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时期的爱情

特殊时期的爱情（共10篇）

特殊时期的爱情 篇1

特殊时期是指与平时不一样, 超出一般的时段, 即具有特定工作任务或有特定纪念意义的某一时期。比如国际性会议期间, 包括奥运会、残奥会;国内会议期间, 包括党代会、人大会、政协会等会议;“五·一”、“十·一”、春节等节假日期间;自然灾害期间, 包括地震、冰灾、洪灾等。特殊时期, 稳定压倒一切。此时期的医患矛盾受到社会民众的更多关注, 同时来自政府的压力会更大, 干预也会更多。原本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如进行事故鉴定或法院诉讼程序解决的医患纠纷, 因来自社会及政府等方面的压力, 必然要求尽快解决, 甚至要限时解决, 结果往往是只能以牺牲医院的经济利益, 采取向患方妥协、赔偿的方式解决。因此, 在特殊时期医患纠纷的防范就显得尤为重要。

1 注重优质服务

1.1 主动服务、用心服务, 把病人当亲人、当朋友, 是优质服务的主要内容

人是有思想的, 尤其是人在生病的时候, 其理性更难控制, 更易激动, 也更能激发出感恩之情。如果我们的医护人员主动地、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 从内心把病人当成自己的亲人、朋友来对待, 人在生病的非常时期是十分容易满足和被感动的, 病人常说“xxx医生、xxx护士对我好”, 体现了“危难时期见真情”的这个道理。那么多服务态度好、技术水平高的医生有很多好朋友, 因为绝大部分病人都心存“救命之恩”的感激之情。相反, 有病之人, 必有巨大的心理负面影响, 当我们的服务存在缺陷、人为不足时, 病人容易出现“一时冲动”的过激行为, 而且有可能全盘否定我们前期所做的工作, 所以, 特殊时期要注重优质服务。

1.2 注重医患有效沟通

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是减少医患纠纷, 改善医患关系的“润滑剂”。养成医患沟通的习惯[1], 培养和运用良好的沟通技巧可以得到患方的理解、支持和信任, 主动配合我们的诊断治疗, 减少甚至避免医患纠纷的发生。“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一句六月寒”。沟通的技巧包括时间、地点、方法、语气, 如运用不恰当均会事与愿违。更不应该因我们医护人员一句:“不服, 你去告吧!”的激言, 从而引发事端, 给我们的管理层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1.3 注重强化工作责任心

医疗工作关系病人的生与死, 加强责任心、提高工作责任感是我们每位医务人员必须具备的素质。任何不负责的想法、做法都有可能酿成大祸。

2 注重医疗行为的规范

2.1 严格执行行医项目准入制, 合法行医, 规范行医

在工作中要杜绝未取得执业资质的医、护人员书写医疗文书 (包括病历、处方、护理记录) 等, 开展的诊疗项目符合卫生主管部门已审批的范围, 杜绝跨科、超范围收治病人。合法行医, 规范的护理诊疗操作是减少纠纷的前提。

2.2 切实落实各项医疗规章制度

要认真执行诊疗护理常规和技术操作规程, 严格落实首诊医师负责制、三级医师查房制、疑难危重死亡病例讨论制、术前讨论制、手术分级制、知情同意制、医师会诊制等各项医疗规章制度。特别是对疑难危重死亡病例及手术病人, 要借助众人智慧, 通过多学科专业人员的分析、讨论, 总结经验, 提高对疑难重危等病例的诊断正确率和抢救成功率, 充分掌握各种检查、治疗、手术的适应证、禁忌证, 提高手术成功率, 减少或避免手术并发症的发生。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降低医患纠纷的发生。同时要特别地注重处理好同行、同事、上下级关系, 做到互相尊重、团结协作[2]。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2.3 时刻关注病情变化, 加强病区巡视, 把事故处理在萌芽状态

坚持每日查房, 多在病区巡视, 特别是术后病人的及时察看, 及时发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掌握患者及家属的思想动态, 掌握治疗过程中的第一手资料, 是把纠纷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有效做法。

2.4 强化医疗文书的规范书写和妥善保存

患者就诊时医护人员书写的各项文字记载都应该是病人的真实现状和医疗行为的如实记录, 将来也是医院规避、减少医患纠纷的凭据和纠纷发生后法院取证的重要法律依据。加强现行病历和归档病历的管理、使用和保存, 直接关系到医、护人员个人的切身利益和医院集体利益。漏记、乱记、不及时记, 甚至不记录医疗行为的做法, 都是对患者、医院、医生本人不负责任的行为。

2.5 加强剧、麻、急救药品的管理、抢救设施的配置

外科病人由于病情的特殊性, 使用剧、麻药品量多, 各种急救药品、抢救设备使用也非常频繁, 必须严格按照剧、麻药品的使用原则严格管理。抢救药品、抢救设施要有专人负责, 各种抢救设施配置布局合理, 并保证100%完好。

2.6 切实履行各项检查、治疗的告知义务, 切实做到有据可查

告知签名, 如果涉及到家庭成员多, 尤其是如果患者家属放弃治疗而意见不统一时, 务必要慎重, 必须多请示、多汇报, 医、护人员在病程记录中及时做好相关记录, 并得到家属签字认可, 必要时请医院法律顾问协助解决。白纸黑字是抵御医疗风险, 保护医护人员的有效依据。

3 注重医患纠纷发生后的应对

一旦发生医患纠纷, 临床科室须应立即按《医疗事故防范预案》的要求上报医务科和分管领导, 及时通知保卫科, 及时保存证据。事发科室, 重点要保护好当事的医生和护士。同时必须保持通讯的畅通, 便于上传下达。

4 关注特殊病人、特殊地区来的病人

(1) 醉酒的病人, 易丧失理智、引发矛盾; (2) 打架斗殴的病人, 脾气暴躁, 对治疗效果期望值高; (3) 交通肇事的病人, 事件本身就存在引发矛盾的苗头; (4) 个别地区来的病人, 极个别地区民风不好, “医闹”曾得到过好处; (5) 外院转来的病人, 大多是危、急、重症病人, 或病人经济状况很糟。

分析特殊时期所发生的医患纠纷, 我们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特殊时期所有医护人员必须更加注重医患纠纷的防范, 随时都绷紧防范医患纠纷这根弦, 视病人为亲人、朋友, 一切按照医疗规范行事, 严格要求自己, 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水平, 注重每个细节, 尽心尽力为病人做了我们能做, 应该做的一切, 医患纠纷发生的概率就会明显减少。

摘要：“特殊时期”可以定义为与平时不一样, 具有特定工作任务或有特定纪念意义的某一时期。特殊时期的医患矛盾受到社会民众的更多关注, 同时来自政府的压力会更大, 干预也会更多。特殊时期防范医患纠纷应特别注重优质的医疗服务、规范的医疗行为、良好的医患沟通以及纠纷发生后的主动应对等方面的每一项工作, 如此, 医患纠纷发生的概率将会明显减少。

关键词：医患纠纷,特殊时期,防范

参考文献

[1]吴宇彤.从医患需要的角度认识医患和谐[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2008, 24 (7) :492.

[2]杨亚萍.对医院医德医风建设长效机制的思考[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2008, 24 (6) :410.

特殊时期的爱情 篇2

学校为了让我们在家也能更好的学习，开展了——“停课不停学，空中课堂”网上学习资源，这让我在天天接触电子产品的同时学会了自律。

在学校，老师会盯着每一位同学，可是在家，没有了那一双慈祥的眼睛，这时，我们就只能靠自己自觉。我开课前就做好了计划，每天按时起床，洗漱，按时听课，课堂上积极互动，课下及时完成作业，定时锻炼身体、做眼操……“哪里有什么天才，我只不过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到了工作上。”这是大文学家鲁迅所说的，我牢记这句话，所以有时间我还预习了下册的所有课本内容。对了！我还学会了自己养活自己，帮助大人做了烤面包、烙菜饼等面食制作，这是我原来想都没想到的。特殊时期，回报总是给努力的人准备的。

“网络课堂”就是这个特殊时期的产物，我们利用这种高科技不仅学习到了很多，也锻炼了我们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凸显出一个人的进步。诸葛孔明空城弹琴，惊走魏军；张翼德威震长板桥，惊退魏军，不同的时期造就了不同的人才，“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所以我们需要安排好自己的时间，认真学习，多读书，多思考，沉淀自己。

劳工NGO的“特殊时期” 篇3

用苏媛自己的话说，小小草信息咨询中心工友家园（下称“小小草工友家园”）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

苏媛是小小草工友家园的负责人，2012年7月31日是她加入小小草工友家园5年里最煎熬的一天。

“房东和消防部门让我们在7月底必须搬走，31日是最后一天。”直到8月2日，本已做好最坏打算的苏媛仍未见到任何动静，但未知的一切更让她不安。

这不只是小小草工友家园一家深圳劳工NGO（非政府组织）的困境。

2012年2月，深圳市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被房东单方终止租约，协商期间，遭遇断水断电，且机构招牌被拆除；3月，深圳市圆典工友服务部被工商、消防等多部门连番检查，并很快收到房东提前终止合约的通知；4月，深圳市打工者中心受到不明身份人物的监视和干扰，随后房东单方提前终止合约；5月，深圳市青草工友服务部同样被消防等部门检查，并很快遭房东提前解约驱逐；6月，时代女工服务部在房东施压未成后，工商部门以未经注册为由要求时代女工服务部立即停止工作或搬迁。

8月8日，手牵手工友活动室遭西乡消防部门突发检查。至此，深圳市的十余家劳工NGO中，仅有小小鸟打工热线风平浪静。

在诸多如出一辙的剧情里，深圳市的劳工NGO们不知道将迎接自己的会是怎样的命运。

“最困难的时期”

