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共12篇）

法律解释 篇1

在司法实践中, “诉”字的使用概率可谓独占鳌头。概括起来, 常用词语和解释就有如下之多:

起诉———指当事人一方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请求法院对案件进行审判的行为。

应诉———指被告针对原告起诉, 提出答辩的活动。

撤诉———指提起诉讼的当事人撤销已经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包括撤回起诉上诉。

胜诉———指诉讼过程中, 一方当事人得到法律有利于自己的判断。

败诉———指诉讼活动中, 一方当事人得到法律不利于自己的判断。

上诉———指当事人对法院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在法定期限内声明不服, 依法向上一级法院请求重新审理的诉讼活动。

申诉———指诉讼当事人、被害人或者其他公民, 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进行不服, 依法向上一级法院请求重新审理的诉讼活动。

投诉———指当事人为解决纠纷, 寻求诉讼的行为。

公诉———是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机关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抗诉———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断或裁定提出重新审理的诉讼要求, 是检察院对法院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

自诉———指被害人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自己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法律解释 篇2

(一)有的解释违反法律规定

从理论上说，司法解释只能解释法律，而不能改变法律的规定。在法律没有修改的情况下，以司法解释改变法律的规定，既不符合司法解释的原则，也不利于法律及司法解释的适用，且有损于法律的权威。在《担保法司法解释》中，有一些解释明显地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主要体现在：

1.保证期间的中断

保证期间能否中断，理论上看法不一，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又取决于保证期间的性质。关于保证期间的性质，理论上意见分歧很大，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保证期间属于诉讼时效期间，因为《担保法》第2条规定“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第二种观点认为，保证期间属于除斥期间，因为期间届满后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第三种观点认为，保证期间属于特殊的除斥期间，因为保证期间具有除斥期间的主要特点——除权，同时担保法又规定保证期间可以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第四种观点认为，保证期间既然非诉讼时效，也非除斥期间，保证期间只是保证人能够容忍债权人不积极行使权利的最长期限，是一种独立的期间形态，不应当将除斥期间划入诉讼时效或除斥期间的范围。按《担保法司法解释》起草者的观点，根据除斥期间的性质及担保法对于保证期间的规定，保证期间应当理解为除斥期间。[1]为此，《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1条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我们认为，这不仅违反了担保法的规定，而且其合理性也值得怀疑。

《担保法》第25条第2款明确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对于这一规定，理论上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保证期间为除斥期间，一般保证中的债权人在向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并就债务人的财产强制执行而无效果的情况下，尚应对保证人依法提出承担保证责任的请求，而该请求的有效期限，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而不再有保证期间重新起算的问题，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不是指保证期间按照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可以重新计算，而是指债权人对保证人主张权利的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2]这说是说，保证期间不存在中断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是指保证期间可以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而发生中断，保证期间中断后，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应当重新起算。[3]我们认为，后一种理解是妥当的。因为，“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这说明在债权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时，主债权的诉讼时效中断，而保证期间适用这种中断的规定，也就应当中断。也就是说，保证期间也因债权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而中断。担保法之所以这样规定，其理由在于：如果债权人积极行使了他的权利，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由于诉讼或者仲裁的程序的关系，有可能待案件了结，经依法强制执行债务人仍不能履行债务之时，原来约定的保证期间以及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已经届满了。这时，债权人还能不能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了呢?如果规定不能，对于债权人的利益显然是不公平的。法律规定保证期间中断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保证期间，如果债权人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那么保证期间就中断，以前经过的保证期间归于无效，保证期间重新计算。[4]既然《担保法》规定保证期间可以因债权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而中断，而《担保法司法解释》却规定保证期间不得因任何事由而中断，显然与法不符。

法律现代性下法律解释问题探究 篇3

摘 要：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要获得正确的适用，法官或相关司法部门必须、也必然要对法律文本进行解释。由此，法律文本中存有疑义的文字及意义，才会变得易于理解，进而融会贯通，实现真正的“有法可依”。恰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提出的认知：“凡法律均须解释，盖法律用语多取诸日常生活，须加阐明；不确定之法律概念，须加具体化；法规之冲突，更须加以调和。”因此，相关法律解释的行为已成为当前法律适用和司法实务中的基本问题。法律必须经由解释，始能适用。所以，立足于全面深入“依法治国”理念的背景下，基于法律解释的价值，一众学者及法律人必须对此给予高度关注，正视其实践难题，从而不断完善，共建完善的法治体系。

关键词：司法解释；法理学；法哲学；解释活动

一、法律解释的渊源概述

尼采曾言：“没有自身历史的东西，才能被定义”。按照这一观点，鉴于法律解释有着与法律的存在和发展同样悠久的历史，其概念是难以界定清楚。也正因此，法律解释一直是一个意义丰富又不太确定的概念。具体地说，法律解释实质即是为明确法律规范的含义，而对该法律规范构成要素的含义进行界定、解析、阐释或说明的一种实践性活动。以笔者观点来看，要理解这一概念，应当把握三个要点：第一，要明确法律规范的含义，特别是“明确法律规范应有的含义”，此举是法律解释活动的根本目的，任何“法律解释”都必须以弄清法律规范的意思为其最终目的。第二，要明确法律解释具体操作过程或是实现途径，在于“对该法律规范构成要素的含义进行界定、解析、阐释或说明”，只有弄清楚一条法律规范的全部构成要素的含义，才能把握到这条法律规范的完整含义。第三，要明确法律解释所针对的具体对象是“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即解释的法律规范必须针对法律条文的各个句法成分进行。

二、基于本质的法律解释形成因素

在法治实践中，只要是运用法律规范的过程，就必然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法律解释活动。换言之，法律规范只要被运用，就必然会被解释。而法律之所以必需“解释”，也与法律的明确性与模糊性存在不可分离的关联性。具体成因如下：一是法律规范与司法实践的关系。法律规范具有抽象、概括的特点，其决定了法律不可能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法律规范与司法实践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这在成文法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从立法者的角度来说，社会生活的纷繁复杂多变性，即要求法律规范必须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与概括能力。也正因为社会关系的这种复杂多变性，才造就了法律规范与司法实践之间存在“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所以，为了使法律规范更好地服务于司法实践，法律解释就成为了司法实务中的必需存在。二是法律语言自身特点的关系。基于对明确性的必然追求，法律语言很少使用文学上夸张、模糊等修辞手法。同时，司法经验亦表明，法律要更好地规范人们的生活，调整好社会关系的明确性或准确性，是法律语言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特征。然而，即便如此，法律语言仍然无法摆脱模糊性的存在。这也让人们知道了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并非是由于所谓修辞方式的使用不当所致，而是主要因其自身的语言特点。

三、法律解释的要求维度

法律解释在司法活动中具有着重要的价值。法治体系的完善不能脱离于法律解释实践活动。与立法目标实现的前提条件相似，但法律解释价值要充分体现，即要求法律解释必须满足一些基本条件。首先，从哲学层面来看，其基本要求涵盖了认识实践合理性、道德实践合理性与审美实践合理性三个维度。将此对应到现实生活中，即与人类活动中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审美性三个方面相呼应。显然，这也就构成了实践法律解释的一个基本点。其次，从实践层面来说，法律解释实践须满足以下要件：一是应符合解释活动中所包含的基本规律性；二是在遵循规律性的同时，必须与具体案件相结合，必须考虑一个时代下目的性价值；三是在满足规律性与目的性的基础上，应当具备一定的审美合理性。

四、法律解释在法治体系中的困难

（一）存在服从与创造的矛盾

基于上述可知，法律解释实践满足实践合理性，其价值便可得以彰显。但司法实务过程是复杂的。因而，法律解释工作绝非易事。作为一种复杂的法律方法，解释过程也会遇到很多难题。即法律解释主体在面对法律本身存在的问题时，是该严格服从“法律本身”，还是应当创造性地“解释法律”？实质上，法律解释中“服從”与“创造”矛盾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共同面对的一个难题。

