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史观

电影史观（通用10篇）

电影史观 篇1

在这个晚秋意浓、红黄斑澜的十一月,华莱坞学术研究迎来了金秋之际的累累硕果。2016年11月26-27日,浙江大学“身份认同与产业期许的双重变奏:华莱坞电影史观的新探索”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华莱坞学会2016年年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圆正启真酒店隆重举行。会议由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国际华莱坞学会主办,浙江省重点创新团队———国际影视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华莱坞电影研究中心,浙江传媒学院戏剧与影视学院华莱坞电影研究中心协办。来自国内外、海峡两岸近百名专家学者及著名期刊主编参与了本次会议,其规模之宏大,参会论文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堪称历届华莱坞学术会议之最。

一、大会开幕致辞

本次会议由国际华莱坞学会常务理事,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李岩教授主持。大会在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吴飞院长热情洋溢的欢迎辞中开幕,国际华莱坞学会理事长、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彭增军教授在美国明尼苏达州通过视频给大会致辞。彭教授指出自2012年由邵培仁教授提出华莱坞电影理论,学界与业界引起巨大回响,华莱坞电影研究团队在国际学术上取得的瞩目成绩得到了学界与业界充分的肯定,彭教授由衷感谢为国际华莱坞学会发展道路上给予支持帮助的各界人士,并衷心期望国际华莱坞学会能为大家创造更广阔的学术交流平台。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国际华莱坞学会会长邵培仁教授借用中国电影界的口号“用美国技巧,讲中国故事”,引出国际华莱坞学会的口号为“用国际平台,讲华夏学术”。邵教授指出华莱坞电影研究应具备世界眼光、亚洲思维、中国立场,具有“开放、包容、互动互助、共竞共演”的学术气度;要以国际化为学术发展的参照,以本土化为学术研究的根基,以交叉化为学术研究的指向,以创新性为学术突破的宗旨。邵教授重申华莱坞这一概念,是具有强大传播力和影响力的世界电影一极,华莱坞文化理念可被华人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能将分散、游离、漂浮的力量再度融合、聚合,给华人社会形成强大归属感、凝聚力和身份认同,有助于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电影话语权。邵教授明确华莱坞电影研究应以国际化、交叉化、本土化为研究路径,倡导以纵向、横向、竖向的质化量化相结合的多种研究方法,使电影研究呈现吐故纳新的新样态,并期望众学者集思广益,把华莱坞打造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平台。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副会长、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李幸宣布成立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华莱坞创研中心。李幸教授幽默地把邵培仁教授带领下的华莱坞电影研究团队与邵氏电影公司比作中国电影学界和业界的“邵氏双雄”,鼓励华莱坞电影研究团队要敢于面对质疑,善于发挥联想,将华莱坞创研中心发扬光大。大会还评选出“2016年度国际华莱坞学会最佳组织奖”7项,获奖单位分别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东南传播》杂志社、《浙江传媒学院学报》编辑部、《新闻大学》杂志社、《中国传媒报告》杂志社、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华莱坞电影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华莱坞电影研究中心,以及“2016年度国际华莱坞学会科研成果奖”34项。

本次会议从电影史观的角度出发,探讨华莱坞电影研究身份认同与产业期许的必要性,并围绕此主题展开六个重点议题:电影新视角与产业、电影国际化与跨文化、电影叙事与类型、电影文化与审美探索、电影理论建构与创新、以及电影身份认同与形象建构。

二、电影新视角与产业研究专题

华莱坞作为新的研究视角和电影史观已被学界广泛地接受和沿用,那么中国电影4.0时代将为电影产业带来哪些革新呢?以下学者针对这一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付永春副教授提出应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构建华莱坞电影史的创新研究,如结合实证研究、拓展跨国思维、融合跨学科研究方法、透过边缘看中心问题等等独到见解。付教授还呼吁华莱坞电影史研究学者应该抱着谦逊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正确对待中国电影史研究现状的不足之处,从而改进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落后局面。

浙江工业大学邵鹏副教授提出以新世界主义的视角来审视华莱坞电影的国际化传播。他认为西方文明中心论正趋于崩溃和瓦解,而新世界主义视野下的跨文明对话和多元文明主义潮流促成了多莱坞的世界电影格局,华莱坞电影应兼顾中华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承认文化差异并寻找文化共性的内生发展和以现代化的市场运作机制,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并健全完善国际合作体系的外向推广,健全和完善现有的国际合作体系和机制,针对不同市场特点选择切入点,真正实现华莱坞电影国际化。

中国计量大学周逢年副教授针对国内院线映前广告的特点,院线映前广告与受众广告时间接受度,影院(幕)分布与映前广告关系等问题的分析,提出关键问题所在,即始终把握观众需求的特点,形成以观众为中心的规范化、系统化、高效化的完善运作模式。

苏州大学教师张梦晗博士通过对传统电影发行模式与华莱坞电影的发行新方式对比分析,提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华莱坞电影发行的时机采纳新策略,并透过华莱坞电影展映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为影视制作者、决策者,特别是营销者提供有效经验。

南京财经大学周根红副教授围绕技术变革、范式转换和产业转型这三个核心问题,探讨计算机图形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的变革为华莱坞电影产业创造了新的空间,为华莱坞电影产业的生态转型提供了新的技术范式,同时为华莱坞电影市场的数字化院线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变革的动力。

浙江传媒学院张彩虹副教授指出随着BAT等中国互联网巨头和万达集团等中国企业自2014年以来大举进军国内影视娱乐产业,并在2015年纷纷抢滩优质好莱坞电影制作公司和放映院线后,华莱坞吹响了资本西进的号角,在资本角力与明星效应的叠加下,“在地”与“流动”构成好莱坞与华莱坞之间新的角力景观。

浙江大学陈江柳博士结合当代市场营销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研究成果,通过整理、分析华莱坞电影发行营销渠道的发展现状以及电影观众的观影需求与习惯,倡议着力发展家庭院线,构建科学、可持续的华莱坞电影消费模式。

三、电影国际化与跨文化研究专题

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为跨国电影文化的深入交流,跨国电影产业的深入合作提供了更宽广的空间,来自“电影国际化与跨文化分论坛”的学者分享了如下观点:

浙江传媒学院教师王冰雪博士着眼于大量的华莱坞电影跨国拍摄的实例展示,揭示出全球化影像时代的传播与交往是通过跨国生产实践中塑造的新的媒介景观来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地理边界,实现了对现实地理空间及虚拟空间的跨越,弥合了地理距离产生的差异和边界,从而促进了华莱坞电影整体发展与深度合作。

浙江师范大学索马里国籍教师和丹利用泛非主义的概念引出尼莱坞电影在跨国空间中构建的非洲身份认同的思考。同样来自该校的教师张勇博士以自己在坦桑尼亚实地考察当地电影市场的经历,生动地描述了中非电影合作和交流的历史案例。张博士提出非洲并非人们所想的电影沙漠,未来和华莱坞电影的合作前景也是充满了希望。

浙江大学章宏副教授采用“多重接近性”的理论视角,对《北京遇上西雅图》和《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进行文本分析,以揭示这两部电影如何通过展示国际大都会的场景、城市中产话题以及多元现代的婚恋观念而搭建起与国内观众之间的“多重接近性”。

浙江大学胡晓梅博士认为中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集中体现,全球化语境下,华莱坞电影对于传播中医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但中医复杂深奥的理论体系很难直接接近海外受众,胡博士提出华莱坞电影可以尝试采用人员杂糅和叙事杂糅的方式,从文化接近性的不同层次出发逐步实现中医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四、电影叙事与类型研究专题

好莱坞模式化的叙事规则及其带来的高票房效益值得华莱坞借鉴学习。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让更多的全球创作者来参与华莱坞电影生产并面向全球市场吸引世界公民听故事,是本分论坛探讨的主题:

台湾台南艺术大学陈龄慧教授通过法国思想学家德勒兹通过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反思,进而对电影的意义和本质展开诠释的立场出发,以台湾电影《海角七号》为例,揭示电影在现代文明体制下展现出的角色与功能。

浙江大学丘戈副教授以美国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以及他构建的经典纽约城市系列电影为例,着重探讨导演镜头下贯穿在城市、历史和叙述中的核心内涵“欲望”的呈现,归结出电影通过对城市的多元再现和隐喻表现,以城市为媒介来影响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这一精彩结论,并引申出值得华莱坞电影学习的城市·电影·人三方的复杂关联和互动中介关系的处理法则。

浙江传媒学院王淑华副教授通过对《老炮儿》电影中呈现的男人味的新旧审美变迁,引发出男女受众对于男性形象符码解读的深度思考。该院教师戴哲博士则从华莱坞电影明星角度出发,对明星表演风格及明星气质的归类总结,揭示出“明星论”在华莱坞电影研究中日趋引起重视的现象。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教师文娟博士由影片《战狼》取得的市场成功为探讨契由,提出在消费主义和个体感受至上为内核的“小时代美学”盛行的华莱坞电影娱乐大生产背景下,《战狼》这类有着宏大叙事质地、意在传达家国情怀的军事动作片可作为拯救华莱坞军事动作片的时代性症候和萎缩危机的案例参考。

澳门科技大学彭思佳博士从华莱坞小妞电影类型理论出发,从广义互文性的角度分析华莱坞小妞电影类型构建的本土化语境与知识网络,以女性身份、主体多样性的表达以及女性化的细腻叙事进行该类型电影的多元化构建。

浙江大学王誉俊博士针对成人动画产业在当下华莱坞电影产业中构成的短板问题,指出华莱坞电影产业改革应着力于挖掘成人动画电影产业的潜力,并提出内容分级是解决当前国内成人动画片领域空白的有效手段的建议。

宁波工程学院教师郭小春博士通过追索华莱坞主旋律类型电影概念,反思主旋律电影传播效果不佳的原因。郭博士认为叙事淡化说教意味,提高主旋律电影创作的观众意识、与市场结合是主旋律电影的良性发展路径。

