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唯物史观

科学发展观与唯物史观（精选6篇）

科学发展观与唯物史观 篇1

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扛鼎之作。其中简明扼要地阐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历程。在马克思为其所写的序言中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这本书的集大成性及在与其他非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

纵观本书首先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指出空想社会主义的局限性及其根源;其次, 提出由于有唯物史观及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过渡的桥梁, 科学社会主义的愿景终将达成。

应该承认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其中就包括对剩余价值的感性发现。从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身上, 我们更是看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身体力行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将社会主义的理想付诸实践。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底下一个富有正以感的上层人士一步步“堕落”到与贫穷的无产阶级为伍, 为大多数人的幸福奔走呼号的过程。欧文的探索不断提醒着后来的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有历史的必然性与迫切性。在社会实践中发展的空想社会主义必然是科学社会主义。当然在恩格斯看来若没有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理论发现。社会主义依然还要再科学的门外徘徊一段时间。

唯物史观, 剩余价值论, 前者让社会主义跳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后者则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打开资本主义神秘之门的钥匙。两者一同构造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彼岸到科学此岸的桥梁。在论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中, 恩格斯坚持马克思主义者一贯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认识资本主义社会, 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源牢牢地扎根于物质与经济的事实之中。恩格斯在这个小册子中直截了当地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并隐约指出: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阶段是与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阶段是重叠的。作为阶级斗争表现形式的工人运动是后者发展过程中一系列矛盾的集中表现。具体地讲,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运动最终决定了批判资本主义式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过渡。

在这样一种唯物史观的指引下, 马克思、恩格斯利用剩余价值这把钥匙开启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的研究, 最终摆脱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框框。以唯物史观的视角分析事物必定是辩证法式的两面性的, 一方面是经济实践;另一方面是随经济实践发展的理论是与形而上学式的实践归实践, 理论归理论相区别的。经济的基础是有其客观性的, 其发展过程中不能一蹴而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再好的社会主义构想蓝图都是空想, 包括那时兴起的所谓的无政府主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 首先第一位的是要直面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及自我调节, 具体表现为根本矛盾发展而来的生产过剩及生产过剩引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的产业后备军。最后, 资本主义自身的捍卫者资产阶级将自我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交换形式;而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压迫者无产阶级也会由于无法生存而起来反对资本主义, 在双重压迫下, 资本主义的崩溃成为必然, 那么事实是如此吗?

二

从当时的情况看恩格斯对此是坚信不疑的, 资本主义自身确实经历了周期性经济危机, 也确实在做着自身的调整, 集中表现为国有制, 国家占有资本。于是, 国家粉墨登场了。对于国家的理解或许可以有两种解释:首先, 运行中的国家即国家机器的运转, 发挥其职能。作为一位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社会主义者, 恩格斯坚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经济体所作的类似国家占有的调整, 仍然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 是其总代表无法代表全民, 因此本质上仍是私有制的, 无法克服根本矛盾。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自身的调整, 与工人阶级关系不大, 从而是无法拯救工人的, 资本主义命运无法改变。同时, 资本主义拯救不了工人群众, 工人只好自救, 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在恩格斯看来, 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无产者战胜资本主义重新占有自己的产品实现社会占有。社会占有, 全民的占有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占有的, 当然不否认的这种社会占有之前的状态是国家占有, 是一种国家消灭之后的新的共同体的占有。因此, 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前景同社会主义的愿景是一致的, 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又有必要善待资本主义。

两百年后的今天当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屹立世界发展的时候, 不可否认的是, 即使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之一的恩格斯, 同样会有其历史局限性。恩格斯自己也称, 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德国的产物, 那么现在的国家如何呢?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那时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没有本质的区别, 抑或当今的发展中国家与国家同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没有类似之处。是否应重新认识被恩格斯称作资产阶级统治机器的国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 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角色发生了变化, 很难再看到警察残酷镇压民众游行示威的场景, 工会的势力强大到足以同资方老板叫板。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中介调解人及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 凭借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 其作为资产阶级统治机器的色彩被淡化。那么, 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底有没有发生质的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是由一定地域公民组成的联合体, 代表公民普遍的利益, 还是仅仅代表着所谓统治阶级的利益。所谓统治阶级, 在国家机器构成上是否表现为国家政府官员都是统治阶级代理人而已;抑或由于国家政府官员是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就是普遍民意的代表, 而非一部分统治阶级利益集团的代表。

就唯物史观的观点看,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 其本质是没有发生改变的。仍然可以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利益的最后守护者和堡垒而存在。因为,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法律上仍然保证了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 对私有产权的界定是及其明晰的。但是, 不得不承认的是, 资本主义国家, 作为一个国家同样是作为一个公民联合体, 其运转不可避免的影响着其地域范围内的公民。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转不可避免的会脱离部分资本家规定的轨道。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自主性概念 (其他历史制度主义国家学派斯考切波等人认为所谓国家自主性 (state autonomy) , 其本质在于通过自己的行动实现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和维护。要真正实现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和维护, 国家必须有自己偏好和行动, 具体体现为国家通过自身的能力和行为对不同利益群体的超越, 以提供更好和更多的公共产品, 即具有国家的自主性) 被提了出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密利本德认为, “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本主义国家内, 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可以划分为不同层次的, 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大财团和小私有者阶级的利益, 不同利益必然有不同的诉求会产生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调解者, 在调解这些利益矛盾的时候, 不可避免的带有倾向性。这会不自觉的触动劳动者阶级, 在这个过程之中, 无产阶级是有利可图的, 因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无产阶级可资利用的工具, 从恩格斯晚年的著作看, 晚年恩格斯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总而言之, 在经济成分复杂, 国有经济未占统治地位, 私有经济被当做正宗, 资本主义经济发达, 国家机器成熟的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内, 国家的自主性得到大大的释放。虽然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 让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再发生。但是, 资本主义国家却已经有能力动用各种手段, 甚至以事实上是反对资产阶级利益, 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手段政策来维护整个国家社会的稳定, 从而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即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稳定 (密利本德等人认为, “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极其保守的政府, 也经常会被迫采取反对某些财产权和资本主义特权的行动”) 。

