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人为本与唯物史观的统一

论以人为本与唯物史观的统一（精选10篇）

论以人为本与唯物史观的统一 篇1

试论以人为本与坚持原则的统一

装备处：曹厚新

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以人为本这一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执政理念和价值观念。坚持原则为以人为本提供了“和平”环境，提供了“动力”，提供了“发展理念”。

什么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是以人为本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物质基础的增强，是人的全面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马克思讲过：“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这一表明，生产力的发展，增加物质财富的过程，是人获得发展的过程。离开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人的发展就失去了依托的基础。在这个问题上，不恰当地强调经济发展对于社会发展的绝对意义，庸俗地把人的发展等同于物欲的满足，不仅背离了社会演进的规律，也玷污了人性和人格的尊严。然而，否认物质基础对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的意义，也就否认了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和条件性。在社会发展中，凭借虚幻的理想和空洞的热情不仅不能成正果，而且酿成苦果的教训比比皆是。这样的教训，我们每每追及曾经的历史，都会感到切肤之痛。这就警示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有这样，才能为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奠定基础。那种把发展社会生产同以人为本对立起来的认识，本身就没有真正搞清楚以人为本的内涵。

以人为中心，维护人的尊严，尊重和保护人权，是以人为本的尺度。以人为本必须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把人民利益做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基本要求有三：一是在人、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强调人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改造自然、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体。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认定和维护，是实现人、自然、社会和谐发散的前提。二是强调维护人的主体地位，必须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三是强调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维护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直接体现，只有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得到切实保护时，人的尊严才能得到真正的维护。这样三方面的要求，为我们衡量是否坚持以人为本提供了起码的尺度。也就是说，离开了人的尊严、人的权利来讨论以人为本，就失去了评价的标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健全民主法治，保障人民依法享受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特别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做主有机结合起来的所有实践，从制度安排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尺度。

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是以人为本的要求。以人为本在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同时，也把提高人的思想文化素质，提到了突出的地位。这就是说，社会发展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而人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的状况，又决定着社会发展的程度和水平。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表明，一个国家即便拥有优越的自然资源或一定的现代化设备，也不可能自然地使这些资源和设备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国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造成社会的和谐和人的素质的提高。那种在实践中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物质生产进步，最终经济发展受到制约的教训；那种专力于资金、设备引进而疏于人文环境营造和人的素养提高，结果导致欲速不达的结局，都是需要引以为戒的。因此，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如果说物质生产、外在环境的改善是人的发展之“形”的话，那么，人的素质的提高，则是人的发展之“神”，“形神兼备”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全面发展。无形而神无载，无神则形无帅。

创造人们的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联盟才智的社会环境，是以人为本的保证。坚持以人为本，谋求人们全面发展，必须创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是人的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仆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正是为了这样一种“现实基础”，社会主义在其发展中，从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的胜利，虽历经坎坷，但目的就是一个，即改变阻碍人的平等权利的获得和人的价值实现的制度桎梏和社会条件。而当代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也在于消除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制约人们平等发展，影响他们联盟才智发挥的种种消极因素，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以人为本，就是要为促进每个社会成员能够更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我们已为此做了许多工作，但仍需付出长期而艰巨的努力。

依靠人民群众，使最大多数的人成为社会发展成果的支配者与享用者，是以人为本的目的。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坚持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这种主体地位，一方面要求经济、社会的整修运行与发展，应当始终围绕人来展开，以人为本取代以物为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实现人与物的统一。另一方面，还必须 “一切为了人”的原则，建立在“一切依靠人”的基础上，既确立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利益的理念，也要具有一切仿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推进改革与发展的力量源泉的方法。使人民群众能够平等、公正、有尊严地参与社会实践，支配他们的蔻成果。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以革命的方式，摒弃了资本主义使劳动与劳动成果的获得相分离的状况，并且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达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树立了中国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理论；进一步阐明了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进一步提炼和概括出深刻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深刻反映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深刻反映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深刻反映当今时代和中国发展的客观要求的价值观念。如果说发展理念主要解决的是物质文明的问题，执政理念主要解决的是政治文明的问题，价值观念主要解决的是精神文明的问题的话，那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的确是我们全面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指导思想。

一、落实法规制度，防止产生对立情绪。化解思想矛盾，把模糊认识纠正过来，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但是防患于未然，消除引发思想问题的不良因素，同样是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十分注意的，而且具有更大的意义。从基层的实际情况看，官兵产生和存在的许多思想问题，都是由于没有严格按照法规制度办事引发的。比如有的连队干部管理方法简单粗暴，动辙打骂体罚战士，致使战士对干部、对连队产生怨恨、对立情绪，失去上进愿望。因此，必须把严格依据法规制度教育管理部队，作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环节，以减少和避免思想问题的发生，增强部队的凝聚力。一是要切实尊重和维护官兵的民主权力。文明带兵是条例条令的明确要求，要尊重官兵的人格，不能打骂、体罚战士，不能对接受能力较低和出现错误的部属冷嘲热讽，或者用侮辱性的语言痛加训斥。官兵有通信的自由，那种为了掌握战士的情况而扣压、私拆战士信件的做法，是违反法律法定的，必须坚决禁止。二是切实按照政策规定办事。对干部的调整使用，对战士的考学、提升、培养技术兵、选改士官以及立功受奖等切身利益问题，要坚持原则，公正对待，不能看来头、讲关系、搞亲疏。勿庸讳言，近年来，由于受不良社会风气影响，不少单位在处理这些事情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给思想政治工作造成了被动局面。三是切实执行法律规定。对于违法违纪现象，要坚决追究处理，不能怕得罪人，怕激化矛盾，采取躲避的态度；不能出于私情，有意袒护，姑息迁就。法规纪律是针对所有人制定的，每一个官兵都应该在法规纪律的约束之中。如果允许任何一个官兵搞特殊化，宽容任何一个违法违纪现象，就会在大多数官兵中引起种种议论，造成思想波动。法规制度具有公众认同性，只要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了，对违法违纪现象严肃处理了，就能使广大官兵心里服气，思想统一。

二、运用法规制度，妥善处理各种问题。随着以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推进，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法规制度会越来越健全，越来越细化，人们相互间的关系、人们的社会行为，越来越需要用法律来调节和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官兵遇到的涉法问题会越来越多，对思想稳定带来一定的影响，需要我们运用法律的手段帮助官兵解决遇到的涉法问题，运用法律的规定要求解决官兵的思想问题。这既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措施。一是要加强法律知识教育。前几年，部队连续开展了两个五年普法教育，效果比较明显。近年来，部队人员发生了变化，国家又修订和颁布了许多新的法律，普法教育必须坚持深入地开展起来。要反复学习宪法、刑法、民法通则、兵役法等经常接触的法律和部队的条令条例，不断丰富官兵的法律知识，增强遵纪守法意识。分析一些官兵违法犯罪的教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知法、不守法。如果法律知识丰富了，依法行事的意识增强了，遇事就会站在法律的角度，用法律的规定调节自己思想和行为，进而消除偏激、错误的思想。二是要积极帮助处理好涉法纠纷。近些年来，官兵个人家庭遇到的涉法纠纷比较多，如婚恋纠纷、合同纠纷、宅基地纠纷、责任田纠纷等。这些纠纷牵扯官兵精力，引发思想问题，甚至导致产生偏激情绪和行为。要与官兵一起按照有关法规对纠纷进行分析，如果责任在自己方面，就要引导不能感情用事、强词夺理；如果官兵的权益确实受到侵害，就要支持官兵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权益，必要时还应该派人到地方有关部门协商和督促解决。三是要运用法律规定校正思想偏差。对官兵存在的思想问题,我们在做工作进行疏解中，采取传统的思想教育引导方法是必须的，但还应该引入和加重对有关法律的学习。国家的法律、军队的条令条例，对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军人在方方面面的思想行为都是有明确规范的，而且带有强制性，必须遵照执行。因此，我们要重视运用法律的规定纠正官兵的思想问题，使思想政治工作更有说服力、更具有实效性。

