绘制不同画面或采取雕、镂、刻、捏、划等技法创作出各种人物、花鸟、走兽，然后再施釉烧成；二是在烧成后的白胎瓷上再进行构思创作绘制，勾勒出人物的形象、花鸟的姿态后再次烧成。由于利用的釉料不同、绘画的技法不同、造型工艺的不同，而创造出变化万千、形态各异的作品。在陶瓷装饰中，由于釉料以及采用的釉上（包括古彩、粉彩、墨彩、新彩、金、银、电光彩等）或釉中、釉下彩装饰方法的不同，尤其是颜色釉装饰方法，窑变后展现在眼前的，却是一番流光溢彩的景象；由于国画、油画、水彩画等绘画技法在陶瓷装饰上的运用，陶瓷艺人独特新颖的构思和无与伦比的设计，把你带入如幻如梦的意境之中，享受那美的感觉；雕、镂、刻、捏、划等造型工艺，显示出的是活灵活现的人物、栩栩如生的飞禽走兽、百花争艳、山水流淌的大自然壮观的真实写照。

宗教文化与陶瓷艺术的渊源，在对外交往中得到了充分显示。宋代以后，观音、罗汉、如来、达摩等画面相继在陶瓷上出现。元代受中东和西南亚地区金、银器的影响，吸收了伊斯兰的造型和装饰艺术。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瓷器上还出现了梵文、波斯文字的装饰，其中回回文在白地青花大盘中，就写有文意为“无魔鬼为患”的阿拉伯文字。

在宗教文化与陶瓷艺术的渊源中，值得一提的就是陶瓷雕塑。陶瓷雕塑是一种工艺美术，也是一种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以宗教文化为创作题材的有，宗教人物、宗教故事。常见的有释迦牟尼、观音、罗汉、达摩、八仙等神像以及与其有关的故事。这些宗教题材的陶瓷雕塑，尤其是各种艺术造型的观音、罗汉塑像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虽然不能代表宗教文化的全部，但这些陶瓷艺人所创作的宗教题材方面的陶瓷雕塑，不仅可在庵堂寺观供奉，也可在居士家中叩拜；不仅可作为宗教场所的作品，也可作为楼堂馆所的藏品；不仅可作为宗教文化的一部分，也可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闪耀着自己独特的光芒。

宗教文化与陶瓷艺术的渊源，在现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广大陶瓷艺人迸发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创作激情，在回顾和反思中静心钻研，在与时俱进中勇于创新，一大批宗教题材的陶瓷艺术作品更加艺术化、形象化。已故曾山东先生的《孙悟空大战众天神》，已故蔡敬标先生的33寸《南海站鳌滴水观音》，刘远长大师的《哈哈罗汉》，徐波的《三个和尚梦》等作品，不但丰富了宗教文化的宝库，而且深受民间百姓的喜爱。

宗教与文化 篇4

关键词：《撒旦诗篇》,风波,宗教,文学,意义

萨尔曼·拉什迪《撒旦诗篇》仅仅是一篇小说,但是它却严重伤害了穆斯林的感情,并且引起了“拉什迪事件”,这个事件在世界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本质上来说,拉什迪事件可以和影响世界历程的“九一一”袭击,以及始终消散不去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相提并论。《撒旦诗篇》的出现以及接踵而来的种种荒唐事件都向世人形象生动地展示了霸权运动和宗教研究的尴尬境地。这个事件一般被认为是宗教(伊斯兰教)和文学(主张艺术自由独立乃至超验的现代、西方文学)之间的矛盾。但是本文认为“拉什迪事件”根本的意义在于小说的作者、人物和一些读者漂泊在亚欧大陆之间的移民经历将基督教传统的宗教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复杂化了。本文从《撒旦诗篇》风波着手,将基督教模式与伊斯兰环境的宗教文化进行对比,分析了《撒旦诗篇》在宗教与文学研究中的体现和意义。

一、《撒旦诗篇》简述及风波的产生

《撒旦诗篇》在1988年9月26日出版,其中将穆罕默德解读为是无所顾忌的“后现代”,但是在伊斯兰教中穆罕默德是先知,而《撒旦诗篇》却亵渎了他,按照伊斯兰教的法律,任何将神之言归于人的做法都是大不敬的,需要判处死刑,况且这是在亵渎先知和真主,《撒旦诗篇》严重触犯了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在此书出版之后穆斯林并没有做出过激的反应,只是平静的要求作者和出版社在书中插入一页说明这本书是虚构的,其中涉及的穆斯林历史是错误的。但是却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作者和出版社都没有认真的对待此事。1989年1月14日,穆斯林示威者在布莱德福当众焚毁《撒旦诗篇》,引起了各大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全球的关注,或许这并不是穆斯林希望看到的结果。之后英国并没有去研究《撒旦诗篇》对穆斯林造成的伤害,而是开始斥责穆斯林是“野蛮人”,将之和法西斯相提并论。

二、基督教模式与伊斯兰环境的宗教文化对比

《撒旦诗篇》是基督教模式和伊斯兰教环境互动中出现的代表性冲突事件。两大宗教产生的冲突原因无非是宗教文化的差异。基督教模式和伊斯兰教模式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从宗教起源上看,伊斯兰教起步较晚,很多方面都继承了基督教,伊斯兰教认为基督教是“篡改天经”,而基督教则把伊斯兰教看做野蛮人。二、从宗教本质上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旗帜鲜明的两大神教,两者都强调绝对的肯定和否定,对外来宗教的文明存在着排斥,并且不断的强化本宗教的文明,两大宗教之所以不能在地中海地带和平相处,其主要原因在于两大世界性的宗教都认为自己掌握着世间的所有真理。所以,两大世界性的宗教在强化自己宗教文化的同时将会和其他宗教产生冲突,而不是汲取。

三、《撒旦诗篇》的宗教纠纷和文学体现

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教拥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差异注定会出现宗纠纷。对于教徒而言,任何亵渎和扭曲本宗教的教条和言论都会对宗教和教徒造成严重的伤害,不仅仅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所以,《撒旦诗篇》对穆罕默德和《古兰经》的亵渎,给伊斯兰教带来了极大的耻辱,造成严重的宗教纠纷。英国公众并不了解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也许并不愿意去探究穆斯林为什么去焚烧《撒旦诗篇》,并不愿意去理解《撒旦诗篇》对伊斯兰教造成的伤害,不分青红皂白的将穆斯林斥责为“野蛮人”,比作纳粹,甚至一些作家还公开表示,应当将穆斯林进行“开化”,以免英国后世遭受“中世纪原教旨主义”的伤害。这种言论并不是批判性的而是更大程度上对穆斯林的伤害。由于西方和伊斯兰教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造成了西方人“后现代”心态和穆斯林“前现代”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

四、《撒旦诗篇》对宗教与文学研究的发展意义

中原武术文化与宗教文化关系研究 篇5

摘要：中原武术文化，保留着浓郁的地方特色，与中原地区特有的环境，宗教，经济有着密切联系。本文以少林寺和太极拳为切入点，分析了中原宗教文化对武术文化的影响，总结出宗教文化对武术文化有着保护，提高，完善补充的作用，对中原武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最后，以此为出发点，提出合理利用中原武术文化，从而更好地为现实生活服务。

关键词：中原文化少林寺太极拳宗教文化（儒、释、道）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武术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打上鲜明的地域文化烙印，与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和层面渗透融合。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历史和民族的原因，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再加上各地风俗民情的差异，形成了很多别具特的小文化区，如中原文化区、巴蜀文化区、闽南文化区等。伴随着这些文化区的形成，武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保留了纯粹的地域特色，先后形成了七个地域性的大拳系，即少林拳系、武当拳系、南拳拳系、形意拳系、峨眉拳系、太极拳系、八卦拳系。其中少林拳系、太极拳系以及形意拳系都是以中原文化为底蕴，吸收不同的文化要素，不断发展并自成一系。本文以少林拳及太极拳为代表，深入分析中原武术文化与宗教文化的互动，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对本课题的研究加深对武术文化的认识，进而了解发展中原武术文化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宗教文化，儒、释、道与武术文化紧密结合，纵观武术发展，无论是少林拳的发展与壮大还是太极拳的出现乃至强盛，都离不开期依托的宗教帮助。在这一过程中，宗教组织或提供物质供给，或提供理论总结升华，对传统武术进行改进和完善，为武术文化壮大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总结起来，宗教对中原武术文化发展起了一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宗教为武术文化起到了保护和传承的作用，奠定了武术文化传播和扩散的基础。中原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自古便盛行尚武之风，同时，中原地区又是古代行气术的发源地，这就为武术文化的催生带来动力。少林寺作为禅宗祖庭、洞中名剎，不仅仅需要弘扬佛法，还要以自己的方式延续和传承。而在这一过程中也间接地推广和传播了武术。身心修炼作为一种宗教诉求，不断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这种观念。因而宗教在传教的过程中，不自觉的充当了武术传播的载体。

“天下武功出少林”，少林寺修习武术将武术与宗教密不可分。起初是为环境所迫，尽管有着一套对世界的观点，但是这并不能解决生存问题。广大宗教人员要吃饭穿衣，1有人身安全的需要，到朝代更替之期，便急于抵御强盗保护自身安全。在多种需求刺激下，少林寺养成了习武和训练的惯例，后来又渐渐成了禅宗身心修炼的宗教诉求。这样，宗教文化与武术文化达到了统一，更是促进了少林寺文化的欣欣向荣，并最终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由此演化出的文化现象成为了中原武术文化的代表。