因此, 当放眼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 是否可以有这样的推论, 国家自主性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事实上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即社会主义社会之上是没有国家的 (这里的社会主义指的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即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 , 社会主义是没有国家的社会主义, 因为对生产资料进行占有的新形式即社会所有制必然意味着利益一致, 国家作为中间调解人的最后角色将终结。

三

因此就有必要认清现在的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笔者认为现在所谓的公有经济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形式是有区别的, 确切的说, 现在的公有经济是克服经济发展中私有经济缺陷的一个结果。就当前历史阶段, 若对人性有充分认识的话, 私有经济是更加符合人的本性的。在这本小册子中, 恩格斯以经济结构为基础, 将人类历史按照一种唯物史观的视野呈现了出来, 预测了科学社会主义蓝图, 阐释了社会主义下社会生产资料的占有, 意味着人由动物变成“人”。那么在私有制经济不断被公有制经济所修正, 经济结构趋于完善的未来社会底下的公民, 会有这种觉悟吗?理论之预测最终还需历史来检验。然而迄今的历史表明, 那种返古式的“一大二公”的观点必将带来巨大的灾难, 无论如何, 前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下的社会, 公有制并不具备天然的优越性。从道义上, 从字面上, 草率的推进公有制改革, 武断的将当前社会改造成具备未来社会主要特征的社会, 将使社会主义重新陷入空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此应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1]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2]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3][英]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M].黄子都,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79.

[4][英]拉尔夫·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M].沈汉, 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83.

[5][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M].何俊志,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153.

科学发展观与唯物史观 篇2

一.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想,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没有一定社会实践的呼唤与一定时代经验的积累,这种理论思维就不可能产生和发展完备.科学发展观的创立从以下四个方面具备了雄厚,丰实的基础.第一,科学发展观以研究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为出发点,马克思说,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当今世界,从国际来看,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的潮流,但影响世界和平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特别是国际敌对势力沆瀣一气地加大对台独势力的支持发展,从而使我国神圣领土和疆域海域权益受到新的威胁和挑战.从国内状况来看,经济多年来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有很大改善,但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国内的消费市场亟待扩大,粗放的经济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转变,能耗指标 和环境污染数仍然在上升;政治体制改革自坚决抵制西方政治模式的前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遇到新的挑战;社会领域里的公平问题亟待解决;党反腐倡廉工作任务仍然繁重,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迫切需要进一步回答解决为什么发展,如何发展这一时代的重大课题.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正是在上述广阔的深刻发展变化着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在我所面临的良好机遇与严峻挑战的实践中应运而生.第二,科学发展观把握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策略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我们所讲的必须理论创新也必须是基本理论层面上的创新,.必须准确把握事物的根本及其发展规律,必须严谨,科学,成体系.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紧密结合当今时代特征,从我国国情出发,深入思考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创造性地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里路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布局,发展动力,发展目的认识,是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一次与时俱进.第三,科学发展观体现欧陆价值体系的科学性和逐渐实现这以最终目标的科学态度的高度统一.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要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这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科学发展观一头连着党的最低纲领,一头连着最高纲领,既体现了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坚定的价值理想,又体现了我们在实现这一理想过程中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态度.以这样的与时俱进的理论来指导我们党的各项工作,全体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才有根本的,长久的.牢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才能克服亲近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冲突的矛盾和问题已经引起高度重视,并正在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逐步加以解决,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又进一步展现出一个崭新的局面.二.科学发展观等九大战略思想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有着内在紧密联系的统一体系

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篇3

科学发展观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为我们党和国家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论指导，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深化了我们党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

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待和解决为什么发展、发展什么、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它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具有深刻的哲学基础和鲜明的理论特色，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在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社会现实而提出来的各项主张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人们的活动关系、活动结果构成的总体。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认识社会，不断地认识和把握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系列发展变化，由此形成了社会历史观。所谓社会历史观就是指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起源、社会历史的本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等根本问题的观点。而这种社会观其根源在于社会存在以及人们在此基础上从事的社会实践。科学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它是在共产党人不断实践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关于社会问题的深刻见解。①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根据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情，参照苏联的建设经验，确立了发展战略目标，即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转变为富强的工业国，告诉了我们如何发展及发展的目标。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面对国际社会的现实，邓小平深刻地透析了其发展方向。从而，党和政府确立了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抛弃了错误的方针，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没有停留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上，而是及时地提出了全面发展的思想。90年代初，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突变，邓小平在1992 年的南方讲话中系统地提出了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方向和经济发展的纲领，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现代化建设中， 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这样又把发展定位于实现人与自然相和谐，重视发展的环境效益。面对着来自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人，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由此正式提出。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的结果。 ②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的：人：指的是长期在中国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决定着历史发展进程的广大劳动群众。③ 它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为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以人为本的思想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④从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思想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始终。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着国民党的残酷统治，毛泽东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建立了新中国。而后，他又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日益明显。“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民谋利的原则。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是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上。社会要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只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才能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发展的目的、动力、成果的享用这三个方面，人民都是唯一的主体。这三点深刻了揭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内涵。⑤

因此，我们应该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实现整个社会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彰显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注释

①李士坤.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和理论特色.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5卷，第1期，2008年1月.

②③胡锦涛.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光明日报，2007年10月26日.

