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人文精神

先秦时期的人文精神（共4篇）

先秦时期的人文精神 篇1

从原始部落时代起楚人的祖先就在险恶的地理环境中求生存, 主要是在今湖北西部的崇山峻岭之中生存发展。大约在商朝晚期公元前11世纪, 楚人在其当时族部首领鬻熊的带领下活动于今湖北汉水西、荆山南一带。楚族人命运转机出现在商亡周兴时期, 鬻熊有功于周, 周成王念其功, 封其曾孙熊铎以子男之田, 建国“楚”, 定都于丹阳, 成为周国的众诸侯国之一。时至春秋前期, 楚不断壮大, 发兵中原, 数战强晋, 辟地千里。随着楚不断地拓土扩疆, 逐步成为“地方五千里, 带甲百万”的大国, 并跻身于当时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 楚人建立楚国并发展得如此强大, 一言以蔽之:“尚武”。

一、环境造就楚人尚武精神

据史料学者研究发现, 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类似屈家岭文化的氏族部落, 遍布在江汉地区广大河谷原野上。荆楚武术是当时所处地域的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 以及在生存实战与狩猎实践过程中形成的, 追溯荆楚武术的源头就是在这些远古人类生活过的文化遗址上。

在尧舜禹为首的华夏部落时期, 曾经与三苗进行过长期的战争。据史籍记载, 在今湖北江汉平原一带是当时禹伐三苗的地点, 大禹时期对三苗曾经多次征伐未果后停止了进攻, 大禹见短时间内武力不能使三苗臣服, 为了显示武力雄厚, 采用让三苗部族的人观看华夏部落士兵持斧和盾进行操练的“干戚舞”, 三苗部族观看后从此臣服。三苗大部分逃入深山溪峒或向西南山林迁徙, 成为后来湖北“荆蛮”、“长沙蛮”和湖南境内以及云贵苗、瑶、侗各民族的祖先, “楚人与三苗的先祖是同源的”。现在的湖南和湖北两省就是远古楚人生活的主要地域。

先秦楚人尚武的根本原因固然与荆楚地区的战争、动乱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相关, 同时与当时的楚人领导者的楚君, 其思想与作风也是紧密联系的。作为尚武精神的倡导者的楚君就是尚武精神的典型示范者, 其示范效应造就先秦楚人尚武、乐斗、喜战、劲勇。楚人这种尚武, 乐战轻死, 勇武爱国, 气质刚勇的民族性格, 形成了浓郁的荆楚地区民族体育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先秦时期将我们现在的“体育”或“竞技”形式称之为“武娱”, 包括一些带有修身养性的医学健身活动和带有军事性质的体育运动,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某个民族或国家的尚武之风和健身之俗。在春秋战国时代, 楚人对竞技的崇尚, 对楚国人军事武艺的提高、身体素质的增强、国家军队战斗力的提升与国力的强盛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当时各诸侯国中楚国的竞技项目齐全闻名遐迩, 各竞技项目的水平之高也属各国的翘楚。

二、楚人以自身的聪明才智制造出雄兵利器

据史料记载, 楚族祖先蚩尤建立了九黎国。九黎国由九个部落所组成, 作为大酋长的蚩尤统领这九个部落的81个氏族。正如史料中所说的, 蚩尤发明了“五兵” (戈、矛、戟、殳、弓矢) , 并依靠此五类兵器而在当时历史时期立于不败之地。在楚国的兵器仓库中藏有当时来说最为庞大、最为先进的兵器种类, 以质地来分, 有以剑、戈、矛、匕首为代表的铁制兵器;以匕首、镞、弩、戟为代表的铜制兵器;以盾、甲、弓为代表的木制兵器;以甲、胄为代表的皮质兵器。蚩尤还根据武器的用途将兵器分为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两大类。

戈的改进和发展始于春秋战国时期, 受当时频发的战事影响, 各种武器装备在当时在不断地得到了改进与发展。随着步骑战取代了车站, 戈的形状与种类均发生了很大变化。戈头的击杀属性得到增强, 戈头的数量亦发生了变化。在此过程中, 楚国戈兵器的改进与完善一直走在其他列国的前面。在远射武器方面, 自春秋晚期开始, 楚地便开始出现了“弩”, 后人常有“楚琴氏造弩”之说。考古学家在江陵楚墓中所发掘的双矢并射连发弩, 是当时射程最远、杀伤力最大的重武器。

到了战国中后期, 为了适应步战需要, 剑器被广为使用, 并不断加长。楚地拥有当时最为富足的铁矿资源, 故大力打造铁制兵器, 并不断对其进行改进。从秦昭王对其宰相范雎所发出的感叹“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 便可看出当时楚国剑器制造之精良。楚人对兵器的重视程度亦可谓居于列国之首。从后来南方楚国地区的考古挖掘来看, 其中所发现最多的亦莫过于以戈、矛、剑、刀等为主的兵器, 且诸种兵器均质地精良、无可替代。