三、健全法规制度，促进实践教育要求。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引导和法规制度的规范约束是不可分割的，两者的作用相辅相成。法规制度离开思想教育，不能得到人们的自觉执行；思想工作离开法规制度，教育要求也不能得到很好的实践，而且法规制度本身也具有思想政治工作不可替代的教育引导作用。因此，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实效，还要在健全法规制度上下功夫。一是要健全各种管理制度。管理松散、纪律松弛的单位，官兵的思想必然混乱，思想政治工作必然没有号召力、说服力。所以，仅注重做思想工作、搞课堂教育是不够的，必须依据法规条令要求，结合单位实际，探索制定出各项管理制度，使人人、事事都有规章可循。有了一个正规有序的环境，人心集中，消极因素少，思想工作就容易取得效果。二是坚决纠正不合理的法规制度。官兵中存在的有些思想问题，不是因为思想工作不到位，不深入出现的，而是由于不合理的政策制度引发的。比如有的基层单位以罚代教、以罚代管，以罚代劳，规定不假外出一次扣多少钱、完不成农副业生产任务罚多少钱、训练成绩上不去不准午休等，使战士常常处于压抑、烦恼的心境之中。要认真清理纠正这些背离法规条令、时代精神、官兵愿望的“土政策”和“土规定”，为保持思想稳定创造良好的法规制度环境。三是要用制度把教育提出的要求明确规定下来。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和倡导的原则，要形成制度，予以大力鼓励和支持；思想教育反对和谴责的东西，要用法规制度进行严格的约束和诫勉，向不良倾向提出警示。这一点，我们党在处理“法轮功”问题上做得就很成功，一方面揭露“法轮功”的荒谬，教育人民群众；一方面分别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等发出通知，规定不准参加“法轮功”练习，使“法轮功”问题得到了圆满彻底解决。我们要把这一好的做法发扬光大，在深入搞好思想教育引导的同时，及时跟进法规制度建设工作，把教育要求制度化、刚性化，以巩固和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

论以人为本与唯物史观的统一 篇2

可是我们都知道绘画经历了上千年的成长, 发展速度已经逐渐放缓, 甚至停滞不前, 反而是一些衍生艺术发展起来, 比如摄影、多媒体、电影等。它们的出现对绘画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 绘画艺术的发展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是否会像很多评论家担心的那样, 绘画走向了死亡哪?我不得而知, 不过我们可以利用先哲们总结的经验——唯物辩证法, 来分析一下。

首先, 任何事物都会经历产生、成熟、兴盛、衰落和灭亡的过程。任何事物都不会列外, 一定也包括绘画。绘画不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 它是阶段性的产物。显然, 绘画已经有一些功能丧失掉了, 没有人还需要利用绘画去记录信息, 手机和照相机远比绘画快速和准确的多。速写也只是画家们为了锻炼绘画技术而去做的练习, 更多的画家还是更依赖于照相机和图片。人类的很多传统都在发生着改变, 绘画也不列外。不同以往, 现在有很多人的阅读是在电子产品上进行的。纸张发明两千年了, 而电子阅读是近几年才开始流行, 谁能说将来纸张会不会进入博物馆。

第二点, 绘画的发展受到客观现实的影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对绘画的兴衰起着重要的作用。绘画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产品, 总会受到环境与时代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政治和经济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艺术发展的风向标, 十八世纪的法国罗可可艺术受到宫廷趣味的左右, 出现了一批以描绘贵族生活的画家;中国的宋代经济空前繁荣, 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文人阶层壮大, 于是书法绘画开始追求个性。反观那些战乱的年代, 政治经济动荡不稳绘画的发展必然受到阻碍。那么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哪, 我想安迪沃霍已经用做出了诠释的。工业化的生产已经进入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用的都是批量生产的东西。如今连接我们生活最紧密的东西是经济, 我们必须有钱才能做更多的事情。信息的泛滥使每个人都要面对更多更复杂的情况, 当然, 画家们也不能例外也很难不受影响。绘画在艺术中的地位已经悄然变化, 现在每个人都可以轻易的得到绘画的图像, 这是绘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除了图像还有绘画作品本身) 。绘画不得不改变自身形态来适应社会, 从安迪沃霍开始绘画的技巧已经被消解掉了, 剩下的只有象征着工业化时代的图像本身了, 而这恰恰就是社会的客观现实造成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绘画的确死亡了。

第三点, 绘画也遵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原则。早期的绘画造型与色彩简单, 绘画工具和材料也非常单一, 人们在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逐渐丰富了材料和技巧, 绘画也从墙壁走到了画布走到了纸上, 现在绘画可以在更多元的媒体上进行。

技巧的进步也使绘画发生了质的变化, 十九世纪印象派以前的绘画追求的是对事物的再现和真实感, 人们利用高超的技巧在平面的画布上营造三维的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 熟练的笔法从绘画内容中脱离出来具有了形式的美感, 于是人们不再追求一味的再现, 反而对画面的形式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视觉规律的研究使得人们具备了高超的写实绘画能力, 当写实的手段不再令人神往不以时, 审美的方向必然产生变革。我们可以把印象派的产生看做一次量变到质变, 因为从印象派开始人们对绘画的审美方式也产生了转变。从印象派开始画家们更注重表达主观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的大师几乎没有从事再现性写实绘画的, 梵高、马蒂斯、毕加索、还有基佛、培根等等, 他们更注重自身的感受和体验。这一阶段的绘画也有其弊端。因为缺少具象因素的支持导致绘画作品晦涩难懂, 符号化语言的滥用带来的是强烈的重复感。于是艺术家们为了突出特征而费尽心思, 但是缺少认同感的现代派画家们很难有所突破。这便成了现代绘画很棘手的问题, 大量涌现绘画天才的时代似乎已经远去。毋庸置疑, 画布之上创造的空间在不断缩小, 而画布之下的创造空间却依然广阔。从前, 绘画从墙壁走到了纸张和画布, 未来他同样会走下画布走向新的载体。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它的不断创造, 绘画也是如此。当它的创造力达不到人们的要求的时候, 它必须转化自身的存在形式。某个绘画种类可能因为时代的变化和其使用价值的萎缩而逐渐衰落, 但是绘画作为人类的基本语言却永远不会消失, 因为它会存在于人类的思维本能之中。

无疑, 绘画作为人类语言的最基本形式将会一直存在下去, 只不过存在的形式会有所不同。绘画的发展自始以来都体现出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性, 唯物辩证法也合理的诠释了绘画这种艺术活动的客观规律。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认识绘画, 可以从宏观角度理解绘画。绘画的在不同时期的状态以及同一时期的形态都是有联系的, 不是孤立的, 只有联系上下才能更好的认识。地球上的文明就像一粒粒种子在不同的地区生根发芽, 长出更多的枝干, 他们共同吸收着大地的营养。我们要看清某个枝干就必须看到它的根, 这样才能更客观的理解和更准确的预见。

