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宗教文化之相通

中西方宗教文化之相通（精选7篇）

中西方宗教文化之相通 篇1

摘要：人格的形成不仅源自遗传因素, 还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中西方文化中对价值追求和伦理取向有着明显的差异性, 所以也就形成了中西方人们在人格上的差异。西方文化引导人们要注重自我, 而东方文化则强调人们要注重社会上的人际关系。随着世界一体化的进程的不断加速, 中西方在文化上已经开始相互渗透, 但中西方人格的整合却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就针对中西方文化对人格的形成的背景下, 如何在两种文化之间获取平衡, 对中西方人格进行更好的塑造做一个简单的陈述。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人格,差异性

如果从中西方的文化起源开始追溯, 通过宏观而理性的比较会看到, 中西方在各种文化现象、形态和成果上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中国一直是以大的群体文化作为依托, 强调人在社会上的人际交往关系, 也就是中庸之道所主张的“他律性人格”, 对待重大事情都不做出明确选择, 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既明哲保身也不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西方人则注重自我的内心感受, 对新鲜的事物都会充满好奇, 是典型的行动派。

一、文化与人格的辩证关系

1. 中西主体内涵不同。一直以来, 自我都是人格主体的主要部分, 而对自我的阐述也存在区分, 即:内在自我、人际自我、社会自我。中国长期以来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 甚至到现在还有许多伦理道德观依旧被人们保留和接受。中国人在集体社会中都会将人际自我放在首位, 在对自我人格塑造时, 注重考虑别人对自己的设计, 看重共性多于对个性的发展。因此, 价值观中的“仁”要远远大于“私”。而西方社会则恰恰与之相反, 内在自我是每个人人格的核心部分, 尊重个人的个性发展, 很少受到外界因素干扰, 内在的自我成为支配人际自我和社会自我的关键因素。

2. 形成性格特征的动力不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西方之所以会存在性格特征上的差异, 就在于其文化起源的发展动力上的区别。也就土地和海洋文化的区别。中国是在陆地上发展壮大起来, 一切文化都深深植根在大地之中。在传统的社会中, 中国人民就存在着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 因为肥沃的土地为人民满足了人们一切的需求, 农业尤为发达。但正是由于这种农业经济的制约, 在天灾往往无能为力, 只能任其发展。这也就是中国人身上所普遍存在“宿命思想”和巨大的坚韧性的来源。如果说, 中国是“大地宠儿”, 那么, 西方国家则是海洋“骄子”。在海洋中求得生存, 就必须要与海洋进行“搏斗”, 要具备强健的体魄、敢于冒险探索的精神和强大的意志力。于是, 在西方人的多次探索之中, 证明了地球是园的, 并不是中国人口中的“方”的。

3. 人格差异的外化。人格对于每个人的外在行为都存在驱动性, 它决定了着人所追求的事物, 也影响着人的价值体系的建立。以“仁义”为主导的和谐中庸社会价值观, 在中国已经存在数千年了, 所以中国人对事情的判断并不全在于对事实陈述, 情理道德也对人存在着影响, 处处充满“人情味”是中国人在遇事处理上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法律就是中国人格最明显的外化, 在利用法律处理事情时, 证据不一定能决定案件的走向, 人心的价值判断才是最重要的依据。而西方则是“冷血”的, 西方人关注事实, 注重真理。其行为准则不受他人影响, 充分表达自己的期望, 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这样以“内在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也存在很大的弊端, 西方许多的校园流血案件的起因正是因为犯罪者标新立异, 好走极端的人格。此外, 在发明创造中也能充分体现中西方人的差异。中国人注重发明创造在生活中的使用价值, 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等, 表现出中国人保守的人格特征;而西方的发明创造在于追求独特, 这样的行为则说明了西方人对个性上的追求。

二、文化融合下的中西方人格整合

1. 正确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共性和差异性。随着世界对孔子文化的推崇, 中国的儒家文化在世界各地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西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价值观念也或多或少地发生了改变。这样的一种文化整合现象, 让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中西方文化差异性的整合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正因为存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 所以才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进行有效的整合, 取长补短, 从而更好地对中西方人格的差异进行整合。

人格本土化的提出主要是鉴于西方人格研究理论的术语中, 存在与中国人民的观念的明显的不相容的结论。所以人格研究本土化要求中国对人格的研究要基于中国的实际, 针对中国人所特有的心理和行为进行探究。也就是说在人类所具有的人格共性中, 根据中国的传统、历史等因素发现中国人自身人格中所具有的个性, 并以中国人的习惯对这些人格进行分析解释。对中西方人格的整合, 是基于对中西方文化整合的基础之上的, 是对“土地”和“海洋”人格中的优点的整合, 为健康健全的人格树立更好的标准模板。

由此可以看出, 中西方人格上的差异是蕴含在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中的。但也正因为这样差异性的存在, 才形成了两者文化和精神上的互补。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性, 所以中国人格注重“人际自我”, 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价值观, 所以西方人格注重“内心自我”;中国人求实用, 西方人重创新……两者之间都存在着优缺点, 所以对中西方文化差异性的整合就显得十分的有意义, 不仅会对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有促进功用, 还有利于加快对中西方人格上的整合。

参考文献

[1]郭凤志.人性:社会塑造与主体选择的统一[J].东北师大学报, 2001, (6) .

[2]胡海波, 魏书胜.从“和合”文化传统到“和谐社会”理想[J].社会科学战线, 2005, (5) .

中西“文化工业”之发展路径研究 篇2

同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瓦尔特·本雅明对文化工业持肯定态度, 他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 复制技术使“艺术品从少数人垄断和欣赏中解放出来, 为大多数人所共享, 给文化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3], 实现了艺术的普及与大众化。

本雅明同时从对技术的赞美和技术的批判两个角度对技术理性观进行阐述, 但对技术进步表现出了较多的乐观主义。本雅明主要以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所产生的电影来表达他的技术理性观。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技术理性基本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他们认为在被技术理性统治的世界中会导致人们在各个方面的全面的异化。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 对现代工业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认为技术的发展将人们笼罩在一种新式的“极权主义”统治下, 并且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里的批判意识已消失殆尽, 人们成了一味接受和肯定现有秩序、丝毫不懂反抗的“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在《交往与社会进化》和《合法化危机》中, 通过揭示生产力发展价值的有限性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而展开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他认为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无限扩张代替了交往的理性, 成为控制人的力量,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使人陷入到异化、物化状态中。