而在中国现在的武学拳术中，太极拳是最能体现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一种拳术。太极拳讲究以静制动，以柔克刚，注重养生和经络。其中诸多理论皆引自道家学说，与道教理论想通。太极拳的演变历史与道教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符合中国人的哲学观很容易被广大民众接受，从而使得太极拳后来者居上，在中国诸多拳系中形成最晚却演化出四大流派遍布全国。宗教文化与武术文化相结合的力量可见一斑。

作为同样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儒家学派，不仅是古代思想主流，更是逐渐潜移默化在我国的民族精神中。儒家学派的一些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文武观念，促进了武术文化的发展。儒家文化把习武和习文列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把习武同样作为培养人的重要手段。而多种思想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也使中原武术文化形态朝向更高层次发展。

第二，宗教为丰富武术文化内涵提供了物质条件和人文要素支持。武术长期的传承需要一定的地域、场所，需要一批又一批的传承之人，同时也需要足够的物质供给，而这种多重需求必须要依附于某个载体，可以是名寺，道观，亦或是名山大川。在中原文化区内，一方面中原文化区多水旱之灾且战乱频繁，条件比较艰苦。但是这也造就了中原人吃苦耐劳、刚勇彪悍且循规蹈矩。这些因素为以少林寺为代表的寺院武功提供了合适土壤。另一方面，中原人身高体壮多憨厚之态，反映在拳路上大开大合，劲力迅猛。这种特征与少林拳质朴无华天然实用的特点重合。中原人重心较高，特别注意发挥腿部优势，这些为少林武术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文要素支持，再加上少林寺所拥有的物质条、连绵不断的寺院文化为武术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特定的环境和群体。

宗教的思想影响武术的发展与创新，伴随着佛教理论由河图洛图到阴阳图的演化和应用，例如太极拳此种具有技术难度的动作、招式、套路、技击应用的创新都反映出了其宗教精神、观念思想和价值观的演变。具有鲜明的道教文化印记，遵循一定的演练规律，不论是养生之用亦或是技击技能之用都能达到事半功倍的功效。

另外，武术水平的提高需要交流。宗教的物质条件与地位为武术的交流提供了合适的场所和组织者。宋代时福居和尚曾邀请十八位武林高手到少林寺交流武艺，少林寺的号召力可见一斑。而这样的武术交流不仅仅限于佛教，其他宗派也为武术的发展提供了很多类似的支持。

第三，宗教为武术文化提供众多理论支持，并使武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为可能并且发展良好。理论方面，禅宗少林作为佛教重要流派，其宣传的佛学思想对中国武术的传承有着很大的启示作用，将佛教文化中的戒律引入武术传承，防止和阻碍了武术的不正当的使用。实践方面，武术的发展离不开对其精心的研究，而其中所需的物质人文条件少林寺都具备。寺院大师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不断改进武术技巧。以普通僧侣为实验对象，理论联系实际为少林寺武术长期发展提供了动力。

老庄的道学，提出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是道，而道是自发和运动的。这一理论

学说对武术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奇正变化、刚柔并济的太极武术体系是道家理论观的体现，从中可以看到老庄思想的影子。太极一系主张内外兼修，从道家理论中吸取了很多理论，例如《无极养生拳论》、《十三势行功歌》等，可以说道家文化贡献了太极一系的技术理论。

儒家讲究“仁”，讲究武德，对习武过程、方法以及目的都作出了精辟的概括，提出了习武的原则，对武术及武术文化的发展很重要。

宗教文化提供的习武原则，揭示的技术理论，启示的传承之法都为武术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而这种不同文化的融合互动必将导致其各自走向更高的文化层次，这些变化对于现在我们在发展武术文化方面也带来了很多现实意义。武术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可以强身健体，也可以作为特有的文化特征参与未来文化竞争。中原武术文化作为中华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妥善处理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价值作用。例如：注重武术文化的保护，合理开发利用。目前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背景下，应时时刻刻注重武术文化的积淀，加强理论研究促进武术文化的继续发展。不盲目开发建设，合理规划，注重利用科学方法。拓展武术文化的内涵，加强宣传和引导，努力营造积极向上的武术文化氛围。武术在中华民族的特定历史环境和传统文化背景中，从孕育成长到发展至今都收到了中华文明的滋润和哺育，成了不同于现代西方独特的人文表现形式，需要人们全方位的解读和认识。从而引导人们由武术文化中汲取进取、向上、拼搏的精神，即所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努力将其打造成培育民族精神的养料，更好地为现代文明服务。

总之，中原武术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有步骤地采取措施，摆正其文化地位，使其得到延续、发展与创新，继而服务于社会。

参考文献：

宗教与文化 篇6

关键词：红山文化；图腾崇拜；鸟图腾；龙图腾；玦型兽首玉雕龙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1-0005-04

尼采把人称之为“软弱的动物”[1]。的确，人没有其他动物那样厚厚的皮毛去应付恶劣的天气，没有锋利的牙齿或尖锐的爪子、尖尖的头角去攻击敌人而获得食物，也没有像某些动物那样有灵敏的感觉器官和能够迅速逃避意外伤害的发达肌肉组织。于是，人们便不单单依赖自然本性，而是要启动那种发明创造的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空间，于是乎，各种神灵应运而生，图腾崇拜盛行，人类的宗教信仰开始得到了扩展和发挥。

在红山文化时期，那时是没有文字，没有记录的，思维发展较为超前的部落可能会以某种有灵的动物或者植物，或者神灵，再添加进人的意志和想象，用他们最直接的思维，最纯朴的手法，把自己的想象和崇拜都雕刻在岩石之上。或者用玉、用细石或者骨、蚌壳等雕刻成神像，红山先民们所雕刻的神像及神面，他们都认为是有灵和灵魂附在上面的，其实这里面很明显的寄托了先民对生活的某种向往与希望，从而形成了人神合一与图腾崇拜混杂信仰的红山文化时期的宗教。

所谓的图腾，按照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一个部族所信奉的保护神。在红山文化中，从目前所遗存下来的各种雕塑中可以看到，各部落的图腾崇拜尤其兴盛，他们所崇拜的神往往是某种动物或者植物。祖先死后，他们认为祖先的灵魂肯定没有死去，先人的“灵”和物的“灵”便组合在一起，物就成了先祖意志的代言人，并且成为整个部族的保护神，同时也会流传出部落最初的形成，或者一个氏族起源与图腾关系的神话。所以，图腾崇拜最初是来源于部落万物有灵的信仰，是部落最早的祖先神。图腾崇拜的痕迹，不但保留在神话传说中，还保留在后代对灵物的崇拜中。

红山文化各个时期的图腾崇拜同样也产生于人们对于某种动物的行为，或者是对某种植物作用的神秘感和依赖感，红山人出于万物有灵的观念，而这种物可能就会被奉为本部落的至高神灵。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来，在远古时代，鸟的作用是十分神奇的，由于它与人的生活可远可近，与自然万物能和平相处，在人类还没有发明弓箭之前，人们对飞禽是无可奈何的，所以他们认为飞禽应该是最具神力和最神秘的动物，这种对神力的依赖和想往就产生了一种向往和崇拜。尤其是对那些凶猛的鸟类，它们看上去是那样的凶猛威武，气宇轩昂，并且具有通天的本领，所以人们认为它们应该也是人与天沟通的最好使者。它们不仅能以动物和人类的尸体为食物，而且它能以闪电般的速度，细石一般坚硬的爪子扑食地面上的动物，而这一切，都是人类所不能做到的。

在《诗经·国风·豳风》中就有“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的诗句，而这里面所讲的鸱鸮，就是一种非常凶猛的鸟。民间还有一说，说它类似猫头鹰，可能是猫头鹰具有独特的夜视神秘功能，还是它具有能嗅出死人的味道等特殊功能，过去有“夜猫子进宅，好事不来”一说，谁家有了丧事，便会有猫头鹰的出现，再加之它的声音凄厉刺耳，令人不寒而栗，久而久之，人们便认为猫头鹰的出现会有不祥之兆，于是认为它是上天派来带走人灵魂的使者，由于对它的这种畏惧和恐惧心理，所以才被红山人奉为神鸟，应该是红山先民早期的图腾崇拜之一（图1）。

玉是神奇的，是有灵魂的圣物，而红山玉器之美所能触动我们的地方，很多时候并不是玉器本身所表现的形式打动了我们，而是那种形式中所暗示、传达的红山人的一种思想或是一种对宗教信息的表达和传递，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这种精神所依附的遗存之物才会更具有吸引力，才会让研究者感到痴迷和敬畏。这种信息可以说无处不透露出红山人对图腾的一种向往，里面注入了红山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和他们的诸多早期宗教思想，而这，或许就是我们常说的红山玉器的神韵之所在吧。

在《拾遗记》卷一的《太昊》中记载：少昊的母亲黄娥在少女的时候，白天乘木筏在苍茫的大海上漫游，用玉石雕刻成鸠鸟的形态装饰在旗杆的顶端。后来黄娥生下了太昊，他的部落就号称为“凤鸟氏”。这其实就是以玉鸟为图腾的最好例证。而图2这个鸮形神人面就是红山文化时期的另一种鸮形面的造型。鸮的表面受沁成白色雾状，如一片白云轻轻飘浮于美玉之上。看上去飘飘渺渺，如云似雾，是红山文化玉器中最美的一种沁色，又被收藏界人士称之为“云雾沁”，或者“烟沁”，极具美感，同时也更增添了红山神玉的一份神秘特色。而红山文化里所讲的鸮应该就是后来的凤。有学者对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的赵宝沟文化类型的尊形陶器上刻画的鸟、猪和鹿的造型“给中华龙凤图腾起源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刺激，也为红山的玉雕龙和鹃龙造型提供出发生学的雏形”[2]。