摘要：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是人类对客观规律的总结与认识。唯物辩证法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是重要的思想武器。同时唯物辩证法本身也在不断完善, 以指导各个领域。绘画虽然是一种的主观表达, 但是它的发展是具有客观规律性的, 我们可以利用唯物辩证的观点来更好的认识和理解它。

论以人为本与唯物史观的统一 篇3

摘要：新世纪新阶段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人为本”思想理念，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结果，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深入与发展的结果。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理解入手，阐明“以人为本”思想与群众史观的内在联系，进一步阐释“以人为本”思想对群众史观的深入与发展。这不仅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也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以人为本；群众史观；深入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4-0034-02

自“以人为本”思想提出以后，学术界就从不同的角度对“以人为本”思想进行了阐释，但是无论学者们对“以人为本”做出何种解释，在思想本质上，“以人为本”都是在坚持群众史观的原则上，进一步深入发展了群众史观。

一、“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

从理论需求来说，理论需要是随现实的变化而不断深化发展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社会理论，与时俱进是它的品质要求，群众史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来保持其理论的科学性与先进性。

从社会现实来看，新世纪新阶段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与困难。如：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环境污染严重、公民整体的科学文化素质不高、党政机关存在的腐败现象等。这些问题都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根本要求，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注重民生，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同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提高国民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努力从各方面来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道：“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由此可以知道，“以人为本”的提出是我国现实国情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

二、“以人为本”的实质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

马克思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的确，人作为一种目的性的存在物，人活在这世界上就总会追求着满足自己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利益。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能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正因如此，在我党的思想体系指导中，以人为本就应该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就应该无条件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而奋斗。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由此可见，“以人为本”的实质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变化，人民所追求的利益也在不断多元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要做到“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由此可见，当今社会，人民群众不仅需要满足物质生活方面的经济利益，而且还需要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利益以及获得精神享受的文化利益。人民群众对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的需求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才能提高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提高他们作为国家主人翁的使命感，同时也才能享受到文化利益。只有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把他们视为国家的主体，才能使他们拥有对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决策权。而文化利益作为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因此，我国社会的发展必须能够做到协调好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做到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才能从根本上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落到实处。

三、“以人为本”正确地处理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

群众史观不仅肯定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同时也肯定了个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然而由于人们理解的片面性，往往忽视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即肯定了一方就必须要否定另一方。“以人为本”的提出坚持了个人与群体的统一、坚持了人与人民的统一。人是高度抽象的概念，具有个人、群体以及人类三种具体的形态。因此，如果忽视“以人为本“的具体语境，“以人为本”可以是以个人为本、以一切人为本和以人民为本。这里面就涉及了从利益需求层次和社会历史主体论上理解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从利益需求层次上来说，“个人”维度的“以人为本”就是以个人为本，提倡个人主义。它既可以把他人或群体看成是实现个人主义的束缚或障碍，也可以把他人或群体看成是实现个人的工具或手段。“群体”维度的“以人为本”就是以群体为本，强调集体、国家的利益。从消极的方面来看，以群体为本消解了个人的正当权益，使个人的积极性减退。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以群体为本只是把个人认为是实现整体利益的工具或手段[3]。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只是单纯地强调以个人为本或以群体为本，都是不利于社会正常有序的发展。因此，“以人为本”就要在强调群体的整体利益时，关注个人的正当利益，坚持个人与群体的统一。

从社会历史主体论上来说，从狭义的个人来理解，人人都创造历史，只是每个人对社会历史的作用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阻碍了社会历史的形成，有的人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形成。但是就算我们看待阻碍社会发展的人，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正如革命人道主义一样，对待敌人也尽量感化教育。从广义的人民群众来理解，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变革社会的主体力量，因此人民群众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财富的占有者与享用者，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就必须以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本。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如果仅仅强调以人民为本是不够的，因此，“以人为本”就要坚持人与人民群众的统一，以人民群众至上的原则的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为本。

四、“以人为本”的实现途径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以人为本”不应该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必须落实到我党的具体行动和工作中。群众路线是我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因此，落实“以人为本”必须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各方面建设的热情，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以实现“以人为本”呢？

一方面应该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使领导干部深刻地认识到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从而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历史经验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充分表明，人民群众是我国革命和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力量之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来源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领导干部在畸形的价值理念和不良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下，经受不住物质利益的诱惑，追求一己私欲，逐渐丧失了党性和背离了人民群众。在这种情形之下，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领导干部做到以人民群众为本，对“为了谁，依靠谁”有着清醒的认识。如何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他说：“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4]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领导干部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使自己能够正确地运用手中的权力做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摆正自己与人民群众的位置做到密切联系群众，自觉抵制物质利益的诱惑做到坚决不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次领导干部要提高法治观念，依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处事规范严格，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从而提高自己依法执政的能力。最后领导干部应该加强自己的作风建设，勤读书，提高自己的理论文化修养水平；重实践，深入调查，体察民情民意；交益友，净化自己的社会圈，从而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

另一方面应该完善制度，形成严密的机制，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从而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现阶段，群众路线仅仅依靠单纯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无法得到切实执行的，党中央应该着重制度的完善来保证群众路线的实施，建立健全密切联系群众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长效机制，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可靠保证。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4-04-05.

[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15.

[3]陶富源，张涛.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以人为本[J].皖西学院学报，2012，（2）.

以人为本的社会历史观意义 篇4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一般的人本主义者以抽象的人为其出发点，而唯物史观则是从现实的人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理想，就是它的以人为本原则的体现；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以人为本的最高标准。以人为本，作为一个工作原则与管理原则，已经被人们所接受。仍然有争议的问题是以人为本有没有社会历史观的意义。对此，我认为，以人为本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马克思历史观回答的首要问题是：人与外部世界（人的世界、人的社会）的总体关系。这一总体关系包括：人的存在从何而来？社会和历史又从何而来？历史是谁创造的？处于纯粹自然状态的人不是作为人的人。人是通过劳动实践（人的自主、自觉和自为的活动），在遵循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的前提下，按照人的方式能动地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人化，从而造成人的正常生存条件，创造出人的世界、人的社会。人由此摆脱纯粹自然状态，使自己成为社会存在物，成为作为人的人。这就表明，人是唯一由人的劳动而摆脱纯粹动物状态的生物。同时，人的社会、人的历史、人的世界也不是任何超人的创造，而是人的创造。人与人的世界存在着内在同一性。如果说，劳动实现着人与自然的统一，那么体现这种统一的人的世界、人的社会当然就应坚持以人为本。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以人为本具有以下一些独特内涵：第一，唯物史观体系本身就包含以人为本，它们融为一体，并非从历史观的外部另加上去的。而学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命题则有从唯物史观外部予以补充的意味。如果马克思历史观体系只是一堆规律的汇总，不包括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价值诉求、取向，那么“外补论”也许有合理性。但真正的唯物史观全部内容都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结合、融合，所以，作为价值诉求、取向的以人为本是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二，以人为本当然要从人出发。一般的人本主义者以抽象的人为其出发点，而唯物史观则是从现实的人出发的。所谓现实的人，是指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人。由于现实的人的现实的物质生产，才创造了受客观社会发展规律支配的现实的人的世界、人的社会。也正是因为现实人的物质性的行为是受一定的思想、观念、欲求和需要指导的，人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同时也必然要在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形式上来把握自然界的物质生产，力求体现人的超越现实的需求。所以，离开了这个现实的人，就不可能理解唯物史观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结合的本质。基于两种不同出发点的“人”，在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与西方的人本主义之间就产生了一系列理论分歧。例如，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宣布：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建立在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基础上的唯物史观则认为：人作为目的与人作为手段是无法分开的。人固然以自己的生存为目的，但现实的物质生产规律却迫使人们认识到：任何人都不可能独自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必须把他人当作自己生存的条件。同样，他自己也是他人达到其目的的手段。这是一种相互关系。在其中，人人是目的，人人也是手段。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在目的与手段问题上能够坚持辩证观，要归功于它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而抽象人本主义之所以在人是目的与人是手段问题上坚持形而上学的观点，也正是由于离开了现实的人的立场。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理想，就是它的以人为本原则的体现。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以人为本应当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在当前的日常工作中贯彻以人为本，真正做到“执政为民”。二是在我们的理论宣传工作中，始终向人民群众宣传我们党的远大理想———“解放全人类”，使“每个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观念深入人心。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以人为本的最高标准。前者是当前具体工作中的价值取向问题，后者是长远的、需要许多年艰苦奋斗才能为其奠定物质和精神基础的未来价值理想。对于后者，我们不能因为其长远性而忽视它。应当看到，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以人为本正是这个学说的伟大人性和强烈人民性的集中体现。