尽管“逃过一劫”，小小草工友家园仍未重新运行，紧锁的玻璃大门上贴着搬迁的告示。在75平方米的房子里，堆砌的打包杂物、空空的书架、写着“免费借阅”的字条以及工友们的合影中，丝毫看不见往日欢快热闹的痕迹。大门外，每天晃荡着相同的几个人。

苏媛的对策是“以不变应万变”，这也是在她看来目前唯一保住小小草的办法了。

早在2月份开始，苏媛就从同行的危机中预感不妙，然而事态的发展仍超出了她的预料，直到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她才真正体会到这种无力感。

6月中旬，宝安区石岩街道的消防部门与工商部门断断续续对小小草工友家园进行了几次“常规检查”，并无做出相关评价和批示。6月底，房东突然找到苏媛，让他们搬出房子，另找地方。

离租约到期还有两年时间，房东给出的理由有两个：自己需要房子做生意，本地人口不欢迎外地人。这让苏媛很愤怒。

在苏媛看来，小小草工友家园在社区内不仅受到工友们的喜爱，居民也经常在里面看书、聊天、打乒乓球， “反正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听到这里的人对我们有异议”。这家为工友提供法律咨询与开展文化活动的机构，本身成了小区的一个文化样本。关门之后，经常有人跟苏媛说，以前没事可以进来聊聊天，现在都进不去了。

苏媛回忆刚搬到这里时，她和同事们的行为得到了房东的赞许与支持。这次“逼迁”虽让她颇感意外，但她仍可以理解，“我希望房东有什么压力都转移到我身上来，但是具体什么情况他们也不跟我们说。”

7月13日，社区的消防检查人员开始排查小小草工友家园的问题，结论是房子的铁阁楼有故障，需要拆掉。苏媛以“将铁阁楼作为仓库，并无安全隐患”驳回了这一要求。

小小草的员工们还没松口气，7月23日，石岩街道的消防大队、派出所和消防民警人员同时登门，最终以未经消防备案、未经审批、消防栓和水阀门安全隐患四条理由责令其整改。同一天，税务部门登门查处小小草工友家园的税务问题，包括个人所得税、房屋租赁税和营业税。

事实上备案与注册正是苏媛一直所希望的。第二天，她就到消防部门备案。情理之中又在预料之外，消费部门最终以“农民房不能通过消防备案”理由拒绝。从被责令整改至今，小小草工友家园已暂停经营，活动室大门也被锁上。房东的态度变成了“我不管你了”。

同时，消防部门对小小草工友家园做出一份罚款五万元的告知书。对于靠公益资金生存的机构而言，这笔罚款无疑是致命一击，事实上早在2003年成立之时，小小草工友家园就办理过零申报手续，“缴税”此前从未发生过。

8月9日，石岩街道的消防部门就对小小草工友家园的罚款等问题举行了听证，结果暂未公示。

“不正规机构”

接二连三的挫折不足以击垮苏媛和“战友们”的信念，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真正让他们感到力不从心了。

被责令整改过后，小小草工友家园的一个义工被两名身份不明的人搜查居住证，并被警告道：“小小草有什么好玩的，再去的话你小心点。”已有两名义工表示“压力太大”。

目前小小草工友家园总共有六名员工，其中包括苏媛在内的三名员工在个人租房问题上也遭到了房东的驱逐。“有一个员工租房的时候，前五分钟才交了三个月的房租，和房东还在愉快地聊天，五分钟后就被房东要求在三天内搬走”。

苏媛之所以抵住压力坚决不搬走，是出于对搬迁后不确定因素的担忧。事实上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2012年2月，深圳市春风劳动争议咨询服务部（以下简称“春风服务部”）因为遭遇“房东驱逐”，在宝安区松岗的办公室刚租不到三个月，房东就通知单方终止三年的租房合约，要求立即搬离，并以断水断电和拆除招牌的方式施压。

春风服务部张治儒的办公室在三楼，租约三年，约定除非拆迁，房东不能以任何理由单方面解除租约，否则赔偿两个月房租。前提是张治儒支付了房东高于当时房租三百元的月租。三个月后，房东以拆迁为由要求春风服务部搬迁，被张治儒反驳，“一楼二楼先到期却不清理”，拒绝搬迁。争论结果是，房东宁愿赔偿两个月房租，仍坚持收回房屋居住权。

迄今为止，春风服务部仍未找到固定的办公地点，张治儒也未拿到那笔房东承诺的“赔偿”。

同样遭遇派出所、国税、工商、消防、社保、劳动监察大队等部门责令搬迁的深圳市青草工友热线则得到一个更为具体的答复。青草工友热线的负责人李招在被责令搬迁时质问执法人员，“我问他应该往哪搬，他不作声；我说搬到龙华区可不可以，他不作声；我问搬到坪山区可不可以，他也没作声；我问搬到石岩可不可以，他直接就说不可以，我就大概知道他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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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商务周刊》记者就此事件联系相关部门，石岩街道办、石岩派出所等部门均以“先征得宝安区委宣传部同意”为由拒绝采访。浪心社区工作站办公室人员透露，“联合多部门进行检查，是在统筹下进行的。”

宝安区消防大队人员证实说：“我们每天都在查这些没有办理相关手续、没有消防备案的不正规机构，因为人手有限，不可能查完所有的，只能每个月有计划地查封，而不是某一家。”

“添麻烦”的组织

在李招看来，让青草工友热线陷入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跟他们做的一份关于比亚迪的调查报告有关。

这份调查从卧底开始。当时青草工友热线总共有六名成员，除一名留守办公室外，其他人员都以应聘正式员工的方式进入比亚迪。尽管这份调查报道做得很辛苦，仍然遭遇“难产”——报告遭到相关部门查收。直到现在，这份报告仍未以青草工友热线的名义出现。

青草工友热线的主要工作是接待热线、法律培训和劳工生存状况的调查，而调查又是他们的重点内容。

事实上从事这种调查活动的劳工NGO并不多，在深圳市的十余家劳工NGO中，仍以为工友提供法律咨询、维权援助和开展文艺活动为主。

小小草工友家园上一次举办的“大型活动”是今年的五一文艺晚会。

这是他们计划中的每年两次大型活动的其中一场，为此小小草工友家园联合了六家劳工NGO机构准备了两个月。在苏媛看来，这是一次很成功的晚会，“那个广场是石岩最大的，刚好五一放假，算上流动人口，大约有一千多人观看了我们的晚会。”

另一项工作“法律咨询”也颇受工友的青睐。正常工作期间，小小草工友家园每个月会接待80到100名工友的咨询，主要问题集中在劳资关系上。“负责法律援助的同事以前在工厂打过官司，了解司法程序，但是没有从事法律工作的资格，所以我们不接受代理，只是咨询，最多就是帮忙整理文书，分析状况提意见，做一些开庭前的准备之类的活动”，苏媛认为他们只是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并没有引发任何的矛盾。

张治儒却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凡是涉及为工友维权的劳工NGO，都会引起“误会”。之所以称作“误会”，是因为“做劳工NGO的慈善活动是在解决一些社会矛盾问题，但是涉及到维权问题时，却被误解为制造矛盾”。

他所创办的春风服务部，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为工友提供法律咨询、培训和援助，包括代理官司。受限于资金问题，法律援助部分采取了收费的方式，其他劳工NGO的服务均为免费提供。收费的法律援助主要针对于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工友，费用不超过深圳市两个月的最低工资。实际上，大部分收费代理只是象征性地得到几百元的报酬。

在春风服务部所在小区里，张治儒曾看到一些贴着“温馨提示”的告示，内容是提醒居民“附近有黑中介、黑律师出没，谨防上当受骗”。尽管如此，搬迁之前的春风服务部门口仍是车水马龙。

“今年的案子很少，每个月就一两件，这两个月都没有案子了”，从2月份搬迁至今，春风服务部仍未找到一个固定的栖身之地，尽管口头上表示“不知道怎么回事”，张治儒仍没有表现出疑惑。

在工作空间的总体环境上，苏媛在这五年里感觉最明显的变化是“更宽更自由了”。刚到小小草工友家园的时候，他们出去发一些法律宣传的传单都会十分紧张，现在就如家常便饭。

成立至今的九年里，小小草工友家园做着同样的事情，却从未遇到过现在这样的处境。“以前劳工NGO偶尔会被查，但是从没有像这次这样成片的”，苏媛说。

注册之难

缺乏合法身份一直是劳工NGO有心无力解决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很多劳工NGO在夹缝中生存的根源。

早在2004年，张治儒就在深圳开始筹备建立劳工NGO，他最初的愿望是，以合法注册的民间慈善机构身份做这一件事情。

他清楚地记着那个日期， 2004年3月20日，那天他组建了第一个办公室。当时的名字还叫“外来工协会”，5月份开始，他就没有停止过这个协会注册合法的身份。

事情发展得并不顺利。从深圳市政府到综治办，都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拒绝担任“外来工协会”的主管单位。从公安局到民政局，也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无奈之下的张治儒决定给当时的深圳市市长写一封信。

很快他得到了市长的回复，内容是推荐他去深圳市总工会。但当时总工会的法律部部长一番话让他无言以对。

受挫并未使张治儒退缩。一年过后，“外来工协会”改名“春风劳动争议咨询服务部”，张治儒以个人身份在工商部门注册为“非营利性服务的社会公益机构”。

这是一个尴尬的身份。以“个体户”的角色从事公益活动，盈利与非盈利的冲突使他们在管理上陷入了混乱状态，在这次被检查的过程中，同样可见多部门混乱管理的现状。

苏媛也为小小草工友家园争取过合法身份。

7月初，苏媛去区民政局去注册，被推到石岩街道社会事务科，被以“不清楚情况”回绝；再去的时候，直接被拒绝注册，原因是“石岩已经存在这样一家机构，再注册导致资源浪费。”接下来就发生了7月23日的整顿事件。

“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从事这项活动，如果说要查你，就太容易了”， 张治儒对《新商务周刊》说。