在江陵楚墓中先后出土了越王勾践之剑和吴王夫差之矛, 此两种兵器精良的制造工艺均是其他同类兵器所无法比拟的。自楚国战胜越国之后, 越王的两位铸剑名将———干将、莫邪亦为楚王所有。自此之后, 楚国的武器仓库之中不仅存有大量精致的青铜宝剑, 亦将吴、越两国的众多名剑利器一一纳入囊中, 这也是楚墓之所以藏有大量稀世剑矛的缘由所在。

自楚国占领吴越两国之后, 积极吸收吴越两国的优秀文化, 其铸剑技术亦吸取两国铸剑术之精华, 并由此而冶炼出名噪一时的利器———长剑。青铜受含锡量的影响, 其柔韧性亦有所不同。含锡量高的青铜柔韧性差、易折断, 但所制造出来的剑器锋利;含锡量低的青铜柔韧性优良、不易折断, 但是相比之下较为钝厚, 故楚人将其两属性合二为一, 制造出脊部和刃部分离开来的复合剑, 此种剑既坚韧又锋利, 是当时作战之时的最佳兵器。出土于长沙楚墓中的“荆楚长剑”, 其剑长是一般铜剑的三倍左右。楚国长剑远名于列国之中, 为后世所倡导的“短兵长用”武艺原理亦埋下了深厚的基础。

我国出土的最早一把钢剑是在湖南长沙楚墓中所发现的, 其剑长30多厘米, 宽近3厘米, 脊后近1厘米, 属于中碳钢质地且经过铸剑之人的反复锻打, 并进行高跟退火后所炼成, 十分精良。从铁剑、弩等兵器的发明改进以及青铜类兵器的大量生产并被广泛应用的景象来看, 楚国在战国时期便在兵器上进行了积极的改革。战事需要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当时荆楚地区的武术亦产生了巨大影响。

楚人具有强烈的尚武精神, 然而其审美情趣与创造力亦十分丰富。在兵器制造的过程中, 楚人在制造工艺上亦投入了极大的艺术热情。用于以进攻与防御为主的兵器在楚人手中纷纷变成了一件件精彩绝妙的漆器艺术品, 从后来在江陵楚墓中出土的土皮甲漆片, 以及长沙战国墓之中的黑漆彩绘漆盾等均可看出楚人加之于兵器上精湛的艺术造诣。

三、善射的楚人以实践创理论

楚国善射之人百出, 可谓高手如云。当时名震楚国的射手养由基便是其中一人。据史书记载, 养由基曾一箭穿石, 素有“养一箭”之美名。楚共王十六年, 楚共王因出兵救郑而在战争中被晋将魏琦射伤眼睁, 为报此仇, 共王命养由基还射魏琦, 并赠其两只箭, 养由基不辱共王之命, 只一箭便让魏琦毙命, 并带另外一只箭还与共王复命。在楚、晋两国交战的过程中, 养由基一度以其百发百中的箭法击退晋军的大举进攻, 进而使得楚军免陷于险境之中。楚君熊渠亦以善射闻名, 《史记·龟策列传》说:“弈名善射, 不如熊渠、蠭门”, 如此可见熊渠射技之高超。楚国君主自幼便多练就一身极强的箭术武艺, 史料中亦有楚宣王一箭射倒犀牛而使得臣民百姓为之折服之事记载。

楚人不仅掌握了极其高超的箭法技术, 并在此过程中钻研出了一套完备的射术理论。逢蒙乃后羿之徒, 习得后羿箭法之精髓, 并在其过世之后遗有《射法》二卷, 史书《汉书·艺文志》亦收录其《逢门射法》二篇。在越王勾践在位之时, 大臣范蠡曾极力向其举荐善射之将陈音, 命其积极训练弩手, 并与越王共论射箭之术,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射术之理论。楚国之人陈音所总结出来的“动气结合”之箭术理论乃是对当时射技理论最为完备的一套归纳与总结。

楚人强烈的尚武情感, 让其历史上涌现出众多的勇武之人, 创一世之雄风。如:伐罗未克而自缢他乡的公子屈瑕, 因城濮一战损兵折将而自杀方城之外位至令尹的子玉, 一生戎马倥偬竟身死伐隋途中的武王, 即使被世人所唾弃的楚怀王, 宁愿身死他乡也绝不割土让地。“春秋诸国, 唯楚英贤最多”, 正是由于楚国统治阶层的致力争强, 让楚地尚武成风, 勇将辈出, 也让当时的楚国盛极一时。

摘要：史料记载先秦荆楚地区楚人民族剽悍骁勇、尚武乐战, 当时楚人居所的荆楚地区地理环境恶劣, 战争与动乱四起的历史条件形成了楚人本民族尚武的精神。楚人尚武精神是一种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关键词：先秦时期,楚人,尚武精神

参考文献

[1]甘毅臻.禹伐三苗之战对武当山武术形成的影响[J].武术科学, 2006 (1) .

