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期的屏风研究

不同时期的屏风研究（共10篇）

不同时期的屏风研究 篇1

转化生长因子-β诱导基因(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induced gene,TGFBI)是Skonier等人于1992年在用TGF-β刺激肺腺癌细胞A549试验中首次克隆并得到的[1]。TGFBI作为细胞表面最早生成的细胞外分泌性蛋白[2],可以作为一个标记分子识别细胞的生命进程。它是一个包含精氨酸-甘氨酸-天冬氨酸基序和4个同源重复结构域的编码683个氨基酸的分泌型蛋白。它可以和许多大分子物质结合,支持细胞的黏附和迁移作用。试验利用已知外显子序列设计引物,采用RT-PCR方法对长白猪生长发育不同阶段(胚胎期45,55,65,75,95,105天分别记为e45、e55、e65、e75、e95、e105,出生后10,20,40天分别记为d10、d20、d40)和不同组织(肝脏、脾脏、腿肌、肾脏、心脏和胃等)中TGFBI基因表达情况进行研究。

1 材料

TRIzol Reagent,由Invitrogen公司生产;焦碳酸二乙酯,由Sigma公司生产;胰蛋白胨、酵母抽提物、溴化乙锭、氯化钠、无水乙醇、氯仿、异丙醇、三羟甲基氨基甲烷、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等,均为国产分析纯。长白猪,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养殖场提供。

2 方法

2.1 总RNA的提取

选取长白猪各3头,采集肝脏、脾脏、腿肌、肾脏、心脏和胃等组织样品,同时选取不同发育时期的长白猪(胚胎期e45、e55、e65、e75、e95、e105,出生后d10、d20、d40)腿肌组织,采用TRIzol法提取总RNA,反转录为c DNA。引物序列:上游引物5'-GCAAGC-CCATCATCTCCAAC-3',下游引物5'-GAGTCAAC-CGCTCATTTCCG-3'。

RT-PCR反应条件:94℃5 min;94℃30 s,60℃30 s,72℃40 s,共30个循环;72℃10 min;4℃保存。

RNA提取结果检测:利用紫外分光光度计对RNA的浓度和纯度进行检测,其OD260/OD280在1.8~2.0之间,且浓度足够高。

2.2 TGFBI基因在长白猪生长发育不同阶段腿肌组织中表达结果的检测

采用RT-PCR方法检测胚胎期e45、e55、e65、e75、e95、e105,出生后d10、d20、d40的腿肌组织中TGFBI基因的表达情况。

2.3 TGFBI基因在长白猪不同组织中(肝脏、脾脏、腿肌、肾脏、心脏和胃等)中表达情况的检测

检测的方法同2.2。

3 结果与分析

3.1 RNA提取结果的检测

结果见图1、图2。

从图1、图2可见,有28S、18S、5S条带清晰,且28S、18S亮度约为2∶1,表明RNA没有降解。说明提取的总RNA完整性和纯度符合进一步的试验要求。

1~9.PCR产物。

1~6.PCR产物。

3.2 长白猪生长发育不同阶段腿肌组织TCFBI基因的表达结果

结果见图3。

由图3可知,TGFBI基因在不同日龄长白猪中的表达情况不一致,在胚胎期e55和出生后d10有高表达,而在其他生长阶段表达情况不一致。

3.3 长白猪在不同组织器官中TCFBI基因的表达结果

结果见图4。

由图4可知,TGFBI在脾脏中的表达量最高,在胃和肝脏中的表达量次之,在心脏和腿肌中表达量较低。

4 结论与讨论

TGFBI蛋白作为分泌型细胞外基质成分,在肿瘤细胞中既可以作为肿瘤抑制基因也可以作为肿瘤诱导因子具有双重功能。人和小鼠的许多组织中也可以检测到TGFBI mRNA的表达,如子宫、心脏、骨骼肌、甲状腺、肝脏以及胃等组织[1]。试验结果表明,TGFBI基因在成年长白猪脾脏中的表达量最高,在肝脏中的表达量次之,在心脏和腿肌中的表达量较低。同时在长白猪的肌肉发育过程中也表现为不同丰度,TGFBI在出生前胚胎期55天表达量最高,在出生的第10天表达量也升高,之后随着骨骼肌的发育,TG-FBI表达量也逐渐减少,成年后表达量更少。这与朱师云等[3]的研究结果一致。白立景[4]研究表明,TG-FBI基因的表达有可能受到microRNA21的调控。TGFBI作用机理仍未完全被阐明,在组织中的过表达或低表达均与肿瘤的发生密切相关[5,6,7]。因此,试验为进一步研究长白猪的骨骼肌发育及microRNA相互调控关系等机理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摘要：为了研究转化生长因子-β诱导基因(TGFBI)在长白猪不同发育阶段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试验采用RT-PCR方法对试验猪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在生长发育的胚胎期55天(e55),出生后10天(d10)TGFBI均有高表达,并且随着出生后时间的延长表达量越来越低,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也不同,在脾脏和肝脏组织中有高表达,而在肌肉和心脏中有低表达。

关键词：转化生长因子-β诱导基因(TGFBI),RT-PCR,猪,肌肉,表达

参考文献

[1]SKONIER J,NEUBAUER M,MADISEN L,et al.c DNA cloning and sequence analysis of beta ig-h3,a novel gene induced in a human adenocarcinoma cell line after treatment with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eta[J].DNA Cell Biol,1992,11(7):511-522.

[2]李冰燕.TGFBI抑制恶性间皮瘤和乳腺癌细胞增生与侵袭的体内外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9.

[3]朱师云,谢炳坤,梁如意,等.microRNA21和TGFBI基因在猪骨骼肌生长发育中的表达分析[J].中国畜牧兽医,2014,41(11):191-197.

[4]白立景.猪骨骼肌发育中相关miRNA的鉴定及miR-21生物学功能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14.

[5]刘欣.TGFBI与肿瘤的相关性研究进展[J].重庆医学,2013,42(22):2669-2672.

[6]MA C Y,RONG Y,RADILOFF D R,et al.Extracellular matrix protein betaig-h3/TGFBI promotes metastasis of colon cancer by enhancing cell extravasation[J].Genes Dev,2008,22(3):308-321.

[7]GOMIS R R,ALARCON C,NADAL C,et al.C/EBPbeta at the core of the TGFbeta cytostatic response and its cvasion in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cells[J].Cancer Cell,2006,10(3):203-214.

不同时期的爱情宣言 篇2

40年代的爱情：[革命伴侣型]先结婚后恋爱

40年代，一个刚从战争走过来的年代，这时期的人们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人们的爱情观念还没有完全地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男女间从谈情说爱到结婚的都是按照革命的需要，结成革命伴侣。当组织上把你分配给一个胡子拉碴的干部当“革命伴侣”的时候，你最好打消拒绝的念头，甚至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先结婚后恋爱既是组织上为你想好的出路，也是你对自己最好的安慰。

50年代的爱情：[白头偕老型]夫妻双双把家还

50年代，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一曲天仙配唱出了许多青年男女压抑在心头的那种对爱情的渴望。建国初期的青年男女很难在一起融洽的相处，男女之间就好比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三八线”，谁也不敢轻易地越雷池半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一而终，好女不嫁二男，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等传统爱情观烛照着人们，在这些旧观念的笼罩下，结婚就意味着白头偕老，离婚在哪个年代那可是一件让人抬不起头的事情。支边、支援三线建设等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人口大迁移使许多恋人和夫妻天各一方，所以很多人从那个时候起就把大量的心血耗在艰难而漫长的调动中，年复一年地把微薄工资中的很大一部分消耗在铁路上。

60年代的爱情：[共同信仰型]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

60年代，禁锢在人们心头的传统爱情观在这个时期逐渐地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爱情已使人们变得无畏，青年男女已经敢于冲破愚昧的藩篱，公开向世俗观念挑战。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志向、共同的目标把相爱的人牵在一起，有的人甚至顶着旁人的讥笑、顶着家人的责骂，为了共同的目标义无反顾地和心爱的人走到一起。即便能走到一起最后在婚礼上，敢于当众接吻(那时不兴这个词，叫亲嘴儿)的是很少的城里人的行为，哪个时期男女青年在大街上公然拉手会被老年人在背后戳后脊梁骨的。

70年代的爱情：[压抑奢望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0年代，到处都是红色的政治运动，人们在“批林批孔、斗私批修”运动中禁锢了自己，随着毛主席一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声号令，青年男女手举“红宝书”肩扛行李卷，带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尊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来到贫瘠不堪的农村，在人迹稀少的广阔天地上，封闭了很久且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女在这里终于找回了失落的爱情，可谓是大有作为，小河边、打谷场以及苞米垛里竟成了人们谈情说爱的好去处，载上心仪的女朋友同骑一辆自行车去逛县城或者看电影成了人们最羡慕也是最时髦的美事。

80年代的爱情：[互相暗恋型]跟着感觉走，紧紧抓住梦的手

80年代，是一个朦胧的吸引，互相暗恋的时代。这个时期的人追求异性时显得更加感性，这样的时代总是发生在他们进入了青春期以后，彼此都知道了男女是不同的，而且可以相亲相爱的在一起。那时候有了自己喜爱的偶像，可以很三八地谈论着偶像的逸闻趣事、花边新闻。如果学校对宿舍的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往往宿舍里贴满了偶像们的海报。每个人都有自己暗恋的对象，男生如果稍微主动的，都会给心仪的女孩子递交小纸条，如遇上更大方点的就说一些让女孩子脸红耳热的话，这段时期的感情可以称得上是朦朦胧胧的感情。

90年代的爱情：[自由尊重型]你到底爱不爱我?

90年代，这个时期的爱情可以称为是明目张胆的爱情，自由恋爱是这个时代爱情的主题，许多踏进大学校园的青年男女从繁杂的作业和题海中走出来，体会到了“天之骄子”的辉煌，没有了家里父母地絮絮叨叨。完全地放羊式教学使得他们不知所措，属于我们自由的时代到了。在经历了自由选课和上课的同时，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交往聚会。年级之间举办的体育赛事、娱乐舞会都会令初入校园的他们狂热不已。而最令人瞠目结舌的还算是大学里的爱情，食堂里充斥着情侣们互相对视着一起共餐的场景，校园里比较有情调的荷花池、大草地在黑夜的掩盖下，满是窃窃私语的一对对在互诉衷肠的青年男女。这时，人们向往金钱却又害怕金钱，有句话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是这个人们心理矛盾重重的时期的真实写照。

21世纪的爱情：[昙花一现型]有一种爱叫放手!

