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的品位与格调

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的品位与格调（共6篇）

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的品位与格调 篇1

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的品位与格调

研究宗教信仰的品位与格调可以更全面地认识我国宗教的现状,认识我国宗教文化的社会与审美价值.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过程中,更重要、更带长远和根本意义的是要提高信教群众宗教信仰的`品位和格调,按照影响宗教信仰品位和格调的诸要素,提高信仰主体的思想道德和政治素质、科学文化教育素质、个人生活理想、追求、爱好素质和营造正常文明的宗教信仰氛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作出品位高、格调雅的反映人们宗教生活的精神文化产品,包括宣传无神论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们多层次和多方面的需要,也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作 者：李建生  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54 刊 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5(4) 分类号：B91 关键词：宗教信仰   宗教文化   品位   格调  

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的品位与格调 篇2

宗教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 广泛存在于当今世界, 且有凸显之势。古往今来“世界上有多少宗教, 就有多少宗教的定义, 而坚持不同宗教定义的人们之间的敌意, 几乎不亚于信仰不同宗教人们之间的对立。”德国社会思想家格奥尔格·西梅尔主张把宗教的本质与起源联系起来思考, 他并且研究分析了宗教中的信仰、情感和“整合”作用, 但未做出明确定。“宗教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 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其实, 宗教不仅仅是一种观念意识, 而且也是一种社会体系和组织。因此, 上述界定也不能算是关于宗教的完整定义, 但可以为我们研究、理解宗教的观点提供帮助。

马克思主义认为,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它属于历史范畴。宗教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自身客观规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明:“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虚幻的反映, 在这种反映中, 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一个宗教之所以成为宗教, 它应该包括三个层面:①为宗教的思想观念及感情体验 (教义) 。②为宗教的崇拜行为及礼仪规范 (教仪) 。③为宗教的教职制度及社会组织 (教团) 。

宗教问题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考察:宗教问题的内部矛盾, 主要表现在宗教文化体系不完整或不严密的而产生的问题, 它属于宗教内部体系问题;宗教问题的外部矛盾, 则要从两个方面考虑, 包括宗教与其所在国家社会产生的矛盾或不和谐问题, 及其因超越国家内部或受国际影响的“泛宗教主义”运动而引发的国际争端或宗教冲突两种。

当今世界的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更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甚至会形成“相互建构”的关系。当代社会中的宗教问题, 往往与政治的、经济的、种族的以及民族的等问题纠缠在一起。从现实情况看, 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冲突, 经常通过宗教冲突等形式表现出来。综上所述, 宗教问题其根源和实质都在于民族权益或利益的诉求。

2 新疆宗教问题的现实特点

2.1 宗教问题存在的长期性

宗教是一个历史范畴, 同时又是一个文化范畴。新中国成立以后, 宗教赖以存在的阶级根源基本消除, 但社会根源、认识根源和心理根源至今依然存在。此外, 在新疆, 宗教传统对人们的宗教态度有着深刻的影响, 没有哪一个新疆土著民族不曾信仰过宗教。宗教对社会和人的思想的影响一直长期存在, 宗教形成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 并会对新疆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2.2 宗教问题产生的特殊复杂性

就新疆而言, 多种宗教并存, 信仰状况也十分复杂。既有不同民族信仰同一宗教, 又有同一民族信仰不同宗教的情况。不仅如此, 宗教问题往往与民族问题紧密的交织在一起, 而且宗教渗透到民族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各层面, 对辖区各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另外, 由于历史及地理的原因, 新疆有9个民族是跨国界而居。新疆的宗教与周边及国外尤其是伊斯兰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3 宗教问题影响的复杂性

20世纪20年代, 由于“双泛”在新疆的影响, 地下经文学校、非法讲经堂等各种非法宗教势力有所抬头。特别是“三股势力 (极端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和极端恐怖势力) ”对新疆的影响和威胁加大。加之西方敌对反华势力的暗中支持和介入, 加之受周边国家的影响, 他们常常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向我国施压, 使新疆宗教问题的复杂性空前突出。

2.4 宗教问题对社会的破坏性

新疆的宗教问题和民族团结、经济发展以及政治稳定问题息息相关。表现在, 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或造成的一些“地方民族主义”的流毒并没有从某些人的头脑中彻底肃清;另外, 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我国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 新疆宗教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近年来, 新疆境内外的“三股势力”相互勾结, 里应外合, 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愈演愈烈, 破坏性不断加大。他们在区内外秘密开办地下讲经点、组织非法“台比力克”、印刷反动宣传资料, 并通过互联网等科技手段极力向群众灌输宗教极端思想、煽动宗教狂热、捏造并煽起民族仇恨, 企图制造社会动乱。这就使宗教问题与政治、经济问题“相互建构”、错综复杂,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宗教问题大肆做文章, 暗中甚至明目张胆在新疆搞民族分裂和破坏活动, 对新疆的社会和谐与民族团结构成严重的破坏。