（二）存在安定与灵活的矛盾

站在法律发展的维度与历史层面来看，无论是成文法还是判例法，都无法避开法律的安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矛盾。要实现法律的安定性，法律解释主体就应当严格遵守法律，使法律具有稳定的预期。但要实现法律的灵活性，就必须保证法律能够通过某种途径不断获得新的充实和成长。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法律解释主体就应当通过创造性的解释方法积极地进行填补。于是，如何协调法律的安定性与灵活性，也就成为了法律解释实践所必须正视的问题。而这一矛盾与障碍不仅在我国存在，同样也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两大法系共同面对的一个难题。

五、结语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律的确定性为法律价值的彰显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同时，法律文本的模糊性却为其应有价值的充分体现设置了诸多难题。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源在于法律解释的缺位。本文通过概述法律解释，指出法律解释存在的重要价值，进而阐述了法律解释活动的基本要求及其实践难题，以求进一步提升法律解释研究的热度。

参考文献：

[1]熊伟.法律理性化悖论的现代性批判——一个正当性论证的视角[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

[2]赵艳静.和谐视野下的法治建设解析[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07）

[3]朱靖利.试析法律悖论[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6）

[4]伍杰，赵欣.对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思考与研究[J].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14（03）

“法律解释”的应然语义 篇4

法律解释是一种重要的法学方法, 它是准确适用法律的基础和前提。法律解释是司法机关在审判工作中对具体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做解释的一种方法。但在我国现阶段, 法律解释却变成是我国最高司法机关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法律规范的细则化甚至创新的方式。这种法律解释有点二次立法的性质, 无论这种解释有多么详尽, 到法官手中仍需要进行一次法律解释。为什么都称之为“法律解释”, 前者所有的法官都享有解释权, 后者却是最高法院的专权呢?二者究竟存在什么差异,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分析, 进而找出其中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同时, 为了便于区分两种不同涵义的法律解释, 笔者在此借用哲学中“应然”与“实然”的概念, 将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称为“应然”法律解释, 将目前在我国司法界大量存在的法律解释称为“实然”法律解释。

二、“应然”的法律解释

一般解释学的理论认为, 最初含义的“解释”是指在阿波罗神庙中对神谕的解释, 之后解释学的发展经过了解释的技术及其规则的创设阶段, 但解释学的最终确立应归功于对《圣经》的解释。解释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境外生象”, 它必须面对一定的文本 (Text) 而进行, 而法律解释就是对法律文本进行的说明。法律解释是对法律内容和含义所做的说明, 是对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说明。

法律解释是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法规的过程中, 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所做的解释。法律解释企图利用各种解释方法来为立法填补空缺、清除瑕疵, 从而使疑难案件的判决能够恢复到大小前提清晰明确的司法常态。同时, 法律解释还要利用各种解释方法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因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会增加法律规则不确定性的程度。

(一) 解释的对象是否只限于文本的法律。

在解释内容上, 法律解释的对象研究包括哪些呢?一种观点认为, 法律解释的对象只限于立法者所制定的文本, 法律就是制定法文本, 法律的含义也自然取决于文本的字词含义。法官只能在其权限范围内对法律条文做出解释, 不能侵犯立法权, 即只能按照实定法, 如刑法典以及其他明文规定的法规进行规范意义的解释, 而不能超越为一定条文所制约的规范进行解释;另一种观点认为, 真实的法律并不局限于法律文本, 法律文本之外的立法者意图也可以是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 文本之外的立法者意图也是法官必须解释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司法中的法律解释不限于对法律文本的解释, 甚至主要不是对法律文本的解释”, 法官要理解法律的真实含义, 就不能仅以处于历史孤立状态中的法律文本为依据, 而应当以当下经济、社会、文化等整体观念为背景, 兼顾法律规则与个案情况, 进而“创造性地构思出一种与普遍渗透于法律之中的正义原则最为接近的法律, 从而维护整个法律体系的统一性”。

(二) 解释方法是否存在序列。

在解释的方法上, 通常的解释方法包括语义解释、语法解释、逻辑解释、体系解释、法意解释、目的解释、社会学解释等。其中最为常用的是语义解释、语法解释、逻辑解释, 这些也被称为平意解释。这几种解释方法的对象都不超出法律文本的范围, 或者说, 都是仅仅依靠法律文本所传递的符号信息来确定法律意义的解释方法, 故具有明显的形式主义。其中语义解释、语法解释以及逻辑解释具有严格的优先性, 若这些解释的条件得到满足, 就必须优先被采用;只有具备足够的理由对这些解释的结果表示怀疑时, 才考虑适用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或目的解释;因为这些解释所需信息的来源和范围十分广泛, 也十分复杂, 对法官的要求十分苛刻, 通常要求法官在做出解释前必须考虑立法者意图、公共政策、主流公众意见和常识意义上的公平正义观念。而通常认为, 社会学解释是最后的选择, 只有当其他所有解释结果均明显不能成立时才能适用。

无论法官适用何种解释, 最终法律解释的结果应符合自律原则和可预测原则。自律原则主要是为了限制法官权力, 可预测原则则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因此, 法律解释的限度即是符合自律原则和可预测原则。自律原则主要是对法律解释权的限制, 要求法律解释能为法律条文含义所涵盖, 防止司法权超越立法权, 否定司法立法权。可预测原则要求广大公民对法律解释的结论不感到意外, 换言之, 必须是普通公民根据一般语言习惯都可能预料到的结论。唯其如此, 才能避免公民因为国家司法权的滥用而遭受打击之苦。

法律作为一种基本的行为规范, 应具有基本指引社会大众的功能。只有这种指引作用得以发挥, 才能使行为人根据法律规范认识到自己应如何行为, 并根据该规范来选择自己的行为及行为的方式;也只有这样, 行为人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司法机关对其违反法律规范的行为进行处罚才具有正当性。而法律解释是指解释者在法律条文文句所能涵盖意义的限度内, 阐明法律条文的语言意义和内在真意, 同时也要求经由法律解释得出的判决能为社会大众所理解, 既要准确, 又要通俗易懂。正如哈耶克所言, 法院判决的关键是能够被预见, 而不在于这些判决的规则能够用文字表达, 引导人们预见这种规则或一般原则的是人们的“正义感”。

三、“实然”的法律解释

我国法律解释是指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法规的过程中, 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所做的解释。无论是从大陆法系看, 还是从英美法系看, 我国目前这种法律解释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的。我国目前法律解释, 形式上类似是二次立法, 具有司法法的性质, 即司法机关创制的法。这种司法立法的情形与司法活动的客观规律是不相符合的。我国司法机关是实行行政化的体制, 在这种行政化的司法体制下, 上下级法院之间不是一种审级关系, 上级法院也不是通过判例来指导并监督下级法院, 而主要通过颁布各种法律解释及司法行政文件来指导下级法院。

我国的法律解释与英美法系的法律解释是存在较大差别的。首先, 我国的法律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其他各级人民法院都没有法律解释权, 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布的法律解释对其他各级法院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 因为最高法院掌握最终的审判裁定权力, 下级法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只能依据最高法院的法律解释进行审理。而英美法系国家的法院一般都有法律解释权, 法律解释是每个法官审理案件必经过程。而法官通过法律解释所做的判决对本院以及下级法院具有约束力。其次,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解释一般只能在法院裁判案件时做出, 它包含在法院的判决之中。而我国的审判解释一般以抽象的方式做出规定, 不需要针对具体的案件。即使最高法院对案件的具体裁判中有对法律的解释也不是我国的法律解释。

四、“实然”向“应然”的转化

我国法律解释之所以与英美法系国家存在较大差异, 客观地说, 绝大部分是由我国法律解释错位造成的。“实然”的司法与“应然”的司法存在较大的距离, 其形式更像二次立法。对此, 有些学者认为, “应当合理区分立法解释和法律解释之界限, 正确行使其职能;完善法律解释的表现形式, 削减普遍性法律解释, 客观评价并充分重视个案性法律解释的价值, 并辅之以判例, 使个案性法律解释和普遍性法律解释、刑法判例共同服务于刑事司法实践。”

