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史观

不同的史观（精选5篇）

不同的史观 篇1

在历史的长河中,唯心主义历史观主宰着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意识,进而令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意识处在本末倒置的状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产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其将唯心主义历史观彻底赶出,还原了人们对社会现实意识的观点。其不仅引导了当前社会历史的发展,并且对正确意识当前世界的新状况,处理目前世界的新问题,引导当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发展等方面,都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是目前世界中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是目前世界发展的坐标,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唯物史观身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构成内容,是看待当前世界的科学理论及方法,是引导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效依据,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1]。当代社会现实产生了较大的转变,使得全球的局势越发复杂。虽然唯物史观被理论和现实所挑战,但其所具备的重大价值以及与时俱进的品质依旧无法消除。

1 唯物史观是关系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

在马克思理论当中,人的首个基本实践活动则为物质的生产活动。人类为了可以创造历史,一定要学会生存。可是为了生活,就要解决吃、穿、住、行等方面的需求。所以,首个历史活动则为生产符合这些需求的资料,也就是生产物质生活自身,所以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为了生活就要去完成。不难发觉,生产物质生活自身的社会实践,是所有历史的基准,也成为其他所有历史活动的必备前提。这也体现出,人类历史活动的首要意义,则为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成为了人们在执行物质生产活动过程的主要因素,生产关系受生产力所影响,生产力被生产关系所反作用,并且,生产力不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也就无法建立,即便在某些状况下创建起来也无法得到巩固。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形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加快了社会的前进步伐。正如马克思所言,不论是何种社会形态,在其所可以实现的所有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消失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其物质存在环境中没有成熟以前,是不会产生的。

我国执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及社会主义改革,都是为了让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先进生产力持续取缔落后生产力的过程恰好体现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以,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一定会获得长远的发展。也就是说,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社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本质是相统一的。在全新的历史环境下,唯物史观也体现出时代特色以及发展的需求,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可以获得良好的应用及发挥。

2 唯物史观的创建是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先决条件

理解唯物史观创建价值,不仅关系到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地位的定位理解,还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地位。依照以往的推广论所理解,马克思先打造了辩证唯物主义,之后将辩证唯物主义带领到历史范畴,进而引发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非马克思先创建辩证唯物主义并将其使用在历史范畴的必然结果,唯物史观的创建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中的作用有以下几方面。

2. 1 唯物史观的创建是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重要所在

通过唯物史观的创建史可以看出,唯物史观的创建成为了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重点所在。自从历史产生了唯物主义的理论之后,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得以产生。这也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创建以及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开拓哲学发展之路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完成哲学改革的重点在于,对国家政治生活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探讨,在于将阐明社会生活的实质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与评价、改变旧哲学,进而将哲学史上伟大改革的任务完美结合,并在此具备自我评判、自我完善精神相互结合的过程里完成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的两个转变[2]。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身为无产阶级的领袖,两位在理论方面探究的主要特征为与自身时代的现实生活紧密连接,正确的方法是将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而思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变成了马克思、恩格斯评判、改变,最终跨越思辨、远离实际的旧哲学的基本方式。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而言,身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两位面对的时代主题为社会生活给出的最紧迫的实际问题,也就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问题。想要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就要将当前的阶级斗争以及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传输到人们的大脑当中,消除过去对历史现象处于统治地位的错误的唯心主义思维。所以时代给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任务为批判过去的唯心史观,建立科学的唯物史观。