3 积极引导宗教, 构建新疆和谐社会

构建宗教与社会和谐, 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 科学地观察和分析宗教问题。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不是教条, 而是指导正确认识、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的科学的思想武器, 它主张辨证的具体地分析宗教现象, 发挥其积极方面, 抑制其消极方面。

3.1 充分发挥宗教界爱国爱教领袖在联系党、政府与宗教群众之间的纽带作用和特有优势, 推进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

当前新疆的宗教组织和领袖绝大多数是爱国的, 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社会影响力, 对广大信教群众进行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的教育影响。宗教界人士要引导广大教徒认识自己首先是中国公民, 然后才是教徒。在新疆这个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 不同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每个宗教教徒都应该爱国守法, 自觉反对和抵制利用宗教进行危害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利益的非法活动。努力挖掘和发扬宗教中的积极因素, 弘扬宗教教义中扬善抑恶、平等宽容、扶贫济困等与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一致的积极内容, 弘扬宗教伦理道德中所提倡的积极因素。通过这些爱国爱教的宗教组织和领袖对其下的信教群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 及时转化一些信教群众被国际上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三股反动势力蛊惑而形成的错误意识, 坚定广大信教群众的国家认同意识, 积极构建起各民族共同建设和谐新疆的广泛社会心理基础。

3.2 不断巩固和完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共同的政治基础, 坚持求同存异, 正确对待与宗教界的各种分歧和矛盾

各宗教组织要在坚持求同存异的基本原则上, 根据时代的要求不断调整自己, 与进步的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和国家政策相适应。要继续坚持求同存异原则, 巩固和完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共同的政治基础。宗教组织要坚持独立办教的原则, 不允许任何国际势力进行干涉。在这个前提下, 加强宗教的对外交流, 扩大对外影响, 增强了解和沟通, 争取海外信众的支持。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事业中找准自己的位置, 发挥自己的优势。

3.3 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理宗教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 对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必须坚决打击

国内外敌对势力从来就没有放弃利用宗教来达到他们反对共产党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他们采取多种手段, 利用宗教欺骗信教群众;或者培植和扶持宗教地下势力, 同爱国主义宗教组织对抗, 分化瓦解宗教界爱国力量, 争夺寺观教堂的领导权;有的打着宗教旗号, 煽动宗教狂热, 大肆进行分裂祖国和破坏民族团结的罪恶活动。如新疆的“7·5”事件、“6·29”劫机事件, 就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大好局面, 就要严厉打击破坏活动的犯罪分子。对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犯罪活动, 要坚决予以揭露, 坚决予以制止、处理、打击。只要触犯了国家法律, 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新时期新阶段, 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加快民族地区发展, 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 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在推进新疆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新时期, 新疆的宗教工作需要与时俱进, 坚持宗教适应社会而不是社会适应宗教的原则, 以爱国主义为切入点, 通过对宗教进行积极引导, 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 限制和控制宗教的消极作用, 将宗教问题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 引导宗教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贡献。

参考文献

[1]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印度重印版) , 1972.

[2]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试论娱乐精神与媒介文化品位 篇3

关键词：娱乐精神,媒介文化,文化品位

“想知道在这个新千年生存下去的秘诀吗?那就多点幽默吧, 假如你没有幽默感, 那么你今后的生活肯定遭透了。”

———乔恩·斯图尔特

当前的大众文化日益呈现出被娱乐浪潮淹没的态势, 大众传媒的舞台被无处不在的娱乐精神占据, 这些昔日严肃的媒体已远远抛弃了十年前的傲然, 并以一种“大众娱乐”的文化姿态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在物质条件趋于富足的现代社会, 人们开始追求娱乐至上的精神享受, 渴望工作之余的身心放松, 娱乐精神逐渐成为一种时尚的主流文化, 人们在生活中寻找着“拳头+枕头+噱头”的程序式娱乐精神文本。在西方, 美国年轻一代对新闻的需求品位正发生着巨大的变革, 他们越来越注重新闻的趣味性, 这也使重在一针见血、调侃讽刺而非强调真实的“调侃新闻”风行。在媒体传播中, 一些有趣、刺激的娱乐化新闻很容易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CBS的王牌主持丹·拉瑟曾提出著名的“后院篱笆原则” (back-fence principle) , 拉瑟认为一天结束的时候, 两位家庭主妇倚在后院的篱笆上聊天讨论的新闻自然是轻松有趣的话题, 为此, 他认为媒介应多报道轻松有趣的新闻, 理由就是“后院篱笆原则”。于是, 美国喜剧频道 (Comedy Central) 的调侃新闻节目《每日秀》 (The Daily Show) 成了年轻人的最爱, 该节目甚至成了很多美国年轻人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唯一方式,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把自己的首次电视亮相安排在了《每日秀》节目中, 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接受美国三大有线电视网的采访。这种状况使那些传统新闻节目受到冷落, 受众市场份额下滑, 最终也只得改变风格, 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娱乐风暴中。

