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设计艺术

明清时期的设计艺术（共12篇）

明清时期的设计艺术 篇1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时代, 资本主义的萌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文化和科学的产生, 促使明代的设计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 此时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超出以往任何时代。但从世界范围看, 中国正逐渐丧失原有的领先地位, 落后于迅速进入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由于近代西方文化的影响, 明清设计在自身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发生演变, 传统和西方的双重影响使得其设计呈现出总结性、潜变性、渗化性和跨越性四大特征。主要体现在陶瓷、服饰、建筑、家具、园林、书籍装帧和广告领域。

一、明清陶瓷设计

明清时期是中国陶瓷设计发展的黄金时代, 一方面青花瓷继续繁荣发展, 另一方面又创新设计出斗彩、五彩和其它釉色瓷器新品种。明代也是青花瓷设计最辉煌的时期, 成就最高的是彩瓷, 包括五彩、斗彩、素三彩, 是釉上彩与釉下彩相结合的产物。到了清代色釉瓷除白釉以外, 还有红釉、黄釉、蓝釉、绿釉、青釉、茄皮紫釉等, 五彩斑斓, 其纯度和光泽度、鲜艳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

明代瓷器的成就还表现在两个重大突破上:一是在造型设计方面的重大突破, 创造出成套组合系列化的设计形式;二是在装饰设计方面的重大创举, 解决了瓷器装饰的一个最大难题——釉上彩绘。

首先, 在青花瓷的设计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青花胜水墨, 其设计的艺术水平超过其它朝代。明代青花分官窑和民窑两大类别, 服务对象不同, 设计趣味迥异。明代青花瓷设计的最高成就体现在彩釉设计方面, 一是釉色的水墨效果设计, 二是体现文人情趣的分色设计。到清代又有“青花五彩”的美誉, 其中釉里红取得最高成就。

其次是斗彩瓷器的设计制作。斗彩在釉色设计方面成就最突出, 比单纯的釉下彩或釉上彩更为绚丽, 更为活泼, 为后来彩瓷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同时彩瓷还有“素三彩”、“五彩”、“珐琅彩”和“粉彩”。“珐琅五彩”出现于清康熙晚期, 被称为“珐琅画”。它的诞生是受铜胎画珐琅的启发, 将铜胎上的珐琅转移到瓷胎上, 同时引进了国外的珐琅材料和珐琅画技艺。由于珐琅彩制作工艺复杂, 成本昂贵, 所以一直是皇家宫廷御器, 并没有普及民间。其设计具有开创性意义, 主要设计特色是:第一, 器型设计以小件为主;第二, 制胎运用“反瓷”技术;第三, 装饰设计模仿铜胎画珐琅;第四, 花卉纹装饰“有花无鸟”;第五, 色彩设计多姿多彩;第六, 装饰图案设计采用院体派画家作品;第七, 首次采用了诗、书、画、印为一体的装饰设计;第八, 出现西方绘画装饰;第九, “界画”手法的运用;第十, 整体装饰繁缛华丽。

“粉彩”是在珐琅彩的启发和影响下设计创造的, 既流传于民间又盛行于宫廷, 成为清代彩瓷中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品种。

二、明清服饰设计

明、清服饰设计有所不同, 明代既是传统服饰文化发展的盛期, 同时又是服饰设计注入新的文化内容的转变期。明太祖即位后便“诏复衣冠如唐制”, 废除了元代的服饰制度, 确定了明代的服饰制度。官民服饰依律法泾渭分明, 在用料、色彩、纹样、功能等方面都有等级规定。主要表现在:明代官服设计是中国历史上“汉官威仪”的集大成者, 明代女装服饰是中国古典服饰的精华, 凤冠霞帔是贵族女装的象征;布衣、青衣是民服设计的制度。

清朝的服饰设计主要在官服装饰上和皇室服装的设计上有别于明代。如龙袍、马褂、“风穿牡丹”与“玉堂富贵”等。另外就是旗袍的设计形式多样, 功能性很强, 有别于前朝。

三、明清建筑设计

三、建筑设计在明清时期又进入一个高峰期, 在宫殿、坛庙和宗教建筑等方面成就尤其突出, 不少建筑完好地保存到现在。后世的城市规划设计和宫殿建筑设计均沿袭明清。都城北京和古城南京都得益于明代的规划和经营, 代表建筑有“南京城”和“紫禁城”。佛教与坛庙建筑以佛塔和寺庙相结合为主, 如:明代广胜寺飞虹塔和布达拉宫, 以及各府县都共建的东岳庙、文庙、关帝庙、城隍庙等, 各类庙宇遍布全国。皇陵是明清的重要建筑代表, 其规模宏大, 设计制作相当考究。民居的设计在明清时讲究风水, 选址要背山面水、山龙昂秀、水龙环抱、明堂宽大、水口收藏等。如徽州的民居是明代民居的典型代表, 有宏村、西递等。清代民居设计受气候、风水、封建观念、民俗等因素的影响显现出鲜明的地域和文化特色, 具有实用性、功能性和艺术性的特点。

宗法社会的缩影——晋中民居, 住宅的平面布局和空间形态以及商业文化的融入, 形成了晋中民居的独特风格。比如:乔家大院的浑厚, 王家大院的恢宏, 常家庄园的闲适等, 设计从细微处体现了主人的生活情调和对生命的理解, 极富特色。礼制等级在乔家房屋的面积、深度、屋顶形式以及装饰程度与样式上都有充分的体现。

闽南土楼是客家人设计的天堂, 土楼是北人南迁时根据当地自然环境和气候特点创造的一种碉堡式建筑。这种设计适应于保持和发展家族宗族制, 生动反映了客家民系的社会生活面貌, 它们装饰设计的特点是外拙内秀。

四、明清园林设计

明代园林主要类型有祭坛园林和私家园林。明代祭坛园林设计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功能方面, 如圜丘坛 (即天坛) “形圆似天”以祭天, 方泽坛 (即地坛) 形方似地以祭地神。日坛以祭大明之神, 月坛以祭月明神, 先农坛以祭先农神, 社稷坛以祭土地神和五谷神, 庙宇园林也开始盛行。

私家园林多建在城市之中或近郊, 与住宅相连, 在不大的面积内追求空间艺术的变化, 风格素雅精巧, 创造出平中求趣、拙间取华的意境, 满足以欣赏为主的要求。代表建筑有被称为“东方智慧”的苏州园林, “婉约轻盈”的扬州园林。其中, 苏州园林注重园林山水画意境的设计;“扬州园林”的设计则是综合了南北造园的艺术手法, 形成了所谓“北雄南秀”皆备的独特风格, 特别是以具有地方特色的四季、假山闻名。扬州园林将“北雄南秀”园林风格融于一体, 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中独树一帜。以瘦西湖为代表的湖上园林景观, 充分利用河流山丘自然风貌特点, 厅廊楼阁依山而筑、傍水而建, 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具有整体韵律的空间景观。这一点对当今城市开放空间的整体景观塑造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皇家园林设计成就最高的属承德避暑山庄和颐和园。皇家园林在“移天缩地入君怀”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礼制思想的作用下形成了“园中园”的设计格局, 在组景设计上不乏仿制江南小园、佛道寺观、民族建筑甚至西洋景观。建筑布局设计上, 强调明确的中轴对称关系或主次分明的多重轴线关系。如颐和园以佛香阁建筑及其主轴线控制全景, 突显“皇权至尊”、“天子威仪”的礼制思想。而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又如众星捧月环绕山庄, 象征大清王朝君临天下, 设计者也重视通过对皇家园林要素的配置来加强气派。

五、明清家具设计

明式家具是中国古代家具风格的集大成者, 以设计新颖、造型美观、选材考究、制作精良的特色而著称于世。明式家具的产地主要有三处:北京皇家的御用鉴, 民间生产中心苏州与广州。明清家具设计的风格特点有:第一, 造型大方, 比例适度, 轮廓简练、舒展;第二, 结构科学合理, 榫卯结合紧密、结实牢固;第三, 选料配料精到, 重视木材本身的自然纹理和色泽;第四, 雕刻、红脚处理得当;第五, 金属饰件式样灵珑、色泽柔和, 起到很好的装饰作用。

而清代家具设计的鲜明特征是在装饰性方面明显超过明代, 具有兼容中、外、东、西的形式意味。它的创新之处在于有书画镶嵌装饰设计和组合式装饰设计。功能设计上更注重整体, 体量关系与其彰显的气势, 与宫廷、府第、官衙的环境气氛以及建筑高度和谐。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 清代家具承袭了明式家具卯榫结构并对其常用结构进行改革, 将卯榫结构与整体造型巧妙结合, 既美观又实用;第二, 清代设计者充分利用各种材料的特质, 并用不同材质的物料, 使材质设计发挥至最佳程度;第三, 在装饰纹样的创意设计上, 运用谐音寓含吉祥之意的纹样, 为传统纹样继承和发展注入新含义, 形成装饰趣味, 直接反映了当时的文化和习俗;第四, 在装饰设计上, 清代家具集历代精华于一身, 采用雕刻、镶嵌和描绘等手法, 彰显家具的富丽华贵与形式之美;第五, 新型家具的设计;第六, 实用功能的特殊设计;第七, 中西合璧家具设计;第八, 护生养生功能设计。

总之明清的设计艺术继承了宋以来的美学追求, 并向程式化和完善化发展, 具有端庄、简约、健实等审美特点。

摘要：中国古代设计艺术是附着在古代工艺产业上同步发展的, 是从民间美术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强盛时期, 工艺、农业、手工业都比较繁荣, 设计艺术在这个时期也有了跨越式的发展, 对当今的各种设计有着较深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胡光华.中国设计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2]辛敬林.装饰设计[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3]周旭.中国民间美术概要[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

明清时期的设计艺术 篇2

公元1368年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是我国历史上的明清（1912年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退位）时期。这一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繁荣，政治较为开明，思想文化得到极大发展，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不断发展。

一、中国明清时期的政治特点

明清时期的政治最大的特点是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完善与发展。

明朝封建君主专制的强化体现在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加强皇权，明成祖设置内阁。这不仅解决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而且大大加强了君主专制。明朝统治者为了削弱地方势力，废除行中书省，设三司，直接对皇帝负责。

清朝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达到顶峰。雍正帝设军机处由皇帝亲信大臣组成，军国大事由皇帝裁决，这样一来，全国的军政大权就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

明清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使皇权的极度膨胀，民主制度难以形成。这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皇帝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行政长官和最高司法者，不受任何约束和监督。这种绝对君主专制，使皇帝的决策具有个人独断和随意性的特点，使政策不断失误；而为官者则畏首胃尾、惟命是从，助长了官场因循守旧、官僚主义、贪污腐败之风。明清封建君主专制的空前加强，并非表明封建制度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封建制度走向衰落的政治表现。明朝实行的厂卫制度、清朝军机处的设立等使民主制度就更难以形成了。

二、中国明清时期的经济特点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国家。但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在我国江南地区一带的手工作坊里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没有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得到发展，但这是明清时期经济的最大进步。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为清后期民主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明清时期的思想文化特点

在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支持。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古代的主流思想。明清时期的思想家们又丰富和发展了儒家思想。

明后期的李贽，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揭露道学家的虚伪。是我国封建思想的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的色彩。

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强烈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提倡“工商皆本”，他的思想对晚清民主思潮兴起有一定影响。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强调“经世致用”，反对君主专制，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才能“天下治矣”。

王夫之是杰出的唯物思想家。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观点。用发展观点看待历史，提出在政治上“趋势更新”。

然而，明朝的八股文，清朝的文字狱等政策钳制了人们的思想，使得这一时期的科技只注重对前朝的总结而没有较大发展。

四、中国明清时期的民族关系特点

明清时期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统治者开明的民族政策，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不断发展。

（一）同蒙古、新疆地区关系的加强 1．明长城

⑴明中期，国力衰退，为防止蒙古骑兵南下，修缮长城，加强边防驻兵，但仍没有达到目的，瓦剌骑兵曾直抵北京城下。⑵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是世界上的伟大工程之一。

2．俺答汗与明朝修好

⑴明后期，鞑靼首领俺答汗与明朝修好。⑵明朝封他为顺义王，恢复封贡互市。⑶蒙汉两族和平友好数十年。3．反对准噶尔分裂势力

反对准噶尔贵族的斗争：清军与噶尔丹及其后继者进行了约七十年的斗争，终于在1757年将准噶尔贵族割据势力粉碎，统一天山北路。清朝对蒙古各部的管理： ①在乌里雅苏台设将军；

②在科布多设参赞大臣，直接掌管蒙古各部的军政大权。4．平定回部反动贵族的叛乱

⑴平叛：清军迅速平定居住在天山南路的回部贵族大小和卓兄弟发动的叛乱。

⑵管理：1762年，清朝设伊犁将军，统管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整个新疆地区。

5．土尔扈特部归国

1771年，西迁伏尔加河下游的漠西蒙古土尔扈特部，在杰出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为摆脱沙俄的统治，踏上回归祖国的征途。他们的回归，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谱写下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二）同西藏地区关系的加强 1．明对西藏的统治 ⑴明称西藏地区为乌思藏。