图2的神面造型是独特的，是一个鸮与人面的结合体，表面用雕琢简易的线纹构成双眉双眼，单鼻，并且无嘴，线纹清浅而隐约，却在下颏出现一正三角形的开口槽豁，是代表了嘴，还是鸱鸮的写意造形？此种造型的神人面充分表现了先民向往自己的灵魂能被神鸟带到天上的愿望。鸱鸮神人面，正反映出当时红山文化时期神格化与人格化混合在一起，是一种人兽神通、合二为一的结合时期。这件鸮形神人面是红山人对动物图腾崇拜的真实反映。

在朴素的辩证统一的思维习惯的作用之下，对于客观世界中万事万物的声光色影，红山先人所重视的是整体的直觉体悟，而不是具体的理性思辨。在红山人的观念中，宇宙是一个万有大化流行的连续整体，物物相联，事事相通。一切都不仅是现实的实体，而且都有着神秘的含义。因而人们视自然界万物皆有灵性，甚至认为呈现于视觉的感觉世界的人只是灵魂的躯壳。于是他们常常在大自然之中发现和人有关联的暗示和象征，在具体的人和物上想象出无形的精神气氛。由此他们根据山川河流，云气雷鸣预测前景，为着祈福纳祥对天地山川举行各种祭祀活动，并在哲学的领域展开形神之辩，不探索事物理性的真实，而是一味探求事物形表之外的神秘意味的含义。而这种性格最终过渡成为一种民族的共同本性，仔细想想，这种秉性至今不是还遗留在我们中华民族的秉性之中吗？

朱熹说：“凡有形有象者即器也，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3]红山文化早期就已经是一个稳定的农耕民族了，而相对一个农耕部族来讲，“龙”是否有“垄田”之意？“农”同“龙”，是中国早期农业形态的一种表述[4]。

对于龙，每个中国人都不感到陌生，我们自称是龙的传人。而龙究竟产生于何时？红山人对龙的崇拜也应该是我们目前所知道最早的。在兴隆洼文化的查海遗址中，就发现了我国最早龙崇拜的遗迹[5]。图3就是在辽宁查海文化遗址出土的用石头堆塑出来的龙形图腾标志。墓主与雌雄两头猪同穴并列埋葬表明，当时的祭祖活动与祭祀猎物的活动已经结合在一起，而且兴隆洼先民们对猪灵的祭祀已经具有图腾崇拜的意义。关于龙的来源问题一直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许多学者一直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其主要观点大概有蛇说、雷电说、鳄鱼说、鱼说、熊说、龙卷风说很多种。

除了龙来源于动物论，有人还别出心裁地提出了“雷电说”。著名的学者朱天顺认为，“幻想龙这一动物神的契机或起点，可能不是因为古人看到了与龙相类似的动物，而是看到了天空中闪电的现象引起的。因为，如果把闪电作为基础来把它幻想成一种动物的话，它很容易被幻想是一条细长的、有四个脚的动物”[6]。这一观点在历史资料中也可以找到证据，“雷龙同类，感气相致”；王充在《论衡》中也分析说：“龙闻雷声而起，起而云至，云至而龙乘之”。另外，在《山海经》里面也有雷神的出现，它所形容的恰恰也是我们所说的一副龙的形象。

而图4这件玦型兽首玉雕龙是红山文化玉器中的典型器物，呈半圆型，做首尾相连状。这是个虫子一种胚胎状的形制，而红山文化玦形玉雕龙的造型是中国龙文化最早的雏形无疑，而它后期演化的形制，则是首尾张开，似挣脱了束缚，欲有冲向九重云霄之状的玉龙。红山文化中的玉龙应该是“佩戴在巫师身上的玉龙是想象的灵物，是被崇拜和祭祀的对象，是巫师以此通天地的法器之一，通过玉龙通天达地，实现人与神的沟通，以达到人们祈祷的目的”[7]。后来，传说夏王朝是龙的后裔，难道这也是“天命青龙，腾尔生夏？”但是这些事情却又巧合的聚集在一起，并且相互之间或许真的会有一定的连带关系，如果真的能确定这种连带关系，我们就完全可以认定：红山文化将是中原龙文化的发源地。

谈到了中国的龙图腾，我们首先想到的就应该是蛇，蛇说应该是流行最广和最早的。早在汉代文字学者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就有龙为鳞虫之长的说法。著名学者闻一多认为，“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大蛇的名字就叫做‘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徽，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8]。

而红山文化始终就有对蛇的崇拜，图5这对耳饰正面中间凸起，中间有“6”字形圆圈，工艺简单形象，注重形态的表现，写意的表现手法明显，是一种形简而意丰的表现手法。从外形上看，形状似是蜗牛，又似盘蛇。背面平滑无工艺，顶部有一前后对钻的通孔，应该就是单纯的耳饰。传说中的皇帝珥两黄蛇。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也说：“东海水中的小块陆地上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叫禺虢。这禺虢就是皇帝所生，是惟海神。”[9]而在《山海经》里面所指的那个戴着两条黄蛇的人，是不是就是戴着两个玉耳饰的人呢？

我们从图4玉雕龙的外形上看，那是一条胚胎状蜷曲的虫子，也就是说龙的起源应该与虫是分不开的。在红山文化的诸多图腾崇拜中，民间所见到数量最大的要数虫子了，也有人称之为虫（蚕）形坠，虫子的形状可以说多种多样，造型也各具特色，从虫子的玉质及造型的不同上区分，早期的蚕虫做工非常简单朴拙，讲究设计的随意性，一般都为圆雕。而图6为红山文化中晚期的虫子，一般为片状，工艺比较复杂，中间内凹呈洼状，而这两种造型的蚕虫，时间间隔要相差两千年左右。从这点来看，红山文化对蚕虫的图腾崇拜是具有传承性的，是由来已久的了。由此可见，随着生产工具的向前发展，玉器的器型也是在发生着不断变化的。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中虽已找不出红山文化时期图腾崇拜所反映出的内容，但直到今天，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仍旧保留着大量图腾信仰的习俗，由于这些民族的氏族部落的生产与采集、渔猎、农耕的原始形式保持着密切联系，所以氏族社会的发展直到今天还保留着原始社会后期的许多痕迹，因此，在红山文化中才出现了这些熊、虎、鱼、蛇、龟、鹰等动物图腾和一些植物的图腾。

在红山文化遗存中，最早的蚕是石蚕，1921年安特生在锦西沙锅屯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理石制成的蚕形饰，日本人石英一郎在《桑蚕起源》中确认其为石蚕[10]。“红山文化玉蚕的出土，不仅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将此供奉信仰，同时也说明了蚕神形象的多元性。”[11]在山西芮城西王村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出土过陶蚕蛹，在山西西荫村还发现了一个蚕茧，这些考古资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各部族就已经开始养蚕了。传说皇帝的妻子“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另外在《黄帝内传》中云：“黄帝斩蚩尤，蚕神献丝，乃称织维之功。”在甲骨文中也有祭祀蚕神之卜。从嫘祖一直到西周，始终都保持着由王后主持蚕桑仪式。“中春，诏后帅外内妇始蚕于北郊，以为祭服”说明养蚕在当时的生活环境下，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情。

根据一些学者们的研究，四川巴人的祖先——蚕虫。也就是蚕丛，又称其为“蚕丛氏”，传说蜀人的祖先，也就是蜀国首位称王的人，其实就是一位养蚕的专家。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12]。史书上还记载，蜀王蚕丛原来居住在四川的西北岷山上游的汶山郡。也是巴人的开国始祖，巴人为了纪念这位祖先，于是他们就铸造出如此精美而众多的铜像，也就是后来三星堆出土的铜人像（图8）。

蚕虫除了它的实用价值，其实它还是灵魂不死的一种宗教形式的表达。虫子在春天脱蛹而出，到了秋天作茧自缚，第二年又能死而重生，于是人们希望自己能像虫子一样保持生命的延续，所以他们用美玉磨琢而成虫子，佩戴在身上，以求灵魂不死和再生。而图7这个红山文化玉蚕应该为红山文化早期所佩戴的，玉蚕的工艺十分简单，是用写意的手法，只是简单的几笔就把虫子的特点非常生动而形象的表现出来，做工朴拙大方。

仰韶文化时期距今约6300年，而三星堆遗址距今大约是4800年，而这个时期正好是红山文化的中晚期，而从这些遗存下来的玉蚕中不难看出，红山人从早期到晚期对蚕虫的崇拜是相当重视的，而南北之间如果同一时期对蚕虫的图腾崇拜，恰好印证了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一体格局”[13]，而红山文化早期的兴隆洼文化（距今8150年）就已经有了玉蚕的出土记录，可见它比中原文化早了两千多年，相距二千多年说明了什么？说明红山的蚕比中原要早，早很可能就会延伸到了人类发展的初源问题上，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些红山文化所遗存下来的玉器，是否对解决华夏民族的源头问题能有了新的启发呢。

红山文化图腾信仰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图腾是和氏族部落是同时产生的，并且它们是与部族成员紧密地生活在一起的，至少从思想上保护着他们。红山人这些原始的图腾信仰导致了生育繁殖观念和生死轮回观念，而这些都是红山文化人类早期宗教的一种反映。总的来讲，在红山人的原始部族中，图腾是与氏族成员有着血缘关系的，它可能是动物，也可以是植物，还可以是自然现象等等，而这些，我认为都是研究人类早期宗教的产生与发展的最好资料。

参考文献：

〔1〕尼采.译者孙周兴.尼采著作全集（第1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32.