五、电影文化与审美探索研究专题

华夏悠悠五千年文明,遗留给我们灿若星辰的文化记忆,将由华莱坞拾影释梦。来自此分论坛的学者娓娓向我们诉道着由华莱坞电影呈现出的华夏璀璨的文明瑰宝:

暨南大学姚锦云博士以《论语》中的谋道之略映射到华莱坞电影中的“交往之道”,并提出“道不同不相为友:《刮痧》与中西跨文化沟通障碍;道不同不相为爱:《笔中情》与文人雅士的爱情理想;道不同不相为亲:《饮食男女》与家庭代际的观念冲突;道不同不相为谋:《曹操与华佗》中的良医和枭雄之交”的精辟见解。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教师林海福博士通过比较分析吴宇森版《赤壁》和吉川英治版《三国志》人物形象设计,得出日本国民更容易接受融有本土化元素的外国文化之结论。该校教师郑双博士则集中对华莱坞电影中的寺庙塔进行描述,并指出华莱坞影像中的寺庙塔是一种意象化的叙事手段,寺庙塔作为宗教文化象征兼具有缓解情绪、调节人们意识行为平衡及凝聚民族内聚力的社会功能。

浙江大学周颖博士由媒介地理学入手,探寻了江南影像在华莱坞电影史中的核心地位。周博士赞誉江南影像在与其他地域影像的关联与融合间整合为华莱坞电影南文北武,南柔北刚,南北融合的地理画卷。

浙江理工大学廖卫民副教授基于对华莱坞电影系统论的理论框架,以三部华莱坞电影为例,就其中出现的动物影像艺术实践进行了系统剖析。廖教授认为当代电影创作对动物影像艺术主要有三种类型的修辞形态和价值取向:一为政治性的隐喻;二为生态性的象征;三为情感性的拟人。廖教授指出研究体现出当代华莱坞电影全球化艺术生产的复杂性和协同性,动物影像艺术更具有超越国界“讲好中国故事”的符号传播价值和文化认同效果。

六、电影理论建构与创新研究专题

作为中国电影4.0标识的“华莱坞电影”,在从边缘到主流的挺进中,不乏质疑和误解的眼光。来自该分论坛的几位学者,就围绕这些异议对华莱坞电影概念的创新独到之处展开辩护:

浙江传媒学院袁靖华教授从对“华语电影”的概念反思出发,指出对中国电影复杂现象的概念界定并为之命名其实是建构解释框架的过程,华莱坞概念具有的包容力与拓展性,正是以“华”为核心内涵确立的解释框架,而“莱坞”则是中国电影工业迈向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路径。袁教授认为华莱坞电影理论的构建,将建立世界对中华文化文明的广泛认同,全方位建筑可供全世界中华儿女共同分享的影像“象征和形象的宝库”,以推动电影“中国梦”。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郭晶副教授通过对前华莱坞时代关于中国电影概念范畴的历史争议,到学界引发的范式转移动力下的多维理论型构的探索,再到华莱坞电影概念提出后的理论建构的学术争鸣及研究队伍的成长壮大,归纳出清晰的华莱坞概念的演化脉络。

浙江大学沈珺博士围绕对中国电影概念命名的历史考量,提出“中国电影”“东方好莱坞”“中莱坞”等概念的媒介尺度都不足以涵盖中华电影之文化的博大精深。沈博士进一步分析林立于世界的宝莱坞、尼莱坞等其他莱坞的前缀词蕴藏的文化内涵,进而反思华莱坞词缀暗含的深厚底蕴,并指出华莱坞所指代的中华文化的整体统一形象更意合中华璀璨的千年文明。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邱子桐副教授通过当代社会万千镜像的缩影之一“留守儿童”为主题的影视剧的分析,来展现华莱坞电影中“悲情”、“苦情”基调影片的叙事手法。同样来自该学院的意大利籍教师Maria Elena Indelicato从跨国立场考量华莱坞电影的概念,称华莱坞有助于将两岸三地归聚到同一个电影话语圈,将离散的华人、被华语概念排外的“方言”等因素都凝聚起来,相对于华语语系电影(Sinophone Cine m a)等其他范式研究,华莱坞电影概念具有包容和交流的鲜明优势。

七、电影身份认同与形象建构研究专题

如何打造华莱坞电影的品牌形象,以华莱坞影像记忆唤醒中华儿女的自我认同,在全球范围内构筑华莱坞电影的中国梦?本分论坛的学者针对华莱坞电影身份认同与形象建构问题展开探讨:

浙江大学邵培仁教授指出华莱坞构建的理论内涵一方面包含了与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全球电影工业典范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融合了在复杂的中华性脉络中重新寻找检视民族电影工业的整合性视角。邵教授认为基于既有华莱坞论述所形成的共识,已经至少形成涵盖批判性政治经济学、历史维度分析、跨国分析以及产业经济分析在内的交叉化方法体系。邵教授强调在创新自身理论视野的过程中,华莱坞研究或可注意如下四种实践面向:即文化杂糅的电影史观、融合媒介的内容商品、软实力形态的全球符号、以及公共空间化的观念生产。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王军伟副教授通过分析影片《山河故人》里展现的城乡之间、阶层之间,区域之间、代际之间、跨国之间等不同文化间的交叠与冲突,揭示出华莱坞优秀导演贾樟柯的作品从以前的离乡主题,到现在的归乡的新变化,展现了一种文化回归、故乡认同。该学校的诸葛达维博士通过对动漫电影成为政治社会化手段的传播机制的分析,得出以动漫电影为代表的娱乐媒介的内容传播容易降低人们理性认知的警惕与防备心理,使其背后的政治倾向能够巧妙地传输给观众的结论。诸葛博士由此呼吁提高我国动漫作品水平迫在眉睫,唯有通过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才能赢得这场符号战争的主动权。

贵州大学张媛副教授通过对少数民族电影中的原型隐喻的分析,提出少数民族影片是通过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符号展现来寻求自身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的观点。张教授还指出少数民族影片通过对历史记忆的召唤来建构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并通过由“家”到“国”的原型隐喻实现了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顺利过渡。

江西师范大学袁爱清副教授指出视觉快感悖论的存在正不断地在消解华莱坞图式概念内涵,阻碍着华莱坞共同体的想象性空间的进程。袁教授提倡构筑华莱坞电影圈的生态循环模式,以文化共通性构建华莱坞共同体。来自该校的刘奕瑶同学提出培植华莱坞共同体的集体仪式需要现实场域与网络空间的双向联动,以竞赛、征服、加冕的共识性媒介事件和脱轨的冲突性媒介事件来共同建构华莱坞共同体的神圣权威,是一种塑造认同的关键方式。

大连外国语大学蔡馥谣博士以德国媒体2013-2016年期间与“华莱坞”相关的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探究其中所涉及的“华莱坞”在德国社会语境下如何进行华语影片整体样态的建构。蔡博士谈到经词频分析结合文本分析研究发现,“华莱坞”影片的德国媒体关注度相对较弱,路径较为狭隘,能够进入德国媒体视域的作品较少,“华莱坞”若想在国际传播中占据话语权与地位赢得票房、冲击国际电影节始终是“华莱坞”国际传播,扩大影响力的最直接与最根本渠道。

八、结语

学术研讨会最终在学者们热烈探讨、意犹未尽的氛围中拉下了帷幕,然而,关于华莱坞电影的研讨话题却不会因此而减低热度。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华莱坞电影”以其强大的学术包容性和生命力激起电影研究学者们的无限想象;从草木萌生到蔚然成林,不断壮大的华莱坞研究团队持续创新拓展着“华莱坞电影”理论的外延内涵。随着国际华莱坞学会的成立,华莱坞电影研究会继续吸引更多的关注,进一步创造学术佳话。让我们期待在更高更广阔的国际平台上,向世界讲诉华夏民族的光影之梦。

附件1:

附件2:

专著一等奖:

邵培仁等著:《华莱坞电影理论:多学科的立体研究视维》(华莱坞电影研究丛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

专著二等奖:

刘阳:《中国电影业的演进路径与话语建构》(华莱坞电影研究丛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论文一等奖:

1.[美]洪浚浩:《打造华莱坞,我们能向好莱坞和宝莱坞学些什么?》,《中国传媒报告》2014年第1期。

2. 周鸿铎:《华莱坞与好莱坞比较研究———打造具有华人特点的华莱坞》,《中国传媒报告》2014年第1期。

3. 项仲平、王冰雪:《“互联网+”时代本土电影产业的发展路径与机制创新》,《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4.邱子桐:《跨国语境中的华莱坞电影研究理论范式流变初探》,《中国传媒报告》2016年第4期。

5. 袁靖华:《从“美国梦”的好莱坞战略思考“中国梦”影视传播的华莱坞战略》,《江苏师大学报》2016年第4期。

6. 何镇飚、卢林琪:《大学生观影的媒介依赖、习惯与行为研究:华莱坞的视角》,《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论文二等奖:

1.刘秀梅、邵慧:《转型与重构:“互联网+”对华莱坞电影工业的影响》,《新闻爱好者》2016年第6期。

2.廖卫民:《宝莱坞对华莱坞的启示:媒介生态位的理论模型与实测分析》,《中国传媒报告》2014年第2期。

3.徐迎春:《“跨莱坞”:影视史研究的新方法》,《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7期。

4.王锦慧、卜彦芳、李念:《华莱坞电影票房预测模型的实证分析》,《新闻大学》2016年第1期。

5.王昀:《亚洲电影在中国:华莱坞的跨地方生产与本土现代性实践》,《新闻爱好者》2016年第6期。

6.周颖:《重绘电影地图:突破华莱坞电影产业发展的“胡焕庸线”》,《暨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10期。