⑵重用藏人：朝廷在乌思藏设立卫所，任用藏族人担当各级官吏，赐给印信，让他们管理藏族事务，征收贡赋。

⑶建立僧官制度，法王是最高僧官。

⑷整个明代，西藏各教派势力都一心拥护中央政府。2．清对西藏的统治 ⑴确立册封制度：

①清入关前，黄教领袖五世**统一全藏。顺治帝正式赐予“**喇嘛”的封号。

②康熙帝又将“**额尔德尼”的封号，赐予另一位黄教领袖五世**。此后，历世**和**，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

⑵设驻藏大臣：

雍正时期，清朝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同**、**共同管理西藏事务。这标志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管辖的加强。

⑶建立金瓶掣签制度

①西藏黄教用灵童“转世”的办法确定**和**的继承人 ②有时同时出现几个灵童。为了避免纷争，乾隆年间，清朝建立了金瓶掣签制度。

③金瓶掣签制度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转世的监督和任授权力。

(三)“改土归流”和台湾府的设置

1.明朝开始改土归流：永乐年间，西南地区的两个宣慰司叛乱，明朝派兵平定以后，改设贵州布政使司，从此贵州成为省一级行政单位。这种取消土司衙门，改由朝廷派遣流官直接统治的变革，称为“改土归流”。

2．平息三藩之乱

⑴“三藩之乱”：清康熙年间，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叛乱，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相继响应，史称“三藩之乱”。

⑵平息叛乱：康熙帝采取剿抚兼用的策略，历时8年，平息了叛乱。3．大规模改土归流：1726年，雍正帝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地，大量委派流官代替土司。

4．清军进入台湾

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台湾一直处在郑氏子孙的统治之下。⑵1683年，清廷命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进军台湾。

⑶澎湖一战，郑军大败，郑克塽投降，台湾纳入清朝版图。5．清设台湾府

1684年，清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这加强了台湾同祖国大陆的联系，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巩固了祖国的海防。

五、中国明清时期的对外关系特点

对外关系上，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使中国和世界逐渐隔绝，造成落后于世界潮流。明朝一度实行“海禁”；清政府则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几次下令禁止海外贸易。“闭关锁国”政策不利于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的正常交往；不利于中国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学习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取长补短。从而妨碍了中国的发展，使中国与世界隔绝，落后于世界潮流。

明清时期的会馆 篇3

依照明清的科举制度，每隔三年，各省举人都要会集于京师，参加国家的选拔考试，此为“会试”。明永乐年间，在京师的缙绅为了便利同籍参加会试的士人旅居，设立了会馆。所谓“平时则以聚乡人，联乡谊。大比之年，则为乡中试子来京”。

会馆的模式后来逐渐发展，功能更趋多元，最终演变成为同籍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城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会馆有房屋，提供给同乡、同业聚会或寄寓。这种模式延续到清代更为兴盛，所谓“走通都，过大邑，见夫士商云集，或游官，或服贾，群然杂处其地，罔不设立会馆”。即使是在川、滇、黔等边陬地区也是如此。海外经商的华人，以及清末的中国留学生，甚至在海外也设有会馆。

当时的会馆并不仅仅是富有缙绅喝茶谈生意、联络情感的地方。明刘侗、于奕正所著的《帝京景物略·嵇山会馆唐大士像》中说：“用建会馆，士绅是主。凡入出都门者，籍有稽，游有业，困有归也。”这是一种带有慈善性质的机构，帮助同籍的没有职业者找到糊口的工作(游有业)，流落困顿者得以回乡(困有归)。

会馆一般是由同乡的仕商合建，配置有相应的慈善机构，举行各种慈善活动。这些慈善活动首先当然是助学。对于到京师或省城参加考试的士子，都有一定的经济资助，这是所谓的“应试卷资”。殷实的商贾在捐建会馆时，有时还会建立义塾、义学。这些举措都是鼓励同籍的贫寒子弟读书做官。其次是济贫，则是对于流落在外的贫困同乡施以援助。很多会馆在章程中都有规定，对于“有老病、废疾不能谋生者，有鳏寡孤独无所依者，有异乡不能归里者……令司月者核实，于公费中量力资助”。此外，遇到家乡发生严重灾荒，会馆常常会承担在当地筹办筹款赈灾的角色。第三是施医。寓居会馆的人，难免不测之虞，所以延医治病也是会馆的本分。比如，清代徽商在虞山建立的“存仁堂”，就是“为徽人寄栖医药之所”。最后是助丧。会馆都会设有寄柩所、义冢等慈善设施，或为同籍逝者暂时放置棺柩，以待“买棺成殓，安送归乡”；或在客居之地暂时就地瘗埋，以待异日迁葬。如清乾隆时期，徽商先后在苏州虎丘等处建置积功堂、积善堂，对病殁于苏州的同乡施以棺木，埋入义冢。此后正式创设徽郡会馆，更是设立专门的义冢。旧时，病殁于外地，尸骨不得还乡，是一件大事。所以，这种举措的意义非同一般。

概括说来，会馆慈善的举措，基本涵括了人生老病死的各个方面。可以想见，对于流落异地、举目无亲的人，会馆对于他们的重要性。

会馆的经费完全是自筹的，与政府无涉。

经费的来源当然是同籍人的捐赠。由于会馆最早是为便利士人应试而设，受助者中如果金榜题名，踏入仕途，自然也乐于捐资以作回报。在会馆的功能扩大之后，商贾也纳入其中，即使是普通的商贾，往往也会略尽绵薄之力，集腋成裘，善款的来源也就更加多元、更加稳定了。

明末清初，会馆还制定章程，对于同乡中有能力者，规定了固定的资助金额。如当时设在北京的江西会馆，就按照京官、外官的官秩而规定捐赠的银两数目，对于科举及试职人员也有相应规定。这些款额都用作基金，供会馆从事慈善活动所用。

另外，同业会馆中还有按照行业抽提的规定。所有从事工商业买卖的商铺，每月的收入，依据不同的行业，按照某个固定的比例抽提，所谓“各就所业抽厘，以扩充善举”。比如上海徽宁思恭堂在同治年间“诸茶商助施衣食，复捐厘置产以裕经费”。会馆还会进行一些商业活动，使慈善经费增值，比如购置房产、田产，收取租息。

会馆的管理非常严格，管理机构的设置、经费的使用等，在会馆章程中都有严格的规定。会馆的管理人员(司事)是轮流担任的，时间不定，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一个月。会馆设有董事会，由敦厚、热心、有名望的同乡担任董事(司董)，负责处理善事中一些重大的事项，同时也监督司事的工作。

在会馆的各种慈善活动中，受助者的资格也是有严格规定的。比如义冢的使用，除了规定分厝期限，对于棺木入厝及义冢掩葬，一律凭对牌照，载明死亡人氏姓名、性别、籍贯及登记簿号，以便查对。而重大的慈善活动强调须经过公议之后才能实行，即使是司董也不能徇私。会馆的收入开支都登记造册，做到透明管理，有的还要“刻碑勒石”，以明晰收支。普通工作人员的薪金也有严格的规定。

因此，会馆在当时具有很强的公信力，同籍的官绅商民都乐意向会馆捐输。

会馆作为民间互助组织，其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各种慈善活动恤孤济贫，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所谓使“生者自有容身之地，死者得免暴露之悲”。尤其是在交通、信息相对闭塞的封建时期，会馆无疑是异乡同籍人士的栖身避难之所。

尽管会馆是地缘性的慈善组织，其慈善对象只限于同乡，作用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封建时代，民间机构发展到这种程度，已基本达到极限。作为政府官办慈善机构的有益补充，它的作用毋庸置疑。

会馆是中国古代民风的一种象征。古人重乡土，地缘的凝聚力往往大于其他社会因素。这是弱点，也是优势：在地缘观念下，人们更容易认同和接近，心灵也更容易公开，更易约束自己的私欲而达到相对的公正。因为在同一片乡土之下，人人都注视着你，或者你的后人。

明清时期江南园林的艺术特征分析 篇4

关键词：明清,江南园林,艺术特征,分析

一、概述

园林建筑是我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成果, 园林艺术之美凝结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 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形成了我国园林建筑的艺术特征。明清时期的园林艺术已发展到顶峰, 其创作艺术已融合了我国传统文化精髓。在当时的园林中, 最为著称的就是江南园林, 它们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园林建筑的底蕴。

关于江南园林的艺术研究中, 我国园林艺术家已经从园林历史、园林思想、造园手法等发面探究了其具体特征, 这些研究说明了江南园林的形成过程, 并说明了与我国传统文化的联系, 本文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建筑美与自然美结合艺术、哲学与园林文化艺术、意境与园林融合艺术三个方面阐述了园林艺术特征。

二、建筑美与自然美结合艺术特征分析

江南园林是我国三大园林系别之一, 主要是指江南一带达官贵族的私家园林, 在建筑园林过程中, 格外注重园林建筑和自然结合之美。明代园林建筑家曾指出, “借者, 园虽别内外, 得景则无拘远近。晴峦耸秀, 给宇凌空, 极目所至, 俗则屏之, 嘉则收之”, 这正是将建筑与自然结合的概述。

1. 建筑色彩搭配分析。

江南园林中的色彩搭配彰显了建筑与自然的呼应。虽然江南园林不像皇家园林在色彩上充斥富贵、绚丽, 但其能结合自然景观需求, 以低调含蓄的搭配, 将自然融于建筑之中, 具体如下。

(1) 在明清时期的园林筑造中, 所采用的材料主要为湖石、黄石、树木、花草, 颜色的主题则为灰色、淡黄、草绿、青色等颜色。分析江南园林装饰可知, 所引用的颜色最多就为从自然景观提出的颜色, 这就使景与物在色调上融为一体。

(2) 在建筑的细节中颜色以中性、单一为主, 在山水衬托的环境中应用搭配相符合的颜色。例如, 西子湖畔的郭庄, 园林中充满了叠山沉水, 而在门窗轩榭中都是与山水相搭配的低调色彩。园林建筑中注重颜色的层次变化, 自然的颜色与建筑的颜色也相互照应, 从而形成了建筑和自然搭配的颜色方案。

2. 建筑布局分析。

江南园林在布局方面结合了其具体功能, 能够为人们提供休息和休闲的场所。在建筑物和自然景观结合上强调顺应自然搭配, 以自然为主线, 建筑结构相衬托, 布局上相辅相成, 浑然一体。

(1) 因地制宜。“因地制宜”是江南园林布局的最精确概括, 建筑物围绕自然景观所建设为其主要目的。归纳明清时期江南园林的布局特征发现, 园中的建筑不会随便地构建, 所创作必有其理由, 仔细分析便可发现建筑均与其所处的环境和地理位置相关。例如, 无锡寄畅园的整体布局中, 园中的中心为水池, 围绕着水池建设起亭廊, 亭廊与水池相互照应, 假山则与远处的惠山相呼应, 构成一切美景尽收园中的景象, 拓宽园林的视野面积, 这正是合理构建布局, 建筑物根据其所处的自然景观进行布局。

(2) 空间交融。江南园林占地面积一般不超过几公顷, 但在建筑过程中注重空间设计, 小中见大。在布局中将整体进行分区, 以区的画面组成美景, 再通过空间位置塑造整体之美。建筑和自然景观相互借鉴, 把握空间位置, 强调主次关系。例如, 拙政园中整个园区分为三个景区, 在空间上彼此相呼应, 建筑物和自然景观相互因借, 呈现出一幅空间美景图。

三、哲学与园林文化艺术特征分析

哲学思想也可以理解为文化精神, 园林文化与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精神作为主导人类行为的主要因素, 影响了人们在建筑园林和设计园林中的想法, 艺术之美也是作为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我国传统文化深深地植入古代人民心中, 在潜移默化中指导着人们的行为。

1.“人”与园林文化分析。

自然“人”也就是指生活中存在的人们, 而“人”还代表着一种文化意识, 有着价值和存在感。园林建筑实际上是就为人类服务, 而其建设又是由人类独自完成, 这就是说园林文化为人类为了达到自己对美的追求, 靠自身的行为来构建园林来满足需求。

(1) “人”的需求与园林文化。“人”在社会上发展就是通过需求来引导的, 明清时期的园林是其拥有着为了释放个人情怀, 建筑的一所融休息、生活、审美于一体的场所。园林建筑给人融情于物, 为人们服务的场合。江南园林在设计过程中特别注重“人”的需求, 根据在建设园林中“人”的感受进行设计, 所创作的一切都充满了“人”的思想。并且, 纵观明清时期的江南园林, 大多数都满足了人对美的需求, 也是人的需求不断地促进的园林文化的发展, 决定园林文化的发展方向。

(2) “人”的行为与园林文化。明清时期经济发展迅速, 人们对于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园林文化是人类居住场所的发展下的另类转化, “人”的行为主要是指建筑园林中对美的追求方式, 通过结合建筑和自然景观呈现出新的形式。

2. 园林文化的表现方式。

园林文化在表现过程中有着诸多哲学原理, 它不仅仅是简单地将景和物集合在一块, 而是在其中蕴含着哲学的表达方式。

(1) 禅宗思想。明清时期江南园林共同特点就是清幽雅逸, 禅宗思想影响着园林所表现的意境。我国陈从周先生曾指出, “园林中求色, 不能以实求之……白本非色, 而色自生;池水无色, 而色最丰, 色中求色, 不如无色中求色”, 这就是禅宗思想里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的思想, 包含禅宗思想的园林能够展现独特幽邃气质, 更富艺术气息, 超凡脱俗, 为人们提供思想上解脱的园林意境。