〔2〕叶舒宪.红山文化枭神崇拜与龙凤起源——兼评庞进《凤图腾》[J].文化学刊，2006（1）：22-28.

〔3〕冯友兰.朱熹哲学[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2（2）：1-23.

〔4〕张健.中国神龙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山海经》研究之二[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3）：67-30.

〔5〕辽宁考古研究所.辽宁阜新查海遗址1987-1990年三次发掘[J].文物，1994（11）：4-19.

〔6〕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4.

〔7〕索秀芬.李少兵.红山文化玉龙[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61-64.

〔8〕闻一多.伏羲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55.

〔9〕任孚先，于有发.山海经·大荒东经[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366.

〔10〕孙国军.康建国.中国北方草原地带宗教历史与文化[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3.44.

〔11〕王刚.浅谈红山文化玉蚕和祭祀[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2）：49-52.

〔12〕（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M].济南：齐鲁书社，2010. 168.

〔13〕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3-21.

（责任编辑 孙国军）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Hongshan culture， thinking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advanced tribes would be a great spirit in some animals or plants， or gods. Add into the people's will and imagination， some of the ancients of life yearning and hope， thus formed the union of god and totem worship mixed Hongshan culture of the early religious faith.

浅议哈萨克族神话与原始宗教文化 篇7

一

哈萨克族作为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一, 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历史上曾经信仰过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 也信仰过萨满教、佛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 其中, 哈萨克族神话以其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艺术性和时间性充分表现了这个民族对世界起源、人类始祖、宗教信仰和自然社会现象的原始状态的最初认识。

原始先民“在创造神话的时代, 生活在诗的气氛里。他们不用抽象演绎的方式;把他们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转变成认识的对象。”[1]18哈萨克族先民们的宗教观点首先是对自然的崇拜, 他们认为日月山水、山川风雨、草木鸟兽都有神灵主宰着他们的行动。由于没有强大的力量同大自然作斗争, 便认为大自然充满了神圣富有力量的自然存在物, 这就是万物有灵观念, 由此便产生原始宗教。“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 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2]250如:哈萨克族神话《月亮藏身》。在神话里, 太阳和月亮是一对“孪生美女”, 但却互相嫉妒, 彼此交恶, 最后太阳抓破了月亮的脸, 月亮为了报复, 经常走近太阳可是又害怕太阳再抓破她的脸, 所以又不得不经常躲着太阳, 只在没有太阳的黑夜里出现。这反映出哈萨克族在他们的童年时期, 只具有类似于儿童的思维能力, 即日与月都是活生生的东西, 天地万物都具有人性。同时也反映了他们所信仰的自然宗教的广泛性特点。哈萨克族的先民们在描述或解释自然现象, 或表达自己的愿望时, 把整个自然都溶化成了具体的、有生命的、超自然的神。这也说明原始宗教是“原始人将自己的经验, 情感和幻想化为神灵的结果。”[3]34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 人类体质和思维能力都有所变化和增强, 逐步从原始人类向前进化。在进入氏族社会初期的母系氏族时代, 人们只知有母, 不知有父, 所以对妇女的孕育产生了许多神话与传说, 于是他们将一些对维护人类存在的大宗食物或有用的动物和植物作为氏族的标志或图腾, 以说明自己氏族的祖先是由某种植物或动物转化而来的, 这些图腾被全体氏族成员们崇拜。由此, 图腾崇拜与神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为“图腾崇拜是他们的神话的基础。”[4]100同时, 他们认为图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把对动物、植物的图腾崇拜通过自己的价值理想和美好愿望转换为本民族起源的神话。《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昆莫生弃于野, 鸟嗛肉蜚其上, 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 而收长之。”[5]10说明哈萨克族的先祖乌孙王昆莫在部落混战中被弃于荒野, 后来鹰给他衔肉吃, 母苍狼又哺乳他。而且, 同样崇拜苍狼, 且牢牢地钳制着整个西域的匈奴王单于并没杀掉乌孙族这个敢与自己为敌的部族留下来的后代, 反而将他收养, 培养成才, 这就是两千一百年多前西域乌孙国的国王猎骄昆弥。猫头鹰的神话是传说猫头鹰是一个能帮助人们消灾避邪的圣贤。他有一整套祈祷辞, 韵脚齐整, 朗朗上口, 而且很灵。不料有一天他触犯了天神, 天神一怒之下将他贬为猫头鹰。这么一来, 他的那一套很有灵性的祈祷辞竟然一行行、一排排地列在了鹰羽之上。而人们就将他的羽毛摘下来扎在帽子上, 挂在房间里, 以避祸得福。这表明神话作为早期人类反观自身生命存在的一种原始文化方式, 并以其为主体的原始宗教信仰, 构成人类早期个体存在的生命意识。

“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 哈萨克民族的先族们根据各个部落的图腾结成统一团结的群体进行战争, 发展生产。同时, 也根据图腾确定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 约定俗成同一图腾的人不得通婚, 以保证氏族人口的优生优育和繁衍发展, 由此形成了哈萨克族神话中有众多形象生动的动物神话, ”[6]就是恩格斯所谓的“人类自身的生产, 即种的蕃衍。”[2]2由此可见, 图腾崇拜已渗透在这些神话之中, 从而构成了这个民族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神话通过“言说与聆听而得到传播和延续”, [7]24而神话所讲述的内容又与原始宗教既密切相联, 又相互区别。“作为原始社会中最强有力的社会意识的原始宗教, 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神话的内容中, 甚至成为神话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8]19随着哈萨克族原始先民们思维能力的提高, 他们开始运用直观的综合法则去创造神话形象。他们不但可以将现实生活的自然物作为神话形象, 而且可以借助充分的想象力, 复合构造新的神话形象, 并且这种神话形象从几种动物的复合体或者半人半兽形开始向人的形象转化, 从神的人格化逐渐地向神的人形化发展, 是象化转变, 这反映了原始社会的哈萨克族先民们对宗教仪式更虔诚、更执着。同时也使神话成为更为成熟和显性的文化外在表现符号。“在早期文化实体中, 理性的、感情的、想象的和神秘的成分都混杂交织在共时统一体中。”[9]92把对自然的征服和对图腾的崇拜通过带有象征意义的各种符号隐喻地表现出来。在当时特定的生产生活条件下, 这些符号本身具有偶然性, 由具体的属性上身为抽象的意义, 这成为崇拜现象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

祭祀神灵则是原始宗教仪式的主要内容。作为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神话, 也无疑地要反映这个真实。马克思在论述神话时指出:“想象力, 这个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这时候已经开始创造了还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神话、传奇和传说的文学, 并且给予了人类以强大的影响。”[10]50哈萨克族人的精神生活十分丰富, 就他们的民间信仰来看, 同其他民族一样, 历史上的哈萨克族人最初也信奉原始宗教, 即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等, 这时候具有崇拜因子的神话“向原始宗教的转换和过渡, 神话所固有的文化全息性特征也在原始宗教那里得到了复制和再现。”[7]26从而使原始文化中真善美完美地统一与融合。后来他们又信奉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和景教等, 只有到了喀喇汗王朝 (10-12世纪) 的时候, 才开始部分信奉伊斯兰教。

在哈萨克族人的精神世界里有着广阔的思维空间, 至今他们还保持着丰富的图腾崇拜观念。在图腾崇拜中, 每个部落人群都把自己的族源和先祖与一定的图腾联系起来加以认可, 认为自己的先祖源于某种动物和植物, 并视其为自己群体的保护神, 作为本民族的标志和最基本的精神依托。在今天的哈萨克族人中仍然流传着一则关于鹿图腾崇拜的传说:“在古代, 当匈奴人被中原王朝的部队追赶的无路可逃的时候, 就是一头洁白美丽的母鹿把他们从绝境中救了出来, 把他们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然后就消失了。”从此哈萨克族人就把母鹿作为自己民族的保护神加以崇拜。另外, 哈萨克族人还同许多游牧民族一样崇拜苍狼、雄鹰等。这也说明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哈萨克族的图腾崇拜对象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虽然不能脱离当时的生存情境而独立存在, 但都共同地反映了哈萨克族人当时的生产生活状况和精神生活需要。这种精神需要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 具有不同的精神内容, 相应地也具有不同的精神需要。”[11]22也可以说, 无论神话、原始宗教、全知全能的图腾崇拜这三种文化因子之间的内在整合性, 不约而同地构成了哈萨克族原始文化的总体属性。“因为在人类文化尚未分化之时, 文化的整合是通过文化母体及其总体性本身予以直观地表达和确证的。”[7]28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 人们认识自然万物的能力有所提高, 原始文化成为哈萨克族整个文化系统的文化原型, 也构成了哈萨克族民俗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原型本身是空洞的、纯形式的, 只不过是一个先天的能力、一种被认为是先验的表达的可能性。”[12]325哈萨克族的文化系统有着自身的一种整体文化模式, 而其文化原型是这种文化模式的源泉。这是因为“一种文化, 就像一个人, 或多或少有一种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模式。”[13]36由文化原型所构成的文化事实以隐形成分获得自己独立存在的形式, 它的外在表征形式最直接地表现为民俗。

总体而言, 哈萨克族民俗文化的存在与发展, 都是为其一时一地全部生活需求的再现。哈萨克族民俗文化也是哈萨克族民族长期生产与生活实践的经验总结。哈萨克族民俗文化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哈萨克族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他们的民俗文化中, 明显呈现了哈萨克草原文化、游牧文化的内容, 更包涵了哈萨克族自身民族性、地域性、艺术性和集中性各种特征的文化因素。