还有些学者认为, 应当引进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 取消最高法院的颁布法律解释的权力, 把我国现行的由最高法院行使法律解释权的体制转变为由个案法官自主解释的体制。对此, 笔者认为, 判例制度是否适合我国的司法环境, 还有待考证, 但从我国目前司法队伍的状况来看, 近期内在我国实行判例法是不现实的。另外, 进行法律解释的体制改革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它需要从制度上和观念上的同时构建才能促成此转变的实现。

相反, 笔者认为, 当务之急是树立法官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法律文本的尊重。因为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驱动力, 离开了对法律的信仰, 法治就无从谈起。众所周知, 人的思维决定人的行动, 如果作为解释法律、适用法律的法官没有对法律形成信仰, 那么, 法官就不能成为静止的法律条文和具体案件事实之间的桥梁, 国家所立的法将成为一纸空文, 法治也就无法实现。只有法官以虔诚的态度对待法律信仰, 才能真正认识到法律所代表的公平、正义和平等, 才能真正在内心里尊敬法律, 从而心悦诚服地自觉遵守法律, 严格依法办事, 才能真正发挥法律的应有之用。

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应少写些批复或少做法律解释, 多开庭审理案件, 制作有充分理由的判决书, 以其中的判决理由以及判决理由所形成的规则指导下级法院。这样, 成文法规得到了法院判决的详尽解释;判决理由的详细表述促进了司法公正;各方当事人与一般公民认可法院判决从而提高判决的权威性。在此基础上, 可以逐步形成上级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判决的指导与约束作用。在肯定了上级法院判例的合理性的前提下, 下级法院遇到相同或类似的案件时, 应当做出与上级法院判决相同或类似的判决。这样做, 有利于确保对相同的案件做出相同的处理, 对类似的案件做出类似的判决, 从而逐渐使“实然”的法律解释恢复其“应然”的面貌。

摘要：法律解释是法官对案件进行审理、做出判决的必经途径和重要方法, 也是文本法律向现实法律转化的桥梁。而在我国, 法律解释却成为最高法院发布规范性文件的代名词。本文通过对“应然”法律解释的性质、“实然”法律解释的成因以及现状分析, 进而提出我国应尽快实现从“实然”法律解释向“应然”法律解释的转化。

浅析法律解释的基本原理 篇5

[摘 要]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是法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一般学者对此却了解甚少。本文试图从法律解释的必要性、法律解释的对象与方法、法律解释的特性以及的法律解释的目标这几个部分对法律解释做一基本的探析。

[关键词]法律解释，法律解释的对象，法律解释的目标

法律解释是从神学解释及哲学解释延生出来的一门古老学问。历史上，法律解释主要见于并依附于民法学说的发展。到近代法律解释已逐渐出现了成为一门独立学问的倾向。从解释学的发展脉络来看，就是由具体解释学发展到一般解释学。法学解释学与文学解释学及神学解释学共同构成一般解释学的历史渊源。[1]对于法律解释这一概念一般学者虽不太陌生，但却对此缺少全面的了解。本文试对法律解释的一些相关基本原理作一探讨。分述如下：

一 、法律解释的必要性

在这里，我们必须先介绍一下法的适用。法的适用通常被认为系属于逻辑上三段论法的`应用，也就是法律之一般的规定是大前提，将具体的生活事实通过涵摄过程，归属与法律构成要件底下，形成小前提，然后通过三段论法的推论导出规范系争法律事实的法律效果。[2]法官在法律适用时必须先确定大前提，也就是所谓“找法”。在这一过程中有三种可能：其一，有可适用的法律；其二，没有可适用的法律（即存在法律漏洞）；其三，虽有规定，却因过于抽象，须加以具体化（这种情形则涉及价值补充）。[3]事实上，上述三种情形均是法官经过解释得出的结论。因此，广义的法律解释包括上述三种情形，即法律解释、漏洞补充和价值补充。

法律解释以法的适用为目的，也是法的适用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法律必须经解释才能适用。法律是由立法者制定的，立法者是人，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而由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必然具有局限性。即使立法者是万知万能的上帝，而法律必须最终通过文字、语言表达出来，但文字、语言则不能将立法者的意愿全部的。明确无误的表达出来文字所表现的法律，表面上其意义似极了，无须解释，然一旦欲适用于某种具体事实而确定其意义时，反难免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倘不加以解释，则必无法适用。[4]此外，对于同一法律事实，不同的法律也可能赋予不同的法律效果。对此拉伦茨先生指出“之所以会对法律文字的精确意义，一再产生怀疑，首要的原因是法律经常利用的日常用语与数理逻辑和科学性用语不同，它并不是外延明确的概念。[5]所有这些即产生法律解释的必要性。

二 、法律解释的对象与方法

法律解释的对象，又称法律解释的标的，学者对此争论盛大。有学者认为法律解释的对象为法律文本，即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规范及习惯和判例规则。[6] 有学者认为是法律规范的“条文”和它的附随情况。[7]有学者则认为包括法律文本和法律事实。[8]在这里我倾向于第三种解释。前两种见解其实大通小异，法律解释以文本为对象，解释者如不能确定文本的确切意旨时，必然须借助文本外的附随情况，如立法过程中的一切纪录、文件、立法理由书等资料，但这一切必须以“对一般大众公开者为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附随情况”的考察只是法律解释的依据或者方法，而不称之为对象。但是，法律的适用是事实与制定法的结合，作为解释主体按其权限来说不可能仅就制定法的条文进行解释而不去顾及法律事实。制定法对适用主体来说总是处于流动中，与具体的案件相比较它总处于未定状态中，法律面对历史的变迁应有部分的调适能力，否则制定法便会僵化。所以作为法律解释对象的法律不仅仅是指制定法还应包括法律主体活动所面对的法律事实。法律解释的意义恐怕也在于此，即通过解释者把在事实之先的成文法律与当今现实的案件结合起来，所以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存在两个方面的交流，一方面是解释主体与文本的交流，另一方面是解释主体与案件的沟通。[9]

法律解释的方法（仅指狭义）包括文意解释、体系解释、比较解释、历史解释、合宪解释等方法，其目的旨在澄清法律疑义，使法律含义明确化、正确化。在上述的各种解释方

法律解释 篇6

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的位阶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立项来源:(一)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要求;(二)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业务部门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建议;(三)各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建议或者对法律应用问题的请示;(四)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议案、提案;(五)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以及公民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建议;(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制定司法解释的其他情形。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制定司法解释的,应当层报高级人民法院,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决定是否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建议或者对法律应用问题进行请示”,由以上立法解释提案的主体与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立项来源的主体比较可知,法律解释提案主体的级别很高,而司法解释的立项来源的主体则比较广泛,对级别没有特别的要求,甚至普通公民都可以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建议。

立法解释位阶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关系决定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之间认为对方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而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不予修改或者废止的,可以提出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予以修改、废止的议案,或者提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法律解释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可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并有权要求其修改或废止,也可以以作出法律解释的形式解决司法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问题,这就说明了立法解释的效力是高于司法解释的。