论真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 篇5

这是真理原则的实质。真理是不从属于人的需要和目的的。价值原则要求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最大限度地保证人的社会需要和利益,即按照人的尺度尽可能使世界为人服务,使客体为主体服务,从价值原则的角度看,仅仅无条件地承认和全面地了解对象是不够的。创造价值意味着创造新的、同主体的需要相一致的客观存在。价值原则是一种目的性原则,目的性是价值原则的核心。人的一切活 动都是为了获得一定的价值即以满足自己需要为目的的活动。

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对立和区别,体现了人类生活本身的矛盾性。人们在生活中既要追求真理,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揭示事物本身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又要创造价值,使外部世界的变化满足自己的需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外部世界却按着自己的规律运动变化着,并不天然地满足人的需要;而且人们的需要与目的也并不都同事物的发展规律相一致。追求真理与创造值是相矛盾的,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正是在解决它们的矛盾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真理和价值在人类的实践和认识发展中,不仅是彼此对立的,而且是相互统一的,真理和价值之间的统一,突出地表现为它们的相互渗透、相互引导,它们在实践基础上能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第一,真理和价值是相互渗透的。一方面,真理中包含着价值的因素。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具有客观性。但这种正确反映是经过主体的分析、综合等一系列抽象思维活动实现的,因此真理并不是罗列事物本质的所有方面,而是沿着实践需要的方向揭示事物的本质。这就意味着真理中包含着一定价的因素。正因为真理中包含着价值的因素,真理才能向实践转化,实现人的目的。

另一方面,价值中也包含着真理的因素。人们活动的成功、价值的实现,都包含着对真理的认识和运用。因为凡是取得成功的活动,必然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了事物的客观本性,进行了主观同客观相符合的活动。

第二,真理和价值是相互引导的。

一方面,真理对价值有引导作用,真理的发现和利用能创造巨大的价值。真理本身也具有价值,真理的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创造价值的.活动有引导作用。人类追求真理的目的就是为了用真理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改造自然和社会,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们对真理的认识越深刻,就越能卓有成效地改造世界,创造的价值就越大。以真理引导价值是实现价值的必要途径。另一方面,价值对真理有引导作用,对价值的追求势必引起人们对价值实现的条件和规律进行探索,去追求真理。这也就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去认识世界。比如,人类得到了用火的益处并想进一步扩大它的益处,就去探索火的奥秘、热的规律,于是创立了氧化说和热力学。

论以人为本与唯物史观的统一 篇6

论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的伟大贡献及其启示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晚年在许多重要信函中全面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特别是上层建筑领域诸因素对经济基础所具有的巨大反作用,为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做出了重大贡献.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给我们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以颇多宝贵的启示.

作 者：张晓敏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刊 名：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2002 18(3) 分类号：A81 关键词：恩格斯   唯物史观   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   反作用   启示  

养猪论与养儿论的统一 篇7

做企业是养儿还是养猪，这听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思路，其实有一个核心点恰恰是完全统一的，那就是“企业价值最大化”。

2008年，我之所以决定将汇源卖出，是因为可口可乐的出价体现了汇源的价值，而对方经过百年历练的经营能力，更是对汇源未来价值的一种保证。我认为，这是一桩很合理的市场交易。

2003年，汇源和德隆分手时，达能的秦鹏找上门来要买汇源，我不卖！缺钱也不卖！原因很简单，达能出价不合适，也不会真正重视果汁业务。

也有人说，我卖汇源是被迫于日益激烈的饮料竞争，这种推测有点外行，饮料业竞争确实正日益白热化，成本、毛利，尤其品牌都厮杀得你死我活。但对于企业家来说，成功之后的竞争再残酷，也比不上创业初期的艰难。汇源创业16年，我们不仅要受到竞争对手的打压，还要面对市场的质疑与资金的短缺，这才是最难的。

一个企业家做决策，他的基础一定不是以前难，还是以后难。他决策的根本一定是最大限度地争取企业价值最大化与企业家价值最大化的最大统一，这个最大统一其实就是要具备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

在企业价值最大化方面，可口可乐的出价与经营能力，我都是很认可的，这是我可以考虑把汇源卖给他们的充分条件，而真正卖与不卖，还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这个交易能否与我的企业家价值最大化相统一。

很多人只知道我要卖汇源，却不知道我要卖汇源的什么。其实，我们出售给可口可乐的主要是汇源的果汁、饮料和灌装业务。如果以果汁产业链来说，这只是汇源的中游产业，汇源还有大量的上游产业：种子、树苗、果园、水果加工等，这条产业链有6000多名员工，近20个工厂，这才是我们最大的资源，也是真正无人可比的资源。

我让可口可乐接管汇源的中游，我把精力集中做上游，这才是新的企业家价值。

中国的水果品种在世界上最丰富，水果产量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但是中国果汁行业的果浆却高度依赖进口，例如汇源果汁生产橙汁的原浆基本都从国外进口，行业发展的瓶颈更多存在于上游产业，力争上游才能占据行业制高点，才有话语权。

一旦并购通过，汇源拥有的近80亿元资金将全面投入上游产业，同时吸引数百亿元资本的协同投入，带动整个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壮大。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汇源已经在湖南怀化、山西右玉、吉林舒兰、安徽砀山、安徽桐城、山东乐陵、江西南丰、辽宁锦州等地签约新建了多个大型水果基地项目，在国内已经发展了400多万亩水果生产基地，这是我们在全球化竞争形势下重建企业价值链的关键一环。