在中国, 一股娱乐风潮也正以前所未有的攻势对人们的生活进行着颠覆性的影响, 伴随着网络社交平台的兴起, 一些有趣、刺激、离奇的新闻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日前的《南都娱乐周刊》主编在微博上抛出“周一见”的猛料和文章出轨事件引发的舆论关注显然已经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在今天, 大众媒体显然已经几乎达到了“娱乐霸权”的境界, 但这种娱乐神话背后的文化霸权并不以一种直接的霸权手段出现, 而是建立在大众需要的社会基础之上, 并把这种需要欲望化、风格化, 以一种“外柔内刚”的形象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在广电领域, 湖南卫视的异军突起, 可以说是引领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发展的潮流。《快乐大本营》使电视娱乐进入了“快乐时代”, 进而推动了整个中国电视向产业化、娱乐化和商业化发展。随后, 益智型和真人秀节目又大行其道, 成为了平民娱乐的最新节目类型, 一些选秀、相亲等平民娱乐节目注重互动式的草根娱乐, 以展示平民造星过程为主体内容, 以人性的弱点满足大众的窥视欲, 用巨额的商业利益刺激大众的占有欲。

不可否认,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媒介文化已成为一种产业, 大众媒体不仅具有宣传监督的社会功能, 更具有企业的盈利性质, 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大众文化的品位、提高受众的关注度, 从而达到娱乐大众、服务生活、提高效益的目的, 从根本上来说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 是顺应媒体国际化和市场化的发展方向的。业内有的研究者指出这种娱乐与市场、娱乐与产业的相互吸附, 并非中国电视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偶然现象, 而是经济时代文化创造的现实处境, 因此问题的核心不是我们是否赞同这一转向, 而是应该在正视这一转向的前提下审慎诠释“娱乐”的内涵和本性, 不要把娱乐误解为“愚乐”, 从而避免无规则的“娱乐精神”在媒介文化领域愈演愈烈。例如, 某些电视台在新闻报道中追求挖掘隐秘的个人隐私, 寻找低俗的感官刺激, 在娱乐节目中为了博得眼球不惜凭空捏造、肆意煽情, 某些媒体甚至请滑稽演员来当新闻主播, 把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彻底消解成虚构的滑稽文艺节目, 更使大众媒体既定的文化身份与受众的角色期待出现错位。美国学者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的前言中讲到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一是奥威尔的《1984》, 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 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 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 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 是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波兹曼指出, 这是文化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方式, 波兹曼相信, 奥威尔的预言已经落空, 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

当下国内电视节目的娱乐低迷之风愈演愈烈, 国家广电总局高层指出, 当前广播电视领域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低俗化。北京师范大学曾进行的一项《北京大学生收视率状况调查》显示:56%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的电视娱乐节目流于庸俗, 过于泛滥;42%的受访者认为其品位不高, 低估了观众的智商和审美标准。其实娱乐本身就是一个市民文化的反映, 本身就是一个“世俗”的东西, 也可以说是一个“庸俗”的东西, 因此娱乐很容易和低俗沾边, 这是情有可原的事, 但这种“世俗”本身跟“低俗”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虽然二者都难以免“俗”, 但它们的性质却是根本不同。前者侧重于平庸、无所为, 但后者却和“低劣”挂靠在一起。娱乐节目低俗的责任不在“娱乐”, 而在“节目”, 说白了, 在大众媒体上传播的娱乐节目完全可以做得高雅精致, 也应该力图做到这一点。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认为, 真正的社会教育者不在学校和社会, 而在于大众传媒, 尤其是电视这种基本上打破了“知沟理论”的媒体, 更对广大的观众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综上, 大众媒体娱乐功能的实现并不等于文化的缺失, 更不意味着趣味的低俗。文化缺失与娱乐功能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关键是娱乐节目所蕴涵的价值导向。要遏制媒介文化的低俗化趋势, 提高文化品位和格调, 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把握:

一、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提高媒体的公信力

新闻媒体要始终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导向, 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以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 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 提高媒体的公信力。但值得强调的是在加强舆论导向的同时更要讲究新闻规律和宣传艺术, 增强宣传效果, 不断追求舆论导向正确与宣传规律、艺术方法的最佳结合, 真正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如东方卫视制作的一档大型真人秀娱乐节目《中国达人秀》, 节目本身虽然来源于英国的《英国达人》节目创意, 但是通过大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与民间文化资源, 使表演内容充分显示出本土色彩, 从而取得了不俗的收视表现。