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与检察解释的位阶关系

司法解释包括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为区别起见我们称为检察解释和审判解释。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做的司法解释以刑事法律为主,这与检察院的职能相关的。比较规范性法律文件效力高低的前提是对同一问题不同法律文件有不同规定,如果不同法律文件规范的是不同的问题就没有比较的前提。当检察解释与审判解释对于同一问题有不同的规定,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关于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的效力地位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审判解释的效力高于检察解释。如有学者认为“人民法院对法律文本所作的解释是最终解释,其效力优于其它机关的解释。司法机关的裁决具有终局性,司法解释也应当事终局的,司法机关对法律文本所作的解释的效力应高于行政解释与检察解释”。[1]另一种观点认为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没有效力高低之分。[2]对于检察解释与审判解释二者效力高低问题,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决议表明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之间没有位阶高低、效力大小的区别。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都是国家的司法机关,分别行使国家的审判权和检察权,其宪法地位平等,其作出的法律的解释的效力也应一样。另外,“具体应用的解释不同与立法和立法解释,它是基于审判权、检察权、行政权而产生的,因此其效力范围理应同审判权、检察权、行政权所能及的范围相同,不应超出审判权、检察权、行政权所能及的范围。具体来讲,就是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行政机关的解释,只能对各自的下级机关有约束力,不约束其它机关……如果行政机关、检察机关明知最高人民法院对某一法律条文的解释,为避免在诉讼中败诉,自觉尊重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当然是可以的。”[3]就实际情况而言,对检察解释与审判解释对同一问题规定不一致的情况是存在的,二者间的效力关系无法做出谁高谁低的结论,这是由在诉讼活动中尤其是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二者的关系决定的。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例如对犯罪的构成标准,如果审判解释的标准高于检察解释,无疑最后定案以审判解释为准,此种情况审判解释的效力高于检察解释,这是由法院审判工作在诉讼中的终局地位决定的。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1年4月18日制定的《关于经济犯罪追诉标准的规定》规定:“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出口退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而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9月9日制定的《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骗取出口退税款在5万元以上的才构成犯罪”,可见两者的定罪标准相差是悬殊的,这必然影响公安的侦查工作、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工作,这对于维护法制统一是不利的。而相反的情况如果检察解释定罪的标准高于法院的定罪标准,则检察院认为不构成犯罪的案件法院认为构成犯罪,特別是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检察院认为不构成犯罪根本不会立案,更谈不上移送到法院审判了,这时审判解释就没有发挥效力的前提,因为审判解释发挥效力的前提是案件移送到了法院,而此时案件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如比较2006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与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两个司法解释可以发现二者就相同问题的规定明显不同,就环境监管失职案检察院《立案标准》规定“造成基本农田或者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10亩以上,或者基本农田以外耕地50亩以上,或者其它土地70亩以上被严重破坏”才立案,而《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土地5亩以上,其它农用地10亩以上,其它土地20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应当追究形式责任”,可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司法解释犯罪标准比最高法司法解释规定的定罪标准要高,这样的后果是很多法院认为够罪的案件进入不到刑事诉讼程序。正反两种情况的出现,对于打击犯罪保障和人权都不利,也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在实践中会导致司法工作人员十分困惑,甚至无所适从。因此,在对同一法律问题都有规定时,应由有关机关联合作出司法解释,或者规定某个机关的司法解释具有较高的效力是必要的。

从以上分析可知,在司法实践中,检察解释和审判解释没有效力高低之分,因为各自机关都适用本系统的解释,最终什么解释在案件中起到决定作用,不是二者谁的解释效力高决定的,而是二者在诉讼中相互制约的关系决定的。在实际司法工作中,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相关法律问题没有司法解释时,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尊重甚至是遵从的;但如果最高检对同一问题也有相关解释,则必须服从最高检的解释,这是检察机关内部的领导体制决定的。当然在实践中当对一个法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司法解释,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相关司法解释,法院在审理个案中一般也是尊重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的,这也体现二者相互配合的关系。虽然从理论上讲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应用于具体个案时,可能被法院的判决否定,实际上也存在这种情况,因此从案件最终效果看似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具有最终效力,但这种效力的发挥必然以案件能进入法院审判这一环节为前提的,无法作出审判解释高于检察解释的结论。

需要提到的是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不是行政机关,其对刑事法规所做的规范性解释的性质是什么,效力怎样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正如检察解释与审判解释存在的博弈关系,公安机关所做的有关刑事法规的解释与检察解释、审判解释也存在同样的博弈关系,这决定于宪法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公安机关的定罪标准如果高于检察解释、审判解释,那么案件无法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即使检察院有立案监督的职能,但如果公安机关是根据公安部的解释性文件不予立案的,实践中检察院对于个案立案监督此时似乎也难发生作用。因此就同一法律问题如定罪标准问题,由相关机关作出统一的解释或者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具有较高的效力,检察解释效力次之,公安机关的解释再次之是必要,这可以有效的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当然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检察院、公安机关可以依法按照程序提出异议,以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合法性问题

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与行政解释的位阶关系

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对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分别作出了决定:行政解释是指“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凡属于地方性法规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进行解释。”可见行政解释的对象包括法律和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的对象仅限于法律,二者存在重合,当行政主体和最高法院对同一法律作出解释,谁的效力更高,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从行政解释与司法解释各自发生效力的领域看,二者没有效力高低之分。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务院,分别行使国家的审判权和行政权,其宪法地位平等。行政解释是基于行政权而产生的,因此其效力范围同行政权所能及的范围相同。审判机关、行政机关的解释,只能对各自的下级机关有约束力,不约束其它机关。如果行政机关明知最高人民法院对某一法律条文的解释,为避免在诉讼中败诉,自觉尊重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当然是可以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行政机关可否直接适用司法解释问题的批复》工商标字[2004]第14号在答复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中:“你局《关于行政办案机关可否以自己的名义适用司法解释对违法当事人进行处罚的请示》(吉工商标字[2003]83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司法解释是指由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对各级司法机关如何适用法律具有约束力。行政机关在办案时可以参考有关司法解释,但不宜直接适用司法解释。”这表明行政机关尊重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可以参照但不能直接引用的态度。

结语:立法解释的在法律解释中效力最高,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关键在于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行政解释的关系。理论上讲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行政解释各自在本系统有效,而其它机关的解释并不是本系统适用法律的依据。但在实际工作中,因检察院在诉讼中的后置地位以及法院诉讼终局的地位,为避免在诉讼中承担不利后果,其它机关对检察解释、审判解释给与尊重甚至实际的遵从,这反映了公权力间分工制约关系,解释在各自系统有效反映权力分工关系,司法的终局反映了司法权对行政权、检察权的制约,但这种制约不是单项的,而是双向的,行政权和检察权对司法权的制约反映在本系统对案件的過滤作用,使之不可能进入法院审判权运行的范围,限制了司法权作用的领域。因此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的同一,规定法律解释的位阶关系是必要的。法院诉讼终局的地位,决定了法院是判断行为是否合法的最后机关,其对法律的解释对个案具有最终效力,因此对于同一法律问题不同机关都有解释,赋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较高效力是合理的、可行的。但应该加强对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应该在监督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是否合法的问题上有具体的体现,

以共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

注释:

[1]谢志红:《论司法解释的原则》,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2]赵秉志、李希慧:《关于完善刑事司法解释的研讨》,载《检察理论研究》1993年第4期。

民事法律解释的标准分析 篇7

在司法实践当中, 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屡有发生。究其原因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产生了对抗, 法律规范的普遍性要求不存在相似情况不同处理的现象, 而具体到个案当中却会存在即使是相同案件结果都会出现不一样。如何解决法律规范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冲突, 通过个案的裁判体现法律规范的普遍性即为民事法律解释的任务。

由于民事法律解释在实体、立场、方法上的问题, 导致了民事法律解释的结果多样性, 这些问题被人称作形成裁判过程中的变动性因素。其一, 法官个人的不同的知识结构和对公平正义的不同理解。其二, 不同的理论学派对法律解释的认识和立场不一样, 形式主义法学的立法解释立场认为法律是一个逻辑上封闭的、自己自足的系统, 不需要外在的力量推动。其三, 就民事法律解释本身来讲, 在没有完整的位阶关系下, 不同指向的法律解释方法导致了法律解释结果的多样。司法裁判的过程中法官若要得出具体案件的法律裁判不仅需要一个法律规范, 而且在诠释中要附加其他成分。在对民事法律解释的过程中, 各自依目的解释方法、文义解释方法或价值衡量等方法势必造成对法律解释结果的多样。以上诸因素决定了在通过对个案的裁判体现法律规范的普遍性上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明确了各中要义, 在法律解释结果多样方面就能更好的理解。

二、唯一正解

目前理论界对法律解释结果的多样性的态度区别较明显, 有积极说和消极说两者学术观点。积极说主张认为尽管在法律解释结果的多样性不可避免, 但是为了实现法治的普遍性和统一性, 必须尽可能减少引发多样性结果的因素。而消极说认为对于不可避免的事物, 我们应该顺其自然发展, 不应该太多的干涉, 是一种司法无能力的表现。