④聂宗志.科学发展观对唯物史观的新贡献.西安社会科学，第26卷，第4期，2008年12月

科学发展观与唯物史观 篇4

19世纪40年代不仅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时期,更重要的,它还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先后创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夏天)、《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末至1844年1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5—8月)、《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4月)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11月至1846年5月)等重要著作和文本。正是这几个著作文本奠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标志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体系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1845年3月,马克思创作了《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简称《评李斯特》)一文,它虽然是以批判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为目的,但是其中也包含了其唯物史观的萌芽,多少呈现了马克思旧唯物主义观念的解构和科学唯物史观的建构轨迹,成为马克思科学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目前,国内对马克思《评李斯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对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批判(杜宝宽,2009;李淑梅,2010;周海飞,2014),以及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本身的生产力理论及唯物史观产生的影响上(冯景源,1984;崔永和,1994;吴学琴,1998;张雪魁,2005;郭杰忠,2005;姜海波,2007,2010;王峰明,2009;史小宁、常娟娟,2011;赵华灵,2012;杨乔喻,2013)。也有学者对马克思与李斯特有关贸易自由与保护关税观点的异同展开讨论(黄瑾,2011)。还有学者采用文本研究方法对《评李斯特》进行解构(冯景源,1984;张一兵,1995;胡大平,2005)。

本文试图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马克思《评李斯特》中的唯物史观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并通过与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的主要文本著作的比较研究,揭示马克思旧唯物主义观念的解构和科学唯物史观的建构轨迹,以及《评李斯特》一文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二、《评李斯特》的写作背景及文本情况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是德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时代的德国相较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地主掌握国家政权,德国各邦及其内部各个省区都存在地方税率,大大妨碍了商品流通的发展和全国市场的形成。为消除国内的关税壁垒,李斯特等人在1819年建立了德国工商协会,1934年成立了德国关税同盟。作为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李斯特除了与国内的封建主义做斗争外,还面临着保护德国新兴的产业资本利益,他主张用国家的力量来保护国内的生产力量,摆脱来自英法等相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竞争威胁。1841年李斯特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一卷———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的关税同盟》一书,立即在德国引起巨大反响,“俨然成了追求财富、渴望统治的年轻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宣言书,成了在政治经济上推动德国的‘福利、文化和力量’的良方。”[1]

1844年11月,从哲学走向经济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刚刚完成批判鲍威尔兄弟的《神圣家族》,不约而同地想到要批判离现实更近的李斯特[2]。1844年11月19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德国资产阶级……和英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坏,只是在榨取方面不那么勇气十足、不那么彻底、不那么巧妙罢了……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写几本小册子,特别是反对李斯特的小册子。”[3]1845年2月15日,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批判李斯特把德国资本家对保护关税的渴望变成了体系。1845年3月17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从皮特曼那里及时知道马克思也有批判李斯特的想法,“……我是想从实际方面对付李斯特,阐明他的体系的实际结论……你批判他的理论前提会比批判他的结论更着重一些。”[3]1845年3月,马克思写了《评李斯特》一文,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主要批判了李斯特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评李斯特》一文并没有付印,现存的手稿是不完整的(这篇评论李斯特的草稿是在马克思的长女燕妮·龙格的孙子长期保存的马克思遗稿中发现的)。手稿一共24印张,缺少其中的第1印张、第10—21印张以及第23印张。文本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李斯特的一般综述”(由于手稿第1页遗失,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前苏联编译学者加的),共有4节。第1节和第2节的开始部分遗失,第3节和第4节相对完整;第二部分标题是“生产力理论和交换价值理论”,但后面部分因为手稿遗失,内容并不完全;第三部分标题是“论地租问题”(由于手稿第10-21页遗失,第三部分的标题也是前苏联编译学者加的),因前面大部分遗失,内容大致剩下一个片段;第四部分标题是“李斯特先生和费里埃”,内容相对完整。

三、解构与建构:马克思科学唯物史观形成的解析

马克思《评李斯特》写于其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思想蜕变和升华时期,前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等重要著作,后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里程碑式的著作。根据张一兵[4]的观点,马克思在1843年完成其第一次重大思想转变,即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实现从唯心主义到一般唯物主义的转变。在其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肯定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并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劳动异化逻辑来重新诠释黑格尔。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继续通过肯定费尔巴哈来批判黑格尔,但其中已经含有超越费尔巴哈形而上学、直观的唯物主义的观点。1845年4月,马克思写作了“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批判了费哈巴哈抽象的、脱离实践的人本主义世界观,标志着马克思第二次思想转变,即由人本主义劳动异化逻辑向科学的唯物史观的转变,《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基本完成。《评李斯特》介于马克思第一次和第二次思想转变之间,也即处于人本主义劳动异化观的解构和科学的唯物史观的建构时期,其中必然存在着“承前”和“启后”的观点。

(一)对唯心主义的彻底批判

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是马克思建立科学的哲学体系的第一个重要任务。《评李斯特》中,马克思继续批判德国式的唯心主义。文中第一部分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妨碍德国资产者追求工业财富的一个巨大障碍,是他迄今为止信守的唯心主义。”[1]接着,马克思批判了李斯特等德国“庸人”以唯心主义的方式粉饰其追求财富的目的。他说,德国资产者“以真正德国人的矫揉造作的方式、以唯心主义的基督教徒羞怯心理来泄露其秘密。他追求财富而又否认财富,他把无精神的唯物主义装扮成完全唯心主义的东西,然后才敢去猎取它”[1]。进而在批评李斯特想要证明的原理和要达到的目的时论述:“工业资产者不得不表明,他们绝不是追求物质财富,他们所想的无非是为了精神本质而牺牲交换价值,牺牲物质财富。因此,说到底,问题只在于自我牺牲,在于禁欲主义,在于基督教的崇高灵魂。”[1]