二、强化人文意识, 在创新中发展, 挖掘报道的思想和深度

国内娱乐节目最大的问题还在于缺乏创新, 内容贫乏, 形式单一, 在不断拷贝中变得日益浮躁与恶俗。一个优秀的电视节目创意一产生, 很多人就会不假思考地模仿, 而不是学习、创新, 其实只有动脑筋的综艺节目才能生存, 简单模仿, 观众并不买账。的确, “学我者生, 似我者死”, 只有在竞争中不断创新, 才有生存的可能。娱乐节目要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 就要体现人文思想意识, 在娱乐大众的同时给人启示和思考, 体现以人为本和先进的精神文化, 在不断创新中体现新意和新颖的主题, 追求形而下的“快感”迈向形而上的“品味”, 致力打造富有品格内涵的娱乐节目, 才能开拓新的生存发展空间。

三、创新媒介经营方式, 以媒介品牌传播来提高竞争力

经济压力促使传媒走娱乐化道路, 市场经济下的媒介成了自主经营的企业, 广告收入成为传媒的主要经济收入, 作为企业化管理的现代媒体, 它的产品生产和销售同样执行着经济学中的大数法则和通用法则, 即什么商品最好销, 消费群最大, 就生产什么;哪些商品投入小产出大, 就着力经营哪些商品 (新闻、节目) 。在这种情况下, 创新媒体的营销模式, 如对广告表现形式进行创新, 才能使媒体的有限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开发, 使媒介的品牌传播更富有冲击力。

四、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素质, 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全局意识

媒体工作者要不断加强职业道德修养, 加强文化修养, 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切实解决职业道德、工作作风、精神状态和格调品位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媒体宣传报道中, 要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培育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 营造健康有益的文化氛围, 倡导科学精神, 弘扬社会正气, 塑造美好心灵, 倡导媒介教育, 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 使之自觉认识到低俗化信息的低级趣味, 从而抵制不健康文化的侵蚀。媒体要以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提升民众对于碎片化、异质化、多元化的媒介文化的欣赏力与鉴别力, 帮助其形成有原则、有责任、有素养的文化品位, 这是解决媒体内容娱乐化低劣化、媒介品位平庸化现象的根本之道。

参考文献

[1]汪振军, 《电视娱乐化的陷阱——读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 《新闻爱好者》, 2013年9月

[2]张常旺, 《浅谈电视媒介娱乐性的是与非——从<娱乐至死>说起》, 《神州》, 2013年3月

[3] (美) 梅尔文·L·德弗勒、埃弗雷特·E·丹尼斯:《大众传播通论》, 华夏出版社, 1989年版

[4]《媒介批评》, 蒋原伦、张柠编, 广西大学出版社, 2005年7月第1版

宗教信仰与文化对社会主义的影响 篇4

现在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 但仍然是一个宗教的国家,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要政治人物一般都有宗教信仰, 美国总统就职宣誓也要手按《圣经》, 中国在其中是个例外。而且那些国家, 宗教在日常生活中也占据重要地位, 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 宗教是节日的一部分, 宗教是人们追本溯源的依据;西方的近代文明和近代科学就是在基督教的神学背景和襁褓之中诞生。中国文化的发展没有这么强有力的宗教背景, 而且在信仰上也没有西方的那么浓烈的宗教情结。所以中国式的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的社会完全可能。

中国历来没有宗教传统, 没有一统的大神观念。从文明起源的角度看, 可能与中国起源于贫瘠且灾害不断的黄河流域有关, 而且历代中国的帝王都是君而兼师的, 其心思当然偏重在人事。中国历来的国情是这样, 无神论把位高权重之人从神坛上显露出来, 由此可剪除封建余孽, 这对于宣传科学、实行民主和自由都有极大的好处。

封建制的中国教权只是皇权实行其统治的工具, 对于中国发展近代文明的贡献并不是很大。无论是土生土长的道教、本土化后的佛教, 还是后来传入中国的西方的宗教都是过分的关注人事和伦理, 而不是对自然和自身的探求。在这个文化承接的问题上, 我们现代化的过程并没有欠古代的宗教神学多大的债务, 可以放下包袱而只思进取。

当然, 这也是个很大的缺陷, 中国的文化发展出现了断层, 我们汲取了西方另外一种模式的文明, 西方文明是在宗教背景和哲学思辨中诞生的, 我们二者都没有。如何将西方现代文明与我国古典文明结合乃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课题。

无神论的社会显然更尊重科学和理性, 以求取得实证的结果, 这对于我国的发展是有利的。况且无神论在我国也非常有市场。人们之所以信仰宗教不外乎是为了自身的现实利益而并非为了某种终极的信仰和拯救。所以, 宗教我国的现况下与社会主义和无神论相适应是有着一定的文化基础, 是可行的。当然, 无神论同样可以破除统治阶级的虚伪言论和迷信, 人们可以不再用宗教这个“人民的鸦片”来麻醉自己。