尽管法兰克福学派内部之间观点相左, 但却引发了持续几十年关于大众文化的论争。20世纪三四十年代, 阿多诺的批判性态度占据上风, 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 本雅明的观点开始成为中心。法兰克福学派开创了文化产业研究的先河, 对文化产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是“难以绕过的理论高峰”[4]。即使在大众文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壮大的今天,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的理论批判, 仍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他们提出的许多关于大众文化方面的问题, 比如人的物欲享受与意义世界的对立, 不但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而且变得越来越严重。如何让大众从大众文化产品中摆脱出来, 既享受大众文化产品所带来的精神欢愉, 又不当其奴隶受其左右, 仍然是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继法兰克福学派之后, 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对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进行了一些基础的理论研究, 被称为伯明翰学派, 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雷蒙·威廉姆斯、斯图尔特·豪尔、约翰·费斯克等。伯明翰学派以严肃的方式对待大众文化, 同时也坚持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角度, 强调文化主体与文化生产在当代社会中的决定作用。对贬损、混淆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进行了分析。对其在意识形态、社会和市场方面所起的正反作用, 给予客观评价。

以传媒批评著称的美国学者约翰·费斯克对文化产业进行了经济学研究, 系统阐述了文化的生产、消费及其价值实现和文化产业的基本特征[5]。从费斯克开始, 越来越多的文化产业研究者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了文化 (或产品) 及其产业化的双重属性上。布尔迪厄在20世纪末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 他认为资本有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其中, 文化资本有具体形式、客观形式和体制形式三种存在样态[6]。文化资本介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 并以显性和隐性两种方式向其它两者转化:文化资本的显性作用可以直接通过教育、出版、销售转化为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的隐性作用可以通过知识和培训转化为社会资本, 构建以信任、规范、互动为基础的良好投资环境。戴·思罗斯比则将文化资本视为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并列的第四种资本, 是以财富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 是文化产业承继和发展的源头活水[7]。

在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发展历程中, 由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激烈批判, 到伯明翰学派的宽容, 再到后来对文化产业的理解和认同, 其态度越来越温和、平实。相对于从西方对文化工业的研究来说, 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一直以来, 政府与学界一直只注重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 强调文化的政治功能与审美功能, 对文化的产业功能属性既不重视, 也缺乏研究。文化部门被视为只能由政府来投资和管理的事业单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党提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启动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成长壮大, 向市场经济转轨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性选择。1992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加快和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 将广播电视、文化艺术正式列为第三产业。第一篇探讨大众文化运行机制以及生产、流通和消费等问题的学术文章在1991年出现于《上海文论》关于“大众文艺”的系列文章中。其后, 从文化产业角度探讨大众文化的文章开始出现。1997年, 以《读书》第2期杂志发表一系列关于大众文化的文章为标志, 文化界掀起讨论大众文化的高潮, 形成了支持、赞扬与批判、否定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这种学术论争表明了大众文化所具有的生命力。到20世纪90年代末, 大众文化的地位得到普遍承认, 文化产业获得了理论上的主导性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加入WTO, 逐步进入到国家政策层面。2000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国家“十五”规划的建议中, 首次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从而将文化产业发展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中, 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标志着文化产业的正式合法化。此后, 中国文化产业理论开始进入应用研究阶段, 包括宏观层面的文化产业研究、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具体文化产业行业的发展研究以及加入WTO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研究等。一是对文化产业概念、性质与发展规律的探讨。

对文化产业性质的理解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将文化产业的性质重心放在文化上, 强调文化内容在文化产业的核心地位, 强调文化产业的文化属性。另一种观点将文化产业的性质重心放在产业上, 强调文化产业作为一个独立经济门类的产业属性, 强调产业化和市场化手段和运营。二是对文化产业进行宏观层面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中国的文化产业迎来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很多学者开始从宏观层面对文化产业的理论缘起、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等进行比较全面的介绍和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 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 自2002年起每年发布“中国文化产业年度报告”, 试图全面反映年度文化产业的总体发展情况。[8]2002年, 中共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把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作为两个概念区分开来, 并把文化产业定性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2004年4月1日, 国家统计局以“国统字[2004]24号”文印发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该分类将文化及相关产业的概念界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 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2009年7月22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09年9月26日, 国务院正式发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后, 国务院确定的第11个产业振兴规划。作为我国新型产业——文化产业, 建国以来首次被列入了国家重点扶植发展的战略产业之中。

摘要：西方文化产业理论诞生于法兰克福学派。1947年, “文化工业”这个术语是在《启蒙辩证法》这本书中首先使用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 专门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整章篇幅对文化工业进行了批判。他们从艺术和哲学价值评判的双重视角对“文化工业”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进而对文化工业进行了全面否定。

关键词：文化工业,法兰克福学派,发展路径

注释

1[1]陈玉霞:《“机械复制艺术”与“文化工业”---本雅明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之比较研究》《理论研究》, 2010年第3期。

2[2][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 重庆出版社, 1990年版, 第117页。

3[3][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浙江摄影出版社, 1993年版, 第17页。

4[4]于文秀:《“文化研究”思潮导论》, 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第161页。

5[5][美]约翰·费斯克著, 王晓钰、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版,

6[6]薛晓源等:《文化资本、文化产品与文化制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4年第1期。

7[7][澳大利亚]戴维·思罗斯比:《什么是文化资本》,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4年第1期。

中西酒文化之浪漫比较 篇3

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 在各种交际场合, 酒成了不可或缺的媒介, 正所谓“无酒不成席”, 其目的主要是消融国际界限、促进跨文化交流, 但各种酒文化和习惯的差异往往使得这种交流适得其反,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的交际的目的。其原因主要在于对于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下的群体, 所采用的方式或者习惯的不同而造成的。中国人一向主张“人造酒说”, 而西方则普遍认为酒是由神创造的。而这种观念上的差异也造成了对酒的不同态度, 形成了不同的酒文化风格。在酒文化的核心上, 中国人把酒当做工具, 意不在酒。受道家思想的长期影响, 许多中国人认为, 酒是一种特殊的工具或媒介。饮酒在于解忧愁、催生欢乐, 激发灵感、创造趣味和美, 但中国人很少注重酒本身, 缺少对美酒进行科学而系统的理性分析和品评、鉴别, 更在意的是使用它以后产生的美妙作用, 在于“味外之味”;西方人把酒看作艺术品, 意就在酒, 在酒的“味内之味”。在中国人看来, 酒的发明是用来为人服务的, 酒在欢乐时助兴, 在忧愁时浇愁, 神医华佗更用它作麻醉剂替人疗伤。因此, 中国人饮酒只求尽兴, 而西方人更多为怡情。