在评论李斯特批判世界主义的国民经济学时,他说:“李斯特先生大概永远也不会想到,现实的社会组织是无精神的唯物主义……他永远也想不到,国民经济学家只是给这一社会制度提供相应的理论表现。否则他就应该把矛头指向现在的社会组织,而不是指向国民经济学家……他从未批判过现实社会。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对这个社会的理论表现进行批判,指责说它所表现的是事物而不是事物的幻象。”[1]这里我们应该注意,马克思在批判李斯特等“真正的德国人”时说“他从未批判过现实社会”,这里表明马克思不仅仅局限于批判唯心主义,也在批判一切脱离现实社会的实践的理论。

另外在第二部分,即生产力理论和交换价值理论部分,马克思还批判李斯特将生产力本质看成是唯心主义的。他批评说:“……力量的感觉世界便代替了交换价值的物质世界……力量则表现为独立的精神本质———幽灵,表现为纯粹的人格化,即上帝,人们也就完全有理由要求德国人为幽灵牺牲恶的交换价值!”[1]

(二)对异化劳动逻辑的遵守与剥离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具体分析了产品的异化、生产活动的异化、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的异化,并认为异化劳动的概念可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在《评李斯特》第二部分里,马克思继续将人(工人)的活动(劳动)视为“异化”的劳动,“借助于工资可以确定,他的活动不是他的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而毋宁说是把他的力量售卖给资本,把他的片面发展的能力让渡给资本……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1]但此时,马克思并没有在语境上对“异化劳动”大书特书。马克思此时没有用“异化劳动”,而是用打着双引号并且加注了着重号的“劳动”,马克思硬是“剥去了‘异化’‘类本质’这样的语言外壳”,虽然没有造成人本主义逻辑的解构,但是“一种新的方法无意识地被呈现了”[2]。此后,马克思有意识地去除语境中的“异化”“类”等,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论述共产主义消灭分工时说:“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5]他这里用加了引号的“异化”,以及括号中的解释———“用哲学家易懂的话”,说明马克思此时已有意识地放弃了“异化”这个“语言外壳”。

在《评李斯特》中,马克思总体上尚未完全摆脱费尔巴哈劳动异化的思想。他从人本主义角度出发,批判资产阶级不是为了人的发展,而实际上是否定人的。“……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在现代制度下,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存能力,那么……这就是一种生产力……”[1]“难道资产者、工厂主关心工人发展他们的一切才能,发挥他们的生产能力,使他们像人一样从事活动而同时发展人的本性吗?”[1]“把人贬低为一种创造财富的‘力量’,这就是对人的绝妙赞扬!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资产者还可以把这种力量同其他的生产力———牲畜、机器———进行比较。”[1]这都说明此时马克思还是从人本主义角度、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人本性的践踏和否定。

另外,马克思还从人的发展的角度看待工业的发展,认为当前作为资产阶级牟利工具的工业最终将灭亡。他说:“对工业的这种评估同时也就是承认废除工业的时刻已经到了,或者说消除人类不得不作为奴隶来发展自己能力的那种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时刻已经到了,因为一旦人们不再把工业看作买卖利益而是看作人的发展,就会把人而不是把买卖利益当作原则,并向工业中只有同工业本身相矛盾才能发展的东西提供与该发展的东西相适应的基础。”[1]

(三)科学唯物史观建构的萌芽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已经包含有超越费尔巴哈机械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观点。例如,他在评论对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批判时指出,它们“并不是什么在人类之外的、抽象的、彼岸的人格,它是那些作为社会积极成员的个人所进行的真正的人类活动……这里面不仅体现着他们的思维,并且更主要是体现着它们的实践活动”[6]。在这里他不仅仅局限于谈抽象的人和实践,而是作为人类的体现实践活动的人。在批判埃德加尔的哲学观时说:“因为哲学过去并没有真正独立于世界之外,所以它也就未能对世界做出任何真正的判决,未能对世界使用任何真正的鉴别力,……未能实际地干预事物的进程,而至多只是不得不满足于抽象形式的实践。”[6]

在《评李斯特》中,马克思批判李斯特这类德国“庸人”“暴露出他的‘民族’特点”:一方面,“认为整个经济学不外是研究室中编造出来的体系。”[1]另一方面,认为李斯特不去研究现实的历史,而是“探求个人的秘密的恶的目的”[1]。他认为,经济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1]。国民经济学的实际出发点就是:“‘市民社会’,而对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1]这里,马克思一方面批判脱离现实社会的德国的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马克思没有将“市民社会”看作是一个僵化不变的固有形式,而是从历史的、发展的、实践的角度看待“市民社会”及其“各个不同发展阶段”,这里折射出马克思已经用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看待和剖析现实社会。

另外在分析工业的发展时,马克思撇开“肮脏的买卖利益的观点”,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工业的发展,认为:“工业可以被看作是大作坊,在这里人第一次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使自己对象化,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的条件。如果这样看待工业,那就撇开了当前工业从事活动的、工业作为工业所处的环境,那就不是处于工业时代之中,而是在它之上;那就不是按照工业目前对人来说是什么,而是按照现在的人对人类历史来说是什么,即历史地说他是什么来看待工业;所认识的就不是工业本身,不是它现在的存在,倒不如说是工业意识不到的并违反工业的意志而存在于工业中的力量,这种力量消灭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1]这里可以明确地看出,马克思已经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来看待工业的发展了。即撇开当前的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站在工业发展的历史之上,认为工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工业使人“第一次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工业催生了摆脱作为剥削手段的工业本身的力量。他还指出:“打破工业羁绊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摆脱工业力量现在皆以活动的那种条件、那种金钱的锁链,并考察这种力量本身。这是向人发出的第一个号召:把他们的工业从买卖中解放出来,把目前的工业理解为一个过渡时期。”[1]即表明所要消灭的并不是工业本身,而是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把资本主义工业看成是一个过渡时期。总之,这里的论述明显超出了之前人本主义的逻辑框架,预示着马克思向唯物史观的过渡。