无神论和社会主义与我国的信仰传统并无太大的冲突, 但人们的信仰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中国传统讲究“三纲五常”, 尊孔奉祖, 如今已淡化, 信仰的缺失乃是现代人的一大通病。大力宣传无神论, 宣扬科学和理性, 建立人们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心, 同时把宗教也纳入这样的一个轨道, 即宗教的存在只不过是某种形式文化的象征性。这是我们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目标所在。

二、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

中国的宗法性的传统宗教脱胎于原始宗教的多神崇拜, 大自然崇拜以及带有巫术性质的祭祀活动, 而历代的中国宗教祭祀都具有祈求并操控神灵的意味, 从而达到自己所向往的实际需要, 这显然是与西方的一神教及其信仰特征是有所相异的。而在这宗法性的宗教之中其核心是以儒家为主体的宗法体系观念, 儒学也承纳了许多天命, 鬼魂思想, 但也有一定无神论的观念, 它本质上不是作为一种神圣性的信仰体系而是作为规范性的伦理约束而影响于社会。这就导致中国在宗教信仰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即:“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一种重现世, 尚事功的世俗性文化, 它的中心始终落在现实的人伦关系之上, 其结果就导致了中国古代社会盛行的三纲五常, 四维八德等一系列的实践性的伦理规范。”

在现代, 儒家仍是维持中华民族凝聚的重要的心理纽带。中国人宗教信仰的传统并不深厚, 也并不虔诚。但由于中国人敬祖和祭祖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如:“慎终追远, 民德归厚矣”, 在心理上便对渊源于同一祖先和文化的群体保持高度的认同感, 这也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具有高度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儒家的思想继承了商周时代的宗法性的宗教思想, 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和天命神学观念, 这些腐朽的思想是封建时代统治者钳制人民的工具, 但与此同时, 儒家的思想中也有丰富的无神论思想, 如孔子说“众生必死, 死必归土, 此之为鬼。”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宣传无神论, 可以深度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无神论因素, 而儒家作为中国人的历史深层的精神根基更具有宣传无神论的教化效应。

中国的文化具有多元的互补性。除了儒家之外, 道教和佛教及其它外来宗教, 都分别构成中国文化大系统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儒家主要的作为一种伦理规范体系, 渗入中国人日常的行为, 观念, 精神和社会生活之中, 它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性的核心要素, 此外在文化的其它领域, 道教和佛教等同样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实体性的器物文化方面, 道教和佛教都对中华文化做出了瞩目的艺术成就, 展现了辉煌的灿烂的中华文明。在思想性的角度, 尤其是表现在文学和对尘世的态度它们还是有所相异的, 而且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佛教是由外传入必定有一个适应中国文化的转化, 尽管佛教具有世界性宗教的素质和融汇于其它民族和文化的能力, 但是它仍有自己的独立性。而道教就不同了。所以从中国自古以来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历程来审视, 便不外乎出世和入世, 道家的“无为”包涵着遁世索隐的思想, 这在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想和文人乖戾的性情可窥一斑。而佛教则主要地是用来“养性”的, 即无论遁世还是入世, 用佛教来修心可达到心灵的宁静与平衡。

从民族精神角度而言, 从文化的继承性上道教亦有很多的思想值得发挥, 它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道”的在现代各类学科下的积极的阐释及它的无我浑然的和谐思想可为中国的现代文化注入一丝活力。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是深广宽泛, 涉及到了神学生活的各个领域与文化体系的诸多形式, 哲学, 文学, 史学, 艺术, 乃至建筑, 雕刻等都在佛教的影响下变换其思想立场, 我们现在倍加赞颂的鸿丕巨擘无不浸染着道佛的气息, 如《世说新语》、唐宋的诗词、《红楼梦》等, 我国这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文化遗产难道不值得我们探赜索隐吗?

因此, 从传统的角度讲, 无论宗教曾经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或整体, 抑或失去这一地位, 其在我国当下对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的影响还是客观存在, 而且宗教在中国文化的统一体中有着积极的作用, 而不纯粹是消极的因素, 它和其它的世俗文化相互吸收, 补充, 利用, 终于汇聚成蔚为壮观的中华文明。只有把宗教和传统的文化放到一个相融相长的整体框架中内在地理解, 才能明晓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而今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我们有更好的文化氛围和机遇去探索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和背景, 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在中国与传统文化的相遭遇进行深层的本土式诠释, 从而更好的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参考文献

[1]王晓朝.宗教学基础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赵林.西方宗教文化[M].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7.