7. 方玲玲:《华莱坞功夫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力:影像美学、明星与迷群》,《中国传媒报告》2014年第2期。

8. 邵静:《“互联网+电影”:互联网与华莱坞电影产业关系之探讨》,《江苏师大学报》2016年第4期。

9. 张梦晗:《试析华莱坞电影视域中的台湾电影问题》,《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1 0. 文娟:《论新世纪以来华莱坞功夫电影的文化策略》,《中国传媒报告》2015年第3期。

论文三等奖:

1.陈江柳:《华莱坞:拥抱中国电影4.0———兼论历史、现状与未来》,《江苏师大学报》2016年第4期。

2.洪长晖:《华莱坞电影与民族现代性———一个个案的生命史进路》,《当代电影》2016年第2期。

3.姚锦云:《华莱坞“功夫电影”文化变迁的香港镜像》,《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4.刘洋:《华莱坞电影理论:定义、模式与政治之维》,《中国传媒报告》2015年第2期。

5.郭小春:《文化共处与华莱坞电影武侠类型片的传播观》,《东南传播》2015年第2期。

6.杨晓茹、范玉明:《华莱坞大片品牌营销观念的思考与建立》,《东南传播》2014年第2期。

7.周岩:《华莱坞电影中的光明之城———论新时期改革题材影片的城市想象》,《中国传媒报告》2014年第1期。

8.胡雨濛:《好莱坞与华莱坞父子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当幸福来敲门>和<海洋天堂>为例》,《东南传播》2015年第5期。

9.王誉俊:《华莱坞影视产业盗版生态环境的浅析》,《东南传播》2015年第3期。

10.[索马里]和丹:《“瑙莱坞”电影品牌的产业策略及其文化意义》,《中国传媒报告》2015年第2期。

1 1. 蔡馥谣:《华莱坞电影“走出去”策略初探》,《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1 2. 戴哲:《作为“类型”的华莱坞都市爱情电影及其文本拆解》,《新闻大学》2016年第1期。

1 3. 顾杨丽:《华莱坞电影网络营销的模式与路径创新》,《当代电影》2016年第2期。

1 4. 魏晨捷:《从合拍片的角度看华莱坞电影跨国主体性及其对策》,《中国传媒报告》2015年第3期。

1 5. 江素珍:《本土性与普适性:华莱坞电影跨文化传播理论建构中的两面性研究》,《中国传媒报告》2016年第4期。

16.李美敏:《论亚洲视野下华莱坞与宝莱坞影像互联的可能性》,《中国传媒报告》2016年第3期。

唯物史观之光 篇2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个辽阔的研究领域，可供选择的研究课题为数不少。作者确定马克思历史观作为进一步开掘的对象，是颇有深意的。我认为，原因至少有二：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唯物主义确实集中地、鲜明地表现了马克思的独创性和突出的贡献。辩证法和认识论的某些原理，可以在马克思的先驱者那里找到始初形态，唯物主义历史观则不然。历史唯物主义发现了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揭开了长期覆盖在社会机体上的帷幕，意义巨大，影响深远。对人类思想星空中这颗最明亮之星的认识，不是一次或几次就可以完成的，即使有了拉法格、梅林、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等名家的研究佳作，也决不妨碍人们在现今的新条件下和新水平上，作进一步的探讨。何况要更有成效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认识、改造今日世界，要正确回答现时代向唯物史观提出的一系列新课题，都会促使我们一再回到马克思那里去再请教，去对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进程、基本观点进行再考察和再认识。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科学思想中最有独创性的、最重要的成果，在现时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中首当其冲。例如，科尔施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写道：“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趋势不再是哲学的趋势，而是经验科学方法的趋势。”克罗齐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形式》一文中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不是哲学性质的，“在它那有限的领域内，对事物的要素不是以符合哲学论述的形式来说明的”。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只是一种历史解释的准则”，是“完全根据经验来源……寻求结果的一种手段”。类似的说法，熊彼特在一九四二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早已有之。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并不比黑格尔的哲学更唯物主义一些，他的历史理论也并不比任何其他自由运用经验科学解释历史过程的尝试更唯物主义一些。应该看清楚，这是和任何形而上学或宗教信仰在逻辑上相容的——恰和这个世界任何自然图景一样。”要迎接这类挑战，首先要联系实际地、在新的高度上再一次回答重新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久经实践检验业已证明其正确的科学历史观，还是仅仅为了满足某一阶级、某个政党改变世道的愿望而制造出来的并非科学的准则和手段。对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进程、对他为这一科学历史观奠定的基本观点进行再考察和再认识，一定可以得到更为精确的答案。因为通过这种“探源”、“寻根”，最能完整准确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科学功能。基于上述原因而着力研究马克思的历史观，就赋予这种研究以浓厚的现实意义。

《走向历史的深处》一书对马克思历史观的学术掘进，是从相辅相成的两个主要方面入手的。一方面是结合人类社会发展史、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扩展、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前史的认识。另一方面是结合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提出的课题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需要的研究，扩展、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史、成长史的认识。

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前史是漫长的。作者指出：“卢梭曾感叹过：‘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确实如此。人类最关心的是自己，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最不了解的也是自己。”(《走向历史的深处》第1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人类是从自然开始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历程的。自然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距很近，但又很遥远，用中国的成语‘咫尺天涯’来形容是颇为恰当的。”(第1页)“……从自然唯物主义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荆棘丛生、崎岖坎坷，人类经历了两千几百年的探索，这是多么艰巨遥远的途程！”(第2页)作者对艰巨遥远的途程作实事求是的回顾和颇有见地的分析。他指出，就与马克思关系密切的西方文化传统而言，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有被尊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等等著名历史学家，在著书立说力图保证人类已达到的成就不致湮没无闻的同时，致力于探求某些历史事件的原因，表达了人类对自身活动的兴趣和关注。就他们对历史的认识来讲，多数人相信天命，把上帝视为主宰人世变迁、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最高力量。到了中世纪，用超自然的意志和力量来解释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的神学历史观处于支配地位，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都是这种历史观的赞成者。他们宣扬人间的一切秩序都是由神安排的，都决定于天意，除非得到神的帮助和启发，人永远不能全面了解有关人类自己的事情。他们用天意、天命、命运把历史自身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因果关系变成神学的宿命论。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标志着从神到人的转折，与此相适应，神学的历史观逐步为人学的历史观所取代。被拉法格尊称为“历史哲学之父”、意大利的乔·维科等等著名历史学家，力求把天国的历史变成世俗的历史，不是从神的意旨而是从人自身中探究历史的秘密，把神学的必然性变成历史的必然性，提出探讨历史规律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法国启蒙学派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攀登。法国唯物主义者又更上一层楼，从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进到研究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又取得了两大突破：第一，他们已不象法国唯物主义者那样从人的意见中寻找政治制度的依据，而是用财产关系来解释政治制度；第二，他们已透过各种宗教斗争和党派斗争，看到了阶级斗争，即看到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但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并没有达到唯物史观，他们在回答财产关系的起源及其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时，又援引人性作为答案。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德国的古典哲学家、英法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法英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曾以自己的理论探索，这样那样地试图摆脱用人性解释历史的束缚，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叩击着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它不是在人性之中，而是在人性之外，在他所虚构的绝对观念中寻找历史的动力，用绝对观念的自我发展来描绘历史。他把自维科以来开始探求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观点系统化了，但也神秘化了。费尔巴哈倡导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哲学。特别是他对宗教的批判，从人的本质异化中寻找宗教的根源，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1页)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整个经济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创立了劳动价值论，从经济学的角度而不只是从法权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作了初步的分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孕育作了一定的经济学、哲学的理论准备。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他们或者揭示法国革命不仅是贵族和市民等级，而且是他们和无财产群众之间的阶级斗争；或者是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预言政治将完全被经济所包容；或者提出关于合理制度下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兴趣劳动以及劳动与享受理应一致的观点；或者主张把社会历史划分为蒙昧、宗法、野蛮、文明四个阶段的历史发展观点；或者论证关于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一生中，特别是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中这两方面相结合的产物的观点，以及关于应该合理安排环境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发展的观点等等，对于破除用人性来解释历史发展并酝酿着对历史发展作唯物主义解释，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前史作新的掘进，自然会一再涉及提出这一科学历史观的理论来源的认识问题。作者的这样一些看法值得品味：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来源应该是确实为马克思批判吸收了的东西，它的根据是马克思自己的著作，特别是他的读书笔记。“正如同被埋藏在地下的矿产不构成现实财富一样，未被研究过的理论不能作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来源”(第17页)；二、历史唯物主义直接与间接的来源是多渠道的，有来自对人类全部优秀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有来自对十九世纪西欧社会理论的综合吸收；有来自与同时代人在科学探讨中的相互影响的启发；三、历史唯物主义的来源不是单一的、纯哲学的，“正如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的发育一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理论一定会突破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唯物史观的创立，就广泛吸收了非哲学领域中的成就”(第21页)，“马克思的先驱者们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所取得的成就形成一种综合力量，一种理论的合力。如果说，英国、法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高度发展，弥补了德国经济落后的缺陷，形成了有利于唯物史观产生的时代条件，那我们同样可以说，马克思的先驱者们各自在不同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形成了有利于唯物史观产生的理论环境。”(第22页)

《走向历史的深处》一书，以主要的笔墨、主要的篇幅阐述时代的召唤、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需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和茁壮成长的历史关连。这种阐述沿着两条交叉线进行。一是从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的历史进程看：马克思创立自己的科学历史观，是从批判宗教入手，打开了通往实际生活的大门；接着从批判宗教到探讨国家和法，进一步深入实际生活；然后又逐步深入到探讨国家和法的物质根源，发现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革命理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巨大作用，并进一步探讨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这是一个从上层建筑现象进到着力研究经济基础，研究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再进到更深入地研究上层建筑的能动的反作用。“这不仅同人的认识总是从结果进到原因的认识规律相符合，而且同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历史任务——把唯心史观驱逐出去是相联系的。”(第26页)一是从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逻辑进程来看，“它经历了从异化到异化劳动，再从异化劳动到全面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这是同马克思从上层建筑入手，到逐步深入到劳动和生产领域，发现历史的‘终极原因’的过程是相一致。”(第26页)