21世纪可是个超现实的时代，爱情、婚姻有如昙花一现，结婚、离婚就像吃顿快餐，试婚、协议婚、同性恋、未婚同居、无性婚姻、一夜情、性伙伴、网恋、经济婚姻在这一时期比比皆是，迪吧、酒吧、咖啡屋、洗头房、KTV练歌房充斥着城市间的大街小巷。大量新潮的、反传统的爱情样式，纷纷揭去盖头兴冲冲地粉墨登场，以“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颠覆了恒久的爱情观，爱情与婚姻在这种观念的物化下大行其道；性享乐渐成时髦……如此情醉迷离的社会确实让许多人“乱花渐欲迷人眼”，也难免让人不知所从。就连无性婚姻、同性恋那样的“隐蔽阵线”，也都从阴暗的角落里渐渐地走向阳光地带，昭然若示于天下。这正是：该放手时就放手，潇潇洒洒走一走。

不同时期的屏风研究 篇3

目前, 对艾纳香药材的质量控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方法, 前期已有卫亚丽[7]、夏稷子[8,9]、方灿[10]等做了初步研究。本实验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以左旋龙脑为对照品, 采用毛细管色谱柱对不同时期采集的艾纳香药材中的挥发性油成分进行指纹图谱分析, 为其质量评价提供客观依据。另外, 应用中药色谱指纹谱相似度计算软件进行数字化处理, 使分析结果更加准确地反映不同批次药材间的内在质量差异。

1 仪器与试剂

GC-2010Plus型气相色谱仪 (日本岛津公司) , RTX-WAX色谱柱 (250℃, 30m×0.25mm×0.25μm) , HA-300氢空一体机 (北京宜丰瑞普科技有限公司) , 国家药典研制的中药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 (2004版) , TB-11型电子天平 (d=0.1mg, 美国denver丹佛) , 左旋龙脑 (美国Sigma公司, 货号为420247) , 石油醚 (60~90℃) 、甲醇、正己烷、乙酸乙酯等溶剂均购于广州化学试剂厂, KQ-300VDE超声波清洗器 (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

实验所需艾纳香药材8批, 均采集于贵州省黔南州罗甸县。详见表1。

2 实验方法与结果

2.1 对照品溶液制备

精密称取左旋龙脑标准品0.10g, 用分析级乙酸乙酯完全溶解并定容至50mL, 配成质量浓度为2.0mg/mL的左旋龙脑对照品溶液, 过0.45μm有机滤膜, 待用。

2.2 供试品溶液制备

参考《中国药典》2015年第1部的方法[11], 精密称取2.0g原药材粉末 (过80目) , 置于50mL锥形瓶中, 精密加入25.0mL分析级乙酸乙酯, 超声提取30min, 冷却至室温后过滤, 于通风橱中挥干原溶剂, 最后使用5.0mL的乙酸乙酯对其复溶, 过0.45μm有机滤膜, 待用。

2.3 GC色谱条件

RTX-WAX色谱柱 (30m×0.25mm×0.25μm) , 升温程序:初始温度100℃, 以7℃/min升温至170℃, 再以3℃/min升温至200℃, 并保持20min, 共计40min, 进样量为0.6μL, 载气为高纯氮气 (≥99.999%) , 流速为1.0mL/min, 分流比10∶1, 检测器温度250℃, FID温度280℃。

2.4 方法学考察

2.4.1 精密度试验

取新制备的同一供试品溶液, 按“2.2”项下条件, 连续进样5次 (从上至下依次为1、2、3、4、5) , 记录各色谱图, 测定共有峰25个, 以左旋龙脑为参考峰, 计算各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结果表明, 各色谱峰的相对保留时间的相对标准偏差为0.05%~0.73%, 相对峰面积的相对标准偏差为0.78%~4.69%, 且各色谱图相似度均在0.99以上, 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2.4.2 稳定性试验

取新制备的同一供试品溶液, 按“2.2”项下条件, 分别于0、2、4、6、8、24h时进样 (从上至下依次为1、2、3、4、5、6) , 记录各色谱图, 测定共有峰25个, 以左旋龙脑为参考峰, 计算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结果表明, 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的相对标准偏差为0.01%~4.26%, 相对峰面积的相对标准偏差为1.53%~4.92%, 且各色谱图相似度均在0.99以上, 表明样品溶液在24h内稳定。

2.4.3 重复性试验

取S2 (20151201) 批次的艾纳香原药材5份, 按照“2.2”项下的方法制备供试液, 再按“2.3”项下条件依次进样 (从上至下依次为1、2、3、4、5) , 记录各色谱图, 测定共有峰25个, 以左旋龙脑为参考峰, 计算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结果表明, 各色谱峰的相对保留时间的相对标准偏差为0.02%~4.73%, 相对峰面积的相对标准偏差1.44%~4.87%, 且各色谱图相似度均在0.99以上, 表明此法的重复性良好。

2.5 GC指纹图谱建立

2.5.1 参照峰选择

据文献报道, 左旋龙脑是艾纳香药材挥发油中的有效成分, 在这8批次样品指纹图谱中, 其色谱峰分离度良好, 峰面积较大, 并且所有峰共有, 故将其定为参照峰, 以其色谱峰的保留时间和峰面积为参考, 计算各共有峰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相对峰面积。

共有峰的标定:采用国家药典委员会颁布的“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 (2004A版) 对8批不同时期采集的艾纳香药材GC指纹图谱进行分析, 以平均数法生成对照图谱, 时间窗宽度为0.10min, 共选择25个色谱峰, 对这25个色谱峰进行多点校正和自动匹配, 并确定这25个峰为艾纳香药材挥发性成分的共有峰。

2.5.2 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

将所得的8批艾纳香药材挥发性成分的GC图谱以AIA格式依次导入国家药典委员会研制的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 (2004A版) , 以S2 (20151201) 批药材图谱作为参照图谱进行指纹匹配, 建立了艾纳香药材挥发性成分的气相指纹图谱, 见图4, 并进行了不同批次艾纳香药材挥发性成分的气相指纹图谱的相似度计算, 见表4、表5。

3 讨论

本实验选用了4种不同型号 (RTX-1、RTX-WAX、OP-TIMA-1、OPTIMAI-WAX) 毛细管柱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以极性色谱柱RTX-WAX得到的色谱峰数目较多, 各峰基本都达到基线分离且分离度良好, 方法较稳定, 在40min内可使样品全部色谱峰流出, 符合指纹图谱的分析要求。因此选用该色谱柱作为艾纳香药材挥发性成分的气相指纹图谱分析的色谱柱。

本实验还考察了不同溶剂 (甲醇、乙酸乙酯、石油醚) 超声萃取原药材中的挥发性成分, 结果发现三种不同极性所萃取得到的挥发性成分种类分布有所不同, 甲醇和乙酸乙酯萃取成分种类基本一致, 但甲醇萃取所得极性成分含量稍高, 而乙酸乙酯萃取的中等偏下极性部分的成分含量较高;石油醚萃取所得整体成分含量都很低, 在保证原药材挥发性成分整体性的同时, 又兼顾各成分的高含量, 因此乙酸乙酯的提取效果最佳, 因此本实验选择乙酸乙酯为原药材供试液制备溶剂。

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04A版软件进行指纹图谱相似度的计算, 数据处理过程简便快速, 在定性对比多张色谱指纹图谱时具有优势, 为药材质量的评价提供了更可靠的依据。

从图5可知, 此次收集的8批药材, 共有峰的保留时间基本相似。从表5中各色谱图的相似度评价图中可知, S2、S7批次中某些成分在峰面积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而其他批次药材的图谱相似度都在0.90以上。因此不同时期采集的艾纳香药材含量上有一定的差异, 本实验建立的指纹图谱操作性强、信息量较大, 能够客观地反映出艾纳香原药材的质量, 可用于贵州艾纳香药材的鉴别与品质评价。

(min)

参考文献

[1]王远辉, 田洪芸, 何思佳, 等.不同方法提取艾纳香叶挥发性成分的气相色谱—质谱分析[J].食品工业科技, 2012, 33 (12) :97-105.

[2]王嵩, 赵永恒, 周毅生, 等.艾纳香的研究进展及其研究价值探讨[J].中国现代中药, 2014, 16 (11) :953-956.

[3]庞玉新, 胡雄飞, 王凯, 等.艾纳香叶片干燥前后的左旋龙脑含量比较[J].中国药房, 2014, 25 (39) :3673-3675.

[4]郝小燕, 余珍, 丁智慧.黔产艾纳香挥发油化学成分研究[J].贵阳医学院学报, 2000, 25 (2) :121-122.

[5]许碧莲, 王宗锐, 何康, 等.樟脑对烟酰胺和双氯芬酸钠透皮吸收作用的研究[J].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1999, 19 (7) :398-400.

[6]段震, 周英.艾纳香化学成分及药理研究进展[J].中华现代临床医学杂志, 2006, 4 (21) :1941-1945.

[7]卫亚丽, 汤洪敏, 莫珊凤, 等.不同产地黔艾纳香中左旋龙脑含量测定[J].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5, 30 (1) :278-280.

[8]夏稷子, 彭金咏, 赵智, 等.气相色谱法测定艾纳香中左旋龙脑的研究[J].中成药, 2011, 33 (12) :2188-2190.

[9]夏稷子, 彭金咏, 赵智, 等.不同产地艾纳香药材的GC指纹图谱研究[J].中国药事, 2011, 25 (12) :1191-1194.

[10]方灿, 陈琳.气相色谱法测定艾纳香油中左旋龙脑的含量[J].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2006, 26 (9) :1166-1167.

新闻功能在不同时期的释放 篇4

建国初期——民族国家形成的助推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的各项事业都得到巨大发展，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闻事业在中国出现。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革命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新闻事业得到调整与充实，一个以北京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地的公营新闻事业网建立起来。以《人民日报》为中心、以党报为主体的公营报刊网，以新华通讯社为主体的国家通讯社网和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国营人民广播电台网的创立使整个国家的信息传播都被纳入一个比较完善的体制当中，进而培养了民族国家意识的成熟。

我们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审视现代媒介及其意义，发挥新闻传播的社会功能。由此入手，就不难发现现代这种全新的媒介及其生态无论具体传播的内容如何，最终都如蜘蛛结网一般形成潜在的社会整合体系，使普天下无数个体在日积月累下不知不觉中形成民族国家而非文化国家的心理认同。这种情形类似于“议程设置”理论所说的，重要的不在于人们怎么看待媒介的报道，而在于人们都在关注媒介的报道。正是这种关注及其潜在影响，才使媒介及其功能超出具体的信息传播，而具有远为深广的社会性蕴含。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舆论工具

从1957年至1966年，我国的报纸与期刊随着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发展很不稳定，这一时期经济的大起大落直接影响了新闻事业的发展。同时，由于高层领导对政治、经济形势认识上的偏差，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传播事业也深受其害。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都欠缺的情况下，新闻事业的发展道路自然不会平坦，当然，除了特殊的国情以及政治形势的原因之外，新闻媒体自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于指导新闻工作的原则囿于阶级斗争的范畴之内，新闻传播事业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功能逐渐让位于“阶级斗争工具”的功能。国家和政府对新闻信息传播的流向与流量进行了过多的强制性的管理与约束， 干扰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新闻的真正意义和价值被践踏，狂热、简单的宣传鼓动多于冷静的理论工作。新闻学界正常的学术讨论无法进行，人民陷入迷津，新闻传播事业所受到的这些戗害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一个低谷，对于今天的中国新闻业仍然有着警示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80年代）——“普世价值”的扬声筒