除了注册难的外部因素，影响劳工NGO发展的最大难题是资金。

绝大多数劳工NGO提供的服务属于免费，除了项目本身的支出外，还要给员工发放工资。张治儒早期从事劳工NGO活动全是自费，贷款、跟朋友借，加上一些收费的法律援助以及建立一个小热线电话亭，维持着这个机构的运行。“我就是铁了心要把这件事做下去，我只要能解决吃饭就没问题了”，他的态度一如既往。

小小草工友家园的资金是与香港乐施会(公益基金会)合作，每一期的项目资金都按照上一期的工作开展预算，因此可能即将面临的五万元罚款，是当下苏媛十分担心的事情。

暂时没有遇到查封的小小鸟打工热线，同样面对资金的难题。“我们的资金来源均为短期项目资助行为”，小小鸟打工热线负责人魏伟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项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但还没有找到新的资助方。对于这个问题，他表示没有任何对策。

探路人

在小小草工友家园里，多数员工与核心义工都是从工厂里走出来的一线员工，在法律业务上没有受过专业化的训练。但深圳作为珠三角的重要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密集，劳工NGO发展有很好的土壤。作为一名资深从业人员，张治儒对这几年深圳劳工NGO的发展感同身受。

2012年7月1日，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实施。《决定》中提到将扩大外来务工人员诉求表达渠道，发挥外来人员中的社会组织作用，这一政策一度被外界解读为“释放了目前处于灰色地带的劳工NGO有望获得正身的信号”。

此前，广东省总工会牵头筹建了广东省职工服务类社会组织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联合会”称该省级社团旨在响应《决定》的号召，“联系、吸引和团结更多职工服务类社会组织，为职工提供生产生活方面的服务”。

不过“联合会”的成立并未得到更多劳工NGO的响应。李招担心“合作后会失去客观独立性，受到影响和牵制。”

在第一批加入的会员中，有深圳的小小鸟打工热线，然而作为非注册机构，它只能以备案会员的身份加入。据魏伟介绍，加入联合会的程序非常简单，加入后也没有本质变化，小小打工热线仍在做自己的事情，“考虑加入是因为这是一个加强与政府沟通的窗口”。

起初魏伟认为小小鸟打工热线暂未遭到查封是由于加入了联合会的备案会员。在后来同行成片被打压后，他开始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因为同样加入联合会的同行也受到了“干扰”。而小小鸟打工热线之所以暂时“平安”，在张治儒看来，是“因为它没有涉及到维权问题”。

民间自发生长的劳工NGO，尽管在深圳市有十余家，但他们之间的交流只限于信息的沟通和简单项目的合作。“因为没有合法身份的话，很多东西不敢去操作”，李招认为通过合法注册显然是一件比加入联合会更实际的问题。

而对小小草工友家园这些处于无处安放状态的劳工NGO而言，合法注册已成更奢侈的事，眼下最为要紧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立足之地。

苏媛现在最大的期待是，几个月过后，劳工NGO的这种生存困境会有所转机。

特殊时期的爱情 篇4

关键词：计划经济时期,图书市场,政治因素

1935年10月, 中共中央率领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1937年1月, 党中央进驻延安。为了宣传工作的需要, 1937年4月24日, 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创刊, 发行科在创刊号上署名“陕西延安新华书局”, 同年10月初改称新华书店, 其主要任务是向根据地和国统区发行周刊社的出版物, 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由此可见, 新华书店的体制一开始就是一个机关部门。毛泽东同志对新华书店工作非常重视, 曾两次亲笔为新华书店题写店名。第一次是1939年9月1日在延安, 为设在延安北门外的新华书店门市部题写店名, 第二次是1948年12月解放前夕, 题于西柏坡, 现在全国新华书店的统一店招用的就是当时题写的店名。新华书店随着夺取政权的需要, 网点和职工队伍不断扩大, 到1949年9月, 全国已建立新华书店分支店735处, 职工8, 200多人, 共出书5, 291种, 发行4.47亿册。

新华书店的诞生及其对宣传革命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一方面推动人们改变了图书是一般商品的观念, 而把它看作是一种与革命有直接关系的“特殊商品”;另一方面, 形成了由政府直接干预经营图书出版与发行的做法。解放以后, 革命时期形成的这一传统随着巩固政权与建设的需要而进一步加强了。

1950年3月25日, 出版总署了公布《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 明确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的业务均归新华书店总店管理处领导, 下设出版、厂务、发行三个专业部门, 隶属出版总署, 形成编、印、发三合一的新华书店体制, 这是新中国图书发行业的第一次整合。1950年12月1日, 图书发行业中的出版、印刷、发行三合一的局面开始分化, 全国图书流通自1951年起统一由新华书店为主导, 连销经营。其体制是集中统一, 分工专业。据统计, 1951年全年共销售书刊5.3亿册。国营出版社的出版物, 按册数计算由新华书店购进91%, 私营出版社的出版物, 由新华书店购进占37%, 1952年12月出版总署与邮电部发出了《关于改进出版物发行工作的联合指示》文件指出, 自1953年1月起, 凡是报纸、杂志等定期出版物, 由邮局负责总发行。凡是课本、书籍、图片等不定期出版物, 由新华书店总发行, 图书发行领域大的分化过程完成了。

建国初期, 新华书店基层组织只设到县, 农村以流动供应为主。1952年全国约有专职农村发行流供员3, 000人。另外, 建国初期, 与国营新华书店并行的有公私合营性质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和由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联营书店在京、津、沪、渝、穗等24个城市的分店。1954年1月私股退出, 全部公股, 成为国营单位, 后又并入新华书店。据1954年的统计, 该年度新华书店的进货总额已占全国公私营出版社出版总额的98%, 并几乎全部控制了批发环节。

自1955~1958年私营书店并入新华书店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图书发行由非经济部门向经济部门转化后, 图书发行业经过三次管理体制的变革, 迅速建立起与计划经济相匹配的经营管理体制。直到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前, 图书发行市场基本上按照计划经济的体制运行, 书店的性质从流通单位变成了政府机构的延伸, 体制是行政事业单位。

第一次改革是打破统一, 逐层管理。1955年1月, 新华书店由宣传部直属领导改为文化部领导, 当年11月25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文化部《关于文化行政部门所属文化事业领导关系的规定》, 从此, 由全国统一管理的新华书店, 改由地方文化行政机关领导和管理, 但总店对全国新华书店的工作仍有领导和监督的责任, 图书市场变成计划市场。

第二次改革是推行计划发行, 新华书店成为行政机关。1958年6月文化部发出《关于改变新华书店体制的通知》, 对各级新华书店实行彻底下放财权移交地方, 机构和人员大幅度精简。以总店为例, 220多人精简到40多人。这次改革管理权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 否定书店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 把它当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 人员调动频繁, 资金抽走, 帐目混乱, 甚至几年不记帐, 不盘存。到1962年, 全国新华书店清仓核资, 共损失7, 500万元。

第三次改革是省级店成为专业公司。随着国务院1962年5月发出的《关于商业部系统恢复和建立各级专业公司的决定》, 省级书店除负责本省 (区、市) 出版物的全国发行外, 还承担对市、县级书店的业务、财务进行管理的职能。省级书店由省 (区、市) 新闻出版局 (省出版总社) 领导。各省级新华书店的管理模式大体分为三种:一是人权、财权和经营管理权由省级新华书店统一管理, 如江苏省;二是人权、财权和经营管理权三权属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主管部门, 如青海省;三是人权在地方的市、县文化局, 财权和经营管理权由省级书店管理, 如河南省。这种三体制一直延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甚至到目前全国新华书店的管理体制仍未跳出此三种模式。

从这三次改革来看, 第一次改革私营企业并入新华书店, 图书发行业形成了计划市场, 市场主体只剩一家, 竞争机制基本丧失;第二次改革, 推行计划发行, 新华书店成为机关, 这就实现了从微观组织体制上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行政性体制;第三次改革省级店成为专业公司, 看似是体制的进步, 但多年实际运行结果是赋予省级店一定权力, 进一步强化了省级店的行政职能。所以,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三次改革, 逐步形成了新华书店计划经济体制, 进而形成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图书发行市场。

另外, 这期间由于国家政治活动增多, 重要图书对社会政治给以较大的动力支持, 把图书当成特殊商品, 过分强调图书的社会属性和意识形态的宣传功能, 夸大了图书的精神作用, 如1956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 1958年的大跃进, 1959年以后与苏联论战的“反修”斗争, 1964年的“四清运动”和1966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随着思想的禁锢, 使我们对图书特殊性属性认识偏颇达到顶点。“图书是特殊商品”, 到进一步当作“非商品”看待, 精神产品属性替代了一般商品属性。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图书发行, 从历史文献资料上很难找到它的经济利润痕迹和图书商品属性的表现, 政治文化宣传属性替代了一般商品属性, 过分地强调图书的特殊性, 意识形态特征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这样的教条主义的认识, 再加上图书发行市场主体单一化代替了多元化, 使图书行业日益萎缩。据不完全统计, 从1966年到1976年“文革”十年间, 平均每年出书 (含课本) 仅7, 000多种, 只及1956年的27.5%, 并且有5, 000多种出版物是跟着运动转的小册子, 因此, 除去课本, 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少的可怜, 书店几乎无书可卖。

通过对历史回顾说明, 以往是把图书作为“特殊”商品看待的, 这是由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的。民主革命时期是为了满足夺取政权的需要, 解放后强调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一系列运动, 使人们进一步把图书看作是一种“特殊商品”甚至“非商品”, 而计划经济时期则把图书出版、印刷和发行都纳入国家统一的计划之中, 导致“文革”时期书店无书的现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随着教条主义的淡出, 思想的解放, 以及文艺界百花齐放的需要, 有力地冲击了垄断的图书发行体制, 尽管由于行业既得利益存在的阻力, 致使改革步履艰难,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 图书出版发行行业走向市场, 呈现多元化, 到繁荣发展, 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中国特殊时期垄断的图书市场终究成为历史, 近30年, 图书市场的高速发展, 到2011年出版业的产值已达到GDP的2.85%。随着中国文化的产业化, 不久的将来, 出版业产值达到GDP的5%, 将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新华书店总店编.新华书店五十春秋[M].北京:新华书店总店出版, 1987, 3:19