《走向历史的深处》立足于时代风云，紧紧把握马克思面临的时代课题，面对的无产阶级进行解放斗争的理论需求，以及他在解决这些课题满足这种需要中所起的作用，以此为立足点、出发点，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孕育、形成、充实、发展的问题。梅林说过：马克思在早年是曾经在自己的书斋里纺过哲学的线，但他在时代的召唤下，很快就走出书斋站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前列。作为无产阶级的导师和科学巨匠，他不是为研究哲学而研究哲学。他研究历史观完全是为了回答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无产阶级向何处去等时代课题，为了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为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以谋求全人类的解放，离开时代风云，离开无产阶级的斗争，离开全人类的解放求索，就不可能讲清楚历史唯物主义的来龙去脉、本质特征和历史命运。“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理解了历史，他真正把握了时代，反映了无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把客观历史自身所蕴含的可能性，变成对历史的科学意识”。(第15—16页)

此外，《走向历史的深处》，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力求完整准确地领会马克思原著的原意，努力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各种错误观点，以此为立足点、出发点，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孕育、形成、充实、发展的问题。恩格斯曾对马克思理论的研究者说：“我请您根据原著而不要根据第二手材料来研究这个理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9页)应该说《走向历史的深处》这本书在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原著上是下了工夫的，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的。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在书中看到的，不是大量引文的组编，不是对这一句话那一句话的烦琐的注释，也不是任意的引申。作者对马克思的每一重要论著、每一重要原理出现的时间、地点、条件都给予充分的注意。马克思在什么情况下强调问题的哪一方面，为什么这样强调，问题的这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关系，都作了必要的分析。一句话，从书的主要章节到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努力贯彻列宁的这一重要指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对每一个原理只是(一)都要历史地，(二)都要联系其他原理，(三)都要联系具体的历史经验加以考察。”(《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238页)而且这种努力是有显著效果的。

作者在书的《导言》和书末的简短结语用坚定而又热情的笔触，表达了对历史唯物主义永恒的生命力、科学价值的肯定。“马克思揭示了历史的真理，但并没有结束真理的历史，我们应该沿着马克思开辟的道路前进。”(第414页)

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 篇3

1 唯物史观是关系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

在马克思理论当中,人的首个基本实践活动则为物质的生产活动。人类为了可以创造历史,一定要学会生存。可是为了生活,就要解决吃、穿、住、行等方面的需求。所以,首个历史活动则为生产符合这些需求的资料,也就是生产物质生活自身,所以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为了生活就要去完成。不难发觉,生产物质生活自身的社会实践,是所有历史的基准,也成为其他所有历史活动的必备前提。这也体现出,人类历史活动的首要意义,则为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成为了人们在执行物质生产活动过程的主要因素,生产关系受生产力所影响,生产力被生产关系所反作用,并且,生产力不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也就无法建立,即便在某些状况下创建起来也无法得到巩固。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形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加快了社会的前进步伐。正如马克思所言,不论是何种社会形态,在其所可以实现的所有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消失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其物质存在环境中没有成熟以前,是不会产生的。

我国执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及社会主义改革,都是为了让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先进生产力持续取缔落后生产力的过程恰好体现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以,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一定会获得长远的发展。也就是说,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社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本质是相统一的。在全新的历史环境下,唯物史观也体现出时代特色以及发展的需求,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可以获得良好的应用及发挥。

2 唯物史观的创建是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先决条件

理解唯物史观创建价值,不仅关系到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地位的定位理解,还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地位。依照以往的推广论所理解,马克思先打造了辩证唯物主义,之后将辩证唯物主义带领到历史范畴,进而引发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非马克思先创建辩证唯物主义并将其使用在历史范畴的必然结果,唯物史观的创建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中的作用有以下几方面。

2. 1 唯物史观的创建是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重要所在

通过唯物史观的创建史可以看出,唯物史观的创建成为了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重点所在。自从历史产生了唯物主义的理论之后,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得以产生。这也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创建以及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开拓哲学发展之路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完成哲学改革的重点在于,对国家政治生活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探讨,在于将阐明社会生活的实质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与评价、改变旧哲学,进而将哲学史上伟大改革的任务完美结合,并在此具备自我评判、自我完善精神相互结合的过程里完成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的两个转变[2]。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身为无产阶级的领袖,两位在理论方面探究的主要特征为与自身时代的现实生活紧密连接,正确的方法是将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而思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变成了马克思、恩格斯评判、改变,最终跨越思辨、远离实际的旧哲学的基本方式。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而言,身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两位面对的时代主题为社会生活给出的最紧迫的实际问题,也就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问题。想要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就要将当前的阶级斗争以及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传输到人们的大脑当中,消除过去对历史现象处于统治地位的错误的唯心主义思维。所以时代给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任务为批判过去的唯心史观,建立科学的唯物史观。

2. 2 唯物史观的创建成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及理论核心

恩格斯曾经在书中对马克思伟大的人生给出了评价,指出马克思的一生存在两项伟大发现,也就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由此可见,恩格斯在此是在普通哲学方面的意义上将唯物史观当做马克思伟大发现之一。并且对马克思主义论的三个构成内容而言,具有哲学基础众人的主体则为唯物史观,正是唯物史观的创建,才令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从理论迈向现实[3]。唯物史观的创建,令唯物主义变成彻底的唯物主义,变成融会到所有范畴的尤其是社会历史范畴的唯物主义,也被称之为新唯物主义。通过科学的实践观为根本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在理论内容方面同旧唯物主义具有明显的差别。实践活动不但是物质的,还是辩证的,属于物质性与辩证性的统一,且通过实践活动的物质性以及辩证性阐明出世界乃至人与世界关系的物质性以及辩证性,阐明了主体和客体、人类和自然、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处在客观的普遍联系方面,永恒运动与辩证发展之间。所以,客观事物的物质性内在具备了客观事物的辩证性,客观事物辩证性又是通过物质性为条件,唯物论以及辩证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所以通过科学的实践观为基准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攻克了旧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相违背的矛盾,展现了唯物论以及辩证法对于社会历史范畴的有机结合与统一,令辩证唯物主义身为没有任何片面性的科学发展理论以及认识方法在社会历史范畴被体现。而且,马克思因为将感性的现实世界,作为实践来理解,因此人类存在及发展的历史,则为人对自然持续改造,并令人类本身受到改造。因此,马克思则认为,自然的历史以及历史的自然是相互束缚、相互结合的,自然史以及人类史的两方面是互不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则相互束缚。所以,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相同,也属于物质辩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具有不按照人类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因素,自然观和历史观不仅唯物且辩证地统一结合。所以在理论内容方面,新唯物主义不但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高度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还是自然观以及历史观高度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科学的实践观为思想内容的统一结合为一个整体[4]。

3 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的当代价值

方法论价值源自于理论自身。方法论是源于世界观为基础构成的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态度、标尺以及原则。通常而言,方法融会于理论当中,属于理论的有机结合。从某种层面而言,把握了科学的方法,才可以掌握理论的精神实质。

人类社会属于持续运转的有机体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具有非常关键的地位,它为我们全面了解社会的内部结构、生长机制乃至运动规律给予了科学的方法论。它让人们像体会自然一般来观察人类社会历史,通过烦琐的现象来展现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以此来掌握社会历史运动的根本线索。唯物史观在方法论上提供给人们的观察历史以及现实的态度,也成为积极能动的体会和改变现实世界,令其更加符合人类生活目标的态度。

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功能是最根本精神的拓展。唯物史观作为人们了解社会历史的方式,本质上就需要我们将马克思所创建的哲学原则、哲学精神以及哲学思维方式,依照他所开拓的关注社会生活、人类命运、实践的哲学研究方式继承下来。

4 唯物史观作为开放系统的当代价值

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源于其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其理论内容以及理论视野是开放的,进而具有持续完善、自我更新以及发展的机制。对于人类思想史而言,许多思想体系乃至物质外壳即存在开放的系统,也存在封闭的系统。而封闭系统指的是,这一理论系统没有长期、广泛、深入地同外界的物质和信息进行互换。开放理论系统指的是,这一理论系统持续并广泛、深入地同外界执行物质和信息的互换。开放的系统相对于封闭的系统最大差别在于,其并非一次性完成就了结,而需在实践过程里持续自我更新、自我完善。

唯物史观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唯物史观是当前为止最具备实践性的思想理论系统。从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建了唯物史观之后,就被持续付诸于社会实践,构成世界工人运动,构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我国,李大钊在1919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将唯物史观进行系统的传播,令唯物史观在我国的革命、建设乃至改革中获得了应用及实践[5]。唯物史观不仅仅从正面方向、关键方向体现了人的本性与本质,人类社会的本质又具有一些抽象性,而其关于人类社会结构、机制的理论形式也具备了立体性、兼容性和张力,这些都给后人给予解读的空间以及发展的空间。

5 结 论

唯物史观身为意识社会历史的科学理论,从创建之日起就依照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进而持续丰富本身的内容。目前社会的发展瞬息万变,社会各个层面也产生了各种变化。唯物史观所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所以,当前对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的探讨则非常必要。唯物史观持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在此后的历史进程里,其必定会更为完善。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以及当代历史使命会成为理论研究者此后研究的重点。对当代而言,唯物史观所研究的不仅仅是秉持捍卫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还是总结唯物史观的当代历史使命,将理论内容进一步丰富。最终令唯物史观变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利思想理论武器以及行动方向。