2. 2 唯物史观的创建成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及理论核心

恩格斯曾经在书中对马克思伟大的人生给出了评价,指出马克思的一生存在两项伟大发现,也就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由此可见,恩格斯在此是在普通哲学方面的意义上将唯物史观当做马克思伟大发现之一。并且对马克思主义论的三个构成内容而言,具有哲学基础众人的主体则为唯物史观,正是唯物史观的创建,才令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从理论迈向现实[3]。唯物史观的创建,令唯物主义变成彻底的唯物主义,变成融会到所有范畴的尤其是社会历史范畴的唯物主义,也被称之为新唯物主义。通过科学的实践观为根本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在理论内容方面同旧唯物主义具有明显的差别。实践活动不但是物质的,还是辩证的,属于物质性与辩证性的统一,且通过实践活动的物质性以及辩证性阐明出世界乃至人与世界关系的物质性以及辩证性,阐明了主体和客体、人类和自然、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处在客观的普遍联系方面,永恒运动与辩证发展之间。所以,客观事物的物质性内在具备了客观事物的辩证性,客观事物辩证性又是通过物质性为条件,唯物论以及辩证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所以通过科学的实践观为基准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攻克了旧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相违背的矛盾,展现了唯物论以及辩证法对于社会历史范畴的有机结合与统一,令辩证唯物主义身为没有任何片面性的科学发展理论以及认识方法在社会历史范畴被体现。而且,马克思因为将感性的现实世界,作为实践来理解,因此人类存在及发展的历史,则为人对自然持续改造,并令人类本身受到改造。因此,马克思则认为,自然的历史以及历史的自然是相互束缚、相互结合的,自然史以及人类史的两方面是互不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则相互束缚。所以,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相同,也属于物质辩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具有不按照人类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因素,自然观和历史观不仅唯物且辩证地统一结合。所以在理论内容方面,新唯物主义不但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高度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还是自然观以及历史观高度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科学的实践观为思想内容的统一结合为一个整体[4]。

3 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的当代价值

方法论价值源自于理论自身。方法论是源于世界观为基础构成的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态度、标尺以及原则。通常而言,方法融会于理论当中,属于理论的有机结合。从某种层面而言,把握了科学的方法,才可以掌握理论的精神实质。

人类社会属于持续运转的有机体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具有非常关键的地位,它为我们全面了解社会的内部结构、生长机制乃至运动规律给予了科学的方法论。它让人们像体会自然一般来观察人类社会历史,通过烦琐的现象来展现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以此来掌握社会历史运动的根本线索。唯物史观在方法论上提供给人们的观察历史以及现实的态度,也成为积极能动的体会和改变现实世界,令其更加符合人类生活目标的态度。

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功能是最根本精神的拓展。唯物史观作为人们了解社会历史的方式,本质上就需要我们将马克思所创建的哲学原则、哲学精神以及哲学思维方式,依照他所开拓的关注社会生活、人类命运、实践的哲学研究方式继承下来。

4 唯物史观作为开放系统的当代价值

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源于其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其理论内容以及理论视野是开放的,进而具有持续完善、自我更新以及发展的机制。对于人类思想史而言,许多思想体系乃至物质外壳即存在开放的系统,也存在封闭的系统。而封闭系统指的是,这一理论系统没有长期、广泛、深入地同外界的物质和信息进行互换。开放理论系统指的是,这一理论系统持续并广泛、深入地同外界执行物质和信息的互换。开放的系统相对于封闭的系统最大差别在于,其并非一次性完成就了结,而需在实践过程里持续自我更新、自我完善。

唯物史观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唯物史观是当前为止最具备实践性的思想理论系统。从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建了唯物史观之后,就被持续付诸于社会实践,构成世界工人运动,构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我国,李大钊在1919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将唯物史观进行系统的传播,令唯物史观在我国的革命、建设乃至改革中获得了应用及实践[5]。唯物史观不仅仅从正面方向、关键方向体现了人的本性与本质,人类社会的本质又具有一些抽象性,而其关于人类社会结构、机制的理论形式也具备了立体性、兼容性和张力,这些都给后人给予解读的空间以及发展的空间。

5 结 论

唯物史观身为意识社会历史的科学理论,从创建之日起就依照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进而持续丰富本身的内容。目前社会的发展瞬息万变,社会各个层面也产生了各种变化。唯物史观所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所以,当前对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的探讨则非常必要。唯物史观持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在此后的历史进程里,其必定会更为完善。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以及当代历史使命会成为理论研究者此后研究的重点。对当代而言,唯物史观所研究的不仅仅是秉持捍卫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还是总结唯物史观的当代历史使命,将理论内容进一步丰富。最终令唯物史观变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利思想理论武器以及行动方向。

摘要：关于唯物史观当代价值的探讨,就是对其是否符合目前时代发展的理论需求以及实践需求的探讨。唯物史观对于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开放式的系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当代价值。世界观的价值,关键在于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规律性以及整体性问题的思考。唯物史观的价值源自于理论自身,方法论是源于世界观的观察以及处理问题的态度及标尺。唯物史观的生命力还源自于开放的理论系统,其理论内容以及理论视觉是开放的,进而具备不断完善、不断更新的机制。