在哲学上，普世价值指一些有限的、所有人类都认同的观念集合在一起。普世价值泛指那些不分畛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任何一个自诩文明社会的人类，只要本于良知与理性皆认同之价值、理念。而在政治领域，“普世价值”已经成为一个代词，是“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另一种说法，西方的民主制度被称许为普世价值。1979年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党内的一些同志提出了一些“民主”、“自由”、“人权”等口号，这说明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向西方价值观靠拢。新闻事业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深受这股思潮的影响。

新闻界一方面受到自由思潮的影响，在思想启蒙、狂飚突进的潮流下发展壮大，在日益“宽松、宽容、宽厚”的社会背景下，自身的观念、业务手段等也发生一系列深刻变革；另一方面，新闻事业也深刻推动着这些思想形态在中国大地普及，从1978年到1988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各种学术性的报纸和政论性的刊物，以及新闻媒体的周末版，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刊物不再刊登官方的政策文件，也不再刊登官方消息，他们要么刊登学术界的“观点新闻”，要么刊登文艺界的“花边新闻”，新闻媒体真正成了刊登“新闻”的媒体。

20世纪90年代至今——舆论监督功能与娱乐功能并行发展

在谈到大众媒介与大众文化时，哈贝马斯特别强调了大众传媒在人们相互理解中的重要性。也就是说，通过大众传媒，人们可以在同一个氛围中集中讨论同样的问题，从而达成一意见。在大众传媒中，人们可以参与分析和讨论，而不是像政治选举的投票那样，只能被动地给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哈贝马斯强调，大众传媒属于生活世界的政治公共领域，是人们之间的共同参与，相互理解的领域，人们可能用它来进行社会控制。90年代以来的渐进式的政治改革的累积效应在新世纪之初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并借助“入世”、非典危机等重大社会事件进一步提出了改革的要求。

面对急剧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变迁，中国民众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为他们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因此，一个基本的态势是，中国政府必须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并大力加强民族和法治建设。这一政治改革的目标，内在地包含着新闻改革的诉求——它不仅要求政府尽可能地公开政务信息和社会信息，还要求通过法律赋予新闻媒介更大的自主性，充分发挥其反映民意和监督权力的功能。随着网络民意空间的形成，大众媒介在舆情反映和舆论监督方面开始实质性地发挥作用。

而另一方面，随着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精神要求都发生了变化，随着新闻媒介商业化运作力度的加大，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大众传媒在新的社会语境下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就是新闻娱乐化的倾向：起初是纯娱乐休闲的内容大幅度上升，后来则是新闻的内容也部分向娱乐化靠拢。

不同时期的屏风研究 篇5

世界各国对利用甜高粱秸秆发酵制取酒精技术进行了不懈地探索,但大规模生产遇到的困难首先就是贮存问题,即种植收割的季节性与工业化生产加工的全年性之间的矛盾。为此进行了多种贮存方法的研究,其中利用北方地区冬季天然低温进行甜高粱茎秆自然贮存,被认为是简单且成本低廉的贮存方法[6]。在贮存过程中,甜高粱茎秆发酵后的出酒率变化,将决定适宜的存放时间以及合理的贮存方式,是生产上急需弄清楚的问题。因此,该试验通过对甜高粱茎秆在自然状态下进行风干贮存,分别在收获期及贮存30、60、90、120、150 d对茎秆进行失重和固态发酵研究,以明确不同时期茎秆重量变化规律和贮存时间对酒精产量的影响,为甜高粱茎秆贮存加工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供试材料为龙甜高粱1号茎秆。

1.2 田间种植及收获贮存

2011年春季播种,小区行长5 m,5行区,行距70 cm,田间管理及栽培措施同常规栽培。在籽粒达到完熟期时收获茎秆,去穗,称重,每50 kg为一组,共计18组,在自然状态下每组分开立直摆放贮存。

1.3 发酵方法

在甜高粱茎秆收获期和贮存后的30、60、90、120、150 d每次随机取3组甜高粱茎秆作为3次重复,测定茎秆重量后,分别粉碎成0.5～1.0 cm的碎块,添加已经活化好的2‰酵母+1.25‰白酒催化剂、1.25‰的K2HPO4和0.5‰的MgSO4等无机营养盐充分搅拌均匀,同时调节原料的pH至4.5～5.0,调节含水率至70%～75%。装入发酵桶,将发酵物压实,在上面盖上塑料薄膜,用稻壳压严,避免发酵物与空气接触,放入发酵室内发酵。经过10 d的发酵周期后,取出发酵物迅速放入蒸锅内进行蒸馏。当蒸馏液的混合酒精度达到20%时停止蒸馏。测定酒精混合液的重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贮藏时期的重量变化

从表1可以看出,甜高粱茎秆从收获至贮藏150 d期间,茎秆重量随着贮存时间的增加而逐渐降低。从收获到贮藏30 d期间,茎秆重量下降迅速,失重达到17.85%,而在随后的60 d内水分下降的速度变得非常缓慢,在贮存的90～120 d,茎秆重量又加速下降,在贮存的120～150 d,茎秆失重的速度又趋于缓慢。茎秆重量的缺失最主要的成分是水分,水分缺失速度的快慢主要和外界的温度有很大的关系。从收获至贮存30 d时,由于外界的温度大部分时间都处于0℃以上状态,所以水分流失比较快;在贮存30～90 d时,温度都处于0℃以下,茎秆中水分处于冰冻状态,所以水分流失缓慢;在贮存90～120 d时,外界温度逐渐升高,使茎秆中的水分融化,流失速度加快;在贮藏120～150 d时,茎秆中的水分逐渐接近最小临界点,水分流失速度逐渐减慢。

2.2 不同贮藏时期发酵出酒量比较

采用质谱法对不同时期制取的发酵液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发酵液中除水分外,90%以上的成分为乙醇,其它杂质有正丙醇、正丁醇、异丁醇、仲丁醇、正戊醇、异戊醇、乙酸乙酯、戊酸乙酯、丁酸乙酯、戊酮等。由于发酵液成分复杂,所以均以发酵液的体积计算,以下均称为粗酒精。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收获至贮存30 d时,甜高粱茎秆经过发酵制取20°粗酒精的产量几乎没有变化;在贮存30～90 d时甜高粱茎秆发酵制取的粗酒精产量略有上升,在贮存90～150 d时,粗酒精产量虽然有减少的趋势,但是减少的幅度很小。

对不同时期的出酒率数据进行方差分析(见表3)可知,区组间和处理间显著水平F值>0.05,说明发酵试验中不同时期粗酒精产量、同一时期不同重复之间差异不显著。从表2中可以看出,甜高粱茎秆在收获及贮存的各个时期内进行发酵制取的粗酒精产量在5%显著水平和1%极显著水平上差异均不显著。说明甜高粱茎秆在收获后不会因贮存时间的变化而影响粗酒精产量。

3 结论与讨论

甜高粱茎秆从收获至风干贮存150 d的时间段内,茎秆重量随着贮存时间的增加而逐渐降低,失重的速度随着外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甜高粱茎秆在收获后置于自然状态下立直摆放风干贮存,在收获及贮存的各个时期内进行固态发酵制取的粗酒精产量不会因贮存时间的增加而减少。

摘要：采用龙甜高粱1号甜高粱茎秆作为试验材料,在自然状态下进行风干贮存,分别在收获期和贮存的不同时期进行茎秆失重变化和发酵试验研究。结果表明:甜高粱茎秆从收获至贮藏150d期间,茎秆重量随着贮存时间的增加而逐渐降低;甜高粱茎秆在收获及贮存的各个时期发酵后制取的粗酒精产量差异不显著,即甜高粱茎秆在收获后不会因贮存时间的变化而影响粗酒精产量。

关键词：甜高粱,茎秆,风干贮藏,发酵

参考文献

[1]叶凯,涂振东,再吐尼古丽.库尔班.不同品种甜高粱秸秆在不同储藏方式中形状变化研究[J].新疆农业科学,2009,46(5):946-951.

[2]张福耀,赵威军,平俊爱.高能作物——甜高粱[J].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06,8(1):14-17.

[3]Gnansounou E,Dauriat A,Wyman C E.Refining sweet sorghumto ethanol and sugar-economic trade-offset in the context of NorthChina[J].Bioresource Technology,2005,96:985-1002.

[4]黎大爵.甜高粱可持续农业生态系统研究[J].中国农业科学,2002,35(8):1021-1024.

[5]王孟杰.甜高粱茎秆制取燃料乙醇产业化前景[J].中国建设动态(阳光能源),2007(2):56-58.

不同时期的屏风研究 篇6

颜色釉在中国陶瓷工艺史上占极重要的地位, 釉色是我国古陶瓷装饰工艺重要手段之一, 我国古代通常也以不同釉色来区分、命名不同品种的陶瓷器物。宋元以前, 在我国南北各地众多的窑场中, 主要陶瓷产品的釉色为青釉、釉和白釉[1,2,3], 这些釉色一般来自釉原料本身的呈色, 制作中没有添加特别的色料。而最初通过添加色料呈色的釉彩可能是战国陶器上的釉彩[4], 其中就有绿釉彩。从存世实物和我国考古收获看, 至汉代, 绿釉陶的制作已经成熟, 但在我国北方一直作为陪葬品;至唐代, 绿釉彩成为“唐三彩”、长沙窑彩瓷的主要色彩组成之一;宋代, 南北方都有一些窑口生产少量的绿釉瓷;金元时期, 磁州窑创烧了呈色明亮的“孔雀绿釉”;元及明清时期, 颜色釉品种及彩瓷得到了飞速发展, 明清时期景德镇绿釉瓷有了更多新品, 如“瓜皮绿”、“松黄绿”、“松石绿”等, 因此, 从历史发展的可以看出, 绿釉及绿釉彩在中国古陶瓷技术与艺术史上, 占据了重要的一席。

由于存世绿釉整器和可供科学研究的残片非常稀见珍贵, 因此对古代绿釉的科学分析也一直鲜见报道。20世纪八、九十年代, 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在对低温色釉研究中, 用取样分析的方法对零星几件低温釉陶和三彩器上的绿釉作了化学组成检测[5,6,7];对唐代铜官窑出土的绿釉残片做了分析[9];近年来, 上海博物馆、北京大学等利用无损分析技术对古代的“孔雀绿釉”做了研究[10,11];还有几家科研院所分析了绿釉陶、绿釉琉璃的腐蚀产物[12,13]等, 但一直缺乏对我国古陶瓷绿釉的总体科学研究, 这导致了一些对绿釉认识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14]。我国古代的绿釉是否都是低温釉?不同历史时期的绿釉制作方法是否发生变化?绿釉的新品种与传统绿釉存在什么样的差异?为了对我国古代绿釉有一个系统的认识, 本文将综合已有的不同时期绿釉 (包括部分绿釉彩) 的化学组成数据, 结合我们对部分绿釉的测试分析, 对绿釉的呈色元素、釉料特征以及新品种的材料变化等作一综合探讨。