三

由于哈萨克族在历史上曾经信仰过多种宗教, 对民间信仰兼容并蓄的态度使聪明智慧的哈萨克族人民把自己传统的原始宗教、中原传入的各种宗教信仰、外来宗教信仰与自己民族的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有效地结合一起, 并进行灵活变通。从而把外来的各种文化因素和自己的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在最大程度的吸收外来文化优势的同时, 把自己民族的特色文化继续发扬光大。同时也“更具体地反映了群众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反映了群众在现实生活中的物质愿望和精神追求。”[14]231

摘要：哈萨克族神话作为哈萨克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 与原始宗教文化密切相关, 神话传说不仅反映了哈萨克先民们的游牧生活和草原畜牧文化, 同时也呈现出哈萨克民族的原始宗教兼容并蓄、互补共存的多元性特征。这将为我国各民族文化的秩序转型和价值重构提供有益的启示, 也为我国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创新和繁荣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宗教信仰与文化对社会主义的影响 篇8

现在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 但仍然是一个宗教的国家,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要政治人物一般都有宗教信仰, 美国总统就职宣誓也要手按《圣经》, 中国在其中是个例外。而且那些国家, 宗教在日常生活中也占据重要地位, 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 宗教是节日的一部分, 宗教是人们追本溯源的依据;西方的近代文明和近代科学就是在基督教的神学背景和襁褓之中诞生。中国文化的发展没有这么强有力的宗教背景, 而且在信仰上也没有西方的那么浓烈的宗教情结。所以中国式的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的社会完全可能。

中国历来没有宗教传统, 没有一统的大神观念。从文明起源的角度看, 可能与中国起源于贫瘠且灾害不断的黄河流域有关, 而且历代中国的帝王都是君而兼师的, 其心思当然偏重在人事。中国历来的国情是这样, 无神论把位高权重之人从神坛上显露出来, 由此可剪除封建余孽, 这对于宣传科学、实行民主和自由都有极大的好处。

封建制的中国教权只是皇权实行其统治的工具, 对于中国发展近代文明的贡献并不是很大。无论是土生土长的道教、本土化后的佛教, 还是后来传入中国的西方的宗教都是过分的关注人事和伦理, 而不是对自然和自身的探求。在这个文化承接的问题上, 我们现代化的过程并没有欠古代的宗教神学多大的债务, 可以放下包袱而只思进取。

当然, 这也是个很大的缺陷, 中国的文化发展出现了断层, 我们汲取了西方另外一种模式的文明, 西方文明是在宗教背景和哲学思辨中诞生的, 我们二者都没有。如何将西方现代文明与我国古典文明结合乃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课题。

无神论的社会显然更尊重科学和理性, 以求取得实证的结果, 这对于我国的发展是有利的。况且无神论在我国也非常有市场。人们之所以信仰宗教不外乎是为了自身的现实利益而并非为了某种终极的信仰和拯救。所以, 宗教我国的现况下与社会主义和无神论相适应是有着一定的文化基础, 是可行的。当然, 无神论同样可以破除统治阶级的虚伪言论和迷信, 人们可以不再用宗教这个“人民的鸦片”来麻醉自己。

无神论和社会主义与我国的信仰传统并无太大的冲突, 但人们的信仰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中国传统讲究“三纲五常”, 尊孔奉祖, 如今已淡化, 信仰的缺失乃是现代人的一大通病。大力宣传无神论, 宣扬科学和理性, 建立人们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心, 同时把宗教也纳入这样的一个轨道, 即宗教的存在只不过是某种形式文化的象征性。这是我们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目标所在。

二、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

中国的宗法性的传统宗教脱胎于原始宗教的多神崇拜, 大自然崇拜以及带有巫术性质的祭祀活动, 而历代的中国宗教祭祀都具有祈求并操控神灵的意味, 从而达到自己所向往的实际需要, 这显然是与西方的一神教及其信仰特征是有所相异的。而在这宗法性的宗教之中其核心是以儒家为主体的宗法体系观念, 儒学也承纳了许多天命, 鬼魂思想, 但也有一定无神论的观念, 它本质上不是作为一种神圣性的信仰体系而是作为规范性的伦理约束而影响于社会。这就导致中国在宗教信仰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即:“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一种重现世, 尚事功的世俗性文化, 它的中心始终落在现实的人伦关系之上, 其结果就导致了中国古代社会盛行的三纲五常, 四维八德等一系列的实践性的伦理规范。”

在现代, 儒家仍是维持中华民族凝聚的重要的心理纽带。中国人宗教信仰的传统并不深厚, 也并不虔诚。但由于中国人敬祖和祭祖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如:“慎终追远, 民德归厚矣”, 在心理上便对渊源于同一祖先和文化的群体保持高度的认同感, 这也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具有高度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儒家的思想继承了商周时代的宗法性的宗教思想, 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和天命神学观念, 这些腐朽的思想是封建时代统治者钳制人民的工具, 但与此同时, 儒家的思想中也有丰富的无神论思想, 如孔子说“众生必死, 死必归土, 此之为鬼。”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宣传无神论, 可以深度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无神论因素, 而儒家作为中国人的历史深层的精神根基更具有宣传无神论的教化效应。

中国的文化具有多元的互补性。除了儒家之外, 道教和佛教及其它外来宗教, 都分别构成中国文化大系统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儒家主要的作为一种伦理规范体系, 渗入中国人日常的行为, 观念, 精神和社会生活之中, 它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性的核心要素, 此外在文化的其它领域, 道教和佛教等同样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实体性的器物文化方面, 道教和佛教都对中华文化做出了瞩目的艺术成就, 展现了辉煌的灿烂的中华文明。在思想性的角度, 尤其是表现在文学和对尘世的态度它们还是有所相异的, 而且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佛教是由外传入必定有一个适应中国文化的转化, 尽管佛教具有世界性宗教的素质和融汇于其它民族和文化的能力, 但是它仍有自己的独立性。而道教就不同了。所以从中国自古以来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历程来审视, 便不外乎出世和入世, 道家的“无为”包涵着遁世索隐的思想, 这在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想和文人乖戾的性情可窥一斑。而佛教则主要地是用来“养性”的, 即无论遁世还是入世, 用佛教来修心可达到心灵的宁静与平衡。

从民族精神角度而言, 从文化的继承性上道教亦有很多的思想值得发挥, 它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道”的在现代各类学科下的积极的阐释及它的无我浑然的和谐思想可为中国的现代文化注入一丝活力。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是深广宽泛, 涉及到了神学生活的各个领域与文化体系的诸多形式, 哲学, 文学, 史学, 艺术, 乃至建筑, 雕刻等都在佛教的影响下变换其思想立场, 我们现在倍加赞颂的鸿丕巨擘无不浸染着道佛的气息, 如《世说新语》、唐宋的诗词、《红楼梦》等, 我国这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文化遗产难道不值得我们探赜索隐吗?

因此, 从传统的角度讲, 无论宗教曾经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或整体, 抑或失去这一地位, 其在我国当下对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的影响还是客观存在, 而且宗教在中国文化的统一体中有着积极的作用, 而不纯粹是消极的因素, 它和其它的世俗文化相互吸收, 补充, 利用, 终于汇聚成蔚为壮观的中华文明。只有把宗教和传统的文化放到一个相融相长的整体框架中内在地理解, 才能明晓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而今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我们有更好的文化氛围和机遇去探索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和背景, 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在中国与传统文化的相遭遇进行深层的本土式诠释, 从而更好的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参考文献

[1]王晓朝.宗教学基础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赵林.西方宗教文化[M].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7.

[3]陈麟书.宗教学原理[M].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宗教与文化 篇9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伦理的互动性

所谓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性, 并不是说法律在实体意义上以“伦理法”的形式存在, 也不是说法律在规范形式上有什么变化, 而是指以礼教为中心的儒家伦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在精神和原则上支配着法律的变化发展。它一方面是法律的伦理化, 表现为儒家伦理成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 并外化为具体的法律原则和制度。另一个是伦理的法律化, 即法律的内容以及关于人们的法律意识渗透到儒家伦理之中。但是, 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性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在不同的社会时期, 法律与伦理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

(一) 夏商周时期:法律与宗教伦理并存

在中国的夏商周时期, 法律与宗教伦理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人们习惯于神灵中解说法, 将法看做是神灵意志的体现。神权政治与宗法家族政治的融合是它的突出表现, 继而表现为神权与王权和族权的结合。在夏商周时期, 统治者假借天意和神旨实施司法制裁, 通过强化神权法和神权法思想, 达到神化王权巩固统治的目的。

(二) 春秋战国至秦代:法律与宗教伦理开始分离

在春秋战国至秦代, 法律与宗教伦理开始出现分离,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其一, 人的地位的提高导致神的地位的下降。“礼乐崩坏”压倒“天命”观念, 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被打开, 神权政治和神权法进一步崩溃。其二, 法家思想和法家系统的法律制度成为主要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法家的重刑主义严重排斥儒家及西周遗留下来的礼制, 提倡“严刑峻法”, 至此, 西周以来的礼刑结合被打破。

(三) 西汉至唐:法律走向伦理性

西汉至唐朝时期, 是我国传统法律开始走向伦理性到完成伦理性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汉时期, 称为伦理性的初级阶段。第二阶段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是伦理性的完成阶段。伦理性之所以在这个阶段能够完成,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央权威遭到破坏, 地方豪强崛起并实际控制政权。第三阶段是隋唐时期, 唐律的诞生标志着传统法律伦理性最终完成, 也即意味着传统中国法律价值的重建至此已最终完成, 儒家伦理成为了最高的评价标准, 凡礼教所认可的, 即法律所赞同的;反之, 礼教之所去, 亦法律之所禁。 (1)