女人特殊时期调养的4大要点 篇5

运动可促进女性荷尔蒙更好分泌

“常运动的女性相较于长期静坐不动的女性，往往体内荷尔蒙分泌水平更高，具体表现为月经更加规律，肤色毛发都更有光泽，食欲、性欲等总体需求可能更高。”陈志辽介绍，如果女性荷尔蒙能很好分泌，对于提高女性的生活质量有很大裨益，而“功臣”之一就是锻炼。据介绍，美国一项科研结果证实，锻炼确实能调节改善雌激素的分泌水平。

女人特殊时期调养的4大要点月经期(月经开始至结束) 女性身体特点

此阶段为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较低的阶段，外在表现为情绪低落、精神较差、体能较弱等。

运动指导：宜静不宜动，宜慢不宜快。此时期女性情绪不佳具有生理上的“物质基础”，可适当通过小幅度运动散心。如果此阶段仍需坚持锻炼，最好选择瑜伽、散步、太极等轻柔、缓慢、运动强度不大的项目进行，避免选择对抗性强的体育活动和耗时长、高强度的训练。

女人特殊时期调养的4大要点卵泡期(月经结束日至往后十天左右时间) 女性身体特点

此阶段被称为“卵泡期”，女性体内雌激素将缓慢爬升恢复，所以体内营养物质的吸收和消化都处于高水平期，所以比较适合进行强度稍大的运动训练。

运动指导：专家表示，如果女性自身有打网球、骑车、长跑、游泳等爱好，或是需要实现瘦身减肥等目标，都可集中选择在此时间段进行强化训练，此阶段为每月消耗人体热量的“黄金期”，也是健身收效最好的阶段。

女人特殊时期调养的4大要点排卵期(月经前14天至月经来潮日) 女性身体特点

此阶段女性体内雌激素逐渐攀升直至最高峰，然后在排卵后期，即快靠近月经来潮时又逐渐回落。所以排卵前期仍可以持续进行高强度运动锻炼，后期则慢慢减小运动强度、缩短锻炼时间。

特殊时期的“选择性诠释” 篇6

近年兴起的国内摄影收藏市场上，出现了一批日本人在华拍摄的影像，这表明日本的摄影师不仅全面系统地记录了1894～1945间在华的所有战事和动乱，还对中国进行了多次全方位田野考察和历史文化遗存的影像记录。

洋枪、洋炮、洋相机

在日本，摄影作为19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在“明治维新”过程中被纳入其工业革命的体系中，并成为日本对外实行殖民主义侵略的工具。1894～1945年，日本官方和非官方摄影师也对中国进行多次大规模影像采集。但由于政治和历史原因，中国人无法掌握这一大批日本摄影师在华采集的影像。

“影像的占领：1894～1945日本对华影像采集研究”是二战后国内第一个关于摄影作为日本殖民工具的学术研究，旨在找寻、挖掘这批海外留存的影像资料。在“明治维新”国力渐强后，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成为亚洲强国，并于“一战”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后，日本如何将摄影作为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媒介工具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如何观看与阐释日本人留存下来的中国影像，旅美学者何伯英指出：“殖民时代，照相机记录的中国与其说是忠实复制了当时的中国，不如说它是一种选择性的对中国的诠释。” 特别当照相机伴随着殖民者的洋枪、洋炮一起登陆中国，它记录的中国影像不可避免地充当着“被占领”、“被审视”、“被想象”甚至“被宣传”的角色。另外，“影像的占领”揭露日本由来已久的侵华野心的同时，还将为中国历史、中国影像史和摄影史的研究和构建提供珍贵资料。

军国主义摄影宣传

摄影因其天然的纪实属性成为了解一个地区、描画一个时代、记录一段历史的最佳媒介之一。然而，当它被作为侵略和殖民工具，其作用和影响也非常显著。

“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抗战结束，摄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工具，政府和军方用摄影展开视觉宣传战，在本土进行战争动员与“国策”宣传。他们让最好的摄影师像士兵一样到最前线拍摄。此外，摄影成为日本粉饰军国主义甚至遮蔽现实的宣传工具，比如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在日本公开出版物中“缺失”了，而日本人发表的照片中，很少出现凌辱、屠杀中国人的场景。此外，日本政府和军方对战时影像地采集，如尸体、俘虏、慰安妇等内容，都设有严格的“不许可”和审查制度。日本军方在战败前夕，要求政府和媒体销毁所有不利档案，包括照片（详见《文明》杂志，2005年7月刊）。这也是造成当下很多日本人不认为有“南京大屠杀”和“731细菌部队”等反人类暴行的原因之一。而类似“1855部队驻京相册”的出现，为反法西斯阵营弥补了证据的缺失。

“画报”是1920～1930年代在欧洲兴起，并在1930年代以后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形式。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朝日新闻社、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都发行画报，日本内阁情报部在二战期间还编撰摄影周刊《写真周报》。这些名目繁多的画报依靠摄影宣传其所谓的“圣战”（侵华战争）。

以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大报之一，朝日新闻社发行的《支那事变画报》为例，它不仅刊登来自前线的照片和文字，还包括标注战事的地图，详细记载侵华战争的状况。而由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发行《支那事变画报》，创刊于1937年8月，先为不定期发行，后改为定期出版，目前有案可查的有100多期。

除了画报外，日本媒体和军方还出版摄影集，如“读卖新闻社”1938 年出版的装帧精美的《支那事变写真帖册》，包含50 张8×10 英寸的原版银盐照片，有数张日本随军记者拍摄于华南战地拍摄的三连张大场景，并有日本轰炸南京，攻占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正定城等地，及被俘的中国抗日军人等内容；每张照片配有详细的日文说明。“每日新闻社”1939年出版的《支那事变纪念写真帖》也是一本炫耀日军战绩的摄影集，其中包含46张照片，记录日本入侵北京、山东、苏北、山西等地，以及沪杭会战、南京会战、武汉会战、广州会战的战况。

日本媒体除了出版发行摄影集、画册和摄影刊物外，也积极参与到在华影像采集和摄影报道中，并将日本摄影师拍摄的照片推送到西方主要媒体，在国际摄影报道领域来影响舆论。

战事纪录

除了重视军国主义色彩的对外宣传，日本军方在50余年中的历次战事中一直重视战争影像采集。此外，日本军人或其他战事参与者拍摄的私人相册也反映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的战事情况。

1894年甲午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间的第一次战争，也导致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改变了亚洲的政治和军事格局。从此，日本侵华活动和中日局部战争持续不断。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占据中国东北，取代德国进入胶东半岛，占据亚洲军事强国的制高点，改变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格局。

目前留存下来对甲午战争的记录，主要出自日本军方摄影师，如日本军方“从军写真班”拍摄的《甲午战争海陆战战地写真摄影》集（1894年，108张）和《甲午海战写真相册》（1895年，80张）等。这些摄影集将原版蛋白照片手工贴入成册，按战争进程记录重要战役。册中影像题材广泛，不仅有大战争场景，也有人物或事件特写，如中日两国海军威海决战中两军的军事要地、主力军舰，以及威海、旅顺、大连三地的影像。在日本军方留下的这批资料中，每幅作品都配有极为详尽的文字记录，包括拍摄时间、地点、方位、人物（部队番号）、事略等要素，而时间的记载甚至准确到分钟，为研究甲午战史、清军防御装备设施、晚清军事摄影史等诸多方面，提供了难得的影像资料，弥补了中国历史有关甲午战争陆战只有文字记录的缺憾，是研究中日甲午战争及中国近代史不可多得的影像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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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一真（1860～1929年）在记录甲午战争时，不仅随军拍摄，战后他还按战争进程分三册编辑出版了唯一一本全面系统记录甲午战争的摄影集《日清战争写真帖》（1895～1896年），并拍摄有最早的一套北京紫禁城的画册。

随后，日本摄影师记录下包括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日俄战争、“一战”日本出兵胶东、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和抗日战争等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战事。

日俄战争（1904～1905年）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领土上瓜分中国的战争，但清政府腐败无能，对此战争居然宣布中立。在战时、战后，日本出版有大量的书籍报刊，全面记录这场战争，并作为战胜国保留下完整的影像资料。目前存世的影像史料主要出自日本人之手，这也成为如何利用摄影争夺战时舆论的经典案例。

日本来华人士的私人相册，在留存的日本对华影像记录中数量最大。相对于批量的商业出版物，很多私人相册因稀少、内容重要而显得珍贵。其中，直接或间接反映中日战事的照片不少，对日军在华所犯罪行多有披露。比如2014年华辰影像春拍中出现“日本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进驻北京天坛的私人原版相册，是至今发现非常珍贵的一本，册内165张照片记录了称号为“1855部队”的日军细菌部队在天坛的据点和活动内容。这是日本哈尔滨731部队外，又一个在中国从事细菌战实验的机构。二战结束时，日军销毁1855部队的全部证据。有关学者认为：“这本相册是国内第一次出现的1855部队的影像记录，是这支反人类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存在的铁证。”

“日本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相册保存完整并带有准确说明。这些私人相册常常因内容罕见、版数稀有而具有难以替代的史料价值，成为影像史研究中难得的藏品。私人相册种类繁多，有来华士兵记录下日本人在华军事演习、战场遗迹、驻屯兵营、军事要塞、行军作战、医疗战俘的相册，也有各类人士拍摄的图片，如往东北地区（伪满洲国）大规模移民活动和在华旅游观光等。