笔者认为司法裁判的前提是合法律性, 对案件的事实和法律使用本身都是建立在依法的前提下, 也就是说法律解释结果的多样本身就是在合法律性的框架内, 故以合法律性来作为标准是不能解决多样问题本身, 只能作为一个最低的标准, 而合法性虽然是看似涵盖性宽, 其实质仍面临空泛和再解释的问题, 从合法性本身这种矛盾和混淆的基础出发去解决法律解释的多样问题势必导致意见的多样, 形成不了统一的意见, 更得不出惟一的结论。法律解释的合理性在具体的内容和实践的操作中, 更多的是参杂了主观的判断, 而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为理想状态的前提下去谈判断合理性的主体, 主观的判断的不一致的发生将会是必然的, 可以想像在民众中对于合理性的理解更将是纷繁复杂。法律解释的可接受性更多的是考虑了受众主体的倾向性意见, 而忽视了受众主体对法律解释持有的立场, 以及法律解释的不可接受性问题带来的后果, 还有民事法律解释是否能够真正使得所有的受众主体可接受的可能这一前提。笔者认为民事法律解释的标准既不是为了符合所有社会大众的可接受性, 因为任何法律自身的缺陷导致他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利益也不需要, 而无论是合法性还是合法律性、合理性都自身存在语词和认识的角度的缺陷, 但民事法律解释对此并非要求如此严格。笔者认为民事法律解释的标准更多的应从合宪性和合事物本质性去解释。

三、民事法律的合宪性解释

宪法是各个法律中位阶最高的法规范, 法律的制定必须在根据宪法制定, 故认为宪法的效力高于法律。法律规范有诸多意义发生时, 应选择与宪法的规定一致、精神相符的规范, 否则违宪。任何国家权利运作只有在宪法的规定下, 才具有了合法性和合法律性。

民事法律解释需要合宪性, 意即民事法律的合宪性解释, 指民事法律应依宪法的意旨及价值体系来解释, 而出现民事法律解释的结果多样时, 为避免被宣告违宪, 应做合宪性解释。只要其中一个解释可以导致法律合宪的判断, 就应该依此去解释法律, 并认为这是民事法律合宪的判断。例如不得逾越文字可能合理理解的范围, 不能偏离法律明显可变的基本价值决定和规范核心。合宪性解释一方面能够维护法律的安定性, 他方面亦能够通过开展宪法来实践宪法的规范功能。合宪性解释必须在法律的文义范围内为之, 而且不能违反立法者明白的一致决定及主要的立法目标。对法律规范或案件事实的解释, 对解释的程序或解释的结论, 都应当符合合宪性要求, 合宪性解释是法律解释的必然要求。缺少了合宪性标准, 法律解释就失去了依据, 其结果将不会被法律人、当事人和社会大众所接受。

民事法律解释的合宪性不仅发生在证立阶段, 同时也发生在证立后的大众接受阶段, 不仅以法官为主体的法律职业群体, 一般民众大众都将在内心得到认同。

四、民事法律的合事物本质性解释

对于民法解释学的性质, 目前都以亚里士多德的关于科学和技术划分为根据的, 依此根据民法解释学不属于科学, 因为他并非自然科学。日本学者川岛武宜认为民事解释学属于一种实用的科学。拉伦茨则认为如果民事解释学都称不上科学的话, 那么今日的大部分社会科学都算不上科学。因为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运用数学运算得出结果, 也不可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在论证后在是否正确上可以得到检验。民法解释学它探求的是法律解释和法律使用的方法和规则, 更多的是探求法律解释的合乎社会规律性, 即合乎事物本质性, 其只需满足对事物的盖然性和社会的妥当性。如果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理解, 民法解释学应该属于社会科学。

民事法律解释参杂了太多的价值判断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而价值判断的混入导致了法律解释的主观性, 而这种主观性尤以日本学者主张的利益衡量论为典型代表。既然民事法律解释不可避免主观性, 那么如何保障法律的公平正义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而民事法律解释的合事物本质性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可以达成一致的认同的。

参考文献

[1]张真理, 高小岩.《为什么公正的判决会被公众指责为不公》, 载《政法论丛》2009年, 第1期.

[2]德沃金.《原则问题》,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4页.

[3]拉伦茨.《法学方法论》, 商务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页.

法律解释 篇8

2006年11月, 南京市民彭宇在某公交车站等公交车的过程中, 见一位老人摔倒后, 主动上前搀扶并协助其家人将老人送至医院, 后又垫付了200元的医药费, 事后经鉴定, 老人左股骨颈骨折构成八级伤残。2007年, 老人一纸诉状将彭宇告上法庭, 称自己是被彭宇撞倒, 要求其赔偿各种费用总计13万元。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做出判决, 称“彭宇自认, 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 从常理分析, 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 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 即45876元。①判决结果一出, 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人们纷纷对这一判决结果进行批判, 舆论也一边倒的倒向了当事人彭宇这一边。在本案判决书中, 法官认为,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 在公交车这样人员聚集的公共场合, 撞到原告的人是不可能轻易逃逸的, 而被告是第一个下车的人, 因此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做好事, 更符合实际的做法是抓住撞到原告的人, 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 而且被告在原告家人到达后完全可以自行离开, 可被告未做出这样的选择, 显然与常理相悖;对于被告给付原告的二百多元, 事后被告也一直未要求原告返还,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 原、被告素不认识, 一般不会贸然借款, 而且在原告家属陪同前往医院的情况下, 由其借款给原告的可能性不大, 而如果撞伤他人, 则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垫付款项, 事后双方也到派出所处理本次事故, 从该事实也可以推定出原告当时即以为是被被告撞倒而非被他人撞倒, 在此情况下被告予以借款更不可能。因此, 可以认定该款并非借款, 而应为赔偿款。[1]法官依此认定, 原告是被告撞到的, 被告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从判决书中我们可以看到, 法官在解释案件事实的过程中, 大量的使用了“日常生活经验”“可能性”“常理”等词汇, 法官在解释案件的过程中虽然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如法官的个性或前见;社会背景 (特别是常识及常情) 等, 但这是否意味着该案法官的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呢凭借法官个人的生活经验来推定案件事实能否令人信服呢法官的创造性解释应以什么为限度呢

二、法律解释的创造性

本文语境下所使用的“法律解释”这一概念, 并不是指国家有权机关对法律所做出的具有普适性效力的解释, 而是指法官按照法律的规范意旨和法律精神, 运用法律思维方式, 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对与案件相关的法律和事实的意义所作的阐明。[2]法律规范是“死”的, 而法律适用却是“活”的, 法律适用的效果是通过法官的创造性适用实现的。法律解释之所有具有创造性是因为法律作为一般的规则, 是对大量的案件的共性的抽象, 但这种抽象本身并不是目的, 它的目的在于应用, 在于把共性的规则个别化, 从而达到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也就是说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只有经过法官的具体解释才能在具体案件中适用, 这一过程是共性的法律规范与具体案件结合的过程, 也是一个法律与事实相互影响的过程, 法律规范着法官去阅读案件, 但案件却以其自身丰富的个性影响、改变着法律规则, 因此, 法官审理案件是一种理解性地阅读法律和案件事实的过程, 这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解释, 没有这种创造性, 法官适用法律的任务就难以完成。因此, 我们可以说, 以往的那种认为法官只是机械的适用法律的“自动售货机”理论在法律解释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承认法律解释的创造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 它可以保障法律生命的持续性。其次, 承认法律解释的创造性就是承认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法律的解释, 这无疑是对立法权的一种限制, 是权力分工效果的一种继续。

同时, 我们也必须看到法律解释创造性的不足和弊端。一方面, 法官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可能做进行比较随意的解释, 尤其是一些不负责任或者业务能力不高的法官, 将一些非法律性的因素考虑进去, 做出令人难以信服的判决, 不能有效的平息案件的争议。另一方面, 无论承认与否, 法官的解释都是一种独断性的解释。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 司法权因为其独特的性质而不能像其他权利一样为每个公民所享有, 法律要想得到实施就必须只能为一方主体所掌握, 如果为过多的主体所掌握, 每个人都享有判断权那就难免众说纷纭, 使法律得不到实施。