(四) 唐至清末:法律伦理性达到极端地步

《唐律疏议》是一部成熟且典型的伦理性法典, 因此宋、元、明、清诸律在以《唐律疏议》为蓝本的同时, 还对《唐律疏议》中的伦理性精神作了与时俱进的弘扬和发挥, 特别是宋明理学取代汉唐儒学成为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后, 礼教的观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化和扩散, 法律的伦理性较《唐律疏议》实远过之而无不及, 有关家庭、婚姻、两性关系等领域的法律伦理性达到了十分极端的地步。 (2)

二、西方传统法律文化与宗教的互动性

如果说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表现为伦理性, 那么西方的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则表现为宗教性。西方的宗教主要是指基督教, 虽然它没有达到宗教化的程度, 但是它是唯一对整个西方法律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 所以, 西方法律的宗教性实质是有关基督教对西方法律影响的问题。

(一) 早期:基督教的逐步渗透

基督教对罗马国家和罗马法真正产生影响是在公元4世纪初, 在此之前的古希腊法和古罗马法只是受到了本土的原始宗教的影响。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中, 宗教神话几乎在各个领域中都具有超强的影响力。古希腊法和古罗马法不仅受到了原始宗教的影响, 而且还与原始宗教、道德、习惯融合为一体, 特别是在古罗马, 法律与宗教的交融更是经历了一段相当漫长的时期。

在罗马共和国变为帝国之前, 原始宗教一直与法律相互交织。公元1世纪, 发源于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开始渗透到罗马帝国政治和法律中, 之后开始向莱茵河流域和北非流域扩散。到公元3世纪, 基督教已经成为罗马帝国境内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许多罗马帝国的上层分子也开始入教, 基督教内部实力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

(二) 中世纪:宗教法高于世俗法

自基督教失去了西罗马帝国对它的保护之后, 直到中世纪时代, 基督教走完了一条更加曲折、显赫、衰落的历史路程。主要表现在教权和教会法与政权和世俗法的两股势力相互消长。教会的封建化、神圣化和法律化的逐步实现使得教会审判权摆脱了世俗法的限制。教会的封建化是从它向“蛮族”的屈服开始的, 在它封建化的过程中, 仍然努力着向世俗政权渗透。直到公元8世纪, 无论是东正教还是天主教仍然依附于国王。

(三) 近现代:从宗教到法律的一种精神衍变

14、15、16世纪, 基督教的地位开始有些动摇, 危机和打击也纷至沓来。首先是天主教会内部的腐败、任人唯亲、滥售赎罪券和宗教裁判所的罪恶, 加上十字军东征理想的破灭, 导致了人们对教会信赖和对基督教信仰的普遍危机。同时, 由于西欧进入等级君主制时期, 世俗政权重新强大起来, 特别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兴起, 有力地阻却和反击了教会的扩张与霸权, 而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文艺复兴的光辉, 更使得罗马教廷为之目眩, 惊恐不安。 (3) 天主教因此走向了分裂。

教皇和教权的衰落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教会法遭受了与教权同样的命运, 同样受到了世俗政权和世俗法的制约, 教会法庭的权力大大降低, 教会的管辖范围逐步回归传统。公元1545年, 特伦托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欧洲统一教会法的结束, 意味着世俗法律开始成为唯一的法律。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得教会法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巴黎公社发布的《政权分离的法令》中“政权分离”原则, 通过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确立, 彻底结束了教会和教会法的“光荣”历史。

教会和教会法的“光荣”历史的终止并不代表着它对西方的影响就此结束。应该看到, 被结束的是天主教会的政治和法律统治, 而不是作为文化精神现象的基督教;被摧毁和唾弃的是宗教裁判所, 而不是教会法的全部。 (4) 教会法和基督教对近代以来西方的影响仍不可忽视。它不仅在关于法律、道德和行为观念上对基督教社会与成员产生重大影响, 而且在向近代社会传递古希腊和罗马法思想、法观念以及整个中世纪继受罗马法方面, 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桥梁作用。此外, 它在实体法的很多方面也被近代西方法继受, 同样对市民社会的影响也是极其深刻的。西方法律学校的建立、法学教育的兴起和传播等一些影响, 亦都脱离不了教会和教会法学的贡献。

三、中西传统法律文化伦理性与宗教性的互动比较

(一) 传统法律文化的成因不同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所以能够伦理性而西方则为宗教性,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物质力量对它的影响, 当然还包括政治力量和社会文化大背景等一些因素对他们的共同作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达到伦理性的程度, 血缘性和宗法小农经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上古法律中, 血缘是法律区分敌我, 确立罪与非罪的主要标志;当原始部落转变为国家组织时, 氏族血缘转化为宗法血缘关系;春秋战国之后, 宗法血缘又转化为宗族或者家族血缘关系。因此我们看到, 虽然社会组织经历了几次的变化, 但是血缘纽带却一直没有被动摇, 而这个原因正是伦理性的秘密所在。另一方面, 中国是一个闻名于世的农业古国, 宗法小农经济和与其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成为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达到伦理性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伦理性还得益于政治权利的支持与文化大背景的扶助。它们不仅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伦理性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同时还促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非宗教化。

(二) 传统法律文化的表现不同

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性实质是礼教化, 主要表现在国家的政治领域和家族与社会领域中。在政治领域, 西周时期的“尊尊”“亲亲“即“忠”“孝”原则, 西汉时期时期演变为礼教中的“三纲”等等都是伦理性的表现。法律确认君权的无限和至尊成为伦理性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而在家庭与社会领域, 家族和家庭是儒家伦理存在的社会基础, 所以传统法律特别优待父权。传统法律赋予家长极大的权力, 形成父权家长制, 一切权力都集中在父祖手中, 他的权力是不可动摇的。因此, 中国的传统法律不仅特别重视调整家族领域内的关系, 而且还几乎完全以儒家伦理为准则。虽然西方宗教对法律的思想、制度及其实践的某些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宗教色彩和宗教性质, 但从整个发展过程而言, 它似乎还不能说完全控制了法律。

(三) 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不同

伦理性的中国传统法律在中国政治体系中是合理又合适的。合理意味着它是传统中国的政治 (世俗政权的强大和它对儒家礼教所持的肯定态度) 、经济 (宗法小农经济) 、文化 (世俗伦理文化) 与传统 (法律形成中的氏族血缘性) 等, 这些既定的特定条件在法律领域内共同作用的结果;合适则意味着它适应并推动了这个社会的发展。 (5) 中国传统法律伦理性的特点同样对近代以前的东亚法律和现今世界的法学产生了重大意义, 从而形成了著名的中华法系, 带有伦理性特色的中国传统法律在经过与时代相适应的改造和调适之后, 将继续发挥铸造中国现代法律文明的功效。

四、结语

每个国家的法律现代化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通过观察我们可以看到, 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是“古”与“今”的差别, 是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差别, 是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差别, 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中西传统法律文化比较的必要性。西方国家创造的优秀的法律文化作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我们应该加以借鉴, 移植先进的文化并将其本土化, 只有如此才能走向适合我们自己的法律现代化道路, 提高我国民众法律素质, 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 进而早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各国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但是生活在不同的文明下, 会形成不同的传统法律文化特征, 这难免会出现冲突与融合。为了更好的发展和升华本民族的传统法律文化, 我们需要对不同国家的法律文化加以比较。针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伦理性与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宗教性方面, 笔者从它们的产生过程、成因、表现、影响等方面加以比较论述, 从而展示不同文明下的传统文化差异。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伦理性,儒家伦理,宗教性

参考文献

[1]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2]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宗教与文化 篇10

在我国广袤的大地上,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其中,宗教文化就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在我国第一批公布的180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宗教名胜即占80处;第一、二批84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涉及宗教的有53个,占63%,各种寺庙道观、雕塑石窟等更是广泛分布于我国的神州大地。据统计我国现有道观宫观10000处,佛教寺院50000处,伊斯兰清真寺3900处,许多宗教活动场所已成为宗教名胜古迹。

1. 我国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现状

由于对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特点、吸引因素缺乏研究,使得目前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大都停留在朝圣观光上,种类较为单一,开发利用中存在着不少问题,出现了新的视觉污染和精神污染。另外,长期的的体制束缚,单一经济目的的开发,产生了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的不良连锁反应。为此,充分认识我国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特征和开发原则,合理开发和保护宗教文化旅游资源越发重要。

2. 我国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现状

宗教文化景观是具有特殊神秘气氛的文化景观,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气氛才能使信徒向往,旅游者蜂拥而至。保护这种景观气氛和外貌,才能保持其魅力,然而令人遗憾的现象不断出现。目前,我国一些地区因对宗教环境保护不当,使得宗教文化旅游地已经具有“现代化”气息了:寺庙里人头攒动,静谧的宗教场所声音吵杂,旅客丢弃的废弃物随处可见;景区内车水马龙,滑道、索道、卡丁车等现代游乐设施齐全,热闹程度与游乐场没有什么区别;宗教名胜区周围宾馆建筑拔地而起,灯红酒绿,井市喧器,吆喝之声此起彼伏,宗教场所宁静而又庄严肃穆的气氛完全被破坏;有的竟然将宗教古建筑改成星级宾馆。这种将经济利益放在首位的开发,直接危害宗教文化持续发展。

二、我国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存在的问题分析

相对于其他旅游资源,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有其特殊性,它既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载体,又是宗教的遗传物或正在从事宗教活动场所。但是,我们对宗教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开发保护还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旅游活动与宗教活动的界限模糊