[3]陈麟书.宗教学原理[M].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原始宗教和布朗弹唱寻觅之路 篇5

A troupe of little vagrants of the world,please leave yourfootprints in my words。

——泰戈尔

古老而神秘的布朗族,在梦里一次次地呼唤着我。这一次进山,我们不再是学者,不再是商人,也不再是制茶人……仅以探访老朋友的姿态前往——去探寻原始宗教与茶叶的关系、触摸布朗弹唱音乐的魅力。

开车进入勐海县布朗族山寨的道路,轻车熟路,但依旧难掩我们的激动和喜悦。

错开了春秋收茶季,此时的章朗山寨(布朗族寨子之一)宛若世外桃源一般,双层结构的青灰竹楼鳞次栉比,独特的建筑艺术是一道非常耀眼的光芒。群山逶迤,谷涧错落,林海森森,偶尔会有身穿民族服饰的妇女走过,紧身短衣,头顶挽髻,用头巾缠头,仙境大抵就是这个样子的了。

【原始宗教与茶】

“有一个千年古佛寺,就在山上。”

对于布朗族人来说,也许只有宗教是他们真正精神寄托的所在了。

我们来到了古佛寺,轻轻地推开木门,阳光透过窗子,照耀着一座静静的佛堂,几支蜡烛点燃在祭坛前。

据章朗古佛寺珍藏的贝叶经记载,章朗实为两寨合并而成,建寨历史当在一千四百多年以前。章朗深厚的人文积淀,这一点集中体现在这座历经千年风雨而依旧绚美如斯的古佛寺上。

在寂静的佛堂里,我们与虔诚的布朗族老人盘腿而坐,将刻有文字的贝叶经齐齐地码在面前。岁月打磨下,贝叶经上的字迹依旧清晰可见。老人告诉我们这就是“巴利文”(pàlibhàsà),拥有比“梵文”、“傣文”更久远的历史。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上面的文字,并翻译给我们听,古老的布朗族祖先如何居住在此?茶叶如何与布朗族人民牵引在一起?他们的生活、文化、信仰在小小的贝叶经上一一展现,而我,一个外乡人,为什么会在那么多年之后,坐在布朗族的土地上,倾听着他们的故事和智慧?在我的解释里,这都是缘分,命运的神秘,竟是如此使我不解而动容。

庙里的师父唤我们一起喝杯茶,从古茶树上采摘下来的茶叶回甘顺爽,“后劲”足,回味无尽,给人的感觉仿佛茶叶也具有了佛性的慈悲胸怀一般。小乘佛教的教义一直被简单地理解为“自渡”,我想,正如茶叶一样,只有自身的修为臻至化境,才能“渡”一切爱茶之人罢。

临走的时候,老人依次为我们系上加持了的红绳。再三地谢了老人和师父后出来,看见他们那渴望与我们交谈的神情,又一度使我暗然,他们,在这儿亦是寂寞的。

【布朗弹唱:消失还是重生?】

走在风景如画的村寨里,心境复又开朗起来。

热情的布朗族老乡,平日里还是清闲的,知道我们是专程来听“布朗弹唱”的,很是高兴。男人、女人、小孩们都穿上美丽的服饰,手捧小三弦琴,为我们唱起歌,跳起舞来。

女人张弛有度的双臂上镯环烁目,紧身的无领短上衣和红、黑相间的横纹筒裙尽显民族特色,布朗族的男子和孩子们弹着优美动人的小三弦曲调。他们一边唱,一边跳,细听歌词好似是一首动人的情歌,每一句都是悠扬和押韵的,煞是好听。

等他们唱完了,我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再问他们:“唱的是什么啊?”

布朗族男人吧嗒一口烟,骄傲地回答:“唱的是我们布朗弹唱里的情歌,自己作的词,自己编来唱。”

一听这话,我们更加感兴趣,请他们再唱下去。一首一首的弹唱在小小的空间里回荡着,动听真挚,内容很多,有婚嫁、有收成、有死亡、有离别、有争吵、有谈情。

我们呆呆地听着,忘了时间忘了空间,不知身在何处,但见他们口中的故事在眼前一个一个地飘过。声音极为优美,加上是吟他们自己作的词,更显得真情流露,一派民间风味。

2008年,“布朗弹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正因为如此,布朗弹唱这一美丽的民族文化没有在失传,孩子们在一代一代地传承着。

正处冬日,寒气蔓延,然而,女人和孩子们的歌声加上屋内烧得正旺的火塘让人倍感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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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的品位与格调 篇6