(四)揭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必然趋势

《评李斯特》中有关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观念与其同期的其他著作文本一脉相承。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已经揭示了资产阶级和私有制走向灭亡以及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必然趋势,“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私有制都趋于消灭。”[6]他还指出:“无产阶级必须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它不是白白地经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的……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努力使这种意识达到完全明显的地步……”[6]

在《评李斯特》一文中,马克思继续论述道:“法国和英国的资产者已经看到即将实际消灭一贯被称为财富的那种东西的真实生命的风暴就要来临,而还没有取得这种恶的财富的德国资产者却试图对这种财富作新的‘唯灵论的’解释。”[1]对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必然趋势,他写道:“工业用符咒招引出来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对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今天,这些力量仍然是资产者的奴隶,资产者无非把它们看作是实现他的自私的利润欲的工具;明天,它们将砸碎自身的锁链,表明自己是会把资产者连同只有肮脏外壳和工业一起炸毁的人类发展的承担者……这些力量将炸毁资产者用以把它们同人分开并因此把它们从一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变为社会桎梏的那种锁链。”[1]

在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他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1]

四、结论及现实意义

《评李斯特》是马克思科学唯物史观建立过程中,体现其思想蜕变的一系列作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在重要性、理论性及系统性方面不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但介于其写作的时间恰在马克思科学唯物史观建立的“前夜”,能从其中明显看到马克思思想蜕变的脉络,《评李斯特》是研究马克思科学唯物史观建构不可或缺的文本材料。《评李斯特》中,马克思虽然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劳动异化的逻辑思想,但还是有意识地使自己从历史的、发展的、实践的角度看待和剖析现实社会,这就具备了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的萌芽,进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标志着科学唯物史观的建立。

马克思科学唯物史观是永不过时的,对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关键的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一方面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另一方面也积累了大量的问题,面临着经济发展速度降低、资源环境束缚压力大、劳动力等要素禀赋优势趋于消失、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如果罔顾这些现实发展条件的阻碍,制定不合理的发展规划将付出代价。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丰富与完善,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运动有着一般的固有规律,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五大发展理念是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存在和物质条件的总和出发,从系统的、科学的、发展的、普遍的视角出发而得出的,指导我国今后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其中闪耀着马克思科学唯物史观的理论光芒。因此,我们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们当前的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等各项工作不断向前推进。

摘要：《评李斯特》写于1845年3月,恰逢马克思旧唯物主义观念的解构和科学唯物史观逐步建构的时期,内容上批判了李斯特国民经济学的理论部分,主要是生产力理论等。更重要的,它还体现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延续和蜕变,一方面,马克思批判德国式的唯心主义,揭示德国资产者以唯心主义的方式粉饰其追求财富的本质,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在对新旧唯物观的解构和建构方面,马克思此时并未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劳动异化逻辑,但其中也包含了关于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观念的萌芽,是马克思科学唯物史观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马克思,异化劳动,唯物史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40-505.

[2]张一兵.人本主义逻辑的亚意图颠覆[J].江苏社会科学,1995,(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30.

[4]张一兵.马克思走向哲学新视界的三次非常性思想探索[J].哲学研究,1996,(2).

[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0-35.

科学发展观与唯物史观 篇5

摘要：发展着的哲学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仍在不断地创新。马克思对一般形而上学的批判、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以及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为唯物史观的建立提供了前提。马克思用独特的视角和独到的见解，打开了实践哲学的大门，引导哲学的任务从认识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转变。唯物史观从理论发展成为世人认可的具有科学性的思想，是在实践哲学的多重考验下得以证明的。

关键词：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方法论

无论是在艺术还是哲学上，“神”一直是带着光环，以其独有的存在方式凌驾于“现实世界”。人类的目光，首先从哲学意义上对“神”产生了怀疑，开始对“人”引起了浓厚的兴趣，这一变化，最原始地从古希腊哲学开始。经历千年的发展，哲学研究的范畴越来越宽广，从“单一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到“人的全面自由解放”，体现出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在“现实世界”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

一、唯物史观的衍生

唯物史观在当代哲学研究中是重要的理论原则，要求用客观的、历史的、现实的眼光对待周围世界。唯物史观的创立对理论研究是革命性的，它确立了生活世界里的人及其人自身的实践活动的基本原则和理论体系。

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是阶段性的成果。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认为工资是被异化的`形式，本质是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劳动异化使人的劳动及劳动产品不是属于人自身的产物，而是相对与自身之外的存在物。从表象上来看，工人进行生产性劳动是为了赚取生活资料而自由出卖的，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产物，与劳动自身发生分离，成为独立的存在，但本质上，劳动应然的是人的自然能力，对自然资源的改造和利用也应然地成为人发展自身所需要的动力，但却被资本家收买和利用，成为赚取利润的工具。“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异己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各种关系的建立就为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奠定了基础，使剥削与压迫成为可能。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客观性地包含着私有财产本质的基础。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概括性表现，内在包含着工人对劳动、对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相互逆转。通过对劳动与私有财产、劳动与资本、工资和利润等关系的揭示，马克思明确了商品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结论，进一步说明商品中的劳动也具有二重性关系及其相互之间作用与反作用，为揭示资本主义的实质，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全面揭示了现实的人及其对象性的实践性本质。马克思思想中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在以自然为对象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在生成的存在中不断演变。通过自身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从自然界中获取生活资料，现实的人实现自我确证。

二、唯物史观的嬗变

全部的历史，都是人的历史，都是人关于实践改造自然的历史。实践是马克思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对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早在希腊哲学中就有所体现，马克思提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为了解决哲学与现实生活或者说与人的劳动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从本质上来说是实践，实践是判断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的标准，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马克思在对一般形而上学的批判、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过程中，始终贯穿了理解历史的基本原则，即只有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分析出发，才能真正阐明人类的世界及其历史进程。