1 不同时期陶瓷器绿釉的化学组成

本文表1列出的数据分别收集自早期陶瓷器, 样品分别是3件东汉时期的陶器, 3件唐三彩, 3件长沙窑绿釉器, 2件宋绿釉陶, 1件北宋永福窑绿釉瓷, 2件辽三彩, 1件元代暗绿釉, 1件元代孔雀绿釉, 部分样品注明了产地, 少量引用样品的产地不明确, 可参阅本文参考文献。

明清时期, 由于我国绿釉瓷器大部分出自景德镇, 表2所列样品除故宫琉璃瓦外, 均为景德镇烧制的样品, 数据收集自明代2件绿釉建材、4件孔雀绿釉以及清代3件孔雀绿釉、2件瓜绿釉和松石绿釉、松黄绿釉、郎窑绿釉瓷样品各1件, 另有2件相关绿釉 (翠绿釉和绿釉斑点器物) 供比较。测试的完整器样品均为上海博物馆藏品, 采集的残片样品经热释光年代测定辅助确认。

样品数据的测试方法分别在表下端标注, 采用的分析设备为TN-Spectrace公司的Quan-X型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仪 (EDXRF, 上海博物馆) 、JEOL公司JXA-8900R型电子探针 (EPMA, 美国史密森研究院, 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引用样品数据的检测方法参阅本文参考文献。

2 分析与讨论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 根据釉的化学成分体系不同, 我国不同时期的绿釉大致属于三个不同的类型 (见图1) :一类是以Pb O-Si O2为主体成分的绿釉, 属于铅釉, 釉料中Pb O的含量大部分超过了40%, 由于熔剂Pb O的高含量, 这种釉料的熔融温度很低, 也称为低温釉。这类绿釉包括早期汉代陶器上的绿釉和唐、宋、辽三彩器上的绿釉彩, 以及明清时期瓷器上不同色彩的绿釉;第二类绿釉, 是以Si O2- (KNa) 2O-Pb O或Si O2- (KNa) 2O为主体, 属于碱金属釉, 主要以K2O为熔剂, 含少量或不含Na2O和Pb O, 这类绿釉主要是元代及以后的孔雀绿釉;第三类绿釉, 为我国传统的Ca O (Mg O) - (KNa) 2O-Al2O3-Si O2高温釉系统, 完全不含Pb O, 以Ca O为主要熔剂, 属于钙釉, 这类釉很少发现, 目前发现的仅有唐代长沙窑及北宋广西永福窑等很少产品。即依据釉料化学组成中熔剂的特性, 绿釉可分为铅釉、碱金属釉和石灰釉。以下分别就这三种不同性质的绿釉进行分析讨论。

2.1 低温绿釉

a:完整器测试, 采用Quan-X能谱仪无损半定量测定;b.JXA-8900R型电子探针定量分析, 每个样品取5个测量点, 数据取平均值。

虽然中国的低温釉最早可能出现在战国时期的陶器上, 但相关的文献报道提到的是蓝色釉彩而不是绿色釉彩, 直至汉代, 绿釉陶器才开始流行。由表1、2中列出的不同时代低温绿釉化学组成可以看出, 我国历代低温绿釉陶瓷器都含有大量的氧化铅, 所以这种釉料熔融温度低, 通常也称为低温釉;铜是添加的着色原料。含铜的铅釉有很强的毒性, 可能中国古人在实践中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 所以早期低温釉的陶器大都作为陪葬器 (冥器) 、建筑材料和祭器而非实用炊器。低温色釉的大范围应用是从举世闻名的唐三彩开始, 继而有辽三彩、宋三彩, 铜绿釉是其中最重要的装饰釉彩, 这些多彩的陶器也大都作为陪葬器, 很少制成实用品。在元、明、清时期, 低温绿釉除了大量使用于建筑材料, 也用来装饰一些实用的瓷器, 但大部分仅限于用作外釉装饰 (图2~5) 。

表1列出了2件汉代绿釉的化学组成, 绿釉以Pb O-Si O2为主要釉料组成, 以Cu为呈色元素, 均含有一定量的Al2O3。东汉鼎的绿釉中加入了熔剂Ba O, 可能受到当时铅钡玻璃制作技术的影响, 但这种配方在以后各个时期没有出现。唐三彩、辽三彩、宋三彩的绿釉同样以Pb O-Si O2为主要釉料成分, 二者Pb O、Si O2的使用比例也相当, 推测釉料的配釉方式是非常接近的。

表2列出的2件明代建筑材料和清代2件瓜绿釉和松石绿釉、松黄绿釉、郎窑绿釉瓷样品都采用了高铅含量的釉料, 除了延续我国传统的Pb O-Si O2低温釉、铜元素呈色的釉料特征外, 部分绿釉产品发生了变化:明代的建筑材料中发现有 (KNa) 2O-Pb O-Al2O3-Si O2系琉璃釉 (样品编号7) , 这是釉料中添加了 (KNa) 2O成分部分代替Pb O;清代的绿釉彩很多用于装饰用瓷, 讲究色彩的变化 (图2~5) , 形成了一些新的品种, 所以配方的变化比较大, 有些加入了西方引入的一些颜料, 如松石绿釉中加入锡黄Sn O2、松石绿釉中加入了砷白As2O3, 但釉料仍是以Pb O-Al2O3-Si O2为主体成分。

低温绿釉中, Cu为主要呈色元素, Cu O含量范围大致在1.2~5%之间。除了Cu以外, 我国早期的低温绿釉中也含有一定量的Fe2O3, 含量大都在1%以上, 最高为2.3% (Fe2O3含量高会使釉色绿中泛黄) ;明、清时期, 低温绿釉中的Fe2O3明显降低, Fe2O3含量大都在0.3%以下, 由此可以推测釉料的配方发生了变化。已有的一些研究分析了Si/Al的结果, 表明唐三彩、辽三彩都采用了制胎的粘土配釉[8], 而至少在明清, 我国景德镇的一些低温釉彩已经采用石末配釉[5]。由于粘土 (特别是北方粘土) 中Fe2O3含量较高, 而石末主要成分为Si O2, Fe2O3含量低, 因此采用石末配料可以使绿釉的颜色更加纯净。早期的绿釉中都含有微量元素Sn, 推测可能配釉时直接采用冶炼青铜 (含有Sn成分) 时所产生的氧化铜渣皮作为配料有关, 而清代时由于青铜生产已由黄铜和紫铜取代, 黄铜和紫铜冶炼时产生的渣皮主要是氧化铜, 不含锡, 所以清代的各品种低温绿釉中没有发现锡。

2.2 孔雀绿釉

孔雀绿釉是介于蓝绿色之间的一种明亮色釉 (见图6) , 这种青翠亮丽的釉色也是铜元素呈色, 但条件是大量二价铜离子熔融于碱金属釉料中[10]。在孔雀绿釉成熟以前, 我国的绿釉一直呈深暗青绿色, 而这种蓝绿色调则是属于西亚地区的传统釉色, 在唐宋期间, 我国与阿拉伯、伊斯兰的商贸往来, 使西亚传统的孔雀绿釉陶器进入中国, 在我国唐代遗址中时常发现这种孔雀绿釉陶。虽然我国唐代可能已经有少量的孔雀绿釉出现[21], 但可能直至宋、金时期, 磁州窑才开始批量制作。元、明以后, 北方窑场大量烧制用孔雀绿釉装饰的琉璃瓦、并用于法华器, 使孔雀绿釉开始流行。到明中期及清代, 景德镇官窑制作的孔雀绿釉用于瓷器装饰, 成为一种特别的颜色釉。

表1、2中列出我国元明清时期10件孔雀绿釉的化学组成, 可以看出, 我国的孔雀绿釉均以Si O2- (KNa) 2O为主体釉料成分, 为碱金属釉。我国有丰富的硝 (K2NO3) 资源, 因此釉中都采用了氧化钾 (K2O) 为主要的助熔剂, 含量一般为8~15%, 但也有高达26%。高含量的K2O是我国的孔雀绿釉区别与西亚釉的本质原因。由于K2O高温粘度低, 可以使釉玻化程度高而显得更透亮。孔雀绿釉以Cu为呈色元素, Cu O的含量一般在3~9%范围内, 孔雀绿釉虽然呈色偏蓝, 但没有加入钴料。

表1所列的元代磁州窑2件孔雀绿釉的化学组成并不统一, 釉料分别以Si O2- (KNa) 2O-Pb O和Si O2-K2O-Na2O为主要成分, 元磁州窑暗绿釉壶 (编号19) 的釉中虽然已经有了9.4%的熔剂K2O, 但同时也含有11%的Pb O, 因此这件器物也未呈现青翠亮丽的孔雀色, 这种釉料配方可能是受到我国传统低温制釉技术的影响。也有另一种可能, 即工匠在传统的低温釉 (Si O2-Pb O系列) 中逐渐加入硝代替部分铅原料以制作釉彩, 从而生产出艳丽明亮的孔雀绿釉。

a:完整器测试, 采用Quan-X能谱仪无损半定量测定

明代孔雀绿釉的Pb O含量已很低, 化学组成主要以Si O2-K2O-Na2O为主体, K2O含量普遍较高, 在10%以上。清代景德镇的孔雀绿釉不含Pb O, 釉料一般也是Si O2-K2O-Na2O系统的碱金属釉料, 有时也有Si O2-K2O系统, 不含Na2O。清代孔雀绿釉中的Cu O的含量范围普遍较高 (编号32的清代孔雀绿釉Cu O含量为9%) , 铜含量高有助于釉色愈加青翠, 但有些绿釉表面会析出有明显金黄色泽的金属铜。

2.3 高温绿釉

如前所述, 我国古代大部分的暗绿色釉, 是属于低温铅釉系统。但唐代湖南长沙 (铜官窑) 、宋代广西永福 (永福窑) 等地发现的少量产品, 呈色与低温铅绿釉接近 (见图7) , 这种铜绿釉彩不含铅, 采用钙釉配方, 应该是在高温 (超过1250℃) 下烧制的。高温绿釉在我国很少出现, 清代景德镇烧制有高温绿釉, 但目前尚没有科学分析数据。

表1中列出了唐代湖南长沙铜官窑、宋代广西永福窑2件绿釉的化学组成, 可以看出, 釉料基体是我国传统的Ca O (Mg O) - (KNa) 2O-Al2O3-Si O2系统, 以Ca O为主要熔剂, Ca O含量高达18%以上, 体现了我国早期通常采用的高钙釉特点, 呈色铜元素Cu O含量在1.25~3.78%之间。表2列出一件清代豇豆红样品上绿釉斑的数据, 釉料中Ca O含量为13.34%, Cu O含量为1.85%, 延续了高温铜绿釉的特点:高钙釉、铜含量较高。在同一产品上出现铜绿、铜红两种色彩, 不仅与窑内烧成气氛的变化, 同时也取决于铜含量的高低, 铜绿釉中的铜含量远高于铜红釉[22]。