一

作者在开篇即表明:写给那一群, 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 独自彷徨街头, 无所依归的孩子们。它以“放逐”为第一个标题主要讲述了四个青春鸟的放逐经历, 在新公园的黑暗树林里, 在圆环旅店渗透汗水的床上, 在安乐乡迷醉的温柔灯光里, 他们波折而多难的生活, 龌龊又真实的存在, 他们出卖身体, 但渴望人世温情。他们在黑夜里彷徨, 向往着自由却被苦难深深地束缚。他们是一群被家庭和社会抛弃的野性少年, 在狂放恣意的生活背后露出的是一块块被侮辱被蹂躏的脓血迸流的疮疤, 孽海沉浮, 何处是归岸?“孽”本身就透露出人性本身的罪恶感和悲剧意识。小说中不管是龙凤的传说还是小玉阿青的遭遇, 都是“孽”的结果, 龙凤之间因“情”、“欲”而产生出对彼此的束缚, 从而关系破裂造成爱的悲剧, 阿青他们是因为性取向的反常而走上卖淫的道路, 陷入“黑暗王国”而难以得到救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灵与肉之间的取舍抉择, 不管如何挣扎人始终逃不出人性的锁链, 逃不出“情欲”的圈子, 而这是造成人世悲剧的根源。

“阿青”作为小说的自述者, 身上有着作者的影子。围绕同性恋者这一特殊圈子, 小说人物分为年轻和老一辈两阶层人群, 阿青、小玉、老鼠、吴敏四个沦为“人妖”的年轻同性恋者, 他们之间有着纯洁而真挚的友情, 阿青三个人为割腕的吴敏输血, 表明他们四个人身上流着相同的血, 有着共同的悲惨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处境, 同样都有着不同的人生追寻对象。阿青被军人出身的父亲驱逐出门, 其母早不堪忍受其父虐待而和一个剧团的小喇叭手私奔并成为舞女, 最终病死在贫民窟, 而阿青最喜爱的、唯一的心灵安慰弟弟生病夭折, 阿青收养弟娃对弟弟影子的追寻;小玉母亲是妓女, 他从出生就被日本父亲抛弃, 终日做着“樱花梦”, 是对生父的追寻;老鼠从小便是孤儿, 和收留他的残暴的哥哥嫂子一起生活, 过着被虐待奴役的日子, 是对新生活的追寻;吴敏对张先生的痴情和眷恋, 是对拥有一个像样的家的追寻。小说一面是出卖身体的少年对父亲形象的追寻, 相对的则是年长一方对于过往的追寻, 一群或“买春”或救赎的年长男子的命运。“从小在上海也是红生的”盛公, 衰老却还不甘寂寞地追寻着的老鸨教头, 从前台语片过了气的、整日跟在少年华国宝身后、好像“追逐自己的影子般”的红小生阳峰, 由日本回台湾做生意还念念不忘自己初恋情人模样的林茂雄, 逼死了自己的儿子忏悔不已终生都在救赎并在这些被救赎的孩子身上寻找儿子傅卫的影子的傅老爷子, 还有那穷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一双“闪烁烁的”、“痛得在跳跃的”已死的阿凤的眼睛的传奇人物王夔龙。年轻的一辈追寻道路十分艰难, 阿青在弟娃丢失之后的心痛, 而小玉则为去日本承受的艰辛, 老鼠更是手段不当而入狱的寂寞难耐, 吴敏所期待的张先生却中风半身不遂。而老一辈呢?竭力讨好公园里少年的盛公, 华诞过后只剩颓然, 只能淌着老泪悲叹老来无子的凄凉;供奉华国宝吃喝住读的阳峰却让华国宝的狂傲磨出了一张追悼哀伤的脸;为声名家庭所累, 惧怕儿子寻衅吵闹的林茂雄最终不能不抛弃下小玉只身远去;而傅老爷子在阿凤身上感到了儿子所承受的委屈、痛苦和凄凉, 从此步入救赎的道路, 他对阿青倾诉, 同时也是祈求着以傅卫为代表的儿子们的原谅, 但不管怎样死者却终难复生, 爱与恨都那么轰烈的龙子追逐那一双双痛苦而闪烁的大眼睛, 从美国歌乐士到台北的李青, 却被一次次逃避所放逐, 不停地徘徊于期待与失落之中。

作者通过这两个阶层年龄即时间上的距离, 表达的是对时间的敏感, 对生命流逝与人生空幻的体悟。年岁的增长, 催促着人类追寻欲望增进, 而追寻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却最终将随着死亡的来临而消亡, 老一辈生命的消亡也带走了他们对人生目标的追寻, 而小一辈仍在目标的树立、破碎、再树立的反复中躁动不安, 生命进程就在这种欲望追逐中前进着, 就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又深又黑的夜里”, 黑暗王国的莲花池畔, “围着池子急切焦灼的轮回着, 好象在寻找自己许多年前失去了的那个灵魂似的”, 生命, 即展示于这种永远也无法满足的不息欲望和为之奋力追逐而带来的一个又一个沮丧当中, 而到了生命的尽头所有的欲望和沮丧都将与个体自身一起消亡。