马克思明确了生产对于社会存在的基础性地位，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作为出发点，充斥着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构成逻辑内容本质上是历史的，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展现出其真正的意义和内涵。从宗教批判到国家、法和政治的批判，再到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批判的第一重逻辑，而从宗教批判开始到对黑格尔及整个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批判哲学的第二重逻辑。劳动是人自身的一种生命活动，它体现了人的生命本质。生产力始终是具体的有用的劳动，生产力是劳动的具体有用的形式，一切生产力始终都是人的具体的劳动发挥出来的能力。“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即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人类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或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都是通过人的劳动实现的，人在自己的具体的、现实的劳动过程中，不断地认识自然界和改造自然界，通过不断地改变自然界的客观物质性存在。

劳动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通过各种途径和各种手段来提高劳动生产力，目的是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转化为全体劳动者的自由。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将成为整个社会及其每个成员充分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充分的发展推动共产主义劳动生产力从人的自身产生出内在丰富性，而不为异化的外在形式占有、拥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

科学发展观与唯物史观 篇6

一对功利主义科学史观的反思与消解

功利主义科学史观的核心主旨是主张科学史研究的实用性, 其目的是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史学辩护。功利主义的科学史研究, 从科学史以学科史的形式出现到综合科学史的出现, 其经历了很长的时间, 是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共同促进了其发展。

从语境论的角度讲, 任何科学事件的发生与发展都是在特定语境下形成的。只有将这些科学事件写出来, 才能突出科学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所起到的作用, 从而为科学的发展辩护, 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求得支持, 这是功利主义科学史得以发展的社会语境。培根为此而决定组织力量撰写天文学、化学等学科史, 《自然的和实验的历史》于1662年成功出版, 标志着近代学科史的发端, 第一次将科学技术推动人类文明演进表现出来, 从中体会到科学技术在人类发展中的特殊力量。

在这种语境氛围下, 科学家们结合自身的科学实践而转向学科史的写作中, 他们希望通过学科史来获得社会对科学的理解和支持, 这是研究学科史的唯一目的, 也正是功利主义的具体表现, 更是在特定语境下的“语用实现”。这个时期写出来的科学史, 严格地从语义分析的角度看, 是学科史,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史。也就是从语形上来说, 其不具备解释功能, 只是一种“描述”而非对科学事件的“说明”。就拿英国科学史学家托马斯 (Thoms Sprat) 在1667年完成的《皇家学会史》来说, 它是在追溯英国皇家学会历史前身的基础上, 集中表达了皇家学会对推动科学发展的社会作用, 从而为新科学的发展寻求一种政策支持和社会的理解[3]4。由此,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科学史不是为了展示科学是如何发展的, 而是为了体现其社会作用, 不难看出当时的学科史写作的特点:对某一学科进行编年史的现状描述, 让人们“通过阅读前辈的探索经历而受到激励, ……即使我们先前获得的知识对于科学的发展不是必需的, 但它毕竟是大大促进了未来的进程”[3]3。这种功利主义的科学史观在当时当地的学科史发展中有突出的作用, 实现了社会对科学发展的认同, 尽管是不可取的, 但从历史语境讲是合乎情理的。

再从社会语境的角度去分析, 18世纪的文化特征是突出科学与进步, 把科学看做是社会进步的源泉, 其时已认识到没有科学的发展社会就不会进步。尤其是近代实验科学成为主流科学, 实验方法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后, 人类才始觉科学可以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 不同的方法对认识世界的结果是不同的,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科学可以改变人类对世界的信念, 也就是说科学革命不仅仅是一场科学的变革, 更是一种观念的更新, 这样的思想在当时的学科史中会有很大篇幅的记载。科学技术在为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的同时, 也改变了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又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巨变, 这也充分说明科学技术改变了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会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拓宽空间。

如何看待这种功利性?从语境分析的角度讲, 语境是语义、语形和语用的集合。从这个角度去反思功利主义的科学史观, 发现这种功利性很强的科学史观, 在其特定语境限制下, 其语形结构必然是陈述语句式地肯定, 才能强调科学的功效, 这样的语形就会限制语义的延伸, 因此其语用的实现就必然不是去考虑科学的本质是什么、科学是如何发展的、其规律是什么样的, 而主要是以编年体的方式去深化科学对人类的社会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语境论主张语境对语义的限制, 因此这样的学科史就不会上升到对科学的解释和说明层次, 这也是功利主义科学史观的局限性。尽管在语境论看来, 其思想可以在语境下得以消解, 但当时的科学史没有上升到解释和说明层次, 让后人从前人的经验中总结教训、得到某一方面的启迪, 只是为科学寻求在社会建制化方面的合理性, 实现科学发展的社会认同。因此, 其致命的缺陷是非理性主义的。

二对实证主义科学史观的反思与解构

如果功利主义科学史观“是出于科学史学之外的某种目的和需要”[4]的话, 实证主义科学史观的核心主旨, 是通过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科学史, 让人们认识到科学知识推动了人类进步, 科学的积累过程就是科学史。诚然, 19世纪的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其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理念、研究手段等诸多方面与前几个世纪的研究有了很大的不同, 以前对自然界无从认识的世界在人们面前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 人们感觉过去神秘的世界变得清晰起来, 因而科学的进步不仅让人们认识到自然世界的规律, 更重要的是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哲学理念。

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下, 科学史界逐步认识到科学史的研究绝不仅是为科学的发展寻求社会支持、得到社会认可那么简单, 而应该是在符合科学发展内在逻辑的情况下, 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严格实证、强调事实, 达到认识科学是什么的目的。这种实证主义的思想为20世纪的科学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历史语境看, 实证主义科学史观能够想到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自然科学本身发展的历史, 这种编史方案其本身有一定的进步性, 较功利主义的科学史观有了很大的不同, 其核心主旨试图去掉研究者个人的爱好、主观意愿, 而是从客观的角度去收集、分析、考证史料, 从而达到对科学发展的深刻认识, 书写出符合历史逻辑的科学史。这样的一种思想, 其预设的语境前提是科学是可以实证的, 似乎是“科学的”。因而在萨顿 (G.Sarton) 时期极大地发挥了这种实证主义的思想, “科学史之父”的萨顿认为“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记录孤立的发现, 而是解释科学思想的进步和人类觉悟的逐步发展, 理解并扩展我们在宇宙进化中的职责地位”[5]。

