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民间宗教信仰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影响

明清之际民间宗教信仰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影响（共2篇）

明清之际民间宗教信仰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影响 篇1

明清之际民间宗教信仰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影响

明清之际基督教与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接触是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的重要内容.本文分析了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与基督教的差异以及明清之际民间宗教信仰对基督教的同化、对抗与排斥,认为民间宗教信仰对基督教当时在华的传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二者的接触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命运.

作 者：李琼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刊 名：甘肃理论学刊 英文刊名：GANSU THEORY RESEARCH 年，卷(期)： “”(5) 分类号：B929.2 关键词：明清之际   民间宗教信仰   基督教  

明清之际民间宗教信仰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影响 篇2

基督教在中国有1300多年的历史, 自唐代以来曾四次传入中国。

1.唐代的景教。明天启三年 (公元1623年) 在周至 (今陕西省周至县) 出土了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碑文记载, 聂斯托利派传教士在唐太宗贞观九年 (公元635年) 就来到中国传教, 并大致描述了景教的基本教义, 叙述了景教从传入中国后150年的发展历程。后因武宗灭佛受到牵连, 到宋代聂斯托利派在中国本土逐渐灭绝。

2.元代的也里可温。基督教在元代再次进入中国广大地区, 并复盛一时。13世纪中叶, 蒙古族入主中原, 基督教随之在中原地区流传。元时入华的基督教分为二支, 一支即继续流行于中亚、蒙古诸地的唐代习称的景教;另一支是罗马天主教会派遣来华传教的方济各会修士。元朝蒙古人统称之为“也里可温”。随着元的覆灭而绝迹。

3.明清之际的天主教。明清之际, 西方基督教新教兴起, 天主教失势, 力图向东方发展新教区。明代中叶, 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东来, 基督教第三次在中国传播开来。从明末到清初大约140年的时间里, 基督教在中国大地上广泛流行。后因“礼仪之争”与“译名之争”阻滞了它的传播脚步。1724年, 康熙帝颁布圣旨全面禁止天主教的在华传播, 传教士被驱逐出境。

4.鸦片战争前基督教新教入华。19世纪初, 随着殖民主义扩张, 新教各宗派相继成立国外布道组织, 致力于世界各地的传教活动。1807年, 伦敦布道会派遣马礼逊来华, 马礼逊一边从事商务, 一边传教著书。因清朝官吏严禁传教印书, 又受到天主教势力的排挤和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反对, 马礼逊只得将印刷工作放到马六甲。1813年, 伦敦布道会派遣米怜来华与马礼逊一起活动。1815年, 他们在马六甲建立英华书院作为对华传教的基地, 并开办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英文刊物《印度支那拾锦》。在马礼逊和米怜之后, 伦敦布道会又派遣了一批传教士来华, 传教活动由南而北向全国渗透。

二、鸦片战争前传教士中文报刊的代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1815年8月5日,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创刊。它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宗教性刊物, 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该刊以绝大部分篇幅宣传基督教, 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 宣传伦理道德、刊载科学知识以及报道少量新闻。

米怜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言中明确表示要尽可能地迎合中国人的口味。他还没有给该刊取一个与基督教直接相关的名字, 也正是从宣传策略出发来使中国人易于接受。同时, 该刊附会儒学、写作手法和报刊样式中国化、并想方设法增强与读者的亲切感。

发行对象主要是南洋的华侨以及中国本土的中国人, 采用免费赠送的办法, 销量逐年增加。前几年每年的印刷份数具体如下:1815年3000份, 1816年6000份, 1818年10800份, 1819年12000份, 总计37860份。

三、《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影响

对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我们不能掩饰其创办适应了英国资本主义侵华政策的需要, 但在实践上因其所处历史条件的不同, 它的侵略性质又不像后来一些同类刊物那样明显、强烈。这些都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评判。

(一) 传播策略的采用取得了一定的传教效果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印刷份数是在递增的, 这从侧面说明了它产生的影响呈现出了扩大的趋势。同时, 该刊附会儒学、写作手法和报刊样式中国化、注重与读者的亲切感, 这一切都是基督教传教士为了适应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做出的调和努力。同时, 编辑们提出与践行的“文章要短、通俗易懂和流利生动”等要求也为基督教的在华传播搭建了便利通道。

(二) 存在缺陷的传播态度和方式使收效甚微

基督教作为异域文化却始终游离在中国文化之外, 这一时期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收效甚微。从以下两方面来论述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

1. 传播态度。

利玛窦等传教士在明清之际入华传教时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 他们以友好使者的身份出现。而鸦片战争前来华创办宗教报刊的传教士, 深受基督教文化优势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引导, 处处体现出优越感和功利主义思想, 这使传教效果大打折扣。我们知道, 一种宗教, 如果希冀其他的民族承认与吸收, 最重要的是取得该民族民众的好感与信任, 但是, 这时的传教士已经是民众眼中西方侵略者的帮凶——侵略政策的鼓吹者与宣传者, 必然不会收到好的传教效果。正如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论及外报的宗教影响时所说:“基督教之传入, 极注意文字上之宣传, 欲以新偶像代旧偶像, 流弊所及, 遂养成一种功利主义, 以致民教不和……其实教士之来华, 不啻为其政府之密探……‘五卅’案发生, 彼等爱中国爱和平之假面具, 更揭破而无余矣。”

2. 传播方式。

基督教在华传播的适应性是不足的。基督教在唐元时期的传播只是一味地取悦统治者, 并没有适应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与历史发展, 也没有去寻找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即广大的民众。于是, 基督教传教活动随着改朝换代而停止。明朝时, 利玛窦等进行“中西调和”、提出“耶儒合流论”, 取得了跨文化传播的胜利。由于后来的“礼仪之争”和“译名之争”, 基督教的在华传播告一段落, 这是跨文化传播的反面教材。鸦片战争前后, 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活动遭到了人们的抵制而收效甚微。究其根源, 基督教传教士没有深入到最广大人民的生活中去, 没有使人们产生接受它的需求, 使其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而浮于表面, 无法与中国文化真正融合。

(三) 对跨文化传播的启示

异质文化传播交流日益繁荣的今天, 我们可从基督教在华传播历程与效果中得到一些启示, 即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 需要秉持两个原则:

1. 态度上互相尊重。

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传播过程中, 需要充分尊重和理解该种文化的生长背景和特性, 平等地看待这一文化, 多用对方的视角来看待彼此之间的矛盾现象, 并依此对自身做出相应的调整, 这并不是要一味退让, 也不是要抛弃自身本质特性, 而是为了在跨文化传播中更好地融入其他文化, 从而使自身得到革新和发展。

2. 方式上彼此适应。

季羡林先生说过, 文化如果完全一样, 那就用不着比较;如果完全不一样, 则无从比较;只有介乎一样与不一样之间, 交流才能实现。异质文化必然有同有异, 这需要传受双方求同存异、彼此适应, 擅从对方文化里吸取精华、为己所用, 才能实现两种文化的共同发展。一种外来文化的输入与传播, 必须适合传入国家的具体国情, 必须迎合、依附该民族的固有文化, 从而排除固有文化的抗拒, 进而与之合流, 而后才有可能存在和长期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赵晓兰, 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三联书店, 1955.

[3]季羡林.比较文学随谈[M]//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4]米怜.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M].大象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