三、法律解释创造性的限制

法官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应严格服从法律还是可以创造性的解释法律, 是长久以来困扰人们的问题。创造性的解释虽能弥合法律条文与具体案件之间的天然缝隙, 但却扩大了司法的不确定性, 传统的法律解释客观性理论为法官严格服从法律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支持, 在维护法治的同时也带来了司法裁判的僵化。综合看来, 两者各有优劣, 我们当下更应该倡导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的过程中服从法律而不是创造性的解释法律。这是因为, 首先, 我们正处于法制建设的初级阶段, 严格遵守规则的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也还没有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 再加上我国法院法官的素质参差不齐, 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倡创造性的法律解释, 很有可能会出现基本类似的案件却有截然不同的判决的结果, 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虽然立法者所创设的规范不可能完善或细化到为每一个案件立法, 但法官置身于职业的立场分析案件、解决纠纷的时候必须站在严格遵守规则的基础上, 最多只是在法条模糊不清的时候, 临时把自己假想成立法者, 若自己是立法者面对案件时该如何处理, 而不是真的以为自己是立法者。其次, 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都会自觉不自觉的进行创造性的解释。法官要对案件做出判决, 其所直接依据的并不是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抽象的法律规范, 而是经过解释之后所形成的审判规范, 创造性的解释是并不需要提倡, 而是法官解决案件所必需的, 这要求法官在解释的过程坚守严格法治主义的立场。

法官在解决案件的过程中对法律和事实所做出的解释并不是随意的, 其间必须受到约束, 法官在对案件做出解释时必须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 坚守严格法治主义的立场

严格法治主义要求在司法过程中法官在解释法律时必须严格地依照法律文本的含义严格调查当下个案的案件事实, 在进行充分的法律说理后产生个案的司法判决。换言之, 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应当尽可能的尊重立法原意, 而不应动辄超越立法, 应当尽可能的符合案件的客观事实而不应动辄按照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进行解释。“彭宇案”中的法官所依据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仅仅就其所依据的法律来看, 我们可以说, 其对法律所进行解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我们说, 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中的解释并不仅仅是指对法律的解释, 还有对案件事实的解释。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案件事实的时候, 其问题就一下子暴露了出来, 在本案证据不明的情况下, 法官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进行细致的案件调查或者因为案件证据不足做出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的判决, 而是武断的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将案件的事实解释成原告、被告发生了碰撞, 原告的损失是被告造成的, 并依此对案件做出了判决, 这明显违反了严格法治主义的立场。

(二) 考虑案件判决可能带来的不利社会影响

法律解释与其他种类的解释不同, 它保持的是一种向后看的姿态, 对后来的案件审判和社会公众的行为导向都会起到很大的指引作用。法官在做出判决时, 应考虑案件的判决是否会给社会公众的价值取向造成不利的影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牺牲个案中的当事人的具体诉求而只追求其社会效果。要避免这种不利社会影响的出现就要求法官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应坚持追求或者实现法的内在价值, 尤其是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 必然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倾注积极的主观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的渗透, 必须切合法律的内在价值。法治的原则在客观上要求法律解释的公正和平等, 解释法律并非是自作主张, 没有公正与平等价值的约束, 法律解释就会超出法律价值范围侵犯公众的权利。因此, 法律解释主体须以法为上, 释法科学合理, 掌握法的整体价值要求, 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内在价值。因此, 我们可以看出, 法官的创造性解释是受到正义等法的价值的限制的。

“彭宇案”的法官在判决的时候显然忽略了这样的一种考虑, 每一个案件的判决都会对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产生影响, 人们总是在自己的日常活动中, 总是会以判决书的结果来指导自己的行动, 如果案件是关乎社会公众价值观念、关乎社会传统美德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②参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关于本案做出的民事判决书, (2007年) 鼓楼一初字第212号。

论法律目的解释的客观性 篇9

在以大陆法系为主的成文法体系中, 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法律概念总是被看做法的重要内涵;而与颇为抽象的法律原则不同, 法律规则是法律在现实中最重要的依托。从狭义上来说, 法律规则是具有法律逻辑的具体行为规则, 以最基本的法律条文为现实依托, 是我们进行法律活动的依据, 是司法、执法、守法的行为准则。但是, 由于语言的模糊性、法律本身较之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以及立法者本身的原因, 法律规则往往存在漏洞。因此在法律尚未进行修改、而其内容又明显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的情况下, 法律解释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二、法律目的解释的“主观论”与“客观论”之争

法律解释的作用是为了在无法及时修法时的一种类似“造法”的活动, 其本质是实用性的, 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就需要采用一定的方法;于是便诞生了如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等等解释方法。其中, 目的解释, 由于无法通过直观的文本推导分析, 较之其他解释方法而言显得更加抽象, 因此学界一直存在着其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这样的争论。拉伦次对此总结道 : “19世纪后半叶 , 法哲学及方法论的文献就法律解释的目标已经形成两种见解 : 一方面是以探究历史上立法者的心理意愿为解释目标的——‘主观论’或‘意志论’ ;另一方面是以解析法律内存的意义为目标的——‘客观论’”。

在笔者看来, 目的解释的“解释”一词就决定了其必离不开主观的部分, 因为解释就代表着解释者在运用自己的理性转述、再运用一定形式的语言文字对其内容进行固定, 这个过程无论如何都带有主观的因素。但是, 对于目的解释主观性的承认并不代表者否定其客观性的部分, 甚至可以说, 客观性对于目的解释而言具有更大的意义。

三、分类比较法律目的解释的客观性因素

法律的目的可以从许多方面去理解, 包括法律规范的具体之目的和抽象之目的、作为整体的法律秩序之目的和个别的法律规范之目的等等, 但不管怎样去进行分类, 客观性始终隐藏于其中。

(一) 具体目的解释与抽象目的解释

在第一种分类中, 法律规范的具体目的往往是可以从其所属的法律部门、其本身的名称、甚至具体的条文中找到。例如《劳动法》, 其所属部门法为社会法, 说明其目的是调整某些社会性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名称为劳动法, 其目的可以细化为调整社会中的劳动关系;而在其条文第一条中还明确提到:“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调整劳动关系……”这更是直接地表明了其具体目的。其他的法律规范也是同样, 虽然不是都用条文明确标出本法目的, 但在对其具体目的的探究中我们往往可以根据具体的法律部门、规范名称等线索将其发掘出来。至于法律规范的抽象目的, 客观因素也隐藏于其中。由于该目的是“抽象”的, 所以它应该是将诸多的“具体”整合过滤、去粗取精的结果, 这个结果更接近于“本质”。关于法的本质目的, 数百年来法理学界围绕着公平、正义等等词语一直争论不休;无可否认作为概念的它们实在是难以捉摸, 但在生活实践中, 我们却可以将它们概括为两个字:情理。这里的情理更多地体现出一种社会的共识, 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通常情况下一个有着基本理性的人都在下意识里认可的尺度或者标准。这种标准可以是客观的, 否则人类永远也不会有共识存在。美国法官波斯纳也认为, 法律的客观性是一种“交谈性”意义上的客观性, 其追求的是“合乎情理。”法官进行目的解释 , 这是一种指向裁判规则的主观活动。但是 , 这样的活动并不是没有限制的 , 而必须符合现代法治精神 , 不能让法官成为专制者。也就是说, 法官在进行目的解释时必须被限缩在一定的范围内, 这个范围也包括作为一个正常的理性社会人的基本良知, 因而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二) 法律秩序之目的与法律规范之目的

在第二种分类中, 作为整体的法之目的往往是所有个别的法律规范之目的的集成, 所以如同上面对于抽象目的客观性的探讨一样, 法秩序之目的的形成来自于法律规定的意旨, 只有在理解了个别法律规定之目的的基础上, 才能真正理解法秩序之目的。而个别法律规定之目的又受制于整体法秩序之目的。解释者需要在个别规定之目的与整体法秩序之目的间进行循环互动, 往返于个别规定之目的与整体法秩序之目的之间。在这个过程中, 客观性是始终存在的, 如上所说, 因为那个“尺度”或者“标准”恒在, 所以不管如何去对法律的目的进行解释, 解释者都必须参考甚至受制于某些确定的、客观性的评价, 这有点类似于我们常说的“戴着镣铐起舞”。

之所以说客观性对于目的解释而言具有更大的意义, 是由于这种解释行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对法律进行修正、为了更好地实现个案正义。根据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学说, 法官往往在面临一个法律解释问题时首先会依靠其“先入之见”, 这个前见是往往来自于知识的积累和实践的总结, 具有主观性的因素, 但就其内容而言仍是客观的, 因为知识和经验都离不开常识, 这就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设置了限制, 社会可以据此对相关的法律解释进行评价, 判断它是否偏离了法律的本质。即“理解者 ( 或者说法官 ) 的目的在不同的时期是多种多样的, 但目的解释方法中的目的却不是任意确定的目的 , 它应当是法律价值 ( 正义等 ) 支配下的目的, 而不能是任意的目的。”1

参考文献

[1]李桂林, 徐爱国.分析实证主义[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2]陈金钊.目的解释方法及其意义[J].法律科学, 2004, (5) :36.