摘要：关于唯物史观当代价值的探讨,就是对其是否符合目前时代发展的理论需求以及实践需求的探讨。唯物史观对于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开放式的系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当代价值。世界观的价值,关键在于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规律性以及整体性问题的思考。唯物史观的价值源自于理论自身,方法论是源于世界观的观察以及处理问题的态度及标尺。唯物史观的生命力还源自于开放的理论系统,其理论内容以及理论视觉是开放的,进而具备不断完善、不断更新的机制。

史观与叙事 篇4

事实上，此前在巫鸿主持的“当代艺术史的构成方式”研讨会上费大为对于卢迎华的质疑也可以归结为“历史vs理论”或历史观之争。费大为还是持一种现代学科或客观知识意义上的史学观；而卢迎华或许受汉斯贝尔廷影响，更认同历史终结之后的当代史观，—种带有对现代主义叙事的反思和批判的后现代史观。相比而言，费、卢还算温和的，要说极端还数吕澎。他在会上明确指出，他的艺术史写作就是依赖于—种自由史观，不符的便“踢出”（准确说是他的）历史。于是，写作者的个人选择摇身一变成了历史的基础。

姑且不论卢迎华的历史观是什么，单从她的出发点来看，并非无可。实际上，她的论点核心是说既有的一些艺术史定义和批评话语抽离了个体实践的真相，甚至成为—种艺术资本的杠杆。故此，她认为今天的艺术史写作应该从诸如此类的意识形态绑架中解放出来，像艺术创作一样自由实践。孰不知，恰是这一点，成为费大为质疑的起因。在费看来，如果历史成了艺术，那还有什么客观所言呢？

这是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问题，在历史学界，甚至老得已经没人再敢提及。但事实是，它像幽灵一样，不断地出没在我们的论域中。那些持“历史是叙事”这—观念者常常以历史无法客观的理由拒绝客观的诉求。而在反方看来，既然历史就是叙事，就是艺术，那还要历史干嘛？直接称为艺术或文学不就得了？！

作为一种事实描述，“历史即是叙事”我以为是成立的。但作为一种价值理由，它是可疑的。所以，当最终的结论是“历史即艺术”的时候，意味着反思本身可能有点矫枉过正了。因为，历史可能是叙事，但叙事不一定是历史，更多时候它是一种历史哲学。这也是阿甘本强调任何历史都是建构，只有回到档案才能逼近真相的因由所在。

历史是叙事。这话没错。但如果没有前提，可能就是错的。即使如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所言“客观是一个‘高贵的梦想’”，也承认“历史即叙事”的前提还是客观的自觉，以及由此对于历史叙事本身的一种怀疑态度。我相信，很多持“历史是叙事”观念者，都或多或少受了点福柯的影响。而福柯之所以从知识考古的角度进入历史，就是因为不相信现代叙事话语或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所型塑的历史，所以，他的知识考古实践，不是在此基础上重新寻找一套叙事话语，而是在摧毁这套现代话语所构造的“句法”的基础上，寻找一个新的“句法”，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比那些设法赋予表述以明确形式、详尽应用或哲学基础的理论更为坚固、更为古老、更不可疑并且总是更为‘真实’的句法系统”。这意味着，他是在深入理解既有模式的基础上摧毁它并探触新的可能。因此，福柯所谓的“历史即叙事”只是一种判断分析史料的逻辑起点和方法自觉，而并非是一种写作目的和价值理由。常听人说，福柯不懂绘画。我想，如果明白了福柯思想进路的前提，断然不会得出如此轻率的结论。说白了，他不是不懂绘画——至少我们不能轻易断言他不懂，而是因为他不想落入离真实越来越远的古老的窠臼，才选择了这样一个新的更切近真实的“句法”系统。就此而言，卢迎华所谓的作为艺术的艺术史，单从写作方法及反思的态度看无疑是合理和正当的，但前提须尊重史实。不能为了叙事的需要，罔顾基本事实，这不仅是反历史，甚至是一种非历史化的实践。然而今天的问题是，这似乎已经成了任何历史写作都无法避免的一个诡论。

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 篇5

关键词：唯物史观,当代价值,历史唯物主义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两个伟大发现之一,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志性成果。唯物史观具有真理性、科学性和价值性, 它是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 是正确认识当今世界的科学方法, 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科学依据。本文是依据唯物史观的五个主要内容来分别分析和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

一、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

马克思认为, 人的第一个、最基础的实践活动是物质的生产活动。“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 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 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 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 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1】可以看出, 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社会实践, 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也是其他一切历史活动的前提条件。这也表明, 人的历史活动的第一要义, 就是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活动过程中形成的,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同时, 没有生产力的发展, 新的生产关系也建立不起来, 即使在某种情况下建立起来也得不到巩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推动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 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 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 是决不会出现的。”【2】

我国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革, 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也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过程, 因此我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样就说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本质是统一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唯物史观同样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发展的要求, 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挥。

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生产实践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存在的核心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社会意识是社会的精神生活过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表明: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 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态, 其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人类社会的运动、发展尽管离不开人的参与, 但在其总体趋势上、运动轨迹上却是个人所不能左右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物质实践出发、从社会生活的现实出发, 去认识、解释精神现象和政治现象的基础和根源。同时, 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促进或阻碍作用。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 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但我国生产力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大力发展经济,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但又过分强调意识形态, 从而制定了错误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使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停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 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以及后来各位领导人正确地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 以及随着西方思想的渗透, 人们的思想形态、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 这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形势越是复杂, 社会越是多样化, 就越需要在根本问题上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国家领导人面对新的挑战, 积极提出了相应的政策, 组织研讨“六个为什么”的学习等,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 胡锦涛进一步强调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发出“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总动员令”。进一步阐述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 明确了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和重点工作。这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原理在当代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马克思认为, 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与之相适应。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 就是不断用新的更先进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落后的生产方式的过程。在奴隶社会, 奴隶主与奴隶之间是一种占有和被占有的关系;在封建社会, 地主和农民之间是一种收租和交租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 资产者和无产者是一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共产主义社会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身无法克服的桎梏, 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4】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标准。建国后,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 实行公有制, 表明我国已是社会主义国家。后来由于我国落后的经济水平, 领导人实事求是地进行了改革开放, 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 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几个前后相继、与时俱进的理论形态, 其一脉相承的内容就是唯物史观这一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所以, 在当代中国,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四、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 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一般过程的经典表述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5】列宁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的思想, 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人的自觉活动与社会发展规律客观性的统一性:“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 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 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 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水平, 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6】社会基本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 规定社会的性质和基本结构, 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 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发展。

当代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取决于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理解和运用, 尤其是取决于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处理。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刚刚确立时, 作为领导人的列宁和斯大林看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并正确地运用了该原理, 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斯大林后来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完全相适应, 到了晚年虽然承认两者有矛盾, 但很不彻底, 因而社会矛盾越积越多。到其后来的领导人, 没能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改革来调解矛盾, 而是推行错误的路线和政策激化了矛盾。最终宣布解散共产党, 取消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 推行私有化, 结果导致苏联解体和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没有遵循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 没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因而使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曲折。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有成功的经验, 也有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在《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 结合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历史特点, 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理论, 成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但也存在着理解上的错误, 致力于改变生产关系, 进行上层建筑的革命, 过分强调意识形态, 从而制定了错误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这就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法制的完善, 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使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停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国进行改革开放, 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立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基础上, 并沿着毛泽东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前进, 制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教育文化的理论体制等, 促进了社会主义不断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等都科学地处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总之, 只有正确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科学地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当代社会主义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

五、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之所以是历史的创造者, 在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是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 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客观物质力量。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是劳动群众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的。劳动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整个社会全部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人民群众在物质生产劳动中不断积累经验, 改造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所以, 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精神财富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实践, 没有人民群众创造的物质财富作为基础, 就不可能有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所以, 毛泽东强调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斗争中,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 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是对毛泽东群众路线的继承和发展;江泽民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其中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就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就是以人为本, 即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是建立在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科学思想。“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7】这说明个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 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终结论和最高目标。

总之, 唯物史观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在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 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建立正确的理论认识、科学思维和社会舆论导向, 我们都应该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79页

【2】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

【3】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4】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5】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6】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9页.

“冷战”起源的心理史观解读 篇6

心理史学不仅研究个人心理还研究社会心理, 研究个人心理、社会心理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 其在教学中的运用可以引导学生走入历史, 让其“身临其境”, 增强教学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提高教学效率。“冷战”问题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点, 也是难点之一, 传统研究视角主要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分析“冷战”的起源, 笔者拟从心理史学的相关角度对“冷战”起源加以分析, 以期深化对“冷战”内容的理解和认识。

一、“安全困境”诱发“冷战”