青釉是我国最常见的古陶瓷器品种, 一般指不加色料情况下自然呈色的高温釉瓷。但有些品种的命名中, “青釉”和“绿釉”有时会纠结在一起, 如“翠绿釉” (图8) , 表3列出了清代一件翠绿釉的化学组成数据, 可以看出, 釉料基体是我国传统的Ca O (Mg O) - (KNa) 2O-Al2O3-Si O2系统, 铁元素呈色, 不含铜, 属于我国传统的青釉。

3 结语

我国古代的绿釉品种非常丰富, 既有含铅量很高的低温釉, 也有属于钙釉性质的高温釉, 而呈色明亮的孔雀绿釉是一种碱金属釉, 因此, 虽然这三类绿釉都以铜为主要呈色元素, 但制作工艺和烧制温度都是完全不同的。

低温铅绿釉是我国最早、最主要的绿釉陶瓷品种, 历代都以Pb O-Si O2为主体成分, Pb O的含量很高, 大都超过了40%, 至明清时期, 通过改变釉料配方, 降低Fe2O3的含量或添加一些其他色料成分如Sn O2、As2O3, 形成了如“瓜皮绿”、“松黄绿”、“松石绿”等新的品种;高温铜绿釉的产品在我国比较少见, 以我国传统的Ca O (Mg O) - (KNa) 2O-Al2O3-Si O2系统为釉料主体, 目前分析的绿釉都有较高含量的钙和铜;孔雀绿釉则属于碱金属釉, 流行于元代及以后, 以Si O2- (KNa) 2O-Pb O或Si O2- (KNa) 2O为釉料主体, 早期孔雀绿釉釉料中含有铅, 清代釉料中已经没有铅。现代陶瓷釉料中已经禁止了有毒金属元素铅的使用, 目前, 一些无铅的、稀土元素呈色的绿釉已经研制并应用于现代陶瓷的装饰[23,24]。

我国古代绿釉的不同特性充分反映了古陶瓷釉彩制作技术的发展历史, 是我国古陶瓷制作技术与艺术结合的真实再现, 表达了古代窑工对釉色完美的不懈追求, 从而使绿釉成为我国陶瓷史上最重要的颜色釉之一。

摘要：绿釉是我国陶瓷史上重要的颜色釉。通过对我国不同时期绿釉化学组成的分析发现, 虽然绿釉都以铜元素呈色, 但绿釉的基础化学成分体系不尽相同, 大致分为三种体系:即属于铅釉体系的低温绿釉、属于钙釉体系的高温绿釉、以及属于碱金属釉体系的孔雀绿釉, 同时揭示了不同时期绿釉的化学组成变化。三类不同特性绿釉的发展, 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绿釉彩制作技术历史。

不同时期的屏风研究 篇7

艺术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基础理论作为支撑, 《艺术原理》应当是艺术学学科最基础的理论, 但笔者在检寻过程中发现2 0世纪的《艺术原理》著作不到1 0本, 可见我们国家长期以来艺术学基础理论建设还处于非常薄弱的水平。非常有趣的是, 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著述在2 0世纪大多冠以“艺术概论”的名称, 于是, 《艺术概论》便担任起了艺术学基础理论的角色;而且, 《艺术概论》还被作为高等院校艺术类专业的必修课程, 尤其是近些年, 《艺术概论》还被很多普通高校作为通识教育的选修或必修课。由此可见, 对于2 0世纪《艺术概论》进行整理、回顾不仅对于艺术学学科建设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 而且对于艺术教育的价值和意义也相当重要。

艺术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国际上确立, 一般以1 9 0 6年德苏瓦尔著述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1作为标志, 但是艺术学传入我国已经是2 0世纪2 0年代之后的事情。笔者通过对《全国总书目》及国家图书馆、六所重点大学图书馆2及山西省内图书馆馆藏图书进行电子检寻发现, 2 0世纪国内共有《艺术概论》著作 (不包括港澳台学者著述) 3 3本, 且各时期的出版发行情况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 经历了由译介探索——停滞断裂——复苏繁荣的艰难发展历程。

一、早期 (20年代-40年代末) :译介探索

2 0世纪早期, 随着国门被迫打开, 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及其理论涌入中国。“艺术学”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说陌生的新名词开始逐渐被国人了解、知晓。这对于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来说, 无疑是极大的冲击, 预示着中国的艺术理论研究即将发生大的变革。作为学科的“艺术学”在中国开始走上了一条曲折坎坷、摸索前行之路。

2 0世纪早期《艺术概论》共检索到4本著作, 包括国外译著和国人著作各两本。2 0世纪出现在我国的第一本《艺术概论》著作是由日本学者黑田鹏信著述、国人丰子恺翻译的一本译著, 于1 9 2 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 此书涉及了艺术的本质、艺术的分类、艺术的材料、艺术的内容与形式、艺术的起源、艺术的制作和艺术的鉴赏及艺术的效果等多方面的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在2 0世纪早期, 国人对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理论还不了解的情况下, 该书的译介无疑为国人了解“艺术学”, 提供了最早的样本。该书从1 9 2 8年初版, 之后曾被多次再版, 到1 9 4 8年已印刷至第九版, 可见该书对2 0世纪早期国内的艺术学理论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之大。该书的“译者序言”中说:“此稿原为立达学园西洋画科一年生译述, 予因其

论坛

书论艺术全般, 以简明为旨, 适于通俗人观览;又念中国似未有此类书籍出版, 遂以讲义稿付印。”3由此可知, 黑田氏的这本作为艺术学基础理论的“艺术概论”被引入国内学术界, 而且被纳入了中国高等院校艺术教育体系。可以说, 该书所确立的《艺术概论》的任务、性质及其理论框架, 为2 0世纪艺术基础理论学科研究和在中国高校作为课程开设, 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2 0世纪早期另一本译著《新兴的艺术概论》4, 是由日本学者青野季吉等四人编著, 国人王集叢和冯宪章都曾翻译过该著作。此书包含四个“大主题”, 从不同角度阐发了“新兴的”艺术观点, 分别是:“普罗列塔利亚艺术概论” (青野季吉) 、“观念形态论” (藏原惟人) 、“艺术与科学” (田口宪一) 、“艺术与哲学·伦理” (本庄可宗) 。仅从主题来看, 该书贵在体现“新兴”二字, 对于四个“艺术问题”的关注, 恰好与2 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革命文学”等热点论题相吻合, 因此它的译介无疑给予中国学者以新的启示, 同时为刚刚起步的中国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带来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但是, 尽管这本书的书名为《新兴艺术概论》, 其实该书并没有给出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与其说这是一本《艺术概论》著作, 不如说是一本“论文集”, 完全不同于黑田氏的《艺术概论》具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冠以“艺术概论”名称的著作是俞寄凡编著的《艺术概论》5, 全书包括四个部分, 依次是“总论”、“艺术之独立性”、“艺术之社会性”和“结论”, 较为细致地探讨了一些与艺术相关的重要问题, 如艺术之不可解、艺术的表现与再现、艺术个性、艺术样式、艺术起源、艺术的创造、艺术的民族、时代、阶级差别、艺术的鉴赏与批评等问题。作者将这些问题归属为四个“板块”进行讨论, 这是国人探索研究《艺术概论》的最早尝试, 体现出我国学者对国际上“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所作出的积极回应和大胆探索。

另一部国人著作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萨空了著述的《科学的艺术概论》, 作者于3 0年代左右曾任《世界日报》画刊编辑, 《世界画报》总编辑, 天津《大公报》艺术半月刊主编等工作, 1 9 3 1年还被聘为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教授艺术理论课。因此, 他对于2 0世纪早期的中国艺术理论研究的现状深为了解, 深感我国艺术理论, 尤其是《艺术概论》的研究相当匮乏, 于是在1948年编写了《科学的艺术概论》, 该书主要探讨了建立艺术哲学之必要、艺术的定义、什么决定着人类的美的概念、艺术与社会的关联、新艺术建设的启示、艺术遗产的批判接受、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等几个问题, 该书以“述”为主, “论”为辅的方式, 在理论阐述上不够深入和系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它对我国“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作了科学的总结, 也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经验作了科学的总结, 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艺术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结晶, 是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性文件, 虽非《艺术概论》, 但由于它对我国文艺认识影响重大, 应予以关注6。其理论阐述中涉及了诸如:革命与文艺、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继承与借鉴、文艺为什么人、如何去服务、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文艺工作的普及与提高、文艺与政治、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文艺批评及其标准问题等丰富的内容, 《讲话》提出的系列问题曾对艺术学基础理论及《艺术概论》著作, 影响时间较长, 直到7 0年代末8 0年代初新时期到来。

二、中期 (50年代-70年代末) :停滞断裂

2 0世纪的5 0年代—7 0年代末, 由于特殊历史原因, 我国艺术基础理论研究陷入停滞、断裂状态, 期间没有产生系统的《艺术概论》专著, 仅能检寻到《艺术概论》著作2本, 其一是《艺术概论讲义》, 由湖北省武昌艺术师范学校编写的, 只知道是1 9 5 (?) , 具体出版年月不详, 由于条件所限, 无法找到文本资料。但是可以推断, “艺术概论”在5 0年代曾编写用于学校艺术教育课程。其二是苏联学者涅陀希文著的《艺术概论》, 在“全面学习苏联”的社会大潮之下, 大量的苏联理论成果被引进, 这本著作在当时颇具有影响。该书包括四章内容, 分别探讨了“艺术是反映现实的形式”、“艺术与社会生活”、“艺术中的现实主义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外加一个附录, 是苏联两位知名学者对本书的评价。该书关注于社会主义时期艺术理论建设, 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仅仅从现实主义, 特别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作为“艺术概论”的研究, 视角过于单一、狭窄。

三、后期 (70年代末-世纪末) :复苏繁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变革, 学术文化气氛逐渐活跃起来, 文化艺术事业蒸蒸日上, 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教育也被提到议事日程。此时迫切需要具有我国自己特点的, 并适合当前艺术教育实际情况的新的艺术理论教材。从7 0年代末到2 0世纪末, 涌现出了大量的艺术学理论成果, 共检寻到《艺术概论》著作2 7本, 且全部为国人著作。不论是在数量和质量上, 还是研究视角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显著提高, 从此中国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步入复苏、繁荣发展的新阶段。