关键词：唯物史观,当代价值,马克思,恩格斯

步平的中日史观 篇2

步平经常要向人们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中日历史问题的学术研究同政治和民众感情相交叉，很难绝对超然。”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打了一个比方：如果说有人在介绍“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的时候使用了东京审判书上的“20万以上”，就可能会被批评为“立场问题”。

步平是政府主导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首席委员，这些年他还承担了中日韩三国民间共同编写《东亚历史共同读本》的中方组织领导工作。

的确，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的所长，步平在许多日本人眼中是“官方专家”，这使他在很多场合要十分注意发言的措辞。但作为学者，步平认为他的责任是通过学术研究结果向社会各界提供观察历史问题的科学角度和视野。他也承认，许多学术观点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为社会所接受。

学术的尴尬

步平接触抗战史研究，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修改教科书事件。

当时日本社会上出现了否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东三省的殖民统治的种种言论，认为中国的排日运动和苏联对东北的威胁迫使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整个东北。

作为反击，东三省历史研究所在90年代初合作开展“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时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步平开始参与抗战史的研究。

1992年，他在东北边境考察战争时期日本关东军要塞和军事建筑遗址，意外发现了日军留下的毒气炮弹。当时，中国参加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谈判的代表强烈要求日本销毁遗留在中国境内的化学武器。中国代表提交的文件指出“据初步统计，迄今为止，已发现、尚未销毁的化学弹约200万发左右，因绝大部分仍埋在地下，确切数字尚待挖掘核实。

“我们的发现成为要求日本承担战后责任的证据。”步平说。但这些武器的生产、制造、运送、使用和战后处理问题当时还鲜有研究，“一枚锈迹斑斑的炮弹如何证明是日本制造?”研究者们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于是，日军遗留化武问题就成为步平重要的研究项目，一直延续了20多年。

这20多年来，步平频繁跨越中日国境，走过了日本45个都道府县中的三分之二。这期间，他从黑龙江社科院调入北京的中国社科院，一直从事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及战后的中日历史问题研究，“我认为现在的中日历史问题研究是在解决中日战争结束后未完成的任务”。

作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中方首席委员，步平有着自己的思考。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将“南京大屠杀”定性为大规模反人道屠杀。对于受害人数，研究报告援引了两个数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是20万人以上，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认定是30余万人。

报告一发布，他就听到来自国内外的诸多质疑。日本右派学者攻击参与共同研究的日本学者，说：“研究报告居然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完全接受了中国的立场”，“南京大屠杀是根本不存在的虚构，为什么要承认?”

中国方面也有人称：“南京大屠杀是大规模反人道屠杀，这也需要作为成果发布?”“30万是不容置疑的数字，受难者甚至还远不止这些，为什么还要妥协地并列引用两组数据?”

步平告诉本刊记者，是否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是不可妥协的政治原则，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但是在受难人数表述问题上，允许存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分歧。对数字的确定需要有具体深入的实证研究做基础，而目前还不能说具备了充分的条件。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陷阱

如今，步平已逐渐找到了中日双方对于战争被害数量认识的分歧和不同语境。

到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参观，步平花了很长时间来找关于那场轰炸的死难人数的记载。最终在一幅油画下方的角落里发现了这样的描述：“关于死亡人数，现在还没有精确的统计，只有推测的数字。在广岛市，至1945年12月，因急性伤害死亡的约14万人(误差为正负一万)。”

但是，资料馆里陈列着相当多的反映原子弹爆炸后伤害的具体实例，例如广岛县第二中学学生折勉滋被烧到变形的饭盒，里面的饭成了漆黑的焦炭。据说，原子弹炸过后，母亲就是通过这个饭盒辨认了孩子的尸体。

“我们也应当思考，不要让人们将中国人的战争受害仅仅看作是一些枯燥的数字。”步平认为，30万、还是20万不应成为对“南京大屠杀”定性的影响因素，重要的是承认大屠杀的存在与反省产生大屠杀的社会原因。“把严肃的政治问题引导到争论南京大屠杀的死难人数问题，其实是日本右翼政治势力有意设下的陷阱，以推卸侵略者的战争责任。”