(2) “隐“思想。明清时期的园林拥有者较大部分为退隐朝野的仁人志士, 它们摆脱了世间俗世的苦恼, 寄情于园林中。在明清时期的园林中, 有很多园林的名称都表达了“隐”的思想。例如, 苏州的“寄傲园”, 太仓州杨氏“日涉园”, 昆山“悠然亭”出于“悠然见南山”, 洞庭的“招隐园”、“安隐园”、苏州的“小隐亭”、“恰隐小房”、“北山小隐”、“梅隐”等, 这些都表明了园林本身就化作了归隐志向, 其建筑过程中也就自然地衬托隐意。在建筑过程中, 江南园林很少采用明亮、绚丽和高调的手段, 往往变幻多端, 低调单一, 并从这种表现方式中展现出对美的追求。

(3) 道家思想。道家思想倡导无为而乐, 江南园林所包含的“虽为人作, 但为天开”就体现了道家对江南园林的影响。明清江南园林也是以淡雅素净为主调, 不强调过分的人为色彩, 倾向于顺应天成, 这也说明了道家思想是园林建筑的基础。

四、意境与园林融合艺术分析

意境是园林展现给世人的艺术特征, 也是园林最高的表现境界。在明清时期江南园林中, 独到的意境通过园林设计者建筑手法和设计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景有限而意无穷”正是说明园林意境的含义, 也是明清时期江南园林筑林的精髓。

1. 动静结合之美。

我国明代园林家曾指出, “园林之美在于动静结合, 静则静雅, 动则奇妙”。明清江南园林中, 山水之间的搭配将动静结合发挥到极致, 假山的布局以流水所向而指, 流水则以假山为衬托。并且, 在建筑物外的景观常设置动景, 就与建筑物精致的门轩和窗户相对立, 展示出动静相依的景观。

榭和廊是江南园林中展现动静之美的建筑的典型代表。“榭者, 藉也、藉景而成者也、或水边, 或花畔, 制亦随态”, 通过结合静止的湖面, 采用曲折的路径使人于其上犹如水中游。廊是江南园林建筑中以墙为借, 凌水而建。在表现手法中往往与静止的墙相依, 通过廊曲折起伏来实现空间上的转移, 增加节奏感和波动感, 发挥动静之美。

2. 诗意之美。

明清时期的园林好借匾联题词来点明意境, 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采用别具特色的题跋能够有效地增加园林的感染力, 让世人感受到园林所要表现的诗情画意。例如, 网师园待月亭, 在其横匾上书“月到风来”, 对联则取“万年秋将至, 长月送风来”, 借助待月亭所处的景观环境, 细读所提诗句, 一种诗意之美悠然而生。

除了采用借匾题词, 在园林设计过程中也采用了诗情画意的手段, 展现诗画之美。明清时期的园林多采用景物相依, 共同展现出奇妙的艺术精神, 这种诗情画意也体现在建筑的细节中, 给人以深深品味的感觉。

3. 情景交织之美。

“景无情小发, 情无景不生”, 说明了明清江南园林对情景交织的要求。在建筑园林时, 将自然山水之美与要塑造的意境相结合, 使山水更加富于曲折和层次, 让自然景观的形与神相互融合。园林的建筑与自然景观自然相连, 通过恬静、淡泊、含蓄的方式来展现出意境之美。情景交织之美在江南园林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展现出来, 为世人所鉴赏。

明清时期的江南园林是我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精品。自古以来, 江南就是文人墨客和达官显贵的聚集处, 经济的发展和富裕为江南园林的诞生提供了物质条件。明清时期的江南园林虽然占地不多, 面积不广, 但其艺术鉴赏性让世人佩服。本文通过建筑美与自然美结合艺术、哲学与园林文化艺术、意境与园林融合艺术三个方面再次向世人展现了江南园林艺术特征, 促进人们对明清时期江南园林艺术的理解。

参考文献

[1]刘敦桢.苏州古典园林[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79.

[2]何征.论江南园林的小巧与淡雅[J].美术观察, 2005 (8) .

[3]张明.以沧浪亭为例浅析江南园林的文化语境[J].装饰, 2010 (7) .

巧记明清时期文化的口诀 篇5

1、口诀

明清文化古萌新 科技著作集大成 徐徐送礼随高峰 理学心学相继红 反对封建有启蒙 炎黄匹夫李贽猛 市民小说更兴盛 儒生聊聊红楼梦 三游水浒梁山空 官修图书类与丛 永乐大典图书成 四库全书清乾隆 耶稣教士西学东 教皇禁祭天祖孔 势头衰落因干政

2、解释

①“明清文化古萌新”：指明清时期文化的特点是“承古萌新”。②“科技著作集大成，徐徐送礼随高峰”：a、“科技著作集大成”指集大成的科技著作相继问世。b、“徐徐”：指徐光启和徐霞客，《农政全书》和《徐霞客游记》。C“送”同“宋”指宋应星《天工开物》d、“礼”同李指李时珍《本草纲目》e、“随高峰”是指这些科技著作随着封建经济高峰的到来而出现。

③“理学心学相继红”指封建统治的官方哲学──“理学”和“心学”相继占统治地位。

④“反对封建有启蒙，炎黄匹夫李贽猛”：a、“反对封建有启蒙”指早期民主启蒙思潮也在潜滋暗长。b、“炎黄”指顾炎武与黄宗羲。C、“匹夫”指王夫之。d、“李贽猛”李贽是我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

⑤“市民小说更兴盛，儒生聊聊红楼梦，三游水浒梁山空”：a“市民小说更兴盛”指市民文学蓬勃兴起，小说成为文学的主流。b、“儒生聊聊红楼梦”是指《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和《红楼梦》。c、“三游水浒梁山空”是指《三国演》《西游记》和《水浒》。

⑥“官修图书类与丛，永乐大典图书成，四库全书清乾隆”：a“官修图书类与丛”是指官修类书与丛书。b、“永乐大典图书成”：是指类书《永乐大典》与《古今图书集成》c、“四库全书清乾隆”是指丛书《四库全书》在清乾隆年间编撰成。

明清时期的孔庙祭器 篇6

春秋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出现了“礼崩乐坏”、自家争鸣、革故鼎新的局面。这时，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提出了“克己复礼”，“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意思是要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为，恢复周朝的礼制。强调君要有君的权威，臣要绝刘服从。父要有父的威严，子要唯命是从。当时，各国诸侯忙于“问鼎”、“逐鹿”，这主张并不受到青睬。

到了汉武帝时期，武帝为了钳制民众的思想，维护其专制统治，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制度。自此以后，各朝统治者追封孔子为“文宣王”、“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学说一直成为官方的政治伦理学，并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

明清时期的帝王为了进—步宣扬孔子纳学说，以巩固其统治。在各地建立孔庙，祭祀孔子。孔庙又称学宫，它既是祭祀孔子的庙宇，又是学斗学习儒学、尊孔读经的场所。孔庙里最重要的器具是祭器，它是身份、地位的标志。这些祭器是以商周时期奴隶主贵族使用的青铜礼器为蓝本。主要有铜鼎、铜簋、铜簠、铜盈、铜爵、铜钟等。这里介绍的是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孔庙祭器。

浪纹铜鼎(图一)高39．5厘米，口径18．日厘米，铸制于清代雍正时期。浪纹铜鼎微敛口，垂腹，腹部两侧附S形耳，圃底，下有三只兽蹄足。腹上部饰细小而繁密的雷纹，腹下部饰浪纹，足上部饰兽面纹。

铜鼎在商周时期有烹煮肉食、祭祀和宴享等用途，它是盲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在古代社会中，铜鼎是“明尊卑，别上下”的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力的标志，表现等级秩序最明显的是西周的列鼎制度。据礼书记载，西周时期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铜鼎出现在商代早期，到汉代以后逐渐消失。铜鼎有圆鼎、方鼎、盖鼎多种，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与鼎有关的成语很多，如“一言九鼎”、“钟鸣鼎食”、“大名鼎鼎”、“九鼎大吕”等等。

浪花纹铜簋(匿二)高24厘米，长16．3厘米，铸制于清代咸丰时期。浪花纹铜簋的横截面为椭圆形。子母口，鼓腹，腹部两侧附龙形耳。椭圈足，足部的正、背面及两侧的下端各有一个半圆形缺刁。腹上部饰方格卐字纹，腹下部饰浪花纹，足部饰浮雕兽面纹和方格卐字纹。簋盖为倒盘形，盖顶边缘翘起呈波浪状，盖口折沿。盖饰浪花纹及方格卐字纹，顶郎饰雷纹。

铜簋是商周时期祭祀、宴享的重要礼器，是盛放饭食的器具。特别是西周时期，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享时以偶数组合与以奇数组合的列鼎配合使用。据记载，天子用八簋，诸侯庄六簋，人夫用四簋，士用二簋。铜簋出现在商代中期，到战匡时期逐渐消失。铜簋有国足簋、方座簋、四足簋，三足簋多种。在现代汉语中，除了文物考古外已很少使用“簋”这个词语了，唯有在广州方言中仍有保留。广州方言把“设宴”称为“煮九人簋”，(广府人设置的结婚、祝寿宴席有力。盘菜，九大簋是指九盘菜)享用宴餐称为“食九太簋”。自二十世纪九十仨代以来，“九大簋”这方言也逐渐消失了。

凤纹铜爵(图三)高17厘米，铸制于清代乾隆时期。爵口为鞋底形，口沿两侧有一对菌状小柱。深腹，腹部一侧附龙形鋬，圜底，下有向外伸张的三棱锥形足，腹部饰以雷纹衬托的凤纹。

铜爵出现存夏末商初，是最早铸制的青铜礼器。铜爵是用于餐饮酌酒的器具，青铜器时代铜爵的形状，前有槽沆，后声锐角状尾，中为杯，一侧有鋬，下有三棱锥形的三足。孔庙祭器中的铜爵与其有差别。已没有槽流和锐角状尾了。

乳钉纹平口钟(图四)高35．8厘米，口径23．2厘米，铸制于清代乾隆时期。乳钉纹平口钟儿圆筒形，上窄下宽，平口，桥状钮。主体饰方格乳钉纹，正中有圆形撞座。

铜钟是打击乐器，它是古代宫庙中祭祀和宴享奏乐时六可缺少的乐器。铜钟最初出现在西周时期，通常是把多枚依大小为序的铜钟组合为编钟进行演奏。当时酌铜钟多数是合瓦形弧口钟，这种钟能发出两个不同的音频。明清时期孔庙祭器中的铜钟则是圆筒形平口钟，它只能发出一个音频。

双凤朝阳纹铜簠(图五)高21．8厘米，长25．5厘米，铸制于明代嘉靖时期。双凤朝阳纹铜簠呈长方体，斜壁，壁附龙形耳，平底。方圈足上窄下宽，足的正、背面下端有半圆形缺口。铜簠的口沿之下饰以雷纹衬托的凤纹，斜壁饰海浪纹，足部也饰以雷纹衬托的凤纹。铜簠有盖，形似倒置的铜簠主体，两侧咐环形钮，盖顶边缘向上翘起呈波浪状。盖顶饰浪珠纹，盖中部饰海浪纹，盖下部以雷纹衬托的双凤朝阳纹。

铜簠是祭祀和宴餐时盛放饭食的器具，出现于西周时期，但主要盛行于西周末春秋初，战匡晚期逐渐消失。

波浪纹铜盈(图六)高22．8厘米，长23．7厘米，铸制于清代光绪时期。器休呈椭圆形，直口，腹微鼓，附龙形耳。束腰，椭圆圈足。腹部饰雷纹、几何纹。腰部饰波浪纹，足部饰连珠纹，连C纹和重圈纹。器盖为倒置的椭圆盘形，子母口，盖顶有四纹猫耳形钮。盖饰上下两周雷纹，中为几何纹，顶部饰双凤纹，钮部饰云纹。

铜盈是盛放饭食的器具，出现于西周中期，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到春秋初期已基本消失。

几何纹铜铡(图二)高27厘米，口径17．9厘米，铸制十清代同治时期。几何纹铜铡的器体为圆形，直口、深腹，两侧附羊首形耳。平底。下有三只倒蚂形足。腹部饰了何纹，足部饰云纹。盖为半球形，盖顶边缘有三枚山形钮。盖饰雷纹及花卉纹，钮部饰以雷纹衬托的蕉叶纹。

铜铡是盛食器具，这种器物比较少见。

兽面纹铜尊(图八)高23．8厘米口径17．9厘米，铸制于清代光绪时期。兽面纹铜尊敬口，宽颈，鼓腹，高圈是。颈部四方各有—道尖齿状扉棱，腹和足部与颈部柜对的方位也有方齿形扉棱。颈部饰以雷纹衬托的夔纹，腹部饰以雷纹衬托的兽面纹，足部饰云纹。