论法律解释必要性及其空间维度 篇10

1 法律解释存在的必要性

首先, 我国是一个成文法的国家, 所以总是要制定一些定式的法规法条, 法律一旦完成就必不可免的带有滞后性与落后性, 所以成文法具有局限性, 它不可能适应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切问题, 如果想达到公平与正义, 那么法律解释必然要存在。

其次, 司法解释的作出并不能完全符合案件的真实情况, 仅仅只有法官运用其实践理性及其实践智慧结合案件作出的解释才是公正合理的, 可见法律解释的重要性。

既然法律解释如此重要, 那么法律解释就可以没有限制, 任其发展吗?不是的, 法律解释应有其应当存在的空间维度。

2 法律解释的空间维度

2.1 制度上的空间

在我国法官是没有解释权的, 究其原因, 有如下几点:

(1) 首先, 司法解释的目的是为了具体的解释案件中的疑难问题, 是一种应用的问题,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二条: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 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也就是说法官依法是没有法律解释权利的。

(2) 我国相关规定, 当下级法院遇到疑难案件时应当报上级法院, 所以案件的主审法官是没有解释权的。当法官遇到疑难案件时, 不能自己去解释法律, 而仅仅只能报到上级法院, 由上级法院来解释。这样就剥夺了下级法院法官的自由解释的权利。

(3) 我国规范法院的文件没有规定明确赋予法官解释权。我国的司法机构是完全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行使权利的, 所以当法律没有赋予法官这项权利时, 也就是说法官没有这项权利, 即法官没有法律解释权。

我国为什么规定法官没有解释权呢?

(1) 我国是一个成文法的国家, 信奉成文法, 而且迷信成文法, 所以法官根本不需要解释法律, 他仅仅依照成文法的规定行使权力即可, 所以法官是没有解释权的。

(2) 我国是一个以立法为中心的国家, 所以一直都是以立法为中心的, 而解释权又相当于立法, 所以法官自然没有此项权利。

(3) 法官不可以进行法律解释是为了确保法制与法律的统一。要应用法律来治理国家, 那么法律就必须是明文规定, 如果随意变动就不利于法制, 所以为了法制与法律的统一, 就不可以进行法律解释。

2.2 应然解释空间

纵观我国制度上法律解释的空间, 可以看出法官确实没有法律解释权, 那么这样的做法真的可行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为了确保司法中的公正法官必须拥有解释权。原因何在呢?

(1) 法律适用与法律解释必然相连。

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 并不是仅仅停留在一个阶段, 事物也总是在运动变化发展的, 所以当制定法律者在某个阶段制定的一项法律, 也许在这个阶段适用, 在之后就不一定适用了, 并且制定的法律不是十全十美的, 它总是存在一定的漏洞与空缺, 那么怎样才能填补这个漏洞与空缺呢, 就是法律解释, 而且仅仅是法官所作出的法律解释。因为亲历的法官作出的司法判决才是真正公平的判决, 只有亲历的法官才能运用其实践理性去判断案件应当如何去处理, 应当运用何种方法去处理。所以法律解释是十分有必要而存在的。

(2) 成文法具有抽象性, 局限性。

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损害赔偿法》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严重”这样的字眼, 那么何为严重呢, 这个严重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我们的判断肯定是不一样的, 比如某个人丧失了去世亲人唯一的遗物, 他的精神受到伤害, 这个严重程度如何去判断呢, 这叫做严重吗?每个人的判断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存在很大的缺陷, 我们要克服它, 必然就用到了法律解释。

(3) 司法解释存在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 何必用什么法律解释呢, 我们国家本来就规定着司法解释, 这样不就弥补了这些漏洞与缺陷了吗。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司法解释仅仅是整体解释, 而不是对个案的解释, 这样的解释具有滞后性, 滞后于社会生活。也很难达到司法中的公平。

那如果赋予法官解释权, 那么这个权利的范围有多大呢?

我认为这个范围应该要讲求客观性, 不能有主观性。即法官作出解释时应该根据客观的事实, 而不是主观的想法。

这个客观性应该如何理解呢?

客观性不能按照严苛的字面解释来理解, 而是应该包括价值判断, 合理性判断等, 但是这些价值等判断应当有尺度。好多学者都提出了对度的判断, 比如职业道德、素质、社会大众的可接受性等。

我们对法律解释的态度应当是能动与克制。即法律解释应当发挥法官的能动性, 不应当拘泥于先例, 应当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包括在内。运用自己的价值判断去解决实际中遇到的问题。但是赋予其的法律解释的空间不宜过大, 如果过大, 可能会造成职权的滥用。那么案件将得不到公正的判决。

2.3 实践解释空间

我国在实践中也确实用到了法律解释, 当然不是那么明目张胆的提出, 但是在判决中却体现出了这种思想, 真正实现了司法中的公平。

1995年3月8日晚, 贾国宇与家人在北京市海淀区春海餐厅 (以下简称春海餐厅) 聚餐。就餐中, 餐桌上的卡式炉燃气罐突然发生爆炸, 致使贾国宇面部、双手烧伤。根据医院的诊断报告显示, 受害人“面部、双手背部深2度烧伤, 烧伤面积8%。”无法想象, 这一遭遇将给正处妙龄时期的贾国宇带来怎样的伤痛。其后, 贾国宇之父将春海餐厅、燃气公司及炉具厂共三被告一并告上法庭, 索赔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金65万元在内总额高达165万元的损害赔偿金。

然而, 在诉讼进行过程中, 各个被告却自己有自己的说法, 纷纷认为自己没有过错, 不愿承担任何责任。但无可争辩的是, 贾国宇作为无辜的受害者, 在本案中所遭受的创伤必须有人予以承担。那么案件是怎样处理的呢?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燃气公司因生产的产品不合格需承担70%的责任;炉具厂因炉具有漏气缺陷, 因此也需承担30%的责任。而由于没有证据证明春海餐厅提供服务存在过错, 所以春海餐厅无需负责。对于原告在诉状中提到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法院认为, “原告贾国宇在事故发生时尚未成年, 身心发育正常, 烧伤造成的片状疤痕对其容貌产生了明显影响, 并使之劳动能力部分受限, 严重地妨碍了她的学习、生活和健康, 除肉体痛苦外, 无可置疑地给其精神造成了伴随终身的遗憾与伤育, 必须给予抚慰与补偿。”据此, 法院于1997年的3月5日判令被告燃气公司及炉具厂共同赔偿原告贾国宇包含残疾赔偿金10万元在内的各项赔偿金共计27万余元。

当时我国对精神损害赔偿并无规定, 而且法官没有法律解释权, 在这种无直接依据的情况下, 法官作出的判决是认定精神损害赔偿, 这里面就实际运用到了法律解释。《消费者群益保护法》第41条将精神损害赔偿金规定在了残疾赔偿金中, 法官据此认定应当赔偿, 但是在判决书中却没有用到精神损害赔偿, 但实际上就是精神损害赔偿, 法官其实就是运用了法律解释的权利作出了判决。可见法律解释对案件的公平确实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法律解释必不可少。

综上所述, 法律解释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国家却缺少这样的法律解释, 所以我们要在其可以存在的空间维度内努力发展法律解释, 在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之间架构起法律解释的桥梁, 如果在中国可以建立起可以弥补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之间“脱节”的有效机制, 那么我们司法中的公平将很快实现, 法律解释的存在必将为司法公平作出巨大的贡献!在进行法律解释时, 应当先进行文理解释, 即应当先根据法律的规定作出解释, 如果文理解释不能做到公平公正, 那么我们可以运用伦理解释, 即目的解释, 历史解释等来实现案件的公平正义。希望我们国家可以切实地考虑法律解释的重要性, 早日使我们国家的司法部门成为人民利益的捍卫者, 是人民相信司法, 相信我们国家的法律!