“中日历史问题反映在政治外交、民众感情和学术研究三个层面上，形成一个两两相交的图形”，在接受本刊采访中，作为学者的步平多次强调学术分歧不应抬高到政治层面。但他也表示，学术研究应当为政治决策和民众的相互理解提供科学的依据。

1998年，《青年人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的作者、日本青年斋藤在中国留学时设计了一份中国版的问卷。调查提纲拟定后，斋藤却被学校外事处要求终止调查，原因是作为外国人，他的行为不被允许。

“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某些人思想懒惰、习惯把所有关乎中日关系的问题政治化的明显表现。”步平说。

对日本军队遗弃在中国领土上的化学武器的数量，步平显得更加谨慎。他说，在生产量占日本所有化学毒剂生产量90%的大久野岛，从1931年到1945年生产化学毒剂7376吨。虽然目前运送到中国战场的毒剂和化学武器数量，尚无确切统计，但他可以确定的是，战后留在日本本土上的化学毒剂的数量为3915.4吨，可见其余的3460.6吨被运到日本本土以外。

“用这3400多吨减去已使用数量以及未填充数量，才可以大体推算出遗留的化学武器数量，所以准确数量还需要证据论证，”步平说，“所以实证性的学术研究也是有立场和感情的。”

步平觉得，“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的开展和研究报告的公布，暴露出两国持极端意见的一部分人的对立。

一方面是中国国内对中国学者的批评：“日本侵华是板上钉钉的罪行，跟他们有什么好谈?”另一方面是日本国内对日本学者的抨击：“同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进行历史共同研究，本身就是错误的。”

现在“我所希望达到的是，不要被极端的意见所左右，作为加害者的日本能主动反省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而作为受害者的中国应该抛弃长期以来的弱国心态，在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开阔胸怀，拓宽眼界。”他说。

浅析群众史观的现实意义 篇3

一、群众史观创立的过程体现了其不可动摇的理论地位

其实马克思的群众史观思想, 从他的博士论文的《序言》中, 我们就已经初见端倪。到1845年春天所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 直至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群众史观完全形成和成熟的时期。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到“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的观点时指出:“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 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 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1] (P17) “这种学说”其实就是指“英雄史观”, 而马克思已经开始发现群众史可以改变环境, 并且不受环境约束, 教育者本身也要受到群众的教育, 而不是形成其中一部分人的高高在上。《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群众史观理论, 他的理论活动都是来源于实践, 并为群众的实践活动和根本利益服务的提出“过去的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他所关注的是群众,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 (P262) “绝大多数人的”实际上是指占人口多数的被统治者看不起的普通群众理论从属于实践活动。可以说群众史观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然而在日新月异的今天群众史观依然发挥着它不可磨灭的作用。

二、群众史观所包含的内容是我们构造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理论基础

群众史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应包括人的本质、人的发展、人的价值、人的解放, 并且必须全面、具体、历史地考察和分析普通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怎样发挥作用, 简单的说群众史观就是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人民才是历史进步的唯一动力。群众史观虽然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提出的, 但并不完全等于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还包括社会构成和社会发展规律等等。唯物史观主张, “全部历史本来是由个人活动构成, 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3] (P360) 而群众史观是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观基本问题的原理在人的作用问题上的运用和体现。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 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第二, 人民群众史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第三,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 (P1031)

江泽民就曾提到“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 抓住农村这个大头, 就有了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主动权”[5]为什么要紧抓“三农”问题, 那是因为解决三农问题是祖国能进一步发展和不断进步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农民富才是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上升的基础。群众史观的内容告诉我们, 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

三、群众史观在人类的发展史上起到的重要的作用

千年的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 杰出人物虽然比大众更敏锐的观察到社会的细微变动, 有更大的权利和影响力, 在关键时刻能起到带头作用来挺身而出, 但是这些都无法和人民群众所做的贡献相对比。封建王朝时期, 由于受不了酷刑和苛捐杂税的迫害, 秦朝君主的残暴不仁兴起的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战争, 还有之后的项羽、刘邦的灭秦之战, 一直到清朝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 乃至之后的抗日战争农民起义从来都没有间断过, 人民的反压迫反侵略斗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中国的农民曾经高喊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反抗君主的暴行和权力的世袭, 也曾经凭借小米加步枪坚持了八年的抗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这一个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并不是要证明某个人物的出现对社会的改变, 而是人民群众的民心所向, 推动着历史前进的道路。群众史观的研究本来就是应该联系历史, 使其与整个人类的发展紧密的联系起来, 并且随着社会的变革而不断的应用到我们的社会中来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