在“影像的占领”研究所接触到的私人相册还有“雪部队支那事变写真集”、“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奉天城”、“日军占领古北口长城”、入侵华北的“日军骷髅部队相册”（323张），及在河北、北京、天津、山东等地的航拍照片，等等。“雪部队支那事变写真集”系日军第36师团第224联队某军官的私人相册，该部队因人员主要来自日本东北而获此称呼。“雪部队”曾偷袭八路军总部，伤彭德怀，造成左权等293名同志牺牲，165人被俘。“雪部队支那事变写真集”就是这支日军在华活动的影像史，其中包括日军装扮成八路军偷袭的原版照片。 而“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奉天城”、“日军占领古北口长城”、“日军骷髅部队相册”，以及航拍照片，都是价值很高的影像史料。可惜很多日军私人相册，常常因没有确切的拍摄者、拍摄时间、地点、人物等信息，而丧失了其独特和珍贵的价值。

摄影考察

以上两类影像都与中日战事关系紧密，令日本的侵华罪行昭然若揭。此外，本研究还涉及另一类摄影活动，虽然不直接参与军国主义宣传，也没有直接反映战事，但它们在特殊年代也都自觉或不自觉服务了日本殖民和侵略需要，即对中国社会全面的摄影考察活动。

1901年出版的《支那文化史料》表明早在19世纪末，日本摄影师就开始对中国进行系统的影像采集，这套十三本的摄影集分省系统介绍中国。一战后，为了配合日本对外扩张，众多机构和团体开始新一轮对华大规模摄影考察活动。这种带有殖民主义性质、可被用于军事目的的摄影采集，在二战前达到顶峰，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矿产、森林、地质、水利、交通、社会、历史、文化、建筑、食物，人种等几乎所有的战略资讯，并记录日本向中国东北大规模移民的运动。

以日本对西藏的考察为例，日本的佛教界以建立佛教联系为名，从19世纪末开始渗透西藏，参与到对西藏的“探险”、“求经”等系列活动中。日本著名的藏学家青木文教（Aoki Bunkyo，1886～1956）即是西本愿寺派往西藏的留学人士，他在印度接触到13世达赖喇嘛，1912年应邀入藏，与西藏上层社会交往，接触了解到一般外国入藏者很难获取的情况。青木文教在西藏居住多年，拍摄大量的照片，内容包括宗教信仰，文化生活、景观人物和寺庙建筑，仅各个阶层的人士就有法王、僧侣、贵妇、平民等，掌握有同时期较为全面和完整的反映西藏的影像。1917年青木文教返回日本后，先后受聘于日本外务省、美军联合军总司令部民间情报教育局、东京大学等机构，著有《秘境之国西藏游记》、《西藏文化的新研究》、《西藏全志》、《西藏的民族与文化》等书。

“满蒙印画协会”也是20世纪初日本在华进行摄影考察活动的重要机构之一，出版有《亚东印画辑》、《满蒙大观》和《亚细亚大观》（1924～194？年）等照片册，目前收集到该机构出版的照片在4000张以上，主要摄影师有樱井幸三、岛崎役治等人。而曾任日本军方摄影师的小川一真还拍摄编辑出版过《清国皇城写真贴》（1906）、《北清大观》（1912年）等摄影集；作为“文化学者”的山根倬三在旅居中国二十年间拍摄大量的照片，涉及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南昌、武汉、洞庭湖、长沙、荆州、宜昌、巫山、重庆、北京、大连、旅顺、奉天、抚顺、长春等地，出版有《长江大观》（1917）和《东极大观》（1919）；在北京开设照相馆的山本赞七郎，不仅拍摄出版有《北京名胜》摄影集，也曾参与日本对华的田野考察拍摄活动。此外，关野贞、伊东忠太、竹岛卓一等日本建筑学者的触角涉及各地，如《支那北京城建筑》（1926）、《热河》（1934～1935）。以常盘大定、关野贞主编的《支那佛教史迹》（1925～1931 ）为例，共6册采用照片900幅，内容蘘括广东、江苏、浙江、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18个省的几百家著名庙宇。

“伪满洲国城市航拍相册”（1935年，23张）是日军满洲航空株式会社拍摄制作、送与“关东军”参谋部的航拍影像，包括奉天、新京、锦州、葫芦岛、山海关、承德、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天池等地，以及大兴安岭和长城的鸟瞰照，这些在考察名义下拍摄的照片都被用于侵华战争，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军事扩张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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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收藏市场出现的资料，不完全统计，日本曾对华进行过的影像考察还有：三舩写真馆《满洲名胜写真帖》（1911）；山本写真馆《北清大观》（1911）；山本写真馆《北京胜景》（1920年代）；天津中裕洋行《天津写真帖》（1915）；竹内苞雄编《庐山风景》（2册，1918）；岩田秀则《北京写真帖》（1923）；中井宗太郎等《大同石佛大观》（1925）和《大同石佛艺术论》（1946）；伊东忠太《支那北京城建筑》（1926）；广陵写真通讯社《青岛相册》（1928年）；山中定次郎编《天龙山石佛集》（1928）；长泽写真馆《上海风俗志》（1933）；山下富吉等《青岛写真帖》/《北京写真帖》/《上海风景帖》（1932～1940）；关野贞/竹岛卓一《辽金时代建筑及其佛像》（2册，1934）；山崎鋆一郎《热河之展望》（1937）；村田治郎《大同大华严寺》（1943年）；水野清一《云冈石佛群》（1944年）等。可以说，出自日本机构和学者之手的在华影像采集活动，大量出版后，唤起了日本人对中国的关心，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创造社会舆论基础。

其实，中日两国的摄影早有文化交流。1840年代摄影术传入亚洲后，不少西方摄影家就流动于中日两国之间，比如跟随英法联军进入中国的著名战地摄影师菲利斯·比托（Felice Beato），在拍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移居日本，成为了日本摄影的奠基人之一。《远东》杂志（The Fast East）1870年始刊于

日本，1875年移师上海。而日本摄影家则早在1887年，就深入台湾拍摄。“影像的占领：1894～1945日本在华影像采集的研究”还在进行，新的史料会不断补充。这些影像不仅是中国摄影史中重要的一页，在日本不能正视历史，甚至企图篡改历史的当下，这批史料也是中国人保留下的重要证据。对它们的研究和保存，在揭示与还原历史原貌、帮助大众理解特定时期摄影活动外，也应该服务于当下中日两国人民以史为鉴、共创未来的美好愿景。

（本文部分资料引用自华辰影像余铨斌、杨岳、车亮和曾小风撰写的拍品简介）

主要参考文献：

李翠薇，《老照片〈亚东印画辑〉与连续出版物〈亚东〉》，年份不详

吴群，《帝国主义早期侵略我国的真实写照》，《摄影丛刊》，1980年第5期

顾铮，《战争的理由、视觉表征与上海——木村伊兵卫与原弘的“上海”摄影特辑（1937-1938）》，《社会科学杂志》，2009年第1期

秦永章/李丽，《近代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与中国西藏及藏传佛教的接触》http：//www.cssn.cn/news/373842.htm

徐婷婷，《列国镜头中的庚子事变》，2010年春《华辰影像拍卖图录》

曾璜，《〈亚东印画辑〉和民国在华日本摄影家》，雅昌艺术网，2011

Terry Bennett，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Japan 1853-1912，2006

小川一真，《日清战争写真帖》，1895-1896年

小川一真，《日露战役写真帖》，1904-1905年

大沼十太郎，《日露战史写真帖》，1915年

关野贞、竹岛卓一 ，《热河》，1934-1935年

朝日新闻社，《支那事变写真全辑》，1937-1939年

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支那事变画报》1937-1941年

朝日新闻社，《支那事变画报》，1937-1940年

《写真周报》，1937-1942年

华辰影像图录，2006-2014。

张明，《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影像（1844-1949）》，中国摄影出版社，2008

陈申、徐希景，《中国摄影艺术史》，三联出版社，2011

何伯英，《旧日影像：西方早期摄影与明信片上的中国》，张关林译，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

香港历史博物馆，《影藏岁月：香港旧照片》，2013

特殊时期的爱情 篇7

关键词：职中班主任,特殊工作

职业中学作为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几年的持续“普高热”的冲击下，职业中学的招生面临着大滑坡，其学生的素质状况每况愈下，许多职校班主任都感到职业中学的学生难于管理。如何根据职校特点管理好学生成为职教工作者，特别是职校班主任管理好学生的一大难题。笔者从事职校班主任工作十多年，对职校生的管理积累了一些经验，可供同行们参考。

一、指导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提高职校学生的学习动力

具调查，职业中学的大部分学生对上职校的目的，将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没有一个精细的计划。不少学生抱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想法，生活缺乏动力。学习缺乏信心。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学生近期没有一个可行的目标。因此，不少学生对自己的前途很渺茫。再加上职业中学的学生年龄大多在十七、八岁，无论是心理，还是身体都不太成熟。其主要表现就是意志力不够坚强，所以很容易随波逐流，把心思用在其他方面，如，男生吸烟、喝酒、上网；女生比穿戴、比花钱等等。

因此，作为职校班主任，我们应该在学生刚上高一时，就要有计划地对学生进行职业生涯教育，指导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所谓的“职业生涯规划”是指个人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即就业环境）和本人实际情况，对自己一生的职业发展道路所作的设想和规划。实践证明：进行生涯规划的学生，由于他们近期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去实现，所以，他们有了具体的事情去做，学习的动力比以前大大增加。他们在实现一个个小目标的过程中体验了成功的快乐，恢复了学习与生活的自信。