二

这种空幻与悲剧感是与作者自身的人生经历和对生命的感悟紧密相关的。白先勇出身于宦门, 父亲是民国时期名将白崇禧, 特殊的家庭背景及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再加上目睹了家道的衰落, 社会的动荡变迁, 自己由香港进而去台湾求学却最终定居美国, 漂洋过海、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对人生的终极思考就更加深沉。作者曾说:“我个人的宗教感情是相当复杂的……到了后来, 我发现自己的基本宗教感情是佛教的。”“佛道的精神和对人生的态度对我的影响越来越深……” (2) 《孽子》正弥漫着“悲”与“空”的佛家情怀, 新公园的莲花池是黑暗王国最美的风景, 每个人物都对莲花这一佛教圣物有着深深的眷恋, 那莲是欲望象征的血般色彩的红莲, 既象征着人的欲望与罪恶, 又象征着情感的圣洁和人被拯救的可能。而那些“白发苍苍的元老们”, “点着头, 半闭着眼, 满面悲悯, 带着智慧”的老人们, 是“孽子”行动的见证人, 他们作为过来人带着佛般的智慧和从容, 总是感慨般地对青春鸟们下结论:你们以为外面的世界真的很大吗?总有那么一天你们仍旧会乖乖地飞回到咱自己这个老窝来的。这一方面是在表明社会对同性恋者的不能容忍, 他们只能回到自己的黑暗王国过不见天日的生活, 另一方面正暗示着人类难逃情欲这个圈子, 正如龙子漂泊那么远那么久, 却最终念念不忘的还是阿凤那双“痛得在跳跃的”大眼睛, 并且为此一生都在追寻着。小说整个结构给我们一种周而复始的轮回感, 先是这群孩子被“放逐”后走进“黑暗王国”开始流浪生涯, 接着开设“安乐乡”酒吧, 建立起自己的家园, 而酒吧被封之后又重新回到公园, 继续流浪的生活。

与此同时, 作者在写这些人生的悲情时寄予的是深深的悲悯, 在讲到自己创作《孽子》的写作过程的时候, 他曾谈到“这本书确实写得很悲”, “有人说看了这部小说很难受”, 在“这本小说最后的结尾, 阿青又到了新公园, 回去看到了和他当年一样的叫罗平的小孩子, 在深夜中把他带回家, 就象当初他一样, 他们在寒夜中跑步, 口里喊着军号, ‘1、2、1、2……’这些数字是往上排上去的。我还给了他们希望, 虽然在这样的寒夜, 但是往上而不是往下沉的。”他自身作为少数承认自己同性恋身份的作家之一, 对同性恋者寄予了深深的同情, 同时也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对人性的关注。作者曾承认《孽子》是关于同性恋者的, 而不是关于同性恋的, 曾在采访中说:“《孽子》这本书一直是我要写的, 我觉得有群孩子需要我替他们说话……我想任何时候, 妓女已经遭人歧视, 如果沦为男妓, 更是低之又低。但我觉得他们也是人, 要恢复他们人的身份。” (3) 对人性的深度描写始终是作者写作的出发点和着眼点, 《台北人》中心灵史的记叙, 《玉卿嫂》中的玉卿的爱恨交织和行为的突然异变, 《藏在裤袋里的手》的恋母情结,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对一个势利女子内心痛楚和沧桑的刻画, 等等, 这些人物都经受着种种痛苦, 作者看似对其加以轻描淡写, 却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底层人物苦难生活的悲悯。他对苦难的渲染是不遗余力的, 却又并非消极的, 而是让人们通过他的作品看清苦难的真相, 探究其根源, 从而让人们以慈悲之心感知苦难, 对众产生悲悯和恕道, 超越苦难。

品读白先勇的小说, 其不仅在于语言的精妙, 对比和象征的成熟运用, 更在于对人性的深刻描写与剖析, 对人世间各种不幸和苦难的恻隐与悲悯。作者的这种悲悯之心不仅仅与自身的经历与体悟相关, 更是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用宗教意识化解人性之恶。人生的“悲”、“苦”与空幻感是需要在佛家的含容博大中寻找心灵的安顿之所的, 用佛家的悲悯情怀化解并超越这种苦痛, 这是作者自我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个体生命选择。只有佛家对肉欲和性别的超越, 只有佛家的“悲”与“空”才能化解他的痛楚, 给他在询问自我时提供思想与情感的根基。《孽子》这部长篇小说正是在对不幸与苦痛的叙述过程中体现出一种宗教意识与悲悯情怀。

参考文献

[1]刘俊.白先勇评传[M].广东:花城出版社, 2000.

[2]蔡克健.访问白先勇[M].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 1988:276.

[3]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四卷[M].广东:花城出版社, 2000: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