马斯洛需求理论认为, 安全需求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需求, 是奠基人类社会其他需求的基础, 缺失安全感就会引发社会问题, 在国际关系方面缺失安全感就会陷入所谓的“安全困境”, 这一理论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约翰·赫茨提出的, 认为安全困境是“一种社会状态, 在这种状态中……由相互猜疑和恐惧而产生的不安全感驱使这些国家去争夺更多的权力以获得更大的安全”[1]。二战后, 美苏都缺失安全感, 学者陶文钊在《关于冷战起源的新解释》中指出:“冷战既不是苏联决策者也不是美国决策者制造的……这是因为战后的国际体系使苏联和美国决策者都感到对自己不利, 他们都感到自己的国家安全受到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的威胁。”[2]可以看出, 战后美苏都感到自己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 正是这种威胁所带来的不安全感才最终导致了“冷战”的形成和发展。那么, 二战后这些国家的安全威胁主要和哪些因素有关呢?其和“冷战”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教学中提出这一问题供学生思考, 并结合相关史料进行教学有利于开阔学生视野, 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从美国方面来讲, 笔者认为其安全威胁主要和以下因素有关。首先, 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可以说这是当时美国面临的最主要威胁。西方传统观点认为, 战后斯大林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对外政策, 不断扩大前苏联势力范围, 这会对美国所宣扬的民主自由社会构成严重威胁, 令美国不安。美国遂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保障美国及西方自由国家的安全, 正如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所说:“……但是不这样做, 我们的安全以及任何自由国家的安全均会受到重大损害。”[3]可以看出, 在美国看来, 苏联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战后美国要把确保其安全放在重要位置, 于是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都采取一系列措施甚至是先发性措施防范苏联的安全威胁, “冷战”便在苏联对其构成严重安全威胁的“安全困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其次, 美国还深感来自德国及日本的威胁。德国及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 虽然战后签订了一些协定限制其力量的发展, 尤其是限制其军事力量的发展, 但是这两个国家尤其是德国在当时的美国决策者看来也会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 正如当时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所说:“在我的心目中, (对于美国的) 唯一的和真正的威胁是, 德国人的技术上的能力将会与俄国人的资源上的潜力结合起来。”[4]他认为来自德国的安全威胁是可能的:一是德国再次崛起、发动战争, 因为德国具有军国主义传统及纳粹势力有可能死灰复燃;二是德国再次崛起与苏联联合对抗美国, 这是美国更为担心的。所以战后美国既想扶持德国抗衡前苏联, 又要警惕德国再次崛起威胁美国及西方盟友的安全。上述因素及其结合对战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使美国“深感不安”, 美国遂采取措施甚至是先发制人的措施确保美国及西方盟友的安全, “冷战”便在这样的“不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

从苏联方面看, 其安全威胁主要有:首先, 强大的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是当时苏联面临的最主要威胁。美国成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 伴随着二战结束, 美苏由战时的同盟向战后的对手转变, 实力上美国居苏联之上, 美国欲建立强大的资本主义阵营来对抗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从而遏制共产主义、称霸全球, 且美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核武器, 这更加剧了苏联的不安。苏联更为担心的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苏联。斯大林在丘吉尔铁幕演说以后接受《真理报》记者采访时曾这样回答。记者问:“是否可以认为丘吉尔先生的演说使和平和安全的事业遭受损失?”斯大林答:“无疑是的……丘吉尔先生在这里并不是孤独的, 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 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5]可以看出, 战后斯大林担心美英等国联合起来对抗苏联, 威胁苏联安全。杜鲁门上台以后推行对苏强硬政策, 尤其是“杜鲁门主义”提出以后, 苏联更感不安, 连发社论指出其是“帝国主义扩张政策”, 严重威胁了苏联的安全。其次, 德国是战后苏联面临的威胁之一。战后德国依然是苏联的心腹之患, 斯大林担心德国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重新构成对苏联的安全威胁。例如, 在一次谈话中, 斯大林曾表示:“德国人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复兴能力。如果我们不能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的话, 在十五年里, 我们又将面临与德国的战争。”[6]从中不难看出对德国的担忧, 担忧其死灰复燃, 更担心德国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所用成为西方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所以, 战后苏联竭力在其以西构筑以波兰为中心的东欧安全地带, 在东欧问题上态度强硬, 力主东欧国家建立亲苏政权, 主要目的就是防范来自德国及西方国家的安全威胁。再者, 日本也是战后苏联面临的现实威胁, 美国独占日本, 日本的军国主义传统, 日俄战争的阴影, 日本的法西斯势力, 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对苏联的安全战略也会构成威胁, 所以斯大林对于日本的复兴也颇为忧虑。比如, 1945年8月斯大林同宋子文的谈判中, 斯大林多次提出日本复兴及其对东亚及苏联安全可能造成冲击的问题。综上可知, 美国的强大压力, 德国及日本的可能再次崛起, 以及这些因素的交织使斯大林充满不安全感, 所以, 有文章指出:“斯大林的不安全感和对安全的过分追求, 它是东西方关系紧张从而也是冷战发生的原因。”[7]

综上所述, 二战以后美苏领导人都认为受到对方或者是其他因素的安全威胁, 面临“安全困境”。可以说这既是客观现实, 更是主观反映, 正是这种主观判断导致双方纷纷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确保其国家安全, 而这些措施又加剧了对方的不安全感, 双方关系似乎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从而导致“冷战”的形成和发展。如果 (当然历史不容假设) 当时美苏领导人都能够以战略的眼光、互信的态度看待对方, 采取积极的举措, “安全困境”或许可以摆脱, “冷战”或许可以避免。所以, 当时美苏双方安全感缺失所面临的“安全困境”是诱发“冷战”的因素之一。

二、“霸权心理”导致“冷战”

心理史学认为人的行为是有动机的, 动机是驱使人从事各种活动的内部原因, 个人如此, 集体、国家的活动也是如此。二战后, 各主要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也随之发生变化, 对外政策的动机也不尽相同。美国二战后是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 欲向全球扩张、称霸世界, 推行其社会制度、价值观念, 这一心理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可以说是“冷战”爆发的社会心理因素。实际上早在二战后期罗斯福总统就曾表达过“称霸世界”的欲望, 他在1944年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讲演中说:“吾国因拥有道义、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之力量, 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 且随之亦有领导国际社会之机会。”杜鲁门上台以后美国霸权意识更加强烈, 1946年公开宣称:“……意味着我们拥有这样的力量, 就得挑起领导的担子并承担责任。”他在1947年3月的“杜鲁门主义”中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领导不力, 我们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上述言论都谈到美国要领导世界、称霸全球的意图, 教学中可以引用上述材料, 提出问题:“材料反映了美国怎样的战略意图?其对二战后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通过问题的思考、分析加深学生对“冷战”的理解, 认识“冷战”的形成正是战后美国“霸权心理”的产物。

苏联经过二战军事实力空前强大, 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成为唯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国家。苏联为了确保战后世界大国地位, 维护其利益, 不仅通过雅尔塔体系划分了美苏势力范围, 而且在对外政策方面推行了大国沙文主义, 扩大了其在欧洲的势力范围, 并企图通过世界革命壮大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 从而实现苏美两分天下、争霸全球的欲望, 这样美苏两强相争, “冷战”便在美苏争夺“霸权”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所以, 某种程度上讲, 正是伴随着二战美苏实力的不断壮大所形成的“霸权心理”才导致了“冷战”的形成和发展, 如果退一步, 双方或一方不谋求世界霸权, 就失去“争霸”对手, “冷战”或许可以避免。

摘要：心理史观作为解释历史的一个视角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围, 加深了对历史事件的理解, 高考也越来越关注相关史观内容的考查, 高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心理史观解读历史不失为历史教学的有益尝试。“冷战”起源问题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点, 本文试从“安全困境”及“霸权心理”两个角度对其加以分析, 以期深化对“冷战”起源的理解。

关键词：“冷战”起源,安全困境,霸权心理

参考文献

[1]John Her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231.

[2]陶文钊.关于冷战起源的新解释[J].世界历史, 1998 (2) .

[3]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M].第二卷, 北京:三联书店, 1974.

[4]李丹慧.国际冷战史研究[M].北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5]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1[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

[6]李丹慧.国际冷战史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树立整体史观提升学习能力 篇7

一、整体史观教学存在的问题

据笔者观察,目前在整体史观教学层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过于按部就班讲教材,采用碎片化的史实呈现方式,不能突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本质内容,忽略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学生缺乏对史实发展线索自主思维的过程,很少有机会自主、完整地构建史实发展的来龙去脉。再如,在我们制作教学案或导学单中,自主学习提纲的呈现形式大都采取了知识问题清单、填空或数字条目式提纲等方式,不能直观地体现史实知识结构。最后,我们的课堂板书内容呈现两种极端,一是事无巨细,只要是史实知识要点都一一板书;二是过于简单,只是呈现几个数字式标题。很明显,以上种种问题只是满足于学生被动的知识接受式学习,不能很好地突出史实框架或史实结构,不利于学生树立整体史观意识。

二、引导学生树立整体史观的几种途径

1. 宏观审视教材,在整合中树立整体史观

对于初中历史教学而言,教材是最重要的教学资源,理应充分使用,以教材为教学根本。但这不等于对教材进行机械的、按部就班式的使用。历史学科最注重的就是要厘清历史线索,弄清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在此基础上初步树立整体史观意识。因此,在对历史教材的使用中,我们要注重宏观审视,厘清教材对史实的编排方式,适当时需要我们按照一定线索进行必要的整合。如九年级上册教材(人教版,下同),通过宏观审视发现,这本教材编排的内容涉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以至消亡。因此,在使用这本教材学习第一课之前,我们非常有必要先对人类社会的基本发展线索做一梳理,通过梳理引导学生理解人类社会的生产特点以及产生、发展和衰亡的整体历史。又如,在开始教某一个单元时,要先对该单元的主题、涵括的核心史实或基本线索做一简要归纳,如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古代文明的传播与发展》,在教学前我们可以先介绍“战争冲突和和平友好交往”的古代文明传播方式,然后围绕这两种方式开展教学。如能长期坚持这种教材使用方式,学生一定能充分感知整体史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

2. 确立适当专题,在比较中巩固整体史观

专题学习是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学习方式之一。通过专题学习,学生不仅能厘清相关历史概念、历史事件或重大历史现象,避免知识混淆错乱,而且通过专题的归纳和比较,还能深化理解历史发展,掌握重点历史线索,使新授课中初步确立的整体史观得到进一步巩固。如我们在学习了九年级上册《步入近代》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加强》这两个单元后,可以就其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的历史事件进行专题学习,从整体上厘清“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加强”这两个学习主题,由此加深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整体认知。又如我们在学习了九年级下册第一课《十月革命》的内容后,可以联系宪章运动、巴黎公社等事件就无产阶级运动这个主题进行专题学习,加强对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由理想到现实的整体认知。再往下学习第二课时,我们又可以联系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一五二五计划等内容对俄国史进行专题学习,加深对沙俄、苏俄、苏联国名演变的整体认知。总之,我们要通过专题教学引导学生厘清史实知识,加深史实整体感知。在教学中加强对教学内容的钻研,有效联系教材前后内容,有针对性地确立适当的专题,让学生在专题学习中巩固基础,提升能力,加强整体认知。