1. 复苏期:70年代末—80年代末

复苏期第一本冠以“艺术概论”名称的著作是《艺术概论提纲》, 这是8 0年代初期, 为满足高等艺术院校艺术理论教学所需, 由文化部艺术教育管理局组织一些高等艺术院校成立《艺术概论》编写组, 率先编写的一部“提纲式”著作, 于1 9 8 0年文化部《艺术教育》杂志编辑部内部刊行, 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之后编写组在《提纲》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完善, 于1 9 8 3年正式出版了《艺术概论》。该书包括十一个章节, 分别探讨了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性、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艺术的种类、艺术的创作过程、艺术的创作方法、艺术风格与艺术流派、艺术的基础借鉴与革新创造、艺术的欣赏与艺术批评以及艺术家的职责与修养等一系列的基本问题。该书带有明显的8 0年代初期理论界“拨乱反正”的时代特点, 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该书的理论结构和基本观点代表了8 0年代初期的艺术理论研究水平。编写说明中写道:“主观上力求做到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的基本原理进行完整、系统、准确的阐述”7, 并且密切联系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电影和建筑等多种艺术现象, 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而争取与“文学概论”有所区别, 写出“艺术概论”的特色, 同时要做到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具有特色的是该书还在卷首附有8 4幅涉及多个艺术门类的彩色及黑白图片。但是该书的理论框架并没有脱离“文学概论”的理论框架及其模式的影响。尽管说8 3版《艺术概论》在理论结构和基本观点上还存在某些陈旧的东西, 然而该书在新时期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巨大的, 从1 9 8 3年初版5 0, 000册到1996年已经第8次印刷总计达到186, 000册, 是高校艺术基础理论教学使用面最广、发行最多的艺术概论教材, 在艺术教育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8 0年代后半期, 随着我国艺术事业的蓬勃发展, 艺术理论研究的学术氛围渐趋于浓厚, 国内有很多学者开始从事《艺术概论》著作的编写工作, 如1 9 8 6年金增和主编的《艺术概论》、1989年孙美兰主编的《艺术概论》、1989年顾永芝著《艺术概论》、1 9 9 0年哈九增主编的《艺术教程》等。这些不同版本的著作从不同角度对艺术学基础理论作了积极的研究分析, 体现了研究的多元化和丰富化。

2. 繁荣期:8 0年代末——2 0世纪末

9 0年代以来, 各种不同版本的《艺术概论》纷纷出版发行、数量倍增, 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十年间冠以“艺术概论”的著作有2 0本之多, 数量比例约占整个2 0世纪《艺术概论》著作的三分之二, 说明我国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正走向繁荣。如彭吉象著《艺术概论》、党伯明编著《艺术概论》、梁玖著《艺术概论》、李树榕著《艺术概论》、欧阳中石主编《艺术概论》、龚妮丽, 吴秋林编著《艺术概论》、高师《艺术概论》、钟文娟编著《艺术概论》、师言和主编《艺术概论》、郭青春主编《艺术概论》、王宏建主编《艺术概论》等。尤其是9 0年代中后期, 艺术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得以确立, 《艺术概论》教材的出版更为频繁, 五年间出版发行“艺术概论”著作2 0本, 仅2 0 0 0年出版的“艺术概论”著作就有1 1本。这些《艺术概论》具有这样一些特色:理论框架结构多元并存、理论阐述多重角度、主题范围不断拓展, 理论研究不断深化。这一时期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机制逐步完善, 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促进了艺术学学科的确立。

四、结论

通过对2 0世纪不同时期《艺术概论》著作分析研究, 使我们对2 0世纪我国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状况和发展水平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2 0世纪《艺术概论》研究状况经历了一个由译介探索——停滞断裂——复苏繁荣的发展历程, 理论研究也逐步由简单零散向深化系统转变。目前对于2 0世纪《艺术概论》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整理、研究工作还未展开, 因此本文所作的研究工作将对2 1世纪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 提供直接的、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对艺术学的发展和学科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摘要：本文通过对20世纪不同时期《艺术概论》著作的研究分析, 阐释了作为艺术学基础理论的《艺术概论》经历一个由译介探索——停滞断裂——复苏繁荣的发展历程, 理论研究由简单零散逐渐转向深化系统。

关键词：20世纪,《艺术概论》,研究状况

参考文献

[1].汉译本为德索 (德苏瓦尔) .美学与艺术理论.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2].六所重点大学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东南大学和南京艺术学院。

[3].黑田鹏信.艺术概论.丰子恺译.开明书店, 1928版前言页

[4].青野季吉等.新兴艺术概论.王集叢译．上海辛垦书店, 1930

[5].俞寄凡.艺术概论.上海, 世界书局, 1932

[6].李心峰.毛泽东的《讲话》与艺术科学——纪念毛泽东讲话发表60周年.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6辑

不同时期的屏风研究 篇8

黑龙江省克山地区位于大兴安岭沿麓春麦区内。本春麦区是我国小麦商品粮的重要生产基地。该地区土地肥沃, 小麦生育期间光照长, 昼夜温差大, 是我国少有的能够生产优质强筋小麦的生态地区之一[1,2], 2002年该区被国家确定为优质强筋春小麦优势产业带。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优质强筋小麦品种产量和品质潜力, 使优质与高产和稳产达到协调统一, 本试验选择在黑龙江省大面积种植的优质强筋春小麦品种克丰10号作为供试小麦品种, 探讨其在克山地区的产量和品质潜力充分发挥的适宜播种时期, 对黑龙江省优质原粮小麦生产具有重要意义[3]。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2006年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克山分院小麦试验田进行, 试验地前茬为大豆茬, 施肥方式为纯N 67.5, P2O5 60.0, K2O (用K2SO4) 30.0 kg·hm -2。试验品种为克丰10号, 试验设计了4个播种时期, 分别为4月20日、4月30日、5月10日和5月20日。按照完全随机区组设计, 每个播种时期每个品种设3个重复, 每个重复的小区为8行区, 区长5 m, 行距15 cm, 小区面积为6 m2, 采用机械播种, 播深为5.0 cm。

试验的种植密度为650万株·hm -2, 正常田间管理, 调查生育进程, 收获后考种测产及品质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播种时期对克丰10号产量的影响

2.1.1 不同播种时期对克丰10号穗部结构的影响

从考种结果 (见图1) 看出, 克丰10号的主穗小穗数, 随着播种时间的推后而增加, 从第一播期的10.9, 到第四播期增加到13.3;穗粒数除第一播期稍有特殊外, 也基本上是随着播种时间的推后而呈现增加的趋势, 从第一播期的30.3到第四播期增加到34.3;而穗粒重则随着播种时间的推后而降低, 从第一播期的1.23到第四播期降到1.07。

克丰10号的主穗小穗数和穗粒数随着播种时间的推后而增加, 表明克丰10号籽粒库的容量随着播种时期的推后而增大。克丰10号的穗粒重随着播种时间的推后而降低, 表明克丰10号籽粒的干物质积累量随着播种时间的推后而下降。

2.1.2 不同播种时期对克丰10号千粒重和容重的影响

克丰10号的千粒重和容重随着播种时间的推后明显降低, 分别从第一播期的38.4 g和775.0 g·L-1, 下降到第四播期的31.5 g和749.6 g·L-1。表明随着播种时间的推后, 克丰10号籽粒饱满度下降。田间表现随着播种时间的推后, 植株生长繁茂, 出现徒长, 进行营养生长多于生殖生长, 造成籽粒的容重大, 而干物质积累量少。

2.1.3 不同播种时期对克丰10号产量的影响

克丰10号的籽粒产量以第一次和第二次播期的产量水平最高达到5 253.15 kg·hm-2, 总的趋势是随着播种时间的推后呈现下降趋势 (见表1) , 第四播期由克丰10号的品质分析结果表明:主要的品质指标, 如沉降值、湿面筋、稳定时间、评价值、最大抗延阻力、延伸性和拉伸面积均以第一个播期的值最高。粗蛋白含量除第四个播期的值略高于第一播期外, 总体上看也是第一播期的值高些 (见表2) 。第四个播期虽然个别品质指标很好, 但整体上品质指标不是很理想。随着播种时间的推后, 主要的品质指标均呈现降低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 克丰10号在克山地区, 品质达到较好发挥的播期为4月下旬。

2.2 气候因素对克丰10号的影响

在小麦生育期间克山地区2006年与常年相比, 5月份降雨量偏少, 比常年少31.9 mm, 呈高温干旱的气候特点, 6月、7月份的降雨量多, 8月份又相对少雨高温。克山地区在4月中旬, 在产量没有显著减产的情况下, 克山地区最迟播期为5月上旬。而从提高品质角度来看, 播期越拖后, 指标越差。综合考虑产量和品质, 克丰10号在克山地区的最佳播期为4月下旬。

3 讨论

播期是调节小麦品种生长发育与环境条件之间的关系, 使其达到最高的产量水平和较好的品质状况的重要手段[4]。适期播种则是既不增加投入, 又能发挥小麦品种增产潜力和品质水平的重要措施, 对此生产者和育种者是没有异议的。然而在生产实际中, 人们对“适时”播种技术认识是不全面的。往往是只注重小麦品种产量潜力的发挥, 而忽视其品质表现, 造成生产上小麦品种产量水平发挥的好, 而品质表现没能达到最佳状态, 不能把品种的产量潜力和品质潜力有效地发挥出来[5]。

根据本试验结果, 克丰10号在克山地区, 产量和品质均能得到较好发挥的适宜播期为4月下旬, 最晚不能超过5月上旬。由于本试验研究的小麦品种是生产上大面积种植的品种, 在实际生产上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摘要：分别选取4月20日、4月30日、5月10日和5月20日4个播种时间, 研究春小麦克丰10号在不同播种时期的产量和品质表现, 探讨克丰10号在本地区的最适播种时期。结果表明:克丰10号在4月20日和4月30日播种产量并列第一。品质分析表明, 湿面筋、沉降值、最大抗延阻力、延伸性、面积、稳定时间和评价值以4月20日播期的值最高。

关键词：克丰10号,播期,产量,品质

参考文献

[1]肖步阳.春小麦生态育种[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8:36-71.

[2]张增敏, 尚束身, 徐兴昌, 等.黑龙江省小麦品质问题及对策[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1-18.

[3]金善宝.中国小麦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6:684-689.

[4]兰涛, 潘洁, 姜东, 等。生态环境和播期对小麦籽粒产量及品质性状间相关性的影响[J].麦类作物学报, 2005, 25 (4) :72-78.