对于宗教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势必涉及现实中宗教活动,一些宗教的信仰者甚至是抱着参加宗教活动的目的而来旅游的。但是,旅游业所服务的对象,是全体民众,而非部分宗教信徒,即使就宗教信徒而论,也还有不同宗教、不同教派之分。多数前来宗教文化景点的旅客,不会都是该景点宗教的信徒,他们前来旅游,主要是为了观赏宗教的文化现象或者猎奇,并非是参加宗教的活动。因此,对于宗教文化旅游经典宣传、讲解,要掌握分寸,既要客观地介绍景点宗教方面的一些知识和内容,又切不可混同于宗教的宣教布道;在旅游活动的组织方面,既要尊重一些信教游客在宗教场所自发参与宗教活动的行为,又要防止有意组织、怂恿游客烧香拜佛、祈祷颂经现象的发生。严格区分正当宗教活动与封建迷信、非法宗教活动的性质,不能让非法宗教活动在宗教名胜古迹区内得以进行。

2. 我国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不能并重

当前,人们过于重视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而忽视了更加重要的保护工作。宗教文化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许多宗教建筑、宗教艺术都是国家珍贵的文物,开发利用宗教文化旅游资源首先要保护这些珍贵的遗产,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遵循文物保护法规,以开发促保护、以保护促开发,实现开发和保护双赢的良性循环。不仅要保护宗教文化的物化部分,还要保护好宗教文化场所特有的文化环境。开发应尊重宗教场所独特的宗教传统,保存宗教文化特有的气息和氛围,要充分考虑宗教文化的脆弱性和旅游资源的承载能力。

3. 旅游管理部门与宗教、文化等相关部门管理部门沟通与协调不当

宗教旅游资源开发工作不可避免地关系到宗教、文物、规划等相关部门,而现实中部门间往往缺乏沟通。开发者与管理者们应多做一些考察、论证等工作,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征得相关管理部门对宗教旅游资源开发工作的配合与支持。这是开发工作能够以顺利进行的基本组织保障。有的地方为了推动宗教旅游业的发展,有效解决宗教旅游资源开发中的问题,在机构设置上,把旅游、宗教部门合并为宗教旅游局,不失为一种可取的办法。

4. 部分人对宗教旅游资源开发工作认识不足

由于宗教问题政策性强,比较复杂,所以一些人对宗教旅游资源开发工作怀有疑虑。这种态度不利于地方旅游业的持续发展。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是一种民族性、地域性都很鲜明的旅游资源,除丰富的物质性资源能吸引人之外,宗教信仰观念及信仰行为本身作为特定国家和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表现,对游客也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事实上,只要对宗教有正确认识,对宗教旅游资源的特性有正确认识,开发时能够贯彻宗教政策,遵守宗教法规,遵循正确的开发原则,那么这项工作完全可能取得较好的成效。

三、我国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策略

1. 政府扶持宗教文化旅游的开发,确立宗教资源管理制度

目前我国多数宗教旅游资源长期依赖于宗教团体和信徒的“香油钱”,勉强维持生计。即谈不上保护,更无力开发。我国的宗教旅游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即具有公共消费性质的物品)的特征。从政府经济学出发,国家各级部门应该适当运用政府的财政来补充单个宗教旅游景点资金的不足,同时政府的扶持对我国宗教旅游整体形象的塑造具有突出的作用。今后要继续注重宗教团体和个人在宗教旅游资源开发、保护中的作用,又要适当的发挥政府在宗教旅游资源开发中的作用。

2. 充分发掘宗教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提高旅游的文化品味

宗教旅游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深邃,开发时要注意文化内涵的发掘和选择,根据旅游产品的现实要求与价值取向,确定宗教开发的原则。现在已经将“回归自然”、“历史复归”定为宗教旅游资源开发的核心内涵。

当前对于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大多注重物化和仪式两个方面,忽视了宗教理念。然而,宗教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具有长期性。宗教文化中的道德内容是宗教劝善惩恶的社会职能的表现,现在社会真正的危机是道德危机,人与自然的危机、人与社会的危机等方面,而宗教有捍卫人类道德并提升人类道德的作用。因此,在开发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时,要进一步挖掘宗教文化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社会道德建设特别是个人道德建设的内容,在宗教旅游产品中适度增加有益的宗教理念,举行有关宗教学说的讲座,以提升旅客的精神修养,加深人们对宗教的认识,满足旅游者修学考察需要。

3. 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既要在特色上下功夫又要抓住时机

特色是旅游产品的灵魂,特色越显著其旅游吸引力就越大,挖掘和弘扬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特色也就成立开发的重点。开发前要认真研究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特点、宗教地位,使新开发出的旅游产品个性鲜明、特色突出。

客源较稳定是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有利条件,一年四季都有信徒朝圣、普通游客观瞻。随着宗教文化的传播,一些宗教节日,由于符合人们心理要求,不仅是信徒的接日,也成了民间流行的节日,如基督教的圣诞节、复活节等流,通过宗教节日的各种活动,吸引宗教信徒和旅游者,从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4对宗教旅游资源进行多层次的开发利用,丰富宗教旅游活动

我国大多数宗教圣地都在景色优美的名山或风景区,容易将宗教文化来旅游资源开发成圣地游、观光游,但单纯的朝圣观光游是很难满足游客多方面的需求的,应从宗教文化的内涵入手,进行多类型多层次的开发。首先,推广养生保健游。不仅道教、汉地佛教有养生之道,藏传佛教穆斯林也有养生的好方法。一些藏传佛事中设有医学院,专门培养藏医人才。其次,开展宗教音乐,舞蹈游举行宗教仪式、纪念宗教节日时,演奏的宗教音乐、表演的宗教舞蹈对旅游者有较强的吸引力。再次,举办宗教知识学习游。宗教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学习一些宗教知识是非常必要的。

5重视宗教文化旅游商品的开发

宗教行为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表现为许多物质实体,通过根据宗教文化的特点,丰富旅游商品,吸收宗教信徒和旅游者,如出售各种宗教纪念品佛教的木鱼、进香袋、数珠、雕像、还可提供斋饭;道教“八仙过海”、“福禄寿三星”画幅、介绍宗教名胜古迹的书籍等。好的宗教文化旅游商品,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扩大宗教文化的影响这类商品不仅是旅游纪念品,还应是联系人们宗教情感的艺术品。吸取全国各宗教旅游地旅游商品大同小异的教训,开发时,要围绕不同宗教圣地的特色搞个性开发,精工细作,突出艺术性。

6提高导游业务水平,展示有关宗教文物,搞好环境卫生

宗教文化具有深厚的哲学理念与文化内涵。宗教旅游属于较高层次的文化旅游形式,对导游的要求特别严格。要求有一定宗教文化知识,能够解释宗教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传达相关的审美信息。由此,想要使宗教文化旅游长足发展,旅游部门和旅游院校需要高度重视导游人才的培养,提高宗教文化旅游质量。

目前,我国各种宗教文字注解、说明较少,加之很多游客宗教知识缺乏。如能将文物适当展出,多一些解释说明,当然也可配一些电子语言系统补助说明,即可增加游览项目,游客激发游客的兴趣,提升该宗教圣地的形象。

伴随着宗教旅游业的发展,对环境卫生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应加强对宗教圣地的卫生设施的改善。

当今社会旅游业日益繁荣发展,作为宗教文物旅游资源的开发者应该把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并重,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形成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双赢的良性循环,通过宗教旅游观光,带动第三产业,进一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摘要：我国有着丰富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宗教文化旅游已日益受到旅游开发者重视,成为旅游开发研究的重要主题。本文着眼于我国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现状、特点和开发原则,再分析我国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所出现的问题的基础上,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宗教资源管理制度建设,多层次多类型开发利用宗教旅游资源等各种策略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

《文化》：没有宗教的“新人” 篇11

宗教是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话题,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曾经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宗教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前总统小布什在中国访问时,曾放言“美国95%以上的人口都信仰宗教”,似乎美国政治的成功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宗教的公民塑造能力之上的。宗教信仰自1980年代以来,成为美国“文化战”的重要内容,宗教提供的价值理念成为凝聚选民意志的重要工具,虽然政教分离是美国的基本立国原则,但是宗教在某种意义上越来越“政治化”。

当文化战趋向谢幕的时候,美国人的宗教观念又有怎样的变化呢?皮尤、盖洛普等重要调查机构都发现,美国人参加有组织的宗教活动的比率正在大大降低,多数美国人所谓的宗教信仰事实上是世俗宗教关怀而已。弗吉尼亚大学进步文化研究所出版的半年刊《文化》发表了“没有宗教的新一代”,讨论美国无宗教信仰的人群。文章是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文化史家克里斯托弗·麦克奈特·尼科尔斯撰写的。他指出,宣称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已经达到了人口的15%,相对于1990年的调查已经翻了一番,达到了一个空前高的比例。在美国,“没有宗教”泛指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以及人道主义者,为什么文化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国不信神的人越来越多呢?尼科尔斯指出,美国学者研究表明,在美国一直有着一种文化压力要求人们明确自己的宗教信仰,因而直到1960年代,美国的历史统计之中一直刻意低估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口。1957年首次专项调查表明,2.7%的美国人不信仰宗教,到了2008年不信教的人口已经超过了3000万。

这些不信教的美国人,主要居住在西海岸,大部分是年轻人。事实上西海岸地区的美国人,年龄段在18岁～34岁之间的,约有四分之一是不信教的,这个群体的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几大基督教会组织的人数。但是这一群体的多数人群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这个比例达到了67%。这个群体的扩大,尼科尔斯认为有三个意义,第一,新一代美国人已经不再以一种极端的观念来看宗教;第二,美国人已经不再把宗教差异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来对待了,寻找上帝的敌人不再是美国人的使命;第三,有组织的宗教异化程度越来越严重,有组织的宗教不再被人信任。总之,美国不信教的人口将继续扩大。