[2]赵炳清.楚人先民溯源略论[J].民族研究, 2005 (1) .

[3]郑佳明.长沙历史风云[M].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7.

[4]刘向.山海经[M].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2.

先秦时期的人文精神 篇2

［关键词］先秦儒家 人文精神 高校后勤管理

［作者简介］马恒通（1972- ），男，河北东光人，淮海工学院，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校后勤管理。（江苏 连云港222005）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30-0141-02

构建当代高校后勤管理工作的思想理论渊源，在直接层面上虽然来自于近现代高校产生之后的理论，而在更深层的隐性的角度上，无疑积淀着中国本土文化的智慧，这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形态又是以人文精神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这种核心精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体系建立的逻辑起点，孔子更是充当了精神导师的角色。因此，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上考察构建当代高校后勤管理的理论资源或思想源泉，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中国先秦儒家人文精神上。

一、人文精神的内涵

人文精神发生最早、积淀最为深厚的中国文化，在思想资源的存在历史上，是由儒道两家共同构成的，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人文精神都是其思想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单就儒家来说，从孔子对历史上西周时期人文精神资源的继承并开创性的发展为标志，历经孟子、荀子，终于成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主流形态，并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础和精华，对于中华民族人性的发展以及人格的塑造都具有直接的影响。

那么，何谓人文精神呢？这是需要首先解决的学理性命题。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所谓人文，最早应该追溯到《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依照王弼《周易正义》的注解，“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一思想由此构成了中国“道德元典精神”的另一基本内涵，这种“人之道”的人文与自然之道的天文不同，它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体人的主观精神的因素，又与没有后天环境教化下的非道德性精神的野蛮相区别，也与西方的神本文化语境下的道德神圣化不同，它是一种强调“有文明而各得其分”的人伦关系和道德秩序。但是，这种道德秩序的建立是依靠人的自我调节，而不是社会强制约束力或者神的某种谕旨，这是中国道德的独特性。

按照《辞源》的解释，人文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指“礼教文化”，就是《周易》中所言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简言之，人文即人之文，是人类的文化创造，就儒家来说，就是礼教文化。二是指“人事”，这是对自然而言的。即相对于自然之天来说，与客观规律性发展的天之文相对应的是人之文，简称人文。当代学者万俊人先生曾经对这两种意义进行过颇为有启发性的阐释，他说，就与自然天象相对的人类文明或文化的意义而言，由于在人类文明初期，人之文明化的基本标志首在文化学识，且最初的文化学识主要集于语言、文学、历史和哲学等科目，故所谓“人文”者主要指包括上述科目在内的“人文学科”。而与自然物事定数相对的人事人理而言，因为天人关系或人自关系是人类早期认识的最基本的主题，“人文”一词因之获得于“物理”“天道”相对应的“人性”“人道”意义①。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学者林语堂先生则从人本主义的角度理解人文精神，把人文精神称为人文主义，其意义包括“第一，对人生目的的确切认识；第二，为实现这一目的而行动；第三，实现的方式是心平气和，即中庸之道”，对于其思想源头则说，“中国人生理想的这种现实主义，这种对世俗生活恋恋不舍的感情，来源于儒家学说。儒家不同于基督教，它是脚踏实地的学说，是有关尘世生活的学说。耶稣是浪漫主义者，孔子是现实主义者；耶稣是神秘主义者，孔子是实证主义者；耶稣是博爱主义者，孔子是人本主义者”。②林语堂先生对于中国人文精神的理解实质上等同于人本主义。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从精神文明本体上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本体上的差异，尤其是“物本”和“神本”，这就是郑德坤先生所说的，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以人为期性中心的，所以可以超脱神、物而自行发展。神与物不过是供人需要的原素及促人进化的工具而已。他不唱高调，或无条件地赞颂所谓高尚抽象的理想，如牺牲、博爱、探险之类。他不以神的意志为意旨，因为人意就是天意，顺天命基本是顺民意。他更不为上帝而生，因为天是为人而立。他的生活目的是为人的，上则孝顺父母，下则慈爱子女，子子孙孙，永享安乐③。

概括地说，人文精神无非就是关怀人的精神，其核心应该是人，它是对人的关切，有对普通人、平民、小人物的命运和心灵的关切，也有对人的发展和完善、人性的优美和丰富、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关切。对于人文精神的理解，我认为可以被表述为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先生的观点。金先生认为，人文学主要有两大块，一块是美学，一块是伦理学，分别讲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善的。换句话说，作为人文学中的基本质子，所谓的人文就应该包括美学与伦理学。按照今天越来越细的社会学科划分理论来看，对人文精神的具体阐释往往是在美学和伦理学的两个维度上展开的。古代中国的人文传统十分发达，按照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其核心就是“礼”和“乐”，即用礼来生产秩序，相当于今天的法律、伦理规范等；而“乐”则用来调节情感，目的在于让人获得快乐与自由，相当于今天的审美活动或者艺术教育。沿着这样的二维空间，我们可以在我国高校后勤管理工作中获得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