铜尊是容酒器，出观于商代中期，春秋晚期以后逐渐消失。

夔纹铜罍(图九)高23．5厘米，口径12．9厘米，铸制于明代嘉靖时期。夔纹铜罍折口沿，直颈，斜肩。隆胸收腹，附龙形旦，平底。胸部饰以雷纹衬托的夔纹，腹部之下饰雷纹。

铜罍是盛酒器，出现于商代晚期，它的流行叫间至春秋中期止。

明清时期的集体审判制度 篇7

一、明清时期的集体审判的主要机构

集体审判制度是指通过集体审和集体判的形式来对案件进行审理和判决的审判形式。集体审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和避免因为个人喜好以及人情关系等等因素而造成的审判结果的不公正。因此, 集体审判制度在追求法律正义上具有积极作用, 但同时在高度集权的时代还可能因为外界权力的干预而相对保守, 所有人保持着“集体无责”的心理而随大流, 从而导致审判被上级和强权所控制中国古代的集体审判主要体现为“会审”, 即由少数高级司法官员和监察官员以及行政官员共同对案件进行审理, 在汉代有“九卿会审”, 隋唐有“三司会审”, 到了明清集体审判的形式更加丰富, 制度设置也越来越健全。

明代的集体审判制度主要体现在中央, 由最高司法机关组织相关部门进行。明代的中央最高司法机关刑部和大理寺, 分别担当着案件案件复核和复审工作, 与唐代不同的是, 明代的刑部是复审机关, 大理寺是复核机关 (职能上与唐代相反) 。除了刑部和大理寺以外, 明代的都察院也是广义上的司法机关, 在案件审理上也常常参与大案与职官犯罪案件的会审, 与刑部和大理寺统称“三法司”, 其会审称之为“三司会审”或者“三法司会审”。在地方上, 明代的司法机构比汉代和唐代变得都要复杂, 其府 (州) 、县两级仍然是司法行政合一的形式, 即审判机关也是地方行政机关, 由地方行政长官从事案件的审理工作。但在府 (州) 一级之上, 设置了省一级, 在省级设置了提刑按察使一职官, “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1]。在重大案件的审理上往往与地方行政长官一并进行。另外, 明代的刑部以外的五部和通政司也参与部分案件的集体审判, 军队当中的都督府也有参与军队案件的审判, 六科给事中也会参与到对在押囚犯的集体审理。

清代的司法机关由于地方行政体制的变化与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司法管辖的深入, 形成了一套自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司法机关体系[2]245。在中央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组成“三法司”, 在职能上, 清代的刑部“掌天下刑罚之政令”[3]卷三五, 大理寺“掌平天下之刑名, 凡重辟则率其属而会勘。大政事下九卿议者与焉, 与秋审、朝审”[3]卷六九都察院“掌司风纪, 察中外百司之职, 辨其治之得失与其人之邪正率科道官而各矢其言责, 以饬官常, 以监宪国”, 同时还掌管“凡重辟则会刑部、大理寺以定献, 与秋审、朝审”[3]卷六九。可见, 在三法司中刑部负责案件审判的行政工作, 而大理寺则主要负责对案件的复审, 都察院主管官员案件, 这“三法司”都是朝审和秋审的主体。除了“三法司”以外, 理藩院也是重要的司法审判机关。理藩院是清代特设的审判机关, 它既是国家管理蒙古族、藏族和回部等民族聚居区的最高国家机关, 也是这些地区的上诉机关。由于清代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时期, 国家对少数民管理的政策和制度相对完善, 理藩院就是其最有力的体现。清代法律中规定理藩院:“掌外藩之政令, 制其爵禄, 定其朝会, 正其刑罚。尚书侍郎率其属以定议, 大事上之, 小事则行, 以布国之德威。”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清代理藩院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对少数民族按进行审判。在审判组织及形式上, 清代少数民族聚居区发生的案件, 都是由少数民族地区的理藩院下设的理刑司负责审判, 对于这一类案子如果判刑的刑种在流刑以上的, 要报送到理藩院, 由理藩院会同刑部集体审判进行裁决;对于死刑以上的案子, 要经过“三法司”会审后方能定案。可见, 在审理较为重大的少数民族案子的时候也要通过集体审判的形式进行的。

二、明清的集体审判制度的形式及特点

明清两代的集体审判制度有所继承和发展, 并各具特色。明代的集体审判制度继承了唐宋时期司法审判形式中的集体审判, 并通过法律对其制度化, 这些制度都集中于《大明律》中, 在《明史》等史料中都有所记载。明代的集体审判制度主要有五种类型, 分别是三司会审、圆审、朝审、大审和热审。三司会审是最为常见的也是影响最大的集体审判制度, 在《明史·刑法志》当中记载:“会官审录之例, 定于洪武三十年。”三司会审是对唐代的三司推事的继承, 是指对于重大、疑难的案件, 均由中央最高的三位司法长官即刑部尚书、大理寺卿和都御史三人共同审理, 三人审理后再将审理情况和判决意见上报给皇帝, 由皇帝作出最后的裁决。圆审与三司会审非常相似, 只是审理的对象更为复杂, 对于那些特别重大, 经过反复审判当事人仍然翻供、不服的案件, 由三法司同五部的尚书以及通政使司组成九卿会审, 这种审判形式就是圆审。朝审、大审和热审是对在押囚犯的审理, 明代继承了汉代以来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认为对死刑犯的处决要在霜降后进行, 因此对于那些已决的在押囚犯, 由五军都护府、六部、通政使司、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进行集中审理。大审是明代独有的制度, 在《明史·刑法志》中也有记载, 是由皇帝委派太监会同三法司官员录囚的制度。

对明代的集体审判制度可以看出, 明代集体审判的形式较为丰富, 集体审判的起点很低, 凡是重大、疑难案件都要进行集体审判, 同时最终作出裁决的并非审判的集体, 而是这些人将意见报给皇帝以后由皇帝作出最终的裁决, 体现了皇帝对司法的重视, 也体现了司法的中央集权和皇权对司法的干预。在审判组织形式上, 审判官级别的高低和审判参与人员数量的多寡决定了对案件的不同程度的重视, 越难的、越重大的案子其审判官员的数量和级别越多、越高。同时, 明代的集体审判制度还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通过人员参与的数量来确保案件的公正, 通过非法律职业的官员的审理也反映了明代注重程序但不重视实体法律的特点, 这与中国传统法律理念有些不同, 但是其通过程序来追求正义的审判组织形式还是值得借鉴的。

清代的集体审判制度主要有朝审、秋审、热审和会审公廨制度。清代也存在三司会审、九卿会审等制度, 但是在执行上不如明代正式, 往往都只是走过场。朝审制度和明代的朝审基本相同, 根据《大庆律例》中的规定:“刑部现监重囚, 每年一次朝审, 刑部堂议后, 即奏请特派大臣复核, 核定具奏后, 摘紧要情节, 刊刷招册送九卿、詹事、科道各一册, 于八月初间 (按惯例朝审先于秋审一天进行) 在金水桥西, 会同详审, 拟定情实, 缓决, 可矜具题, 请旨定夺。”从规定可以看出清代的朝审比明代的程序更加详细, 从时间、组成到文书数量都有规定, 在维护司法公正上有了进步。秋审是在明代朝审制度上的发展, 是清代复审各省的死刑案件的制度, 因为在每年的秋天进行, 故称为秋审。热审是每年小满以后到立秋前一天由大理寺官员会同各道御史及刑部承办司审理发生在京师的轻微刑事案件, 之所以选择在暑天进行, 主要是因为在暑天监狱温度高, 在押犯人在监狱中生活比较痛苦, 为了防止一些可能会在审判后判处无罪的人在监狱中受到这种痛苦, 政府在暑期到来之前集中进行审理, 即为热审。会审公廨则是清末半殖民地下的制度, 是指对于发生在殖民区的案件, 必须由外国领事参与到审判当中, 事实上沦为了司法被外国人控制的局面。

从清代的集体审判的形式和规定可以看出, 其程序规范更加详尽, 在程序上强调了程序的合理性。同事, 审判在追求法律正义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对法律的合理性进行规范, 追求对人文的关怀, 在加强司法中央集权的同时更加注重对百姓的体恤, 更加关注民生。整体上是对明代集体审判制度的继承同时也对这些制度有所发展。在清代后期出现的“会审公廨”在形式上虽然也属于集体审判制度, 但是这个制度追求的不是法律上的正义, 而是外国势力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这种形式不能够体现中国司法审判的特点和发展方向, 但是客观上反映了中国法律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情况。

从明清时期的集体审判制度的组织机构、组织形式和特点可以看出, 在形式上有着继承和发展, 在价值上, 明清的集体审判制度都体现了通过集体的审判来达到对司法公正的维护, 实现法律正义;同时, 这种集体审判制度并非专业的法律人才参与的制度, 而是由司法官员和行政官员共同参与的制度, 也体现了行政对司法的干预以及权力向中央的集中。到了清末, 随着主权的沦丧, 出现了一些外国人控制司法的集体审判形式, 这些形式不能够反映中国封建法律的价值追求, 但是却对中国司法发展的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清末修律以后, 中国的司法受到西方法律制度和观念的影响越来越大, 对中国当代法制的影响极为深远。

参考文献

[1]明史·职官制 (四) .

[2]张晋藩.中国法制史[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明清时期钢琴在中国的传播 篇8

明神宗万历十年 (1582年) , 利玛窦到澳门, 随后就在广东、江西、江苏各地传教。利玛窦擅长天文、数学、历法、地理、音乐等学术, 并通晓汉文, 在肇庆建立第一座天主教堂后, 他就将随身从意大利带来的东西在教堂内展示, 其中就包括一些西洋乐器。万历二十八年, 利玛窦到北京见万历皇帝, 呈献圣母像、自鸣钟及西琴等。据《续文献通考》载:“其琴, 纵三尺, 横五尺, 藏犊木柜中。弦七十二, 以金银或炼铁为之。弦各有柱, 端通乎外, 鼓其端而自应。” (1) 这里所说的“柱”即指琴键, 按一柱, 即发一音。关于这件乐器的中国名称, 主要有“西琴”、“铁弦琴”、“手琴”、“天琴”或“雅琴”等。根据陶亚兵先生的考证, 利玛窦献给万历皇帝的“西琴”即是17世纪意大利流行的楔槌键琴 (Clavichord) (2) , 即古钢琴的一种。

利玛窦呈献的古钢琴得到了爱好西洋奇器的万历皇帝的注意, 万历皇帝特命宫中的太监跟随传教士学习如何演奏古钢琴。这是已知键盘乐器在中国的最早传播与教学。此后向宫廷进献过古钢琴的传教士还有毕方济、汤若望和徐日升, 其中汤若望进献

的是, 他在《双截棍》、《龙拳》等歌曲中, 把传统的流行音乐加入说唱音乐的元素, 用中国民族乐器与西方流行音乐曲风调出的新鲜音乐味觉使我们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们的尝试使得中国的流行音乐渐渐吸取了西方流行音乐的营养。虽然这样中西结合的模式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 但是在中国流行乐坛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音乐人向着这个方向发展。这种中西结合的模式为中国流行音乐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并将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一种趋势。另外,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资讯年代, 加上电子科技与电脑的发展, 对资讯的流通交换, 从速度与数量来说都会达到惊人的境地, 音乐的流通速度与数量亦会大大提升, 有助于将不同文化的民族音乐的隔阂减少, 甚而打破。

从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可以看出, 流行音乐正向着多元化的发展。虽仍以情歌为主, 但也出现了许多在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人生的深度和广度上进行了更大的拓展的作品。正是由于政治经济诸多条件的变化, 才促成了人对音乐的需求变化;人们对音乐产生了新的需要, 促成了音乐诸多领域和音乐传统的变异。当代的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之后, 对精神生活的标准大大提高了, 也因为计划经济像市场经济过渡的趋势下, 过一台“Clavichord”, 并撰写了一本《中文钢琴教材》, 介绍古钢琴的构造及其演奏方法, 可惜后来遗失。而利玛窦本人也采用了16世纪的意大利抒情诗题材为此乐器配写了赞歌《西琴曲意》八章, 歌词采用汉文韵律诗的形式, 其中所宣扬的教义和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有相似之处。其八个标题是:一《吾愿在上》、二《牧童游山》、三《善计寿修》、四《德之勇巧》、五《悔老无德》、六《胸中庸平》、七《肩负双囊》、八《定命四达》。《西琴曲意》原稿题为Canzone del manicordio di Europa voltate in lettera cinese, 其中Canzone (坎佐纳) 是13-17世纪流行于意大利的一种民歌或世俗歌曲, 16-17世纪又成为意大利器乐曲的重要体裁。关于《西琴曲意》的曲调, 由于无法考证, 只能存疑, 由于耶稣会始终是天主教内顽固反对新教的主要集团, 故《西琴曲意》只可能是旧教圣咏, 其所用的曲调当为格里高利圣咏歌调。 (3) 从此, 由利玛窦等人传来的欧洲教会音乐就在中国的基督教堂中流传下来, 当然, 它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着, 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一些中国音乐的因素。