康有为不同时期的书法特色 篇9

康有为31岁时所撰写的著名书学论著《广艺舟双楫》，集中反映了他“尊魏推碑，抑帖卑唐”的主张，由此奠定了其于书法史上的地位。他精通书法，早年临习王羲之《乐毅论》、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等历代碑刻。尤倾力于魏碑《石门铭》，在《广艺舟双楫》中，康有为将之列为“神品”，尤其推重“《石门铭》为飞逸浑穆之宗”。“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康有为书学思想上崇碑抑帖的倾向，诚然有失偏颇，对其书法实践却起到了莫大作用，由此也成就了其开宗立派的创举。结合对书学理论的思考，康有为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书写风格，世称“康体”。与其政治实践所走曲折道路迥异的是，康有为在书法领域却是长袖善舞，改革探索自始至终坚守终生，将书法实践与理论探索相糅合，以实现自己对流于清代的“二王”一路书风的发展走向加以扭转之理想，这就阐释了为何“康体”得以征服逆潮者，成为碑派后学的楷模。翻阅历史不难看出，尽管自近代以来书法界、学术界对“康体”的贬斥之辞从未停息过，看不懂康书的大有人在，即使谈到创作层面上，对康书持批评意见的，亦非绝无仅有。甚而连近代书家潘伯鹰也公然评论康书，形容其“象一条翻滚的烂草绳”，且得到不少人的和鸣。章太炎的弟子马宗霍，也说康有为虽然“在六朝中脱化成一面目，大抵主于《石门铭》”。“然运指不运腕，专讲提顿，忽于转折，蹂锋泼墨，以蓬累为妍”。其实持有这种看法并不出奇，因为康体在当时确实挑战了传统的书法审美习惯。清代盛行科考制度，使得审美过于公式化和程式化，士大夫们都习惯于传统的“二王”式用笔和欣赏趣味。但不应否认，书法审美的至高境界在于在观赏形式的同时还能品味到内质。史实证明，康有为发愤于变革书法时并非一个空想型的改革探索者，而是一个踏实前行的实践型斗士，其所倡导的书体起到了振兴清末书法萎靡、徘徊状态的实效，“令人眼前一亮”。可以这样认为，作为碑派巨子，康体代表着一种晚清之后的碑格书体，其书法成就亮点在于行草，天迭多变而气势磅礴，内涵丰富，如江河奔腾，“有股英雄气概在鼓荡”。因而“康体”令清末以降的中国书坛刮目相看也是情理中事。笔者认为，这就是为何“康体”能跻身于近代中国十大书家之林的墩实依据之一。

吴昌硕、康有为、沈尹默、于右任等皆属于引领时尚的开宗派人物；李叔同(弘一法师)、谢无量、王蘧常等则能逸出时尚，对前人作出发展而独步于书坛。他们对于书法的发展同等重要。尽管他们或多或少受到碑学风气的影响，但综而论之，他们的书法都能独辟蹊径，自成格调。对于鉴藏者而言，如何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以及打造精准的战略性眼光，我想，“康体”的形成及其影响无疑是—值得深思的特例。

《康有为行书扇面》纸本作于1900年

释文飘泊瀛寰九万程，苍茫天地剩余生。狐裘琐尾泥中叹，羊节凄凉海上行。梦绕尧台波缥缈，神惊禹域割纵横。九州横睨呼谁子，龙啸天南起大声。寄邱菽园孝廉并呈老兰先生。康有为。

印章，南海康印有为(朱文方印)。

该扇面是作者维新失败后于光绪庚子年(1900年)正月初二逃亡至新加坡时所书的一首七言诗(《康有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北京第1版)，就在康有为出逃国外途中，1900年，27岁的邱菽园迎康有为到新加坡，还独捐出万元，资助康梁等人的勤王大举，被康有为推举为南洋英属各邦保皇党新加坡分会会长。此件《康有为行书扇面》正是此时此地所书，而不会再晚于是年。因为事实上，其后不久，邱菽园就公开与康决裂，从此二人不再往来。这一点可视为对康有为作品鉴别时进行辨真假和断代的有效依据。

就书法创作而言，此幅康书体现着作者既必然又独特的书写面貌，以贯那种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运笔无明显的起止和顿挫，转折以圆缓。长锋羊毫所发挥出的特有的粗茁、浑重和厚实效果，看得出对魏碑《石门铭》和宋碑《爨龙颜碑》用功颇深，同时参以北齐摩崖《经石峪》和北魏《云峰山石到》。既异于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流动，也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而少见枯笔，这恰是康书的别开生面处。至于线条张扬带出结构的动荡、否定四平八稳的个性创作，也许并非作者刻意经营之本意。以其在政坛上曾经叱咤风云而最终遭惨败并流亡的境遇看，以胸中郁勃不平之气率然作书，不倾心于柔媚周到路之赵董、二王一流，也是情理中的事。何况仍不失大气磅礴、气势开张、浑穆大气的阳刚之美，体现出其处于危难时期之凛然书风，笔者认为此书具有书风转变之划时代标签。这点可以与下列康氏早在戊成年间一件书作相比照。

《行隶书扇面》纸本作于1898年

释文：历历维新梦，分明百日中。庄严对宣室，哀痛起桐宫。祸水滔中夏，尧台悼圣躬。小臣东海泪，望帝杜鹃红。戊成政变时作，录为海亭仁兄，有为。

印章，康有为印(白文方印)。

此帧《行隶书扇面》书写了康有为于戊戌八月避难东渡日本后所作的《戊戌八月国变纪事》组诗中的一首诗，是对“百日维新”的回忆和总结。在诗中，倾注了作者的复杂情感：对光绪帝的怀念和对牺牲战友的悼念，对慈禧政权的愤懑和对局势的反思。充分体现出康书早期北碑南帖兼而有之的具有强烈个性的书法风貌。它吸收了魏碑用笔及体势。兼收篆隶笔法和行书的体格，熔铸古今，自成气象。结体疏密得宜，书风浑厚豪放，有纵横奇宕之气。体现康书“重”、“拙”的主要特点。“重”于浑厚、凝炼，有金石之感：“拙”在古朴、率真、有生涩之意。但总体而言，此间康有为的运笔亦帖亦碑，转折之处常提笔暗过，圆浑苍厚，重于文气，收放见法度，此乃重要特点。但相对而言，用墨缺少变化，提按不明显，未及晚年所成的浑穆大气、奔放自然。此作是作者自我书风树立前的精心佳构，代表了前半生尊遁法度的书貌。康氏前后期书风各具千秋。

《行书杜甫五言诗联》纸本1916年后作

释文：瑶池气郁律，天衢阴峥嵘。集杜句，康有为。

印章：康有为印(白文方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国行六十万里(朱文方印)。

从“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朱文方印而知，该五言联是康有为在维新失败，逃亡海外16载后，即1916年后选集唐代诗人杜甫五言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的诗句。杜甫这首长诗揭示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诗中展述了诗

人在考察途中的见闻和感受，借骊山华清官“瑶池”的荒淫与安禄山叛军的策动隐喻出社会动乱在即之端倪。康有为辑句成联，借古喻今，表现出对清朝统治之腐败无能的同样隐忧，其忧国忧民之政治襟怀昭然。康有为此联融隶于行楷，结法平直宽博，横笔和捺笔，尚存明显隶意。墨色苍润，具古雅廓达之气象，书写时通过逆笔藏锋，迟送涩进，给人以不激不励、高古脱尘之感。毕现康氏60花甲前后字体趋于沉郁大气的典型书风特色。

《行书张乔五言诗联》纸本1916年后作

释文：异花天上堕，灵草雪中春。康有为。

印章康有为印(白文方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国，行六十万里(朱文方印)。

此联康有为录自广东明代名妓张乔诗《闻仰山禅师往曹溪因赠》句。

《楷书宋之问五言联》纸本1916年后作

释文：石发缘溪蔓，林衣扫地轻。

印章康有为印(白文方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朱文方印)。

康有为该五言联摘自唐代诗人宋之问诗《发藤州》句。诗人虽非粤籍人，但曾被贬为泷州(今广东罗定县)参军。其著名之《度大庾岭》诗，是他前往被贬地途经岭南大庾岭时所作，真实生动地叙述了过岭时的情景，凄楚悲凉，真挚感人。上述五言宋诗风格清秀，语言轻松自然，描写了清静山间的一派自然景色。康有为对宋诗尤为赏慕。以楷书雅就，笔道从容安祥，笔力峻拔旷达，与诗文交相辉映。

康书精贵之最在于行书大联。以上三联均为康氏中晚年时期作品，不失为康体大书之典范佳作，自我面目已然，但仍可窥见魏碑《石门铭》及清书篆家邓石如书体的清晰影子，笔力浑穆沉实，结体庄密中正。撇捺间笔画豪放超然，“有飘逸飞动之势”，大之气象和奔放张力跃然纸上，格调弥高，堪称“康体”本色代表作，典型集北碑南帖大成之作，成因乃来自康氏发韧于冲破碑帖门派藩篱之举创，这可见诸近代鉴藏家汪宗衍注录过的“联王”——《康有为为甘作屏书七言联》，上有康氏边款谓：“自宋后千年皆帖学，至近百年始讲北碑。然张廉卿集北碑之大成，邓完白全写南碑汉隶而无帖，包慎伯全南帖而无碑。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

(汪宗衍《广东书画征献录》)。

《草书周易诗》轴纸本1916年后作

释文：处高不伤，虽危不亡。握珠怀玉，还归其乡。康有为。

印章：康有为印(白文方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

国行六十万里(朱文方印)。

该书文集自《周易·讼之大壮》里的诗句。怀藏有美玉，比喻富有学问才能。其笔法见宋《爨龙颜碑》影子，笔画浑劲，结体跌宕恣逸，变化丰富，含韵于朴，寓巧于拙，为康体另面目。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列神品三种，举《爨龙颜碑》为首。谓：“雄强茂美之宗”，“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经康氏此慧识。终将《爨龙颜碑》自清代碑学风行后令书学界普遍重视。

《求书横幅》纸本1918年作

释文：大劫金轮，东华血史，铜仙旧滴清泪。横滨天

角，借英舰、寸函飞寄。臧洪风义。尽托得慈亲，支援天地。先朝事。甘年风雨，换将人世。二月。黄浦飞花，又六旬初度，一尊重对。墨痕凝泪点，照禾黍、离离如此。招魂柴市。叹溅血朝衣，钧天沉醉。须弥翠。金天西望，万年千岁。李思纯题吾戊戌与君勉绝笔书。更生。

无印章。

该作品是康有为录李思纯于1918年为康氏之《戊戌轮舟中绝笔书》而题写的《翠楼吟词》。款中所提及的君勉名徐勤(1873－1945年)，君勉是其字，广东三水人。是万木草堂著名十大弟子之一。为人慷慨，性情爽直，能“急朋友之难”。徐勤家境宽裕，“常供养朋友之才贤者”，万木草堂几次搬迁及平日刻板印书资费皆得助于他，而他自己“几以仟恤破其家也”，深得康有为的嘉许。徐勤是最早接受康有为变法思想、最早投入变法宣传和实务之中的草堂弟子之一，也是康有为最忠实、最信赖的门徒，被誉为“康门之子路”，他与康有为关系之密切，比梁启超更甚。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避难舟中，危难之际，作书托付徐勤照料老母家人，即著名的《戊戌轮舟中与徐勤书》，其受信任程度无人能及。后来康有为推行保皇运动。徐勤任保皇会副会长，保皇会改为宪政会后则出任副总裁，积极协助，不愧为康氏之股肱。

上述书作题款中所提及的李思纯(1893--1960年)，字哲生，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李春荣官至清曲靖府叙州知州。父李毓华清宣统年间任云南宁耳县知县。