二、高校后勤管理对先秦儒家人文精神资源的借鉴

（一）人文精神对高校后勤管理主体的影响

从后勤管理工作主体来说，管理工作者应该具有一种以人为本的意识，要有为后勤职工服务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发展成为广大高校师生员工服务的可能。所谓的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管理为核心，以激励人的行为，调动人的积极性为根本，组织员工主动、积极、创造性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实现组织高效率。在学校整个结构中，后勤属于一种服务性机构，但在本机构内部，则往往因为自身的领导者地位特殊或权力的接近，从而忽视或忘记自身不仅应该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而且还应该为本机构内部广大后勤职工服务。先秦儒家人文精神的道德自律精神在这方面的作用极大。一方面，能够让高校后勤领导者时刻清醒地意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使自己不脱离工作职责；另一方面，这种道德的自律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能够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为他人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是一种关爱他人的崇高精神。孔子说，“仁者爱人”，“仁”与“爱”不仅成为儒家美学思想体系的质子，并且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核心元素。“仁”首先是一种对他人关爱宽容、对自我严格约束的崇高品德。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要强加给别人，对自己的约束是近乎苛刻的，但严以律己并不一定导致宽以待人，相反，它更容易由自我推及他人的自私欲念把对自我的严格施加到客体身上，导致对他人的仁爱之心流失，但先哲却在告诫世人，舍己可以为人，并且应该为人而舍己。“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显然，能够达到如此境界必须具备心胸宽厚、慷慨大方、关爱他人的美德，它可以形而下为日常生活中的洁身自好却不孤僻，有所不为却乐善好施，同时，又可以形而上为精神领域中的舍己为人、杀身成仁，那种睚眦必报、刻薄小气、心胸狭隘的人正因为缺少如此的美德而永远无法越过这一冥河到达君子的彼岸。“爱人”就是“泛爱众”，与一般意义上“博爱”所不同的“仁者”之爱，是由宽厚仁慈的心胸而本能发出的参透宇宙人生的与民同乐的爱，而不是因为同情怜悯或利欲等价交换而被动实施的独自受享。

不仅如此，道德人文精神可以保持后勤管理者洁身自好，保持清廉。众所周知，高校后勤管理部门像基本建设、食宿管理、水电运行、绿化工程、财务结算等，都属于所谓的“油水部门”。因此，近年来在高校后勤领域中，腐败案件屡见不鲜，其主要原因当然在于管理者自身素质不高、法律意识淡薄，但是从反面说明了这个特殊的机构部门与物质利益的过分亲密关系。虽然高校都有相关的规章制度，但仅仅依靠强行的约束力还是远远不够的，在各种诱惑面前，人性的欲望追求往往使得这种条文规定显得苍白脆弱，这正是在后勤管理上屡屡发生腐败案件的一个内在的核心问题。这就需要从先秦儒家的道德自律上寻找精神资源，从而达到不为物欲所困，表现出清心一片的高尚节操，正如所谓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当然，在高校后勤管理中的以人为本并不是一味宽容退让、丧失原则立场的“好人主义”“好好先生”，而是爱的宽厚、憎的彻底。就高校后勤管理者来说，就是在原则问题上应该坚持，不能搞好人主义，用国家的利益送人情，唯有坚持原则，才能够树立威信，让职工信服，把后勤工作干好。由于我国高等学校教育体制上的特殊性，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后勤部门一直是“吃皇粮”，即使到了商品化市场化的今天，竞争机制得以普遍推行，高校自身也不再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吃“大锅饭”，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或者说已经彻底改变了高校后勤对学校的依赖状况。一部分管理者更是在学校后勤这块肥肉上打起了主意，不仅自己假公济私，而且还以各种形式变相瓜分国家资产，拿国家的财富送人情，从而为自己捞取更多的好处，部分管理者面对这样的状况“睁只眼、闭只眼”，不作为，成为所谓的“老好人”“好好先生”，这与我国先秦儒家人文精神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

（二）人文精神对高校后勤职工的意义

就后勤管理对象即广大后勤职工来说，人文精神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影响和带动后勤职工不断加强主人翁意识，增强内部团结，倡导敬业奉献精神，从而全面加强高校后勤职工队伍建设。

后勤职工的文化素质相对来说比较低，尤其在高等学校里，在学者云集的教授和博士面前，后勤人员基本上属于体力劳动者，这给后勤管理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如何提高职工的素质呢？引进高水平并且愿意从事后勤一线工作的人才显然不现实，进行知识培训也无法在短期内奏效。因此，只有在现有状况的基础上发掘内在潜力，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强热爱本校后勤工作的奉献精神教育，但是仅仅通过道德说教显然不行，正如孔子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那么，究竟如何让这些人乐起来呢？繁琐的工作本身以及较低的工资待遇都是巨大的障碍。而人文精神的和谐观念、“既来之则安之”的安贫乐道思想不仅对后勤管理者有益，而且对于后勤职工同样奏效。通过“乐教”的艺术化方式，把琐碎的工作转换为一种有激进作用的动力，例如经常在后勤职工中开展一些内部员工之间、师生之间的联谊活动、技能竞赛，全员参与，不断深化后勤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干部、工人身份，实行权责明确、能者上、庸者下、按需设岗、以岗定薪、岗变薪变、公平竞争、市场驱动等后勤管理办法，从而激发和调动后勤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乐于从事后勤工作，热爱后勤事业。

［注释］

①万俊人.儒学人文精神的传统本色与现代意义［J］.浙江社会科学，1998（1）：93.