另一方面, 由于中西方思维模式的不同, 对酒的饮用也存在着不同的方式。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感性直觉思维, 因而中国人大多采用主观性思维模式, 对事物的认识往往是感性的层面, 以人的思想和感受为主, 即“以人为本”。在中国人看来, 酒的发明是用来为人服务的。再看饮酒地点, 你能在酒馆里旸饮, 也可在家中小酌全凭各人选择。而对于装酒的器皿, 也没有特殊的规定, 酒壶便于携带, 酒缸储存方便。而是采用普通的碟盘杯盏, 还是做工精致, 材质稀罕的昂贵酒具, 往往依循饮酒人的身份地位、关系情谊而定。而西方人喝酒有其特有的规矩和套路, 这是由于西方思维注重科学、理性, 趋向于探索自然和物质, 发现且尊重事物的本质, 是一种“以物为本”的理性思维。他们重视不同酒自身的不同特点, 充分尊重酒的性质和味道, 力求将各种酒不同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通常西方人都会去酒吧喝酒, 酒吧有特定的布局, 特制的柜台、凳子、酒柜。酒吧侍者也有一套特定的规范化的服务操作, 示瓶、开瓶、溜杯、温烫、滗酒、斟酒, 以及宴会上各种酒具的摆设, 都有严格规定, 程序之复杂倒与中国的茶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西方人饮酒体现的是对葡萄酒自身特质的尊重, 而对于酒具的选择上, 也是围绕着如何让饮者充分享受品味酒来选择的。让香气汇聚杯口的郁金香型高脚杯、让酒充分舒展的滗酒器、乃至为葡萄酒温度而专门设计的温度计, 形形色色的玻璃杯等等。如果没有一副好的相框, 再美的画也将黯然失色。当你品味一款葡萄酒时, 倘若没有合适的酒杯, 酒的魅力也会大打折扣。这也就是为什么葡萄酒爱好者越来越喜欢收藏各式各样的精致酒杯的原因所在。

中国酒文化最独特之处是与浪漫主义结合。浪漫主义, 是从法语Romantic一词演变而来, 意思是“幻想的”、“传奇般的”, 其最大特点是主观性强, 突出“个人”和“自我意识”。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 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 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因此, 浪漫主义与酒文化在强调“主观性”和“个人意识”上是相通的。这种本质共性将二者自然而紧密地结合起来。

传统文化中, 酒文化就含有罗曼蒂克色彩。在我国的诗歌中, 到处都可以看到酒的影子, 到处都可以闻到酒的醇香。自古以来诗酒同风众所周知。在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 就有不少以酒为主题的篇章, 如其中提出的"醉酒饱德"观点, 认为君子当醉而不失态, 当醉而不损德, 这可谓我国酒文化的起源。中国古代历史上许多诗人以酒作诗, 以诗歌酒, 其代表人物当推"斗酒诗百篇"的李白, 他素有“酒星魂”、“酒圣”、“酒仙”之称。在李白的诗集中, 就发现他生活酒诗同乐的情趣。譬如:“看花饮美酒, 听鸟鸣晴川”、“且就洞庭赊月色, 将船买酒白云边”。等等。真可谓诗酒风流, 难怪郭沫若言:“李白真可以说是生于酒而死于酒”。的确, 李白的死极富浪漫情调:他醉后到采石矾的江中捉月亮落水而溺死。有人作了如此的假设;如果没有酒, 陶渊明不能安享田园之乐, 李牧文章不会上天入地……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她的名篇中也有不少带“酒味”的佳品。例如:早期的《如梦令》、《醉花阴》等词中有“常记溪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 “昨夜雨疏风骤, 浓睡不消残酒”, 显示一个封建贵族闺秀休闲、风雅、多愁善感的生活的品饮。

纵观我国历史, 不善饮酒之民族必定缺乏浪漫气质, 尤其在文学、音乐、美术等艺术领域, 没有美酒助兴, 艺术领域绝不可能出现如此百卉千葩的繁荣兴盛景象。

摘要：本文通过对酒文化概念解读, 从不同层面对中西方酒文化进行比较, 进而找出中国酒文化在发展过程的独特之处, 即酒与浪漫主义结合时产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酒文化,浪漫主义,文学

参考文献

[1]杨乃济.中西酒文化比较[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1994, (04)

[2]巩玉丽.酒仙气质与酒神精神——中西方酒文化比较[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8, (02)

[3]胡泽刚.中西方文学中酒的比较研究[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04) .

[4]宋薇笳.古代的酒、酒器与酒文化——酒文化漫叙之一[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8, (S1)

中西歌剧文化艺术差异之探究 篇4

关键词：歌剧,文化,艺术,审美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存在于本民族最深层的根基里, 是与民族俱生的。文化形成不同艺术之间最具根性的差异。[1] (p78)

从艺术生成来看, 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理念, 即中西方所依托的古典哲学思想和深厚文化背景差异, 促成了中西歌剧产生与发展过程的不同。中西方歌剧艺术正是凭借不同的文化色彩及其自成一体的性格色彩使自己长期鼎峙于世界剧坛上。

一、西方歌剧的产生与发展

(一) 西方歌剧产生的文化背景

1、哲学基础:

西方歌剧以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为哲学基础, 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指导下, 西方歌剧的表演形式向真实的方向发展, 除了在话语模式和音乐模式上具有虚拟性和夸张性之外, 在舞台设计、戏剧动作及服装道具上都具有鲜明的写实性、再现性, 从而逐渐形成了西方歌剧在各个层面上都达到真实的审美取向。

2、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任何上层建筑都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意大利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最早萌芽地, 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了文艺复兴的兴起, 同时孕育出佛罗伦萨人崭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凭借其先天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和地缘特征成为文艺复兴的摇篮, 并最终成为歌剧的诞生地。

3、文化基础:

文艺复兴时期, 意大利在文化上是开放型的, 人们传播和吸收各种知识, 尤其是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这时期的音乐艺术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经过中世纪教会音乐与声乐艺术对人性的压抑, 它开始力求摆脱神学的束缚, 不再以歌颂上帝为己任, 恢复古希腊综合性的完美艺术, 歌颂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 成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的人文主义理想。在佛罗伦萨市, 人们把文化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享受看作高于一切, 佛罗伦萨艺术集团便是在这种环境下出现的。[2] (p21)

(二) 西方歌剧艺术的发展

西方歌剧是一种通过外部客观世界表达内部主观世界的歌剧艺术创作, 是与再现性、模仿性的西方文化精神一脉相承的。[3] (p24) 西方美学和艺术体系长时期以来以再现论和再现性艺术占主导地位, 再现论艺术观强调艺术对自然的模仿, 强调艺术形象与其所反映的客观对象的自然形态的逼真性。[4] (p9) 从欧洲声乐发展史来看, 西方歌剧的发展是围绕音乐 (包括器乐与声乐) 这一主体中心而发展开来的, 歌剧音乐建立在机械本体技术结构之上, 注重音乐与科学性的统一, 理性和书面逻辑的外显。因而, 音乐的创作与声音的创造在歌剧艺术中曾一度是至高无上的。对此, 我们可以从西方歌剧的发展概况作一了解:

1600年, 佛罗伦萨集团成员佩里和卡契尼根据里努奇尼的剧本写了一部《尤里狄茜》, 这成为西方音乐史上第一部歌剧。该剧取材于希腊神话, 歌颂了爱情和艺术的力量, 以悲剧性地永远失去尤里狄茜为结局, 该剧通过神话英雄的故事, 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追求自由和人性解放的情感与力量。

在十七世纪末, 随着歌剧的迅速发展, 人们不再满足于宣叙调的平淡, 于是更富于歌唱性、长于抒发感情的咏叹调便应运而生。歌剧咏叹调的篇幅较大, 形式完整, 使得作曲家们英雄有用武之地, 使得演员有了自由驰骋的空间, 他们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表现高难度的演唱技巧。因此, 几乎所有著名的歌剧作品, 都与主角那脍炙人口的咏叹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为了使音乐与戏剧相结合, 加强艺术作品的感染力, 产生更充分地表现悲剧性戏剧内容的美学要求, 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艺术家沙龙在前人演唱经验的基础上, 开创了美声唱法。歌剧美声唱法也存在过唯声音论的危害, 它曾改变古典主义美学的声乐理想, 过分关注了声乐对象性、机械性的音响效果, 轻视歌剧曲式与诗词歌唱、音乐形式与内容的密切结合。如:音乐大师亨得尔就曾经在阉人歌手顶盛时期, 奋力主张歌声服从音乐, 音乐表现剧本, 并征服了著名阉人歌唱家法里奈利和听众。[5] (p43)

格鲁克和莫扎特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了歌剧改革。格鲁克主张以古典式的质朴和音乐与语言戏剧紧密联系的手法, 用“一切艺术作品应具有的质朴、真实和自然的伟大美学原则”, 改革当时阉人歌手因炫耀歌唱技巧而显得浮夸成风的歌剧风气。莫扎特认为:“在歌剧中, 诗歌应当是音乐顺从的女儿。”他指出用歌剧的形式表现现实的人生, 用音乐手段刻画人物的心理特征, 展示戏剧发展的过程的重要性。

随着19世纪欧洲各种文艺思潮的出现与影响, 西方歌剧产生了多种乐派, 并表现出多种多样的艺术特点, 如:在欧洲启蒙运动进步思潮熏陶下产生的古典歌剧乐派, 音乐讲究端庄、典雅、感情细腻;受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而产生的浪漫主义歌剧乐派, 音乐讲究含蓄、幽默活泼夸张;伴随着许多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风起云涌, 形成的欧洲民族歌剧乐派, 音乐铿锵有力、慷慨激昂, 富有爱国主义英雄气概的精神, 等等。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 19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出现了“美声学派新时期”, 以及为这一时期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罗西尼、贝里尼、多尼采蒂。阉人歌手已经失去宠爱后, 他们对正常人演唱技术要求精益求精, 反过来歌唱技术又促使歌剧创作的旋律越发华丽雄伟, 歌剧音乐中无论是声乐还是器乐形式, 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与重视。因此, 人们常把他们称为意大利“美声学派新时期”的“三巨头”。

19世纪下半叶, 围绕着歌剧中音乐形式与内容、声乐演唱与器乐伴奏的关系问题, 威尔第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歌剧以表现人性和人的感情为主。歌声的旋律是歌剧中最主要的戏剧表现因素, 乐队伴奏只是起渲染气氛和拱托人物和演唱的辅助作用。后期, 随着威尔第的歌剧转向描写爱国主义英雄气概的题材, 为了更为详尽的表现这样的剧情内容, 他要求歌唱者的声音具有铿锵有力、慷慨激昂和更富有男子气概的威力.于是逐渐发展出了华丽、激昂的“辉煌唱法”。这类歌剧表演中, 对歌唱者的演唱技术提出了极大挑战, 歌唱者的声音效果仍受到极大的重视。

19世纪下半叶, 瓦格纳的歌剧十分注重对歌唱部分的改造, 他创造了一种旋律化的宣叙调, 把歌唱变成一种富于表现力的抒情性的说话。由于歌剧规模宏大, 结构严谨、完整, 音乐与戏剧、诗词配合紧密, 因之又被称为“乐剧”。后期, 瓦格纳充分运用主导动机的写作手法, 扩大了管弦乐队的编制, 使其表现力更为丰富, 有人称它为“铜管乐与打击乐的橱窗”。演唱者要想唱好作品, 不仅需要有高超的歌唱技巧, 同时必须达到与管弦乐队伴奏相抗衡的声音气势。

综上, 西方歌剧是一种建立在音乐基础上的艺术形式。歌剧中的戏剧、诗歌、舞台表演、器乐演奏等形式因素, 都必须统领在声乐与器乐组成的“音乐”这一主体形式之中。

二、中国歌剧的产生与发展

(一) 中国歌剧产生的文化背景

1、哲学基础:

源于古东方精神的世界浑朴而静观, 中国哲学讲求“乐天合一”、“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状态, 其思维方式带有神秘的直觉性、感悟性、意向性。不需要用西方音乐理论那种“知性”的方法理解。[6] (p203) 与此一致, 中国歌剧总体上倾向于表现性:它是一种通过内部主观世界间接或曲折地表达外部客观世界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创作, 是表现性的中国文化精神的鲜明体现。[3]

2、经济与文化基础:

中国长期处于漫长的封建社会, 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与处于内陆的地理环境, 造就了中国人封闭性、僵化保守性的性格特征, 即:思维方式趋于求同、排异, 而非进取、创新;审美趣味追求自娱性、写意性。东方人的稳定性、循环性成为中国文化的特征。因此, 歌剧的萌芽——载歌载舞的秧歌出现伊始, 并不是诸如西方艺术为着人类渴望自由, 追求人性的解脱, 而多是助兴式或自娱自乐的群众表演, 而且多在喜庆节日举行。随着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 人们开始接触与借鉴西方的歌剧艺术,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过程中, 人们已将对秧歌的改革用之革命宣传, 由此,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歌剧艺术的最终形成与发展。

(二) 中国歌剧艺术的发展:

中国歌剧可追溯于古代社会的秧歌舞蹈。如, 历史悠久的陕北秧歌, 其舞蹈动作“扭”、“摆”、“走”等出自对自然的生活化的走步动作的提炼。每个表演者可在基本鼓乐节奏及歌唱中, 即兴的扭、摆、走, 通过个人及群体动作充分表达感受和情感, 通过肢体语言取得相互之间的交流, 所有秧歌形式都具有人际、村际、亲情关系的联系, 极富于人文精神。从文化的整体作用上来看, 秧歌有着群体情感思想聚集的重要的社会学意义。[8] (213) 秧歌舞蹈堪称中国歌剧的萌芽形式。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 文艺界开始提倡新文学, 反对旧文学, 并开始了戏剧改革运动。这一时期, 最早从事中国歌剧创作, 并在这一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是中国现代著名作曲家黎锦晖。他的儿童歌舞剧作品已具备了中国歌剧的雏形:作品以唱段和音乐刻画形象, 烘托主题, 程度不同地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精神, 同时, 在审美取向上注重了民族化、大众化的审美心态和美学追求。

30年代初期, 左翼文艺运动兴起, 这一时期的歌剧代表人物有聂耳和田汉, 他们的歌剧题材贴近劳动人民的生活, 以反映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为主, 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但严格说来, 此时的歌剧并不完善, 属于“话剧夹唱”类型, 缺乏融音乐、戏剧、诗歌、舞蹈及美术于一体的整体美。

四十年代以前, 陕北曾改编、演出秧歌剧《十二把镰刀》, 尝试对秧歌进行改革以用之革命宣传。1943年春节,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组织秧歌队进行盛大的秧歌演出。秧歌通过工农兵等新时代的人物形象及其穿插的其他表演形式, 生动反映了边区的新生活, 受到了群众热烈欢迎。其间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 轰动了全延安, 并由此兴起了蓬勃的秧歌运动。秧歌剧的产生发展, 不仅在传统的民歌歌舞演出场合及其表演功能方面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而且秧歌剧的音乐及表现形式的多样化探索, 为在秧歌剧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发展的新歌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9] (p124) 但此时的秧歌剧在音乐表现上, 还较多停留在直接采用或对民间音乐稍加改编的水平上, 因而仍属于传统音乐文化的范畴。

1946年,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了新歌剧——《白毛女》, 成为具有我国民族风格的“新歌剧”成型的奠基石。它作为一种立足于民族民间音乐, 又汲取、融合了外来音乐手段的独创性综合艺术形式, 既是“五四”时期儿童歌舞剧、30年代“话剧夹唱”及当时“秧歌剧”的继承与发展, 也是以后民族新歌剧的一个新的起点。该剧创作和演出的成功, 标志着中国歌剧民族风格的形成, 也标志着中国歌剧在艺术上达到相当高的水准。[9] (p160)

三、结语

歌剧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 它迷人的剧情、动人的音乐、感人的唱段, 已经向人们展现出无限的艺术魅力, 同时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综合艺术形式, 歌剧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的缩影。随着当前全球一体化, 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寻找歌剧在文化上的融通与差异, 对于研究和了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域间的文化形态、艺术观念、审美价值取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张俊.中国戏曲与西方歌剧的文化比较.戏剧文学.2007年10期p78

[2]徐李虹.论意大利歌剧诞生的背景.吉林艺术学院学报学术经纬.2006年第4期.p21

[3][7]王群英.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戏曲与欧洲歌剧.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季刊) 2005年6月第24卷第2期.p24

[4]钱苑等.歌剧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p9、p24

[5]李泉.中国声乐教育的回顾与展望——是技术, 还是文化?中国音乐.1999年03期.p43

[6]管建华.中国音乐审美的文化视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p203

[8]管建华.中国音乐审美的文化视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p213

从英美谚语看中西文化之通性 篇5

由董亚芬主编的《大学英语精读》中有一篇关于亲情的文章, 其中有一句话为:“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意为“血浓于水”。 当学到这句话时, 很多同学都感慨:原来西方也有这样的表达啊。 是的, 在外语教学中, 我们常常强调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却在细节中没有注意到, 尽管文化有很大差异, 但一些基本的价值观东西方是一致的。 以下就从几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一、关于教育

1.中文的 “不打不成才”对应英文的:Spare the rod and spoil the child. (省了棒子, 惯了孩子。 )

2.中文的 “有其父必有其子”对应英文的:Like father, like son.

二、关于友情

1.中文的“患难之交”对应英文的: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患难见真情。 )

2. 中文的 “ 酒肉朋友” 对应英文的: A fair-weather friend (好天气下的朋友。 )

3.中文的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对应英文的: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同类鸟聚。 )

4.中文的 “ 忠言逆耳利于行” 对应英文的:Advice is like medicine;the better it is, the nastier to take.

三、关于爱情

1. 中文的 “ 爱屋及乌” 对应英文的:Love me, love my dog. (爱我就要爱我的小狗。 )

2.中文的 “情人眼里出西施”对应英文的:Love is blind. (爱是盲目的。 )

3. 中文的 “ 有情人终成眷属” 对应英文的:Every Jack has his Jill. (人人都有另一半。 )

四、关于家庭

1. 中文的 “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对应英文的:East or west, home is best. (不管哪, 家最好。 )

五、关于金钱

1.中文的 “有钱能使鬼推磨”对应英文的:Money talks. (钱有发言权;钱老大。 )

2. 中文的 “ 钱是万能的” 对应英文的:Money is everything. (钱就是一切。 )

3.中文的 “金钱是万恶之源”对应英文的: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

六、关于成功

1. 中文的 “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 对应英文的:All roads lead to Rome. (条条大路通罗马。 )

2. 中文的 “ 梅花香自苦寒来”、 “ 铁棒磨针” 对应英文的:Rome wasn’t build in one day. (罗马城非一日建成。 )

3. 中文的 “ 滴水穿石” 对应英文的:Drops of water outwear the stone.

4.中文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对应英文的:Failur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

5.中文的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对应英文的:Well begun is half done.

6. 中文的 “ 欲速则不达” 对应英文的:More haste, less speed.

7. 中文的 “ 功夫不负有心人” 对应英文的:Nothing is im-possible to a willing heart.

七、关于学习

1. 中文的 “ 活到老, 学到老。 ” 对应英文的: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学习从来都不嫌晚。 )

2.中文的 “知识就是力量”对应英文的:Knowledge is power.

3.中文的 “循序渐进”对应英文的:You must learn to crawl before you walk. (先学爬, 再学走。 ) .

4.中文的 “熟能生巧” 对应英文的:Practice makes perfect.

5.中文的 “班门弄斧”对应英文的:Never teach fish to swim. (不要教鱼游泳。 )

八、关于时间

1.中文的 “一寸光阴一寸金”对应英文的:Time is money.

2. 中文的 “ 时不待我” 对应英文的: Time and tide wait for no man.

3.中文的 “光阴似箭”对应英文的:Time flies.

4. 中文的 “ 寸金难买寸光阴” 对应英文的:An inch of gold will not buy an inch of time.