这段话已深刻表明萨顿对科学史的认识, 他清楚地认识到科学史不仅仅是简单地记录科学事件的编年史, 而是要去解释科学是如何在人类发展历史中起到进步作用的, 其核心是第二层的工作, 从而达到明确我们地位的作用。这里的“我们”实际就是科学发展的主体———人, 他所主导的科学史要研究科学主体人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因为萨顿已清楚地看到“科学史的目的……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 科学的进步是被注意的中心, 而一般历史常作为背景而存在。”[6]这种思想的出发点看起来是科学的、合理的, 也符合当时的语境诉求, 但是从后期的研究实践来说, 又走向了材料的堆砌、无法取舍, 直至走向无法自拔。因此尽管他想“赋予科学史以新的原理和新的研究方法, 使之成为一门新的历史学科, 这种新人文主义似乎可以取代旧人文主义”[7]。但是, 由于他的语境前提是建立在科学是系统的、实证的知识的一种限定上, 那么在这个语境之外的东西就无法写入科学史, 但其确实是存在的。这就像写到牛顿的炼金术研究一样, 在一些科学史的著作中没有提到, 但是他作为科学事件却是存在的。

上述对实证主义科学史观的反思, 从历史语境的角度讲, 固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尤其是像萨顿的人性化科学史观, 他的主张是科学合理的, 在当时的语境下能看到了科学与人文之间融合是难能可贵的, 可是从语义学的角度来分析, 要达到对科学事件的语义学说明是非常难的。比如材料如何选取、如何节略、与人文怎样结合等诸多问题, 都会导致语义上的不准确性, 如果不回到历史的语境中, 没有当时的语境限制, 就缺乏语境的洞察力, 就不会产生真实的语义分析。这也是造成《科学史导论》未写完的真正原因。因为科学史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历史, 有一个史料的选择过程, 对同一件科学事件也有一个语境测量的问题。比如对光速的测定, 不同的测量手段就是在不同的语境下完成的, 那么科学史应该如何记录这一事件就会有建立在不同语境上的不同的语义学分析。

反观实证主义科学史的发展历程, 尽管到今天还有人为其辩护, 因为其一些主张具有科学合理性, 但其编史方案还是编年史的方式, 无法将人的主体作用渗透到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 没有了人的参与就没有语境的预设, 也就没有从语境的角度去设计编史方案, 从语境的角度去决定材料的取舍, 因而难以得到科学史发展的真正要领, 但是从开创科学史的研究上, 实证主义科学史研究, 尤其是萨顿的科学史观是其典型代表, 这也充分说明在特定语境下的特殊人物从事了特殊的工作, 致使科学史走向了专业化的、学科化的独立发展之路, 也为科学史学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对批判主义科学史观的反思与解构

批判主义科学史观的产生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 伴随着后现代思潮在各方面的不断渗透, 特别是在美国职业科学史学家兴起之后, 对科学史的研究不再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反思, 而是在汲取历史理论的基础上, 去重新思考科学史的研究状况, 呈现了一种多元的、综合性的发展态势。其实质性的溯源是在默顿 (R.K.Merton) 的博士论文发表之后, 他没有从科学史的内史出发去研究英国17世纪的科学技术, 而是将科技放在社会与文化的语境中去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诸多因素的关系。

默顿作为萨顿的学生, 他完全没有遵循导师的研究进路, 是在另一个语境下提炼自己的科学编史学思想, 他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给科学史的研究框定了一个“特定”的语境———从科学发展的外部因素去解释科学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史观, 在特定的语境下, 对科学史的解释进行社会语义学分析, 而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历史语义下的研究。因此, 默顿认为科学不但包括科学方法和运用这些方法获得的科学知识, 更包括规范科学活动的文化价值和道德。那么要真正揭示科学发展的历程, 必须考虑上述的这些因素, 这也正是默顿科学史研究的语义所指。

柯瓦雷 (A.Koyrè) 的概念分析法与萨顿、默顿等人的科学史观完全不同, 他在《牛顿研究》中认为, “科学思想史旨在把握科学思想在其创造性活动的过程本身中的历程, 关键是要把所研究的著作置于其思想和精神氛围之中, 并依据其作者的思维方式和好恶偏向去解释它们。”[8]这段话足以说明, 柯瓦雷对科学史研究的出发点是立足在科学思想的创造性活动上, 然后从“语境”上去理解这种创造活动本身的历程, 而且要在原作者的语境上去理解, 而不能根据自己的观点、思维方式或是喜好去解释, 这一点与科学史的反辉格式解释是完全一致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柯瓦雷注意到了语境的使用, 但是由于其对科学概念的关注而没有系统地从语境论的角度去思考科学思想史应该怎样去研究, 这是其不足之处。那么如果只从科学的创造性活动来看, 柯瓦雷关注的是概念和科学事件, 而且受当时语境的影响, 也只是把对人类有进步意义的“真理”, 从概念分析的角度作了诠释, 而非广义的科学史研究。

所以, 柯瓦雷的科学史观集中把与科学发展相关的哲学史、思想史当做了科学创造活动的语境, 在这个语境前提下, 进行了他的独创性研究———概念分析, 他试图从对科学观念演进分析中得出科学是如何发展这一实践活动, 这是他的工作之一;之二就是通过分析一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 去探讨影响这一概念的社会因素, 以及由于这一概念的演进所造成的思想影响。其实这些“关系”就是语境要素, 要理解这些关系, 只能在同一个语境下才会有共同的思想。柯瓦雷的科学史观试图通过在一个共同的语境 (与科学观念相关的哲学史和思想史) 下表明科学的发展历程, 其语义学所指就是科学观念的内在演变。