李思纯为川籍学者，然因其早年留学法德等国，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吴密等著名学者和文化人交游广泛，学与其通。实已非地方性学者。但由于李思纯在1950年以后受到政治冲击，其名隐而不彰，鲜为人知。但该康书向世人揭示出此段交往史实，证实康李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交情，而且政治抱负颇为相近，否则身为国学泰斗的康有为岂会转录后俊李思纯所写的跋文?李在词中引用了唐代诗人李贺所作的《金铜仙人辞汉歌》里提到的“铜仙清泪”之典故，有感“柴市叹溅血朝衣”，既写出古今兴亡之叹，又抒发了维新人士救国无门的忍辱负重及悲愤感情，读来满纸忧国忧民情怀。从此书迹上我们还可欣赏到康书中晚年的书风，保持一向以来的书写特色，字体笔画长撇大捺，转折处圆浑苍厚。结字上紧下松，纵横奇宕。尽管无钤名款章，仍不失“康体”本色。

该作品虽未署甲子年份，但从题款考证，根据《康有为全集》中(三)序跋之第56《戊戌轮舟中绝笔书》而知李思纯为康氏《绝笔书》题跋的年份在1918年。署款“更生”，史载康氏自参与溥仪复辟失败后便改号为“更蛀”，由此而判断此康书与李词大至成于同一年份，即1918年，是年康有为60岁，李思纯25岁。显然此词记载和表达了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的社会状态和感怀，此间正值康奔忙于拥戴清室废帝溥仪复辟，因而词作弓起康氏的认同。

康有为的诗文天下称道，他晚年所写的“康体”笔生波澜，大气磅礴，已脱离开别人的影子，文风书风相得益彰，互为烘托。

《行草七言联》纸本1923年作

上联释文有情芍药含春泪。

下联释文：无力蔷薇卧晚枝。

上款宣统十五年癸亥花朝写此以为寤园主人去年之记。

印章处其厚(朱文方印)。

下款：天游化人南海康有为。

印章康有为印(白文方印)。

据上款考，康有为该联书于1923年。时66岁，整年漫游国内，至开封、保定、南京、青岛、北戴河，登华山，过武昌、岳麓，然后返上海。诗文摘录自北宋诗人秦少游的七绝《春日》，康氏借诗意委婉表达出自己晚年政途失意落泊、备受唾弃、前景暗然的心境。显然，其时康有为书体又发生了转变，早年那种意气风发、坦荡自信的气质已隐晦良多，从其开撇、按捺等收笔形态已飞扬尽敛之变化处即可明见。

值得留意的是，上款中的“宣统十五年”于历史中并不存在，史实上，宣统年号仅维系三年，随后已是民国。康有为将民国癸亥年(1923年)硬说成“宣统十五年”，足见其保守顽固的“清朝遗老”思想根深蒂固。是年康有为65岁矣。但令人刮目相看的是，从艺术上看，该联所表现的康有为晚年的书法创作与他的书学思想却是相致，可谓手心相应。以魏碑而写行草，中心紧密，四周舒展，追求“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韵致，将碑体的圆笔、体势大力糕进行草中。时而尽力屈节放出、沉猛排沓，尤其已出现晚年特有的抖笔现象，时而戛然欲止、骨气内藏。其点画如大刀长戟，笔势开张，落墨于纸，似铸件一般，筋丰力满，痛快淋漓。与早期相比可看出，康有为书学尚“变”，随着年龄、阅历的累进，其对于书道的认知俨然已达至高深层次，正如其钤于上联的闲章所言“处其厚”(朱文方印)(见图)，印文摘自孟浩然《领悟道德经》第三十八章《老子·杂谈》，原文：“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以此告诫自己要不断追求深奥的学问与真理而鄙视肤浅与虚伪。这种自我完善的修为确实值得后人敬仰。其字体由圆通趋向方拙，明显体现其书学实践与学术思想紧密结合的行世风格，也与其政治变革思想暗合，正如他早年追求政治变革与学术变革相通的理论“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端也。”这一点，颇体现康有为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活动相映成趣。康有为的书体，从碑刻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涵泳沉潜，铸就数十年之磨砺，从而创造出独特的魏碑行楷——康体。

不同时期的屏风研究 篇10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该院2014 年3 月—2015 年3 月收治的60 例妊娠糖尿病患者, 所有患者均符合WHO制定的2 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按照患者住院待产孕周的不同将其分为A组和B组, 每组30 例。 其中A组的年龄22~38周, 平均 (25.5±1.5) 周;有13 例初产妇, 有17 例经产妇;宫内妊娠情况:单胎29 例, 双胎1 例。 B组的年龄22~38 周, 平均 (25.5±1.5) 周;有14 例初产妇, 有16 例经产妇;宫内妊娠情况:单胎30 例。排除两组患者中先兆流产者、肾功能不全者、妊娠糖尿病合并酮症酸中毒者以及妊娠高血压综合症患者。 比较两组患者的年龄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相同的住院监护, 如密切的监测、胰岛素治疗、合理运动、控制饮食、糖尿病教育等, 其具体的监护方法如下: (1) 定期发展糖尿病的相关教育, 详细的为患者讲解与妊娠糖尿病的知识 (如最新医学研究报告、 对生产者和胎儿的影响、 治疗措施以及病因等) , 告诉患者胰岛素治疗和血糖监测的重要性, 以增加患者的康复信息。 (2) 为患者值得每日饮食的总热量, 杜绝食用糖量高的食物, 多食用高蛋白、低脂肪、低糖的食物, 注意为患者补充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3) 为患者制定安全、 合理的运动方案, 鼓励患者适当合理的运动, 如进行上肢运动和散步等。 合理运动的前提是保证患者的安全性、运动耐受限度。 (4) 在对患者进行合理运动和饮食控制治疗10 d后, 若患者的血糖值仍然偏高, 可在餐前为患者皮下注射短效胰岛素。 初始剂量为小剂量, 按照患者的血糖情况为患者调整胰岛素剂量, 每3 d调整一次。 调整标准: 将患者的空腹血糖控制在4.5~6.0 mmol/L, 餐后2 h血糖控制在5.0~7.0 mmol/L。 (5) 密切监视患者的心率、血压、血糖等生命体征。 若患者出现各类不适情况, 应及时告诉主治医生并进行对症处理。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监护前后的血糖变化、 围生儿情况和分娩结局。 血糖变化包括餐后最高血糖、餐后2 h血糖、空腹血糖等。 围生儿情况包括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畸形、胎儿窘迫、巨大儿、早产儿等。 分娩结局包括胎膜早破、产程延长、羊水过多、剖宫产、妊娠高血压综合症等。

1.4 统计方法

将研究所得数据录入SPSS 19.0 统计学软件中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 并以 (±s) 表示, 计数资料以 χ2检验, 并以[n (%) ]表示, 若P<0.05, 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血糖变化

两组患者监护后血糖水平与监护前血糖水平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监护后, B组血糖水平明显对于A组的血糖水平,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2.2 分娩结局

B组患者的妊娠高血压综合症、剖宫产、羊水过多、产程延长、胎膜早破等发生率明显低于A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详见下表2。

2.3 围生儿

B患者的围生情况明显优于A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详见下表3。

3 讨论

目前, 诱发产妇发生妊娠糖尿病的主要尚不明确。医学研究显示, 可能与产妇妊娠期体内基因变异、遗传因素以及激素水平相关[4]。 由于产妇的糖代谢特点和妊娠特殊性, 使得妊娠成为诱发产妇发生的糖尿病重要因素之一[5]。 临床研究显示, 胎盘分娩的黄体酮、雌激素、生乳素会随着产妇孕周的增加而增加, 这些激素具有增高血糖的作用;胎盘可增加胰岛素的分娩, 使得胰岛素降解的加快, 导致胰岛素不足, 从而增高产妇的血糖, 严重患者可出现糖尿病[5]。

临床研究显示, 妊娠糖尿病对产妇和胎儿造成的影响与孕期血糖控制情况、高血糖出现时间、血糖水平和病情程度相关;血糖水平与产妇的不良妊娠结局呈正相关[6]。 当产妇孕育4~8 周时发生高血压, 会导致胎儿出现自然流产、畸形以及胎死等现象[7,8]。 临床分析不良结局的原因: (1) 胎儿死亡:由于中晚期糖尿病产妇胎盘血流量的降低, 导致胎儿容易出现宫内窘迫、胎儿缺氧、胎儿缺血等症状, 严重症状者甚至会出现胎儿死亡; (2) 早产:由于产妇的血糖高容易形成渗透, 致使胎盘羊水增多, 胎膜早破, 从而出现早产; (3) 巨大儿:由于胎儿体内血糖增高, 致使胎儿胰岛素 β 细胞的过度发育, 促进胰岛素的分娩, 促使蛋白质和脂肪的合成, 从而出现巨大儿。

该研究结果显示, B组产妇的不良结局和围产儿情况明显优于A组。 分析结果可发现, 对妊娠糖尿病产妇的干预越早, 其结果越好。 简而言之, 对妊娠糖尿病产妇实行早期监护和干预, 可有效控制产妇的血糖值, 减少产妇的不良结局。

摘要：目的 研究妊娠糖尿病在不同时期住院监护对分娩结果的影响。方法 选取该院2014年3月—2015年3月收治的60例妊娠糖尿病患者, 按照患者住院待产孕周的不同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组组, 每组30例。其中A组患者的住院代孕周>3438周, B患者的住院代孕周≤34周, 两组患者均给予相同的住院监护。观察两组患者的监护前后的血糖变化、围生儿情况和分娩结局。结果 两组患者监护后血糖水平与监护前血糖水平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监护后, B组血糖水平明显对于A组的血糖水平,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B组患者的妊娠高血压综合症、剖宫产、羊水过多、产程延长、胎膜早破等发生率明显低于A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B患者的围生情况明显优于A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对妊娠糖尿病产妇实行早期监护和干预, 可有效控制产妇的血糖值, 减少产妇的不良结局。

关键词：妊娠糖尿病,住院监护,分娩结果

参考文献

[1]崔晓芳, 刘书丽, 何利敏, 等.不同孕周住院监护对妊娠糖尿病分娩结局的影响[J].齐鲁护理杂志, 2008, 14 (18) :40-41.

[2]李晓丽, 李晓霞.不同孕周住院监护对妊娠糖尿病母婴的影响[J].现代医药卫生, 2007, 23 (13) :2002-2003.

[3]赵晓红.不同孕周住院监护对妊娠糖尿病孕妇分娩结局的影响[J].中国当代医药, 2014, 21 (1) :191-192, 195.

[4]徐春兰.20例妊娠糖尿病病人的孕期干预[J].护理实践与研究, 2011, 8 (22) :36-37.

[5]霍金平, 汪美莲, 陈娟, 等.21例妊娠合并糖尿病的产科监护及处理体会[J].广东医学院学报, 2008, 26 (3) :309-310.

[6]唐翠兰, 何进球.妊娠糖尿病合并子 (广间) 前期对脐动脉血流及母婴妊娠结局的影响[J].中国药物经济学, 2015, 10 (6) :114-115.

[7]任香梅, 黄水平, 邵继红, 等.妊娠糖尿病发病率及危险因素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 2008, 23 (21) :2954-2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