九、关于美德

1. 中文的 “ 少说多做” 对应英文的: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行动胜过言语。 )

2.中文的 “诚实守信”对应英文的: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诚实是上策。 )

3. 中文的 “ 勤能补拙” 对应英文的: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

4.中文的 “骄傲使人退步”对应英文的:pride goes before a fall. (傲必败。 ) .

十、关于后悔

1.中文的 “亡羊补牢, 为时已晚。 ”对应英文的:It’s too late to lock the stable door when the horse is stolen. (失马锁门, 为时已晚。 )

2.中文的 “覆水难收” 对应英文的:Don’t cry over the spilt milk. (不要为洒在地上的牛奶而哭泣。 )

3. 中文的 “ 一言既出, 驷马难追。 ” 对应英文的:A word spoken is past recalling.

4.中文的“少年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对应英文的:Reckless youth makes rueful age.

十一、关于生命、健康

1.中文的“健康是福”对应英文的:Health is great riches. (健康是巨大的财富。)

2.中文的“萝卜青菜保平安”对应英文的:An apple a day keep a doctor away. (一天一个苹果, 医生远离我。)

3.中文的“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对应英文的:While there is life, there is hope. (有生命, 就有希望。)

结语

以上从英美谚语中对比、分析了中西文化之共通性可以看出, 尽管文化截然不同, 但在人类共同追求的真、善、美面前, 不管东西南北, 人类有着不约而同的共通性。全世界的语言有很多种, 但令人称奇的是, 所有语言中“妈妈”、“爸爸 (爹地) ”的发音是一样的。如:英文的“mom”和“dad”;俄语的“mama”和“papa”;法语的“mamma”和“papa”等, 这一有趣的现象往往不被人注意。其实, 在承认文化差异无处不在的同时, 我们也应注意到不同文化中熠熠生辉的共同点, 它们是人性的闪光点, 值得关注。当学习者有了这些细小的发现后, 就会对原本枯燥的语言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 会更加热爱自己的文化, 也会对世界文化感兴趣, 进而会产生文化传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恰是语言学习的目的之一。

摘要：中西方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 但就人类共通的真善美而言, 不同文化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本文就从这一角度出发, 以常见英美谚语为例, 从各个层面对比分析中西文化之共通性, 指出在关注文化差异的同时, 也应更加关注文化的共通性, 这样才能使外语教学更有意义。

关键词：谚语,文化通性,外语教学

参考文献

[1]董亚芬.大学英语精读.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以权力差距之尺度中西文化差异 篇6

霍夫斯泰德是荷兰马斯特里赫特林堡大学的组织人类学和国际管理学教授, 还是该大学多文化合作研究所的创始人和第一任院长。他于1980年提出的“文化四维度模式”及其在跨文化领域的应用为从事跨文化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引起了文化学的一场革命, 并在理论界流行了一种新的范式, 其实践应用已波及全世界80多个国家。[1]

霍夫斯泰德认为, 权力差距 (P o w e r Distance) 可以这样来界定:一个国家的组织和机构中, 权力较小的人期望和接受权力分布不平等的程度。[2]可见, 权力差距衡量的是人们接受权力不平等状况的程度。这一尺度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问题。

2 中西方权力差距的不同表现

2.1 对权力差距认同度的不同

在西方, 人们认可权力差距的存在, 并对行使认可权力的“大人物”保持着足够的尊重, 但却总是有意无意的“蔑视”着这种差距。因为, 在他们的心中,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总统和建筑工人的差别不过是职业的不同而已。于是, 在象征着全世界顶级权势的美国总统府—白宫的门前, 我们看到了从1981年8月里根当总统时就开始在那儿从事反战抗议并一直坚持至今的传奇老太太—皮奇奥托和她的小窝棚。象征世界最高权力的白宫与象征神圣个人权力的小窝棚相映成趣, 与自由女神像一道, 成为西方人自由平等的象征, 成为美国人乃至西方人看待权力差距的最好注脚。

在中国, 人们认可权力差距的存在, 并时刻自觉地维护这种差距, 任何企图越雷池一步的人都会被视为异类被排挤、被打击。两千年的儒家文化, 要求每个中国人都要懂“长幼尊卑礼义廉耻”, 严格的等级制度约束着人们的思想和言行。从孩提时代的“听爸爸妈妈的话”到学校里的“听老师的话”再到工作单位里的“按领导指示精神办”, 尊重权威、长辈、领导成为每个中国人必须恪守的信条。在中国人的眼中, 皮奇奥托简直就是以下犯上, 如果自己是美国总统估计早把这老太婆投入监狱七八次了;而在西方人眼中, 扶苏简直就是古代版的“万人迷”贝克汉姆, 他慷慨赴死的英雄气概和悲情的结局会倾倒无数美丽少女。

2.2 现实生活中体现出的中西方不同的权力差距

2.2.1 家庭生活中体现出的中西方不同权力差距

(1) 在西方, 父母会尊重哪怕是很小的孩子的权力, 会认真的倾听他们的不同见解, 并乐于分享他们的“奇思妙想”, 乐见他们充满“破坏性”的探索活动。孩子第一次说“不”会让年轻的父母欣喜若狂, 因为他们的孩子在成长, 在独立的思考。他们努力的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 在父母和孩子的心中, 彼此都是平等的, 是“朋友”, 而不是管理与被管理者, 照顾与被照顾者。孩子年满18岁就要独立生活, 否则就会被别人耻笑。在这种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孩子, 与父母的感情是“淡薄”的, 父母与成年的孩子不生活在一起, 社会以小家庭为主要的存在形式。因此, 对中国人来说, 西方的父母是“粗心的”, 孩子是不够“孝顺和听话的”。

(2) 在中国, 父母会要求孩子服从自己, 他们会无微不至地照顾孩子的生活, 直到这个孩子长大成人, 娶妻生子, 然后再热心地帮助抚养第三代甚至第四代。所以, 在中国, 大家庭随处可见, 四世同堂会作为佳话传扬。于是, 有了报纸上抨击的年轻人“啃老”现象。殊不知, 年轻人喜欢啃, 老年人也真的愿意被啃!“封妻荫子”是多少士子寒窗苦读的精神支柱啊!父母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和牺牲, 对于子女, 自然要首倡“孝悌”, 只要是父母说的, 就是正确的, 就要尊从, 乃至《孔子家语》的谆谆教导言犹在耳, “小受大走”是孝子的孝行典范。轻打就忍受, 因为这是父母的责罚, 重打就逃跑, 不是怕父母下手太狠伤及性命而是怕有损父母的德行, 这就是儒家认可的孝子受父母责罚时应抱的态度。在这种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 父母对于子女, 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 对西方人来说, 中国的父母都是随便干涉孩子的“人权的”, 孩子是“独立自主精神太差的”。

在家庭生活中, 西方人追求的, 正如丘吉尔所说:“如果一棵孤独的树能够活下来, 肯定会健壮成长”, 他们希望自己都是一棵独立的树;而中国人所追求的, 是一个成功的大家庭, 是“枝繁叶茂、开花结果”的大森林。这是树与森林之间的差别。

2.2.2 学校中体现出的中西方不同权力差距

(1) 在西方的学校,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景, 老师在课堂里边走边讲课, 会随时脱离书本讲授学生感兴趣的知识或话题, 或与学生激烈的争议;学生则边交谈、边议论, 间或提问或反驳老师。学生会以找到老师授课中的错误为荣;老师却不会以自己的威信受到影响而沮丧。在中国人眼中, 这哪里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课堂啊?老师是不顾师道尊严的老师!学生是目无尊长的学生!