二、班级建设中注重引进企业的“5S”管理理念培养学生的责任心

2005年10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该决定提出了“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从这一方针中我们不难看出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职业中学办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企业输送技术工人。企业就是职业中学的客户。因此，职业中学的要想提高办学效率，真正实现职业中学的功能和作用，就必须和企业进行零距离对接。将企业管理方法、企业精神与企业文化渗透在班级管理和班级活动中。近几年，我校采用工学结合的办学模式，学生在第二年要到企业顶岗实习三个月，在学生实习期间，企业发映学生在实习时主要欠缺的一种素质。就是责任心。对于责任心的培养，当代著名教育家魏书生认为：“培养学生的责任心，重在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因为，人总是按自己特定的思维方式去分析、处理问题，人有80%以上的时间受习惯支配”因此，作为职业中学的班主任，我们可以借鉴企业的“5S”管理方法。制定班级“5S”管理制度。（“5S”管理是现代企业普遍推行的一种重要管理方法，其目的在于提升工人的综合素质，内容包括整理、整顿、清扫、清洁和素养。）从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的细节抓起，严格要求学生养成注意细节，一丝不苟的好习惯，在习惯中积累功夫，培养他们的责任心。班主任在实施“5S”管理时，可以将“5S”考核结果作为学生的每学期操行等第及是否推荐就业的重要指标之一。由于学生的“5S”考核结果与自己的前途休戚相关。因此，学生也乐于遵守“5S”考核制度。例如，我校“5S”考核制度其中有一条规定：校检查人员如果在教室内发现有乱扔的废纸，学校将扣除班级考核分数2分，班长或卫生委员再查找该废纸离哪位学生最近，由离废纸最近的学生拾起并扣除该学生的“5S”考核分数2分，并写500字认识错误说明书一份。通过最近一年的实行，我校学生不仅改变了原来乱扔废纸、随地吐痰等不良的坏习惯，而且还养成了“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有规定按规定做”的优良作风。整个学校的学生素质提高了一大步。

三、以技能为突破口，狠抓后进生的转化工作，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进入职业中学上学的学生，在初中有不少学生是后进生。可以说他们其中的大部分学生在上小学或初中都是在父母或老师的责备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学生进入职校后，如果我们再对他们责备，他们会产生“破罐子破摔的想法”，最后毕将一事无成。他们的学习成绩不太好，这是他们的缺点，但是，这些学生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好动，活泼、开朗。作为职业中学的班主任，我们一定要抓住职校学生的这一特点。把他们的“好动”用在技能训练上。以技能为突破口，做好后进生的转化工作。

[案例]2008年, 我任班主任时，有一个学生叫胡小明，他在上高一前已经在社会上打工一年，在社会上学会了上网、吸烟、喝酒。由于坏习惯已经养成，在刚开学的一个月，我发现他在上课时无精打采。下课后，我把他叫到办公室，经过耐心的劝说，最后他告诉了我实情。他说“杨老师，我上课没有精神的原因是因为我昨天晚上爬墙头出去上网去了。”了解到实情以后，我没有批评他，而是让他在办公室的电脑上打50个字，我发现他输入汉字的速度较快。抓住这一闪光点，我及时地对他进行了鼓励。告诉他，现在社会上非常缺乏网络安装技术人员，如果你学好计算机知识。将来必定能成才，绝不亚于那些考上大学的学生。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后来我在班级里举行了计算机输入汉字比赛，他拿到了第一名，我及时地在全班表扬了他。当时，他非常感动，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后来，在他的带动下，我班学习计算机技能的风气急剧上升。高二时，我鼓励我们班级技能比较好的十多名同学参加了全县计算机技能大赛。结果，他获得了一等奖，另外，我班还有两名同学获得了二等奖。班级共有三人拿到了与计算机教师一样的全国统一的高级工证。（学生只有获二等奖以上，才能获高级工证）后来，这位学生毕业后，到了徐州市计算机市场最大的海云大楼工作，成为了本单位的业务骨干。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班级管理的好坏，关键在于后进生的管理。因此，对于职业中学的班主任，如果我们能根据职校学生的特点去发现他们的闪光点，及时地鼓励和引导，把他们的兴趣转移到练习技能上，让他们在练习技能的过程中树立自信心，实践证明，管理班级一定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魏书生.班主任工作[M].沈阳出版社.2000

[2]刘和平.21世纪新教育学[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0

[3]曹长德.当代班级管理引论[M].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5

特殊时期的爱情 篇8

自古以来中药和西药是存在很大区别的, 当然这种区别也同样存在在中医与西医之间。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 医生是一个很传统的但是并不复杂的文学形象。大致上来说,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医生一般都具有一个较为正面的形象, 但是在诊治爱情引起的相关疾病中却鲜有成功的案例, 很著名的例子就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人物形象, 虽然她从小就是一个身体孱弱的形象, 但是住在大观园中可以让黛玉有很好的物质条件治疗或者从中医角度来讲“调养”她的身体。从小说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黛玉在大观园中用的是当时最好的医生, 吃的是最难得到的药材做成的药, 但是, 但是在听到宝玉和宝钗成亲的消息后, 黛玉最终还是郁郁而终。从这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 在中国古典的文学作品中, 医生是并不赋有能力来诊断和治疗爱情所引起的疾病的。

在西方古典文学中, 医生同样是一个传统又常规的文学形象, 特别是在古罗马以及古希腊的与爱情有关的文学作品中。同样的, 在西方古典文学作品中, 医生并不赋有诊断爱情疾病的能力, 而是一些在爱情问题上很有经验的人具备这样的诊断能力, 在古罗马诗人奥维德作品《变形记》中有很好的描写:“Por otra parte todo el mundo sabe que, por la común, existen grandes semejanzas entre algunas enfermedades y el mal de amores:palidez inconsciente, mirada lánguida, rodillas relajadas, ....Valiente ignorancia la de los médicos!Dios!” (另外所有人都知道, 真正的疾病和爱情疾病是很相似的:意识变得虚弱, 眼神变得憔悴, 膝盖变得无力...上帝啊!医生们真是无知啊!) [Apul.Met.10.2.22-34]

同样的, 医生形象无法诊断与治疗爱情疾病这个概念贯穿了整个《霍乱时期的爱情》, 从男主人公阿里萨开始出现生病症状的时候他的母亲 (因为阿里萨父亲的年轻时也有类似的经历) 就发现这些症状似曾相识, 但是由于时代与社会的特殊性, 母亲的还是担心阿里萨的得了霍乱, 因此, 还是去看了医生。虽然根据小说的描写最后也是这位医生确诊了阿里萨的所有霍乱症状都源于爱情, 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做了很多必要的医疗检查, 幸运的是在检查后医生通过对阿里萨的家人性格了解以及与阿里萨的谈话确定了阿里萨各种不适的来源, “...para comprobar una vez más que los síntomas del amor son los mismos del cólera...” (为了再一次确认这些症状不是因为霍乱而是因为爱情...) [Márquez.El amor.Páguina 97]在这里我们可以说, 医生最后能确诊阿里萨的爱情疾病并不是因为他高超的医术或者多年来取得的各种医学常识, 而是因为他本人的年纪来带的阅历以及对爱情深入的了解。

通过这样对医生的描述, 加西亚·马尔克斯想表达的是医生对爱情以及由爱情引发的疾病症状都是一无所知的, 当然, 也许上文例子中的无名医生并不能很好地向读者证明作者的这一观点。为了更好地证明这个观点, 我们可以使用小说中的男二号乌尔比诺作为例子。小说的一开头便告诉了我们乌比诺尔是一名在当地很有威望的医生, 在书中的第165页我们可以看出, 乌尔比诺对于霍乱这一疾病简直已经感兴趣到了着迷的程度, 在很多年中几乎把自己全部的经历都放在了研究霍乱中, 如文学评论家奥维耶 (oviedo1986:36) 多所说, 乌比尔诺医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中一个典型的医生形象, 他“suele ser una figura que encarna un pricipio de racionalidad y modernidad en un mundo primitivo, domina por supersticiones y atávicos prejuicios;suele ser un producto de la cultura foránea que trata de cumplir una función cívica y culturizadora, que al mismo tiempo le da un aire de prestigio pero lo aísla de la comunidad:sus intereses científicos y técnicos parecen rarezas que inspiran desconfianza.” (他是一个为原始的、迷信的、落后的迷信的小镇带来理性与现代的形象;他是一个试图实现给小镇带来城市文明外来文化的产物, 在名望很高的同时他也在和大家渐渐疏远, 因为他对科学和技术的兴趣使他在这个小镇显得很古怪, 使大家都不信任他。)

乌比尔诺的一生和阿里萨的一生是很有对比性的, 两人都与霍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有趣的事两人的方向却是完全不同的, 乌比尔诺医生研究霍乱是为了在医学层面上彻彻底底的治疗它, 而阿里萨, 只是确确实实的把霍乱疾病的各种症状当做爱情来看, 也是因此, 他变成一个霍乱症状的专家, 更有趣的是从接下来的继续描写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安排绝不是偶然。在小说第二张里重点描写了阿里萨从小在他母亲那里接受的“感性的教育” (la educación sentimental) 而在第三章则对比的描写了乌尔比诺医生在巴黎学医时接受的“理性教育 (科学教育) ” (la educación científica) , 对于小说本身, 这部分描写的很大一部分功能是为了通过对比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主人公阿里萨的性格形成, 而对于本文来说这一部分可让我们明确的认识到乌比尔诺医生的性格, 正如阿里萨的母亲对于儿子的定义“un hijo concebido por amor y criado para el amor.Pág281” (一个因为爱受孕也因为爱而成长的儿子。) 而作为他的对比面, 乌比尔诺医生的性格已经跃然纸上。为了更好地理解俩位的性格, 书中更在第251页为我们清楚地描述了他们两位爱好的书籍, 一个是和爱还有激情完全没有关系的哲学与科学相关书籍, 而另一个是完完全全的爱情小说, 正如阿里萨自己亲口告诉他叔叔的一样“lo unico que me interesa es el amor.Pág 239” (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爱。)