摘要：在疑难案件逐渐增多的中国, 法律解释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要不断地发展法律解释, 但是法律解释并不是无任何约束的, 我们应当赋予法官一定的法律解释的权利, 但是其应当有其空间维度的限制, 所以也不能给予法官太大的自主性, 这样也许会造成权利的滥用, 所以我们要把握好这个度, 促进我们国家司法公平的实现。

关键词：法律解释,必要性,空间维度

参考文献

[1][美]德沃金.法律帝国[M].李常青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2]陈金钊.法律解释的哲理[M].大连: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

[3]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

[4]查理德.A.波斯纳著.法理学问题[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法律解释 篇11

我们首先比较一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7条和《民诉法司法解释》284条，看看二者有什么区别。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7条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84条规定：“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提起公益诉讼，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一）有明确的被告;（二）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三）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初步证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强调“对众多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并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样的要求。而司法解释沿袭了《民事诉讼法》第55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于是出现了《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要求提起消费公益诉讼要“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初步证据”这样的条款。这也是浙江省消委会提起的消费公益诉讼第一案“消费者实名购买火车票遗失后仍要全额补票”被上海铁路法院不予受理的原因，该法院认为浙江省消费者委员会没有提供“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初步证据”。

为什么《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而《消法》只规定“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是立法者的疏忽还是立法者刻意采取不同立法意愿的结果？笔者倾向于后者。

首先，民诉法修订在前，于2012年8月31日修改通过，消法修改在后，2013年10月25日进行。在修改消法的时候，民诉法已经修改通过施行。但消法并没有与民诉法采取一样的表述。

其次，“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本身就涵盖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内容。这就需要明确什么叫“公共利益”，有人指出公共利益是指一定社会条件下或特定范围内不特定多数主体利益相一致的方面，它不同于国家利益和集团（体）利益，也不同于社会利益和共同利益，具有主体数量的不确定性、实体上的共享性等特征。而“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里的“众多消费者”本质上指“不特定多数的消费者”。因此，当我们讨论“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也意味着这一行为同时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我们以“火车实名购票遗失全额补票”为例，消费者实名购买火车票遗失后须全额补票这一铁路运输企业实行的措施，侵犯的是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是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完全符合消法第47条关于消费公益诉讼的规定，为何还要求“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初步证据”？

对消费公益诉讼而言，法院的大门是否已经关上，这是搪塞不过去的问题，因为如果司法解释与法律打架，受损的是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应该明确回答，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应该根据立法法启动审查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冲突的《民诉法司法解释》相关条款。

法律解释方法在案例中的运用 篇12

2008年9月4日, 吴昌宝驾驶苏A-PW338号小型普通客车, 沿宁芜公路由南向北行驶时, 与由南向北骑自行车的周松池相撞, 造成周松池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该事故经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八大队认定, 吴昌宝与周松池负事故同等责任。苏A-PW338号小型普通客车车主为吴昌宝, 该车在人保南京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险, 保险期间自2008年3月11日至2009年3月10日。交通事故发生后, 吴昌宝支付了周松池的医疗费, 并给付原告方30000元。周和宏、周和奇系受害人周松池的儿子、汤文霞系周松池的妻子、周荣池系周松池的弟弟。交通事故受害人周松池系高邮市医站退休职工, 周松池与周荣池系同胞兄弟, 无其他兄弟姐妹。周荣池从出生时起表现为痴呆, 智力低下, 生活不能自理, 经扬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周荣池未婚, 其父母去世后, 一直与哥哥哥周松池一起生活, 并由周松池负责赡养。因赔偿事宜, 原告方诉至法院, 双方在周荣池的生活费的诉讼请求桑请求判令人保南京分公司、吴昌宝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上产生了很大争议, 被告人保南京部分公司、吴昌宝认为原告所主张的被扶养人周荣池的生活费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因此不同意赔偿。①

2.法律解释方法在案例中的应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 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 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②因此, 要想知道本案的原告周荣池是否属于该条第二款所列举的“由受害人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抚养人”, 就需要首先对该条进行文义解释。在对该条进行文义解释后, 可以发现我们仍然无法准确的确定“被抚养人”的概念, 之所以为会这样是因为, 在实践中法律技术以及立法者的局限性使得法律条文中所适用的概念的内涵和含义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造成文义解释在很多情况下会出现复数结果, 这时我们就需要借助其他解释方法来确定该条文的含义。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④因此, 通过系统解释, 我们可以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中的“被扶养人”的范围进行准确的界定。根据该款规定, 能够成为“被扶养人”的应该是受害人根据法律规定负有义务承担扶养义务的人, 具体而言, 包括两类:一类是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还有一类是虽已成年, 但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此可见, 不论被扶养人是否已成年, 他首先应当是受害人对其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 这是能够作为受害人的被扶养人主张权利的前提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名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十二条的规定, 兄弟姐妹属于近亲属的范畴没有任何异议。因此, 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弟、妹能否作为兄、姐的被扶养人, 主要需要考虑的是兄、姐对于已经成年的弟、妹是否负有法律规定的扶养义务。

尊老爱幼、相互扶持的和谐家庭道德理念自古以来就在我国所有思想观念中占据重要地位,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 兄、姐扶养、教育弟、妹是常见现象。为了更好的鼓发扬这项优良传统, 我国现行的婚姻法也将兄、姐在特定条件和特定情况下所负有的扶养弟、妹的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 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兄、姐, 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扶养的未成年的弟、妹, 有扶养的义务。由兄、姐扶养长大的具有负担能力的弟、妹, 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兄、姐, 有扶养义务”。⑤通过对该条进行文义解释,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只对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没有能力扶养的未成年弟、妹具有扶养义务, 至于其是否也对父、母已经死亡、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成年弟、妹有相同的扶养义务, 我们无法确定。实际上, 患有精神病或者其他疾病, 经鉴定丧失劳动能力、缺乏生活来源、没有结婚, 父母去世后又依靠兄、姐实际抚养的成年弟妹, 与身心正常的未成年人在性质上应该是一样的, 因此我国许多法律也将二者等同对待, 例如《民法通则》第十三条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不能完全辨认自己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可以进行与他精神状况相适应的的民事活动, 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 或者征得其他法定代理人同意”。⑥除此之外, 从立法本意上来看, 法律规定兄、姐对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弟、妹有扶养的义务是为了建立尊老爱幼的社会主义家庭关系, 使没有生活来源和劳动能力的弟、妹得到更好的照顾, 减轻社会的负担。由于患有精神疾病或者其他疾病, 经鉴定丧失劳动能力、缺乏生活来源、未婚, 父母去世后有依靠兄、姐实际扶养的成年弟、妹和未成年的弟、妹一样, 都属于弱势群体, 都需要兄、姐的扶助和赡养, 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应当对《婚姻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做适当扩大解释, 将缺乏相应行为能力, 又没有直系亲属供养的成年弟、妹包含其中。

3.对法律解释方法的一些看法

按照严格法治理论, 法律的解释应当严格按照字面含义来进行。但是如果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这样, 不仅法官的创造性难以得到发挥, 而且还可能会造成法律的僵化, 达不到法律调整社会的目的。为了改变这一僵局, 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在限制法官权力外, 现代法治理念应更多的关注对自由、秩序、平等、效率等法律价值的追求, 同时它还要求法律应用者在解释法律时可以根据法律的目的进

行限缩或扩张, 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与现实生活融合, 使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很好的贯彻。

注释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院研究所.《人民法院案例选 (月版)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35。

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

3参见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北京:法制出版社, 2008:340。

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8条。

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9条。