(2) 在中国的学校, 我们看到的是整齐的课桌、老师们标准的站姿和学生们整齐的坐姿。教师代表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威, 他所讲授的知识, 学生们只要听好了, 记住了就行了, 鲜有学生有胆量会置疑老师的错误。西方人会想, 这样沉闷的课堂气氛怎么会让孩子有兴趣学习知识?为什么只有老师在讲, 不让学生辩论呢, 中国人不是说真理越辩越明吗?

2.2.3 工作中体现出的中西方不同权力差距

(1) 在西方, 上下级之间、公司老总与普通员工之间, 没有明显的等级划分, 只有工作分工的不同。上级从事管理, 下级接受上级的管理和指导, 做自己业务范围内的工作, 上下级之间是工作上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这种关系仅限于工作本身, 下级不接受管理特权的观念, 通常认为上级是“和我一样的人”。所以, 在西方, 所谓等级制度不过是所任职务的不同而已, 之所以建立这种制度是为了工作上的方便。

(2) 在中国, 官本位的影响根深蒂固, 上下级似乎彼此之间天生就不平等, 等级制度就是以这种天生不平等论为基础的。上级所拥有的权力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这种权力大大地有助于上级对下属的督导与管理。员工对有权力的高层有服从感和责任感。

3 中西方不同权力差距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3.1 西方权力差距体现了西方文化的自由和平等。

在西方, 无论在家庭、在学校、在社会, 父母与子女之间, 上级与下级之间, 总统与抗议的平民之间, 他们之间所体现的这种相互依存却又相互独立, 体现了西方文化的核心内涵—自由和平等。

的确, 他们是自由的。孩提时, 可以选择喜欢的关爱并有权力说“不”;学习时, 可以选择喜欢的历史地理而不怕“学不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害怕”;工作时, 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 愿意竞选总统, 可以;愿意当一名粉刷匠, 随便;只要你喜欢。自由无处不在, 人们率性而为。

他们又是平等的。父母不因孩子的弱小而轻视他, 孩子不因父母的关爱而仰视他;老师不因学生的无知而藐视他, 学生不因老师的博学而崇拜他;总统不因抗议平民的卑微而欺侮她, 平民不因总统的赫赫权柄而惧怕他。他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是平等的。

3.2 中国权力差距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秩序和宽容。

在中国, 无论在家庭、在学校、在社会, 父母与子女之间, 上级与下级之间, 领导与下级之间, 他们之间所体现的这种长幼有序, 互相扶持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秩序和宽容。

的确, 中国人是有秩序的, 孩提时, 要接受父母的关爱、照顾和管理, 从小要学会服从父母的意志, 这是规矩;学习时, 要虚心接受老师的教诲, 不得顶撞师长, 这是规定;工作时, 要严格按照领导指示精神办, 理解的要办, 不理解的也要办, 这是规则。中国人出生在秩序的家庭里, 成长在秩序的社会里, 秩序约束着每个人的精神和行为。

总之, 中国文化是讲秩序的, 讲究先来后到, 讲究遵守规则。中国文化又是宽容的, 当新的文化到来时, 会宽容地接受并融合、吸纳它。几千年来, 中国文化就在这种不断地打破旧秩序、接纳新秩序, 不断打破旧文化、融合新文化中前行。

4 研究中西方不同权力差距对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意义

(1) 由于历史的渊源不同, 发展的经济基础不同, 演化过程的社会环境不同, 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解中西方不同的权力差距, 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西方人的自由和平等理念, 在跨文化交际中正确了解西方人的言行, 充分理解对方, 尊重对方的习俗, 以取得最佳的交际效果。

(2) 中西文化本无先进落后及优劣之分, 通过对中西方不同权力差距的研究, 我们能正确把握两种不同文化的精髓,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飞速发展的今天, 始终保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参考文献

[1]李婵娟.权力差距维度下透视英国教育管理权力架构[J].外国教育研究, 2006 (7) :54.

中西方宗教文化之相通 篇7

天人合一与天人分离的文化观

把文化作一简单分类: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深受又思想影响, 具有天人合一特征。中国文化中也有天堂, 准确一点说是天庭。天庭中有玉帝, 有王母娘娘, 有七仙女, 有二郎神, 有雷神风神等一班文武大臣、宫廷家族。各有各的角色, 各有各的分工。几乎人间所有的职能或需求, 上天都有一个角色相对应, 上天统掌三界, 天、地、人是一体。当然, 玉帝很忙, 既要忙于天庭中的大小事务, 也要处理后宫的家事, 他无暇顾及凡间的琐事, 就派遣了天子代其牧民。

历朝历代的皇帝都自称为天子, 以天授神权方式取得权力的合法性。因此, 皇帝们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祭天, 以强化自己的身份, 向王公大臣、黎民百姓宣示自己的皇权来自上天。“天”在中国文化中占有至高无上地位, 天道、天理等是人们认为理所当然、不可争议的规律和原则。人们即使反对统治者也拿天来说事, 宋江就为水泊梁山的人找到一个存在的理由:“替天行道”。

其实, 皇帝和他的老子“玉帝”一样忙, 后宫嫔妃一大群人、朝堂社稷一大堆事, 皇帝基本上没精力处理黎民百姓的事。于是他通过分封与授权, 建立封建等级伦理制度, 真正与老百姓接触的是县官小吏, 最后, 人们发现“县官不如县管”。人是治理的核心, 是为人治。董仲舒向汉武大帝谏言“罢黜百家, 唯尊儒术”以来, 二千多年的封建文明其本质是封建等级伦理制, 三纲五常是人们的行为准则, 天道、人情、法度的秩序是深入人心的。