宗教与文化 篇12

本文以基督教为代表, 重点研究基督教建筑与其教义之间的关系, 从而去解释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基督教起源于巴勒斯坦地区, 其作为犹太人自古的领土, 从公元十世纪起开始遭受连绵不断的战火, 经历了多次战争与多个国家的轮番统治之后, 以色列王国最终被罗马帝国彻底取消, 从而变成其中的一个省。饱受战争痛苦的犹太人无力抗争事实, 于是寄希望于宗教的救赎。

在基督教发展早期, 当时的统治者认为传播统一的信仰有造反的嫌疑,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基督教只能在底层民众中秘密传播。经过几世纪基督教教义与思想的完善, 基督教开始以自下而上的方式, 逐渐渗透于权贵阶层, 同时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在公元313年, 东、西罗马帝国皇帝联合发布《米兰敕令》, 承认基督教具有合法地位, 并在公元4世纪末, 立基督教为国教。从此基督教具有了更强大的传播能力, 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逐渐成为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宗教之一。

公元六世纪, 基督教出现了第一次分裂, 东、西罗马各自出现了自己的教会首领, 经常彼此进行权利斗争与倾轧, 持续了四世纪之久。最终在公元1054年东、西部教会为神学问题发生激烈争吵, 成为双方教会彻底决裂的导火索, 自此, 西部为天主教, 东部为东正教, 两方的意识形态也逐渐发生改变, 对各自精神、文化、艺术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其中, 西罗马在原罗马帝国领地发展。公元313年, 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赦令》之前, 一直处于受到官方迫害, 而处于隐秘传教的方式。地下墓窟是公元1到3世纪, 基督教在异教罗马迫害时期的产物。由于基督教徒相信复活, 抵制火葬形式, 他们只能秘密地将基督徒 (包括殉教者) 埋藏在建筑物底下, 同时这里也成了他们祭祀和祈祷的场所。地下墓窟里杜撰的那些象征主题都被画在半圆后堂的墙壁上。主堂所绘的男女圣徒像, 排列成对, 把信徒们的目光引向装饰祭坛的那些神品中级别更高的形象。未来的大教堂即由这样的形式发展而来。

公元754年, 君士坦丁五世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会议禁止崇拜图像, 圣像破坏运动开始, 这一时期的建筑艺术发展并不显著, 相对于基督教初期以巴西立卡大厅原型,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改进:一是受拜占庭的影响, 教堂东西两端都设有半圆龛。这与早期地下墓窟的布局相似。二是以竖向双塔为特征的教堂西部结构的出现。此类教堂平面布局形式是巴西利卡, 主出入口在南北外侧的回廊上, 东西两端设置半圆室。但这种东西两侧设半圆室的做法仅仅在德国普及, 其他地区因袭已久的太阳崇拜, 大多只向东方行祭礼。

公元965年, 罗曼艺术正式开始, 教堂建筑不可避免的受到当时艺术风格的影响。经历了长达700多年的欧洲动乱岁月, 这个世界的主要任务就是, 实现圣奥古斯丁所定义的“上帝之城”。这种理想的实现, 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修道院, 二是朝圣教堂。修道院的设计以及建筑都是僧侣亲手塑造的。内部的各种雕刻, 绘画以及各种巧工也都出自于僧侣之手, 内容皆为反映当时的宗教氛围。除了修道院, 占相当比重的是“朝圣者教堂”, 它是另外一种典型的中世纪生活方式———朝圣活动的产物。

罗曼建筑发展到后期, 发展成哥特式建筑。“哥特式”本意为“野蛮的形式”, 其意义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公元三世纪, 罗马帝国军队被来自多瑙河下游的蛮族西哥特人所打败, 公元四世纪, 罗马城又被西哥特人所洗劫。由此, “哥特”便成为了野蛮的代名词, 略含贬义。但到如今, 哥特式建筑已成为中世纪基督教艺术最为伟大的成就之一, 代表了中世纪灿烂文化的发展。

哥特式建筑最早起源于法国, 而后盛行于德国、英国及意大利半岛等众多欧洲国家。虽然由罗马式建筑发展而来, 但两者之间有显著的区别。罗马式教堂以厚重的穹顶及开阔的内部结构塑造了庄严、沉稳的气质, 从而显示教会的权威;而哥特式建筑则采用高耸入云的尖顶、夸张巨大肋拱、色彩绚烂的彩色玻璃窗等形式, 来表达基督教思想中的彼岸精神与神圣精神。即中世纪基督教宣称中, 人在世的肉身必须要经历无尽的苦难, 死后才能使精神飞升到极乐天国。哥特式建筑的“飞升”构造无疑最好的体现了这一点, 凭借其华丽纤巧的艺术形态和诡谲夸张的浪漫性质内核, 对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做了独特的概述。

哥特式建筑具有其明显特征, 主要表现为十字形的平面结构、针尖型的塔楼、以透光和装饰为主要作用的墙体、立面中心位置的门道等, 而从建筑及艺术方面的意义上来讲, 哥特式建筑重要的一点是采用了交叉尖拱来支撑拱顶, 在正方形底柱上做双圆心骨架尖券, 四边和对角线上各一道, 屋面石板架在券上, 形成拱顶。尖拱、交叉拱穹隆营造了拔伸向上的视觉效果, 大规模使用垂直线与镂空技术, 使建筑更有飞腾的特点, 给人高大升天的幻觉, 更好地诠释了基督教精神思想。

哥特式教堂在采光方面着力于营造神秘的“天国之光”的感觉, 而这种理念也渗透到教堂装饰方面。少量的墙体与大量的彩色玻璃窗结合, 多为蓝色、宝石红、紫罗兰色和艳绿色.而到了哥特式建筑后期, 设计者单纯的追求教堂所代表的精神层次, 建筑一味地追求华丽纤巧, 导致了“火焰式”建筑的出现。那种极力想要升腾的、病态的意境, 以其独特的形式抒发了对人间生活苦难的控诉以及对光明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

不同于西罗马帝国渐渐走向衰亡, 东罗马帝国建都于东方黑海口上的君士坦丁堡, 这一政权延续了近千年之久。因其地处于两河流域, 且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民族融合的特点, 拜占庭帝国的经济、政治、宗教、艺术等方面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体系, 孕育出新的文化。在建筑艺术方面, 拜占庭建筑融合了古罗马与波斯建筑的风格, 且出于在帝国的强盛时期为统治者建造歌功颂德的纪念物的普遍心理, 人们开始兴建富丽的集中式教堂。由此, 集中式教堂可以看作是拜占庭建筑艺术的典型代表。

其中, 公元537年由君士坦丁大帝的继任者弗拉基米尔一世时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作为东正教最中心的教堂以及进行重大国家仪式的场所, 从多个方面展现出早期拜占庭帝国的兴盛。与大多数拜占庭建筑一样, 圣索菲亚大教堂建筑风格多受到古罗马、古希腊风格的影响, 采用希腊式十字架造型, 突出中央穹隆, 且以拱帆与穹顶相结合的方式, 构造了复杂的拱券承重模式。内部空间结构实现了统一与多变的结合, 中部主体区域与南北侧区域相互独立。装饰方面则使用大量玻璃马赛克艺术与石雕艺术结合的方式, 多运用彩色大理石贴面, 白、绿、红、黑组成图案, 使教堂内部显得富丽堂皇, 与外部朴实的黑白相间条带造型形成对比。圣索菲亚大教堂几乎囊括了拜占庭集中式教堂的主要特点, 成为当时期建筑风格的最重要表现之一。

拜占庭建筑在内部空间的装饰填充上, 没有被固有的材料所束缚, 而是在已有材料的基础上, 追求建筑风格与材料的相统一, 挖掘材料的潜力, 从而达到协调。其中尤其重要的马赛克镶嵌工艺起源于希腊, 流行于地中海区域。之后流传到拜占庭帝国,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教堂内部对于富丽程度的需求, 形成绚烂的色彩效果, 多用于墙面、立柱、顶部以及拱券上进行装饰。但因集中式教堂装饰追求大面积的色彩统一, 且马赛克艺术多立足于平面绘制, 而缺乏空间上层次深度的表现, 所以在构图上缺乏生动性。而伴随着帝国文明的发展和受到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影响, 图形表现也接受了新文明的影响, 并运用于建筑上。

公元1453年, 拜占庭帝国陷落, 奥斯曼土耳其在同一片土地上兴起, 从此拜占庭基督教教堂添加上了伊斯兰元素, 教堂内部粉刷大量白色, 加入了伊斯兰教图案与文字, 大大削弱了基督教色彩。此后, 拜占庭文化主要在俄罗斯继续存在, 东欧建筑虽然没有了大型穹顶, 但改良成了多而小的圆形穹顶, 也是对拜占庭式建筑艺术的传承的表现。

可见, 宗教文化对于建筑空间与建筑形式的影响有着极大影响。同样, 建筑也作为宗教文化传播的载体, 起着对宗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作用。二者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 使宗教建筑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璀璨明珠。

摘要：文化之于建筑犹如人类之于历史。而推动文化前进的基本动力在于宗教。以基督教为例, 探究东、西罗马各自宗教建筑随着历史文化发展而有的不同的建筑形式。分析其宗教文化对于建筑空间与建筑形式的影响。

关键词：建筑空间,宗教文化,基督教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