笔者认为, 每一个理论产生发展存在的价值都在于其与具体的实践想结合, 群众史观虽然近些年来在教课书中阐述的不多, 但是我们在人民群众身边发生的每一个重大改变和事件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它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遗弃, 反而在祖国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中得以体现。只有真正理解了群众史观的含义, 重视它带给我们的现实意义, 才能更好的运用到我们的实践生活中来, 体现它的价值。

参考文献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1

[3]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84

[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冷战”起源的心理史观解读 篇4

心理史学不仅研究个人心理还研究社会心理, 研究个人心理、社会心理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 其在教学中的运用可以引导学生走入历史, 让其“身临其境”, 增强教学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提高教学效率。“冷战”问题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点, 也是难点之一, 传统研究视角主要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分析“冷战”的起源, 笔者拟从心理史学的相关角度对“冷战”起源加以分析, 以期深化对“冷战”内容的理解和认识。

一、“安全困境”诱发“冷战”

马斯洛需求理论认为, 安全需求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需求, 是奠基人类社会其他需求的基础, 缺失安全感就会引发社会问题, 在国际关系方面缺失安全感就会陷入所谓的“安全困境”, 这一理论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约翰·赫茨提出的, 认为安全困境是“一种社会状态, 在这种状态中……由相互猜疑和恐惧而产生的不安全感驱使这些国家去争夺更多的权力以获得更大的安全”[1]。二战后, 美苏都缺失安全感, 学者陶文钊在《关于冷战起源的新解释》中指出:“冷战既不是苏联决策者也不是美国决策者制造的……这是因为战后的国际体系使苏联和美国决策者都感到对自己不利, 他们都感到自己的国家安全受到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的威胁。”[2]可以看出, 战后美苏都感到自己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 正是这种威胁所带来的不安全感才最终导致了“冷战”的形成和发展。那么, 二战后这些国家的安全威胁主要和哪些因素有关呢?其和“冷战”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教学中提出这一问题供学生思考, 并结合相关史料进行教学有利于开阔学生视野, 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从美国方面来讲, 笔者认为其安全威胁主要和以下因素有关。首先, 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可以说这是当时美国面临的最主要威胁。西方传统观点认为, 战后斯大林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对外政策, 不断扩大前苏联势力范围, 这会对美国所宣扬的民主自由社会构成严重威胁, 令美国不安。美国遂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保障美国及西方自由国家的安全, 正如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所说:“……但是不这样做, 我们的安全以及任何自由国家的安全均会受到重大损害。”[3]可以看出, 在美国看来, 苏联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战后美国要把确保其安全放在重要位置, 于是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都采取一系列措施甚至是先发性措施防范苏联的安全威胁, “冷战”便在苏联对其构成严重安全威胁的“安全困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其次, 美国还深感来自德国及日本的威胁。德国及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 虽然战后签订了一些协定限制其力量的发展, 尤其是限制其军事力量的发展, 但是这两个国家尤其是德国在当时的美国决策者看来也会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 正如当时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所说:“在我的心目中, (对于美国的) 唯一的和真正的威胁是, 德国人的技术上的能力将会与俄国人的资源上的潜力结合起来。”[4]他认为来自德国的安全威胁是可能的:一是德国再次崛起、发动战争, 因为德国具有军国主义传统及纳粹势力有可能死灰复燃;二是德国再次崛起与苏联联合对抗美国, 这是美国更为担心的。所以战后美国既想扶持德国抗衡前苏联, 又要警惕德国再次崛起威胁美国及西方盟友的安全。上述因素及其结合对战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使美国“深感不安”, 美国遂采取措施甚至是先发制人的措施确保美国及西方盟友的安全, “冷战”便在这样的“不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