论以人为本与唯物史观的统一 篇8

唐高宗永徽年间颁布实行的《唐律疏议》是唐朝立法的杰出成果，是中华法系的传世之作。唐律总结和发展了以往历代立法的经验，将封建立法推向高峰，并对后代的立法产生了 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华法系之最大特点莫过于将礼与法的双重标准作为对人们行为规范的准则。法律由其本身的价值标准及内在逻辑结构所决定，它要求所指向的对象具有同等的身份。而中国古代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以礼为核心的“礼有等差”的宗法制社会。其强调“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不得与民变更者也”的宗法信条。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人们安土重迁、聚族而居的生活习惯和居住方式，人们多生活在几世同堂且基本上由同姓宗族构成的家庭社会之中。亲属关系成为人们主要的社会关系，亲情义务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古代社会面对着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治社会与“礼有等差”的封建法治社会时，其内部根源往往产生不可回避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又集中体现在基于伦理关系而形成的亲情义务和以国家统治为基础的法律义务之间。作为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古人往往肩负着两项重大的义务：作为家族内部成员，其肩负着“同宗共财”“同居相为隐”“为亲复仇”“尊长卑幼”等家庭伦理道德的义务；作为社会的一员，其同时又肩负着守法的法律义务。两种不同的义务，赋予了古人两种不同的身份，即亲情身份与法律身份。

如何协调亲情与法律之间的冲突，使他们能够更有效的共同维护社会的存续，这是中华伦理法在不同的朝代所探求的一个共同的问题。情法并立，互为轻重；既不以法伤情，又不以情淹法，共同为治-------这是传统的中国文明所确立的二者的关系原则。

在唐代，封建等级制度已经非常的完备，封建礼教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早在两晋时期，统治者就认为“礼治”是法制的灵魂。“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儒家“礼治”思想成为晋代法制的指导思想。在南北朝时期，“纳礼入律”的思想进一步加强这也为日后唐律中礼法之完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礼法之先河。唐律是一部完备的封建法典，其律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唐律涉及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等多个法学领域，包罗万象。其立法技术空前完善，法律空前完备，可谓之疏而不漏。我认为，在诸多领域的立法中，最能体现其作为中华法系集大成之作的应该是其关于身份、家庭、婚姻以及与之有关的诉讼行为的立法。这些立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伦理法为基础的封建法制在处理身份、尊卑、男女、长幼、良贱等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与其本身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原则与法律规范时，所面临的冲突与矛盾，并进一步探究古代立方对于这一矛盾的回避和化解。

封建特权制度下情法之冲突与统一

就法律本质而言，法律是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法律的宗旨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寻求达到或基本达到的一种公平。而这决定了其本身要求全体社会成员，不论其社会地位、亲属身份、性别如何，均得无条件遵守。用西方的法学观点来说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这一点早就在先秦的法家思想中就有所认识。中国古代社会重视宗法伦理。在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的亲属团体关系内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包括权利与义务等内容的伦理亲情关系，而中国古代法律规范就靠于亲情关系，往往因为法律关系人的亲情身份而改变。

以夫权、父权为核心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是唐代国家制度的重要基础，是社会等级关系的重要标志，也是古代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唐律为了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对婚姻家庭制度以法律强制人们遵守。唐律是维护以夫权、父权为基础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有力工具尊卑、长幼、夫妻之间在法律上具有明显的不平等地位。而这些不平等在尊卑长幼之间集中体现在确立家长的全面统治权和设“不孝”罪列于“十恶”。其具体表现在亲属相犯准五服论处，同居共才，共同犯罪以造意为首，同居有罪相为隐等定罪量刑的主要通例上。在婚姻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的过程中，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维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则、维护“一夫一妻”为基础的多妾制，惩治“违律为婚”与“嫁取违律”，“七出三不去”的离婚制度上。

虽然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在男女、长幼、尊卑、良贱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极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但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法律关系能够在漫漫几千年的封建法制中一朝一代的继承下来不仅仅是因为其社会伦理道德的构建，而是具有其法律本身内在的原因。在封建等级社会中，社会成员的身份与等级差别不是固定和一尘不变的，而是随着其自身年龄的增长，后代的出生和自身在仕途上的晋升而变化发展的。只要其生命可以延续，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可能成为家族的尊长。伦理之网在自然力的推动下，缓慢地垂直移动，网上的每一点皆机会均等的经历者由低而高的旅程。法律承认这种自然的演变，并同样保护新尊长的特权地位。

不平等的礼治与要求具有平等主体的法制在封建宗法与等级制度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冲突。而在此问题上法律对于亲情作出了让步。先卑幼，后尊长-------等级差别被机会均等的法律原则加以强制力的保障。法律本身仍然是公正的，它并没有袒护任何一种具体的人，只是保护着一种含有社会内容的自然关系；而自然关系中，人人机会均等。

唐律强调以家庭为社会之基本单位，强化家长权利，增强家族血统之凝聚力。在一定的范围内，甚至不惜违反法律的一般原则，以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国家司法权为代价。

如家人共犯独坐尊长。《唐律疏议•名例律》规定：“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长”。又如“有妇人尊长，共男夫卑幼同犯，虽妇人造意，仍以男夫独坐”，而这与共同犯罪以造意为首的司法通例相悖。按照法理应该是谁犯罪处罚谁，可在古法中家长或家族中的男夫对国家承担着比其他家庭成员更多的法律义务。家庭内部成员的犯罪，往往将视为整个家族的犯罪，连坐制度也是这种法律关系的产物。而

这也进一步的强化了家长在家族中的权威和支配地位。

又如古法在确定保护财产所有权的一般原则时，对于发生在具体特定伦理关系的人们之间的财产侵权行为确定了特殊的处理办法。《唐律疏议•盗贼》规定：“非家庭成员，但属五服之内，具有亲属伦常关系的成员之间窃盗财产，构成犯罪；但对于行为人不得依照一般盗窃罪处理，而应在普通盗窃罪法定刑罚基础上减等处罚。

再如，法律保护人身权不受侵犯，绝对禁止以幼犯长、以卑犯尊。可又有例外。《斗讼律》（总三百三十五条）规定“诸祖父母、父母为他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讼”。就算是有折伤对方尊长者也可减刑处理，但又规定：如果是曾祖父母殴击祖父母、父母、子孙就不得实行反击，“止可解援，不得殴之”，否则按“常律”论处。法律中的正当防卫本来是以合适之手段对于他人给予自己人身权的侵犯所实施的一种救济行为。可基于“礼有等差”的封建伦理原则，法与礼的冲突又一次出现。而法律进一步退让的结果是：唐律以封建伦理为立法基础，防卫对象的规定完全服从亲疏、尊卑之序，对于尊亲属对别人或对自己的不法侵害都没有正当防卫的权利。

在整个封建法制中，特权制度随处可见，八议、请、减、赎、官当、免官等都是对皇亲、国戚、贵族、官僚及其近亲属的保护。而这种保护往往不基于财产而基于身份，这实质上是对法治的无礼践踏。

可是，当礼、情、尊、长、特权等一系列出于家庭本位、身份本位的制度将法的平等性与普遍性剥削和侮辱之后，封建古法有通过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恶逆、不道、不孝、不义、不睦、内乱这“十恶”否决一切特权，有强制力来捍卫自身的尊严。在封建特权制度下，情法相互退让，相互回避，在冲突中实现统一。

宗族内部犯罪之情法冲突与统一

唐律乃一部集大成之封建法律，其确立的法治思想中大量的溶入了封建等级身份差别的思想《唐律疏议》将亲疏、尊卑、良贱之间的种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之后果表达得十分严谨细致，而往往用语宽泛，可谓之疏而不漏。可是当某些犯罪行为发生在宗族内部时，由于亲权者和被害者同为尊长时即会造成法律与亲情两者的优先请求权问题。在上段论述中有关夫祖受侵害的防卫的规定中，若是这种斗殴发生于近亲之间，远亲之间，近亲与远亲之间往往会带来种种道义与法律的冲突。导致卑幼者在正当维护自己尊长权益的行为中处于情法矛盾之两难境地。