②林语堂.中国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109，113.

先秦时期的人文精神 篇3

一、周人人文精神的体现———忧患意识的形成与表现

当周人经过商周政权更替的巨大社会变革,宗教信仰已经发生转变,不再迷信鬼神观念,而是认为“天命非常”,人的合理行为可以左右天命,这是对夏商时期传统观念的根本否定和彻底批判,是西周社会人文意识开始觉醒的反映。西周的统治者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中得出结论,“皇天改大邦殷之命”,而“兴我小邦周”是因为周人“敬德”所致,这一点从《尚书·召诰》中“惟不敬厥德, 乃早坠厥命”即可看出。周人以“敬德”为主观性观念意识的形成,标志着西周人文意识开始觉醒。西周历经万难取代夏商而立,统治者对这一过程中的艰辛有着深刻的体会和感受,“天命非常”的观念时刻提醒着他们牢记夏商亡国的惨痛教训,以免重蹈夏商的覆辙,周人深沉的忧患意识随之而生。周人的“忧患意识”与夏商时期的“敬天地,拜鬼神”观念不同,前者更注重对社会和人作用的认识,以及自我责任的觉醒,而后者只是“我生不有命在天”,将自己的意志交由鬼神来决定,由此可以看出,周人将人文精神提升到了更高的层面。

西周统治者具备了忧患意识,为了维护政权的巩固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采取了“敬德保民”和“明德慎罚”的治国方略。

1.周人忧患意识的体现———敬德保民。周人的人文意识虽然觉醒,但是受夏商深厚的鬼神观念文化影响,对“天”仍存有敬畏之心,在承认“天”的权威下,认为人的合理行为可以左右天命。因此,周人认为,要想统治地位长期稳固,首先要“敬德”。周人的“敬德”与夏商的鬼神观念的区别在于,周人“敬”的观念里,强调了人的作用,反映的是主动的、积极的心理状态,是对自我行为的反省和负责,是对继承的夏商时期宗教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周人认为夏商“失德”主要是因为为政者行为不检,贪图安逸享乐,不重视民间疾苦,以致时局动荡,民不聊生。因此,西周的统治者在“敬德”上首先肯定了上天的权威地位,在祭祀的时候对上天充满恭敬之心;其次,西周统治者加强了自身的道德修养。如文王善良仁慈,亲自参与劳作,对自己的臣民爱护有加,统治者要克制自己的情绪,谨慎治国等。同时,西周的统治者也认识到要想维持社会稳定,只有“敬德”还不够,还要重视民众的作用,爱民如子,实行“保民”政策,让人们安居乐业,从心向善。如《泰誓》中更是明确宣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宣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虽然西周统治者的“保民”策略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毕竟在实施的时候利民惠民,这也对后世儒家的民本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周人忧患意识的体现———明德慎罚。西周的统治者借鉴了夏商兴亡的教训,在提出了具有缓和社会矛盾、安抚人心的“敬德保民”思想后,为了管理和统治民众,又采取了“明德慎罚”的策略。西周的统治者要求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各部门以“德”为出发点,明确了德的标准和强调了德的作用。同时,西周统治者自身关心民间疾苦,满足百姓的要求,以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让百姓安居乐业。周朝的统治者认为上天只会把统治的权力给予明德、修德的人,希望用道德潜移默化的作用让百姓遵纪守法,约束自身行为,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不遵守道德规范,无法教化的百姓,西周的统治者自然也要采取相应的刑罚措施。西周统治者吸取夏商因酷刑致使民怨沸腾的教训,在刑罚的方式及程度上均有所改进和完善。如西周统治者采取量刑适中的原则,对触犯法规但认识到错误的犯人予以从轻惩戒,使其遵守道德和社会法规;对于罪行严重且不知悔过的犯人则从重处罚;对于证据不足但怀疑有过错的人,用罚金或者其他手段代替身体上的刑罚;即使为政者也要注重刑罚的依据,不以主观臆断随意剥夺百姓的生命等。从这些刑罚的处置方式和使用程度可以看出,西周统治者已经意识到安抚民心,体察民情的重要性。虽然西周统治者采取的“明德慎罚”只是出于满足社会稳定的原因,达不到人文关怀的程度,但其清醒意识到民心所向在政权更替中的作用,懂得以道德教化百姓为主,以刑罚惩戒百姓为辅,表明在其思想观念中人文精神的大致轮廓已经初步形成。