从苏联方面看, 其安全威胁主要有:首先, 强大的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是当时苏联面临的最主要威胁。美国成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 伴随着二战结束, 美苏由战时的同盟向战后的对手转变, 实力上美国居苏联之上, 美国欲建立强大的资本主义阵营来对抗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从而遏制共产主义、称霸全球, 且美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核武器, 这更加剧了苏联的不安。苏联更为担心的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苏联。斯大林在丘吉尔铁幕演说以后接受《真理报》记者采访时曾这样回答。记者问:“是否可以认为丘吉尔先生的演说使和平和安全的事业遭受损失?”斯大林答:“无疑是的……丘吉尔先生在这里并不是孤独的, 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 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5]可以看出, 战后斯大林担心美英等国联合起来对抗苏联, 威胁苏联安全。杜鲁门上台以后推行对苏强硬政策, 尤其是“杜鲁门主义”提出以后, 苏联更感不安, 连发社论指出其是“帝国主义扩张政策”, 严重威胁了苏联的安全。其次, 德国是战后苏联面临的威胁之一。战后德国依然是苏联的心腹之患, 斯大林担心德国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重新构成对苏联的安全威胁。例如, 在一次谈话中, 斯大林曾表示:“德国人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复兴能力。如果我们不能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的话, 在十五年里, 我们又将面临与德国的战争。”[6]从中不难看出对德国的担忧, 担忧其死灰复燃, 更担心德国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所用成为西方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所以, 战后苏联竭力在其以西构筑以波兰为中心的东欧安全地带, 在东欧问题上态度强硬, 力主东欧国家建立亲苏政权, 主要目的就是防范来自德国及西方国家的安全威胁。再者, 日本也是战后苏联面临的现实威胁, 美国独占日本, 日本的军国主义传统, 日俄战争的阴影, 日本的法西斯势力, 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对苏联的安全战略也会构成威胁, 所以斯大林对于日本的复兴也颇为忧虑。比如, 1945年8月斯大林同宋子文的谈判中, 斯大林多次提出日本复兴及其对东亚及苏联安全可能造成冲击的问题。综上可知, 美国的强大压力, 德国及日本的可能再次崛起, 以及这些因素的交织使斯大林充满不安全感, 所以, 有文章指出:“斯大林的不安全感和对安全的过分追求, 它是东西方关系紧张从而也是冷战发生的原因。”[7]

综上所述, 二战以后美苏领导人都认为受到对方或者是其他因素的安全威胁, 面临“安全困境”。可以说这既是客观现实, 更是主观反映, 正是这种主观判断导致双方纷纷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确保其国家安全, 而这些措施又加剧了对方的不安全感, 双方关系似乎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从而导致“冷战”的形成和发展。如果 (当然历史不容假设) 当时美苏领导人都能够以战略的眼光、互信的态度看待对方, 采取积极的举措, “安全困境”或许可以摆脱, “冷战”或许可以避免。所以, 当时美苏双方安全感缺失所面临的“安全困境”是诱发“冷战”的因素之一。

二、“霸权心理”导致“冷战”

心理史学认为人的行为是有动机的, 动机是驱使人从事各种活动的内部原因, 个人如此, 集体、国家的活动也是如此。二战后, 各主要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也随之发生变化, 对外政策的动机也不尽相同。美国二战后是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 欲向全球扩张、称霸世界, 推行其社会制度、价值观念, 这一心理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可以说是“冷战”爆发的社会心理因素。实际上早在二战后期罗斯福总统就曾表达过“称霸世界”的欲望, 他在1944年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讲演中说:“吾国因拥有道义、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之力量, 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 且随之亦有领导国际社会之机会。”杜鲁门上台以后美国霸权意识更加强烈, 1946年公开宣称:“……意味着我们拥有这样的力量, 就得挑起领导的担子并承担责任。”他在1947年3月的“杜鲁门主义”中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领导不力, 我们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上述言论都谈到美国要领导世界、称霸全球的意图, 教学中可以引用上述材料, 提出问题:“材料反映了美国怎样的战略意图?其对二战后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通过问题的思考、分析加深学生对“冷战”的理解, 认识“冷战”的形成正是战后美国“霸权心理”的产物。

苏联经过二战军事实力空前强大, 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成为唯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国家。苏联为了确保战后世界大国地位, 维护其利益, 不仅通过雅尔塔体系划分了美苏势力范围, 而且在对外政策方面推行了大国沙文主义, 扩大了其在欧洲的势力范围, 并企图通过世界革命壮大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 从而实现苏美两分天下、争霸全球的欲望, 这样美苏两强相争, “冷战”便在美苏争夺“霸权”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所以, 某种程度上讲, 正是伴随着二战美苏实力的不断壮大所形成的“霸权心理”才导致了“冷战”的形成和发展, 如果退一步, 双方或一方不谋求世界霸权, 就失去“争霸”对手, “冷战”或许可以避免。