3. 设计多元作业,在整理中深化整体史观

在课程改革和时代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要脱离传统的死记硬背和题海战的作业模式,要结合学科特点,通过有一定思维价值和学生感兴趣的作业,调动学生自主地、高质量地完成作业的积极性。我们让学生采用知识树或表格形式对学习内容进行结构化整理,让学生在整理中自主建构历史线索,厘清历史发展,使整体史观得到进一步深化;还可以呈现有利于学生深化理解整体史观的典型题,如“运用具体史实说明资本原始积累的两种方式”“列举为应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各国采取的措施及影响”“列表说明二战各阶段重大事件及影响”,等等。这些典型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学生整体史观意识的要求比较高。

论《吴越春秋》中的道德史观 篇8

一、君王的有道还是无道

先说君王的有道。关于吴王, 先看阖闾。《阖闾内传第四》有:“阖闾元年, 始任贤使能, 施恩行惠, 以仁义闻于诸侯。仁未施, 恩未行, 恐国人不就, 诸侯不信, 乃举伍子胥为行人。”[这说明他在作者眼中还是一个道德品行过得去的人。再看夫差, 《勾践入臣外传第七》中有:“‘寡人承天之神灵, 前王之遗德, 诛讨越寇, 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见而欲赦之, 于子奈何?’太宰嚭曰:‘臣闻无德不复。大王垂仁恩加越, 越岂敢不报哉?愿大王卒意。’”在本内传中, 范蠡与越王还俱觞寿夫差曰:“皇在上令, 昭下四时, 并心察慈, 仁者大王。躬亲鸿恩, 立义行仁。九德四塞, 威服群臣。于乎休哉, 传德无极上感太阳, 降瑞翼翼……”。另外在《夫差内传第五》中, 越使文种也说:“……今窃闻大王兴大义, 诛强救弱, 困暴齐而抚周室……若将遂大义, 弊邑虽小……。”从这儿看, 夫差也好象是非常正义和有道德的君王, 不过这毕竟是谗佞的太宰噽和战败的越国人所言, 至于夫差是不是真的是有道之君, 还须要结合其它内容来看。

关于越王, 《吴越春秋》中凡文字所及, 还说他是一个有道的君王。如《勾践归国外传第八》中:“于是越王内修其德, 外布其道, 君不名教, 臣不名谋, 民不名使, 官不名事。国中荡荡无有政令。越王内实府库, 垦其田畴, 民富国强, 众安道泰。”另外在《勾践伐吴外传第十》中越国庆祝伐吴胜利时, 乐师提到勾践的“君王崇德, 诲化有道之国, 诛无义之人”, 文种也说“我王贤仁, 怀道抱德”等, 在《勾践归国外传第八》中他还自谦“修德自守”。

再说君王的无道。先看楚王, 楚平王听信谗言抢夺子妇, 杀害忠臣伍奢父子, 可见德行如何。《王僚使公子光传第三》有“子胥行至大江, 仰天行哭林泽之中, 言楚王无道, 杀吾父兄, 愿吾因于诸侯以报雠矣。”再说吴王, 《阖闾内传第四》中风湖子说人君有逆理之谋, 其剑即出, 故去无道以就有道。今吴王无道, 杀君谋楚, 故湛卢入楚。本篇中另一件事“杀生送死”更可以看出阖闾的无道。夫差呢, 更是无道的君王。《夫差内传第五》中大夫文种先言“吴为无道”, 又数其大过六, 《勾践伐吴外传第十》中勾践与申包胥论战时也说“吴为不道, 夷吾宗庙以为平原, 使不得血食。”

二、关于国家的道义

对各诸侯国来说, 也有无道和有道的区分。如《夫差内传第五》中有:“子贡曰:‘不可。夫越之强不过于鲁, 吴之强不过于齐, 王以伐越而不听臣, 齐亦已私鲁矣。且畏小越而恶强齐, 不勇也;见小利而忘大害, 不智也。臣闻仁人不因居, 以广其德;智者不弃时, 以举其功;王者不绝世, 以立其义。且夫畏越如此, 臣诚东见越王, 使出师以从下吏。’”不过, 《吴越春秋》中说某国是有道德或讲道义的说法是比较随意的, 假若子贡要说服的是秦、楚等国家, 那他也一定会说他们是有德有义的。

三、关于做臣子的道义

首先是从君臣关系出发, 君为天, 臣子是不能犯上。这在《吴越春秋》中表现得比较多, 如《阖闾内传第四》中“郧公辛得昭王大喜, 欲还之, 其弟怀怒曰:‘昭王是我雠也!’欲杀之。谓其兄辛曰:‘昔平王杀我父, 吾杀其子, 不亦可乎?’辛曰:‘君讨其臣, 敢雠之者?夫乘人之祸, 非仁也;灭宗废祀, 非孝也;动无令名, 非智也。’”在《夫差内传第五》中勾践问范蠡、文种为何不诛杀夫差, 二人对曰“人臣之位, 不敢加诛于人主”, 同时越王又以太宰嘉噽“为臣不忠无信, 亡国灭君”并诛其妻子。由此可见当时是非常注重和强调“忠君”的。这种关系的更好的体现是《勾践入臣外传第七》中范蠡面对夫差的威逼利诱而不移其志, 忠心如一。《勾践伐吴外传第十》中范蠡辞别勾践时所说的“主忧臣劳, 主辱臣死, 义一也”是对此比较好的概括。

和上述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爱国。申包胥就是一个例子。《王僚使公子光传第三》谓子胥“吾欲教子报楚, 则为不忠”, 当子胥表示要“复楚”报父兄之仇时, 申包胥又曰“子能亡之, 吾能存之;子能危之, 吾能安之。”当伍子胥率军攻破郢都鞭尸楚王时, 亡在山中的申包胥使人责备子胥:“子之报雠, 其以甚乎?子, 故平王之臣, 北面事之。今于僇尸之辱, 岂道之极乎?”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后来的七日哭于秦庭搬来救兵, 更证明了他的爱国之心。更典型的例子是伍子胥, 尤其是后来多次对夫差进谏, 到最后无奈地自杀都充分表现了他的爱国之情。

四、一般士大夫和士人的道德

这在《王僚使公子光传第三》中有所体现, 伍奢说伍尚“慈温仁信”, 公子光说子胥“勇而且智”;《阖闾内传第四》中子胥乃见要离曰:“吴王闻子高义, 惟一临之”, 可见对一般士人来说, 上述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品质。《夫差内传第五》中公孙胜妻说“子以道自达于主, 有道当行, 上以谏王, 下以约身。今闻急召, 忧惑溃乱, 非贤人所宜”, 也透露了一般士人应有的修养。而对所有的人来说, 还有一个重要的品质, 那就是“孝”, 《王僚使公子光传第三》中伍尚曰:“父系三年, 中心切怛, 食不甘味, 尝苦饥渴, 昼夜感思, 忧父不活, 惟父获免, 何敢贪印绶哉?”就很好地体现了他的“孝”。上文提到的郧公辛也曾有过“灭宗废祀, 非孝也”的说法。

《吴越春秋》中还对一些不合于道义的事件和行为进行了批评。如《阖闾内传第四》要离曰:“杀吾妻子, 以事吾君, 非仁也;为新君而杀故君之子, 非义也。重其死, 不贵无义。今吾贪生弃行, 非义也。夫人有三恶以立于世, 吾何面目以视天下之士?”还有文种历数夫差的六大罪过、子贡对伍子胥和太宰噽的批评性评价、文种临死之前的话语等都体现出了作者的道德史观。

重塑中国的内外史观 篇9

现代中国的变迁，往往是通过思想领域发动，经由意识形态动员，从而形成理论引导实践、观念改变现实的历史逻辑。而当代中国却已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物质与实体的演化不再轻易服从思想和观念的规训，不同社会领域的分化，不再服从于文化观念的抽象召唤，这与中国人过去的历史经验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概而言之，在传统中国，经史传统的“历史意识”承担着凝聚儒家精英共识的功能；近代以降的战争与革命，史观则扮演着社会动员和辨别敌我的角色。而在1980年代之后，中国改革时代的过渡史观，则承载了“告别革命”、弥合伤痕、诱导选择性记忆与历史遗忘的使命。无一例外，历史观在过去所扮演的是从整体上引领中国迈向一个理想社会的魔力形象，它假定可以通过思想深处的观念来决定性地影响历史走势，假定可以借助一种自我的否定来建立新的历史认同。

所以，19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叙事，无论是体现为救亡史观、启蒙史观还是改革史观，都是以危机史观的形态呈现的。它需要不断依据变动的外在力量来被动适应外部的挑战，时刻准备着调整自己的历史认知，并且坚信可以通过精神上的紧张来克服物质上的松懈。但是现在，这种熟悉的历史节奏开始消失了，中国不再是过去那个只能被动防御、疲于应付的拳击手，而是被抛到了一个新的没有确定侵略者的空旷而又拥挤的世界之中。防御拳击手的竞赛模式不再适用，而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如何以巨大体量在全球森林中探险和拓殖的认知与行动模式 。在对外的意义上，中国当前尤其需要一种新的拓展史观。