清朝康熙年间, 政府对天主教采取宽容政策, 对传教士给予了种种优待, 形成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 从而加速了古钢琴的传播进程。从教堂到宫廷, 从士大夫到皇权的最高统治者都对西洋乐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尤其是康熙皇帝对钢琴这件西方乐器情有独钟, 并亲拜洋人为师, 学习它的演奏技巧, 使古钢琴成为清初宫中风靡一时的“西洋玩物”。康熙皇帝弹过的乐曲, 在清初钱塘人士高士奇所著的《蓬山密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康熙癸未 (1703) 四月十八日 (6月2日) 召至渊鉴斋, 闲谈许久说及律吕如何探讨颇得其要.有内造西洋铁丝琴, 弦一百二十根, 上亲抚普庵咒一曲……。”此处的《普庵咒》是唯一有史料记载的康熙帝所弹乐曲。这首乐曲原是一首古琴曲, 初见于明末《三教同声琴谱》中, 又名《释谈章》, 据传系杭州隐士李水南作。全曲十二段, 每段段尾接以相同的乐句, 听来回环反复, 连绵不绝。《天闻阁琴谱》评之为“音韵畅达, 节奏自然, 令人身心俱静。”它是以印度梵文的译音作为歌词的, 现在还存有好几部刻本乐谱记载这个曲子, 其中最早的是1629年 (明崇祯二年) 刊行的《伯牙心

人们的生活压力也渐渐增大, 所以, 这一时代的歌曲的种类繁多以适应多种人群的需求, 像八十年代可以一种歌曲统领歌坛很久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了, 而取而代之的是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局面。人们对歌曲的要求越来越高, 不仅仅是旋律优美, 歌词动听的歌曲就可以收到大家的欢迎, 广大听众所追求的是创新与发展。在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之下, 各种唱法相结合已经没有任何的技术问题了, 同时音乐电视的形式也越来越得到大家的喜爱。

时代背景决定了流行音乐的发展方向, 流行音乐同时也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因此, 两者是互相影响, 互相发展的。生产力是音乐是决定性因素;面对现实, 面向我国实际国情的发展, 商业化运作得当是促进流行音乐发展的最好方式。市场化, 国际化是中国音乐文化走出世界的最佳方式!也合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要求!中国近10年来的流行音乐创作既有浓重的民族意识, 也有包容世界的胸襟, 这为它进入世界文化提供了可能。虽然这条路上, 目前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但它所拥有的潜力是毋庸质疑的, 中国流行音乐来自大众, 亦将为大众所拥有, 相信经过进一步深入探索磨合, 中国流行音乐的前景必将辉煌!

法》, 可见它在当时流传甚广。除此之外, 关于康熙帝还曾弹过何曲并无明确史料记载。由于康熙皇帝所生活的时代正好是欧洲音乐史上的巴洛克时期, 这时期键盘音乐的体裁形式已发展为变奏曲、组曲、奏鸣曲和康佐涅等等;而他的第三位音乐老师德理格来华时间为1710年, 正好是欧洲的十八世纪初叶;此外在方豪所著的《中西交通史》中记述说有一篇题名为“Sonata a Violino Solo col basso”的遗稿, 作者为德理格, 由此可推测康熙帝学习、弹奏的古钢琴曲应该包括宫廷中演奏的音乐、旧教圣咏歌曲、经过改编的中国曲调、奏鸣曲组曲之类的音乐体裁。

作为第一个学习并弹奏古钢琴的中国皇帝, 康熙帝将这件西方乐器提升到与本国传统乐器相媲美的地位, 充分显示了一个强盛的东方大国对西方文化艺术“宽容”“接纳”的博大胸怀。其次, 康熙皇帝还命宫人尝试仿造古钢琴, 从而使西方键盘音乐在中国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成为中国钢琴音乐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先声”。遗憾地是, 由于传播范围只限于宫廷和教堂, 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 所以古钢琴在当时并未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有趣的是, 嘉庆皇帝极厌恶西洋教士, 亦不喜西洋音乐及乐器, 不但严加禁教, 还多次严禁从海外引进西洋物品, 故乾隆以后西洋音乐不仅在中国未作进一步发展, 而且更显萎顿, 直至清末才重现生机。

19世纪40年代, 近代钢琴己传入中国, 最初称其为“批雅娜”。在 (清) 徐珂《清稗类钞选》中有这样的记载, “批雅娜俗称洋琴, 似风琴而大。筐中张钢弦数十弦, 一小捶与琴面键盘相连, 以指按键, 小锤即击钢弦发声.其声清越, 吾国能自制之。” (4) 另据丰子恺《音乐入门》一书载, “批雅娜”之键盘, 一般约七组, 即五十一白键, 三十六黑键。”其中所述钢琴的形制已十分接近现代钢琴 (据周薇所著《西方钢琴艺术史》记载, 现代钢琴的形制是在1850年左右确立的) 。约在本世纪初有人根据它的主要发音部件用钢制成 (即音板和琴弦) , 故自然的称其为钢琴。 (5) 当时一些教会学校, 如上海的“清心女塾”、浙江湖州的“湖群女塾”、苏州的“景海女校”等均设有以钢琴为主的琴科, 但“琴科”在一定程度上仍属于西洋音乐知识的普及, 还谈不上专业性和规范性。教会学校这种新型教育的兴起, 使得以西方音乐教育体制为模式的音乐教育初见端倪, 并为后来学堂乐歌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同时成就了中国第一代钢琴教育家和演奏家的启蒙教育。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 西方文化接踵而至, 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严重危机。“为了建立和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文化, 近代中国人民做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文化选择。” (6) 从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到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 近代中国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洋务运动, 由此形成西学东渐的第二次高潮。此时, 钢琴已成为西洋音乐在中国传播的主要乐器, 除教堂中还遗有管风琴之外, 古钢琴己销声匿迹。晚清时期, 钢琴在中国的传播渠道趋于多样化。光绪皇帝不仅喜欢钢琴, 且抚弄自如。末代皇帝溥仪少年时, 常于读书之暇, 弹琴吟曲, 并聘虎坊桥关记琴行主人关善亭为教员, 教授钢琴的演奏知识,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溥仪已能演奏一些中西乐曲, 演奏技巧也日臻熟练。1988年, 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末代皇帝宫内生活展览》中, 就“有一架通体黑漆的钢琴, 台面长1.82米, 宽1.57米, 高1.003米, 前盖长1.25米, 是一个叫约翰的英国人制造的, 它是清晚期外国进献的礼品, 也是故宫博物院清宫藏品中唯一遗留下来的一架钢琴。” (7) 1848年后, 钢琴已开始在上海、北京两地流行, 但由于价格不菲, 拥有钢琴和会弹钢琴仍然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无法进入普通老百姓的家庭。1850年, 上海出现了专门出售钢琴的洋行, 并开展了出租、调律等相关业务, 这大大的增加了普及钢琴的机会;教会学校的兴起则在办学宗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 为中国的音乐教育提供了经验及模式;另外, 大批留日学生回国后, 在学校开设琴法课, 编撰系统的钢琴演奏教材等, 造就了许多优秀的教育家, 李叔同和萧友梅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从明末至清中叶, 虽然封建统治者对西洋音乐是喜爱多于厌恶, 但鉴于政治上的考虑, 并没有制定有效的文化措施, 既没有派人去国外考察学习, 也没有成立官方的专门的音乐研究教育机构, 或在民间以各种形式去推广西乐等等, 因此这个时期钢琴音乐的发展始终处在一种相对封闭的历史、地理及人文环境中。另外, 钢琴精巧的外形及其优雅奇特的声音, 使其成为国人猎奇的对象, 但它并没有被国人真正的接受, 其实质就在于封建的世界观和文化观没有得到彻底地瓦解, 西洋音乐尚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与文化土壤。鸦片战争之后, 以沈心工等人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将西洋音乐作为改造社会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的利器, 西洋音乐才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成为近代中国新音乐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里, 任何一种音乐文化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中发展。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在某一方面是西方列强在文化上的侵入, 但是另一方面却也起到了文化传承的作用, 使中国人从此得以窥见域外世界的新鲜图景, 同时也将西方近代音乐文明的成果带到了中国, 中国民族音乐的传统格局被打破, 出现了音乐多元化发展的格局。可以说, 明清时期钢琴的传入, 既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作为西方文明的使者, 钢琴不仅成为西方音乐文化的一种象征, 而且见证了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文化变迁, 并对近代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要：钢琴作为西方音乐史中非常重要的乐器, 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而对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尤为突出的影响。钢琴在传播的过程中逐步融入中国传统音乐, 特别是对中国形成多元音乐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本文主要分明末清初和晚清两个时期对此作出分析。

关键词：明清时期,钢琴,传播

参考文献

[1] (清) 稽璜, 曹仁虎等奉撰《续文献通考》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 台湾商务印书馆, 卷110, 第629册, 第413页)

[2]陶亚兵:《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 东方出版社, 2001年, 第8—14页)

[3]杨沐、阴法鲁《关于 (利玛窦与欧洲教会音乐的东传) 的通信》, 载《音乐研究》1982年第4期, 第105页

[4]徐珂编, 无谷、刘卓英点校的《清稗类钞选》 (文学、艺术、戏剧、音乐册) ,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年12月版, 第472页

[5]陈四海编著《外国音乐故事》,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6年5月版, 第158页

[6]王介南著《中外文化交流史》, 书海出版社, 2004年3月版, 第268页

明清时期雷州海神信仰的特点 篇9

古人认为, 大地的四面都是海洋, 如同陆地有鬼神一样, 海洋也有主宰它的神灵, 即所谓的海洋神灵。“海洋神灵是古代人们受大海的诱惑与召唤而走向海洋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1]。那么, 什么是海神?曲金良主编的《海洋文化概论》中说:“海神是涉海的民众想象出来掌管海事的神灵。”[2]王荣国《海洋神灵》中说:“所谓海神, 是指人类在走向海洋发展与开拓、利用的过程中对异己力量的崇拜, 也就是对超自然与超社会力量的崇拜。”[3]朱健君《从海神信仰看中国古代的海洋观念》中说:“窃以为, 就中国古籍中提到的海神 (即明确冠以‘海神’称呼的) 而言, 大体上是指掌管海洋事项和涉海事项的神灵。”[4]在这里, 我比较认同王荣国对“海神”的界定。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 《山海经》已有关于海神的详细描述。《大荒东经》云:“东海之渚中, 有神, 人面鸟身。珥两黄蛇, 践两黄蛇, 名曰禺號, 禺號生禺京, 禺京处北海, 禺號处东海, 是为海神。”《大荒南经》云:“南海渚中, 有神, 人面, 珥两青蛇, 践两赤蛇, 曰不廷胡余。”《大荒西经》云:“西海陼中, 有神, 人面鸟身, 珥两青蛇, 践两赤蛇, 名曰弇兹。”《大荒北经》云:“北海之陼中, 有神, 人面鸟身, 珥两青蛇, 践两赤蛇, 名曰禹彊。”《山海经》成书年代较早, 四个海神也都是半人半兽的形象。《太公金匮》出现了“四海之神”的提法:“四海之神, 南海之神曰祝融, 东海之神曰句芒, 北海之神曰玄冥, 西海之神曰如蓐收。”这里的四海之神与《山海经》中的四方之神开始融合。

随着佛教的传入和传播, 龙王的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产生。《洛阳伽蓝记·卷五》记载:“初, 如来在乌场国行化, 龙王嗔怒, 兴大风雨, 佛僧伽梨表里通湿。”大致到隋唐时期, 出现了龙王的崇拜现象。北宋时期, 朝廷正式认可并册封民间流行已久的龙神, 大观二年册封天下五龙神:青龙神封广仁王、赤龙神封嘉泽王、黄龙神封孚应王、白龙神封义济王、黑龙神封灵泽王。朝廷的册封抬高了龙神的地位, 龙王庙在民间迅速发展。与四海之神相对应, 产生了“四海龙王”的说法。《历代神仙通鉴》卷十五载:“东海, 沧宁德王敖广, 南海, 赤安洪圣济王敖润, 西海, 素清润王敖钦, 北海, 浣旬泽王敖顺。”在小说《西游记》中, 就有四海龙王、四海龙宫, 以及龙子龙女、虾兵蟹将的具体描述, 俨然一个大型的封建家族。

二、明清时期雷州半岛的海神信仰

海神信仰是民俗信仰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雷州半岛位于祖国大陆的最南端, 介于南海和北部湾之间, 南隔琼州海峡与海南岛相望, 海岸线长达一千多千米, 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研究雷州半岛的各种民俗现象, 对于开发这片神奇的土地有重要的作用, 因而对于海神信仰的研究也必定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雷州半岛三面环海, 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面对烟波浩渺、变幻莫测的南海, 心中充满了敬畏, 对于“主宰”这片海域的海神自然就崇敬有加。明清时期, 雷州 (主要包括海康、徐闻、遂溪三县) 人们信奉的海神是龙王、妈祖和伏波将军。我根据几种方志对明清时期雷州的海神庙作了粗略统计。