又有唐律中规定，对于预先已知的来奸者进行杀伤，也可以作为正当防卫而不受处罚。疏文以“问答”举例说：“问曰：外人来奸，主人旧已知委，夜入而杀，亦得勿论以否？答曰：设令旧知奸秽，终是法所不容，但夜入人家，理或难辩，纵令知犯，亦为罪人。”但是如果是尊亲来奸幼妻，是否适用于正当防卫论呢？内乱者疏议曰：“禽兽其行，朋淫于家，紊乱礼经，故曰内乱。”而这是否又成其为内乱呢？儿子是以十恶相告还是以同居相为隐？是以幼犯长还是正当防卫呢？如果儿子对尊长的这类淫乱行为无权过问的话，是否又会将整个封建法制与伦理道德引向另一个极端呢？

进一步我们可以来探究唐律中一项维护家族血统团结的法律通例-------同居有罪相为隐。在相为隐的范围上唐代超过了汉代的“亲亲相匿”的原则。《名例律》第四十六条规定，唐代相隐的范围为“同居”。所谓“同居”，疏文：“谓同财而居，不限籍之同异，虽无服者，并是。”总的来说就是家庭内部有人犯罪，其他成员可以向官府隐匿其罪行，甚至可以向其透漏消息，使其逃逸，以免法律制裁。对子孙来说，为亲者隐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子孙不得告其尊长。《斗讼律》第三百四十五条规定：告祖父母、父母者，绞。因为这既违反了“同居相为隐”的原则，又犯了《名例律》“十恶”中的“不孝”之罪。可是问题在于，在子孙告发父祖的情况下，被告发的父祖应如何处理？从法理上讲，如果举报情况属实应该定刑量罪，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唐律规定，被告之父祖，则不论所告是否属实，均作自首而免于处罚。这种有悖于常理的法律制度的依据在于让子孙在父祖犯罪的情况下，能够以极端的方式舍身救父祖，以自己犯罪受罚为代价换取父祖的免于处罚。这充分体现了法律对于亲情的避让，并以一种比较有悖常理的和比较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法律自身而言，则是以一种曲折的方式，适用罪有所罚的原则，在形式上保持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同时这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的某些自然主义特征，即一命一罪。

复仇观之情法冲突于统一

在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解决矛盾的办法或者是法就于情，或者是情让于法。然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发生冲突的法律关系与伦理关系有时常常出现难分仲伯的状况，他们二者往往体现的政治、伦理准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受到大体相同的重视。在一定的情况下法就于情或情让于法都会导致对社会家庭伦理道德的不良结果，这种矛盾往往属于情法矛盾最根本最尖锐之矛盾，也是中华法系两大支柱理论礼与法之间最为交叉与模糊的地带。而这种矛盾在现实社会中突出体现为古代法对复仇观的认识。

“父母之愁，不共戴天”。血亲复仇，原本是人类的一项权利，也是义务，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复仇权仍然存在。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也在国家、家庭与个人之间形成。国家在进步过程中逐步将剥夺一个人生命的权利收归中央。可是在重伦理重宗法的中国社会，政府对于血亲复仇从允许到限制再到禁止的这一历史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我们可以看到唐律中对其国家司法审判制度的规定总的来说体现的是一个“慎杀”的基本原则。唐代的法律规定，凡是死刑的案件统统都要经过层层审校，最终由皇帝批准方可予以执行。唐代还提出了会审制度，即大理寺卿，刑部侍郎，御史中丞会审重大疑难案件的制度。这一些制度都集中反映了唐代各项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备。可是对于复仇的禁止问题仍然存在很大的阻力。唐代统治者一方面想加强中央集权，加强法的强制性和普遍约束力禁止在民间实行复仇之行为；另一方面，这又与唐代重礼法重伦理的基本思想相悖。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对于血亲复仇这一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谏官陈子昂认为：一方面，对复仇人的杀人行为依法定罪量刑，处以死刑；另一方面，对其舍身尽孝之行为据情据礼加以表彰，为其立碑设匾，旌表其门。而礼部员外侍郎柳宗元却反对陈子昂的观点，他认为：“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违法则不得旌表其门，因为它同时不和经义；符合经义则不得处以刑罚，因为它不违反法律。柳宗元提出应严格限定“仇”的含义，通过排除对与法律发生直接冲突的那部分复仇行为的合“理”性，实现法律与亲情，与礼的统一。

唐律在解决其情法冲突的时候，以相互避让的方式表现为移乡避仇制止。《唐律疏议•盗贼》篇规定，杀人者遇赦免刑，而被杀者家中尚有近亲属，为执行赦令，又防止仇杀，被赦者不得返居故乡，要移居千里之外落户。空间上的距离一则可以淡化仇情，二来给复仇带来难度。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律有移乡避仇的规定，并不是说被杀者的子孙或其他亲属有权杀遇赦回乡的杀人者。法律一方面采用回避一方面仍然禁止，用双重规定来防止仇杀的恶性循环。

一点看法

中国古代是一个家庭本位的农业社会，以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为两大纽带构成一个个大的家族和亲属集团。形成了包含着权利与义务的亲情关系。作为家庭中的一员往往是基于不同的身份地位而具有对于家族不同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另一方面，法律作为国家强化其统治职能的工具，要求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体具有普遍之约束力，作为国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的义务。当家庭义务与法律义务同时存在时，不可避免的在某些方面会产生一定的不协调和冲突。如何不因为法律的强制性和普遍性而破坏封建礼治下的亲亲尊尊关系，维护一定封建特权阶级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基于家庭血统的等级牌位与基于官僚制度下的社会不平等地位如何与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范相吻合，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和立法者所探求的一个重大问题。而正是这种礼与法的矛盾与冲突形成了中华法系的最大特点-------礼法合一的封建伦理法。古代统治者在其立法改制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法律由其自身性质和内在逻辑结构所决定的平等性、强制性与普遍性原则，又要适应宗法亲情，礼有等差的社会伦理道德习俗的要求，从而形成了不同的阶层，不同地位的人适用不同的法律；不同阶层不同地位的社会成员之间发生刑事、民事和诉讼法律关系时，又要基于不同的亲疏、尊卑、男女、长幼、良贱关系适用不同的法律；在同时具有亲、尊、长等关系存在时又要比较孰重孰轻，谁主谁辅的先后次序关系，可谓难矣。这些复杂关系的处理体现了唐代高超的技术手段，先进的立法思想，也展现了古代立法者的智慧。唐代立法者基于“德礼为政教之本，刑法为政教之用”的儒家思想，结合在当时社会业已形成的并普遍流行的法律观念，就司法实践中的复仇问题及立法中的亲情与法律的冲突问题，引礼入律，引亲情入法，为法律确定了一条解决亲情与法律相冲突的特殊模式，并对后世立法、司法及民众法律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的思考在这种情法冲突的背景之下，对中国法制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客观地说，道德伦理亲情义务的强化对于法律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其一，由于这种结合本身以及其引发的一系列不可回避不可解决的冲突。使得法律在其适用过程中其作用、效力均得不到充分的发挥，而每每在伦理信条、礼有等差的迷阵中碰壁，不能通过其广泛的实践活动自我发展自我完善。