这种科学概念的内在演变与社会建构论有很大的不同。社会建构论在谈到科学的发展时, 注重强调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 认为科学的发展是受利益驱动而导致的, 科学知识是植根于特定历史和文化的人们协商、对话的结果, 不是通过客观方法的“发现”, 而是在社会交往中的“发明”。这种思想似乎在批判理性主义的光环下消解了诸多主义, 但是却失去了人类发展的进步性、规律性。科学史是为了寻找科学的客观性、进步性和规律性, 但不能忽略科学发展中主体人的主观性。因此, 语境论的科学史观在保证科学客观性的基础上, 要满足人的主体立场、观点和知识结构, 这一点正如库恩“未成为亚里士多德式的物理学家, 但我却在某程度上学会像他们那样思考了”[9]。这充分说明研究科学史回到当时当地语境的重要性, 这正是语境论科学史最大的魅力。

四对传统科学史观进行反思与消解的意义

对传统科学史观进行反思与消解的目的是为语境论科学史观的提出作理论上的辩护, 语境论的科学史观主张科学史的语境性、多元性、价值中立性, 反对科学史研究的功利主义思想, 更排斥科学史的辉格式解释, 因而其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 在本体论层面上, 有助于理解科学并认识科学史的本质。

科学史的本质要从科学是什么谈起, 没有对科学的定义就书写它的历史那肯定是盲目的, 而科学的定义与语境相关, 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就产生什么样的科学。这正如讨论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一样, 从现代科学的定义去看中国古代, 那肯定中国古代是没有科学的, 最起码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实验验证。所以科学史的研究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科学的发展, 对“科学”的定义, 也要在“语境化”与“去语境化”的前提下去论述。这就是说, 从语境论的角度讲, 科学的概念本身就是语境的产物,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与牛顿的物理学的不同就是因为语境发生了变化, 亚里士多德对物理的认识是建立在自己预设的语境中, 牛顿的物理学中的质量、长度、时间不变等规定也是一种语境的限定, 超越这个语境限定的牛顿物理学是不成立的, 但是, 不成立也不能说它不是科学, 应该说是科学发生了语境转换, 所以只有从语境的角度认识科学史才能认识到科学史的本质和其研究规范。

其次, 在认识论角度, 有助于理解科学的可错性与可修正性。

在语境中理解科学及其发展的历史, 从中可更好地理解科学的可错性与可修正性。科学史研究中强调的语境, 不同于人与人之间对话的“语境”, 科学史的语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防止意义产生歧义的条件限定。这个条件限定是与历史和社会相关的, 因而从认识论上讲, 语境的展开也是很具体的, 不是让人捉摸不透的。在15世纪之前, 中国之所以能产生当时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 是与中国的文明有很大的关系, 科学与文明一直交织在一起, 但是科学史不能替代文明史, 这是社会语境和历史语境共同决定的。西方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 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是与古希腊文明有着很大的关系, 没有文明作为背景是无法产生科学的, 这也就是说不同的语境为东西方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平台。然而在这样的发展中, 诸多例子可以证明, 科学并不代表正确或是真理, 虽然在当时当地是正确的, 但在另一个语境下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如托勒密“地心说”, 在他提出来以后, 人们并没有认为是错误的, 经历了1400多年后, 通过人们长期的观察, 发现有好多现象并不是这种理论解释的那样, 因而观察与理论形成了反差, 不得不被“日心说”取代, 日心说成为了当时的科学。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 日心说也被证明是错误的。这样的一种错误代替错误, 正是“语境变换”的最好例子, 在一种语境下是科学的东西, 在另一种语境下就不是科学。所以语境论的科学史研究不仅要写出文明史背景下的科学, 也要解释错误理论的产生与修正过程。

再次, 从方法论意义上讲, 有助于突破传统研究模式, 形成新的学术范式。

自然科学需要有一定的研究方法, 科学史的研究同样需要很好的方法。科学史的历史属性决定其离不开实证的方法,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替代实证的方法, 但实证方法不等同于实证主义, 这是两回事。从对历史理解来看, 科学史的研究注定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 一是实证, 知其然, 二是分析, 知其所以然。因此语境论的核心主张是用语境的分析方法去研究科学事件, 从而达到科学史的语境重建, 以建立一个科学史研究新的逻辑起点, 这个逻辑起点要超越传统的科学史观, 要超越传统的研究方法, 在多元的、价值中立的语境前提下, 形成新的研究范式。新的研究范式要从历史学的理论中汲取合理的成分, 不能因为科学史的地位特殊就把历史排除在外, 尤其是国内的科学史属于一级学科, 更容易与历史的研究脱离关系,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也不能把科学史当做一般历史去研究, 要杜绝人们对科学史的偏见, 将科学史与一般历史等同起来, 用研究一般历史的方法去研究科学史。这两种方式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因而这种新的学术规范是在历史规范下的逻辑统一, 不仅停留在科学史的史学层面, 还要考虑科学层面和逻辑的合理性, 这正是语境论科学史观的核心所在。

参考文献

[1]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161.

[2]殷杰, 语境主义世界观的特征[J].哲学研究, 2006 (5) :94.

[3]Krage H.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4]刘风朝.近代科学史观的历史走向[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1991 (6) :36.

[5]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M].刘兵, 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0:149.

[6]萨顿.科学的生命[M].刘珺珺, 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30.

[7]Charles D.Singer, George Sarton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J].ISIS, 1957, 48 (153) :308.

[8]柯瓦雷.牛顿研究[M].张卜天,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