三、明清时期雷州半岛海神信仰的特点

从以上列表中, 我们可看出明清时期雷州半岛海神信仰具有如下特征。

(一) 南海神崇拜的缺失

四海神中, 南海神地位最高, 隋开皇十四年 (公元594年) 在广州南海县建南海祠, 供奉南海神。唐玄宗五次派大臣祭祀南海神, 并于天宝年间封他为“广利王”。这位声名显赫的南海神在南海滨的地位可谓非同一般, 据屈大均《广东新语·神语》“海神”条记载:“溟海吞吐百粤, 崩波鼓舞百十丈, 状若雪山。尝有海神临海而射, 故海浪高者既下, 下者乃复高, 不为民害。父老云, 凡渡海至海安所, 闻涛声哮吼, 大地震动, 则知三四日内有大风雨, 不可渡。又每月十八日勿渡, 渡则撄海神之怒。又云, 凡渡海风波不起, 岛屿晴明, 忽见朱旗绛节, 骖驾双螭, 海女人鱼, 后先导从, 是海神游也。火长亟焚香再拜则吉, 其或日影向西, 巨舶相遇, 帆樯欹侧, 楼舵不全, 或两或三, 时来冲突, 火长必举火物色之, 举火而彼不应, 是鬼船也。火长亟被发掷钱米以厌胜, 或与之决战, 不胜, 必号呼海神以求救。海神甚灵, 嘉靖间有渡琼海者, 见海神特立水上, 高可丈余, 朱发长髯, 冠剑伟丽, 众惊伏下拜。海神徐掠舟而过, 有光景经久不灭, 次日有三舟复见, 大譟拒之, 风波大作, 舟尽覆。语云:‘上海人, 下海神。’盖言以海神为命也。粤人事海神甚谨, 以郡邑多濒于海。”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南海神庙建于隋代开皇年间, 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 是我国古代四海神庙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庙宇。但让人奇怪的是, 明清时期雷州的多种方志均未见载有南海神庙。屈大均《广东新语·神语》“海神”条记载:“而雷州出海三百里余, 琼居海中, 号特坏, 每当盛夏, 海飜飓作。西北风挟雨大至。海水湓溢十余丈, 漂没人畜屋庐, 莫可胜计, 盖海神怒二郡民之弗虔也。”从这段记载中也可看出, 雷州人对南海神并不虔诚。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南海神是官方祭祀的神灵, 与人们的实际生活距离过于遥远, 人们对他缺少具体的感知和了解, 因而缺乏群众基础:“然今粤人出入, 率不泛祀海神, 以海神渺茫不可知。凡渡海自番禺者, 率祀祝融、天妃, 自徐闻者, 祀二伏波。”[5]二是自元代开始, 对南海神的祭祀流于形式以及妈祖信仰的兴起, 都削弱了南海神在民间的影响, 傅轶、黄少辉在《南海海神信仰文化研究———以南海神和妈祖为例》中说:“元代国家对南海神的祭祀更注重于形式, 没有在民间进一步扩展, 其崇拜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明代的海禁政策影响, 明中后期政府重视程度不够及其在民间常常不显灵验, 加上妈祖信仰的崇拜兴盛, 使得南海神崇拜逐渐衰落, 虽获敕封4次, 但己无法超越宋时的辉煌, 到明末南海神与其他岭南水神共享香火。清代取消了‘禁海令’, 岳镇海渎虽仍在国家祭祀之列, 但南海神信仰地位渐衰, 信众减少, 同其他二海神相比并没有特殊之处。”[6]这段话无疑是对明清时期雷州南海神信仰缺失的一个合理解释。

(二) 海神的外来性

明清时期雷州信仰的三位海神———妈祖、伏波和龙王都不是雷州的土著, 都是由外地传入雷州并被当地人所接受的。妈祖, 又称天妃、天后、妈娘、妈祖娘娘等, 关于其来历、身世有多种说法, 大致说来, 她是五代时福建莆田湄洲屿人, 姓林名默, 父亲林愿任都巡检。林默生有异禀, 传说她能“乘席渡海”, 还会预测天气变化, 事前告知船户可否出航, 能“预知休咎事”, 等等, 去世后, 又常常显灵于海上救人, 被人们称为“神女”、“龙女”, 其信仰在福建兴起不久, 就随着闽人南迁一起传入雷州半岛。宋代刘克庄《后村居士集》卷三十六载:“广人事妃, 无异于莆, 盖妃之威灵远矣。”伏波将军有两位, 一是西汉邳离侯路博德, 一是东汉新息侯马援。路博德, 西河平州人, 汉武帝元狩四年 (前119年) 官拜邳离侯。武帝元鼎五年 (前112年) 四月, 南越王相吕嘉反叛, 杀南越王赵兴及汉将韩千秋, 汉武帝“明年以卫尉为伏波将军讨吕嘉之叛, 公自桂阳下洭水, 与楼船将军杨仆会兵, 俱至番禺。越人乃城守, 仆方力攻, 纵火焚城西, 公遣使赐印以招徕之。越人素闻伏波名, 于是悉城来降, 不烦一阵, 遂开九郡, 饮马于儋耳, 焚舟于琼山, 未弗复用兵。所以宣畅王灵威加海宇, 德被黎庶者, 固宜纪之, 人常铭之钟鼎, 有闻于无穷, 而血食于后世矣!”[7]马援, 字文渊, 扶风茂陵人。东汉建武十六年 (公元40年) , 交趾郡女子征侧、征贰叛乱, 自立为王, 光武帝拜马援为伏波将军, 率兵前往岭南平叛。建武十九年 (公元43年) 正月, 马援斩杀叛军首领征侧、征贰, 被封为新息侯。马援在岭南时, “辄为郡县治城郭, 穿渠灌溉, 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 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 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8]。马援、路博德平息岭南叛乱, 有功于雷人, 均官拜伏波将军, “伏波”又有“伏息波涛”之义, 雷人既感其德, 又嘉其名, 于是祀以为海神, 专主琼州海峡, 成为广东地方性的海上保护神。苏轼《伏波庙记》载:“自徐闻渡海适珠崖, 南望连山, 若有若无, 杳杳一发耳。舣舟得济, 股慄魂丧。海上有伏波祠, 元丰中诏封忠显王, 凡济海者必卜焉, 曰:某日可济乎?必吉而后敢济, 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 必不吾欺者。呜呼非盛德其孰能然!……四州之人, 以徐闻为咽喉, 南北之济以伏波为指南, 事神其敢不恭!”[9]龙王的信仰也并非起源于雷州, 它是中原民族龙图腾崇拜与佛教结合的产物, 是中原地区的水神, 随着中原人的南迁传入雷州。这些外来的神灵能够在雷州立足, 是由这里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的。雷州三面环海, 这里的人们世代面对辽阔的海洋, 久而久之便具备了博大的胸襟和开拓进取的精神, 这种开放性的精神使得他们在面对外来事物时, 不会盲目排外, 而是取我所需, 为我所用。

综上所述, 明清时期雷州的海神信仰主要有两个特色:一是南海神信仰的缺失, 一是所信仰的海神均非本地土著, 进一步研究这些特点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必将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也必然会对开发这片古老的土地有重要意义。

摘要：明清时期, 雷州人信仰的海神主要有龙王、妈祖和伏波将军, 这里的海神信仰有着鲜明的特色, 一是濒临南海但却无南海神信仰的记载, 二是所信仰的海神没有本地土著, 表现出海神信仰的外来性。

关键词：明清时期,雷州,海神信仰

参考文献

[1]王荣国.海洋神灵[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3.8:27.

[2]曲金良.海洋文化概论[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9.12:48.

[3]王荣国.海洋神灵[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3.8:28.

[4]朱建君.从海神信仰看中国古代的海洋观[J].齐鲁学刊, 2007, (3) .

[5]屈大均.广东新语 (卷六) “海神”条[M].中华书局, 1985.4:204.

[6]傅轶, 黄少辉.南海海神信仰文化研究——以南海神和妈祖为例[J].海洋开发与管理, 2009.11, (11) .

[7]万历.雷州府志 (卷二十) [O].艺文志.

[8]后汉书 (卷二十四) 《马援传》[M].北京:中华书局, 2000.1:839.

论明清时期铜仁的信仰文化 篇10

一、明清时期铜仁府城的官方祭祀

铜仁设府之后, 历代牧民之官一方面极为重视筑墙建城, 另一方面毫不放松各类官方祭典的展布。明清时期, 铜仁府城建了诸多官祀神灵的祠庙, 如下:社稷坛、山川坛、先农坛、厉坛、城隍庙、龙神庙、文昌阁、武侯祠、关帝庙、张桓侯庙、文庙、石公祠、刘氏三烈祠等。这些神灵中大部分是封建朝廷要求地方官府进行祭奠, 有些则是地方官府为了彰显本地道德传统而建庙供奉。

铜仁的官祀活动有以下特点:按章举行、分等举行、定期举行。所谓按章举行是指铜仁的地方官按照朝廷礼部的要求开展祭祀典礼, 在祭器、祭乐、祭品、斋戒时长等方面都有细致规定。《光绪铜仁府志》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比如关于斋戒, 祭典要求“斋戒之日, 不用刑名、不宴会、不听乐、不入内寝、不问疾吊丧、不饮酒茹荤、不祭神、不扫墓, 有疾有服者皆勿与”1。所谓分等举行是指铜仁官府把官祀神灵分为大祀、中祀、群祀三个等级, 在祭祀时分别配以不同等级的祭器、祭乐、祭品和斋戒时长。所谓定期举行是指铜仁官府每年分别在固定时日对相应神灵进行祭祀, 诸如“岁春秋仲月上戊日致祭”社稷神, “岁以春秋仲月诹日致祭”风云雷雨山川神, “岁以仲春吉亥”致祭农神。铜仁官府举行官祀祭典时, 花费较多, 规模较大, 仪式感强, 是该地方重要的社会公共事务。

铜仁官府如此重视官祀, 缘于官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且基于这些内涵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 对于地方社会稳定影响深远, 具体而言, 体现在三个方面:增强国家认同感、培育地域共同体意识、神道设教安民心。每一次祭典都会通过仪式阐演一遍文化理念, 在民众之间产生深远影响, 使民众在信仰认同的基础上完成文化认同。而铜仁官祀神灵大部分都是奉旨而行, 非独祭, 也就是说信仰认同与国家机器相互交织, 继而信仰认同转进为国家认同。铜仁官祀除了奉旨祭典之外还有石公祠、刘氏三烈祠等。石公祠尊奉的是明代统兵都督石邦宪, 因对铜仁的地方社会安定做出了卓越贡献而数百年香火不断。刘氏三烈祠供奉的是在战乱中刚烈不屈而殒身的刘仁之女辰秀和妾房郭氏、张氏。铜仁官府之所以建庙祭拜这类杰出历史人物, 一方面是这些人物在立功、立言、立德上有成就, 值得纪念, 另一方面是这些人物受到当地各界群众的敬重, 得到了共同认可, 成为能够凝聚地域认同的符号。明清时期的铜仁迁入大量外地人口, 属于移民社会, 官府希望经由信仰认同转进为地域共同体认同。最后, 铜仁府城设立大量官祀是为了通过神道设教安民心、化民风。封建社会时期, 农业生产力水平低, 受各类天灾人祸的影响大, 农民对不可预知的未来心怀恐惧。另外, 个体在道德觉悟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有的人缺乏道德自觉。古代铜仁的社会精英缺乏科学的思想教育手段, 便热衷于借用宗教信仰来实现教化人心的目的。

二、明清时期铜仁神灵祭祀的类型

明清时期, 铜仁各族人民信仰的神灵虽然繁多, 但是并非杂乱无章, 大体包括以下类别:道教神灵、佛教神灵、民族神灵、地方神灵、行业神灵。明清时期铜仁府城尊奉道教神灵的宫观主要有城隍庙、既济祠、文昌阁、崇仙宫、玉皇阁、泰山行祠、五显庙、万寿宫;尊奉佛教神灵的寺庙主要有铜佛寺、公安祠、木桶观音阁、西城观音阁、回龙庵、东山寺、兼隐庵、准提阁;尊奉民族神灵的祠庙主要有孟公庙、土主庙、飞山庙、回龙寺;尊奉地方神灵的宫祠主要有陕西客民建的王爷庙、湖广客民建的禹王宫、福建客民建天后宫、川主庙;尊奉行业神灵的祠庙主要有魁星阁、老郎庙、旗神庙。

铜仁府城道教宫观中特别进行说明的有两个:既济祠、崇仙宫。既济祠又名水星阁, 在火星岩 (即天乙峰) 下。《万历铜仁府志》对既济祠的始建缘由介绍较为详细, 其言“郡治东南有一峰壁立, 曰天乙峰, 石色每赤, 郡则火灾, 推官陈大昌建祠以祠六壬六癸之神, 名曰‘既济’, 以禳火灾”2。可见, 既济祠的修建与其他宫观不一样, 缘于特殊的神迹。而且, 既济祠供奉的神灵也很具特色。六壬六癸神是专司避火的神灵, 《黄庭遁甲缘身经》中记载“若欲辟火者, 书六壬六癸符, 并呼其神, 又呼甲子神姓名字, 云:与我同行, 即不被烧熟”3。崇仙宫又名崇真观, 在府城东山之上, 供奉真武帝君。明清时期, 铜仁盛行真武信仰, 建有五座供奉真武帝君的宫观, 分别在府南谢家桥、振武营、提溪司、府西文笔洞、府城东山, 但是“惟在东山者游人接踵而至, 最为名胜焉”4。