二、周人人文精神的体现———礼乐思想的形成与表现

在上古时期,先秦先民生活条件低下,环境恶劣,时刻面临着生存危机,部族成员平等地拥有生活资料,在生活中以舞蹈表达自己愉快、悲伤、热情和暴怒等种种原始的情感,此时的礼乐处于初始状态。到夏商时期,人们由于物质需求得到一定的满足,形成了私有制和阶级分化。统治阶级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人为地对礼乐进行了整合,使先秦时期自由发展的音乐元素和祭祀仪式有了紧密的联系,这时礼乐制度已经初现雏形。到了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建立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体系,国家制度也趋于完善,周人便对继承的夏商礼乐文化加以改进,使祭祀仪式与宗法等级相配合,从而使西周的礼乐文化走向了制度化和人伦化。周人这种从属于宗教的礼乐体系为人文精神的出现提供了现实基础。

在夏商时期,礼乐还有很大的随意性,主要是对鬼神和祖先神的盲目崇拜,严格来说,不属于“礼”的范畴。在西周时期,统治者出于政权合法化的考虑,继承了夏商崇拜祖先神的传统,但是受“天命非常”的影响,又发展了人伦道德思想,提出了“德”的概念,从而使礼和乐有了明确的概念和区分,符合伦理道德的称为“礼”,符合等级要求的诗、乐和舞蹈都称为“乐”,并且用礼的范畴约束乐的用度,用乐的配合进行礼的修养,两者彼此间相互依存,互不可缺。此时,西周统治者的礼乐,既是用于国家和宗族的祭祀大典的礼乐仪式,崇拜上天和祖先,也蕴含了人伦道德精神的礼仪规范,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可以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

综上可见,从先秦先民的自由歌舞,礼乐不分,到夏商时期崇拜鬼神和先祖神的祭祀仪式,礼乐意识萌芽,再到西周时代礼乐概念的清晰、礼乐用制的完善和礼乐用度的相互映衬,这是人的主体性意识开始逐渐觉醒的过程,礼乐体系中的人文精神开始得以发展和进步。

三、西周人文精神的影响

1.忧患意识的影响。西周统治者的忧患意识,帮助其认识到人的作用和价值,以及民心向背的重要性,促使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同时,西周统治者为了政权稳固,形成的“敬德保民”和“明德慎罚”等一套价值观念和哲学思想,开启了中国人道主义精神和道德主义精神的政治传统。此外,西周统治者强烈的忧患意识也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并进一步发扬广大。如孔子讲“君子忧道不忧贫”,就是孔子忧国忧民,勇于承担实践责任精神的体现;马王堆帛书《易传》亦说:“夫易,上圣之治也。古君子处尊思卑,处贵思贱,处富思贫,处乐思劳。此四者足以长立,各与天地俱。”其中对尊、贵、富、乐的思索也是忧患意识的体现,与孔孟的忧患意识一脉相承;两宋时期社会时局动荡,国家分裂,外族入侵。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就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思想,也是对忧患意识的继承和发扬。

2.礼乐思想的影响。西周礼乐思想中的“遵礼善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的人文精神,对中国文化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西周礼乐的人文精神促进了礼乐文化体系的繁荣。在礼乐制度上,西周的统治者在生活中节制欲望,提高自身修养;在管理中忌严刑重罚,安抚民心;在祭祀中,遵守礼乐之制,以礼乐的人伦精神教化百姓,约束百姓行为。同时,西周的礼乐之器兴盛,创造了中国最兴盛的青铜时代。西周青铜礼乐之器的种类之多和制造工艺水平之高,都为后世所赞叹。其次,西周的人文精神是儒家思想的源头。西周的人文精神得到了后世儒家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如孔子就认为人伦等级秩序是礼乐的制度基础,将礼的人伦精神应用于政治秩序的构建,可以达到政通人和的状态;儒家认为乐是人的心灵归宿,是追求心灵表达、和谐民心的必要手段。最后,西周礼乐的人文精神奠定了中国音乐的美学思想。西周的礼乐强调音乐的政治作用,反对过度追求耳目之悦,将音乐与国家之乱相联系。如调式丰富、音歌宛转的郑卫之声被儒家否定;诗人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等。同时,西周礼乐中雅俗共赏的审美要求也为儒家所继承。如孔子编写的《诗经》,就分为“风”、“雅”、“颂”等,就是对音乐雅俗共赏的审美体现。