摘要：心理史观作为解释历史的一个视角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围, 加深了对历史事件的理解, 高考也越来越关注相关史观内容的考查, 高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心理史观解读历史不失为历史教学的有益尝试。“冷战”起源问题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点, 本文试从“安全困境”及“霸权心理”两个角度对其加以分析, 以期深化对“冷战”起源的理解。

关键词：“冷战”起源,安全困境,霸权心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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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陶文钊.关于冷战起源的新解释[J].世界历史, 1998 (2) .

[3]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M].第二卷, 北京:三联书店, 1974.

[4]李丹慧.国际冷战史研究[M].北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5]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1[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

[6]李丹慧.国际冷战史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陈子龙的词史观 篇5

除陈子龙词论外, 较有词史意味者有顾起纶的《花庵词选跋》, 顾氏考察了词史的演进, 但表述比较粗略。明代最具理论价值又有完整明确的词史观的是陈子龙的《幽兰草题词》。为行文方便, 兹不惮笔墨, 抄录部分如下:

词者, 乐府之衰变, 而歌曲之将启也。然就其体制, 厥有盛衰。晚唐语多俊巧, 而意鲜深至, 比之于诗, 犹齐梁对偶之开律也。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 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 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淡逸, 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 辞随意启, 天机偶发, 元音自成。繁促之中, 尚存高浑, 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 此声遂渺, 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 谐俗者弊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 即有彼都人士之叹。元滥填词, 兹无足论已。明兴以来, 才人辈出, 文宗两汉, 诗俪开元, 独斯小道, 有惭宋辙……且南北九宫既盛, 而绮袖红牙, 不复按度, 其用既少, 作者自稀, 宜其鲜工也。吾友李子、宋子, 当今文章之雄也……今观李子之词, 丽而逸, 可以昆季璟煜, 娣姒清照。宋子之词, 幽以婉, 淮海、屯田, 肩随而已。

这段文字简洁明了, 直为词史简纲。序文一开始就明言论旨在于词史盛衰, 反映了面对明词不振, 力挽词统于既坠的意愿。陈子龙认为晚唐为词之滥觞期, 南唐北宋词为词的鼎盛期, 南宋元明词衰弊。晚唐五代词“秀而不实” (欧阳炯《花间集?序》) , 所以陈子龙不满其“意鲜深至”, 但并未完全否定, 赏其“俊巧”之语。他最为青睐的是南唐北宋词。陈子龙推崇前后七子, 力主复古, “文以复古为美” (《佩月堂诗稿序》) 是他一以贯之的主张, 认为“既生于古人之后, 其体格之雅, 音调之美, 此前哲之所已备, 无可独造者也。” (《仿佛楼诗稿序》) 于词, 主张复古到南唐北宋, 因为“婉畅秾逸极于北宋” (《三子诗余序》) 。于五代的具体作家, 崇南唐二主, 特别是后主李煜, 在词中融入深切体验, “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李煜把身世遭遇和人生的忧患之意打入词中, 感慨深沉, 有强烈的主体性, “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 审美风貌趋于精粹文雅, 这与陈子龙“情以独至为真” (《佩月堂诗稿》) 的标准是一致的。陈子龙推南唐北宋词, 可从他对当代词人的评判中看出。他评李雯词“昆季璟煜, 娣姒清照”;评宋徵舆词肩随淮海、屯田;评宋九秋词“方驾金陵 (南唐) , 齐镳汴雒 (北宋) ” (《宋子九秋词稿序》) ;评王介人词“升元 (李璟) 父子, 汴京 (北宋) 诸公, 连镳竞逐” (《王介人诗余序》) , 均以南唐北宋词为参照标准。除南唐二主外, 陈子龙亦赞赏李清照、秦观、周邦彦等人。李清照在词史上首倡词“别是一家” (《词论》) 之说, 讲究词要高雅、浑成、主情致、崇故实等维护词之要眇宜修的体性, 契合陈子龙的词学观。陈子龙推举其人正在于彰显他对于词的审美期待。秦观、周邦彦诸人都是传统词学观念中婉约词的代表。秦观把“身世之感打并入艳词”使词增加了寄托的深致;周邦彦词富艳精工, 柔媚中有气骨, 为婉约词的集大成者。他们所体现的婉约风格, 即是陈子龙概括的“或秾纤婉丽, 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淡逸, 穷盼倩之趣”。