而相应于过去的统一内部史观，中国当下则尤其需要一种新的包容内部史观。因为伴随中国社会的急速发展和内部分化，无论是阶级话语、民族主义、边疆意识、环保主义、女权价值，都开始呼唤一种可以容纳自身合理价值的历史诉求。从更为纵深的历史视野来观察，中国近二十年的快速崛起，实际也正得益于一种包容性的社会历史架构，无论是外包型经济、互联网社会还是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都是建立在具有高度阶层流动性和产业沟通性的历史基础之上。上海的金融企业家、义乌批发市场的贸易商人、温州个体户、贵州农民工、北京公务员 、成都动漫码农 、坦桑尼亚中国农场主……如果不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历史架构作为支撑，如果不是革命年代所打破的社会身份体系，这些社会阶层的共存和流动将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在内部包容史观和外部拓展史观的综观意义下，告别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的历史意识，提供一种超越一元化论述的史观框架，重建具有高度弹性和活力、富于叙事伸缩性的历史架构，将是推动中国以一种新的历史姿态进入新世界的关键前提。

黄仁宇及其历史观 篇10

一

黄仁宇 (1918—2000) , 湖南长沙人, 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 抗战爆发后从军, 进入《抗战日报》后又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后即以少尉军官的身份, 参加抗战。抗战结束, 他阴差阳错的考取了美国陆军参谋大学, 1948年毕业, 即被派往国防部。其具体的工作是接待国外来访的五官, 向他们介绍内战的各种情况。他对这种状况很不满意, “少年投笔从戎, 为了报效祖国”。按黄先生的话说, 是“学习未成先习剑, 用剑无功再读书”。他于是毅然在1950年退出军界, 漂洋过海, 到美国读书。这一年, 黄先生已经32岁, 他从本科开始读, 到1954年, 获得学士学位, 到1957年获得硕士学位;但获得博士学位, 则是在七年后的1964年。他相信治史从断代开始最稳当, 于是读博士他选择了明代的财政问题。读过相关资料后, 他发现《明实录》是一部相当完善的文献, 他以每天50页的速度, 用五年多的时间, 全部将其读完。

对于自己所选择的这项职业, 黄仁宇曾作了这样的描述: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 把他们的生命小说化, 以求故事精彩动人;也无法采取艺术的美学角度;也不可能展现新闻人员的当场识见, 观察到历史成形的过程。但这并非说历史学家的生活就非得无聊不可, 他可以用延展或压缩的时间段落, 来探讨过去的事件……历史学家可以是工匠、技师或思想家[1]。

从中我们可以一窥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观。黄仁宇不止一次地将自己的历史观定名为“大历史观”, 试图“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导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2], 从而得以厘清中国历史之基本脉络, 使人明了历史发展之”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这一特点, 似深得法国年鉴学派之营养, 以《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及税收》为落脚点, 并在《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历史》等著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黄仁宇认为, 秦汉以来的两千年中国历史, 形成了一种大体未变的社会的模式, 并为这个代代相袭的的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 认为它就像是美国的“潜水艇三明治”:“上面是块长面包, 大而无当, 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 大而无当, 此即是成万成千的农民, 其组织以淳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 传统社会一‘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 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 依靠科举制度。”[3]这种社会的最大特点, 黄仁宇认为就在于它“不能用数目字来进行管理”。其代表作《万历十五年》即用一个年份作为切片, 勾勒出人物事件的前因后果, 揭示了在意识形态上的“礼治”下, 国家政治不可避免地会滋生何种致命的弊端, 解剖了晚明帝国的衰落之由。

在此书的结尾, 黄仁宇以冷峻的笔调写道:1587年, 是为万历十五年, 岁次丁亥, 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 无事可记, 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区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 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 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 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 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 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 最后的结果, 都是无分善恶, 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 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做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 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纪录[4]。

在黄仁宇的眼里, 历史发展是有其长期合理性的。对于历史, 道德的力量微乎其微。就此, 黄仁宇进一步提出他的重要观点, 即后人应“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 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2], 或可将此史观称为“技术辩证”[1]。可以说, 这也是他分析评价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出发点。

追溯此观点之源, 他在其早年论著《16世纪明代中国财政及税收》一书。黄仁宇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 其中便包括道德的历史性解释问题。他认为, 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家总是愿意用道德来解释历史, “完全忽视了情况的变化和管理技术的困难, 有着明显的局限性。”[5]虽然在此书中黄仁宇还没有明确提出“技术辩证”的观点, 但其主体思想却已跃然纸上。如下面这段文字:

虽然许多学者批评明朝税收过重, 但是他们主要是从道德层面进行批评。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揭露征收者和民众的艰辛, 而不是去探寻税收制度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他们的描述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 那就是主要的问题都是税收过重造成的, 而实际上这些困难的产生更可能是税收过低造成的[5]。

黄仁宇多次指出:近代中国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即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对此, 黄仁宇以其特有的大历史观对中国历史作了一番系统地梳理与观照。他指出:以秦汉为主体的第一帝国确定了中国历史的主调, 它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最大弱点乃在于国家机器无法规范、控制、抑制或甚至合法扶持乡下富人势力的成长。以唐宋为代表的第二帝国尝试货币管理, 但功败垂成。在中国, 一群村落的聚合体无法充当货币管理的适当运作基础。至一明清时期政府以来意识形态的程度更胜以往, 整个帝国处于退缩与收敛的状态之中[1]。针对这种情况, 黄仁宇进一步指出:以世界观照中国, 实现金融管制, 数目字管理, 才是中国走出传统的出路所在。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可能简单:要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 不要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中国要实现代化, 须从根本上实现金融管制与数目字管理;要从以文化导向为主转到以法律导向为主。这样的概念几乎涵盖其每部著作。但正是在这样重复的命题之中, 我们咀嚼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与道义, 体味到一位学者的艰辛与承担。

二

黄仁宇的历史观深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 而其治史方法似亦深得此学派之滋养。考其治学方法, 约可表为二途。其一, 他善于将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与细节体察紧密结合。对于美国汉学界“显微镜”式的治史方法, 黄仁宇是颇有微词的。他这样说:我们必须记住, 在我们现行的学院派分工模式中, 将人类努力成果分为法律、政府、经济、社会学等等, 反映出现代西方固定的状况, 却无法有效测量中国的深度。在中国, 哲学理念可能转成法理学, 政府运作总是和家族扯上关系, 国家的仪式化过程含有宗教力量。其二, 黄仁宇还善于用比较方法来研究历史。他这样陈述他治史的目的:“我工作中最迷人之处, 在于找出这个独特的西方文明如何打破另外一个不遑多让的独特文明———也就是中国文明———的抵抗力, 让中国分崩离析, 而在中国重新恢复平静时, 如何转而影响西方世界, 让后者进行调适。也就是说, 我的主要任务在于以一己之力密切观察, 西方如何与东方交汇, 东方如何和西方融合, 直到两者融而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史。”[1]同时, 他又认为, “一旦认定17世纪的中国和20世纪的美国相似程度就像鱼和鸟”, 就不能用一方的标准去评估另一方。相反的, “如果呈现鱼和鸟的情况时, 必须给与完整地解释, 追踪历史文化特殊问题的根源。”[1]

黄仁宇曾将自己喻为一名跟着哥伦布远涉重洋的水手。虽然水手只是碌碌无为的小人物, 可是他也见证了新大陆的发现。这样的见证因来自底层而显得更加朴素和自然。从某种意义上说, 黄仁宇写“大历史”也是出于这样一种见证的目的。他是成功的。在许多问题上, 他都提出独到的见解, 虽然未必全面, 却总能给读者以新的视觉和启发。然而, 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 黄仁宇先生的作品偶尔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其一, 黄仁宇于中国历史有许多深刻阐发, 如前文所述“要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 不能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 中国社会结构犹如一个“潜水艇三明治”, 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无从正常联系, 故而使整个帝国陷入僵化模式等等。如《万历十五年》一书中, 黄仁于出于对官僚制度的批判, 因而对像正德皇帝或万历皇帝这样的个人采取了同情的态度, 认为他们的声色犬马是对传统官僚制度的不近人情的消极抵抗, 便似有矫枉过正之嫌。他批判明代财政管理不如前代灵活, 使整个帝国陷入保守与僵化, 甚至以当时士兵头戴盔甲、身披纸甲的例子, 来证明明代“衰落与迟滞”。而众多学者则认为, 即使不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语境下展开讨论, 黄仁宇对明代赋税制度不断调整的意义也许估计不足, 对当时发展水平的估计过于乐观。其二, 作为一名受过正规训练的学者, 其著述理应遵循通行的学术规范。但黄仁宇先生于此似稍有忽略, 在行文中对于概念的界定并不十分清晰, 因此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往往无法把握其用词的本质含义。如其论著中经常出现的“技术”与“道德”两词, 就有语焉不详之嫌。以“技术”一词为例, 时而指具体操作, 时而指科技, 时而指其提出的三点技术性格, 使读者常有雾里看花不能把握之憾。《资本主义与21世纪》一书中, 作者对资本主义的技术性格进行总结时提出三点看法, 但实现这三点也仅仅是实现数目字管理的前提, 虽称之为解释, 事实上仍没有清楚表达它的含义。所有这些都容易引起概念上的混乱。

以上指称黄仁宇先生治学的两点不足, 或可作为自己拜读其著作之后的一点心得与体会。

对于黄仁宇的著述, 许多专业人士或许都会从各自的角度提出质疑, 但这并没有妨碍其著作成为伟大的作品。在当代社会史学著作发行普遍不佳的情况下, 黄仁宇的论著却一版再版, 不容得人们不予以重视。事实上, 黄仁宇的读者群几乎涵盖各类职业, 其中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历史专业人士。作为一名历史学家, 他以丰厚之学识、独到之视角, 在知识大众之中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史家的品牌。

摘要：黄仁宇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他的历史观及其系列著作在国内学界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他在多部著作中一再强调, 要“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 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实现金融管制与数目字管理”,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 他以丰厚之学识、独到之视角, 在知识大众之中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史家的品牌。

关键词：黄仁宇,历史观,技术,道德

参考文献

[1]黄仁宇.黄河青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2]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3]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5]黄仁宇.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