从上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在小说中, 阿里萨可谓是一个爱情专家, 因此作为他的对比面---乌比尔诺医生, 虽然有广博深入的医学知识储有量, 但是却一点也不懂爱, 不懂爱情。也正如此, 他也不具有诊断爱情疾病的能力, 比如当费尔米娜因为和阿里萨的爱情而出现各种霍乱症状的时候, 当她的父亲带她去看医生的时候, 乌比尔诺仅仅是在运用自己博大的医学知识来诊断费尔米娜“El doctor Juvenal Urbino solía contar que no experimento ninguna emoción cuando conocióa la mujer con quein había de vivir hasta el día de la muerte.Rercordaba el camisión celeste con bordes de encaje, los ojos febriles, el largo cabellos suelto sobre los hombros, pero estaba tan obnubilado por irrupción de la peste en recinto colonial, que no se fijóen nada de lo mucho que ella de adolescente floral, sino en lo más infimo que pudiera tener de apestada.Ella fue más explícita:el joven médico de quien tanto había oído hablar a propósito del cólera le parecióun pedante incapaz de querer a nadie distino de símismo.El dignóstico fue una infección intestinal de origen alimenticio que cediócon un tratamiento sasero de tres días..Pág170” (乌比诺尔医生经常讲, 当他第一次看到这个陪伴他一生的女人时他是没有特别的感觉的, 他只是记得她的天蓝色的带花边的大衬衣, 她那双看起来是发烧了的眼睛, 以及她那长长的垂在胸前的头发, 但是他实在是太关心小镇爆发不久的霍乱疾病了, 以至于完全没有注意到花一样年纪的她可能只是感冒了。而她却记得很清楚当时的情况, 她记得从这个年轻的医生身上除了听到了很多关于霍乱的事情也感受到了他是一个自大到不可能喜欢任何人的人。最后的诊断结果是, 她的肠道被蛔虫感染了, 在家休息三天就好了。) 但是从小说前后的各种细节描写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判断, 虽然费尔米娜拥有所有霍乱疾病的症状, 但是确实是因为和阿里萨初恋的结束而生病了。而乌比尔诺医生并没有诊断出来, 除了他本人对霍乱疾病的狂热之外, 还是因为作为在《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本小说中, 乌比尔诺医生是不懂爱情的, 也是被定义为不具有诊断爱情疾病的能力的。

无论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无名医生的描写, 还是对乌比尔诺医生的人物塑造, 医生这一形象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中的形象基本是固定的---无法诊断爱情所引发的各种疾病, 而这一形象, 也很好的的吻合了古典中国和西方文学中的医生传统的形象。

参考文献

[1]El amor en los tiempos de cólera.García Márquez, G.Barcelona:Plaza y Janés Editores, 1997.

[2]“El amor en los tiempos de cólera de García Márquez”, Oviedo, J.M.Vuelta, 10:114 (1986 May) :33-38.

特殊时期的爱情 篇9

一、爱情方面

费尔米纳在年轻的时候对爱情尚不成熟,但她内心爱着阿里萨,她花费了一生终于明白了爱情是什么。而她与医生之间的婚姻中并无爱情和激情可言,有的只是携手相伴这么多年的默契和温情。

(一)与阿里萨的爱情

她与阿里萨之间的爱情是懵懵懂懂的。当时确实有爱情的存在,但在旅行归来后,费尔米纳突然意识到和阿里萨的爱情只是做了一个爱情的美梦。一方面,小说中成功地揭示了“林妹妹不会爱上焦大”的原因 :阶级、门户、种族偏见等社会因素仍然是影响男女关系的重要成分 ;另一方面,在长久的离别后,热恋中的阿里萨突然看见了恋人费尔米纳,他神魂飘荡地盯着她那穿行于市场中的惊鸿般的身影,气喘吁吁地尾随而行。当姑娘不经意间地走进被视为“品行端庄的姑娘的禁区”的市场的一角时,他跟上去说了一句简单却至关重要的话 :“对戴王冠的仙女来说,这里可不是什么好地方。”刹那间,长达数年的思恋和梦想一下在姑娘心中化为泡影。一场将近半个世纪的爱情的苦难就此酿成,使得阿里萨陷入了长期的爱情陷阱中无法自拔。但在经过了五十多年的漫长的婚姻生活后,费尔米纳终于重新爱上了阿里萨,这证明他的苦心等待是值得的。年轻时主观和客观原因导致两人无法在一起,这说明费尔米纳对于爱情的认识尚不成熟,拒绝了爱情的幻想性 ;年老时又因两人年纪已大,无法结合。这时的费尔米纳才真正懂得什么是爱情,且勇敢地抛弃个人成见与社会舆论不顾,大胆接受爱情。

(二)与乌尔比诺的婚姻

女主人公与乌尔比诺医生之间并没有爱情和激情可言,两人的结合只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乌尔比诺医生在与妻子进行结合时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并不爱她,只是觉得她的美貌可以配得上自己高贵的身份地位,且是想要征服费尔米纳骨子里的高傲的心理促使他追求妻子并和她结婚。费尔米纳与阿里萨之间的爱情是不现实的,正如马尔克斯自己所说 :“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弗伦蒂诺 ? 阿里萨的爱情观念被理想化了,他的爱情观念与现实中的是截然相反的。”相对而言,她与丈夫之间的无爱婚姻则更多的是平静没波澜,更加的世俗化。小说中对于两人之间的感情的描写更多的是关于两人多年来在一起生活的默契,以及一些生活琐事。作者通过细节化的描写,向读者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婚姻生活。马尔克斯说过 :“男女双方的结合,如同整个生活历程一样,是一件极其难以处理的事情,它必须从最初的时刻天天开始,而且必须在有生之年天天如此。”

物质生活上,医生对于费尔米纳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但在精神生活上,医生却不能给她幸福。乌尔比诺是一个懦弱得害怕死亡的人,所以服用大量药物来延缓死亡的脚步。且他是一个终身被社会地位和家庭观念所禁锢的没有灵魂的可怜人。妻子内心的苦闷他漠不关心,妻子每天都感觉自己像是丈夫的高级女仆。他对妻子说 :“你要记住,对于一对恩爱夫妻,最重要的不是幸福,而是稳定。”作者通过生动的描写写出了两人婚后生活中的点滴,以及夫妻在生活中的吵闹,其实这就是真实的生活,所以在我看来,两人之间更多的是世俗夫妻之间的感情,是夫妻间的温情,直到医生死的时候才用尽最后的气力说出了那句“我爱你”,这是他对两人携手相伴一生的最好的感谢。作者在小说中运用了细节化的描写手法——很少运用一贯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而是大篇幅的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写法,这样使得小说更加地贴近于生活,使读者具有一种真实感。

二、社会意义

(一)费尔米纳人性中的弱点

费尔米纳忍受半个世纪以来无激情的婚姻以及囚徒般的生活,体现出了她人性的弱点。

年轻时的费尔米纳,母亲早逝,一直在父亲封建家长式的管理以及姑妈的监督下长大,但骨子里的她却是个敢作敢为的女孩。所以当阿里萨带着他的炽热的爱情如期而至时,勇敢的女孩敞开心扉迎接爱情,并倔犟地对父亲的反对以死相逼。但最终还是向现实屈服了。在21岁时勉强地嫁给了医生。婚后,婆婆和小姑的刻薄以及生活怪癖,繁重的家务,还有丈夫的懦弱与不忠,这林林种种都使得她难以忍受,但由于她珍惜现有的优越的社会地位以及内心缺乏追求公平命运的勇气,所以和当时社会上的妇女一样选择了隐忍。费尔米纳人性的弱点,造成了她半个世纪的悲剧命运,一生都作为家庭的囚徒而存在。丈夫去世后,在阿里萨的电报式信件以及白玫瑰的安慰下,终于找回了被婚姻以及世俗扼杀的人性以及少女时的爱恋,并且勇于追求自己晚年的幸福,通过与阿里萨之间的爱情来补偿自己这半个世纪以来的精神上的匮乏。

在当时的拉美社会中,爱情是受到压制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就等于是在压制人性,而费尔米纳用一生来看透了自己人性上的缺失。在我看来,即使是付出了一生的代价,这仍然是值得的,至少可以和相爱的对象晚年的阿里萨携手走过余下的岁月,不管俩人最后能走到哪儿。在小说的结尾处,当船长问阿里萨这艘船驶向何处驶到何时时,阿里萨说出了“早在五十三年七个月零十一个日日夜夜之前就准备好了的答案——‘永生永世!’”所以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即使两人没能结合,但依然是个完美的结局。

(二)女权主义意识的觉醒

从女权主义来看,费尔米纳的觉醒意味着拉美地区成千上万的女性意识的觉醒,这使得小说具有一层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

在当时的拉美社会中封建意识还很强烈,女性成为寡妇后,不能穿着花哨的衣服,不能表现得过快乐和热情。在小说中,当时的费尔米纳婚后即使意识到自己成为了家庭的囚徒,却没有勇气冲破生活的樊笼,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精神家园。而费尔米纳在丈夫去世后仍然认为自己是丈夫的社会符号,依然保持着丈夫在世时的风采以及生活习惯,多亏了阿里萨的耐心开导,才使得可怜的费尔米纳走出这一误区,认识到自己被束缚的人性,明白了什么才是爱情和激情。所以当时的拉美社会女性的女权主义意识的尚未觉醒,而作者笔下的费尔米纳却在晚年勇敢的追求自己的爱情,不顾社会舆论、嘲笑和女儿的反对。马尔克斯曾说过,“妇女能支撑世界而男人们只知一味推倒历史。”这也表示在作者的心里对当时社会上的成千上万的拉美地区的女性的身份和地位是抱以同情态度的。

加西亚 · 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这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女主人公爱情生活以及女主人公将近半个世纪的人生所反映出来的女权主义意识的觉醒。

特殊时期的爱情 篇10

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坛有这样一些诗人, 他们的诗歌以宣扬“及时行乐” (Carpe Diem) 来引诱少女们抛开矜持与羞涩、大胆去爱, 充分享受爱的热烈、激情与欢乐。骑士派诗人就是其中一批。