其二，法基于礼而作出的审判结果往往不能以法理来自圆其说。法律解释与司法过程在除“十恶”之外的犯罪行为审判过程中，屈尊于情理之下，成为为礼治服务的一种奢侈品，一瓶万能胶。

其三，这种结合不利于全民法律观念的形成。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习惯于用伦理与道德的眼光来衡量事物的是非对错。法律在礼的精神的大环境下，往往对于广大的贫民阶级的利益不能实施有效的保护。基于种种尊长的特权，使得人们对于法产生了逆反之心理，认为法不是用来维护自己利益，而是用来维护统治阶级与压迫阶级利益的工具。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恶法”“息讼”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往往并不认为法律与“公平”“正义”“神圣”“秩序”有什么直接关联，对于法的认识是相当混杂的。

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之路还十分的漫长，一方面原因在于我国进入法制化轨道的历史还很短，许多的法律条款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健全之处，对于某些行为的规定过于的宽泛，扼杀了一些先进团体在科技、管理、金融、文化、法制等方面的更进一步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有些法规又对于某些领域的活动管理又过于狭窄，使得许多不法之徒在法律的空隙中牟取不当得利。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没有形成法治的思想和传统，总的来说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就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人们的法律意识与法制观念依然十分的淡薄，法律的神圣感和权威感还远远没有深入人心。当人们的正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往往以回避和私力救济的手法加以解决，而不会想到或是想到并不愿意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捍卫自己的尊严。人们往往习惯于用道德和情理为第一反应来明辨是非，而不是以法律作为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本能来思考，这在法治社会中是可悲的。道德与伦理对于人类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法治社会中，法律较之前二者应该更加的神圣与庄严。法理来源于道德，也服务于道德，但决不能被道德所抑制。

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治理社会的方法：有凭君王意志而号令天下的人治；有奉道德为根本法则的德治；有“亲亲尊尊”、“礼有等差”的礼治；有拜宗教为绝对主宰的“神治”；有尊法律为最高权威的法治。实际中，没有纯粹单一的类型，在同一社会中的某一时期，往往是几种类型并存，以其中一种类型为主。而这几种类型之间没有高下优劣之分，选择哪种类型，通常取决于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条件。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法治道路。实际上，法治的胜利通常是宗教衰落、道德私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结果。家庭关系的简单化、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文化的多元化，使的多数国家过去奉行的统一道德被分割，等级社会的尊卑关系被淡化和打破。近代的政治民主化是对古代

专制集权的反叛。虽然政治民主化的道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但在德治、神治、礼治和人治逐渐存在社会和思想基础的条件下，法治以一种必然登上了历史舞台。

但是，在提出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亲情义务与亲情关系通通抛弃呢？是否可以认为“法律万能”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在法制社会里，法律永远只是社会主体的行为和事实的最底线，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保障权利人、义务人在行为过程中的平等地位，保障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危害，保障社会的基本稳定。可是，人们生活的幸福，家庭关系的和睦，企业的发展，社会观念的更新和进步往往是法律所不能或不完全能调空的，它必然的牵涉到具有一定社会传统和地区特色的道德、伦理、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影响。所以，如何传承中国古代的法律精神，将其与当代西方先进的法学思想和立法成就相结合，制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各个部门法典，是当代我国法学家们神圣而艰巨的任务。

自由主义平等概念支配下的每一个公民都有一种受到平等关心和尊重的权利；政府只有认真的对待权利，才能认真的看待法律，才能重建公民对法律的尊重。对于中国的法制建设，我们应该克服我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固有的家族本位思想，国家应该认真地对待每一个自然人的权利，尽量减少公权对于私权制约，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唤醒人们的法律意识，实现法治社会。

法律在本质上不是力量，而是对力量的限制。当我们面对新时代的家庭义务与法律义务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以国家的一种强制手段来“一刀切”的、粗暴的干预家庭内部的事务。因为这样做的后果是对公民私权的践踏，不利于人们法制观念的形成，也不符合现代法律发展的趋势。而应该通过立法，对于家庭中尊长的权利与义务加以适当的限制，使得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达到长幼、男女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与制衡，从本质和根源上解决家庭义务与法律义务的冲突，使之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和谐统一。

主要参考书目：

1、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朱勇主编《中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

3、朱勇著《中国法律的艰辛历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4、钱大群著《唐律研究》法律出版社；

5、德沃金著《认真对待权利》。

论以人为本与唯物史观的统一 篇9

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从亚当・斯密难题说起

亚当・斯密提出并系统论证的“经济人”概念并非狭隘范畴,而是内涵丰富的科学抽象,其间蕴涵着利己与利他的对立统一.从历史进程的层面考察,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融合--分离--新的融合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历史的`演化与现实的实践昭示人们:要用道德规范去审视经济问题.

作 者：陈太福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院,广西,南宁,530004刊 名：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年，卷(期)：24(4)分类号：B82-053关键词：经济人 道德人 原意 进展 新视野

论以人为本与唯物史观的统一 篇10

一、法治管理的提出及在学校管理中的意义

“法治”在中国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韩非子“法治天下”的思想。韩非子主张中央集权，重视制度的作用，而不重视人的因素;重视法理而不重视人情，只相信制度与法。在西方，古典管理理论以泰罗的“胡萝卜+大棒”的管理思想为代表。泰罗创造了管理中的“动作研究”，以定额、定规、定标来规范和约束工人，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标。

在早期的美国的管理思想中，丹尼尔.麦卡勒姆认为严明的规章制度和权力以及职责严明的组织机构是良好的管理的基础。他强调对正式的直线权力的服从必须是绝对的。到了现代，随着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法治管理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并且在社会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应用。

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之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国，必然要求健全教育法制，实行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法治管理是学校根据法律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以及学校的各种规定要求，规范人在学校工作、生活和学习中的各种言论与行为。它明确规定教职工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其核心是让人按照规定和要求工作。制订学校规章制度，实施法治管理，是依法治国在教育系统的具体实践，也是学校行政主体的内在需求。对促进学校的自主发展的，同时避免自身工作的随意性，克服教育管理上的倾向性、片面性，使学校走上规范管理的轨道，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以人为本”管理的提出及在学校管理中的意义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生产增长率为美国的400%的速度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令世界称奇。据专家研究，对于自然资源贫乏的日本来说，其生产率的根本源泉在于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而能够如此充分发掘人力资源的潜力应归功于日本企业独特的“以人为本，重视人性”的管理思想。这种“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成为现代管理思想的核心。

以人为本的管理强调以柔为核心，用柔的方法，通过激励人、关心人，尊重人的价值和能力，以感情联络来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乃至达到“未见其人，先有其心;未至其地，先有其民”的效果。学校管理要以人为本，是由学校管理的特殊性决定的。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所涉及到的三个方面是：学校管理者----教职工----学生，是一个由“人----人----人”构成的管理系统。在学校管理中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就是以被管理者为主体，更多地关注人(学生、教职工)的独立性、人的个性的发展、人的存在与价值、人的情感与沟通。

在学校管理中，要充分肯定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并为他们提供各种展示的机会，尽量使其发挥所长，积极鼓励其通过学习和研究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尊重教师的见地和建议，营造民主氛围，使学校的奋斗目标得到全体教师的认同，从全体教师的高度凝聚力中产生不竭的发展动力;高度重视教师的创新，积极引导、支持和协助教师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建立教育教学成果专项奖励制度，奖励并大力推广教师的教学和研究成果等等。多为教职工提供实现志向和发挥才能的机会，多给教职工一些“感情投资”。