纵观中国历史, 朝代的更替往往伴随着对以前制度的批判与否定, 前朝的犯人往往成为新皇帝的功臣, 既使是一些伤天害理之徒也可能因改朝换代获得大敕。罪人往往是一面说“臣罪该万死”, 另一方面请求皇帝开恩, 以求皇帝免罪、减罪。在整个封建社会中, 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是帝王奴仆, 人们依附于宗主, 人格不独立, 民众并不需尊重制度, 而应寻找归属, 找对圈子更重要。

在洋务运动中, 我们从西方引进了蒸汽机, 修建了铁路, 形成了初具现代大工业特征的铁路、造船厂。清王朝的衰败也证明“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理念不能救中国。辛亥革命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 “五四运动”开始尝试“德先生、赛先生”等西方的文化理念。近一个世纪过去了, 西方文化理念在中国水土不服, 开不了资本主义的花, 结不出法制公平的果。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一个清王朝, 剪掉了象征封建象征的辫子, 而深藏在人们内心的辫子还没剪掉。辛亥革命百年后的今天, 我们依然可看得见“辫子”——这是融入血液、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

西方文化深受罗马、希腊文明的影响, 具有“天人分离”特征, 人在干, 天在看, 人们按照与上帝的契约做好手中的事。基督教义是西方文化的重要元素, 人们相信万能的上帝, 上帝是万事万物的主宰者。人们当世的终极追求是死后可升天堂, 在有生之年, 人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最终的归宿。而天主教的教义主张认罪悔改、饶恕、重生、包容, 号召自由、民主、仁义、义气与道义, 消除内心的不良欲望, 对犯下的过错和自身的罪恶进行忏悔, 净化心灵。天主教更强调禁欲以修来世, 影响了人们创造价值的动机与欲望, 从而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对天主教进行改革, 形成了新教, 新教主张修当世, 认真做好本职就是敬奉上帝, 创造财富是替上帝理财, 这样的人同样会得到上帝眷顾, 身后依然可以升天堂。凡新教得到传播的地方, 资本主义也得到发展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赋予了人们做事的欲望与动机, 同时也让人们拥有了信仰和契约精神, 具有“生而平等”、敬业爱岗的文化基因, 这是西方职业精神的文化内涵。

在西方企业中, 企业的价值主张与社会的信仰追求基本一致, 人们之间人格独立、自由平等、诚实求信、公正公平, 8小时内外的信仰是一致的, 人格是一致的。即使在工作中、生活中有些什么愉快的事情, 可通过礼拜获得心灵的释放和解脱。中国企业更强调忠诚度和归属感, 人格不独立, 在企业与在社会中的人格是分离的, 企业内外的价值理念不一样, 中国人对企业的依附性更强, 在企业工作不仅是工作, 更多的是生活。因此, 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意义更加深远而广泛。

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规则观

东方文化是耻感文化。而“耻感”更多地存在于熟悉的圈子之内, 中国人的面子文化是这种耻感文化的重要形式, 熟人、圈子做事的原则是“讲面子”, 就像黑旋风李魁那样只认得哥哥, 不认得什么鸟规矩。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区别, 呈现在对制度的态度上。西方文化是天人分离, 上帝无处不在, 上帝时刻关注着他的子民, 没按照约定去做就是违约, 就是犯罪。而罪感是无处、无时不在的。在西方宗教、社会文化共同洗礼下, 他们天然地具有契约精神, 从内心尊重规则, 制度的执行成本很低。

而东方的耻感文化, 羞耻仅存在熟人间, 在陌生人面前出点糗没关系, 别人不认知自己, 等于面子没有丢。我们认为面子比法纪更重要, 为了面子可以违法, 丢了面子就无地自容。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来行事, 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在内心的反映来行事。罪感文化社会的人们按心中的绝对道德命令生活, 一旦犯错, 即使别人毫无察觉也会痛苦自责。而耻感文化社会的人依照外人的观感和反应来行事, 只有当被发现时才有羞耻感, 失去外来强制力便要瞒天过海, 是缺乏自省力的文化。

圈子文化与契约文化的职业观

在中国文化中, 人们常以亲疏厘清人际关系, 将伦理关系延伸到各个方面, 人们更愿相信“上阵父子兵, 打虎亲兄弟”。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讲: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的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 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和活动, 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讲:以“己”为中心, 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 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 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 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 一圈圈推出去, 愈推愈远, 也愈推愈薄。

圈子文化是东方文化又一特征, 与耻感文化、面子文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一群人形成一个圈子, 圈子里面讲人情、讲义气、讲恩惠, 圈里圈外做事做人的规则不一样。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基因中, 重规则的意识不足, 人情高于规则, 人治大于法治。正如鲁讯所说, 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 面子破了很难糊上。面子后面是人情, 人情后面是权力和利益的运行规则。因此, 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特别重关系, 有关系的要加强关系, 把关系进一步演化为亲疏有别的圈子, 没关系的也要创造关系, 姻亲、老乡、战友、校友、本家等都是构建关系、打造圈子的道具, 实在没有这些, 还可学学桃园三结义, 或来个“投名状”之类, 总之, 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圈子与关系, 否则就孤独、漂泊, 没有精神港湾。

寺庙经济与教堂经济的是非观

当今世上最伟大的组织是宗教, 最有效的经营模式是寺庙。寺庙是最成功的连锁行业, 不卖产品, 却拥有最多的忠实客户, 这背后, 就是被广为认可的价值观。佛教寺院在全球是最大旅游地产, 拥有统一视觉标识、管理模式、文化模式。不用广告, 不用交税, 消费者自动上门。而我们换个角度再看, 寺庙是信仰的庙堂, 人们烧香拜佛是乞求佛祖的庇护。为了增加佛祖对自己的关照, 人们往往在僧侣的指引下添香油, 认功德捐, 其本质是一种交易, 或说是一种行贿, 这是芸芸众生把现实社会的经营行为在寺庙这个道场再实践, 它为不道德、不合法商业行为找到了精神上“合法性”的平衡。

我们把目光移向教堂, 完全是另一种景象, 弱者可得到救助, 恶者寻求悔过机会, 富者奉献爱心, 分享成功。教堂的经济源自教民的自觉奉献, 它的行为方式与它的存在价值相一致。教堂弘扬的是平等、尊重、感恩与爱, 它维护商业文明, 提倡契约精神、职业精神, 是经济社会的稳定器。

对比寺庙与教堂里的经济行为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 它们都是各自文化的产物, 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 寺庙经济模式强化了一种不良或说低道德水准的生存方式, 什么时候人们拜佛烧香的愿望不这么功利, 不这么自私, 我们的产品质量也可多一份佛祖的保佑。

人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 当人有欲望而没信仰时, 往往会呈现在魔鬼的一面。在社会的价值理念、信仰追求缺失情况下, 企业文化建设无疑是解决员工信仰的一个重要举措, 因为, 企业文化为员工的心灵保留一块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