陈子龙对南宋词的评价是遭后人误解最深的。他说“南渡以还, 此声遂渺”, 这是基于南宋词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 谐俗者弊浅而入于优伶”的词史事实得出的合理结论。虽然词发展至南宋, 以辛稼轩为首的豪放词异军突起, 但陈子龙由自己尚婉约的词体意识出发, 不予肯定是可以理解的。况且他对南宋词的指摘有其合理处。南宋以降, 风格纷呈, 但豪放派、格律派末流弊端丛生。如辛派末流学豪放而近于叫嚣, “变调至东坡为极致。辛稼轩豪于东坡而不免稍过, 若刘改之则恶道矣。”南宋词坛也有庸俗化倾向, 当时张炎倡雅正, 曾批评“邻于郑卫, 与缠令何异”的词风 (《词源》) 。沈义父《乐府指迷》就曾指出南宋词人施岳和孙惟信的教坊市井的庸俗风气:“施梅川音律有源流, 故其声无舛误。读唐诗多, 故语雅澹。间有俗气, 盖亦渐染教坊之习故也。”“孙花翁有好词, 亦善运意, 但雅正中有一两句市井句, 可惜。”词这种沾染教坊的习气也是明词的弊端之一, 所以陈子龙不屑。但批判并不等于全盘否定, 更不等于“于词亦不欲涉南宋一笔”, 后世论者也往往承袭此说, 简单的认为陈子龙于词“崇北抑南”, 贸然以时代的严格划分来理解他对南北宋词之辨。他谈到北宋词家曰“周、李诸君”, 又称“今观李子之词, 丽而逸, 可以昆季璟煜, 娣姒清照。宋子之词, 幽以婉, 淮海、屯田, 肩随而已”。又标举“前世李、晏、周、秦之徒” (《王介人诗余序》) 等, 可见陈子龙心目中的北宋是指北宋词学范式, 特指婉约词风, 同为北宋大家的苏轼, 陈子龙一字未提, 正是一反证。对于陈子龙所指的南宋词也当作如是理解。陈子龙对南宋词并未一笔抹杀, 他对南宋末《乐府补题》尤为瞩目:“唐玉潜与林景熙同为采药之行。潜葬诸陵骨, 树以冬青, 世人高其义烈。而咏莼、咏莲、咏蝉诸作, 巧夺天工, 亦宋人所未有。”《乐府补题》为南宋遗民的咏物词集。南宋末年, 西僧杨琏真迦在元人令下盗墓开棺, 祸及六座皇陵及众多宋高官坟冢, 总数达一百零一座。《乐府补题》即是宋末王沂孙、周密等以此事为因的唱和之作。陈子龙对《乐府补题》的称道并不仅仅着意于其艺术技巧, 更因为这些词托物寓意, 具风骚之旨, 与陈子龙对词要有“沉至之思”的要求暗合。

南宋以降, 散曲虽大兴, 但元代自有填词名家, 陈子龙说:“元滥填词, 兹无论已。”对元词的认识欠慎重。由于身处明代, 所以陈子龙论析明词更为具体, 尤其对个体词家的指摘更中肯綮。他认为明词作者托体不尊与戏曲的勃兴才使词风不振, 乃切明词要害之论, 是对明词学作理性思考后作出的史论。

当然, 不可否认, 陈子龙的词史观也有偏颇。他片面强调婉约词风的演变, 而忽视豪放词的历史, 有其保守性。但瑕不掩瑜, 陈子龙通过勾勒词史的方法来指摘时弊, 总结词的衰因, 明确标举纯正的婉约词, 以复古的方式来革新词风, 有兴衰起弊的作用与“障百川而东之” (韩愈《进学解》) 的指导意义。

摘要：陈子龙的词史观是其以严肃态度理性思考的结果。陈子龙推崇南唐北宋词, 并且以婉约词为正宗, 对各个朝代的代表作家给予了个人观点的评价。陈子龙的理论探讨、建树总结和提炼了词史上婉约派的创作经验, 维护了坠绪已久的唐宋词统。

关键词：陈子龙,词史观,南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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