17世纪初的英国社会矛盾加剧, 动荡不安。社会现状在诗歌中得以体现, 涌现出一批玄学派诗和骑士派诗。骑士派诗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赫立克、托马斯?步鲁、约翰?萨克金、理查德?勒夫莱斯等。他们的诗歌继承了16世纪下半叶典雅爱情或宫廷爱情诗歌的传统, 大多以贵族阶级生活为主题, 语言典雅, 语义朦胧。由于骑士派诗人深受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 “及时行乐”这一主题在诗歌中尤为盛行。诗人以此来表达对爱情和情欲的向往。在社会动乱的背景下, 骑士派诗人大多具有一种“末日情调”1, 希望通过诗歌来劝说心上人“行乐须及春”, 劝告她们抛开思想的禁锢, 大胆享受爱情, 所以很多学者把这一诗歌形式称为“劝婚诗”、“艳情诗”或“引诱诗”2。

尽管“引诱诗”以宣扬“及时行乐”来引诱少女们抛却矜持、大胆去爱, 可是我们会发现这些诗歌的表达并不直白, 甚至普遍存在大量的语义朦胧现象, 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爱情观的影响。

二、“引诱诗”中的语义朦胧

在“引诱诗”中, 《出征前致露卡斯妲》 (To Lucasta, on Going to the Wars) 可以说最为朦胧的一首, 也是理查德?勒夫莱斯最有名的诗作之一。勒夫莱斯出身贵族, 是骑士派代表诗人之一, 擅长抒情诗。他的诗歌“婉约典雅, 常常富于哲理”2, 零散诗作大多结集于《露卡斯妲》 (1649) 。代表作《出征前致露卡斯妲》语言简洁易懂, 别具一格。尤为值得回味的是作者那效忠国家的豪言壮语背后的复杂心情。有学者认为该诗反映了中世纪骑士精神, 表达了为了战争及国家尊严而舍弃爱情的高尚之举, 思想高尚, 情真意切, 也许不尽然。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文本意图, 17世纪上半叶由于受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 人类自我意识逐渐觉醒, 以人为本, 主张灵肉和谐。在这种思潮下, 作为深受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骑士派诗人在表达捍卫国家尊严与个人荣光的同时, 更要传递的是张扬人的理性, 大胆追求爱情, 以人为本, 反对神学的灵肉对立。所以《出征前致露卡斯妲》这首诗明为效国效民, 实则“引诱”爱情。而通过深入分析其内涵, 读者可以从中解读出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爱情观的蛛丝马迹。

诗歌中的说话者是一位即将出征的战士, 表面上描写“典雅爱情”, 歌颂意中女性, 并表达了自己舍弃爱情, 投入战争的决心。其实为了能鼓励姑娘大胆去爱, 他可谓费尽心机。且看诗歌全文:

Tell me not, sweet, I am unkind, 亲爱的, 不要说我太无情,

That from the nunnery竟告别你的殿堂——

Of thy chaste breast and quiet mind你纯洁的胸膛和恬静的心灵,

To war and arms I fl y.奔向刀剑和战场。

True, a new mistress now I chase, 不错, 我将追逐新相好,

The fi rst foe in the fi eld;战地上的第一个敌人;

And with a stronger faith embrace我将以更强的信念拥抱

A sword, a horse, a shield.利剑、战马和坚盾。

Yet this inconstancy is such但对于我的这一变心,

As you too shall adore;你也会感到骄傲;

I could not love thee, dear, so much, 亲爱的, 我不能爱你太痴情,

Loved I not honor more.竟至把荣誉抛掉。 (顾子欣译)

郭沫若将最后两行翻译为“亲爱的, 我就不配真爱你了, 如果我不更爱我的荣名”, 表达了“爱江山不爱美人”的壮志。很多学者把整首诗定义为骑士或爱国诗歌。如果结合时代背景仔细分析整首诗, 就会发现“及时行乐”的主题贯穿其中。

“露卡斯坦”源于勒夫莱斯一位名为Lucy Scheverel的情人, 诗人称呼她Lux casta3, 所以此诗可以说是作者自述。诗人亲切地称对方为“sweet” (亲爱的) , 流露出甜蜜之情。隐喻的运用成就了语义的朦胧, 如“nunnery” (修道院) 隐喻爱人的圣洁的身体和保守的思想, 用“chaste breast and quiet mind” (纯洁的胸膛和恬静的心灵) 暗示爱人的圣洁保守, 有学者认为这是歌颂庄严圣洁之爱。但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 17世纪初英国宗教矛盾激化, 人文主义者反对教会蔑视人生, 放弃尘世享乐的禁欲主义说教, 认为禁欲违反了人的本性, 麻痹了人的思想。由此可得知“修道院”并不是对禁欲和保守的歌颂, 而是对羞涩和保守思想的讽刺。“fl y”描写了从恬静的姑娘身边奔向喧嚣的战场, 虽有“欲饮琵琶马上催”的无奈, 同时也表明了要心上人“醒时同交欢”的迫切意图。

第二节诗人把“the fi rst foe” (第一个敌人) 比做“a new mistress” (新的情人) , 可谓特立独行, 反差巨大。这种隐喻的手法极具反讽的效果。这种含有悖论 (paradox, 语义矛盾) 4的隐喻只能说明情人的保守令他感到遗憾, 而他真正渴望的却是一场如战争般轰轰烈烈的爱情。作者用“A sword, a horse, a shield.” (利剑、战马和坚盾) 形象的借代战争, 同时还暗示了作者燃烧的激情和欲望如利剑和战马般奔放, 而姑娘的禁欲和保守如坚盾般固若金汤。表达了对禁欲主义和典雅之爱的批判, 以及对个性解放和享受人生的向往。

第三节中的“inconstancy” (变心) 一词表明了他的立场和态度, 也是对爱人的警示。这个词表明作者已然失去了对羞涩少女的耐心。“adore” (骄傲) 一词表明作者对保守禁欲的讽刺, 试想谁会为情人的变心感到骄傲呢?他无法接受宗教所强调的禁欲主义, 放弃尘世享乐。只能选择放弃和逃避, 用投入战争的方式来释放没有归宿的感情。

诗人用到多种修辞手法, 如暗喻、借代等, 对不同意象进行看似不合理的类比, 产生了悖论、反讽或复义 (ambiguity, 多重意义) , 用语言上的模糊性隐藏了“引诱诗”的真实意图, 即作者隐藏了对情人故作正经的不满, 变相刺激情人摆脱宗教束缚, 听从自己内心的需求, 也就是所谓的“及时行乐”。

三、朦胧语义下的爱情观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诗人有多处大胆地表达了自己的欲望, 但并未露出半点轻薄之意, 而是通过朦胧用词来遮掩真实想法, 所以诗中的男子从未失掉自己的风度。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在于文艺复兴“及时行乐”诗歌中,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爱情观。

首先, “及时行乐”主题的诗歌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精神和身体解放的渴望, 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时代精神的浓缩和体现。它们关注现世的幸福与享乐, 是对脱离现世专修来世的主张的批判, 并劝诫人们要珍惜眼前, 及时行乐。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这表达了一种乐观的处世态度和爱情观。

对精神和肉体的解放在“及时行乐”诗歌中部分表现为对性爱的描写。如在《致羞怯的情人》 (安德鲁·马维尔) 中有多处与性爱有关的场景, 诗中写道:

你的美丽将消逝得渺无踪影,

在你那大理石的墓穹下,

也不再回荡我的歌声;

只有墓边的虫蜥来品尝你久藏的童贞。

……

因此, 趁你青春的容颜还像凌晨的露珠,

你炽烈的情焰还燃烧两颊的红晕;

让我们像困卧在笼中的情鸟,

趁早寻欢作乐, 别错过这美景良辰! (黄新渠译)

诗中虽然有多处带有与性有关的意象, 但都不是低俗的引诱, 而是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这可以被看成一种通过巧妙运用奇思妙语而达成的策略或规劝。

其次, 守礼观念在文艺复兴诗歌中普遍存在5。描写“及时行乐”的主题大多是男性诗人, 这些诗歌的倾诉对象大部分是十七世纪的年轻女性。而在当时的西方社会看来, 尊重和保护女性是绅士风度的体现, 批评太直接说话太露骨被认为是有失礼仪, 因此他们选择将刺耳的批评和露骨的欲望模糊化处理, 使诗歌具有一种伊丽莎白时期的浪漫主义气息。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世纪所推崇的典雅爱情和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的爱情观受到了中世纪教会神学思想的影响。基督教教会主张灵肉对立, 崇尚放弃尘世享乐的禁欲主义。他们认为肉体之欢会导致贪婪和懒惰, 即人类七宗罪中的两种罪。人文主义者反对教会蔑视人生, 放弃尘世享乐的禁欲主义说教, 认为禁欲违反了人的本性。勒夫莱斯在诗中通过一系列的隐喻批判教会, 但这种批判是隐秘的, 从而产生了“狡猾讽刺”的效果。

四、结语

欲望与理性在以“及时行乐”为主题的诗歌中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这些诗歌当中直言不讳地描写了与性有关的意象, 大胆表达了对性渴求, 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于美好爱情的追求和向往。在格式、结构甚至韵律方面又充满了语义朦胧, 巧妙地避免了矛盾冲突, 体现了对浪漫传统的继承, 读来也并不会产生因为追求享乐和欲望而产生的粗俗。“及时行乐”诗歌以朦胧的语义掩饰真实意图, 针砭时弊, 明褒实贬, 语言精练, 意味无穷。或许正是这种朦胧之美带给了“及时行乐”诗歌恒久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何功杰.英美名诗品读[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2.

[2]、张纪鸽.文艺复兴时期的“引诱诗”初探—欲望与理性的完美结合[J].山花, 2009 (24) .

[3]、张先刚.诗歌研究的语言学途径—《出征, 赠鲁卡斯特》系统功能语言学分析[J].电影评介, 2008 (11) .

[4]、支宇.文本语义结构的朦胧之美—论新批评的“文学性”概念[J].文学理论研究, 200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