明代初期, 铜仁曾经建了一座铜佛寺, 该寺对于铜仁具有非同一般的文化意义。元代时有人从江中打捞三座铜像, 其形似儒家孔子、道家老君、佛家释尊, 于是建庙供奉之。因为有这三座铜像, 铜仁得名铜人, 设置铜人大小江军民长官司。明太祖改铜人大小江军民长官司名铜仁长官司, 任李渊为长官。李渊把供奉三座铜像的庙更名铜佛寺。此后, 历代铜仁长官都对铜佛寺重视有加, 李仪、李温、李椿分别进行修葺。可见, 铜佛寺与铜仁休戚与共数百年, 是铜仁文化的基因密码, 有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

民族神灵在铜仁各族群众的信仰世界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其中飞山公杨再思和天龙相公杨再从最具代表性。明清时期, 飞山公信仰在铜仁影响巨大, 府城建有飞山祠庙, 数百年香火不断。天龙相公杨再从亦深受铜仁民众崇信, 被供奉在回龙寺。杨再从本是平头长官司的长官, 因修道有术, 对当地卓有贡献, 死后又屡次显现神迹, 故而居神位, 享香火。

综上可知, 佛道两教在铜仁传播的历史悠久绵长, 铜佛寺奉三教圣贤而无违和感, 宗教之间实现了完美和谐;而各族人民透过对神灵的共同信仰, 拉近了心理距离, 形成了共同体意识, 达到了民族团结的效果;外地移民逐渐认同当地文化, 融入当地社会, 与当地各族群众共同建设铜仁。明清时期, 铜仁丰富的信仰文化成为民族关系的润滑剂, 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

三、明清时期各类祠庙的布局特点

明清时期, 铜仁的祠庙呈现显著特点, 即分布较为集中, 府城东山、府城南岸聚集了诸多祠庙。坐落在东山的祠庙主要有崇仙宫、武侯祠、石公祠、飞山祠、文昌阁、魁星阁、兼隐庵、雷祖庙等, 坐落在府城南岸的祠庙则主要有铜佛寺、川主祠、水月庵、水府庙、晏公庙、三元阁。这样的分布格局与铜仁的山川形势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明清时期, 东山是铜仁府城的制高点, 风景秀丽, 为文人雅士最爱之处, 东山楼阁位列铜仁十景之一。东山上, 楼阁依石壁而建, 俯瞰江流, 水清石奇, “层峦隐见挂残虹, 纵望苍茫到碧空”5。大量祠庙建于东山之上, 信仰文化犹如粘胶把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联结在一起, 为铜仁城增添了如许魅力。府城南岸为两江汇流之处, 优良的水运码头排列如林, 津渡往来如梭, 行人辐辏, 繁花似锦, 是各族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节点。宗教信仰的一大功能就是普度众生, 救济生民, 因此, 佛道教的宫观寺庙不在山林之中觅清净修行道场, 就在凡尘人间广开善门为芸芸众生排忧解难。铜仁的祠庙布局暗合宗教规律, 一在东山, 一在码头。如今, 虽然大多数祠庙已经因历史久远而消逝, 但是由祠庙承载的精神财富并未消失, 仍萦绕在铜仁的历史记忆之中, 炼成铜仁人民善良的品格。

铜仁祠庙还有另外两大特征:第一, 同一神灵建多处祠庙;第二, 大祠庙中布局小祠庙。明清时期, 铜仁分别建了两座飞山公祠、两座五显庙、三座真武观、三座关帝庙、三座观音阁。从祠庙的多寡可略知各类型神灵在铜仁的影响力之大小, 再从神灵本身所附带的信息可推论印证铜仁的历史状况。另外, 从祠庙的建筑规模也能窥知其影响力的大小。铜仁府城多个规模宏大的祠庙中建有小祠庙, 诸如东岳庙中设有炳灵公庙、碧霞元君庙、痘神庙, 城隍庙中设有老郎庙, 万寿宫中设有赞化宫、萧晏二公庙、轩辕殿、天符殿, 禹王宫中设有伏波庙。从大祠庙内设的小祠庙情况可发现文化交融的历史痕迹。万寿宫所奉主神为许逊真君, 属于道教净明派, 发源于江西。而铜仁万寿宫中设有供奉吕洞宾祖师的赞化宫和供奉萧晏二水神的祠庙, 信仰融合的痕迹自然显现, 反映了移民社会的融合程度。另外, 从五显庙数量较多和万寿宫规模较大可印证史书的重要记载:铜仁地区从江西移入了大量的民户。

四、小结

通过对明清时期铜仁祠庙的初步研究, 勾勒出铜仁各族群众的信仰图景, 勾画了铜仁信仰文化与地方社会相互交融的图谱, 印证了宗教发展的科学规律和部分铜仁历史的相关记载, 探索了铜仁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

摘要：铜仁地处武陵山片区, 为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随着明代贵州建省, 铜仁的开发进度加快, 大量汉族人口迁入。汉族人民与各少数民族群众在各方面加深交流合作, 形成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信仰文化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铜仁的信仰文化有益于理解铜仁的历史发展, 有助于保护铜仁的文化遗产, 有利于促进铜仁的民族团结与宗教和谐。

关键词：官祀民祭,佛道和合,宗教和谐,民族团结,文化遗产

注释

11.余上华.《光绪铜仁府志》卷三, 民国缩印本.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2:36.

22.万士英.《万历铜仁府志》卷六,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本.岳麓书社, 2014:118.

33.张君房.《云笈七签》第一册.中华书局, 2003:361.

44.徐如澍.《道光铜仁府志》卷四, 贵州省图书馆油印本.《贵州府县志辑》第四十五册, 巴蜀书社, 2006:332.

运河明珠:明清时期的临清 篇11

临清贡砖

北京故宫以建筑规模宏大，建筑质量精美闻名于世，并于1987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而修建故宫的所有用砖却全部来自山东的临清。此外，北京十三陵、天坛、地坛、日坛、月坛、钟楼、鼓楼以及北京城墙的建筑用砖，也大多来自临清。这个谜底还要从临清本身去找。

临清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土壤中富含铁质，用这种土烧制的砖，十分坚硬。临清位于京杭大运河沿岸的水陆交通枢纽，是南北漕运的咽喉和物流集散地，便于运输。“靖难之役”后，明成祖决定迁都北京，营建北京需要大批窑砖，于是在临清设“工部营缮分司”，具体负责在临清建窑烧砖。因为窑砖主要供应京师使用，故称“贡砖”。

因北京用砖量大，临清贡砖运往北京是一个繁重的任务，不是几只船就能解决的问题。因此，明政府采用了“漕艘搭解”的办法，即通过运河通往北京的船，都要搭载贡砖。永乐年间，规定装载量100枓的船，带砖20块。顺天期间又规定漕运粮船每艘带砖40块，民船依船的大小，船头每尺带砖6块。嘉靖时又规定漕运粮船带砖96块，民船带10块，甚至更多。

临清砖窑，多依运河而建。在临清南北沿河数十里的地方，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砖窑，仅从《临清县志》记载的就有6处12座砖窑。

临清贡砖上都有烧造时间、产地、窑户、烧造人等印记，以对砖的质量负责。如“嘉靖十五年窑户罗风、匠人郑存人”、“临清厂窑户孙岳、作头子其造”、“康熙十五年临清窑户畅道、作头郭守贵造”等字样。

砖窑一般由朝中的宦官管理，生产的窑砖除运往北京外，对一些次品也可用于当地民间。《金瓶梅》第三十五回，贲四对西门庆说：“庄子上盖瓦房和厢房，但枓都不齐。”西门庆道：“那灰不打紧，我明日衙门里吩咐灰户，教他送去。昨日你砖厂刘公公说，送我些砖儿，你开个数，封几两银子送与他。须是一半人情回去。”《金瓶梅》虽是小说，其内容却来源于生活，其中所记，应有一定的生活基础。

为了保证贡砖的烧制，允许窑户招雇工人，一般情况是，每处窑要有挖土、推土、筛工、滤泥、踩泥、制坯、装窑、出窑、搬柴、烧窑、洇窑等王种，不下几十人。由于临清窑厂多，有许多外地人到临清窑厂做工。政府还给窑户一些特权，有些作奸犯科的人到窑厂做工，甚至可以逃避惩罚，当地有“打架上官窑”之说，意为打了架到官窑做工就不会受罚了。虽然窑户拥有一定的特权，但会受到负责此事的官员或宦官的刁难。据乾隆十八年《临清县志》记载：“砖价每块给工价银二分七厘，如挑出哑声者，每块变价银一分七厘，不堪用者每块变价银一厘七毫。”负责管理的官员往往刁难窑户，压级压价，索取贿赂。

临清的窑厂一直到清末才停烧。存在数百年的时间。临清贡砖的烧制有复杂工艺，明代《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从家乡江西南昌五次通过运河北上参加科举考试，其间曾到临清考察和寻访烧制贡砖的技术，并将所闻所见写入《天工开物·陶埏篇》中。临清贡砖随着北京故宫的完工和《天王开物》的流传而闻名中外。

临清钞关与临清铸币

临清钞关，在明清时期可是一处闻名遐迩的地方。

钞关之名源于钞关税。明朝宣德四年(1429年)，规定政府在沿江河要地，设置官署，征收钞银，称为钞关税。当时，京杭大运河上共设钞关11处，临清是其中之一。由于临清是水运咽喉，钞关税收较多，地位也就相对重要。

临清运河钞关，最初只是对过往商船征税，按船的大小即装货量征税，空船不征税。乾隆十四年《临清县志》记载有明宣德皇帝关于运河钞关的圣旨：“南京至北京沿河船只，除装载官物外，其一切装载人口物货，或往或来，每船一载按其料数若干，程途远近，照规定例纠旧钞。着有风力御史及户部官，分投于紧要河道处所监收。如有隐匿及恃权豪势不纳钞者，船没入官，仍将犯人治罪。若空过船只，往回不系揽载者，不在纳钞之例。”

临清钞关最初只是对过往船只征税，后来兼征商税，还有协助稽查逃犯、检查过往官员的通行证明，甚至对外国使船进行检验勘合。当时，日本、朝鲜以及欧洲的勘合船队和使者，一般是在字波登岸，经宁波的市舶司检查验实后，经杭州沿大运河北上进京。明朝嘉靖十九年(1540年)日本使者策彦周良曾在宁波登岸后经大运河北上，将沿途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写成《入明记》一书。书中多处记载了途经临清的情况。

为了防止逃税，钞关在运河内设置铁索，直达两岸，开关时，才将铁索撤掉。明万历年间，临清钞关的收入每年达8.3万余两，超过了北京崇文门钞关，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清代，临清钞关仍很重要，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临清钞关每年课税“大约至四万金”。

运河钞关大多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关停，唯独临清运河钞关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才关停。这充分说明了临清钞关的地位和作用。

由于钞关的设置，临清库银不断增加，对一些残破旧币，需要更铸新币，对一些碎银也要铸成银锭，运往京师，于是就产生了临清铸币。

临清置炉铸钱，始于明正德年间，今临清运河钞关内有《重修户部分司公堂记碑》，记录了临清置炉铸币的情况。从文献资料看，这时临清虽有铸币，但规模并不大，主要是将钞关的残币碎银进行加工。

临清作为重要的铸币地，是在明崇祯年间。当时，各地农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因为扩充兵饷，出现了钱荒。由于临清有铸币的基础，便受命鼓铸钱币，据《临清县志》记载：“临清鼓铸局，在东水门外，有炉三十余座，明崇祯己卯(1639年)始设，属王部。清属仓部。每年领银八万两，买铜铸钱，支应各属饷。停铸年月未详。”当时铸的是“崇祯通宝”，充当兵饷，全国流通。

入清后，户部设“宝皇局”，工部设“宝源局”，大量铸造清钱。其中背穿上及穿右“临”字钱，即临清铸钱。

临清铸币，主要是作为国家库银通过运河运往京师。每年解交的数目由山东巡抚奏报朝廷。现中国历史档案馆存有238件年报奏折，数额明确详实。另有一部分临清铸币由临清钞关按照户部的要求，直接发往各地，一般是救灾或兵饷。

从明清两朝的情况看，铸钱局一般设在省城或重要的府城，唯独临清作为州县级的地方，置有铸钱局。当时，山东已在省城济南设局铸钱，另设局于临清，足以说明临清在明清经济社会中的地位

和作用。

竹杆巷与临清哈达

临清地处北方，本不产竹，却以竹制品闻名全国，这就不能不提到竹杆巷。

运河开通后，临清成为漕运枢纽。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为了优恤漕运官兵，都允许漕运军人随船携带一定数量的土产在沿途易换柴盐，并免其抽税。后来，漕运军人也随漕船搭运一定数量的各地土特产沿途贩卖。大运河贯通南北，为南北物品交流提供了方便。

临清不产竹子，却是运河沿岸的大码头，南来的漕船便将竹子运载到这里，为当地的竹器物加工提供了大批的原料。由于临清地处交通要道，往来人口众多，为携带物品的方便需要大量竹制器物，从而为竹制品加工提供了市场。

随着竹制品市场的扩大，出现了专门生产、加工竹器的经营户，这些经营户出于生产和销售的便利，集中在一起，形成了专门的街巷，由于街道旁放满了加工竹制品用的竹杆，人们便称之为竹杆巷。