三、以人为本和法治管理的关系实质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在哲学上对关系的解释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就一般意义上说，关系就是事物之间的联系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讨论两者的关系时，通常就是分析他们的差异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学校管理中的“以人为本”和“法治管理”，二者的概念内涵各不相同，在学校管理中的侧重点和作用也不相同。建立学校规章制度，实施依法管理，有利于理顺各种管理关系，使学校走上规范管理的轨道;有利于规范教学行为，从而为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实施素质教育奠定坚实的基础，提供坚实的保障。但人毕竟不是“物”，具有丰富的情感和巨大的主观能动性，它不可能像机器和商品一样，无条件地接受指令和规定。规章制度只有经过被管理者头脑的加工、消化并得到认可以后，才能自觉地付诸行动。否则，管理者的指令就有落空的危险。即使被强迫执行，也会带来种种后遗症，特别是容易滋生逆反心理，给学校管理带来消极影响。“以人为本”的管理有利于激励、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学校的创新发展。但是，缺乏一定的制度的约束，不利于建立规范的秩序，会对学校的正常运行产生不利的影响。

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对于学校管理这个主体来说，以人为本和法治管理的落脚点都在学校的发展上，它们的目的和服务的对象是一致的。两种管理模式相互补充，相互完善，有机结合，才能使得学校的管理更趋于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

四、在管理实践中追求两者的有机统一

不同的管理模式反映了不同的管理思想，但每一种模式或思想都有其长处和不足。正确认识以人为本的管理和法治管理的概念内涵，以及它们在学校管理中的重要意义，在实践中灵活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促进它们的有机结合，为学校高质量的发展发挥作用。

1、约束与激励的协同进行

法治管理注重维护规章的权威性，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决不能因个人亲疏和感情因素而影响“司法过程”;讲究用既定的规章来约束和控制管理对象。但一味的控制使人始终处于被动状态，不利于人的潜能的激发。因此我们在约束的同时可以从调动着手，争取人心，力求把有形约束化为无形约束，寓约束于调动中。教职工受到尊重、信任和理解时，他们才会“士为知己者死”，才会自觉遵守规章制度，自觉接受约束。调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学校领导的以身作则。

学校领导要自觉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在教职工中起表率作用。要健全对学校领导的`监督、约束机制。比如，学校制订了党政干部廉洁制度、民主评议干部制度、干部联系群众制度、干部年度考核制度等。学校领导必须置身于共同的约束之中。只对下，不对上、不对己的约束，是达不到调动效果的。

要完善规章制度，既要有约束性的，也要有调动性的。约束性的如：“教师教学常规要求”、“学校各类人员岗位职责”等;调动性的如“学校评优制度”、“教学成果奖励条例”等。制定规章制度，一般注重约束性，而忽略调动性。管理者要注意这个问题，建立健全调动性的规章制度，使之与约束规章制度相互配套。调动的另一层意思是要防止“力”的抵消，注意及时排除离心力。要设法变约束抵制为调动竞争，促进竞争机制的形成。

2、服从与协调的相互结合

管理者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往往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一味要求下级服从，强调教职工听话;另一种是讲究民主，注意协调，以协调达到服从的目的。应该说后一种才是管理中正确的态度和理想的境界。要做到服从与协商的相互结合，应努力建造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树立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学校管理者要根据学校实际情况，以忠诚于教育事业，培养“四有”新人，以及实现学校近、远期奋斗目标，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共同基础。某一学校在争创模范学校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句口号：人心在创建中凝聚，事业在创建中升华。这正体现了目标凝聚人心，实现共同目标下的积极的服从。

有效协调的前提是信任。在罗德里克.M.克雷默和汤姆.R.泰勒编的《组织中的信任》一书中指出：“显然，无论是在决定组织整体信任水平还是具体预期方面，管理者总是扮演主角。大部分垂直方向上的交换都是由他们发起，因此不管行动中表现出来的信任或是不信任程度如何，都能够得到相应的回复。”因此，在协调中，管理者必须真正做到爱护教职工，进行心理互换，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考虑教职工在工作、学习、生活上的问题，随时注意调节各方面的关系，以取得信任和协调配合。在我所任教的学校有一位青年教师，她工作能力较强，也曾是学校后备干部的培养对象，但后来因家庭及个人问题，工作越来越消极，以至出现屡次违反劳动纪律，而且对学校正常的工作安排不服从，受到过学校的处罚。校领导多次与之谈心，但都因本人的逆反心理而收效甚微。后来该青年教师结婚后，学校领导班子利用假期全体前往其家中慰问，使之感到学校对她的关心和爱护。之后，这位青年教师工作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善。

3、使用与培养的同频共振

法治管理强调对人的使用，以人为本的管理更注重对人的培养。学校管理的一个关键工作，就是研究对人的使用和培养。教师队伍的培养是办好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核心问题，要用人必立足于育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应是立足培养，在培养中求使用。

著名的社会科学家、现代组织理论的代表人物西蒙，在他的“管理人模型”的理论中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人的理性限度是可以通过组织的学习、记忆和习惯等行为加以克服。当代著名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指出，未来成功的组织，将是“学习型组织”，即能够设法使本组织中各级人员全心投入学习的组织。处于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对于承担传播人类先进文化和培养社会发展所需人才任务的教师而言，学习显得更为重要。坚持使用中培养和边培养边使用相结合的办法，对教师在政治、教学业务、科学研究等方面进行培训。培训要目标明确，根据学校具体情况，采取形式多样、行之有效的培养、培训措施，特别要注意把培养年轻教师和骨干教师作为重点来抓。有学校根据青年教师队伍现状，提出“一年上路，两年合格，五年学科带头人”的成才要求，既有目标，又坚持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培养，相信只要措施得力，一定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4、奖励与惩罚的共同作用。

学校的规章制度是考核的基础，考核是奖惩的依据，考核和奖惩又是法治管理的保证。无赏无罚固然不行，有赏无罚或有罚无赏在管理上都是不封闭的，赏罚分明是法治管理中巨大的管理动力。但实施奖惩时必须慎重，要论功行赏，论过处罚，功不可顶过，过不可掩功。既要防止躺在功劳薄上沉沦，又要防止自暴自弃。特别是对于受过处罚的教师，切不可一棍子打死，要适时地发现其闪光点，抓住时机，再晓之以情，予以肯定，使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

古语说得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教师身上都有其长处，也都有其短处。在管理过程中，有时宽容比奖励更有效。有位校长早晨值勤时，发现一位平时工作认真，从来不迟到早退的教师竟然迟到了10分钟。但这位校长并未指责，而是微微一笑，自然地说了声“你来啦”，就走开了。这位教师事后也未受到处罚，但之后，再没有迟到过，工作也更加努力了。当然宽容不是放纵，正是因为学校管理制度的存在以及无形的约束作用，管理者的宽容才显得有效和有力。离开了规章制度约束的基础，“宽容”便是纵容了。

[参考文献]：

1、张新平著《教育组织范式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0

2、韩岫岚编《MBA管理学方法与艺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

3、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0

4、罗德里克.M.克雷默和汤姆.R.泰勒编《组织中的信任》中国城市出版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