商周时期的社会制度的变革,让周人意识到“天命非常”,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人文精神开始形成。同时,西周的统治者在对天命继承和质疑中,为了维护统治地位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具备了忧患意识,这是周人人文精神觉醒深层次的体现,其中周人采取的“敬德保民”和“明德慎罚”等治世策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周人为了显示其政权的合法化和约束百姓的思想行为,继承和发扬了夏商时期的礼乐文化,将祭祀之礼与宗族伦理结合起来,形成独有的礼乐文明,使人文精神迈入到崭新的阶段,并奠定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西周的礼乐文化还开启了后世儒家人文思想的构建,成为儒家思想的源头和核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摘要：随着西周取代夏商的社会变革,人们的思想和意识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以宗教形式包裹着的鬼神观念逐渐趋于暗淡,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苏醒。周人取得统治政权的艰辛历程,使西周的统治者认识到人为的重要性,开始觉得“天命非常”,并且通过对夏商灭亡的分析和反思,萌发了强烈的忧患意识,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同时,西周统治者为了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形成了独有的礼乐文化,用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社会行为,缓和社会存在的矛盾。周人的忧患意识和礼乐思想都是西周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时期的人文精神 篇4

体育作为人类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以有效促进人的身体健康、满足精神需求和促进社会发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对健康认识的深入, 现代体育教学越发需要注重科学性和人文性的融合。体育人文精神作为体育事业的核心, 不只作为体育教学的精神指南, 还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特征, 富有内涵及特殊功能。高校体育教学过程中要融入“以人为本”教育观, 即从学生实际出发, 科学合理地设计体育教学。以大学生为主体, 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激发其学习欲望, 切实提高其身体素质, 使其掌握必要的体育技能, 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 真正实现体育课堂教学为大学生的健康和兴趣服务。在体育教学实践中渗透体育人文精神, 不仅能够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促进大学生掌握体育技能, 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形成和谐的师生关系, 且帮助大学生受到高尚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情操熏陶, 有效提高大学生的人文修养, 因此, 体育人文精神的渗透将是高校体育教学必然的发展方向。我国于1996年才将体育学列为一级学科, 此前体育中从未涉及人文这个词汇, 并于1997年设置体育人文社会学为体育学的二级学科, 自此才正式将人文理念融入体育教学中。因此, 总体情况来看, 我国高校体育教学中渗透体育人文精神尚处于初级阶段, 渗透程度依旧匮乏。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的体育人文精神缺失, 体育意识淡薄, 大学生对参与体育锻炼的社会意义认识不够。不过, 随着我国体育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 高校体育教学必将进入人文、人道和人本的新阶段。积极寻求新时期高校体育教学的精神乐园, 构建高校体育人文精神, 是我国高校体育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认识人文、人文精神和体育人文精神

1.人文

“人文”一词, 源于《易经》:“文明以上, 人文也。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辞源》把“人文”解释为“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新华词典》将“文化”特指精神财富, 如教育、科学和文化等。综合以上, 可以将人文理解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一种特殊的教育手段。

2.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指的是属于人关于自身的生存、生活及发展的精神, 此精神是对人性、人格、人生、价值、责任心及责任感的尊重、关注、关怀与弘扬, 是人体现自身尺度, 洋溢人生理想与信念, 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

3.体育人文精神

体育人文精神指的是体育文化的核心精神, 即从体育文化心理表现出的文化精神的总和。具体包括独立思考、批判的精神;不畏强权、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科学求实精神;为比赛的公平、为表演的尽善尽美而努力不懈的积极精神;为民族奋斗的拼搏精神等。高校体育教学中体育人文精神内涵包含两方面内容:首先, 以“以人为本”为核心, 具体体现在体育教学过程始终以学生为核心, 发展学生的主体能力, 关爱学生的健康, 尊重其个性需求;其次, 以“健康第一”为目的, 新的课程标准, 不仅对大学生的素质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且更全面地反映出体育教学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特征。

高校体育教学中渗透体育人文精神的价值

体育人文精神不仅约束着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 且对个人的价值观念、理想情操、体育道德水准和诚实信用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1.体育人文精神与和谐社会的本质具有一致性

构建和谐社会不仅需要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及完善的制度体系, 还需要营造以友好、理性和宽容为核心的和谐人文环境, 而体育运动所蕴含的体育价值观、道德伦理、思维方式和体育行为等, 都是体育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 因此, 体育人文精神的主要内容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内涵具有一致性。

2.推动高校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由于人文主义教育观及人文精神价值观对体育的肯定、对高校体育地位的肯定, 使得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具备一定的思想基础, 为高校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障。

3.体育现象得以发展的保障

人类的体育行为作为一种非生产性行为, 其活动结果并非获得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财富, 因此, 仅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缺失体育人文精神, 不能促进体育的健康发展, 总之, 体育人文精神是体育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动力源泉。

4.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的道德修养

体育人文精神引导着大学生在积极追求自己身心健康的同时, 还需要尊重、关爱并促进他人的身心健康, 即在自己寻求快乐与健康的同时, 不能有损于他人的行为举止。

5.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体育人文精神蕴含在体育活动过程中, 为不同性格和文化背景的人提供统一的交流平台, 该平台随着体育文化内涵的不断丰富, 逐步从单一的身体交流走向多角度情感交流, 在与他人合作的过程中, 可以消除社会交际的羞涩感, 从而形成积极进取和勇敢果断的态度, 逐渐提高对现代社会的适应能力。