当时，竹杆巷有经营户70多家，产品百多种，常见的农器有竹耙、扫帚、筛子等，生活用品主要有：竹帘、竹筐、竹篓、竹几、竹椅、竹担、竹筷、竹牌等。

随着竹制品业的发达，还出现了更细化的产业。在临洁竹杆巷附近，有专门生产竹制油篓的街巷，被称为油篓巷。油篓外用竹篾编成，内糊油纸，轻巧而坚固。当时临清盛产豆油、芝麻油、棉籽油以及食醋、酱油等，各地官商民船从临清经过，多捎带这里的油篓产品，所以油篓市场很大。传说临清的油篓不十白鼠啮，很受各地客商欢迎。

在竹杆巷附近，还有箍桶巷，专门生产马桶、脚盆、水桶。主要以竹子为原料，街巷达百余米，也很壮观。至清朝末期，随着铁制容器的出现，箍桶巷、油篓巷才逐渐衰落。

由于从事竹制品加工成本较低，从业者大多是贫穷的小手工业者。他们深受宫府的盘剥和勒索。明万历年间，明政府派宦官马堂任临清税使，在临清横征暴敛，即便是挑夫街贩，也要交税。从事竹制品加工的手工业者也倍受盘剥，许多店家因而倒闭。据《明史》记载，“中产之家，破者大半”。

面对马堂的榨取，临清人民发起了由商人、手工业者为主的反税监马堂的斗争，从事竹制品加工的王朝佐，被推为这次斗争的首领。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记载了这次民变，该书记载说：“皇帝派太监们去收税，其实是掠夺。其中一个名叫马堂，住在著名的临清巷。当地居民和驻军奋起反对他，烧毁了他的家，杀死他所有的家奴。他若不是化妆逃跑，避开了愤怒的人群，自己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

竹杆巷是外来物品在临清集散加工的典型代表。临清产品外销则以临清哈达最为著名。

哈达是一种具有不同幅面和图案的带状丝织品。据说，清乾隆皇帝登基时达赖七世曾贡献哈达，乾隆为回敬达赖，让丝织业发达的临清机户赶织哈达。由于这个原因，临清哈达在青海、西藏地区很受欢迎。

临清的佛教信仰并不发达，却盛产佛传地区使用的哈达，主要因素是临清的丝织业发达。临清汗巾和临清帕全国闻名，是临清丝织业发达的具体表现。明代冯梦龙的小说《喻世明言》第一卷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故事发生在湖北襄阳府，其中写道：“薛婆子故意一甩衣袖，声称‘失落了一条临清汗巾’，叫丫鬟满地寻找。”由此可见，临清汗巾在当时十分著名。

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陶家翁大雨留宾，蒋震卿片言得妇”，故事发生在浙江诸暨，其中写道：“走到面前把眼一看，吃了一惊，谁知不是昨日的同行客人，倒是两个女子，一个头扎临清帕，身着青绸衫，且是生的美丽，一个绾发髻，身穿青布袄，是个丫鬟打扮。”这个女子的头帕，让人一眼就能认出是临清帕，必有其特殊之处，也说明临清帕使用普遍且相当知名。

无论是临清哈达，还是临清汗巾、临清帕，都是临清丝织业发达的缩影。

明清时期的书院图书馆 篇12

明清各类书院都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等活动, 讲会、训诂、考据、校勘、考课、研习都不能离开藏书。书院藏书室直接为书院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服务, 这是它的基本特点。各个书院, 都有或多或少的藏书, 规模较大的书院还专门建有藏书楼。另据《续碑传集》卷四记载, 甘肃兰山书院藏书多, 祁隽藻在书院“以其暇研精经史, 纵览诸子百家”。卷十七记载周家楣在顺天府“葺金台书院, 广征书籍”。《碑传集》卷十七记载张伯行入闽, 建鳌峰书院, “设藏书楼, 置古今经籍四百六十余种”。《碑传集》卷一百一十记载李兆元“闻耿逸倡学嵩阳书院……命子瀚往问策, 复购书送藏书楼”。看来多数书院都有专门的藏书处所。

一、书院藏书的来源

书院藏书来源不一, 有的是由书院购置, 有的是接受赠送。《碑传集》卷十七记载, 张伯行“建鳌峰书院……出家所藏书千卷, 充其中”。卷九十记载焦贲亨“询及嵩阳书院, 因赠书二种, 命置藏书楼, 为诸生诵习”。《续碑传集》卷二十五记载胡林翼“为箴言书院, 悉以家所藏纳其中, 使人知务实学”。卷二十一记载李尧栋“以公币五百缗购书以惠湖南岳麓书院之士子”。《碑传集》卷七十一记载冯光裕建“贵山书院……遣官之江南, 购经史群籍数千卷, 俾从读之”。《续碑传集》卷三十二载曾到陕西, “总司通省书院事”, “延名师主张, 广购东南诸官局所刻书籍”。此外, 书院肄业学生也相约购书互借。据《续碑传集》卷七十二载, 刘文淇与薛传均同肄业梅花书院, “相约购书, 积三载, 各得书五七千卷, 有无相假阅, 是非相质难者且十年”。由于书院有多方面书籍来源, 藏书量大增, 有的多达数万, 如苏州正谊书院藏书达六万余卷。

二、书院藏书的利用

书院的各种教学, 都离不开书籍的利用。书院教学一般以学生个人读书和钻研为主, 因而重视对学生读书的指导。许多有名的学者, 都把指导学生诵习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他们告诉学生应该读什么书, 哪些宜先读哪些宜后读, 怎样提高学习效果等。讲会式的书院如此, 考课式的书院也是这样。为此, 书院图书馆收藏的图书, 必须配合教学任务, 发挥参考作用。明代哲学家王守仁先后在贵州龙岗书院、江西濂溪书院、会稽的稽山书院等地讲学23年, 四方来听讲的人多达300人。他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强调要靠自得, 以自学读书为主。清初李颙在关中书院讲学, 他把教学分为讲授与自修, 着重指导自修。清代陆世仪在东林书院、太仑书院讲学, 提出要分年、分等、分类读书, 要求学生学会精读和略读, 认为有些书要背诵, 有些书要讲透, 有些书只需浏览。许多书院强调学生要做读书日记。清代上海龙门书院规定:“诸生各置行事日记册, 读书日记册”, “读书有心的, 有疑义, 按日记于读书册。所记宜实, 毋伪;宜要, 毋泛;不得托故不记。逢月之五、十, 承于师前, 以请也请益。”苏州紫阳书院要求学生听讲时“各备日录一本, 记日行何事, 接何人, 存何念, 读何书, 吐何论。须忠实记载, 于下次会讲时交到讲会”, 以便“查实录, 定赏罚, 登记考核成绩”。苏州正谊书院刊印的《学古堂日记》和陕西关中书院刊印的《志学斋日记》就是这种读书日记汇编[1]。

三、书院藏书的管理

为了教学与学生读书的便利, 书院图书馆有自己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例如, 清代《兴化文正书院藏书序》所附的《藏书凡例》中规定, 藏书“立斋长以专责成, 所藏书籍, 整齐卷页, 谨守管钥, 统为经理, 无事不得擅离”, “[2]每逢夏季六月, 在书院检出曝晒, 必亲自监管, 以防遗失”[2]。据《大梁书院藏书序》的《藏书阅读规则》, 书院藏书一般在院内或馆内阅读, 也有允许借书回家者。借阅方法上, 规定了借阅日期、卷册数, 借书时必须当面点清, 如有残破或污损, 勒令限期补齐或赔偿。对随意圈改点评者, 以后不与借书。借阅内容上, 规定哪些书可借, 哪些书可在阅览室内阅读, 哪些书不借。如中江书院规定, “史汉三国及各种类书, 只准偶尔翻查, 不准借出”, “至于孤本、抄本、尤不准借”[3]。借书手续是:生徒阅书院藏书楼编目, 知道某书有无, 然后填写于阅书簿, 取得书籍后, 记明某月某日取某书几卷几本, 下面书押借书者姓名和斋长姓名。还书时, 司书吏记明某书某日交还。一次只许借书一种, 不超过五卷, 十日为期。有些书院借书出院, 需具保呈县, 由县付条至斋长处取书, 还书时, 凭斋长给条至县销结。这是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书院藏书每年年终催还, 无论用完与否, 都得归还, 每一季度, 司书吏要将阅书簿呈监院官阅, 年终还要送山长阅。这些规定, 各书院不尽相同。

由此可见, 书院教学活动与书院藏书管理密切相关。书院图书馆不论从收藏图书的针对性方面, 从读者的广泛性方面, 还是藏书的借阅办法方面, 都比其他类型图书馆有许多优越之处。因此, 书院图书馆对明清时期的文化成就,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单从大批读书人, 为了科举分别在明清两代两千多个书院中学习这方面, 已经可以看到书院图书馆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从一些著名学者与书院的关系, 可以看到书院图书馆对取得文化成就方面的贡献。

四、书院图书馆与明清文化

明代王守仁是书院振兴的倡导者, 他的许多学生成为王学学派主要成员, 影响深远。王艮在书院受王守仁教导之后才发奋读书, 成为大哲学家。李贽曾在麻城龙潭湖芝佛书院读书、讲学、著书。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都曾多年隐居不仕, 经常在江阴正人书院等地讲学。颜元曾讲学于漳南书院, 据《颜氏学记》记载, “肥乡有漳南书院, 邑人郝文灿先生往设教。三聘始往, 为立规制甚宏, ……从游者数十人, 远近翕然”[4]。戴震是江永的学生, 江永一生著书讲学, 前后60年。戴震除在京师四库馆当纂修官以外, 曾在北京、山西、扬州、邵武及家乡婺源等地讲学。段玉裁、王念孙都是戴震的弟子。史学家和考据学家钱大昕, 主讲于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他所著《二十二史考异》是在钟山书院任山长时写成的。万年主讲紫阳书院16年, 卒于书院。赵翼主讲安定书院, 专心著述《二十二史札记》等。史学评论家章学诚主讲于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考据学家惠栋也是一生专门著述讲学。段玉裁主讲于寿阳书院。卢文弨主讲于江浙各书院20年, 主要在钟山书院和龙城书院, 卒于书院, 他的校勘名著《钟山札记》就是在钟山书院校勘群经积累的成果。著名清代散文学家姚鼐主讲于梅花、紫阳、敬敷、钟山书院共40年, 也卒于钟山书院。除以上学者外, 明代与书院关系密切的学者还有推行建立书院的王学弟子薛侃、邹守益、邦采、刘文敏等。他们几十年都以讲学为业, 在学术上也颇有成就。与王守仁同时代的学者还有湛若水, 他一生讲学五十多年。东林书院创建人顾宪成和高攀龙在东林书院培养出许多学者, 如杨涟、左光斗、范景文等。他们的事迹, 都记在史书上。清代与书院关系密切的学者有孙夏峰、汤潜庵、张杨园、刘开、姚莹等。阮元创建的杭州诂经精舍和广州的学海堂尤为有名。可见书院图书馆已成为孕育明清文化的重要渊薮。

明代书院刻书较著名的如晋藩养德书院刻《文选》、东山书院刻《文选补遗》、白鹿洞书院刻《史记》、鳌峰书院刻《侯鲭录》、瀛山书院刻《金粟斋先生文集》、云丘书院刻《双江聂先生文集》、义阳书院刻《何大复先生集》。清以前的书院, 刊印经籍较少, 清代刊印风气渐盛。阮元创建的杭州诂经精舍和广州学海堂刻印《诂经精舍文集》共8集。《学海堂经解》包括清代经师注疏书籍180种, 共1400卷。《学海堂文集》4集, 共90卷。阮元刻印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纂诂》等书也很有参考价值。他的学生钱仪吉主讲大梁书院时, 刻有《经苑》、《近思录集注》、《人普》等书。江阴南菁书院, 专设书局刊印书籍, 刻有《续皇清经解》和《南菁书院丛书》。广雅书院设广雅书局, 刊印的《广雅丛书》收录了唐宋以来大部分史部书籍。广州菊坡精舍刊有《菊坡精舍文集》, 南昌经川书院刊印《经川堂书院文集》, 四川尊经书院刊印《蜀秀集》, 山东尚志堂也刊刻经籍流传。

由此可见, 明清书院已成为教学、学术研究、收藏和利用图书、刊印经籍的统一体。它们既是著名的讲学中心、学术研究中心, 同时也是规模可观的图书资料中心和有影响的印刷出版中心。书院与书院图书馆融为一体。如果说书院是封建社会后期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 那么书院图书馆则是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学校图书馆。研究和批判继承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 不能忽视对书院图书馆的研究。

摘要：明清时期, 随着经济的发展, 各方对知识的重视, 书院快速发展。而书院为讲会、训诂、考据、校勘、考课、研习, 都不能离开藏书, 各个书院都有或多或少的藏书, 规模较大的书院还专门建有藏书楼。于是, 明清两朝的书院图书馆得以发展。

关键词：明清,书院图书馆

参考文献

[1]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M].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0.

[2]谢元洪.兴化文正书院藏书序.

[3]刘青女.明清书院刻书与藏书的发展及其影响[J].图书馆学刊, 200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