高校体育教学中渗透体育人文精神存在的问题

高校体育教学受传统体育教学思想影响, 在体育教学实践中片面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 而忽视大学生的主体地位, 以单一的课堂教学为体育教学模式, 在此模式中, 对体育的理解禁锢在“育体”的狭隘空间中, 忽略大学生体育意识的开发, 体育教学失去人文精神, 淡化了对人自身精神世界的关注, 忽视了对人的精神培养及人格修养。

1.教学目标过于单一

目标单一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 片面强调增强体质, 重视体育技能的掌握, 却忽视学生情意及能力的发展。其次, 片面强调学校体育的社会属性, 忽略个体的差异性, 以统一目标限制大学生追求的广度, 束缚其个性的发挥。

2.体育教学内容竞技化

当前的高校体育教学中, 体育教学内容选择时以竞技项目为主, 无视大学生的身心需求, 使得对大学生身心发展的促进作用孤立在各个相对独立的体育运动中。

3.教学组织追求一体化

实际的教学组织追求学生的绝对服从, 强调行动整齐划一, 片面追求教学组织的外在一致, 使得原本活泼的体育教学演变为按部就班的机械操练, 过高的技术要求削弱了大学生主动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

4.教学评价不够科学

目前, 众多高校体育教学评价时过于重视结果性评价, 忽视过程性评价, 不考虑学生的努力程度、进步幅度及学生的主观能力, 不利于大学生体育兴趣的培养。

高校体育教学中渗透体育人文精神的对策

1.更新教学理念, 突出体育人文精神的培养

高校体育之根本, 不仅仅教给大学生各种运动技能, 更要传授体育所蕴含的价值观、道德伦理和体育行为方式, 这都是体育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 从而实现既健身又育人的目的。体育教学实践需“以人为本”, 以学生为主体, 在教学理念及目标的制订方面, 应充分考虑到以学生为中心的真正需要, 要突出体育教学的全体性, 将大学生间的差异性作为确定教学目标的出发点, 让学生个体要求和教学目标尽可能统一起来, 在教学中努力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渗透, 从而促进大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的和谐发展。

2.丰富体育教学内容

在教学实践中将高校体育课程体系具体的教学内容多样化, 以大学生不同基础和不同体质为根本, 有针对性地调整并完善教学内容, 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着力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在技能教学中, 简化过于竞技性的教材, 对其难度进行科学合理的修改, 使得该项目更加符合大学生的身体条件及接受能力, 从而提高其学习趣味性。重视对运动损伤处理及营养保健卫生等基础理论知识的教学, 旨在培养大学生积极参与的主动意识, 增强自我超越的精神动力。

3.改善体育教学方法

在高校体育教学中, 教师需从大学生的实际出发, 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带有人文气息和人文关怀的教学方法, 如角色互换法及互帮互助等方法, 实现教师与学生的积极互动, 帮助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关怀、感恩与爱心, 使师生双方跨越身份、地位障碍, 实现情感上共通, 通过心贴心交流, 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

4.构建科学的体育教学评价体系

首先, 确保评价应起到鼓励大学生学习的作用, 既能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发展, 又可以帮助教师教学工作上得以改进;其次, 评价的形式应体现评价的客观性, 实现各种形式评价的有机结合, 以体现评价的公平与公正, 这也是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最后, 评价内容应丰富全面, 除考查学生运动成绩外, 更要帮助每个个体依据自身爱好、兴趣及特长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价值。

5.创造良好的体育人文精神氛围

学校的氛围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体育人文精神的培育, 这就需要高校积极构建适合培养大学生体育人文精神的管理机制, 为体育人文精神培育创造良好的氛围, 具体措施为完善校园基础设施建设, 开展多样化的校园活动, 让大学生在参与体育锻炼过程中体验体育所带来的快乐, 培养果敢、积极精神, 最大限度地调动大学生主动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进而树立终身体育意识。

6.提高体育教师人文素养

教师的人文素养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及大学生的个性发展, 因此, 提高体育教师人文素养是培养大学生体育人文建设的基础。要切实加强师德、师风及师资培训工作, 充分调动各方面优势力量, 努力改善体育教学外部条件, 构建支持体育教师观念内化及行为转变的良好外部环境, 着力提高体育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同时坚持以岗位聘任制为抓手, 建立健全有利于提高体育教学效果的师资管理新机制, 打造一支素质高且具有创新精神体育教师队伍。

结束语

体育人文精神虽是一种抽象的文化内涵, 然而它却真实地存在于体育运动的各个层面, 在高校体育教学中渗透体育人文精神, 不仅能够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提高大学生体育技能, 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帮助大学生接受高尚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情操熏陶, 提高大学生的人文修养。因此, 新时期各高校领导和体育教师要认识到体育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及迫切性, 切实改善体育人文精神气息, 真正为大学生创造良好的体育人文精神环境, 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 使其成为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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